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校園欺凌教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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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小學校園欺凌教育范文
相較于傳統的校園欺凌，新媒體時代下的校園欺凌在欺凌主體、欺凌條件、欺凌過程和欺凌后果方面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1.顛覆力量原則，欺凌主體擴大在傳統校園欺凌事件中，欺凌者一般在人數、年齡、身體特征等方面占據“優勢”，有學者將校園欺凌的這種現象稱為“力量原則”。新媒體時代，網絡欺凌的出現顛覆著這種“力量原則”[3]。現實中具有欺凌動機但處于“力量原則”下的弱勢學生，可以憑借對新媒體技術的掌握，依仗網絡平臺的虛擬性、匿名性和網絡信息傳播的低成本實施網絡欺凌。此外，網絡欺凌中旁觀者向欺凌者的身份轉化現象同樣擴充了欺凌的主體。有研究者曾經針對此問題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13%的網絡旁觀者加入過網絡欺凌者的行列[4]。2.打破時空限制，欺凌條件簡化肢體欺凌、語言欺凌等傳統欺凌一般發生在相對封閉的現實場所，且欺凌時間相對短暫，第三方的現場進入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校園欺凌發生進程，降低傷害程度。新媒體時代，在欺凌主體擴大且不需要借助外在優勢的同時，各種社交平臺、短視頻平臺甚至各類網絡游戲均可能成為實施欺凌的渠道，且由于新媒體工具的便攜性，以及欺凌行為脫離現實場所后難察覺和難阻止，這類利用現代化手段實施的欺凌行為可以隨時隨地24小時不間斷發生。欺凌主體借助網絡的便捷，打破時空限制，降低欺凌成本，從而簡化了校園欺凌發生的條件，使得網絡校園欺凌更為易發。3.擺脫情境約束，欺凌過程失控相比傳統欺凌中欺凌者的可視性，網絡欺凌傾向于采用匿名、化名等方式進行，即使學校發現了這類欺凌行為，也難以及時對欺凌者進行制止、追查和處分。同時，由于網絡欺凌的非及時反饋性，欺凌者的移情障礙可能會由此而增加，從而更為肆無忌憚地實施欺凌。此外，進入到網絡的欺凌信息使被欺凌者暴露在一個開放式交流平臺中，網絡欺凌事件由此往往在失控的局面下被廣泛傳播，而網絡交往中視覺線索的缺失也容易造成信息傳播者對語義的理解偏差，加大了網絡欺凌被及時控制、解決的難度。欺凌過程的失控，不僅給被害學生造成更為嚴重的心理傷害，也為校園欺凌治理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困難。4.污染愈合環境，欺凌傷害反復新媒體時代，網絡平臺信息傳播的高速性、交互性、彌散性使得欺凌信息被多次、多樣、有意、無意地提及，多群體參與的特點在網絡欺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加上網絡交往的去人格化和共情缺口的加大，每一次新參與者的不良言論，都使受害者的心理創傷程度不斷被加深。長此以往，受欺凌者容易形成內歸因的歸因習慣，從而產生悲觀、低自尊、抑郁等不良心理狀態，情緒過激者還可能產生自殘甚至自殺的想法和行為。
二、新媒體時代中小學校園欺凌防治面臨的挑戰
新媒體因其在信息傳播、資源種類、技術復合性等方面的特點，給校園欺凌防治帶來了新的挑戰。1.新媒體信息傳播的虛擬性和匿名性降低了信息的可靠性新媒體的出現，為受眾的信息接受、傳播、主動參與帶來便利的同時，其匿名性和虛擬性的特點挑戰著其所承載信息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在網絡信息環節，由于主體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媒介“把關人”的作用很難發揮出來，很多時候都只能是“事后追責”；在網絡信息傳播的環節，傳播者魚龍混雜，個體脫離了群體限制，成為了一個符號、一個IP，真實身份的遮蔽和網絡倫理的虛化，使得一些人拋棄了道德規范和約束，肆意傳播虛假信息和不良信息。2.新媒體資源的異質性削弱了教育效果由于新媒體資源的異質性和無序性，中小學生可能受到暴力游戲、野蠻文字、血腥視頻等不同形式的不良網絡信息的侵擾。Slater等人就曾對2000名中學生進行過調查研究，評估了觀看動作類電影、玩暴力電子游戲、訪問暴力傾向網站的學生的攻擊性，他們發現，媒介暴力接觸和使用是預測青少年學生暴力行為的主要依據[5]。如此一來，新媒體資源的多樣性和異質性不僅有可能沖擊和抵消線上線下教學的積極的教育效果，還可能讓學生萌發出實施校園欺凌的心理沖動，在一定程度上為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開展帶來了阻礙。3.新媒體工具的技術復合性對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養提出了新要求新媒體環境下，技術更新速度快、信息互動性強、平等性突出等特點要求新媒體資源使用者擁有強烈的好奇心、察覺新鮮事物的敏銳性、對新生事物的認同感和熟練運用各種新媒體工具的能力。對于中小學從事校園欺凌防治的教育工作者來說，這無疑是對他們的媒體素養提出了新要求。當前，教學目標實現、課堂秩序管理、科研工作重荷等已經讓很多教師處于高壓狀態，部分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開始呈現出了發展上的惰性。如何幫助教師提升對新媒體技術的價值認同，主動參加信息素養培訓，從而有效參與校園欺凌的防治工作，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新媒體時代為中小學校園欺凌防治帶來的機遇
雖然新媒體時代對中小學校園欺凌防治提出了更為嚴峻的考驗，但是，新媒體在資源、平臺和工具等方面的諸多優勢，也為中小學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開展開創了新的局面。1.新媒體資源的多樣性和全面性有助于提升校園欺凌防治教育的效果新媒體時代，網絡平臺上豐富全面的專題案例和研究成果不僅能拓寬相關教育者的眼界，也能提供系統性、主題式的課程資源。同時，網課的興起有助于因校制宜開展校園欺凌防治教育工作。另外，新媒體便利的傳播平臺和多樣的傳播手段可以很好地擺脫傳統教育中課堂教學、現場講座等活動的時空限制，隨時隨地為學生開展校園欺凌防治教育。新媒體所帶來的教育內容和組織形式的多樣化設計，能夠激發學生參與校園欺凌防治的主動性，加強學生自我保護意識和責任感，從而提高校園欺凌防治教育的效果。2.新媒體平臺的交互性和及時性有助于加強各教育參與者之間的聯結一方面，新媒體平臺有助于建立師生無障礙溝通的橋梁。新媒體平臺交流的即時性和匿名性，一定程度能消除受欺凌學生對于被取笑、報復等的顧慮和擔憂，便于他們向學校和老師進行有關事件的反映和反饋，為防治校園欺凌及時提供有效信息。另一方面，新媒體有助于加強家庭與學校間的合作。在校園欺凌的防治上，家校間的信息互通、行動趨同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之一。學校可以依托微信、QQ等網絡平臺，與學生家長及時便利地溝通，對學生的心理狀態、學習狀態、生活狀態等及時把握，加強多方面的緊密聯系與合作，提升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時效性和深入性。3.新媒體工具的高效性和精準化有助于提高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效率新媒體時代，校園欺凌的相關統計數據、典型案例和教育經驗總結可以借助專業化的工作平臺和存儲空間及時被教育工作者利用。新媒體強大的數據處理系統和分析軟件能在幾秒鐘之內完成傳統數據處理手段幾小時、幾天甚至更長時間的工作量，同時能把更廣、更大范圍內的校園欺凌事件整合起來進行更高層面的對比分析，在宏觀上為其提供理論支持和解決方案，從而提高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效率。同時，新型的移動網絡環境中不良信息的智能過濾工具擁有強大的信息篩選功能，有助于中小學建立和完善校園網絡信息篩選系統。
四、新媒體時代中小學校園欺凌防治的創新策略
1.提升教育工作者參與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理性自覺校園欺凌防治工作高效開展的前提是提升教育工作者參與工作的理性自覺。新媒體時代，校園欺凌在主體范圍、時空限制、欺凌方式等方面有著新的發展。防治校園欺凌急需教育工作者打破對校園欺凌的刻板印象，強化對這一工作的職責意識，加強對“打架互懟”“打鬧捉弄”“報復”等類校園欺凌事件的預防、識別和監管[6]，防止各類校園安全事件向更為嚴重的校園欺凌升級。教育工作者還要強化信息化觀念，培養信息化情感，提高自身信息素養，將利用新媒體進行校園欺凌防治工作內化為個人職業發展和專業成長需求，在提升對這一工作參與的理性自覺中實現自身教學生命的優化。2.創新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新媒體時代，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信息化教學的手段，通過新媒體工具放大、穿插、重復、定格等功能對學生的感官進行多重刺激，突破學生的知覺限制，彌補傳統防治校園欺凌教育中學生的情感匱乏。此外，還可以利用線上模擬體驗技術為學生構建“校園欺凌虛擬體驗室”，在不違背倫理性原則的前提下，設計校園欺凌環境模擬與角色扮演等模塊，讓學生在體驗校園欺凌中提高共情能力和道德想象力，幫助學生在真正面對校園欺凌時做出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3.構建多方參與式數字化校園欺凌防治平臺防治校園欺凌是一項綜合性工程，需要政府、家庭、社會的多方協作。學校作為防治校園欺凌的主陣地，在提升教育工作者理性自覺、創新校園欺凌防治工作實施路徑的同時，還可以發揮新媒體設備強大的宣傳功能，統籌協調校園中各類新媒體工具，形成多主體、多維視角的宣傳方陣，營造校園欺凌防治的文化環境，浸潤學生心靈，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政府部門在加強反欺凌立法和監管宣傳之外，可以借鑒國外經驗，為我國中小學生設計反校園欺凌網站、小程序或APP，設置信息宣傳、師生交流、家校合作、心理咨詢等欄目，助力校園欺凌防治教育；家長、社區可以利用手機、電腦等新媒體設備積極參與校園欺凌防治工作，消除對青少年欺凌行為的認識與評價偏差，從家庭層面進行欺凌預防以及支持反欺凌教育，形成校園欺凌防治合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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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中小學校園欺凌教育范文
所謂專門學校，實際上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工讀學校，即國家針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未成年人開設的一種特殊教育學校，不屬于行政處分或刑罰的范疇，其教育宗旨在于矯正、感化“問題少年”。因為種種原因，“工讀學校”近十年已逐漸消失，目前國內該類學校僅有60多所。近年來，鑒于中小學校園欺凌和暴力案件呈多發趨勢，相關專家呼吁恢復這類學校。
事實上，“工讀學校”之類的專門學校很有存在的必要，其踐行的“陪護教育”、職業技能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正常的學校教育“三不誤”課程設置，是因材施教的重要體現，為轉化有嚴重不良行為學生提供了一種可行的途徑。然而，專門學校一直門可羅雀，招生困難，甚至因此辦不下去，其背后橫亙著的是難以逾越的各種難關。
“問題學生集中營”“把壞學生關起來教育”等觀點，是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偏見。出于要面子或保護孩子的心理，很少有家長愿意承認自己的孩子是“問題學生”，主動送孩子進專門學校就讀的家長就更少了。因此，如何保證“該送則送”，依然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一些地方出臺相關政策，確立了送讀專門學校的“三同意原則”，即本人、學校及家長均要同意，以保障未成年人權益，這種謹小慎微的制度設計，正是出于關照教育對象和家長心理顧慮的考量。
但必須指出的是，在規避刑罰的前提下，將屢教不改的“問題學生”送專門學校就讀，已經是最大限度的教育挽救和保護，因此各方對其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都應形成一種共識，不能因為存在心理顧慮就手下留情。對此，筆者認為，可考慮將送“問題學生”入讀專門學校納入法律范疇，以法律形式確立強制性規定，做到堅決執行，該送則送。
這種堅決執行的好處在于：一方面可以倒逼教育對象形成敬畏法律的心理，破解校園欺凌與暴力及青少年違法犯罪等防治難題，最大程度地體現法律的威懾作用，讓法制在青少年心里構筑起一道防護墻；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家長重視家庭教育，正視孩子存在的問題，主動尋求學校、社會和司法的幫助，通過多種途徑積極挽救孩子。
第3篇：中小學校園欺凌教育范文
一、校園欺凌原因分析
1.家庭因素
不良家庭教育和家庭環境。在激烈的現代社會競爭中，許多家長受不良社會風氣熏染，變得浮躁、虛榮、功利和世俗。有些家長認為，養育孩子是家長的事，教育學生是學校的事，孩子吃住在學校，責任應該由學校承擔，他們把教育孩子的事完全推給了學校，推卸自己的教育責任；學生一個學段8天或9天在學校，出現問題打電話讓家長來校了解情況，部分家長，滿口粗話，家庭暴力不斷，使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不用暴力解決不了問題的心理和習慣；許多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有些家庭為了孩子能考高分，上重點學校而采取顯性的“棍棒式”教育，成績不好輕則諷刺挖苦，重則打罵或者是百般溺愛孩子，全權孩子選擇學校、興趣和愛好，只要把學習搞好了，什么要求都可以滿足，什么家務都可以不做；有些家長對孩子的學習不聞不問，家長會借口不去參見，覺得孩子在寄宿制學校上學，至少吃飯不掏錢，住宿不付費，還要發車補，寄宿學校學習挺實惠，更不用說對學生的學生教育了。
家長素質不高和陳舊的教育傳統觀念。寄宿在校的學生在學校的言行，無不帶有父母的影子。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的行為方式。不難發現，凡是愛占小便宜、斤斤計較、小偷小摸的父母，其子女長大后也有偷東西的行為習慣；凡是動m打罵孩子的父母，其子女長大后也有暴力傾向。多數中小學校園欺凌的實施者生活在充滿暴力的家庭環境中，他們耳濡目染了家長的暴力和敵對行為，在無形中形成了用暴力解決問題的心理與習慣。在家庭中，學生目睹父母之間的沖突或者暴力行為，其不良的影響滲透在學生整個生命歷程及人生各種不同的領域。單親家庭和重組家庭中生活的孩子，得不到正常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溫暖，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創傷，甚至是畸形的心理，也是引發校園欺凌行為的主要因素。
2.學校因素
農村寄宿制學校的管理體制不完善。一方面，大部分農村寄宿制小學的管理還處于“以看管為主，以不出事為原則”的低水平，學校對學生的問題行為與心理狀況往往缺乏關注和引導。另一方面，農村寄宿制學校環境相對封閉，學生24小時都在一起生活，這就為校園欺凌的發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場合。
農村寄宿制學校輕德育重智育。當下，輕德育重智育的應試教育依然在寄宿制學校占主導地位。考試成績是家長和社會評價學校好壞的主要指標，為了讓學生考出好成績，學校不惜付出一切代價，采取一切手段，給學生創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有些寄宿制學校取消了與考試無關的各種課程和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有時連體育課、美術課、音樂課也被所謂的正課所搶占，讓學生沉溺單一的學習和考試中，造成身心疲憊，產生厭學情緒、緊張、壓抑，學生不能輕松愉快的求知，產生畏懼和畏難心理；一部分“邊緣生”懷疑自己的智力和能力，產生自卑和失望心理等，這些“無望之輩”，就會“無望生非”被欺凌的事情往往發生在這些學生身上。
3.社會因素
校園周邊不良環境影響和干擾。有些寄宿制學校處在郊區，周圍有不少小賣部，店員偷偷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有些移動商販隔著校園圍墻給里面的學生兜售食品或其他物件，學校值班教師、領導驅趕干預效果甚微；有的寄宿制學校校門口（不足10米）就是農貿集市，每月逢1逢5在這擺攤設點，市場商販的吆喝聲，買家賣家發生口角的謾罵甚至打架的情況，也司空見慣，商業性活動的干擾和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在市場經濟環境的沖擊下，青少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機，一部分青少年沒有信仰，沒有追求，沒有敬畏，靈魂沒有寄托之所。因此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為校園欺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還有受社會幫派的“哥們”義氣影響，使生理和心理都不成熟的中小學生產生盲目崇拜，從而產生欺凌他人的現象。
二、校園欺凌解決對策
1.家長重視
家長需要和孩子保持順暢的交流和溝通，既要教導孩子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下處理問題和珍愛生命，又需讓學生明白，必須為自己欺凌別人的行為承擔責任。
視“仁愛”為基本養料，重視學生友善品質的培養。講“仁”與“愛”思想作為培育學生優秀品德的基本精神養料，提倡同伴之間的相互愛護，“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必從而利之”。
中小學生正處于身心發展的巨大變化階段，具有極強的可塑性。如果家長從小對孩子進行友善教育，這粒友善的種子就會逐漸在孩子心靈開花結果，孩子就會形成正確的生命觀和健全的個性。自然而然，這些孩子將來能在學校以友好的方式處理與同學的關系，愉快地學習與生活，避免攻擊與暴力行為。
教育孩子懂規矩守規矩。家長通過教育改變孩子錯誤的認知與世界觀，掌握正確的法制紀律觀念，使其在面對沖突時，能沉著冷靜對付而不至于盲目沖動。父母要教育孩子對生命的敬畏和呵護，而不是肆意地虐待生命，讓孩子在沖突中避免傷害他人。對孩子進行規則教育，不以規矩，不成方圓。所有人做任何事情，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否則會給他人帶來危害。
2.學校教育
學校是青年學生成長過程中必須依賴的場所，學校應該切實有效地采取措施預防校園欺凌，以保障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
充分利用學校的教育陣地做好宣傳教育。如利用黑板報、櫥窗、廣播室等，做好宣傳輔導工作，鼓勵學生多讀書，讀好書，以良好的文化素養感染人，以淵博的知識說服人；可以采取集中培訓、教育學生學會基本的防范本領和運用法律途徑來保護自身權利的技能，學會找教師或班主任幫忙，而不是以武力來解決。加強對學生的法制教育，讓學生懂得相應的法律知識，學會用法律規范自己的言行，為將來走上社會打下良好的基礎。
優化教育行為，構建和諧的教育環境。減輕學習壓力，緩解學生的厭學情緒，多開展校園活動，重視心理引導，開設心理健康教育活動課、團體心理輔導、個別輔導等形式，使學生學會學習，學會適應，學會生存，學會做人。針對極有可能會出現心理問題的學生，如離異家庭子女等，向他們傳授克服困難的策略，幫助他們提高自身能力。對那些中等甚至嚴重心理失調的學生進行個別的監控和心理矯正。要加強管理，制定措施。課余時間團委、政教處和班主任要進行檢查，在欺凌發生時，學校和教師對這一行為反對的態度要堅決，批評要嚴肅，切不可有半點的遷就。營造全員育人的濃郁氛圍。要營造關懷、尊重、包容和支持的校園氛圍，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制定并有效地執行反欺凌制度，以及明確清晰而又有力的懲戒措施；加強操場、寢室、走廊等地的監管，對學生進行反欺凌教育及應對方式的教育；對教師進行專題培訓，以提高教師處理校園欺凌事件的意識、知識和技能，在發現校園欺凌行為時，其余同伴（互助小組、朋友圈等）敢于面對欺凌者，支持被欺凌者，能采取合理的方式進行調節與干預。
3.建立健全關愛服務體系
呼吁全社會重視關注留守兒童教育。構建全社會的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和救助保護機制。不要讓留守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父母外出后應當與留守兒童每個月至少聯系一次。各級政府應加強留守兒童保護工作，健全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和救助保護機制。民政、教育、公安、司法行政、財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衛生計生等部門應當采取措施，共同做好留守兒童保護工作。
民政部門會同教育、公安等部門建立留守兒童信息管理平臺，定期核實、更新留守兒童基本信息，對留守兒童信息實行動態管理。共青團、婦女聯合會、工會、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以及其他有關社會團體應當發揮自身優勢，組織開展關愛留守兒童服務活動。
第4篇：中小學校園欺凌教育范文
類似的校園暴力事件，近年來頻頻被曝出。在校園暴力事件中，女生施暴行為增多、初中生比例高已成為不容忽視的新特點。
8月15日，共青團陜西省委邀請律師、法官、專家和公益界人士，共同聚焦校園暴力現象，圍繞這一話題展開分析探討、提供對策思路。
女生施暴多采用侮辱方式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2013年到2015年，我國各級法院審結的100件校園暴力案件中：針對人身傷害的暴力已經占到88%之上，實際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嚴重后果的高達67%。
“新近發生的多起校園暴力事件正趨向‘規模化’。”對在媒體上搜集到的51個校園暴力典型案例進行梳理后，西北政法大學教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管華發現，有多人參與的校園暴力事件多達37例，且均為多個孩子毆打一個孩子。
施暴形式也更加多樣化，使用刀具、棍棒和其他工具的，有十幾例；超越限度的侮辱，如辱罵、下跪、食穢物、現場拍照、拍視頻上傳網絡的，有20多例。致人死亡、重傷的占約30%，更多的則是使受暴者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不敢見人、神情恍惚、恐懼上學。
這些校園暴力事件往往發生在放學后，剛剛放學時發生率最高，其次是上課前后。在寄宿制學校，則多發于晚上。事發地點主要在宿舍、廁所，因為這兩個地方沒法安裝攝像頭，除此之外多發于校門口。
令人意外的是，女生施暴行為占到一半，多采取侮辱方式，對受暴者造成心理上的嚴重傷害。
“相較小學、高中而言，初中生校園暴力最為嚴重，占64%。”管華表示，發生在初中階段的校園暴力常以“團伙暴力”為特點，往往是打群架、多對一。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100件校園暴力刑事案件的統計報告：從涉案階段看，小學生占2.52%，初中生占33.96%，高中生占22.64%。由于我國刑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只對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承擔刑事責任，所以初中生的校園暴力實際發生率并不能得到全面反映。
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報告中，100起案件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中：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被告人55人，占34.59%；已滿十六周日歲不滿十八周歲的被告人104人，占65.41%。
只有動刀動棍、嚴重攻擊才是校園暴力？
在我國，什么是“校園暴力”，至今沒有明確界定。
很多人認為，校園里的語言侮辱或同學間的外號、口頭禪，只是玩笑，不算暴力，只有動了刀子、棍子，有嚴重的攻擊行為才是真正的暴力。老師對學生語言上的不妥當，也會被認為只是出于教育目的，而非暴力。
對更廣泛的公眾來說，校園暴力似乎只是那些“發生在學生中，以欺凌為主要目的的肢體暴力和侮辱行為”。只有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后果，才可能引起相應的重視。
即使如此，這樣的校園暴力在現實中往往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專家認為，社會經驗不足、缺乏自我保護的意識和方法，使未成年人在遭遇暴力欺凌時，往往膽小怕事、不知所措。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會主動或在第一時間將情況告訴學校或父母，“這使大多數的侵害行為被遮蔽，也使其發生往往具有長期性”。
同時，處理校園暴力事件中，學校普遍的失當做法也給未成年人傳達了錯誤信息：只要沒被媒體報道出來，或沒有家長追責，學校就會“能壓則壓”“能蓋就蓋”，態度消極。
通常，暴力行為輕則由班主任老師教育批評，重則由學校教導處給予紀律處分，不到萬不得已，學校很少會選擇報警求助。否則，事情“鬧大”，會影響學校的聲譽和學校領導的仕途。
發生在某職業院校的一起刑事案件，令當天參加討論的一位法官記憶猶新：5名女生在放學后，用酒瓶、煙頭等工具，對同校的另一名女生進行毆打、侮辱，手段極其殘忍。一審法院依法判處了5名施暴者實刑，但5人的家長托關系、找熟人到二審法院，要求改判緩刑。
“這些家長還未意識到，自己孩子的行為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家長的行為將傳遞給孩子錯誤信息，“我犯任何事，都可能在家長協調下不受制裁。”
相關立法仍存空白
“校園暴力，就只是學生間打打鬧鬧的小型糾紛。”在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徐征看來，公眾的這一普遍認知，已造成此類案件與法律間的關系疏離。
2011年至今的5年里，西安市法律援助機構共接待涉及校園暴力的法律咨詢2 580人次，受理并辦結的卻僅為200件左右，占7%。
“咨詢的多，申請的少。”很多人認為，校園暴力只是孩子間的打鬧，加之事情發生在同學間，對采取法律途徑處理也有顧慮，所以大都會選擇調解解決。
事實上，我國校園暴力立法也存在“空白”。陜西省律協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王江濤表示，在特別法立法領域，《未成年人保護法》《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決成年人對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問題，而對未成年人之間實施的暴力、侮辱行為，均沒有涉及。
在一般法立法領域，“對暴力侵害、妨害自由等行為的法律懲戒標準過高”。比如，只有造成人體輕傷、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時以上，才分別構成刑法上的故意傷害罪和非法拘禁罪。而對于污辱、誹謗，必須造成嚴重后果才能構罪，且該罪屬于“自訴”范圍，必須要當事人自行搜集證據、自行去法院。
校園欺凌上升到刑法的，少之又少，而《治安管理處罰法》同時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違反治安管理的，從輕或減輕處罰；不滿十四周歲的，不予處罰，但應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
“‘重’對未成年加害人的保護，‘輕’對未成年受害人的保護”，使現行法律對校園暴力的懲戒缺乏雙向保護的平衡，也很難對施暴行為起到震懾作用。
“我國現行法律出于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使其在犯罪后常受不到有效處罰，這也導致校園霸凌行為的屢屢發生。”陜西理工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楊川林認為，在校園暴力防治方面，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
“針對校園霸凌行為，英美兩國都具備較為健全的法律體系。”以英國為例，有兩部主要立法，《惡意通訊法》和《平等法》。美國則有5部法律，涉及中小學校園霸凌行為：《民權法案》《教育修正案》《康復法案》《年齡歧視法案》及《殘障人士法案》。
這些立法中，對校園暴力行為與其他行為有著嚴格的區分和界定。
在英、美兩國，通常以下兩大類行為并不被視為校園霸凌。一是刑事犯罪行為。以下4種行為不列為霸凌行為，而屬于刑事犯罪，它們是“用武器和其他物品嚴重攻擊別人”“明顯的偷盜行為”“傷害身體或者殺害”“害”。
其次，是次霸凌行為。次霸凌行為，是指在激烈游戲和相互戲謔中受傷，不過這些行為并沒導致傷害，“它們并不屬于校園暴力范疇”。
美國的校園暴力范疇，被列入的法律主體有4個：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工作人員、家長、校外機構，美國非常重視“家長”和“校外機構”在校園暴力發生后的法律責任。
早在1999年，英國就規定：家長在校園暴力發生后也負有連帶責任。實施霸凌行為的學生遭停學處分時，家長也是責任主體，需要配合學校和有關當局來治理未成年人的行為。法院的“教養令”包括兩個方面：一、家長要負責對學生的課程輔導；二、家長要配合學校改善學生的行為。
另外，美國規定，在學生出現違法、，甚至任何具有威脅性、挑釁性和破壞性的行為時，法院也可以對家長發出“教養令”。這樣的舉措，將家長有效帶入校園暴力的治理范圍，也減緩了有關機構的壓力。
此外，英美兩國均十分重視校外機構的參與。“政府是一個有限的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攬，很多事情需要通過專業機構完成。”――如果學生因為霸凌行為被停學，或是面臨退學處分，除了給予學校的輔導，政府也會通過校外機構依法提供替代性教育服務。
防范校園暴力帶來“二次傷害”
直面校園暴力，尋求解決途徑，成為必須面對、迫在眉睫的問題。今年4月28日，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下發通知，對校園欺凌開展專項治理。這意味著，校園暴力問題已引起重視，將其治理納入國家治理層面。
在專家們看來，一個多方聯合，社會參與，協調互動，貫穿事前、事中、事后各個環節的綜合治理平臺的建立勢在必行。
“‘三級預防’體系亟須構建。”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褚宸舸表示。“一級預防”針對全體學生，加大教育力度，幫助其建立底線意識、安全意識和面對暴力時的自我保護能力。同時，學校建立暢通渠道，制訂應急預案，定期排查潛在的校園暴力誘因，為學生提供隨時可觸及、隨時可獲得、隨時可信任的幫助，消除被欺凌者的心理恐懼，治校園暴力于“未病”。
“二級預防”：在已出現問題的情況下，對施暴者及時制止、訓誡，對受害者及時救助、輔導。
“三級預防”：杜絕可能會持續或反復發生的校園暴力，或因媒體報道帶來的二次傷害。
這其中，“判后教育”尤其值得關注。目前，我國校園暴力事件發生后，施暴者除了進少管所，就是被判緩刑回家。實際上，出現問題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多有缺失，他們回到社區后無人看管，重復犯錯率非常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