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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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傳統手工藝術品的價值是一種財富的另類體現，這種體現不但是精神層面的一種表現，也是物質本身體現財富層面恒久的一種特性。我們現處于高速發展的經濟社會中，社會對財富的衡量基本是以貨幣的方式，所以我們把藝術品帶入社會經濟市場中，必然是把藝術精神層面的價值財富化。我們看一個傳統民間手工藝品不能只從它的外在看，而是應該從整個產業化的理念看待其背后的價值，它不僅僅是藝術品，更承載著歷史與文化價值。傳統民間手工藝品與工業化大環境下的大生產產出的商品完全不同，傳統民間手工藝品的判斷價值與市場價格是背道而馳的，這種反差反而成為推動傳統民間手工藝市場發展的一種力量，它激勵著人們去發現，并且按照更加個性的方式去實現這種價值，這是由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基本特性所決定的。發展藝術金融產業是中國藝術品市場及藝術價值轉型的重要推手，是經濟的一個新增長點，它有利于資本經濟的聚集，讓藝術與資本在實踐空間上匯聚，從而實現藝術品市場的價值重建，推動藝術的社會化、大眾化。同時藝術金融產業也是一種文化推廣模式，它不能僅靠通過泛意識形態化的宣傳，而是應該用市場機制來確立文化的話語權。

2 宜興紫砂壺的藝術金融產業模式

宜興的紫砂壺可能是近些年來作為傳統手工藝藝術品金融化的佼佼者。在解放初期，一批臺灣投資者來到大陸，他們把眼光放在紫砂壺的身上，大批量買入名家制作的紫砂壺，用于收藏，同時壟斷了紫砂壺市場，把整個紫砂壺行業價格抬高。這種壟斷市場并且炒作包裝模式一下就成功了，在此之后紫砂壺在拍賣市場上的行情就一路看漲，是極具收藏價值的“古董”，許多知名藝術大家的作品往往一壺難求，正所謂“人間珠寶何足取，宜興紫砂最要得”。這幾年一個好的紫砂壺在拍賣行上基本成交價格都在100萬以上，而壺藝泰斗顧景舟所制作的石瓢壺更是拍出了1232萬元的天價。

第2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大多數銀行在數字化旅程上已經行走了很多年，但實際上他們只是走了一半的歷程而已。數字銀行不僅僅是提供在線服務、移動銀行或者創建一個新的APP給客戶使用，它實際上是一個運行整個組織的方法，這種新模式將影響產品開發、服務分配、前臺和后臺操作、營銷溝通和客戶體驗。

技術的發展持續震撼著金融行業。人們普遍認為，數字銀行業的轉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和有意義。然而，在全渠道的整合，大數據的處理性能，建設開放、彈性的平臺上，金融機構面臨著許多挑戰。

打破局限性 迎接新挑戰

移動化、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給金融行業數字化轉型帶來了全新的機會和挑戰。產品和服務通過數字化方式供給，客戶使用數字渠道開展日常金融活動，基礎設施滿足實時數字化交互需求是通往數字銀行的必經之路。

但是，傳統銀行在架構體系上更多地采用了由事務處理類場景驅動發展的集中式架構，架構體系也相對封閉。然而隨著業務的發展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傳統的垂直擴展的技術已經難以滿足當今、未來互聯網類業務帶來的挑戰。

在封閉式架構下，從提出業務需求到實現最終的業務上線，中間需要經歷若干環節，并且這個上線周期是比較長的。由此看來，這個過程是不符合互聯網時代產品快速創新、上線的要求。銀行在建設IT系統初期，都是面向業務，垂直建設，造成IT基礎設施差異大，面對成千上萬的物理硬件，管理上非常困難，而且非常容易造成人為的錯誤操作。封閉式架構專用的軟硬件，價格高昂。此外，由于系統彈性不足，為了應對業務峰值而進行的冗余設計也造成資源上的極大浪費。

實現全新數字金融

因此金融機構需要重構現有的ICT技術，提升IT架構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同時還需要提升系統的可靠性、可用性、可擴展性，使其更符合金融行業嚴苛的技術要求。華為針對金融機構現有IT架構，從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大數據平臺以及金融服務渠道三個方面進行重塑：

重塑平臺 華為以高性能的IT開放平臺、云平臺、分布式架構，為金融客戶構筑開放、高效的基礎設施。以開放平臺與云計算助力構筑敏捷IT平臺、大數據助力智慧運營、遠程視頻銀行助力金融服務創新，支撐銀行數字化變革，制勝新金融時代。基于開源的Open Stack的金融云實現金融業務系統的自動安裝部署，IT資源按需所取，助力金融產品快速創新。

第3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在世界范圍,手機金融正進入高速增長、甚至是爆發性增長的時期,未來歲月,每年將新增數以億計的手機銀行用戶,個人金融進入了手機銀行時代,進入了數字化、個性化金融服務時代。這是日前在2010年上海理財博覽會中國手機金融高峰論壇上討論最為熱烈的話題。

手機銀行(又稱移動銀行,MOBILEBANK)是銀行業金融機構與移動運營商和移動技術供應商之間,通過跨行業合作,整合貨幣電子化與移動通訊業務,借助移動互聯網平臺,以手機作為終端,向客戶提供銀行服務的一種金融服務方式。手機銀行具有全時空、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特點,與傳統的銀行交易相比,其成本只有柜面交易成本的15%。同時大大提高了用戶獲取銀行服務的便捷程度,特別是在缺少銀行網點的農村和邊遠地區,發展手機銀行更是金融普惠的便民、利民的實事工程。據世界銀行預計,到2012年,全世界擁有手機而未獲銀行服務的人口數量,將從目前的10億增加到17億,而其中2.9億先前未獲得銀行服務的人可能使用移動(手機)銀行服務。

據統計,我國目前手機擁有量約達8億部,成為世界上手機用戶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我國約有銀行結算賬戶33億戶,其中個人銀行賬戶32億多戶,占銀行結算賬戶的99.3%。手機銀行的用戶為5000萬部戶,由此可見,手機銀行的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手機銀行的用戶主要分布在廣東省,占全國總用戶的四分之一,其次是福建省和河南省。與會者認為,我國手機銀行的發展正處于爆發性增長的前夜,商業銀行、移動運營商和第三方支付服務供應商等,都在忙于搶占先機,爭取市場份額和地位,新一輪手機銀行的競爭已經悄悄興起。在未來,手機和數字處理移動終端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改變人類的生活,現在還難以預計與描述。手機金融及服務、創新和發展具有及其廣闊的想象空間。

本次論壇由上海理財博覽會組委會和上海方付通商務服務有限公司聯合主辦。出席本次論壇的嘉賓,分別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際金融普惠機構、國內股份制銀行、外資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清算組織、高等院校、技術供應商和風險投資機構等近百家單位。論壇的與會者暢談了手機金融的發展前景,就手機金融對銀行個人業務的影響、手機金融對金融普惠的意義、手機金融對IT技術創新的要求等話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

第4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企業 財務分析 改進 優化

一、傳統財務指標的缺陷及改進方法

（一）計量基礎的影響及對計量基礎的調整

1.非流動資產使用公允價值進行分析

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規定對存貨、固定資產等非流動資產項目在會計期末進行減值測試，從一定程度上使其賬面價值更接近于可變現凈值和公允價值。但同時規定，對于可變現凈值和公允價值上升的資產其賬面價值不能超過未計提減值準備的價值，這就使得價值上升的資產不能體現在會計數據中，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企業實際狀況。對此，企業在進行財務分析時可以根據自身狀況，有選擇性地將涉及到資產數據的指標（例如固定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等）以資產的公允價值計算。值得注意的是：

（1）由于其他企業資產的公允價值不容易可靠地獲取，所以該方法更容易在企業自身的趨勢分析法中得以應用。

（2）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中，房屋、建筑物的公允價值存在虛高和不合理的現象，這一點也可從我國會計準則中對于投資性房地產可以采用成本法計量中看出，所以，建議對該資產采用賬面成本。

2.重視可供出售債權性金融資產的期末評價

可供出售債權性金融資產是以攤余成本進行后續計量、在持有期間有意圖進行出售且期末按公允價值調整賬面價值的債權性金融工具。由于其計量屬性特殊的緣故，如果公司持有該種類型金融資產數額較大時，有必要在財務分析時對其單獨進行分析。

在對可供出售債權性金融資產進行計量時，其采用的實際利率是初始確認時確定、在持有期間固定不變的，故可以將實際利率作為財務分析的標桿。會計期末或準備出售該金融資產時，可通過當前賬面價值、剩余持有期間、剩余持有期間利息以及期末價值（面值）確定當前內含報酬率。如果當前內含報酬率大于實際利率，說明該金融資產存在減值；反之，則金融資產價值上升，公司可以此判斷應出售或繼續持有該金融資產。

3.利用所有者權益的市場價值進行分析

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以交易價格為基礎的傳統歷史成本計量屬性不及根據市場價值計算出來的凈資產收益率更能真實地衡量出股東資本現時的使用效益。諸多公司股市總價值遠遠高于凈資產賬面價值，也一定程度上說明公司良好運營帶來了巨額的自創商譽。因此，對涉及所有者權益的指標（例如杜邦分析體系的核心指標――權益凈利率）可以將股本以市場價值代替賬面價值，更能體現股東對投資的意義。

4.區別對待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財務預測及績效評價的影響

在進行財務預測及績效評價時，財務人員應對是否考慮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營業利潤的影響予以區分，即這些可預測性小的項目是否應影響預測與預算、是否代表了管理層的經營業績，以此保證企業正常財務管理循環。

（二）增強數據的精確性

1.剔除非真實資產數額

根據資產的定義，資產是企業當期持有的、且預計能夠在未來帶來經濟流入的資源。然而待攤費用、遞延資產等項目雖在資產負債表中列示，但這些項目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需要在財務分析時從資產總額中扣除。

2.精確計算平均余額

當財務指標同時涉及時期數（利潤表科目）和時點數（資產負債表科目）時（例如，總資產凈利率=凈利潤/總資產平均余額），由于外部報表分析人得不到詳細的數據等原因，資產負債表科目常使用年初數和年末數的平均數，這樣會導致數據不準確情況的發生，特別是全年數據變化較大或有季節性因素在內時，獲取數據的意義大打折扣。

3.區分經營性資產與金融性資產周轉率

總資產周轉率=營業收入/總資產平均余額。然而，總資產中諸如金融資產、長期股權投資、投資性房地產等對外投資資產形成的是投資收益而非營業收入，所以“總資產周轉率”這一指標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經營性與金融性資產周轉率。

4.重視經營性收入與經營性成本的關系

在衡量企業的盈利狀況時，除了常用的銷售毛利率與銷售凈利率外，企業還應重點關注另外的一個指標――銷售利潤率。因為銷售毛利率只考慮了與直接成本相關的費用，而未考慮相關必定發生的營業稅；對銷售凈利率而言，凈利潤中扣除了一些非企業業務相關的費用項目，造成了口徑不一致。因此，銷售利潤率更能反應企業銷售獲利水平。

二、對非財務信息的披露與分析

（一）非財務信息的意義

1.全面、系統地認識企業財務狀況

每個企業編制的財務報表格式是相對統一的，而企業內部因素卻千差萬別。就內部環境而言，企業是否注重產品開發、技術更新、經營水平是否提高、本年是否有意調整資本結構等等，這些都是分析、評價企業運營狀況的因素。然而，這些因素不方便予以量化，需要文字說明，才能得出更為準確的財務分析評價結論。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高負債但低風險的例子：企業可能流動負債較高，從財務指標來看短期償債能力面臨威脅；但是，如果該公司名譽好聲望高，很可能獲得銀行貸款來償還當期債務，或者作為子公司得到母公司借款等等。

2.便于發現問題的原因

就財務指標的數字論數字，很可能不能發現運營中的問題所在，此時就需要輔以非財務信息，找出真正問題所在。例如從趨勢分析法來看，某企業本年與上年的營業收入與營業成本的增長幅度相同，僅從數字來看很可能得出“企業營收穩步增長”的結論，然而實際情況是當年的原材料的價格比上年有較大的增長，在本年加強了成本控制，且銷售能力顯著提高。

3.有助于樹立企業形象

從國外知名企業的年度報告中不難看出，其很大篇幅都是介紹企業的非財務信息，包括企業使命、公司現有產品及服務介紹、市場占有率、技術創新、職工福利及培訓情況和環境保護及公益事業等等。其實，這樣的做法也是為了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吸引更多的顧客。

（二）非財務信息披露與分析面臨的問題

1.財務工作過于繁重

財務工作是一項精準、繁雜的工作，平日中各項單據審核、月末各項預提、待攤、結賬以及眾多管理用報表編制等工作，都占據了財務人員的大量時間。此外，如果發現某個數字對不上，很可能需要花費大量額外時間去找出出錯的地方，量化的財務分析工作都很難高質量完成，何況充分披露非財務信息。

2.非財務信息的披露與溝通受阻

相對而言，非財務信息不像財務指標那樣需要經過復雜的計算、分析才能得出結論，非財務信息比較直觀，很容易就能解釋財務指標反應出來的問題，這就導致了財務人員擁有非財務信息，但只有在管理高層提出問題時給予解釋，一般不有意披露這一信息，使得外部報表使用者很難獲取與企業最相關的非財務信息。

（三）完善披露機制，調動企業主觀能動性

作為財務分析的重要信息，實際工作中披露企業非財務信息也面臨著許多實施可行性問題，非財務信息的披露并非財務部門就能完成，通常需要其他部門的配合，倡導各個部門相互配合來共同解決這一問題，激勵員工積極配合，把財務分析作為自我提升的方法，充分調動企業的主觀能動性。

三、改進后的財務分析方法實施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利用內部刊物

內部刊物是解釋改進后財務分析方法如何工作的途徑，更是財務分析中獲取非財務信息的重要來源。很多大型企業都擁有內部刊物，定期公布企業各部門的最新進展與動態，是財務分析人員取得非財務信息的一手資料。同時，財務分析人員更應借助內部刊物宣傳非財務信息在改進后財務分析方法中的重要作用，從而保證新方法的開展與實施。

（二）提高員工計算機能力

如果說分析非財務信息是財務分析的較高層次，那么財務指標分析則是普通員工的日常工作內容。很多企業將大筆資金投入軟件購買、計算機軟件功能已經很強大，但軟件模塊的使用效率很有限，通過軟件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最終是依靠財務人員復雜的計算才得出的，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后續培訓不到位，這一點需要給以足夠重視。

（三）聘請專業咨詢公司

第5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人類社會在經歷過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因為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興起，正在快速向信息社會進化。根據著名互聯網觀察家凱文?凱利在《失控》一書里的描述，這場信息社會的進化規律，遵循的是生物學邏輯，呈現出分布式、去中心、自組織的特點。《失控》出版于上世紀90年代初，書中對于信息社會進化的大部分預言，如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共享經濟、人工智能等，在過去的20多年間，都一一實現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凱文?凱利的預言還沒有過期，近年他還在對他開始于《失控》的預言作進一步的補充修訂。

馬云在今年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的演講中說道：以前的工業時代，我們把不標準的變成標準的，現在需要把一切標準變成非標準，變成個性化。他說的現在，其實就是正在到來的信息社會，而標準化與否，也正是信息社會與工業社會的一個顯著差別。

凱文?凱利所論述的分布式、去中心、自組織的特點，我認為將成為信息社會的基礎技術架構。如果這個社會基礎架構正在被重構，那么，依附于這個基礎架構之上的一切行業架構、商業架構又焉能不變？

我們現在還無法完整預見未來信息社會里的金融服務業將會是什么模樣，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未來的金融業一定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所熟悉的會完全不一樣！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金融服務業，都是建基于工業社會的基礎技術架構上的：流程化、控制論、標準化、層級制，高度依賴物理空間來提供服務……工業社會的基礎架構，決定了工業社會金融業的基本架構。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這一切都是當然的、天生的、會停止不變的呢？

人類向信息社會的進化，開始于上個世紀后期。雖然學術界沒能給到我們信息社會開始的準確日期，但到今天應該也有40年左右的歷史了。其實當今金融行業的結構、技術和商業模式，已經在靜悄悄地發生變化。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已經完全在互聯網（IP通訊）上新建了金融業的通訊架構，而傳統金融業還依然跑在電信網絡（CT通訊）上。幾十年不變的陳舊的通訊架構已經大大妨礙了傳統金融業跟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在一個舊的通訊架構上是長不出來新金融的。

比如街頭賣烤紅薯的老大爺就只能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才能做到非現金收款;比如手機上的數字錢包才可以給全球25億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因為成本的原因，傳統金融機構無法給他們提供服務;再比如在現有金融體系下，全球小額跨境匯款的費用高達12%，全球窮人一年的小額跨境匯款光手續費就要花費200億美元（數字來源于世界銀行），只有基于區塊鏈技術建立起來的跨境匯款體系，才可能把小額跨境匯款的費用降到幾乎為零！這是多偉大的扶貧項目啊！ 金融科技1.0：場景革命

有人說互聯網金融是FinTech的中國叫法，也有人說互聯網金融和FinTech不是同一個物種。我認為，互聯網金融其實是FinTech的初級階段，或者，把互聯網金融稱為FinTech1.0版，也許更準確。

記得三年前，有人曾質疑當紅的互聯網金融，認為它根本就不存在，互聯網金融只不過是好事者生搬硬造出來的“生詞”而已。其中一條理由居然是：用“internet finance”搜索不到任何相關的英文信息，也就是說在英文江湖里居然沒有任何互聯網金融的傳說！

到底什么是互聯網金融？阿里巴巴集團前首席技術官、阿里云的締造者王堅博士的一段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中文里說的互聯網，與之對應的英文應該是Internent加上WWW。這里的Internent就是指物理上的連接，這里的WWW就是萬維網，常被簡稱為Web（網頁），指的是在線的那些內容。只不過Web占據了傳統互聯網九成以上的連接內容，所以兩者經常被混為一談。”連接只是說你連到了計算機上，“在線必須在互聯網上實現”（《在線》中信出版社出版，王堅著，第38頁）。我在同樣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投資革命：移動互聯時代的資產管理》一書中也曾經寫到：“上網”與“在線”這兩種與互聯網不同的關系狀態，意義與價值有云泥之別！

王堅說道：“互聯網技術，把離線變成了在線，而后者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說不定會超過人類第一次使用火。”互聯網金融，核心不是“internent finance”，而是“web finance”。一切都因為在線而變得價值非凡！

互聯網金融時代的到來，一是有賴于移動通訊技術的誕生，二是有賴于智能手機的普及，三是有賴于人們從上網到在線的與互聯網發生關系模式的變化。因為在線，所以互金！

在線的本質是人類社會的一場“數字化遷徙”。第一次大遷徙發生在史前，人類先祖從非洲熱帶遷徙到更適合生存的溫帶;第二次大遷徙發生在近代，人類從非洲、亞洲遷徙到歐美;第三次大遷徙發生在現代，人類從貧窮的鄉村遷徙到富裕的城市;現在，伴隨著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發展，人類正在從物理空間遷徙到數字空間：電子商務幫助我們重構了數字化的商業關系;社交網絡幫助我們重構了數字化的人際關系……

我們也可以把這場數字化遷徙看成是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地理大發現。第一次地理大發現，哥倫布、麥哲倫們為了重新找到通往亞洲的貿易之路，無意間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大大拓寬了人類社會的物理空間，為歐洲大陸帶來了無盡的財富;正在進行的第二次地理大發現，將要拓展的是人類社會的數字空間。我們知道，數字化的發展規律遵循的是摩爾定律，發展速度遵循的是指數級增長，發展效率遵循的是零邊際成本。我們可能還沒有能力來想象，在數字空間里，人類社會的財富增加值將會是物理空間的十倍還是幾十倍？

借助虛擬現實技術（VR），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來暢想一下數字空間將是如何使得財富得以倍增的：一個體育場館再大也不過只能讓10萬人親臨足球比賽的現場;而一個VR眼鏡卻可以讓數億人在自家客廳享受到與現場無二的體驗，而且每一個戴VR眼鏡的人，都可以是現場最佳的觀賞位置。如果你有特殊的觀球愛好，你也可以選擇裁判員的角度、教練員的角度、守門員的角度、中鋒的角度、后衛的角度……當然，你得為此付出更高的價錢。將球場的最佳觀球位置賣給數億人，對體育比賽的組織者、對那兩支參賽球隊來說，他們的財富被數字化這個魔鏡放大了可能就不止十倍！

帶來這一切變化的就是在線！互聯網金融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在線！

互聯網金融的第二個特征是場景！

我們從BAT不同的金融之路，對這點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能夠把互聯網金融做成獨立生意的阿里巴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阿里的電商場景天生最接近金融需求。網上買賣商品之后的第二層需求自然就是支付，支付之后的需求自然就是借貸，借貸要達成自然就需要征信。

但作為社交網絡的騰訊，它的第二層需求并不必然是支付或其他的金融服務需求，我們在微信里建一個群，也不是為了找人借錢來的。在社交網絡上長不出一個屬于騰訊的龐大的“企鵝金服”，騰訊的互聯網金融板塊也因此遲遲無法集中發力，直至目前財付通、微信支付、微眾銀行也還是各自獨立表達。直到微信紅包的出現，騰訊才算找到了自己的互聯網金融的著力點。微信紅包是社交網絡的中國特色，而且確實是社交網絡之下的第二層次的需求，因此微信紅包一經誕生，就充滿生命力，以致今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微信支付的支付筆數已經超過了支付寶。當然，就支付金額而言，估計微信支付不可能超過支付寶。微信紅包勝在支付頻次而不是支付數額。

BAT的百度，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就更加乏善可陳。這不是百度不努力，而是搜索的第二層需求很難指向金融服務需求。從搜索到需求金融服務，中間可能隔著三四個層次，漏斗漏到第四層，金融需求者的轉化率可能聊勝于無了。百度當然不是永遠沒有機會發展自己的金融事業，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會給百度一次發展金融事業的好機會。世界上研究人工智能最早的公司，IBM應該算一個，但目前人工智能最牛的公司卻是谷歌！蓋因為人工智能一要靠海量的數據，二要靠巨大的計算能力。用巨大的計算能力加海量的數據來訓練機器，才能得出人工智能的結果。谷歌在全球領先人工智能的主要原因，就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數據公司，而IBM只是在技術上有優勢，數據上沒有任何優勢。但不要忘了，和谷歌一樣，百度也是一家搜索引擎公司。

互聯網金融就是場景金融！沒有互聯網場景而又號稱在做互聯網金融的人，其實只是把互聯網作為一個工具，做的都是金融互聯網！互聯網公司挾獨有的互聯網場景，涉足金融服務，確實有它的獨門秘籍，一度讓傳統金融服務機構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我觀察到傳統金融機構在面對這股壓力時，一般有三種應對之策：一種是做金融互聯網，把互聯網看作一種工具，用來改善原有的金融服務;一種是自創互聯網場景，在自創的場景中植入金融服務，以圖向互聯網金融轉型。如我們熟悉的平安保險集團推出的平安好車、平安好房、平安好醫;工商銀行推出的融e行、融e聯、融e購等等。這些傳統金融機構的富有勇氣的前沿實驗，確實值得期待，但挑戰巨大！第三種是打開城門，拆除圍墻，廣泛浸入各種互聯網場景中，利用各個場景的不同數據，來設計專門針對這個特殊場景的個性化金融服務產品，將金融服務化為場景之中，成為場景中可以隨時隨地、隨需隨身得到的服務之一。眾安保險公司就是如此，他們已經與超過200多個互聯網場景合作，為這200多個不同的場景，設計各具特色的保險產品。在運動社交網絡上推出隨時可以購買的意外險;在電商平臺上推出運費險;在旅游平臺上甚至推出了可以在登機口購買的航班延誤險……我個人的陋見：這也許才是傳統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化的正確姿勢！

隨著虛擬現實技術（VR、AR）的發展，人類與互聯網的關系從“上網”到“在線”，并將再進一步發展到“在場”，人們用VR眼鏡，一切遠在天邊的環境都如同就在眼前。你可以坐在自己家的客廳里，登入銀行的VIP服務廳，并且躺在自己家客廳沙發上，享受如臨其境的銀行服務。到那時，也許這場因為移動互聯網的“在線”而起的金融場景革命，將在虛擬現實的“在場”中達至終局！ 金融科技2.0：技術革命

以AlphaGo為標志，起源于1956年達特茅斯學院一次會議的“人工智能”，終于在它60華誕的時候，迎來了第一次輝煌時刻！前幾年《奇點臨近》中文版流行時，我們幾乎還無法想象2045年人工智能將如何超越人類智能，2016年的機器人圍棋大戰，已經使得這個前景越來越清晰。我曾經在硅谷的計算機歷史博物館里看到過一張描繪摩爾定律發展的圖表，從上世紀60年明摩爾定律以來，經歷了40多年的緩慢技術積累，直到2000年左右，摩爾定律才開始進入指數級增長的階段，并且從此一騎絕塵！AlphaGo事件，預示著人工智能技術從2016年開始也要進入它的指數級增長的時代了，大規模的應用指日可待。

人工智能技術的越來越成熟，把FinTech也帶入到它的2.0階段：技術革命的階段。

當人們從技術角度談論FinTech的時候，大家往往會提到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其實這是把三個不同層次的，因因相生的東西混為一談了。因為移動互聯網，人們從上網變成了在線，所以才有了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用強大的云計算能力，加上海量的大數據，人們才可能訓練機器，達成人工智能。云計算和大數據只是FinTech的中間技術，人工智能才是FinTech的最終應用。

除人工智能技術以外，FinTech的另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分布式賬本）。區塊鏈的技術要點可以簡要地歸結為三項：一是分布式總賬;二是加密算法;三是可編程性。大家知道，復式記賬法的發明，是現代金融業從意大利發源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因素我認為是意大利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最早開始與亞洲的跨國貿易，復雜的跨國貿易需要復雜的金融服務），分布式總賬技術是復式記賬法發明以來，人類社會記賬方法的最大一次改進，它讓金融交易的相關各方在一個賬本上記賬，因此信息流與資金流合二為一，支付清算變得實時、全額、全時。由于在分布式賬本上設計成有非指定第三方記賬，因此數據無法造假、無法篡改;區塊鏈的兩大核心算法，一個是共識算法，用來在分布式賬本上解決記賬的問題，一個是加密算法，用來對賬戶進行隱私保護;區塊鏈的可編程性使得不管多么復雜的金融交易都可以對其進行編程，從而使用計算機程序來自動執行各種交易，并自動進行交易后的清結算。

區塊鏈的這三個技術要點的成熟及之后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大規模應用，將帶領互聯網進入到第二階段：從信息互聯網進化到價值互聯網。所謂的價值互聯網，也就是我們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像方便、快捷、零成本、全天候、點對點的分發、存儲、處理信息一樣，在互聯網上以相同的方式達成金融交易、完成支付清算。 金融科技3.0：模式革命

當我們開始談論FinTech的3.0版本時，其實我們是在探討金融的未來形態了。

信息社會的來臨、數字化遷徙的完成、虛擬空間的實現、經濟結構的比特化，一定程度上將改變金融的本質屬性。在工業社會，我們更多看到的是金融的時間價值維度;而在信息社會，金融將被賦予一種新的價值維度：空間價值維度。FinTech的意義主要并不在于對我們所熟悉的傳統金融的優化，那不過在做從一到十的功夫。它將創造的是從零到一的新疆土，創新生長出我們目前還沒有能力完整想象到的新金融。

基于移動互聯網，人類實現了“在線”;基于虛擬現實技術，人類將實現“在場”。從在線到在場，拓展的是人類社會的空間范圍，不僅僅是物理空間意義上的無遠弗屆，而且更是聯通了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在IP通訊技術的幫助下，信息社會新金融的特點之一：在線與在場成為金融的空間屬性。

信息社會的基礎架構是分布式系統，要理解信息社會的分布式架構，最好的書籍是凱文?凱利的《失控》。分布式社會架構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點對點對等網絡：工業社會的金字塔結構在信息社會時代變成了網狀結構，而且在這個結構里，各個節點都是平等的，直接聯系的。在工業社會中處處可見的中心化控制被弱化，中介不見了。現在風行的共享經濟商業模式，就是很好的分布式結構的案例。信息社會新金融的特點之二：點對點、端到端、P2P的去中介化服務。

隨著金融業場景革命的深化，傳統金融機構不僅物理空間會被打破，類似像VR眼鏡那樣的工具，完全可以把銀行物理上的營業場所虛擬化，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VR眼鏡享受銀行服務。而且銀行的信息系統和賬戶體系也在區塊鏈技術的幫助下，都可以而且也應該向客戶完全開放，甚至與客戶共享賬本，共用一套系統，各種加密算法和加密芯片完全可以比現在的銀行保密方法做得更好。銀行不僅不應該再有柜臺，甚至都不應該再有場所，一切的金融服務都已經融于場景當中。目前流行的二維碼移動支付，其實已經是把收付款網點印在了任何一件商品上了。信息社會新金融的特點之三：隨時隨地、隨身隨需的金融服務。

第6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相比于互聯網，被稱之為人類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區塊鏈技術正逐漸滲透于人類社會的各種應用場景。

區塊鏈因作為數字貨幣比特幣的底層技術，被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首先關注。有券商分析人士認為，數字化時代，區塊鏈、認知計算和云計算這些技術，將會重塑金融業未來。

所謂區塊鏈技術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分布式賬本技術;通過運用加密以及網絡安全的技術進行保證，保證數據不被篡改;不管是什么領域的數據，通過不斷地添加和編輯可以了解歷史數據信息。

在國內，我國的金融行業特別是銀行領域早已躍躍欲試。中國郵儲銀行近日攜手IBM，宣布推出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資產托管系統。系統上線以來大幅縮短業務環節60%以上。 埃森哲索菲研究院院長維亞勒。

浙商銀行也正式上線基于區塊鏈技術的移動數字匯票產品。招商銀行也在2016年加入r3銀行區塊鏈聯盟。

深圳已成立首個fintech數字貨幣聯盟，有望率先試點數字貨幣。聯盟成員涵蓋平安集團、招商銀行、微眾銀行、大成基金等國內外40多家知名金融機構。

區塊鏈當前的現實應用情景如何？究竟可能帶來怎樣的行業前景？近日，《財經》記者專訪了埃森哲索非亞?安蒂波利斯研究院的院長艾曼紐?維亞勒，埃森哲在三年前開始探索區塊鏈技術相關應用。

據艾曼紐?維亞勒介紹，埃森哲近期調研發現，全球最大的10家投資銀行中，8家獲益于區塊鏈技術，降低基礎設施成本的幅度達30%，每年節省80億至120億美元成本。

“最終，區塊鏈技術并不是要取代現有的所有的東西。”艾曼紐?維亞勒說，“區塊鏈只是會和現有的信息技術進行融合，成為整個IT框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之前對區塊鏈的討論和炒作，到如今的理性思考，艾曼紐?維亞勒表示，現實中區塊鏈已進入到實際應用的具體部署階段，銀行、醫療保健、政府……各行業已經在探討究竟該如何搭建本行業的區塊鏈。

隨著區塊鏈應用的逐漸落地，艾曼紐?維亞勒認為，應當搭建一套規范的法律框架。但這種法律框架不是針對區塊鏈技術立法，而是依照行業、場景應用而建立，防止利用區塊鏈技術進行套利。 帶給世界信任

《財經》：很多人將區塊鏈與互聯網相比，稱其為人類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互聯網現在已經為人熟知，而區塊鏈對很多人來說仍然很陌生。作為這個領域最前沿的研究者，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艾曼紐?維亞勒：區塊鏈是一種基礎性的技術，為很多潛在的新系統或者新事物奠定基礎。如果想要應用區塊鏈還需要其他技術的配合，比如加密、分布式的技術、點對點的技術。這些技術是比較復雜的，但是人們也不需要特別了解。就像我們使用郵件，我們只需要知道郵件是需要網絡的，不管是有線還是無線，或者是4G。但是你不需要知道支持這個郵件功能的底層協議是什么，只要能上網就行了。

同樣我們只需要知道，區塊鏈技術給我們帶來的價值是什么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支撐區塊鏈的復雜的底層技術。

《財經》：作為研究學者，您覺得區塊鏈最大的意義是什么？區塊鏈技術的發展未來會產生什么樣實質性的改變？

艾曼紐?維亞勒：對我來講，在數字世界里，區塊鏈技術是最有可能給沒有信任的世界帶來信任的技術，我認為它是信任的核心。在一些領域，如果不通過這樣的技術，可能需要制定很多規則、監管政策來建立信任，而區塊鏈技術本身就是可以帶來信任的。

《財經》：這種信任什么時候才能普遍地實現？目前區塊鏈在金融和醫療等領域有些應用，在其他領域還要等待多久？

艾曼紐?維亞勒：作為研究人員，我總是非常樂觀的，有時可能過分樂觀了。

技術本身進步是非常快的，只是在不同領域的應用可能進展較慢，尤其是大規模的應用。如果拿互聯網來舉例的話，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互聯網被有限的人群使用，一直到90年代至2000年左右，互聯網才被大規模推廣。所以我們也可以預見區塊鏈在未來5年內在某個行業大規模的應用，然后10年-15年或者更長時間后，可在物聯網等領域大規模應用。好消息是，目前區塊鏈的技術成熟度要比互聯網剛出現時要好得多。

《財經》：能否舉例介紹一下區塊鏈技術在現實中的運用帶來了哪些變革？

艾曼紐?維亞勒：比如埃森哲推出的智能電表，可以測量電力的消耗，之后將所有數據通過區塊鏈進行傳輸。雙方可以簽署智能合同，當家庭用電的數值達到一定的閾值，會自動地按照規定的價格從供電機構買電。所以當用電值低于閾值的時候，系統會自動地被觸發，把錢轉給供電機構。

這個產品是區塊鏈技術在物聯網的應用。物聯網的數據不是通過人，而是通過傳感器來采集的，而使用區塊鏈技術可以安全地并且大批量地采集數據。這種通過傳感器大規模地獲取可信任的數據，可使市場概念更好地體現。也就是說，通過區塊鏈所產生的信任，把個人和公司連接在一起。 推動數字貨幣

《財經》：區塊鏈技術作為數字貨幣的底層技術，引發了人們對數字貨幣的探討，那么數字貨幣產生的實際意義是什么？潛在的風險又是什么？

艾曼紐?維亞勒：現在很多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等國的央行都在關注數字貨幣。但這并不是要用數字貨幣來取代我們每天所用的紙幣和硬幣。而是要在國家層面設立一個新系統供公司之間、公共部門之間使用，保證公司、商業銀行、央行等之間的交易可以數字化地進行，這樣更高效。

現在的支付系統主要是通過信息平臺來進行，這也是數字貨幣討論的初衷。就是要實現每個國家的支付系統的統一化。可是它跟我們所說的比特幣是不一樣的，它不會對個人產生影響。說到潛在的風險，也就是央行可以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促進數字貨幣或者比特幣的合法化發展的同時，也要考慮到潛在的洗錢、資金非法轉移的問題，所以要非常謹慎。我認為各國都應該有一個規范數字貨幣使用的法律框架。

在今后十年的發展中，我們要注意平衡數字貨幣和紙幣、硬幣之間的關系。

《財經》：從國際經驗來看，其他國家有沒有成熟的法律框架值得中國借鑒？

艾曼紐?維亞勒：我們和法律專家、技術合作伙伴的建議是，不應該針對區塊鏈的具體技術制定法律框架，而是要針對具體技術的行業、場景應用來制定規則。據我們了解，各國也在考慮制定相關的法律框架。

具體到法國來說，區塊鏈在金融領域的應用都沒有特定法律框架的約束，而是沿用了現用的法律框架。政府可以通過法律框架來防止應用區塊鏈技術進行套利。不同國家之間、不同國家內部也可以進行這樣的法律框架約束。 矛盾

《財經》：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在實際應用中，會不會與當前的貨幣和金融要求有所沖突？我們知道比特幣引發的一個爭議就是其對貨幣的挑戰。

艾曼紐?維亞勒：從本質上講，區塊鏈技術是一種分布式技術。可是如果我們講到這個詞，其本身就帶有中央化的含義，所以二者之間是有矛盾的。所以央行在這之間可以發揮作用，制定一些政策來平衡中央化和分布式之間的矛盾。

《財經》：您對于央行要實現這種平衡有沒有可提供的建議？

艾曼紐?維亞勒：我認為，央行應該像護衛者一樣，對整個系統進行監測，采取反洗錢、防止作假等措施。與此同時，央行也要保障分布式系統的運行。在過去幾百年的歷史里，人與人之間商品和服務的交易一直在現實中進行。而現在我們要探討的是虛擬的數字世界。我們既要沿用之前多年來的交易習慣，也要通過法律框架來防止欺詐等行為的發生。

第7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數字經濟；CFC；避稅；潛在沖擊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016

最近20年，在新興市場中出現了公司稅收籌劃的新策略，即運用世界范圍內的數字技術信息進行購買、轉讓、產品交換等交易，具有不可預測的靈活性。這種靈活的交易方式，使產品使用地、消費地和處理地等地點難以確定。

然而，行為發生地是CFC規則適用的基本標準。數字經濟模式切斷了產生收入的交易行為與交易地點之間的聯系。納稅人如果與CFC所在國的關聯方進行交易，則可以通過延遲申報交易地點而規避CFC規則的適用。

數字經濟使服務貿易甚至貨物貿易不再局限于固定地點，從而縮小了銷售所得與服務所得的差距。相應地，規范銷售所得與服務所得的法律也變得相似。

此外，數字經濟之下的課稅對象很難界定，產品交易所得、服務交易所得以及權利交易所得難以區分。數字經濟的交易特點，對現行CFC規則產生沖擊。

1CFC規則的核心法律要素

CFC規則是各國針對本國居民利用低稅區的受控外國公司避稅的反避稅規則。CFC規則的可信要素包括主體要素、客體要素、豁免條件。主體要素主要是對受控外國公司的判斷；課體要素主要是判斷對納稅人的何種所得征稅；豁免條件是納稅人所得中無須納稅的那部分收入。

受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是指被本國居民控股達到一定比例，比如美國規定控股比例要達到50%以上的境外子公司，才被美國認定為受控外國公司。

我國稅收立法對受控外國公司（CFC）的界定采取雙重的嚴格標準，即我國的納稅居民企業不僅要在外國公司的控股達到50%以上，而且要持有該外國公司10%以上表決權股份，這樣才構成中國居民企業對外國公司的控制，該外國公司才成為中國稅收意義上的法定的受控外國公司（CFC）。我國這種立法模式，明顯是對受控外國公司（CFC）稅收利益持放寬政策，使大部分的外國子公司都不構成受我國征稅管制的受控外國公司（CFC）。

無論受控外國公司（CFC）的控股比例是多少，它們都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設立在低稅區，只有這樣選址，才能達到最大的避稅效果；二是受控外國公司（CFC）是一個實體，有物理存在，有組織機構、場所、工作人員等物理連接點（Nexus）。

CFC規則的課稅對象即客體要素十分重要，即對外國受控公司的所得征稅，無論該所得是否在當期匯回本國。世界主要的稅收大國，都對這樣的受控外國公司（CFC）的消極所得征稅，無論該消極所得是否在當期匯回股東所在國或者分配給股東。

作為稅收法律關系的課稅對象的消極所得，通常是流動性高的所得，包括保險所得；個人持股公司所得、銷售所得、服務所得、與石油有關的所得等一系列的受控外國公司（CFC）所得。美國CFC規則還規定，與受控外國公司（CFC）有關的一切非法賄賂、回扣等支付，都要向美國聯邦政府納稅。新西蘭CFC規則，則對積極所得免稅，而對消極所得征。在美國，如果一個金融公司有超過30%的毛收入來自非居民納稅的第三方消費者，則這部分收入即被認定為積極所得。

盡管世界各國對CFC納稅豁免的規定不完全一致，但是多數稅收國家對受控外國公司（CFC）的積極所得都是給予豁免的。例如，我國的豁免條款規定在《特別納稅調整辦法》第84條，除了積極所得豁免，還有微量豁免，白名單。但是，積極所得豁免仍然是主要豁免類型。享有稅收豁免的積極經營所得，即真實的生產、經營、銷售、金融所得，在CFC的母國不納稅。

對積極經營所得的法律解讀有兩個層面：一是主營業務，即常規的生產經營所得，受控外國公司（CFC）從事的其營業執照注明的經營范圍的經濟活動，通過這樣的經濟活動取得的所得即使常規的積極所得。這樣的常規的積極所得是與股息、利息、租金、特許權使用費等消極所得相對的；二是真實性，對常規的生產經營所得也必須進行法律考察，考察其是否真實發生，考察的標準要主觀標準與客觀標準相結合，既要考察是否有真實的營業活動及營業所得，而且要考察期營業活動的目的是否具有真實需要。不具有真實生產、銷售需要的經濟活動，而僅僅是為了避稅，這樣的經濟活動即使符合營業執照的范圍，也不能被認定為真實的積極所得，因其活動目的不具備“真實性”。

2數字經濟對CFC規則核心要素的沖擊

數字經濟從電子商務、網絡購物衍生而來，可以說是電子商務的最前沿模式。數字經濟將信息化技術與電子商務結合起來，使消費者、銷售商與廠家中間的購買、供貨、生產便得便利。但是，這種經濟模式的前衛性，對各國的稅收政策、稅法理論及稅法規則，產生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各國的國內稅收法律規則，以及國際稅法規則都面臨這來自數字經濟的修改、調整，甚至是重新立法。從受控外國公司（CFC）避稅的角度來說，數字經濟似乎對其提供更便捷、更靈活的避稅環境，這對規制受控外國公司（CFC）的主要稅法規則――CFC規則，便形成挑戰。數字經濟沖擊著現有CFC規則的三大要素：主體要素、客體要素及豁免條件。

21數字經濟對CFC規則主體要素的沖擊

數字經濟增強了企業設立地的流動性，使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設立不再局限于低稅區，這對CFC規則的主體要素產生挑戰。

如果是生產型的受控外國公司（CFC），則其設立的時候通常考慮的因素包括：當地的基礎設施水平、消費者距離、國家政策的穩定性等。如果是服務型的受控外國公司（CFC），尤其是金融服務型的受控外國公司（CFC），則其選址通常著眼于稅收利益的最大化，考慮的因素通常不包括基礎設施水平、消費者距離、國際政策穩定性等非稅收因素。

無論是生產銷售型的貨物貿易CFC，還是服務型的CFC，都可以通過數字化交易手段增強其避稅能力。金融服務本身就可以脫離具體地點和身體活動，因為金融服務的數字化已經不是一個新話題。所以，美國的CFC規則對金融服務的所得，通常都看作不征稅的積極所得。各國稅法也效仿美國稅法的做法。

問題的關鍵是生產銷售型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設立，在數字經濟的推波助瀾之下，具有很大流動性。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使多數跨國公司的生產、銷售遍布全球，它們基于逐利與避稅的目的，靈活性是其設立公司的時候選址的首要政策。

從避稅的角度來說，其設立受控外國公司（CFC）的目標即是消滅能被來源國征稅的連接點（Nexus），使其設立在來源國的受控外國公司（CFC）不被來源國征稅。

在沒有數字交易手段的年代，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設立選址，只能選擇在低稅區、避稅地，如中國香港、百慕大群島、維爾京群島等地；在數字經濟年代，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設立選址就更加靈活了，即使選擇在中國大陸等高稅區，也很容易逃脫來源國――中國大陸的征稅。

原因很簡單，因為如果通過數字化網絡交易，很容易把交易所得從CFC轉移到中國之外的第三國，即使設立在中國的CFC被認為是常設機構，該常設機構通過網絡交易獲取的所得，中國也沒有根據征稅。這大大簡化了以往受控外國公司（CFC）轉移利潤的方法，無須在第三國再設立公司，直接通過網絡交易即可逃避稅收連接點的追蹤。所以，數字經濟對CFC規則的第一個沖擊，即是解放了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設立地點，從低稅區遍布全球。

數字經濟對國際稅法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挑戰，現有的避稅地名單列舉的低稅區，已經不足以應對數字經濟的挑戰。在數字經濟的時代，很多高稅區的受控外國公司（CFC）會浮出水面。數字經濟又會使股東會、董事會的設立靈活多樣，很多國家的公司法都對股東、董事的議事規則做出靈活規定，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見面會談，而是放寬到承認電話會議、視頻會議的法律效力。跨國納稅人完全可以利用各國的法律漏洞，通過數字化技術信息手段，改變股東會、董事會的地點，逃避納稅主體資格，從而達到避稅目的。

現有的CFC規則對公司實體的物理的、有型的規定，在第一種數字交易之下被完全架空。這些都是數字經濟對CFC規則主體要素的沖擊，必須引起我們重視。

22數字經濟對CFC規則客體要素的沖擊

數字經濟通過網絡進行交易，以往的積極所得一旦通過網絡產生，便不容易征稅。所以，現有的CFC規則對積極所得與消極所得的區分，意義不大。數字經濟使得以往的分銷、零售等中間環節消失，雇用的人員也大大減少，時間、地域、距離的阻隔與障礙，完全可以通過網絡客服。現在的納稅所得具有極大的流動性，即使是真正的積極所得，也很難被來源國征稅，因為在網絡上找不到連接點。所以，來源國只能針對本國的受控外國公司（CFC）征稅，但是這個當地的受控外國公司（CFC）很容易在當地不留任何所得。尤其是跨國公司，利用電子數據手段，很容易逃避來源國當地稅收。

舉個簡單的例子，總部設在美國的A公司，通過與全球范圍內的學者簽訂協議，由某些學者提供學術信息，比如法律考試或者英語考試的資料和課件（mp3），但是智力成果的知識產權屬于美國A公司。

美國A公司在中國的交易模式可以選擇兩種：一是網絡交易；二是租賃教師視頻授課。

第一種交易模式，即網絡交易。在網絡交易模式下，中國的消費者直接與美國A公司通過網絡聯系，購買所需課件，支付也是通過網絡完成。在不考慮外匯管制的情況下，中國消費者支付給美國A公司的費用，中國作為來源國征不到稅，因為美國A公司在中國沒有常設機構，更談不上所謂的通過在中國設立受控外國公司（CFC）避稅。

第二種交易模式，即美國A公司在中國租賃一個教室，雇用一些當地人員組織教學活動，然后報名參加學習班的學員在這個固定的教室里上視頻課程。在這種交易模式下，即使經濟活動在中國有物理存在，但是美國A公司完全可以要求學員通過網絡支付學費，而且學費通常是在開班之前就已經支付完畢。也就是說，所得的部分又流向了美國A公司。中國作為消費地，作為稅收來源國很難征到稅。因為這種情況下征稅的條件是學習班至少開展3個月或者半年，而美國A公司在中國的補習班通常會故意規避這個法定時限，以逃避中國的稅收，而我國目前的法律對此全然無策。

所以，數字經濟之下的網絡交易，對CFC規則的客體要素也會產生沖擊，使CFC規則對積極所得與消極所得的區分，變得意義不大。按照現有的區分，很多積極所得都會帶著避稅的目的，本來應該被受控外國公司（CFC）所在國征稅，而所在國卻掙不到稅。

受控外國公司（CFC）的母國的初衷是把積極所得的稅收利益讓渡給受控外國公司（CFC）所在國，即來源國，但是數字經濟使來源國對積極所得也掙不到稅，而積極所得的稅收利益流向了跨國公司本身。所以，數字經濟之下，現有的CFC規則無法保障來源國對積極所得的征稅利益，這是數字經濟對CFC規則客體要素的最大沖擊。

23數字經濟對CFC規則豁免條件的沖擊

美國的豁免條款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豁免條款，美國納稅人的全球所得中積極的銀行、金融或者類似經營所得可以免稅。在美國，享受豁免的CFC必須從事積極的經營，獲得積極的經營所得。這種假設建立在一種事實與條件標準（A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est）之上，具體包括：CFC的規模、收入以及雇員人數。

通過上文的分析，僅僅規定對消極所得征稅，而缺乏對積極所得征稅，會給跨國納稅人創造新的避稅機會。世界各國的豁免條款效仿美國而制定。

現有的積極所得豁免條款本身就存在問題，其真實性指得懷疑。例如，美國的CFC規則規定，保險公司對第三方的外購投資即“人為設計的投資”（Making or Arranging for Investments），歸屬于積極的經營。但是，參與投資的第三方多數情況下是消極的CFC。

此外，如果一個金融公司從其母公司獲得資本，并與非關聯第三方從事一些重要的交易，該金融公司將會被界定為“積極的公司”。但是，從真實的經濟意義角度看，此種交易與《美國國內收入法典》第956節規定的母公司自身從事的“上游借貸”（Upstream Loan）或者直接銀行行為相比，并無差別。這種交易缺乏經濟實質，其后果是侵蝕稅基。[3]

積極所得豁免的前提限定在“事實標準”之上，顯然無法與數字交易模式相匹配。CFC通過數字交易，幾乎可以不需要當地雇員，也不需要當地組織規模。正如上文中提及的網絡交易模式。數字經濟使得判斷積極所得的真實性，變得更加復雜。網絡交易沒有當地實體組織，卻是真實發生的，也符合主營業務范圍，但是很可能因為無法在現行CFC規則豁免條款之下得到認可，而不享受免稅待遇。

3我國CFC規則應對數字經濟挑戰的策略

數字經濟對現有CFC規則的沖擊已經露出端倪，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對國家稅收利益產生威脅的潛在因素。在數字化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在經濟活動如此活躍的時代，國家稅收利益的保障是必須考慮、博弈的問題。針對數字經濟對CFC規則三大核心要素的沖擊，我國作為稅收大國，必須未雨綢繆，做好因應之策。否則，一旦稅收利益喪失，國民經濟會受到嚴重影響。

我國現有的CFC規則體現在《特別納稅調整辦法》，而且很不完善，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修改意見。各種修改意見都沒有考慮數字經濟對其的沖擊，所以，筆者建議，在完善《特別納稅調整辦法》的過程中，一定要考慮數字經濟因素，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低法律修改的成本，防止出現新的《特別納稅調整辦法》仍然在數字經濟問題上存在漏洞的后患。

31對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認定不能局限于低稅區

對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認定不能局限于低稅區，還要考慮稅率比我國高的地區，也可能構成受控外國公司（CFC）。建議我國的《特別納稅調整辦法》對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認定標準降低，降低的方向是效仿國外的單一標準，只規定股權比例，或者只規定控制權比例，建議這個比例達到10%即可，最大限度地囊括所有的CFC。這樣，就很容易把設在高稅區的子公司也囊括到中國受控外國公司（CFC）的認定范圍之內。對“所得”的認定，不再局限積極所得和消極所得的區分，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對消極所得一味地征稅，也不能對積極所得一味地免稅。

我國在豁免問題上規定粗糙，在細化其規定的過程中，建議對積極所得的真實性要進行細化規定，不能局限于營業執照的范圍，即使CFC的經濟活動符合營業執照的規定，也要考察其主觀目的是否真的與生產經營有關。

對積極所得的真實性的判斷，不能局限于現有的物理存在標準，而是要放寬考慮的因素，即使沒有物理存在，即使突破傳統的事實因素，也可以享受豁免。

32慎重對待股息、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的豁免

我國在對外簽訂稅收協定的時候，對股息、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的豁免要慎重。在具體談判過程中，我國一方面要考慮巨大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還要考慮潛在的稅收損失。

目前，我國對外簽訂稅收協定的數量超過90個，如果一一談判、修改，則成本太高，而且會影響我國與相關國家的貿易關系，所以我們要在貿易關系與稅收利益的讓渡之間進行博弈、平衡。

筆者建議在稅收協定問題上，我國分兩步走：對于已經簽訂的稅收協定，我們不必主動啟動修改談判，除非該協定已經到期，或者即將到期，而且我們有續簽愿望；對于尚未簽署完畢，或者未來簽署的稅收協定，我們要爭取主動話語權，在打擊數字經濟避稅問題上，保護中國稅收利益上持嚴格態度。同時，我們要建立信息交換機制。這個觀點得到國內權威專家的認可。

33呼吁修改避稅地名單

我國通過國際會議呼吁修改避稅地名單，國際稅法應當重新定義“避稅地”的概念，因為數字經濟之下，避稅不需要“地點”，只需要網絡。這樣做，不僅可以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而且一旦實現，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作為收入來源國的稅收利益。

參考文獻：

[1]USDept of TreasuryThe Deferral of Income Earned Through US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A Policy Study[J].Office of Tax Policy，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2000（12）：71-75

第8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志總編撰文指出：“在互聯網變化的風暴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市場營銷人員，而不是金融家。企業將目光轉向市場營銷人員詢問他們如何將錢花在刀刃上。企業如何對自己的網上在線業務給予定位，然后又怎樣傳播出去？如何留住客戶同時又贏得客戶？建立網絡品牌的最佳途徑是什么？這些問題不僅對傳統的企業而且對新型的虛擬網絡公司都有意義。而這些問題正是本刊所要回答的。”

實際上，這本雜志完完全全是一本關于數字化時代的市場營銷專業雜志。它所強調的是如何利用數字化手段，例如互聯網、互動電視、觸摸屏以及移動電話網等進行傳播，而不是討論數字化經濟本身。

立身于數字化經濟的《革命》雜志是從市場營銷的觀點來確立的。該雜志的讀者不僅僅是那些所謂很數字化的人，更多的是那些傳統企業里很普通的營銷人員。他們需要了解如何利用數字化的傳播手段，對他們的產品或服務進行有效的市場營銷推廣。這就是《革命》雜志創辦的宗旨。

該期的封面文章論述了傳統的零售商業與網上銷售的沖突及其利弊。目前經營電子商務的公司在網上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在網上贏得客戶的信任與忠誠。解決此問題的方法除了保證其商品或其他質量外，最大的問題就是客戶服務質量。

許多網上零售商，特別是那些投入巨資吸引客戶訪問其站點的零售商近來逐步發覺一個互聯網的基本運行規則，你吸引的人越多，引起的阻塞就越多，給技術與各方面帶來的問題也就越多。結果，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最終將制約著你的消費者保留比例，以及大眾對你網站的口碑效應。

第9篇：數字金融的意義范文

在9月初的G20杭州峰會上，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議題引起強烈反響，關于普惠金融的3個重要文件成為突出亮點之一。

早在今年7月的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G20各方就對中國帶領下在數字普惠金融議題的進展表示贊賞，諸多非G20國家及國際組織也積極響應中國提議。

這其中，包含了一個易被忽略但卻引領了未來方向的新概念――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移民金融、僑匯等開始成為國際普惠金融領域的新熱點。

我國僑匯金額不斷上升，但成本較高。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11年至2015年僑匯匯入成本由12%降至10%，在全球仍屬高位。更廣泛意義上的小額跨境匯兌業務以數字化、實時化和網絡化為特征正在起步，將在金融扶貧、支持創業創新和普惠金融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建議加強政策引導和市場培育，將普惠金融的理念、技術和模式引入到僑匯、跨境電商等領域。

增長快成本高

僑匯，一般指在僑居國的本國公民將其所得寄回原籍的款項，也有定義為由移民工人發起的國際轉賬，可統計為私人之間的跨國匯款（不包括由政府或企業參與的匯款）。

目前，全球僑匯主要呈現兩個特點，一是規模增速高，二是匯款成本高。

一方面，世界銀行估計，1970年全球僑匯為20億美元，2014年達4360億美元，44年來擴張了218倍規模。我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二次收入貸方記錄可視為我國居民從非居民處獲得的經常轉移，即僑匯。按此口徑，2015年我國僑匯收入達359億美元。

另一方面，僑匯成本高低是衡量全球普惠金融的主要指標，但目前情況并不理想，僑匯成本過高成為普惠金融發展的一大障礙。

2009年，八國集團G8和G20均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目標，要求2014年將全球僑匯成本降至5%，且2011年的G20發展工作組報告中再次強調了該目標。

2014年，在世界銀行針對全球普惠金融的調查中，僑匯成本由服務費用和兌換費用組成，全球匯款價格以每單200美元和500美元為基準，覆蓋包括35個匯出國和99個收款國的300個通道。但調查結果顯示，上述目標并未實現。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僑匯成本已降低至7.8%左右，主要得益于兩大因素：一是無網點銀行的快速發展；二是移動通信運營商和銀行的合作，例如在非洲國家推廣的M-Pesa和Ecocash模式。近期，M-Pesa 和MTN Money合作推出肯尼亞等非洲七國間匯兌通道，客戶可以在線上享受到數萬個移動通訊貨幣服務網點的服務，且價格更低。

普惠意義

僑匯只是私人間小額跨境匯款和兌換業務的特殊種類，長遠來看，發展小額跨境匯兌市場對不斷完善普惠金融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

首先，僑匯是國際扶貧脫貧的重要工具。

僑匯有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有效應對國際財富分配失衡，對僑屬家庭減貧具有直接、明顯的作用。一般而言，僑民在家鄉經濟困難時匯回更多的錢，具有反經濟周期的穩定器作用。全球化帶動下，估計已有2.32億國際移民，到2050年將達到4.05億。

目前，中國就有6000萬海外華人華僑，我國正從移民來源國向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國的多重角色轉變，并于2016年6月30日獲批成為國際移民組織成員國。降低僑匯成本等措施，對我國金融扶貧具有深遠意義。

其次，小額跨境匯兌是創業創新的基礎支撐。

相對于傳統進出口貿易規模的下降趨勢，跨境電商等新興交易場景成為小額跨境匯兌市場發展的主要增長動力。2008年至今，我國跨境電商滲透率逐年增加，2015年市場規模達5.4萬億人民幣，占進出口貿易的21.96%。在個人“海淘”方面，中國消費者通過境內外電商平臺購物需要購匯或跨境付匯，境外消費者到境內網站消費則需要支付外匯或兌換人民幣及結算。

2007年后，銀聯國際、支付寶、財付通等機構陸續獲批開展跨境支付、境外收單、人民幣購匯支付結算等業務，境外電商網站也積極與國內支付機構合作開展跨境支付業務。一些地區例如浙江省麗水市的農村金融改革，也以推動地方商貿平臺為切入點，利用個人外匯貸款支持個體工商戶進口付匯，取得了推動跨境創業的明顯效應。

第三，小額跨境匯兌將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務效率。

跨境旅游和留學是小額跨境匯兌服務的兩大新領域。據統計，目前我國年出境旅游超過1億人次，出國留學超過50萬人，小額跨境匯兌為居民支付學費及酒店、機票、日常消費、旅游購物和個人匯款等需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支付寶、銀盈通等通過與國際銀行卡組織、境外第三方支付、銀行乃至退稅服務機構合作，以不同方式提供了一站式跨境支付、海外退稅免機場排隊和電子化通關等普惠金融綜合服務。

四大現實問題

我國以多種措施降低了小額跨境匯兌成本，如2011年至2015年平均僑匯匯入成本由12%降至10%，從美國匯入成本降至8%，但這在世界范圍內仍屬高位，不僅高于多數發達國家，也高于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國。

匯兌成本受到操作成本、匯率變動、僑匯基礎設施與交易技術、市場競爭狀況等因素影響。導致我國跨國小額匯兌市場發育滯后、僑匯成本高企的原因，包括針對性產品創新不足、競爭不足和客戶習慣，等等。

其一，僑匯涉及服務環節多。

利用傳統銀行賬戶跨境匯款，一般通過國際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運營的實時支付系統實現，也可以通過接入國際卡組織方式完成。兩種方式的手續費都在2%以上，大致需3天時間完成且技術門檻較高。由于僑民或其母國家庭往往處于農村、邊遠地區，金融服務不足且所在市場缺乏競爭，難以享受大銀行或者跨國銀行的綜合。

比如，從花旗銀行或中國工商銀行的紐約分行向其北京分行匯款，成本很低，也很方便。但如果一個邁阿密唐人街的中餐館經營者，要匯款到我國沿海一個小鎮，可能需要銀行和速匯服務商多次“接力”，成本高昂。

其二，國際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出現“去風險化”。

近年來，歐央行、英格蘭銀行等機構以及波蘭、瑞典、丹麥等國家，建設了覆蓋一定區域和幣種的跨境實時零售支付結算的公共基礎設施，但全球范圍內正規銀行體系仍然缺乏針對小額跨境匯兌的基礎設施和產品安排，特別是缺少基于先進通信技術和風險控制措施的跨國支付體系。

按照現有的國際反洗錢要求和各國對外幣出入境的管理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往往存在反洗錢內控制度不健全，執行客戶身份識別制度不到位等問題。目前，對個人匯款的反洗錢監管趨嚴，不具備合法身份的移民匯款更為不便。

其三，使用習慣帶來的鈔匯轉換成本高。

貨幣兌換匯差收入，主要包括換匯過程中委托時鎖定的匯率與支付機構實時換匯時匯率的差別形成的損益，以及零售匯率與外匯市場匯率差形成的收益。通常情況下，存款人應該選擇現匯而不是現鈔來降低匯兌成本，而華人、華僑更習慣于攜帶現鈔，轉為現匯時銀行還要收取手續費。個人攜帶外匯現金既受到出境國限制，又受到入境國限制。

其四，面向國際移民等場景的綜合性金融服務缺乏。

目前，僑匯更多地進入消費領域而不是投資領域，對生產性投資很少發揮直接促進作用。伴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如何融集大量游散民間、往來頻繁的小額跨境資金，并對其民間借貸為主的投資形式善加引導和規范，仍是需要大力研究的課題。

急需技術化與合作化

小額跨境匯兌市場高度競爭，西聯匯款、速匯金是其中最大的參與者，市場發展呈數字化、綜合化、場景化和去風險化的趨勢。我國應順應市場發展要求，加快培育小額外匯服務機構體系和產品，對此有以下建議：

一是發展數字跨境匯款技術和工具。受風險投資推動，WorldRemit、Azimo、Abra和TransferWise等新興科技金融公司正在利用在線社交、智能手機吸引大量用戶，打造全球匯款網絡跨境、跨幣種的實時自由轉賬。

2015年，外匯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跨境外匯支付業務的試點，并將跨境電商單筆限額由1萬美元提升到5萬美元，多家支付機構獲得跨境支付牌照。

借助這一勢頭，可進一步鼓勵銀行和第三方跨境支付機構發展實時、安全、方便、低廉的數字技術和商業模式，滿足新興交易場景對跨境支付小額、高頻、快速的要求。

二是加強銀行等支付機構跨境合作。鼓勵有牌照的跨境支付機構直接服務于電商和全球客戶，也允許具有匯兌牌照的企業通過境內外支付機構、國際信用卡組織或銀行提供服務。

為進一步激活市場，需要支持跨境支付機構完成商業、政策和技術上的對接：在商業模式上，需要解決訂單、物流、支付的“三單合一”；在政策上，需要整合人民銀行反洗錢管理、外匯局國際收支申報、海關電子口岸監管“三關合一”，涉及本外幣匯兌的還要與有專營權的機構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