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經濟差距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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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結構；負效應
目前，對于我國的經濟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基本達成共識。李實等（2004，2007）利用泰爾指數將全國的個人收入差距分解為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計算出三種差距對全國的差距貢獻率，結果顯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貢獻率從36%提高到43%，這說明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是全國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影響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費結構上，認為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而農村消費結構升級較慢，農村消費占總消費比相對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資，因農村消費不足帶來的內需不足將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而關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之間關系做出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并不多。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將對產業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將視角集中于產業結構的市場需求與供給變動兩方面，以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效應。
1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需求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產業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中全部經濟資源在各產業的配置結構。本文中的產業結構不僅包括對第一、二、三產業的分類，還涉及到三大產業內部各行業和行業內部各層級及其之間的關系。正常的產業結構變動一般表現為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有兩方面的含義：
①指一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各個產業部門所表現變動趨勢：第一產業的份額顯著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顯著上升，第三產業也略有上升，即三大產業比重次序的調整，其衡量指標一般是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發生在三大產業部門內部的產業由低級到高級、勞動生產率由低趨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變化過程。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場的需求條件和供給條件的變動、國際市場供給條件以及經濟政策引起的變動，收入分配結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結構決定消費結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可支配收入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將優先用于滿足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將逐漸下降，更多的收入將投向于更高層次的消費。消費結構將由購買食品衣服為主轉向購買電視機、音響、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以及娛樂社交。在一個存在相對合理收入差距的社會里，會形成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低、中、高級消費品均有相應合理的需求結構。但若是收入差距過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與工農業發展的關系時所指出，富人有足夠的收入購買進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窮人則局限于解決溫飽問題，財富過于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而中產階級比重較小，會導致國內工業產品的需求不足。城市與農村的消費斷層將會導致相應的商品供給部門發展不均衡。
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投資結構必然與需求結構相一致，而市場需求結構又取決于人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城市居民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擁有更為有利的生產條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費能力必然引導投資和其他經濟資源流入那些以滿足城市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生產部門和相關服務部門。充裕的資源使得這些行業快速發展，而為農村消費者提品和提供服務的行業因投資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斷萎縮。
具體說來，收入差距通過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投資在各個產業間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產業的發展速度也就會不同，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投資結構作為資產增量可使產業結構存量的變動，引起產業間規模比例的變化；不同的投資方向形成不同的生產資料需求，從而引起生產資料產業構成的變動。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資服務于城市，家電行業，通訊電子類行業等等均傾向于城市居民，且這些行業發展建設都比較快，而合適于農村的消費品和服務則極少。收入消費結構直接影響影響消費資料產業部門的發展，也間接影響為消費資料產業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發展，從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間接導致產業結構的相對不合理發展，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難以為繼。
2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供給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創造的產出相對應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會影響生產要素流動方向，從而影響各產業的要素供給數量與質量。要素供給的數量與質量不同又會對各個行業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一個過程。這種要素流動減少了原來農業領域的閑置勞動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積以及勞動生產率，同時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調整了三大產業間勞動力占有比例關系。城市相對于農村的高工資是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則給相對理性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強烈的流動信號。于是擁有一技之長、高學歷和較高文化素養的高質量勞動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產業得以發展。城市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輕力壯的普通勞動力，勞動力資源供給充裕，則對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于是資金流向該產業，該產業能夠迅速發展。但須注意的是因普通勞動力供給充足導致勞動力市場一直為買方市場，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資源的充裕供給使企業缺乏提高效率改進的動力，沒有足夠的動力改進機械裝備生產以替代勞動力生產。
而對于農村的發展則是另一番情形，雖然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緩解了農村緊張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動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勞動力，于是出現農村發展所必須的勞動力也可能出現短缺，農村發展所需要的技術管理等人才也嚴重缺乏，這嚴重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產品生產和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農村居民收入也無法持續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擴大，人力資源與普通勞動力資源往城市流動的速度隨之加快。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從勞動力的層面上看，是勞動力在三大產業中的比例趨于協調，但三大產業內部的生產率、產業附加值率和實際發展速度卻是不平衡的。
資金供給狀況也將影響到產業結構。可供農村投資的資金一般取決于農村的儲蓄，而儲蓄受限于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無法得到較大幅度的持續增長使得儲蓄偏低，又由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差價使得農村自我積累能力低下。加上郵政儲蓄的只存不貸模式、國有銀行多存少貸惜貸致使原本不多的資金流向城市，農村發展所需資金相對稀缺，且獲取成本相對較高，于是農村經濟發展遇到資金障礙。與農村相比，城市資金供給充裕，資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資金流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推動產業的演化與發展。資金供給的差異使得城鄉各行業各產業發展不均衡。
3 城鄉收入差距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
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市場經濟中城鄉收入差距將促使資源流向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務的部門。部分產業在充裕的人力、資金等資源供給和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夠得到較快的升級，采用新技術，實現產品的多樣化。但僅僅在一個城市經濟圈里，對某一產品的消費將會趨于飽和，而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費結構難以轉移和升級，于是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費品與服務無法在農村大范圍擴散。
根據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在產品的成長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費對象，一般的產品研發設計也是主要是針對城市消費居民。從成長期過渡到成熟期的過程中，企業擴大生產，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前期投入費用下降，產品價格下降，消費群體逐漸由城市居民轉移到農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動下，企業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批量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進一步擴大農村市場，實現規模經濟的良性發展。同時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較合理的社會里，消費需求的結構也比較合理，產業的升級表現得較為平穩順暢。產品的擴散過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動，而在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城市居民升級換代下來的消費品，農村居民仍無力購買，需求鏈發生斷裂，產業的轉換升級就不順暢。
產品順利進入農村市場，亦使得企業能及時回籠資金，從而有足夠的動力和資金開始下一輪的技術創新，產品的升級換代速度加快，相對于服務業也是如此。產品消費市場平穩轉移可促進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但若為城市居民提供消費品和服務難以難于在農村較大范圍內得到消費，這些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便會受阻。
多年來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費品及生產資料是農村居民所需要的卻無能力購買，另一方面，城市市場卻已相對飽和，使得工業生產能力與市場消化能力相比，形成嚴重相對過剩。工業經濟產能的相對過剩使整體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成長。
4結語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都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影響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雖然目前為刺激內需而采取鼓勵家電下鄉等措施，這些只是治標不治本，根本還在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
參考文獻：
第2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關鍵詞：經濟二元結構 城鄉收入差距 誤差修正模型 城鄉統籌發展
本文選擇歷年數據（1989-2011年），針對經濟二元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作用的內在聯系進行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以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實證分析
（一）變量數據說明
1.變量選取。在城鄉收入差距（GAP）指標的選擇上，有的學者用城鎮居民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測算，并做適當修正（李實、岳希明，2003），但目前大多數研究仍然直接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Ut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IRt來測算城鄉差距。其公式是：
葉裕民對中國二元結構問題的研究成果中，采用了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系數、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差異度、二元對比系數和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強度四個指標作為相關研究指標，但是考慮到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吸收了大量的農村人口，農村從業人口比重逐年在下降，這樣二元對比系數 中，農村比較勞動生產率計算公式中的分母就越來越小，而城鎮比較勞動生產率計算公式中的分母越來越大，這將導致二元對比系數變小。但是實際上，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并沒有帶來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同比提高，即農村居民并沒有完全、足夠、對等地分享到農村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相反，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對城市居民而言提高得比較緩慢（王千六，2009），因此，本文采用二元結構強度f來衡量城鄉經濟二元結構。
可采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該指標。美國著名數理統計專家庫茨涅茲從工業與農業角度統計，發現除中國外的世界發展中國家，工農業二元結構強度最大為4.09倍。
2.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原始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并經過適當計算得到本文所用指標。本文的所有實證過程均在Eviews7.2上完成。
3.變化趨勢。1989-2011年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與城鄉收入差距如圖1所示，從中可以看出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與城鄉收入差距變化趨勢相似。
（二）實證分析
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非平穩時間序列（含有單位根的時間序列）的線性組合能構成平穩的時間序列，則稱這些非平穩時間序列是協整的，所得到的平穩的線性組合為協整方程，可以認為協整方程的存在說明這些變量（即非平穩的時間序列）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本文在實證分析中首先進行ADF單位檢驗，然后分析各變量之間的穩定均衡關系。得到協整檢驗結果后，如果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將建立誤差修正（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模型。
1 .變量平穩性檢驗。由于絕大多數經濟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為了避免建模時的“偽回歸”現象，要求所研究的變量必須具有同階平穩性，因此首先對本文中的變量f和gap進行平穩性檢驗，由于圖檢驗方法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為了客觀起見，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模型有三種設定模式，選擇正確的設定模式尤為重要，三種模式分別為含有趨勢項和常數項、只含常數項、都不含，用公式可分別表示如下：
其中，p=1，2，3，或者由實驗來確定（孫敬水，2009）。
利用軟件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表1中表示一階差分；滯后期的選擇依據SC準則，通過對變量的折線圖進行觀察，原序列檢驗方法為包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一階差分檢驗方法為不包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檢驗形式（C，T，K）分別表示截距項、時間趨勢項與滯后階數，0表示不含截距項、時間趨勢項。表1結果顯示，原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皆為非平穩序列。因此繼續對原序列的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性檢驗，在1%的置信水平下，序列均為一階單整。
2.協整檢驗。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階單整，存在向量 a=（a1，a2，…，ak），使得 ：
Zt= αXT ～ I（d-b）
其中，b>0，X=（X1t，X2t，…，Xkt）T，則認為序列{X1t，X2t，…，Xkt}是（d，b）階協整，記為Xt～CI（d，b），α為協整向量（cointegrated vector）。如果兩個變量都是單整變量，只有當其單整階數相同時，才可能協整；如果其單整階數不相同，就不可能協整。
為了檢驗兩變量Yt、Xt是否為協整，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兩步檢驗法，也稱為E-G檢驗。
第一步，用OLS方法估計方程 ：
并計算非均衡誤差，得到：
上述稱為協整回歸（cointegrating）或靜態回歸（static regression）。
第二步，檢驗et的單整性。如果et為穩定序列，則變量gapt，ft為（1，1）階協整， et的單整性的檢驗方法仍然是DF檢驗或者ADF檢驗。由于協整回歸中已含有截距項，則檢驗模型中無需再用截距項。如使用模型：
進行檢驗時，拒絕零假設H0：δ=0，意味著誤差項et是平穩序列，從而說明gap與f間是協整的。
ADF檢驗結果見表2。由于檢驗統計量值-3.896小于0.01的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2.679，因此可以認為估計殘差序列e為平穩序列，表明序列Δgap、Δf具有協整關系。長期協整方程為：
gap=1.93+0.16f
（20.1）（10.4）
第3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關鍵詞： 城鄉居民消費； 經濟增長； 恩格爾系數； 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分類號：F224；F127 文獻編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6.008
近兩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趨緩，據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全年中國GDP增長7.4%，是24年以來最低增速，經濟發展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在這種大環境下，消費問題被當作了焦點問題，刺激消費被當作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措施。作為經濟總量多年來位居河北省第一位的唐山市，這幾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快，消費需求不斷增長，且保持了較快的增速，城鄉居民的收入在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持續提高。但是長期受二元結構的影響，城鄉二者之間存在的差距較大，城鎮發達程度要高于農村。受農民收入增加放緩的影響，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大，這又造成了二者消費差距的增大，同時也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因而，采取措施減小二者的消費差距，統籌二者的發展，是唐山完成兩個“率先”的目標、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結合的研究方法，對唐山市城鄉居民消費的現狀進行分析和比較，通過收集唐山市翔實的經濟數據，以定性論述為基礎，采取計量經濟學的手段，通過相關計量經濟模型做定量分析。接著，以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實證研究為基礎，發現影響因子，以探索縮減城鄉消費的差距，推動城鄉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1 文獻綜述
從國外研究來看，凱恩斯認為消費不足會抑制經濟增長，主張用擴大總需求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人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在不同水平下的消費變化呈動態分布。Gilboy（1956）指出了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Lee、Rabanaland Sandri（2010）則指出與金融危機相比，消費斷層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持續時間更長，經濟增長受居民消費的影響更為深刻。
從國內研究來看，經濟學家厲以寧（1984）通過收集改革開放前后我國經濟的相關數據，在比較投資需求、消費需求與總體經濟三者關系的基礎上，發現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后，越來越突出的結論。王青（1998）指出要確保經濟的穩定增長必須不斷地調控消費，使消費處于一個適當的水平。梁、陳維娜（2009）指出我國居民消費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有聯動關系。劉東皇（2010）則探討了通過改革居民消費增長制度的方式，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2 唐山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的比較
2.1 消費支出水平比較
如表1所示：
資料來源：1、根據唐山統計年鑒有關數據整理計算；2、以下各表除特殊表注外，下同。
從人均消費支出額來分析，2003～2013年唐山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量為10714元，平均增長量為1071.04元，年均增長率為10.19%；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增長量為7328元，平均增長量為732.80元，年增長率為16.23%。
從平均消費傾向來分析，唐山市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基本符合遞減趨勢，由2003年的0.81降到2013年的0.65。但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略有波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山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增速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
從數據分析消費水平上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由2003年的3.12：1下降到2013年的1.83：1。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增長率都在10% 以上，且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小于農村的，不過二者的消費水平差距由2003年的4434元擴大到2013年的7820元。因而，在這段時期內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普遍低于城鎮居民。
2.2 消費結構的差異化對比
消費結構決定于消費水平，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方面存在的差異也必然受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異的影響。城鄉居民消費不僅存在量上差異，而且質上也有差異。從消費支出結構的角度，通常歸納為食品煙酒、衣著、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和其他用品和服務八個方面。在研究消費結構的指標中，恩格爾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標。恩格爾系數是衡量人們貧富程度的主要標準之一。由表2可知：唐山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在總體上呈現出逐年遞減的趨勢，即由2003年的城鄉居民的0.359和0.412下降到2013年的0.261和0.295。我市城鎮居民從2003年到2013年生活水平一直處于富裕水平，農村居民生活由2003年的小康水平奔向了富裕階段。十一年來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變動幅度相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唐山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漸從基本消費轉向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人們生活水平提高顯著。但是由于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在起點階段就高于城鎮的，這表明農民的生活水平雖有改善，但與城鎮居民相比，差距還是較大。
上面業已討論過以恩格爾系數作為衡量消費結構差異重要指標的食品支出，下文將對其他方面的支出結構進行比較。通過表3和表4唐山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結構變化數據可知：衣著、生活用品及服務和居住比例總體呈現逐年升高之勢，這表明唐山市城鄉居民基本消費需求已較好地得到了滿足。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所占比例提高，表明人們對享受消費的需求漸漸上升。在總消費支出比例中的交通通信的增加表明人們對發展消費的追求與重視。以上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鄉居民由基本消費向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過度的趨勢。另一方面，農村居民在居住和交通通信方面消費所占比例普遍高于城鎮居民，在衣著、生活用品及服務和其他用品和服務支出比例差不大，在教育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方面均低于城鎮居民支出比例，說明兩者不同的消費側重點，也就決定了對城鄉居民要實行不同的消費激勵策略。
隨著唐山的全面發展，農村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支出結構的優化程度方面與城鎮居民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而且還應指出在屬于較高層次的消費支出比例方面，二者的差距呈逐年增大之勢，也就是說，還需要進一步優化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
3 實證分析
為進一步明了唐山城鄉居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文章將唐山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記為CXF）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記為NXF）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經濟總量則以唐山地區人均生產總值（GDP）表示，并將其視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涉及的時間范圍為2003年到2013年。為使分析數據具有可比性，并去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文章以2003年為基期，價格指數為100%，通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數據進行平減，并對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的變量分別用LGDP、LCXF和LNXF表示。
3.1 相關性分析
從2003年至2013年期間，LGDP、LCXF和LNXF都呈現不斷增長趨勢，這三者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三個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可以從表5中看出，LCXF和LGDP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78，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LNXF與LGDP二者相關系數為0.986，同時，它們之間也有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
3.2 ADF檢驗
在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前，首先檢驗LGDP、LCXF、LNXF序列的單位根，判斷序列的平穩性，表6依次給出了序列LGDP、LCXF、LNXF、?LGDP、?LCXF和?LNXF的ADF檢驗結果。表6顯示，序列LGDP、LCXF和LNXF的ADF檢驗值分別為-2.378990、-2.015411、4.568132均大于5%的ADF檢驗臨界值-3.259808、-4.246503和-1.988198，表明三者存在單位根，都是非平穩序列。對于一階差分的序列，序列?LGDP、?LCXF和?LNXF的ADF檢驗值為-5.050088、-1.79633、-2.801384，均小于5%的ADF檢驗臨界值-4.246503、-1.599088和-2.648446，表明不存在單位根，都是平穩序列。
利用Johansen檢驗法對非平穩序列LGDP、LCXF、LNXF三者協整關系的檢驗結果見表7。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 T的檢驗值分別為42.64593和17.00117，分別大于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24.27596和12.32090且對應的P值小于0.05，說明LGDP、LCXF、LNXF三個序列存在協整關系。
3.3 誤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根據Granger理論，為提高模型的精確度，將協整回歸中的誤差項et看作均衡誤差，建立短期動態模型以彌補長期靜態模型的缺陷。建立的誤差修正模型，滯后期為2，表達形式為
?LGDP=0.122+0.929LGDP（-2）+0.565?LCXF（-1）-0.034?LCXF（-2）-0.293?LNXF（-1）+0.276?LNXF（-2）+0.099ECM（-1）
其中ECM=0.009+0.553LGDP（-1）-0.372LCXF（-1）-0.374LNXF（-1），該模型擬合優度R2為0.618，殘差標準誤差為0.0406，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
從修正誤差模型表達式中，三個序列 LGDP、 LCZXF和 LNCXF 之間也存在穩定關系。模型中， LCXF 的系數是 LNXF 的系數的 1.93倍，這說明城鎮居民消費增長對 GDP 增長的拉動作用更強。
4 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面的分析結果，唐山城鄉居民在居住、交通通信消費比例不斷提高。無論是居民的消費結構還是居民的消費水平，與唐山經濟增長都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影響唐山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城鄉消費需求。通過修正誤差關系模型還可得知，唐山城鄉居民消費支出與經濟增長二者呈正相關關系，農村居民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小于城鎮居民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比為1.93倍，說明影響程度存在較大差異。
如何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唐山經濟快速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4.1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國務院總理在談到“持續推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建設”時，強調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礎，唐山應積極建立持續長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充分調動初次分配中的市場效率和再分配中的財稅調節作用，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尤其是加大對農村居民的收入補貼和政策支持力度，減少城鎮居民的灰色收入，逐步縮小城鄉間收入差距。
4.2 引導城鄉居民理性消費，培育消費新熱點
由分析結果可知，唐山市的城鄉居民消費對醫療保健和教育文化娛樂業方面的支出增加最少，對生活用品及服務的重視程度也不夠。因此，應通過大力加強城鄉居民的理性消費教育來完善消費結構。要刺激消費，擴大居民消費基礎，就需要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努力挖掘城鄉居民的潛在的高層次消費需求，針對不同層次居民消費情況采取不同的消費鼓勵政策。目前，唐山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逐漸從基本消費過渡到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在逐漸滿足人們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物質需求的同時，提高科技、文化、教育、娛樂、旅游等文化和精神消費水平，改進消費環境，提升消費檔次和水平，增強居民消費能力，進而形成可持續增長的居民消費體制。
4.3 大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鼓勵適度消費
逐步改善農村消費軟、硬件環境是刺激農村消費的根本，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調動農村消費需求的有效措施。一要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生態平衡，治理環境污染；二是政府在加大投資力度的同時，積極調動民間資本的參與，并以有關農村消費環境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民心工程，如農村的電網改造、電視廣播、郵政通訊、信息網絡、農村醫療衛生網點建設等，積極為提高農民生活消費的質量創設條件。
參考文獻：
[1] 唐山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唐山調查隊.唐山統計年鑒 [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2013.
[2] 王浩.安徽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研究[D].安徽：安徽農業大學，2007：1-38.
[3] 戴衛，張婷.城鄉居民消費差異實證分析--以揚州為例[J].科技信息，2008，（21）：593-595.
[4] 陳辰.我國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現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D].吉林：吉林大學，2009：1-49.
[5]朱信凱.消費函數的理論邏輯與中國化[J].經濟研究， 2011（1）：140-153.
[6] 劉德權，劉大成.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經驗模型構建[J].商業研究，2012（2）：1-7.
第4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關鍵詞]收入不平等 城鄉差距 城市化 經濟增長
近年來，中國經濟連續快速增長，人民收入水平顯著增加，但收入差距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也在不斷加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增大，對經濟增長究竟有怎樣確切的影響？很多研究顯示經濟增長對緩解貧困有利，但是單純的增加貧困人口收入以減小貧富差距，是否真的能反過來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如今大規模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進程是否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以及經濟增長有利？國家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措施來調節城鄉收入差距并最終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是否能把政策的作用量化？帶著這些問題，本文首先對現有相關城鄉收入差距及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進行了回顧，再建立回歸方程，用簡單的計量模型來解決以上問題。
一、文獻回顧
近年來，世界范圍內很多學者開始著眼于中國顯著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并且發現中國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和城鄉收入差距是構成中國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解收入不平等的結果顯示，中國地區間收入差距本身也與各地區城鄉人口構成比重及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相關。因此，城鄉收入差距是構成中國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Sicular T.，Yue Ximing，Shi Li & Bjorn Gustafsson，2005；陳建東，2006）。而中國如此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可以歸結為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積累差距和生產能力差距以及政府的政策差異所致。很多實證研究還發現，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之后，中國不斷加大的城鄉收入差距與政府的城市傾向性政策有很大關系（陸明，2004；2006）。中國的城市傾向性政策是多維的，主要表現在持續減少的對農業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截，政府對農產品的限價，政府對城市居民的價格補貼，向城市傾斜的金融體系，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區別待遇等。針對這一系列城市傾斜的政策體系，很多學者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He & Louis（2007）指出1993年~2005年間，城市中的工業部門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要低于服務部門；建議政府取消現有的對服務產業發展的制約并且放松勞動力地區遷徙的限制以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實證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結果并不能達成一致。有些學者發現收入不平等和經濟增長呈負相關，如Alesina & Rodrik(1994)、Clarke（1995）等。有些則發現此兩者間是正相關關系,如Forbes（2000）認為很多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到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間的負相關關系都是用的外生的解釋變量，或者簡單地把解釋變量認為具有外生性。如果加上一些其他變量，或者地區虛擬變量，所得結果就有可能不顯著。他使用初始不平等指數、收入水平、男性和女性資本以及地區和時間地虛擬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對經濟增長率進行回歸，得到了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還有一部分學者沒有就兩者關系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如Barro(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為正相關，而發展中國家則為負相關。
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研究，對于收入不平等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都沒有完全明確。盡管越來越多的研究傾向證實收入不平等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不利作用，但是實踐中兩者的確切關系還沒有得到證實。我們也沒有得到清晰的結論究竟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為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減少城鄉間的收入不平等，如通過再分配政策給予農村居民更多的補貼、推進城市化進程，讓更多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等，但是這些政策在減少收入不平等的同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一致？或者說是否都對經濟增長有利？下文將用實證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確切的答案。
二、實證模型
本文采用了全國31個省從2000年～2010年這10年的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研究。在計量模型中，本文將選取“農村人口的貧困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基尼系數”這三個指標來作為本計量模型的解釋變量。其中，農村人口的貧困程度由農村人口的相對收入水平來衡量。既然是相對收入水平，本模型中將用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與全社會平均收入的比值來代表這一指標。而城市化水平我們則用在城市中各部門工作的農業人口數量來代表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剩余勞動力情況，也即代表城市化水平。另外，由于我們的計量模型中的兩個主要的解釋變量是分別測量全國范圍內農村人口的相對收入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而各省內部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則沒有考量，所以本模型還選取了基尼系數，來作為整個計量模型的控制變量，控制導致省內收入不平等且影響經濟發展的其他因素。至此，本計量模型的主要回歸方程如下：
Growthit =β1+β2·dit +β3·ruralempit+β4·giniit +μi +ξit（1）
其中，Growthit 代表i省在t時期的省際GDP增長；dit 代表i省在t時期的農村人口收入相對于全社會平均收入的比值；giniit 是i省在t時期的省內基尼系數值；ruralempit 代表i省在t時期有多少農業人口工作在城市的各個部門中；模型中的誤差項μi 和ξit 分別是省際時間不變隨機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時間、省際混合影響。
如果對回歸方程右邊各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視而不見，將會導致嚴重的解釋變量系數估計偏離。而對于本模型，政府的決策以及其財政支出是完全獨立于模型之外的，可以作為很好的工具變量來解決各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正如本回歸方程中的dit ，代表農村人口的相對收入水平，不能被簡單的看作是外生變量，我們選用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由農村人口的轉移性收入來反映,在回歸模型中用trsincit來表示）作為其工具變量；而對于本模型中反應城市化水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各部門的遷徙，我們也選用了政府的幾項有代表性的花費，包括政府對農業（在回歸模型中用agriexpit來表示）、教育（在回歸模型中用eduexpit來表示）、醫療（在回歸模型中用healthexpit來表示）的財政開支，代表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聯合作為工具變量；同樣，省際基尼系數也不能簡單地視作外生變量，我們將政府的總花費，去除在“城市化政策”中涉及的部分，所剩部分（在回歸模型中用otherexpit來表示），來反映政府對其他資源的控制。于是有了如下工具變量回歸方程：
dit＝a1＋a2·redistribution policyit + eit（2）
ruralempit＝b1＋b2·urbanization policyit + eit （3）
giniit＝ c1＋c2·ot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it + eit（4）
根據2000年到2010年的數據（數據由《中國統計年鑒1999－2011》、《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2001－2011》中所列的相關原始數據計算得出，限于篇幅不單獨列出），本文運用STATA軟件對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分析，運用2SLS回歸法，并在2SLS的第二階段運用固定效應回歸估計，得到結果如下：
dit（hat)＝24.7232＋0.9928trsincit（2）
（21.89）（9.49)
R2 = 0.2877
ruralempit（hat)＝－8.9930－0.3830agriexpit＋0.5278eduexpit＋
(－2.97) (-3.27)(6.22)
0.5608healthexpit （3）
(2.15)
R2 = 0.7059 F = 170.44
giniit（hat) ＝34.1438＋0.2507otherexpit （4）
(46.16) （5.44)
R2 = 0.1170
Growthit = －7.3408－0.0153dit（hat)＋0.0592ruralempit（hat)＋
(-0.93) (-0.34) (8.17)
0.4468giniit（hat) （1）
(2.21)
R2 = 0.2583
其中，括號內數據為T檢驗值，可以看出在方程（2）、（3）、（4）中的所有T檢驗值的絕對值都較大，各系數的顯著性較高。方程（1）中，ruralempit（hat)和giniit（hat)的系數的顯著性也較高，但dit（hat)系數不顯著。方程（1）的擬合優度有0.2583,說明經濟增長的變化中有25.83%可由該模型右側變量的變化來解釋。
三、計量結果與結論
從模型所得各系數的正負值可知：增進城市化水平，讓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到城市部門工作，對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而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單純的增加農村人口的收入是不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的。這個結果很有趣，無論是增進城市化水平還是增加農村人口收入，都可以達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目的，但這兩種方式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卻截然相反。而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當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一年內每增加1個單位，將促使當年的經濟增長0.45個單位。這個結果同樣很有趣。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傾向于顯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經濟增長，而本模型的結果卻顯示2000年～2010年的這10年間，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卻促使了經濟的持續增長。事實上，很多學者都試圖去闡釋收入不平等究竟對經濟增長有何作用，但由于使用的樣本數據和統計方法不同，仍未能達成一致的結論。幸運的是，收入不平等和經濟增長的確切關系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標，也不會影響到本文的主要結論——用不同的方法縮小城鄉差距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大相徑庭，只有不斷地增進城市化進程，才能長久地促進經濟增長。
結合模型的4個方程來看，地方政府加大對教育和醫療的花費可以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從而刺激經濟增長；而相反，農村人口通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得到的轉移性收入增加，長期來看將會阻礙經濟的增長。這也通過對具體政策的作用量化，為有關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了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1]Alesina,A.&Rodrik,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65-490
[2]Forbes,K.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4)869,887
第5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 二元經濟 新農村建設 城鄉一體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促進了城鄉居民收入總體水平不斷提高，但也使經濟利益在不同利益群體間重新調整，社會分層加劇。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發展嚴重不平衡，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重視。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京津冀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近年來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如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仍是北京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北京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現狀及預測
(一)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值不斷擴大
長期以來，北京重視經濟運行質量、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使宏觀經濟環境改善，企業效益提高，地區生產總值及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始終都保持了穩中有進的增長勢頭。但在經濟水平整體提高的情況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到目前為止，北京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值一直較大，且有明顯的擴大趨勢。根據北京城鄉收入差距絕對值的實際值，運用E-views軟件，對原數據取對數，得到log，然后再log―log，得到平穩數據，可以應用ARMA(1，1)模型，并得到對未來4年北京城鄉收入差距絕對值的預測。預測發現：如果政府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北京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值還將一直以較快的速度上升，2010年時將擴大到現在的2倍(相關數據根據北京統計年鑒而得)。
(二)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值相對穩定
雖然北京城鄉收入的絕對差距不斷擴大，2006年已達到1990年的23倍，但這是發生在地區生產總值及人均生產總值不斷增長背景下的，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值變化并不大。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北京城鄉收入比僅在很小的范圍內波動，并沒有出現對值中所呈現的快速上升趨勢。正如《關于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的報告》中指出的：“十五”期間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4％，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9.9％”。這說明在這一階段，北京市沒能消除那些歷史原因造成的城鄉收入差距，但也注意采取措施使沒有進一步擴大。北京在控制城鄉收入相對差距擴大方面，已經走到了國內其他省市自治區的前列：其城鄉收入比比全國城鄉收入比小1，特別是從2002年以來，僅相當于全國的70％。
二、對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現狀的深層思考與原因剖析
(一)北京現有城鄉收入差距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國外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先擴大后縮小的趨勢，呈現為倒u曲線。在工業化初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持續擴大之勢；在工業化中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縮小的趨勢；工業化結束時一般可實現初步的城鄉一體化。根據庫茲涅茨的估計，倒u型曲線從上升到下降一般要經歷60-100年。從目前一些關于我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的相關研究來看，我國總體狀況基本符合倒u型假說。
北京是特大型城市，作為首都，擁有豐富的政治資源，已形成了大城市小郊區格局：在城市較強輻射能力的帶動下，農村城市化進程較快，剩余的農業、農村規模相對較小。2004年，北京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占2.4％，在全國排序30。2006年，第一產業僅容納全部就業的6.6％，產值僅占地區總產值的1.3％。雖然北京農產品自給率僅在30％左右，但由于生產成本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0％，北京“十一五”規劃的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目標是1.4：30.9：67.7。
北京現在的這種城鄉結構和產業結構，意味著北京市的發展階段早已不處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中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和收入差距擴大階段，而已經進入了經濟發展較高級的階段和收入差距縮小的階段。因此，北京的城鄉收入比沒有擴大。但是由于全國各地的農民工紛紛涌向北京、農產品源源不斷運入北京，沒能出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導致農產品價格上升，農村勞動者人均勞動生產率提高、收入增加的現象。即，北京城鄉收入差距沒有明顯縮小。
綜上所述，北京城鄉收入差距絕對值不斷擴大、相對差距保持不變的現狀，是北京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對較高、現有的發展速度較快，與周圍地區、與全國平均發展速度較快，但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對不高等諸多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二)北京現有城鄉收入差距并不能抹殺北京新農村建設的成果
北京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對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力打造城鄉和諧的首善之區。2005年，北京農村全面實現小康程度為81.70％，居全國第2位。而此時，全國尚有近2/3的省(區、市)農村全面實現小康程度小于30％。全國千強鎮，北京29個，居全國第5位。全國214個環境優美鎮，北京9個，居全國第6位。全國小城鎮綜合發展水平1000強，北京2003年入圍29個，2005年入圍38個，增長9個，居全國第2位。
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北京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較快。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增收速度上的差異非常明顯。因此，與全國平均水平比，北京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對水平高。特別是2000年以來，北京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
(三)北京現有城鄉收入差距更多體現的是城市的高速發展
北京不是農村發展得太慢了，而是城市發展得太快了。北京現有城鄉收入差距更多體現的是城市的高速發展：與全國平均水平比，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水平高。特別是2000年以來，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的1.6倍。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水平較高相伴的是第二、第三產業極大發展，碩果累累：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北京95家，居全國榜首；中國納稅500強企業，北京51家，居全國第2位。
這正表明，北京現有城鄉差距根源在于：城市與農村發展起點不同、經濟社會整體發展的作用不同以及政策傾斜。
(四)北京城鄉收入差距暴露出的問題
第一，農業產業勞動生產率比較低且增收緩慢。在農村居民純收入中，經營農業的收入較低。提高農業產業效益對推動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非常重要。
第二，農村鄉鎮工業勞動生產率較低，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北京鄉鎮企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來源的多元化和收入的增長。但其經濟效益不高的問題，制約了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的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勢頭。
第三，農村產業發展資金短缺，是農村發展落后于城
市的重要原因。“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業三要素長期凈流出。農業資金的凈流出，直接導致農村產業發展困難，農民收入緩慢。
第四，農村社會保障滯后，市場歧視現象普遍存在，農民就業渠道不暢，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增加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壓力。
三、縮小北京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幾點建議
(一)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促進城鄉一體化
在推進城鄉一體化工作中，應從城鄉一體化整體規劃著手，制定統籌發展的整體思路，真正做到：城鄉管理體制一體，公共服務一體，城鄉基礎設施一體，提高農村經濟競爭力，城市鄉村相互支持――通過土地整理實現城鄉雙贏等，形成社會合力，通過支持和發展農村促進城鄉互動，通過城鄉整體規劃促進城市化持續、健康發展。具體來講，需要從城、鄉兩個方面著手：
就城鎮而言，除了保持城鎮各經濟部門協調發展以外，還需要著重發展第三產業及一些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和部門，進一步解決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逐步消除城鎮部門就業歧視，給農村勞動力平等的就業機會，建立有效的勞動力流動市場，規范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就農村而言，需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切實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術培訓；繼續發揮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等。
(二)加強區域合作，將北京的部分農村功能轉移到周邊省市
北京以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也是一個合理分流農村功能，輻射帶動周圍省市共同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北京市不但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實現“五個統籌”，還要從更高的視角實現“兩個跳出”：跳出農業，從首都經濟、社會、人文科學、發展歷程等層面看待北京的“三農”問，題；跳出北京，從更廣闊的空間――京津冀都市圈或環渤海都市圈，看待北京的“三農”問題。
北京縮小城鄉差距，不能以犧牲周邊省市發展來實現。北京解決“三農”問題，也不是要建設荒漠中的孤島，而是要對全國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實現我國二元經濟向一元的轉化。
(三)調整農業內部產業結構，發展適應北京城市特點的現代農業
以籽種農業、加工農業和休閑旅游農業等現代農業為引導，加強對京郊農民的教育培訓，由初級農業向高級農業過度。在與周圍省市合作的同時，調整北京市農業產業結構，既注重現代農業在提升勞動者素質、促進勞動者就業等方面的作用，又注重在這一過程中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6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關鍵詞］狀態空間模型；卡爾曼濾波；邊際消費傾向
2008年，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都造成了沉重的打擊，隨著一系列救市措施的出臺，中國經濟首先從一片低迷中抬頭。同時也讓人們開始反思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后危機時代”的壓力有增無減。依靠出口及大規模的投資來發展經濟的模式，受到外部市場的約束太大，投資的可持續性也受到制約，因此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成為我國經濟全面復蘇、健康發展的關鍵。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從1980年開始設立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擴大經貿合作，優化生產要素組合。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特區享受著稅收優惠等各種政策，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也刺激著居民的消費水平進一步地提升。然而近年來，特區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呈現出逐步下降的態勢，而邊際消費傾向則出現大幅度的波動，不穩定性加強。可以認為，居民的消費行為發生了結構轉換，而傳統的固定參數模型表現不出來這種結構的變化。為此需要建立狀態空間形式的可變參數模型，估計不可觀測的國家政策、外部沖擊等因素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采用1986—2008年廣東省三大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年人均消費性支出數據，運用Quandt-Andrews分割點檢驗找出結構突變點，說明居民消費行為已經改變，不適合用固定參數模型。因此運用狀態空間形式建立變參數模型，得出其邊際消費傾向序列，從消費傾向的變遷來揭示政策因素對特區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本文運用狀態空間模型表示動態系統主要有兩個優點：第一，狀態空間模型可以將不可觀測的變量并入可觀測模型得到估計結果；第二，狀態空間模型的估計利用了強有力的迭代算法——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
1 模型及估計
1.1 狀態空間形式的可變參數模型
1.2 估計
當一個模型被表示成狀態空間形式的時候，可以對其應用以卡爾曼濾波為核心的算法求解。卡爾曼濾波依賴于擾動項和初始狀態向量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有了正態分布的假設，卡爾曼濾波就能夠通過預測誤差分解計算似然函數，從而可以對模型中的所有未知參數進行估計，并且當新的觀測值一旦得到，就可以利用卡爾曼濾波連續地修正狀態向量的估計。
2 特區居民消費行為的實證研究
2.1 消費結構突變點的確定
運用Quandt-Andrews分割點檢驗對設定的線性消費行為方程是否存在一個或者多個未知的結構分割點進行檢驗。該檢驗是檢驗原方程中全部系數是否存在結構變化，在線性方程情況下，也可以檢驗部分系數是否存在結構變化。
用SZ、ZH、ST分別表示深圳、珠海、汕頭，用IP、CP分別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CPI表示以1985年為基期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例如SZIP表示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SZCPI表示以1985年為基期的深圳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那么深圳實際的人均可支配收入SZIP=SZIP/SZCPI，實際的消費性支出為SZCP=SZCP/SZCPI。
運用Eviews 6.0得出三大特區消費函數穩定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深圳、珠海、汕頭的消費函數分別在1996年、2004年、2000年發生了結構變化。
2.2 邊際消費傾向的統計分析
根據式(1)、式(2)和式(3)建立可變參數模型，量測方程和狀態方程誤差協方差g≠0，狀態空間模型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時間序列可以知道汕頭市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先在0.82～0.88的高位振蕩，1998年后逐年下降至2002年的0.79，后一直在0.785～0.816波動，似有上升趨勢。深圳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從0.65～0.80大幅變動，在1993年到達最高的0.789后便逐年下降，于1999年跌至最低的0.65。相比之下，珠海市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在2004年一直在0.50～0.65波動，之后逐年上升，到達2007年的0.79，之后又有下跌的跡象。總地來說，近年來汕頭市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珠海次之，最低的是深圳。
轉貼于
由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消費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越來越少于收入的增加幅度。即使邊際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逐漸增加，但是當收入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每增加的1元收入用在消費上的比例越來越低，即邊際消費傾向會逐漸下降，即邊際消費傾向與收入的關系服從倒“U”形規律。深圳、汕頭市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曲線都體現了先高后低的態勢，珠海市的消費傾向總的來說還是處于上升的階段，說明了珠海市居民隨著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費積極性非常高。
2.3 可支配收入與邊際消費傾向的關系
右圖從上往下分別是汕頭、深圳、珠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各自邊際消費傾向βt的散點圖，圖中實線是最近鄰擬合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都先上升而后下降，前期都出現倒U形的變化規律，珠海在后半段出現了一個更高位的倒U形上升態勢，而深圳在此收入水平上，邊際消費傾向已經下降，這說明珠海市居民隨著收入的增加，更加樂于消費，這與珠海市各項保障社會民生的醫療、教育、戶口政策密不可分。
在三個特區城市的整體發展上，汕頭要遜于深圳和珠海，所以其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也出現下降，步入倒U形的發展規律，但是尾端出現了一個小倒U形的態勢，這說明，收入的增加并不會導致消費永久的衰減下去，只要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就能刺激居民消費，進入消費成熟型社會。
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邊際消費傾向呈現出雙倒U形的規律，在末端一直向下，居民增加的收入不愿拿來消費。深圳作為一個發達城市，房價居高不下，加之教育、醫療等占據居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居民消費意愿被沉重的生活壓力抑制，要刺激居民消費，必須降低不確定性的風險，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
3 結 論
從居民消費行為的實證分析可以知道，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城市的城鎮居民消費行為都發生了結構變化。隨著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社會也進入了市場化的階段，特區作為開放的窗口，深受國際社會的影響，輸入性通脹、金融危機、產業結構危機等外部風險增加，即使居民收入提高，由于生活中的種種不確定性因素，居民更加傾向于風險防范，導致消費動力不足，消費意愿降低。
深圳、汕頭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服從隨機游走規律，說明了除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對居民的消費產生著長遠而深刻的影響，這些不可觀測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涉及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完善。珠海市作為發達城市，但其邊際消費傾向正在提高，就是由于珠海市建立了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例如在全國率先推出“12年免費教育”，建立覆蓋城鄉全民醫療保障體系，實施“大病統籌救治、中病醫療保險、小病治療免費”的醫療保障制度，并將外來務工人員納入醫療救助范圍，還有一系列引進人才的戶口優惠政策。因此，政府在出臺政策刺激消費時，不應僅僅著眼于增加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同時也要積極尋求穩妥的方案，逐步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預防性儲蓄的比例降低，消費需求得到釋放。
參考文獻：
［1］Engle，R.F.，C.W.J.Granger.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Estimation and Testing［J］.Econometrica，1987(55):251－276.
［2］Friedman，M..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J］.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3］Hall，R.E..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6)：71-87.
［4］范劍平.中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Eviews應用及實例［M］.第二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6］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第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7］黃建彬.論“特區后時代”特區改革和發展的動力問題［J］.南方論叢，2008(3)：19-26.
［8］賀菊煌.消費函數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第7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關鍵詞] 城市化 農民收入 收入差距
城市化的進程也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通常產生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的效果，從而縮小農村和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然而，人們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卻觀察到城市化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現象。
一、城市化水平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發展很快，1978年全國城鎮人口的比重僅占全部人口比重的17.92%，到2005年這一比重達到42.99%。改革開放和中國城市化進程給我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也帶來了巨大變化，大批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不少農民生活已經達到小康和比較富裕的水平。
但與此同時，自1983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的態勢。到了“十五”時期，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2005年達到1727美元，但這五年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加速擴大的趨勢。2000年～2005年期間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9.6%，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為5.3%，不說本來收入水平就存在差距，且說近五年的收入實際增長速度就相差了4.3個百分點。另據《財經》雜志2004年2月份報道，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基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對全國范圍的住戶收入進行的三次調查，發現總體上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54，超過世界銀行0.40的高度警戒線。分地區來看，東部的城鄉之間差距占整個東部地區不平等程度的36%，但中部和西部城鄉差距占相應地區整體收入差距的比重一半以上，在西部甚至達到58%左右，收入越低的地區不平等程度越嚴重，這就驗證了我國收入差距主要來自城鄉差距，城鄉公共服務特別是教育醫療方面的差距加大了實際收入差別，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78~2005年)。
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已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僅制約我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也給和諧的社會局面帶來負面影響。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解析：基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視角
200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700美元，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12.4%，第二三產業的比重達到87.6%，處于“工業化后穩定增長階段”，然而2005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只有43%，與國際經驗統計數字68.2%相比（P341），相差將近25.2個百分點，差距較為懸殊。這種表明雖然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在逐年提高，但還是落后于經濟的發展速度，與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非常不協調。
城市化過程本應通過吸收農民進城定居，達到減緩城鄉收入差距的長遠目標。為什么城市化在中國的制度條件下反而加劇農民的相對貧困呢？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中國在20多年的時間里，盡管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5年的42.99％，城鄉居民間收入差距卻逐漸擴大呢？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我國曾經實施的城鄉二元經濟發展體制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后，市場機制的引入促進了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和人口流動。但是，分割的二元經濟模式尚未從根本上得以改變。我國的實際國情決定了城市化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影響。一方面，它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存在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存在抑制作用。城市化之所以會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兩種完全相反的影響，是由于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和農村高收入群體兩類人的相反作用。
首先，考慮農民工進城模式的城市化路徑。位于城市內的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回報率和收益率都較高，而位于農村的第一產業的回報率和收益率相對較低，且邊際生產率幾乎為零。因此，就造成了勞動者從農業中得到的報酬遠小于從工商業等非農產業中得到的報酬的情況。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進入城市謀求更多的收入。農村勞動力進城之后，提高了農村人口的勞動報酬和收入水平。同時，由于農民工替代了部分城市勞動力，這就可避免地降低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所以可以認為，農民工進城的城市化路徑縮小了城鄉差距。
其次，考慮農村高收入群體進城的城市化路徑。上述社科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報告還指出，在城鄉之間和城鎮內部的收入基尼系數值明顯上升的同時，“農村的基尼系數值反而有所下降，從1995年的0.381下降為2002年的0.366”。據該報告分析，造成農村內部基尼系數值下降，也即收入差距下降的三條原因中的首位原因是：農村地區逐步城市化，有錢人往往搬離農村，“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較低的農戶”。所謂農村中的有錢人，相當一部分是比較有經營能力的人。其實許多學者早已觀察到，留在農村務農的多為老、弱、病、殘。上述報告是對這一現象的旁證。
我國城市化水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看以上兩種影響哪一個占據主要地位。即遷入城市的人口中，高收入群體和農民工哪一個的份額更大。從農民工和農村高收入群體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發現，獲得城市戶口，進而能進入城市化統計中的人口更多的是農村高收入群體。而自身教育和技術水平較低，且原始稟賦更小的農民工，更多的是工作在城市，戶口關系在農村。因此，可以認為，城市化水平更多的是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綜上分析，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發展會加大城鄉收入差距。究其原因，是城市化模式不當，而非城市化本身。首先，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變農業戶口為城鎮戶口的人口中絕大部分是農村富裕群體；其次，單純的勞動力向現有城市轉移，對提高各個部門勞動生產率并無顯著貢獻。
三、加快城市化進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路
當前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是41%左右，處于城市化起飛的重要階段，對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而言，理論上是最好的契機。為此，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應盡快地提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改革舉措，以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從而提高農民的純收入以縮小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協調城市化進程和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考慮：
1.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是使勞動力流動發揮縮小城鄉差距的功能的基本要求。目前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開，個別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較大的動作。事實表明，放開戶口后并沒有產生消極影響，要進一步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創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條件，還需要在相關領域進行配套改革。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從城市的實際承受能力出發，賦予各市更大的自。
2.促進鄉鎮企業發展
鄉鎮企業大多地處城鄉結合部，農民“洗腳上田，進廠務工”十分便利，鄉鎮企業的發展無疑會促進大量的農村專業市場的涌現，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這在擴大農民就業的同時，將引導更多的農民定居于工業經濟帶周圍、服務于企業，無形中促使農民身份的變遷，成為新的“市民”，這從客觀上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并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的增收問題。
3.不斷地推進城鎮化建設
城鎮化不能只注重大城市的發展，一定要大力發展小城鎮，這是由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決定的。小城鎮地處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成本比較低。在產業結構上，城鎮化與工業化要相結合，城市與城鎮的產業要協調互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推進城鎮化。否則，沒有合理的產業結構，城鎮化建設就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和農民增收的問題。另外，提高城鎮化水平，需要大規模的城鎮基礎建設投資，這可以拉動巨大的城鎮就業需求，從而吸納大量必須通過市場自主就業的農民。
參考文獻：
[1]李實丘希明:中國收入分配與公共政策[J]. 財經,2004(2)
第8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一、廣西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現狀
第一，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一般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來反映。廣西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95年的1446元上升到2010年的4543元，增加了2.14倍，年均增加額193.56，年均增長率13.38%；而廣西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的4792元上升到17064元，增加了2.56倍，年均增加額767元，年均增長率16.01%。廣西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收入差距從1995年的3346元擴大到2010年的12521元，廣西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加額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加額的3.96倍，廣西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高2.63%。
第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城鄉收入差距由生活水平差距最終反映，一是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二是城鄉居民家庭主要物品擁有量，三是城鄉居民家庭支出的恩格爾系數。
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
首先，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的絕對差值不斷擴大。廣西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由1995年的4045.83元上升到2010年的11490元，增加了1.84倍，年均增加額為465.26元，年均增長率為11.5%；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由1995年的1143.04元上升到3455元，增加了2.02倍，年均增加額為144.5元，年均增長率為12.64%。從人均消費支出的絕對差值來看，城鄉人均消費支出水平的差距增大，由1995年的2902.79元擴大到2010年的8035元。
其次，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比值呈擴大趨勢。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差距由1995年的3.54倍擴大到2010年的3.33倍，在1995年到2010年的這16年時間里，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差距提高了2.77倍，這說明廣西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縮小城鄉消費水平任重而道遠。
城鄉居民家庭支出的恩格爾系數。當前，廣西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已經處在40%以內，這說明廣西城鎮居民已經克服貧窮，解決溫飽，達到小康，從而邁入相對富裕的狀態，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還徘徊在50%左右。盡管農村居民已經解決溫飽，邁入小康，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總的變動有縮小的趨勢，但是差距仍然相當明顯，2010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48.50%，還不及城鎮居民1997年和1998年的水平。
二、廣西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形成因素分析
第一，農業產值比例逐年降低。近年來，廣西農業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農業總產值從1995年的453.15億元上升到1670.37億元，年均增長率16.79%，農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從1995年-2010年廣西地區GDP中第一二產業所占比例來看，廣西雖算是祖國西南邊陲的農業大省，但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對較低，且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呈現下降趨勢，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總體呈現上升的態勢，可見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在國民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第二，二元結構強度逐年擴大。測算二元結構強度，即工農業反差系數是判斷城鄉工農業是否協調發展的常用辦法。廣西農業GDP相對生產率從1995年總體開始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二元反差還沒有達到最高點，農業的相對國民收入還沒有從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廣西非農業GDP農業生產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兩種GDP相對國民收入的變化使得二元結構強度變化比較平穩。發展中國家二元結構強度的極值為4.09，但廣西二元結構強度除了1997年低于1.09之外，其他年份均高于該極值，2009年二元結構強度達到5.24，是發展中國家的1.28倍。這說明廣西農業的比較生產效率及比較收益率不斷下降，農業發展速度太慢，導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不快，農村居民收入相對于城鎮居民收入還很低，從而導致其消費水平不斷下降。
第9篇：城鄉經濟差距范文
內容摘要：城鄉一體化是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本文從城鄉一體化的含義、科學內涵、問題研究、思路和改革措施、城鄉一體化內容和實現城鄉一體化對策等幾個方面來闡述了城鄉一體化在我國現階段應該發展的方向和應該把握的方法，保證我國城鄉一體化健康向前發展。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 關系 對策
城鄉一體化理論的含義和實質
城鄉一體化的基本含義是：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調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實現城鄉資源共享、人力互助、產業互補，逐步實現城鄉工業一體化、市場一體化，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同時大力推動制度創新，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廢除城鄉二元結構的現代農村制度，給農民真正的國民待遇，建立城鄉互動、體現公平、良性循環、共同發展的一體化體制。實質是體制一體化、城鎮城市化、產業結構一體化、農業企業化、農民市民化。
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內容
(一)空間一體化
城市和鄉村是兩種典型的社會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形式，城鄉經濟社會本身就包含著空間經濟社會活動的含義。城鄉空間一體化主要表現為以提高城鄉經濟社會組織化程度為核心，強化城鄉空間聯系，優化城鄉空間結構，努力形成城市現代化、農村城鎮化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的城鄉空間形態。一般說，城鄉空間結構是由點(城鎮等點狀設施)、線(交通等線狀設施)構成的拓撲結構。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城鄉空間一體化，必須研究點和線如何布局，如何緊密相聯，即如何解決城鎮體系與交通體系的空間構建問題。形成科學合理的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的配置，形成通暢便捷的城鄉交通網絡連接，不僅有利于促進城鎮繁榮，而且能從根本上破解“三農”難題，達到城鄉優勢互補、協調共進的預期目的，因此，調整和優化城鄉空間布局，對實現城鄉空間一體化至關重要。
(二)人口一體化
這是指城鄉人口自由遷徙，相互對流，城市人口社區化(擴散化)和農村人口城鎮化，城鄉人口享有同等權利、同等待遇的過程。這意味著城鄉居民流動和居住不受戶籍限制，取消各種對農民的歧視性政策。城鄉居民共享三大文明的成果，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目前，城鄉人口流動趨勢是，城市人口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和享受鄉村田園生活的需要，從城市遷住郊區或鄉村，這是大城市現代城市化的發展趨勢，盡管這種趨勢在目前發展中國家表現得并不明顯，但會隨著時間推移，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發生變化。西方發達國家許多城市市民向郊區化擴展則是個明顯的證明。我國東部一些沿海城市居民也已開始出現了這種趨向，中心城市人口郊區化擴散明顯加快。
(三)經濟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為經濟一體化。經濟一體化是指發展城鄉經濟應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進行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實現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經濟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的基礎和前提，決定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進程和實現程度。
(四)生態環境一體化
生態環境一體化就是要將城市與農村生態環境統一納入到一個大系統中考慮，全面治理，徹底改變城鄉生態現狀，努力形成城鄉生態環境高度融合互補、經濟社會與生態協調發展的城鄉生態格局，讓城市與農村、人類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城鄉一體化離不開生態一體化，生態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這對于推進城鄉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凈化城鄉環境，實現城鄉生態一體化，必須破除把經濟與生態環境對峙起來的舊觀念，破除把城市與鄉村對立起來的舊格局，這需要城鄉形成共識，雙向努力，強化城鄉生態功能，以保全生態系統為重心，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對環境保護的實現機制，健全城市、鄉鎮、農村生態環境協調體系，加速推進城鄉有機融合的生態系統建設。
(五)市場一體化
我國社會主義統一市場包括城市市場與農村市場兩大組成部分。所謂城鄉市場一體化就是要消除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讓城鄉市場緊密相連，融為一體，確保各種商品和服務、資源可以在城鄉之間得到順暢流動，滿足城鄉居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市場一體化作為一個過程，既是某一地域內城鄉諸要素日益優化組合的過程，也是城鄉發展協調度、融合度日益提高的過程。在經濟社會高度發展，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城鄉市場聞的聯系及其相互作用日益加強，城鄉市場向一體化方向發展是一種必然的大趨勢。
(六)社會一體化
經濟、社會、人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城鄉一體化理所當然也應包括城鄉社會一體化。城鄉社會一體化就是要求城鄉社會事業協調發展，確保城鄉居民在居住、就業、教育、醫療和文化衛生等方面享受同樣待遇，最大限度地縮小城鄉差別，使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達到城鄉共享。社會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發展最重要的價值趨向和理念。推進城鄉社會一體化，關鍵是在城市社會事業不斷發展、居民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同時，必須著力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果說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差距大，那么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與城市差距更大。目前城鄉教育事業、醫療衛生事業、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差距仍呈擴大的趨勢。分區域看，我國城鄉社會發展差距越往西則越大。
(七)制度一體化
這里的制度也包括體制，制度一體化是指凡涉及城鄉關系和城鄉發展的重大制度，必須體現社會公平、公正。做到城鄉統一。包括制度導向統一，要求統一，權利統一，預期目標的統一。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制度是內生的，并且是決定經濟發展、經濟績效的首要因素。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實質上是城鄉兩個系統的經濟、社會、人口、空間、生態等諸基本要素交融與協調發展的過程，而這種交融與協調都與制度相聯系。
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差距問題研究
(一)收入差距
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近幾年逐漸擴大，其中發展很不平衡的直接而重要的表現是農民增收遲緩、城鄉收入差別過大。2003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 23 1，2004年稍降A3 21 1但是這還不能反映城鄉居民生活的實際差距。首先目前統計農民收入是根據戶籍來進行的，少數高收入的非村民掩蓋了多數種田的真農民。其次，農民純收入中包括生產資料的費用，扣除后生活費用只剩下純收入的65％。最后，城市居民享有各種住房、醫療、教育、交通以及公共產品等，農民享受不了。
(二)生活差距
2009年中國農村經濟綠皮書指出，目前中國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落后城鎮居民至少十年，并且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水平
差距一直處于擴大狀態。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支出從1978年的2.68：1擴大到了2008年的3.07：1。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066元，城鎮居民該項支出則為11243元。中國農村消費當前仍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耐用品消費擁有量偏低。2007年，每戶農村居民擁有的洗衣機、移動電話量不足城鎮居民的一半。農村居民衣著消費也偏低，2008年其人均衣著消費支出為212元，不足城鎮居民的兩成。此外，農村居民住房條件也有待改善，近千萬農村住戶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0平方米。
(三)教育差距
在城市90％以上的初中畢業生可升入高中或職校，教育質量也高于農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遠多于農家子弟，而在農村有不少優秀學子即使考上大學也難以承受巨額學費的負擔，有一半以上的初中生沒有機會上高中，甚至有些學生因家境貧困而失學。這種日益擴大的城鄉教育差距，將影響今后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四)社會保障差距
中國城市失業保險覆蓋率已達71％。而農村幾乎為0。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已基本實現應保盡保，而農村除部分省市外，尚未建立低保制度。城市除部分個體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外，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覆蓋。而農村除了“五保戶”外，基本沒有養老保險。
(五)公共產品供應差距
公共品的投資主體是政府。無論是城市公共品還是農村公共品，政府都要承擔應有的責任。目前我國城市公共品提供體系相對完善，而農村公共品提供體系則相對滯后。一些農民被迫自掏腰包建基礎設施，這無形中又減少了農民的收入，降低了他們的消費能力。
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思路和改革措施
(一)深化城鄉流通體制改革
要堅持放開農產品價格和購銷的改革方向，不能因為市場上農產品價格的正常波動而影響改革的進程。要針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深層次原因，加快農產品宏觀調控體制的改革，盡快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農產品宏觀調控機制。要建立和完善農產品保護價制度和風險基金制度，進一步完善國家農產品儲備和調控體系。在工業品方面，要積極開拓農村市場，把農村市場的開發視為城鄉經濟全面發展的動力源泉。要建立相對穩定的城鄉流通環節和流通渠道，減少不必要的流通環節，按照城鄉一體化的要求，保證城鄉物資交流渠道的暢通。
(二)深化城鄉產權制度改革
按照十七大提出的有關要求，通過推行股份合作制和租賃、兼并、拍賣等改革措施，達到明晰產權，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目的。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搞活土地經營機制，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基礎上，按照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搞活使用權的原則，建立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允許農戶依法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鼓勵以土地使用權人股的辦法，興辦股份合作農業企業，促進農業規模經營。
(三)深化城鄉戶籍制度改革
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嚴重限制了城鄉人口流動和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已成為阻礙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因此，深化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已勢在必行。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可以分為兩步實施。首先要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落戶，允許持地方“藍印戶口”的人在農村城鎮之間遷移；其次是國家逐步取消城市居民的一些特殊待遇，改革勞動用工、住房和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合理流動創造條件。改革的總目標是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全國統一的以身份證管理為主的一元戶籍制度。
(四)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要改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以直接管理為主要職能的縣、鄉行政管理機構，轉變政府職能，使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革的核心是解決長期存在的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城鄉分割問題，協調管理部門對城鄉經濟實行一體化的間接管理。農業部門應從過去單一管生產環節轉到統一管理，協調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縣鄉政府則應集中精力為不同所有制、不同經濟形式的企業提供服務，并進行宏觀的管理。
(五)設計社會激勵結構
通過社會激勵結構的調整節約城鄉合作的交易成本，形成導致工農合作、城鄉互促的激勵和治理機制。為此，需要加快發展農村工業化，實現中國工業化的良性發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打破城鄉市場的分隔，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地區小城鎮的交通、供水、供電、通信、文化娛樂、教育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用設施建設，逐步形成現代化的開放式交通運輸網絡和信息網絡，為城鄉聯系提供高效率的活動平臺；加強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提供能力條件，也能為外來企業、鄉鎮企業提供本土化的勞動力；政府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來企業到農村地區建廠。可采用政府貼息貸款和一定形式財政補貼。增加企業技術改革投入，通過減稅或特殊行業免稅政策吸引城市工業先進的技術、設備、優秀的人才向鄉鎮企業轉移。
參考文獻：
1 夏安桃.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綜述[J]人文地理，2003(5)
2 坤明，嘉興，全面實施城鄉一體化戰略[J]今日浙江，20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