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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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經濟貿易

中圖分類號：F7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7-0285-02

一、研究現狀

劉立立（2012年）從自由貿易區切入，討論了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自貿區的成員國的經濟貿易的影響，總結了自貿區的經濟影響、自貿區的成員國之間發生貿易的相關的條件，探討了自貿區的建立對各個國家進出口的影響以及產品的進出口的價格的高低，并通過進出口產品的數量，分析了貿易國家的進出口的生產率的大小和不同國家的收入水平的差異。王瑾（2012年）結合經濟發展的一體化，通過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總結了自貿區設立后國家所做出的針對自貿區的相關的政策變化對我們國家的經濟貿易的作用，結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各個國家的發展情況，闡述了通過貿易往來的作用創造的貿易效應，并對這種貿易效應進行系統的分析。張（2013年）對國際競爭與協調的理論進行整理，分析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設立后存在的問題，如存在惡性的競爭關系，企業的資本發生轉移，依據歐盟稅收調整的經驗，提出了中國和歐盟國家應該采取的措施。

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于 2010 年1月1日正式建立啟動，是一個包含11個國家的經濟體，是發展中國家形成的人口最多的自貿區，是世界第三大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組織。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建立在地緣關系的基礎上，把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目標的貿易區域，其主要的宗旨是使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通過聯合合作的方式來逐漸的改善和提高其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以適應和改變全球一體化的發展。在經濟政策方面做出了政策上的調整，比如通過取消關稅來刺激進出口的數量與取消非關稅壁壘來增加貿易總量，通過開展全面的經濟與貿易合作，建立發展框架。這其中主要包括四大方面：第一，國際貿易方面。尤其指實物方面的國際貿易自由化，通過降低關稅的方式來實現。除了特殊的食品和食品原料之外，所有的產品的關稅作出下降的調整，并取消了所有非關稅壁壘。在另一方面，我國也應該通過降低關稅的措施來增加國家的出口額，進口一些東南亞國家的互補資源，實現資源的綜合利用與資源互補，所以自貿區的各個國家都十分重視產品進出口關稅的問題。第二，服務貿易方面。這屬于第三產業，同樣也是各個國家的“軟實力”競爭的主要體現的方式。自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設立之后，各個國家的貿易往來增加，彌補了當下的此類服務的輸出輸入的缺乏。這有利于中國的對外服務領域的開發和增加了中國的貿易額增加。第三，投資自由化，中國在國際市場中投資力度一般處于較低水平之中，這主要是由于我們國家的性質和發展水平有限所導致的。而東盟的各個國家因在投資方面較為活躍，其對外投資力度比中國大。所以，中國要不斷的適應東盟的發展模式，改變自己的投資策略，不斷的加大投資的自由化。第四，增加各個國家企業的投資便利化，許多的國家彼此之間從事的貿易往來都存在著出海關程序復雜、手續繁多等問題，審核和審批的關卡數目較多。自貿區建立后國家做出調整，取消了復雜繁瑣的手續，簡化不同國家之間的貿易了流程。提高了國際上各個國家的對外交易總額，給貨物帶來了便利。

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存在問題及解決對策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政治上缺乏信任，政治目標不一致，由于意識的存在，歷史上都曾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近年來還存在一些領土爭端的矛盾，還存在著一些宗教的信仰差異，歷史觀念不同，這些都會引起各個國家之間的不信任，影響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的合作。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內部國家的經濟貿易總量和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差距問題，貿易發展模式也有待提高。中國近幾年的的經濟實力正在突飛猛進的發展，相比之下東盟國家的發展才剛開始起步，東盟國家之間內部的發展實力也是有著明顯的差異的，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落后。中國與東盟的各個國家還存在著經濟政策的不同，經濟結構也有明顯的差異，經濟目標存在差異，政策的調整、經濟表現也會有所不同，對于經濟的發展與融合，存在著困難。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合作，很可能會遭到區域以外的國家的勢力的干擾，西方的一些大國不愿意看到自己國家的競爭實力和地位的下降，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受損，他們可能會聯合起來抵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抑制他們的進出口的數量，影響其貿易的往來。

針對貿易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從以下的建議中得到改善。強調人民幣的區域化的重要作用，鼓勵更多的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提升人民幣的對內對外的影響力；強調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重要作用，降低金融機構設立分行的門檻，簡化步驟，優化程序，完善資本市場、股票市場、證券市場，促進金融市場一體化，完善匯率政策，提出匯率優惠，推動中國和東盟地區的各個國家的貿易發展；對進出口進行鼓勵，刺激各個國家的進出口的數量。

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上海的啟示

（一）優化產業結構

首先，應該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模式，優勝劣汰，使經濟發展落后的產業退出貿易市場，如重污染、高耗能的企業，將這些不發達落后的企業轉移到不發達的國家中。這樣，既能有利于不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又能夠保護中國的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各個國家應根據貿易優勢、資源優勢、技術優勢等逐步的協調各個國家的貿易合作。在上海自貿區的發展中，中國可以利用自身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人才眾多，技術管理水平一直處在優勢地位，調整上海的資源配置、優化產業結構的發展，使企業成功的實現轉型，實現優勢互補，加大貿易合作的力度，在進口稅收的調整模式下，改變企業的發展策略，細化市場分工，加大對外的聯系，帶動相關產業的向前發展，積極的拓展國外的市場，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二）加強金融合作機制

在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的情形下，把人民幣作為各個區域內的主要結算貨幣，這有助于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位置，推動中國―東盟各個國家內部的金融貿易合作，使中國市場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加大。現階段人民幣在區域化的發展進程中，仍然處于初級階段的發展，主要是在周邊地區的消費情形下進行著流通。對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投資，比如企業間的跨國投資，只能通過國內的資產進行抵押貸款，而限制使用投資所在國的資產申請相應的一些貸款，這就會使得許多企業放棄跨國進行投資，打消了企業的投資的積極性。上海自貿區成立后，強化了人民幣的重要地位，使更多的企業可以通過人民幣進行結算和投資，這也會促進經濟的發展；人民幣的推進使用可以降低匯率波動的風險，穩步了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使人民幣在國際競爭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資本合作方面也可以進行改進：首先推動區域性合作基金的種類，積極投身于市場建設，增加區域之間的合作銀行的數量，優化銀行結算流程，細化分工；其次，促進貿易間的結算制度建立，積極成立區域性擔保公司，提高擔保公司的質量，明確責任分工，對制度建設進行優化；再次，優化債券市場的建設，提高證券市場的質量。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后，立即做出了對進口稅收政策的調整，加強了跨國企業相互之間的出口信用保險領域的合作，對于及出口的貿易進行嚴格的管理制度，降低了出口貿易風險，推動、完善了自由貿易區的進一步的建設。

（三）建立協調統一組織

隨著自貿區的發展，貿易往來的增加，政府之間的協調機制應盡快落實高標準、深層次的目標，明確公開項目投資去向，重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強金融一體化模式，物流交通的需求都會需要各個成員國之間彼此的協商與合作，在上海自貿區成立后，可以建立一個統一的協調組織，由政府進行監督與管理，長期有效的解決上海自貿區對內對外貿易的問題。

五、結論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已經有3年了，經過一系列稅收政策的優惠調整，促進了亞洲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穩定了周邊的政治安全利益，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和經濟一體化，對中國的發展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加強了貿易區國家之間的合作，不僅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水平，而且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有利于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上海自貿區的建立，使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升。上海市結合自己的優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優惠，優化了產業結構，給企業的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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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在第一個問題當中，我們有兩個小問題，第一個是國際產業連動，第二個內容是國別產業機構的變遷。我們說，在過去十五年間，世界的經濟在國際經濟方面可以想象說把全世界，不是為了國內生產，而是為了貿易而生產的經濟，你把它從一個地圖里面挑出來，這塊經濟就構成了國際貿易經濟。那么國際貿易經濟在產業方面出現了一些連動方面的特點和趨勢。第二個是國別產業結構出現了變遷。所以我們看第一個大問題中的第一點，國際產業的連動情況。

在產業連動方面我想用兩張圖表，兩個地圖讓大家來看一下我個人的思想和我所想要傳達的觀點。這塊地圖大家可能看了很多次，不過也許很多人不太熟悉，這塊地圖把亞洲、中國擺在世界的中心，而使我們采取了西方地圖學家的觀念。我們在中國在東邊，歐洲在西邊，美洲在更西邊。

我們現在看，在北緯大概50度線左右，和赤道這一區間里邊，或者說我們在這同一緯度區間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全世界有三個貿易區或者叫自由貿易區將要形成，第一個是歐洲自由貿易區，第二個是美洲自由貿易區，納斯達克北美自由貿易區，第三個是東盟10＋1，就是中國加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或者是10＋3，中國加日本、加韓國的自由貿易區。

那么這里面大體是什么樣的規模和貿易格局呢？我們看這張地圖，這張地圖是美加墨組成的自由貿易區，那么99年按照的是公共活動，用5％和10％的產品，我們就假定全部交換，無法說15％的產品所形成的價格權重是中國其余95％經濟波動價格的一個代表，同樣也不能說美國10％的產品是他有5％產品的誤差在里面，所以用匯率來衡量國際自由貿易區的交易量誤差很大。在1999年的時候北美自由貿易區國內生產總值大概是10萬億美元，人口有3.67億人。我們看在歐洲自由貿易區上，我把它不叫歐盟，叫西歐自由貿易區，它的人口大概是3.32億，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在當年按購買力評價來算，大概是9萬億美元，那么我把東盟加中國，10＋1自由貿易區，我把日本排除在外，排除它以后，亞洲經濟合作速度加快。所以，這一塊大概國民生產總值是6萬5000億美元左右，人口是18.7億左右。我們說在過去10－15年當中，世界經濟的貿易連動大體上形成了三個自由貿易區已，經或者是正在形成三個自由貿易區。

這三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規模不斷的擴大，按照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來看，貿易每年的遞增速度大概是5％左右，那么如果是貿易增長6％的話，主要是這三個地方，因為全世界的生產總額是30萬億，那么這三個自由貿易區大體上達到了20萬億以上。那么這是第一點，國際貿易連動，貿易的增加，貿易連動的加速，就為物流業的發展和升級換代提出了更本質的要求。

第二點國別，二十一世紀產業變遷在國際之間出現了連動情況構成了三個自由貿易區，在三個自由貿易區國別內部產業結構有什么變遷呢？我們說了，產業結構的變遷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制造業出現了向服務業邁進的趨勢，服務業出現了向制造業邁進的趨勢，怎么來理解這兩個點呢？我們可以說用我們國家的服裝業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一件名牌襯衣POLO，我們國家生產這三種男用品牌，實現40％的市場份額，我們出口一件襯衣大概是7－8個美元，50塊錢人民幣左右。那么拿到美國的市場去賣大概是70－120美元。為什么？你生產了這件襯衣100％的物質形態，可是在價值實現上的市場份額你不到9％呢？為什么你占據了世界市場40％的份額，而在價值份額實現上你才不到10％。原則在于有車間無市場的命運是悲哀的，為什么呢？就在于世界貿易國別內部的變遷出現了制造業向服務業邁進的趨勢，在襯衣業里面，我們說車間生產出來的襯衣物流作用是什么呢？是物流調動，向前再延伸我們叫它供應鏈系統，供應鏈系統向前再走一步的時候我們叫做整合信息技術，我們看，從原本意義上大車間經濟、大工業經濟這個產業的鏈條上，向外延伸一步，再延伸一步，再延伸一步，一步一步的向服務業邁進，那么現在車間成為出來的襯衣以后，到物流、整合系統、供應鏈的延伸，占據了整個產業90％以上的產值，如果你單單停在傳統的制造業里面，你會發現你自身實現不到10％的價值。

東莞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我東莞二環路上只要塞車一會兒，全世界的電器都要漲價。我說你怎么這么厲害？后來發現全世界的外設設備、顯示設備、還有電腦顯示器都是在上海生產，那么可以說他是掌握了技術，東莞現在把自己完成變成了一個大車間經濟時代的制造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藍領智慧，這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要奔向的現代化的藍圖、現代化的理念。所以我們說第一點，世界經濟過去十五年當中，在國別經濟的變化，是從制造業向服務業邁進。第二個是服務業在向制造業邁進。這句話更難理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國家的泛服務業里面，我們不說飯店、餐館、飛機、旅游，我不說這些傳統服務業，我們說泛服務業舉一個例子，比如說銀行，我們國家的銀行大家到那兒交易收取一點服務費，我們國家的證券商在大宗交易的時候取得一點服務費，期貨交易的時候取萬分之二手續費，那么我們只收取這些費用。可是，在過去十五年當中，隨著股指期貨產品，隨著期貨產品的延伸，期權產品，期權產品是綜合和非金融產品，有各種各樣的延伸，那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非金融產品，那么你們都知道的非金融產品就是貨幣。現今世界上通用的貨幣，在國際貿易這一塊是美元，那么美國在99年由于他的貨幣擴張政策新增了2340億美元。根據市場銀行斷定，美國當年自己新幣換舊幣，自己內部擴張對新增貨幣的需求，再家上外部擴張需需要的新增貨幣只需要700億美元就夠了，那么另外1800億美元怎么辦？那么他的1800億美元是當年臺灣地區國民制造總額的一半，是美國三大品牌企業的利潤總合還要多，那么一個金融產品你可以想象，那么各種各樣的期貨合約，他能收取多種的服務費用，那么這是傳統的意義上的分業，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或者說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分野表現得不清楚，一清二白的界限模糊起來了。

我們看我們國家的金融政策不許中國的金融行業出現貨幣系統，那么不參與這里面丟掉整個泛金融產業里面90％的參與金額，那么這不是參與不參與的問題，額是快和慢的問題，是效益的問題。那么所以我講第二點，二十一世紀的產業變遷在國別內部出現了新一輪的變遷，用原來九十年代成熟起來的發展經濟的觀點，來看待今天的產業問題已經過時和落后。

第二點，我們講中國物流業的濫觴。在這樣一個產業結構大變的情況下，中國的物流業向何處走呢？我用幾個和物流相關的行業我做一點例子，為了爭取時間，我可能會少講幾個例子，第一個我講一下農業系統。

我們現在都認為三農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問題，也是一個具有國策性質的問題，戰略問題，我們認為農業產量提高了，豐收了，但是農民并沒有得到實惠，收入沒有提高。為什么農業會是這樣呢？我們看在農業物流這一點我們具有什么問題？農業的物流是和農業期貨市場相關的，全世界農業期貨里面大約是70－80種產品，我們國家交給的只有不幾中產品，一個是大豆，第二個是小麥，第三個是豆波，那么這些豆波可不是中國的大都，是做豆腐用的，我們另外進口1500萬大豆是從美國和南美進口的，進來的時候我們要用輪船，這是我們物流調動的一個重要的產業運載工具之一，主要運用的是外國的船，拿到我們國家來榨完波以后，再拿到期貨市場交易。換句話說，我們農村生產了1500萬打斗，可是我們的農民只是在自己的車間里生產，擺在我們的中國人餐桌上以后，產業鏈就沒有再延伸了。難怪中國的農民不富，如果按照我們現代物流整合系統來操作這種情況，農民的生產價值就會增加10萬，就不是1500萬美元，可能就是15億美元，那么就是今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5倍，那么你想農民富不富？所以，物流業的同行你們記住，物流業的發展對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或者是在農業問題里面，單是這一個我們覺得不起眼的這一點里面，那對中國的貢獻再怎么看起來都不會過高的一種貢獻。

說到農業舉幾個例子，看看我們的農業是什么情況。我們農民的玉米是1.33億噸，世界產量第二，棉花接近500萬噸，世界產量第一，小麥第一，肉類第一、水果第一，這幾個產品我們都占據了超過世界市場的13％以上，最高我們占到世界市場的28％以上的世界市場份額。大家都知道，一個產品在市場上占據13％以上的份額，這個產品就具有了壟斷定價的能力，或者說這個市場就會變成國際交易中心，可是我們在這些農業產品里面我們沒有一個是我們自己定價的，有車間沒市場，我剛才說過了，命運是悲哀的，為什么呢？你沒有定價中心，你的損失90％，現代產業意義上利益都丟掉了。這是農業。

我們再看制造業，制造業我不展開，同樣用一個表來說，電力我們是世界第二位，煤炭、石油、鋼鐵、水泥，這兒有好多，銅，這些基礎原材料工業和建立在原材料工業上的我們說的經典意義上的制造業，我們都是世界銷售業上的大國，我們沒有一件產品是國際上定價的。那么比如說我們每年消費1億7000萬的石油，石油的定價是新加坡定價的。所以，沒有國際定價中心，不是世界貿易中心，你就是一個車間經濟，你是一個車間經濟，人家就告訴你該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當藍領的時候當藍領的階層，拿藍領的薪水，別變成一個白領社會，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們再看服務業，王府井百貨我們正在做他的調查，全國有30個和王府井百貨大樓同等規模的商場，北京有9壓相當規模的百貨商店，他自己內部鏈條的管理基本上都沒有，可是我到了杭州去以后，杭州最大的一個貿易商場家樂福馬上就要進入這幾個地區，家樂福很快加上北京、上海全國各地以后，家樂福很快在零售業里面，和消費者見面產業鏈里面形成自己的管理鏈條，所以我說服務業的物流也是中國要像手機一樣奪回自己的市場，要像冰箱、彩電、微波爐等一樣，中國企業奪回自己市場的一個重要的攻堅領域，所以服務業應該趕上去。

軍事工業，物流采購我看這里面沒有我們的軍隊在這兒，物流采購和軍事工業是密切相關的。比如說，如果在物流采購的基礎上，上升在供應鏈信息基礎上和整合信息技術上的話，為什么美國的軍事力量這么強大呢？關鍵在于他從物流調動向供應鏈系統、向整合信息技術進發，所以剛才我看到咱們戴會長說了，物流采購他感到很高興，采購業這個行業非常重要，但是，我覺得物流和采購行業聯合會應該把供應鏈系統和整合信息技術加入到我們的聯合會里面變成里面的重要內容。

所以，第二點看到了中國四個行業來說，中國的物流行業剛剛開始，我們說現在我們變成了世界的工廠，在美國網站上看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去年是6萬億，相當于美國的60％，相當于日本的1.75倍，而不是美國的十分之二，不是日本的四分之一，這是我的觀點，這是世界銀行很多專家和我是一樣的觀點。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美國只生產自己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除住宅之外的四分之一都不到。所以，中國理應成為根據你的經濟分量、根據你在制造業里面的市場份額，你應該成為世界物流行業和物流行業延伸一些的深層行業的一個重要基地，中國應該成為世界的物流中心，我在不遠的將來，我們應該看見中國成為世界各種主要軍民用工的行業的交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這樣中國才能走到國際的前列上去。

第三個大問題，走向世界的選擇。在過去，或者在現在，從八十年代到現在，這二十多年當中，我們國家在自己發展自己經濟的一個戰略指導思想上，走向了自己成熟的發展時期。中國要發展，第一個一定要消除我們的二元結構，為什么？因為在農業里面土地短缺、資本短缺，勞動過剩，如果你把勞動服務生產為零為負，那么勞動在農業里面富余資本和農業資本的勞動兩個相結合以后，就會新生出來一個部門，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鄉鎮企業，如果說非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75％左右。那么新生的產業總有一天一個完全工業化社會就來臨了，這就是中國，這個觀念不行了。我們國家現在的所有政策基本上還是在這個指導之下，鼓勵民工進程，鼓勵鄉鎮企業，鼓勵小城鎮，然后解決三農問題，主要是要消滅農民，愛富裕農民就是要消滅農民，讓大家有依靠。

但是發展經濟學就跟我剛才說的，過去十五年來世界經濟結構變動新的趨勢和特征來看，這個觀點落后，為什么呢？當你把農民變成全部東莞地區工人的時候，中國的產值仍然不能在世界上占據一個比較大的份額。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選擇是什么樣子呢？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選擇是以物流行業結合傳統的三個產業為主導，向物流調動，向供應鏈系統、向整合信息技術進步，或者說向數字化、信息化、時速化進行邁進。

我這里舉兩個例子，你可以看到數字化工業給中國帶來什么意義，我們看汽車工業，今天街上跑的汽車幾乎都是洋品牌的汽車，我只看到國產的紅旗和吉利，還有其它幾個小品牌，大量都是國產別克、國產大眾，國產什么東西，其實我們今天的汽車一年前的價格，比國際上貴一倍，但是還是賠錢，那么兩個原因，一個是你不占據主要市場，第二個你不占定價中心的地位，人家把核心技術拿去，人家把市場拿走了，所以你的生產成本非常高。如果我們說在汽車行業里面，我們要突破一點，我們也能變成產品的定價中心，汽車的產值不是今天這樣。可是很可惜，我們國家扶植了二十多年的汽車業，今天沒有做出自己成功的品牌來，這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羞辱。

第3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自國際貿易產業以來，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的孰優孰劣便是經濟學家一直喋喋不休爭論的焦點，也是各國政府在貿易政策抉擇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自由貿易思想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保護貿易不甘示弱，在各國的貿易政策中依舊或多或少的占有一席之地。

發達國家的保護對象主要是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保護民族經濟，且保護的重點是幼稚產業。

加入WTO后的中國是否應該完全貿易自由？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否喪失了意義？對幼稚產業政策應該如何予以取舍？本文將通過對理論基礎和現實的分析來得出結論。

一、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分析

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是李斯特的“幼稚產業論”。李斯特發揚了美國漢密爾頓保護本國制造業的觀點，以歷史判斷為基礎，提出不同的國家由于其發展階段不同貿易政策也應有所不同。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應該對那些面臨國外強有力競爭而自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身又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幼稚產業予以高關稅保護，培植它們的競爭力，直到這些產業成長起來為止。

這些新的產業能給國家帶來未來收益，形成強大的生產力，而這些“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幼稚產業論一經提出便對自由貿易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現在也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般認為幼稚產業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提出的質疑主要在于各國國情不同，落后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最終不利于該國的生產力的提高和產業體系的建立。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現實世界是由各國家組成，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經過李嘉圖完善的自由貿易理論強有力的證明，自由貿易能使世界資源優化配置、能帶來各貿易國福利的增加和世界總產量的提高。

但李斯特認為對于落后國家而言，這種短期或眼前利益（可以比較低的成本換取較多的商品和勞務，增加國民福利）是以犧牲長期或未來利益為代價的。從長遠來看，目前尚處于萌芽階段但將來對國民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的工業產業的生產能力在國際自由貿易的環境下會受到劇烈沖擊，根本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只重視眼前利益忽視未來利益的自由貿易對落后國家而言非常不利。

所以李斯特主張：通過國家的干預對幼稚產業實施暫時的保護，這種保護應持續到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為止。幼稚產業論也認為保護可能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走私、降低效率等效果，尤其是在幼稚產業的選擇失誤、保護措施不當等情況下。

但支持幼稚產業保護的經濟學家認為受保護的幼稚產業應該具有潛在的動態的比較優勢和外部經濟，在保護下只要其生產成本下降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足夠快，那么保護結束后所得的收益就足以補償保護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的保護就是有利的。貿易保護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放眼世界完全的自貿易也是不存在的。

世界各國在選擇貿易政策時都要考慮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二、國際貿易環境的分析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WTO，自由貿易在更大范圍得到了推進。但是在自由貿易的背后我們也不難感受到貿易保護的潛流強有力的涌動。

首先是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與加劇。

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許多國家加大了利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的力度，尤其是隱蔽的靈活的具有歧視性的非關稅壁壘的運用非常廣泛。

由于這一時期的貿易保護特點明顯不同于以往的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所以被稱之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在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保護具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集中的表現就是更多的更為隱蔽的非關稅壁壘的使用。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高標準的環境、技術等“綠色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其中發達國家所設置的市場準入門檻（技術標準等）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也提出了更進一步的開放市場的要求，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自己卻在農產品等領域牢牢的奉行保護主義。美歐日等國采取的農產品補貼政策拉低了全球農產品價格，而農產品出口正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支柱。目前日本對水稻的進口關稅依舊高達490%。

其次，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停滯不前。這集中體現在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多邊合作進展緩慢，如國際社會普遍關注

的WTO多哈回合，在坎昆會議的失敗的陰影下步履蹣跚，而個別WTO成員，特別是發達國家成員，一意孤行的實行單邊主義，使多哈回合的主旨——發展問題的多邊談判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區域性的貿易合作的活躍反映了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困境。

自由貿易與保護的相互交織是這一時期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大特點，自由化是斷斷續續的主旋律，而保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不同的國家保護的重點也不同，發達國家主要在于農產品和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發展中國家在于幼稚產業和服務業。這種現實反映了它們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也表明了在目前世界經濟格局下國家之間利益爭奪之所在。

三、外貿政策的現實環境——漸進的貿易自由化近年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外貿以高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在增長，進出口額在國際貿易額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

但與貿易強國相比我國外貿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如出口結構以低檔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競爭力較弱，服務貿易出口發展滯后。其中，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尤其引人矚目，1999年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出口相當于其商品貿易出口的24%，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相對于商品貿易出口的比重低于15%。這些差距折射了我國經濟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發展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競爭力較低等深層次問題。中國雖然被號稱為“世界工廠”，但產業競爭力僅限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等相對落后屬于幼稚產業，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路徑是：漸進的開放市場——漸進的取消保護——逐漸取消保護——貿易自由化。

加入WTO的談判過程和我們做出的承諾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而這種漸進的開放思想也構成了被國外學者所稱道的“中國模式”精神的重要部分。實事求是的依據經濟規律和發展所能承受的限度確定開放的步驟是我們理性的選擇，超越式的外貿政策是非理性的。許多拉美國家從80年代起奉行新自由主義，不顧國情的實行貿易自由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例子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根據發展階段適時調整、靈活應對才有利于向最終目標的邁進。自由貿易是世界各國理想的終極目標，但在我國工業化尚未完全實現的現實下適度的保護是必要的。這就是國情所給予我們的外貿政策環境。

四、目前中國幼稚產業政策取向的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當前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而幼稚產業論的理性的成分也給予保護以一定的理論支持。

但由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經濟效率，所以必須審慎運用保護政策，盡量減少因為保護所造成的經濟扭曲和福利下降。鑒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對幼稚產業實施保護的政策取向應該是：謹慎選擇、適度保護、漸進開放、完善市場體制。

謹慎選擇體現在要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主要的原則是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思想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一方面是根據巴斯塔布爾標準和肯普標準選擇那些具有明顯外部性和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的保護在一定時期后收益應該大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于保護的成本，應該是一國具有戰略地位的產業同時能起到帶動其它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同時對它們的保護也應該是能彌補市場不完善所造成的企業先進入損失以有利于技術的創新。另一方面要適時的對被保護幼稚產業進行篩選。保護不是無期限的，否則會造成低效率和嚴重扭曲資源配置的惡性循環，李斯特提出的時限是最高30年，對于保護時間過長而至今還未成熟起來的幼稚產業應該取消保護。

適度保護體現在制定合理的保護措施，保護程度要適當。

一般的保護方式是關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貿易政策主要是關稅和非關稅，產業政策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對被保護產業提供資金、信貸、補貼等產業支持。目前我們的保護方式面臨著調整，原因在于加入WTO后我國承擔的主要義務是關稅有步驟的下降，非關稅壁壘也在逐步取消。所以運用傳統的關稅手段來扶持幼稚產業發展的空間已經逐漸的在縮小。

以往的以關稅為主的保護措施要逐步的讓位于非關稅措施和產業政策。在可以運用關稅的空間里就要設法提高保護的效率。

一方面要研究關稅結構，爭取設置對幼稚產業有利的關稅結構，同時提高關稅的有效保護率。除關稅措施以外要適時、適度的使用WTO所允許的一些非關稅措施來實行保護，并且將WTO框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款用足用好。其中可以依據GATT等18條的規定來施行對重要的幼稚產業的保護。

漸進的開放體現在保護應該是開放的保護、逐漸取消的保護。

保護的目的是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但完全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封閉的保護只會產生低效的懶惰的產業，所以應該適度的引入競爭，或者是國內市場分割的打破，或者是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外國廠商的進入。當然這要根據被保護產業的實力、國內和國際市場環境來決定。此外，要適時的引入“畢業條款”機制，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漸的弱化保護并在其成熟后堅決的撤銷保護。所以保護政策不應該是剛性的，應該靈活而富有彈性。超級秘書網

sp;完善市場體制。

自由貿易思想因為其完美的市場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而使自由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理想目標，但較完善的市場體制無疑是企業正常開展其經濟活動的基礎。健全的市場功能齊全的市場意味著市場扭曲的減少，這將為產業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在市場扭曲消除的前提下許多保護措施也就不必要了。

但目前國內市場存在諸多問題，如市場體系的不健全，部分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的職能“越位”、地區市場壁壘的存在等。所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市場體制的完善是當務之急，是對幼稚產業逐步取消保護的前提，是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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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幼文等.外貿政策與經濟發展[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3]任烈.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第4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1　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　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　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　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　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　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　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　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　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現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可見貿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　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　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　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　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　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　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　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　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　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第5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重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非凡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假如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厲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實，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四周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

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假如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仰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假如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假如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

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假如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假如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假如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答應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假如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假如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實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

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假如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預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假如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非凡的紡織面料、某些非凡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假如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非凡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預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給”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給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非凡是

第6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帶來了兩個顯著效果:一是市場的地理范圍及市場的統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擴展;二是為了適應市場的統一化和市場規則統一化的客觀需要,國際經濟法不僅必將且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國家的法律體系面臨著如何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情況的新挑戰。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經濟的三大特點

(一)迅速回升的全球貿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在WTO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內,如果按照貨物出口總額進行統計,那么國際貨物貿易總額從1995年的51610億美元增長到了2004年的91240億美元,總計增幅近77%,年平均增長率達6154%。其中只有1998年和2001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別只有115%和319%。其余年份均有3%以上的增長幅度,其中上漲10%以上的年度有4個。在原油商品價格持續高漲和電子產品出口復蘇的帶動下,2003年和2004年的增幅更是創了歷史新高,其中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1519%,2004年比2003年增長21%。即使扣除了物價和匯率因素,2004年世界貿易量的增長也達到了9%。自2000年至2004年,世界GDP從32萬億美元的水平增長到40萬億美元的水平,總計增幅為25%左右,年平均增長率低于國際貨物貿易的年增長率。②

(二)外國直接投資復蘇和持續高漲,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實際吸引外國投資金額來計算,1998年世界跨國直接投資額為690911億美元,1999年猛增到1086715億美元,比1998年增長近5713%,2000年在此基礎上又增加2717%,達到了1387915億的規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響,2001年至2003年世界各國對外投資總額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2004年開始,世界跨國直接投資又出現恢復性增長,比上一年上升了9%左右。③

不過近年來,跨國直接投資開始呈現出兩大變化,其中第一大變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成為資本輸出國;第二大變化則是第三產業成為跨國直接投資新的領域。上述兩大變化業已對傳統的國際經濟法提出新的課題。

(三)隨著自由貿易區的蓬勃發展,世界經濟的區域一體化和國家集團化進程呈現加速態勢在過去的十年間,跨地區的經濟貿易發展迅猛,雙邊和多邊的區域貿易安排和協定數量激增,并且重疊交錯,這已經成為國際經貿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年底,向GATTPWTO申報的區域貿易協定已接近300個,其中依然有效的200個左右。不僅如此,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勢頭在廣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年5月1日,歐盟成員國從15個增加到25個,占世界貿易總值的20%;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所覆蓋的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三國,區內貿易數額也很可觀。此外,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在美國主導下,于1994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預計今年可完成談判,屆時將正式建成這一包括34個國家、8億人口的自由貿易區。④根據統計,目前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是在這些自由貿易區內發生的。到2007年底,全球貿易體系將被300多個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所分割,出現更加錯綜復雜的局面。⑤

另外,伴隨著全球貿易規模的擴大,發展不平衡問題難以避免,貿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國際經濟法發展的新動向

(一)包括國際商法在內的國際經濟法的統一趨勢明顯加強

國際經濟法統一趨勢的表現之一,就是處理各種國際經貿關系的國際公約不僅數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強,而且各國規制市場方面的經濟立法出現趨同現象,在這方面,以WTO為代表的各類經貿國際公約和國際協定,是效果最為顯著的實體法統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現之二,就是作為相關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國際商法)主要法律淵源的現存條約或公約的參加國的數目大幅增加。

各國商事立法和其它經濟立法之所以會出現統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為代表的各類經貿國際公約和國際協定,在促進各國和各地區的實體法的統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為顯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經貿一體化的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和發展,又把自由貿易區區內各國大量的經濟法和商法進一步推向統一;其三,在國際公約、WTO協定和NAFTA的約束下,各國的商法和經濟法出現趨同的跡象。此外,越來越多的國內商事立法和其它經濟立法正在向國際經貿慣例靠攏,也導致了各國法律的統一化運動日益向縱深方向發展。

(二)國際經濟立法與其它各領域立法的關系日益密切,出現了聯結和互動趨勢

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強,使得各個領域的國際經濟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與此同時,國際經濟法律制度與環境、外交、衛生、社會等領域法律制度的聯結日趨緊密。國內有學者將這一趨勢稱為“國際經濟立法的一體化”。⑥鑒于對這一說法仍有爭議,筆者暫時將上述趨勢稱為“國際經濟法的互動和聯結”趨勢。

根據美國學者達維德·W·利伯隆的劃分,國際經濟立法聯結主要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規范性掛鉤”;二是“策略性掛鉤”。

所謂的“規范性掛鉤”,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調整對象和法律原則本身的關聯性或適用結果的牽連性導致的不同領域的國際法律的互相掛鉤。例如,反傾銷、補貼和反補貼、保障措施、原產地規則、進出口許可證、技術壁壘、檢驗和檢疫措施、紡織品貿易、海關估價等協定本身所調整的對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們都是國際貨物貿易的法律規則,所以被納入WTO多邊貿易的第一層面的法律規則。以國際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宗旨的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基于這一點,運用諸如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則將其連接成國際貿易法的一個整體。又如,投資領域的國際法律制度發展比較慢,而且投資與貿易本來是兩種不同的行為,但是為了貿易自由化原則的充分貫徹,WTO將其連接起來,制定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這就是將投資法與貿易法掛鉤的生動實例之一。

所謂“策略性掛鉤”,是指一些國家或國家集團,出于談判策略的考慮,交換投票權而形成的各領域的國際經濟法掛鉤。例如,一些國家在A領域具有優勢,希望在某一領域簽訂一份對其有利的國際協定;但是另一些國家在B領域具有優勢,希望在該領域簽訂一份對其有利的國際協定;如果單獨在AB領域談判,可能永遠不會有談判結果,因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對。在此種情形下,如果將AB兩個領域合在一起進行一攬子的談判,雙方妥協的可能性較大,于是AB兩個領域的協定或條款,就順理成章地出現在同一國際組織制定的協定體系中,甚至被寫進同一個協定之中,而且此種情形并不少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WTO《知識產權保護協定》與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紡織品協定》二者共存于WTO體制之內。

(三)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的融合日趨加深,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眾所周知,作為國際經濟法主要淵源的國際條約,其制定一般是由幾個主要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在談判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某一國家(地區)或集團的談判實力越強,談判技巧越高,其國內法律或域內法律對國際法的影響就越大,同時在另一方面,國際法一旦成型,它又會對成員的國內法或域內法產生反作用。

例如,無論是GATT的《反傾銷守則》還是WTO《1994年反傾銷協定》,都是以歐美的反傾銷法(特別是歐共體的反傾銷基本條例)為藍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國和歐盟大量的國內立法經驗。最為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WTO反傾銷協定直接借鑒了歐盟推算價值計算中期間費用(SG&A)和利潤率的計算規則,使正常價值的計算更為詳細和合理。再比如,WTO《1994年反傾銷協定》就是在借鑒了美國貿易法中關于損害威脅確定因素規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和完善了反傾銷調查中的關于產業損害調查規則。但是反過來,在1995年,美國和歐盟又根據WTO《1994年反傾銷協定》調整了其反傾銷法的內容,美國不僅改變了舊法中關于正常價值等一些獨特的術語,而且取消了舊法中關于推算正常價值的公式中期間費用和利潤率的比例;歐盟不僅仿效WTO反傾銷法與反補貼協定分開立法的體例,改變了1988年理事會基本條例將反傾銷與反補貼兩種調查合為一體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確限定了反傾銷調查的時限。經過上述作用與反作用之后,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現在如果再將歐美反傾銷法的條款與WTO反傾銷協定的條款拆開放在一起,已經很難分辨出哪些是歐美國內法的條款,哪些是國際反傾銷協定的條款。

從兩大法系國內貨物買賣法和合同法對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1994年《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影響,到《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馬德里條約》對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顯示了一條越來越清晰的軌跡,那就是: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的發展正呈現出日趨融合的跡象,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

(四)國際經濟法律規則越來越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權威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只有遵守國際經濟法律規則,其基本的國家經濟利益才能得到維護、鞏固和發展,因此,國際經濟法的規則更具有了權威性和生命力。

(五)國際經濟法立法主體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一些私人國際機構在全球規則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擴大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國際經濟立法的主體日漸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除了傳統的國家、國際組織之外,一些私人組織日益參與到國際經濟法規則的制定過程中。這一現象引起了一些國際知名學者的關注,著名歐盟法專家施奈德(Snyder)教授就將這一趨勢視為國際經濟法和歐盟法的一個新動向。根據該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我們的觀察,至少三類私人組織對國際經濟立法產生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是跨國公司對國際經濟法規則制定的影響。眾所周知,跨國公司為實施全球經濟擴張戰略,在其全球生產、銷售、管理等各個環節均制定了統一的內部規則和標準。同一個跨國公司在其全球范圍內的分支機構建立的同一的產品質量標準、操作流程、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員工守則以及其在對外簽約時廣泛采用的標準合同,正在影響著一些技術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法的立法進程。這些規則雖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實際效果和執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國公司推動下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會計標準化委員會(IASO)等。其中,IASO目前在世界上112個國家中設立了153個專業會計機構,其職能是制定和批準國際會計標準和準則。盡管IASO標準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盡管各公司名義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國的會計準則自主聘請會計師事物所編制各種財務報表和審計報告,但是在實際上,如果公司財務報表不符合所謂的“公認會計原則(GAAP)”,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發行和籌資行為就會遇到困難。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的有力推動下,一些多國公司迅速行動起來,建立了旨在為保護國際環境生態協調服務的私人網絡組織,其中最為知名的就是國際社會環保鑒定和標簽聯盟,包含了七個國際環境網絡,贏得了廣泛的公眾社會支持,其制定的認證和簽證規則業已成為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標準。

(六)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淵源有日益擴大的趨勢,其中,作為新法律種類的“軟規則”的出現和發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經濟影響和文化滲透能力被稱為“軟實力”一樣,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內的一些國際法學者們將上述傳統國家和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之外的私人組織制定的事實上在全球通行的行業標準和行為準則稱之為“軟法律”。出于避免歧義的目的,我們覺得或許“軟規則”的提法可能更為適當。根據施奈德教授的觀點和我們的理解“,軟規則”原則上雖然不應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卻由于具有廣泛的實用有時也能產生切實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貫徹落實的效果甚至比硬規則還要有效。這些規則不僅為國際企業和律師所熟悉,而且以國際行為準則之形式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活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與硬性法律規則相比,軟性法律規則有著交易成本上的優勢,通常更加易于適用于一些不確定的情況和要求作出妥協的情形。⑦

(七)國際經濟法對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的縮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這一問題已經開始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正在沖擊著各個國家和地區,以WTO為中心的國際經濟法律體系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現階段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仍在加劇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人們在統計數字中驚訝地發現,全球化在給人類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總和大于4116億最貧窮的人口的收入總和。⑧另外,國際貿易法律領域內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據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貿易壁壘其實是針對包括最貧窮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設置的,貧窮國家向富國出口時所遇到的保護主義,平均要比富裕國家相互之間出口時遇到的壁壘高出好幾倍。

之所以會產生上述現象,一方面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在資源配置方面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國際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談判實力和籌碼;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國家綜合實力的制約,發展中國家政府在從事國際談判的資源、能力和專業談判人才及其談判所需的知識、技能和經驗方面均處于比較匱乏的狀態。上述這兩個因素使其在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制訂方面必然處于劣勢,只能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的游戲規則。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現行的國際補貼和反補貼制度。眾所周知,發達國家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較發達,無須政府補貼就可以使其產品在國際競爭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在農業方面則處于劣勢。為了在國際貿易中使其農產品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為了鞏固農業在各國的基礎地位,更主要的是為了吸引人數較多的農民選票,所以盡管其在農業科技和投資方面具有相當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仍普遍對農業和農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給予政府補貼。而發展中國家雖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在農業方面無須政府補貼就具有一定的優勢和競爭力,但是其在第二和第三產業則處于劣勢,為了在國際貿易中使其產品具有競爭力,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對某些制造業及其出口給予政府補貼的現象。

經濟全球化,就是投資、貿易等經濟活動及其各生產經營要素流動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場的統一化,與其說這是一種靜態的結果,還不如說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經濟的全球化,客觀上要求各國市場在拆除貿易壁壘的基礎上實現統一。而市場的統一,要求市場規則的統一,這就涉及到法律層面的全球化問題。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從根本上來說,經濟全球化是將世界各國和人民更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綜合進程。在這一進程中,阻礙各國之間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自由流動的人為障礙將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運輸和通訊成本)將大大減少。新型的國際機構和國際民間組織將被創造和涌現,跨國公司是這一進程的強有力的推動者”。

第7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曹鳳岐：這次改革有九條內容，除了貿易之外，更多的側重于金融改革方面。實際上最重要的目的是進一步開放，打造上海金融中心。貿易區與保稅區概念不同，貿易區比過去所謂“保稅區”范圍更廣，紅利也不僅僅停留在稅收上的優勢，更主要的是要素市場管制放開所形成的制度紅利，這有利于促進上海成為亞太金融中心。允許設立外商投資資信調查公司，搞人民幣自由兌換等，它的開放屬于先試先行，意義還是非常重大的。

中國經濟信息：自貿區設立后，很多人都把它和香港相比，您認為二者之間有那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曹鳳岐：香港也是自由貿易區，更早的實行低關稅，而且它的金融貿易也是自由的。但如果按照目前的開放速度，我認為上海的發展可能會比香港的發展更快。上海能在亞太地區形成一個經貿中心和金融中心，另外，香港更多是國外的金融貿易，而除了國外貿易，國內的一些貿易同樣可以在上海自由進行。

但是也不要把這件事情看得過重。整體來說，上海自貿區還處于初級發展中，而香港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金融中心。上海自貿區與香港可能會有競爭，但也有互補。

中國經濟信息：上海希望將整個浦東新區納入自貿區范圍，那有1210平方公里，超過了香港的面積。實際國務院批準的卻只有28平方公里。這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曹鳳岐：這有逐步開放的意思，是自貿區設立的漸進考量。以這樣的方式在發展過程中先做小范圍的試點，進而逐步開放或是目前可以采取的最佳途徑。要知道，1979年7月深圳蛇口工業區全面動工時，也只有2.14平方公里。直到一年后深圳特區才成立，面積為396平方公里。

中國經濟信息：在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您怎么看自貿區的作用？

曹鳳岐：因為國內還沒有完全放開嘛，所以這種示范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第一，目前存款利率還沒有放開，而在自貿區內，企業完全根據國際市場的利率進行存款和貸款。第二，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的資本項目下沒有對外開放，在自貿區，人民幣的資本項目下也完全開放了，資本自由的匯出匯入、流入流出。第三， 企業到上海自貿區來，享受到和境外一樣的政策便利和關稅優惠。對整個上海金融中心，或者上海區域作為經濟中心的國際化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8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貿易保護主義有著顯著的特點和更廣泛的理論基礎。本文試對這兩方面作一探討。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特點

可以從五個方面將新老貿易保護主義作一比較：1、性質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是經濟較落后國家為了發展本國民族經濟、實現工業化目標，通過對某部門或行業實行保護措施來促進這些部門或行業迅速成長的理論或思潮。這種保護的最后趨向是走上自由貿易之路；而新貿易保護主義是經濟發達國家為保住昔日的經濟優勢地位，通過廣泛實行保護措施來維持其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理論或思潮。前者在貿易政策行為上不改變國際貿易政策總趨向，而后者則可能影響到國際貿易政策的總趨向。

2、對象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保護的是幼稚工業或弱小的新興工業；新貿易保護主義保護的主要是陷入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農業作為一個特殊產業在大多數國家的任何時期都受保護。

3、范圍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主要在商品貿易與資本貿易領域實行保護，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領域擴展到了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領域，這是因為在70—80年代，服務與技術已成為發達國家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因素。它們也象商品與資本貿易一樣遇到了它國的貿易壁壘。

4、措施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措施主要采用關稅壁壘，包括征收進口稅、出口稅、過境稅、進口附加稅、差價稅、特惠稅、普惠制等；而新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非關稅壁壘，包括繁瑣的海關程序和海關估價制度、條件苛刻的技術標準、復雜的健康與環境衛生檢疫、內容和手續繁雜的商品包裝和標簽規定、進口許可證制、進口押金制度、最低限價和禁止進口、“自動”出口配額制、有秩序行銷協定、歧視性政府采購政策、外匯管制、進口國家壟斷、各種國內稅、補貼和進口配額制，等等。據估計70年代未非關稅壁壘達900多項。新老保護主義在措施上的另一個區別在于，傳統保護主義獎出限入的重點在限制進口，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重點在鼓勵出口。

5、區域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以國家貿易壁壘為基礎，而新貿易保護主義趨向區域性貿易壁壘，即由一國貿易保護演變為區域性貿易保護。在區域范圍內，國家之間仍實行自由貿易，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共同的關稅壁壘。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貿易政策。歐共體不僅通過關稅同盟與共同的農業政策對外筑起貿易壁壘，而且將這種區域保護范圍擴大到聯系國（如對46個發展中國家實行了優惠制），使西歐工業品和農產品市場逐漸對外封閉，從而影響到美國的出口利益，助長美國國內新保護主義思潮。80年代美國在全球貿易體制上的挫敗使其不再堅持反區域保護的立場，而轉向提倡自由貿易全球化與實行貿易保護區域化的雙軌政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標志著美國由片面的全球自由貿易退到強調“互惠”的區域自由貿易的產場上。

從上可見，新貿易保護主義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然而這種不同主要來自對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修正。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主要來自凱恩斯主義與新福利經濟學兩大源泉，此外也吸取了其他現代國際貿易理論中的保護主義論據。其理論特點是在分析時采用個量與總量、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并且往往通過設立模型來進行數理分析，這與傳統的貿易保護理論的純理論分析有所不同。就其結論來看，該理論批評了高關稅政策，主張實行最適關稅率，并且不以關稅壁壘為唯一手段，而是建議根據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貿易措施，即非關稅措施兼而有之。

1.對自由貿易理論的批判

主張自由貿易理論者堅信國際間自由貿易往來有助于各國生產資源最有效的利用，使社會福利水平達到最高。新貿易保護主義者則認為并非如此，因為自由貿易理論的各種假設并不符合現實。

首先，市場的非完美性可使貿易國的福利水平比自給自足時要低，非完美性表現在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可能發生扭曲。從產品市場看，當生產方面發生外部不經濟時，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就會出現差異。如農民在計算農產品價格時未考慮土地受損因素，從而低估了農產品生產成本，使得國內市場上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沒有反映出真正的邊際成本，由此造成商品市場扭曲，從而使該國福利水平在自由貿易下比自給自足時低。對此傳統貿易保護理論主張通過關稅政策來解決。但征稅后原自給自足的生產均衡點上移，而消費均衡點卻下移，由于產品市場存在扭曲現象，關稅政策的結果仍難以使消費均衡點上升到生產可能曲線之上。因此，新貿易保護論者主張通過非關稅措施促使私人生產成本等于社會成本，提高福利水平。這就是對低估生產成本的農產品課征租稅，以提高農產品生產成本，同時對工業品給予補貼，使得私人轉換成本等于社會轉換成本，然后通過自由貿易，提高消費均衡點。分析的結論是當產品市場發生扭曲時，自由貿易政策可能使一國福利水平降低，而以關稅來彌補的政策并非最優政策，最優的政策是通過非關稅措施的混合使用來調整扭曲，以達到經濟福利的目標。

從生產要素看，也會發生扭曲現象，表現為產業之間生產價格發生差異。譬如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的工資往往低于工業部門的工資，并且在勞動邊際生產力方面農業也低于工業。當要素市場發生扭曲時，一國的生產均衡點不落在契約線時的生產可能曲線上，而是落在扭曲時生產可能曲線上。假如這時該國以關稅來保護本國，生產均衡點右移，福利水平可能會比自由貿易時要高，但難以使邊際轉換率等于國際交易條件。因此，關稅政策仍并非最佳政策。根據新貿易保護理論，這時就應以非關稅措施去替代關稅政策。假如對工業部門提供補助金，雖說可以使生產的邊際轉換率等于國際交易條件，也并非是最佳政策，因為兩個部門的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仍不相等。為此，新貿易保護理論認為最好的政策是對生產要素征收租稅或提供補助金。

其次，新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存在困難。當一國生產要素難以在產業之間移動且要素價格出現剛性時，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必然會使原來在保護狀態下從事進口替代產業的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一下子難以被出口產業吸收，由此產生結構性失業。假如失業帶來的損失大于自由貿易帶來的利益，那還不如唯持原有的保護貿易狀態[1]。

這樣，在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自由貿易政策最佳時，新貿易保護論者批判道：在市場出現扭曲時，自由貿易政策并非最佳選擇，關稅政策雖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福利，卻不能調整扭曲，最佳政策在非關稅措施。

2.對傳統貿易保護理論的批判與補充。

新貿易保護論者主張運作非關稅措施，但并不完全排斥關稅政策的作用。他們承認關稅的效果，但不認為關稅越高越好，因為在實務中這將使貿易無法進行，因此他們提倡最適關稅。最適關稅理論是在批判傳統貿易保護主義者對關稅效果的一種偏向且加以某種補充后提出的。傳統貿易保護理論強調關稅的保護效果，集中表現在“幼稚工業保護論”上。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很長的時間里主要是通過高關稅來進行的，但有一段時間關稅保護遍及到了非幼稚產業部門。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GATT在削減關稅方面的重大勝利，走高關稅保護的老路顯然已不太可能，為此新貿易保護主義者強調關稅保護的實際效應，這就是確定關稅的有效保護率。他們看到，關稅有保護與進口相競爭部門的同時，也保護了向它提供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那些生產部門。如果對后者課征的關稅過大，不僅會抵消保護效果，而且還可能使有效保護率變成負數。因此，并非所有的關稅都起到保護效果。有效保護率理論批判了傳統貿易保護主義在關稅保護作用上的片面性，強調了關稅保護的有效性。

站在本國的立場上評價關稅的作用，且強調關稅在保護幼稚工業、增加政府歲入、提高福利、提供就業、平衡國際收支等方面的效果，是新老貿易保護論者的共同特點。只是傳統貿易保護論者把重點放在保護工業與增加收入上，而新貿易保護主義論者則把重點放在福利、就業和平衡收支上。關稅在改善交易條件上的效果系新老貿易保護主義共識，只是新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除了關稅措施外，非關稅措施同樣也起到改善貿易條件的效果，且負作用很小。

3.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兩個主要來源。

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主要來源于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福利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英國的阿瑟·庇古認為，單靠自由競爭不能達到最大的國民收入量，需要國家干預，采取必要的經濟措施。例如對邊際私人純產值大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部門征稅；反之，則進行補貼，從而縮小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的差距，使經濟福利增加。后來新福利經濟學繼承了庇古的方法論基礎和“最大社會福利”原則，但對他的某些理論進行了修正與補充。如撇開收入分配問題，認為經濟學應當研究的是經濟效率，而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并提出效用不可比較等。福利經濟學（主要是新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對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功利主義的哲學思想。福利經濟學認為經濟學首先要研究社會福利。社會福利是每個社會成員福利的簡單總和，個人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斷者，如果一些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未使任何人境況變壞，那么整個社會福利就增加了。自由競爭能達到最大福利的理想境界，但現實中無法做到完全競爭，因此需要政府干預經濟來增加社會福利。政府的責任就是如何使資源最優利用、使社會福利最大化。這種功利主義思想后來成了新貿易保護理論衡量貿易政策的基礎。

(2)最適度原理。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曾經在序數效用基礎上說明過經濟福利，指出經濟資源使用最有效狀態，即最適度狀態。其大意是：在收入分配為既定的前提下，如果對生產資源的配置作任何改變必然會在增加一些福利的同時給其他人帶來損失，這種狀態稱“最適度狀態”。新福利經濟學發展了帕累托的這一思想，提出交換與生產的最適度條件。交換的最適度條件是交易的兩種商品的邊際替代率對于使用者來說都是相等的；而生產的最適度條件是某種產品的邊際生產成本等于產品的價格，或者兩種產品的邊際產品交換率相等。在這樣的最適度條件下，生產資源配置最優化，產品生產最有效，產品交換彼此得到的滿足也最大化，從而社會福利也最大。最適度原理被新貿易保護論者運用到關稅上，認為如果課征關稅能使一國獲益，那么就會出現各國競相征收關稅，競相提高關稅，從而使國際貿易無法進行，各國回到自給自足狀態。為此他們不主張這種禁止性高關稅保護，而是傾向最適度關稅率，這是在自由貿易與禁止性關稅之間能使本國實質所得達到最大的一種關稅率，其公式為：t＇＝1/(ε＇－1)，換言之最優關稅率(t＇)就是外國進口需求彈性(ε＇)減1的倒數。

(3)補償原理。新福利經濟學家提出最適度條件后，也意識到這種條件未必存在于現實中，因為增加一部分人福利的同時可能便意味著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受損。為此，新福利經濟學家提出“補償原理”，即增加社會福利允許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補償損失之后還有剩余，社會就算增加了福利，政府在其中應采取適當政策使受損者得到補償。如對受益者征收特別稅，對受損者給予補償金，使受損者保持原有地位。

新貿易保護理論將這一原理應用于評價貿易利益的分配上，指出貿易利益分配是極不平均的，某項政策變動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損，為此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對受損者予以補償和救濟。補償原理在美國貿易政策上的實際運用便是在立法授權總統或貿易代表降低關稅的同時，又設立了某些“保護”條款或免責條款（即例外條款）。

除了福利經濟學外，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另一個重要來源便是凱恩斯主義。雖然凱恩斯本人并沒有系統地論述國際貿易理論，但其追隨者如美國的漢森、薩謬爾森和英國的哈羅德等人發展了他在國際貿易方面的觀點或思想，從而構成新貿易保護理論中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貿易順差論、外貿乘數論和國家干預論。

(1)新貿易順差論。在對外貿易中追求貿易順差，是重商主義理論的基本特征之一。凱恩斯主義也主張貿易順差，但與重商主義不同，它將貿易順差與就業理論聯系在一起。認為一國的貿易順差可以為該國帶來黃金，擴大支付手段，從而壓低利息率，刺激物價上漲，擴大投資，緩和國內經濟危機，擴大就業；相反，貿易逆差則會造成黃金外流，利息率上升，物價下跌，投資減少，經濟蕭條，失業者增加。因此凱恩斯主義指出，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在說明“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時忽視了國際收支在調節過程中對一國國民收入與就業的影響，事實上，一國外貿順差或逆差對于該國的經濟盛衰起著重要的作用。

(2)外貿乘數論。為了說明投資變動給國民收入量與就業帶來的影響，凱恩斯曾在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提出乘數原理，認為投資增長與國民收入擴大之間存在著一種倍數關系。凱恩斯的乘數原理后來被他的追隨者所發揮。漢森、薩謬爾森指出凱恩斯的乘數原理說明了一定量的投資對收入，就業的影響，但忽略了消費增加對私人投資的“誘致”作用。他們指出，引起投資變動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外生因素，包括人口，技術進步、新資源與新產品的開發及政府活動等；二是內生因素包括收入、消費、儲蓄和投資等。由內生因素變化所引起的投資變動，被稱為“誘致投資”。一筆投資會引起收入與消費的變動，而收入與消費的變動反過來又會引起投資變動，兩者相結合便產生乘數加速效果。

一國的出口與國內投資一樣，也具有乘數效果，而進口與國內儲蓄一樣，有減少國民收入與就業的作用。一國輸出商品和勞務，從國外得到的貨幣會使進口部門收入增加，消費也隨之增加。這必然引起其他部門生產增長，就業和收入也隨之增加。如此反復下去，國民收入增加就會是出口增加量的倍數。進口則正相反。因此，一國只有當貿易出超或國際收支順差時，對外貿易才會增加就業，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并使國民收入的增加量成為貿易出超的數倍。至于國民收入和消費的變動是否反過來必然產生“誘致出口”效應，問題則比較復雜，它不僅涉及到價格、利率、匯率、消費、儲蓄和投資等內生因素，還涉及到外國收入、進口國貿易政策和國際環境等外生因素。

乘數理論表明。第一、任何自發性的支出增加或政策誘發的支出增加都會使以y表示的產出、收入、就業提高數倍，其中封閉經濟下乘數為1/s，由于邊際儲蓄傾向(s)小于1，故乘數必定大于1；而開放經濟下的乘數為1/S+M；小于1/s，收入存在兩個“漏出”，一進入儲蓄(S)，一流入進口(M)。第二，開放經濟也對收入產生附加影響，如本國與外國自發性的需求轉換以及外國收入變動所引起的外國需求變動，而在封閉經濟中則不存在這一附加影響。當這種變動為正值時，這一附加影響顯然起到“誘致出口”效應，也就是說，在貿易順差時，對外貿易與國內投資一樣也起著乘數加速效果。這一結論自然為新貿易保護主義追求貿易順差、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增添了新的理論依據。

(3)國家干預論，自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理論出現后，美國貿易保護理論的國家干預思想又注入新的內涵。以前的聯邦主義認為國家干預的主要目的是扶植幼稚產業的發展以實現工業化；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有效需求，擴大就業，是出于反危機的需要。干預的手段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對外經濟政策等一系列宏觀經濟管理和調節措施。其理論前提是否定市場機制具有神奇作用，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已不能充分發揮自動調節經濟的作用，因此需要發揮國家干預和調節經濟的作用。

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論是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基礎，根據這一思想，新貿易保護主義要求政府加強進口管制，如實行配額制，要求生產國自動限制對美出口，規定最低進口價格等；同時采用經濟手段，諸如優惠貸款，出口補貼等措施來鼓勵出口；通過制定和實施有關對外貿易法規來干預貿易活動從而達到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保護和促進國內生產，實現充分就業目的。

4.其他現代國際貿易理論。

除上述兩大來源外，新貿易保護主義還從其他現代國際貿易理論中吸取“營養”：(1)工資差異論。該理論由哈根提出，認為一國工業部門的工資常常高于農業部門的工資，由此影響到工業生產成本。這樣，某些工業雖與外國工業相比具有比較利益，但在價格上不能與外國進口品競爭，因而仍難以發展，為此需設置關稅加以保護，使之盡可能地發展，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國民所得達到最大。后來哈根又對自己原先提出的比較利益的觀點作了修正，認為所謂比較利益，是指一國邊際轉換率與進口品相對價格的比較，而不是一國內不同商品以貨幣表示的相對生產成本與進口同類商品的相對價格比較。這樣，本國生產的工業制成品與農產品相比較，盡管其價格高于外來品，但可以增加國民的經濟福利。因此，這類工業只有在保護政策下才能生存。

新貿易保護理論吸取了這種分析工資差異的方法，將農業與工業兩個部門的比較擴大到各國間的比較，認為各國工資水平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或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工資水平往往較低，由此生產成本也較低；而經濟發達國家的工資比較高，生產成本也就較高（假使不考慮勞動生產率這一因素的話）。因此，如果自由進口，發達國家會在大量廉價品的沖擊下，難以維持較高的工資和生產水平。所以有必要實施貿易保護措施。

(2)貿易條件論。阿根廷經濟學家拉烏爾·普雷維什曾從發展中國家立場出發，指出由于農業國比工業國主要輸出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要小，因而農業國與工業國輸出品的相對價格便十分不利于農業國。這樣，農業國的利益有一部分通過貿易轉移到工業國。假如農業國實行保護措施，發展自己的工業，替代工業品進口，就可改變貿易條件不利狀況，而工業國如果實施保護手段，便會使農業國處于更加不利的狀況。普雷維什把世界經濟體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工業國中心地帶；另一部分是由不發達國家組成的初級產品外地帶，而地帶始終圍繞中心地帶的意旨發展。由于技術進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國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場被中心地帶國家所壟斷，地帶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通常關稅談判要求的互惠，其涵義對中心國與國是不同的。國保護工業的后果不過是矯正其初級產品與工業品收入需求的彈性差異，不會阻礙國際貿易進步；而中心國若取消保護，會增加國輸入中心國的能力，由此使中心國本身受益。因此，在貿易談判中不應要求國對等地削減關稅，而且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進口結構的變化，保護措施也應發生變化，但仍不宜對中心國家工業品的輸入全部放

開。普雷維什聲明，這一理論并不意味著國可以進行任何不合理的保護。[2]

發達國家中無論是主張自由貿易的還是持有保護主義觀點的人，對“中心論”都未給予直接的支持。因為自由貿易論者要求的是國際范圍的貿易自由化，而不是單方面的貿易自由化，而保護貿易論者更不主張本國初級產品市場對發展中國家完全開放。不過，新貿易保護主義吸取了普雷維什在論證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的必要性時對改善貿易條件的分析，并用于改善進口國貿易條件的分析上。提出對進口品課征關稅或實行數量限制，能夠促使出口國價格下跌，從而改善進口國的貿易條件，尤其對那些進口商品的數量占世界進口總量較大比重、有關商品的供給彈性又很小的進口國，這種進口限制的效果尤為顯著。

(3)市場扭曲論。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狀態，因而資源分配可達到最優化。然而，現實的經濟卻遠離完全競爭狀態，商品市場存在壟斷現象，生產要素市場各種人為的舉措使要素不能完全移動，造成生產要素價格剛性，從而產生產業界的工資差異；加上外部經濟等因素，使價格機制無法促使資源配置，造成市場出現扭曲。市場扭曲是指阻礙市場機制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況的一切制度上的原因，包括不完全競爭與市場機制失敗兩種情況。市場扭曲可能來自國內市場，也可能來自國外市場，無論來自何處，最佳政策就是直接干預產生扭曲的市場。這種干預政策便是對國外市場扭曲采取征收關稅；對國內市場扭曲采取非關稅措施。

除了以上這些理論外，還有反傾銷論、國家安全論、國內市場論、生產成本均等化論等等觀點。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一一闡述。

第9篇：國際自由貿易的例子范文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