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港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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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摘 要：本文通過分析我國（上海）自貿區現行的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結合國際上建立發展自貿區的經驗，提出完善我國自貿區稅收政策的建議。
關鍵詞 ：自貿區 稅收政策
一、我國自由貿易區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現有稅收政策無本質上的創新
目前自由貿易區已實行的政策大多是國內保稅區等地區已實行的政策，例如分期繳納所得稅政策是參考中關村實行的個人收入激勵機制。在出口退稅方面，自由貿易區應該是比保稅區更進一步的概念，因為目前出口企業將貨物運到保稅區，雖然從海關管理的角度上視作出口，但在稅務管理上卻不同，致使企業無法即時享受退稅優惠，所以上海自由貿易區應在這方面加大稅收優惠力度。（上海）自由貿易園區的建設脫離不了稅制的創新，比如和香港比較，香港是自由港沒有流轉稅，只征收所得稅，而且稅率比較低，為16%或17.5%，而內地不僅有增值稅、消費稅等，還對國內企業征收25%的所得稅，且外國企業在境內的投資所得一般也需繳納10%的預提所得稅。從這一點來看，上海自由貿易區建設必須從降低企業稅負與改善稅制上入手。
（二）未形成完整的稅收政策體系
我國自由貿易園區處于起步階段，涉及到關稅，流轉稅等方面的稅收政策都有所欠缺，而且沒有詳細的稅收執行法律與條例。《京都公約》中要求自由貿易區應有一套完整的立法以確保自由貿易園區的建立和有效運轉。新加坡、韓國等國都有專門的法律特別是迪拜每個自由貿易區都有其迪拜酋長簽署生效的專有法律。國際上自由貿易園區都是先有法后有區，我國雖然也是先出臺了相應的方案后批準成立園區但該《方案》的完整性卻有待完善。
（三）稅收政策跟不上市場的發展程度
《方案》中提到我國應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目前關于如何促進境外股權投資只有分期繳納所得稅這一政策，但此項政策還需要細則來進一步規定，是對區外企業進行投資還是對境外企業進行投資，總體上來說這個政策也是偏重與對來源于境內所得的管理，較少關注來源于境外所得的管理，隨著自由貿易園區的發展我們不能僅加強對境內所得的管理，更應注重來源于境外的所得的管理。但是僅此一項政策難以實現自由貿易園區促進境外股權投資的目標，為此我國自由貿易園區可以通過給予一些特定產業減免所得稅方面入手來達到促進境外投資的目的。
我國現階段離岸業務政策跟不上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同在開展離岸金融業務的深圳與上海其政策也有很大差別，在深圳經營離岸金融業的銀行免征營業稅，但上海卻面對的是5%的營業稅和25%的所得稅。既然要大力發展離岸業務與境外投資業務，那相應的稅收政策就要予以改變，不管是稅率上的優惠還是稅制的創新。在很多國家的自由貿易區，許多稅收政策是圍繞發展離岸業務從而促進金融創新而設立的，但我國關于這樣的稅收立法基本處于空白，如何借鑒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離岸稅收的經驗是未來一個長期探索的過程。
三、完善我國自由貿易區稅收政策的措施
（一）設計多樣化具有創新性的稅收優惠
目前自由貿易區的稅收政策與保稅區的政策無較大差別，上海自由貿易區若想從同類的園區內脫穎而出就必須有稅收體制上的創新。
從稅率的角度看，可以免征一些稅費例如進口稅、增值稅及其他進口費用，對重新進口的我國出口產品實行稅收減免，并配合增值稅退稅方面的優惠；可以依據不同產業類型，對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設計不同的稅率；可以仿照韓國自由貿易園區按所得稅稅基來確定所得稅稅率的方式設計企業所得稅，綜合考慮我國自由貿易園區的情況來設計適合我國自貿區的所得稅稅基與稅率。
從稅收優惠門檻和優惠期限看，現行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規定如下：對年應納稅所得額30萬元以下的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低于6萬元的企業按20%的稅率再減半征稅。若想加快小微型企業向大中型企業轉變的腳步可以通過降低中小微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門檻，繼續提高營業稅、增值稅的起征點，放寬減半征收所得稅的限定條件，例如將減半征收所得稅的范圍擴大或期限延長。
從稅收抵免制度看，將分國限額抵免改為綜合限額抵免，一般的稅收抵免法只能將給予投資主體的優惠轉為居住國的財政收入，無法實現吸引外資的目的。因此，為了鼓勵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對于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給予其對外投資企業的減免稅優惠，視同為企業已繳納稅款，允許從企業的應納稅額中抵扣。
（二）設立專門管理和制定自貿區稅收政策的機構
上海自由貿易區至今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稅收政策體系，可能使在自由貿易區內發生的稅收活動產生征收核定等方面的問題，而韓國的自由貿易園區在這方面做的很成功，其制訂了各職能部門權責明確的《指定和經營關稅自由區培育國際物流基地的相關法律》與《自由貿易園區法案》同時設立了由各職能部門組成的自由貿易園區委員會統一實施管理。
設立專門管理自由貿易園區的機構便于及時反饋給中央政府自貿區稅收活動方面產生的問題并能客觀準確的處理這些問題。自貿區的專設機構可以按期測評已實行的稅收政策，確定該項政策是否對自由貿易園區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影響，以防止稅收優惠政策實行后對稅基，以至總體財政健全的影響。在測評已有的稅收政策同時應針對關稅、進出口環節稅，所得稅與其他稅種設計具體的稅收環節流程以此確保稅收政策實行過程有效進行。
（三）自由貿易園區的稅收政策需依其功能而設置
不同的稅收政策對自由貿易園區的發展起到不同的作用，為了使上海自由貿易園區各個功能都能得到發展，就應針對不同功能設置與其相應的稅收政策。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的稅收政策都是圍繞其功能而設置。上海自由貿易園區作為一個綜合型的自由貿易園區，其功能主要包括轉口貿易、出口加工、金融等。每一個自由貿易園區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以及配套的稅收政策，上海自由貿易園區可以參考其他自由貿易園區與其功能相同的部分，據此設立適合我國自由貿易園區的稅收政策。
新加坡自由貿易園區與我國自由貿易園區同樣具有轉口貿易功能，為了促進轉口貿易，新加坡減免了大部分貨物的關稅。我國可以參考新加坡自由貿易園區的政策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判斷我國自由貿易園區內哪些貨物可以減免關稅，哪些不能減免。
韓國自由貿易園區與我國自由貿易園區同樣具有吸引外國資金的功能，為了提高自由貿易園區吸引外資水平，韓國自由貿易園區在優惠期內不征收企業所得稅。在我國不征或減征所有企業的所得稅是不可行的，適合我國的所得稅優惠政策是在一定時期內對特定行業減免所得稅。
香港作為一個綜合型的自由貿易園區，其主要功能與上海自由貿易園區功能大體相同，其經驗也是最值得我國自由貿易園區借鑒的。香港的離岸金融業發展水平處于世界先列，我國離岸金融業可參考香港的政策免除股息稅以及利息稅。
（四）完善境外投資及離岸業務的稅收政策
《方案》中提到我國應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但我國自由貿易園區關于這兩方面的稅收政策卻基本處于空白，自由貿易園區成功構建的主要條件就是要大力發展離岸外包業務和和吸引外資，由此可見完善這兩方面的稅收政策對自由貿易園區金融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從境外投資方面來看可針對技術研發、品牌推廣等相對薄弱的領域及特殊行業給予所得稅優惠政策。參考香港的來源地征稅原則，在實施此政策的基礎上與東道國簽訂雙邊稅收協定以達到反避稅的目的。較大的所得稅負擔必然會導致企業將資本轉移至所得稅稅收更低的地區，就無法達到吸引外資的目的。
從離岸業務方面來看，香港與新加坡的居民存款都無利息稅，無資本利得稅，國際銀行貸款和離岸債券發行等的收入也都予以免稅。發展離岸業務的自由貿易園區一般都不征收所得稅與流轉稅，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建立與上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業務發展情況相符的稅收政策，對其相關的產業減免所得稅、免征資本利得稅與利息稅。因為征稅所帶來的稅收負擔會導致離岸公司將資本轉移到稅收更低的地區，就會影響到上海自由貿易園區內離岸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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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2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關鍵詞］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協定；法律對策
1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相關概念及其構建意義
（1）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協定的概念。自由貿易區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初級階段的重要組織形式之一。根據關貿總協定（GATT）第24條第8款b項的規定，自由貿易區應為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關稅領土中，對成員國之間實質上所有產自該領土的產品貿易取消關稅和其他限制性貿易法規（如必要，按照第11條、第12條、第13條、第14條、第15條和第20條允許的關稅和其他限制性貿易法規除外）。一般來說，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享有對非成員國出口的關稅決定權和在自由貿易區范圍內對原產地規則的遵守。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s）指的是國家之間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FTAs的法律依據主要是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第24條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5條。另外，FTAs還可依據GATT和WTO的“授權條款”簽署，其較一般自由貿易區的安排更為寬松。
綜上，自由貿易協定實質上是一種貿易安排，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即為自由貿易區。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即為中日韓三國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自由貿易而作出的貿易安排，協定所形成的區域即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2）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意義。盡管中日韓之間因政治、歷史等方面問題的困擾，加之貿易中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大量存在，給三國間的經貿往來蒙上了陰影。但總體上看，中日韓之間的貿易往來較為密切，中日、中韓、日韓的貿易增長均超過中、日、韓在全球的貿易增長。雖然三國在農產品、汽車和鋼鐵等方面存在貿易摩擦，但三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即在國際分工中明顯的競爭和互補關系，為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提供了很大可能性。另外，中日韓民間團體、企業和政府都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做出了積極努力。
從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功運作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一旦成立，必定會給三國提供更多貿易創造的機會，促進三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動三國間相互投資的增長，有利于三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外，對于中日韓在能源、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政治、歷史、外交糾紛等的化解也有著積極作用，進而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
2 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存在的國際法律問題分析
（1）從簽署主體上看多邊協定較雙邊協定的簽署困難。從世界范圍內看，由于WTO框架內多哈回合、坎昆回合以及中國香港回合談判的不果而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在進口中的貿易歧視措施的設定以及發達國家彼此間貿易保護措施的實施，使得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重重受阻。在這種背景下，東亞國家和地區將經濟貿易合作的領域由“多邊”轉向“雙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其經貿合作最為重要的手段和形式。目前，日本對構建中日自由貿易區態度并不積極，加之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擱淺，中韓自由貿易區尚在研究之中，中日韓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較中韓、中日與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困難。
（2）從擬簽署協定的內容上看自由貿易開放范圍的談判任重道遠。鑒于區域自由貿易本身會帶來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WTO對自由貿易區作出了兩條限制。其中之一是必須是區域內全面的自由貿易，而不能僅僅是某些方面的優惠。即自由貿易范圍的不完全開放性是不符合WTO框架下自由貿易協定規定的。這就意味著協定的簽署需要締約國在貨物貿易、投資、服務、技術、知識產權、環保等領域達成共識。其中貨物貿易所包含的農產品、紡織品、鋼鐵和汽車等產品的貿易，涉及三國的敏感產業。如果三國就各自的弱勢產業堅持實施保護措施且互不退讓，不能實現貿易范圍的全面開放，很可能會使談判陷入僵局。 轉貼于
（3）從擬簽署協定中爭議解決機制的規定看其選擇適用的局限性。中日韓同為WTO成員，雖三國間貿易爭議不斷，但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進行解決的微乎其微，且中國多是以應訴者的身份出現。尷尬的是，在程序問題上，協定的締約方因受WTO爭端解決機制強制管轄權的限制，不能排除對其的選擇適用。在實體問題上，WTO爭端解決機制首選WTO體制下的協議作為法律依據，即使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權的爭端解決機構的法官在裁判時“造法”也顯得十分謹慎，從而使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處于窘迫地位。由于WTO爭端解決機制市場的縮小且效率較低，使得一種可供涉外爭議較為高效、便捷解決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爭端解決機制的選擇使用成為必要。
3 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國際法律對策
（1）實現從雙邊到多邊協定的逐步過渡。根據目前的情況，中日韓之間可依GATT（1994）第24條第5項以及GATS第5條的規定，先簽署臨時協定，然后在合理期限內實施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計劃和進程安排。中國可以先同日韓簽訂三方臨時協定，然后根據時機的成熟，分別簽訂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中日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有步驟地實現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建。
（2）擬簽署協定的內容與WTO相關規則相符合。在貿易開放范圍的具體安排上，可以參照《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先在貨物貿易領域實現自由化，然后根據對外貿易實踐在服務貿易領域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同時可以借鑒《中國—東盟投資協議》的內容，與日韓開展投資貿易自由化的商談。
在協定內容上，應對WTO的相關規則予以遵守，諸如原產地規則、最惠國待遇等。如中國在與日韓進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時，可以參照與新加坡、巴基斯坦以及智利等國貿易協定中原產地規則的規定就原產地原則中所涉及的數額、金額以及貨物種類等進行商定。
第3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有業內人士向本刊記者說：“自貿區主要針對國際金融和海外貿易，但是我們國內企業注冊的特別多，外資實際行動的還不多，他們也很感興趣，只是在觀望實際的優惠能有多少?！备鶕涨俺雠_的負面清單，與外資企業產業指導目錄沒有太大區別，市場尤其關注金融方面的細則，利率市場化、資本項下自由流動等方面到底能有多大開放。
上海自貿區引起的熱情不僅引來內地企業的盲目搶注，而且各地也開始爭搶自貿區概念，深圳、天津、青島等地紛紛提出建立自貿區申請。從市場分析角度看，一方面，在上海自貿區還未“試驗成功”的前提下，自貿區很難進行全國推廣；另一方面，此自貿區非彼自貿區，上海獨特的條件可以讓它定位為未來國際性自由港、全球貿易與金融中心，其他地域的自貿區則需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和特色。
人民幣境內離岸中心
自貿區在金融方面的改革備受關注，也引來不同聲音。有人認為做到金融自由化，區內利率、匯率放開，資本項下自由進出具有技術難度，會引起國內資金涌入自貿區，變相開放全國市場。
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向媒體表示，自由狀態下金融管控的困難性，使得金融改革需漸進進行。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夏斌強調，為避免自貿區對宏觀貨幣政策形成壓力，必須加大非自貿區相關金融改革。
對此，國內知名經濟學者孫兆東向本刊記者分析：“短期來看，自貿區會對人民幣進出起到帶動作用，最終形成一個匯率港。人民幣資金入區之后就相當于進入國際，應該會有柵欄、有院墻的。但是，仍然會有更多人民幣或境外資金進入這個區，從而形成一個自貿區的人民幣價格，這個價格和其他地區的價格可能是不一樣的，這有點兒類似于香港。香港人民幣兌美元價格比國內即期中間價都會高，如現在我們內地對美元是6.12，而在香港對美元是6.10?！?/p>
上海自貿區的投資來自于兩個方面，即外資與內資，通過政策優惠、匯率優惠及其他方面的商務便利，形成一個扎堆兒效應。“反過來自貿區人民幣匯率也會作用于內陸的中間價和即期價，會讓內地人民幣匯率價格更貼近國際市場，起到引導作用?！睂O兆東說。
上海自貿區未來會成為境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與世界上其他人民幣離岸市場相區別。如倫敦定位在人民幣的全球投資，亞洲的離岸人民幣更多是在香港，而上海會面向全球，讓人民幣走出去，最終讓人民幣在全球資本市場循環起來。上海自貿區是這些市場中唯一的境內市場，便利性更好、成本更低、效率也更高。
從這個角度講，上海自貿區對金融機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自貿區非常適合金融機構進入扎堆兒，因為它是以金融帶動的自貿區。不僅包括商業銀行、證券，期貨也會是一個重頭。自貿區定位于國際貿易，而貿易就需要有一個交易平臺，需要有現貨和期貨，因而期貨公司聚集就不難理解。未來更多商品交易所也會進去，這是由現代金融支持貿易的規律所決定的?！睂O兆東說。
事實證明，期貨公司在搶灘上海自貿區中行動積極，目前已有宏源期貨、廣發期貨、海通期貨、申銀萬國期貨和魯證期貨進入自貿區；交易所也在布局之中，甚至境外的波羅的海交易所都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實體辦公室，為鐵礦石、煤、石油等大宗商品海運成本提供指數。港交所旗下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也有未來在自貿區內開展業務的意向。
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威脅香港、新加坡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言論就此起彼伏。上海最終會成為新的金融中心嗎？對此，孫兆東認為：“這是一個戰略性問題，取決于它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是一個小的區域中心，還是一個世界頂級的自由貿易港。”
由于上海自身獨特的條件加上背靠我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因而上海自貿區應該立足于建成國際頂級的自由貿易區，成為世界的金融貿易中心。
獨特性難以復制
上海自貿區的設立不僅帶動了一系列自貿區概念股的連續上漲，而且促使全國各地紛紛擬申請設立自貿區，搶政策、搶制度紅利不僅表現在企業行為上，地方同樣不甘落后。如在長江經濟帶，繼重慶之后，有消息稱武漢也已開始為申請建立自貿區進行前期準備，而之前已有深圳、天津、廈門、青島等地進入申請名單。
就像一股流行風尚，形成了人人效仿的潮流。但再美的打扮也要適合自身條件，自貿區的實質并非僅僅是給政策，同時還有地域、經濟特色、定位等自身條件的限制。
對此，孫兆東認為：“可能自貿區的名詞會比較火，我建議不應該遍地去做，這還是有一個定位問題。上海自貿區是突出國際金融中心，其他的地區比如重慶，如果設立自貿區就應是相對面向歐洲絲綢之路方向的自由貿易。不論名字叫什么，定位是不一樣的，并且一定要有特色，沒有特色就不是對外的自由貿易。”
轉口貿易也是上海自貿區未來發展的基礎和巨大優勢。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本身就是為貨物貿易發展設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今后可以與自貿區形成協同效應，促進貨物貿易的發展，并且反過來促進資本的聚集，這是上海自貿區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數自由港、離岸金融中心的優勢所在，也是國內其他地方很難效仿的方面。
第4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近些年，發展和建設的項目太多了，幾乎年年都有，讓人目不暇接，也讓人習以為常。但是，這兩項發展并不是一般的建設項目，應當把它看成是兩項重大的戰略舉措。
先說上海自由貿易區。上海的優勢巨大，首先是地緣方面的優勢。如果說長江像一條龍，上海則是龍頭，背靠腹地、面向大海，背負中國，面向世界。這個地緣，讓上海的經濟率先取得了發展，并使這些發展成就向整個中國傳遞。其次，是經濟方面的優勢。近代經濟發展100多年來，上海一直保持著中國甚至是亞洲大陸在貿易領域、產業領域、金融領域的領先地位。再有是文化的優勢。廣泛地吸納和經濟的開放造就了一種“發展”的文化，“發展”這個“硬道理”根植于這里。
而筆者最為重視的還是它的物流優勢。上海的物流優勢地位是全方位的：通達世界的海洋，深入內地的大江，南北聯通的公路、鐵路以及上海地區本身所具有的大物流平臺，這些都造就了上海得天獨厚的物流優勢。
再看絲綢之路經濟帶。眾所周知，“絲綢之路”曾是中國人的驕傲，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近代世界的發展格局中，“絲綢之路”沿經地區已經淪落為發展緩慢的區域之一。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古絲綢之路概念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新的經濟發展區域，東邊牽著亞太經濟圈，西邊系著發達的歐洲經濟圈。由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域遼闊，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和寶貴的旅游資源，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但該區域交通不夠便利，自然環境較差，經濟發展水平卻與兩端的經濟圈存在巨大落差。
上海自由貿易區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我國面向未來經濟發展的兩項重大戰略舉措，讓它們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動力、新的經濟增長點及新的力量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第5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關鍵詞]服務貿易；區域經濟；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31-0111-02
1服務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概念
所謂貿易自由化就是各成員方通過多邊貿易談判，降低和約束關稅，取消其他貿易壁壘，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擴大本國市場準入度。實現上述目標的途徑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進行貿易自由化。所謂服務貿易自由化，則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貿易自由化在服務領域的具體表現。
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通過相互協商制定經濟貿易政策和措施，并締結經濟條約或協定，在經濟上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區域性經濟貿易聯合體的過程。
2區域經濟一體化下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表現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多種多樣，但是，中國在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使用最多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種形式即為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成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FTA）。所謂自由貿易區，通常指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相互取消絕大部分貨物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取消絕大多數服務部門的市場準入限制，開放投資，從而促進商品、服務和資本、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優勢互補，促進共同發展。有時，它也用來形容一國國內，一個或多個消除了關稅和貿易配額，并且對經濟的行政干預較小的區域。
中國目前已經與五大洲的29個國家或地區建設 16 個自貿區。其中，中國已經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簽署了自貿協定，中國大陸還與香港、澳門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與中國臺灣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 10 個自貿協定已經開始實施，實施情況良好。在這 10 個已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中，不僅涵蓋關稅減讓等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內容，還包括了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內容。除已經建成的自貿區外，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挪威、瑞士、冰島、南部非洲關稅同盟正在進行自貿區談判。這些正在談判或者正在研究的自貿區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服務貿易自由化這個議題。中國已經建成的自貿區都包含了以服務部門具體承諾減讓為主要形式的服務貿易安排。這些服務貿易安排中，中國與中國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中國臺灣的服務貿易安排形式比較特殊，分別采用了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以及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除此之外，中國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路徑，主要就是最直接的 FTA。雖然中國與東盟、智利以及巴基斯坦簽訂的服務貿易安排在形式上是單獨的服務貿易協定，但這些服務貿易協定都是在 FTA 的談判基礎上簽訂的，因此也是 FTA 的成果。
中國服務貿易 FTA 的特點表現為，第一，中國服務貿易 FTA 數量增長迅速。中國已經簽訂的 10 個區域貿易協定基本上都是近 10 年間簽訂的，其中 7 個是 2008 年以后簽訂的，可以預測今后中國簽署的區域服務貿易協定仍將保持較快速度的增加。第二，中國服務貿易 FTA 種類繁多。在已經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中，既有中國與新西蘭、新加坡、智利等發達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協定，又有中國與巴基斯坦、哥斯達黎加等發展中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既有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諸邊服務貿易協定，又有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服務貿易協定；既有中國與各個國家之間直接的服務貿易 FTA，又有中國與中國香港、澳門、臺灣之間間接的服務貿易 FTA。種類繁多的服務貿易協定是中國發展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不同嘗試，同時，也為今后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提供了參考。第三，中國服務貿易 FTA 合作伙伴分布廣泛。與中國簽訂服務貿易協定的既有具體的國家，也有中國國境內的中國香港、臺灣、澳門地區；既有地理位置相鄰的亞洲國家巴基斯坦、東盟 10 國，也有距離較遠的美洲國家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以及大洋洲的新西蘭。
3區域經濟一體化下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特點
3.1中國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廣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國際貿易組織（WTO）協議中《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
以服務貿易具體承諾表為依據，從中國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廣度來看，中國在加入 WTO 時在《附件九》中作出的承諾涉及了 89 個分部門，而中國在與 FTA伙伴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對服務貿易作出的承諾部門都超過了 89 個，最多的達到了 115 個分部門；同樣，各 FTA 伙伴國對中國開放的服務部門較其在 GATS 中所開放的部門也有所增加。從中國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深度來看，以最能反映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指標――平均覆蓋率為比較依據，中國對 FTA 伙伴國的平均覆蓋率也大多超越了《附件九》的平均覆蓋率，這就意味著中國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不僅在承諾涉及的部門數上超越了 GATS，同時也在承諾深度上超越了 GATS。
3.2針對特殊對象采用相對自由的服務原產地規則
由于服務貿易的特殊性，服務貿易的原產地規則旨在對“合格的服務提供者”即對能夠享受區域優惠待遇的服務提供者的資格進行界定。在 CEPA 以及 ECFA 框架下，中國采用了比 GATS 更加自由的“合格服務提供者”的判定標準。根據 GATS 第 28 條的規定，另一成員國的服務提供者被區分為“自然人”和“法人”兩種。對于另一成員國自然人身份的認定，GATS 第 28 條 k 項設定了兩項判斷標準：一是根據該另一成員國法律，該自然人是其國民；二是在該另一成員國有永久居留權。即 GATS 對“合格自然人”提出了“居住地+歸屬權”兩項判斷標準。中國在多數區域服務貿易安排中均承襲 GATS 采取了“居住地+歸屬權”的雙重標準。但在 CEPA 和 ECFA 框架下，對合格的自然人服務提供者的認定僅強調“歸屬權”標準。
對于另一成員國法人服務提供者，GATS 第 28 條 m 項規定：另一成員國“法人”是指：（1）根據該成員國的法律規定所設立或組成的，且在該成員國或任何其他成員國境內從事實質性商業行為者；（2）通過商業存在提供服務的法人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由該成員國的自然人擁有或控制者；二是由（1）規定的該成員國的法人所擁有或控制者。GATS 對以商業存在提供服務的“合格法人”進行了相當嚴格的界定，引入了“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判斷標準。“所有”是指該法人由該成員國之人實際擁有，并擁有法人超過 50%的股權，“控制”是指該法人由該成員國之人所控制，擁有任命法人之大多數董事或以其他方式主導其活動的權力。針對以商業存在提供服務的“合格法人”，中國在多數區域貿易安排中均沿用 GATS 的做法，引入了最嚴格的“所有權+控制權”標準，即僅對成員國所有或控制的服務提供者給予優惠待遇，而不能滿足該標準的非成員國所有或控制的服務提供者會被拒絕給予優惠待遇。但在 CEPA 和 ECFA 下，在界定“合格法人”時只堅持“管轄權歸屬經營活動所在地”標準。
3.3中國區域服務貿易整體自由化程度不對稱
中國與各伙伴國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都包含了雙方對服務貿易具體承諾，這些承諾無一例外都是在GATS的基礎上作出的。但是中國與伙伴國之間的承諾具有另外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不對稱性，不論是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諸邊協定，還是中國與其他伙伴的雙邊協定，都體現了這一點。第一，雙邊協定中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不對稱性。中國與各伙伴國單獨簽訂服務貿易協定所作出的承諾，不論從承諾的廣度還是承諾的深度來比較，雙方的自由化程度都是不對稱的。以中國與智利的承諾為例，中國對其開放了92個分部門，而智利僅對中國開放了62個分部門，差距懸殊。中國與其他伙伴國的情況與此相似，雙方的承諾都是不對稱的。第二，諸邊協定中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不對稱性。中國與東盟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也體現出了另一種不對稱性。
3.4中國區域服務貿易協定分部門承諾參差不齊
中國與伙伴國在 FTA 框架下作出了不同的服務貿易承諾，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總體承諾上，還體現在對各服務分部門作出的具體承諾上。第一，商業服務：商業服務是服務貿易中分部門最多的服務，共涉及46個分部門，中國與 FTA 伙伴國對該部門的承諾具有較大差距。從中國對 FTA 伙伴國作出的承諾來看，中國對新西蘭開放29個商業服務分部門，是開放的最少的承諾；而對中國香港開放了39個商業服務分部門，是開放的最多的承諾。第二，金融服務：金融服務在貿易談判中是爭議較多的部門，這是由于它對經濟發展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其政治敏感度決定的，因此，各國對金融服務的開放程度也有很大差異。金融服務共17個分部門，中國對FTA伙伴國或地區開放的金融服務分部門均為13個，但是各FTA伙伴國或地區對中國在金融服務方面的開放就有所區別，開放最多的秘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柬埔寨、中國臺灣均對中國開放了16個分部門，而緬甸僅對中國開放了2個分部門。第三，運輸服務：運輸服務在服務貿易中分部門數較多，達到了35個，位居第二，中國與 FTA 伙伴國或地區對運輸方面的承諾也存在較大差異。中國在運輸服務方面對伙伴國或地區的開放程度相似，對香港開放最多，開放了15個，對開放最少的智利、哥斯達黎加及中國臺灣均開放了11個分部門；但是FTA伙伴國對中國在運輸服務方面的開放差異較為顯著，秘魯對中國開放運輸分部門22個，而智利僅對中國開放了2個分部門。除了以上三個部門外，中國與FTA伙伴國在其他部門方面的開放程度或多或少都有差別。
參考文獻：
[1]程濤，鄧一星.我國服務貿易適度開放問題之研究――基于承諾開放度的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8（12）.
第6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摘要】新自由制度主義價值論的不足導致多邊貿易體制偏離了社會正義，使得多邊貿易自由化陷入困境。因此，世界各國轉向區域經濟一體化來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而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載體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也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迅速發展，并以雙邊自由貿易區為主要表現形式。.
【關鍵詞】新自由制度主義區域國際經濟組織法多邊貿易體制組織機構
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關系十分緊密，其是國際關系法制化的結果。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是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對國際經濟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其價值論的不足導致多邊貿易體制偏離了社會正義，使得多邊貿易自由化陷入困境。與之對應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迅速，推動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法的發展。
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
新自由制度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應全球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國際關系理論，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他們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的世界政治》一書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巔峰之作。相互依賴、國際機制、全球主義等構成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義摒棄了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系的本質是沖突這樣一種理念，更加倡導國與國之間或組織與組織之間通過一種默契的行為使雙方之間或多方之間達成一種雙贏或共贏的利益關系。在國際關系中，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當中，國與國之間只有趨利避害，才能在更廣泛的層面上達成一致，使參與其中的行為體在無政府狀態這樣一個國際大環境中，將這場博弈達成一種“非零和”（Nor-Zero-Sum）的結局，從而使其在博弈中達到最優。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保證國際合作的有效機制是國際制度，因為國際制度可以通過加大或減少國際之間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調整博弈效用結構、加強互信行為、加強對未來的重視，使行為體相互期望值趨同，達到促成國際合作的目的。①與新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強調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認為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經濟利益顯然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保證。②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各國為促進生產力發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場統一趨勢的國際經濟規則便成為欲求之目標，拆除各種不利于經濟自由化的法律壁壘成為晚近國際經濟規則談判的主要內容。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達成的一攬子協議是二戰以來國際經濟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義價值論的不足對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在對國家行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國際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義、理想主義、個人品德、共同目標、中立標準，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價值意識。這樣一來，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價值觀上的缺失，對國際經濟法律自由化偏離“社會正義”的傾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即現有立法傾向是對發達國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義”，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緊迫需要的“社會正義”。其表現在不顧南北方經濟實力的差距，不切實際地要求南方國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對自由化可能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嚴重考慮不周。③
首先，從世界貿易組織達成的協議上看，烏拉圭回合產生的服務、農產品、知識產權等捆綁協議都要求發展中國家改變自身的國內經濟政策以適應自由化發展需要，這對許多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協議中包含了一些關于給予發展中成員及最不發達成員有關差別和優惠待遇的規定。但實踐中，這些特殊和優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從WTO的決策程序看，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被邊緣化傾向。WTO在進行決策時，遵循的是“協商一致”的原則，在無法達成一致時，采用投票制，每個成員國擁有一票。協商一致和一國一票制相比，似乎更為民主，但在實踐中，由于一些非常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都不在場，對WTO而言，沉默就意味著同意，所以發展中國家很難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爭端解決程序復雜，使發展中國家在啟動或辯護上存在很大困難。況且，爭端解決機制最終效力來源于成員方的報復能力，而發展中國家實施報復的能力很小，很難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邊貿易體制堅持的形式正義，沒有考慮或很大程度上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懸殊的事實，把發展中國家置于嚴重不利地位，發展中國家從多邊貿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總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現了窮國愈窮、富國愈富的情況。因此在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各成員方動力不足，成為多哈談判失敗的關鍵。在多邊自由貿易進展緩慢、多邊貿易談判進程受阻的情況下，許多國家開始尋找新的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徑，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各個成員的首選，而且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向縱深發展。WTO規定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主要為貨物貿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區內關稅、消除非關稅障礙等，以及與貨物貿易自由化相關的貿易投資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逐步超越了這一范圍，除了貨物自由貿易外，還包括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與貿易的便利化與產業合作等內容。轉貼于
第一，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具有新的發展特征。其一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突破了國家的限制。傳統上，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是一定地理區域的國家，即主權國家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唯一主體。隨著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發展，出現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成為主體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員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等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近年來，伴隨著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進一步發展，一個主權國家內的不同關稅區亦成為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如CEPA，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同屬于一個主權國家，但在WTO框架內，又屬于不同的關稅區；其二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打破了地理上相連的特性。早期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主要在毗鄰或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間組成，但晚近成立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連性，表現出跨地區、跨洲際的特征。如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美國—以色列自由貿易區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連性；其三是雙邊一體化組織成為新的亮點。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擁有易于達成、靈活多樣、運作機制高效、涉及內容既廣且深，較少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域相鄰等方面的限制等無可比擬的諸多優勢，成為許多國家區域一體化戰略的首選，現有的大多數FTA都是兩國間或一個國家與一個經濟聯合組織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美國近年來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有20個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FTA均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導致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呈現出雙邊化發展趨勢；其四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交叉重疊。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邊界清晰、成員關系單一，一般一個國家或地區只是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立的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則互相交叉重疊，一個國家或地區參加多個不同層次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或者大的區域組織包容次區域組織，相互關系錯綜復雜。
第二，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機構設置漸趨弱化。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為了保證本組織職能的常設性和穩定性，都設有一套常設機構，有具體的運行機制。傳統上，按照每個機構所承擔的職能來講，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機構一般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模式設置的，主要包括權力機構、執行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或準司法機構。但由于晚近達成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多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具有運作機制高效的特點，無需按照“三權分立”的模式設置組織機構。大多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采用強化自由貿易規則、弱化組織機構的方式來推動區域貿易組織的運行。各自由貿易協定的法律規則十分具體、明確，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對于龐大的組織機構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強烈。
目前，大多數雙邊自由貿易區均設立類似于自由貿易區委員會這樣的機構，作為自貿區的最高機構。其主要職能是：負責對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及執行情況進行審議，考慮任何關于修改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其附件的建議，并監督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進一步實施；負責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執行有關的事項，并考慮任何可能影響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實施的其他問題；在必要時建立增設委員會及特別工作組，并向任一委員會或工作組就相關事宜征詢意見。但在自由貿易委員會之下，并沒有建立常設的執行機構和行政機構，只是就具體事項設立相應的委員會或工作組，如貨物貿易委員會、服務貿易委員會以及投資委員會等，負責處理相關事項，在各自領域發揮著具體的職能。
此外，從新近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中還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并沒有建立常設性的爭端解決機構，只是在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爭端解決機制，以完備的爭端解決機制代替常設性爭端解決機構。（作者單位：南陽師范學院法學院）
注釋
①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0頁。
②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9～130頁。
第7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關鍵詞 自貿區 金融改革 示范
中圖分類號：F750 文獻標識碼：A
上海自貿區范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是“四區三港”的自貿區格局，將打造成為中國經濟新的試驗田，實行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多項改革措施，并將大力推動上海市轉口、離岸業務的發展。
為推行改革方案，全國各階層都給予了極大關注，中央更是力排眾議，誓言要改革深水區，這一切都有其時代背景的歷史必然性。
一、自貿區建設的時代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可分為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1978年到2001年，我國主動發展開放模式，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得以實施；第二階段自2001年起，以加入WTO和啟動中國東盟自貿區談判為標志，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全球贏得了巨大發展機遇，迅速提升了綜合國力和發展水平。但是當前發達國家通過TPP、美歐自貿區和日歐自貿區談判企圖制定21世紀新一代的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對我國經濟國際化進程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自由貿易方面，中國已經落在后面，這與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貿易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據相關研究，全119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建立了超過2300個自由貿易區，出口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創造超過4000萬直接就業崗位，間接就業崗位6000萬。自由貿易區已經在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競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上海自貿區則是中國入世后又一次更高層級的開放，其將遠遠超越“特區”“新區”爭取優惠政策的層面，探索要素市場開放、政府邊界厘清和行政管制放開，成為“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引擎。
二、自貿區建設的經濟學作用
單從經濟金融角度講，自貿區給我們帶來的顯著變化有：
第一，金融創新先行，為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奠定基礎。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試點內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匯兌、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產品創新等，也涉及一些離岸業務。同時上海自貿區將構建離岸金融中心。
第二，稅收方面實行優惠政策，減輕企業經營負擔。上海自由貿易區未來可以實行15%企業所得稅優惠。通過推動稅收創新，包括離岸貿易、金融采用低稅率，對境外投資收益采用分期繳納所得稅等優惠政策支持自由貿易園區內企業發展。
第三，多管齊下，全面推進外貿體制改革?？梢酝晟瞥隹谕硕愔贫龋淖儸F行的對本土上游產品歧視性的出口退稅制度；努力打造國際研發、國際制造、國際貿易、國際物流、國際結算和國際維修中心等“六大中心”；繼續深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改革；最后，結合壟斷性行業改革，在存在進口特許權領域放松進口權管制，引入更多競爭。
三、自貿區設立的現實意義
首先，自貿區的設立是我國新一輪改革的試驗田。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內外部挑戰已觸及到了更多體制和機制的問題，改革攻堅勢在必行。在這種情況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則可以成為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和體制機制改革的試驗田。在這塊試驗田里，可以加大制度創新的力度。例如，推進開設外幣離岸賬戶、創新融資租賃業務等改革事項，推動跨境金融業務、國際貿易結算的開展，以促成高端服務功能的形成，并以此打造與境外同業的競爭優勢。
其次，可以推動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我國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但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資源和生態方面的代價。實踐證明，我國已經不能再延續這種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必須進行戰略轉型。創建自貿區試驗區可以推進區域內的功能創新和轉型升級，加快貿易與金融、航運、物流、制造、會展等產業及其之間的融合發展，承接國際先進經濟發展方式，進而輻射國內并且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符合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先進模式，進一步體現上海面向世界、服務全國的國家戰略定位。
最后，上海自貿區還意在成為打造經濟升級版的示范區。中央決心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突破口選定為創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具有國際水準的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使之成為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發揮示范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將帶動和促進其他地區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客觀進程和實際行動。
四、結束語
上海自貿區的意義不在于爭取若干優惠政策，而旨在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新的制度體系，以成為貿易業態模式創新、投資開放創新、離岸型功能創新、政府管理服務創新的“試驗田”和示范區。
（作者：河南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2011級本科生）
參考文獻：
[1]孫玉敏.上海自貿區落地[J].上海國資，2013，07：57-60.
第8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一)國際貿易爭端的概念
國際貿易在傳統上是指國際貨物貿易,指處于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進行的國際間的商品買賣活動或商品交易行為,體現了世界各國之間在商品需求上的互補性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在現代國際貿易中,根據國際貿易所涉及貿易的內容或標的的種類,可以分為國際貨物貿易、國際技術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三大類。
國際貿易爭端不同于國際貿易爭議。國際貿易爭端,或國際貿易摩擦,是國與國之間在國際貿易往來過程中在貿易平衡上所產生的,一般是一國持續順差而另一國逆差,或一國貿易活動觸及或傷害另一國產業。而國際貿易爭議,或國際貿易糾紛,則是指在國際貿易的交易過程中,有關當事各方之間對某些事實或相互權利義務關系所發生的異議或爭執。在國際貿易交易中,涉及到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間或相互間的合同糾紛或非合同糾紛,往往稱之為“國際貿易爭議”。
(二)國際貿易爭端的原因
國家間貿易爭端的產生,都是因貿易對各國經濟的影響不對稱和不平衡所引起的,包括:
1、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國際貿易爭端。生產的全球性和世界市場的統一性在客觀上要求各國具有趨同的各種制度、規則,甚至文化和風俗,然而在目前和未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都是無法實現的。
2、不同國家的經濟戰略意圖所致。當前,一些主要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緩慢,國家常通過實施一些戰略性的貿易政策來保護其本國貿易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的份額。
3、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根深蒂固是國際貿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屢次失敗。談判原定于2005年前全面結束,但至今仍然無果。世貿組織各成員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固守保護主義理念,是談判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4、發達國家國內政治利益及其他利益的影響。國際貿易關系不僅受到經濟利益的影響,還受到許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最典型的非經濟因素是政治和安全因素。
二、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的機制
從筆者上文所列的原因可以發現,國際貿易不同機制的選擇實際上是大國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有人從國家及貿易產品市場類型差異的角度分析了不同貿易解決機制下單國的福利以及世界的總福利狀況,結果發現:對于具有市場勢力的大國來說,參與國越少的機制對其越有利,而對于沒有市場勢力的小國則是參與國越多的機制對其越有利,同時多國參與的機制也更有利于世界的總福利。
(一)單邊行動
在國際貿易上這是一種懲罰性的貿易報復措施,是指舉足輕重的特定大國,不考慮大多數國家和民眾的愿望,單獨或帶頭退出或挑戰已制訂或商議好了的維護國際性、地區性、集體性發展與進步的規則和制度,并對全局或局部的發展與進步有破壞性的影響和后果的行為與傾向。實施單邊貿易政策的國家關注的是本國福利的最大化而非整個世界的福利。雖然這種貿易政策筆比較極端,但國際上諸如此類的爭端事件卻并不少見。
(二)雙邊磋商
雙邊磋商是國家之間廣泛應用于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一種機制,而在國際貿易法領域,則專指國與國之間就國際貿易爭端進行協商或談判,以解決國際貿易爭端,進而達成雙邊協定或條約。WTO也吸收了雙邊磋商機制,DSU規定,爭議各方首先要通過磋商解決爭議。當一成員認為另一成員違反或不符合馬拉喀什協議(WTO規則),從而使自己遭受損害時,可要求對方進行磋商。
(三)區域協調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代表性的自由貿易區: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由于各種區域組織經濟一體化程度不同,其爭端解決機制也不盡相同。區域組織爭端解決的方式分為三種:第一種,爭端解決機制以磋商、調解等政治外交方式為主,如《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沒有獨立的爭端解決機制;第二種,含有仲裁方式的爭端解決機制。
(四)WTO爭端解決機制
自1947年GATT建立以來,依據其第22條和第23條的規定創立和發展的WTO爭端解決機制,在近半個世紀的運作中受理了230多起訴訟案,當時美國著名教授Robert.E.Hudec曾這樣評價:“GATI的爭端解決程序是一個十分成功的國際法律制度,總成功率為88%……在國際法律制度史上達到此輝煌巔峰者,若不算獨一,至少是罕見的”。
第9篇：自由貿易港概念范文
【關鍵詞】TPP；FTA；多哈回合
“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建立始于2003年新加坡、新西蘭和智利幾個小國試圖尋找到一種在亞太地區進一步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新模式。隨后2005年，文萊加入談判。2008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知會國會其將參與TPP的談判，自此之后美國對TPP的高調介入推動了該組織的擴張，提高了該組織在區域經濟中的影響權重。2013年6月，美國及其他十一個亞太國家—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墨西哥、秘魯、新加坡和越南與日本就TPP自貿區的文本進行了談判，試圖構建一個“廣泛的、高標準的協議”。該組織的發展進程引起了國際高度關注，在此背景下本文力圖探析美國加入TPP談判的背后深層動因，以及TPP最終完成所面臨的挑戰。
一、美國積極介入TPP的動機分析
（一）美國對TPP的積極介入延續和加強了其一貫的外貿戰略：借助區域性自由貿易區（FTA）促進貿易自由化以及潛在推動WTO框架下的多邊貿易談判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浪潮，美國也開始采取多邊合作與地區合作并重的政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美國并不屬于東亞地區，但被美國視為“根本利益之所在和財富之源”的“東亞”多被涵蓋在“亞太”的概念之中，太平洋兩岸業已形成的“經濟結構依賴性”，使得東亞與亞太緊密相連，這也就成為了美國構建其亞太戰略的邏輯起點（宋靜，2011）。如果美國能完成TPP談判及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這將意味著美國與占世界總產出2/3以上的國家達成了自由貿易協議。由此美國能如同上世紀90年代NAFTA推動了GATT框架下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一樣，推動業已陷入僵局的WTO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談判，促使WTO規則的轉變。
（二）TPP有助于美國通過“廣泛的、高標準”的FTA模式投射其貿易利益
盡管就TPP目前發展態勢看，其加入談判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就經濟總量而言，稱之為經濟大國的不多，但這些國家對外貿的依賴及對自由貿易的支持，激發了美國試圖利用該組織來構建一個涵蓋“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勞工、環境標準、供應鏈便利及國有企業”等廣泛問題的高標準區域組織，同時為將來的雙邊、多變談判都豎立一個標準。因為不管是由中國提供的基于狹窄貨物貿易的區域經濟組織，還是由歐盟和日本所提供的范圍稍寬（仍將敏感的農產品排除在談判之外）的區域合作模式，即使都歡迎美國的加入，美國的利益仍然沒有保障，因為條款中沒有囊括對美國商業至關重要的上述命題。
（三）美國力圖借助TPP實現其“重返亞洲”的戰略
進入21世紀以來，東亞崛起的趨勢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地緣面貌。全球的經濟與權力重心正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中國（包括香港與澳門）、臺灣地區、日本、韓國及東盟十國（不包括緬甸）2011年名義GDP占全球名義GDP的24.5%。東亞地區作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其新興經濟體內需活力漸趨形成，潛在需求巨大，對于實現美國新的“國際出口戰略”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2008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總出口額為10，095億美元，占美國總出口的55%，但USTR辦公室研究指出，盡管過去五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出口總額增長了，但其出口所占份額卻下降了。與此同時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就成為美國合法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并掌握其主導權的重要工具APEC卻一直未取得實質進展。同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美國近乎“落井下石”的做法，以及APEC“泛政治化”的傾向，讓東亞成員國對美國力推APEC合作模式產生戒備。2004年力圖重新激活APEC自由貿易進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雖得到布什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幾經爭論與擱置，最終無果。美國亟需有效的FTA機制來重塑其在亞太的地區的影響與地位，可以說TPP恰逢其時。
（四）奧巴馬力圖借助TPP帶動美國經濟走出危機，重振經濟
美國奧巴馬政府2009年3月提出了以“讓貿易為美國家庭服務”為主題的《2010年貿易政策議程和2009年年度報告》，其目的是以5年內兩倍的出口增長造就近200萬個就業崗位、大幅減少貿易赤字、助力美國由“消費驅動”到“出口驅動”的轉變、實現經濟的再平衡。擴大出口成為奧巴馬政府應對危機的“救命稻草”。除了繼續加強與美洲貿易伙伴的經貿往來，奧巴馬當局還積極開展與歐盟的談判。而TPP則為美國加強與亞太尤其是與東亞及南美國國家的經貿往來提供了平臺。
二、TPP順利完成面臨的挑戰
自2008年美國高調介入以來，TPP從一個只有四個亞太小國參與的區域組織迅速成長為今天有太平洋兩岸12個國家參與談判的具有日益上升影響力的集團，而且韓國、泰國及印度尼西亞也相繼表達了對該組織的興趣。但即使是TPP的忠實支持者們也擔心，由于成員國的多樣性（從社會主義的越南到自由經濟的新加坡再到美國與日本），TPP所標榜的“高標準與廣泛性”原則將在談判中被淡化與稀釋。多樣性所帶來的差異將妨礙所謂“高標準”的最終實現。
TPP尋求對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然而該組織中經濟較落后國家擔心這些保護將阻止其使用廉價無商標的藥品，從而潛在剝奪了其民眾獲取重要醫療藥品的機會。同時，他們認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犧牲了落后國家利益，有利于發達國家。因為落后國家原本可以通過拷貝吸收大量先進技術。太過嚴格的實施知識產權保護被視為一種貿易保護主義而非貿易自由化。
TPP尋求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及規范，使其公平的參與市場競爭。然而如越南這樣的成員國，國有企業不僅在經濟同時也在政黨的政治統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要取消其在競爭中的某些特權變得極其艱難。即使是日本，美國、新加坡也將擔心條款將影響其國家投資的企業經營業績。
TPP允許在投資者與政府發生爭端時，如果企業認為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可以政府（至少是理論上允許）。澳大利亞則認為這將有利于跨國公司而削弱國家的地位。例如石油公司可以據此實施嚴格環境保護制度的地方政府。
如同所有談判一樣，TPP的談判也充斥著各成員國對敏感產品尋求例外的博弈。日本在加入談判之前承諾廢除其多年的農業保護，然而2013年6月進入談判后日本即力圖對大米、小麥、牛肉、奶制品和糖等農產品實施例外原則；而加拿大與美國面臨新西蘭在奶制品上的強大競爭力，也希望能對本國奶制品產業實施保護；越南則希望對其紡織品工業實施例外，使其能繼續進口非TPP國家（如中國）的紗線，又同時在出口紡織品到美國上享受零關稅。
TPP對美國的貿易及貿易政策將產生深遠影響，但其發展態勢還有待觀察。由于其在規模上、議題的廣度上及標準嚴格度上的野心，要達成最終的協議是艱難的。美國國內與談判成員之間都存在許多爭議。支持者認為TPP將有助于美國修正在其他區域貿易協定中所犯的錯誤，改善美國的貿易政策。反對者則認為TPP將侵犯美國其他公共政策利益從而造成經濟不穩定，同時成員國在20世紀的重要貿易議題如市場準入上仍未達成一致將對TPP產生重要威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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