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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對外貿易“雙降”;成因;傳統外貿;貿易競爭優勢
2016年7月13日,海關總署正式對外公布了我國2016年1-6月進出口數據: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為11.1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3.3%。其中,出口6.4萬億元,下降2.1%;進口4.73萬億元,下降4.7%;貿易順差1.67萬億元,擴大5.9%,繼續延續2015年,我國進出口同比下降的態勢。在世界經濟形勢依然錯綜復雜,全球貿易延續萎縮態勢下,解析“雙降”產生的根本原因,并積極探尋其背后所隱藏的貿易新的發展路徑,將直接關系我國貿易結構的轉型和新的競爭優勢的培育。
一、中國對外貿易“雙降”現狀解析
(一)雖然我國目前在全球貿易市場所占份額呈穩步上升趨勢,但貿易額絕對值呈下降態勢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消費市場、就業市場的持續低迷狀況嚴重制約了全球貿易發展,據WTO最新數據統計顯示,2015年全球主要經濟主體美國、德國、歐盟、日本等國家與地區貨物貿易出口額仍呈現負增長態勢,而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代表的印度、南非、巴西等國家出口額也未保持曾經的高速增長態勢,分別下降-17.5、-9.5%和-16%。我國2015年貨物貿易出口額為14.14萬億元,較2014年下降了1.8%,相比較而言,在下降幅度上遠低于上述國家0.6至15個百分點,在國際市場份額擴大至約13.4%,也因此繼續保持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地位。但必須指出,從我國貿易出口額的絕對值變化來看,2015年,進出口總值為24.59萬億元人民幣(約為36818億美元),比2014年43030.4億美元的總額下降了7%。其中,出口14.14萬億元,較2014年14.39萬億的出口額下降1.8%;進口10.45萬億元也低于2014年12.04萬億元的總額。從貿易進出口額的絕對值來看,2015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均呈現下降態勢。
(二)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在年度中所出現的短暫、有限上升態勢仍無法充分傳遞未來貿易市場好轉的信息,外貿壓力依然較大
據海關相關數據統計顯示,2016年1月份,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1.08萬億元,占外貿總值的57.4%,較去年同期上升0.5個百分點,成為拉動出口的主要力量;當月民營企業進出口7730.5億元,增長1.1%,占外貿總值的41.1%,較去年同期提升4.4個百分點。但在2016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中,一季度的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值分別下降6.9%、5.7%和8.4%;二季度的進出口、出口值分別增長0.1%和1.2%,呈現正增長;進口值下降1.2%,降幅較一季度收窄7.2個百分點。從總額來看,2016年上半年我國出口價格總體下跌3.2%,據此進一步測算2016年上半年貿易價格條件指數為105.2,即我國出口一定數量的商品可以多換回5.2%的進口商品,這雖然表明我國貿易價格條件有繼續改善的態勢,但內外需求的持續疲弱使得短暫的、有限的貿易改善態勢,并不足以抵消整體外貿水平下行的壓力。
(三)勞動在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比最多的紡織品、服裝和鞋類三大產品出口下滑嚴重,導致我國出口貿易整體呈下滑態勢
海關的最新數據顯示,截止2015年,箱包及類似容器累計出口1579.8億元,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9731.9億元,紡織品6172.3億元,鞋類2988億元,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等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2.64萬億元,同比下降2.6%。其中占比超過七成的紡織品、服裝和鞋類則分別下滑1.8%、7%和4.8%。不可否認,傳統產業出口的下降,實現了我國貿易結構的進一步優化,使得以出口機電產品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額達到8.15萬億元,同比增長1.2%,在出口總值中的占比也突破50%達到57.7%,雖然能為我國對外貿易提供長期發展動力,但新興產業的發展仍無法實現對整體下降態勢的扭轉,還不足以支撐整體數據回暖。
(四)大宗商品進口額減少,導致國際能源資源商品總體上供過于求,價格持續下跌,引致我國貿易進口額呈現大幅下降態勢
據國際原油市場價格顯示,2015年紐交所輕質原油期貨價格比年終最高點跌幅超過40%,截止2016年第一季度,價格接近每桶30美元額;而2015年我國原油進口平均價格也經歷了年初的每噸2856元人民幣到年底的每噸2020元人民幣的下跌過程,累計下跌了29.3%。總體來看,2015年全年進口平均價格比上一年下跌45.3%。同時,我國海關數據統計也顯示,2015年我國鐵礦砂、成品油、銅等大宗商品進口均呈下跌態勢,同比跌幅分別為39%、21.8%和 17.1%.《2015年1-10月大宗商品進出口數據分析報告》還顯示,近7成大宗商品進口量同比負增長,其中作為代表性品種動力煤2015年前三季度進口量6360萬噸,與去年同期相比縮減38%,天然橡膠進口300萬噸,較2014年相比縮減23%;浮法玻璃出口83.7萬噸,較2014年縮減43%,棉花2015年出口 735.6萬噸,同期相比縮減35%。
二、進出口“雙降”的形成原因
(一)從出口方面看,國際市場尚處于回復期,外部需求低迷徘徊的狀態限制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速度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為使經濟水平快速回升,各國均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但刺激效應卻無法持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經濟展望》指出,世界經濟復蘇動力明顯不足,2015年全球經濟和貿易量僅分別增長3.1%和3.2%,又重新回落至2012年前4%以下的低增長,并預計這一低速增長態勢在2016年還將繼續維持,直至2020都難以達到危機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WTO公布數據也顯示,2015年全球出口值下降幅度已超過11%,這是自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再次下降。我國海關統計數據也顯示,2015年,我國與歐盟、日本雙邊貿易分別下降了7.2%和9.9%。從企業屬性來看,無論是外商投資還是國企自營,2015年進出口也分別下降了6.5%和12.1%。而2015年12月,中國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為31.2,該值較11也已回落了0.8。這均意味著目前低速增長的國際經濟使國際市場需求始終無法走出低迷狀態,這極大影響了我國對外貿易出口的增長。
(二)從進口方面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使得我國進口量較大的能源、資源產品呈現“量增價跌”的態勢,這直接拉低了我國對外貿易進口總體增速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使得各個國家與地區經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直接導致了全球市場對原材料需求的嚴重不足。作為直接反映國際海運情況的權威指數,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在2015年僅為1100左右,這甚至不及巔峰時期最高點11800點的十分之一,BDI的暴跌表明國際航運業陷入冰河期,國際間貿易十分清淡,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全球市場對于原材料需求的減弱,這就必然直接導致商品供應價格的大幅下降。高盛集團前亞洲地區副董事長肯尼思?庫提斯就指出,油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讓中國成為近期全球市場震蕩中的“大贏家”,令其可以節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開支,以低價增加戰略能源儲備。根據其計算,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讓中國一年省下了4600億美元,其中3200億美元源自廉價石油,剩余1400億美元源自其他能源、金屬、煤炭和農業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而我國商務部統計數據也顯示,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國內需求走弱等因素影響,進口仍在低位運行,2015年,中國原油、塑料、大豆、天然氣、紙漿、谷物、銅精礦等10類大宗商品進口量增價跌,合計減少付匯1880億美元。
(三)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內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導致我國對一些大宗商品進口量的增速放緩,這也直接拉低了我國對外貿易進口額
我國經濟轉型的持續推進使得國內經濟發展也進入了穩定時期,目前正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增速的放緩就使得對于一些大宗商品的進口量隨之減少。海關相關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原油進口量增長8.8%,鐵礦砂進口量增長2.2%,煤、銅、鋼材進口量則分別下降29.9%、0.3%和11.4%,均較2014年有不同程度的回落。2015年上半年,原油、成品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精礦、鋼材、銅材、塑料原料、化肥、天然橡膠、大豆、谷物、原木和紙漿等15類商務部重點監測的大宗商品累計進口2152億美元,同比下降32%,拉低外貿進口12.6個百分點。而截至2015年底,我國進口價格總體下跌11.6%,鐵礦砂、煤、成品油、銅等大宗商品進口平均價格同比跌幅分別為39%、21.8%、38.3%和17.1%。可見,我國國內對大宗商品進口量需求的放緩,也是導致我國進口值出現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在全球貿易結構性困境下,我國作為世界貿易重要參與國,本國對外貿易自然難以獨善其身
作為全球價值鏈的主導經濟體,發達國家的中間品進口額的增長狀況是全球價值鏈貿易發展的重要標志,而以美國和德國為例,WTO相關數據統計顯示,2015年兩國均繼續維持消費品增長態勢,增速提高到6.9%和8.3%;而美國中間品進口額下降幅度卻擴大至25.2%,德國也下降2.8%,這意味著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發展依然呈現收縮態勢。受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缺乏增長動力、新興經濟體受到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和政策空間有限的雙重制約,國際經濟下行壓力必然隨之加大,市場需求也將持續萎縮。一些國家為刺激國內經濟增長,推動貨幣貶值,更是進一步強化了國際市場份額競爭。據中國商務部對國內重點進出口企業的調查也顯示,我國近8成的企業反映外需不足,則是當前面臨的最大困難。加之一些國家試圖通過貿易限制措施保護國內產業,我國外貿所面臨的外部政策環境趨緊。可見,在全球貿易處于結構性困境的背景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所能爭取的市場、產品所能被接受的程度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必然直接影響我國整體外貿發展速度。
三、創新競爭優勢視角下的對外貿易發展路徑
(一)擺脫對建立于人口紅利基礎上的傳統競爭優勢的依賴,優先發展服務貿易,培育新的貿易競爭優勢
經總理批準,國務院近日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服務貿易的若干意見》,這正是目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態勢仍舊存在的情況下,推進外貿結構的優化和培育經濟新動能和帶動產業發展的有效舉措。具體而言,一是在科學定位我國各經濟發展區域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抓住當前國際服務業轉移的新機遇,積極承接服務業國際間的轉移,融入全球服務貿易的產業鏈中,助推我國服務貿易全方位參與國際分工;二是通過政策引導實現資金與技術向服務業的的轉移,尤其是具有豐富科學技術基礎和雄厚資金存量的外資直接進入我國服務業市場;三是分階段有重點的助推高層次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行業發展,避免“一把抓”“全面開花”下產業規模的盲目擴張,實現服務業的發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勞動力的基礎上;四是以穩妥穩健原則為指導,有計劃的在國家級新區開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專門進行服務貿易管理體制、發展模式、便利化等方面制度建設的探索,實現服務業開放準入的有序性。
(二)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提升我國與沿線國家間的經貿水平,有效推進我國外貿結構轉型升級
海關總署指出,2016年上半年,在出口下降2.1%,進口下降4.7%,形成進出口值雙降的形勢下,中國對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卻呈現增長勢頭:我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孟加拉國、印度和埃及等國出口分別增長22.5%、16.6%、9%、7.8%和4.7%。同期,我國對歐盟出口增長1.3%、對美國出口下降4.6%、對東盟出口下降2.9%,3者合計占同期我國出口總值的46.4%。這既增強了我國在區域合作中的主導力又有效開拓了新市場,有利于順利推動產業跨境轉移,形成區域生產價值鏈。未來一是要進一步完善合作區域間的治理框架,通過對協商機制的不斷優化,確保“一帶一路”戰略要點落到實處;二是要為戰略的實施提供相應的融資合作配套機制,尤其是在基礎實施建設方面,為改變目前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較弱的現狀應優先實現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三是要優先構建一批兼具示范效應和收益效應的標志性項目,以確保沿線國家參與戰略的信心和熱情,在此基礎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合作; 四是要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建設,為我國產業未來的區域轉移奠定必要的物質基礎、技術基礎,可通過深化與沿線國家海關、質檢、電子商務、過境運輸等領域的合作,提升整體貿易便利化水平。
(三)在當下傳統競爭優勢不斷削弱的背景下,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積極實現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2016年上半年,全國外貿進出口延續“雙降”態勢,武漢出口總值卻逆市上揚,增幅為12.4%,據武漢海關統計的數據來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對全省外貿增長拉動作用明顯:湖北省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418.8億元,其中,出口247.7億元,增長超三成。在出口產品中,部分新興產業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如手機出口增長1.7倍;平板電腦出口增長超四成。此外,上半年出口值排名前三的企業均在武漢,分別為聯想移動通信貿易(武漢)有限公司,摩托羅拉(武漢)移動技術運營中心有限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武漢)有限公司,其均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力軍”。 2016年4月24日全國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工作會的召開更是強調了當下“大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活力”的首要任務。基于此,未來要圍繞國家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或技術公關難度,組織或鼓勵企業與專門的的科研機構進行深度合作,幫助企業掌握核心技術搶占競爭競爭制高點,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應積極調動企業自我主動創新的積極性,使其真正成為國家創新需求主體、研發主體、科技成果應用主體,并最終實現自我知識技術的實際運用能力。
(四)積極促進政策著力點從傳統外貿企業向跨境電子商務企業轉變,助推跨境電商成為我國外貿增長的新引擎
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電子商務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勢頭,交易額達到20.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約27%;進易額接近6000億元,較2008年增加16.6倍,年均復合增長率達59.71%;2016年上半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2萬億,同比增長42.8%,較2015年增速提高12.2個百分點,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17.3%。可見,跨境電子商務已經成為進出口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從跨境出口電商貿易對象看,美國和歐盟市場較為穩定,電商交易額在交易總額中的占比分別為16.6%和15.3%,而東盟地區則是我國第三大跨境電商貿易對象,交易額占比為11%。除此以外,我國與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的交易也在迅速增長。這無疑是外貿“雙降”現狀下的又一條助推外貿結構轉型升級的新路徑。未來一是要通過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從更高的層次、更長遠的角度來制定跨境電子商務發展戰略,完善對外開放的機制保障,提高駕馭對外開放的能力;二是要健全對外開放的風險防范機制,提高摩擦應對能力和貿易救濟能力,培育出具有全球有影響力的跨境電子商務企業;三是要利用跨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倒逼傳統外貿企業轉型,治愈抑制外貿可持續發展的諸多沉疴痼疾。四是要鼓勵國內有條件的跨境電子商務企業積極“走出去”,到海外建設倉儲設施,通過批量發貨,降低跨境運輸成本,縮短當地配送時間,提升客戶響應速度,融入境外零售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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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中部崛起戰略的貫徹實施,使外向經濟的發展成為各中部地區的發展目標,作為中部省份之一的湖南省,改革開放以來,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發展。2013年全省進出口總額251.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7%,其中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分別為103.4億美元和148.2億美元,比上年分別增長10.7%和17.6%;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9.6%,實際引進境內省外資金2883.9億元。由此看來,湖南省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于其經濟社會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穩中提質的發展,以及“三量齊升”的促進和“四化兩型”的全面推進具有重要作用。為了探討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本文運用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分別對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口額、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額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
二、實證分析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數據是1987-2012年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資額、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原始數據均來自《2013湖南省統計年鑒》。為了反映實際水平的變化,這里將外商直接投資額、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通過按當年美元/人民幣的匯率換算成以人民幣為單位的金額,并將單位換算為百萬元。同時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采用GDP平減指數對其進行了平減,以得到真實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鑒于統計年鑒中沒有GDP平減指數,這里借用司春林(2002)的做法,以1952年為基期,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GDP和GDP分別表示第年和1952年湖南省名義GDP,GDPindex和GDPindex分別表示第年和1952年湖南省GDP指數,這里外商直接投資、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分別用FDI、IM、EX表示,實際的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分別用AFDI、AIM、AEX表示。為了消除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這里對數據進行統一的標準化處理,并分別用ZAFDI、ZAIM、ZAEX表示標準化后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進口總額、出口總額。
1.平穩性分析
由于傳統的計量經濟學在利用OLS對非平穩時間序列進行參數估計時,容易產生“偽回歸”問題,即參數的統計量不再服從標準正態分布。因此,在進行協整分析前,有必要對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這里采用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序列無截距項和趨勢項,且滯后階數為0時,ZAFDI、ZAIM和ZAEX的ADF檢驗值在5%-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是非平穩的,但是經過一階差分后,ZAFDI、ZAEX和ZAIM的ADF檢驗值分別為-4.366604、-4.974635、-3.230367,均小于5%-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故可以認為是平穩的,因此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即為I(1)。
2.長期均衡關系分析
為了分別揭示湖南省ZAFDI與ZAIM、ZAFDI與ZAEX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里采用E-G兩步法進行分析。用OLS法進行估計,得到如下方程:
ZAIMt=0.00015+0.95839ZAFDIt
(0.0026) (16.4335)(方程1)
R2=0.918 =0.915 DW=0.908
ZAEXt=-3.14E-06+0.95913ZAFDIt
(-5.55E-05)(16.613)(方程2)
R2=0.920 =0.917 DW=1.585
然后對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這里采用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兩方程的殘差序列e1和e2的ADF值分別為-3.224734、-3.862373,均小于5%-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故可以認為在90%以上的置信水平下ZAIM和ZAFDI、ZAEX和ZAFDI存在協整關系(長期均衡關系),有利于進行下一步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湖南省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對實際進口額的產出彈性和實際出口額的產出彈性分別為0.95839,0.95913。可見湖南省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對實際出口額的影響大于對實際進口額的影響。
3.因果關系分析
由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滯后期的改變非常敏感,限于篇幅影響,所以這里嘗試對滯后1-4期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ZAFDI和ZAIM在滯后1-2期時,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滯后3-4期時,具有單向的因果關系,即實際進口額是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Granger原因。ZAFDI和ZAEX在滯后1期時,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滯后2-4期時,呈現單向的因果關系,即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是實際出口額的Granger原因。
4.短期均衡關系分析
這里利用ZAFDI和ZAIM、ZAEX的一階差分序列和前期誤差序列{ECMti-1}(i=1,2)進行OLS估計,得到誤差修正(ECM)模型:
ZAIMt=0.4029ZAFDIt+0.7555ZAIMt-1-0.5281ECMt1-1
(0.4570) (4.83602) (-4.2171)(方程3)
R2=0.4586 =0.4071 DW=1.7631
ZAEXt=0.7310ZAFDIt-0.7575ECMt2-1
(2.5631) (-3.5896)(方程4)
R2=0.3112 =0.2812 DW=1.7785
上式中,ECMt1-1和ECMt2-1分別為方程1和2的前期誤差,其前面的系數為誤差修正系數,分別表示被解釋變量ZAIMt、ZAEXt對誤差的調整速度。
從誤差修正方程3和方程4可以看出,回歸方程有可能缺省了變量,因為兩個方程的R2均比較低,但是方程的DW都通過了檢驗,即方程不存在自相關,說明并不影響已有變量的關系。方程3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ZAFDI的參數系數不顯著,說明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當期波動對實際進口額的當期波動沒有顯著的影響;ZAIMt-1的參數系數顯著,說明實際進口額的前期波動對實際進口額的當期波動有顯著的影響;方程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ZAFDI的參數系數顯著,說明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當期波動對實際出口額的當期波動有顯著的影響,且其變動符號與長期均衡關系的符號一致;此外,兩方程的誤差修正系數均顯著,且均符合反向的修正機制,說明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和實際進口額、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和實際出口額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制約著他們的變化,促使他們走向均衡,即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分別以-0.5281、-0.7575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進出口貿易結構;影響分析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后,我國不再單一盯住美元,而是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國對外貿易伙伴日益增多,對外貿易規模日益擴大,我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有效提升。在當前開放經濟環境的背景下,匯率作為核心工具變量,成為影響一國宏觀經濟的重要因素,各國政府把匯率制度作為穩定經濟正常運行與發展的重要手段。由于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國長期對外貿易順差以及因此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在這樣的情況下,匯率作為外匯市場上我國貨幣與貿易國貨幣相互交換的比率,是我國對外貿易過程中最為直接也是最為重要的調節杠桿,對商品的進出口貿易、資本的流出流入、國內的物價水平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匯率的問題一直以來就是經濟學研究的熱點領域,面對現如今我國人民幣匯制的改革以及人民幣成為世界五大支付貨幣之一這樣的全新變化形勢,結合我國的實際的情況,研究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帶來我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變化
人民幣匯率改制以來其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力明顯加強,也帶來了我國進出口貿易形勢的一些變化:1.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持續擴大。2005年是我國人民幣匯率改制的第一年,在對外經濟貿易方面已經取得了非常顯著的經濟成果,199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2366.2億美元,而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14219.1億美元,對外貿易的規模明顯擴大,相比于同期的2004年也有23.3%的經濟增長點。其中,進口貿易總額6601.2億美元,同比增長17.6%,出口貿易總額高達7620億美元,同比增長為28.4%,僅僅單方面的貿易規模就遠超過了1994年的全面貿易總額。而往后我國對外貿易規模持續擴大,2010年對外貿易總額就達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2012年進出口總額高達33740億美元,同比增長16.8%,其中實現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整體貿易規模和貿易形勢都非常良好;2.對外貿易依賴程度逐年增強。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和對外貿易發展的不斷深入,進出口貿易帶來的經濟增長在總GDP中所占到的份額越來越重,我國經濟發展對進出口貿易依存度越來越高,對外貿易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增長中最為重要的貿易形式。早在2000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僅為39.58%,在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2006年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比率高達66.52%,近幾年隨著國外經濟危機的影響和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有所回落,但總體比率還在50%以上,2013年最新數據顯示,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為63.1%,而且還在持續增長,這說明我國目前的國際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對國際貿易依賴性逐年增強,進出口貿易在國家總的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作用巨大;3.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我國的對外貿易結構在人民幣匯率變化形勢下也有著比較大的變動和調整。在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影響下,為了維持貿易的順差和持續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向第二第三產業明顯傾斜,出口產品結構也有農產品等初級產品逐步向工業精加工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轉型,以優化的商品出口結構擠占國際貿易市場。在出口商品結構中工業制成品開始占據絕對的出口優勢,同時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也在出口商品結構中占據重要的份額,而且出口商品中開始都注重科技元素的附加,實現初級加工和粗加工形式開始向高級加工和精加工方式轉變;4.進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在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作用影響下,人民幣升值實現了人民幣更大的購買力和購買價值,于是在進口的商品結構中國外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成為我國主要的進口商品,尤其是國外科技先進技術領先的機電或高新技術產品在匯率變化的作用下相比以前更便宜了,當然會成為我國主要的進口方向。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制以來,人民幣升值成為必然,雖然近幾年,在我國相關政策的調整控制下,人民幣的升值空間被壓縮,匯率有壓下來的趨勢,但整體的變化形勢還是上升的大范圍之內。人民幣升值,對于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來說,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國外市場價格增加,國際競爭力就會相對表現弱勢,同時,國外的輸出商品也就是我國需要進口的商品在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下顯然相對便宜很多,此消彼長,很明顯會是一個貿易逆差增長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改制現在都是以國際市場的供需關系來進行調整的,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加快和國際貿易形勢的好轉,人民幣持續增值是必然的發展趨勢,這對于我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2005年以來,我國開始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開始比較穩定的逐漸升值,2010年的人民幣第二次匯改,人民幣升值幅度再次拉高,雖然近倆年我國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和進出口導向政策的適應性調整,人民幣穩住了持續升值的勢頭,并在硬性控制下有所回落,但相對于人民幣匯率改制之前,整體的升值幅度是巨大的。這樣的變化情況對于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影響。每次人民幣匯率改制,都會有一個人民幣升值的估計,這種估計會對目前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一種假定影響作用,貿易順差將會縮小,貿易逆差將會同比明顯增加,這樣的預期會直接影響到當下的進出口貿易。因為各企業匯率風險意識的強烈,會主動的采取一些企業的應急措施來規避接下來一段時間可能的人民幣升值風險。預感到未來我國貿易順逆差形勢的變化,很多企業會加緊商品的出口,控制商品的進口,為變化后留足盈利空間。但其實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形勢是時刻變化的,萬一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沒有帶來預期的人民幣大幅升值或升值空間十分有限,這目前各企業對外貿易的處理措施就會打亂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步調,造成國內商品緊缺,帶來嚴重的影響后果;二是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的影響。按照供需理論的原理來分析,人民幣貶值有利于我國的對外貿易收支,因為人民幣的貶值,會大大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在成本上取得國際市場競爭力,增加我國對外貿易的商品出口量,與此同時,人民幣貶值造成人民幣購買力降低,又會對進口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這樣的對外貿易變化,必然會帶來貿易順差,實現國內財富的積累。反之,人民幣升值,我國的出口商品國際市場價格增加,原來的成本優勢蕩然無存,失去價格優勢的國內出口商品因為質量科技品質的相對落后會不再具有國際競爭力,而隨著人民幣購買力的增強進口貿易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但正與人民幣貶值相反,升值會帶來對外貿易的逆差。所以一般來說,理想的對外貿易形勢是保持小額的貿易順差增長,所以人民幣匯率不穩定反復調整帶來的人民幣增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就明顯了,類似我國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對外貿易的經濟依賴性又這么強,如果不能實現理想的貿易順差,對我國長遠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動造成的人民幣升值,必然會引起我國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動,只是一些商品因為價格浮動空間不大,在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下價格變化也不是十分顯著,但有些商品卻會有明顯的價格上升,這些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就會大幅減弱,為總量的出口帶來巨大的影響。而商品價格主要受匯率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出口商品在國際商場的彈性需求程度,一般彈性需求較小的商品在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下價格變化不明顯,也不會造成過大的影響,但彈性需求較大商品就會有明顯的價格上漲,帶來嚴重的影響。而對于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來說,彈性需求較大的商品會為我國帶來較大的經濟利益,這樣,人民幣匯率變動造成的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出口貿易經濟利益的增加。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主體結構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動帶來的人民幣增值會帶來我國進出口不同類別商品的價格差變動,而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動會直接對進出口貿易企業帶來巨大影響。一般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市場主體有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商企業。在穩定的進出口貿易主體結構組成中私營企業是最大的出口主體,因為私營企業相對很多而且貿易形式靈活,是我國以往最為重要的出口市場主體。但是一般的私營企業規模有限,科技加工水平更是遠遠落后于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和外商企業,一旦私營企業主要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因為人民匯率調整造成價格上升,唯一的成本優勢不復存在,那么必然會對私營企業帶來難以想象的沖擊。與此同時,進口市場原料價格升高,又會增加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私營企業沒有國有企業和外商企業那么底蘊雄厚,很容易在這樣的變化影響下遇到經營危機,私營企業慢慢失去進出口貿易市場的影響力,國有企業外商企業開始發揮作用,我國進出口貿易市場主體的結構也因此而改變。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市場結構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的變動直接造成人民幣對一些國家貨幣幣種價值的變化增加,比如美國、日本、韓國以及西歐一些國家,而這些國家正是我國商品進出口貿易的主要合作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增加,直接造成人民幣在美國購買力上升,而美元在中國購買力下降,這樣以往銷售業績不錯的許多中國商品在美國就可能因為價格的上升遭遇滑鐵盧,再也沒有合適的供銷渠道。同時,以往為我國帶來巨大外匯收入的美國人民也會開始“吝嗇”美元的使用,造成中國內需影響力的減弱,當然最主要的影響還是美國作為以前中國最重要的進出口貿易市場,作用會隨著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調整而明顯減弱。不止如此,日本、韓國、波蘭等其他我國以前比較大出貿易國際市場都會逐漸縮小我國出口商品的額度,同時加大對我國國內市場的外商投資,造成我國國內企業的發展危機。這樣不僅會為我國進出口貿易帶來嚴重的影響,更會極大的改變我國進出口貿易原有的市場結構。
(四)人民幣成為世界主流貨幣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
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以及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迎來重要里程碑,人民幣成為了美元、英鎊、歐元、日元并駕齊驅的世界五大支付貨幣之一,這相當于肯定了我國在國際進出口貿易中的重大影響力。這不僅意味著人民幣在未來的國際支付中會成為新常態,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來說也會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和影響。人民幣國際化使得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更加方便化和快捷化,也會實現我國進出口企業國際化對接,同時會更加穩定我國進出口的貿易結構,在原有的規模和貿易合作國基礎上更加穩定的進行擴張和進一步發展,為我國的經貿發展和進出口貿易結構帶來非常有利的影響和積極的作用,
四、結語
綜上所述,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形勢、收支情況和對外貿易結構都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和變化,總體表現來看,匯率的變動頻繁對各方面的影響都是弊大于利,尤其是對于對外貿易結構的影響,會極大的改變原有的相對成熟和穩定的貿易結構,造成國際貿易形勢的極大變化。所以,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我們要特別注意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實現其緩慢有規律的增長,注意控制貿易順差,實現我國對外貿易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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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貶值;進出口貿易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快速流動,進出口貿易迅速擴張成為各國宏觀經濟的重要部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的現在,日益高漲的進出口貿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使得進出口貿易與人民幣匯率利益攸關。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一般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人民幣有效匯率穩定性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二是匯率的預期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三是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一、匯率水平的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一)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1)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積極影響。第一,人民幣的升值導致我國進口產品價格下降,從而加大了我國對國外先進設備的進口力度,為我國企業技術的向高層次轉變提供良好條件。第二,人民幣的升值加大了我國企業外來投資的能力。企業可選擇原材料價格高的行業進行投資,從而減低企業成本、提高利潤、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第三,人民的升值減少了貿易摩擦、緩和了與國際貿易伙伴的關系。
(2)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消極影響。第一,人民幣的升值沖擊了我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我國大部分出口企業為勞動密集型企業,比如工業制造業、文化用品等行業,屬出口優勢行業,而化工、交通工具等行業資本比較密集處于劣勢狀態。結構層次很低出口企業價格彈性比較高,議價能力比較差且技術含量不高。出口產品在價格上漲一定百分點的同時,相對應的出口產品數量會增速下降相應的百分點這樣的一上一下抵消了我們出口企業原材料、勞動成本以及產品價格低的優勢。這樣如果人民幣快速升值超過企業所能夠承受的壓力范圍,出口企業就會把部分產品轉銷到國內從而影響國內市場,導致國內市場競爭加劇。第二,人民幣的升值導致外商以外幣投入我國的資本發生相應的貶值。外商通常會以人民幣現匯的方式在我國國內直接投資,希望以此來減少相對應的投資成本,從而來避免貶值狀況的發生。除了以上如果人民幣發生貼水,匯率損失也是不可忽視的,這樣就對外資的引進造成了一定的困擾,打消了外商對我國投資的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第三,人民幣的升值導致了出口成本的增加。加大了企業對外出口機器設備、材料時的成本,進一步加大企業對外經營合作的風險。對外貿易企業和國際公司在進行期末結算時面臨著匯率風險的增強,并致使收益減少、損失加大,回國利潤縮水情況嚴重。
(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實際不影響我國進出口商品的本身價值,它是通過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來體現的。
(1)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積極影響。第一,人民幣貶值致使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外國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上升,從而擴大了我國的出口規模。第二,人民幣貶值,我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升,從而抑制我國對進口商品的需求,使進口的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人民幣貶值后在我國所出口商品的外幣沒有下跌的前提下,我國出口取得的同樣數量的外幣可以換取更多的本幣,從而使得出口廠商的利潤增加,有效地提高了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擴大了我國的商品出口的規模。第三,人民幣貶值后,因進口商品本幣的價格提高,一些國內發展不理想的工業可以借此生存和發展起來,所以,即使由于一些原因人民幣貶值后我國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并不大,卻依然可以抑制進口。總而言之,人民幣的貶值,可以起到抑制進口,擴大出口的作用,從而改善我國的進出口貿易。
(2)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消極影響。第一,人民幣貶值后,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雖然下跌,但是外國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不會馬上加強,我國對他國的出口商品數量也不會急速增加。同時,我國進口商品的數量也不會隨即貶值從而造成進口價格提高而立即減少。貶值對于我國出口的擴大,進口的一直要等到一段時間之后才能發揮作用。所以在人民幣貶值的初期,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狀況是不穩定的,甚至會出現惡性反應。這種時滯性的影響我們稱它為j曲線效應。第二,人民幣的貶值是否能很好地改善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還要看進口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馬歇爾勒納條件規定只有進口商品需求彈性和出口商品需求彈性的絕對值之和大于1時,人民幣的貶值才能對改善我國進出口貿易起到作用。在小于1和等于1時會導致進出口貿易惡化。
二、匯率穩定性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人民幣有效匯率的頻繁波動會引起進出口企業在生產、銷售是的不確定,為了減少和規避風險一些企業會減少國際貿易,從而減少了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收支,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為了使企業不受匯率波動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調節人民幣的全部超額供給和需求,承擔匯率波動風險。在面對匯率波動的風險時,我國進出口企業更傾向有采取保守的方式。人民幣匯率的過度波動明顯不利于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三、匯率的預期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自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值壓力,進出口貿易高水平的雙順差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主要原因,由于預期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會隨著匯率的升值而提高,致使出口商品增加,而國內出口商品為了規避匯率升高帶來的出口量下降的風險,會提高出口產品價格以此增加外匯收入,擴大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順差。短期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有利于我國進出口貿易,但是隨著雙順差的持續,如果預期變成現實,那么人民幣匯率升值將會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甚至導致我國進出貿易出現逆差。很多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將會因為喪失價格優勢面臨破產。
四、結束語
近幾年來雖然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一直保持順差并不斷增長,但是順差的持續也導致了諸多的問題。例如,外匯的增長,通貨膨脹風險的加劇等,自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國家面對困境,是對我國巨額的貿易順差進行的嚴厲批判,普遍認為造成了人民幣的嚴重低估,從而要求人民幣升值。我國不能只是依靠調節人民幣匯率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應該提高技術水平,提高資本技術密集商品的出口,提高高技術產品自供自足的能力從而降低對外進口的比重,降低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同時提高進口商品的議價能力,增加我國國際貿易的競爭能力,不斷改善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數量和質量,從而達到持續和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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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閩臺進出口貿易
地理位置、經濟政治背景比較
福建省作為我國一個沿海開放地區,地處我國東海之濱,面對臺灣,接近港澳,是距離東南亞、西亞、東非和大洋洲最近的省份之一,并且也是全國第二大僑鄉和臺灣同胞主要祖籍地。華僑港澳臺胞在推動福建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建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是最早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全國進出口高速增長的大環境,給福建省的經濟發展和進出口貿易帶來了良好的氛圍,帶動和促進了福建的經濟騰飛。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國家政策使全省已形成多層次、寬領域的開發格局,經濟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臺灣省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個寶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經濟背景使得它更便于與祖國內陸和國際地區進行經貿合作。同時,臺灣與美國、歐洲、日本等東南亞國家也都有著大量的經濟貿易,與福建等內陸各省更是早有密切的民間文化交流。在兩岸尚未實現直接“三通”,經貿關系尚未實現正常化情況下,兩岸的經貿關系已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祖國內地已成為臺灣最主要的投資地、最大出口地之一及最主要貿易順差來源,兩岸經貿關系對臺灣經濟正產生越來越重大的影響。
進出口貿易總體比較
“九五”期間,福建省累計出口額大約518億美元,比“八五”翻了近一番,年遞增10.3%。2000年,福建進出口貿易總量首次突破200億美元,達到212.23億美元,居全國第6位。2001年全省進出口貿易工作取得新的進展,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226.2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6%。其中出口139.22億美元,增長7.9%,高于全國1.1個百分點,出口規模繼續保持全國第6位;進口87.04億美元,增長4.7%,保持了較大的貿易順差。2002年全省進出口貿易總額達284億美元,其中出口173.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75%;進口110.2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6.7%。全省已初步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同世界上20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合作關系,全年出口上千萬美元的商品共有60多種。福建外貿發展已經呈現出由“求量”向“重質”的轉變。福建經濟快車之所以能夠長期迅跑,很大程度得益于外貿這匹強勁有力的“黑馬”。福建外貿發展呈現出五大特點,即: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檔次不斷提升;貿易方式有新的轉變,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貿易項目明顯增多;出口市場趨于相對均衡;對外貿易實現“順差順收”的良性局面;外貿經營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從1995年到2002年的進出口貿易指標上看,臺灣的進出口貿易呈現波浪式的起伏波動:2000年達到最高值,進出口總額為2883億美元,其中出口額1483億美元,進口額1400億美元;而2001年卻呈現出衰退跡象,進出口貿易總額甚至低于1997、1998、1999三年。在經歷了2001年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后,2002年臺灣省的經濟貿易開始緩慢復蘇,其主要原因來自于出口增長,1至9月,對外出口增長5.1%,其中對內地出口成為帶動臺灣產品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在國際經濟景氣尤其是兩岸貿易大幅增長的帶動下,臺灣對外貿易扭轉頹勢,對帶動經濟走出谷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島內的民間消費及民間投資仍然疲弱,使整個經濟呈現“外溫內冷”的狀況,全年經濟呈現低增長態勢。(見表1)
從以上具體數據可以看出,福建省的進出口貿易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臺灣則呈現上下起伏波動的形勢。雖然福建省的進出口貿易在近年有相當快的發展,在全國也排名前列,但與臺灣相比還是有較大的差距。到2002年為止,福建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只為臺灣的1/10左右,進口額差距則要更大一些。因此,福建的進出口貿易要達到臺灣現在的水平仍然需要一定的時日。
進出口市場、地區比較分析
經過改革開放和對外貿易的短短20年時間,福建省的出口市場結構進一步趨于合理,多元化市場戰略取得新的突破。以前,東南亞一直是福建外貿出口的傳統市場,近兩年,福建對世界各大洲的出口全面增長,特別是對俄羅斯、東歐、中東、韓國、非洲、中南美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增長迅猛。對香港和日本的出口占亞洲的前兩位;對德國、英國、美國也都有大量出口,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2001年,全省實際商品出口國家與地區達193個,對亞洲出口61.9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值的44.5%,對美國、日本、歐盟、香港四大傳統市場合計出口97.8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值的70.2%,美國已經一躍成為福建最大的出口市場。
對臺灣省來說,美國是其出口的第一大市場,占總出口的23.7%,至今仍然穩定增加,從1996年的26.866億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34.81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14.6%,主要原因是美國的經濟景氣繼續擴大,臺灣對美國的出口(以信息通訊機器為主)有順暢的增長。其次,香港是臺灣出口的第二大市場,2000年出口額達31.336億美元。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出口劇增,從而導致對臺灣原材料、部件等的進口需求增大,臺灣經由香港對中國大陸的間接出口增長堅挺。日本是臺灣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但在1997年,對日本的出口由于口蹄疫發生而導致豬肉出口停止,另外也由于日本經濟恢復緩慢的影響而劇減,從1996年到2000年出口額平均為13億美元左右。對亞洲出口則為總出口的一半以上,且呈現快速增長,其中同上年相比,對日本出口增長44.1%,對東盟五國增長32.1%,對香港增長24.9%。因此,可以看出美國是福建和臺灣的第一大出口國。福建的出口有往歐洲和美洲擴大的趨勢,而臺灣的出口則逐漸向亞洲擴展。
進口方面,福建省對亞洲的進口主要來自于日本,最高時期(2000年)達到13.15億美元,對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較大量的進口;歐洲主要從德國、意大利及英國三個國家進口,最高進口額為1998年對德國的3.23億美元;美國也是福建省較大的進口國之一,且年進口量呈逐步遞增趨勢,從1997年的6.23億美元發展到2001年的8.08億美元。2001年,全省與世界上110個國家與地區開展進口貿易,進口5000萬美元以上的國家與地區共有20個。
臺灣最大的商品進口來源是日本,2000年達到3.86億美元。其次是美國,由于臺灣的有關信息通訊產品的出口堅挺,導致對美國電子部件的進口需求旺盛,2000年達到最高值2.51億美元。但是臺灣對日本和美國的進口都呈現了逐年上下波動的形勢,可見國際經濟政治和臺灣內部的經濟變動對進出口貿易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同時,臺灣對韓國、馬來西亞、法國、德國也有較大量的進口。
進出口商品結構比較分析
近幾年來,福建省不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外貿出口格局也不斷優化。初級產品所占比重進一步下降,工業制品出口保持較快增長,二者的比例由1999年的17.4:82.6調整為2001年的9.3∶90.7。2001年全省初級產品出口13億美元,比上年減少近7000萬美元,占全省出口總值的比重由上年的10.6%降到9.3%,工業制品出口126.3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的比重突破90%。2002年機電產品出口68.04億美元,同比增長41.44%,占全省出口總額的39.17%;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2.34億美元,同比增長82.07%,占全省出口總額的18.62%。高新技術產品、機電產品成為拉動福建外貿增長的主要動力。電子行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企業是通過利用外資改造發展起來的,新開發的出口商品有電視機、錄像機、電話機、電腦、音響、電子元器件等六大類,農業、食品制造業、建材、機械、石化行業等也通過利用外資得到很大的提高和發展。
同樣,在臺灣省的出口產品中,工業產品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2001年達到1462.15億美元,其次才是農產加工品和農產品。可見,福建的工業制品出口雖然占到全省出口比重的90%,但仍然不及臺灣的十分之一。在出口商品結構方面,電氣機器、電氣器材與機械均處于前兩位。臺灣對中國大陸間接出口的主要商品項目有:電機設備及部件、機械設備、塑料原料及制品、人造纖維絲、工業用紡織品等。其中電機設備所占比重最大,達到15.9%。另一方面,從增長率看,電機設備及其部件比1996年增長30.8%,鋼鐵制品比1996年增長29.5%,這兩項在工業產品中的出口增長率最為顯著。
進口方面,福建省的進口商品種類廣泛,主要以工業制品中的機器設備為主。2002年福建省機電產品進口62.08億美元,增長43.7%;高新技術產品進口28.68億美元,增長65.4%。而臺灣省的進口額中,原材料占最大份額,2000年達到897.78億美元,其次是資本貨物和消費品。福建進口的原料配件及設備所占比重相應提高到88.4%,初級產品所占比重下降到11.6%。化學成品、紡紗織物、鋼鐵、機械及運輸設備等商品占絕大多數,技術引進和設備進口主要集中在郵電、汽車、輕工、食品等。在所有的進口商品中,規模超過1億美元的就有7大類。
伴隨著科技產品世界市場占有率的不斷提高,臺灣進口的機器設備和零部件也不斷增加。臺灣與中國大擊的進出品貿易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受到民間投資活躍等因素的支持,臺灣對中國大陸的間接進口額,主要以農業、工業原材料為主,達到39.15億美元。
從以上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的進出口貿易及整個經濟水平都與臺灣有相當大的差距。這是與它們各自的經濟政策,政治背景緊密相關的。兩省的進出口貿易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也存在著各自的特色。總體來說,由于歷史、政治、經濟的原因,臺灣進出口貿易與福建省進出口貿易無論在規模上、速度上、結構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區別。福建屬祖國大陸同一經濟體,這種與臺灣地區的差別是正常的,隨著改革開放,內地已成為臺灣最重要的投資、出口地之一,內地對臺灣的進出口貿易在臺灣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同時也加強了內地與臺灣的經貿合作。如果兩岸能夠消除人為的屏障,隨著交往的日趨頻繁,閩臺的進出口貿易將呈現越來越緊密、互補、共榮的特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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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進出口貿易;FDI;協整分析;Granger檢驗;西安市
中圖分類號:F752.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8-0133-03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FDI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將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各個地區紛紛將引進外資與擴大對外貿易作為一項重要的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西安市緊緊抓住西部大開發、國家級西咸新區、關中天水經濟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等重大發展機遇,一方面積極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大力發展出口工業,另一方面積極吸引外資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由此促使了進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2015年,西安市進出口總額為240億美元,是“十一五”末的2.3倍;實際引進外資153.23億美元,是“十一五”末的2.6倍。西安市進出口貿易與FDI的同步快速增長是否存在某種內在聯系,或者說FDI是否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對外貿易增長、是否有利于吸引外資,是一個頗具現實意義的經濟問題。
近年來,學者們對進出口貿易與FDI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楊迤[1]、胡恒松[2]分別采用回歸分析和狀態空間模型研究了我國FDI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得出FDI能夠顯著促進我國的對外貿易。劉曉玲[3]、王華[4]、陳一鳴[5]分別運用虛擬變量回歸、協整理論與VAR模型分析了湖南省、江蘇省與山東省等中部、東部省份FDI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結果均表明FDI能夠促進相應省份對外貿易額的增長。總的來說,已有文獻的研究范圍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與中東部省份,較少涉及西部省份及其省會城市。因此,本文選擇西部省會城市西安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協整理論與格蘭杰檢驗研究了西安市進出口貿易與FDI的內在關系。
一、西安市對外經貿的發展狀況分析
長期以來,西安市進出口貿易呈現“出口強、進口弱”的發展現狀,出口吸引外資的能力明顯強于進口。具體來說,1993―2008年期間,出口貿易額均超過進口貿易額,貿易~大小關系表現為出口強于進口;2009―2012年期間進出口貿易進入調整期,貿易額大小關系表現為不斷更替;2013年以來,進口貿易額超過出口貿易額,貿易額大小關系表現為進口強于出口。從出口的地區與國別來看,主要的出口地區是亞洲,其次是北美洲和歐洲;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是香港、美國與韓國;主要的進出口貿易方式為進料加工貿易、一般貿易、海關區域進口設備與物流貨物;主要的進出口商品是核反應堆、機器、鍋爐、機械器具、電氣設備、電視圖像、電機、錄音機與放聲機等。
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深度融入與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的快速推進,西安市對外開放取得新突破,經濟外向度明顯提高,吸引外資規模逐漸擴大,2015年外商直接投資40.08億美元,合同金額19.37億美元。從外商投資的方式、行業、來源地與目的地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較為單一,主要的投資方式為外商獨資企業;外商投資的領域較為廣泛,主要的投資行業為制造業,其次為信息傳輸與批發零售業、計算機服務與軟件業;外商投資的來源地較為聚集,主要的投資來源地為亞洲的韓國,其次是香港和新加坡;外商投資的區域較為集中,主要的投資目的地為西安高新區與經濟開發區,其次為城六區。總的來說,按照外商投資的規模可以將西安市FDI的發展歷程分為4個階段:(1)1983―1991年的探索階段,這一階段的FDI表現為規模小、基數低。(2)1992―1996年的高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FDI表現為投資領域拓寬、基數增大。(3)1997―2003年的調整階段,這一階段的FDI表現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上下波動。(4)2004年至今的快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FDI增幅較明顯。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與數據選取
選取西安市1993―2015年的進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樣本數據,分別用IM、EX和FDI表示進口值、出口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為了消除可能的異方差,分別對上述變量取自然對數。數據來自《西安統計年鑒》。
(二)平穩性檢驗
為了避免可能的偽回歸現象,對時間序列變量lnIM、lnEX、lnFDI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當檢驗形式為存在趨勢項、截距項時,lnIM、lnEX、lnFDI三個時間序列ADF檢驗的P值分別為0.513 9、0.723 4、0.854 1,均遠大于0.05,說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三個變量均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序列。而以上三個變量的一階差分ADF檢驗的P值分別為0.000 1、0.000 4、0.039 7,均小于0.05,說明三個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
(三)Johansen協整檢驗
通過滯后期準則檢測發現,2階滯后的VAR模型較優,選擇Trace統計量對變量lnIM、lnEX、lnFDI進行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在5%的檢驗水平下,lnIM、lnEX、lnFDI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運用OLS法確定的協整關系式為:lnFDI=
-4.4825+0.1014lnIM+1.1463lnEX,調整R2為0.9721,DW值為1.5317,說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優,解釋能力為97.21%。對殘差項進行平穩性檢驗,得到ADF檢驗的P值為0.000 9,可以認為殘差項是平穩的,所以協整方程能夠解釋lnIM、lnEX、lnFDI之間的長期平衡關系。由協整方程可知,西安市出口與進口貿易都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但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出口貿易每增長1%將促進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1463%,而進口貿易每增長1%僅僅促進外商直接投資增長0.1014%。
(四)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表明出口額、進口額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平衡關系,但這些變量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可以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見表3。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期分別為1、2、3時,進口既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Granger原因,也不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資不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卻是進口的Granger原因;出口既是外商直接投資的Granger原因,又是進口的Granger原因。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西安市進出口貿易與FDI的實證分析,得到以下結論:(1)出口額、進口額與FDI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出口與進口貿易都對FDI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但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出口貿易每增長1%將促進FDI增長1.1463%,而進口貿易每增長1%僅僅促進FDI增長0.1014%。(2)出口貿易有利于擴大FDI與進口額,同時FDI促進了進口貿易的發展,進口貿易對出口與FDI的影響有限。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經過多年建設與發展,西安市的對外開放能力已得到顯著提升,但也存在一些明顯不足,如在金融服務、信息來源、市場開放等方面的投資環境仍需改善;投資結構不合理、大型項目的引進稀缺;外資企業投資方式單一、技術溢出效應有限。
為了促進西安市進出口貿易與FDI更加協調、快速的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優化對外貿易環境。進一步強化企業與政府在對外貿易過程中的主導作用,針對企業在技術、資金、人才方面的困難,政府部門應加大扶持力度,努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完善網絡平臺建設,創新引資的體制機制,為企業營造高效化、法制化、便利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2)加快對外合作載體建設。依托高新保稅區與西安保稅區的平臺基礎,積極申報陜西航空保稅區、自由貿易@區,加快電子口岸建設,提升口岸的貨物通關能力,努力將“西安港”建設成為國際中轉樞紐港。(3)提高對外貿易發展水平。搶抓絲綢之路國家戰略機遇,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經濟,擴大對外開放程度。加快外貿結構升級,優化進口結構,推動新型外貿業態與進口融資租賃快速發展。依據西安市發展需要,及時調整具體策略與發展規劃,加大短缺資源與原料的貿易規模。深化對外投資合作,提高FDI利用效益,積極引導外資向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先進制造業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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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科技的不斷進步,以及社會公眾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綠色環保的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隨著低碳經濟的提出,各國的服裝紡織企業紛紛對于改進服裝紡織生產,促進服裝貿易可持續發展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關注。為了能夠在保持并促進服裝貿易經濟增長水平的同時,不斷對于服裝紡織行業的生產技術標準進行提高,各國不斷采用通過新的行業法規或標準的方式使本國服裝紡織產品的質量得到改善和提高,同時,進口國通過國際貿易政策作為壁壘,對于低標準的產品輸入進行限制。從服裝紡織行業的發展角度看,各國的新法規和新標準確實有助于促使服裝紡織企業完成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的轉變,也有助于促進服裝紡織產業的升級,同時對于保護生態環境、維護人類的生命健康也有很大的幫助。然而,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行業技術水平畢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國際服裝貿易的發展也十分不平衡,這就導致了服裝紡織產業的行業標準的國際化進程很難能夠在世界的范圍內得到一致的認可。假如發達國家以其發達的社會經濟背景為支撐,利用先進的行業技術優勢在是世界范圍內強勢推行服裝貿易行業的國際化標準,必然會極大程度地扭曲國際服裝貿易的發展格局,特別是會極大程度地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服裝進出口貿易。近年來,由于世界經濟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崛起,發達國家的服裝貿易逆差正在不斷擴大,針對于這一現象,歐、美等發達國家甚至將服裝進出口貿易和經濟、政治目的相掛鉤,通過各種借口和理由對國際服裝貿易的自由化進程進行阻撓。
從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客觀實際看,自進入WTO以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貿易中一直遭遇黃燈。在取消配額制度以后,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并沒有因此得到解放,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自由化局面并沒有因此而出現,以歐美的發達國家為代表,我國服裝出口貿易一直遭受到設限,并且受到他們所謂的“中國”的影響,在服裝出口貿易方面一直遭受到各種限制措施。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所引起的輿論影響和示范效應,其他國家或地區也作出了一些跟風的反應,針對我國的服裝紡織產品制訂并實施了一系列限制貿易的措施,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響。
盡管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貿易環境中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但是最終還是要從經濟發展的影響上尋找根源,為此,回顧我國經濟與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歷程,分析經濟發展對于我國服裝進出口的影響,有助于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行業明確自身在國際貿易中所處的位置,制訂出有效的應對措施。
一、經濟起步階段的服裝進出口貿易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我國的工業發展幾乎是零基礎,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封鎖,在服裝紡織行業的目標是要能夠盡快地解決我國廣大人民的穿衣問題。為了盡快實現這一目標,國家立足國內現有資源,特別是依靠農業基礎,憑借天然原材料重點促進棉紡織工業的發展,兼顧絲織、麻、毛以及化纖等服裝紡織工業的發展。經過全國人民的團結努力、自力更生,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的服裝紡織行業已經發展成為具有豐富品種和齊全工業門類的產業部門,為我國的服裝紡織產業和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階段,我國服裝紡織工業的發展主要還在于滿足國內的需求,產量主要多用于自給自足,服裝進出口貿易的量非常少,出口的紡織類產品也主要是初級產品,被出口用于吸引外匯從而進口國內經濟建設所必須的物資。舉例說明,在1978年,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額僅僅是24.3億美元,這一數字在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非常微小,也由于當時我國與國際服裝紡織品貿易及世界服裝紡織行業的聯系很少,因此在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中與國際上的糾紛和摩擦也較少。
二、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的服裝進出口貿易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促使我國服裝紡織工業的發展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服裝紡織產業的發展終于走出自給自足的發展模式,從內需型的導向轉變為出口導向型。在這一時期,國內服裝紡織工業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基于,不斷進行企業改革的探索和深化,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模式對國有服裝紡織企業進行改革,在對外方面,服裝紡織工業以增加出口創匯為契機,擴大對外開放,不斷向外向型經濟進行轉變。在經濟發展的刺激,以及內外兼顧的發展戰略作用下,我國服裝紡織行業的工業基礎得到了十分顯著的提高,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能力也得到了持續的增強。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在1986年至2001年間,我國的服裝紡織品出口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5.4%,在世界服裝紡織品進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不斷攀升。到了1994年,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的服裝紡織品出口國家,并將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現在。2001年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534.76億美元,在世界服裝紡織品進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也從1980年的4.6%上升到了15.71%,說明在服裝進出口貿易方面,我國已經躋身成為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大國。
伴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能力也在不斷得到增強,服裝紡織產業的外向型特征不斷突顯,但是貿易糾紛在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增加。這一階段在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所遭遇的貿易糾紛和貿易摩擦中,我國往往處于孤立而被動的境地,總結原因有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當時我國還未成為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或MFA(《多種紡織品纖維協定》)成員國,因此在進行服裝進出口貿易協定的談判中,始終無法獲得GATT或MFA的支持和保護,使我國經常陷入被動、孤立的境地,因此在迫于壓力的情況下簽訂的協議經常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第二,在進行服裝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由于缺少類似于GATT或MFA這種多邊貿易組織的監督和約束,貿易進口方經常以各種借口和理由制造貿易糾紛和摩擦,更過分地會單方面地擴大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設限額度和設限范圍,對我國的服裝類產品配額進行扣減,相 比于其他是貿易組織成員的國家,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處于明顯不平等的地位;第三,因為當時我國未成為GATT或MFA成員國,在服裝進出口貿易糾紛中無法通過這些機構解決貿易爭端,即使能夠上訴到這些機構通常也無法得到公正的裁決。
總結這一階段,在我國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由于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地位,使我國在服裝進出口貿易糾紛中遭受了很大的經濟利益的損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三、經濟發展調整階段的服裝進出口貿易
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2002年之后,我國終于能夠以WTO成員國的身份正式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貿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的商機和活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極大了減輕了配額對于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束縛,使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能夠在更為廣闊和自由的環境中參與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活動,使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出口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在2002年至2004年間,我國對歐、美市場的服裝出口貿易增速達到了32.96%,在歐、美等國家的市場占有率也得到了穩步的提升。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增長和服裝進出口貿易業務量的增加,我國在服裝進出口貿易中遇到的貿易糾紛和摩擦也在迅速增加,遭遇到的設限范圍之廣、設限數量之多也是前所未見的。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統計,我國在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一年在世界反傾銷案件占了276起中的47起,數量達到了世界第一位。俗話說樹大招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世界上一些國家的警惕,無論是歐、美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紛紛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加大了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打擊。在這一階段,各國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摩擦和打擊主要通過五個方面的途徑進行。第一,故意將世界紡織品配額的釋放進程推遲。ATC(《紡織品和服裝協議》)規定了成員國要在1995年1月1日到2005年1月1日完成全球范圍內的服裝進出口貿易一體化進程。然而,實際情況是各國在進行每個階段的執行時,其增加的一體化金額遠遠低于數量,并未達到ATC所規定的配額追加增長要求。這種要到最后的時刻才將配額全部釋放的行為不但抑制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而且使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長期性的處在扭曲的狀態,不利于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第二,歐美等國家長期對中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實行高壓政策。這些國家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頻繁地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進行施壓,更過分地是在國際社會中肆意鼓吹中國。美國的紡織品行會還通過聯合各洲的國會力量以及紡織工人的組織對世界范圍內的紡織品貿易相關議題進行施壓,矛頭指向中國和印度。在歐美等國家的影響下,世界上共計65個國家相關行業組織簽署了《伊斯坦布爾公告》,規定世界貿易組織講紡織品配額制度延長到2007年底,極大了損害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利益,影響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第三,發達國家通過采取雙邊協定、補貼以及高關稅等各種方法和手段達到限制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目的。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統計,2003年,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等國家的服裝進口關稅平均為7%到10%,甚至有達到30%的高關稅,是在所有進出口貨物中關稅最高的產品。根據國際紡織品服裝局的數據統計顯示,2001年美國的進口關稅收入中,有42%是來自于紡織品或服裝類貨物。此外,美國、加拿大以及歐盟等國家還通過雙邊協議的方式對非洲及加勒比國家以及其他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給予貿易優惠的待遇,例如免配額、免關稅等方式,這種行為一方面對于缺乏優勢的紡織業生產地區起到了扶持作用,使國際服裝進出口貿易格局遭到扭曲,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為了擴大面料出口,變相地對本國紡織業進行補貼的手段。由于我國并不屬于世界上的任何組織或集團,不僅不能享受到進口國的優惠待遇,還要受到進口國最嚴厲的限制,使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遭到了打擊,蒙受了不必要是損失。第四,通過各種借口和理由對我國服裝出口貿易進行設限。長久以來,歐美國家一直警惕我國的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一直保持高度的重視。在我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這些國家不斷地對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進行挑釁,同時采取了各種限制措施。由于這些發達國家十分擔心我國的服裝進出口貿易會對其國內市場造成擾亂,會對其國內經濟發展造成威脅或者損害,因此經常尋找借口講對于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制裁進行延長。這種對貿易設限的延長,使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在國際貿易的競爭中,長期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抑制了我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四、結束語
隨著全球經濟的持續發展,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也將更加自由化,更加一體化,但是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貿易保護的現象還將繼續在國際貿易的舞臺上繼續保留一定的戲份,并且將不斷地衍生出更多新的保護措施和貿易保護的相關理論,通過更加靈活而隱蔽的方法對全球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各個方面造成影響。因此,為了促進服裝進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加快世界服裝進出口貿易的自由化、一體化進程,關鍵在于保證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從而減少貿易保護的情況發生,最終使這種現象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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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一帶一路;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
基金項目: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老區精神與老少邊地區發展研究中心2016年科研項目(編號:LQ15A02,負責人:周叮波);百色學院2015年特色優勢專業建設項目(編號:2015TSZY02)
一帶一路戰略使得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變得更加密切,對廣西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發展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促進作用。然而,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使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強化,貿易風險由此不斷加大。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其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是促進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舉措。但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還存在諸多方面的問題,因此,必須對其進行有效的分析,并制定針對性的策略,全面強化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能力。
1.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的重要性
1.1 我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實施的重要要求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進程不斷加快,對我國整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廣西作為我國農業生產大省,其各項農產品在出口貿易中具有較高的競爭優勢,近些年來其對農產品進口的需求也在不斷擴大。而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實施有效的貿易風險控制成為當前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我國實施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重要要求,其風險控制情況將直接關系到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各省及各國農產品乃至整個貿易的發展,對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從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來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顯得十分必要。
1.2 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近年來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取得了高速的發展成效,其所帶來的收益不斷增多,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廣西農產品貿易更是呈現出不斷高速發展的趨勢。而在貿易風險不斷加大的當前,其對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所以必須全面強化對農產品貿易風險的控制,以此提升廣西農產品貿易發展的有效性,爭取更多的利潤。進出口貿易能否取得健康長期發展,關鍵在于對全球化背景下貿易風險的控制情況,因此從當前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不斷實施情況來看,全面強化風險控制是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實現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1.3 有助于減小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風險和損失
貿易風險的存在使得廣西農產品在實施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很多的損失,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沿線各國經濟金融的聯系更加密切,貿易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將被放大,各項農產品進出口風險會威脅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強化風險控制時減小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及其損失的關鍵所在,也是當前我國整個貿易發展所面臨及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必須要給予其充分的重視。
1.4 能夠有效提升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整體競爭力
隨著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不斷實施,使得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變得越來越頻繁,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實現了新的發展契機,其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充分借助于一帶一路發展的機遇,加強與周邊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強化風險控制,減小風險損失,進而提升其農產品出口貿易的整體競爭力。在農產品進口方面,其可以根據現實需求選擇性的進口所需要的農產品,實現全放聯動的風險控制模式,有效降低農產品進口的成本,更好地滿足本地區市場的需求。
2.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存在的問題
2.1 對一帶一路的把握和利用程度有限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實施的必然性戰略,其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個方面,對各行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在風險控制方面還存在諸多的問題,首先是對一帶一路的把握和利用程度不高,使其難以通過與貿易國家之間的深入合作實現對風險的有效控制。從比較優勢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農產品生產和進出口方面都具有各自的優勢,而隨著貿易的不斷發展,其風險性因素不斷增加,對其控制程度將直接影響到整個農產品貿易的發展。廣西在進行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還沒有對其有效的把握,使其難以通過有效的風險防范措施來服務于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進而限制了其貿易的健康有序發展。
2.2 政府部門的支持和引導政策不到位
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支持和引導對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具有十分關鍵的影響。當前在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政府部門的相關工作還存在諸多的不足之處,使其所面臨的貿易風險具有不斷加強的趨勢,長期來看將嚴重影響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一方面,目前政府部門對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整體把握程度有限,難以根據一帶一路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來服務于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對各項風險因素的考量不周,對風險的具體識別與規避沒有進行有效的指導。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現有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措施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施行,使得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在實施風險控制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難以強化風險控制能力,進而限制了其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
2.3 對國際貿易市場風險的預測和應對能力有限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強化,使得國際貿易所面臨的風險因素不斷增多,其復雜性不斷提升,尤其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各國的農產品貿易往來更加密切,其風險的識別與控制難度不斷提升。廣西農a品進出口貿易在發展的過程中還缺乏對市場風險的預測和應對能力。一方面,隨著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推進,各項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因素變得越來越復雜,其預測的難度不斷提升,而大部分農產品進出口企業的規模較小、能力有限,因此在風險預測方面存在事實上的難度。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農產品貿易風險具有不斷變化和增強的趨勢,使得廣西農產品貿易企業在風險控制方面難以采取傳統的方法與模式,貿易風險控制的難度不斷增大,進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產品貿易的順利發展。
2.4 缺乏專業化的農產品貿易風險控制人才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對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斷提升。在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方面,其還缺乏專業化的貿易風險控制人才,對其整個貿易的發展都造成了諸多的不利影響。一方面,行業內現有的從業人員難以得到關于貿易風險方面的有效培訓,使其在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方面的各項技能得不到有效的提升,進而限制了整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風險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廣西農產品貿易企業的整體規模較小,其利潤水平有限,使其在實施對外貿易的過程中難以通過制定和實施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等從外部引進專業化的農產品貿易風險控制人才,現有的風險控制人員團隊得不到有效強化,限制了其貿易的整體發展,因此使其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農產品貿易變得更為艱難。
3.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風險控制的對策建議
3.1 全面提升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把握和利用程度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要想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必須要首先提升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把握和利用程度,充分借助現有的機遇,提升風險控制意識。一方面,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農產品貿易需求進行分析,對其各項農產品貿易政策進行解讀,在此基礎上完善其農產品進出口策略,根據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情況逐步推進其貿易策略。另一方面,要通過有效的市場分析,對一帶一路戰略可能會帶來的諸多層面的影響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進行風險防范,提升整個農產品貿易行業的風險意識,充分借助一帶一路戰略促進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3.2 強化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支持和引導能力
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支持和引導能力是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得以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的關鍵性舉措。一方面,政府部門要通過對一帶一路背景下農產品貿易風險因素及其變化進行分析,對現有的農產品貿易政策進行修正和完善,根據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現實發展情況,對其風險控制情況進行有效的指導,避免其在貿易過程中面臨較大的損失。另一方面,要根據整個農產品貿易的發展情況,創新貿易風險控制機制,充分提升對一帶一路未來發展的預測能力,完善政府部門的各項職能,制定有效的風險預防和控制機制,使得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風險控制能夠具有充分完善的保障。
3.3 加強對國際貿易市場風險的預測與應對能力
有效的風險控制得益于對風險的預測和應對能力,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要想不斷提升其風險控制能力,首先要通過建立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對整個市場的變化進行有效的分析,通過充分借助歷史數據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各項風險因素進行分析,找出其根源,以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為依托,提升對風險的預測能力,便于實施進一步的風險控制。另外,要不斷提升風險控制能力,通過在農產品貿易企業內部建立完善的風險規避體系、風險控制實施體系等方法,對各項風險進行識別,形成協調高效的風險控制模式,全面提升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風險控制能力。
3.4 實施農產品貿易風險控制人才戰略
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企業一方面要根據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沿線各國的農產品貿易情況,對現有的從業人員進行關于風險預防與控制方面的培訓,使其掌握先進的風險控制理念與方法,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不斷提升對風險控制方法的應用能力,切實提升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各企業的風險控制能力。另一方面,要促使各貿易企業通過實施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從外部高校、企業及科研院所中引進一批專業化的貿易風險管理人才,充實現有的人才團隊,使先進的風險控制理念與方法能夠順利流入各貿易企業中,保證廣西農產品貿易能夠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得以實現健康長期發展。
結語
有效的貿易風險控制是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關鍵所在,但是其在貿易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具有不斷加大的趨勢。從本文的研究來看,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應該從全面提升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把握和利用程度、強化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支持和引導、加強對國際貿易市場風險的預測和應對能力、實施農產品貿易風險控制人才戰略等方面出發,全面提升對各項貿易風險的控制。以此實現廣西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健康長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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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進出口貿易總額;回歸分析;統計檢驗
中圖分類號:F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0-0181-04
引言
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騰飛的進程中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但我們需認識到對外貿易是一把“雙刃劍”:控制貿易差額在合理的規模中變化,可以更好的擴大內需,加快國內的經濟增長,使得經濟效用最大化,并且能減少貿易摩擦,減少由自然、政治等不可抗因素帶來的風險。但若對外貿易發展失衡,只會適得其反,后果也是很嚴重的。因此研究中國進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出口差額與中國那些經濟因素有關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自變量的選取
1.本文如下經濟指標作為模型的自變量:(1)年末外匯儲備余額(FER),單位為億美元;(2)匯率(RA),100美元:人民幣;(3)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以1993年為基準點,即1993年CPI=100;(4)國內生產總值(GDP),單位為億美元;(5)實際使用外資(FM),單位為億美元。
2.理論陳述: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并選取模型的自變量:首先,進出口的結果就是外匯的增減,所以該模型自變量中應包含外匯的相關經濟指標。由于外匯儲備是在不停變動的,并且經濟活動經常以年度為結算,因此我們選擇年末外匯儲備余額作為一個經濟變量。其次,理論上來說匯率的變動會導致進出口總額的變動,而世界上大部分經濟活動是以美元作為結算的,因此我們選擇美元與人民幣的比率作為一個經濟變量;再次,居民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會對進出口的數額產生影響,而國內生產總值和物價指數又會影響到人們的消費水平,因此,針對于消費,我們選擇的經濟變量包括:GDP和CPI;最后,我們來考慮外資的投入,外資的投入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進出口數額,因此我們選擇的最后一個經濟變量為實際使用外資(在后文中會用英文分別代表上述6項經濟指標)。
另:為了便于利用各項經濟指標進行分析,本文使用FER、RA、CPI、GDP、FM英文縮寫符號來代替年末外匯儲備余額、匯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使用外資五個自變量。
二、模型的設計
根據上述經濟行為理論,我們建立模型,來研究年末外匯儲備余額 (FER)、匯率(RA)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使用外資(FM)。這五個解釋變量對于被解釋變量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Yi)的影響。
建立模型如下:
Yi = β0 + β1*FER + β2*RA + β3*CPI +β4*GDP+β5*FM+ μi
如模型所示,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呈線性關系。β0 為截距系數,它表示當解釋變量均為零時,被解釋變量消費需求的情況,它是不受解釋變量影響的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起始值;β1、β2、β3、β4、β5為斜率項系數,表示當解釋變量變動一個單位,被解釋變量Yi 相應的變化β1、β2、β3、β4、β5個單位;μi為隨機干擾項,將影響Yi的其他因素歸入其中。
三、模型的建立
利用eviews5.0 軟件,采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模型做回歸分析,從而進行初步的參數估計,所得結果如下頁表:
觀察上表所得參數結果,我們得到如下方程:
= - 222224.3-1.777245*FER-17.68314*RA+1734.801*CPI+
(-2.646738) (-0.905496) (-0.362081) (2.618251)
7.939766 *GDP+56.73498*FM
(6.951976) (0.844364) ——t統計量
R2=0.978682 F=100.9986 DW=2.028819
四、模型的檢驗及修正
1.經濟意義的檢驗。在前文選取變量的論述中,已詳細地分析了各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FER外匯儲備與貿易總額成反比,如當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出現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組織進口,從而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促進宏觀經濟的平衡。GDP 與進出口貿易總額成正相關關系的,即GDP 增加,進出口貿易總額也會增加。而CPI與進出口貿易總額的關系同GDP相似,即居民消費指數在一定程度上與進出口貿易額是同規律變化的。RA匯率對與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影響具有不定性,如匯率升高時,我們要看進口額因此的增加額與出口額因此的減少額哪個較大,視情況不同而不同。FM實際利用外資額對于進出口貿易額的影響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定性,越多地進行對外經濟合作就會越多地給進出口貿易帶來機會,給越多的中國出口商創造契機。因此,對外經濟合作額也應該與進出口貿易總額有正的相關關系。
觀察上述模型,其中FER,RA的系數符號為負,而CPI,GDP及FM的系數符號均為負,故上述模型中的系數基本符合經濟意義。
2.模型統計意義檢驗。(1) 擬合優度檢驗。由上表知,回歸方程的判定系數R2=0.978682,這說明總離差平方和中的97.8682%被樣本回歸直線解釋,只有接近2%的部分未被解釋,因此樣本回歸直線對樣本的擬合優度非常高。但R2中會摻雜解釋變量個數對擬合優度的影響,因此要用殘差平方和與總離差平方和分別除以其各自的自由度,也就是調整后的判定系數表示。調整后判定系數為0.9698992,這一解釋度同樣非常高。
(2) 方程的總體線性的顯著性檢驗(F檢驗)。當顯著性水平為0.05時,F=100.9986>F(5,11)=3.20,F統計量的P值為0.000000,小于0.05的水平,所以認為回歸方程總體上的線性關系顯著成立。
(3) 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t檢驗)。觀察β0,β1,β2,β3,β4,β5的t統計量的P值檢驗結果,我們發現,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只有β3,β4的 t檢驗結果呈現小概率,即P=0.0239
3.模型設定偏誤或存在遺漏項的檢驗。我們采用拉姆齊(Ramsey)于1969年提出的RESET檢驗來檢查模型是否有設定偏誤或存在遺漏項。檢驗結果如下:
我們可以看到,假定模型的F檢驗P值為0.284255,遠大于0.05,說明假定模型不顯著。我們再來看關于方程個變量的RESET檢驗:
我們發現,假定引入的卻是變量的T檢驗P值分別為0.7673和0.9707,均遠大于0.05,為大概率,說明它們相對與被解釋變量Y來說不顯著。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模型不存在模型設定偏誤或遺漏項的檢驗。
4.多重共線性的檢驗。我們對模型進行逐步回歸,得到的結果如下:
我們通過觀察R2大小及t檢驗結果,逐步加入變量,逐步回歸,剔掉不符合檢驗標準的變量,最后剩下變量GDP和CPI,此兩變量與被解釋變量高度相關,從而得到修正模型。
5.異方差的檢驗。
(1)異方差的檢驗。我們利用懷特檢驗的方法對模型進行異方差檢驗,所得輔助回歸模型估計結果及信息如下表:
從上表中的無交互項懷特檢驗可看出,當顯著性水平為0.05時,nR2=230.06542>χ2(4)=9.488,所以存在異方差。實際上,χ2統計量的P值為0.008944,小于0.05的水平,所以存在異方差。
類似的,從有交互項的懷特檢驗(見上表)中,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即當顯著性水平為0.05時,nR2=250.1193>χ2(5)=11.0705,所以存在異方差。實際上,χ2統計量的P值為0.011386,小于0.05的水平,所以模型存在異方差。
(2)異方差的修正。下面,我們對模型的異方差進行修正
我們采用WLS估計法,用OLS法所得殘差的絕對值倒數(1/|e|)作為權重,得到回歸結果如下表五所示。表中得到效果較好的估計,消除了異方差。
為了檢驗異方差修正情況,下面我們對利用WLS修正后的模型進行懷特檢驗:
懷特檢驗顯示,χ2統計量的P值為0.825690,明顯大于0.05的水平,模型已不存在異方差,修正成功。
6.序列相關的檢驗。我們應用LM檢驗判斷模型是否存在序列相關:
檢驗結果表明,含一階滯后變量時的Prob=0.051131>0.05,故隨機擾動項不存在一階序列相關。
結論及建議
1.結論。通過回歸分析方法,我們選擇變量,對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因素建模分析,并對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的檢驗,最終確定模型如下:
Y=-160396.7971+1297.167921*CPI+7.127408211*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