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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制造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國內面臨勞動力成本過高、生產效率偏低、原材料利用率低、能耗大等嚴峻挑戰[1];國際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為了保持制造業的先進地位,發達國家嚴格限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使得引進方式獲得先進技術的難度更大,解決這些問題的焦點在于中國企業自主技術能力的提升。面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給當今中國制造業帶來的技術趕超機遇,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破解資源約束,優化產業結構,在新一輪科技發展中搶占先機的契機,密切關注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持續技術創新能力培育,對于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勢在必行且具有重大意義。
2理論回顧與分析
2.1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征與后發技術追趕的歷史經驗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耗費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2]。“戰略性”強調該產業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能夠實現產業主導技術突破所帶來的潛在市場需求和國際競爭力提升;“新興性”強調產業技術的先導性,認為該產業處于生命周期的萌芽期及成長初期,核心技術和主導設計都不成熟,技術和市場都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3]。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技術變革的有利時期通常是在技術的初創期甚至成長期,由于該時期發達國新的技術體系處于初創階段,產業進入壁壘低,技術創新的盈利機會和增長潛力大,因此存在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4]。因此中國做出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旨在通過掌握新興產業的領先技術為改造傳統產業提供優勢,從而完成跨越式發展,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追趕。
2.2自主創新與后發國家技術追趕路徑
傳統追趕理論針對后發技術追趕的研究,基于后發國沿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既定技術軌道的追趕情境[5]。國內學者陳勁1994年提出自主創新,并認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引進的終極目標應是實現更多的自主技術創新,提高發展的競爭性與持久性[6],國內外研究把自主創新分為三種模式:原始性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本文以高端裝備制造業、信息技術產業中的典型企業為樣本,結合中國情境探索戰略性新興產業內高技術企業技術趕超的路徑“是什么”、“為什么”;分析在后發追趕情境下高技術企業技術能力提升與技術趕超路徑模式,為高技術企業技術趕超提供理論借鑒。
3研究方法
3.1案例企業選擇
案例對象選取基于以下標準:①行業有一定分散性,涵蓋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中的高端裝備制造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子行業,以提高研究結論的普適性;②被選擇的樣本與研究主題高度相關,使案例對象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最終選擇了兩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分別是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北車)、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中興通訊)。
3.2案例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案例調研采用半結構化訪談進行,結合媒體報道、專業雜志、文檔資料等二手資料作為信息來源,通過多樣化的數據來源進行三角驗證。案例分析采用模式匹配和時間演化相結合的方法,以高新技術制造企業的技術創新實踐為主線,從縱向維度描述不同階段每個案例主體的技術能力演化過程;再把兩個案例進行對比。圍繞核心問題“高技術企業的技術趕超路徑是什么”,其關鍵影響因素、相互關系逐漸顯現出來,主要有:技術環境、技術能力、技術來源方式、技術戰略等。
4案例描述及分析
4.1政府引導下的高鐵產業趕超路徑:“引進—集成—創新”
(1)高鐵產業的整體技術環境。大規模發展高速鐵路,是中國在能源和環境約束下解決交通運輸供給不足,同時帶動大批高新技術和相關產業、制造業提升與發展的戰略決策[7]。法國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高速鐵路研究的國家,同時善于技術引進再創新的日本通過積極與法國合作,引進法國技術創新的先進成果,集中力量對引進的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在短時間內對高鐵技術進行了系列改進與創新。此后英、德、美國等在該領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與技術追趕,這些發達國家在較長時間內,形成對高鐵技術的國際寡頭壟斷格局。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高鐵技術體系是日本新干線、法國TGV和德國ICE三大技術體系。(2)中國高鐵技術的發展與趕超過程。中國高鐵及車輛技術的研究經歷了近20年的里程。以2008年為分界點,將國內高鐵技術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0年至2007年,該階段前期主要依靠國內企業自主研發進行技術突破,后期鐵道部決定轉而采取國際先進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路徑,有針對性地開展德國、日本、法國的高速動車組的引進消化吸收。從2004年開始經歷了整機進口、零部件進口、整機組裝、技術消化,提高國產化率的過程,中國北車積極消化吸收引進技術所蘊含的隱性知識,采用先模仿、再創新的方式,短時期內縮小了與國外的技術差距,建立了時速200~250公里技術平臺和動車制造體系。但是制造能力并不等于創新能力,當時中國北車在高鐵車輛國產化改造中,對高速列車的九大核心系統的認知,還停留在參照引進的圖紙從事低水平的研究階段。第二階段從2008年至今,實施《中國高速列車自主創新聯合行動計劃》進入以自主創新為主的階段[7]。這個階段可以用兩個跨越式臺階來描述高鐵產業技術創新:第一個跨越,自主研制時速350公里動車組,主要解決高鐵技術系統耦合引致的技術需求,可以看成在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基礎上進行的技術優化,依靠國內技術攻關,中國高鐵在轉向架技術、輪軌動力學、車體結構等影響列車提速的核心技術上實現重大突破;第二個跨越,突破了時速380公里的新一代列車,同時依托時速500公里高速列車試驗的技術需求,開展高新技術在應用中帶來的基礎理論研究,在氣密強度、振動模態等十大關鍵技術上取得了重大突破[8],上述關鍵技術的突破,標志我國成為世界上高鐵技術集成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通過集成世界4種最先進的高鐵技術,我國高鐵產業具備了產品完全自主開發能力、低成本進軍國際市場優勢。依托國家大型建設項目,在鐵道部的引導下,國內高鐵企業成功實現了對世界高鐵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通過技術引進,高鐵企業搭建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高鐵產品技術平臺,最終完成了高鐵技術的跨越突破。通過對中國北車與國內高鐵企業研發、制造能力的各階段觀察,發現中國高鐵企業的技術能力演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定積累水平的初始技術能力階段(第一階段);持續改進與發展技術能力階段(第二階段);復雜產品的系統集成創新能力階段(第三階段)。中國高鐵產業的成功趕超是在科技部、鐵道部和行業部門協同下組織實施,鐵道部通過統一向國外招標,一攬子引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然后根據高鐵所需要的項目性質,通過大型骨干企業、科研院所、高校、核心配套企業等組成各項目聯合體;形成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以國家科技項目經費為牽引,建立協同創新平臺,充分發揮各創新主體的作用,把多方技術創造性地集成;最終依托國內巨大運輸市場需求,使高鐵產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突破。據此提出以下命題:命題1:對于具備一定技術積累、已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可以選擇引進產業帶動效應大的重點技術,通過技術消化吸收,強化集成創新能力,這是后發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的重要切入點。命題2:以國家科技項目經費為牽引,由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建立協同創新平臺,集成優勢創新資源,是實現復雜產品系統創新與技術趕超的關鍵條件。
4.2中興通訊的技術趕超實踐:“跟隨———引領”模式
(1)產業技術環境分析。電子信息產業是創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廣、滲透性最強的高技術產業,作為科技主導的產業,它的首要特點是研發投入多、科技含量高、更新換代快,技術環境整體處于復雜與高度不確定性。在國際經濟衰退背景下,中興通訊和華為逆勢增長,在市場份額和專利權上都有重大突破。中興通訊2012—2014年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三年位居全球前三,當今已擁有超過6萬件全球專利申請,1.7萬件已授權專利[9]。作為信息通訊領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企業,成功實現了技術追趕和多項突破,進入全球信息通訊企業第一方陣,居于引領地位。(2)技術追趕與超越歷程。電子信息產業屬于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中興通訊從技術追隨者、局部領先者、到技術標準制定者,實現了追趕與超越的“三級飛躍”,企業的技術能力也經歷了從弱到強的三個階段:1987—1995年“跟著跑”———引進消化吸收先進技術、形成自主產品開發能力。1987年中興進入以固定電話為主的國內通信行業,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訊信息業與國際先進技術相差30年以上,在“后發優勢”戰略思維下,中興通訊一步到位引進當時最先進的數字程控交換機技術,并努力對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根據技術軌道理論,在累積性弱的技術軌道中,企業容易學習和追趕,同時在技術發展中容易出現實現跨越的機會[10]。中國信息通訊業實現技術突破和趕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用通訊技術產業的技術軌道積累性較弱,移動通訊技術演化過程“整體上升、代際差別”存在技術跨越的機會窗口,從而抓住市場重大變化帶來的有利機遇實現趕超。在技術跟隨戰略下,中興始終將技術能力的提升放在首位,借助逆向工程等途徑分析引進技術的核心隱性知識,挖掘核心隱性知識與自身知識的互補性,特別注意“學習機會”的大小,通過“干中學”進行技術積累,縮小與領先者差距。1995年中興自主創新研發了10萬門數字程控交換機,標志著自主開發能力提升。1996—2005年“并肩跑”———培育復雜技術整合能力、實現技術多元化。1996年中興實施戰略三大轉變,一是產品結構由單一向多元化拓展;二是產品市場由“一網”向“多網”擴展;三是從通訊傳輸產品進入手機生產領域。容量巨大的中國市場為中興通訊這一階段的跨越發展提供了主要優勢,中國市場對電子類產品的需求升級給堅持市場導向戰略的中興提供了機遇。快速而準確地捕捉市場機會的戰略能力,使得中興識別和利用每次市場機會,開拓了小靈通市場、研制手機產品,大規模進入大眾消費品領域,充分發揮它在制造領域積累的技術優勢,奠定了中興通過能力積累最終實現原始創新的基礎。2002年CD-MA、GSM和PSTN三網融合標志著中興的復雜技術整合能力迅速提升,在許多技術領域極大地縮短了與技術領先企業的差距,從2G時代的跟隨者,躍升為全球3G時代的同行者,并且有能力進一步在核心技術領域突破,從而將技術戰略從技術跟隨型轉向技術引領型。2005年以后“領跑者”———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核心技術領域。隨著行業地位的持續提升,中興的技術研發從國內向國際研發合作發展,加大了海外市場和研發中心的擴張度,重視R&D,每年研發投入約占銷售收入的10%,2013年R&D投入超過了10億美金;在美國、法國、瑞典、中國設立了18個R&D中心,各個R&D機構形成了“蛛網型”內部知識共享網絡,多渠道多方式的知識交流,提高了R&D網絡的聯系深度、廣度和多元化[11]。國際研發合作有利于企業獲得互補性知識,縮短產品開發時間;有利于降低研發風險和研發成本,提升研發的規模效益;有利于產品適應東道國顧客的特定需求,增強在各國的適應能力,為中興知識儲備調整和準確捕捉市場機會創造了機會,也為實現產品和服務多元化以及核心技術重大突破準備了條件。目前在LTE/4G、云計算、物聯網等高技術領域,中興擁有數千件基本專利、核心專利,其中持有專利的90%以上為技術品質高的發明專利。在核心技術領域,作為4G標準的主要起草者、5G技術標準的主要創新者,中興成為信息通訊技術的領跑者。分析發現:通過“干中學”進行技術積累,同時建立廣泛的國際研發合作是中興通訊利用機會窗口進行技術跨越發展的前提基礎;把握市場機會,盡早預見到由于技術變化帶來的市場轉型,繼而占領新一輪技術轉型先機,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最終擁有技術標準制定話語權,成功實現技術趕超。命題1技術能力積累和構建廣泛的外部研發聯盟是后發追趕情境下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技術追趕的基礎。命題2處于市場成熟、競爭充分產業環境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注重技術和市場的結合點,盡早預見到市場轉型,繼而占領技術轉型先機是技術趕超實現的重要條件。
5結論及政策啟示
5.1技術趕超路徑選擇:技術能力與技術來源方式的協同
技術趕超路徑選擇受到技術環境、企業技術能力、技術來源方式等因素影響。企業技術能力是推動技術趕超的前提內因,是趕超成功的關鍵因素。特別是企業涉足全新技術領域趕超時,能否在趕超過程中迅速有效地彌補自身知識與能力的空缺,“開辟新的技術積累軌道,積累新的技術與技術能力,是趕超成敗與否的關鍵”[12]。在技術和市場已經高度國際化的技術領域,當新興產業內的企業不具備自主研發能力時,可以選擇技術收購、技術引進等方式,通過消化吸收來提升技術能力,并在技術能力提升的基礎上,調整研發模式,加快技術追趕速度。同時,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技術特性采取差異化的創新策略。因此,后發追趕情境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同階段的技術追趕會表現出不同特點,可以選擇的趕超路徑呈現多樣化的特征。
5.2后發追趕情境下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趕超的啟示
一、科技中介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
Jeremy Howells(2006)指出,人們常常從創新活動的過程和機構角度理解科技中介。從活動過程角度看,科技中介是創新顧問活動、技術和知識經紀活動、知識和服務的橋梁性供應活動。從組織機構角度看,科技中介是推進技術轉移的公司、經紀人、橋梁和紐帶、邊界機構。Wood.P(2002)認為,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就是知識密集型行業服務,指業務極大地依賴于專業知識與專門技術,提供知識型的中間產品和中間服務的一個團體或一家公司。
R.KeithSchwer(2003)把區域創新能力定義為區域內不斷地產生與商業相關聯的創新的潛力。Tomi(2003)認為,區域的創新能力是區域內企業和其他組織共同的創新能力。黃魯成(2000)認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能力是以區域內技術能力為基礎的、實施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的能力。唐福國、陳光(2001)認為,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是指某一個地區運用區域內特有的資源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創新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與技術機會的結合能力以及創新時機的形成能力。
二、科技中介組織與區域技術創新主體的協同發展機理
協同論是在一般系統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重要系統理論。20世紀40年代,美國生物學家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其《一般系統論》中首次將系統作為一個科學體系進行論述。貝塔朗菲把“系統”定義為“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綜合體(貝塔朗菲,1987) ”,解釋系統是由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組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德國著名物理學家哈肯在20世紀60年代對激光現象進行研究時發現,一個由大量子系統構成的復雜系統,各子系統之間既存在著相互作用和影響,又存在著相互制約和協作,在一定條件下,由于這種相互作用和協作,系統就會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組織結構,在客觀上產生時間結構、空間結構或使時空結構從低級有序向高級有序演化,提出了用復雜系統內各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來說明系統自組織現象的觀點、原則和方法。這一理論指出,系統的有序性是由諸要素的相互協同作用而形成的,是系統有序結構的內部作用結果。系統中子系統的協同作用,使系統整體出現各子系統所沒有的系統屬性和功能整體的屬性不等于內部各個子系統簡單之和,部分在整體中的協同作用能夠產生新的能量。
區域技術協同創新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活動,創新資源、創新行為主體間協同關系形成之前,相互之間有一個搜尋、選擇及被選擇過程。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無論是在企業間,還是企業與企業外的科研機構、高校等,要先搜尋、識別,再根據各自的效用函數和收益預期,歷經博弈,走上協同,完成技術創新。如果每個企業在浩如煙海的信息里,單靠自己去完成搜尋、識別,工作量非常之大,成本非常之高,并且在魚目混珠、真假難辨的市場上,風險也大,難以形成合作博弈。許多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的某一環節,或某些方面力不從心,或某類資源缺項,均需要中介組織,綜合社會高度分工而產生的眾多比較優勢(體現為核心能力),互補互動,集成于技術創新,極大降低技術創新運作成本與風險。
(一) 科技中介與區域技術創新主體的互動關系
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過程就是創新技術主體的協同互動創新過程,科技中介機構在整個互動關系中擔當著主體角色。本文以科技中介機構為切入點,描述科技中介機構與其他區域技術創新主體的互動機理(見圖1)。即在政府法律法規的支撐下,科技中介機構按照有序的市場規則運作參與創新活動,與企業的創新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投入一起作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投入模塊,形成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綜合動力。
首先,在科技中介機構與政府的互動過程中,科技中介機構是一個傳遞政府扶持政策、宏觀信息的載體。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將政府對科技企業在財政、稅收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傳遞給技術交易的雙方;另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還把企業的技術需求、技術市場等信息等傳遞給政府部門,以便糾正以往支持策略的不足,開發新的支持政策。
其次,在科技中介機構與企業的互動過程中,科技中介機構為企業提供技術供給和需求信息的信息流,并利用信息的流動形成信息流循環,加速創新知識轉移和轉化。
由于大多數企業難以憑借自身力量解決在技術創新中遇到的問題,只能通過外部渠道獲取相關技術信息。科技中介機構憑借其強大的網絡渠道,接受企業技術需求信息,以聚集的專業化人才網絡為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降低企業獨自尋找技術來源、技術顧問的交易成本。
最后,科技中介機構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互動過程是實現創新價值的過程。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為區域創新系統中的技術供給方,自身不具備對外輸出技術的能力。科技中介組織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資源信息匯集到一起,由其構建的網絡將信息擴散到技術需求者中,使技術供給雙方能夠快速完成技術對接,使技術生產與技術消化迅速完成,加速技術成果向市場的轉化。
(二) 科技中介對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
Cooke認為區域創新系統是由創新主體所構成的制度創新網絡。這種網絡化的關系使得系統內技術的擴散和資源的共享至關重要。在區域創新網絡內,科技中介機構與其他創新主體始終密切相連。通過積累社會資本和整合區域資源來確保創新主體之間能夠融合互補、交流合作,實現系統內技術和資源的共享。
1.促進區域社會資本積累,提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
科技中介機構以知識和信息為創新主體提供全方位的專業化服務,不僅為其他創新主體提供市場需求信息、創新需求信息,使創新主體以低交易成本和低風險實現協同創新,還通過技術創新服務,公證、監督、規范技術創新過程,幫助創新主體做出正確決策,保證技術創新順利進行,還提供其他的創新配套服務,如咨詢服務、人才培養服務、投融資服務等。科技中介機構通過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實現區域創新系統內社會資本的積累,使創新主體從多種渠道進行互動合作,并且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激發產生新技術和創新思維。降低創新的不確定性,增強區域創新能力。社會資本是指一個特定區域內,企業與相關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外相關實體、群體之間的社會聯系等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包括企業獲取并利用這些關系來攝取外部信息和其他資源的能力的總和。
2.整合區域創新資源,提高創新系統資源配置效率
科技中介機構可以從創新主體的需求出發,在較大范圍內,通過市場手段吸引各類生產要素后進行優選,為用戶提供優良的創新環境和配置豐富的資源,提高創新主體的技術創新能力。科技中介機構作為綜合性創新要素市場的主體。還可以通過產學研合作促進區域內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實現創新資源有效的整合和創新主體的互動合作,提高技術轉移和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此外,科技中介機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補充和強化政府的監管行為。科技中介行業中的評估機構、資格認定機構、行業協會、商業組織等,承擔著對市場監督與調節任務,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維持市場正常的運營秩序,優化完善區域創新環境,使得區域創新系統的整體創新能力大于各個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之和。
(三)評估模式:PEST—SWOT模型
科技中介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可以構建PEST-SWOT分析模型進行評估,同時,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在某一時期內存在一定的優勢與劣勢,面臨著機會與威脅,但這些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相互轉換。在PEST—SWOT模型中,S、W是內部因素,O、T是外部因素。PEST-SWOT模型即對內部因素(優勢和劣勢)和外部宏觀環境(機會和威脅)兩方面整合起來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每一個單項又可根據不同的分析對象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等角度進行具體分析,從而形成SWOT-PEST矩陣分析模型(見表1)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可以采用各種定性(如德爾菲法)、定量(如AHP方法、灰色預測法)的分析方法對獲取的信息展開深層次數據挖掘,為組織發展提供決策支持。利用PEST—SWOT模型,評估科技中介推動區域技術創新的發展狀況,為促進科技中介健康發展提供依據。
三、實證研究:科技中介與紹興區域技術創新案例
紹興市科技綜合實力位居全省第3位,科技進步水平居第4位,6個縣(市、區)全部為省科技進步先進縣(市),其中新昌縣、諸暨市相繼獲得全國科技進步示范縣(市),其中新昌縣、諸暨市相繼獲得全國科技進步示范縣(市)稱號。紹興市還被科技部確定為浙江唯一的“全國技術創新工程示范城市”,紹興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成功升級為浙江第三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一)總體情況
近年來,紹興市科技中介服務業不斷優化配置科技資源,促進科技與經濟的有效結合,全市科技中介服務業取得了快速發展,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具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的研發與服務體系,有力地促進了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見表2)
科技中介在信息服務、產學研合作、企業技術合作、咨詢服務、人才培養服務、投融資服務等方面發揮較大作用,特別是在技術創新服務和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方面走在全國同類城市的前列。
(二)PEST—SWOT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對紹興的調研分析,結合PEST-SWOT模型構建的步驟,本文對紹興市科技中介機構推動區域技術創新力提升作如下分析歸納。(見表3)
四、結論與對策
研究表明,從制度安排、組織設計、創新路徑以及網絡體系等方面設計科技中介組織與區域創新主體協同發展模式,是推動區域技術創新能升有效途徑。
(一)培育新型科技中介組織
根據區域發展的要求,根據政府推動與市場導向相結合的原則,大力發展新型的科技中介機構。要充分發揮科技中介在區域創新系統中的“黏合劑”作用。科技中介積極與政府的協同溝通,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科技中介應走進行市場化的運作之路,建立科技中介同大學、科研機構等的協同發展機制,進而實現區域創新系統的高效運轉。
(二) 完善科技中介的運營機制
建立科技中介投資主體及融資渠道多元化、市場化的系統投融資模式。進一步深化科技中介機構的內部治理結構,積極探索股份制等企業的運作形式,在完成公益服務的前提下,積極開展市場化服務。同時,各類科技中介在明晰自身戰略的基礎上,要完善各類制度體系,通過完善的制度體系推動科技中介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三)構建區域創新主體協同發展的網絡層次和節點
建立協同創新網絡的關系鏈條:政府、科技中介組織、企業的聯結;大學、研究機構、科技中介組織、企業的聯結;建立以開放與共享為核心的科學數據和信息資源共享的管理機制。
(四)提高科技中介整合及服務質量和效果
政府相關部門應對科技中介組織進行監督和評價,對服務的各個環節做出相應的調整、改善,這不僅有利于提高科技中介組織的運行效率,適應產業的發展,也可以使核心資源得以集中,減少資源浪費,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五)完善科技中介人力資源體系
關鍵詞:區域經濟;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1
一、區域技術創新的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區域之間的經濟競爭日益激烈,人們越來越關注如何能在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中保持優勢。研究表明,要想提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競爭力,主動引導和提高該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是一個有效途徑。
從近代經濟史中可以看到,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通常與該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的強弱成正比。每一次的經濟大變革,幾乎都是以科學技術的進步為基礎和前提的,例如歷史上的三次工業革命。這是因為技術的創新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動力,提高了勞動生產力,進而提高了經濟效益。另一方面,一個區域經濟水平的提高反過來也為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提高了良好的創新環境和經濟基礎[1]。,研究區域技術創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二、區域技術創新的內涵
創新是廢除舊事物,改造或創造新事物,并因此獲得成效的過程。在社會經濟中,通過創新,生產者可以改進舊方法,提高效率,從而獲取更高的利潤。高利潤會喜迎其他人的模仿,形成創新浪潮,這個過程就是創新的擴散與吸收,會產生社會正外部性。因此社會需要創新,有助于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沒有創新的社會是停滯不前的[2]。
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是一個綜合系統的概念,它被定義為:“創新主體利用現在信息技術,運用政策、法律,以及區域內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財、物,將知識,技術,信息,人才和先進的創新管理納入社會生產過程,協調和促進區域技術創新的綜合能力”[3]。
區域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涉及到的創新主體主要包括企業、大學、科研季候、政府和中介機構等;企業是將技術創新能力轉化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主體,它與其它主體的相互作用決定了技術創新能力的成效。大學是區域技術創新的母體;科研機構是重要的載體;中介機構是其它主體之間的紐帶;政府為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創新環境和經濟支撐[2]。主要的區域技術創新要素有:人才、資金、物資、信息和技術五類。其中人才是最主要的要素,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本,所有技術創新都是通過人來完成的。區域技術創新能力形成過程的實質是五大要素在各個主體之間的分配和優化組合。創新環境有:經濟發展狀況,社會文化環境,市場環境,政策法規以及歷史地理環境等[4]。
在構建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時需要注重整體,其能力的提升并不是要尋找和提升某個關鍵的創新要素,而是要注重提升區域整體的技術創新能力。要結合該區域創新系統的特點,對其中薄弱的要素采取積極有效的對策[2]。同樣,不能單靠個別部門的內部資源進行技術創新,而要綜合利用區域內各個主體的技術創新資源。
三、區域技術創新能力評價
(一)構建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指標體系的意義
設立一套符合區域實際的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是政府對區域內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宏觀調控,正確制定促進經濟發展相關政策的重要依據。進行區域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首先需要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一套科學可行的指標體系能夠有效認識和把握一個區域技術創新活動的本質。運用適當的方法對一個區域技術創新指標數據進行評價,便可得到該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實際水平[4]。
(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則
在構建區域創新能力指標體系時,應該遵循如下的原則,以便使指標體系綜合全面,科學合理,從而能夠真實有效的反映出該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優勢與不足。
(1)科學合理性原則。衡量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指標元素和指標結構要科學合理,所選取的指標要可靠、全面、彼此獨立不相關,能夠客觀的反映出該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各個方面的本質特征。
(2)系統層次性原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是一個多元非線性綜合系統。每一個指標元素(例如區域內R&D人員數、政府科技投入、發明專利申請數等)只能反映技術創新能力的一個側面。因此需要從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整體出發,構建一個全面,多層次的綜合指標體系框架。
(3)實際可行性原則。實際可行性是指所選取的評價指標元素的數據可以獲取,所制定的技術創新能力指標體系方案具有可操作性和時效性,能夠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中。指標元素通常可分為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定量指標數據通常可以通過查閱各類專業統計年鑒以及官方技術報告獲得;定性指標或經驗指標可通過調查問卷、專家評估權重等方法獲得,但是由于難以保證其準確客觀性,要盡量少用。此外,指標元素要全面,數目以少為宜,這樣可增強其可操作性。
(4)可比性原則。可比性是指評價指標元素和評價結果的可比性。各個指標元素之間可以進行比較分析,定量指標可以較為容易的進行數值對比,定性指標也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如專家評估指標權重)量化與定量指標相對應。此外,評價指標也可以進行與其他區域的橫向比較,以及同一區域不同年份的縱向比較分析[3,5]。
(三)評價指標的篩選方法
在指標元素的選取過程中,研究者通常將其分為兩個或三個層次,逐層分類細化。例如師詩在對山西省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研究中將指標體系分為三層:第一層為總括的區域創新能力;第二層為五個分類指標:知識創造能力、知識獲取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創新環境、創新經濟績效;第三層是在第二次各個指標的基礎上細分出21個指標元素[2]。與此類似,曲永義在魯蘇浙粵四省的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比較評價時將第一層作為總括性指標: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狀況;第二層劃分為六個分類指標(企業創新能力指標,大學、科研機構與基礎研究指標,組織與管理狀況指標等);將第二層細分為第三層的86個指標(例如企業技術創新經費投入總額、新產品開發項目數等)[3]。
在選取評價指標體系之后,要收集相應的指標元素的原始數據。由于評價指標原始數據的量綱不同,所以首先要進行無量綱的計算處理,這是進行橫向和縱向比較分析的基礎[4]。
在進行區域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時,需要運用綜合評價方法對指標數據進行處理。綜合評價指的是將多個用以描述評價對象不同側面的指標值綜合成一個綜合指標。常用的綜合評價方法主要有加權平均綜合指標評價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灰色關聯度綜合評價法等[2]。每種評價方法都有其優缺點,在選取方法時需要考慮到研究的目的,研究對象的類型、特點和內部結構關系,并此為原則選取適合可行的綜合評價方法來進行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
通過對評價結果的分析,便可以對該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有全面綜合的了解,對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人力、財力、技術等創新要素等多方面的優勢劣勢、發展平衡方面有清晰的認識。根據評價分析的結果,可以提出針對該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一些可行的對策和建議,以達到本文研究的目的。
四、提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建議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提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是一個地區產業升級,提高經濟增長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由于我國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要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還沒有全國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不同的研究人員所選取的指標體系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此外當前有關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研究較為分散不均衡,對發達地區的分析研究多于落后地區。
為了提升區域創新能力,首先,各創新主體要借鑒以往技術創新的檢驗,根據評價結果發揮優勢,改進問題與不足,明確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方法途徑。其次,企業、高效、研究機構等創新主體要加強交流合作,建立技術創新網絡,同時要加強與國內外其他區域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再次,政府要努力加強技術創基礎設施建設,控制協調各項評價指標的均衡發展,為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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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創新能力;風險投資;綜合對比分析
融資結構與資本結構是企業融資方式的其他稱呼。二十世紀末,資本結構論形成,它為公司財務理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高度的不確定性與正外部性是技術創新的兩大顯著特點。技術創新者與投資人之間很有可能出現信息偏差及不對稱,兩者之間也可能存在委托的行徑。諸多問題出現在技術創新融資的過程中。因此,通常情況下,技術創新融資成本往往較高。由此便會出現技術創新投資供小于求的狀況。二十世紀末,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就已經著手深入研究風險投資并積極進行實踐。結果表明,要想解決技術創新融資難的問題,風險投資不失為一種好方法。對于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不僅有理論佐證,也有了實踐依據。本文將分析討論風險投資給技術創新融資帶來的促進作用并為企業融資提出建議和解決措施。
一、理論依據
(一)國外成果。Lerner數據來源:1983~1992年的經費投入數據,該數據涉及二十多個產業。結論:百分之三的風險投資能帶來百分之八的技術創新,風險投資對創新的作用很大。Puri結論:風險投資介入高科技產業,企業在人力管理,市場營銷等方面的專業化程度進一步提高。
(二)國內成果。2009年,以龍勇為首的一批學者將技術創新能力用專利申請數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作為衡量的指標,得出了風險投資能促進技術創新這一結論。2011年,王建梅等人根據早年的數據(數據如表1)得出結論: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作用并不顯著,而R&D經費卻是影響專利申請數量的主要因素。2012年,黃銘等人研究得出結論:縱觀全省數據,風險投資是有利于技術創新的。通過對浙江省中小企業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王云龍指出國家的宏觀環境以及融資條件制約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作用。賈生華指出,融資條件是影響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等人通過研究美國市場得出:每拿出一百美元進行風險投資,就會有0.8項應用成功的專利項目。由此可見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是正向關系。
(三)成果評價。國內外著手研究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關系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學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各有不同,得出的結論也略有差異。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存在正效應。不容忽視的是,中外相比,我國風險投資的作用遠小于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因此,如何消除不利因素來加大我國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刺激力度成為當務之急。據此,我們要結合中國的經濟現狀與大環境進行分析,從而找出存在以上問題的原因并探尋解決之道。
二、中國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現狀
我國風險投資額浮動大且發展速度較快,這些特點使企業管理的難度系數大大提高,抑制了我國風險投資的作用;風險投資業作為新興產業,規模小,在企業運作與規模機制上都相對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風險投資的效率較低,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較小;在教育水平,國民文化程度,創新機制與創新文化上,中國存在明顯缺陷。專業人才缺乏,沒有樹立起良好的創新理念和缺乏創新的文化氛圍,科研能力低,探索能力差,技術累積不足等問題都大大降低了風險投資的效率。另外,我國政府對高科技產業的支持力度仍不及發達國家。
三、完善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建議
(一)培育一批精通風險投資領域的專業型人才。專業人才的缺失終會影響投資水平與效率。這對我國的技術創新會產生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通過進一步弘揚“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以及進行國家獎勵等激勵措施吸引人才。著手建立并完善風險投資型人才培育體系,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間接的后續人力資源。
(二)完善企業投資機制。除了資金的注入,風險投資企業也要給相應的高新技術公司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并提供咨詢服務。而我國風險投資企業在管理機制,組織結構等方面仍不完善,很難提供有效的引導與支持。所以它對于被投企業的作用十分有限。為此,我們應在對風險投資行業采取支持措施的同時改善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模式,逐步完善投資機制,引導其有序發展。
(三)培育創新環境,完善創新機制,提高創新能力。與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相比較,我國科技創新產出率十分低。我們應該從教育入手,培育國民創新意識,建立創新理念,增強技術的知識儲備量與科研能力,進一步完善創新機制。與此同時,政府應加大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加大資金的投入。還要完善獎勵機制,讓一切創新的源泉充分涌流。改善我國的融資環境。
(四)對風險投資進行合理引導。相較于新興的中小企業,傳統行業的技術水平較低,創新能力相對不足。但目前一些風險投資業轉向了傳統行業。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作用進一步削弱。為此,政府應進行宏觀調控,采取相應措施,調險投資方向。
四、結語
事實上,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但我國風險投資的境況較差,遠不及美國等發達國家。這可能與我國風險投資行業起步較晚有密切的關系。事實上,這是國家的經濟體制、政治制度、法律、文化觀念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們應該密切關注這種現象,不斷地對這些現象進行處理,從而不斷地提高我國的創新能力,更好地加強風險投資。除此之外,應從多方面入手,進行全方位的系統有序的改革,完善風險投資的發展模式,從而加大風險投資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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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組織 技術創新 評價體系
一、創新能力要素指標
1.創新資源投入能力指標。衡量創新資源投入能力的三個指標:
(1)R&D投入強度。R&D投入強度是科研經費與技術開發經費之和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其計算公式如下:
R&D投入強度用S1表示
(2)R&D人員素質——數量強度。該指標仍為強度指標,但與一般指標不同,它用素質對數量進行加權來計算R&D人員數量,故稱為素質——數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i:素質的等級。企業的素質等級可劃分為4級。第1級為初級研究開發人員,第2級為中級研究開發人員,第3級為高級研究開發人員,第4級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
ri:為第i級研究開發人員數。
ωi:為第i級的素質權重,與i相對應分別為1、2、3、4。于是,R&D人員素質—數量強度可表示為:
該指標用S2表示。
(3)非R&D投入強度。非R&D投入強度指技術引進加技術改造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其計算公式為:
該指標用S3表示。
用RIC表示技術創新資源投入能力指標,RIC有兩種來源,S1指標反映企業培育自主創新能力上的潛力,S3指標反映企業增加生產能力的潛力。雖然S1和S3都有助于企業增強技術能力,但意義絕不相同。S1對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S3則是滿足近期企業的技術要求,無助于積累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即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
2.創新管理能力。從理論上講,創新管理能力主要從創新戰略和創新機制兩個方面反映。創新戰略一點也不抽象,它落實到具體的活動上。例如,表現在創新資源的配置上,表現在收集和分析信息上,表現在創新方式的選擇上等等。但是,這些具體活動都不能像上面衡量創新資源投入能力時那樣找到可以準確計量的指標。因此,創新戰略只能用經驗數據。
創新機制在測度上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只能用經驗數據去測度。經驗數據由問卷調查獲取。創新管理能力用IMC表示。其計算公式為:
E1:創新戰略評分,0—100E2:創新機制評分,0—100
3.創新傾向。創新傾向的測度指標容易設計。由于創新傾向表現為企業家追求創新的強烈愿望化作現實,即創新的主動性和前瞻性。我們可用兩個指標去刻畫。
(1)創新頻率。創新頻率指企業的年創新數。技術創新可分為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而各自又區別為重大創新和漸進創新。在考察創新頻率時,不區別創新的重大與漸進特征,只計算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數量。其計算公式為:創新頻率=年內產品創新數+年內工藝創新數
(2)每千人創新數量。該指標的計算公式如下:
創新傾向集中體現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而這種精神會感染全企業的職工,并融入企業文化之中。創新傾向強的企業里充滿創新的氣氛和努力。因此,每千人創新數量指標優于創新頻率指標。創新傾向的衡量指標表示為S4。創新傾向用IP表示。IP=S4。
4.研究開發能力指標,研究開發能力指標有三個
(1)專利擁有數。研究開發的重要成果是專利。每年的專利申請數可能不是當年研究開發的成果,而是數年研究開發的產物,但持續的研究開發活動應連續不斷地出現新發明,專利擁有數是衡量研究開發能力的有效指標,表示為S5。
(2)自主創新產品率。自主創新產品不是依靠引進技術直接生產新產品,而是企業自行或合作研究開發的新產品。由于我們倡導企業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因此,設計“自主創新產品率”指標考核企業在自主創新方面所取得的進步。該指標表示為S6計算公式如下:
(3)對引進技術的改進。該指標力圖反映企業技術引進后消化吸收方面所做的工作。對引進技術的改進主要表現在工藝上,工藝的創新帶來產品創新,但工藝創新是為了產品創新。
研究開發能力用RDC表示,其計算公式為:
5.制造能力。制造能力用PC表示。衡量制造能力的指標有五個:(1)設備水平;(2)現代制造技術采用率;(3)引進技術達產率;(4)工人技術等級及工作質量;(5)計量、測試和標準化水平。前3個指標與設備有關,第4個指標與工人有關,第5個指標與企業制造活動的基礎工作有關。
制造能力的計算公式為:
S7、S8、S9分別代表指標①、②、③的數值,均用百分制表示,三者取平均表示設備能力。S10和E4分別表示工人技術等級的平均數和工人工作質量,兩指標同樣需轉化為百分制數字。E5代表指標⑤的數值,該數值來自問卷取得的經驗數據。
6.營銷能力。評價營銷能力的指標全部依賴經驗數據。我們從四個方面反映營銷能力。
(1)市場研究水平。市場研究水平包括潛在需求分析、競爭對手分析、用戶分析、技術發展趨勢研判等。從企業已完成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市場研究水平的高低。用評分方法確定該指標。
(2)對消費者/用戶的了解程度。指企業主動獲取消費者/用戶需求信息、使用信息的努力程度。
(3)營銷體制的適合度。指企業在組織機構設計中針對新產品投放市場和擴大市場做過專門考慮,而且在實際中這種專門考慮起到了促進新產品銷售的作用。比如,在廣告宣傳、定價策略、銷售渠道建立方面為新產品所做的專門努力。
(4)分銷網絡。指企業現存的銷售網絡對新產品上市、擴大銷售規模和信息反饋的及時與準確性起什么作用。
上述4個方面均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得經驗數據,然后再轉化為百分制數。
營銷能力用MC表示。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E6、E7、E8、E9分別代表上述4個指標。
二、創新產出能力評價指標
6個能力要素經組合得到創新成果,即技術創新從構思或投入變成商品進入市場。在市場上,創新產出表現為收益性產出、技術性產出和競爭性產出,分別用收益性指標、技術性指標和競爭性指標反映。
1.收益性指標。收益性指技術創新為企業創造的銷售收入。銷售收入分兩種,一種表現為新產品的出售給企業創造的新銷售收入;二是表現為技術出售,企業由此獲得技術收入。
嚴格地說,創新收益應表示為凈收益率和凈增收益率。但是,這兩個指標中的創新成本數據難統計。因此,我們選用新產品銷售份額測試新產品對企業銷售收入的貢獻。新產品銷售份額用S11表示,其計算公式如下:
用技術凈收入反映企業在買賣方面的情況。這是企業年內技術售出額與技術購入額的差。然而,該指標在企業間不能直接比較。為此,我們設計出技術貿易指數。其計算公式如下:
該指數越大,表明企業技術創新產出能力越強。用S12表示。如果可以用產品出口份額表達技術創新產出的收益性。該指標用S13表示,其計算公式如下:
用BI表示收益性指標,則:
2.技術性指標。創新會引起技術變化,技術性指標可用技術新穎性反映。
該指標屬于用經驗數據測度的指標,其數據來自問卷調查。技術新穎性分為四個層次,從低到高依次為企業水平、本省的水平、全國水平和國際水平。采用百分制計算技術新穎性。用S14表示技術創新新穎性,用TI表示技術性指標,則TI=S14。
3.競爭性指標。重視技術創新之所以成為世界性潮流,其根源在于它能為企業創造新的競爭力。
反映競爭性的指標有五個:①產品市場占有率(可分國際和國內);②質量提高率;③成本降低率;④能耗降低率;⑤原材料利用率。
第一、必須完善相關政策。這是促進中小企業創新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大力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著力建設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我們制定實施了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轉化、促進自主創新的政府采購等一系列政策。如,2008 年即將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率為25%,而經認定的高技術企業稅率為15%,小型微利企業稅率為20%;允許企業加速研發儀器設備的折舊,加大企業研發投入的稅前扣除比例。
第二、必須加大資金扶持。資金缺乏是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近年來,中央和部分省市政府設立了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中小企業發展資金等專項資金,發揮了政府資金在創新投入中的引導作用。制定了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辦法,設立了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加大了對創業投資企業的稅收扶持力度。在深圳交易所開通中小企業板塊、在北京中關村開展了證券公司股份轉讓系統和小企業集合發債的試點,完善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滿足成長性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
第三、必須整合各方面資源。充分利用好多方面科技資源是中小企業實現技術創新的有效途徑。我們鼓勵大學、科研機構和大企業向中小企業開放科研設施,鼓勵中小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加強產學研聯合。鼓勵各類科技中介機構面向中小企業開展服務,現有1200多家生產力促進中心每年為約10 萬家中小企業提供了各類技術服務。支持中小企業采取聯合出資、共同委托等方式進行合作研發。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已成為影響企業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我們組織實施了“中小企業信息化推進工程”,啟動了百萬中小企業信息化培訓,提高了中小企業信息化水平。
第四、必須加大對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一些亞歐會議成員的成功實踐表明,加強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對提升中小企業技術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們在中小企業相對集中的區域積極推進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為中小企業提供檢測、研發、工業設計、污染集中治理等方面服務。從行業上看,僅紡織行業就在130 多個生產集聚區推動了服裝設計、面料開發、產品檢測、市場信息等方面服務平臺建設;從區域看,僅浙江省建立的工業設計中心、物流中心、營銷中心、電鍍中心、污水集中處理等中小企業服務平臺就超過100 個。
第五、必須注重創新人才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為本。人力資本已成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為了提高中小企業創新能力,我們把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專業培訓放到了更加突出位置,自2003 年以來,多方式、多渠道培訓企業經營管理者和技術人員近100萬名,還連續組織了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者到清華大學等著名大學培訓。我們積極改善創新環境,吸引大批優秀留學人才回國創業,營造有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的社會氛圍。
關鍵詞:技術創新能力;剛性;持續競爭優勢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1.002
1引言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技術的創新,技術的不斷突破給企業帶來了無限生機與活力,在技術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企業總是會面臨一個又一個的選擇,然而有的企業在變革中抓住契機脫穎而出,有的企業卻止步不前甚至被淘汰。兩者的一個重要差別在于企業是否能夠根據自身及環境變化,培育和發展技術創新能力,這是企業成功進行技術創新的關鍵。
所謂技術創新,是指企業應用新知識、新技術和新工藝,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和經營管理模式,提高產品質量,開發生產新的產品,提供新的服務,占據市場并實現市場價值。技術創新能夠改進企業的生產制造技術和經營管理技能,使企業實現規模化生產,享有規模經濟與學習曲線帶來的利潤。當進行生產制造方面的技術創新時,有助于企業獲得低成本優勢;當進行產品設計方面的技術創新時,有助于企業獲得差異化優勢。
因此,在動態競爭的環境中,企業依靠原有的技術力量,可能無法保持競爭優勢,企業必須不斷增強技術創新能力,使競爭對手越來越難以模仿和學習而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然而,獨特的能力不僅是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而且可能也是企業自身難以進行改變和創新的,因而形成“能力剛性”,也稱為“剛性陷阱”。本文將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剛性表現和成因進行探討和分析,并提出防范和超越能力剛性的建議。
2技術創新能力的剛性及其特征
“能力剛性”被描述為:對企業內部習慣或慣例的過分遵循。在任一給定時間,組織的習慣或慣例決定了企業與眾不同的能力,企業傾向于根據外部環境變化對慣例做出適應性調整。這意味著對企業能力進行微調,而難以實現創新和變革。美國學者巴頓(Barton)從知識的角度指出了能力剛性的四個特征:對以往經驗的盲目迷信;企業內部限制創新;限制未來進行創新性的試驗;從企業外部吸收的新知識被濾除。
當一個企業經過不斷的技術創新形成其競爭優勢時,它就會有意無意地維護已有的創新能力和方式,導致創新能力再發展過程的緩慢和阻滯,形成能力剛性。也就是說,技術創新能力的剛性是阻礙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構建持續競爭優勢的慣性系統,使得企業自身難以繼續進行創新活動。在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能力剛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技術惰性
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企業最初是面臨著多項選擇和不確定性,然而一旦某方式的技術創新為企業帶來了競爭優勢,企業就會極力維護這種技術創新的方式與成果,繼續依賴已有的產品、技術、技術創新能力及技術創新方式和途徑,進入技術惰性狀態。
技術惰性具體表現為:企業視野狹窄,只滿足于已取得成功的產品和市場,而很少再去開發新的產品與市場;或者迷信于舊的技術,否定和排斥新技術,只相信過去成功的技術,即使原有的技術面臨著淘汰仍視而不見;或者缺乏動力,缺乏進取精神,極力維護已有的技術創新能力――盡管能力可能已過時,很難再去進行投資、培養新一代的能力;或者因循守舊,只相信過去成功的經驗,技術創新活動迷信于原有的方式和途徑,“創新”演變成適應性“調整”,然而這種微調難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2.2組織迷失
企業傾向于延續以往的技術創新經驗,在面臨新技術的刺激時,企業的個體成員尤其是技術團隊成員之間會出現相互肯定所持有的舊有慣例和經驗,由此個體成員對自有知識和技術的信心獲得提升,而企業特別是企業的技術團隊作為一個整體的組織也陷入到盲目自信的迷失狀態。這種組織迷失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剛性的表現形式之一。
在組織迷失的狀態下,成員對已有的產品、技術、技術創新能力及技術創新方式和途徑呈現高度的認可,對新的知識和技術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甚至某些個體成員會有意或無意地破壞組織對新知識技術的學習過程;組織的應變能力減弱乃至僵化,對于外部環境變化的反應遲滯,乃至對新知識的認識和學習過程嚴重地落后于知識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
2.3資源沉沒
企業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經費、人力和設備,這些資源是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獲取競爭優勢的基礎,一旦企業獲得競爭優勢,處于收益最大化的考慮,企業就會極力維護原有的資源投入方式,甚至保持原有的資源投入數量,然而在超競爭的環境中,因循守舊的資源配置方式是難以有力地支持企業進行不斷的技術創新,同時也難以構建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這就是“資源沉沒”現象,即原有的和新投入的資源難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資源沉沒也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剛性的表現形式。企業中有兩種資源容易呈現資源沉沒現象。一種是生產設備和廠房車間。企業的一些設備和廠房具有專用性,一旦投資就不易轉為其他用途,面臨技術進步或者設備更新時,已經投入的設備和廠房卻難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就呈現出資源沉沒的特征。另一種是人力資源。由于企業的一些經營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生產作業人員諳熟于企業已有的技術、技術創新的方式和途徑,在進行創新決策時,不是根據環境的變化和競爭的需要,而是根據經驗和慣例,就呈現出企業的人力資源不能維護企業的競爭優勢。
3技術創新能力剛性的成因分析
當企業技術創新呈現能力剛性時,就固守過去的成功,阻礙進一步開發新的技術,阻礙培養新的技術能力,消磨企業的競爭優勢。但是,能力剛性的形成,很難被發現。只有外界的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給企業帶來巨大沖擊時,企業才會發現能力剛性的存在,然而這種事后頓悟的方式將使企業付出高昂的代價。因此,解決技術創新的能力剛性問題的最佳方式應該是分析其產生原因,采取有力措施,在保持技術創新能力的同時,防范能力剛性的發生。
企業技術創新的過程中,能力剛性是伴隨創新能力的成長,經過長期演進而形成的,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3.1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的概念是由生物學家提出的,用來解釋生物演進路徑的機制以及路徑可能非最優的性質。美國學者阿瑟(Arthur)最早將路徑依賴理論引入技術創新過程的研究中,描述技術演變過程中收益遞增和自我強化現象。一旦某一技術路徑受到偶然因素而被采納,收益遞增機制便會促使它進一步延續呈現前后連貫、相互依賴的特征,很難被其他潛在的甚至更優的技術路徑所取代。企業沿著既定路徑的技術創新可能進入良性的循環,不斷地自我強化、鞏固和完善,構建了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而更多的表現為由于路徑依賴,即使出現更優的技術選擇,企業仍舊延續既定路徑而被鎖定在次優或不優技術的低效率狀態。
由此可見,路徑依賴是企業技術創新發生能力剛性的重要原因。技術創新能力依賴于企業自身循序漸進的積累而成,不能通過直接的市場買賣獲得,所以當企業需要進行技術創新的時候,依賴于從過去到現在所經歷的路徑,即使路徑依賴的程度很小,也會造成企業很難采納看上去很微小的技術變革,從而降低了創新能力調整的可能性,使企業技術創新陷入能力剛性狀態。
3.2認知慣性
納爾遜和溫特(Nelson & Winter)的演化理論認為,企業行為最好被理解為慣例。一旦某個行為方式相當好地發揮作用,這些方式將會被認可成為企業的記憶,并被作為慣例得以保持和延續,形成認知慣性。同時他們指出,堅持慣例將導致相對剛性甚至是惰性的行為。企業慣例隨著使用的成功進一步得到強化,當遇到新的環境刺激時,對舊環境的解釋和反應模式仍傾向于繼續發揮作用。
可見,在任一給定時間,慣例決定了企業與眾不同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也將強化企業舊有的認知和行為方式,最終由于企業的認知慣性,失去探索創新的意愿直至削弱、喪失創新能力。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最初要進行不斷探索、嘗試各種方法和途徑,一旦企業發現某種方法、技巧特別有效,就自然而然地固定下來,成為企業的行為慣例,當面對新環境或新技術時,企業就會很自然地偏向于選擇過去熟悉的經驗、技巧與方法。如此日積月累,企業就會對外界環境不確定變化的反應能力下降,難以識別和利用潛在的有利機會,使其陷入能力剛性而無法自拔。
3.3互補資產
互補資產是企業的專用性資產,是企業在建立已有能力時做出的不可還原性投資,僅與特定的產品、技術或經營方式聯系時才具有價值。企業建立起高度專用性資產同時也就建立了能力剛性的基礎,企業運用專用性資產提高了競爭優勢的同時也犧牲了企業的靈活性和創新能力。
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時,勢必配置一些相關的專用設備,這些設備在技術替代過程中難以另作他用,如果企業要進行持續不斷地技術創新,構建新的創新能力,就意味著企業要廢棄現有的相關知識及技能,拆除現有的生產線,削弱企業現有資產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更傾向于繼續保留初始的要素投入以及原有的收益能力。因此,專用性的投資在保護和培養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同時也限制了企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以及創新能力的培育,最終促使能力剛性的形成。
3.4系統封閉
技術創新系統封閉也是導致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剛性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過程是一個系統運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技術創新的各個環節構成一個彼此緊密配合、有機聯系的整體,發揮系統整體效應的功能。由于技術創新涉及到企業的生存發展,許多企業將技術創新涉及的所有信息和成果視為企業的絕密,不容擴散、不可分享;另一方面,由于路徑依賴和認知慣性的原因,企業對于現有技術創新系統外部的知識和技術不予以重視和關注。這種情況下,企業技術創新系統難以與外部進行有效的技術交流,無法與系統外的資源形成技術合作。因此,系統封閉的技術創新活動恰如閉門造車,只能在原有的知識、技術和資源基礎上進行的技術創新活動,勢必產生能力剛性。
4能力剛性的超越路徑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剛性由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而產生,不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它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起到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因此,要想在動態的競爭環境中保持競爭優勢、保持技術創新的有效性,必須建立系統的防范機制用以超越能力剛性。
4.1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企業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行為方式的綜合系統,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原動力。學習型的企業文化強調信任、交流、學習和分享。企業成員之間的信任是實現信息、知識和技術交流與共享的前提;交流是加強信任、引發合作、促進知識共享,增強技術使用和創新的手段;學習是獲取知識、催動創新的必經之路;分享是技術發展和創新的關鍵,是使隱性知識顯性化的途徑。
可見,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能夠避免企業故步自封,而是用積極的心態和行動面對新的知識和技術,通過探索新方法、創造新知識進行交互學習;企業能夠不斷吸收、使用、創新和分享知識和技術,從而避免了技術創新能力的破壞。而且學習意味著企業從過去的經驗和環境的反饋中得到啟示而對已有慣例和程序的修正,在學習過程中企業可以主動放棄舊的知識和技能,創造和發展新的知識和技能,克服認知剛性,避免企業落入創新陷阱。
4.2實施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是將知識視為企業的重要資產進行管理,通過獲取知識、使用知識和創造知識的過程來提升組織的績效。有效地獲取內外部的知識,擴大企業的知識存量;知識的共享和使用提高員工知識素養和技術水平,也激發員工的學習積極性,促進他們的知識創造活動;知識創造會發展和創新具有應用價值且能增加個人或組織能力的新知識,直接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知識管理是要建立在整個企業范圍的,滲入到企業每個方面,每個人都能融入知識管理過程,通過傳播、獲取、創造和應用知識提高個人、團隊和企業的能力。在知識管理的高效運行中,企業不斷克服企業內部的慣性和路徑依賴。
4.3建立技術聯盟
技術聯盟是指擁有開發、生產、經營某種新產品所需的不同知識和技術的不同組織,為了達到共享技術、分攤費用以及滿足市場需求的目的而組成的一種基于技術的合作聯盟。技術聯盟的各個成員均有自己的核心技術,通過優勢互補,各種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可以獲得單一成員所無法達到的整體競爭優勢,從而提高了對市場的快速響應能力。技術聯盟改變了過去企業的封閉經營模式,且將過去以“零和”戰略進行的企業之間的競爭,轉化為“競爭―合作”的“雙贏”戰略進行的組織聯盟之間的競爭。
技術聯盟對防范技術創新的能力剛性起到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增強企業與外部環境的交流,聯盟伙伴之間的信息流動、經驗分享以及技術合作使企業成為一個更為開放的動態系統中;另一方面降低了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所需的資產投入以及維護的成本,使企業在技術更替和變革中更具有靈活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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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本文首先在總結前人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對技術創新能力進行定義,對吉林省技術創新能力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歸納總結,并從政府建設、政策建設和體系建設三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研究。
【關鍵詞】
技術創新能力;問題;對策
邁入21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的所帶來的巨大促進作用也日益凸顯出來。技術創新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也是國家競爭力高低的重要標志,這已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所證明。
1 技術創新能力的概念
對技術創新的研究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以熊彼特為代表的學者們提出了技術創新的概念及其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但對于技術能力的研究開展的卻比較晚。技術創新能力是技術創新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概念,技術創新能力的強弱決定了國家或地區競爭力的水平,所以現在理論界和實踐界開始逐步重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研究。但由于技術創新能力所包含的要素多而復雜,學術界有很多不同觀點,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定義存在很大爭議,一直沒有作出明確、科學的規范。現在學術界一般都是從微觀企業、中觀產業(區域)和宏觀國家這三個層面進行研究和定義。筆者認為技術創新能力包括若干能力要素,企業和科研院所等創新主體合理運用和支配這些能力以及各種資源,從而提高自身素質,提升自身技術流的能力。
2 吉林省技術創新能力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吉林省老工業基地經濟發展正處于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和工業化中期的初級階段,具備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條件和一定的比較優勢。現已形成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支柱產業是汽車產業和石化產業,優勢產業是醫藥產業和電子信息產業,特色產業是能源產業、冶金產業、建材產業和紡織產業。但吉林省做為老工業基地,其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低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導致吉林省技術創新能力偏低主要是下面幾方面的問題:
2.1 首先是技術創新資金投入不足,政府支持力度弱
技術創新資金來源主要是企業、科研院校的投入,但吉林省由于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因此無論是企業還是科研院所,在進行技術創新活動中所投入的資金均顯不足,造成產學研無法合作開發大的項目,同時也無法進行高水平的技術開發,無法給經濟發展帶來大的影響。政府在產學研合作中發揮的指導協調作用還不夠,缺乏必要優惠及鼓勵政策,無法促進產學研合作。
2.2 其次是沒有建立起產學研合作的平臺
調研發現,企業和科研院所均感到缺乏為他們提供技術創新服務的社會中介數量偏少,對中介機構缺乏足夠的信任,作用也不明顯。另一方面,社會中介服務又感到需要提供技術創新服務的客戶很少,因此很少有中介機構愿意專門從事技術創新的服務。還有一個的主要原因是委托方的違約、毀約、逃約現象嚴重,這種情況會給中介機構帶來嚴重的損失,讓中介機構無法生存。
2.3 產學研整體環節銜接不順暢,科技成果轉化不利
企業與科研院校在產學研合作中,其利益目標的不同和風險因素的未知性使他們之間的合作無法順利進行。科研院校的優勢是科研力量強,技術創新能力強,高新技術成果多,其弱勢是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弱。因此科研院校與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上存在結構性矛盾。具有先進性的科研成果在現實企業的生產工藝上無法生產或轉化成產品,二者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反映出產學研前后環節整體銜接的不順暢。
2.4 最后是產學研合作風險投資機制還未建立
對于產學研合作項目中的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存在著利潤大、投資大和風險大的問題。這樣大的投入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遠遠不能滿足其客觀需求,而企業的自籌資金又非常有限。因此,若想做大的據對已開展產學研合作的企業調項目,必須使用過銀行貸款、從股市中籌集、國內風險投資、發行企業債券、國外風險投資等融資形式,建立風險投資機制,加快企業的發展步伐。
3 提升吉林省技術創新能力的對策研究
3.1 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創新意識
要逐步轉變政府職能,政府的主要作用體現在政策引導、激勵和監督等方面,不要直接干預企業的創新活動,在企業、科研院所、中介機構以及投資者之間起到組織領導和間接調控的作用。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財政、金融、人力資源管理等支持性政策,建立高效的創新激勵機制和風險機制,政府不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而把企業、科研院所和中介機構等培養成技術創新的主體,在企業和科研院所之間建設好創新中介服務平臺,不斷提高創新中介服務能力,以推動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
3.2 完善技術創新的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
首先要制定科技投入政策。由于技術創新,特別是基礎研究具有很強的外溢性和風險性,而單個企業的投資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有限,因此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能力和積極性不高。為了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可以由政府牽頭建立立技術創新的風險基金,采取資金補貼的方式鼓勵企業開發的新產品。其次要制定有利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如果想鼓勵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可在現有稅收政策上進行減免,采取加速折舊制度和繼續實行出口退稅政策,以減輕企業的稅負。對企業的新產品或者是高新技術產品實行低稅率征收政策,以增強企業發展后勁。還要制定金融信貸政策。由政府牽頭,帶動企業、科研院所、銀行及其他投資者合作投資成立風險基金,對符合條件的企業或科研單位進行技術創新的投資或擔保。
3.3 建立和完善吉林省區域技術創新體系
技術創新體系的運行實質上是“產、學、研、管、中、金”相互合作的過程,包括政府、企業、科研院所、銀行等金融機構、中介機構、市場監管等諸多部門。吉林省創新體系建設就是在吉林省產業和科技發展的優勢領域,進行積極投入,重在知識創新能力建設和企業技術科技的創新能力的建設,不斷完善技術創新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建設,推進吉林省“一線兩翼”區域的建設,創新吉林省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在進行技術創新能力建設的同時,還要完善包括知識創新體系、技術創新體系以及創新服務體系等一系列體系建設,有重點、有步驟地推動吉林省技術創新體系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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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研發;技術創新能力;面板協整檢驗
一、引 言
金融危機重創了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得我國加工貿易制造業對美國和歐盟市 場的出口均出現了大幅地下滑。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金融危機也是一個關鍵的契機, 以汕頭地區為代表的3000多家中國玩具制造商不僅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沒有一家倒閉,反而實 現了逆勢增長,訂單數同比上升了20%-60%。究其原因,是他們轉變商業模式,增強新產 品的研發和銷售,設立自己專門的研發中心,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科技含量,并積極引進中國 香港 、美國等地的高級玩具設計師,努力創建自主品牌。中國制造業急需從低成本、低附加值、 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以低能耗、高技術、高附加值為依賴的技術創新型經濟。 而在一國制造業從產業鏈的低端環節轉向高端環節的過程中,技術創新能力一直 處于核心的地位,一個國家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大小。在經 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面臨開放性的創新資源以及全球化的價值鏈創造過程,面對跨國公 司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的趨勢,我們尤其關注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研發中心是否真正促進 了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否存在微觀層面直接的證據?
二、文獻綜述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企業面對的是全球性的創新資源,外資企業研發中心的設立為 國內企業在模仿、學習的基礎上進行自主創新奠定了基礎。持正面促進效應的觀點認為,外 資企業研發主要通過市場競爭和示范,技術人員流動,產業聯系,技術外溢等方式影響本土 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冼國明、薄文廣(2005)運用行業層面的面板數據分析了外資企業對國 內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外資企業的專利申請對中國國內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存在 積極作用。[1]沈坤榮和耿強(2001)利用各省FDI 與各省全要素生產率的數據作 橫截面的 相關分析,發現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可以帶來0.37個單位的綜合要素生產率 增 長。[2]陳濤濤(2003)的研究發現企業規模、技術差距和資本密集程度等行業特 征對外資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產生了顯著的影響。[3]
但是,考慮到跨國公司的研發戰略,外資企業建立研發中心的目的是使自己的產品更貼 近市場需要,更好地實現產品市場化、本土化,而不是進行大量的高新技術和基礎性研究。 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外資企業十分注重對核心技術的控制,通過設置技術封鎖,專 利保護等各種方式來控制核心技術的外溢。
本文認為,盡管跨國公司建立研發中心的目的之一是市場化,但是由于技術知識的非競爭性 和節約研發成本的天然動機,跨過公司海外分支機構從事研發活動,不可避免會對本國其他 企業或研究機構產生溢出效應和協作效應。Glass A.J (2004)的研究表明,由于默示知識 在 研發活動中往往起到關鍵性的作用,而這種默示知識在當地企業的經濟活動中很難創造, 必須借助某種中介和渠道,外資研發可以充當這種渠道和介質,對東道國企業的研發產生極 大的潛在價值。[4]其次,國內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越來越激烈,廠商要保持利潤, 必須盡可 能的降低研發成本。研發中心建在本地,可以提高研發效率、盡可能的縮短研發時間,降低 研發的直接費用和技術人員成本。劉志彪,張杰(2008)的研究認為,跨國公司為了滿足全 球 消費市場多樣性以及發達國家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品種、環保、安全等更為苛刻的市場進入 標準要求,往往會通過技術轉讓、關鍵設備轉讓和專利授權等行為,協助發展中國家代 工企業迅速提升自身生產工藝和產品設計能力,促使發展中國家由不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OE M 生產方式,向具有一定自主創新能力的ODM 生產方式轉移。[5]
綜上所述,雖然發現外資研發對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但是我們還是缺乏來自產業 層面的直接證據以及較穩健的檢驗方法。現有研究大都從包含FDI變量的擴展生產函數出發 ,以國內企業勞動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或地區、行業層面分析。但結合 中國產業層面的面板數據進行面板協整檢驗的較少,特別是考慮到宏觀經濟環境以及我 國不同產業在研發經費投入和技術學習能力上的差異,外資研發與中國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 之間的關系是否會隨著時間和產業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在長期內兩者的穩定關系是否會隨著 宏觀經濟環境和國際環境而變化?因此,本文結合中國產業層面的面板數據,采用新的檢驗 方法(Panel Cointegration),對外資研發與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長期關系進行協整 檢驗,并對其短期波動情況進行分析。
三、面板協整檢驗方法
本文目的是要檢驗產業層面的外資企業研發與國內企業技術創新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穩定關 系,即外資研發與中國大中型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是否會隨著時間和產業以及宏觀經濟環境 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由于在面板數據模型中,會出現變量非平穩性問題,即在長期內橫截面 單元中的變量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波動不穩定的狀況,變量非平穩性會導致虛假的估計 結果。因此,必須運用面板協整方法,面板協整模型一方面可以緩解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另 一方面可以同時考慮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問題。
因此,本文采用的面板協整方程為:
lninnoit=αi+βilnfrdit+γilnabsorbit+ei,ti=1, …,N t=1,…T(1)
其中,i表示各工業行業,t表示時間,lninno表示國內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出,lnfrdit代表 外資企業的研發投資,Lnabsorb代表消化吸收變量。從理論上說,在異質面板數據下,可以 通過兩步回歸,構造組內、組間統計量對面板變量的長期協整關系進行檢驗。首先第一步, 根據面板數據構造每一個截面的協整方程:
lninnoit=αi+βilnfrdit+γilnabsorbit+ei,t(2 )
面板協整檢驗通過組內和組間平均兩個統計量來檢驗長期協整關系,組內統計量類似于對方 程(2)的殘差進行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而組間統計量是基于每個截面單元平均的單 位根檢驗。
面板協整檢驗的第二步是對殘差項進行單位根檢驗,從方程(2)中可以得到回歸殘差的差分 形式:
Δi,t=(ρi-1)i,t-1+vi,t(3)
其中,i,t=i,t-ii,t是回歸方程( 2) 的估計殘差。根據Dickey-Fuller的單位根檢驗思想,要考察變量間的長期協整關系,可以 通過對殘差項的單位根檢驗來完成,就是要檢驗方程(3)的參數(ρi-1)在統計上是否顯 著,其中:
(NT-1=(∑Ni=1∑Tt=2Δi,t i,t-1-i)(∑Ni=1∑Tt=12 i,t-1)-1(5)
NT-1=∑Ni=1[(∑Tt=2Δ i,ti,t-1-i)](∑Nt=12i,t-1 )-1(6)
其中,N1均服從非對稱的標準正態分布,其中θ 1,θ2,1是兩個統計量所對應布朗 方程的均值參數。①因此,通過對組內統計量和組間統計量的檢驗,可以檢驗
出兩個面板 序列數據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四、外資研發對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與變量選擇
本文采用的是1998―2006年中國32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和《中國統計年鑒》。②變量選擇方面,lnfrdit代表外資企業的研發投資,本文主 要 使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各行業三資企業的內部研發經費投入來表示,lninno表示國內 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出,用各行業國內大中型企業的新產品開發項目數Newsum和國內大中型企 業的專利申請數Lnpatent表示。Lnabsorb代表消化吸收變量。本文使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中各行業國內大中型企業的消化吸收經費支出表示消化吸收變量。另外,本文使用外商直 接投資與國內大中型企業的技術開發人員的乘積項lnfrd*LnAC,來度量國內企業技術人員的 消化吸收能力。
(二)外資研發與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面板協整檢驗
首先,從散點圖看,lnfrd與中國大中型企業的專利申請數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其次,在做協整檢驗之前,必須對面板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在面板數據中,會出現變量非 平穩性問題,即在長期內橫截面單元中的某些變量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波動不穩定的狀況 ,變量非平穩性會導致虛假的回歸結果。本文利用Stata軟件首先對上述變量進行面板單位 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③其中,LLC,IPS、KPSS、Hadri Z單位根的檢驗結果表明:所 有變量都是不平穩變量,但是其一階差分變量是平穩變量,因此符合一階I(1)過程。
lnfrd與中國大中型企業專利申請數lnpatent的散點圖
量是時間趨勢平穩的,10%的 臨界值為0.119,5%的臨界值為0.146,1%的臨界值0.216。
本文運用面板協整方法對外資企業研發與國內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長期關系進行了協整檢驗 ,具體結果見表2,表3。其中,表2是FDI與國內企業新產品開發項目數的協整檢驗,表3是F DI與國內企業專利申請數之間的協整檢驗。
Pedroni(2004)證明,當時間序列趨勢較長時,Groupρ-statistic最為保守,拒絕度最低 ,而Group adf-statistic的拒絕度最高,其他的統計量表現得不夠穩定。[6]因此 ,在面板 數據協整檢驗中,一般重點考察組間ρ和組間ADF兩個統計量。從本文表2、表3的檢驗結果 來看,Panel adf-stat和Group adf-stat均在1% 的顯著水平拒絕原假設,說明外資研發和 國內企業自主創新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而從其他的檢驗指標看,無論是在沒有個體效 應,沒有時間趨勢的條件下或是沒有個體效應,有時間趨勢的條件下,還是在有個體效應、 有時間趨勢的條件下,Panel pp-statistic、Groupρ-statistic 、Group pp-statistic都 在1% 的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無論是以新產品開發項目數,還是以專利申請數來衡量的 國 內企業技術創新產出,外資研發與國內企業自主創新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綜合上述檢驗結 果,可以得出結論:在長期內,外資企業研發存量與國內企業技術創新之間存在面板協整關 系。從現實經濟看,外資研發主要從以下方面促進本土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一是提升 當地產品的制作工藝,從產品升級和工藝升級的角度,外國分支機構的調適性研發和某些針 對當地市場的創新性研發可以直接提升國內相關產業的工藝和產品水平;二是密切與本土企 業之間的產業聯系,而產業聯系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實現:(1)外資企業對產品質量的嚴格 要求、及時送貨等,會激勵國內供應商提高自己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水平;(2)外資企 業進入提高了對中間產品的需求,這會使本國企業獲得中間產品上的規模收益。
沒有個體固定效應,NOTR表示沒有時間趨勢。所有的統計量都漸進服從標準正態分布,原 假設是不存在面板協整關系。
注:其中,***,**,*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原假設,NOINCE表示沒有 個體固定效應,NOTR表示沒有時間趨勢。所有的統計量都漸進服從標準正態分布,原假設是 不存在面板協整關系。
(三)外資研發與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面板協整方程估計
在面板協整檢驗之后,需要對面板協整方程的具體形式做出估計,以判斷外資研發對國內企 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具體影響效應。理論上對面板協整方程的估計一般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 法(Full Modified OLS)和動態最小二乘法(DOLS),且在T∞時,FMOLS、DOLS估計量 漸進服從截尾正態分布。
但是,在實證研究中,許多樣本數據的時間間隔T
Δyi,t=yiζi,t(β)+∑ps=1αsΔyi,t-s+∑ qr=1θrΔxi,t-r+vi,t(7)
實證分析中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法來估計誤差修正模型(7),通過估計方程(7)不僅可以得 到面板協整方程ζi,t(β)=yi,t-1-β′xi,t,還可以得到誤差調整系 數(ECM)均值i的有效估計,從而得到短期向長期 均衡調整的速度和幅度,這種估計方法稱為混合組間均值估計(Pooled Mean Group Estima tor, PMGE)。
本文運用混合組間均值估計方法PMGE,對產業層面的FDI與國內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協整方 程進行了估計,估計結果見表4。實證結果表明,國內企業專利申請與FDI和消化吸收變量存 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在長期內,FDI對國內企業專利申請有正向的積極影響,其影響系數為0 .945,吸收消化能力對專利申請的長期影響系數為0.049,FDI是國內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 高 的長期原因。同樣,以R&D學習度量的吸收消化能力lnfrd*lnAC 與專利申請的長期影響系數 為0.065,說明在長期內,國內企業技術開發人員通過對外資企業研發技術的研究和摸索, 經過不斷地消化吸收,逐步轉化為自己的適用技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技術人員人力資本 積累對國內企業專利申請起到了明顯的促進效應,外資研發是國內企業技術學習能力提高的 長期原因。結果表明,研發型FDI的流入會提高本土企業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促進高技能 人力資源與研發投資的進一步融合。在外資企業研發機構中服務的科學技術人員,可以近距 離觀察外國先進技術,學習外資企業知識管理和創新管理的經驗和方法,通過積累大量的研 發經驗,不斷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
注:其中,***,**,*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表中回歸系數是最大似然函 數ML估計的平均系數。
從短期誤差調整項ECM來看,回歸方程的誤差調整系數為-0.52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 明這種調整的幅度為52.8%。如果短期內由于某種原因國內企業自主創新對FDI的反饋偏離 了 長期均衡,則存在自動的調整機制,使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回歸。具體來說,在短期內,由 于市場競爭的加劇,外資企業采取技術手段對核心技術進行封鎖控制,限制技術信息的共享 程度以及中國引進外資的產業政策調整等等,兩者有可能偏離長期均衡關系。在方程(2) 中,誤差調整項的系數為-0.795,說明短期內由于市場壟斷以及技術封鎖,外資企業研發 可 能會阻礙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內企業人力資本和研發經驗的 積累,二次創新能力的提高以及與本地企業之間產業聯系的增強,這種短期偏離會逐漸向長 期的均衡關系調整,且這種調整的幅度為79.5%。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中國產業層面的外資研發與大中型企業的技術創新數據,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 面板協整檢驗,并用混合組間均值估計對兩者的面板協整方程進行了估計。協整檢驗表明, 無論是以新產品開發項目數,還是以專利申請來衡量國內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出,協整檢驗統 計量都在1% 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外資研發與國內企業專利申請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在 長期內,FDI對國內企業專利申請有正向的積極影響,FDI是國內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的長 期原因,其影響系數為0.945;同時,以人力資本度量的吸收消化能力與專利申請的長期影 響系數為0.065,說明外資研發是國內企業消化吸收能力提高的長期原因。同時,從短期誤 差修正模型ECM看,誤差調整系數為-0.52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短期波動向長期均 衡平均調整的幅度為52.8%。在短期內由于市場競爭加劇,外資企業技術控制以及引進外資 產業政策調整等原因,兩者會偏離長期均衡關系,但在長期內,外資企業研發對國內企業自 主創新有積極的促進效應。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如何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進一步激勵和優化外資企業 與本土企業的研發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合理的保障機制是政府政策設計的關鍵。因此,對于 中國而言,一方面,需要通過產業政策的積極引導,鼓勵外資企業進一步增加在通訊、計算 機軟件、電子、生物醫藥、半導體及自動化等新興產業的R&D投資,并且,促進跨國公司研發 機構與本地科研機構在基礎技術、技術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促進雙發研發信息的共享程度和 產業聯系。同時,在積極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強化本土企業的吸收消化能力, 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行產品功能和質量上的拓展、創新,從而提高國內企業的二次創新能 力。只有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海外研發機構的技術水平較為接近的情況下才更可能發生雙向 的知識流動, 否則知識不可能在企業間順利地流動和吸收。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和完善針對 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跨國公司在華研發并不都是對中國有利的,其 負面作用也很明顯。跨國公司通過在我國密集地申請專利,對關鍵性的技術實施嚴格地專利 保護措施,對本土企業設置了技術進入壁壘,增加了我國創新主體技術創新的難度。因此, 在關系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和支柱產業,必須加強對在華外資研發活動的規制和引 導,有效規避技術風險。
注 釋:
①Pedroni(2004)證明,在一般性條件下,組內統計量和組間統計量在經過均值和標準差 調整后,漸進服從標準正態分布,因此可以用t檢驗值來進行面板協整檢驗。
②本文選取的樣本是分行業大中型工業企業和三資企業的基本數據。其中,國內大中型企業 的指標是用整個行業的數據減去三資企業的相應數據得到,而三資企業的研發數據是通過資 本存量公式將歷年的研發經費支出轉換為三資企業的研發資本存量而得到。
③本文僅列出差分面板檢驗結果,省略了水平面板的單位根檢驗結果,水平面板的單位根檢 驗表明所有變量都是非平穩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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