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規律的內容和形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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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價值規律的內容和形式范文

所謂商業炒作，是指商家或媒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對某一新聞事件進行大規模炒作，加大渲染力度，以達到廣告宣傳或正常新聞宣傳難以達到的商業效果。一般說，這種炒作事先都經過精心設計，商家主導新聞事件走向，或者媒體與商家聯手，形成某種默契，按照既定思路有計劃炒作。在新聞炒作中，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商家，媒體在這場新聞炒作中同樣扮演了錯位的角色，而讀者卻不明不白地遭受商業炒作的信息襲擾。

新聞策劃為什么切忌商業炒作

首先，商業炒作在本質上基于一種反常的新聞價值觀。它在選材上往往偏重商業事件題材，在組織報道上往往慣用煽情手法，強調新聞的故事性、煽情性和表面性。商業炒作經常不惜人力，物力和版面，連篇累牘地講述一些表面煞有介事，實則沒有多少新聞價值的事件，渲染大量沒有普遍意義和社會導向價值的細節。

其次，商業炒作對所報道的事件有意過度強化，違背了科學合理適度的原則。有些媒體和商家強行“策劃”屬于本應自然發生的新聞事實，甚至不惜制造“新聞”。如有些報紙經常預先設定某個選題，然后唆使某個部門或某個讀者去實施，報紙再連篇累牘地加以“追蹤報道”。這種做法顯然是有悖于新聞規律的。

第三，商業炒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人為地制造“賣點”，追求短期經濟利益。它雖然在競爭伊始吸引了部分受眾，但從長遠利益來看，將極大地損害媒體的長期利益。而且由于它在選材上、形式上過于鋪張，極易導致虛假新聞泛濫，嚴重影響媒體美譽度，最終也將失去讀者。此外，新聞炒作追求人為的轟動效應，容易與社會風氣形成一種惡性的互動，不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分析前幾年炒作比較厲害的幾個新聞事件，從中都可以看出商業炒作的痕跡。比如，武漢砸“大奔”為什么要跑到武漢野生動物園，這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為了證明涂料無毒，北京富亞董事長不惜用苦肉計來吸引讀者眼球，用喝的方式證明產品無毒，作為營銷方式無可厚非，但新聞媒體跟風報道，就有炒作之嫌了。劉曉慶百萬接廣告，媒體連續跟蹤報道，接來接去卻沒接成，欲的那個產品知名度卻上去了，讀者也不明不白地跟著“暈”了一次。這樣的炒作，到頭來受到誤導或者過度信息干擾的還是普通讀者，一旦他們明白過來，將會對媒體及企業產生反感，這樣做豈不是適得其反?

新聞策劃如何防止商業炒作

在新聞題材選擇上要符合新聞價值規律。我們策劃新聞報道時，要從新聞價值規律出發，抓大魚、活魚，準確勾畫社會發展的進程，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當然，這并不排斥追求生動新鮮的社會類新聞。黨關于文化事業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要求，為我們把握新聞價值規律提出了明確的方向。我們在策劃報道社會新聞題材時，只要善于從人民群眾關心的話題著手，就一定能夠找到新聞策劃的最佳定位和最佳視角。每年的“兩會”新聞大戰，原本十分嚴肅的政治和社會話題，因為各主要媒體的精心策劃運作，因為對新聞價值規律的深度挖掘，反而成為全國人民愿意看、看得懂、印象深的“大制作”、好節目，這是新聞策劃符合新聞價值規律的成功證明。

要注意把握好策劃的“度”。所謂新聞策劃中的“度”，就是指新聞策劃中依據新聞價值，合理確定新聞資源的標準。新聞本質上是對新聞事實的一種客觀反映。我們在策劃報道活動時，必須依據事實的新聞價值，合理地安排報道方式、編排方式和投放的人力、物力、版面，決不能為了追求所謂“賣點”，貪圖短期經濟效益，而過度使用新聞資源，甚至人為地左右新聞事件朝自己預先設計好的方向發展。新聞策劃量度而行的最好例證便是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按新聞價值和規律而言，“焦點訪談”觸及的問題每每讓人震驚，幾乎每天播出的新聞都可以做成長篇連續報道。但是，中央電視臺在處理每一期新聞上，都把問題聚焦在一個點上，很少搞多集的連續報道，避免了問題寬泛帶來的政治風險和論點錯誤。在報道上絕對以新聞事實說話，從而給廣大觀眾留下了思考的空間。

當然，注重新聞的社會效益并非排斥經濟利益。兩者的關系從根本上來說是統一的。世界上一些嚴肅報紙十分注重社會效益，策劃了許多名載新聞史的經典報道，最終它們也得到了豐厚的經濟回報。因此，一方面記者在策劃報道的時候，要具有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識，要將社會責任感內化在自己的報道策劃中，另一方面，要積極完善我國現有的新聞政策法規，從法律上、政策上去引導媒體，使之將社會效益和經濟利益完美地結合起來。

城市生活服務類周報的專題策劃

蘇惠文

在城市生活中，人們消費能力日益看漲，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以后，精神需求也在不斷加強。此時，城市生活服務類周報(下簡稱“生活類周報”)應運而生，為人們提供著時尚的生活方式、海量的市場信息、新穎的生存理念和未來生活的發展趨勢。

新聞出版總署主辦的第三屆中國報業競爭力年會公布了城市生活服務類周報競爭力10強是《申江服務導報》、《精品購物指南》、《上海壹周》、《房地產時報》、《人才市場報》、《上海星期三》、《假日100天》、《渝州服務導報》、《周末畫報》、《海峽消費報》。怎樣辦好生活周報?其實，除了一個地區的經濟差異外，生活類周報的競爭大多還是表現在專題報道策劃的競爭上。因為生活類周報的制作周期比較長，報道短小、時新、精悍的消息比起都市報、日報就處于弱勢，綜觀市面上的生活周報，基本以專題報道為主，因此，專題報道的策劃就顯得尤為重要。

有人說，好的主題策劃可以提高一份報紙的底蘊和深度，好的專欄則可以培養讀者的忠誠度。大部分的生活類周報分疊設有新聞、財富、旅游、健身、娛樂、家居等欄目，本文所描述的專題報道，是指囊括在這些欄目下每期的專題內容。因此，本文將從欄目設計、稿件寫作、版面安排三個方面具體來解讀生活類周報的專題報道策劃。

選題設計

專業類報紙是報業市場細分的結果，報業市場細分則是按照讀者的信息需求和閱讀習慣等方面的差別，再把讀者市場劃分為幾個不同類型的讀者群。專業類報紙就是選擇其中一個或者幾個讀者群作為自己的目標讀者，最大限度滿足這些讀者某一方面的特殊信息需求。大部分的生活類周報把15－45歲的城市中等以上收入者納為自己的目標讀者，一個城市里的生活服務資訊消息

非常多，甚至到了龐雜的地步。編輯記者需要對各種信息進行分析、策劃，明確自身的報紙定位，然后確定選題，擯棄單純的內容堆砌。

首先，確定生活類周報選題的地域范圍。生活類周報傳播的新生活與農村關系不大，就算偶爾涉及農村，也是為城市年輕人準備放松身心的遠足，去鄉村尋幽覓靜，這樣，就確定了其選題的城市特色。

其次，明確選題的時間范圍。選題時要留意最近有什么節日，把傳統節日的精髓考慮到選題中，為讀者提供服務參考。像2007年中秋，《渝州服務導報》334期的“24城明月也相思”。《申江服務導報》509期的“月餅喜‘新’厭‘舊’”，在特殊節日傳遞著特殊人文情懷。

再次，最近社會上流行的、大家熱點討論的，都是生活類周報的選題內容，但是，不能饑不擇食，全部攬入囊中，而且，媒體不能故意制造熱點來制造噱頭、炒新聞。生活類周報的定位是大眾類生活時尚報紙，就是要為大眾提供實用的生活時尚信息，滿足大眾合理的信息需要。

最后，把當地的文化考慮進報紙的選題內容。如《申江服務導報》509期的“都市行銷，上海還是一個懸念”，源于2007年9月15日上海旅游節開幕，文章從實用角度為讀者介紹了上海著名的外灘，南京路，另外，還描述了幾個上海有趣的地方，如阿塔努、熊佛西樓、蘇州河上的島等。通過這些地方描述出上海的個性和人文脈絡，提煉出“行銷”這個新穎的名字，幫助這個城市找到自己定位和行銷方式。

策劃專題報道還要“突出一個‘專’字”。生活類周報專題報道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傳播一種現象、解決一個問題，而這種“現象”和“問題”往往有多種原因。只有全面深入分析，才能理清各種原因，從而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組成這個專題的各種報道，就要抓準主題，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明確了主題思想，才能站在產生這種“問題”的不同角度寫出圍繞專題的好報道。

稿件寫作

選好了題，把方向定準了，接著就策劃怎樣來寫好稿件。生活類周報的報道有它自身的特點，通常以感性、平和、細膩的文字來體現生活的瑣碎、平淡、細致。有的生活類周報有許多文理不通、語言邏輯混亂的文章，可以用清晰明白的語言表達清楚的，偏要用那些古怪的詞語裝綴得云霧繚繞、不堪卒讀，云遮霧罩的后面，往往也是那些意思，甚至更加模糊，卻偏偏要讀者從堆砌的詞藻里去費力解讀，不知是賣弄文風，還是自貶身價。

沒有新聞的紙不能稱之為報紙，充其量只是產品宣傳冊。不能把生活類周報當作單純的資訊產品來經營，其專題不僅要有新聞性，還要穩握其天生時長的優勢，注重背景深度的挖掘，把新聞做深做透。這樣不僅能提高報紙品質，還能提升報紙品位，形成忠實的讀者群。《申江服務導報》在這方面做得尤為突出，把新聞性融入到專題中。510期的《申江服務導報》在“申江樓市”這個專刊中，做了“加息后，房東的態度好了?”這樣一個專題。從2007年9月15日央行再次加息以來，不管是對購房者還是售房者心理上都造成了一定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抓住“房東態度正在緩和”這樣的新聞眼，不僅貼近群眾生活，更主要是引導市民考慮租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緩解樓市矛盾，起到了導向作用。

另外，生活周報要提供消費資訊，在寫作時，一定要將消費資訊和廣告區分開來，若將消費資訊和廣告混淆，勢必導致新聞報道廣告化，不僅有損新聞報道的客觀、公正，更有助有償新聞的滋長。

版面安排

生活類周報提倡時尚概念，因此，專題名字要新穎、時尚，文字中要透著一股氣質，關心城市年輕人的生活與感情。像《精品購物指南》1295期“大師意識，蝴蝶效應的悲情體現”悼念盧恰諾?帕瓦羅蒂的專題《周末畫報》457期“穿Prada的信用卡”專題，這些標題精練歸納了主題，從創新角度表達時尚，也讓人有往下讀的欲望。另一方面，這些話題放在封面作為導讀，以此吸引眼球、引人購買、擴大銷量。

專題除了用消息、通訊、評論來組稿，還可以用圖片來表達。鑒于生活周報的受眾定位是青年人，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傾向于圖像閱讀，而且年輕人追求生活品位、藝術品位，藝術這東西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精美的圖片更能與年輕人形成默契。專題的每一張圖片，都是和文字緊緊依托，以此來傳達主題。生活周報的專題開篇中，用精確、厚重的文字描寫抽象思維，配合著圖片傳達到讀者面前，形象就立起來了。專題的組稿中，單稿之間都有合適的留白，這樣不會給人壓迫感，一眼掃去較為整潔。合適的留白，對突出主題與各稿之間的邏輯聯系，也是有幫助的。

總之，生活類周報的專題報道策劃除了做好欄目設計、稿件寫作、版面安排。還要制定報道報道方案，圍繞策劃方案組織人員等。眼下，受眾群不斷組合，社會信息也在不斷變換內容，生活類周報要展現其“生活”、“服務”一面，也要不斷變化調整，滿足受眾的合理需求，才能成為紙媒的“長青樹”。

都市報擺脫同質化競爭的對策

羅　劍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報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報紙同質化的趨向日益明顯。同一城市中的報紙內容雷同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報紙的同質化表現為相當數量的報紙定位重疊，都瞄準在覆蓋讀者面較廣、廣告投放量較大的綜合性市民生活報這一市場空間。報紙的內容和形式也大同小異，一些有創意的欄目、版式等往往出臺不久就迅速被模仿，報紙的廣告市場、運作機制也趨于一致。那么，在報紙同質化競爭日益加劇的報業環境下，都市類報紙應該采取什么應對策略呢?筆者認為，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　準確定位

要市場定位準，獲得自己的目標讀者群。要明確自己的風格是什么，要清楚自己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要知道自己為誰服務，服務的范圍是什么，只有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才會有動力，有目標。報紙的定位包括讀者定位和功能定位。根據市場“多元異質化”理論，讀者的新聞需求是多元化的，具有不同的質的要求，因此，報紙經營的上上策就是進行市場細分，選擇某一類讀者的需求予以滿足而非四面出擊，提供自己所擅長的、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優更獨特的信息產品。功能定位，指確定報紙所要擔負的職能和所要發揮的作用，是立足于讀者需求和傳播目的的對報紙產品的一種決策。

2　借鑒革新辦報理念

當務之急是當前都市報的決策者們應跳出城市和地域的框框，超脫現有范式，直接引入先進的辦報理念，電視同行的做法或許值得思考。

最近，一些都市報提出了“張揚大報風范”的辦報理念，使新面市的都市報紛紛告別“市民報”、“市民生活報”一類的面孔，爭相以“主流都市報”、“新銳

都市報”、“新主流媒體”的形象亮相，似乎要毅然割斷與傳統都市報之間的精神臍帶，以未來“城市大報”的角色符號，替代原有的“街頭小報”的身份標記。這樣閃亮登場，不僅能夠彰顯新的辦報價值觀，也可擺脫讀者認知疲勞的陰影，帶給人以不同凡響的新感覺，有利于從根本上：突破都市報的同質化格局。將都市報主流化的辦報理念就是一種改變同質化競爭的積極做法。辦報理念求新求變，大家互相撞車的幾率也就會越來越小，最終讓市場回到良性競爭的軌道。

其次要創立自己的品牌形象，穩固自己的目標讀者群。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品牌理念。品牌理念是報紙的靈魂，報紙的支柱，很多報紙都有自己的品牌理念，如《廣州日報》“追求最出色的新聞”，《新周刊》“為了新一點”，《華西都市報》“市民的公仆”等等。

3　辦好精品、特色欄目

報紙的經濟支柱是廣告，沒有廣告的報紙將無法生存，廣告達不到一定的數額報紙也無法發展，最終被市場淘汰。但同質化競爭卻使每一份報紙都無法獲得長期穩定的廣告客戶，在此前提下，避免同質化和千報一面現狀的明智選擇是創辦并辦好有特色的專版和專欄。

辦精品欄目金牌欄目，是細分讀者和廣告市場的一大策略，對于改善同質化競爭，發展報紙自身，都具有意義深遠的作用。

4　改革用人機制

近十年來，報業市場快速膨脹，報紙數量遞增迅猛，新聞從業人員的隊伍也迅速擴大，然而同時期的專業新聞人才卻非常少，早報和晚報的新聞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雖然新聞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但過低的個人文化水平往往限制其新聞報道能力的繼續提升。有的新聞單位為了擴大規模而擴軍，在招收人員時門檻很低，這些文化水平和業務素質都很一般的人員進入后，報紙的整體水平停滯不前也就不足為奇了。還有的新聞單位，照搬其他報紙的采編隊伍和班底，造成了同質化競爭中的又一現象――人才趨同。

人才趨同阻礙了個l生鮮明的辦報風格的出現，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就顯得非常關鍵：(1)嚴格選才。從專業角度出發選擇新聞專業的高校畢業生，對于法律、財經、收藏、投資等版面也應該選擇相應的專業并具有良好文字功底的人才。(2)改造記者隊伍。對記者的職能細分，改變過去那種社會新聞記者跑財經、財經記者跑體育的業余操作方式，專人專用，培養起一支專業性強，專業特色鮮明的記者隊伍。(3)重視欄目策劃和廣告策劃，吸納美術等行業的專業人才，以新穎的欄目編排和獨具特色的廣告來吸引讀者和客戶。在“眼球經濟”時代，這種嘗試和變化對于改變同質化的競爭局面，會起到良好的導向作用。(4)清理冗員。撤除不合格的記者和編輯人員，對突出人才予以重獎，不斷優化人才資源。

5　推進技術創新

第2篇：價值規律的內容和形式范文

自從開展對經濟法的研究以來，法學界關于經濟法特征的提法達30余種。（注：參見王晨雁：《試探經濟法的彈性特征》，《江海學刊》1992年第2期。）大致說來，可分為以下幾類：（1）著眼于處理經濟法與相鄰法律部門的關系，用劃分法律部門的標準作為經濟法的特征。如有的教材認為，經濟法的特征就是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的不同點。據此，從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出發，比較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主體、調整對象、范圍、方法等因素，將其相異之處作為經濟法的特征。（2）著眼于揭示經濟法的獨特功能，將經濟法的某些功能作為經濟法的特征。如有人認為經濟法的特征是規制性等。（3）著眼于劃定經濟法的范圍，以經濟法體系的構造特色作為經濟法的特征。如有人認為邊緣性、綜合性、彈性是經濟法的特征。（4）泛化的描述。有些學者借用某些對一般法律特征的表述，認為經濟法的特征是威嚴的約束性、嚴格的強制性和明確的規定性；有些教材認為，經濟法不僅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持續性、穩定性和強制性的特征，而且還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面向經濟領域；而有的人把經濟性作為經濟法的特征。

雖然，關于經濟法特征的每一種提法都反映了提出者在明晰經濟法的角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有的提法也的確體現了經濟法的特色，對人們正確理解經濟法的科學含義有較大幫助。然而，當前關于經濟法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偏差。

第一，對經濟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閉性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與其他事物的比較過程中顯露出來的，經濟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經濟法的特征，就必須將經濟法置于整個法律體系中，將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比較，從而歸納出經濟法獨具特質的一面。比較的對象、角度、方法不同，經濟法將顯現出不同的特質。而比較的對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開放的，故經濟法的特征也應該是多元的、開放的。當前的某些關于經濟法特征的表述，試圖以一種或幾種提法替代經濟法的特征的整體，這種封閉性傾向不利于對經濟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對經濟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傾向。某些論者論及經濟法特征時，并沒有明確的目的，而是帶有強烈的“形而上學”的痕跡，想當然地羅列所謂的“特征”，而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體的比較作基礎的，內容十分空洞。這種傾向使人們對經濟法產生一種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會對正確認識經濟法產生積極的作用。

第三，對經濟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傾向。當前，有關經濟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雖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質特征”，但不是基于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的比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門所共有的。這種傾向造成了關于經濟法特征的表述混雜。以辯證的觀點看待經濟法的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關鍵的、本質的，而其他的則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征？這應當聯系研究經濟法特征的目的來確定。從開始對經濟法的研究至今，最關鍵、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科學界定經濟法同民商法等相鄰部門法的關系，這一直是經濟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經濟法的特征應當為這個核心服務。因而，將經濟法與民商法等相鄰部門法相比較顯露出來的特質才應當是經濟法的主要特征。

總之，筆者認為，對經濟法的特征應當以開放的態度進行個別性、具體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較歸納的基礎上總結出經濟法的特征。

二、經濟法具有回應性的表現

從普遍意義上說，法作為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內容、性質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一定的法的變更與發展也取決于一定的經濟基礎的變更與發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務于一定的經濟基礎，法對其賴以存在與發展的經濟基礎起引導、促進和保障作用，法對于與其相矛盾的、舊的經濟基礎加以改造和摧毀。（注：參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頁。）

經濟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這種反映性。但是，脫胎于傳統法律土壤的經濟法的這種反映性絕不是僅僅局限于這種普遍意義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經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鄰部門法的水平而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

首先，經濟法對現實的經濟關系的反映速度更為敏捷。不論是經濟法體系已經相對穩定的西方各國，還是正在建構經濟法體系的經濟體制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現實經濟關系的變動，大到國家整體經濟體制的改革，小到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以及主流經濟學理論的變動都能從經濟法的變化中得到反映。這時，經濟法或者從立法上發生變化，或者通過司法途徑體現出某種變化。其變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與經濟關系本身的變化同步，有時甚至超前于經濟關系本身的變化。以日本的禁止壟斷法為例。日本于1947年頒布了《關于禁止私人壟斷及確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簡稱《禁止壟斷法》）。該法明確規定對壟斷行為和壟斷結構予以嚴格規制，這是美國對日本實施“經濟民主化”改造的產物。這種嚴厲的結構規制一度給日本的經濟振興造成極大困難，于是“經濟民主化”的要求讓位于經濟振興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壟斷法》，緩和對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寬對公司合并的控制。隨后，日本還制定了兩個《禁止壟斷法》的適用除外的法規，即《關于穩定特定中小企業臨時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關于適用除外規定的范圍逐步擴大并與產業政策法相配套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產業壟斷化傾向極其強烈，物價上漲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1977年日本修訂了《禁止壟斷法》，恢復對壟斷結構的規制。以上經濟法的變動都是及時地反映了日本經濟政策的變動。在美國，其反壟斷立法雖然比較穩定，但司法、執法的標準和尺度卻隨著經濟政策的變動也發生了靈活的變動，這突出表現在美國司法部等部門先后的幾個《橫向合并指南》的內容變化中。至于中國的經濟立法變動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步關系則更是表明經濟法對現實經濟關系變動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較而言，民商法等相鄰部門法對現實經濟關系的變動的反應則遲鈍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以后一直沒有制定新的民法典，舊的民法典除少數與現行法律制度抵觸的規范以外仍然得以適用。

其次，經濟法反映現實社會關系的范圍更廣、敏感度更高。不僅經濟關系的大的變動會引起經濟法的相應變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經濟目標的變動，社會主流輿論的移轉，經濟狀況的波動，無不會引起經濟法某種程度的變化。政府的變化往往意味著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的變化，會直接引起某些經濟立法的改變。有關經濟的社會輿論尤其是一些權威的新聞機構的傾向對經濟法變化的推動作用也越來越大。而經濟法隨著經濟狀況的波動而變動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各國經濟危機時期與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經濟法的內容往往大相徑庭。就連通貨膨脹狀況、進出口狀況等這些細微的經濟因素有時也能對一國的經濟法產生較大的影響。這種現象若發生在民商法等部門法領域簡直不可思議。

再次，經濟法與政治聯系的緊密程度也遠遠超過民商法等相鄰部門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個人特性，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對抗與妥協，以及各種政治性目標都會或大或小地影響國家的經濟政策，而各國的經濟政策日益趨于用經濟法來體現，因而經濟法的有關內容及經濟執法與司法也會因此受到影響。在中國，自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政治因素對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用一直沒有消退過。政治體制的狀況影響到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運轉，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經濟法的內容和形式，同時也影響到經濟法的實施。這是造成我國現行經濟法文件數量繁多、抵觸多、協調性差的一個重要原因。總之，工具性色彩在經濟法尤其是一些具體的經濟立法上體現得十分突出。比較而言，民商法對政治的獨立性要強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國民法典》至今已經歷近200年的風云卻少有變動即是明證。

最后，經濟法對社會經濟關系的反作用更為明顯。適當的經濟法能促進經濟發展，不適當的經濟法只能阻礙經濟發展，效果往往立竿見影。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各國日益重視通過經濟立法，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工具有意識地調節社會經濟，使其朝著經濟法所設定的方向前進。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為主導的產業政策法，對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進行規范和調整。例如，1961年的《農業基本法》、《農業現代化資金促進法》，1962年的《石油業法》，1963年的《中小企業基本法》、《中小企業現代化促進法》、《中小企業指導法》及《沿海漁業振興法》，1964年的《林業基本法》，1966年修正頒布的《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促進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業振興事業團體法》等。實踐表明這些法律對日本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日本經濟進入20年高速增長期奠定了基礎。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門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作用是非導向性、間接性和事后性的。

總之，經濟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經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門法。在此意義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當地體現經濟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筆者主張使用“回應性”一詞來表述經濟法的這種特征。“回應性”一詞源出于當代西方一些法學家的論述。即提倡法律應當具有較強的回應性，使法律能夠對社會環境中的各種變化作出積極回應。美國的諾內特等人還提出了“回應型法”的概念，以區別于“壓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們認為“回應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權能，其合法性來源于實體正義，其規則從屬于原則和政策，執法者具有擴大了的，但仍對目的負責的自由裁量權，其法律愿望與政治愿望達到了一體化。（注：參見［美］諾內特、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和社會》，張志銘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頁。）可見，經濟法的反映性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回應性”的要求，用“回應性”來概括經濟法在對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各種變化作出反應時的特征似乎更為貼切。

三、經濟法具有回應性的原因

從本質上說，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絕對穩定的，因為“單單穩定性與確定性并不足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頁。）英美契約法巨擘科賓教授終其一生都認為法律不會確定不變，必須符合社會之需要及要求而改變方可。（注：參見楊楨：《英美契約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既然如此，為什么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還會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門法之變動性的回應性特征呢？

首先，這是由經濟法所承擔的任務決定的。經濟法的任務是規范國家調整社會經濟的活動，“以保障國家調節、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注：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頁。）為完成此種任務，經濟法與民商法嚴格受制于由價值規律所支配的市場機制較有不同，其著眼點不是價值規律在微觀經濟領域的運用，而是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也即更多地關注社會經濟運行的各種具體變動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從時間上看，市場機制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社會和市場中的各種具體變動因素則具有較大的波動性、多變性，針對這些變動因素的國家干預也必然具有多變性。于是，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表現，體現出較強的變動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這也是由經濟法的性質決定的。在公法與私法的分野中，經濟法的歸屬目前學界雖然尚無定論，但多數學者都認為，經濟法既有公法性質，又兼具私法性質。從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烏爾比安的定義來看，公法調整政治關系以及國家應當實現的目的，有關國家的穩定；而私法調整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為個人利益確定條件和限度，涉及個人福利。（注：參見［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不僅經濟法的宗旨體現出公法性質，而且任何一種經濟法律關系都體現出國家公權力的存在。然而，經濟法的調整手段和途徑卻又時時與民商法等私法耦合，這就決定了經濟法之變動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這類純粹的私法。因為作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規范，在契約自由原則的統領下，民商法主體有很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只要不違背民法的基本原則，它們就能以相互間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積極介入，因而，民間社會的許多局部的變動都沒有引起民商法的變動。而經濟法則與此不同，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其權力和義務的運用及承擔是不容許任意變通的，社會經濟的變化引致舊的經濟法的不適應，不能由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去克服，而只能通過經濟法的變動去克服，這樣回應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經濟法的特征。

最后，在國與國之間，民商立法差別不大，而經濟法的差別卻十分顯著。這是因為由價值規律所支配的市場機制在各國有較顯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國社會經濟的構成及其要素卻有較大的差別。前者決定了各國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則及制度的變動性不會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國干預本國經濟的目標、手段以及與之相應的經濟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國家之間，民商法是共性多于個性，經濟法卻是個性大于共性，經濟法對于地域范圍的回應性也就變得十分必要了。

四、經濟法具有回應性的意義

（一）實踐意義

經濟法的回應性特征在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中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經濟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經濟法需要及時回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體上達到高度的、相當穩定的系統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經濟法很難表現為法典形式。經濟法產生以來，唯一一部名為“法典”的經濟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法典》。但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關于各種社會主義組織的法律地位和經濟活動以及關于經濟債的規范，而有關計劃工作、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則幾乎沒有什么規定，許多經濟法問題，仍需專門制定單行的經濟法規來加以解決，“無怪乎有些法學家認為它只不過是一個擴大了的經濟合同法”。（注：陳漢章：《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法理論》，《法律學習與研究》1986年第3期。）在蘇聯，以b·b·拉普捷夫為首的某些經濟法學者也曾主張制定經濟法典，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注：參見［蘇聯］b·b·拉普捷夫：《經濟機制改革的法律問題》，陳漢章譯，《法學譯叢》1988年第1期。）在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法學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動機雖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劉驚海：《有關經濟法學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6期。）因而應者寥寥。事實上，經濟法的回應性特征決定了這樣一個事實，經濟法的法典化是難以達到的。若為提高經濟立法的統一化和整體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則性較強的《經濟法綱要》之類的文件，而各種具體的經濟法規則必須以專項、靈活的形式出現，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對社會經濟的變動作出及時的回應。

2.經濟法移植必須慎行。經濟法由于具有回應性特征，就必須緊密聯系各國的實際情況，從各國社會經濟的具體實際出發建構各國的經濟法體系。對于民商法領域，在國與國之間進行法律移植也許是一種簡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經濟法領域，法律移植卻存在較大的障礙。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失敗投降的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主導下，直接仿照美國的反壟斷法制定了嚴格的結構主義的反壟斷法。事實證明，這樣的法律并不適合日本的實際情況，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壟斷法實踐中沒有出現一個結構規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舊金山條約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壟斷法》，淡化了結構主義的色彩，從而才比較適合日本的實際情況。目前，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過程中，許多學者“主張更多并加快移植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注：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這種主張對民商法等法律部門也許并無危害，但對經濟法而言，則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的必然。“‘法律必須是穩定的，但不可一成不變。’羅斯科·龐德的這句話揭示了一個永恒的無可辯駁的真理。一個完全不具穩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組僅為了對付一時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會缺乏一致性和連續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頁。）盡管經濟法具有較強的回應性和相對較弱的穩定性，但作為一個法律部門，也應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這是經濟法發生效力的基礎。回應性與穩定性必須通過某種方式得以協調。實踐證明它們可以通過立法、執法、司法過程的精心安排以實現協調。從立法來說，某些基本的經濟法律文件的內容應當保持較強的原則性，不宜規定得過細；只有較低層級的法律文件的內容才可以具體化、細致化。這樣，原則性較強的基本法律文件與較為具體、細致的經濟法律文件配套組成一個體系，可以很好地解決回應性和穩定性二者之間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則性較強的經濟法律文件的同時，創設一種較為靈活的執法、司法機制，賦予執法者、司法者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以解決不同情形下的具體法律問題，這也有助于解決經濟法的回應性與穩定性之間的矛盾。例如，英國1976年制定的《限制法》，較為原則地規定了限制性協議的定義、種類、處理程序及處罰方式等，對于某種具體的限制性協議是否需要進行登記，是否提交限制法院判決，限制法院是否將之判為違公共利益等問題的處理，授予公平貿易總局長、國務大臣、限制法院等較大的決斷權，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現的經濟法保持了較大的穩定性，而經濟法對于社會經濟的回應能力并沒有因此減弱。

（二）理論意義

把握經濟法的回應性特征，以更務實的態度從事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我們應當重視以下幾個環節：

首先，必須立足本土資源，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理論。經濟法的回應性特征決定了經濟法理論研究也必須立足本國國情，尤其是立足本國特定階段的國情。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不同于以前的計劃經濟，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在這些不同點當中，對我國經濟法和經濟法學具有特別意義的是：我國現階段實行的市場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化而來的市場經濟，是壓縮發展階段的市場經濟，是民主和法制條件尚不完備的市場經濟，是具有東方文化背景的市場經濟。（注：參見王全興：《立足本土資源建造中國經濟法學大廈》，《中外法學》1998年第3期，第92～94頁。）這些本土特性決定了我國國家干預經濟的深度、廣度、手段、途徑都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地方。怎樣發揮好經濟法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規范和促進功能，從其他國家的經濟法實踐和理論中找不到現存的答案，只能依靠我國經濟法學者們立足現實，研究解決經濟法實踐中的問題，積極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