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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法學筆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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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法學筆記

    第1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方法論;馬克思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比較

    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突破都離不開方法論的變革,深入了解不同經濟學體系的方法論是把握好經濟學基本理論的關鍵。本文對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比較,對我國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方法論基礎的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是制度分析,通過考察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經濟學與其它經濟學流派相區別的根本標志。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注重對經濟制度、經濟權力及其歷史變遷的研究,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在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分析個體的經濟行為;把復雜的社會現象歸結為經濟關系,依據經濟關系來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倫理規范,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確定生產關系及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把生產關系的變化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從生產力水平出發,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通過社會實踐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基礎反映了馬克思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并使馬克思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一種范式與其它的經濟學流派區別開來。馬克思經濟學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意義不僅在于其理論,而且在于其方法。

    當代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視為一般和永恒的范疇,從總體上看,其哲學基礎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人性論,并以個人主義作為其研究的出發點。在這一哲學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家運用個量和總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靜態和動態研究法、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法、數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可見,當代西方經濟學從其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出發,側重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這些具體的研究方法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有類似的體現,雖然馬克思并沒有從這個角度進行論述,也沒有使用過相同的名詞。

    二、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比較

    (一)總量研究方法和個量研究方法的比較與評析。個量研究主要以單個經濟主體的活動為研究對象,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研究個體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其特點是把一些復雜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個體經濟主體的現狀和特征。這種研究方法在實踐中主要分析單個企業中要素的投入量、產出量、成本和利潤的決定及單個企業有限資源的配置、單個居民戶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單個市場中商品供求的決定、個別市場的均衡等問題。這種研究方法往往將某一個體的具體情況和局部特征表現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難以注意到宏觀經濟對個量關系或個體經濟行為的影響;二是研究結果常常是有條件的,因為這種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排除一些外部經濟因素來研究個體經濟問題,但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卻常常是事物發展的重要條件,有時還可能會成為影響經濟運行的主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研究方法的運用是有條件的,而且研究結果往往與現實不符。

    總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變動的原因及后果和個量都看成是不變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經濟發展的總體或總量為研究主體,研究宏觀經濟總量及其相互關系。如,在研究消費時,只著眼于社會總消費與總收入、總投資、總儲蓄的相互關系,對個體的消費行為及其變動則不予關注。這種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經濟運動的總體狀況及總體結構,因而其研究結果對把握國民經濟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這種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視個量對總量的影響。

    作為分析經濟的具體方法,不論是總量研究方法,還是個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由于個量與總量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加和關系,有些經濟現象從總體和個體不同的視角來研究,其結果會有所不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就運用了總量與個量研究方法。關于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馬克思有時以個別資本為研究對象,有時以社會總資本為研究對象。在對魁奈的《經濟表》中運用的總體的研究方法,曾給予很高評價。他說:“魁奈的《經濟表》用幾根粗線條表明,國民生產的具有一定價值的年產品怎樣通過流通進行分配,……無數單個的流動行為,從一開始就被概括為它們的具有社會特征的大量運動,——幾個巨大的、職能上確定的、經濟的社會階級之間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資產階級的眼界”,使他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進行錯誤的劃分,因此,他雖然天才地應用了總量分析的方法,卻不能得出完全科學的結論。從馬克思對個量和總量研究方法的運用中,不難發現:第一,馬克思的總量分析總是以個量分析為前提,因而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宏觀分析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貫性。而二戰后以凱恩斯主張的以總量分析方法建構的宏觀經濟理論中,卻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這也是近些年來西方經濟學理論界為之修漏補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馬克思是在對資本主義現實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作了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運用個量或總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經濟學者在運用這些方法時則往往忽視甚至抹煞了現實的階級關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較與評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種經濟變量如何趨于平衡的方法。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曾借用機械力學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來說明經濟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種經濟力量達到均衡所需要的條件和均衡實現穩定的條件。雖然,由于影響均衡的條件經常變動,以致難以達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時,研究各種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極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兩種: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將經濟事件分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對其他部分存而不論。一般均衡分析法則側重用各種經濟因素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來分析整個經濟體系的均衡,重視不同市場中各種商品和資源的產量和價格的相互關系。如果資源供給狀況、消費者偏好、技術函數已知,一般均衡理論便能從數學上證明通過資源和商品價格的自行調節以達到彼此相互適應的水平即均衡狀態。

    均衡分析法側重經濟數量關系的研究,在正確的思想和理論指導下,其科學性不容懷疑。但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在運用這一研究方法時都往往忽視量的平衡背后質的關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質的同一性,這往往會掩蓋事物發展的本來面貌。如,馬歇爾通過市場供求關系的研究,確立了供求相等時的價格為均衡價格,并以此代替價值關系。但他從來不回答為什么供求相等時的價格恰好處在這一水平,而不會處于其他水平。因此,這種分析方法缺乏對價值實體的分析。從均衡方法的具體運用來說,決不能用函數關系代替因果關系的分析。函數分析是量的關系的研究,而因果關系的分析是質的關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關系的研究。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在《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將經濟規律和一切規律分為三類,即因果律、同時律(或結構律)和函數關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經濟律,因為其他兩類經濟規律都可以轉化為因果律”。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也完整系統地運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時馬克思不僅分析了競爭如何使供求趨于一致,同時也著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時的價值決定問題,這實際上是分析價值實體問題,因此,馬克思能科學地揭示價值是價格變動的內在根據。馬克思對社會再生產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會再生產平衡發展的實現比例或均衡條件,但并不說明資本主義經濟是均衡的,而是說明資本主義經濟難以達到均衡,并且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三)靜態和動態研究方法的比較與評析。靜態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時間因素和變化過程而靜止地分析問題的方法,主要為了說明什么是均衡狀態和達到均衡狀態需要的條件,而不管達到均衡的過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時間。當已知條件發生變化后,均衡會由一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如果只著眼于前后兩個均衡狀態的比較,而不考慮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均衡點的移動過程和經濟變化中的時間延滯,則被稱為靜態的研究方法。動態分析方法是對經濟體系變化運動的數量進行研究,通過引進時間的因素來分析經濟事件從前到后的變化和調整過程。漢森在《凱恩斯學說指南》中引用拉格納·佛里舒的話說“不但考慮在某一時點的系列數值并研究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而且要考慮在不同時點某些變數的大小,同時我們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時屬于不同時刻的其中數值的公式,這是動態學說的重要特點。只有通過這種學說,我們才能解釋一種情況怎樣從前面的情況中產生出來。”希克斯在《價值與資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們并不計較日期的經濟理論稱之為靜態經濟學;而把那些對每一個數量都必須注上日期的理論稱之為動態經濟學。”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慮經濟數量在時間上的變化來區分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如何將根據有無時間的變化與有無增長來區分的動態和靜態分析統一起來?阿克利在《宏觀經濟學》中指出:“靜態分析,不論簡單的或比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達到一個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時間,也不涉及各個變量向均衡狀態所經過的路線。這是一件關系動態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時間推移中沒有變動的一種狀態,那么只要均衡保持著,一種關系的時間維度就可以略而不論。”按阿克利的意思,盡管均衡是在時間中變動的,但量上沒有變動,可按靜態來處理。瑞典學派的林達爾在《貨幣與資本》中認為:“沒有經濟事物不是在時間中進行的,如果要具體考察動態與靜態,我們就可以給出一個一般方程,然后又將具體的經濟量值帶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變動,這就是一種特殊的靜態。如果有量上的變動,就稱為特殊的動態。”

    西方經濟學的靜態與動態分析法各有所長。靜態分析可有效說明均衡的條件,而動態分析可觀察到經濟變化的過程。馬克思認為物質總是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的,運動是普遍的,靜止是相對的,靜止不過是運動的一種特例,并且認為靜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條件,否則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質的穩定性。但決不允許用靜止掩蓋和替代事物運動變化的絕對性。質量互變規律告訴我們必須在質量互變中研究動態與靜止。因此,西方經濟學中的靜態與動態分析與的運動與靜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數量關系上。

    (四)實證分析法與規范分析法的比較與評析。實證分析簡言之就是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的研究方法.。側重研究經濟體系如何運行,分析經濟活動的過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發展,而不考慮運行的結果是否可取。實證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慮有關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釋或說明已觀察到的事實,對有關現象將會出現的情況做出預測。客觀事實是檢驗由實證分析法得出結論的標準。樊剛指出實證研究作為一種經濟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從經濟現象的分析、歸納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論前提假設作為邏輯分析的起點,然后在這些基于現實得出的假設基礎上進行邏輯演繹,推導出一系列結論,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設,使理論結論更加接近具體事實。”規范分析法是研究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和社會目標,來探討達到這種價值判斷和社會目標的步驟。

    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具體的經濟分析都不可能離開人的行為。在實證分析法中,關于人的行為的社會認識是其分析的基礎,完全的客觀主義是不存在的。從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來看,“除少數經濟學家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純實證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認為經濟學既是實證的科學,又是規范的科學,因為提出什么問題來進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來研究,突出強調那些因素,實際上涉及到個人的價值判斷問題”。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還沒有實證分析這個方法論術語,在一些學者看來,馬克思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強調的只是規范分析。其實,馬克思主張的歷史與邏輯統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規范與實證有機結合的方法。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方法可以說就是一種實證分析方法,是“動態實證”。馬克思十分重視對事實的分析。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說:“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馬克思很重視實證分析,如,馬克思對分工、生產、交換、市場、利潤、利息等范疇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實證分析,他的經濟研究實踐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五)數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較與評析。數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對經濟過程和經濟現象研究的表述更簡潔清晰,推理更直觀、方便和精確,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與英國的斯密、李嘉圖,法國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國的李斯特等同時代的經濟學家相比,馬克思是當時經濟學大師中運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資本論》在數學方法上,除運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之外,還有比例關系、函數關系、不等式及眾多的統計圖表。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認為:“單靠數學演繹就確定一個論斷為真理的事,這種情況幾乎從來沒有,或只是在非常簡單的運算中才有。”而且列寧也指出:“數學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說明,它只能在過程的各個要素從理論上解釋清楚以后對過程繪圖說明”。可見,馬克思經濟學對數學的運用,只是把數學當成一種工具。而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把數學當成一種目的,以數學化的程度來評價經濟學達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較與評析。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就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在制度不變的前提下研究經濟問題。在一定情況下,這種假定有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做深入分析。但在許多情況下,經濟行為遠比傳統經濟理論中的經濟人假設復雜得多。因此,制度經濟學家創立了將制度作為變量,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用,采取結構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和社會文化分析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揭示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經濟學方法論。總體來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動態化特征。即用進化或演進的眼光看待經濟世界,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個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別看重制度的演進,而且認為促進制度演進的真正動因是技術的變化或技術的能動性,同時還認為技術變化和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因此,必須在制度演化的動態過程中去尋找問題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純粹經濟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終堅持一種信念:社會經濟是一個整體,經濟系統中一切事物之間都相互聯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經濟問題時既考慮“經濟因素”,又考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并把法律、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非經濟因素納入經濟研究的內生變量中。第三,方法論的集體主義特征。從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分析有兩種途徑:一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二是方法論的集體主義。正統經濟學是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而制度經濟學則帶有強烈的方法論集體主義色彩,他們認為對制度這一集體行動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個人的經濟行為。第四,具體化特征。制度經濟學家使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及運行,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帶有具體化的特點,側重研究微觀經濟制度,并更多地從現象上和形式上進行分析,較少進行內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論核心總是圍繞制度的內涵和構成、制度變遷和創新、產權制度和國家理論這些具體的制度范疇。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經濟學家的獨創,其實馬克思就是一個制度經濟學家,他的生產關系分析實質就是制度分析,與西方制度經濟學家不同的是,馬克思是從本質上來進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經濟學家則是從現象上進行分析。由于西方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從現象和形式上進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觀實用性,所以它針對當代外部性經濟問題的解決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并被廣泛運用于經濟理論的研究中。

    三、結論

    (一)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具有不同的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經濟學是制度分析,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經濟學是人們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創造性活動中,進行觀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結論。

    第2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法學專業;就業;困境;對策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48

    自1977年我國恢復法學招生以來,首次法學專業在全國只招收了223人,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1999年高校開始擴招,加上自1997年“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法學專業的發展突飛猛進,成為最熱門專業之一。目前,在全國高校之中,大部分院校都開設了法學專業,層次從專科到博士后,法律專業在校學生直逼百萬。近幾年的高校畢生就業統計之中,學習法學的畢業生就業率已經連續幾年成為墊底專業,今年各類媒體一度將法學專業定性為紅牌專業。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問題困擾著學生、家長和學校。因此,筆者將從各個角度剖析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困境的原因,期許基于原因尋求走出困境的路徑。

    1 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困境

    1.1 法學專業畢業生初次就業率連年落后

    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已存在多年,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開始顯現,自2002年惡化,法學專業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在全國200多個專業中成為倒數,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直到2005年,法學專業畢業生初次就業率跌至倒數第一,此后便一直居低不上。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時至2016年,法學專業因為就業率低下連續6年被列為紅牌專業,有此“殊榮”的專業僅有法學和生物工程兩個專業。

    1.2 法學專業畢業生大部分就業行業與專業不對口

    在專業與職業相關性上,一般意義上法學專業的對口職業部門應當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律師事務所、仲裁機構、公證處等運用法律的部門。而根據相關統計,位列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前3名的職業分別是:辦公室職員,行政秘書和行政助理。此三類職業均不是法學專業的對口行業。從統計中還可看出,法學專業畢業生從事法學相關的比例連年徘徊在50%左右,法學專業畢業生要找到專業對口的職業具有相當的難度,大部分畢業生最終的就業行業都不是法學對口崗位。

    1.3 法學專業畢業生數量逐年增加,就業市場供求嚴重失衡

    同法學專業就業率連年靠后形成對比的是,為了造就綜合性大學,全國各高校沒有法學專業的有條件的紛紛增設法學專業,已有法學專業院校的也一直在擴大招生規模。在1977年剛剛恢復法學教育的時候,全國一共只有3所大學招收法學專業學生,當年一共在全國招收223人。伴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和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法學專業的招生規模連年擴大。據統計,2001年全國共292個高等教育單位開設法學本科專業,到2005年,開設法學專業的教學單位增長至559個。時至今日,全國已有近600多個高等教學單位開設法學專業,法學專業在校生已經逐年增長直逼百萬。然而,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卻連年遇冷,法學專業畢業生的人數增長規模同就業市場的法學人才需求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1.4 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地域流向不均衡

    根據統計結果,自法學專業開設以來畢業生的就業在地域上就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近幾年來,法學畢業生的就業流向東部沿海地區的人數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區就業的法學專業畢業生人數逐年有所上升,法學專業畢業生選擇在西部地區就業的傾向慢慢凸顯。這一趨勢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西部地區對各類人才的需求量逐漸增長,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西部地區的競爭意識慢慢加強,開始通過各類優惠政策吸引人才,引進了很大部分法學專業畢業生流向西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法學專業畢業生選擇西部地區就業的人數有所增加,但我國東部和西部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仍然不在一個層次,對于人才市場的吸引和接納能力都還存在較大差距,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地域流向仍然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

    2 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困境原因分析

    2.1 法學專業大規模招生導致畢業生過剩

    自從我國1999年進行高等教育擴大招生以后,無論是文史院校還是理工院校都一味追求建設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都開始設置法學專業,部分學校甚至在師資隊伍和各種硬件設施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就開始招生。又因為社會大眾對法學專業的就業形勢的認識不全面,導致法學專業成為報考熱門,招生容易,于是各高等教學單位就大規模招收法學專業學生。在各高等教學單位中,法學專業的辦學的形式多樣,除全日制本科教育外,還有職大、自考、電大、函授等紛繁復雜的形式,辦學層次涉及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本科、大專、中專5個,現在法學專業在校學生已有數十萬人。這一法學教育現狀不但會影響法學人才培養質量,還導致了法律人才的大量“囤積”,為整個法學專業的冷就業埋下了隱患。

    2.2 傳統法律對口崗位數量少、門檻高

    從傳統意義上而言,法學專業的對口崗位為法官、檢察官、律師、仲裁員和公證員等職位,但是,在當前國家對法檢系統編制名額進行嚴格限制,每年法檢系統招錄的人員都是相當有限的,每年法檢系統招錄都是報名人數眾多而招錄名額很少,甚至有的地方出現數千人競爭一個崗位的情形。對于做律師而言,在我國當前的大眾法律意識之下,每個地區的案源都相對有限,律師早就陷入僧多粥少的處境,因此,律所能夠接納的律師崗位也是相當有限的。而就仲裁員和公證員而言,受這兩個崗位性質和我國對設立仲裁機構和公證機構的嚴格條件的影響,招錄公證員和仲裁員的信息幾乎沒有。另一方面,以上崗位均要求通過國家司法考試,而且具有較強的法律運用能力,這些門檻的設置對于普通的法學專業畢業生來說都具有一定的難度。有人認為法學專業畢業生還可以到企業做法律顧問,其實,現在法學畢業生到企業做法律顧問已經不再可能。隨著經濟發展,企業法律業務已經專業化,大部分企業現在都選擇將法律業務外包給專業的律師團隊,即使企業內部需要法務對接崗位,都要選擇具有一定法務經驗的高層次法律人才。以上現狀直接導致法學專業畢業生在就業時陷入了多重困難的境地。

    2.3 培養模式與就業崗位素質需求不符

    從上文所分析的法學專業畢業生對口崗位不難看出,這些對口崗位都是需要能夠運用法律知識走在第一線解決具體案件的崗位,那就對畢業生的法律實踐能力和法律運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法學專業畢業生需要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是不言而喻的,這樣才能夠為解決實際案例提供理論支持,但要滿足我國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學專業學生的培養不應該僅僅限于法學理論知識的學習,系統處理案件的綜合能力的培養才符合對口崗位的人才訴求。然而,目前我國大多數高等教育單位的法學培養方案依然以理論教育為主,甚至有的高校的法學培養方案中沒有涉及任何實踐訓練課程,這樣的培養模式一方面導致學生不能夠很好的理解理論知識,并進一步研究深層次理論,另一方面也導致大部分法學專業畢業生只能紙上談兵,不具有解決現實案件和處理糾紛的能力,難以學以致用。筆者從法檢系統了解到,每年法檢部門招錄新成員后都需要實習或者鍛煉一至三年后才能獨立處理案件,這一現象的出現同教育單位的教學模式缺陷是息息相關的。

    2.4 法律人才地域需求不平衡,法學畢業生就業地域選擇觀念固化

    同經濟發展的差距一樣,東西部之間在法律人才的需求方面也存在較大的差距。一方面,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較高,經濟活動較為頻繁,直接導致經濟糾紛和其他衍生糾紛較多,這就需要很大數量的法律人才從事風險控制和糾紛處理。另一方面,在法治意識方面,東部地區同樣也領先西部地區,因此在出現糾紛以后,西部地區的公民很可能選擇如擱置、說理等非法律程序解決,而東部地區的居民更趨向于選擇法律途徑解決糾紛,這一糾紛解決途徑選擇上的差異也導致了東西部對于法律人才需求上的差距。正因為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在法律人才上的需求存在較大差距,很大一部分法學畢業生都選擇到東部地區就業,出現了嚴重的法律人才扎堆現象。當然,法學畢業生選擇東部就業還有以下原因:第一,東部經濟發展水平比西部高,因此能夠提供的薪資和工作環境就要優于西部地區,這些因素都能夠對法學畢業生產生很大的吸引力;第二,在法治建設方面,東部地區同樣走在西部地區前面,每一個法律人都愿意在法治環境較好的地區執業。

    其實,隨著政府的統籌和西部大開發的推進,以上兩個方的差距已經有所緩和,但是大部分法學專業的畢業生畢業之后仍然優先選擇東部發達地區就業,這就形成了法學人才的扎堆競爭,而很少有優秀法律人才愿意到西部執業。東西兩部形成了法律人才過剩和法律人才匱乏的兩極矛盾。

    2.5 法律職業準入條件將很大一部分法學專業畢業生排除在外

    在我國,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公證員都有一個基礎的執業條件,這一條件在我國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和《公證法》里都有明確規定,那就是必須通過國家司法部統一組織的司法考試(司法考試改革后稱作“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對于法學專業對口的其他崗位,有的雖然法律沒有規定必須通過司法考試(如公司法務、企事業單位法務等),但是這些崗位在招錄時都會設置“已經通過司法考試”這一報考條件。因此,法學專業畢業生如果沒有通過司法考試,那基本上就沒有機會從事法學對口的職業。另一方面,司法考試被人們稱作“中國第一難考”,通過司法考試是有一定難度的,每年通過司法考試的考生就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說,法學專業畢業生中僅有百分之十的人有資格去報考或尋找法學對口工作,而其余人員,要么選擇待業再考一次司法考試,要么只能選擇其他行業就業,而在選擇其他行業就業時,有該專業的畢業生參與競爭,這部分人的就業率就可想而知了。

    3 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困境的對策

    3.1 嚴格審核法學專業招生資格,統籌控制招生規模

    當前,我國法學專業的招生一方面規模龐大,另一方面招生類別和層次都紛繁復雜。這不但會使法學畢業生的過剩,造成待就業人數的囤積,也導致了法學畢業生人才質量的參差不齊,很大一部分人不符合對口崗位的要求。因此,要改變這一亂象,教育部要進一步審核各個法學招生單位的招生資格,從軟件到硬件全面審查現有招生單位的辦學條件,對于因為沖擊綜合性大學而臨時設置法學專業等不符合辦學條件的招生單位,應當及時取消其招生資格。另外,面對當前法學專業人才過剩的現狀,國家應當行使人才培養的宏觀調控職能,及時采取措施控制法學專業的招生規模,統籌各個招生單招生人數位,嚴格限制招生規模,整合教學資源,培養綜合性高素質法律人才。

    3.2 應當注重培養學生的法律運用能力和實踐能力

    當前很大一部分法學教學單位依然保持理論為主,甚至不涉及法律實踐課程的培養方案,這一培養模式嚴重脫離了對口崗位對于法律人才的要求。因此,改革法學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勢在必行,在培養過程中,一方面,依然注重理論課程的教學,增強學生法學理論功底,但同時也要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鍛煉。在課程的設置上增加實踐教學的課時,多進行模擬審判、案例演練、案例討論和法庭旁聽等教學實踐活動,要進一步引入審判、公訴、辯護等方面的實務課程。同時,需要制定完整的專業見習計劃,保證學生有機會到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等實務部門進行專業見習。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法學專業畢業生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的同時,又能利用理論解決現實案例,做到從理論到實踐的轉化,迎合對口崗位對具有綜合能力的高素質法律人才。

    3.3 加強就業指導,培養法學專業畢業生正確的就業觀

    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傳統就業觀念的影響,如:一味的選擇東部地區就業;一定要死守法學專業,不跨專業就業;法學專業的就要進公、檢、法系統等,這些陳舊觀念嚴重限制了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選擇面。每個高校都設置了就業服務部門,但據筆者了解,這些就業服務部門都沒有分專業進行就業指導。各個專業都具有自身的專業特色,因此,要實施有效的就業輔導,必須分專業就行指導。就法學專業而言,針對法學專業的就業困境,就業服務部門應當加強對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指導力度,剔除法學專業畢業生的不良就業觀:在地域選擇上,要防治他們地域選擇的固化,讓他們認識到東西部之間的差距已經逐步縮小,扎堆就業只會加大就業難度;在行業選擇上,要讓他們認識到法學專業就業的嚴峻性,一方面法學知識可以運用在不同的行業之中,另一方面這可以擴大他們的就業面;在崗位選擇上,要轉化他們必進公、檢、法的思想,這一思想會使他們的就業選擇過窄,失去很多好機會。

    3.4 進一步發展西部,平衡法律人才流向

    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推進,西部各方面都有所發展,但是不得不承認,目前西部同東部的依然存在一定差距。根據統計,法學專業畢業生仍然大部分流向東部發達地區,選擇東部意味著選擇了較高的工資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環境。面對這一困境,一方面應當進一步發展西部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還應當在就業方面實行政策優惠,在西部地區引進優秀人才,為引進人才提供薪資保障的同時保證其良好的工作環境。也只有如此,方能促進優秀人才流向西部,進一步促進西部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形成良好的互動和循環。

    參考文獻

    [1]謝飛.高校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冷的思考[J].中國大學生就業,2005,(16).

    第3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學教學;民法學教學

    在1986年的《民法通則》頒布之前,經濟法與民法之間的關系如何界定就已經成為學術界探討的熱點問題。大經濟法學者堅持經濟法有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大民法學者則竭力否認經濟法的獨立性。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經濟法與民法之間的關系發生微妙的變化。在市場行為中,民法需要經濟法的調整,而經濟法也無法將民法拋諸于民事行為之外。正是因為經濟法與民法之間這種復雜關系,所以對于經濟法學教學與民法學教學產生深刻的影響,筆者在參考大量文獻和實際考察的基礎上從民法教學的特點上來探討經濟法教學的構建。

    一、民法教學的特點

    (一)重分論輕總論。總體而言民法經過多年發展體系相對完整,在民法內部分總論與分論,分論同成熟且國際上日益趨一體化的總論相比較,其具體制度的構建比較薄弱,而且總論部分枯燥乏味,分論則緊扣社會熱點,這兩方面導致在民法教學過程中重分論輕總論的現象普遍。

    (二)重實務輕理論。近幾年來在學科就業排名上,法學一直占據著排行榜的后三位,為了解決法學生就業率的難題,高校紛紛開展法學教育改革,其中有一項是提高法學生的實務能力,只有法學生的實務能力提升,才能通過以法條運用為基礎的司法考試,才能順利實現就業。由于高校教育目標的調整難免就導致民法教學的“短、平、快”。

    (三)重縱向輕橫向。民法體系的完整與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民法發展路徑的依賴性與自我延續,因此我們觀察民法教科書或者民法理論書籍會發現民法的發展有著自身的縱向維度空間,鮮有涉及其他學科知識,忽視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

    二、經濟法學教學困境

    (一)理論體系不完整。與民法理論相比較而言,經濟法理論體系的不完整主要體現在總論上。一方面從事經濟法研究的人數在不斷上升,另外一方面經濟法學界對于經濟法的性質、定位、理念、調整對象等問題上分歧嚴重,眾多學者各執一詞,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經濟法分則缺少總論的指導,使得經濟法教材的編著因為編者的不同而不同。

    (二)研究對象不確定。不可否認經濟法具有極強的經濟性,經濟法是法律化的經濟政策,而經濟政策又會隨著國家經濟形勢的改變而改變,這種情況導致經濟法的研究對象只能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亦步亦趨。

    三、與民法學教學相比經濟法教學構建

    (一)總論輕分論。經濟法學總論與分論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總論是主要原則,分論是具體制度。經濟法學與民法學相比較,經濟法學的理論基礎薄弱,總論與分論相背離,總論分論一體化的路程還很漫長,因此總論分論的協調系統化是經濟法學發展必經之路。在教學環節,應當注重對學生總論知識的灌輸,學生只有在充分了解總論研究動態與分歧的基礎上,才能夠為分論的學習提供指引,才能夠運用總論制度與分論知識結合現實情況靈活運用。

    (二)重理論輕實務。經濟法學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理論分析運用能力,即培養學生運用經濟法的理念、原則、框架分析現實生活中經濟現象的能力。經濟法學的理論分析運用能力不同于民法學的實務操作能力,實務操作能力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習運用民法具體制度與規則解決現實案例的能力。這種教學目標上的差異主要是因為兩者的哲學基礎不同,經濟法學哲學基礎是社會本位,民法學的哲學基礎是個人本位。經濟法學的社會本位屬性導致經濟法學在與具體實務關系密切度上沒有民法學聯系精密。

    (三)重橫向輕縱向。經濟法是現代法,這就決定了經濟法的理論根基沒有民法深厚,經濟法也沒有形成自身內在的發展路徑,因此經濟法還可以通過吸收其他學科的知識來發展和完善自身,在經濟法教學體系上注重對其他學科的穿插學習,不能故步自封。此外經濟法學受概念法學與注釋法學的影響,存在本本主義,絕對主義,所以在經濟法教學過程中要緊扣時代的經濟發展狀況,將經濟法與經濟現狀聯系起來學習和理解。

    四、結語

    經濟法學與民法學之間不存在主次之分,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因此在教學模式方面兩者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事實上民法學的發展體系相對完整,因此民法學在教學上重分論重實務重縱向、輕總論輕理論輕橫向,而經濟法學的發展時間較為短短暫,經濟法學是經濟政策法律化的結果,所以在經濟法學教學上應當重總論重理論重橫向、輕分論輕實務輕縱向。

    參考文獻: 

    [1]王利民.我國民法典重大疑難問題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1. 

    [2]秦祖偉.論案例教學法在民法教學中的應用[J].中國成人教育.2006(11):4-5. 

    第4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醫學生 法律意識 建議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9-0011-01

    醫學是一門集科學性、服務性、實踐性于一身的學科。在我國,隨著醫療水平的不斷發展進步,醫療事故糾紛、侵權案件也時有發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醫患關系的緊張狀況。因此,應當加強醫學院校相關專業學生的法律素質的培養,使之成為不但具有高超醫術和高尚醫德,而且還擁有全面法律知識的優秀醫護工作者,構建和諧健康的醫患關系。

    一、提升醫學院學生法律意識的必要性

    1.有利于法治社會發展。自黨的十五大確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以來,國家大力開展普法工作,成效顯著,法治思想、法律意識深入民心。加強醫學院學生法制教育,提升他們的法律意識,關系到醫療衛生隊伍的建設和衛生事業的依法管理,是依法治國方略在衛生事業領域的落實的關鍵。因此,醫學生必須學習衛生法律知識, 樹立正確的法制觀念和較強的法律意識,明確自己在醫藥衛生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堅持依法行醫。

    2.有利于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部分醫藥衛生關系需要法律來調整,如商業賄賂、醫療事故、亂收費等。當代醫學科學的發展也向衛生立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課題,如:安樂死、人工授精、克隆技術、艾滋病等病種的診斷治療準則等問題都需要法律做出明文規定。為了衛生事業健康有序的發展,必須健全醫療衛生法律法規,不僅衛生機構的設置、各類醫務人員的執業要進行法制管理,醫務人員的行醫行為、病人的求醫行為和遵醫行為也要進行法制化管理[1]。

    3.有利于醫學生的自身發展。醫學專業技術性強,并且直接涉及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隱私權、知情權等人身權和財產權。國家在衛生事業方面制定了《藥品管理法》、《執業醫師法》、《執業藥師法》、《護士管理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等多部法律。執業醫師、執業藥師、執業護士進入醫療機構工作必須首先通過相關衛生法律方面考試。

    二、提升醫學生法律意識的途徑探析

    1.國家層面

    一是不斷提高立法水平,完善醫療衛生法律體系,提高法律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使法治觀念深入人心。二是組織力量編寫醫學院校通用的醫療衛生法律教材,改變目前醫療衛生法教材種類多、質量內容參差不齊的現狀。三是有關部門應將衛生法學列入規劃教材,組織編寫適應不同專業的教學大綱,并與國家執業醫師考試、執業藥師、護士資格考試等資格考試相銜接[2],為學生學法指引方向。

    2.學校方面

    一是在課程設置上,要完善法律基礎課程和擴大教育渠道。要重視基礎法律知識的學習,更要重視專業衛生法律知識的學習,以適應就業實踐需求。除此之外,高校可以增開法學相關第二學位課程,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課堂上應當大膽引進醫學領域的新問題、熱點問題,如安樂死、克隆人、墮胎等,正確引導,讓同學們加深對上述問題的認識。二是教學方法上,要改變“重法律知識傳授,輕法律意識培養”的教學思維與模式,要將教學重點轉移到對醫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和提高上來。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圍繞社會上發生的最新熱點事件,有針對性地開展教學,充分發揮學生學習法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醫學生的法律意識和掌握與運用法律知識的能力。三是師資力量上,要組建一支受過正規培訓,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法律教師隊伍。在課堂上,要將法的價值和精神傳播給學生,要通過授課,通過教師的一言一行 ,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和法律意識;在生活中,可以利用他們專業的法律知識,幫助和解決學生遇到的任何法律問題,用身邊的事去影響學生樹立法律思維方式,重視法律知識的學習。

    3.實習單位方面

    實習單位是醫學生學習的另一重要基地,在臨床實習教學過程中,使實習生明確醫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增強學生衛生意識的根本[3]。醫護人員有相當強的侵權責任意識以及一定的民事法律知識,在日常的工作中,嚴格按照法律要求和正規醫療步驟、操作流程進行,做到每一步都有據可依,切實減少法律糾紛發生的幾率。

    4.醫學生自身方面

    要樹立“憲法至上”的法律思想,明白自己肩負著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的神圣使命,代表著社會的進步和形象。這不僅是法律賦予的權利,更是法律要求的義務。要從內心深處真正的信仰法律,主動、自覺地學好法律知識,并將法律思想融入職業道德,運用到以后的工作中。

    總之,醫學院校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提高,對其個人成長、社會價值的實現、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以及國家的法制化進程具有重大意義,也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教育工程,需要醫學生、學校、全社會的關注和支持。

    參考文獻:

    [1] 吳崇其,達慶東. 衛生法學[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4.

    第5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中英;經濟類專業;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32-0074-02

    一、目前國內經濟類專業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恰當運用教學方法實施教學、實現教學目標是教學的核心問題之一。目前國內經濟類專業課程教學現有的各種教學方法既存在優勢也存在劣勢。一是經濟類專業的不同課程教學內容有重復交叉。如國際貿易、國際服務貿易、國際技術貿易、國際經濟合作、國際商務談判課程,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使用的教材內容均有部分重復,教師在教學實際中把握不好課程的側重點,往往忽視了應該因材施教,照本宣科,重復的內容不同課程都講。二是考核方式和成績考查辦法不合理。目前,高校的經濟類課程在經管學院大都是以最為傳統的閉卷考試的考核方式為基本的。因此都是成績再加上高校教學工作中學生卷面成績來評估的,一般卷面成績比例都占總成績的百分之七十,學生們為了順利通過考試只有認真背書。有些學生甚至能夠一字不差地將經濟類課程中的考試內容背下來,有些學生圖一時省事采用作弊的辦法來應付考試,無論是以上的任何一類學生,他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順利通過考試,而根本沒有考慮到自己到底學到了什么,知識的具體應用全然不知,他們關心的只是成績而非應用。結果導致了學科考試的高成績而實際應用中的無知者。國內高校也鼓勵教師們采用論文(或實踐)形式考核,然而學生可能拖很久也不上交論文(或實踐報告),不能按時完成考核。如果學生逾期不交,給不及格,學生會誣告老師說教師扔掉了他的論文;而且學生可能敷衍了事,隨便網上下載粘貼點東西就交了,如果大面積的學生論文質量不合格,學生不能按時畢業、不能按時找到工作,而學生的就業率影響學校未來招生從而形成倒逼機制。所以,教師們幾乎是求學生按時交論文、求他們修改完善論文,久而久之,教師們就寧可選擇卷面考試了,因為卷面考試容易控制學生作答和完成考核的時間。三是經濟類專業課程教學面臨如何提高教學效果的問題。程教學方法的改革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何運用和設計適當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以實現教學目標、取得良好教學效果,任教師課們進行了不斷探索,將各種教學方法運用于課堂教學,但這些方法并非與經濟類課程的特點完全鍥合,其適用性和實效性有待檢驗。在教學過程中,案例教學的辦法是極其重要的,不僅可以增添課堂上學生們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們學習經濟法的濃厚興趣,還可以用案例分析的教學手段切合實際的將書本知識轉化成應用知識。而目前,我們的教學工作很難把握住這一特點,很少有課堂教學能將案例恰到好處地納入進去,即使應用案例教學的辦法,也是浮皮潦草沒有起到融會貫通的效果,學生們很難理解,結果學習一般是以死記硬背為主,沒有真正地學會實際應用的能力。

    二、胡弗漢頓大學教學理念與特點

    本文選擇教育發達國家英國的胡弗漢頓大學商學院為例,比較該校商學院與我國特別是地方高校經濟類專業教學方法。之所以選擇該校,一方面是因為胡弗漢頓大學(胡校)是英國第五大公立大學,是一所教學型大學也是中國與英國政府首批公布互認學歷的英國院校之一。胡弗漢頓大學設有商學院、教育學院、健康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應用科學學院、科技學院、法律、社科及傳媒學院、體育、表演藝術和休閑學院學院,共開設有280多個本科專業課程以及90多個碩士和博士專業課程,學科門類廣泛。學校目前擁有23000多名在讀學生,其中來自120多個國家的國際學生數約2500名,中國學生有200多名。另一方面,本文作者先后于2009、2010年先后到胡弗漢頓大學商學院訪問,對該校的教學進行了全方位地實地調研。胡校教學理念強掉學生思維和能力的培養,避免純粹知識的傳授。胡校商學院的培養目標是培養掌握經濟學原理、國際商務、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了解當代國際經濟貿易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熟悉通行的國際貿易規則及慣例、具有較強的國際貿易業務素質和能力,能熟練掌握運用英語和計算機從事國際貿易業務的全面發展的高技能人才。因而其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教師主導和學生的主體作用、教學手段和考核方式、教務管理方面都圍繞著其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來設計。其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1.教學內容注重實踐性。無論是課件內容還是案例選擇方面都非常注重實踐性。如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實踐性非常強的課程,內容融合了企業家潛能、技能方面以及創造力和創新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學生不僅可以從這個教學模塊中學習和了解自己的創造力和創新潛能、如何培養自己的企業家技能,并要求進行創業實踐活動,實際檢驗和鍛煉自己的企業家能力。在教學內容選擇上,胡校教師廣泛查閱了英、美、歐洲的教材,認為沒有最理想的教材,因而實行模塊化教學,每個教學模塊參閱了眾多相關教材的基礎上來確定,避免了各教學模塊在內容上的重復和交叉,重視教學模塊內容層次上的差異和銜接。胡校商學院一年制的無文憑,兩年制專科,三年制本科,研究生一年制,每一學年學六個教學模塊,各學年教學模塊內容由淺入深、相互銜接,如一年級時學了Managing Individuals at work,內容主要是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等人力資源管理的理論知識和一般性的團隊管理實踐案例,二年級時學習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The Key Issues,內容主要是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的關鍵問題。

    2.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每一學年的六個教學模塊,其中兩個模塊是一學期學完,每個模塊周學時4學時,另外兩個模塊是要學一年的,每個模塊周學時2個學時,也就是說每學期學生同時只學四個教學模塊,每周僅12個學時。胡校大學生沒有我們國內學生要學的語言課(如英語)、公共課(如馬史哲、體育等),12個學時之外的時間都是學生自學的時間。胡校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所有課件上網,應用網絡教育平臺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大量資料,特別跨學科的拓展知識技能的學習資料;網絡教育平臺上還有很多師生間、學生間互動的學術論壇,甚至有些課程的考核方式也是要求要求學生在線撰寫學術博客,要求評論同學的觀點等。

    3.教學手段多樣化。一個教學模塊由一個教學團隊而不是一位教師任教。通常一個教學模塊是一位領導教師(Module Leader)領導制作課件,其他教師參與教學。首先,以講座(Lectures)方式講述相關理論一個課時,為學生提供課程知識的總體了解并激發學生興趣而不是傳授詳細具體的事實。通常班容量較大,達到近45人,教師會跟據班容量的大小和教學內容的難易調整講授的速度。其次,由三位輔導教師(Tutor)進行一個課時的課堂輔導(Tutorials)。一般通過網絡由學生自由選擇輔導教師(Tutor)分成10~15人的小班進行,輔導內容可以是統計學(Analytical Skills for Business)的計算練習、管理經濟學(Managerial Economics)的案例討論等。第三是實踐性教學。有些課程有實踐活動,如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這個教學模塊,指導學生進行真實的創業實踐活動,實際檢驗和鍛煉自己的企業家能力。第四是計算機輔助教學。正如前所述,網絡教育平臺提供胡校所有課件和大量學習資料以及師生間、學生間互動的學術論壇、學術博客。

    4.考核方式多樣化、科學化。胡校課程考核方式多種多樣,有考勤、聽試、案例研究、醫科臨床實踐、卷面考試、小組工作、口試、實習、工作計劃、組合、實踐、口頭報告(演講)、職業行為、項目、建議、報告、研究、隨堂測試、口試(Attendance、Aural、Case Study、Clinical Practice、Coursework、Examination、Groupwork、Oral、Placement、Workplan、Portfolio、Practical、Presentation、Professional Conduct、Project、Proposal、Report、Research、In-class test、Viva Voce)等。胡校教學理念強掉學生思維和能力的培養,避免純粹知識的傳授,課程的考核方式多以開放式的考核方式為主,如商學院的課程多以案例研究、報告、研究、口頭報告(演講)、小組工作、實習、實踐等這樣一些開放性的方式進行。考察知識記憶的封閉式考核(如卷面考試、隨堂測試)較少。有些課程的考核方式是要求在校園網絡互動中完成的,如Learning for Business Success這個教學模塊就要求學生在線寫學術博客,要求評論同學的觀點等。

    5.教務管理先進科學。胡校的每個教學模塊的考核說明包括考核方式、考核要求、考核提交方式、提交結束時間、考核評分標準、學術不端的界定和處罰等,都非常清楚、完整、規范,都和課件一起掛到校園網上了。胡校為杜絕學生拖延考核的情形,規定學生的考核論文、作業、實踐報告等不能直接提交給教師,都要交到教務管理辦公室,由教學秘書開具收據,學生以收據證明自己有按時交,如果學生逾期去交,教學秘書將不接受學生的考核材料。而上文提到有些課程的考核方式是要求在校園網絡互動中完成的,要求學生在線寫學術博客、要求評論同學的觀點等或者要求在線提交論文,如學生未按期提交,逾期想提交時,網絡已經關閉,就無法提交了。教師可以給未按時交考核的學生不及格,如果學生論的不合格,那教師就給學生不及格,即使全體學生都不及格教師也沒有責任,只要教師是嚴格按照評分標準給的。如果學生論文涉嫌抄襲,胡校有先進的軟件可以復率,而且有嚴格的處罰機制,絕不姑息。正是有了這樣先進科學的教務管理手段和嚴格的教學管理,胡校多樣化的考核方式才得以實施,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生的能力才得以保證,從而又保證了胡校的聲譽。

    三、提高地方高校經濟類專業教學質量的思考

    了解了胡校教學的特點,筆者認為要提高地方高校經濟類專業教學質量,教師應當在分析課程特點、教學對象、教學目標的基礎上,合理運用并改進教學方法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教學效果。一方面需要改變重視知識傳授輕視學生能力培養的教學理念,改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主導的填鴨式的教學方法,另一方面需要學習胡校,在教務管理、考核方式、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設計等方面進行改革,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學生學習的主體作用。

    參考文獻:

    [1]許姣麗.經濟學專業本科生創新能力培養之探索[J].濰坊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13,(6).

    [2]張翔,焦瑋,.中美經濟學專業本科生教學理論與培養方式的比較研究[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1).

    第6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大隱靜脈;內鏡

    [中圖分類號] R654.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1)12(a)-064-03

    Comparison of histological alteration between endoscopic saphenous vein harvesting and conventional vein saphenous harvesting

    HUANG Jinhong, DONG Jiande, GAO Feng, LI Zhijian, TENG Hale, ZHI Yonghui, CUI Shuisen, WAN Feng

    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and Vascular Surgery, Beijing Electric Power Teaching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7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histological alteration between endoscopic saphenous vein harvesting and conventional saphenous vein harvesting. Methods: 110 cases of patients who were underwent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11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ndoscope vein harvesting group (EVH group, n=48) and conventional vein harvesting group (CVH group, n=62). Incision local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collect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Light microscopy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integrity of the vascular wall,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trauma of the epithelium.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incision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EVH group and CVH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EVH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VH group(P<0.05). Vascular histological altera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the observation of light microscopy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Histological trauma of the saphenous vein is similar between CVH and EVH group, but EVH group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cision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Saphenous vein; Endoscopy

    在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中,盡管動脈移植物使用逐漸增多,但大隱靜脈仍然是常規使用的血管移植物。常規切開靜脈采集(conventional vein harvesting,CVH)雖然能夠獲得足夠長度的大隱靜脈,但手術瘢痕長,并伴有一定切口并發癥的發生[1],影響患者對手術的滿意度。內窺鏡靜脈采集(endoscopic vein harvesting, EVH)是通過膝上或膝下小切口,在內窺鏡觀察下完成靜脈的采集,由于該技術切口小、傷口并發癥發生率低、患者滿意度高,在部分心臟中心已經成為靜脈采集的重要選擇,但人們對EVH對靜脈壁尤其是血管內膜的損傷,以及對移植物遠期通暢率影響的擔憂,是該技術在臨床推廣的制約因素。本研究通過對比EVH和CVH兩種方法采集的大隱靜脈組織學表現,評估兩種靜脈采集方法對靜脈壁的損傷情況。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0年1月~2011年1月于我院心胸血管外科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患者110例,按患者意愿分為內窺鏡靜脈采集術組(EVH組)48例和傳統全程切開靜脈采集術組(CVH組)62例。手術選取無大隱靜脈曲張側下肢,所采集的靜脈均符合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血管材料要求,所有靜脈采集均由同一醫生完成。兩組一般資料情況及下肢切口并發癥高危因素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方法

    1.2.1 內窺鏡采集大隱靜脈 應用北京米道斯公司生產的VH內窺鏡血管采集系統和電視內鏡可視系統,根據手術對靜脈橋長度的要求,選擇在膝上或膝下大隱靜脈投影皮膚處切開約1.5 cm切口,游離切口附近的大隱靜脈,形成長約5 cm的隧道,將帶氣囊的套管插入隧道內,向套管內注入約20 ml空氣,接通二氧化碳氣腹機,流量為4~6 L/min,壓力為12~15 mm Hg(1 mm Hg=0.133 kPa),放入錐形分離器及內窺鏡,在監視器直視下分離大隱靜脈及其周圍軟組織,充分暴露大隱靜脈及其屬支后,將錐形分離器更換為雙極電凝剪刀,配合C形環切斷大隱靜脈屬支。在大隱靜脈近遠端做長約3 mm的皮膚切口結扎大隱靜脈,彈力繃帶加壓包扎手術區域下肢24 h。

    1.2.2 傳統全程切開大隱靜脈采集術 根據搭橋所需靜脈長度,沿大隱靜脈走行全程切開皮膚及皮下組織,游離大隱靜脈,結扎并切斷屬支,采集大隱靜脈后連續皮下及皮內縫合切口。兩組大隱靜脈采集后均取搭橋剩余的靜脈截取兩段2 mm的標本,分別用10%福爾馬林和2%戊二醛固定,進行HE染色和掃描電鏡檢查,評估血管壁和血管內皮損傷程度。

    1.3 效果判定

    所有光鏡和電鏡照片均由電力醫院病理科醫生進行觀察分析。掃描電鏡評估血管內皮的損傷標準[2],根據損傷程度分為①輕度:內皮細胞間分離;②中度:局灶性內皮細胞脫落,基底膜暴露;③重度:內皮細胞片狀脫落,膠原暴露。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1.5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術中情況比較

    兩組采集靜脈時間、靜脈修補數目及靜脈血管橋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術中情況比較(x±s)

    2.2 兩組術后切口并發癥情況

    EVH組患者皮下血腫和感覺異常的發生率低于CVH組,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1、0.005),總并發癥發生率EVH組低于CVH組(P=0.024)。見表3。

    2.3 兩組靜脈損傷情況的組織學評估

    光鏡下觀察大隱靜脈內膜層、平滑肌層及外膜層顯示,兩組采集的靜脈三層結構均完整。掃描電鏡下觀察兩組采集的靜脈內膜,均可見到不同程度的損傷,輕度、中度和重度內皮損傷情況比較,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496、0.617和0.369)。見表4。

    表4 掃描電鏡下兩組獲取靜脈的內皮損傷情況(%)

    3 討論

    血管采集是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的重要的組成部分。CVH方法是在大隱靜脈走行處全程切開皮膚及皮下組織,直視下分離靜脈,結扎靜脈屬支。該方法靜脈顯露清楚,一般不易損傷屬支,但仍有一些缺點包括:①手術創傷大、瘢痕長,患者切口疼痛明顯;②由于切斷了脛前皮神經和淺表淋巴管,會造成局部皮膚感覺缺失及因下肢淋巴回流受阻出現的下肢水腫;③部分患者會出現包括切口裂開、皮下血腫、切口滲液及切口感染等并發癥。血管采集傷口并發癥的危險因素包括女性、糖尿病、周圍血管疾病、肥胖和貧血[3],出現并發癥后需要長時間的外科處理,包括引流、壞死組織清除及反復的傷口換藥及清創縫合,會延長患者住院時間、增加住院花費,并且影響患者早期活動,不利于術后恢復。為減少手術創傷和降低下肢切口并發癥的風險,Lumsden等[4]自1996年開始嘗試采用小切口內窺鏡輔助下采集血管。目前已經有較多心臟外科中心采用該種方法。研究表明,內窺鏡靜脈采集方法能夠顯著降低下肢傷口并發癥的發生率,減輕術后傷口疼痛,有利于患者早期下床活動[5-8]。在本研究表明,兩組患者下肢傷口并發癥發生率比較,EVH組切口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CVH組(P=0.024),特別是在皮下血腫和感覺異常方面,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1、0.005)。

    本研究兩組術中情況比較顯示,EVH組采集靜脈時間長于CVH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主要與內窺鏡操作技術相對復雜有關,但經過一定的學習,技術熟練后二者所需時間接近[9]。術者搭橋前要對所采集靜脈的大體質量進行評估,以判斷是否能夠用作血管橋,包括靜脈的管徑大小、有無管壁破裂、屬支撕脫等,必要時需要用縫線修補。由于內窺鏡下游離靜脈主要依靠錐形分離器的鈍性分離,有可能損傷靜脈壁及大隱靜脈屬支的根部。Aziz等[10]對32項研究所做的薈萃分析顯示,醫生評估的靜脈大體質量在兩組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本研究中,靜脈需要修補的數目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此外,內窺鏡采集靜脈可以經膝下切口分別向上和向下采集大隱靜脈,能夠根據手術的需要采集相應長度的靜脈。本研究中,兩組患者靜脈血管橋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血管橋的遠期通暢率是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最重要的評價指標,除了受術者血管吻合技術、患者冠狀動脈條件等因素影響外,目前已經明確血管移植物的閉塞或狹窄與靜脈的采集和處理過程有關[11],而且內皮損傷與遠期的移植物動脈硬化相關。有研究顯示,內皮損傷后內膜下組織暴露于血液中,促進血小板和纖維蛋白沉積,引發慢性炎性修復過程,并且往往伴隨纖維和肌上皮細胞的增殖[12],因此,對于血管采集過程中內皮損傷的評估非常重要。本研究采用HE染色光鏡下觀察血管壁的各層結構,結果表明,兩種方法采集的靜脈管壁各層結均完整。同光鏡和透射電鏡的橫切面觀察相比,掃描電鏡能夠直接觀察靜脈管腔面的內皮,可以更直觀的評估內皮損傷的程度。本研究掃描電鏡檢查表明,兩種方法對血管內皮的損傷程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總之,EVH技術采集的靜脈與CVH技術采集的靜脈質量相似,能夠滿足完全再血管化的需要,同時EVH技術能夠明顯減少患者的手術創傷和術后并發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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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

    新制度經濟學在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時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論過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這使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面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現實性與理論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認知方面的假設條件,可以更貼近現實世界,但會導致新古典理性選擇范式的失效,難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論;如果堅持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釋制度的形成和演變;二是研究缺乏歷史性與社會性,即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為人所處的歷史情景和受到的社會約束。這兩大問題阻礙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反思,新制度經濟學家已經開始了將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認知模式納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進行了一些降低歷史和社會約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嘗試,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簡稱為cia)在這方面的工作最為引人注目。

    無獨有偶,政治學家們也遇到了與新制度經濟學家類似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也因其反現實、反歷史和反社會而受到批評。“反現實”,即假設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過于簡化,具有hall(1996)所說的“無情的優雅”;“反歷史”,即忽視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選擇的影響,認為有效率的歷史過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種最佳解決辦法的過程;“反社會”,即忽視個人身處其中的社會關系對制度產生和變遷的影響。這些問題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解釋現實政治世界時遇到了很多困難,比如無法解釋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對不同制度之間的共時互動和歷時互動也無力駕馭等等。面對這些與新制度制度學相似的問題,政治學領域興起了歷史制度主義(hi)和社會學制度主義(si)。

    本文將從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響行為、制度如何變遷、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在制度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的新發展(cia)與政治學領域興起的hi和si進行比較,希望通過這種學科間的對話與交流思考如何推動制度研究的深入發展。

    一、制度及其對個體行為的影響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觀

    在cia中,青木將制度概括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其中“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為博弈規則;格雷夫認為制度是由規則、信念、規范和組織構成的系統。雖然表述形式有差異,但從本質上講,他們都將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參與人相互博弈所達成的均衡。他們認為任何一項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強調它們之間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與信念和規范相一致的規則,才是當事人有激勵遵守的規則,才能成為制度系統的一部分;同樣地,只有與行為協調一致的信念和規范才是制度系統的組成部分。

    hi和si也強調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還包括文化、規范和慣例等非正式規則。其中,si的制度定義更加寬泛,他們將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僅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規范,而且還包括象征系統、認知模式和道德模板。與cia將任何一項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構成的系統不同,hi和si用“兩分法”的眼光來看待制度,人為地將制度區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們在研究時各有側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關注非正式制度。另外,與cia將制度看作平等參與人博弈的結果不同,hi特別強調權力和資源的不平衡分配,將制度視為不平等的政治集團之間斗爭的產品。同時強調制度在各社會集團間不平等地分配權力的方式,認為制度給予不同集團的接近決策過程的機會大小是不一樣的。si則忽略了各方行為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權力沖突。

    (二)制度如何影響行為

    在cia看來,參與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過既協助又制約的方式影響參與人的行為以實現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個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幫助理性有限的參與人節約決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過為參與人提供關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協調他們的信念,從而控制著參與人的行為決策規則。在多種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導著參與人朝著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動。格雷夫還進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響行為方面發揮不同的作用,“規則”提供共享信息并協調行為,“信念”和“規范”提供遵循規則的激勵,“組織”產生并傳播規則。

    si和hi則認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參與人的偏好。在他們看來,制度不僅提供信息和認知模板,還影響著行為者的身份認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經過制度過濾后才被構建出來的。“通過創造新的行為者及身份感,通過給行為者提供成功與失敗的標準,通過構建關于恰當行為的規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個人的偏好并構建了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在hi看來,個人行動遵循的是“最優標準”還是“滿意標準”,是受理性驅使還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驅使,要視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構造了政治的情境,決定了行動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為假設與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一)行為假設:薄弱的理性還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認理性是有限的,在他們看來有限理性不僅包括有限信息,還包括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認為個體參與人不可能具備關于博弈規則的完全知識,也不可能對其他人的策略決策和所處的情景做出完備的推斷。相反,他假定每個參與人只擁有關于博弈結構的有限的主觀認知,這些認知來自過去的經驗,只有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認知出現內部危機時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則上承認無論是信息還是認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實際研究中,為了能夠運用古典博弈論(該分析框架假設參與人的決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參與人擁有信息的有限性,認為社會規則能夠為參與人提供信息和協調,幫助他形成關于他人行為的預期,回避了參與人認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與以往的新制度經濟學將有限理性等同為有限信息相比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來,他們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種薄弱(weak)的理性觀。所謂薄弱的理性觀,是指他們忽視了制度在塑造個人理性過程中的作用,把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研究的先驗性前提。與薄弱理性觀相對應,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觀,即認為制度塑造了參與人的理性(不僅包括信息和認知,還包括追

    求的目標)。如si認為個體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構出來的。他們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設下去談理性選擇,而是在選擇行為是有目的和有意識的意義上來討論它。在hi看來,除非已知相關情境,否則任何關于“自利行為”的廣泛假設都是無意義的。我們需要一個基于歷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們力圖最大化的東西,以及為什么他們強調特定的目標甚于其他的目標。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還是非均衡的

    在對制度變遷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側重點有差異:前者強調制度之間共時性和歷時性關聯,致力于提供一個分析經濟整體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統一框架;后者更傾向于比較不同經濟體中具體制度安排的差異,或研究某項具體的制度安排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遷。但是,cia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他們看來制度變遷就是從一個博弈均衡到另一個博弈均衡,是“沿著均衡點的演進”。他們致力于解釋從新均衡到舊均衡的過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連接起來。即使在分析整體性制度安排時,青木也堅持均衡觀,他認為各個博弈域的制度之間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機的制度系統;整體性制度的變遷,是各種不同制度之間相互關聯方式的變遷。

    hi和si強調制度變遷是多項制度共同演化的過程,分析各種組織和制度如何相互關聯塑造制度變遷的過程乃至結果。其中hi特別強調多項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質疑將某一項制度安排從整個制度結構中分離出來單獨研究的方法,認為必須將其放在更廣闊的情景(制度結構)中。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與青木相似。與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設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夠互相適應,形成彼此一致的整體。制度之間可能存在矛盾,為行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為邏輯。同時,他們也不贊成用均衡觀來看待制度及其變遷,認為“制度本身是政治沖突和選擇的有意或無意的結果”,相應地,制度變遷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充滿了偶然性和無效率現象的歷史過程。歷史過程不會產生均衡,它會產生獨特的、但是次優的結果。

    (三)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在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這一問題上,cia強調制度自身發展的累積性影響,給出了制度變遷的內生性解釋。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內生規則下,重復博弈的累積性后果可能導致資產、權力和社會角色分配的不平等,當不平等累積到臨界規模時,就會引發內生的制度變遷。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具體研究方面,cia內部存在差異。青木對制度變遷機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濃,特別強調認知能力有限的個體與制度之間的正負反饋:制度為個體行為提供信息,同時又對個人的行動決策施加“人為約束”;參與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證著制度,或在外部沖擊和內部累積性影響下調整主觀認知尋求新的行動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在格雷夫看來,制度變遷機制是多樣化的,可能有較強的理性選擇色彩,也可能有較強的演化色彩,取決于準參數(受現存制度影響而逐漸改變,如人口數量、貿易規模等)的性質:(1)如果準參數可被觀察到,它們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決策者可能意識到過去的行為不再是自我實施的,從而有意識地改變制度。通過公共決策有意識地選擇替代性行為、建立新規則,是制度變遷機制的常見表現。(2)如果準參數是不可觀察的、不確定的、不可識別的,制度變遷機制可能反映了個體愿意試驗和冒險偏離過去的行為,或擁有更多知識的個人出現,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權力不平等的參與人之間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遷機制。他們將制度演變過程分成制度存續的“正常時期”和制度斷裂的“關鍵時刻”。正常時期的制度變遷遵循著路徑依賴規律,各種政治力量之間保持著某種平衡;但是在“關鍵時刻”,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沖突結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強調制度變化是多種政治力量共同發揮作用結果,否認制度的可設計性,另一方面強調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終形成哪一種取決于政治沖突各方的力量對比,也會受到其它“干擾”因素(如觀念、信仰)的影響。在si看來,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變遷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用“價值的沖突”來解釋制度變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價值與周圍社會價值之間的沖突。但是,制度的變化又不能簡單地歸因于環境的變化,因為“制度不是現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觀行為和動機的簡單反映,它們把歷史經驗也嵌入了規則、慣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過學習過程來確認和適應變化的環境,忽略了制度變化過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動者之間存在的權力沖突。總之,si眼中的制度變遷是學習、適應、演化的結果,而不是有意識設計的結果。

    三、歷史、路徑依賴與制度變遷

    (一)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

    “歷史是重要的”,這已成為各流派制度主義者的共識。但在歷史為什么是重要的問題上,他們之間的意見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認為歷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史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當現存制度由于外部沖擊或內部累積性因素陷入危機,參與人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主觀認知,修正對其他參與人行為方式的預期。伴隨著參與人在制度危機下尋求新出路的過程,至少有幾個潛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漸演化出來,相互競爭。究竟哪一種潛在制度最終成為預期收斂的聚集點,進而成為一種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過去的制度即歷史。格雷夫則認為歷史不僅有助于精煉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待精煉的潛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過去的制度影響著新制度的學習和試驗過程,影響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潛在的新制度傾向于與過去的制度相互關聯而不是嚴重地偏離它們。

    hi則認為個體的偏好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釋的變量。歷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僅塑造了行為者的策略,而且還塑造了他們的目標和利益,通過建構政治情景影響政治結果。在hi看來,cia存在的最大問題在于他們研究中的個人是抽象掉了時間和空間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驗給定的。雖然格雷夫也提出了歷史情景分析方法,但歷史情景的作用也僅限于使理論模型的構建更符合史實,至于參與人,不管處于中世紀的穆斯林社會還是處于正走在通向“西方興起”道路上的歐洲,都被先驗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歷史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

    諾思認為歷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路徑依賴上,即規模經濟、技術互補性和網絡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就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從而形成對該路徑的依賴。實際上,過去的制度對現在的制度變遷的影響要復雜、深刻得多。格雷夫強調過去的制度影響現在制度的認知基礎,認為個人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進行選擇時會從過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認知的、信息的、協調的和規范的內容。其具體機制包括:(1)環境效應,指過去的制度構成新博弈的外生規則的一部分;(2)協調效應,指過去的制度為當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間進行選擇提供指導;(3)包含效應,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過去已經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還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過去制度,其細節會影響制度變遷的性質:強互補的“群”,制度變遷很難發生,一旦發生更可能是全面的變遷;多個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變遷也很難發生,一旦發生將是革命性的;制度間聯系較弱的“群”,變遷更可能是漸進的、局部的。

    hi將歷史看作一個過程,通過追溯事件發生的歷史軌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考察過去對現在的影響。“過程追蹤”是hi研究制度變遷的核心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對長時間的、大規模但進程緩慢的制度變遷的關注,比如民主化、工業化、國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發展等。如果在短時期內研究,一些變化緩慢的關鍵性變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從而被忽略掉。還有一些因果過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關聯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現,需要研究者在較大的時間跨度內進行研究。在歷史影響制度變遷的機制上,hi主要強調路徑依賴、時間序列和關鍵枝節點(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諾思所說的路徑依賴現象在政治過程中也廣泛存在,因為一旦某種制度固定下來之后,學習效應、協同效應、適應性預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變越來越困難。而且,由于政治領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權力的非對稱性、政治本身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領域的制度變遷顯示出更強的路徑依賴性。時間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之上的,自增強機制將某些選擇從政治選擇菜單上刪除掉了。關鍵枝節點,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機、多種潛在制度競爭的時期,最終哪一種潛在制度勝出將顯著影響隨后的制度變遷。hi認為抽象地討論多重均衡的精煉意義不大,重要的是識別、探究這些關鍵枝節點,將其放在所處的歷史情景中加以研究,這也是hi更為宏觀的研究視角的一大優勢。

    四、意識形態、文化觀念和非正式制度

    諾思在運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變遷時,遇到了以下主要問題:為什么多數國家沒有像西歐那樣產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為什么無效率的制度能夠持續存在?作為對上述問題思考的結果,他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引入了意識形態,在《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提出了路徑依賴理論,力圖解釋人類經濟制度的演變與停滯和無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徑依賴意味著“歷史是重要的”,強調過去的制度對現在制度的影響;引入意識形態則體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們承認非正式制度(如習俗、慣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將意識形態(指行為人的主觀認知模式)和文化觀念(指共享的價值觀念)這些被新古典理論看作外生的變量帶人了制度研究的視野。這是因為非正式制度(或者稱為“規范”)根植于特定社會的文化觀念之中,深刻地影響到了行為人的意識形態。當我們沿著“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進一步,追問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過什么機制影響行為人的選擇,就不能不關注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否則就無法回答上述問題。現實中制度理論的發展體現了這一趨勢,除了諾思在20世紀90年代后轉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將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cia將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分析框架的方式與他們的制度觀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統。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體現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過程中,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說,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正是通過影響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進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呢?cia通常將文化觀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參與人協同修正意識形態來解釋制度變遷,將作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參與人之間策略性互動的內生性結果。具體的機制如下:每個參與人對于博弈結構都有自己的主觀認知,當他們基于自己的主觀認知選擇的行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他們的主觀認知將被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并作為未來行為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如果基于參與人主觀認知的行為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隨之出現,并引發人們尋找新的認知模式。在多樣化的新認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種能成為所有參與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與人身處其中的文化觀念。文化觀念協調了眾多參與人的意識形態,為新均衡的實現提供了聚焦點。

    hi和si都強調文化觀念的重要性,這體現在他們寬泛的制度定義上。在他們看來,文化進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們“兩分法”的制度觀,即人為地將制度區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關注各種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歷史制度主義者堅持(正式)制度是產生政治結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觀念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等也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因素,他們尤其關注制度與文化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hi的中觀和宏觀視角,他們缺少像cia那樣基于個人認知模式的微觀分析,微觀基礎的缺乏使hi不能夠提供文化觀念如何影響行為的更詳盡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們將文化本身也界定為制度,從僅僅將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態度和價值,轉向了將文化看成是為行為提供模板的規范、象征或劇本的網絡。通過將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響遠不止cia所認為的協調參與人的意識形態、提供聚焦點那么簡單。他們認為人首先是特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該社會的文化觀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夠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樣的。也就是說,文化不僅影響個體的策略性算計,還影響著他們的基本偏好和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如果用博弈論的語言來描述的話(雖然si并沒有這么做),文化塑造了參與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博弈的結果。與cia相似,si也注重從微觀層面分析文化與行為的關系(雖然兩者的行為標準不同)。他們強調文化與個體行動之間高度互動和同構性的特征:當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規范展開行動時,個體會自然而然地將自己建構成為社會行動者,參與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并不斷地強化他所遵循的規范。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將經濟學領域內制度研究的最新進展(cia)和政治學領域內最近興起的hi和si進行了比較。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學科領域面對相似的問題——缺乏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做出的不盡相同的反應。他們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傳統的基礎上減輕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對不確定性、無知和錯誤預期的抽象和對歷史、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的抽象。這也體現了整個社會科學界共同關注的制度問題的最新研究趨勢。由于不同流派擁有各自的理論淵源,當面對相似的問題,他們所做出的反應很自然地呈現出了路徑差異。一方面,cia堅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觀,始終把研究的理論性放在首位,強調對自己的命題提供“微觀的詮釋”;而hi和si則堅持偏好內生和非均衡觀,注重研究的現實性,理論構建上相應薄弱,缺乏微觀基礎。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將歷史、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質上仍然是演繹的,而不是經驗的和歷史的;而hi和si揚棄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組織理論的傳統研究方法,主張用社會一歷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驗假設基礎上的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演繹方法,他們的研究在現實性、歷史性和社會性方面都更強。除了上述差異之外,通過比較也可以看到各個流派在多個方面表現出了趨同性。如cia更加關注各種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則更加強調為制度分析提供一種微觀行為理論;cia認識到行為人在做出選擇時受到意識形態、文化觀念和從前的選擇的約束,hi和si也意識到通過引入厚重的理性觀有可能實現與理性選擇理論的融合。

    各流派之間存在的差異為將來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們之間的趨同則或多或少預示了制度研究未來發展的方向。本文認為:

    (1)未來的制度研究將是跨學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學科的內部完成。

    (2)未來的制度研究不能單純地地依賴演繹法或歸納法,將演繹法和歸納法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一歷史分析可能成為未來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來的制度研究將著力在微觀行為基礎和宏觀制度結構之間建立起關聯。

    第8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廣西中學生競技健美操第五屆健美操比賽發展

    [中圖分類號]G633.9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058(2016)090061

    一、競技健美操的概念

    競技健美操是在音樂伴奏下,表現連續復雜和高強度動作能力的運動項目, 成套動作必須展示出連續的動作組合,柔韌性、力量與7種基本步伐的使用,并結合難度動作高質量地完美完成[1]。本文通過對廣西第五屆健美操比賽以來的研究,辯證分析我區中學競技健美操運動現狀及發展趨勢,為促進我區中學競技健美操運動的系統化和科學化發展、加大競技健美操的普及力度、提高競技水平、加強后備人才提供參考依據。

    二、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廣西第五屆健美操比賽各中學和中專參賽隊教練員、運動員。

    2.研究方法

    (1)文獻資料法

    查閱了國內有關競技健美操及相關學科理論和內容以及廣西第五屆健美操比賽秩序冊、成績冊等。

    (2)調查研究法

    對參加廣西第五屆競技健美操比賽各運動隊的人員、組織、訓練等現狀,設計發放教練員問卷和運動員問卷。

    (3)訪談研究法

    對部分專家、領隊、教練員、運動員進行訪談,獲取信息。

    (4)數量統計研究法

    運用EXCEL軟件(電子表格),對各項技術指針的統計資料以及回收的調查問卷原始資料進行整理和統計學分析,并且結合項目特點及訓練實際進行分析。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1.中學組比賽成績分析

    (1)中學組單人操比賽成績分析

    在本次中學組單人操比賽中,南寧三中、廣西幼兒師范學校分別獲得了冠軍和亞軍。從對中學組單人操的整個局勢來看,參賽隊伍較少,只有兩個隊伍參加。可以看出,第一,領導重視程度不夠,競技健美操未能普及到各個中學,使大部分中學代表隊未能參加比賽。第二,場地器材不足,訓練場地是決定一個訓練隊水平最基本的條件。第三,技術能力達不到要求,不能熟練完成整套動作,高難度動作不能完美完成。

    (2)中學組集體項目比賽成績分析

    中學組集體項目包括三人操和輕器械6人操。第一,從表1可以看出南寧三中、廣西幼兒師范學校在三人操項目中分別獲得了這次比賽的冠軍、亞軍。但是分值比較低。通過錄像分析,可以看到各隊在完成套路的時候不能呈現出很好的均衡合理性。第二,在難度動作與其他動作的連接方面,欠缺創造性和連貫性。第三,三人操最注重的就是隊形的變化和三人的配合與一致性,從各個隊的表現來看,南寧三中顯然要比其他兩個隊好,說明在訓練配合等方面比其他隊伍要強。

    2.廣西第五屆健美操比賽中學組實力分析

    中學組的比賽分為男/女單人、三人、六人項目。這次2/5的比賽是中學組的比賽,各級領導對青少年的培養非常重視,只是競技健美操在廣西中小學的開展并不廣泛。第一,從表2可以分析得出獲得前幾名的比賽單位都集中于首府,而距首府較遠的學校成績并不是十分理想。第二,在師資力量方面,南寧三中有健美操培訓基地,這無疑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教練和學生都有很強的技術基礎。

    3.影響我區競技健美操運動發展的因素

    (1)后備力量的缺乏十分嚴重

    第一,我區競技健美操后備人才分布不均衡,梯隊建設不合理,不利于我區競技健美操后備人才隊伍的建設。第二,競技健美操后備人才的管理體制不健全和選材等各種不利因素是制約我區競技健美操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第三,后備運動員缺乏科學系統的訓練和場地設施的不完備是導致我區健美操競技后備人才得不到長足發展的關鍵因素。第四,競技健美操后備人才培養中教練員的實踐技能、崗位培訓和有效激勵約束制度與職稱評定制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和完善。

    (2)師資力量體現出嚴重不足

    目前,廣西健美操教練不管是從年齡結構、執教年限、學歷結構、專業技術等級、裁判技術等級、指導員運動技術等級方面來看,還是從再教育狀況來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因此,當前我們應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來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通過調查發現,廣西健美操教師趨于年輕化,大部分是中青年教師。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健美操傳入我區的時間較晚,高校專業化程度不夠,中老年教師由于思想觀念、接受能力、身體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專業技術達不到較高的水平。

    (3)對人才培養的模式比較單一

    多元化培養模式的運行使我國健美操后備力量源源不斷,使其發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從調查看,我區成人組競技健美操人才培養主要為高校模式,運動員起點較低,而青少年培養模式只有基地模式和部分中小學自主培養(包括委托培養)模式在運行,其他培養形式基本屬于空白,且高水平選手均集中于首府。培養模式的單一會使我區后備人才儲備薄弱,對我區競技健美操運動的發展是不利的[2]。

    4.解決對策與發展

    (1)積極普及、推廣中小學開設健美操課

    雖然健美操在大中專學校開展較為普及,但據調查了解,絕大多數中學、小學尚未開設健美操課程的教學,僅有極少數體校開設有青少年健美操課,并設有大眾健身操通級賽,而競技健美操比賽較少。健美操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強烈的節奏感和廣泛的適應性,對場地、器材條件要求也不高,練習起來簡便、安全,適合在中小學普及開展健美操項目。望教育、體育職能部門互相聯合開辦各種教師培訓班和各種形式的比賽,加大對青少年健美操的重視、普及、提高,這也是響應國家對青少年加強素質教育的體現。

    (2)加強師資培養

    體育職能部門應成立健美操專業訓練隊、對教練員、訓練場地、器材建設方面加大建設力度。教練員是科學訓練的探索者和實踐者,應組建一支能有素質、科學地對青少年進行健美操的培養和訓練的隊伍,隊員由各級俱樂部和中小學進行輸送,基層以普及提高相結合為原則。高水平隊采用層層選拔和基層形成鏈條,保證后備人才不脫節,才能更好地發展、提高健美操運動競技水平。

    通過這次健美操比賽,我們得知廣西健美操已經朝好的方向發展,我區競技健美操運動經歷了從無到有、逐步發展的過程,目前正處于發展階段。因此各級體育職能部門及健美操工作者,要加強對青少年健美操的重視及研究,從娃娃抓起,從青少年抓起,加強師資力量建設,才能使我區中學生乃至大學生的健美操競技水平不斷發展、不斷進步、不斷提高、后繼有人、傲立于全國健美操之林。

    [參考文獻]

    [1]唐楓,黃梅.從廣西青少年競技健美操人才培養模式看廣西該項運動的發展[J]. 廣西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1).

    第9篇:經濟法學筆記范文

    【關鍵詞】XE-5000全自動血液分析儀;顯微鏡檢查;未成熟粒細胞計數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7.714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7-4093-01

    未成熟粒細胞,即幼稚粒細胞(immature granulocyte,IG),它包含了早幼粒細胞、中幼粒細胞和晚幼粒細胞,一般在正常情況下,未成熟粒細胞僅存在于骨髓內,一旦成熟后才會進入到外周血液內[1]。因此,如果在外周血中出現未成熟粒細胞則提示有骨髓造血功能的異常增生,提示患者出現了有類白反應、感染性疾病、血液系統疾病等[2]。為更好地提高臨床對未成熟粒細胞的檢驗水平,本文研究分析了全自動血液分析儀XE-5000與顯微鏡檢測未成熟粒細胞的差異,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儀器與試劑日本Sysmex公司XE-5000全自動血液分析儀及配套試劑,美國BD公司EDTA-K2真空采血管。日本OLYMPUS CX-41型顯微鏡用于白細胞顯微鏡分類計數。

    1.2標本來源選擇2012年3月――2013年3月我院住院患者血常規標本經XE-5000檢測出未成熟粒細胞超過0.1×109L的標本500例,其中,男280例,女220例,同一標本制備2張血涂片(A和B)。

    1.3XE-5000未成熟粒細胞計數原理采用半導體激光技術,依據每個細胞產生的前向散射光、側向散射光及側向熒光對血細胞進行識別。該儀器在原有的白細胞分類通道中增加了IG通道,用自動閾值鑒別線把未成熟粒細胞從成熟粒細胞中自動區分出來。IG用IMI溶血素,白細胞用STROMA TOL YSER2 4DS染色,這種聚次甲基染料可進入細胞使RNA和DNA著色。未成熟粒細胞的DNA比成熟粒細胞多,通常有較強的熒光信號,能被光電倍增管檢測到。在白細胞分類通道中幼稚粒細胞群被標記成深藍色,儀器可報告幼稚粒細胞(IG)絕對值和百分數[3]。

    1.4顯微鏡計數法血涂片用瑞-姬染色,嚴格按照臨床檢驗操作規程進行操作,由兩個專業技術人員分別對A、B兩張血涂片進行顯微鏡分類計數,每張血涂片計數200個白細胞,IG的百分數為(A+B/4)。

    1.5觀察指標觀察比較全自動血液分析儀XE-5000與顯微鏡檢測未成熟粒細胞百分數的差異,未成熟粒細胞的百分數包括早幼粒細胞百分數、中幼粒細胞百分數和晚幼粒細胞百分數之和。

    1.6數據處理本次實驗的所有數據處理均采用SPSS19.0軟件包進行處理,檢驗水準α為0.05,以95%為可信區間,計算結果中P

    2結果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全自動血液分析儀XE-5000檢測結果為7.48±5.55%,顯微鏡計數結果為6.89±5.98%,t=1.52,P=0.889>0.05,XE-5000檢測結果與鏡檢結果無顯著差異,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使用全自動血液分析儀XE-5000對未成熟粒細胞的檢驗結果可信。

    3討論

    對外周血白細胞總數及分類計數是一般血液檢查的重點內容。其中粒細胞主要起源于骨髓粒系祖細胞,其首先經歷原粒細胞,隨后為早幼粒細胞、中幼粒細胞,最后為晚幼粒細胞,再發展為桿狀核粒細胞、分葉核粒細胞。一般在成人外周血中有桿狀核粒細胞、分葉核粒細胞。一旦出現有未成熟粒細胞,就表示患者的骨髓增生情況存在異常。未成熟粒細胞的計數通常是將血液制品作為血涂片,再通過瑞-姬染色,在顯微鏡進行計數,其所需人力和時間均較大,耗時長,工作繁瑣。近年來隨著高檔次血液分析儀在白細胞分類上的進展,大多數標本能得到較準確、可靠的分類結果,起到很好的篩檢效果,同時,利用激光技術、特殊染色技術、流式細胞術等新技術,對異常白細胞進行一定程度的報警作用[4]。

    一般情況下,顯微鏡檢測未成熟粒細胞是比較精準的。全自動血液分析儀XE-5000檢查的結果越是和顯微鏡檢查的結果相近。說明檢測的精確度越高。儀器利用激光技術、流式細胞技術和熒光染色技術,可以有效地對白細胞進行計數和分類。其中前向散射光可以表示細胞內容物的復雜情況,側向熒光能夠表示出白細胞的核酸含量。側向熒光強度信號還可以顯示出細胞內核糖核酸及脫氧核糖核酸的含量。通過三個信號對細胞的分類計數,可以提高整體的準確性與精密度。

    從表1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血常規檢測儀檢查結果為7.48±5.55%,與鏡檢結果無顯著差異,P>0.0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使用XE-5000對未成熟粒細胞的檢驗價值也較高。

    但是,盡管使用XE-5000對未成熟粒細胞進行檢驗是臨床發展的方向,其能夠有效地解決涂片鏡檢的費力費時缺點。但是,由于血細胞的形態變化較多,血液分析儀不能完全取代涂片檢查的形態學觀察特點。例如,在粒細胞發生胞體增大和細胞核腫脹等情況時,其電阻抗和熒光信號及散射光會出現有不規則的改變,這樣導致散點圖出現明顯的變化,會超出儀器預設的范圍,檢驗報告中就會出現不能分類及分類不完全現象。

    綜上所述,血常規檢測儀XE-5000對未成熟粒細胞的檢驗結果與顯微鏡檢驗結果差異不大,可以在臨床檢驗工作中應用推廣。

    參考文獻

    [1]曹增,李勇,幕悅意,等.血細胞分析儀白細胞分類性能評價[J].中國血液流變學雜志,2009,19(4):643-645,671.

    [2]畢燕玲,黃美群,寧秋,等.血液分析儀復檢規則的改進與臨床應用[J].廣東醫學,2012,33(11):1578-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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