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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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9-042-03
我國的鄉村治理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領域，學者鄧大才認為，研究中國鄉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種：結構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理論。這些研究成果紛繁，但并沒有重視農民個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認為從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鄉村治理，從農民視角出發，沿著“文化――心理”這個研究路線，將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相結合，并探討二者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內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最早對政治效能感進行界定的學者是坎貝爾，他認為，“所謂政治功效感，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于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是值得的。”繼坎貝爾之后，學者們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內涵逐漸豐富與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眾對自我政治能力和對政治客體回應自身需求的主觀感知。
將這一概念置于鄉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夠作用于鄉村公共事務，會對治理過程產生影響，并且認為村民委員會、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會對村民的訴求有所回應的一種主觀感受和能力判斷。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認為自己能夠參與到鄉村治理的過程中，相信自己能夠對村委會、政府官員、鄉村政治事務及政府行為施加影響。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則是指村民對村委會、政府部門以及相應的政治活動對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重視并有所回應的主觀感知。
2.鄉村治理的內涵。本文將鄉村治理定義為黨和政府、村民自治組織、廣大村民、其他社會組織或社會力量在平等參與、協商合作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多種形式，對鄉村公共事務進行協商管理的過程，最終保障村民合法權益，提高村民生活質量。
這一概念是對鄉村治理的理論詮釋，是一種理想狀態，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權力配置的多元性、過程的自主化均為治理的核心要義，多元主體的平等參與、談判、協商與合作管理是理想狀態的鄉村治理的關鍵詞。
（二）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廣泛的主體――村民的積極參與，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維度感呈現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對政府、村委會以及政治事務的認知和情感，因此運用村民政治效能感這一面向來審視我國幾十年來鄉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二者的關系具體表現在：
1.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廣大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作為村民參與基礎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
治理主體多元化是治理理論的首要內容，在鄉村治理中，村民作為最廣泛、最重要的主體，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是鄉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動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基礎，同時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會在正常的參與過程中得到明顯提升。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的這一改變過程與強化理論非常相似。根據強化理論的作用機制，如果村民在協商過程中，能夠參與到對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夠影響決策結果，那他們便增強了自身參與到農村公共事務的信心，這種正強化過程使得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協商過程中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得不到重視，那他們的挫敗感就會增強。所以，通過對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國這么多年鄉村治理的狀態。
2.鄉村治理權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體系必須對村民的訴求予以回應，這將導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終至內、外在政治效能感達到均衡狀態。
治理理論提出了權力的多元化配置。鄉村治理理論的權力配置多元化承認了鄉村社會的私權力在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發揮著國家權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權力的運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呈現出上下互動的雙向運行過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參與，以影響村委會和政府的決策進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視與回應，村委會和政府對于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回應，在互動中協調各方利益，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現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
3.鄉村治理過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將導致村民更為熟悉村級地方政治環境，因而村民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鄉村治理的正常體現。
根據阿爾蒙德的理論，不同政治層級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即相對于接觸較少或比較陌生的國家層次環境，在地方層次的政治環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對政治效能感進行了層次劃分，根據我國村民政治環境背景，分為“村級”政治層級和“政府級”政治層級（村級以上的政治環境層次均認為是“政府級”）。同時，在更為熟悉的村級地方環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應表現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為了全面反映農村鄉村治理的基本狀況，文章從山西省北、中、南部選擇了7個村莊進行實地調研。這7個村莊有些是傳統型農村，有些是現代化新農村，有些處于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莊的選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隨后，通過隨機選擇，在保證男女比例相當、家庭收入與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勻的前提下，進入村民家中進行調查和訪談，最后共獲得802份有效問卷。基于已獲得的調查數據，通過運用spss軟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總體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體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4589（<2.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據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關理論，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為合適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國村民政治效能感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為剖析鄉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鄉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二）村民內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95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108（>2.5），處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現“內低外高”特征。
這說明村民對政治系統的了解不多，認為自己對政治系統影響力不足，但同時又表現出對政府、村委會極高的信任和極強的依賴，期望他們重視并回應自身的需求。
從表3中可以發現，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較低，村民“影響型”政治效能感（2.3974）與“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處于較低的水平。
通常情況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知識儲備庫，是村民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動力基礎，數據調查的結果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規章制度、選舉程序、村委會運作方式不甚了解，對鄉村公共事務不甚關注。
“影響型”的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較高層次的政治效能感，體現行為意向的特征，會直接導致村民政治行為的發生。而表中數據表明村民對影響政府、村委會干部的主觀感知也不甚強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從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較高。村民“重視型”（2.5787）明顯高于“回應型”（2.3918）。
這說明村民認為政府及村委會比較重視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對于有事去找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在訪談中就會發現，很多村民認為政府出臺各項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當具體到政府或者村委會的工作人員時，很多村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質疑。
（三）村民政府級、村級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5中可以看出，村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591，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406，政府級的明顯高于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
這說明村民對于政府級的環境層次的主觀感知更為強烈一些，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這說明以“鄉政”為代表的國家政權已經深入農村，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但是不利于農村農民社會的發育和鄉村治理的真正實現。
在表6中，從內、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進行比較，仍然是政府級高于村級。之所以會呈現這種特征，與我國目前“行政化”和“空殼化”的村委會密不可分。這些在社會流動很弱的鄉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內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對政府級更為熟悉，更易感知，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所形成的“鄉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鄉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鄉村政治發展的進程。但是我國鄉村治理畢竟還處在發展階段，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本文從村民政治效能感這個角度出發，審視鄉村治理在主體、內容、性質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主體：主體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
我國鄉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鄉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廣大村民作為村民自治的主體，其政治效能感整體處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們認為無力作用于治理過程，自己的利益訴求也不會得到重視與回應，那村民自治制度對于村民來說，只是個與自己無關的、形同虛設的制度。其次，“鄉政村治”模式中，“鄉政”與“村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政府行政權力與村民自治權力的終極目標應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權力運行方向不一致，在鄉政村治的具體運行中，需要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不斷博弈，以期達到協商合作，合力共贏的狀態，最終實現鄉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實際生活中，由于各種原因，“村治”本身處于弱勢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體偏低，認為參與“鄉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對一大主體的缺失，那鄉村要實現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遠。
（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內容：內容失衡
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現“內低外高”的特征。較低的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政治的認知能力和影響能力不足，那么，他們就無法很好地參與到村民自治中，必將影響村民自治的強度和持久性;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對政府以及村委會干部的信任和依賴，這雖然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資本，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村莊的自治性。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性質：偏離治理性質
鄉村治理強調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強調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國的鄉村治理以“鄉政村治”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與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據阿爾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級地方政治環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應該更高。在農村，無論是作為自然村的熟人社會還是行政村的半數人社會，村民對于村委會和村干部還是比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認為，相比于包括“鄉政”在內的政府級的政治環境，村民對于“村治”更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村民在村級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維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級的。那么，數據統計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目前的鄉村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有違治理的本質。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已獲得的802份有效問卷的量化分析，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審視鄉村治理，發現目前鄉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整體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內低外高”的特征表明鄉村治理內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級上的表現，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濃厚，偏離治理性質。總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復雜的內在結構和不同的測試維度為我們展現出目前鄉村治理的全貌，從中折射出我國30多年實踐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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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關鍵詞：“權力的文化網絡”；民族地區；羌藏村落；鄉村治理
中圖分類號：D4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4-0088-04
基金項目：2016年國家級、四川省省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權力的文化網絡視閾下羌族鄉村治理研究"（201610638043）；2016年國家級、四川省省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轉型期我國農民政治信任與權益維護方式研究”（201610638038）。
作者簡介：張露露（1986-），女，河南南陽人，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層民主與基層治理。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場域，其重要性在民族地區尤為突出。基于對1900-1942年間華北農村的考察，美國學者杜贊奇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重要概念，為我們探討當前民族地區的鄉村治理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他指出，“文化網絡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范構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1]1-2“權力”是指個人、群體和組織通過各種手段以獲取他人服從的能力，這些手段包括暴力、強制、說服以及繼承原有的權威和法統。[1]前言4“文化”是指扎根于這些組織中、為組織成員所認同的象征和規范。[1]前言5杜贊奇認為，它是由各種集團和組織交織而成的天衣無縫的一個網絡。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趨向坐落于較為密集的交叉點上，即文化網絡中的中心結。任何追求公共目標的個人和集團都必須在這一網絡中活動，正是文化網絡構成了鄉村社會及其政治的參照坐標和活動范圍。它不僅溝通了鄉村居民與外界的聯系，而且成為國家政權深入鄉村社會的重要渠道。那么，當前我國民族地區鄉村治理中是否也存在“權力的文化網絡”？它由何構成并發揮著怎樣的治理功能？它又存在哪些現實局限性？該如何突破？筆者以四川省阿壩州民族村J村作為考察對象，試圖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
一、J村“文化網絡”的構成要素及其作用
1：凝聚著村落的向心力。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和社會意識形態。從當前J村村民的狀態來看，樣本數據顯示無（主要是漢族）的占513%，羌族信仰占349%，藏傳佛教占72%，伊斯蘭教占66%。羌族信奉原始信仰，他們崇敬的神靈大體上可分為4大類30多種，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靈物崇拜和圖騰崇拜，并以羌族釋比、祭天神、神羊（牛）祭山、神牛（羊）還愿、羊圖騰、白石崇拜等為具體表現形式。其中，以白石崇拜為表征的多神信仰是羌族原始宗教的顯著特征。它源自史詩《羌戈大戰》，在遷徙途中羌人的始祖天神以白石化作大雪山，從而擺脫了“魔兵”的追擊，使羌人轉危為安。到達岷江上游后，又因夢中啟示用白石擊敗了“戈基人”，羌人始得重建家園并興旺發達，由此這種天神和白石崇拜成為羌人的精神信仰。藏族主要是嫁入本村的藏族媳婦，信仰藏傳佛教，定期到鄰近的寺廟里拜佛誦經。回族t信奉伊斯蘭教，過“開齋節”、做“禮拜”，并舉行“生宵節”和“圣紀節”等活動。
村民由崇拜認同而產生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成為植根在他們靈魂深處的精神內核。在這種信念體系的支配下，村民形成了自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倫理觀，并深刻影響著他們具體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不僅是村民安撫痛苦并調節心理的醫治良方，也是產生群體認同的重要驅動力量。它增強了村民之間的信任感和互，減少了矛盾和摩擦，有利于提高村落凝聚力并維護鄉村治理的穩定局面。
第3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趙燕菁：存量規劃說到底，就是如何發現現有資產的潛在價值，并使其實現。只要農村不拆除，村莊規劃就一定是存量規劃。隨著城市規模擴張趨穩，除了城中村、郊區村外，大部分農村都是以存量狀態存在。怎樣盤活村莊的潛力，發現村莊的價值，就成為規劃的主要內容。
海峽旅游：您覺得，城市的規劃和鄉村的規劃有什么不同？
趙燕菁：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就在于公共服務的多寡。公共服務越多，檔次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但更大的差別在于城鄉公共服務提供的方式。在城市，公共服務由政府提供。政府有強制的征稅權來確保公共服務交易的完成。但在農村，缺少集體權利的概念，信用只存在于個體特別是血緣關系。這就是所謂的差序格局。因此，城市規劃你知道你的業主是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在農村，你不知道規劃的業主是誰，因為沒有人協調集體行動，也就沒有人使用規劃。
海峽旅游：可否從宏觀的角度談談，目前的鄉村規劃模式，有哪些問題？當下的鄉村規劃，應該怎么做，才有出路？
趙燕菁：鄉村治理水平的提高，本質上講，就是集體行動能力的提高。在歷史上，國家治理在鄉村層次上，基本上都是以自治為主。所以，直到民國，縣級政府規模仍然非常小，古代甚至縣長帶一個書童就上任了。因為在廣大的農村，都是鄉紳、宗族等自發的結構協調村內事物，包括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時，為村里集體消費貢獻最大的“大戶”，往往是基層自治的組織者。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超穩定”治理體系，極大地降低了國家治理的成本。但也阻礙了公共服務水平的升級。
隨著工業化的開始，這種鄉村結構開始破碎。首次將國家政權延伸到農村最底部。原來的自治體系被外力破壞。解體后，村民開始通過選舉決定集體事務。但集體經濟并沒有解散，加上外力的村莊財務的干涉，比如，宅基地無償分配的規定，耕地轉讓的限制等等，村民自治無法自生。
特別是2002年全國農村稅費改革，“三提五統”――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提留和五項鄉鎮統籌（教育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民政優撫費、民辦交通費）被取消，村級財政崩潰，公共服務一落千丈。農田基礎設施廢弛，垃圾遍地，污水橫流，除少數集體已經發達的村莊，村級組織不是軟弱無力，就是被“大戶”控制。而政府補貼公共服務的村莊，反而造就一堆懶人，政府服務無限加碼，稍不如意，就被大眾指責。
取消“三提五統”就好比取消小區物業費一樣，表面上是在“為民減負”，實際上是對交易制度的破壞。比農民負擔重更大的危害，是農民基本公共服務的缺失。一旦取消，甚至成為法律、規定，重建新的公共服務來源就變得極為困難。從歷史角度評價，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很可能是一場我們現在還沒有意識到的，影響深遠的災難。
海峽旅游：您曾說，新鄉村建設，要重建公共服務制度，可以具體闡述這個觀點嗎？
趙燕菁：沒有公共服務的或集體消費的村莊，不過是個體農戶的堆積。規劃在這樣的村莊根本不需要。因此，村莊治理的水平，首先就是建立公共服務的供給機制――是村民提供，還是政府提供？如果是村民自我提供，就必須還權于民，恢復鄉村自治;如果是政府提供，就要回答是有償還是無償？如果是無償，錢從哪里來？如果有償，錢怎么收？建立起公共服務制度后，鄉村規劃才知道規劃什么？為誰規劃？由誰委托？否則，再高水平的設計，也只能是“墻上掛掛”。政府不看，農民也不會看。因此，鄉村規劃的核心，并不是設計，而是設計被村民接受的新的制度。
海峽旅游：2015年，您主要關注什么？2016年的鄉村熱會有哪些新的動態？
趙燕菁：2015年鄉村熱，有一正一負兩種趨勢。正的趨勢，就是農村的價值正在被重估。由于城市消費升級，農家樂、鄉村游、生態環保產品消費（食品乃至大氣），特別是互聯網降低了城鄉交易的門檻，農村的價值迅速提高。市場正一個一個挖掘出農村在農業生產之外的價值。這些價值和資本結合，極大地擴大了農村地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為農村高水平公共服務的提供創造了可能。
第4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關鍵詞：法學理論；法治鄉村；路徑初探
1我國“法治鄉村”建設的必要性
十政府工作報告上明確提出依法治國的理念，建立法治化的社會。法治國家是全方位的法治，不僅要全面推進黨的法治，做到依法執政，還要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政府法治，而且要推進社會法治，從而做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建設。可見，法治社會是依法治國重要領域和重要一環。建設法治社會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社會”的法治，法治國家就無法推進；同時，法治社會建設可以為依法行政和依法執政的全面推進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法治鄉村作為法治國家建設農村的重點領域，提倡新農村的法制化建設也勢在必行。十八屆四中全會再次全面重申了依法治國理念，再次為加快法治中國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奮斗目標，是完全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各族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新期待，廣大農民也對依法治國充滿了信心和期望，他們強烈呼吁和衷心期盼建設一個風清氣正、和諧穩定、生態文明、宜居樂業的“法治農村”，把美麗鄉村建設和管理真正納入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常態化的發展軌道。
近幾年，農村經濟社會建設所取得的成就進一步擴大，而農民的法律需求也日益增多，尤其在中國鄉村社會的特殊性氛圍，更加迫切的需要加強農村法理化法治建設。然而，從目前法治鄉村來看，如何加強農村的法治建設，提高村民的自我民主意識，從而建立良好的農村秩序，最終實現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這恰恰是我們在“法治鄉村”中面臨的重大課題。
2“法治鄉村”建設的問題及現狀
2.1宣傳不到位，法律法規制度不完善
當前農村法治狀況無法適應新常態下農村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一方面是基層鄉村干部無法勝任農村法治宣傳員的角色，在工作中沒有很好的重視農村的法治化建設宣傳工作，推行落實國家政策往往擺在主要工作方位上。另一方面是法治宣傳員的鄉鎮干部在工作中下鄉時間短，日常工作任務繁雜，導致大叔村干部無暇宣傳法治鄉村重要性。雖然法律對農村村民自治的主體、客體、內容及村民自治的程序、違法實施自治行為的法律責任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在實際的法治操作過程中，村民自治的真正作用還是難以發揮。最后，國家普法法治宣傳隊及其法律志愿者更多的是在城市中心普法宣傳，而很少甚至沒有普及到農村。農村法規體系的缺失進一步致使村民在某些情形下依舊無法可依，目前法制建設多停留于立法層面，在村民守法及其執法依然存在問題。
2.2法治意識薄弱，傳統觀念根深蒂固
農村作為我們國家依法治國方略推行的重要社會群體而言，整個農村因為種種原因對法律的認知及認同度較低，村民的守法意識及其要受法律保護的意識都很差，村民對農村的禮儀習俗的尊崇遵循都超過了對法治化的應用范疇，大部分農村都缺乏現代法治化社會所應具有的民主氛圍。我國農村受自然經濟條件的制約和長期形成的傳統觀念影響，加之農民法律意識淡薄，村民自治對農村大多數村民、村干部是比較模糊的概念，農村法治文化的建設及其農民的法治觀念趕不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下的法治管理，法律在調解農村的社會矛盾、在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方面發揮作用不夠明顯。加之農村社會法治化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農村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的和諧有序發展。同時，農村傳統文化觀念中的家族觀念、血緣關系、宗族派系相對于村民自治而言更是占據了社會管理的主流方式。基于農村整個經濟基礎水平和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專門針對農民的專門法律知識培訓還不夠系統化，普法教育的知識水平與普及程度還處在比較初級的階段，與我們現在進行社會主義法治鄉村中提出的新知識型農民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村民的法律知識和能力。而這一切，農民傳統觀念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法治化的進程。
3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的若干路徑
第5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徑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深刻反思，其發展面臨著尷尬的局面，即出現了嚴重的主體性意識缺乏的困境。這一方面表現在強行地運用西方的社會理論去切割中國的經驗事實，這直接導致了中國經驗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國化”。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以中國的經驗去驗證西方的某個社會理論，而非探討中國的問題本身及回應中國自身社會理論發展的訴求。正如方忻所說，這種以中國經驗資源挑戰各種(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論，分析了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但此中國現象之所以能夠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實是因為它和因它而被批評的理論之間的結構關系，至于它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具有什么樣的特殊位置，反而是研究者沒有關注和考慮的。如此，中國社會科學僅僅只能成其為西方社會理路的“校驗室”，而不能成為自身社會理論的產生地。這與中國自身的國情和地位是不相符的。早在三十年前，哈貝馬斯就曾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表達了其厚重的寄望，“以你們長遠而深厚的文化傳統，你們應當有更多的貢獻”。但三十年已去，中國知識分子卻遲遲未能完成哈貝馬斯的這種預期。
賀雪峰教授的反思則直接指向了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意識，即當下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中國農村研究明顯地缺乏主體性意識。研究者對于中國經驗的分析往往尋求在西方理論體系中的解釋，其結果往往是在中國實踐中引出的問題變成了對西方經驗的討論，中國的經驗研究變成了西方的歷史研究，而中國的經驗本身則被抽空了。
中國社會明顯不同于產生西方社會理論的歐美社會，其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農耕文明，這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來說是一筆極大的資源。早在80年前，馬林諾斯基在給先生的《江村經濟》作序時就指出應該把中國農村視為一個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文化體進行研究的，他說：“未來的人類學不僅對塔斯馬尼亞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亞的特羅布里恩德群島人和霹靂的俾格米人有興趣，而且對印度人、中國農民、西印度群島黑人、脫離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樣關注。”不僅如此，當今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轉型，這種轉型對于社會歷史的重要性無疑也使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能夠承擔更大的學術使命。而中國的農村社會更是處于這種轉型的漩渦之中，中國的農村研究也無疑將進一步承擔起促進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歷史使命。
從形態學的角度來看，當下的中國鄉村社會存在著極大的非均衡性，透徹地分析這種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討這種非均衡性的誘因及其社會性后果，無疑又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從整體上把握中國農村社會的情況，進而形成具有豐滿性的國情意識，這不僅是中國本土性社會科學發育的土壤，同時也是孕育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的溫床。賀雪峰教授《什么農村，什么問題》一書第一編“農村政策基礎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過對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區域農村實踐過程、機制和后果差異的調研，深入理解了中國農村非均衡的狀況及中國農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實踐特征。正是這種研究的視角使得其農村研究具有了明確的主體意識，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可以廣泛地吸收各種有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發展和豐富自己的理論和解釋框架。受社會行動理論的啟示，賀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國農村政策實跋的過程中，“行動單位”的分析視角被日漸凸顯出來。所謂的行動單位，在賀雪峰教授看來其與認同單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農民可以依托解決超出家庭范圍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務的合作單位。單就“行動單位”的視角而言，其要義就在于隨著中國鄉村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原有的中國鄉村社會均質的社會結構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現了非均衡的狀況，而且由于各地的變遷狀況不一樣，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現形式也有所差別，從而也就構成了中國鄉村社會非均衡狀況的表現之一。賀雪峰教授的這一分析框架不僅直接面向中國的經驗世界，有助于理解當下的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特征，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中國傳統社會理論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動單位”的分析框架對于中國本土化中層理論的誕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有了區域的村莊治理的差異，又有了對應的區域性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差異，我們就可以建構出供進一步實踐檢驗的理論模型。
從動力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轉型，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序列中能夠呈現這種劇烈轉型過程的場域在當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見了。這一復雜性的“社會事件”無疑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2006年賀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學術群體即開始系統地關注家庭結構以及農民生活意義系統的巨變。這種巨變進而又導致了鄉村治理基礎以及鄉村社會結構的巨變。這種因為構成農民行動基礎的意義和價值觀發生的變遷，促使了傳統的以傳宗接代為安身立命基礎的信仰體系正在消解。這是中國社會“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是這種在地化問題意識的浮現，賀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學術群體再次將目光透射到“農民價值研究”的話題之上，這尤以收錄《什么農村，什么問題》一書的“農民價值的類型及相互關系”一文為代表。賀雪峰教授將人的行動意義劃分為三個層次，并由此構建了三個不同層次的價值類型，即人的精神層面的價值、社會層面的價值以及生存價值的判斷。由于國家自上而下的政權建設以及消費主義文化和市場化經濟制度等因素的影響，農民的價值觀開始被重塑，其行動的結構條件也正在被改變，由此開始出現申端峰所說的由“治理性危機”到“倫理性危機”的轉向。只是賀雪峰教授在該書中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局之后未能進一步系統地予以分析，且其對于意義系統的分析由于呈現出哲學與形而上學的色彩而使得討論不可避免帶有“玄化”的嫌疑。
中國在轉型，農村更處于轉型的漩渦之中。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還是農民，且從本質上來說，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鄉土社會。中國社會轉型的成功也最終是取決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因此，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言中國農村研究則是其最為重要的部分。中國農村研究可能是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契機，也只有中國農村研究實現了本土化，中國的社會科學本土化才有意義。而中國農村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則是要確立其研究的主位性。以中國農村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農村”、解讀“中國農村”、認識“中國農村”，從“中國農村”研究“中國農村”，而不是純粹的對話式的農村研究。
第6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關鍵詞】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
1.陜南鄉村旅游發展中的問題
1.1 陜南鄉村旅游的現狀
陜南包括秦嶺以南的漢中、安康及商洛地區。其鄉村旅游工作起步較晚、歷史短，尚未形成規范化、規模化發展態勢，目前尚處于從導入期向成長期過度的階段。在管理方面，目前各地都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對鄉村旅游發展進行協調與管理，并且缺乏相應的政策法規，多頭管理、各自為政，影響了鄉村旅游的進一步發展；在鄉村旅游規劃方面，任由經營者進行盲目的投資與開發，甚至出現了遍地開花和重復建設的現象，導致資源開發的特色不強、形式單一、水平不高、檔次低下，從而缺乏對客源市場的吸引力；最后，由于產品單一，檔次不高，經營管理不善，服務質量不高等多方面原因，導致鄉村旅游效益不明顯，而鄉村旅游發展對環境保護等一些負面影響則有所加劇。
1.2 陜南鄉村旅游存在的問題
1.2.1 缺乏科學的總體規劃
鄉村旅游基本上是以鄉村企業、農民自主開發為主。由于缺乏總體規劃，鄉村旅游項目在開發建設上隨意性較大，基本上是簡單地利用現在的農田、果園、牧場、養殖場發展旅游，存在市場定位不明確、低層次開發、粗放經營現象，使得鄉村旅游的巨大潛力遠未開發出來；而且由于沒有沒有進行統一規劃，利用布局不合理、功能雷同，旅游景點之間也缺乏有機聯系，無法實現區域內資源的有效整合，地域上分布較廣，組織線路的難度較大。
1.2.2 產品開發層次低，文化含量不夠
許多鄉村旅游產品只是表層開發，產品粗糙，深度開發不夠，缺乏創新設計和深度加工，特色不突出；片面強調對鄉村自然資源的開發，而忽視了對鄉土文化、鄉村民俗等文化內涵的開發。大多數鄉村旅游提供的服務幾乎相同，例如吃農家飯、觀賞、采摘，缺乏差異，雷同且長期不變，而對于那些有很強參與性、知識性、娛樂性的鄉村文化傳統和民風民俗資源挖掘不夠。
1.2.3 基礎設施及環境建設落后
陜南許多地區都具有資源優勢，但地處偏遠，交通不通或通而不暢，去目的地需要幾經輾轉，使城市內的游客只能“望景興嘆”。其次，鄉村的客房衛生條件差，尤其是廚房和廁所的衛生條件與國家標準相差甚遠。基礎設施與環境建設落后，制約了鄉村旅游接待水平的提高，成為陜南鄉村旅游發展的瓶頸。
1.2.4 鄉村旅游人才匱乏，旅游服務素質低
目前，陜南鄉村旅游業服務隊伍數量少、素質低，鄉村旅游人才匱乏，管理水平低。鄉村旅游項目政府投入不足，大多以村民自我管理為主，人才的嚴重匱乏導致管理的不到位，一般從業人員也因為缺乏正規的培訓而服務不規范，標準不統一，相關部門對行業的管理指導也還沒有完全到位。
2.發展陜南鄉村旅游的對策建議
2.1 科學規劃，整合資源，細分鄉村旅游市場
北京師范大學盧云亭教授將傳統鄉村旅游細分為8類，將現代鄉村旅游劃分為6類。在鄉村旅游開發中，可以根據概念對陜南三市旅游市場進行細分，整合資源，針對不同的市場需要開發旅游產品，保證鄉村旅游市場和滿足旅游者需求的多樣性。
2.2 挖掘文化特色，提高參與性
要深入挖掘陜南地區的民俗風情、民俗文化、民間技藝等鄉村旅游的本土核心文化資源，利用獨具特色的地方戲劇打造旅游線路，突出各個地方劇種的特點，讓游客欣賞最具代表性的節目，學習到一些精髓和出彩的技藝，并將其學習錄像作為旅游紀念品珍藏。同時糅合陜南三市最具特色的民俗成為系列產品，提高參與性，滿足旅游者對文化的需求，提升鄉村旅游產品的檔次。如商洛可以把鼓花、道情以及民間的山歌、號子。漢中的鑼鼓、焰火、漢調二簧、漢調桄桄等，鄉土習俗有槍花燈、合食蛋、拜樹王、乞巧等。安康的紫陽民歌、賽龍舟、舞獅子、玩船等，把三市各自最具鮮明的民俗風情和濃郁的地方特色文化加入到鄉村旅游中，讓游客參與其中，提高鄉村旅游的趣味性和參與性。
2.3 做精“陜南茶文化游”和“藥材搖籃”
陜南最早有“紫陽毛尖”、“陜青”、“秦巴霧毫”、“午子仙毫”以及“富硒茶”等品牌，后來陸續出現了“寧強雀舌”、“定軍茗眉”、“城固銀峰”、“靈巖仙茗”、“商南泉茗”等，在國內茶葉市場上有一定知名度和愛好者。在旅游產品設計中可以整合茶葉資源，開發有關茶文化、茶藝等精品線路，同時宣傳茶葉產品，一舉兩得。建茶園農家樂，培訓專門人員，帶游客進茶園參觀，為游客講解陜南茶葉的特色，教游客如何采茶，品茶，參觀茶葉的制作，可以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讓游客自己采茶，制茶，購買自己制作的茶葉，這樣不僅可以讓游客了解更多的茶葉的知識和制作過程，而且買的開心和放心。同時為陜南的茶葉做了宣傳。
打造“南北分水嶺藥材基地精品旅游線路”品牌，構建大陜南體系，區域聯動發展。擇選三市在相同季節具有代表意義的若干種野生中藥材資源產品，推出季節性線路，讓游客體驗藥材的種植、培育、挑選、加工等全過程。同時可以將中藥材進行精品包裝，作為旅游紀念品出售。在旅游淡季，可以開辟中藥材知識講座等作為補充。使陜南鄉村旅游的形象飽滿，內容豐富。此項旅游產品要求打破行政區域阻礙，三地政府聯合，并由專門機構協調，使旅游產品完整、連續。同時采取網絡營銷、旅游推介等多種形式進行宣傳，構筑市場營銷體系，形成品牌效應。
2.4 完善基礎設施
目前應重點抓水、電、路等村鎮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等項目建設。設立一定金額的鄉村旅游專項經費，用于鄉村旅游規劃、形象宣傳，建簡歷公共信息平臺，廁所、路牌標識建設，服務人員培訓等公共服務投資。發展鄉村旅游首先要使交通方便暢通，通往景區的道路要重點打造，景區的衛生間既要符合鄉村環境又要干凈衛生，景區要有垃圾筒，休息場所要安全衛生，要有指定的停車場，健全配套設施。其次，客房衛生、廚房衛生和廁所衛生條件要按行業標準，經營者要改變觀念，只有健全的基礎設施和優質的服務才能吸引游客
2.5 強化人才管理，提高經營水平
要想使鄉村旅游有序發展，首先要加強對從業人員的教育，強化旅游服務意識，提高服務人員的整體素質。在對素質培訓的同時，加強對旅游業知識的培訓。是村民認識到他們是鄉村旅游最大的受益者，是村民努力提高環保意識、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整體的接待水平。
鄉村旅游要完善管理制度，實施規范管理，對從業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必須推行行業質量標準，規范鄉村旅游服務，對旅游企業服務質量進行等級評定，督促鄉村旅游食品衛生、環境保護、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的改進和提升。還要對鄉村旅游從業人員進行專業培訓，發揮其主體作用，提高鄉村旅游的品位和規范化程度，推動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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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姝.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以成都市鄉村旅游為例[J].生態經濟,2010,5
[3]孫麗坤.新農村建設與遼寧鄉村旅游品牌化戰略初探[J].生態經濟,2009,10.
第7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關鍵詞：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背景下，水土流失及水源污染已經成為城鎮一體化、農村環境改善、鄉村經濟振興的關鍵阻滯因素。據人民網2020年8月16日消息，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達271.0萬km2，占國土總面積的28.73%。雖然相對于上一年度而言我國重點生態保護及修復區水土流失狀況持續好轉，但我國水土流失分布呈現由西向東逐步降低特征，水土流失治理資源分布不均衡，導致我國部分農村地區水土流失問題依然嚴峻，制約了新農村建設進程。為此，需要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土保持為核心目標，遵循人工修復與自然恢復相結合的基本原則，進一步提升農村水環境承載力，從而為新農村建設、鄉村經濟發展奠定堅實有力的生態環境基礎。
1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基本概念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是指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源保護為中心，以解決水土流失問題、提升水環境承載力、恢復自然水環境為核心，同時兼顧人工修復及自然恢復的現代化、綜合性水問題治理理念與技術方法。我國水資源總量占全球水資源的6%，但我國人口基數較大，截至2020年我國人均水資源量為2944m3/人，略高于中度缺水線（2000m3/人），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排在世界第82位，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國家[1]。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問題嚴重會導致農業生產力不足，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愈發嚴峻的水污染問題也對農村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威脅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為構建“生態防線”，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理念應運而生，對解決水土流失問題、恢復水環境作出了巨大貢獻。
2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實施要點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源保護為中心，以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環境為核心目標，按照農村地區小流域水土流失現狀、新農村建設需求、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要求、農業現展基本內容等對小流域農、林、水、草、田等水土資源的保護、開發與利用進行統籌規劃，緊抓生態修復、生態治理、生態保護三道防線，多措并舉，因地制宜地構建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模式，其實施要點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2.1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修復防線
生態修復防線建立在農村地區坡度超過25°，或土層厚度低于25cm的區域。通過在林草破壞嚴重、植被覆蓋率較低區域周邊設置禁止出入警示牌、防護欄等，對該區域目的樹種進行補種等方式避免該區域受到人為干擾，以生態環境自然恢復為核心保持水土、減少污染。
2.2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治理防線
生態治理防線建立在農業種植區等人類活動較為頻繁的區域。人類活動對周邊生態及水環境造成干擾，導致此類區域生活垃圾堆放多，加之農業生產中過量使用農藥化肥，導致水環境十分脆弱。此類區域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水土保持林及經果林，根據當地氣候條件、地形地貌及土質特征種植栽培適應性強、附加價值高的果樹，既可以作為生態屏障防線，又能擴大經濟效益；修建水利工程，以綜合治理理念為導向，保證水利工程與自然環境、水資源調配及利用、農業生產與生活等相協調，發揮水利工程防洪減災、水源調度、農田灌溉等綜合功能，解決用水問題；推進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建設，采用農業高效生產技術，以科學灌溉、田間管理強化農作物長勢及病蟲害防御能力，減少農藥化肥用量，修復被破壞的水環境與土壤環境[2]。
2.3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保護防線
在水庫周邊、河道兩岸、主要溝道等區域進行護岸護坡、河道清理并建設綠色景觀，形成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生態保護防線，可以解決濕地萎縮問題、減少水體污染。
3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3.1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打造農村宜居空間
打造宜居空間是新農村建設的生態環保目標之一。我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水土流失和水環境污染問題嚴重，農村經濟發展滯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堅持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基本價值導向，從生態環保角度審視農村水資源、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高效利用，致力于解決農村環境污染、水資源匱乏、飲水質量偏低、生活垃圾難處理等問題，可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
3.2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夯實農村經濟基礎
推進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發展是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重要作用之一。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以水資源保護為核心，采取多元化及有效性措施恢復遭到破壞的水環境與土壤環境，在推行相關政策方針時注重調動農業生產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使其認識到農業與水環境和諧發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并通過完善農田灌溉基礎設施、水資源調蓄工程、建設水土保持林等保護農業現代化發展所依存的水土資源、水土環境，避免水土流失、水環境污染對農業現代化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對于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振興鄉村經濟、推進新農村建設進程大有裨益[3]。
3.3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是對農村水土資源保護性開發與合理利用的統籌規劃與細致安排，其治理范圍包括農村的林、田、湖、草及相關產業，堅持以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為主，因地制宜采取造地適樹、植樹種草、因害設防等治理措施，實行“山頂戴帽，果樹纏山腰，山下養殖，護坡種草”等政策方針，在保護與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遵循治用并舉的基本原則，對水資源及土地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優化其利用結構，將寶貴的水土資源應用于高附加值、低成本高回報的有機、綠色農產品生產之中，通過科學配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為農業的現代化發展保駕護航，同時顯著提升農民收入，踐行新農村建設的“農民增收”基本要求，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4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推動新農村建設的路徑
4.1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在新農村建設中若想發揮積極作用需率先做好前期準備工作，通過整理資料、實地調研等方式了解新農村規劃建設宏觀戰略、小流域綜合治理需求、水土流失治理情況，在此基礎上協調好生態保護與水土治理之間的關系、小流域治理與新農村建設之間的關系、政府部門治理效益與村民切身利益之間的關系，多層次利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資源，實現統一治理、綜合規劃、全面發展的目標。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依據小流域水土保持實況科學確定新農村生產發展方向，以小流域綜合治理為出發點合理安排牧用、林用、農用土地的比例與位置，積極建設高標準農田，實現農田優產高產目標，加大陡坡退耕力度，為林草種植提供有力條件。為了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能助推新農村經濟建設需將水土保持與新農村商品生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關聯在一起，同治溝措施、治坡措施、農耕等措施相結合。在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開展前需考慮人畜飲水、糧食高產等實際問題，以提高新農村建設實效性為導向合理規設治理方案，保障小流域綜合治理能事半功倍。
4.2從實際出發推行技術措施，落實小流域綜合治理目標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技術措施主要有3個：一是農業耕作措施；二是林草措施；三是工程措施。其中，工程措施指的是通過修建梯田、澇池、水窖、山坡截溝、攔沙壩、泥石流排導等工程達到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目的。實踐證明，山丘區水土保持需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為了使技術措施可以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中發揮作用，需專職部門立足農村當地深入調查分析，了解小流域組成要素及經濟系統，將動植物、土壤、水體等要素視為時空分布探究的著力點，同時調查分析農村當地的生產資料、人口、技術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明確小流域的人口承載力。以土地資源科學利用為主合理規劃治理方案，從宏觀上講，科學規劃農村生產用地，使小流域生態能在農村經濟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從微觀上講，根據農村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靈活實施技術措施，規設詳盡的實施計劃，使小流域治理能高效展開。不同地區所采取的規劃治理手段存在差異，以黃土高原為例，在治理初期采用了多目標規劃法、線性規劃法、經驗規劃法、非線性規劃等方法，使小流域綜合治理目標得以貫徹落實。小流域綜合治理的基礎為土地利用規劃科學合理，基本單元為小流域，從實際出發合理使用工程措施、林草措施、農業技術措施，建成具有綜合性的防治體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實施上述技術措施的同時需明確治理目標，以農業措施為例，需加強土壤抗蝕力、追加植被覆蓋率，達到改良土壤、保肥、保土、保水的目的，繼而充分發揮多種技術措施的小流域綜合治理優勢。
4.3注重監督反饋，持續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水平
相關部門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治理問題，注重監督反饋，定期歸納總結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經驗，立足實際，不斷調整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措施。新時代數字技術成為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水平的條件之一，利用數字技術亦可提高治理效果監督反饋質量。例如，在推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時可引用BIM技術，立足坡面蓄水、泥石流排導等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規設5D模型，增強相關工程監督反饋的可視性，同時各部門要基于BIM系統進行高效協調聯動，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過程中形成合力，有效落實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措施。再如，利用大數據及時更新基礎數據，大數據具有持續膨脹的特點，可在小流域綜合治理中發揮數據搜集等作用，為自然資源保護、利用、開發、管理提供參考。
5結束語
在新農村建設進程中加大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力度，能夠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有利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是推進農村經濟振興的重要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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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關鍵詞】城郊河道治理；生態護岸；設計與應用
近幾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逐步加快，為進一步改善城鄉河道水環境質量，建設親水型宜居城市和社會主義新農村，打造 “生活品質之城”，杭州城郊河道整治工作已在逐年穩步實施，生態城市開始成為關注的熱點，人們已經由傳統的防洪、排澇的水利建設觀念向建設“安全、舒適、優美”的水環境觀念轉化，確定了城鄉河道“水安全保障、水循環正常、水生態改善、水景觀優美”的治理目標。而通過城郊河道綜合治理，河道功能已經不僅僅限于防洪、行洪等傳統水利功能，還包括水環境、水景觀、水旅游、水生態等要求。而在河道護岸建設方面卻由于城鄉結合部存在的征地、拆遷、造價、施工等原因往往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河道是水生態環境的重要載體，護岸工程是河道生態治理的一項重要措施，對保護堤防免受沖刷、防止水土流失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隨著水利生態化轉型的逐步深入，以往以防洪治澇為唯一目的的農村農田水利逐漸淡化，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各地產業發展迅速，人們對水環境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渴望見到水清、岸綠的河道生態景觀，由此可見，河道治理中護岸建設就成為了成敗的關鍵。
針對河道治理中生態護岸應用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比國內起步要早，日本十年前就提出“新水”的概念，并且在河道治理中進行了大量實踐，研究出了多種新型生態材料；荷蘭等一些歐洲發達國家也正在規劃和建設21世紀的人與自然和諧的水環境，大規模開展河道生態修復與功能重建工程。國內許多省市在生態護岸研究及實施上也作了許多嘗試，如沿海濱海城市，特別是杭州市近幾年來實施的“清水河道工程”、“城郊河道整治工程”等，生態建設成效顯著，杭州市河道河網密布，具有典型的江南水鄉特色，生態護岸建設為改善水質和水環境，防止水土流失，為水生植物的生長、水生動物的繁育、兩棲動物的棲息繁衍活動創造了優越條件。生態護岸擁有滲透性的自然河床與河岸基底，同時具有一定的抗洪強度，可以營造出多種多樣的、豐富的環境條件，形成豐富、穩定的生態系統。而傳統的河道護岸往往是著重于滿足河道防洪、排澇等功能，很少去考慮河道與周邊環境、生態環境及人文環境的統一，使得治理后的河道與周圍的環境不相協調，而且河道的環境條件模式化，并使生物種類單一化或使水生動物頻臨滅絕，由此帶來的環境問題也相當嚴重。目前，杭州城郊很多七、八十年代建設的鄉村溪流均以漿砌石或混凝土護岸為主，經過長年洪水浸泡，造成局部駁坎坍塌，堤身失穩，嚴重威脅周邊鄉村居民生命安全。
1 杭州城郊河道存在的問題
杭州市水系發達，河網密布，素有“江南水鄉”之稱，城郊河道既有山溪性河流又有平原河道，主要屬于鄉鎮、鄉村級別的郊區河道。山溪性河道通常洪水暴漲暴落，高水位歷時短，流量集中，流速大，對沿河堤壩、農田沖刷嚴重。大部分河道、溪流沒有經過系統的治理，加上鄉村造房、開發等原因，占用河道行洪斷面情況及其嚴重，在洪水期，洪水漫頂、掏空現象時有發生。近幾年，水利基礎建設加大投入，城郊河道治理穩步推進，在設計過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1 河道行洪斷面不足，淤積嚴重，村莊段河道隨意修建洗衣池、踏步、堰壩等攔水阻水建筑，加上人為向河道傾倒廢石、廢碴、垃圾等現象使河道狹窄，行洪能力降低，無法正常行洪。
1.2 河道抗沖能力不足，局部掏空嚴重。大部分河堤均為土堤，堤身單薄矮小、設計標準低、基礎不穩，抗沖能力弱，若遇高水位洪水的長時間浸泡，易造成堤防坍塌、岸腳掏空。人為違章種植蔬菜等作物，加重水土流失，使河道存在安全隱患。
1.3 水質惡臭。由于垃圾隨意傾倒，污水排放，河道水體缺乏有效保護，造成水體渾濁、惡臭，水質較差,影響周邊居民生活。
1.4 用地緊張，河道兩岸管理范圍內違章建筑較多，政策處理難度大，缺乏有效配套的政策處理機制和管理機制。
1.5 河道景觀與鄉鎮建設不協調。杭州市郊區發展迅速，鄉鎮整體規劃體系比較完善，已逐步形成以自然山色風光為載體、以鄉村文化為品牌的城市文化特色區域。但水利配套設施落后，缺乏生態性的景觀建設，河道環境與周邊發展不協調。
目前，杭州市城郊河道治理中由于拆遷、征地、投資等原因直立式重力墻應用比較多,材料一般為漿砌塊石或混凝土，河道兩岸的綠化植被也較少；河道斷面主要采用自然護坡或下部直立式擋墻，上部自然護坡的常規斷面形式，綠化較多采用簡單的草籽種植形式。
2 河道生態護坡設計理念原則
河道生態護岸建設需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一要符合區域河道整治規劃；二要結合郊區河道的特點、整治標準、環境綜合整治要求、新農村建設要求；三要堅持“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生態優先，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原則；四要緊緊圍繞基本實現城鄉河道“水安全保障、水循環正常、水生態改善、水景觀優美”的目標。另外，河道生態護岸的設計還應兼顧如下原則：
2.1生態護岸應滿足河道功能河堤的穩定要求，并降低工程造價；
2.2 盡量減少混凝土、漿砌塊石等硬性剛性結構，多應用多孔性構造，營造生態安全空間；
2.3 進行水文分析，確定水位變幅范圍，選擇不同區域和部位的合適的植物；
2.4 布置建筑物時考慮人們的親水要求，體現人水和諧理念。
3 幾種常用生態護坡結構方法探討
在實踐中可以看出傳統的護坡和護岸結構對城市的許多方面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河道的護坡和護岸結構改造有必要推行一種生態型的護岸結構形式，采用新型生態材料，創新安全的結構，下面結合杭州市城郊河道綜合治理的一些經驗就幾種常用的生態護岸結構作一介紹。
3.1 生態石籠網箱
石籠網是一種生態格網結構, 由高抗腐蝕、高強度、具有延展性的低碳鋼絲或者包覆PVC的以上鋼絲使用機械編織而成，使用石籠網與塊石制作而成的箱型結構就是石籠網箱擋墻。根據ASTM和EN標準，所使用的低碳鋼絲直徑根據工程設計要求而不同。一般介于2.0-4.0mm之間，鋼絲的抗拉強度不少于 38kg/m2，金屬鍍層重量一般高于245g/m2. 石籠網片的邊緣線直徑一般要大于網線直徑, 其雙線絞合部分的長度不得小于50mm.以保證絞合部分鋼絲的金屬鍍層和PVC鍍層不受破壞。
石籠網是近年來廣泛運用于交通、水利、市政、園林，水土保持等工程項目中的一種新型材料結構。生態格網可根據工程設計要求組裝成箱籠，并裝入塊石等填充料后連接成一體，用做堤防、路基防護等工程。 石籠網填充塊石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比較適合于流速大的河道，抗沖刷能力強、整本性好、適應地基變形能力強，避免了預制的混凝土塊體護坡的整體性差和現澆混凝土護坡與模袋混凝土護坡適應地基變形能力差的弱點，同時又能滿足生態型護坡的要求，即使進行全斷面護砌，生物與微生物都能照樣生存。因此，近年來得到了廣泛應用，如杭州市西湖區轉塘鎮桐塢溪整治。
3.2 土工格柵
土工格柵主要是土工格柵進行土體加固，并在邊坡上植草固土，常用作加筋土結構的筋材或復合材料的筋材等。土工格柵是以聚丙烯、高密度聚乙烯為原料，經擠壓、拉伸而成，有單向、雙向土工格柵之分。設置土工格柵，增加了土體摩阻力，同時土體中的孔隙水壓力也迅速消散，所以增加了土體整體穩定和承載力。而且，由于格柵的錨固作用，抗滑力矩增加，草皮生根后草、土、格柵形成一體，更加提高了邊坡的穩定性。
土工格柵具有穩定性強，耐腐蝕、壽命長，施工方便快捷、周期短、成本低的特點，廣泛應用于公路、鐵路、橋臺、引道、碼頭、水壩、渣場等的軟土地基加固、擋墻和路面抗裂工程等領域。
3.3 生態袋護坡
生態袋護坡是利用人造土工布料制成生態袋，植物在裝有土的生態袋中生長，以此來進行護坡和修復環境的一種護坡技術。具有透水、透氣、不透 土顆粒、有很好的水環境和潮濕環境的適用性，基本不對結構產生滲水壓力的特點。另外，施工快捷、方便，材料搬運輕便。生態袋護坡缺點是由于空間環境所限，后期植被生存條件受到限制，整體穩定性較差。
3.4 植被型生態混凝土
植被型生態混凝土主要由多孔混凝土、保水材料、難溶性肥料和表層土組成。多孔混凝土由粗骨料、混有高爐爐渣和硅灰的水泥、適量的細料組成，是植被型生態混凝土的骨架。保水材料常用無機人工土壤、吸水性高分子材料、苔泥炭及其混合物。表層土鋪設有多孔混凝土表面，形成植被發芽空間，同時提供植被發芽初期的養分。在城市河道護坡或護岸結構中可以利用生態混凝土預制塊體做成砌體結構擋土墻，或直接作用為護坡結構。
4 結語
杭州城郊河道經過近幾年的治理，已有了顯著的改善，許多河道經過截污納管，已逐步消除黑臭。幾年的河道治理經驗告訴我們，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注重生活的質量，人們渴望閑暇時光能盡可能的接近大自然，因此恢復城市河道的生態功能是必要的。在城市河道治理中，河道生態護坡結構已被許多人所需求和采納，并在大力推廣之中，本文是吸取國內外有關城市河道整治和其他領域生態護岸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杭州市城郊河道設計中采用生態護岸的實踐提出對坡岸、直岸以及河岸的適用植被護坡方案的一點思考和初步設想，以便為城市河道建設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季永興等《城市河道整治中生態型護坡結構探討》 水土保持研究 2001年12月
[2]蔣屏，董福平等 《河道生態治理工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實踐》 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3年5月
第9篇：鄉村治理概念范文
關鍵詞：托克散墩村；鄉村空間；重構；建設規劃
中圖分類號： G3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托克散墩村空間現狀特征
1.1區域位置
英巴格鄉地處于田縣政府東北部，距縣城11.7公里（鄉政府駐吐西汗塔合它村，距縣城20公里）。南鄰木尕拉鎮，東與奧依托格拉克鄉相連，西接勞改農場，北與達里雅博依鄉毗鄰。南北長82公里，東西寬53.5公里，面積4333.8平方公里，地勢由南向北傾斜，平均海拔1361.5m。村莊區位：托克散墩村位于于田縣的北側、英巴格鄉的東面，距英巴格鄉政府2公里。
1.2社會經濟與產業發展狀況
托克散墩村耕地面積是1580畝，主要種植棉花、小麥。村民住宅沿路而建，呈現住宅包圍農田的狀態。托克散墩村以維吾爾族為主，2010年村莊總戶數125戶，總人口610人。全村總收入110萬元，人均收入1810元。
托克散墩村是農業村，主要以從事小麥、核桃、紅棗為主，種草養畜為副的種植業，農民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農業。
2010年種植業情況
圖1村莊土地利用現狀圖（作者自繪）
2村莊基本建設情況
2.1現狀用地布局分析
該村現狀村莊規模較大，長期以來，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為了生活便利，就近耕作，都習慣把沿路作為建房選址時考慮的主要因素，以道路為主線，呈“一”字式或“工”字式排布。居住用地包圍農田，布局松散。不僅大煞風景，而且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土地收益率受到制約。農房占地多，浪費大。
由于長期以來實行“一戶一宅”的宅基地政策，一家一戶的排式建房，其四類地（宅基地、林地、菜地、牲畜養殖地）戶均面積1畝左右，使大量的土地不能得到很好的集約利用。
2.2建筑現狀分析
建設用地內現有建筑以村民住宅為主，有少量的公共服務建筑。現狀村民住宅建筑建設年代跨度較大，建筑質量參差不齊，建筑均為一層，建筑布局零亂，人畜共處現象普遍。自2005年來，在國家政府的幫助下，全村125戶村民均已完成抗震安居房，建筑面積32-50m2不等，占全村總戶數的96%。
總體來講，新建住宅缺乏規劃引導、控制，不能很好的體現維吾爾族建筑風格，舊建筑破亂不堪，較凌亂，宅前巷道不成系統，聯系不便，并容易引發消防、衛生防疫問題。
2.3公共事業發展現狀
2.3.1基礎設施現狀分析
⑴道路：該村主要是兩橫兩縱的道路結構，主要道路是瀝青路面，道路質量較好，能夠滿足消防要求，部分巷道和機耕道土路。托克散墩村現無客運站，農民出行方式主要依靠畜力車、摩托車或徒步至鄉政府搭乘公交車或出租車。
⑵供水：英巴格鄉聯合水廠為托克散墩村供水，水源采用地下水，設計供水量851立方米，實現了全村自來水直接到戶，使村民用上了清潔的自來水，供水量可以滿足村民用水需求。
⑶供電：已完成農網改造，全村125戶均通電。
⑷訊：英巴格鄉上有移動、聯通塔各一座，服務范圍可覆蓋該村。現狀已接入通信線路，已有23戶安裝固定電話，現狀75戶使用衛星電視。
⑸排水：排水系統極為簡陋，沒有集中處理的相關設施，接近于自然排放，有些居民甚至還在用旱廁。
2.3.2公共服務設施現狀
現狀有村委會，沒有衛生所、文化站，有一所小學，一所中學,兩座清真寺。
2.4土地利用方面
2.4.1農村空心化與新房擴建占地相伴而生
迄今為止，隨著農村人口非農化轉移減少，農村居民點建設用地“不減反增”的格局沒有轉變。農村空心化與新房擴建占地相伴而生，建新不拆舊、新房沒有人住，造成了大量農村土地的浪費和耕地資源的嚴重破壞，成為新時期順利實現鄉村轉型發展面臨的首要難題。
2.4.2村莊布局零亂，規模偏小
現狀分析來看新疆大部分村莊布局呈現出村莊布點小、散、亂的特征。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新疆長期的農業生產中形成了家庭為單位來進行農業生產的習慣，居民自然村的概念較為深入，于是形成了村民住宅零星分布的格局。
同時，地形地貌條件影響了自然村落的分布，大部分地區沒有形成中心村，農戶居住基本以組為單位，或沿河、或沿路“一”字型、“非”字型分布。一個行政村一般有五、六個組，十幾個自然村的現象非常常見。
這種村落的分布使得在進行設施配套時會十分困難，村民的生活方便程度大打折扣，并加劇土地資源的浪費。而且，農村用地功能分區的不明確，居住用地和耕種用地的混雜，減少著耕地半徑的同時，也使得農業機械化過程舉步維艱。
2.4.3人均建設用地嚴重超標，村莊配套較差，資源浪費
農村建設用地包括宅基地、公共設施用地、道路用地和綠地等，其中宅基地還包括一些生產性用地。平均的村莊用地面積高達 604.5m2/人（如特克斯縣蘇阿蘇村），相當于高出國家定額最高值（150 m2/人）的四倍。
2.4.4村莊忽視內部潛力挖掘，側重外延擴張
長期以來的農村集體土地無償使用，使村民不但想多占地，而且要占好地，于是居民點逐漸向村莊外發展，主要呈現出“線狀”和“塊狀”兩種擴張模式。“線性”擴張主要指農民沿著公路建新房，占據的另一種土地利用的新模式。
2.5生態方面
城鎮傾向之下剝奪或忽視農民利益的情況依然存在，鄉村轉型發展進程中如何依托村莊綜合整治優化鄉村生產、生活與生態空間的保民生戰略體系亟待構建。水資源被污染，影響生態環境；排水設施普遍率低下，生活污水和農業污水對水資源的污染較嚴重；急需加強水源保護和跨區域協作，以我區村莊供水現狀和需求為依據統一全面規劃；超前考慮，提高給水的安全性與可靠性；普遍存在生活垃圾和農業垃圾混合焚燒、填埋的情況。對土地肥沃和大氣帶來污染。
3推進鄉村空間重構的策略
鄉村空間重構的途徑和目的，亦即具體內涵包括如下三個方面：其一，產業發展集聚，即實現工業向城鎮集中，農業向地方化、專業化轉型；其二，農民集中居住，通過集中居住解決分散居住所帶來的公共基礎設施投入需求大、利用效率低的問題，并據此有效控制農村人均居民點用地，保存鄉村傳統文化景觀；其三，資源利用集約，通過產業發展集聚和農民集中居住，解決產業發展、生活居住中的資源低效利用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實現鄉村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此外，鄉村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發展是實現鄉村空間重構的重要輔助。由此，在新時期推進我國鄉村空間重構，應先科學編制規劃、推進鄉村社會重構，在此基礎上著力實現鄉村生產、居住、生態空間的重構，以及鄉村產業經濟體系的重構。
3.1科學編制規劃
科學編制城鄉一體化空間重構規劃是推進鄉村空間重構的首要環節。應以創新發展理念、促進要素流動、優化城鄉格局、保障科學發展為目標，把優化城鄉土地配置、推進城鄉空間重構、強化區域主導功能、整體提升土地價值，作為城鄉轉型發展時期構建和諧社會、“兩型社會”戰略的基本取向。
基于不同類型城鎮、村莊、產業園區的抽樣調研，借鑒及分析國內外類似地區發展經驗，以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為根本目標，研究構建轉型期縣域空間格局優化方案，提出以有利于生產、生活、生態為準則，以產業培育、創新為引導，以生態環境控制為手段，以交通、水系基礎設施建設為支撐的縣域新型城鄉分工體系，為縣域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3.2鄉村社會重構
鄉村社會重構通過加快鄉村社區轉型，提高鄉村社區組織化程度，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農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巨大提升。在具體的操作環節，鄉村社會重構應著力從組織的角度開展，提高基層政府的組織、管理、服務水平，增強農戶的組織化程度。
政府應重視發揮組織、協調與引導的重要作用。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或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農村發展過程中不斷創新與發展的新生事物，包括社區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村合作社、勞務合作社、富民合作社等諸多形態，應該有效整合運行機制不健全甚至不能惠及農民利益的一些經濟組織。
不同合作組織具有各自的針對性，重點應圍繞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資金等農村發展的基本生產要素，通過創新不同的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模式，引領農民廣泛參與社會分工和產業協作。
3.3鄉村空間重構
通過有效的規劃調控，在優先推進城鎮化的前提下，合理規劃農村聚落，推進農村人口適度集中居住，非農產業適度集聚發展。在此基礎上，合理配置農村基礎設施，切實提高鄉村人居環境質量，形成有利于城鄉協調互動的空間結構。
圖3鄉村空間重構的概念模型（作者自繪）
整合可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圖3)：其一，逐步推進小村或在遠郊區的村莊向大村或道路沿線的中心村遷并；其二，逐步推進集鎮周邊的村莊向集鎮遷并；其三，逐步推進縣城周邊的村莊向縣城遷并。第一種可視為中心村引領型，后面兩種可視為城鎮化引領型。
當然，大型村落可通過內部集約化實現村域空間重構。通過實施農村居民點拆遷改造、合并，引導農民向社區集中、向行政村集中，解決農村聚落分散化布局問題，達到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化服務業的門檻人口規模。
此外，在前述生產和居住空間的重構過程中，還應注重鄉村生態空間的重構：應基于農村生態系統的自身特點，嚴格控制農業生產化肥、農藥施用量，逐步實現清潔化、綠色化、無公害生產；建立生態(溝、渠、河、塘、庫等)攔截系統，吸納凈化面源污染物，結合強化污染物綜合治理工程，確保農村生態環境質量安全，即形成減源、截流、治理體系；遵循景觀生態學原理，著力完善農村生態系統廊道，保護物種棲息環境，保持生物資源的多樣性。
5 結語
通過對該案例具體規劃的分析， 發現鄉村空間重構規劃在我國新農村建設中處處可見； 如果進一步進行詳細而具有針對性的分析規劃， 將會給新農村建設帶來許多便捷的收益， 為廣大新農村的發展提供有效而科學的用地規劃和切實可行的指導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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