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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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促進公民知情權、監督權的實現學界普遍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公民享有知情和監督的權利，有權知悉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和背景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參與公共決策和政府監督。這是保障公民其它權利的前提，也是人類從歷次世界大戰尤其反法西斯戰爭吸收的重要教訓。由此，在行政法領域，各國越來越重視行政公開原則的落實和完善，提出了“政府在陽光下”、“提高政府行為透明度”等口號，并制定法律來加于保障。作為“陽光法案”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表面附于政府人員公示財產的強制義務，但實際意味著公民對官員經濟狀況的知悉以及從經濟角度對官員加于監督，是公民行使權利的體現。其次，關于公眾知情權和官員隱私權的平衡問題。筆者認為，掌握權力的官員必須被置于“陽光”下接受公民的監督，這是規范權力運行的至理名言。也正如恩格斯所說，個人的隱私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但當個人的隱私與重要公共利益即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隱私就不是一般意義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再受隱私權的保護，它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由此，現代各國都采取了公共利益優先原則，普遍承認，當公民對政府官員的個人事項尤其是財產狀況加于了解時，官員不得以擁有隱私為借口而加以拒絕。這也是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得于產生和發展的一種重要的理論依據。可以說，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實質是，基于公共利益犧牲官員部分隱私權而滿足公眾一定的知情權和監督權。當然，越是科學合理的財產申報制度，越能在公民知情權和官員隱私權之間達到最佳的平衡，實施的效果越好，也越符合行政法權利保障的精神。

二、有利良好行政

推動服務政府建設所謂良好行政，余凌云教授認為，其最低限度應該是能夠有效執行政府的政策目標，并符合蘊涵于其中的價值觀。在筆者看來，這至少包涵兩層含義：一是“能夠有效執行政府的政策目標”，即要求行政機關提升行政效率和質量；二是“符合蘊涵其中的價值觀”，縱觀西方的良好行政原則，其核心在于在行政程序中保障和實現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保障相對人的權利就是其核心價值。因此可以說，其主旨在于，保證行政權力有效實施的同時，須秉承“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以實現公民的權利和廣大福利。仔細考量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它作為內部行政行為的規制手段，正與良好行政原則的要求相吻合和匹配。首先，公務員財產申報規則的確立，能讓廣大公務員明晰合法收入類型以及違反的后果，給了他們一劑“預防針”和“定心丸”，使其在權力執法過程中不會為非法財富而鋌而走險，也不會因所謂的“執法風險”而碌碌無為。這是明確的行政規則益處的體現，它可以大幅度提升官員依法行使職權的積極性，從而有效的提升行政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于行政法治而言，有利而無害。其次，對于行政相對人而言，公務員財產申報制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有效監督政府官員，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平臺。因為通過對官員經濟狀況的監督，公民可以及時地知悉國家的廉政狀況，可以對政府的管理活動提出合乎時宜的批評和建議，有效的激發了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從而能夠在與政府、國家的“較量”中表達自己的立場，保障和實現自己作為納稅人的利益。這也正應驗了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關于行政法發展趨勢的斷言：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整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正的代表。公務員財產申報制提供了這樣的訴求平臺，符合了行政活動廣泛公眾參與的新趨勢，實現了與新時期“服務政府”和“協商行政”理念的不謀而合，促進了服務政府的建設。

三、總結

第2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最簡單的定義是把行政法描述為有關行政的法。統而論之，這并無不當，但只有進行進一步的闡釋，人們才能明了行政法的體系、本質特征與重心所在，才能對這種定義的準確性、完整性、正確性作出判斷。

有的學者從管理的角度界定行政法，人們稱之為管。這種理論在早期特別是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前蘇聯的行政法學中占據統治地位。最集中、最直接地表述這一理論的一個定義是：“行政法作為一種概念范疇就是管理法，更確切一點說，就是國家管理法。”1管理論者從“實證主義”出發，信奉“法律是無限者的命令”，認為行政法是“對國家事務進行管理的工具。”認為行政機關是權力主體，相對方是義務主體，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權力義務關系，權力義務不對等是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命令——服從是行政行為的基本模式。強調法制的中心是以法行政，即用法律管理國家事務，要求行政相對方服從法律的命令，否則要承擔行政法律責任，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們將行政法律責任的范圍限于行政相對方的責任，不強調行政主體的法律責任，追究行政法律責任的機關是主管行政機關或行政裁判機構。行政救濟，早期被認為是行政長官對受害的相對方的一種恩賜，此后方逐步被承認為相對方的一種權利補救措施。他們一般都是以行政組織、行政職能和作用為核心來構筑行政法學理論體系。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不講司法審查和司法補救。管理論的產生有其、社會的必然性，在一定條件下，對社會的穩定和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種理論有較大的片面性，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行政法的實質，它以管理者為本位，以管理為使命，視法為管理工具，無視行政相對方的權利，忽略了對管理者的監督，過于強調行政效率和行政特權，加深了行政領域“官本位”的特征，同社會的發展，同民主與法治原則不相適應。

國內比較流行的行政法定義有：“行政法是關于國家各個方面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2；是“調整行政活動的法律”3；是“調整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4，等等。“行政管理活動”、“行政活動”、“行政關系”這些概念，或屬同義概念，或屬近似概念，其共同之處在于行政主體居于主導地位，行政相對方居于被管理的客觀地位。根據這些定義，無法引申出對行政的監督這一行政法的重要使命，結果行政訴訟這一不可或缺的內容就被從行政法的有機整體中了，也就無法改變、調整雙方的不平衡性。

英美一些行政法學者從權利本位出發，把行政法稱為控權法，人們稱之為控權論。該理論在英美法系中占居主導地位。最集中、最直接地表述該種理論的定義有：“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權力的法”5；“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機構執行各種行政程序的法律”6；“行政法是控制國家行政活動的法律部門，它設置行政機構的權力，規范這些權力行使的原則，以及為那些受行政行為侵害者提供法律補救”7。控權論從權利論和權力制約論出發，認為由于行政權的擴張，必須通過行政法來制約行政權，防止其腐敗，以保障公民的權利；認為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是制約行政權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行政法學應以此為核心來構造其理論體系。他們將行政法治原則歸結為就是依法行政。將行政法律責任的范圍限于行政主體責任。對行政相對方違反行政法律規范以及由此應承擔的相應的法律責任，不歸入行政法的范圍。司法機關是追究行政法律責任的主要機關，行政訴訟是司法機關實現對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和給予公民權利補救的基本形式。控權論同管理論一樣，只具有部分真理性，未能全面揭示行政法的功能和把握行政法的本質特征，也不完全符合行政法的歷史與現實存在。它的積極意義在于強調權力制約權力，防止行政權腐敗，在行政權日益膨脹的捍衛自由主義的傳統，保障公民的權利。但他們對現代社會要求積極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維護公共利益以及自由主義從否定性自由向積極的自由轉變的客觀現實未予重視，有失片面。而且，過分強調司法審查的作用，也不符合行政法制發展的狀況。

有的學者以行政權為核心來表述行政法的意義，認為行政法是關于賦予行政權、規范行政權的運行以及權利補救的法。這個定義從一般意義上講并不算錯，但其確切的含義與偏重有待于視其如何設計其理論體系、遵循怎樣的原則而定，如果滑向控權，就與上述施瓦茨的定義并無二致。

從調整對象角度界定，行政法可以表述為調整行政關系和基于行政關系而產生的監督行政的關系的法律規范體系。所謂行政關系，或稱管理關系，是指行政主體作為國家行政職能的承擔者在其存在與活動過程中與行政相對方發生的各式各樣關系（私法關系除外）。行政關系基于行政法的調整而成為行政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是行政法調整行政關系的結果，未經行政法調整的行政關系不是行政法律關系。在行政關系中，行政機關處于主導的優越的地位，因此，傳統上稱之為“權力——服從”關系，具有非平衡性。

行政法除調整行政關系以外，還調整基于行政關系而產生的監督行政的關系。監督行政關系是在行政關系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兩者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本質聯系。監督行政關系的監督主體比較多，監督的形式多樣化，其中最常見、最有效的是司法監督，即人民法院通過行政訴訟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在監督行政的關系中，行政機關被置于被動地位，必須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有時也包括合理性與性）辯護，承擔了更多的義務，不象在管理過程中具有指揮命令權，這種關系同樣具有非平衡性。

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各有自己的特點。有些學者以行政關系作為行政法的研究對象，有些學者則以司法審查作為研究對象，從而形成兩種不同的學派。筆者認為上述兩類關系都應是行政法調整的對象，都是行政法有機的組成部分。綜觀行政法的運作全局，它經歷了（管理中的）非平衡——（監督中的）非平衡——平衡的辯證發展過程，因此，行政法的內在精神在于謀求整體的平衡。這種行政法觀念被稱為平衡論。

平衡論，即權利義務平衡論，亦稱兼顧論，是我國一些行政法學者的主張。8該理論認為，公共利益與公民利益的差別與沖突是現代社會最常見最普遍的一種現象，正確處理利益關系應該是統籌兼顧，不可只顧一頭，反映在行政法學上，其利益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應該是平衡的。這種平衡既包括不同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的平衡，也包括同一主體自身權利義務的平衡。平衡論認為，一方面，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必須賦予行政機關必要的權力，并維護這些權力有效地行使，以達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須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強調行政公開，重視公民的參與和權利補救，以及對行政權的監督。這兩方面不能偏廢。行政法，既調整行政關系，又調整監督行政關系，是調整這兩類關系的法律規范和原則的總稱。行政關系，經法律的調整，具有權利義務的內容，即上升為行政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可分為行政實體法律關系和行政程序法律關系，它們是同一行為同時受兩種不同的法律規范的調整而形成的兩類不同的關系。監督行政關系則是為了監督行政權、解決行政爭議而形成的各種關系，其中主要是行政訴訟關系。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具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同時受同一部門法調整。行政上或稱行政法律關系，其中包括行政實體法律關系和行政程序法律關系以及監督行政法律關系，最顯著的一個特征是權利義務不對等性，但后二者的不對等性與前者的不對等性是倒置的，這就平衡了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保證了各主體法律地位的平等，體現了現代行政法的民主性。行政法主體，都必須遵循行政法治原則，都應受法治原則的制約，無論何方違反行政法律規范，都應追究其行政法律責任，只是各方可能違反的法律規范、追究其責任的主體、以及可能受到制裁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行政法既不是行政特權法即管理法，也不是抑制行政權利的控制權法，而應是平衡法。當然，同行政法主體相比較，行政相對方處于弱者的地位。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應在總體上強調依法行政，給予行政相對方更多的行政參與權和設置更為完備的權利補救措施，以顯示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性質。

注釋:

1B．M．馬諾辛等著：《蘇維埃行政法》，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頁。

2《法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第三版

3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4王珉燦主編：《行政法概要》，出版社1983年版。

5H.R.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年版第五版，第4頁

6K.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1972年英文版，第1頁。

第3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一、法治政府的內涵界定和內在要求

所謂法治政府，是指整個政府的設立、變更、運作都是合法化、規范化的，包括政府整體行為和個體行為都是合法化、規范化的。在政府整體行為中強調政府抽象行政行為和政府決策的合法性、規范性，在政府個體行為中主要指政府執法行為的合法性、規范性。

法治政府的內在要求包括：用法律制約權力；用權力制約權力。首先，依法行政的權力只能來自法律，即公民的授權。政府不能自行創造權力，即使是出于行政需要而必須創制行政規章，也得通過《立法法》加以解決；當法律和規章對同一事項都有規定時，執法機關應當適用法律而不是規章。法治政府要求制定相應的法律規范，建立起健全的依法行政的制度體系，以制約政府行為。其次，建立法治政府的目的，在于將全能的無限政府改革成為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一定是法治政府，法治的功能在于防止和束縛不受制約的政治權力，改革無限政府，確立一個在權力、作用和規模上都受到法律嚴格制約的有限政府。從本質上說，法治政府與責任政府和服務政府具有“高度統一性”。下面從兩個方面分別加以論證。

二、責任政府必須同時也是法治政府

首先，從責任政府的內涵上看，責任政府就是政府在行使權力進行管理的過程中為自身行為的后果承擔行政責任，是指政府所擔負的全部責任的范圍、政府在承擔各種責任過程中所分別具有的行政權限以及履行對應義務的法治運作狀態。國外關于責任政府的主導理念是“把市場的交給市場，把社會的交給社會”。我國政府在社會轉型期的責任和職能在于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責任政府實質上是一種責任追究制度，將責任追究作為政府責任制度的核心。這種制度的實質在于：政府接受公民委托行使行政管理權；公民則按照法定程序，對政府及其官員行使行政管理權力的行為，通過直接或間接詢問及咨詢等方式，要求其做出具體解釋或明確答復。按照法定程序規定，公民可以對政府及其官員的嚴重失職行為采取更嚴厲的措施，包括罷免其職務；之后，公民還可以通過司法途徑，進一步追究其在行使職權過程中所產生的不當行為或不良后果的法律責任，迫使其承擔直接或間接責任。

其次，從范圍上看，我國各級政府的廣義責任包括：必須對執政黨負政治責任，對司法機關負法律責任，對自身系統負行政責任，對公民和社會負公仆責任，對同級人大負全面責任等。具體而言，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責任范圍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1)行政機關完成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實現行政職能配置的科學化和法定化；(2)實現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3)行政執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因此建立起相應的引咎辭職制度、彈劾罷免制度、授權制度和宣誓制度；(4)建立健全行政司法的機構、權限、程序和責任；(5)建立健全自我監督、行政監督、民主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制度與機制；(6)建立健全行政復議機構和培養具有公正意識的高素質行政復議人員；(7)建立健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8)在行政訴訟過程中，行政長官親自出庭應訴，行政機關就自身侵犯行政相對人合法利益的違法事實自覺承擔賠償責任，等等。

再次，從建立和完善責任政府的具體機制來看，建立責任政府，一是要盡快建立健全政府責任體系，做到責任政府法定化。當前特別需要健全、完善政府首長和政府組成人員在重大違法、失職、等情形下罷免、引咎辭職或責令辭職的政治責任制度。二是要嚴格實施行政執法責任制，該制度的核心就是，把國家法律、法規、規章設定的各級行政機關的職權統一視為職責，以責任制約權力。

最后，從建立政府責任機制的標志來看，建立政府責任制，必須做到：(1)有權必有責。即權責必須統一，權力人按法律的有關規定行使權力，同時又要承擔責任。權責統一包括兩層含義：權力人的行為違反了法律規定，必須承擔違法責任；權力人必須行使權力，不作為也要承擔責任。(2)用權受監督。即在行使行政權力的同時，必須受到來自權力機關、司法、行政系統內部的嚴格監督，更重要的是人民的監督。不受監督的權力是危險的權力，絕對不受監督的權力一定會滋生腐敗。(3)違法受追究。即通過建立完善引咎辭職制度、彈劾制度及其他各種懲戒監督制度，使得違法官員因錯而各受其咎，杜絕違法官員通過“官官相護”、易地做官等手法逃避懲戒。(4)侵權要賠償。即凡是經過法定程序，證明權力人行使的權力侵犯了公民的權利，必須按法律規定給予行政賠償。

三、服務政府必須同時也是法治政府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這表明我國的行政價值取向開始從單純的管理活動向為行政管理對象服務轉變。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不僅是經濟轉型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轉型越來越迫切的內在需求和重要保障。但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官本位、政府本位、權力本位思想嚴重，以控制社會為己任，對社會生活實行高度、過度控制，以致社會某些方面畸形發展。當前，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強勢沖擊，政府的這種管制方式和理念日益暴露出諸多弊端。而服務型政府是以服務為導向，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和權利本位意識的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的政府。政府的這種轉變是政府本身定位的明確化和科學化，是對政府職能、角色的重新認識和規范。

建立健全服務政府的機制包括這樣一些內容：(1)建立健全委托機制。民眾與政府的關系是委托關系，它包括經濟委托關系和政治委托關系兩個層面，前者指委托人享有要求作為人的政府提供服務的權利，政府應自覺履行人的相應義務；后者指政府享有在責任范圍內依法行使各項職責的權利，委托人應承擔履行服從政府權威和政府管理的義務。這兩種關系又體現為雙向的權利和義務的對應或平等的關系。在我國現階段，對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是，通過有關法律制度來規范和強化公眾的委托意識和公務員的意識，確立雙方的平等關系。(2)建立健全公務員權利約束雙重機制。要建立健全司法監督機制、人民群眾監督機制和政務公開機制，提高和保證政府服務機制的可信度，提高政務運作透明度，便于司法、公眾、社會、輿論等方面的監督。

第4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韋德認為，行政法是“關于控制政府權力的法”，是“管理公共當局行使權力、履行義務的一系列普遍原則”。（P5、P6）可見，控權，無論如何，都是行政法的核心，這一點與戴雪等人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也可見戴雪的“偏見”全然不是謬誤。不過韋德并不因此認為應當取消行政自由裁量權，對行政機關的積極行為大亮紅燈，相反，人們必須正視“行政國”之到來這一事實。所以，一方面，任何權力都有可能被濫用，政府權力必須受到控制，沒有絕對的、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政府要受到議會的政治控制和法院的法律控制；另一方面，這種控制又不能使政府落到“只有責任、沒有權力”的境地（P42），行政法要保持“國家和公民權力之間的平衡”（P7），“對自由裁量權所加的限制則有程度上的差別”，“法院必須努力在需公正有效的行政與需要保護的公民免受行政專斷之間作出平衡”（P26）。

緣于英國的傳統及法律特性，英國行政法直接來源于法治下的憲法原理、議會和司法獨立，因此英國行政法學可以視為憲法學的一個分支。在法治、議會和獨立的司法權等一些基本的憲法原則之上，英國行政法派生出了對行政進行司法控制的總原則——越權原則，“幾乎所有法庭敢于都建立在這一原則上”（P9）。

韋德分析了法院權力的憲法基礎。

首先是法治原則，這是英國憲法的基礎。它有幾層含義：一是“任何事情都必須依法而行”，即合法性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到公民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如果不能證實有法律授權，則當事人克訴諸法院，請求撤銷該行為。而是“政府必須根據公認的、限制自由裁量權的一整套規則和原則辦事”，即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現代政府不能不具備許多自由裁量權，但如若無限制的行使這種權力，則必不符合公平行政、保障民權的要求，因此，行政除了要符合合法性原則外，還必須依據公認的合理性原則進行。三是“法律必須平等對待政府和公民”，不能給予政府在普通法律上不必要的特權和豁免權。四是“對政府行為是否合法的爭議應當完全有獨立與行政之外的法官裁決，既要保證司法對政府的高度獨立。

其次是議會原則，這是英國憲法的一個支柱。議會作為立法機關是至高無上的、超越一切法律控制的，所有的公共權力均要從屬于議會的法律，因為立法是不受限制的，它因自身和有效，不屈從于任何更高的權力，所以政府只能依議會的授權而行事，對議會負責、受議會監督，不得質疑議會的立法。英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人們一般認為的那種嚴格的三權分立，也沒有一部統一的成文憲法。英國法官不具有美國法官那樣的憲法地位，無權進行違憲審查。但是，由于法院適用法律，而且有權解釋法律，議會也從來未反對過法院的解釋，所以實際上“法律的一切問題最終總是法院說了算”，“他們的憲法服從地位并不影響他們創造性地發展行政法原則”。

再者是政府服從法律。這也是法治原則和議會原則的必有之義，它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普通法的適用。法院在處理涉及政府和公共當局的爭議時，通常是將公共當局視為與一般私人一樣的當事人，適用普通法。公共當局超出其權力范圍行事，就要向私人當事人一樣對其行為負責。二是公法救濟。對政府實施的一般私人不可能從事的行為，依普通法不能管轄時，法院應當對行政相對人體公共法救濟，讓公共當局承擔公法上的責任。三是司法審查與上訴制度，這是保障征服服從法律的兩種重要手段。

在這些憲法性原則基礎上，就引出了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即越權原則。它幾乎是法院對行政權進行司法控制的唯一和全部的法律根據，因為按照議會原則，法院服從于議會，無權審查議會的法律，也無權過問議會對行政機關的授權，只有行政機關超越授權行事時，法院才可以干預。這樣，除了案卷表面錯誤著一例外之外，越權原則就成了法院進行司法控制的“僅有一種武器”，甚至新的發展似乎已經把這一里外也納入了越權原則之中了。

在審查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越權時，須要確立合法的、有說服力的標準。如果議會的授權法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對某一事項的權限，則法院只須對法律進行進行文意解釋，進而適用于時時，即可斷定。但是，在授權沒有明確界限的情形，如果行政機關有“惡意行事、不合情理或毫無正當根據辦事”等等行為，從表面上難以找到其越權得根據，而實際上卻違反了法治原則，法院當然不能袖手旁觀、無動于衷。因為法院有權解釋法律，其超然地位可以得到穩定的保障，加以判例制度“遵循獻禮”原則等資源可供利用，所以對于這些情形，法院可以充分利用解釋法律的藝術實現其目標，審查行政行為是否違反了議會授權失所暗含的保障，即議會從來沒有授予行政機關濫用權力的保障。無需每一部法律都明確寫明這一原則，它是“每個法律都應該遵守的模式條件，違反之則法院可宣布其越權無效。越權可能是明顯違反法律的某一規定，也可能是違反法律的目的、原則、精神及其暗含的應有之一。盡管有憲法上議會原則的限制，英國法官們卻藝術性地運用越權原則，把各種應當期望的含義”拉上普羅克拉提斯之床“（希臘神話，普羅克拉提斯是個凱黑店的強盜，他捉到人后，是身高者睡短床，截去其身體的伸出部分；使身矮者睡長床，把其拉到與床一樣長）。法院通過擴大和提煉越權原則發展出許多分支，使這一原則應用到廣泛的領域，有效地實現行政法的使命。這些分支原則包括：

違反明確的法定程序。在自然正義原則之外，行政機關必須嚴格遵守一些制定法明確規定的行使職權的程序，否則即構成程序越權。

不正常授權（不適當委托）。行政機關自行轉授或委托權力的行為，如果不符合議會授權時明示或暗示的不得再轉授或委托權力的規定，即構成越權。

違反管轄條件。行政機關如果在法定條件不具備或條件不符合時行使職權，就構成實體越權。

不合理。不合理相對于不合法而言，行政機關實施某種行為，如不符合議會授權時所暗含的對行政機關合理行為的要求，則也構成一種實體越權。

不相關的考慮。行政機關實施行為時，考慮了與相應行為無關的事實，并以之作為行為的根據，則違反了議會授權時明示或暗示的條件，構成越權。

不當動機。行政機關實施行為不是為了實現議會授權的目的，則動機不當，構成越權。

違反自然正義。自然正義是英國法治的基本原則，即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在事先未通知和聽取相對人申辯意見的情況下作出對相對人不利的決定，違反這一原則也構成程序越權。

可以說，對行政權的司法控制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而越權原則則使這種司法控制的核心原則。英國法上對權力濫用的高度警惕和對公民權利與自由保障的深厚關懷這些優秀傳統在行政法的發展歷程中得以深刻體現。盡管其間因一些“極端的偏向”而走了一些“彎路”，然而最終卻形成了以越權原則為特色的制度。

這一制度在“守夜國”已成歷史、行政權不斷膨脹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韋德特別注意到，盡管議會至上、內閣責任制在英國憲法上具有持久、強大的影響力，然而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是不容忽視的。政黨制度帶來了政府的中心地位，導致的一個持續的危險是，傳統的議會對行政的控制被削弱，而政府對議會的控制則加強。議案由政府部門擬訂，由黨魁操縱議會通過的立法方式可能危害到法律的公正性；執政黨控制的議會對政府的監督也顯得軟弱無力，民主可能受到損害。因此，1910年一位著名法官指出：“如果內閣責任制名副其實的話，問題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事實是，法院是防止行政侵犯個人自由的唯一武器”（P34）。盡管后來的議會行政專員制度彌補某些缺陷，但顯然法院的司法審查是不可替代的。

這種英國特色制度是同英國獨特的法律傳統和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系的，移植到其他土壤上難說一定能“健康成長起來”，然而其間必有一些普適的可資借鑒的東西。比如在戴雪們“可愛的偏執”強烈影響下的法治原則，比如英國法官們運用高度智慧對越權原則的“藝術化”的發揮。在中國的特殊背景下，我們的行政法是否也需要一點“必要的偏執”呢？處境尷尬的中國法官們是否也應該充分發揮智慧和勇氣來點“藝術化的創造”呢？當然，這已經不是本文要深發下去的問題了。

閱讀文獻：

《行政法》第一、二章，威廉。韋德著，楚建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參考文獻：

《法與憲法》，W.I.詹寧斯著，龔祥瑞、侯健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第5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任何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時間、空間、情景、對象和話語前提，我們只有把握其形成的語境，才能理解最初人們使用這一概念的目的及其所指，并在語境變遷后把握其內涵以及判斷是否有存在的價值。經濟行政法一詞在中國出現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值改革開放不久，無論是經濟體制、政治制度還是法律環境，都保留著改革開放前的特征。首先，經濟領域，社會主義公有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政府仍然通過計劃管理整個經濟，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還遙不可及。其次，政治方面仍強調國家的階級統治和功能，政企不分，黨政不分，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特別是行政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具有支配立法和司法機關的能力。再次，法學研究剛剛起步，法學理論還極為落后，學術界仍然沿襲在法治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嚴重缺陷的前蘇聯法學，階級斗爭法學仍是主流思想，國家本位和公民義務本位觀念充斥著整個法學界，人權、法治、民主和自由均被視為資產階級法學范疇。〔2〕最后，黨政不分和行政主導體制，決定了行政機關在構建法律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不論是立法還是司法，都和行政權相關。其中行政性立法(包括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及行政命令)的數量和實際地位都超過了憲法和法律，行政執法能力也超過了司法機關的作用。另外，法律的社會管理作用遠大于保護公民權利作用，維護階級統治秩序和國家計劃是當時法律的重要目標。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司法部組織編寫了高等學校法學系列教材，其中包括第一部行政法教科書———《行政法概要》。該教材以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法學理論為基礎，確立了由總論和分論構成的行政法體系。在分論中，學者將社會劃分為軍事、外事、民政、公安、司法、國民經濟以及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和體育等領域，并將管理該領域的法律稱為部門行政法。經濟行政法的概念就由此而來。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高等院校法律專業唯一可以選用的教材，《行政法概要》是我國行政法學的奠基石，其思想整整影響了一代法學人。如今學界和實務界對經濟行政法的觀點，也多與該教材有關。

可見，中國的經濟行政法與計劃經濟、集權行政和階級斗爭法學具有深刻淵源，是基于當時的社會管理需要和舊的法學理論形成的一個概念。它曾經依附的是一個不講法治，不談人權，與計劃經濟和集權行政高度兼容的行政法。這種行政法既不是為了約束行政權力，也不重視保障行政相對人權利，而是“維護無產階級(人民民主)，保護人民利益，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斷鞏固和發展的有力工具。”〔3〕在這種行政法中，不可能形成一個科學的、與社會主義法治和市場經濟相兼容的經濟行政法，也終究被法治行政法代替。〔4〕隨著保護人權和制約權力呼聲的日益高漲，學界逐步擺脫了舊體制和舊理論的束縛，以控制行政權力、管理行政機關、保護和救濟公民權利為宗旨，〔5〕重新建立了以《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和《行政訴訟法》為主要內容的新行政法體系。在新的體系中，目前尚不存在經濟行政法這樣一個分支。究其原因，是因為行政法學界普遍認為，在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中，“行政法各論并不具有獨立的體系架構”。〔6〕無獨有偶，在中國曾經膜拜和學習的前蘇聯，經濟行政法的境遇也基本相同。前蘇聯在政治、經濟體制、法律環境等方面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極為相似，特別是行政法，都是以高度集權和計劃體制為基礎和服務對象，是政府管理而非管理政府的工具。經濟行政法作為一個亞部門依附于行政法。〔7〕但是，蘇聯解體后，原有的法律包括行政法也成為歷史。而在轉型后的俄羅斯行政法學中，也未看到一個被稱為經濟行政法的分支。〔8〕如果說前蘇聯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是經濟和法律發展史上的一個特例，那么，對發達國家的考察則有助于正確認識經濟行政法。

英美法國家有著完備的行政法以及規制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但卻沒有經濟行政法之稱。在大陸法系，除德國外，其他國家也鮮見有所謂的經濟行政法。在行政法母國的法國，既沒有獨立的經濟行政法，也沒有隸屬于行政法的經濟行政法分支。〔9〕日本無論是在官僚行政法體系，還是二戰后在新憲法基礎上形成的法治行政法體系中，也沒有將經濟行政法作為其中一個分支。〔10〕這種現象說明，在以控制行政權力為目的的行政法體系中，并不存在經濟行政法。至于德國學界存在的經濟行政法則與其特殊的歷史有關。與英、美和法國等國家不同，近代德國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是依靠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實現國家統一并完成工業化的，同時也是憑借強有力的國家權力建立法律秩序。在近代化過程中，德國雖然制定了民法和約束政府的法律，但總體來看，1919年之前，仍然是典型的專制主義法制國家，而不是以民主為基礎的法治國。〔11〕君主專制和鐵血宰相聯姻結合的體制，決定了近代德國必然是一個行政權主導的社會，也決定了其行政法的工具性和管理功能。縱觀德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不難發現，行政權不僅介入到包括原材料開發、促進和監督職業和商業活動、教育、文化、生活費用和個人開支等社會領域。〔12〕而且許多與經濟有關的法律都和行政權有關，如1810年的“工商稅諭令”、1811年的“工商業警察法律關系法”和1845年的“工商條例。”〔13〕這些法律既源自于行政，又需要行政機關執行，所以被人們稱為行政法。但是，現代行政法是以法治和民主為先決條件，不可能建立在專制體制和集權行政基礎之上，因此，德國的近代行政法并非法治意義的行政法。〔14〕其真正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在魏瑪共和國建立特別是在二戰后聯邦基本法實施之后才形成的。但是，德國法學和法律歷史發展有著驚人的連續性，學者對歷史的尊重以及現代法律對傳統法的繼承程度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即便是政體多次變化，其法律內容和法學思想并未出現明顯的斷裂。因此，盡管當代德國行政法已經實現法治化，從管理公民轉向管理政府，但也不能就此認為它和傳統行政法已徹底了斷，相反，而是前后相承。〔15〕這就決定了德國行政法及其理論構成的復雜性，同時包含有近代專制時期和當代法治條件下兩種行政法思想成份。其中的管理行政法對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包括前蘇聯和日本行政法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并間接傳入我國，成為我國管理行政法的理論來源。可見，經濟行政法的存在與行政集權體制直接相關，是管理行政法中的一個下位概念。前蘇聯、近代德國和三十年前的中國，無疑都有過類似經歷。時過境遷，當代德國已根據依法行政、比例行政、信賴保護和利益衡量等原則，建立了以規范行政活動和救濟公民權利為目的的現代行政法。因而，我們只有結合具體的歷史環境，才能全面了解德國行政法的現在和過去以及經濟行政法的真正含義。

二、經濟行政行為及法律規制

法治、人權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觀念的確立，特別是行政法的轉型，表明經濟行政法曾經依法的母體已不存在，而且，國防、外交、公安和國民經濟等領域不再是建構行政法體系的依據，所謂的公安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和經濟行政法也都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如果要在新的體系中繼續生存，經濟行政法就必須符合法治行政法的基本要義，亦即既不是行政機關制定的法，也不是行政機關執行的法，而是管理行政機關的法。〔16〕所以，經濟行政法也不應再為行政機關的管理提供依據，相反，應當成為防止政府濫用經濟權力和維護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權利的武器。至于規制公民和經營者的法律，不能歸屬經濟行政法范疇。顯而易見，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行政法，不可能與法治行政法兼容，也就無法在其中立足。這是現行行政法中不存在經濟行政法的真正原因。至于法治語境下經濟行政法這一概念還有無存在的意義?如何存在重新界定其內涵和外延以及位置?這些都需要重新思考。以往學界在論證一個法律是否存在時，往往依據的是調整對象理論。不過，“就調整或改變對象而言，法與世界的其他對象(比如自然物)并不能直接形成呼應關系，它們必須通過人的行為這個連接的中介。人的行為直接與外部世界的對象發生聯系，而法與行為之間則形成直接的呼應關系。古往今來，一切法的創設或約定，都是為了調整或規制人的行為”〔17〕。所以，在行政法體系中，經濟行政法是否還有存在的意義，都取決于實踐中是否存在一個需要用行政法方法規制的行為，即經濟行政行為。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的主體主要是個人及個人組成的企業，政府只是在特定領域和特定情況下才介入市場。但是，與市場主體不同，政府既擁有法律上的強制力，又擁有公共資源，它既可以通過禁止、限制、許可、命令、取締、強制檢查以及處罰等強制方式干預私人經濟，也可以利用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經濟資源，向市場提品或服務，或者利用公共資金購買商品和服務等。在這兩種行為中，何種是規范意義的經濟行政，并需要專門以此為對象，建立一個相應的法律制度?顯然，第一種行為不屬于經濟行政范疇，不具有法律上的新穎性。因為經濟行政行為的核心是“經濟”，其涵義應當以人們對經濟的一般解釋為基礎。而經濟是與生產、流通(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相關的金融、保險等相關的行為，其核心是利用稀缺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18〕強制行政雖然對經濟效果有一定影響，但它并沒有直接運用經濟資源，只是將傳統的強力行政延伸到經濟領域，本質上仍屬于傳統的秩序行政，即“形成共同體秩序、依法規制相對人追求其利益的活動，其別是干涉公民個人自由的侵害行政，如許可保留、命令、即時強制等。”〔19〕這種行政在重商主義時期就已存在，在自由競爭時期被嚴格禁止，目前已遍及食品、藥品和金融等所有重要經濟領域。針對這種行政，近代行政法建立起完善的規制機制，以防止因行政權濫用而傷及個人權利。我國目前已制定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和《行政強制法》就是規制強制行政的法律，它們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覆蓋范圍，足以覆蓋以強制手段干預經濟的各種行政行為。所以，如果在現有法律之前再冠以經濟二字，如經濟行政許可法和經濟行政處罰法等，〔20〕則完全多余而無必要。因而，基于經濟的的一般特征，經濟行政行為應當是行政機關利用稀缺資源從事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活動總稱。其一，它是利用資源，確切講是利用財政資金、公共設施、設備和國有土地等公共資源的行為，這是與普通行政包括規制行政的主要區別，也是與企業行為具有同質性的表現。其二，其具體形式有提供基礎設施、采購物品、出讓國有土地、轉讓國有資產或公開借貸等，即“以營利或者非營利的方式參與經濟生活，像市場和服務企業那樣活動。”〔21〕其三，其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市場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社會經濟需要，而不同于以共同體秩序為目的強制行政。〔22〕其四，經濟行政是一種純市場行為，不論是直接生產，還是采購或轉讓產品，都必須在市場中進行，并遵循市場規律;而規制行政則是一種單向度的權力行為，不需要遵循平等和自愿原則。

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產物，經濟行政行為既關系到私人利益，更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必須將其納入法律規制之列。經濟行政具有私人經濟的某些特征，私法可以從平等、自愿和契約自由等視角進行規范。當然，在私法視野中，不論是政府行使國有產權的經濟行政，還是以行政機關為一方主體的交易行政或給付行政，都不是一種新的法律行為，也不會形成專門對其規制的子系統。〔23〕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盡管在形式上具有私法主體的某些特征，有的學者也將其定性為私法行政，但經濟行政與普通私法行為有著本質區別。如果將私法作為唯一的調整方法，社會公共利益則必然會受到損害。因為(1)從主體身份看，政府不論是直接投資公共工程，還是提供貸款或者向企業注資，其作為公共機構的身份并不因此而發生改變。正如學者所言，“盡管一些國家行為(如土地使用權出讓行為)采用了民事行為的方式，但這種穿上民事行為外衣的國家行為，其實質仍然沒有改變。”〔24〕(2)從行為目的看，經濟行政的目的應當是為了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市場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公益目標，并非為了政府的自身利益;而民事行為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其當事人的個人利益。(3)從行為后果看，私法行為是行為人利用自己而非他人的財產謀取利益，其后果完全由行為人自己承擔，無法轉嫁給他人;而經濟行政則是利用公共資源從事經濟活動，所有后果只能由全體社會成員集體承受。(4)從對私人經濟影響看，經濟行政雖然不直接使用強制力，但它是通過巨大的公眾財政能力迫使市場按照政府預設的方向運行。而且，在政府強大的經濟勢力面前，任何一個市場主體都無法抗拒，也無法與其競爭。總之，這些因素決定了如果單純地將經濟行政視為私法行為，則必然使政府和交易相對人失去約束，從而為雙方串通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提供合法理由。近年來，我國在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國有資產、政府采購、公共工程建設等領域，不加限制地使用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則，由此導致大量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和不公平競爭現象，這充分說明，從私法角度定性并規制經濟行政是一個重大誤區。

行政法作為規范和控制行政權力運行的法律，在規制經濟行政方面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經濟行政的主體畢竟是行政機關。不過，實踐證明，行政法在規制政府經濟行為方面的效果極為有限。因為行政法規制的是行政機關針對公民等行政相對人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和行政給付;而經濟行政則是利用經濟資源進行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和提供服務，它通常不面對特定的公民或法人，即沒有具體的公民或社會組織與之相對。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機關與公民被視為對立或矛盾關系，限制行政行為將會使行政相對人權利得到保護，或使之受益;而經濟行政行為多是一種單方行為，通常不針對特定公民或法人。即便政府參與市場交易，如出讓土地使用權、轉讓國有資產或采購，它與交易方也是一種交易或合作關系，而非對抗關系。如果用行政法方法規制政府的交易行為，不但不會使行政相對人獲得利益，反而可能會使其喪失交易機會或可得利益。例如，如果任由政府處分國有資產或采購物品，那么，交易相對人極有可能從中獲得超額利益;相反，如果限制政府只能以公開競爭方式進行交易，那么交易相對人追求高額利益的愿望必然受阻。這顯然與行政法維護行政相對人權利的宗旨不相契合。另外，對于行政法調整的具體行政行為，公民如果認為其權利受到侵害，可以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進行救濟，而用行政法方法很難矯正違法的經濟行政。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標準也完全是從行政直接相對人立場出發的理論構成，而與行政實體法理論相銜接的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制度，也將重心落在直接相對人的權利保護方面，至于第三人的權利救濟問題則長期被忽視和冷落。”〔25〕所以，在規制經濟行政方面，行政法必然失靈。這也正是個別公民為維護公益提起行政訴訟，而被法院拒絕的原因。〔26〕正因如此，行政法學者認為，政府的購買物品和興修工程等“行政輔助”行為，以及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要目而以企業家姿態所從事的具有營利性質的“行政營利”行為，都不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既不屬于行政私法范疇，也不是行政法調整的對象。〔27〕總之，經濟行政與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相關，從不同的利益視角都可以解讀。如果經濟行政僅涉及私人利益，則是一種私法行為;如果將其與行政相對人利益關聯，則是行政法規制的行為。但無論是私法還是行政法，都有其局限性，因為二者都只考慮個體利益，而未顧及他人利益。所以，要構建規制經濟行政制度，就必須跳出傳統窠臼，從關注民事當事人和行政相對人的個體利益，向關注社會公共利益轉變。這正是《反壟斷法》、《預算法》、《招標投標法》和《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法》等經濟法所力求的結果。所以，如果將規制經濟行政的法律稱為經濟行政法，那么，它是多個部門法的任務，而非一個部門法所能為。

三、經濟法語境下對經濟行政法的誤讀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經濟行政法并非指所有與經濟和行政有關的法律，因此，不應隨意發揮經濟行政一詞的含義，任意擴大范圍。行政法學者顯然也認識到這一點，如今主要是圍繞著行政征收、政府采購、行政補償、經濟計劃、經濟行政合同和經濟行政指導等行政行為構建經濟行政法。〔28〕這樣既與法治行政法的精神契合，同時也與經濟法不沖突(雖然仍有部分交叉)，而且也與德國學者主張的經濟行政法體系基本一致。〔29〕但遺憾的是，也有一些學者枉顧法治行政法本意，直接利用經濟法的研究和發展成果，將經濟法視為其旗下的經濟行政法。這種走捷徑的方式混淆了經濟法和行政法各自的功能和任務，不僅無法為經濟行政法的繼續存在尋找一條可行的出路，而且容易造成理論上的混亂和行政法的異化。眾所周知，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方略改變了所有部門法特別是經濟法和行政法的生態。二者在新的體制中積極順應潮流，洗心革面，徹底與舊思想和舊制度作別。經濟法立足于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圍繞如何規制經濟行為進行重構;行政法則立足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以規制行政行為為切入點進行再造。它們雖有聯系，但在規制對象、規制目的、規制方法和法律類型上完全不同。其一，經濟行政法規范的是政府經濟行為，即政府是被規制者;而經濟法規制的對象主要是經營者行為，即經營者是被規制者。雖然經濟法對政府預算、濫用行政權力限制和政府定價等行為進行規制，但這些行為與行政法規制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同，不屬于同一類型。其二，從行政法視角看，經濟行政法是基于維護行政相對人權利而規制經濟行政行為，而經濟法則是基于維護市場秩序和眾多消費者權益等社會公共利益來規制市場主體。其三，與規制對象相一致，作為部門行政法的經濟行政法的責任主體是從事經濟活動的行政機關，而經濟法特別是市場規制法的責任主體是經營者。其四，“行政法更多的是關于程序和補救的法，而不是實體法。”〔30〕即經濟行政法應為程序法，而經濟法則主要是實體法。由此可見，經濟行政法與經濟法涇渭分明，清晰可辨，不應被混淆。如果不是出于其他目的，不可能將其混同。而目前學界之所以出現誤讀現象，除學科利益之爭外，根源仍是管理行政法的慣性思維。

首先，管理行政法是從行政權為本位視角區分法律類型，即凡是行政權作用的領域即行政法，作用于經濟領域，就是經濟行政法。在其看來，經濟法特別是市場規制法，如《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都是由行政機關執法，離不開行政權的作用，所以就是經濟行政法。多年來許多學者習慣于以此解讀經濟法，殊不知，這種從計劃經濟時期就延續過來的，以執法主體身份定性法律屬性是違背自然公正原則的。根據當事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這一自然公正原則，凡是運用行政權執行的法律，不僅不可能是經濟行政法，恰恰相反，它排除了成為經濟行政法的可能性。因為作為部門行政法的經濟行政法，調整的是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關系，即行政機關是其中一方主體。這就決定了行政機關不應成為經濟行政法的執法者，否則，行政機關就既是當事人又是執法者。何況行政機關并非經濟法唯一的執法者，法院同樣有規制權，如責令實施壟斷行為的經營者停止違法行為、確認壟斷協議無效并責令賠償損失等。〔31〕至于英美法系國家更是以司法權規制為主，包括禁令、罰款或者拆分壟斷企業等措施，均由法院決定。因此，如果將行政權作用于經濟領域的法律理解為經濟行政法，那么，司法權同樣也作用于經濟領域。依此類推，其結論顯然荒唐而無道理。

其次，在管理行政法看來，罰款、吊銷營業執照或許可證等行政處罰屬于行政法的責任，《行政處罰法》屬于行政法范疇，所以，凡是規定行政處罰責任的法律就是行政法;市場規制法包括《反壟斷法》中都規定行政機關有權對經營者進行處罰，所以就是經濟行政法。這種認識顯然與法治行政法相悖。管理行政法是以公民為管理對象，行政處罰是其基本的管理手段，自然也就是公民的責任。法治行政法則相反，“是由議會立法、行政活動和法院審查構成的‘控權法’制度。”〔32〕行政法作為規制行政行為的手段，為行政機關既規定了限期履行職責、撤銷違法行為、糾正不當行為等行為責任，還規定有承認錯誤、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聲譽責任，甚至規定返還權益、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等財產責任。〔33〕與此相適應，《行政處罰法》作為管理行政機關處罰行為的法律，都是關于約束和控制行政機關設定和行使處罰權的規定，其違法主體和責任主體也都是行政機關，而不包括公民和其他行政相對人。〔34〕但是，長期以來，《行政處罰法》一直被將誤解為是授權政府如何處罰公民，而不是約束行政處罰行為〔35〕。所以，行政處罰包括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限期處分股份或者資產和限期轉讓營業、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和吊銷營業執照等責任并非行政機關的責任，更不是行政法的責任，它們是規制經營者的方法。行政機關只是代表國家實施規制，并不是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不能因為行政機關實施處罰措施，就視其為行政法責任，并由此將經濟法推論為經濟行政法。

結論

第6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關于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準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于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準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準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征并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四是只貫穿于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準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借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基于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對此原則有學者稱之為行政法治原則，并大都認為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利運作的基本準則。首先，行政合理性問題應屬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又稱公正、公平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權利應當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學者們把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前提是，行政活動千變萬化，錯綜復雜，行政法律規范不可能對每一種權利的每個具體方面都規定的細致入微，必然會有遺漏，特別在變動性很強，行政法律規范永遠也不可能趕上每個變化，因此，法律規范必須留給權利行使的自由空間，即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形勢行政權力，必須對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享有一定的選擇權。正是由于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權力主體在法定范圍內盡可能合理、適當地做出行政決定，采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權力時應適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歸納為一點，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法律共同的基本價值追求為自由、平等、正義、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應是對法律基本價值的一種反映、體現。那么，行政法精神實質就在于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益，維護平等，追求正義，確保行政秩序穩定，并保證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應全面體現行政法的這種精神實質。同時，直接實用性應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特征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體規范有所遺漏之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仍應嚴格地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使，也即仍是嚴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則應屬合法性原則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實質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規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規范得以具體體現。行政合理性原則其實也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應屬于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是蘊含在行政法規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規范沒有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實質，就認為依此所謂行為為合理性之考慮，不為合法性行為，那么，推而廣之，任何部門法都存在合理性行為問題，如刑法的量刑幅度，這豈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則也應有一合理性原則。因為刑法規范也不可能將各種犯罪行為一覽無遺地加以規定，而各種犯罪行為是多種多樣的，并隨社會進步，科技發展，犯罪手段與形式呈多樣化、復雜化。這顯然是違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則應當也必須包含在合法性原則之中，否則就不符合我國行政法追求“法治”的發展趨勢。“法治”應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標，它要求法律的權威，削弱甚至消滅“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則不是以合法為基本前提就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必須在行政法的規范內進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應有一個依據，按照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既然行政法已規定了相應的幅度、范圍，就只能依據這一范圍幅度進行，不能有任何超過范圍幅度的自由裁量權，這更應是嚴格依法行政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合理問題。只要嚴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則除了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之外，該原則還應強調行政法關系中的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并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理由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體直接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務的管理、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與行政相對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則要求行政相對人對合法行政行為予以配合、支持，并積極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義務，這樣就能很好地約束行政相對人，使之不會無理抗拒。同時，有利于保護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則不僅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嚴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還應強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等活動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采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人民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并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應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認為行政民主原則是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范疇，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只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認識，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民主化程度總是越來越高，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逐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是更趨民主化。“法治”也成為我國治國安邦的重要途徑。“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謂“良法”，其價值核心應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執法等都要講求民主，特別作為影響面廣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切身利益，行政執法最容易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故而，行政立法、執法等各種行政活動都較其他部門法更重民主。這一趨勢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確認，如：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均規定了聽證制度。還有《立法法》也規定了行政法規、規章制定中的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在現實中，因為行政法不同于刑法具有嚴格的懲罰性；也不像民法所規定地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本就蘊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來部分行政主體片面理解并認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單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服從，而社會需要行政管理過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對人的配合與支持。這是一對矛盾且經常影響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這一矛盾的解決取決于行政主體及其執法人員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民主的指導作用，將民主性作為我國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無疑對我國行政法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并在根本上扭轉部分行政主體的片面觀念，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另外，現實中還有部分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民主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也過于片面，當今更重民主的社會，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即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為無不從始自終強調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體的行政立法行為，要求其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這就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更是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立法更應如此。其次，行政執法行為中，為了取得行政相對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應強調民主。這已在《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中得到體現。最后，在現實的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為中，無不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民主原則，不能以單個利益違背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使行政相對人知曉其享有民主權利的同時，也明白民主的終極關懷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利益。

轉貼于 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參與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內容包括：（1）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征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2）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并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4）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于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并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并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于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較其他部門法而言，其影響是最廣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于憲法，也正是這個道理。那么，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行為中，最經常也最直接地影響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行政法及其實施過程中的特點。這樣，給權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對人一個及時救濟就尤顯重要，并且這種救濟應貫穿于行政法的始終，也體現了行政法的精神實質。及時救濟的原則要求建立行政糾錯制度，“對于行政行為特別是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斷為違法不當的，應有一個獨立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制度之外的行政糾錯制度，并相應地在行政機構內部設立獨立辦案的行政糾錯機構，以經常性地對明顯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及時地修正，以盡快地恢復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及時救濟原則是和合法性原則相輔相成的，共同保證行政法治的實現，并促使行政主體能及時主動地糾正錯誤，盡快地理順行政法律關系。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權的實施必須統一，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并予以支持配合。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入進行，行政事務及行政法律關系急劇增長，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在我國得到確立。在行政法學領域深入研究的展開以及行政法的實施、實踐取得一定成功并積累相應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訓。如：行政規章之間的矛盾問題及其繁雜無序問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執法行為的彼此沖突、矛盾和重合、重復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對人因同種或類似的違法行為卻受到行政機關不同的處罰決定，皆因依據不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使其不能申辯，獲得及時救濟，等等。“法治”時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別是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務的管理，都要于法有據。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應密切配合、彼此協調，行政相對人的同種行為應同等對待。所有這些都有賴于行政統一性原則的指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并在以后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應根據國家行政事務不斷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及時將新生的乃至今后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于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為之間前后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以職能為依據，以統一精簡為原則，在一定行政區域內的國家行政機關各個機構要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后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參考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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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實踐的需要和理論的推動,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行政逐漸向區域公共管理轉變,這種嬗變,開啟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著名行政學者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說:研究公共行政必須研究它的生態問題。按照韋伯斯特詞典的解釋,生態學是各種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各種相互關系。J·W·別斯指出生態學這個詞源于希臘語oikos,意為房子或家,經濟和經濟學也有相同的詞根,經濟學和生態學有許多共同點,但生態學的含義更廣泛。它涉及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全部相互關系。”〔1〕美國著名學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開創行政學研究的一個新途徑。我國現階段的行政環境是制約和影響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時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對象,并為行政管理的實施提供條件。故此,我們應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環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生態環境的變遷,傳統行政學歷經了向現代公共管理學范式的重大轉變。邁入21世紀,區域行政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行政生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域公共管理這種嶄新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這種轉變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21世紀中國公共管理面對的最大挑戰莫過于區域公共管理的挑戰,處理好和解決好了系列區域公共性問題,和諧社會的發展愿景就不再遙遠。”〔2〕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作為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陳瑞蓮認為,在我國有關區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較為零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學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區域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無疑,加強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有學者說,“研究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術語。對于了解一種新的學術理論,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詞的正確含義,就尤為重要了”。〔3〕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其中“區域”和“公共管理”是其兩個核心概念。

    一、“區域”概念眾說紛紜及其公共管理視角的界分

    區域(region)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且相對性極強的概念。人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分析和理解各種不同的區域。研究視角和內容不同,對于區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會科學叢林中,最早研究區域的學科是地理學,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牛津地理學詞典》中,“區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個單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別于周圍的地區”。〔4〕經濟學將區域視為由人的經濟活動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經濟社會綜合體。埃德加·M.胡佛說,“所有的定義都把區域概括為一個整體的地理范疇,因而可以從整體上對其進行分析”,“把區域作為一個集合體,……這一集合體對于管理、計劃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是必須的。最實用的區域劃分應當符合行政區劃的疆界。”〔5〕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者對區域的解讀,往往側重從一種更為宏觀視角來討論區域的內涵和外延。米特爾曼提出三個不同層面“新區域主義”分類法:宏觀區域主義、次區域主義和微觀區域主義。在“區域”的多種釋義中,可以看出:區域有多種分類,系統性或整體性是區域的共同特征;區域的概念是相對的,可以依據不同視角有多種劃分;區域是變化的,應以動態的眼光來觀察它。實際上區域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很難給出一個公認的定義。本文是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來進行研究,基于此視角,區域應如何界定?有學者認為:區域是“一個基于行政區劃又超越于國家和行政區劃的綜合性概念”。〔6〕另外,從四個緯度對區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區域”做類型學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義上的經濟區域、行政區域、自然地理區域和公共管理中的“問題區域”和“邊緣區域”。〔7〕筆者以為,不論對“區域”進行怎樣的界分,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看,區域實際上是按照公共物品為標準劃分的有限空間范圍,是擁有相同一領域或多領域公共物品的域場。在這里區域不是一個地理范疇而是一個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公共利益)為標準形成的同質性域場,并不絕對與行政區劃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

    要討論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的轉變,首先要了解區域行政的發展背景、內涵等基礎知識。區域行政問題與行政區劃密切關聯。學者劉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國行政區劃的理論與實踐》等論著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行政區經濟”概念,并分析我國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在我國的行政學界,宋月紅在國內首次使用“區域行政”的概念,作者從行政區劃、行政區域與區域行政的關系角度進行研究,但這是一種狹義的或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行政范疇。〔8〕陳瑞蓮、張緊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廣義的“區域行政”概念。〔9〕隨著實踐的推動和理論的發展,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轉變。在學界,最早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的劉鋒和中山大學的陳瑞蓮,二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論述。劉鋒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10〕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和區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領域的論述,在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三、區域公共管理的內涵、理論支撐

    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前文已經界分了公共管理視閾中的“區域”。對于公共管理的概念,無論是對其內涵把握還是基本體系的構成,都還在探討中。王樂夫教授認為,“所謂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門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地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的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11〕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公共管理主體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同時,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無庸諱言,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綜上所述,區域公共管理是區域行政隨著實踐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斷成熟的產物。筆者認為,所謂區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區域政府組織和區域非政府組織為主的多元主體(區域公共管理部門)為了解決特定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或其它方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區域公共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間交叉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區域公共管理之所以“應運而生”,從根本上說,區域公共管理發展的動力來自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說,除了實踐的需要外,理論的發展和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區域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除了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外,還有公民社會理論、現代治理、網絡治理理論和善治等理論。公民社會,也被稱為市民社會或民間社會。關于公民社會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形成了種種不同的公民社會定義。這些定義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國家與社會二元結構和國家、經濟與公民社會的三元結構。關于公民社會的結構要素,不同學者對其強調的重點不同。就中外學者取得的共識來看,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個:一是私人領域;二是志愿性社團;三是公共領域。除了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外,公民社會還具有自己的基本價值原則,大體說來,這些基本的價值原則包括: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開放性、法治原則。

    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引發治理和善治理論的產生。從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提出“治理”以來,“治理”概念被廣泛使用。在治理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治理有失敗的可能,為完善該理論,隨后善治進入學者的視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最佳關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區域善治是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個戰略管理問題。

    [參考文獻]

    〔1〕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26.

    〔2〕劉亞平.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序言)1.

第8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當前，教育是最能牽動人們神經的一個話題，人們對教育的關注和討論亦十分熱烈。自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應對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時展的挑戰，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掀起了一場以新公共管理為標志的政府改革運動，一些國家在教育治理問題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當前，“更少的統治、更多的治理”成為了許多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趨勢，也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作為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基層公務員直接面向社會，其服務能力和水平關乎政府形象及群眾的滿意度，決定著群眾對黨和國家政策、法規、制度的理解程度。在當代我國公共服務實踐中，基層公務員的能力、水平和實際績效與社會發展、群眾的期望存在很大的差距，同時公務員自身的工作環境、工作能力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于此，許多學者對基層公務員的工作壓力、管理、績效考核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二、公務員壓力與職業倦怠的研究

隨著社會競爭的日趨激烈以及社會矛盾的增多，使得作為政策執行者和普通社會成員的雙重角色的公務員承受越來越多的壓力，在這種向上負責的官僚體制下，他們的壓力管理問題日益凸顯，隨之而來的公務員的管理難度也越來越大。職業倦怠問題不僅會影響基層公務員自身的身心健康，而且還會影響著基層公務員的工作質量和效率，關系到政府的執政水平和行政效能，對此，許多學者展開了研究。 江珊珊（2010）的研究顯示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具有顯著影響。基于公務員職業倦怠的原因，魏楠（2011）則認為公務員的職業倦怠與社會經濟環境急劇的變遷、壓力型體制、公共人事制度、組織文化、以及基層公務員個體因素幾方面密切相關。因此，要破除公務員職業倦怠癥狀，社會需要構建良好的支持網絡，政府部門要優化自身體制建設，公務員自身也要樹立良好的價值觀。

三、基層公務員績效考核及薪酬管理的研究

對公務員的績效的考核是其職位晉升和工資多少的依據，因此許多學者對公務員的績效考核進行了研究。韓麗紅（2014）等人認為目前基層公務員存在著重官輕民、職業素養和專業能力不高、在管理上還不夠完善科學，選拔任用中還存在體制機制障礙的問題，并認為應當從培育基層公務員的公共服務精神，改革考核評價、職務晉升制度，強調行動學習等方面來切實提高其公共服務能力。姜杰敏（2011）對我國績效考核的改革路徑進行了探討，他從量化考核體系、完善考核程序及方法、提升信息化程度等發面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就公務員績效考核方面。 對于薪酬管理的研究，李智剛（2011）的研究發現基層公務員工資總體水平偏低、結構不合理、薪酬管理體制不完善等問題。

四、基層公務員職業生涯管理的研究

職業生涯管理對于公務員的成長至關重要，通過有效的職業生涯管理，既能激勵公務員的成就動機，合理規劃好職業生涯能有助于實現其自身價值，更能通過拓展其橫向及縱向職業通道，達到提高組織行政效率、提升執政能力的目的。當前，國內學者對公務員職業生涯的闡述各有不同的側重點。王麗麗、韓喜梅（2007）根據公務員各個階段的需求分析，認為應該針對公務員不同職業生涯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激勵措施，以使公務員的職業生涯更好地發展。黃婷婷（2007）從政府與公務員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在公務員職業生涯管理的早期、中期、后期中存在的問題，尋找解決的對策。目前我國地方教育行政人員專業水平不高成為了制約我國教育改革的突出障礙，為提高其專業化水平，應當以“服務教學”為核心建構專業標準，完善資格制度、選拔制度、培訓制度與評價制度等制度安排。該研究就行政人員的專業化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向性較強，政策完善措施相對比較具體。

五、 新時期公務員能力提升問題的研究

基層公務員的依法行政能力作為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內容，關系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成效。基層公務員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建服務型政府過程中有特殊作用。基層公務員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建服務型政府過程中有特殊作用。李偉舜（2015）認為，基層公務員的依法行政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內容，在新時期，基層公務員依法行政能力應有其新含義，即法治思維能力、嚴格執法能力、法治方式運用能力。馬貴舫（2008）認為基層公務員需要具備公共服務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額能力、調查研究能力、創新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以及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周鶴（2015）對基層公務員能力結構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技術能力結構弱化，缺乏主觀重視、人際能力結構偏移、概念能力結構加大的問題，提出我國基層公務員應當增強對技術能力的重視和培養，提升專業素質和法律素養，加強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的建議。針對公務員能力建設問題，劉勇（2010）指出我國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伴隨著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利益矛盾開始呈現出深層化和復雜化的特點，要想有效地化解我國突發性的“無直接利益沖突”群體矛盾，基層公務員就必須具備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責任感，要對公民的訴求予以及時的回應以及具備良好的心態調控和心理疏導能力。

可以看出，基層公務員工作壓力、激勵機制的研究仍然是研究者們的關注中心。在當前這種壓力型體制和“運動式治理”的環境下，龐大繁重的工作任務和缺乏預見性的工作安排使得公務員亦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時間困境，他們也常常在工作中感到“透不過氣”，作為一群數量如此龐大的群體，他們不但是政府政策的執行者，更是社會的普通一員，他們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心理健康對公務員自身素質和公共管理水平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后續研究應當對公務員的心理特質展開更深入的研究，同時，應對其工作的流動性給予更多的關注，保證其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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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法治行政的核心含義范文

一、我國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存在問題

（一）裁量主體的意識模糊。對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而言，自由裁量權雖然一直在實際工作中行使，但什么是自由裁量權，該怎樣正確行使，大多數人還是比較模糊的。

（二）裁量的權限過大。主要體現在廣度和幅度兩方面。從廣度方面來說，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貫穿于整個稅收征收管理過程，作為我國稅收征收管理基本法律的《稅收征管法》，共分為六章九十四條，除“總則”和“附則”外，另有四章，筆者粗略統計了一下，這四章共八十八條，其中涉及到稅務機關自由裁量權的有五十八條，占到了總數的66%。上至國家稅務總局，下至基層一線的工作人員，每一管理層級，每一征收管理環節，每一涉稅事項幾乎都有自由裁量權存在。從幅度方面來說，可供裁量的空間也太大，如某企業偷稅100萬，則稅務機關可處以50萬－500萬的罰款。

（三）裁量過程不夠透明。如在稅務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往往只能知道具體行政行為的結果，而具體行政行為的裁量過程則無從知曉，只有當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向稅務機關申請聽證或向法院申請訴訟時才能有所了解。

（四）裁量權的濫用仍然存在。目前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的情況仍然存在。如在涉稅事項核查方面拖延時間，消極履職；行政處罰方面因人、因時和因地的不同而各自不一，顯失公平；在核定應納稅額時輕重不同，不夠合理；在稅務事實性質認定方面任意作為，行為不當；在稅務檢查過程中胡亂執法，等等。

（五）裁量權的監督相當薄弱。對于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監督，無論是從稅務系統內部來看，還是從司法監督、人大監督、社會監督等外部監督來看，目前都比較薄弱，這從稅務機關目前實行的稅收執法責任追究情況，以及納稅人向稅務機關提出的投訴、向人大和政協提交的提案以及納稅人要求行政聽證、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數量極少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

二、對我國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控制的必要性

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是稅務機關履行稅務征收管理職能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形式，對稅收執法有很大的支撐作用，它是時展的產物，也是我國稅務行政管理的需要。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具有明顯的“雙刃劍”作用，使用得好，可以較好地適應我國日新月異的稅收形勢，彌補現行稅收法律的缺陷和不足，提高稅務行政效率，適應我國經濟地區差異較大的實際，更好地發揮稅務機關的職能作用，保證國家稅收政策法規的貫徹，保障公共利益和納稅人權益的良好實現，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反之，如對其不加以控制，則容易損害各方的利益、權益，違背稅收立法目的，違背稅收公平原則，成為權力尋租和腐敗的工具，影響稅務部門甚至政府的形象，會大大削弱稅收職能作用的發揮，阻礙依法治稅進程，損害國家利益和納稅人權益，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

我國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在行使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使得對其控制的必要性、緊迫性日趨突出。從控制手段來說，既有在稅收立法時的控制，也有稅務機關內部的控制，還有包括司法審查、社會監督在內的外部控制。由于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行使過程中的封閉性，裁量范圍的廣泛性，裁量內容的復雜性，裁量形式的多樣性以及稅收征收管理的專業性等原因，客觀上使得司法審查等外部監督控制較為困難，同時，稅收立法的完善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因此筆者認為，由于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由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具體行使，裁量過程能否做到合法、合理，能否實現效率，能否體現服務，在現階段最為有效的手段還是稅務機關的內部控制。

三、對我國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實施內部控制的原則

（一）合法原則。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明示或默示授予的，立法機關總是基于一定的目的而授予稅務機關自由裁量權，稅務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正確理解立法意圖和精神實質。

（二）合理原則。借鑒德國有關裁量原則理論，對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內涵可概括為三個具體內容：一是妥當性原則：是指行政行為是否能夠實際達到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則：是指行政行為只要足以達到法定目的即為合理；三是比例性原則，即行政機關在依法行使權力時，如確有必要對人民利益構成侵害，則必須權衡行政目的所實現的利益與被侵害的人民利益，只有在確認前者利益絕對大于后者利益之時，才能為之。

（三）公開原則。公開是現代行政管理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公開原則在當代行政法中的普遍原則地位，是在行政法實行公眾參與行政程序和否定行政秘密的基礎上取得的。行政公開原則的功能，是為公眾對行政決策的參與和對行政的監督提供條件，并且使行政活動具有可預見性和確定性，防止行政隨意和行政專橫。行政公開原則包括四個內容的公開，即職權的公開、依據的公開、過程的公開和結果的公開。

（四）效率原則。稅收效率原則，就是以最小的費用獲取最大的稅收收入，并利用稅收的經濟調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一般認為稅收的效率有兩層含義：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稅過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稅收在征收和繳納過程中耗費成本最小；二是經濟效率，就是征稅應有利于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最小。

四、對我國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內部控制的有效措施

（一）提升稅務工作人員素質。雖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主體是稅務機關，但歸根到底，還是由稅務工作人員來具體執行。當前，造成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濫用的很大原因是稅務工作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較低，因此，必須不斷提高稅務工作人員隊伍素質。在思想上要加強對稅務工作人員執法觀、道德觀的教育，幫助稅務工作人員樹立為國聚財、依法治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激發稅務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增強抵御各種落后、腐朽思想侵蝕的能力；在業務上要探索建立稅務工作人員全員業務培訓的長效機制，促進其更好地掌握稅務執法的專業知識，提高其正確分析、判斷和合理處理具體涉稅事項的能力。

（二）優化裁量標準。重點可從以下兩方面入手：一是對于大量且反復進行的裁量行為，建立更為細化的自由裁量基準值體系。所謂自由裁量的基準值，是指對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間，根據適當、合理原則并結合具體情況，理性分割為若干裁量檔次，確保裁量的幅度、種類等與實際情況相當。當然，建立的基準值體系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允許進行必要的修整，對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而言，這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對納稅人不按規定期限辦理稅務登記、納稅申報和偷稅等責任追究等等。二是對于少量或不經常進行的裁量行為，探索建立先例制度。即借鑒司法中判例理論，在稅收法律規定的內容未作調整變動的前提下，稅務機關已經處理的涉稅事項、涉稅案件，在今后遇到類似情況下，裁量的標準應基本一致，保持裁量的連續性，也避免出現納稅人稅收待遇不平等的情況。

（三）加強程序控制。加強稅務行政程序的控制應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情報公開制度。可以通過建立稅法公告制度、執法公示制度、執法責任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同時逐步推行政務公開，力求做到執法程序公開、執法依據公開、執法內容公開、權利義務公開，提高稅收執法透明度。通過情報公開制度，讓納稅人知道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知道稅務機關的職權范圍，知道所關心的某一類問題稅務機關的裁量標準，進而讓納稅人監督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行使是否公正、合理、統一。

2、完善說明理由制度。從稅務行政實踐來看，說明理由制度已在稅務行政的過程中初步建立，如稅務機關在作出稅務行政許可不予受理決定、稅務違章處罰決定、稅務復議決定時，都采用書面形式，告知納稅人稅務決定所依據的事實、性質和法律依據，即合法性理由。但是，對其行為的正當理由方面，卻很少涉及，如在作出稅務違章處罰決定時，往往向納稅人說明的理由都很簡單，尤其是不會就處罰時選擇的具體標準向納稅人說明裁量的過程、與同類案件的比較等內容。因此，必須在完善合法性理由的基礎上，重點完善合理性理由的說明制度。

3、建立以合理分權為基礎的權力制約機制。這一機制的核心是合理分權，在各級稅務機關之間、稅務機關內部形成監督、被監督或相互監督的關系。在對待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上，應注意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實行分級管理制。即對稅法規定的自由裁量權力，按照逐層減弱的原則，根據稅務機關的層級，對其自由裁量的權力作出一定的限制性規定，盡可能減少越到基層裁量自由越大的情況；二是權力的行使應相對獨立，權責界限明確，避免相互爭奪或推諉；三是設立嚴格的權力運作程序，每一項行政行為的做出應遵循擬訂、審核、復核、審批、執行等若干步驟，通過程序的嚴格設置，以規范自由選擇權力的執行；四是建立完善的責任制度，實現崗權責相統一；五是進一步完善集體集理和集體審議制度，盡量以集體的智慧減少個人的偏差。

4、加快落實稅務執法責任制度。稅務執法責任制度是指稅務機關根據稅收征收管理的特點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將主管執行與協助執行稅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職責具體分解落實到執法人員，對執法行為進行考核和對執法過錯行為追究相應責任，保證稅收法律得以貫徹實施的一項行政執法監督制度。從我國近年來推行稅收執法責任制的現狀來看，由于稅收信息化建設程度較低、上級不能有效地掌握下級的執法過程，部分干部尤其是部分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不夠，工作職責及流程的可操作性差和考核監督的方法不夠完善等原因，稅務執法責任制度的落實狀況并不能令人滿意，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如何加大責任追究力度，真正將稅務執法責任制度落到實處，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