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盧卡斯批判 理性預期 動態計量

引言

2011年諾貝經濟學獎授予了，薩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兩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兩位學者對宏觀經濟模型中預期的作用、動態經濟理論與時間序列分析的關系等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使得宏觀經濟學研究更強調實證分析與理論的結合，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凱恩斯（1936）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

凱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為薩繆爾森與托賓等繼承，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綜合學派。但是70年代的滯漲現象，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預測和解釋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戰。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變會改變個人對政策的反應方式，而個人行為的改變會使經濟模型的參數發生變化，而參數的變化又是難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計量經濟模型很難評價經濟政策的效果。

一、動態計量經濟學在理性預期中運用

根據“盧卡斯批判”，經濟人會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隨時調整自身的參數。傳統宏觀經濟學模型不能持續描述經濟主體的變化，在擬合一段時間后，誤差將逐漸加大。經濟學研究者，需要迫切解決的是如何利用隨機數據來反映理性預期的思想。在動態時間序列分析中，對一個AR（自回歸）過程的估計，可以轉化為一個無限期隨機項的MA（移動平均）過程，這樣就可以利用隨機誤差項對參數的真實值進行估計了。薩金特（1980）使用了廠商優化模型來體現理性預期的思想。設廠商目標函數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為貼現率，n■為第t期勞動力投入，α■為第t期技術水平，w■為第t期工資水平。γ■，γ■，β為待估參數。根據利潤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資率和技術水平內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個1×p的向量。定義π（L）=（ρ/δ）（λ）■[1+■（■（λ）■a■）L■]，則誤差項為α（L）et=π（L）v■■，定義μ（L）=n（ρ/δ）ξ（λ）■[1+■（■（λ）■ξ■）L■]，c■=v■■-vv■■。對v■■的OLS估計可得第t期的最優勞動力投入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過ML估計出參數r0，γ1，δ，v，α（L），ξ（L）這些估計出的參數是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人最優目標中含有的參數以及技術水平參數，這樣就可以通過所估計的參數來體現理性預期思想了。

二、動態計量經濟學在一般均衡中的運用

（一）有關經濟周期的計量

與薩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計量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時間序列數據的區間問題，他認為，二次可積函數中具有滯后分布的時間序列分布模型的時間距離和頻率空間是等距同構的。在這個度量空間下，二者可以相互轉化，可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時間序列季節影響因素的計量方法。

（二）有關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格蘭杰因果檢驗中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確定是假設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而另外一個變量的滯后項為解釋變量時，回歸結果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該檢驗只是體現變量與滯后變量的整體性關系，也就是說研究一個變量的歷史數據對另外一個變量所產生的影響。西姆斯（1972）在格蘭杰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檢驗方法，他認為在時間序列中，如果解釋變量是外生的，對滯后項的整體性檢驗存在錯誤。他提出的因果性檢驗是通過比較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與另外一個變量的未來值為解釋變量時，回歸后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對貨幣供應是否是引起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的實證研究提出了懷疑，并對這些實證研究提出了反駁。

（三）有關離散時間模型

西姆斯（1971）認為當把具有連續時間分布滯后的計量轉化為離散時間的計量時往往需要對分布滯后項增加平滑約束條件使得估計更準確，西姆斯（1980）把這種思想發展成為后來廣泛使用的向量自回歸方法（VAR）。西姆斯（1988）認為在貝葉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參數是無法量化或量化不夠準確因此無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給參數賦值。研究者從簡化模型的角度出發，經常只需估計有限的參數，這樣會導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發現，時間序列模型分析中通過模型檢驗選擇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檢驗的顯著性會受到樣本數量的影響，而非樣本本身。另外，許多研究者經常利用估計好的模型進行事后檢驗，通過對未來值進行預測，比較預測值與真實值的差距，從而檢驗模型設計是否合理。這種方法在短期時間序列模型中比較有效，在長期卻很難成立。在預測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則性和協方差平穩的前提下進行，然而在實際預測中，非正則性和非平穩性會經常出現，這使得預測誤差變得很大。

三、結論

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統治了近半個世紀后盧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而2011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薩金特與西姆斯，使得動態宏觀計量思想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可。且對傳統經典計量經濟學提出了挑戰，他們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樣本最小二乘估計法被放棄，而使得大樣本的ML、GMM、貝葉斯估計等方法廣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分析、脈沖響應分析、波動分析等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得動態計量方法在現代宏觀經濟研究中既能幫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也可以對政策執行效果進行一定的評估。因此，薩金特與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應用在宏觀經濟研究領域，在經濟決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極大的運用。

參考文獻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3]郭路，劉霞輝.動態計量方法在宏觀經濟學中的應用——201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學術成就評述[J].經濟學動態，2011（12）：98-103.

第2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技術經濟；基本方法；基本概念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pdating fast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hanges. Although the economy is diversified, b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echnical economy is to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deeply analysis and techn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to guide our research direction. The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 basic method and theory.

Keywords: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 basic method; basic concept

中圖分類號：F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3）

1、引言

我們都知道技術經濟學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是我國廣大技術經濟工作者在總結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廣泛吸收國外相近學科的有益成分，由中國人自己建立起來的新興綜合叉學科。技術經濟學科建立之初的宗旨是扭轉經濟建設只追求速度，忽視經濟效果的錯誤傾向，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技術經濟學的理論在指導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中發揮了其他學科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2、技術經濟定義、內容、特點及關系

技術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正確地認識和處理技術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尋找技術經濟的客觀規律,尋找技術和經濟之間的合理關系,包括最佳關系和協調關系。

定義：(1)技術——利用科學原理對社會生產活動進行調節、控制、改造所具有的知識、技能、規則、方法的集合；進行社會生產活動的物質手段和組織手段；技術擴大到人類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掌握科學知識是進行技術活動的先導。

（2）經濟——指的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或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上層建筑賴以建立的基礎;指經幫濟國、經世濟民、治理國家、拯救庶民；指國民經濟中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總和;指廣義的節約，即社會經濟活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技術經濟——研究技術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最佳結合，以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續發展，全面提高經濟效益為目的； 研究技術方案、技術措施、技術政策、技術裝備的經濟效果，尋求提高經濟效益的途徑；研究技術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尋求技術與經濟的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研究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研究的主要內容：（1）研究各種技術實踐（技術方案、技術措施、技術政策）的經濟效果，尋求提高經濟效果的途徑的方法的科學——技術的經濟效果學。主要內容： 以費用效益分析為基礎的項目評價理論（技術上先進性、經濟上合理性、后果上無害性）；以功能成本分析為基礎的壽命周期費用最佳化理論；經濟效果預算，方案比較與決策。

（2）研究技術和經濟的相互關系，探討技術與經濟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途徑的科學（中觀、宏觀）。主要內容：以技術和經濟相結合的技術選擇理論“中間技術”、“累進技術”、“適用技術”。

（3）研究如何通過技術創新推動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主要內容：技術進步、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在生產中的應用；新資源的開發、新市場的應用。

關系：（1）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和手段；

（2）經濟發展是技術進步的物質基礎：技術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純技術，也不是純經濟，而是兩者之間的關系，即把技術與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選擇最佳技術方案。由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作用,經濟學家們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定義了技術進步的概念,認為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資金投入的增長、勞動投入的增長以及技術進步。

技術經濟學是研究技術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的學科。它通過技術比較、經濟分析和效果評價，尋求技術與經濟的最佳結合，確定技術先進與經濟合理的最優經濟狀態。

特點: （1）綜合性：屬邊緣學科，它研究的對象和范圍決定了該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是在綜合了多學科基本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該學科的構成具有明顯的綜合性。

（2）比較性：對能滿足同一目的或社會需要的兩個以上的方案進行分析比較，選出最優方案，因此比較性是其基本特征。

（3）系統性：一項技術或工程項目，不僅其本身是一個系統，而且它又是更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因此任何一個技術經濟問題都必須置于一個系統中，運用系統的理論、思想和方法去研究、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科學合理的結論。

（4）預測性：技術經濟的論證分析在先，很多數據都要依靠預測才能得到。

（5）定量性：該學科的特點之一是進行定量計算，要引進量的概念，要有量的規定。

（6）實用性：分析、論證、評價的技術方案均來源于實踐，都是經濟建設中亟待解決的實際工作技術問題。

3、技術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及理論

技術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在指導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中發揮了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基本方法：技術經濟學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并采用各種數學公式、數學模型進行分析評價。技術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有：

系統綜合：即采用系統分析、綜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對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制、應用與發展進行估計；

方案論證：即技術經濟普遍采用的傳統方法，主要是通過一套經濟效果指標體系 ，對完成同一目標的不同技術方案的計算、分析、比較；

效果分析：是通過勞動成果與勞動消耗的對比分析，效益與費用的對比分析等方法，對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進行評價，評價的原則是效果最大原則。技術經濟學在研究中采用兩種以上的技術方案進行分析比較，并在分析比較中選擇經濟效果最好的方案。

基本理論：（1）技術與經濟相互作用原理：技術和經濟的關系是辯證的，技術和經濟相互融合，才能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任何先進技術的應用必須在顯示出經濟上的優勢后，才能得到推廣。

（2）技術與經濟協調發展理論：技術經濟學研究的各種具體對象，如技術政策、技術規劃、工程項目和技術措施等，可統稱為技術方案。技術方案是技術和經濟兩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子系統，按照一定方式結合為一個具有特定目標和功能的有機整體，是一個技術經濟系統。

（3）技術創新理論：關于技術創新的動力源泉與動力機制研究，一般認為主要是兩方面，一是社會需求與市場需求的拉動力，二是技術發展對技術創新的推動力。

（4）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學中的技術進步概念不僅是一個技術概念，更是一個經濟概念,是指技術變革在實現經濟增長目標中取得的進步。技術進步概念包含著兩個不可分割的含義：①技術本身的創新、變革、發展；②技術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的作用。

（5）技術評價與技術選擇理論：

技術選擇的原則 ：技術與經濟、社會、環境、資源協調原則； 技術的經濟性原則； 技術關聯作用原則； 技術的先進性與適用性相統一的原則； 承受能力原則；技術結構的合理化原則。

技術評價分為宏觀技術評價和微觀技術評價：技術方案的宏觀技術評價，是根據國家的技術政策、產業政策，對方案的宏觀技術效果進行分析評價，研究它對宏觀技術體系、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及產品結構的影響；技術方案的微觀技術評價是以方案的技術系統為對象，對方案技術系統的可行性、可靠性、適用性、先進性及其綜合技術效果進行權衡的研究活動。

（6）經濟效益理論：經濟效益是指技術經濟活動中的有效成果與勞動消耗的對比關系，或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出與投入的對比關系，簡稱為“成果與消耗之比”“產出與投入之比”。

4、結論

總之，根據對技術經濟相關問題研究，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技術經濟學的發展方向，提高國內技術經濟的研究水平。研究技術經濟，促進技術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迫切的任務。當代科技、經濟、社會三者已密不可分，尋找它們的協調發展的規律，是技術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任務。

參考文獻

[1]羅剛等.技術經濟學的現狀與發展趨勢，技術經濟2002（2），第55－57頁。

第3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地租 產業集聚 最優規模 城市經濟學 新經濟地理學

問題的提出

在城市經濟學與新地理經濟學中有關于最優規模的研究大多數停留在城市最優規模的研究。無論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 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還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難利用具體的模型得到產業集聚的最優結果，而只能進行技術上的分析，產業集聚最優規模的研究陷入瓶頸。本文旨在將地租、通勤費用等城市成本而非單一的人力資本作為影響因子來分析產業集聚規模，并分析其他學者的理論來解釋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

本文從新經濟地理學下產業集聚與城市經濟學關系的視角，討論了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費用等）對于產業集聚規模的影響，并延伸到實證領域，分析不同產業集聚規模情況存在的差異。重點關注和解釋城市成本對于產業集聚規模的影響機制及其重要性。產業集聚到處存在，在世界范圍內，美國有硅谷;在中國，北京有中關村，廣州有崗頂電腦城，在浙江義烏有小商品，在廣東佛山有照明設備，這些都是產業集聚的現象。但是由于地租的存在，高技術等占地面積小的企業易集聚，而占地面積大的企業不易聚集。同樣也有人會考慮為什么這些企業在決定區位選擇時考慮的是最低成本而不是最大利潤呢？（Wang，2012）提出因為在進入聚集之前，企業已經達到相應的利潤，而到一定程度后，只能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得更多利潤。

產業集聚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概念。自從1990年以來新經濟地理學逐漸形成后，所有的研究離不開產業的空間集聚。Fujita（2005）總結在傳統的Krugman的核心邊緣模型中，當貿易成本足夠低時，產業的聚集力會強于分散力，聚集趨勢增強。而在城市經濟研究中，當貿易成本降低，由于地租或房租增加，產業分散的趨勢增加（Helpman，1998;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這種產業的分散力可能關聯著城市的形成（Fujita and Mori，1997;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Krugman，1993a），或者關聯著產業帶的形成（Mori，1997），或者僅僅是都市附近的城郊化進程（Fujita and Ogawa，1982;and Ogawa and Fujita，1980）。

可見城市經濟中的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費用）對于產業集聚的空間影響十分重要。根據城市理論中的成本和收益、新經濟地理學中產業的集聚力和分散力，企業會進行區位選擇，同時也可以確定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

相關理論的演進

（一）新經濟地理學和產業集聚

經濟活動在空間集聚的現象被稱為產業集聚。關于產業集聚的理論至少有兩種，第一種來源于自然稟賦的不同形成的競爭優勢，進而發展為專業化分工，代表人物有Marshall（1920）和Krugman（1991），這種理論是從相對較大區域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城市很多時候被簡化為一點，并不會考慮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無法為較小地域范圍內積聚大量企業提供較為有力的解釋，這種理論主要是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基礎。另一種理論是由Porter（1998）將聚集現象解釋為一種制度因素，可以為在較小區域內產業集聚的現象提供解釋，因為它很好的解釋了企業聚集的動力和目的，但是這種理論卻不能解釋在哪些條件下產業會出現聚集的現象。

綜合大部分研究成果，產業集聚現象的出現，是由其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而出現的。其中集聚力有Krugman提出的前后向聯系、Helsley and Strange （1990）提出的市場潛力、Marshall（1920）提出的知識或純外部經濟;而分散力有不可流動的要素（Krugman）、Henderson（1974）提出的地租或通勤費用、d`Aspremont et al.（1979）提出的擁擠和其他不經濟，減少競爭。

（二）城市經濟學和城市成本

城市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兩者雖是不同的學科領域，研究的卻都是同一空間經濟現象，歷史淵源也十分相近。趙和尹伯成（2007）提出并解釋了為什么城市經濟學走向沒落時，同樣是研究地理空間經濟現象的新經濟地理學可以大行其道，原因是城市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太廣，后被納入經濟外部性來分析，故而停滯不前。地理經濟研究的重要基礎是Von Thunen（1826）提出的isolated state，一個被農業部門包圍的單一城市。在Thunen之后古典區位理論也繼而發展。周偉林和嚴冀（2009）講到，總體來說，研究城市經濟學的路徑主要有兩個：第一類是城市內部的各種區位分析，或者說側重微觀經濟理論的研究， 其核心問題是城市內部的廠商和居民的區位選擇問題;第二類則是從宏觀層面來探討城市的經濟問題，在此，城市內的空間結構被忽略了，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焦點變成了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經濟繁榮和蕭條的過程。

Fujita（2004）指出城市成本中，地租或者通勤費用，雖然被Helpman（1998）和Tabuchi（1998）加入了新經濟地理分析，但是在城市經濟學中，地租和通勤費用也可能是城市城郊化的進程。因而更多時候，需要將新經濟地理與城市模型放到同一時空下同時分析城市的發展和產業集聚。將兩者共同研究，可以得出更多有用的理論。以上的歷史研究使產業集聚和城市成本的概念更加清晰，但是并不能為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提供解釋，下文提出有關產業集聚最優規模的研究綜述。

研究現狀

（一）稅收與城市/社區最優規模

最開始有關于最優規模的研究，局限于城市或者社區的最優規模，研究對象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大多研究也都是在Tiebout的模型基礎上進行深入分析，研究公共品和稅收對于人力資本的吸引力，繼而定義最優的城市規模，而城市成本中的地租作用不明顯。

如Baldwin and Krugman（2000）利用Tiebout理論與中心模型相結合，得出稅收和產業集聚的影響。Fisch（1977）利用Charles M. Tiebout的假設擴展了城市地租的標準模型來考慮空間均衡的條件。他的分析從公共物品的空間維度、公共物品的本地化程度以及它們對于土地價值的影響幾個方面展開的。結論表明，最優的社區（Tiebout的第六個假設）與當地的最優公共產品供給和當地的稅收同時達到。同時也表明，地租并不能很好的解釋Tiebout的均衡條件，資本化的假設也不能很合適的檢驗這個假設。

（二）人力資本與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

人力資本與產業集聚的研究是現在的熱點。Krugman（1991）提出了勞動力共享市場是產業集聚形成的集聚力之一，同時假設勞動力跨部門流動需要移動成本。Dumais et al.（1997）對這種集聚力做了實證分析，驗證了勞動力的重要性。這些模型都假設勞動力是同質的。而在匹配模型中，勞動力被假設為異質，Helsley and Strange（1990）認為工人可以根據自己掌握的技術去不同的公司工作形成技術空間，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厚度（Thickness of Markets），由于搜尋或者匹配的外部經濟（Matching Externalities），技術空間會產生聚集的經濟。這一觀點后又被Hamilton，Thisse and Zenou（2000）所擴展。

Fu and Gabriel（2011）研究了中國的勞動力轉移、人力資本聚集和區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將轉移的勞動力分為擁有高技術的移民和擁有低技術的移民，并得出低技術的移民并不愿意與高技術的移民聚集在一起。最終表明人力資本的集聚可以解釋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盡管人力資本與產業集聚關系的研究頗多，但是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仍是瓶頸。無論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還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難利用這樣具體的模型得到產業集聚的最優結果，而只能進行技術上的分析。其中Ottaviano，G.I.P.and J.F.Thisse（2002）在兩區域模型中發現，當貿易成本高或者低的時候，市場可以產出最優的結果，然而因為存在中間價值，這樣產生的聚集會存在分散的趨勢。繼而產生無效率，更深一步的分析后，最終發現只有次優的選擇才是穩定的。

（三）地租與產業集聚及最優規模

城市成本與產業集聚關系密切，城市成本中的房租是影響企業進行區位選擇，進而影響到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房租對于不同區域的產業集聚作用不相同。Matthew & Hugh（2011）通過使用美國18年120多個主要的辦公室市場的面板數據，估計了實際辦公室租金的變化模型。他們認為經濟活動聚集中的級差地租是聚集經濟的城市經濟理論的一種度量方法。而反映聚集活動的變量是生產商對于服務的雇傭數量。最后得出結論，在中心商業地區的經濟聚集活動只發生在大都市的辦公室市場中，此種現象不會出現在更小的市場，或者是城郊地區。

在進一步的發展中，房租不僅關系到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到產業集聚，級差地租也是產業集聚空間最優規模出現的前提條件。Wang et al.（2010）通過構建知識溢出條件下的Hotelling空間聚集過程的理論模型，解釋了經典的兩個劍橋現象，一是為什么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易于聚集在大學附近;另一個是聚集的最優規模是什么。并最終得出結論：知識溢出可以違反一般Hotelling模型過程的競爭，使得在區域內的聚集變得有可能;中小企業更易集聚，勞動力密集和人力資本密集的企業消耗較少的土地更容易聚集，傳統的重工業不易聚集;在空間上存在最優的聚集水平，聚集區域不能隨機發展，級差地租是聚集出現的前提條件。

發展方向

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費用等）與產業聚集的關系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而對于未來有關產業集聚最優規模的研究同樣還有很多重要的方向，比如擴大研究更多的理論模型，在實證方向更加努力，或者是引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來分析。Fujita（2005）提出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方向應該包括將城市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相結合，考慮公共政策與新經濟地理，甚至是城市特征如土地、住房、通勤、交通網絡和其他城市基礎設施的影響，可以將政府的角色納入研究中來。如果能夠將兩者巧妙的結合，也許產業規模的最優規模可以有一個真正的理論基礎，也經得起實證的檢驗。

結論

本文嘗試性的從城市成本這一角度，來分析其與產業聚集及其最優規模的關系。希望能夠從城市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的交叉中找出產業聚集最優規模的理論基礎，或者實證可能。地租是城市系統和城市模型中產業集聚分散力的重要一點。新經濟地理學及產業聚集強調的是企業或者其他經濟活動的區位選擇。進行區位選擇自然離不開土地，故選擇地租作為城市成本的代表來進行研究，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綜述開始介紹了城市經濟學中城市成本與新經濟地理學下的產業聚集的歷史研究成果，以及兩者的基本概念。接著從關于產業聚集及其最優規模的研究現狀入手，介紹了稅收、人力資本、地租等方面現在的研究熱點。最后，提出關于本問題研究的更多可能方向，供后人研究。

參考文獻：

1.趙，尹伯成.城市經濟學的理論演變與新發展[J].社會科學，2007（11）

2.周偉林，嚴冀.城市經濟學：概念、流派及其理論演進[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12）

第4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就業市場；學歷倒掛

一、引言

自2005年研究生報考人數首破百萬以來，研究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一方面，近年來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國內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畢業生為了逃避激烈的競爭，紛紛加入考研大軍，推遲就業時間。另一方面，研究生的招生規模在近十年內迅速擴張。自2009年開始，研究生首次就業率低于本科生，學歷與首次就業率倒掛現象已經呈現。該問題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學者從教育、社會等角度來解釋學歷倒掛現象。本文意在使用Spence教育信號模型，站在經濟學的視角，使用“混同均衡”的結論解釋學歷倒掛現象。

二、學歷倒掛的原因

（1）學歷信號弱化。在Spence的勞動力市場模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應聘者知道自己的能力而招聘者不知。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辨別的信息，招聘者則只愿支付平均工資水平，那么高能力者就存在被低能力者“逐出”就業市場的可能。獲得學歷越容易使得低能力應聘者受教育成本減小，低能力者就存在與高能力者受同等教育的可能性。目前，我國高校的碩博士點都在不斷的增加，其中不乏混雜了一些辦學能力差的高校。盲目擴招的結果使得高學歷群體迅速膨脹，而質量卻無法保證，因此出現就業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

（2）研究生薪酬期望過高。當就業市場出現混同均衡時，如果高學歷者不能降低薪酬預期，則面臨失業危險。本科生選擇升學時，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獲得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職位。學生在研究生階段不但有經濟投入，還有時間投入，因此在畢業時更可能比本科生所要求的薪酬更高。而大部分企業只愿意支付市場工資水平，無法滿足高期望的畢業生需求。

（3）理論與實踐脫節。理論與實踐脫節時，教育對勞動生產率的促進作用較小，而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呈正比，因此教育對薪資的促進作用較小。然而教育本身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高學歷人才在接受更高的教育后會預期一個較高的薪資水平以此收回成本，當其實際勞動生產率較低時，企業并不會給予更高的薪資，由此可能引發失業。

三、結論

（一）對高校畢業生的啟示

（1）科學制定職業規劃，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在初次就業市場存在較大的信息不對稱，以及目前高等教育的培養方式與社會需求脫節，重理論輕實踐，使得學生的動手能力較差，企業重新培訓成本較高。在校期間，學生不應唯書本論，應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將所學付諸所用，在實踐中獲得新知識。這不僅對學生個人是一種工作經歷和人生磨礪，而且可以減輕初次就業市場的信息不對稱。

（2）謹慎尋找新“信號”。近年來“考證熱”已經成為社會熱點話題，當學歷信號開始減弱的時候，在校生希望尋找新“信號”以“顯示”自身實力。筆者認為，在校期間，學生應該科學地做好職業規劃，初步定位職業方向，搜尋相關證書的信息，以確保所考證書能準確傳遞信息，避免盲目考證以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二）對高等院校的啟示

（1）合理控制取才難度，強化學歷信號。高校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和申報“碩士點”、“博士點”顯然存在“辦學政績”和爭奪國家教育資源的因素。研究生教育的“揠苗助長”一直為社會輿論所詬病，這直接導致研究生學歷信號的弱化。筆者認為，短期內遏制研究生擴招趨勢并不現實，高校可以在招生時控制測試難度、防止濫竽充數，在科研成果、畢業論文上嚴格把關，建立問責、追責機制。

（2）改善自身辦學質量，注重品牌效應。高校應該提高自身師資力量，改善辦學質量，著眼長遠提升科研質量。高校的科研應注重與社會實踐、產業需求相結合，提高學生動手實踐能力，謀求教學與社會需求的契合。另外，高校應該注重自身的品牌效應。根據產業組織理論，品牌實際上就是一種差異化，高校的校名實際上就是自身的“招牌”。尤其是名牌高校更應重視“品牌建設”，從招生到辦學秉承嚴謹的學風，以此區分一般高校，強化自身學歷信號。高校的品牌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三）對政府的啟示

（1）嚴格控制招生規模，重新評估辦學資質。在配套教育資源并未同步增長而盲目擴招時，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學歷信號逐漸弱化，學歷迅速貶值，曾經“天之驕子”的光環一去不復返。一些辦學條件一般的高校趁勢擴大規模，魚目混珠，使得高校畢業生平均水平下降，就業市場趨向于“檸檬市場”。政府的初衷是普及高等教育，然而現實與初衷南轅北轍，擴招使得部分學生接受了過度教育，浪費了寶貴的教育資源，另一方面增大了企業重新篩選人才的成本，反而不利于高素質人才的就業。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應當重新思考高等教育政策，嚴格控制招生規模，審慎評估高校的招生資格，對于辦學條件差的專業，應當取消其招生資格。

（2）鼓勵高校科研創新，保護知識產權。目前，高校的科研創新是產學研結合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鼓勵科研創新可以促進三者緊密結合、共同發展。高校科研創新為學生提供了理論運用于實踐的機會，不僅讓高校自身獲益，也培養學生自主創新的能力，減少在就業中理論也實際工作嚴重脫節的現象；另外，也培養了部分學生企業家才能。在鼓勵創新的同時，政府應當建立保護知識產權的長效機制。

（3）鼓勵高層次人才到中西部地區就業。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目前依然是高校畢業生主要就業區域。筆者認為，政府鼓勵人才到欠發達地區就業不僅需要制度上的保證，也需要經濟上的鼓勵，政府單純靠道德呼吁、政治號召而不給予經濟上的激勵，很難實現高層次人才就業地轉移。

參考文獻：

[1]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488500

[2]Spence A M. Job Market Signal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335374

[3]湯宏波.高學歷“追逐癥”與事業的經濟學分析[J].財經研究，2006（1）：113119

[4]韓松，蔡健.就業市場教育信號的：基于Spence模型的擴展[J].教育學術月刊，2012（5）：3537

第5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語言經濟學 （Economics of Language） 最早由美國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教授，信息經濟學的開拓者 Jacob Marschak 于 1965 年提出。它是繼語言與文化這一研究熱點之后出現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是一個跨語言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學科的新興邊緣學科。語言經濟學揭示了語言具有經濟學本質的東西：價值 （Value） 和效用 （Utility）;費用 （Cost） 和效益 （benefit），其主要的理論觀點包括：

第一，語言本身是一種人力資本。它既有先習得的母語，也有后習得的第二語言。語言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是人們足以獲得其他本錢 （知識和技能） 的本錢。語言作為本錢，它實際上是補充或取代人類的其他本錢 （知識和技能）。

第二，學習外語是一種經濟投資。語言經濟學理論認為，人們決定學習第二種語言（或外語），甚至讓自己的子女從小就學習第二種語言（或外語），部分原因是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即考慮到學習第二種語言（或外語）的“投資費用” 和學成語言后的“投資預期效益”。

第三，使用體現經濟價值，語言的經濟價值有高低之分。語言的經濟價值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人們在語言的幫助下完成某項工作，從而獲得經濟效益;人們依靠語言從事某項職業或參與某項活動，從而獲得經濟效益;語言在勞務市場中滿足社會的需求，從而獲得經濟效益，此時受雇者的外語熟練程度越高，其身價越高;用外語工作的經驗越豐富，待遇越好。

二、語言經濟學和商務英語的關系

商務英語是指在商務環境中應用的英語，是普通英語社會功能的變體，其目的是溝通商務信息、營造商務氛圍、促進與英語語言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從語言經濟學研究商務英語的原因在于兩者存在共存發展的緊密聯系。

第一，經濟全球化使人類居住環境的語言維度呈現多元化趨勢，不僅在跨國公司，即使在一些獨資企業也出現了員工構成多國籍、多語言化的傾向。在經濟學上，網絡外部性是指某一商品的消費所產生的效用隨著該商品消費人數的增加而增加，語言也具有這種網絡效應，在一個成分互補的社會網絡內，越多的人分享，效用越高。可以說，商務英語的使用人數越多，就會帶來越多的收益，商務英語的推廣必將帶來全球經濟的繁榮。

第二，市場和用人單位的迫切需求，業績與薪酬掛鉤的企業激勵機制，也促使純英語學習者著手尋求新的出路。而商務英語則是徹底將英語從一種語言交流工具蛻變為使用者獨具特色的一種生存技能。

第三，高科技帶來的技術進步迅速滲透到商業的各個環節，國際貿易中的 B2B 交易、電子商務、網上談判、遠程結算、無紙報關等新的貿易方式開始引領一場現代化的商業變革。而這些跨國交易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依托商務英語的橋梁作用，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商業環境呼喚商務英語必須緊隨其上。

三、語言經濟學視角下商務英語教學

基于語言經濟學規律商務英語的有效教學認為教學是一種經濟投資，關注的是教學的投入與產出的均衡發展。商務英語有效教學的“效”，可以概括為課堂教學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有效果”是指教師遵循教學活動的客觀規律，通過教學活動取得某種結果，達到某種目的，滿足某種需求，它所關注的是給學生帶來的進步和發展。“有效益”即有效教學不僅要求教學有效果，還要求教學效果與預設教學目標相吻合，滿足社會和個人的教育需求并且帶來一定的社會效益。“有效率”是指通過教師的教學活動，幫助學生以盡可能少的時間、精力、物力投入取得學習收益的最大化。

下面筆者以商務英語翻譯課程為例，簡要解釋如何利用語言經濟學指導有效的商務英語教學。由于受傳統教學理念的影響以及教學條件的制約，目前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翻譯素材多以文學性文本翻譯為主，缺乏真實性翻譯材料，無具體職業指向性。翻譯練習遠離學生的實際生活。由于缺乏應用文本，如廣告宣傳語、產品介紹、商務信函等的翻譯實踐，學生商務英語翻譯實際運用能力低下。因此，翻譯教學難以實現預期目標，學習者的勞動付出和收效之間的比例失衡，向社會輸出的“產品 ”不符合社會市場的需要，語言的使用價值降低，直接結果是學生難于找到合適的就業崗位，商務英語的學習也就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要解決商務英語翻譯課程的尷尬局面，教師必須思索教學的投入產出的效益問題，通過分析市場需求，調整人才培養策略，從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及教學模式著手，最大限度地實現有效教學，培養出滿足市場需求的商務英語翻譯人才，提高教學的經濟效益。

總之，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有用人才是教育事業的長效之舉，而從純經濟學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預期是人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也是人類社會的首要理性原則。因此必須不斷研究商務英語教學的最佳方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合理安排教育資源的配置。

參考文獻：

[1]Marschak，J.Economics of Language[J].Behavioral Science，1965（2）：135-140：77-81.

[2]許其潮.語言與經濟：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9（7）：4.

[3]陳新仁.試探經濟原則在言語交際中的運行[J].外語學刊，1994，（1）：8-12.

第6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阿瑪蒂亞·森；可行能力；福利；實質自由

[中圖分類號]F06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2095-3283（2013）09-0152-03

[作者簡介]李威威（1988-），男，漢族，安徽阜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學價值觀、農民發展權、制度經濟學。

一、傳統福利經濟學價值維度及其缺陷

新、舊福利經濟學在關于福利本質的考察方面都沒能繞開“效用”這一核心概念，無論是杰里米·邊沁、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弗朗西斯·埃奇沃斯、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庇古，還是后來的勒納、霍特林、保羅·薩繆爾森以及卡爾多等人，他們研究的最終目標皆是使社會效用達到最大化。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利經濟學家們并沒有簡單地將社會福利的本質限定為貨幣收入，他們只是覺得相對于福利的其他因素——心理、欲望、情感、知識等，貨幣收入是一個既重要又較易量化、進而能輕易納入各種經濟模型的因素。而新、舊福利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主要是表現在研究思路（以及各自思路背后對應的價值觀）上的差異，其根本原因在于對市場功能性強弱的判斷上不同。以庇古為代表的舊福利經濟學研究者認為要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國民生產總量盡可能提高，緊接著在假設市場完全自由競爭這一前提下，主張社會生產資源要盡力做到在國民經濟的各個生產部門間的最優化配置。同時又鑒于市場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庇古認為國家的干預（主要指政府轉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能夠幫助市場更好地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引入了“邊際效用”這一重要福利經濟學概念輔助分析，使得這種理論的影響力逐步走向高峰。

而20世紀30年代以后以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等人為代表的新福利經濟學家們創造了包括“序數效用論”、“補償原理”等在內的諸多福利經濟分析工具和理論。他們的福利經濟思想更多強調效率而選擇忽視分配問題，因而較少地體現出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相比舊福利經濟學家們他們更加堅信市場的調節作用，并且因此反對國家的過度干預。

無論是新、舊福利經濟學家都主張經濟收入對于福利的價值。但是在對社會總效用的分配機制方面見解有所不同。這樣的價值評判標準存在不足之處，其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真正的福利經濟學必定要重點著眼于社會福利的均等化，但是從上述福利經濟學家的理論以及現實情況的反饋來看，這種均等化實現得很不理想，無論是新福利經濟學家眼中的“市場”還是舊福利經濟學家眼中的“國家”，都沒能充分地在社會福利均等化方面發揮出其應有的功能。現實情況則是福利經濟學家們還是把過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增加社會總財富方面。

2以功利主義為向導的福利經濟學并未特別關注社會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殘障人群），無論是經濟福利的轉移還是機會的創造方面都未體現出應有的關注。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判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時指出的那樣：按勞分配看似公平，然而當你把勞動者個體的特殊因素考慮在內，按勞分配也就不再是公平的了。而事實上福利經濟學帶來的分配結果尚未能做到“看似公平”。

3福利經濟學沒有兼顧諸如自由、權利等效用模型之外的福利因素。其中權力分配的不均或許是由包括制度、經濟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但是這種權利的缺失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的現實意義可能還要大過收入的分配不均。這種倫理方面的缺失一方面使得福利經濟學的很多理論脫離了實際；另一方面，使得社會效用最大化這一主張最終蛻變成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效用最大化。這可能不是福利經濟學家們的初衷，但這卻是最真切的現實。

二、以“幸福”作為價值評判標準的弊端

如前所述，傳統福利經濟學很大的一個缺陷就是在衡量福利這一概念時，抽離了其中所內含的情感、心理、欲望等較為隱性的因素。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福利經濟學變成了一個有各種經濟模型或原理堆積起來的“工具箱”。更不幸的是這個“工具箱”中的工具在大多數時候還成為了少數人謀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誠然我們不能忽視物質財富收入對于國民福利的重大意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物質收入對提升民眾福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經濟學家就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最接近福利本質的幸福感上面。他們開始研究如何在獲得物質財富收入的同時，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以及如何將財富更好地轉化為幸福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收入視角與幸福視角間的差別，這本身確實是一種良性的發展。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斯特林就在其著作《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提出了所謂的伊斯特林悖論，即收入和快樂之間不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而理查德·萊亞德在研究了大量美國民眾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寫出了《快樂經濟學》一書，將幸福對個體的價值排在了最高的位置。這種觀點在某些角度下似乎很有道理，因為對于一個個體來說，還有什么比幸福更加值得去擁有的呢？但是，把幸福作為社會福利的等價物這種看似追根溯源、直指本質的主張，其實也有其不足之處。這些不足大多源于幸福對主觀感受的依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將幸福這一主觀感受作為福利的評判標準，會讓我們忽視掉很多現實的因素。當我們過分看重并努力追求這種主觀感受時，幸福就有可能退化成一種幻象，因為我們把這個過程直接化、簡單化了。事實上我們追求的幸福依賴于我們忽視的那些因素。當我們的關注點轉移到內在的幸福感時，制度、收入等外在因素的變化可能會使得幸福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

2把幸福這樣一種主觀感受作為價值評判標準有太強的彈性。現實環境的殘酷可能會使我們對幸福的標準或者說預期過低，反之則可能過高。當對幸福標準要求過低時，反映到現實中可能會使得一些極不合理的制度擁有存在的余地，這無疑會加固社會的不平等；當對幸福的預期過高時則會對現存制度環境作出非理智的思考，最終也會導致自身和社會的不和諧。

3幸福作為一種主觀感受無法像貨幣收入那樣在人際間比較，即幸福存在較大的人際間差異性。阿瑪蒂亞·森認為將幸福的程度作為一個人境況的表征，只能分別用于單個個體——兩個人的幸福程度無法比較，而不能以幸福作為判斷公平或者不公平訴求的標準。這種幸福作為一種信息無法在人際間傳遞屬性直接導致了阿羅不可能定理的出現，這對福利經濟學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同時，這種評判標準也不利于我們做出更加合理的社會評價。

三、阿瑪蒂亞·森關于社會福利價值維度

阿瑪蒂亞·森是生于印度的著名經濟學家，1998年以其在福利經濟學研究中的卓越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強烈關注社會最貧窮成員所面臨的問題，一生致力于這一領域的研究，并因此而被稱作“經濟學界的良心”。其研究視角是從現實情況出發，基于這種視角，創造性地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無疑是對現有福利經濟哲學基礎的一次革新，是對邊沁功利主義哲學觀的一種揚棄。根據其定義可行能力簡單地說是指一個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組合。從其定義中我們不難看出可行能力的本質是一種自由，并對“自由”的內涵作了一定的擴充。他認為自由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產品，它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呈現相輔相成的關系：一方面個人自由的擴展有賴于更合理社會制度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個人自由的增加不僅提升了單個個體的福利水平，更能夠反過來促進社會福利機制的合理與高效。基于這種對自由本質的界定，阿瑪蒂亞·森認為一個良好的社會應當給予其成員更多的實質自由，實質自由應當既包含機會自由又包含過程自由。機會自由更多地關注一個人能否追求他所珍視的最終結果，而并不苛求得到結果的過程；過程的自由則是指一個人能夠自主做出選擇而不受他人的干擾，至于最終結果并不需要關注。盡管自由的過程方面和機會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但要對這兩個方面加以區分，這種分離客觀上能夠激發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將實質自由作為可行能力的基本內涵，很好地解決了傳統福利經濟學的兩大弊端。

一是信息限制問題，即個體受自身特殊性（包括身體和心理方面）的限制，無法向社會提供更多具有普適價值的信息，這使得一方面自身的福利無法得到最有效的保護；另一方面社會評價體系難以構建，公共理性極為缺失。所以阿瑪蒂亞·森特別強調人的理智以及新聞與大眾傳媒的作用。前者可以使人冷靜思考從而獲得更多更有普適價值的信息以促進社會的公正，后者則能夠引發更多的公共討論，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提升，使得全社會民眾更加趨于理性。這種主張對于那些存在嚴重壓迫、專制的社會更加有意義。實質自由直接關注一個人能夠做什么和成為什么，人際間的差異性被實質自由內涵的廣泛性很好地規避了。二是人們較以往擁有更多選擇和實現的可能性。該理論在這方面的貢獻更加突出，阿瑪蒂亞·森是在對現實社會問題關注思考的基礎上提出可行能力的主張的。可行能力是對包括貧困、不公平等社會問題更加本質化的對策，僅僅關注社會民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經濟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可行能力關注的視角是一個人實際能做的是什么，這種價值判斷更能充分調動個體的能動性，人們可以在可能性的框架內充分地實現自身價值。個人福利的視角被顛覆，人們通過自身的可行能力可以更好地將自身價值外化，緊接著人們將能夠得到實質自由和主體性成就，這其實又反過來提升了自身的可行能力。

四、阿瑪蒂亞·森的理論對構建我國社會福利體系的啟示

阿瑪蒂亞·森對社會福利的分析是以可行能力為中心展開的，沿著這個思路，構建我國社會福利體系其著力點應放在提升民眾的可行能力方面。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增加弱勢群體就業機會

根據該理論對可行能力的闡釋，我們知道其本質是實質自由，而現實中機會的增加，必定能夠提升弱勢群體的實質自由。這一點是眾多舉措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如果把社會弱勢群體比作貧血病人，那么找到恢復其自身造血功能的方法才是正確的做法，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是“治其本”的做法。這里不僅是就業機會數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就業崗位種類的多樣化。若只是單純為其輸血，便是治標不治本，這種“粗獷型”的社會福利措施勢必也會大大增加社會成本。近幾年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把工廠建在當地，這不但解決了很多剩余勞動力和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使他們不用離開家鄉與家人分離，有利于社會和諧。

2優化教育資源的配置

優化社會教育資源的配置其實是通過提高個體的自身素質和能力，從而提升其可行能力。阿瑪蒂亞·森曾經指出：“如果人們都是文盲，他們理解和運用其法定權利的能力就很有限，教育上的缺陷還會導致其他權利的被剝奪。事實上，這往往是處于社會底層的人一輩子的問題，由于不會讀書，看不到自己的權利，也不知該如何運用，這些人的權利被實際地剝奪了。教育上的裂隙很顯然與階層有關聯。”因此，教育上的缺失可能使那些被剝奪了權利的人找不到救濟手段和途徑而直接導致他們可行能力的降低。目前我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教育資源不平衡問題突出，應加快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公共教育的平等和公平。

3加大醫療保障投入

健康對于一個人的可行能力而言無疑非常重要，健康就是一個人最為基本的可行能力，是個體其他能力實現的基礎。不僅如此，個人的健康直接關系到其所在的家庭其他成員的實質自由。試想，在當今中國，如果一個普通家庭有一位成員患了較重大的疾病，那么在高額的醫療費用面前，這個家庭很快就會淪為貧困甚至負債累累。健全和完善我國針對農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體的醫療保障制度，尤其對重大疾病的福利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國城鄉間、東西部間醫療衛生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較大，這嚴重制約了那些地區人們的可行能力，因此，政府應當積極加大投入，從根本上完善農村以及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基本醫療服務體系。

4健全社會協商民主制度

阿瑪蒂亞·森曾指出，個人的可行能力嚴重依賴于經濟、社會、政治的安排。即提高個人的可行能力是國家、社會的責任所在，他反對將民主與發展相對立的二元論，認為“國家和社會在加強和保障人們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廣泛重要的作用。這是一種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他強調社會中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礎上的社會評價，認為這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協商民主。協商民主能夠使各種權利得到制衡，各種制度能夠更加有效的執行，從而在最宏觀的層面上提升大眾的可行能力，而不僅限于某一特定的群體。民主的發展可以很好地促進制度與現實之間的互動，這對推進社會發展意義重大。

阿瑪蒂亞·森認為自己的諸多理論需要同一些經驗性的實際結論相結合才能形成全面的互補。他認為人們不應該追尋停留在抽象層面的完美制度和規則上，而是應該關注現實問題，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才能讓社會逐漸走向和諧。總之，當前我國正大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加要關注社會福利的有效分配。該理論基于可行能力的社會福利價值維度，為我們研究社會福利問題提供了更加廣泛的視角。

[參考文獻]

[1]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楊成波，王磊簡論阿瑪蒂亞·森能力貧困理論及對完善中國低保制度的啟示[J]生產力研究，2010（5）

第7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新型貿易壁壘；中國經濟；影響；策略

一、新型非關稅壁壘的涵義

新型非關稅壁壘是針對于傳統非關稅壁壘而言，新型非關稅壁壘雖然經常以保護消費者、勞工和生態環境平衡為理由，對國外進口的產品進行一定的限制，給國際貿易造成了一定的障礙，但是它又通過技術水、環境保護和保護勞工和動物等方式間接促進了人類社會文明和經濟的發展，又取消了數量限制和歧視性原則，倡導人類因當為社會和環境及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因而迎合了公眾的心理，所以其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新型非關稅壁壘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

新型非關稅壁壘是在經濟發展中產生變化發展的，它對于經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具體說來，雖然它在短期效益下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少許不利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新型非關稅壁壘在提升經濟發展力和促進經濟科學技術的革新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1.新型非關稅壁壘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

（1）降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

出口貿易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它拉動著我國的整體經濟，在我國對于外貿的依存度越來越高的同時，我國出口貿易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新型國外壁壘措施，而我國的出口的產品的優勢是廉價的勞動力所帶來的低成本，并非是高端的技術性產品。出口貿易的降低所帶來的后果必然就是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遍體鱗傷。

（2）短期內使我國失業率增加

新型非關稅壁壘給我國企業所帶來的是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這對于技術水平高的企業來說一個好消息，因為市場上的需求符合企業的生產范圍；但相對于技術水平低的企業來說，新型非關稅壁壘只會加速企業的老化和淘汰，市場需要的并不再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而是具有自己的創新力，有技術有水平的企業，而這些技術水平低的企業面臨著淘汰倒閉的風險，同時對我國國內居民的就業產生一定的不利效果。

2.新型非關稅壁壘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正面影響

（1）有利于提升我國整體開放水平和完善市場體系

從抵制新型非貿易壁壘到接受這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但是只有著力在提升自身科學技術的水平上，新型貿易壁壘所帶給中國的將會是一個巨大的發展市場和革新的機會，對于提高生產技術則必須依賴于開放的市場體系甚至于在全球范圍內的技術交流，這樣就直接促使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的提升。

（2）有利于促進中國產品質量的提升和產業技術的更新換代

新型非關稅壁壘的產生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其對自由貿易產生了限制，但這也變相的讓國內企業不得不去改善自己產品的質量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此來刺激出口量，這或許對于消費者來說是一個福音。

（3）有利于刺激國內企業的創新力，帶動國內市場經濟的創新活力

新型非關稅壁壘在短期內給國內企業帶來的困難、阻力是毋庸置疑的，但阻力正是前進的動力，難道國內企業會因為國外過高的標準而放棄出口嗎？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創新才能跨越國外給我國經濟，出口帶來的壓力。而創新的同時，給國內市場消費又將帶來一波浪潮，這對于刺激國內經濟發展也是有益的。

（4）有利于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

新型的非關稅壁壘實在市場經濟作用下而產生的，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會被投放到新興產業上去以適應非關稅壁壘的要求，這樣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對于那些落后產能的投資會越來越少，這樣有利于淘汰落后產能，而一些技術水平達不到要求的企業也會將資本收回去投資其他技術水平達到要求的行業，從而優化了我國的產業結構。

三、正確應對新型非關稅壁壘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建議

1. 明確對外貿易的主體在于勞動者

我國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國家，雖然近年來出現了“用工荒”，但是我國勞動力對外輸出仍十分嚴重。而且由于廉價的勞動力，出口到國外極容易對國外的市場造成沖擊，損害他國國內企業的利益，從而容易引起貿易壁壘的阻礙。所以我國應當在尊重勞動者主體性的基礎上，注重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

2. 立足于中國經濟的特殊性，主動走出去

由于各國對于產品質量的定義和標準迥異，因此我國企業立足于提高本企業產品競爭力之余，也應積極地去開拓新的市場，避免市場定位集中化，這樣做也可以緩沖遭受壁壘的風險。 同時在加大產品出口力度之前，應加強對產品輸入國的了解，真正避免遭受到因企業的標準不達標而陷入尷尬局面的風險。

中國在面對國外對我國實施壁壘的時候，應當從中國經濟的特殊性出發，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經濟矛盾具有明顯的國度特殊性。中國現實的經濟矛盾， 從一般意義上說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但承認中國經濟矛盾的一般性， 并不等于說我們已經掌握了其特殊規律。我們應找到中國經濟矛盾的特殊性。同時我們更要認識經濟矛盾的內在聯系，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國經濟矛盾。

第8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區域 專業化 超邊際分析

一 .前言

區域經濟專門化又稱區域生產專門化，是商品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的一種區域經濟現象。它表示這樣的一種過程和趨勢：即根據勞動地域分工的客觀要求，區域內的某些優勢產業或部門的生產規模和市場范圍不斷擴大的過程或趨勢。該理論認為，區域經濟專業化并不是一種偶然的區域經濟現象，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產物。國外關于區域專門化的分析可以追溯到斯密的論述， 斯密認為專業化分工提高效率， 市場規模越大越有利于分工深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強調變化緩慢或不可改變的區域特征是區域專業化的決定因素。馬歇爾則關注外部規模經濟的影響，并注意到勞動力共享、投入品專業化和專業化信息三種產業地方化的原因。克魯格曼認為地方專業化的形成有市場規模、外部經濟和經濟發展中的累積循環機制三個主要原因。較多的專門化生產商的聚集有利于勞動力市場共享、專業化投入與服務的規模化供給和知識流動。企業傾向于選擇有較大市場的區域，企業的進入擴大了市場。所以，一旦專業化格局形成，這一格局將被基于報酬遞增的累積循環過程鎖定。新產業區學者認為，專業化產業區的形成源于聚集形成的產品差別、集體學習和集體行動優勢。馬歇爾關于聚集促進信息擴散、交流和創新的觀點被強調和發展。阿羅、羅默都認為特定產業聚集在特定地區可以促進知識在產業不同公司間擴散， 從而提高研究、發展和創新活動。阿林•楊格指出，報酬遞增的原因不是規模經濟，而是產業的不斷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人類的生產活動具有普遍的迂回性，使得產業的生產鏈上節點不斷分化和延伸。

楊小凱在繼承斯密和阿林•楊格的有關分工思想之上，運用超邊際的分析方法，引入科斯交易費用的概念，指出：分工和交易是生產方式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分工的深化產生了專業化經濟，也帶來了交易費用，專業化和交易費用會陷入兩難沖突。在專業化經濟不變的條件下，降低交易費用，就意味著提高了分工水平。

如果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個人轉為區域，那么區域主導產業的選擇就可以看作是區域專業化的模式選擇，處理這類決策模型，超邊際分析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通過對一個區域專業化發展進行綜合評價，可以對區域的產業定位和發展方向提出合理的建議。

二 .基礎模型

假設在一個經濟系統中存在若干區域，每一個區域都是事前相同的，沒有純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絕對分離，每個區域作為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必須消費三種產品：X、Y、Z，x、y、z為三種產品的自給自足量，xd、yd、zd為三種產品的購買量，xs、ys、zs為三種產品的銷售量。k為各區域交易效率，則（1－k）為交易成本系數，lx、ly、lz為三種產品的專業化生產程度，在此可以假定為生產該種產品的勞動投入，a為各種產品生產函數中的相關系數，即專業化經濟程度參數，px 、py、 pz為三種產品的價格。

u=(x+kxd)(y+kyd)(z+kzd)………………………………………(效用函數)

x+xs=lxa..............................................(x產品的生產函數)

y+ys=lya……………………………………………………………(y產品的生產函數)

z+zs=lza……………………………………………………………(z產品的生產函數)

lx+ly+lz=1…………………………………………………………(稟賦約束)

px(xs-xd)+py(ys-yd)+pz(zs-zd)=0…………………………………(預算約束)

三. 超邊際結構模式及分析

根據文定理：一個人至多賣一種產品，不賣和買或自給同一種產品。因此可能存在的結構模式如下：

（1）自給自足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每個區域生產和消費三種產品，區域之間沒有任何產品交易，所以各個區域都是獨立存在的，彼此缺乏經濟聯系。此時：

xs=xd=ys=ys=zs=zd=0

x=lxa 、y=lya 、z=lza

則：u=(lxlylz)a s.t. lx+ly+lz=1

令：F=(lxlylz)a+λ(1-lx-ly-lz)

解得：當lx=ly=lx=1/3時，maxu=27-a

(2)完全專業化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每個區域專業生產一種產品，除用于自給外，用來交換另兩種產品。這種模式一共有三種，在此以z/xy為例，表示一區域專業生產產品z，除用于自給外，用來交換y和z。此時：

x=xs=y=ys=zd=0

lz=1、 lx=ly=0

則：u=k2xdydz s.t. pzzs=pxxd+pyyd

令：F=k2xdydzd+λ（pzzs-pxxd-pyyd）

解得：當yd=pzy/3(pzy表示產品Z對Y的相對價格，下同)

xd=pzx/3 z=1/3 時，maxu=k2pzypzx/27

(3)部分專業化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每個區域專業化生產兩種產品，一種產品全部用于自給，另一種產品除一部分用于自給外，另一部分用于交換第三種產品。這種模式一種有六種，在此以x/z為例，表示區域專業化生產x和y兩種產品，y產品用于自給自足，x產品除一部分自給外，另一部分用以交換z產品。此時：

xd=z=zs=ys=yd=0

lx+ly=1、 lz=0

則：u=xy(z+kzd)s.t. pxxs=pzzd

令：F= xy(z+kzd)+ λ(1-lx-ly)

解得：當lx=2/3 xs=2a/2*3a 時，maxu=4a-1*27-a*kpxz

由以上求解過程可以看出：三種決策模式下的角點效用函數的大小取決于交易效率的大小以及產品的相對價格。現在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對三種模式進行分析，以決定選擇何種模式。

（1）如果一個區域選擇自給自足模式

則會有：27-a> k2pzypzx/27,且27-a>4a-1*27-a*kpxz。

此時：kpxz

(2)如果一個區域選擇完全專業化模式

則會有：k2pzypzx/27>27-a,且k2pzypzx/27>4a-1*27-a*kpxz。

此時：k2pzypzx>271-a,且kpzypzx2>271-a*4a-1。

（3）如果一個區域選擇部分專業化模式

則會有：4a-1*27-a*kpxz>27-a,且4a-1*27-a*kpxz> k2pzypzx/27。

此時：kpxz>41-a,且kpzypzx2

四.評述

通過以上超邊際理論模型的分析，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兩個命題：

命題1：一個區域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對自給自足模式、完全專業化模式和部分專業化模式的選擇，依據于交易效率的大小。

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可以把價格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因此區域對于模式的選擇就完全取決于交易效率的大小。從現實中看，當交易效率極低時，分工的好處被分工造成的大量交易次數之費用作抵消，從而形成的全部角點均衡是較低的專業化分工水平。當交易效率高時，分工帶來的收益大于增加的交易費用，從而形成的全部角點均衡時較高的專業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與交易費用高低和交易效率高低相關的制度安排對于形成較高專業化分工水平的最優角點均衡至關重要。而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按照迂回性中間生產流通環節增加、縱向分工深化以提高生產效率作為建立新興古典經濟學模型的前提，其研究重點時在工業經濟中縱向分工環節增多、縱向分工鏈條延長帶來生產效率提高的同時如何尋找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

命題2：如果一個區域選擇了部分專業化或者完全專業化的時候，依據效用最大化原則，區域專于何種行業，由該行業的相對價格決定，但是從根本上來說，是由該區域生產要素稟賦比率決定。

通過模型分析，各種決策模式下的角點效用函數是所買產品價格的減函數，是所賣產品價格的增函數，說明了在區域專業于某一產品的供給時，也同時帶來了對其他產品的需求。在一個截面上，可以假定交易效率不變，則最優角點均衡效用完全取決于產品的相對價格。據此，可以決定一個區域的主導產業。

參考文獻：

1.劉宏鯤，王成璋：《城市專業化水平的超邊際分析》，《經濟體制改革》， 2006.1。

2.張明林，陳華：《產業集群形成機制的超邊際分析理論模型初探》，《企業經濟》， 2005.1。

3.黃誠：《分工與產業結構研究和經濟學流派的演變》，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 2000.5。

4.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

第9篇：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高教區；規劃；業態分布；商業布局

一、引 言

國外對于大學城這類新城商業結構的研究主要從區位論角度進行分析，大致經歷了成本學派、市場學派、行為學派等不同發展階段。以杜能（1826）和韋伯（1909）為代表的成本學派，其理論核心在于根據企業生產成本最低來確定企業的最優區位；市場學派則綜合考慮市場網結構的宏觀區位論，提出產業布局必須充分考慮市場因素，盡量將企業布局在利潤最大的區位，如克里斯塔勒（1933）與廖什（1940）的研究為合理科學地規劃區域內不同規模城市以及城市之間關系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行為學派則在對區位理論的研究中加入了對人的主觀因素的考慮和分析，分別從決策者行為、被雇傭者行為以及消費者行為三方面進行考察研究，如普雷德（1976）強調，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化行為對區位選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以上的研究都沒有脫離土地、資本、勞動力、運輸、市場、交易成本和規模經濟等內生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李小建等，2006；吳傳鈞，1985；曾剛、林蘭，2008）。

國內對于大學城建設的研究有趨同趨勢。黃德軍（2005）從城市中央商務區規劃理論出發，對南京市仙林大學城中心商業區發展條件與業態進行了分析；張戰鋒（2007）從空間布局角度對大學城商業空間組織形態、大學城商業空間分布和吸引范圍進行了研究；朱佳佳（2009）通過對閩侯大學城周邊商業布局的調查指出大學城商業內部結構與大學生消費水平低、消費頻率高等行為特征相匹配，并認為這是導致商業規模等比較凌亂的重要原因；何玉身（2007）、葉嬪華（2007）等人分別從商業街利用程度與商業地產角度對大學城的商業建設問題進行了探討。但以上研究對大學生消費需求和消費行為的考慮缺乏深刻探討，因此本了相關的研究。

二、研究范圍與方法

（一）研究范圍界定

高教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于2000年12月設立，占地面積10.12平方公里，現有14所高等院校。截止到2012年末，園區已入住學生超過16萬人，是目前國內比較大型且設備較完善的大學城。本文根據學生對高教區內及周邊地區商業的需求狀況及其流動情況，選取大學生日常活動區域的最大值作為商業布局的研究范圍：北至德勝東路-江東大道，南至6號大街（除去中自科技園和一些廠房區），東至錢塘江沿江大道，西北至景苑北路（高沙社區以西），西南至一號大街（下沙商貿城以西）。

（二）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1、文獻分析法。利用所在學校的文獻資料，結合高教區實地調研與面對面訪談等方式，廣泛搜集相關研究資料。通過區位、產業發展、產城融合等基于產業分類的方法，將其與產業規模相結合，對研究區域內所有商業業態進行科學細分（25種）。2、實地調研訪談法。深入走訪區內14所高校、14個學生生活服務區、主要居民點及商業網點，通過田野調查和訪談，了解商業集聚區的空間布局和發展情況、服務能級和范圍以及目前發展中遇到的重點問題。

本次研究的技術路線如下：1、按照目前商業實際服務范圍界定商業空間范圍。2、通過對區域范圍內的不同商業（25類）空間布局的實地調查，結合高教區空間戰略規劃，總結歸納出高教區商業布局的現實特征。3、分析目前商業布局及服務能力存在的問題，結合新城未來社會經濟及空間發展趨勢，提出相關對策和建議。

三、高教區商業布局現狀分析

（一）高教區商業布局開發背景與歷程

199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為響應國家高校擴招政策，同時為滿足浙江省經濟和社會發展對高層次人才的巨大需求、緩解就業壓力并拉動內需，做出了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決策，決定在杭州下沙、濱江、小和山、紫金港，寧波、溫州興建六個以高等教育產業發展為核心的高教園區，下沙高教園區是規模最大的一個。該規劃將高校的教學區、生活區、公共服務設施統一安排布局，形成教學區--生活區--共享帶--生活區--教學區的平行帶狀結構，并結合園區用地形態采用方格網道路骨架，內部采用環狀公交線連接各校區與人流集中區（顧哲等，2005）。園區的消費場所由高校后勤服務保障，以宿舍樓底層的沿街小型商鋪為主。隨著高教區自身的不斷發展以及附近的下沙經濟開發區的規模壯大，下沙地區的消費市場、經濟增長和人口數量都大幅提升。2006年，杭州市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將下沙確定為杭州大都市三大副城之一，此后才有下沙新城商貿服務業的規劃，而真正的商業建設則更遲。因此，高教區規劃比下沙新城規劃早了5年，高教區規劃中商業用地很少，只能由后來下沙新城建設增加的商貿服務加以彌補：1、福雷德廣場，建設規模20萬平方米，項目性質：購物/會展/商業配套，建設地點：學林街文澤路口。2、高沙文淵大廈，建設規模6.3萬平方米，項目性質：綜合商貿服務，建設地點：高沙社區文淵路口。3、下沙商貿城，建設規模4萬平方米，項目性質：綜合商場，建設地點：1號路4號路口。4、西子?陽光星城，建設規模5萬平方米，項目性質：餐飲/娛樂/綜合商貿服務，建設地點：4號路5號路口。

（二）高教區現有商業業態分布

商業是指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從而實現商品流通的經濟活動，廣義的商業指流通業，包括批發業、零售業、餐飲業、商業服務業；狹義的商業僅指其中的批發業和零售業（郭崇義，2008）。本文在原有廣義商業分類的基礎上，根據高教區現有商業業態對其內涵進行調整和細化，分為25個具體類別，并通過實地考察和計算整理得到：大型賓館（百人規模以上）9家，小型賓館（百人規模以下）165家，大型便利店22家，小型便利店186家，大型餐飲店（百人以上）20家，小型餐飲店（百人以下）600家，電子產品店71家，大型綜合商城5家，服裝店129家，廣告文印店54家，小型娛樂場所41家，眼鏡店24家，快遞公司5家，理發店73家，花店6家，寵物店3家，琴行13家，裝修店14家，飾品店35家，旅行社6家，文具書店53家，洗衣店14家，藥店38家，車行15家，按摩美容店35家。高教區內的商鋪共有1636家（大型綜合商城內部商鋪未做統計）。三大基本需求衣食住中，餐飲店（620家）占總商鋪數量的38%，住宿（174家）占11%，服裝（129家）占8%，其他所有商鋪總和（702家）占43%，其中便利店（208家）作用突出，占13%。特別的，大型綜合商城的數量（5家）雖然比例很低（0.31%），但是其本身商業作用是不能單純用數字來形容。

同時，根據調查作圖得到圖3.1：

圖3.1 高教區商業空間布局圖

圖3.1中A、B、C三個地區表示的商鋪數量最多，集聚現象最明顯。高沙商業街（A區）中的都尚購物中心為大型綜合商城，以超市購物為主，位于學林街和文淵路交叉口。文淵路西側以學林街為軸兩邊分別由高沙商業街組成了兩塊矩形區域，商業街上以大、中小型餐館為主要商業業態，兩塊矩形區域密集地分布著中小型賓館。占調查總數28.30%的商鋪（463家）分布于此，餐飲店192家，占餐飲店總數的30.97%，賓館142家，占賓館總數的81.61%。福雷德購物廣場（B區）為大型綜合商城，內部商鋪種類多數量大，其位于高教西公園西面，而包含四家電子商城的金沙數碼港與整條街以服飾為主的學源街位于兩側臨街成角狀分布。7.21%的商鋪（118家）分布于此，服裝店55家，占服裝店總數的42.64%。"新美商城--星尚城--下沙商貿城"（C區）有三家大型綜合商城，新美商城位于4號大街和5號大街交匯處，包括物美大賣場、大型賓館和餐飲城；星尚城在新美商城對面，內部有多種品牌服飾等；下沙商貿城以服裝、數碼店鋪為主，在新美商城以西800米，此段路上集聚著各類服裝、餐飲及數碼產品等商鋪。5.13%的商鋪（84家）分布于此。據估計，每個商業集聚區的所有商鋪總量和規模相當于某一個學生生活區的15-20倍，初步形成了高教區商業集聚中心的規模。其余商鋪圖中以小型商業集中區表示，各類型商鋪相對均勻的分布在各大高校學生生活區或居民社區。高教區商業布局現狀在原有規劃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在市場作用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趨向學生需求的商業店鋪，并且一些商鋪集聚成了新的商業中心，如原規劃的高沙文淵大廈，如今形成高沙商業街，商鋪數量和規模遠超當初預計等。

四、結論與建議

杭州下沙高教園區的商業空間布局表現為三個大型的商業集聚區和多個小商鋪并存。大型商業集聚區一般位于學生和居民交接的地點，其余小商鋪則分散的分布在不同的學生生活區或居民區。學生群體較為密集，消費能力和偏好比較相似，且消費數量巨大。目前高教區商業布局的缺陷在于沒有充分考慮學生群體的消費能力，當居民區和學生生活區并沒有很好地融合的情況下，學生的消費意愿不能夠得到較好的滿足。比如：高教區的東側并沒有大型商業集聚區，所以在周末東側學生大量流向西側，由于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壓抑了東側學生群體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給出了一些建議：1、政府規劃大學城時應充分考慮學生群體的消費行為，應把居民生活區和學生生活區更密切的聯系起來。2、招商引資方面必須考慮學生群體的消費偏好和消費能力，有針對性的吸引商家進駐。

參考文獻：

[1] [美]阿蘭?普雷德著.行為與區位[M].上海：商務印書館.2010.

[2] 何玉身.大學城商業街利用研究-以長沙岳麓區大學城為例[J].新鄉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3）.

[3] 吳傳鈞.中國經濟地理[M]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

[4] 顧哲，華晨.杭州下沙高教園區規劃設計[J].建筑學報.2005（3）.

[5] 郭崇義.商業布局與區位決策[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