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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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
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量和短期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量，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量，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量。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量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采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第2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內容摘要：哈耶克認為：保持“貨幣中性”是實現經濟均衡的重要條件，貨幣的最優數量惟有市場才能發現，所以要“非國家化”。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由于貨幣供應量過度導致消費過度并使生產資料不足引起的。在生產力要素的時空組合上，哈耶克的“聯系的網絡”觀念與馬克思的“空間并存，時間繼起”的思想類似。要以為指導，研究市場機制在生產力發展不同階段的作用。
關鍵詞：哈耶克 貨幣周期理論 比較
哈耶克的貨幣周期理論簡述
（一）“貨幣中性論”和“貨幣非國家化”
哈耶克的貨幣周期理論是早期的重要經濟思想。受魏克塞爾和龐巴維克的影響，哈耶克的貨幣理論表現在“貨幣中性論”（Money neutrality）和“貨幣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兩個方面，是由貨幣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的概念和價格體系作為一種信息傳統網絡的概念相結合組成的。在哈耶克看來，貨幣數量變動后，不管一般物價水平是否變化，只要各種商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就會對生產結構產生影響。
因此，只要貨幣能保持中立，就不會影響經濟自動均衡的機制。這種動態變化有利于經濟發展，保持貨幣中性是實現經濟均衡的重要條件。貨幣非國有化是指各家銀行發行有自己注冊商標的貨幣。哈耶克認為：貨幣發行權如果由國家壟斷，必然會造成市場經濟的不穩定，引起失業和通貨膨脹。貨幣的最優數量是不可能事先確定的，惟有市場才能發現。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于滯脹的出現，哈耶克本人也放棄了通過高度政治化的貨幣機構來實現貨幣穩定性的提法。
（二）資本理論
哈耶克從自己的貨幣理論中推導出資本理論。他認為：資本不是同質的存貨，不是同一種東西的堆積，而是各種物品之間相互聯系的一個網絡，是相互補充的各種組成部分之間形成的一種復雜的結構，生產過程應該被視為一個接一個的“階段”，從最終消費層層遞進，一直到更為遙遠的階段。非消費品的雜亂堆積，未必能夠增加最終產出。每種資本投資如果要想能夠提高最終消費品產出，就必須適應指向最終消費階段的資本的完整結構。那些沒有能夠構成這樣完整結構的投資，就是扭曲的投資，只能造成資本損失和運營虧損。價格的根本作用在于只有在它能夠反映所涉及的不同種類的資本品（不斷變動的）的相對稀缺程度的時候，資本結構才能整合為一個整體，才能顯示出那部分扭曲的投資。
（三）經濟周期理論
哈耶克是從某種均衡狀態出發來分析經濟周期。哈耶克均衡是指在充分就業條件下，貨幣數量一定，整個社會的消費―儲蓄比例一定，但這還只是停留在僅僅運用金融工具范疇，從而生產的縱向結構一定時，人們用于購買消費品的貨幣同購買資本品的貨幣之間的比例，等于消費品產量與資本品產量之間的比例，即兩類產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應之比。這個比例稱作均衡比例。
哈耶克經濟周期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由于貨幣供應量過多導致消費過度并使生產資料的資本不足的周期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因素是促使生產結構失調的決定性原因。
以沒有閑置的生產資源為前提，在經濟擴張階段，資本市場上對于投資資金的需求將超過儲蓄，生產將利用銀行膨脹的信用，擴大資本物的生產，這導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費品的土地同勞動要素轉用于資本物的生產，但是，當銀行擴大的信貸經過生產者轉手變成人們的貨幣收入以后，按哈耶克的假定，人們將他們的消費恢復到正常比例，這就引起消費品價格上漲，導致生產要素又轉用于生產消費品，一旦信用擴張被迫停止，危機就會爆發。這時或表現為高漲階段利用銀行信用正在進行的投資（新建廠房），由于資本缺乏而萎縮或中止；或者表現為已生產出來的機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資本家缺乏資本而銷路不好，價格猛跌。哈耶克認為危機所引起的物價下跌會自動改變儲蓄率下降的趨勢，一旦資本供應恢復同增加，經濟也就自然地走向復蘇，無須國家干預。
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觀點
（一）凱恩斯的觀點
凱恩斯（1883-1946年）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承認經濟危機存在，但卻提出發生經濟危機和失業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來自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一是人們不愛花錢的心理，造成對消費資料需求不足；二是資本家對投資前景缺乏信心，造成對生產資料需求不足；三是人們愿意手里保存現金以便使用靈活方便，造成利息率偏高。這些心理因素影響，引起需求不足，投資下降，生產縮減，失業增加，從而爆發經濟危機。
凱恩斯認為，要解救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生活。他還提出一套“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赤字財政政策；信用膨脹政策；對外經濟擴張政策等。
（二）弗里德曼的觀點
弗里德曼（1912-2006年）于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在貨幣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增加開支將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將引起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縮減，從而產生“擠出效應”，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貨幣政策才是一切經濟政策的中心。
弗里德曼認為：根治通貨膨脹的唯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控制貨幣增長。控制貨幣增長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要“公開宣布長期采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
馬克思關于貨幣周期的理論概要
（一）馬克思對貨幣的論述
馬克思在論述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時指出：“貨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
馬克思考察了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的循環之后指出：“產業資本的連續進行的現實循環，不僅是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的統一，而且是它的三個所有循環的統一”。產業資本要連續地循環，必須具備兩個互相聯系的必要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產業資本各種職能形式在空間上的同步并存；第二個條件是產業資本各個循環形式在時間上的繼起性。產業資本的循環只有具備這兩個互相聯系的條件，在三個循環形式的統一中，總過程的連續性才能順利地得以實現。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制這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爆發的經濟危機，產業資本循環只能在不斷中斷和破壞中進行運動。
（二）馬克思對經濟周期的理解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一般包括四個階段：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經濟危機是周期的基本階段。經濟危機是指資本主義社會每過一定時期就要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的社會化同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引起的相對生產過剩。
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經濟方面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個別企業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哈耶克貨幣周期理論和馬克思相關理論的比較
首先，哈耶克與馬克思都是對人類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產生大而深遠影響的思想家，對于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理解和均衡狀態下研究貨幣的作用，有類似的共同點。對經濟的研究采取極其嚴密而科學的態度方面也很相像。只要人類社會存在，他們的思想會繼續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
其次，從兩位作者的活動年代來看，馬克思主要的研究活動在19世紀中后期，哈耶克主要在20世紀。應該說，哈耶克的思想受到馬克思的影響。
第三，在生產力要素的時空組合問題上，觀點趨同。哈耶克主張：資本是相互聯系的網絡，生產過程應該被視為一個接一個“階段”；馬克思指出：產業資本各種職能形式在空間上的同時并存和時間上的相互繼起性為產業資本繼續循環的必要條件。
第四，在對待市場經濟的態度上，哈耶克主張堅定不移地完全信任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而馬克思主張在生產力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承認市場機制的作用，并且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同時，馬克思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由于其內在矛盾的發展，必然要被更高級的社會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顯然，哈耶克本人在研究過程中極力排除政治的干擾，試圖用純經濟的視角研究經濟，但是，他所研究的出發點是經濟的均衡狀態，而所謂的“均衡狀態”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統治世界的“理想狀態”；是極少數人靠過去的掠奪成果任意剝削絕大多數人的“理想狀態”；是假定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永恒的非人道的“一相情愿”。
美國經濟學家馬克史庫森把西方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傳統的經濟學；第二層次，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凱恩思主義經濟學；第三層次，對市場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以弗里得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主張經濟蕭條時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層次，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用―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
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從形式邏輯的觀點看，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我們如實地觀察的理論體系，理解其中的辯證邏輯思維，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適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肯定的理解中，同時指出它由于內在矛盾的發展而必然走向滅亡的趨向。馬克思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肯定中包含否定的、辯證的理解。
馬克思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這是一種誤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大量的篇幅敘述英國工廠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也是為了讓剛剛發展資本主義的德國借鑒英國的經驗，“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
哈耶克主張的“貨幣非國家化”實際上是讓極少數金融寡頭控制貨幣這種特殊商品進而騎在世界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均衡狀態”永恒。這種狀態對于特權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是再美好不過了。就像當今部分世界金融資本控制世界一樣。然而，到今天的人類歷史發展證明，資本主義并非永恒，人類解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是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
馬克思是運用辯證邏輯思維闡述了它的貨幣周期理論在內的經濟思想，就像我們在《資本論》中看到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較發達的英國的工廠法的積極的一面給予肯定的同時，通過《資本論》全篇，闡述了資本主義終將走過其歷史過程的必然趨勢。
筆者認為：為了有效地把握經濟理論，就要完整準確地學習和理解的經濟理論，要以為指導。盡管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經濟的內在矛盾；但是，與此同時，也催生了更為復雜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世界的歷史還是在馬克思所揭示的歷史規律范圍內發展變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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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顧錦屏，周亮勛，吳惕安，楊啟.馬克思的偉大一生[M].北京出版社，1983
3.宋鴻兵.貨幣戰爭[M].中信出版社，2007
第3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創新
一、引言
隨著金融危機在全世界蔓延，各國經濟出現負增長，許多知名企業紛紛倒閉，中小型企業更是無力繼續支撐下去。面對金融危機，各國的企業管理者不能坐以待斃，應積極的態度、合理的方法應對，達到經濟能夠觸底反彈。因此，如何對市場經濟未來趨勢曲線以及潛在需求的精確認識，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立足并壯大的有力武器。
二、經濟管理的創新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作用
顧名思義，企業經濟管理是企業內部采取的管理模式，包括管理方案、近期與遠期發展目標、審評體系以及各種有關生產經營的系統規劃等。現階段，實施企業經濟管理的目的都是使企業的效益更上一層樓，單純的以經濟利益為終極目標。從長遠來看，這樣便會影響企業的長遠發展，在這里我們所提及的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是站在一個新的高點全局考慮，將各子系統相關聯的部分統一考慮，將各種功能細化，統籌管理，企業各系統功能之間呈現樹狀分布。近期，危機接連不斷，企業運營出現問題，經濟蕭條。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各企業就必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進行經濟管理創新才能使經濟在國家綜合實力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競爭一直是經濟領域最突出的特點，尤其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要想擁有強大的臂膀，管理模式的改革創新至關重要。中國的企業與國外的同規模企業相比較，無論是從經營模式還是技術、人員素質等方面均存在不足，這樣就會給企業的長足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機時期，以上的不足被放大，企業的生存受到威脅。因此，及時更新企業經濟管理模式，提出創新方式顯得尤為重要。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的方式
企業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進行經濟管理過程中，必須要進行創新的管理方式才能夠確保企業能夠適應市場的需求，提高企業自身的市場競爭力，保證企業實現生產經營價值的最大化。通常情況下，企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經濟管理的創新：
第一，企業經濟管理觀念的創新。友善款待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建立企業鏈。從自身做起，熱愛崗位、熱愛同事以及熱愛客戶，相信在任何時候，任何人員都是你的戰友；更新企業管理觀念從危機意識開始，時時刻刻有危機感，每時每刻有戰略意識，將企業永遠放在第一位；與外部關系和諧相處，這一觀念不僅表現在經濟衰落期，同時也表現在經濟繁榮期。在繁榮時期建立和諧的關系尤為重要，這樣才能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競爭力更強，盟友之間相互幫助、團結合作、共度難關。
第二，信息化平臺的引入創新。當今社會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實力的競爭，經濟領域也不例外。所以我們在引入信息化平臺的同時要尤其注重它的創新。信息化的創新在企業經濟管理中表現為企業財務管理手段的網絡信息化。其中包括：遠程監控、遠程評估、報表實時傳輸、遠程操控等一系列工作。在網絡信息化的基礎上，建立企業專門的信息管理數據庫，保證財務管理的完整性。
第三，企業經營策略創新。獨辟蹊徑，方法多樣。改變傳統的經營方式、組織結構，充分利用科技技術，將商業引向“出租時代”。在建立信息化平臺的同時，創新組織結構，樹立標新立異的企業品牌。適當多元化經營，以克服經濟危機來臨時企業的盲目與慌張。可以說經營模式的多元化創新是當今時代解決后金融危機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多種方式經營可以規避鋒芒，保持企業的存在空間。企業進行經營策略的創新能夠是企業實現多種模式的經營管理，適應社會不同方面的需求以及要求，也使得企業能夠在經濟不景氣的市場經濟中獲得立足之地。
第四，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創新。企業的發展靠員工的努力、智慧，只有集思廣益才能將企業的明天建造的更美好。企業要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工作，一般情況下可以通過進行定期的員工教育以及培訓使得企業的所用工作人員能夠更加熟悉的掌握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經驗。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不應該進行人力資源成本方面的做法，而是應該通過創新以及優化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在根本上降低其管理成本，從而達到節約企業的資源以及成本。
第五，企業要創新市場。經濟危機期間，市場經濟不景氣，一方面企業必須要在這個階段進行企業員工的相關專業技術技能的培訓，另一方面企業必須要進行大量的市場調研，充分認識市場整體的發展趨勢以及市場未來的需求。企業還要對調研的結果進行深入的研究，結合企業當前自身的情況進行對比分析，找到適合企業發展的道路以及方向。只有做到以上兩點，企業才能夠在金融危機中創新市場，尋找新的市場生機，使得企業能夠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提高競爭力，立于市場經濟不敗之地。
第六，企業要進行創新企業戰略以及創新企業生產活動。面對全球環境經濟危機，企業要做到能夠主動降低企業整體的盈利目標，選擇進行一些企業戰略上的創新，企業的整體大的規劃并不是一成不變，也是要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進行隨時創新的，只有這樣進行創新企業的戰略，才能夠保證企業正常的運營。
四、結語
綜上所述，企業要想能夠實現整體的目標，必須要進行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只有開展科學創新的經濟管理工作，才能夠保證企業有效的提高工作生產效率，降低企業的生產以及經營成本，在整體上提高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使得企業適應后金融危機的環境以及市場競爭。因此，企業要想能夠確保正常順利的運營以及生存發展，就必須進行經濟管理的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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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關鍵詞：車聯網；物聯網；Telematics；智能交通
中圖分類號：TP3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1302（2012）11-0039-03
0 引 言
每一次經濟危機之后，科技創新都成為戰略制高點。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各國正在進行搶占科技制高點的競賽，全球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時代。作為新興產業和科技創新的代表，物聯網已成為經濟危機后期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從“智慧地球”到“感知中國”都體現出決策者對物聯網的高度關注。然而，發展物聯網也不能四面出擊，應該抓好重點，注重實效。在這個過程中，車聯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車聯網是指通過多種無線通信技術，實現所有車輛的狀態信息（包括屬性信息和靜、動態信息等）與道路交通環境信息（包括道路基礎設施信息、交通路況、服務信息等）的信息共享，并根據不同的功能需求對所有車輛的運行狀態進行有效的監管和綜合服務。車聯網可以實現車與車、車與路、車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可以幫助實現車、路、人之間的“對話”。就像互聯網把每個單臺的電腦連接起來，車聯網能夠把獨立的汽車連接在一起。
在國外，歐洲汽車公司 （如曼、沃爾沃、斯堪尼亞、奔馳等公司） 早已將車聯網技術應用于車隊管理。同時，歐洲客運公司也在積極推廣應用車聯網技術。美國的IVHS、日本的VICS等系統也都通過車輛和道路之間建立有效的信息通信，從而實現智能交通的管理和信息服務。比較優秀的車聯網系統有瑞典SCANIA的黑匣子系統等。目前，車聯網的主要應用是Telematics（車載信息服務）。美國、日本和歐洲的Telematics應用較為成熟。全球應用成功的Telematics 有日本的VICS 中心、豐田的G-Book 以及通用的On-Star。韓國正處于初期發展階段。在我國，Telematics 是一個新興的、用于汽車通信市場及個人應用的系統。2009年，豐田G-Book和通用On-Star在中國正式推出Telematics服務。因此可以說，2009年是中國Telematics的產業元年。
第5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關鍵詞:貨幣金融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金融危機理論中“虛擬經濟”的考證分析
金融危機理論在分析金融危機生成的可能性及現實性時,把金融危機分成了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兩種。特別是在分析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時,強調了信用、“虛擬資本”、“虛擬經濟”對于產生金融危機的影響。
1.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生成的可能性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寫道:“本文所談的貨幣危機是任何普遍的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的一個特殊階段,應同那種也稱為貨幣危機的特種危機區分開來。后者可以單獨產生,只是對工業和商業發生反作用。這種危機的運動中心是貨幣資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圍是銀行、交易所和財政。”[1]同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一樣,首先,商品買和賣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離,使貨幣和商品的轉化出現隨機性、不確定性,包含了危機的可能性。因為“流通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正是因為它把這里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進別人的勞動產品這二者之間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買和賣這二者之間的對立。”[1]這樣以來,商品和貨幣的轉換即商品生產和價值實現過程就包含著中斷或危機的可能性。其次,隨著信用的發展,貨幣作為支付手段包含著危機的另一種可能性。在物物交換時代是不可能有危機的,只有在貨幣時代或商品經濟時代,“如果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發揮作用的結果是彼此的債權相互抵消,也就是說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中潛在地包含的矛盾沒有成為現實;因而,如果危機的這兩種抽象形式本身并沒有實際地表現出來,那就不會有危機。”[2]而當這種矛盾實現時,危機的爆發就有其可能性了。
2.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的現實性
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是不以經濟危機爆發為條件的金融危機。它產生的現實條件來自金融系統內部的紊亂。“危機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費有關的零售商業中暴露和爆發的,而是在批發商業和向它提供社會貨幣資本的銀行中暴露和爆發的。”[3]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信用、銀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虛擬資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謂“信用經濟”、“金融經濟”、“虛擬經濟”。特別是虛擬資本如債券、股票、匯票等的發展有暫時超越和背離生產系統而發展的趨勢。這時,貨幣與虛擬資本商品與信用貨幣的對立顯露出來,其矛盾的積累導致了貨幣金融危機。因為信用和信用貨幣不是真正的貨幣,不是真實的財富,和普通商品一樣最終要向貨幣轉化,因此 “在危機中,會出現這樣的要求:所有的匯票、有價證券和商品應該能夠同時一起轉化為銀行貨幣,所有的銀行貨幣又應該都能夠同時一起再轉化為資金。”這時,以虛擬資本為主體的虛擬經濟中就會出現所謂“金融過剩”,危機一觸即發。馬克思又說:“勞動的社會性質一旦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表現為一個處在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會不可避免。”[4]在這里,馬克思在論述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及現實性時,都特別強調了信用的發展對金融危機的影響,進而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虛擬資本的自我膨脹運動是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形成的主要機制[5]。
3.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的擴散性
馬克思對金融危機的分析雖然是以國內系統為基礎進行的,但并沒有限于國內系統。他已經認識到資本的國際流動對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在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展過程中,各國金融、貿易和生產密切關聯,金融系統特別脆弱,而資本的國際流動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機的產生。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機的時刻,支付差額對每個國家來說,至少對每個商業發達國家來說,都是逆差,不過,這種情況總像排炮一樣,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這些國家里發生;并且,在一個國家比如英國爆發危機……接著就在一切國家發生同樣的總崩潰。”[4]金融危機就這樣在許多國家依次發生了[6]。國際信用的發展推動了一切國家的出口和進口膨脹,加深了各國間經濟貿易和資本金融的相互依賴,但信用支持下各種商品和債務的價值最終仍然都需要貨幣來實現和清算,從而就可能使國際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特別容易發生了。
二、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探析
按照金融危機理論,可以說美國金融危機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多種矛盾激化的表現,但這又是一場并不伴隨經濟危機而發生的獨立性的金融危機。2008年這一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簡稱次貸危機)持續惡化釀成的金融風暴,幾乎波及到了樓市、股市、債市、匯市、銀行、保險、大宗商品等所有經濟領域,其影響范圍也幾乎擴大到了全球的各個角落。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無論從其可能性,現實性還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證了金融危機理論的科學性與正確性。那么,它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從美國金融危機看金融危機理論中的信用和虛擬資本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國家,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就是信用經濟,而信用經濟就是虛擬資本的膨脹發展運動,也就是所謂的虛擬經濟。美國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其金融系統非常活躍,金融創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產品如按揭抵押債券(MBS)、債務抵押憑證(CDO)、信用違約掉期(CDS)等等(也即虛擬資本)的產生,大大延長了貨幣支付鏈條,一旦某一環節不能實現,就可能導致整個金融系統的紊亂,引發如馬克思所說的:“……同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一起自然發生的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7]馬克思當時對于信用和虛擬資本發展對金融危機的影響的論述,恰恰說明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導火索:無論是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還是次貸危機都是美國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而過度發展的必然結果。
2.直接原因或導火索是美國次貸危機或房地產泡沫
由美國房地產經濟泡沫破滅所引發的次貸危機,進而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機和金融市場的劇烈震蕩。其危機的源頭就在于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為了應對2000年前后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和2001年“9?11”事件的沖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從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連續13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使利率從6.5%降至1%的歷史最低水平。這使得美國民眾蜂擁進入房地產領域,而在房價只漲不跌的預期下,房貸規模進一步擴大,埋下了危機的隱患,而2005年美國房價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調,使房貸者無力還款,造成了次級貸款違約率上升,直接引發了次貸危機。
3.根本原因在于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
盡管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主要是從實體經濟的生產過程周期(繁榮、衰退、停滯、復蘇)中來分析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的,但當時,他已經意識到了信用發展和虛擬資本的產生對獨立發生的金融危機的決定性影響。并且,馬克思還認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信用經濟,這種信用經濟就是虛擬資本的膨脹發展運動,是虛擬經濟。美國金融危機也正印證了這一點,其最大特點就是虛擬經濟,即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做了系統論述。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債券、匯票、土地所有證等帶利息的有價證券或所有權證。虛擬資本不代表現實的資本,但它通過深入到物質資料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生活中,推動實體經濟運轉,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馬克思指出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的無差別勞動。因此,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而一旦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因此可以說,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虛擬經濟而在于它的過度發展。
三、總結
金融危機理論關于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的分析,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及現實性,而且對于我們認識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及分析現代金融危機也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其理論中關于信用制度和虛擬資本的研究,為我們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發展虛擬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為此,我們應該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規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銀行信貸等信用支付系統。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虛擬經濟發展的優勢的同時,防止其過度發展所造成的“金融過剩”而引發危機。此外,還應在國際貿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國際信用體制,以防止金融危機的外部傳遞性的繼續擴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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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德祥.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世界金融危機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第6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導語 日本的跨國婚姻的比例隱藏著神秘的規律，跨國婚姻的勢頭變化總是領先于全球經濟形勢兩年。
日本人和德國人一樣嚴謹，因此厚生勞動省的“人口動態統計”恐怕是世界各國中做得最細致的。查閱日本跨國婚姻的數字，雖然枯燥，但也能發現許多有意思的趨勢。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跨國婚姻比例一直在1%以下。1980年突破1%，1987年達2%，僅兩年后的1989年就突破3%。但在1990年突破3.6%之后，因離婚率的迅速增加開始徘徊。到1995年，跨國婚姻終于又止跌回升，再度掀起。在世紀之交稍有滑落后，2003年再度上漲，2006年突破6%之后，緊接著又是一個長期滑坡。
從數量上看，1990年跨國婚姻約為2.5萬對，2006年約為4.5萬件。
仔細觀察這組數字，會有一個奇怪的發現。那就是日本的跨國結婚勢頭總是先于經濟形勢兩年左右變動。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前兩年，跨國結婚比率已經先行下落；在亞洲金融危機襲來的前2年，跨國結婚比率開始迅速增加；又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前2年，跨國婚姻比率已先行墜落。真應了那句話“春江水暖鴨先知”，超越國境的愛情結晶，竟似隱藏著經濟走勢未卜先知的魔手！
再看國際離婚占離婚總件數的比例，1992年才開始統計公布。當年約占4.3%，此后一度低回至4%左右，1997年再度上升，年年刷新，2005年突破6%。此后，由于日本人離婚基數的縮小，相比之下國際離婚所占比率如脫韁野馬般躍升，本文由收集整理與國際結婚件數的減少呈現出一種巨大剪刀的形狀。
跨國婚姻的離婚率，似乎也同樣隱含著某種神秘的規律，1992年開始統計公布本身就非同尋常，那是日本泡沫經濟開始崩潰之年，也是跨國離婚高發開始引人注目之年。同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跨國婚姻的主力軍是東南亞、韓國等地的女性，這種聯姻是逃出危機地區的手段之一。而且，每次經濟危機之后，都伴隨著一段跨國婚姻破裂的高發期，這意味著危機造成的家道變遷、財產糾葛是主因之一。
跨國婚姻預言了經濟危機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國婚姻數據，首先要是“誰娶誰”，其次是“對象來自何方”。日本的跨國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與外國女性結婚。有一個統計數據叫做“外國妻子與外國丈夫之比”，1990年達3.5以上，這意味著7成以上的跨國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國女性。
此后，數據長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過4，這意味著上述比例達到8成。此后再經過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約2.3。這幅圖景看起來也與經濟發展和各國實力對比暗合。在發展階段，女性處于弱勢地位，跨國婚姻是擺脫目前不利地位、提前進入現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隨著亞洲各國經濟成果的顯現，發達國家一邊倒的結婚模式也在變化。
再看“對象來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國女性中，按國籍人數排依次是中國、菲律賓、韓國和朝鮮，泰國尾隨其后。
中國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數，1983年達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勁升，1997年達近7000人，一躍而居各國之首。世紀之交是中國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幾經波折，到2009年，數量開始呈現決定性的下滑，回到1萬人左右水平。
這組曲線看起來很像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城鄉人口流動的再現。當國門打開、流動限制放寬時，出現人口流動。之后，主要流動限制由行政限制讓位給經濟條件、語言差異、文化差異等其他要素。
再將中國與位居第二三位的朝韓和菲律賓相比較。韓國和朝鮮新娘的數量也是從1987年開始急速上升，到泡沫經濟破滅開始下滑。在亞洲金融風暴和2004至2006年日本經濟高揚時期，又出現兩個小，但無不以過后的離婚率暴增為代價。
菲律賓的數據更有意思。其人數統計出現于1992年，但已近6000人。就是說，當日本人開始注目時，菲律賓新娘早已是龐大軍團。同樣，其人數從2006年后陡然下滑。一向被視為順從老實的菲律賓女性，看來其慧劍之鋒利決不亞于韓朝女性。
離婚后，外國女性成為日本經濟的骨干力量
若將跨國婚姻比例視為成果、將離婚比例看作代價，會得出一些有趣的結論。那就是國際婚姻首先與國家開放程度相關，其次與經濟形勢好壞相關。因其與政治、經濟因素關聯太緊密，跨國婚姻過后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不論是在日本還是中國，婚姻要素除情之外，永遠無法拋離政治、經濟等種種原因。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婚姻可以改變當事人及其所屬集團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發達國家居民同發展中國家居民的婚姻，當不乏絕世愛情，但普遍觀之，多數家庭的組織往往含有太多的其他考量。
數據顯示，日本國際結婚大幅度增加始于1987年。此時，日本泡沫經濟已經發生，日本政府政策開始向福利國家轉變，日本人開始有了富裕的感覺。此后，日本政府為解決日本人婚育問題，為跨國婚姻大開綠燈；國際婚姻介紹業成為流行行業，辦理國際婚姻所需手續也成為“司法書士”的賺錢業務；加上日本“殘留孤兒”歸國人數增加、中日間的經濟合作增加等等，促成了日本“跨國婚姻”的到來。
但是，早在國際金融危機到來的前兩年，日本的
國際結婚就開始出現大退潮。如菲律賓和韓朝數據所示，近半數以上跨國婚姻家庭破裂，中國女性的離婚率也高達近3成，如此高昂的代價，不能不令人考慮其原因。
首先，日本的跨國婚姻大多數是經國際婚介所介紹的。因為是營利行為，一般是以成果論費用。其費用不僅包括介紹、會面、還包括婚禮、結婚手續、辦理新娘簽證指導等，每個case都價格不菲。因國際旅行費用高昂，多數在一兩次見面后就進入談婚論嫁的程序。
其次，多數日本新郎和外國新娘的條件并不對等。日本新郎多在日本社會評價層面上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常見的case是：家居農村、結婚對手無處可尋；離婚或老鰥夫；寡母相守、無人愿嫁；自小驕縱或放任，溝通不易；就職企業或職業難得女性歡心；其貌不揚、性格內向；為收取報酬而假結婚。而外國新娘也往往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普遍情況是無法通過留學或投資的方式達到出國的目的。
由于語言限制和日本出入境管理制度，外國新娘從開始交往階段就在語言和保護自身權益方面處于弱者的地位。
商業運作和初期的弱勢，已經蘊含著日后變故的重大原因。當外國新娘在語言、自我認知和簽證問題上的弱勢地位一旦改變，情況就大為不同。21世紀以來，日本經濟社會幾多動蕩，解雇、中小企業破產、家族商業沒落等造成家庭經濟狀況的變化，都構成婚姻破裂的原因。
另一方面，通過學習和適應而掌握了生存訣竅的外國女性，遠比日本丈夫們更能適應日本的社會生活，甚至更擁有創業精神，走出家門也成為她們伸張權利的選擇。而面對丈夫及其家族的不公正待遇，覺醒的女性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尋求法律的保護。打官司要花錢，法律咨詢卻可以免費獲得，除個別特例之外，在跨國離婚導致的財產糾紛中，最大受益者實際上是外國女性。
當她們一旦脫離了婚姻的羈絆，往往成為中小企業的創業者，一面養育著孩子，一面為日本經濟作著貢獻，甚至成為日本經濟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活力。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國婚姻數據，首先要是“誰娶誰”，其次是“對象來自何方”。日本的跨國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與外國女性結婚。有一個統計數據叫做“外國妻子與外國丈夫之比”，1990年達3.5以上，這意味著7成以上的跨國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國女性。
此后，數據長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過4，這意味著上述比例達到8成。此后再經過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約2.3。這幅圖景看起來也與經濟發展和各國實力對比暗合。在發展階段，女性處于弱勢地位，跨國婚姻是擺脫目前不利地位、提前進入現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隨著亞洲各國經濟成果的顯現，發達國家一邊倒的結婚模式也在變化。
再看“對象來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國女性中，按國籍人數排依次是中國、菲律賓、韓國和朝鮮，泰國尾隨其后。
中國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數，1983年達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勁升，1997年達近7000人，一躍而居各國之首。世紀之交是中國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幾經波折，到2009年，數量開始呈現決定性的下滑，回到1萬人左右水平。
這組曲線看起來很像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城鄉人口流動的再現。當國門打開、流動限制放寬時，出現人口流動。之后，主要流動限制由行政限制讓位給經濟條件、語言差異、文化差異等其他要素。
第7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金融危機又稱經濟危機（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整個世界經濟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斷收縮（負的經濟增長率）。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由于資本主義的特性，其爆發也是存在一定的規律。
二．金融危機表現
商品滯銷，利潤減少，商品大量過剩，銷售停滯；生產力和產品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開工不足甚至倒閉，失業工人劇增；企業資金周轉不靈，銀根緊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嚴重破壞，銀行紛紛宣布破產，生產力和產品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社會經濟陷入癱瘓、混亂和倒退狀態等。
三．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引起這次全球金融風暴的最初原因是次級貸危機。
次貸問題及所引發的支付危機，最根本原因是美國房價下跌引起的次級貸款對象的償付能力下降。而全球失衡達到無法維系的程度是本輪房價下跌及經濟步入下行周期的更深層次原因。全球經常賬戶余額占GDP的比重自2001年持續增長，而美國居民儲蓄率卻持續下降，當美國居民債臺高筑難以支撐房市泡沫的時候，房市調整就在所難免，進而導致按揭貸款的拖欠率明顯上升，無力還貸的房貸人越來越多。一旦這些按揭貸款被清收，便最終造成信貸損失。
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
1、經濟增長速度會有所下降，因為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大，出口增幅會下降，出口對GDP的貢獻將會下降。例如：出口方面，可以預料的是我國宏觀經濟的外部環境將由于此次席卷華爾街的金融風暴而更顯嚴峻。海關總署的進出口數據顯示，我國外貿出口額的增幅下行放緩的趨勢明顯，由于美國是中國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場，外需下降意味著外國消費者對高附加值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同時下降。在這種環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沒有動力革新技術，而是被迫通過壓低產品價格去維持市場份額，這可能導致中國出口企業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
2、小部分資本會外流。美國經濟出現問題后，一些公司因為資金缺乏，可能會撤回部分海外投資，或者把附屬機構及在海外的投資賣掉以解大本營的燃眉之急。但因為目前中國資本賬戶的限制，有些直接投資不一定能馬上撤得出去。
3、金融機構利潤空間會縮小，過去動轍百分之幾十、甚至成倍增長的可能性不會有了。
五．金融危機對我國各行業影響
1、對我國出口行業影響
美國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源泉之一。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將會導致美國消費支出和投資支出的下降，和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進而有可能導致美國進口的減少和我國對美國出口的減少。假如其他條件不變，我國出口的減少將導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海關的數據顯示，2007年8月以來，我國出口貿易雖然不斷創高，但對美出口的增速減緩。10月份我國對美出口量達到210億美元，低于9月份的213．9億美元，數據同時顯示，1－10月份我國對美出口同比增長15．5％，而這數據1－9月份是15．8％，1－8月份更是16．7％。增速明顯放緩。外貿企業利潤增長可能會有所放緩，原因在于，次貸造成的世界經濟放緩，還會導致外需下降。人民幣升值亦可能進一步加速出口加工產業的兩極分化，由此將造成部分出口企業回報率下降。估計美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到今年上半年將達到峰值。
2、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影響
在國內，居民的住房按揭貸款一直被認為是優質資產，其實不然。中國的住房按揭貸款風險可能比美國次級債券風險還要高。因為，從住房按揭的對象來看，美國次級債券的次級貸款人信用還有等級之分（即"次級信用"），但對中國的按揭貸款者來說，估計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連"次級信用"都沒有。這是因為近幾年來，凡是個人要申請住房按揭貸款，沒有誰是不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住房按揭貸款者基本上是沒有什么信用等級可分的。這樣，一部分信用欠佳的貸款人就必然會進入到房地產按揭貸款市場中。盡管目前國內不少個人的住房按揭貸款信用不好，但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一直上漲時，過高的房價會把這類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貸款的潛在風險掩蓋起來。一旦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逆轉，其潛在風險就必然會暴露出來。這些潛在風險一旦暴露出來，國內銀行將面臨類似美國次級債危機的風險。
3對國內金融行業的影響
目前全球金融動蕩的主線在發達國家。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開始的金融動蕩從美國開始，蔓延到歐洲、日本，造成了發達國家經濟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相對封閉，到目前為止，次級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仍然有限。
2007年第三季報顯示，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分別持有數量不等的美國次級房貸債券。整體看，次級債投資在資產中的比重小于1%。其中，工商銀行與建設銀行持有數量小，次級債投資占權益比例為超過2%；中國銀行持有數量相對較大，次級債投資占權益比例約為13%。
次級債投資額占三大銀行的總資產比例、占權益的比例低，即便出現極端情況，即次級債投資損失率為100%，該損失額也不足以影響三大銀行的正常經營，不會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同時，次級債資產凈額與2007年前3季度的稅前凈利潤之比表明，即便當次級債投資損失率達100%時，三大銀行07年前三個季度稅前凈利潤亦足以消化該損失且有富余。
六．金融危機應對對策
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流動性較為寬裕的背景下，投資者對經濟發展的前景較為樂觀，往往會低估風險。但是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處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的經濟主體基于盲目樂觀情緒購買的資產不一定就是優質資產。美國次貸危機就是一個最新的例子。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紛紛完成股份制改造，為追求利潤的不斷增長，加大了信貸投入。我國市場同時存在低利率和局部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在以后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類似情況帶來的巨大損失。
1、合理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加大對重點工程、節能減排、環境保護、自主創新、三農、中小企業、基礎設施及服務業等的支持力度，有針對性地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
2、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3、繼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為防止經濟出現倒退，央行將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最為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后者可以為銀行提供更多的信貸資金，央行將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加大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有效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合理需求。
4、實施差別化貨幣政策，促進經濟轉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所有行業和企業一視同仁，而是會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以此來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使經濟結構向政策預期方向轉變。貨幣政策將通過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差別化利率、窗口指導、信貸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導資金流向，通過政策引導或者直接干預，以較市場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將資金投向戰略領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等，同時嚴格對“兩高一資”等政策限制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投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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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瑞•易臣格瑞(美)《金融危機防范與管理》
[4]《美國次貸危機成因與啟示》[J]2008-12-24
第8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經濟周期是指以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活動總水平的波動。傳統的經濟理論將經濟周期劃分為蕭條、復蘇、繁榮。衰退四個階段，基本上客觀地反映了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波動的規律。但是，在網絡經濟條件下，經濟的周期波動出現了新的變化。本文的宗旨即是探求這種新變化的具體內容及其成因。
經濟周期性的波動是工業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縱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西方工業社會的經濟是在走兩步退一步的周期性波動中發展起來的。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波動的實質及深刻的內在原因，經典作家已有科學揭示，即由資本主義本身的基本矛盾所致。只要這一基本矛盾尚未發生根本變化，周期性危機就在所難免。現代經濟研究已經證明，除了制度性原因之外，“現代機器大工業的產生及其所特有的物質技術關系，是產生經濟周期波動根本的、具有物質性和本源性的條件”。馬克思也曾明確指出，經濟周期波動是“現代工業所特有的生活過程。因此，在研究現代社會經濟周期波動規律時，必須注意“現代機器大工業所特有的物質技術關系”是否發生了變動，以及這種變動對周期波動的影響。
二戰以后，特別是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以來，西方社會經濟周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具體表現為：1．危機間隔時間縮短，發生較頻繁；2．經濟危機周期過程中危機、蕭條、復蘇與高漲階段界限已不明顯，成為危機、回升和高漲三個階段；3．經濟周期波動發生了某些形變，危機相對溫和，沒有大起大落。以美國為例，二戰后第九次經濟衰退后的復蘇從1991年4月到2000年5月已經持續了110個月，不僅大大超過戰后前八次經濟復蘇50個月的平均期限，而且超過了美國歷史上60年代經濟持續增長106個月的最長記錄。另外，美國經濟的這次持續增長既沒有強勁的復蘇，也沒有明顯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2％－4％的窄幅區間波動，并且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
發生這些變化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有政府奉行凱恩斯主義對經濟實行干預，緩和了危機的深刻程度，及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等。但是，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產生與深化，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產業和網絡經濟的形成，才是經濟周期波動發生變形的“最根本的、具有物質性和本源性的”原因。技術革命對經濟周期的影響被經濟學界所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次以英國、法國、美國有關資料為基礎作出統計數列，顯示出經濟波動的長周期趨勢，提出了長周期假說，被稱為康氏周期，又稱長波理論（Kondratief，1926）。當時，康德拉季耶夫并未揭示出長周期波動的發生機理，其重點只是對長周期波動的統計描述，而且有許多學者提出反例加以反對，因此長周期理論并沒有得到廣泛支持。于是，在理論上揭示技術革命與長周期的必然聯系就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 Alois）在其著作《經濟周期》中曾經指出，長周期是技術革新引起的，并首先提出技術革新的長周期。他認為，技術革新處于周期性不穩定和經濟增長之間。熊彼特在康氏周期論之后提出技術革新長周期，分別是：1．18世紀80年代—1842年的“工業革命”時期；2．1842－1897年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3．1897年以后的“電氣、化學和汽車時代”。70年代，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嚴重經濟危機和停滯膨脹，康氏周期重新引起人們的興趣。按照康氏周期，上升期、下降期各對年左右，長波在50－70年左右。美國50年代前后應結束下降期進入上升期，70年代至80年代會進入下降期，本世紀末和下世紀初會進入上升期。后來，長波理論的研究發現了伴隨著長周期的一些經驗性特點。其中，長期波動衰退期間產生的重大技術革新成果和重要發現、發明通常只是在下一次長期高漲開始時才能得到大規模應用。
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礎上，德國經濟學家G·門旅在他的1979年出版的《技術停滯一革新克服衰退》一書中認為，基本技術革新能創造出新產品和新勞務，并能開辟新市場和新興工業部門來提供這些產品和勞務，并認為大約在1825年、1886年、1935年產生了新技術創新群，并產生出全新的產業部門。新的巨大市場使這些部門得以快速增長并改進產品和生產過程。競爭使需求飽和，出現新的技術僵局。只有基礎技術創新，產生新的產業部門，才能打破這種“技術僵局”。
目前發生的技術創新即信息革命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特別關注。如法國學者卜勒富里埃也支持技術革新長周期說，但認為同康氏長周期相結合的巨大改革浪潮分別發生在紡織工業（使用蒸汽機），鐵路與鋼鐵工業，汽車、電力、化學工業，石油、飛機和電子工業。正在醞釀中的技術革新浪潮同以往四次長周期革新浪潮不同，它不僅加強了人的物質力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的智力，它的基礎是信息和信息技術。
50年代以來的技術革新浪潮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群的產生為特征的。以往的技術革新都是以擴大物質產品的生產規模，提高物質生產的能力為特征的，是大機器工業制造能力的提高，是人的體力勞動的節約，是物化勞動和勞動物化的革命。信息技術革命在技術特點、功能作用和產生的結果，以及產生結果的運行方式和周期規模等方面都在發生變化。如果說，以往的技術革新主要是以革新成果來替代和增強人的體能的話，那么，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則是用其成果替代和增強人的智能。它使人直接操縱機器的勞動方式變成在人的控制下的智能機器間接操縱機器的勞動聯結方式，使工業制造業等行業的生產自動化與過去產業革命形成的自動化相比有了質的飛躍。它產生了龐大的信息產業。歷史上經濟學家的判斷所依據的周期波動規律和產業基礎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第一，傳統的物質生產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漸縮小，信息產業尤其是以知識、智能為基礎的信息服務業在大幅度增長，使得傳統產業的衰退與高漲時整個國民經濟的周期波動的影響力減弱。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傳統工業只占整個國民經濟的20％左右，比起工業革命時期的50％以上，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然是大大下降了。傳統的、由工業的興衰決定的經濟周期波動必然要發生重大變化。
第二，迅速發展起來的、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第三次產業的周期波動將會對經濟增長周期波動特點產生決定性影響。第三產業的周期波動將不取決于固定資本的更新，而取決于新技術、新知識以及新技術、新知識的獲取方式。在當今的信息網絡化時代，新技術、新知識，及其獲取方式的創新速度，要遠遠快于傳統工業技術革新的速度。如電話、電報、紙版圖書、校園教育，計算機、電視、錄像機，計算機與通信綜合的信息處理與傳輸網絡，光纖通信、多媒體計算機、衛星通信、信息高速公路，全球通信和數據傳輸網等新技術的更新與進步，導致新行業、新市場、新需求不斷涌現，成為決定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第三，高新技術融入傳統工業領域，如計算機集成綜合自動化系統在工業中的廣泛應用使物質生產部門的固定資產更新方式和周期發生變化。傳統的大機器生產線適應大批量、少品種的生產。當生產規模擴大到市場所不能容納的地步時，就必須更新技術，更新設備，生產新產品以適應新的需要。因此，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就成為經濟由危機、蕭條走向復蘇、高漲的起點。在計算機控制下的集成綜合自動化系統是一種“柔性”系統，或稱“彈性”系統。它在滿足市場需求變化時具有及時適應性，可以進行小批量、多品種生產制造。它的壽命長短主要由計算機軟件決定。設備的改造更新，往往是新的計算機軟件程序的設計和改進所致。這樣，機器設備的更新，更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其自然壽命，而不是社會壽命。這就是說，計算機軟件的不斷更新，將使固定資產的壽命延長，從而減緩由于固定資產更新所引發的周期波動。
第9篇：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
一些研究產業政策的朋友注意到，在中國，產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實施的。這一點與韓國和日本等實施過產業政策的國家不一樣，因為韓國和日本都是在國家層面實施產業政策的。那么在中國由地方政府推動的產業政策會產生什么后果？
以鄰為壑的經濟增長
早在2004年和2007年，我分別討論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產業發展和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在中國，產業同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所謂產業同構就是產業的結構類型很相似。例如大多數省份都將汽車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很多城市都在搞硅谷等。國家一旦制定出一些戰略性產業發展目錄，各個地方都會一哄而上。結果每個地方發展的產業都高度雷同。同時，又必然是小規模的，在總量上是產能過剩的。
更麻煩的是，這些過剩的產業最終要在市場上經過競爭的洗禮，結果就一定會有一些地方的產業相對缺乏競爭力。于是，地方政府就會采取干預的方式，通過保護本地企業來維持它們的生存。甚至在2008年經濟危機的時候，有地方政府下發紅頭文件，要求本省政府和企業優先采購本地生產的產品來“過冬”。
根據前面講的邏輯，全國范圍內的產業同構必然帶來惡性競爭和市場分割。從短期講，地方政府用市場分割的方式保護本地企業，似乎的確是對本地的增長有好處。但從全國看，中國經濟卻陷入了一個“囚犯困境”，每一個地方政府采取的地方主義的理，卻導致了一個巨大的集體非理性，體現為產能過剩、妨礙競爭，以及由于產業規模過小導致的各種效率損失。
地方政府的指揮棒
在以鄰為壑的經濟增長模式背后，作為問題之源的某些特定產業的一哄而上局面又是怎樣產生的？原因仍然要從地方政府的行為去找。在當前體制下，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仍非常看重經濟增長和招商引資。同時，由于政府稅收有相當大的一個部分來自增值稅，而增值稅又是基于生產的。因此對政府而言，生產活動在哪里，地方政府的稅收就在哪里。這樣政府行為當然就是拼命擴大生產。
難道地方政府不知道本地產業有可能會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嗎？是的，地方政府的確可能知道本地產業沒有市場競爭力。但對于傳統產業，市場上誰強誰弱已經非常清楚，在一些新興的產業就未必如此。比如汽車和光伏，即便是在當前缺乏技術的地方，政府都會想，如果我現在不干就會坐失良機;如果干了，產業在成長過程當中，有可能通過學習來積累本地的生產經驗和技術，也許還有成功的可能性。再加上地方政府一任期限只有短短幾年，長期是否有競爭力的問題并非本屆政府所關心。如果當前招商引資成功了，企業開工了，政績就已經好看了。
這樣的現象可以說在過去30年歷史里一直存在，只是重復建設的對象從彩電升級成了汽車和光伏。很多學者指出，這樣的現象非常不合理，但地方政府又樂此不疲。就在前不久，我在西南一個欠發達省份調研，當地的一些研究者還在私下抱怨，當地的主要領導不知道怎么頭腦發熱，要在當地發展汽車產業，全然不顧當地是否有發展汽車產業的基礎，也全然不顧汽車產業已經在全國遍地開花的事實。 擺正“扭曲之手”
無論是通過案例研究，還是通過大樣本的數據分析，我們都可看到，如果政府取代市場就會引發一系列問題。比如，地方政府喜歡發展高大上的產業，利用政府干預來加快資本積累，其結果就是經濟的資本深化速度非常快。
按道理講，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國家，每單位工業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長是更少的。而中國工業增長創造就業的能力，比一些經濟發展階段領先于中國的國家來得更弱。更危險的是，這種被我稱為“過度資本深化”的過程，恰恰是在中西部省份來得更為明顯。而常理上，這些省份恰恰是勞動力相對來說更為豐富的省份，應該發展相對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過度資本密集化的產業發展路徑，導致工業化的速度遠遠快于服務業發展的速度，工業化的進程也遠遠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進程。在收入分配上的體現，則是這樣的產業發展模式造成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之比下降。而勞動收入增長不夠快又制約了消費的增長，反過來，使得既有的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出現產能過剩。
由于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很多都是通過借債來實現的，這樣的投入多產出少的發展模式就進一步體現為政府負債的上升。數據顯示，地方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比較高的省份，恰恰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低的省份，也就是那些更為積極地采取政府推動產業“升級換代”的省份。
如何克服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所帶來的低效率問題？
最為重要的是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如果市場真正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那么政府職能就是更好發揮它的作用，順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
換言之，當前地方政府采取大干快上，深度干預經濟發展，推動產業成長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到這一點，在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機制里就不應該片面強調經濟增長、招商引資和稅收指標，而應該更為關注地方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比如對于民生的忽略，還有環境破壞和政府債務增長。
同時，中央政府應對欠發達地區加大公共服務和有回報的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要讓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支出過于依賴本地的經濟發展和稅收，這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緩地方政府注重短期經濟增長的沖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地方間的重復建設和市場分割行為。華中科技大學的范子英曾有過一項研究，用中國的數據說明中央向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的確可以有效地減緩地方政府市場分割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