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調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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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該報告基于全國25個省、80個縣、320個社區共8438個家庭的抽樣調查數據匯總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資產、負債、收入、消費、保險、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數據，全面客觀地反映了當前我國家庭金融的基本狀況。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建華，西南財經大學校長張宗益，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稻葵，西南財經大學副校長馬驍，西南財經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以及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對外經貿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國內知名高校相關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參加了報告會。
權威數據，填補國內空白
家庭金融的相關數據直觀反應了家庭在經濟金融活動中的行為決策，對于中央銀行進行宏觀調控，防范金融風險具有重要意義。家庭金融在國際上早已得到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20xx年美國金融學會(AFA)年會上，AFA主席、哈佛大學教授John Campbell斷言，家庭金融將會成為金融學中繼資產定價、公司金融后第三個重要的研究領域。20xx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將本應于2010年舉行的消費者金融調查(SCF)提前到當年進行，以便及時直觀地了解美國家庭財務受金融危機影響的情況。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認為，為詳細了解各類家庭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美聯儲需要直接觀察各個家庭的財務變化。伴隨著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中國的經濟走向也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作為最基礎的我國國民家庭金融行為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針對中國微觀家庭金融數據匱乏的現狀，2010年4月，西南財經大學與中國人民銀行強強聯手，整合高校與政府機構優勢資源，成立了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中心是迄今國內最為權威的研究中國家庭金融微觀問題的機構之一。
此次《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的問世，共歷時三年，歷經前期籌備、中期調研、后期數據整理、報告撰寫四個階段。32個調查小組、343人次，經過對全國25個省、80個縣(市)、320個社區(村)，8438份有效樣本的科學分析形成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以其權威性和詳實的內容填補了行業空白，是我國家庭金融微觀數據領域的重大突破。此報告既是西財倡導求真務實學風、推動中國問題中國研究的重要收獲，也是西財與央行攜手面向社會重大需求進行協同創新的階段性成果。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張健華局長表示：針對中國家庭開展金融調查是全面深入了解消費金融現狀的一個重要的手段和前提，對政府、金融界和學術界都具有重要意義。相信此次《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調研數據的出爐，不僅為目前對家庭消費金融行為的了解提供有價值的補充，還將為政府和監管層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參考。
關注家庭，聚焦民生熱點
家庭是社會最重要的微觀主體，是政府政策的最終受眾。資產配置、借款、貸款、保險、消費、投資等需求，以及家庭對經濟變化的反應等家庭的金融行為，都對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有很大影響。此次《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提供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家庭金融狀況的數據，其中包括：
家庭儲蓄。中國家庭儲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其儲蓄率為60.6%，其儲蓄占當年總儲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調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沒有或幾乎沒有儲蓄。而中國較高儲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廣大民眾沒有足夠的消費動機，而在于沒有足夠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費、減少儲蓄最有效的政策是減少收入不均。中國政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工資增長和GDP増長速度要求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政策的實施，將有助于降低中國的儲蓄率。
衍生品及債券市場。家庭對衍生品市場參與率為0.05%;家庭對金融理財產品市場參與率為1.10%。這與我國衍生品市場和債券市場發展滯后的現實基本吻合。
家庭負債。中國家庭負債平均為6.26萬元，城市家庭平均為10.08萬元，農村家庭平均為3.65萬元。中國家庭總體資產負債率為4.76%，城市家庭為4.08%，農村家庭為9.81%，農村家庭負債較重。
第2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關鍵詞:家庭金融資產選擇;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this paper sums up 10 affective factors of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this paper analyzes affective factors in the portfolio choice of bank products,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methods of factorial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 of positive analysis and have actu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influencing factors,empirical research
中圖分類號:F830.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09)10-0025-05
家庭金融資產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重要依據。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家庭金融資產在整個金融資產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為實現“保增長、擴內需”的宏觀經濟目標,鼓勵家庭進行合理的金融資產投資,引導家庭金融資產流向,對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著債券、股票、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的不斷發展,家庭金融資產的投資選擇行為也變得日益復雜,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我國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影響因素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內外文獻綜述及述評
在2006年美國金融年會上,Campbell提出將家庭金融(Household Finance)作為與資產定價、公司金融等傳統的金融研究方向并立的一個獨立的新研究方向,指出家庭金融是研究家庭如何選擇金融工具去實現差別化財富目標的問題。目前關于家庭金融的研究已成為金融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前沿領域。
現有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研究經濟特征、生命周期、人口特征等因素對金融資產選擇的影響,二是對“有限參與”之謎的解釋。Heaton和Lucas(2000a)在研究中引入工資機制,分析發現家庭的工資收入與股票收益之間高度相關,具有高背景風險(Background Risk)的家庭對風險資產的投資很少。Guiso等(1996)使用意大利的數據發現較高的工資收入風險與較低的風險資產持有相關。Yoo(1994)使用SCF(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的三個獨立年份的截面數據分析資產配置中的年齡效應,發現家庭投資股票的比例在職業生涯中增長,在退休后下降,形成駝峰形狀。Iwaisako(2003)對日本家庭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Heaton和Lucas(2000a)的研究卻發現年齡曲線通常是下降的。Agnew(2003)、Iwaisako(2003)、Shum和Faig (2006)在研究中考慮到了人口統計特征,認為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等都會影響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對于家庭在不同金融資產尤其是風險金融資產的“有限參與”狀況,主要是從投資偏好、投資情緒、交易成本等方面給出相關解釋。Gusio和Paiella(2005)通過實證發現投資于風險資產的比例隨著風險厭惡程度的增加而減少,并且風險厭惡人群投資風險資產的比例要低于風險偏好的人群。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研究發現對外界社會、金融機構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資風險資產。Hong、Kubik和Stein(2004)考慮了社會互動,認為家庭會受身邊所交往朋友和其他群體的影響,進而做出類似的資產配置。Cocco等(2005)指出持有風險資本是有參與成本的,包括風險資產交易時對資金的最低門檻要求,交易的固定成本,對風險投資品的評估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精力等。
國內由于缺少類似SCF、FRS(英國金融資產調查)等專業調查數據,家庭金融的研究發展緩慢。早期基本是利用宏觀經濟統計數據進行相關金融資產總量與結構方面的研究(謝平,1998;龍志和、周浩明,2000;臧旭恒、劉大可,2003)。隨著研究的深入,有學者通過宏觀數據采用一定的統計方法推算家庭金融資產的總量和結構數據進而展開相關研究(李建軍、田光寧,2001;袁志剛、馮俊,2005;駱祚炎,2007)。然而估算所得數據與現實存在巨大偏差,在家庭金融研究方面使用宏觀數據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所得結論不斷受到挑戰。史代敏、宋艷(2005)較早注意到微觀數據的重要性,利用2002年的調查數據展開了相關研究,但他們并未注意到不同類型家庭資產選擇行為的差異。鄒紅、喻開志(2009)通過問卷調查數據,用統計描述的方法研究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特征,統計分析的最大不足是沒有控制住其他變量的影響。王宇、周麗(2009)通過問卷數據分析了農村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影響因素,但中國農村金融市場相對落后,可供選擇的金融產品較少,加上農村居民對不同金融工具的認識程度不高,除儲蓄存款外,其他金融產品的參與度非常有限,所得結論的適用范圍有限。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發現:(1)利用微觀調查數據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進行實證分析的文獻在國內還相當匱乏,相關研究有待進一步發展。(2)目前眾多研究將研究主體定位在個人投資者,對于家庭的金融投資分析卻很少涉及。(3)隨著收入的增加,保險等保障支出作為一種新的金融消費需求日益受到家庭的重視。Li(2008)指出對于家庭來說,購買保險與大部分資產科目的選擇是直接相關的,Lin和Grace(2005)利用美國SCF統計數據發現不同的生命階段對保險有不同的需求,保險的保障功能在家庭資產選擇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現有國內相關家庭金融投資的文獻卻很少涉及保險投資。本文以家庭作為研究主體,在借鑒行為金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風險偏好、信任度、投資者預期、投資者情緒等行為變量考慮到家庭的投資決策中,分析家庭的金融資產選擇行為。考慮到城鎮家庭的金融資產選擇更加多樣,其金融資產選擇行為更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將調查樣本限于城鎮家庭,以江蘇南京的抽樣調查結果作為實證數據來源。本文將家庭金融資產按照風險――收益大小進行歸類,遵照王廣謙(2002)的劃分標準,分別從貨幣類產品投資、證券類產品投資、保障類產品投資三個方面展開,分析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影響因素。
二、數據的收集與檢驗
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各變量數據是通過在江蘇南京的專門問卷調查收集的。調查的概念量表在設計時參考了“北京奧爾多投資咨詢中心的投資者行為調查”、李心丹等“個體投資者問卷調查”等已使用的成熟量表,以及江蘇省統計公報,于蓉(2006),王冀寧、李心丹(2003)等的研究結論。問卷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家庭結構的調查,主要收集家庭投資決策者的人口統計特征以及家庭人口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關于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狀況的調查。第三部分是關于家庭經濟狀況以及投資者行為的調查,同時為了有效發現實際調查中隨意填寫等情況,還專門加入了“驗證題”和“測謊題”來幫助剔除無效問卷①。
(一)問卷的實施與回收
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樣本主要集中在各區人口比較集中的證券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商貿區,時間是從2008年12月―2009年1月,2009年2月―2009年3月完成數據的清洗工作和編碼錄入。清洗工作主要是刪除異常值以及利用問卷中的“驗證題”和“測謊題”來剔除明顯亂填的無效問卷。對部分問卷中缺失值的處理方式是:第二部分缺失的直接歸為無效問卷,其他部分缺失涉及研究變量在5項以內的用眾數填充法補充,超過5項的歸為無效問卷。最后經匯總統計,共發放問卷520份,回收334份,回收率64.2%,最終共獲取有效樣本290個,回收有效率為86.8%。有效樣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從表1的樣本特征可以看出,樣本中家庭投資決策者多為男性,并且年齡主要介于31―40歲之間。受教育程度大多在大專以上,大專以上學歷的超過50%。另外,被調查的家庭多是三口之家,并且有35.17%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間。總體來說,樣本的抽樣結果基本服從正態分布的特征,抽樣結構是合理的。
問卷中每個觀察值對應一個家庭。對家庭的理解遵循于蓉(2006)的定義,認為家庭包括一個經濟上獨立的個人或者夫妻以及經濟上依賴于個人或夫妻的其他成員,并且假定被調查者對整個家庭的投資狀況是了解的,對家庭投資決策者的基本特征是熟悉的。此外,認為未婚的個人投資者是家庭人口為1的特殊家庭投資決策者,忽略其中的個人與家庭的差異性,認為其個人的金融資產選擇行為與家庭的金融資產選擇行為具有一致性。
(二)調查的信度分析
選用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數測量條款的內部一致性來評價數據的可信度,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 為量表中題項的總數,為第題得分的題內方差,為全部題項總得分的方差。由于該系數主要適用于觀點、態度等問卷式的信度分析,一般認為信度系數不能低于0.5,如果信度系數達到0.8,說明調查結果是非常可靠的。本文主要使用信度系數來測度調查問卷中家庭經濟狀況、投資決策者的信任度、投資者預期等調查結果的可靠性,通過SPSS17.0分析得出克朗巴哈 信度系數為0.634,說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變量的測量結果是可信的,能夠滿足后續研究的需要。
三、實證研究
(一)變量的選擇和模型的構建
本文研究目的是對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因素的作用程度和顯著性進行實證檢驗,分別從貨幣類產品投資、證券類產品投資、保障類產品投資三個方面展開,界定投資為“1”,不投資為“0”。在借鑒同類文獻結論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假設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結果是家庭投資決策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投資的風險偏好、信任度、投資者預期、投資者情緒及家庭月收入、年結余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即,其中表示居民的投資選擇行為,是影響居民投資選擇行為的因素, 為隨機干擾項,具體變量的選擇見表2。在實務中當遇到因變量是虛擬變量等非連續變量時,使用傳統的回歸分析會產生嚴重的誤差,無法進行合理的假設檢驗,此時可用Logistic回歸來進行分析。在本研究中以P表示家庭選擇某類金融資產的概率,取值在0―1之間。(1-P)為不選擇的概率,將P作Logistic變換,即可構建Logistic判定模型:
其中 (n=1,2,3)分別指家庭在貨幣類產品投資(Monetary)、證券類產品投資(Securities)和保障類產品投資(Insurance)三個方面選擇的概率。通過極大似然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以找到家庭資產選擇與各個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
(二) 實證分析
由于Logistic判定模型對于多重共線性非常敏感,當變量相關程度較高時,樣本的較小變化將會帶來系數估計的較大變化。為了消除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影響,文章實證部分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將變量按照相關性進行分類,提取公因子作為相關變量的替代變量。在計算因子得分的基礎上運用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金融資產在貨幣類產品、證券類產品、保障類產品三個方面選擇的影響因素。
1. 因子分析。使用SPSS對10個影響因素進行KMO檢驗和Bartlett球度檢驗,結果顯示解釋變量之間的KMO檢驗值達到了0.582,Bartlett球度檢驗值為563.414,顯著性概率為0,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條件提取因子,最終選擇了4個公因子,此時累計貢獻率達到64.267%。由公因子方差比可知,除了信任度(Trust)共性方差接近0.5外,其他每個因素的共性方差都在0.5以上且大多超過了0.7,說明這4個因子能夠較好地反映原各指標變量的大部分信息。經過因子旋轉得到各個變量與公共因子的相關系數,見表3。
從因子載荷矩陣的結果看,因子1支配的因素有Age、Marriage、Education,反映的是家庭投資決策者的人口統計特征,命名為家庭結構因子(Factor1);因子2支配的因素有Income、Surplus,主要反映家庭的經濟狀態,命名為經濟特征因子(Factor2);因子3支配的因素主要是Expectation、Sentiment,主要反映的是家庭投資者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感知狀況及反應程度,命名為狀態感知因子(Factor3);因子4支配的因素主要有Sex、Risk attitude、Trust,主要體現的是家庭投資者的行為特征,命名為行為特征因子(Factor4)。需要說明的是因子分析結果將性別(Sex)與風險偏好(Risk attitude)、信任度(Trust)等投資行為特征歸為一類,表明了性別與風險偏好等投資者投資行為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性別影響投資行為,這在Agnew(2003)、Shum和Faig (2006)等文獻中已經得到了證明。
根據提取的4個公共因子,通過SPSS可以計算各因子得分。在得出因子得分的基礎上,再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此時的模型變為:
其中分別指家庭在貨幣類投資(Monetary)、證券類投資(Securities)和保障類投資(Insurance)三個方面選擇的概率。
2. Logistic回歸分析。根據因子分析結果,選取4個因子為自變量,分別從貨幣類投資(Monetary)、證券類投資(Securities)和保障類投資(Insurance)三方面進行Logistic回歸,通過290個樣本的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三個模型的統計值在0.05的水平下顯著,并且模型的正確識別率最低的一個(模型3,Insurance)也達到了64.5%,顯示各模型能很好地擬合總體樣本數據,自變量對因變量能夠進行較好的解釋,回歸結果整理如表4。
3. Logistic回歸結果的說明。從模型1看出,對于貨幣類產品的投資,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經濟特征因子(Factor2)和狀態感知因子(Factor3)影響顯著,而家庭結構因子(Factor1)與行為特征因子(Factor4)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家庭對理財產品、債券等貨幣類產品投資時,受家庭結構和投資者行為特征影響較小,而更多的是受家庭的經濟狀況和對宏觀經濟的預期影響。從回歸系數可以看出,經濟特征因子對貨幣類產品投資的影響為正,說明家庭的經濟狀況越好,投資于貨幣類產品的可能就越大;狀態感知因子對貨幣類產品投資的影響為負,即當家庭對宏觀經濟預期越好時投資貨幣類產品的概率越小,而對宏觀經濟預期越差,反而越有可能增加對貨幣類金融產品的投資。這也與投資現實一致,當家庭對整個宏觀經濟持悲觀態度時,他們就會收縮風險資產的投資,更傾向于投資債券等風險較少而收益固定的金融產品。
從模型2可以看出,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于證券類產品的投資除了狀態感知因子(Factor3)外,其他各因子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狀態感知因子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目前家庭在進行相關證券投資時,對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預期不是決定其是否投資的主要因素,他們在投資時更多地考慮到家庭的基本特征、經濟狀況,受家庭投資決策者行為特征的影響顯著。從回歸系數可以看出,首先,家庭結構因子(Factor1)對證券類產品的投資影響為負,即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證券類產品的投資概率反而下降。年齡的影響效果得出與理財規劃師建議相一致的結論:隨著年齡的增長,家庭應該減少風險資產的投資比例,而增加保障性資產的投資比例。這一結論與Heaton和Lucas(2000a)的研究結果一致,但由于研究模型的限制,沒有發現Iwaisako(2003)等提出的家庭參與投資與年齡之間的駝峰關系;對于受教育水平的影響效應,實證得出了與李濤(2006)相一致的結論,一個合理的解釋正如李濤(2006)指出的那樣,鑒于中國股市的不完善性,教育程度高的投資者更容易了解有關股票的市場信息和會計信息的虛假成份,對股票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有較清楚的認識,反而對證券的投資概率降低。其次,經濟特征因子(Factor2)和行為特征因子(Factor4)對證券類產品的投資影響為正,表明月收入和年結余等經濟收入狀況是家庭證券類產品投資的基礎,家庭的經濟狀況越好越有可能增加其投資證券類產品的概率。此外,股票等證券類金融產品的風險相對較高,家庭投資決策者的風險偏好水平以及對金融機構等的信任度將影響其投資風險資產的積極性,風險偏好水平越高,信任度越高其投資證券類產品的概率也就越大。
從模型3的結果可以看出,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于保障類產品的投資,家庭結構因子(Factor1)和經濟特征因子(Factor2)影響顯著,而狀態感知因子(Factor3)和行為特征因子(Factor4)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家庭在進行保險投資時,主要是受家庭結構和家庭的經濟狀況的影響。從回歸系數來看,家庭結構因子(Factor1)和經濟特征因子(Factor2)對保障類產品的投資影響都為正。分析其原因,首先,對于家庭結構因子中的年齡效應,再次得出了與理財規劃師建議相一致的結論,即隨著年齡的增長,家庭會增加保障性資產的投資比例。對于受教育水平的影響,由于中國的保險市場目前還不發達,家庭對保險的接受程度是存在差異的,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對保險作用的認識會更加深刻,其接受的可能性也提高,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投資保障類產品的概率也越大。其次,經濟特征對保障類產品投資的影響效應與貨幣類產品、證券類產品的投資是相同的,因為經濟狀況是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基礎,家庭的經濟收入狀況將直接決定家庭的整個可供分配的金融資產數量。家庭的經濟狀況好,其投資保障類產品的概率自然就會增加。
綜合以上三個模型的實證結論我們可以發現,在眾多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因素中,家庭結構特征因素是直接因素,其對家庭在證券類產品和保障類產品的投資選擇方面有著重要影響;家庭的經濟收入狀況是基礎因素,無論是貨幣類產品投資、證券類產品投資還是保障類產品投資都受到家庭經濟狀況的制約,并且家庭的經濟狀況越好,其在每一類產品的投資概率都會增加;家庭對宏觀經濟的感知和家庭投資決策者的行為特征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它們對整個家庭的金融資產選擇行為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四、結論
本文基于微觀調查數據對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礎上進行Logistic回歸,克服了已有研究中將年齡、受教育水平、經濟狀態等眾多因素直接納入模型無法控制自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的不足;研究結論豐富了國內關于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所得結論對于相關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同時文章還有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地方:Logistic分析僅能得出相關因素是否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產生影響,對于詳細的金融資產投資比例分配問題有待進一步分析。此外,一個模型只能對一項金融資產選擇狀況的影響因素作出判斷,對于不同金融資產選擇行為之間的交叉效應無法體現。相關問題將在后續研究中不斷完善。
注:
①限于篇幅,對于問卷的具體內容在此不作介紹,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參考文獻:
[1]Agnew,Balduzzi&Sunden,“Portfolio Choice and Trading in large 401(k)pl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93:193-215.
[2]Campbell,J.Y.& J. Cocco,“Household risk management and optimal mortgage choi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449-1494.
[3]Campbell,J. Y.,“Household fi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4):1553-1640.
[4]Cocco,J.,“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housing”,Review of Financials Studies,2004,18(2):535-567.
[5]鄒紅,喻開志.家庭金融資產選擇:文獻述評與研究展望[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8,(9).
[6]史代敏,宋艷.居民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2005,(10).
第3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與文化排除、社交排除等構成社會排除的子集[1-2]。這一定義包含了四重涵義:一是對金融服務或產品的獲得存在困難;二是對所獲得的產品的使用存在困難;三是服務的適用性問題;四是金融排除對社會排除的影響。
二、愛爾蘭家庭金融排除的現狀
(一)基本情況
在愛爾蘭,雖然在2008年經濟衰退之前曾經經歷了信貸及金融服務的極速擴張,許多愛爾蘭家庭沒有因此而接觸到主流金融服務及產品。其中所涉及的主流金融產品主要有四種:銀行排除、信貸排除、儲蓄排除和保險排除[3]。
根據社會包容研究報告(2011)對愛爾蘭家庭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大約有20%的家庭沒有銀行賬戶,31%的家庭沒有任何形式的貸款(如銀行信貸、透支或信用卡),51%的家庭沒有儲蓄,27%的家庭沒有家庭財產保險。調查包括了愛爾蘭5208戶家庭信息,對于全國人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最易遭受金融排除的家庭
1.銀行排除的家庭
調查顯示,20%的愛爾蘭家庭沒有銀行賬戶,而這些受到銀行排除的家庭特征主要是:戶主年老、失業、因疾病或殘疾而喪失勞動力、沒有學歷,單親家庭,廉租房的租戶,低收入。
2008年,在愛爾蘭有71%的家庭沒有貸款,65%的沒有透支工具(有些人首先是因為他們沒有銀行賬戶)還有49%沒有信用卡或儲蓄卡。對以上三種進行綜合考慮,在剔除了因為自我排除(不愿意借錢)而家庭無貸款因素后,全國有10%的家庭屬于信貸排除的對象。
有51%的家庭不能定期地進行儲蓄,在以下幾組群體中存在著高風險的儲蓄排除。
2.保險排除
從調查中因為對保險排除的界定比較粗略,僅就簡單的家庭財產保險做了詢問。在這種粗略的度量中,27%的愛爾蘭家庭沒有參保。
總體來說,通過對金融排除每一領域的分析,發現較高的排除程度存在于社會較弱勢的群體中,包括失業家庭,單親家庭,居住在廉租房的家庭,戶主疾病或殘疾等。分析顯示,金融排除和低收入及貧窮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低收入家庭是最易遭受銀行排除、信貸排除、儲蓄排除和保險排除的群體。僅以無銀行賬戶的比例來看,持續貧窮的家庭(60%)高于存在貧窮風險的家庭(36%),而非貧窮家庭只有17%。
(三)金融排除的后果
1.銀行排除對家庭的影響最為嚴重。首先,就業可能會受到影響,因為大多數的雇主只能通過銀行賬戶進行支付薪酬。其次,會使消費和交易變得復雜繁瑣。此外,由于很多公共設施供應商在收取費用時,現金支付的金額要稍高,因此沒有銀行賬戶的窮人反而支出更多。沒有銀行賬戶還會阻止這些家庭獲得其他金融服務及產品,例如信貸、抵押和一些投資、儲蓄計劃等[4]。
2.信貸排除迫使某些家庭不得不離開正規的金融系統尋求其他途徑來獲得資金。而這意味著要向貸款人或高利貸者支付高額的利息,從而遭受沉重債務負擔。
第4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摘要】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我國的經濟正處于發展的狀態當中，通過數據調查可以發現金融知識和投資經驗對家庭的資產選擇有著一定的影響，金融知識的掌握量關系到一個家庭是否會進入到金融市場當中，對家庭的風險投資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本文針對金融知識、投資經驗和家庭資產選擇展開系統的研究，發現諸多的因素對家庭金融投資有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金融知識 投資經驗 家庭資產
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注重家庭金融的相關信息，而隨著金融市場的變化，金融產品也逐漸多樣多化，這些金融產品產生的資金利益促使家庭大量的投入到金融市場當中，現如今家庭需要理性的投資，對資產的配置實行最優化的處理。
一、家庭金融資產的概念
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而家庭金融資產就是特指家庭實際控制的經濟資源，這一經濟資源可以為家庭帶來現金和維持基本的生活生產活動，為家庭的投資消費做出保障，這一經濟資源主要是以貨幣進行計量的。
現今的家庭資產可以具體劃分為實物的資產以及金融性質的資產，家庭所擁有的房屋以及土地，還有車輛等其他具有價值的用品都在實物資產之列，而家庭的金融資產具體指的就是權益類和債券類的資產，這是家庭應用消費之后產生的剩余資金得來的，家庭金融資產受宏觀經濟水平的影響，而家庭金融資產整體上會影響國家的金融發展狀態，家庭資產也逐漸具有流動性和收益性，中國的家庭金融資產主要包括外幣、現金和儲蓄存款等。
二、家庭金融資產的特征
自從我國實施改革開放的舉措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處于迅猛的發展狀態，市場晉級也處于不斷的轉變當中，隨著家庭財富的增加，家庭財富的儲蓄也正在逐漸的增加，家庭進入金融市場的步伐也就隨之加快，而家庭金融資產也具有自己的特點。
（一）總量不斷上升
我國的金融資產的總量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的增加，于三十年間已經增長了千倍，經濟分配收入的改革促進經濟的增長，家庭經濟也隨之增長，家庭的消費水平也在不斷的提高，現如今，家庭的金融資產已經越來越多，國家政策的調整使得收入分配合理化，家庭的現金和存款正在大幅度的提升，家庭的風險投資也不斷的加大。
（二）絕對值低
家庭的整體收入和財富值會影響到家庭金融資產的總量，但是家庭收入的差距比較大，相應的財富值也會有所差距，收入高的家庭會更多的進行風險投資，資金的流動性也就相應的增大，隨著金融總量的上升速度的加大就需要金融機構的介入，金融機構對金融的投資知識掌握的更加的多，同時擁有比較豐富的經驗，能夠幫助家庭獲取更多的利益，金融市場的繁榮有待進一步的提高，以增加資金總量的上升絕對值。
（三）風險資產增加
我國金融市場正處于不斷的完善的階段，金融產品也是日新月異，金融市場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資產形式的選擇，可以為家庭提供風險資產，而家庭收入的增加也會促使家庭更多的選擇將資產投入到風險市場當中，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為家庭金融資產提供更加完善的保護措施，家庭對風險投資的資產投入的力度也逐漸的加大。
三、金融知識和投資經驗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
（一）金融知識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通過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家庭當中有從事金融工作的人對參與金融市場的積極性比較大，金融行業的家庭會更多的選擇家庭金融資產的投資，從另一方面來講，金融知識對金融市場有絕對的影響，金融知識掌握的豐厚的家庭參加到金融市場的概率就比較大。家庭財富的增加也會影響到家庭積極的投入到金融市場中來。
從教育程度上考量，高等教育的人的思想普遍較為理性，對金融投資的興趣不大，也很少受到其他人的影響，從城市家庭上考慮，金融知識仍舊起著絕對性的作用，家庭的資產和收入對金融市場起著正向的影響。
（二）金融知識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
近年來，風險資產占據的金融資產的比重逐年加大，從調查的結果中可以看出，對金融知識掌握的程度較多的家庭會更多的選擇風險投資，家庭的凈資產以及收入對風險占比的影響也是正向的。隨著年齡的增加，風險投資的比例呈現出先增加然后下落的趨勢，位于六十五歲以上年齡段的人們對家庭資產的投資沒有較大的影響，從受教育的程度分析，學歷越高的家庭會相應的增加風險投資，也就是其掌握的金融知識影響著家庭資產的選擇，而人均GDP對家庭資產的選擇有著正向的影響。
城市家庭的生活成本較高，家庭要支付房子等固定資產的費用，在子女的教育當中也會投入大量的資金，相應的也會更多的選擇風險投資以增加自己的資金收入，金融知識可以幫助家庭更好的分析風險資本的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家庭增強風險的投入能力和相應的承受能力。
（三）投資經驗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
投Y經驗對家庭資產的選擇有著重大的影響，從調查中可以發現，投資經驗能夠提高家庭風險資金的投入，投資經驗對于現今的家庭的金融投資比較重要，經驗越多就對金融市場的了解越多，相應的金融知識也就掌握的越多，對風險投資的信任程度也就越大，家庭會更多的投入到風險投資當中去，從人均GDP和風險愛好來看，投資的經驗對家庭資產的風險投資和股票投資有著正向的影響。
投資經驗對于家庭股票資產的影響是顯著的，金融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對家庭風險投資的能力有著正向的影響，而投資經驗對家庭的高風險資產有著顯著的影響，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我國的經濟命脈已經離不開金融市場的影響了，而家庭金融資產對于金融市場有著直接性的影響，也就間接影響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因此，加強金融知識的培訓對經濟的發展有促進作用，降低交易成本和減少家庭的稅收可以鼓勵家庭投入到金融市場當中。
第5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關鍵詞】 家庭特征； 金融機構； 信貸配給
中圖分類號：F8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4）07-0053-04
一、引言
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導致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對農戶的信貸配給是一個普遍現象（Jaffee & Russlle，1976；Stiglitz & Weiss，1981；Williamson，1988）。近年來，國內學者對金融信貸配給研究主要圍繞信貸配給對農村經濟和農村信貸市場的影響來展開。其中，研究信貸配給對農村經濟的影響主要從對經濟發展的意義、造成的經濟影響等方面（林毅夫，2000；徐忠、程恩江，2004；鐘笑寒、湯荔，2005；張龍耀、江春，2011）。研究影響農村信貸市場主要從微觀角度展開實證研究（朱喜、李子奈，2006；褚保金等，2009；李慶海等，2012）。
這些研究無疑非常重要，它們有助于我們了解農村金融市場，特別是正視信貸市場的現狀，并為破解當前農村金融困境和尋求合適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這些研究沒有很好地探討申貸農戶的家庭特征與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給行為的關聯性。事實上，申貸農戶的家庭特征是正式金融機構作出信貸供給行為非常重要的參考信息，金融機構在貸款發放前，都要依據申貸農戶的家庭特征及以往的信貸記錄對申貸農戶的信用進行審查，如果信用審查結果不好，金融機構自然會對農戶進行信貸配給并據此確定信貸配給的程度。基于此，本文將嘗試彌補這方面的空白。
二、理論模型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說明
數據來源于2011年初筆者在山東泰安農村地區收集，采用了三階段分層抽樣策略。第一階段，按照不同經濟發展水平采取分類抽樣的方法，隨機選擇了山東泰安的兩個鄉鎮，分別是滿莊鎮和伏山鎮；第二階段，在每個所選的鄉鎮中再隨機抽取兩個村，共計四個村，分別是滿莊鎮的曹家寨村和新莊村，伏山鎮的馬家廟村和朱家莊村；第三階段，在每個被抽取村莊中隨機選擇50～70戶農戶發放問卷或入戶調查，共問卷220戶。數據庫中，收集了這些農戶2006—2010年間的金融信貸活動、家庭基本情況等方面的經濟社會數據。這些農戶中，未參與金融信貸調查、未在2006—2010年間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的農戶有30戶，在此期間向金融機構申請信貸的190戶農戶中有19戶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將這些農戶剔除掉。最終本文采用的樣本農戶為171戶。其中，102戶遭受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給，占總樣本的59.6%，這同我國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即中國農戶受到信貸配給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況相吻合（田俊麗，2006）。在遭受信貸配給的農戶中，84戶遭受完全信貸配給，占總樣本的49.1%；18戶遭受部分信貸配給，占總樣本的10.5%，這表明農戶遭受的信貸配給主要是完全信貸配給，這一點也同國內許多學者（例如李慶海等，2012）的調查相類似；其余69戶的信貸申請均獲得滿足，不存在信貸配給。
（二）變量選擇
本文所用的被解釋變量是：信貸配給的程度是多少？這一變量是連續變量（Continuous Variable），用Level表示。解釋變量反映農戶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農戶自有的土地規模（Land）。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承包的土地規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衡量信貸農戶的期望收益。（2）農戶信貸前的家庭全部資產的市場價值（Asset），包括房屋，土地，銀行存款，農機具，農產品等。家庭資產值越大，其可被用作抵押、擔保的資產就越多，農戶受到信貸配給的可能性越小。（3）戶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貸申請農戶家庭的綜合能力。（4）戶主的性別（Gender）也是非常重要的變量，國外學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的調查研究發現，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因此，戶主為男性的家庭可能較戶主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遭受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給。（5）戶主的年齡（Age），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農戶家庭的家庭結構，農戶的家庭結構越年輕，其農業生產能力和效率相對要好些，從而較少遭受信貸配給。（6）農戶家庭農業勞動力總數（Labor1）。顯然我國目前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方式決定了一個家庭勞動力越充裕，農業生產的期望收益才會越高。（7）農戶家庭外出務工勞動力總數（labor2），外出務工勞動力越多意味著農戶家庭收入來源越多，抗擊風險能力就越強，有助于信貸的償還。（8）農戶家庭無勞動能力成員總數（Nonlabor）。相對于勞動能力，無勞動能力通常意味著無法創造財富。因此，家庭成員中無勞動能力成員人數越多，就意味著家庭消費支出越大，這樣的家庭遭受信貸配給的可能性也越大。（9）戶主是否具有非農專業勞動技能（Skill）。作為一家之主，在我國農村地區戶主通常意味著家庭經濟的頂梁柱，因此戶主具有非農的專業勞動技能意味著這樣的家庭獲取財富途徑和手段多元化，這樣的家庭也可能較少遭受信貸配給。表1給出了所有變量的定義、說明及統計特征。
（三）實證結果分析
農戶家庭特征對信貸配給程度影響的估計結果見表2。實證分析表明信貸申請農戶家庭自有土地面積（land）對金融機構信貸配給度有極顯著的負向影響，即農戶家庭自有土地面積越大，遭受金融機構信貸配給程度的概率越小；農戶家庭自有土地面積越小，遭受金融機構信貸配給程度的概率越大，這與褚保金等（2009）和李慶海等（2012）的研究結論一致。他們的經驗分析表明農戶的耕地面積對其受到金融機構信貸配給的概率有統計上顯著的負向影響。同時，這一發現也說明金融機構對信貸資金的供給更傾向于種植大戶。另外，戶主的年齡（age）對金融機構對其的信貸配給程度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戶主年齡越大，越容易遭受信貸配給；戶主的年齡越小，越容易獲得金融機構的信貸供給，這與褚保金等（2009）和朱喜等（2009）的研究結論一致。他們發現農戶戶主的年齡對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給決策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農戶的其他家庭特征變量如戶主的教育水平、年齡、是否具有非農專業勞動技能，農戶家庭農業勞動力人數、非農勞動力人數和無勞動能力人數等對金融機構信貸配給程度的影響不顯著，這反映出調查地區的正規金融機構對上述變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正規金融機構并沒有把向農戶提供貸款真正作為自己的經營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較高，因此沒有動力去了解或評估樣本農戶的信用狀況。
農戶的家庭資產市場價值大小也沒有顯示出顯著性，這雖與以往的研究結果顯著反映了家庭資產價值越高的農戶很少遭受信貸配給不同，但卻暗示調查地區樣本農戶的家庭資產價值主要由其擁有的土地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市價構成的事實。由于中國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正式金融機構無權在農戶違約時沒收其土地和宅基地（含住房），因此，土地的抵押功能基本無法實現，因而無法提高金融機構的資金供給意愿。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運用山東泰安地區農戶調查數據分析了農戶家庭特征對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給程度的影響。本文發現，樣本農戶中有59.6%受到了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給；戶主的年齡和農戶家庭自有的土地面積對金融機構信貸配給程度分別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和負向影響，其中，農戶家庭自有土地面積有著極顯著的影響（1%水平顯著）。因此，在農村地區，能夠減低農戶受到信貸配給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農戶自有的土地面積，這一代表農戶未來收益率的數值越大，越能降低農戶受到信貸配給的概率。
本文的結論也為我國農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啟示。未來我國農村金融改革深化離不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國當前法律明確禁止農業用地和宅基地進行抵押或者轉讓，這導致農戶在信貸申請中能夠提供給金融機構的抵押物相當有限，以至于相當部分涉農貸款只能開展小額信貸業務，雖然此類金融產品符合我國農村基層的信貸生態環境，但從建立現代金融業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無法滿足種養大戶和農業產業化經營對資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許農戶將土地作為抵押品進行融資，那么金融機構會更主動地開展涉農貸款業務，因為相對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無論是在價值穩定性還是市場接受程度上都較高，能極大地降低銀行的信貸管理風險，進而可以發展出具備可持續性的農村金融商業模式。總之，鑒于目前農村金融市場上信貸配給現象依然嚴重，除了繼續加大農村金融體制自身改革以外，農村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改革也需要同農村土地產權改革結合起來。
【參考文獻】
[1] Dwight M. Jaffee，Thomas Russell. Imperfect Information，Uncertainty，and Credit Rationing[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90（4）：651-666.
[2] Josephe E. Stiglitz，Andrew We-
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 393-410.
[3] Oliver E. Williams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1988，43（3）：567-591.
[4] 林毅夫. 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徐忠，程恩江. 利率政策、農村金融機構行為與農村信貸短缺[J]. 金融研究，2004（12）：34-44.
[6] 鐘笑寒，湯荔. 農村金融機構收縮的經濟影響：對中國的實證研究[J]. 經濟評論，2005（1）：109-115.
[7] 張龍耀，江春. 中國農村金融市場中非價格信貸配給的理論和實證分析[J]. 金融研究，2011（7）：98-113.
[8] 朱喜，李子奈. 我國農村正式金融機構對農戶的信貸配給：一個聯立離散選擇模型的實證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3）： 37-49.
[9] 褚保金，盧亞娟，張龍耀. 信貸配給下農戶借貸的福利效果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9（6）：51-61.
[10] 朱喜，馬曉青，史清華. 信譽、財富與農村信貸配給：欠發達地區不同農村金融機構的供給行為研究[J]. 財經研究，2009，35（8）： 4-14.
[11] 李慶海，李銳，汪三貴. 農戶信貸配給及其福利損失：基于面板數據的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8）： 35-48.
第6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關鍵詞：金融排除；愛爾蘭；過度負債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2)07－0013－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7.03
一、金融排除的內涵
根據歐盟在（2008）的定義，金融排除是指人們在獲取或使用主流市場金融服務和產品的過程中遇到困難，這些產品和服務是能夠使他們在所歸屬的社會中過上正常的社會生活的必需品，與文化排除、社交排除等構成社會排除的子集[1-2]。這一定義包含了四重涵義：一是對金融服務或產品的獲得存在困難；二是對所獲得的產品的使用存在困難；三是服務的適用性問題；四是金融排除對社會排除的影響。
二、愛爾蘭家庭金融排除的現狀
（一）基本情況
在愛爾蘭，雖然在2008年經濟衰退之前曾經經歷了信貸及金融服務的極速擴張，許多愛爾蘭家庭沒有因此而接觸到主流金融服務及產品。其中所涉及的主流金融產品主要有四種：銀行排除、信貸排除、儲蓄排除和保險排除[3]。
根據社會包容研究報告（2011）對愛爾蘭家庭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大約有20%的家庭沒有銀行賬戶，31%的家庭沒有任何形式的貸款（如銀行信貸、透支或信用卡），51%的家庭沒有儲蓄，27%的家庭沒有家庭財產保險。調查包括了愛爾蘭5208戶家庭信息，對于全國人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最易遭受金融排除的家庭
1.銀行排除的家庭
調查顯示，20%的愛爾蘭家庭沒有銀行賬戶，而這些受到銀行排除的家庭特征主要是：戶主年老、失業、因疾病或殘疾而喪失勞動力、沒有學歷，單親家庭，廉租房的租戶，低收入。
2008年，在愛爾蘭有71%的家庭沒有貸款，65%的沒有透支工具（有些人首先是因為他們沒有銀行賬戶）還有49%沒有信用卡或儲蓄卡。對以上三種進行綜合考慮，在剔除了因為自我排除（不愿意借錢）而家庭無貸款因素后，全國有10%的家庭屬于信貸排除的對象。
有51%的家庭不能定期地進行儲蓄，在以下幾組群體中存在著高風險的儲蓄排除。
2.保險排除
從調查中因為對保險排除的界定比較粗略，僅就簡單的家庭財產保險做了詢問。在這種粗略的度量中，27%的愛爾蘭家庭沒有參保。
總體來說，通過對金融排除每一領域的分析，發現較高的排除程度存在于社會較弱勢的群體中，包括失業家庭，單親家庭，居住在廉租房的家庭，戶主疾病或殘疾等。分析顯示，金融排除和低收入及貧窮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低收入家庭是最易遭受銀行排除、信貸排除、儲蓄排除和保險排除的群體。僅以無銀行賬戶的比例來看，持續貧窮的家庭（60%）高于存在貧窮風險的家庭（36%），而非貧窮家庭只有17%。
（三）金融排除的后果
1.銀行排除對家庭的影響最為嚴重。首先，就業可能會受到影響，因為大多數的雇主只能通過銀行賬戶進行支付薪酬。其次，會使消費和交易變得復雜繁瑣。此外，由于很多公共設施供應商在收取費用時，現金支付的金額要稍高，因此沒有銀行賬戶的窮人反而支出更多。沒有銀行賬戶還會阻止這些家庭獲得其他金融服務及產品，例如信貸、抵押和一些投資、儲蓄計劃等[4]。
2.信貸排除迫使某些家庭不得不離開正規的金融系統尋求其他途徑來獲得資金。而這意味著要向貸款人或高利貸者支付高額的利息，從而遭受沉重債務負擔。
3.儲蓄排除和保險排除通常會使家庭在面臨突發事件時缺乏安全保障或喪失流動性，在進入老年期時易導致貧窮。
三、愛爾蘭家庭產生金融排除的原因分析
（一）供給方面
1.地理排除。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設立網點時，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在鄉村地區和貧困地區少設或不設分支機構，使得這些地區的家庭無法近距離獲得金融服務。
2.技術排除。技術進步（網絡、電話銀行）改變著客戶傳統意義上的銀行模式。然而，對于那些害怕或缺乏技術設施的群體而言就存在著技術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地理排除的家庭同樣也容易受到技術性排除，特別是老年人或低收入家庭更不可能獲得網絡銀行或電話銀行的服務。
3.評估排除。源自金融機構對于客戶風險的評估結果不符合要求。隨著評估越來越嚴格，更多的因素也納入進來，在愛爾蘭申請人的學歷和對英語技能的掌握也納入進評估的內容。
4.條件排除。機構在提供金融產品時往往會附加一些條件，如利率或最低存款額的要求，對于某些家庭來說無法接受。再比方說，愛爾蘭反洗黑錢的立法舉措之一是需要客戶提供身份證明，又會導致某些邊緣人群無法擁有銀行賬戶。
5.價格排除。金融產品的價格，如銀行手續費、利率和保險費等，超過了客戶的支付能力，對于收入低下、貧窮家庭來說則形成了一道障礙，阻止他們接觸相關服務或產品。
6.營銷和信息排除。金融機構營銷對象主要側重于中高端客戶，對于那些低獲利空間的市場則排除在目標市場之外。作為消費者來說，由于缺乏相應的金融信息、指導建議和教育背景同樣也會導致金融產品使用的不足或選擇失誤。
第7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2012年5月13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了《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歷時3年，對全國25個省、80個縣(市)、320個社區（村）進行入戶調查，最終獲得8438份有效樣本。結果發現，高達95.63%的農業戶籍受訪者家庭未持有任何形式的商業保險，而非農業戶籍受訪者家庭中這一比例達到90.72%。在持有商業保險的家庭中，平均保費支出4300元以上，其中非農村戶籍占據更高的比例，而年齡在40歲到50歲之間的人又是購買商業保險的人群中占比最高的。
保險覆蓋率極低
報告顯示，我國90%以上家庭未購買商業保險。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吳衛星在接受《投資與理財》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的保險產品不是特別豐富，比如城市居民保險、農村一些基本保險，一般來說功能比較單一，而且覆蓋程度還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我們在這方面開發一些比較好的產品，可能會更容易讓投資者進入。”
此外，中國的保險市場起步較晚，目前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而且中國市場上消費者對于保險的認知水平不高，因此很難得到消費者的認可，尤其在理賠、條款設計的合理性方面，消費者的滿意度最低。
初高中學歷人群成主力
不少人以為，學歷越高的人，購買商業保險的意識就越強。
然而， 事實并非如此。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公布的數據，就保險消費者的教育特征而言，初高中學歷的群體是商業保險消費的主力，占比47.58%；博士學歷和沒上過學的人群占比較低，分別為2.3%和1.9%；本科學歷人群占比則為14.2%。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學歷最低和最高的人群，購買商業保險的比例很小，而學歷中等的人，總體來說更愿意持有商業保險。
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持有商業保險
看看和商業保險相關的其他數據，記者發現很有趣的一點：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持有商業保險，其
轉貼于
中女性占比50.78%，男性占比為49.22%。
第8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關鍵詞：金融行為；大學生；金融教育
隨著我國高等院校的擴招，我國大學生的數量快速增長，大學生成為金融消費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我國大學生而言，他們正處于社會化的重要時期，分析他們的金融行為，將其同美國大學生的金融行為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中美之間的差異，它對于我國開展大學生金融教育，從而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金融觀、采取科學的金融行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大學生金融行為調查
選取我國某高校（F大學）為研究對象，在2013年4月，采用隨機問卷調查的方法，發放400份問卷，最終回收375份，最終的有效問卷為352份。在這份調查問卷中，主要調查的是大學生金融行為。調查數據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整理、分析，與此同時，通過相關文獻資料，對中美大學生的行為進行比較，最終所獲得的結果如下。
（一）F大學的大學生金融行為調查
1、金融來源
從調查結果來看，有95.2%的學生的經濟來源是家庭，包括父母、親戚，這部分的學生一般家庭條件較好；還有5.4%的學生是靠自己勤工儉學所獲得；剩下的是家庭、自身都有的學生。
2、消費行為
第一，現金管理行為。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的現金管理能力比較差，沒有良好的資金規劃，存在較多的沖動消費行為。第二，儲蓄行為。這項內容包括是否留有應急資金和是否定期儲蓄這兩項內容。根據調查結果顯示，42.5%的學生有留有應急資金行為，另有39.4%的學生有定期儲蓄的行為，表明一部分學生有一定的危機意識。第三，投資行為。由于學生資金有限，再加上投資理念不足，導致只有一小部分學生有投資行為。第四，信用卡管理。隨著信用卡消費的不斷推廣，很多大學生的信用卡管理行為不活躍，表現在月透支額較高、還款行為有待提高等。
（二）中美大學生的金融行為對比
1、財務獨立程度
在中美大學生財務獨立程度上來看，美國大學生的獨立性明顯高于中國大學生：在被調查中的美國大學生中，有22%的學生已經基本完成財務獨立，但F大學有95.2%的學生需要依靠家庭出資來維持生活開支，學生的財務獨立程度不夠。
2、理財知識情況
就中美大學生理財知識情況來看，中國大學生學習金融理財知識的渴望程度較差，這方面知識的掌握程度也不及美國大學生。
二、大學生金融教育的相關啟示
大學生正處于社會化的重要時期，而金融行為又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為了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金融觀，為今后的金融行為提供重要的幫助，必須要加強大學生金融教育。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加強金融知識的普及教育
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必須要具備一定的金融知識，從而可以更好地承擔來自家庭、社會等的經濟責任。這就要求我國金融教育要重視大學生金融知識的普及教育，從而大大提高學生的金融消費行為。
1、開展金融知識講座
在大學教育中，對于那些非金融專業的學生，學校要積極組織金融知識講座，讓學生在輕松、活潑的氛圍中，接受金融知識的普及教育，進一步提升大學生的金融知識，促使他們更加理性消費。比如要具備金融危機意識、減少沖動消費等。
2、開展金融活動
學校還要積極開展多種金融活動。比如演講比賽、辯論賽等，同時鼓勵學生積極參加，讓學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識，實現理性消費。
（二）加強大學生德育教育
在大學生金融消費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在信用管理方面比較差，不利于學生的良好發展。因此，學校方面還要進一步加強德育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消費觀，提升學生的道德修養，注重學生的誠信教育，從而采取良好的信用管理措施。
1、思想政治教育中穿插金融倫理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每位大學生的必修課，在實際的教學中，要求教師不僅要注重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而且還要重視學生的德育教育，在教學中穿插金融倫理教育，促使學生具備良好的金融倫理。
2、在日常教育中實行誠信教育
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金融倫理教育之外，學校還要充分利用日常生活教育，比如班級會議、日常學生管理等，加強誠信教育，從而促使學生學會理性消費，加強信用管理。
（三）加強學生的財務獨立教育
進入大學之后，大多數學生都是成年人，應該要學會獨立，不管是生活還是財務，都要試著從父母的庇佑下走出來，這樣才可以具備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因此，學校方面必須要加強學生的財務獨立教育。
1、宣講財務獨立的重要性
大學生進入學校之后，學校就要采用多種方式（座談會、演講比賽等）向學生灌輸財務獨立的重要性，讓學生了解父母金錢的來之不易，要意識到自己已是一個成年人，應該要學會財務獨立，從而讓學生樹立財務獨立的意識。
2、給學生提供良好的獨立機會
學校方面要盡可能地創造機會，增加學生的生活體驗，比如開展勤工儉學項目，加強與社會企業的聯系，為學生爭取更多的生活體驗機會等，讓學生學會自己掙錢，從而有效避免學生花錢方面的大手大腳情況，采取更加理性化的消費行為。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大學生是社會金融活動的重要參與者，由于大學生自身獨特的特點，在金融行為方面還不夠成熟。因此，學校必須要關注學生的金融行為，從加強金融知識的普及教育、加強大學生德育教育、加強學生的財務獨立教育三個方面入手，幫助大學生樹立良好的金融消費觀，采取理性化消費行為，保障大學生的良好成長。
參考文獻：
[1] 俞姍.大學生金融行為及其對金融教育的啟示――基于F大學的調查與中美校際比較[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4）：164-172.
[2] 肖經建.消費者金融行為、消費者金融教育和消費者福利[J].經濟研究，2011（S1）：4-16.
第9篇：家庭金融調查范文
此次調查的家庭財產主要包括，家庭金融資產、房產、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和家庭經營資產。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最值錢的家當由改革開放初的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轉變為房產和金融資產。
房產成為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中最值錢的家當。城市居民家庭現有房產價值（含裝修）戶均為10.94萬元，占家庭財產的47.9%，將近家庭總資產的一半。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迅速轉化為家庭財產，一部分人以較低的價格購買了價值較高的原屬于國家或集體的住房，在國家讓利的前提下使個人在財產總量上增加了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截至6月底，中國城市居民戶均家庭財產為22.83萬元，大城市居民戶均財產為27.74萬元，將近小城市家庭財產的2倍。這主要是因為大小城市間房產價值的差異，大城市的房產要比小城市更有價值，使得大城市居民家庭財產價值遠遠高于小城市。
金融資產成為僅次于房產的第二大家庭財產，戶均為7.98萬元，占家庭財產的34.9%。城市家庭的金融資產主要由人民幣和外幣兩部分組成。城市家庭戶均人民幣資產為7.37萬元人民幣，占金融資產的92.4%，這其中儲蓄存款又以絕對優勢排在了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首位，戶均5.12萬元，占人民幣金融資產的69.4%，其次是股票（A股）和國庫券。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大約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
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漲船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已從十幾年前的“十元級”、“百元級”、“千元級”上升到近幾年的“萬元級”、“十萬元級”，消費品的檔次越來越高，消費周期越來越短，折舊越來越快。耐用消費品（主要指非經營性家用汽車和購買原值500元以上，產品壽命一年半以上的消費品）在家庭財產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小，只占家庭財產的5%左右，戶均擁有耐用消費品現值戶均為1.15萬元。
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性質實現了重大跨越，由先前僅僅擁有生活資料轉變為不僅擁有生活資料，而且還擁有生產資料。城市居民戶均經營資產2.77萬元，占家庭財產的12.2%，10%的城市家庭投資于經營活動。經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原始積累，城市家庭的經營活動又形成一定規模，從事經營投資的家庭戶均經營資產總值已達29.85萬元，其中固定資產凈值16.23萬元，占54.4%。這類家庭的家庭財產結構與非經營家庭有著明顯的差距。經營家庭除房產、金融資產及耐用消費品外，增加了經營資產，且在總資產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四成，而房產只排在了第三位。
高學歷的年輕家庭最富有
調查顯示，占調查比例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占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0%。那么，什么樣的家庭最富有呢？成為富有的家庭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年齡、學歷、職業等等，調查顯示，高學歷的年輕家庭最富有。
戶主年齡在35-40歲之間的家庭財產最多，平均為28.20萬元。家庭財產隨著戶主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減少。
戶主年齡對家庭財產的影響
戶主年齡戶均家庭財產
（歲）單位：萬元
35-4028.20
40-4525.87
45-5026.83
50-5519.37
55-6022.94
60-7016.23
70以上15.65
受教育程度和戶主的職業對家庭財產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戶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長，家庭財產就越多。戶主文化程度為碩士及以上的家庭其財產最多，戶均為49.94萬元；而戶主文化程度為小學的家庭，戶均財產為14.39萬元。
教育程度對家庭財產的影響
戶主受教育程度
戶主受戶均家庭財產
教育程度單位：萬元
碩士及以上49.94
大學本科37.29
大學專科30.43
中專21.21
高中18.17
初中15.28
小學14.39
從職業來看，股份企業負責人的家庭財產最多，為158.09萬元；其次為私營企業精英者，其家庭財產為156.15萬元。
戶主的職業對家庭財產的影響
家庭財產占樣本與平均
戶主職業總額比重水平比
股份企業負責人15808770.636.92
私營企業經營者15615061.206.84
證券業務人員6526750.152.86
文藝個體戶6016400.052.64
IT從業人員5698840.182.50
個體經營者5137624.452.25
銀行業務人員4238870.931.86
社會中介人員3691700.201.62
教授3586090.201.57
事業單位負責人3486181.101.53
三資企業人員3432560.531.50
國家機關負責人3294751.401.44
國有企業負責人3252012.001.42
娛樂服務人員3187200.101.40
文藝創評人員3146330.081.38
高級廚師2876450.231.26
職業股民2614760.051.15
工程技術人員2591674.201.14
科學研究人員2372860.181.04
演員2236450.030.98
調查顯示，有經營活動的家庭的財產明顯高于無經營活動的家庭。有經營活動的家庭財產為64.87萬元，無經營活動的家庭財產為17.67萬元，前者是后者的3.7倍。
家庭財產在100萬元以上的家庭，與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家庭財產結構有著明顯的差異：他們的家庭金融資產和家庭經營資產比重明顯高于平均水平，房產比重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財產在100萬元以上的家庭其財產總量為253.45萬元，其中家庭金融資產為98.27萬元，占家庭財產的38.8%，高于平均水平8.2個百分點；房產為44.80萬元，占家庭財產的17.7%，低于平均水平26個百分點；家庭經營資產為62.87萬元，占家庭財產的24.8%，高于平均水平5.6個百分點；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現值為12.51萬元，占家庭財產的4.9%，高于平均水平0.2個百分點。
富人大富、窮人小富
中國城市家庭獲得收入的方式呈現多元化趨勢，已從單一公有經濟中取得收入，改變為有相當一部分人口在非公有經濟中就業，并從中取得收入，還有一部分人開始取得非勞動收入或財產收入。人們在各種經濟中的就業結構及每個人的就業結構發生變化，導致人們從每種收入來源得到的收入差距程度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
從調查結果看，中國還沒出現大規模的“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而是呈現“富人大富、窮人小富”的良好態勢。各個階層的收入都在穩定增長，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都獲得了較大輻度的提高。10%的最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長了2.9倍；而10%的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長5.4倍。
但各個階層收入增長的速度有差距，這一差距還有加劇的可能。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遠遠低于高收入群體的增長速度，而且有進一步降低的趨勢。10%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與10%最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98年為3.1:1，到2000年則擴大為5:1。
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呈現較大差距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居民收入或財富分配差距“先惡化”、后改善的變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對效率的極度渴求，使得收入或財富按人力資源和資本要素進行分配的比例越來越高，并極有可能帶來“馬太效應”；擁有較高技術或較多資金的群體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而擁有較低（或沒有）技術或較少（或沒有）資金的群體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少。
學會理財是當務之急
盡管生活越來越富裕，但中國人還不精通怎樣更好地利用富余的錢，還不精于理財之道，89%的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性質尚停留在生活資料的層面。勤儉持家、量入為出的傳統消費觀念，對中國人還有著深刻的影響，居民的消費缺乏開拓性，使消費水平不會過快增長。近些年來，居民消費逐年的增長幅度總是低于收入的增長幅度，就是最好的證明。而且，從居民消費的周期性考察，目前正處于下一個消費行為高漲期的準備期，即緩變期。這一時期居民消費表現為低潮，但卻大量積累資金，使得目前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偏高。
老百姓手里錢多了，卻不積極消費，投資意識也較薄弱，“儲蓄”就成最被推崇的投資方式。這一理財方式使目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不盡合理，金融資產比重過高，家庭耐用消費品比重過低。
造成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增加的潛在社會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和未來生活不確定經濟因素的增加。原來由國家統包的一系列社會福利制度，逐漸改革為由國家與個人共同負擔，如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這就為居民家庭未來的經濟生活增添了不確定因素。為了保證現在尚不確知的未來所必須的開支，居民只有現在就盡量多儲蓄資金。今天的錢明天花，形成預期消費擴張。這也使儲蓄的性質由以前的“節儉型”轉變為現在的“儲蓄型”。由此，居民金融資產近年來快速增長，且受傳統觀念影響與風險性考慮，大多選擇了銀行儲蓄。這就造成銀行存款大幅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