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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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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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關“簡政”助自貿區增效提速[N].科技日報，20141218，（6）.

[8]楊群.口岸如何“管得住”又“快起來”[N].解放日報，20140304，（4）.

[9]蔡巖紅.海關一年推23項自貿區新制度[N].法制日報，20140917，（6）.

第2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實施策略

中圖分類號： F75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1069（2016）32-88-2

0 引言

“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的提出，為以陜西省西安市為中心的城市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視角。積極主動地建設以西安為中心的自由貿易區成為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的必然要求。

1 西安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的必要性

1.1 西安具有優越的地理區位優勢

西安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城市建設自由貿易區，可以憑借地理區位和國家相關政策的優勢輻射周邊地區關中城市群及“西三角”經濟帶的發展，使西安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樞紐，對于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能提供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作用。西安會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可以為西安帶來高端裝備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充分發揮關中地區的比較優勢，也可以與中亞、中歐地區開展貿易，互通有無。西安自由貿易區可以構建開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1.2 西安作為中國西部重鎮，絲路起點城市，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

建立西安自由貿易區，將會打通中國東中西部貿易通道，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為絲路經濟帶建設提供戰略支撐點，促進內陸開放步伐，發揮對絲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輻射和集聚效應，促進國際跨區域合作，特別是與中亞五國及中歐地區的有機聯系。利于形成合作共贏的新經濟體系，有效降低國際區域合作的成本。

1.3 西安國際內陸港的建設和發展為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西安內陸港的建成可以起到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的作用。實現絲路經濟帶若干城市群與環渤海經濟帶、長三角經濟帶、珠三角經濟帶的有機協調發展。設立絲路經濟帶西安自由貿易區，發揮西安綜合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的優勢，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貿易園區范圍、輻射關中城市群，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旅游業、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新型產業。

2 西安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的條件分析及功能定位

2.1 西安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條件分析

西安作為陜西省會，西北地區最大城市，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世界級旅游城市，區位條件優越。有現代化立體化的現代交通網絡，西安咸陽國際機場是我國六大空港之一，西安市我國西部地區最大的鐵路樞紐，是歐亞大陸橋的重要節點。高度發達的現代交通網絡的建成，西安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及我國中部、西南、西部腹地的聯系更加便捷，西安的區位優勢更加突出。西安區域經濟中心地位明顯。在內陸型城市中，西安設立陸港型綜合保稅區，財政、土地、稅收等各方面的優惠政策明顯。西安國際港務區的地理位置優越， 2015年第一季度，西安GDP總值超過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四省區的經濟總和，經濟實力強大。西安綜合保稅區具有較低的集裝箱裝卸費用，國際中轉總量比重逐年提升。西安市所在的陜西省礦產資源豐富，陜北能源基地為西安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提供能源支持。西安綜合保稅區地理位置優越，與西安咸陽國際機場比鄰，距離西安行政中心、海關兩個特殊監管區域距離較近，口岸功能完善，為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提供了條件。

2.2 西安內陸自貿區的功能定位與發展方向

國內正在建設的自貿區各有特色，上海自貿區定位為國家級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自貿區更加注重粵港澳合作，帶動珠三角經濟發展，為推進海上絲綢之路服務；天津自貿區面向東北亞市場，為京津冀一體化服務；福建自貿區重點在于突出海峽兩岸合作，形成閩臺經濟一體化。總體來看，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屬于沿海型自貿區，西安要建設的自貿區屬于內陸型自貿區，定位應不同于其他已經批準設立的自貿區。西安自由貿易區應該準確定位，著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內陸型自由貿易試驗園區，帶動陜西關中城市群發展，引領西北五省區及陜成渝西部金三角經濟帶經濟發展，輻射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城市與地區互聯互通、協調發展。西安建設的自由貿易園區，應結合自身優勢打造區域金融中心、商貿中心、科研中心、物流中心，將注重功能整合，結合區域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與競爭對手適當錯位發展，避免惡性競爭和重復建設，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特別是針對中亞五國與東歐國家積極有效地開展對外合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差異化發展策略。

3 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的實施策略

3.1 貿易、投資領域的制度創新

借鑒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區的經驗，西安在貿易、投資領域應進行制度創新，制定西安自由貿易區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政策，逐步放開對國內外投資者在西安的投資限制，廣泛吸引外資。應對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變為注冊制，方便外商投資，降低投資準入門檻，為外商投資提供便利。西安自由貿易區應逐步減少和取消對于外商投資者的資質要求、股權比例、業務范圍等方面的準入限制。制定先進區，后報關的相關政策，增加貿易和物流企業的數量和層次。西安自Q區應重點發展絲路經濟帶核心城市轉口貿易、國際配送、國際采購、增值加工等主體業務，大力發展金融、會展、休閑、信息等現代服務業，形成體系完整、改革力度大的自由貿易區投資、貿易體系結構。

3.2 以“絲路經濟帶”為依托，提升西安開放水平

繼上海成立自貿區后，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建設相繼獲批，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應有區域性特色。西安的競爭力體現在西安擁有區位優勢，應盡量爭取政策支持，獲取改革紅利。以絲路經濟帶為依托，西安地處中國版圖的中心位置，聯通東西、輻射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在交通、信息、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較為完善。西安高校眾多，研究實力雄厚，五大主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旅游業、現代服務業、文化旅游產業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城市豐富的能源資源、相關產業形成有效的補充，可以做到產業互融。西安口岸平臺齊備是西安的一個重大優勢。西安市不沿邊、不靠海，但有西安國際港務區這個全國最大的內陸港，還擁有兩個功能齊全的綜合保稅區和一個出口加工區，在海關特殊監管和對外開放政策創新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和經驗，有能力有條件為絲路沿線對外開放提供便捷的口岸物流服務，建設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進一步提升西安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輻射、帶動、服務、支撐作用，使之成為聯通歐亞、承東啟西的樞紐，進而達到以點連線、以線帶面的效應，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的8個城市群之間，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與長江經濟帶、沿海經濟帶之間的互融互通、協同發展。”建設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試驗區將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撐可有效提升西安開放水平。為絲路經濟帶自貿區的建設提供物質基礎和條件。

3.3 轉變政府職能條件下的制度創新

建設自由貿易區，政府職能的轉變顯得尤為重要。要建設西安自由貿易區，要專注于政府職能轉變。按照自貿區理念，建設自貿區需要按照要求改造政府職能。政府要在市場準入方面進一步放開，貿易要向“境內關外”的目標努力，做好事后監管。要求政府必須是一個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政府在相關領域既要管得少又要管的到位，政府應是效能政府、服務型政府，要為市場主體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同時，西安市政府應效仿上海等地，加強自身的改革和流程再造，優化對于市場和企業的服務。西安市政府還應在培育社會信用體系、完善信息共享、綜合執法制度、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市場監管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并嚴格遵守，將其作為事中事后監管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進行研究和如破。

參 考 文 獻

[1] 馮宗憲.國外自由貿易園區發展的態勢及我國的對策[J].經濟縱橫，2015，10.

[2]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西安自貿區可行性分析及政策建議[J].西部財會，2016，4.

第3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保稅區；自由貿易區；轉型

中圖分類號：F文獻標識碼：A

我國的保稅區是在借鑒國外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并以發展為世界一流的自由貿易區為目標，是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特殊經濟區域。因此，也可以理解為，是符合我國國情的自由貿易區的初級形式。

一、自由貿易區理論進入我國

自16世紀開始，就在一些國家陸續出現了包括自由貿易區在內的經濟特區。可以說，自由貿易區是國際經濟聯系的歷史產物；在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越來越引人注目。改革開放不久，我國專家學者便開始研究世界上經濟特區的有關理論和具體實踐，并編撰成書，旨在把世界上的自由貿易區介紹到中國。

郭信昌（1987）等學者闡述了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的產生發展、性質作用等基本理論，對自由貿易區選址、建設規劃、立法制定、行政管理、投資促進、優惠措施作了分析。曲云厚（1987）等人在此基礎做了更深入、更系統的理論分析。按照經濟特區的特點及功能，把經濟特區由低級到高級，分為自由港、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和科學工業園區四個基本形態，并將其演化進程進行了縱向比較，揭示了其不同的特征、功能及發展中的問題。與此同時，對各個國家同類的經濟特區進行了橫向比較，找出它們各自的成功或失敗之處。對我國保稅區的設立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對保稅區的研究

我國保稅區正式批準設立后，對保稅區研究也逐步豐富起來，包括保稅區的定性、功能定位、管理體制、法律法規、產業結構、土地開發、稅收與關稅、建設資金的融措，等等。

1、保稅區的定性。在保稅區的定性上，陳章喜（2002）將保稅區概括為保稅倉庫與保稅工廠的集合區域是以保稅業務為基礎的國境內、關境外的特殊經濟區域。陳志龍將其定義為不叫出口加工區的出口加工區，處在境內關內，是自由貿易區的一種。李力（2001）認為是保稅倉庫、保稅工廠向自由貿易區演變中的一個過渡概念，是向自由貿易區發展過程中的早期階段。但不難看出，這些表述都將保稅區定性為自由貿易區的特定表現形式。

2、保稅區的功能定位。我國保稅區設立伊始，其功能覆蓋廣泛。劉助仁（1995）將其歸納為轉口貿易、出口加工、商品展示、保稅倉儲，以及金融、服務等十余種功能。林康等（2000）也指出，世界自由貿易區的功能設定是根據區位條件和進口貿易的流量而確定的，并且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而調整和發展，而我國的保稅區則試圖涵蓋自由貿易區的全部功能。張鳳清（1996）認為，各保稅區應根據自身情況進行功能選擇，避免功能趨同；要依據國際性、特殊性、服務性、協調性及務實性原則，應選擇最具優勢的保稅倉儲。雖然我國保稅區最初定位是倉儲、轉口和加工貿易，但1998年以來，物流分撥成為主要功能，并且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鄭德雁，2002）。宋黎（2006）也認為將物流分撥作為主要功能進行開發，并由此帶動周邊區域物流業的發展，是保稅區功能的回歸，是保稅區的政策和設立目的的要求。但從目前我國物流產業的發展現狀來看，普遍存在著“小”、“少”、“弱”等問題，而提供一攬子綜合物流服務是現在和未來的主流方向。因此，應通過引進和發展龍頭型保稅物流項目，推動中小型物流企業的整合，合理化物流產業組織結構，集聚物流產業群，延伸物流產業鏈。

3、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保稅區已逐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管理體制，但也存在著一亟待解決的問題。制定管理體制必須有助于特定功能的實現。李友華（2006）認為，當我國保稅區執行保稅倉儲和保稅加工功能時，“境內關內”是適宜的，但隨著該區域所承擔的自由貿易功能進一步深化，在管理體制的層次上也應該做相應的調整。“境內關內”的管理體制不僅在理論界受到了批評，且在客觀上約束了保稅區的快速發展，為保稅區管理的微觀操作帶來了諸多不便。由于我國的保稅區對外被認為是在關境之內，而對內又被認為是在關境之外。這種不明確的定位，使得海關在區內實行監管時不容易把握“度”的問題，也給企業帶來了困擾。蔣琴兒（2006）的調查顯示，為了解決“境內關內”造成的出口退稅難題，很多企業都采用“出口復進口”的辦法。這不但使企業的效率降低，也大大增加了企業成本。

同時，在保稅區政府管理中也存在一些問題。羅丙志（2001）將其總結為多元化的政府職能部門管理問題；管理和運作缺乏具有權威性的法規；有些保稅區沒有能夠實行完全的政企分開；保稅區事權分散、效率欠佳、部分公務人員服務意識欠缺；精簡、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還有待于建立；全面、系統的投資服務體系尚未成熟。張鳳清（2003）還提出保稅區與非保稅區存在政策銜接的協調性差的問題。

這些觀點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同，并提出了改進建議。如，應組建權威的管理機構，可由八部委共同管理改為一個職能部門兼管的單一型管理體制（高海鄉，2002），或由中央政府組建權威保稅區的管理機構（郭信昌，2000）。在微觀操作上要政企分開，采取政府主導型管理體制（肖苑生，2003）或推行公司化管理體制。在立法上，政府必須抓緊制定和頒布一部保稅區的基本法以及打造良好投資環境；大力培養管理人才，提升服務質量（李力，2001）等建議。

三、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

近十年來，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的研究成為熱點。董維忠（2004）指出，“入世”以來，隨著我國總體關稅水平的大幅降低，進口許可證及配額制度的松動，保稅區的政策功能相對弱化；企業獲得保稅利益與區外經營差異縮小，保稅區的成本優勢在弱化；對外資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使中外企業原來只有在保稅區方可享受的政策趨于普遍化等等，都影響著保稅區的進一步發展，向自由貿易區轉變已成為走出“瓶頸”的根本途徑。

我國保稅區具有世界自由貿易區的許多特點和功能（陳雙喜，2004），但在定性、管理、政策法規、功能、海關管理方面都與自由貿易區有很多差異（散襄軍，2002）。要實現向自由貿易區轉型，必須解決和國際慣例接軌的問題。陸松等（2004）建立了一個自由貿易區評價模型，用評價指標體系來描述自由貿易區的概念框架，確立保稅區轉型應該達到的目標。

就轉型模式而言，林峰（1999）針對外高橋保稅區提出了“區港合作”與“區港合一”的發展模式構想。之后多數學者也認為，我國保稅區可以采用與開發區和港口合并的模式（劉恩專，2003）。而這種模式應用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成為保稅區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成思危（2004）認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模式為：“境內關外，適當放開”、“物流主導，綜合配套”、“區港結合，協調發展”、“統一領導，屬地管理”。

當然，是否向保稅區轉型問題上也存在爭議。陳雷（2003）認為，自由貿易區的功能取向在保稅區不具有推廣價值，其卓有成效的非政府管理模式也不可能移植到保稅區，其政策架構可為中國保稅區提供的政策推動力也不會再有爆炸性的能量。但劉輝群（2005）與天津港保稅區管理委員會合作進行了一項關于我國保稅區發展研究的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保稅區管理機構人員和區內企業管理人員傾向于將保稅區發展成為自由貿易區，以維持和增強他們的利益。

總之，學者們的研究目的只有一個，即為保稅區的發展提出更有實效的政策建議，使其能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更大的貢獻。因此，成思危（2003）指出，做研究，特別是應急研究，必須明確保稅區發展目標；從實際出發明確發展目標模式，研究務求實效。相信，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相互結合，我國關于保稅區的研究將不斷豐富，保稅區的發展也將邁上一個新臺階。

（作者單位：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國際貿易研究所匯編.世界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84.

[2]郭信昌主編.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概論，北京航空學院出版社，1987.

[3]曲云厚主編.世界經濟特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

[4]陳章喜.中國“入世”后保稅區的功能調整與體制轉換，國際貿易問題，2002（4）.

[5]陳志龍.保稅區的局限性極其轉型研究，上海改革，2002(7).

[6]李力.加入WT0后如何打造中國的自由貿易區，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學報，2001(9).

[7]劉助仁.中國保稅區及其發展構想，國際貿易問題，1995（9）.

[8]林康，尤崧濤.論世界自由貿易區與我國保稅區的功能和作用，國際貿易問題，2000（3）.

[9]張鳳清.關于我國保稅區發展的若干問題思考，外國經濟與管理，1996（2）.

[10]張鳳清.論新形勢下我國保稅區的功能選擇，外國經濟與管理，1999（6）.

[11]鄭德雁.保稅區功能該如何認定位，中國統計，2002(2).

[12]宋黎.保稅區現階段的功能定位和發展建議，商場現代化，2006（12）.

[13]曹艷文，吳蓉宋，軼唐.我國保稅港區發展現狀及展望，中國物流與采購，2008（8）.

[14]李友華.我國保稅區管理體制改革目標模式分析，煙臺大學學報，2006（1）.

[15]蔣琴兒，劉德弟.我國保稅區轉型模式及其發展前景，商業時代，2006（9）.

[16]羅丙志.對我國保稅區政府管理的一些思考，國際經貿探索，2001（2）.

[17]張鳳清.完善我國保稅區政策管理模式的若干思考，特區經濟，2003（5）.

第4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外界過去對于深圳的關注常常由制造業而起,而附著之上的,包括證券、期貨、期權、金融衍生產品及其服務在內的“虛擬經濟”被認為只是未來的方向。

倫敦金融城2009年9月公布的第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則顯示,全球金融中心中香港位居第三,深圳則超越內地其他城市,名列第五。“虛擬經濟”在深圳的迅速成長多少讓人感到意外。

“虛擬經濟”初具規模

深圳市政府金融辦的數據顯示,受金融危機影響,深圳多數重要產業增速減緩,以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卻逆勢持續增長。2009年1至6月,全年金融業總資產達3.3萬億元,同比增長36.9%。

截至2009年,深圳已有17家證券公司,居全國首位;有16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總規模占全國比重35%,基金資產凈值7975.5億元;包括招商銀行、平安保險在內的一批巨型金融企業也開始在深圳涌現。

此外,由于創新能力較強,市場化運作機制較為完善,截至2008年底,深圳的私募股權基金已達300多家,私募證券基金達3800多家,本土私募股權基金和私募證券基金的管理規模分別達到3200億元和6000億元,約占全國市場規模的35%和50%。另外,深圳本地還擁有16家小額貸款公司和200多家擔保公司。

同時,臨近香港的區位優勢,使得深圳“虛擬經濟”從起步之初就具備了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優勢。目前,共有11個國家和地區的30多家外資銀行在深圳設立了74家營業性機構和5家代表處。外資銀行數量已占深圳銀行總數的30%。

深圳市政府金融辦一位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深圳的貨幣市場2009年成交20多萬億元,貨幣交易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此外,深圳一年的人民幣凈投放量在1400億到1500億元之間,約占全國的40%-50%。“全國有近一半的現金投放在深圳,可見這里‘虛擬經濟’的活躍程度。”

共建全球金融中心

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的專家們認為,由于金融業已逐漸成為深圳和香港共同的支柱產業,“深港”合作關系正在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三來一補”合作升級到“虛擬經濟”合作層面。因此,在全球金融面臨重大變革的關鍵時期,應從國家層面支持港深共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將深圳打造成內地的“虛擬經濟之都”。

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認為,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警示,中國要著眼于經濟轉型升級,推動低附加值的制造部門逐步向高附加值制造部門和生產服務部門轉型。

“然而,中國傳統資本市場還有很多不適應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的方面,比如融資渠道主要靠政府分配,資本市場的發展速度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速度還不相適應,與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虛擬經濟規模很小,發展模式也比較落后,處于‘補課’階段。在這方面應該繼續發揮經濟特區的試驗、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

國世平指出,在具體的操作層面,香港與內地金融體系的接通最好是以“點對點”的方式,在風險可控制的情況下實施,而最合理的一個點就是深圳。

“通過一定的技術措施,打通港深之間金融合作和資本流動的制度,是中國構建世界金融極的最理想路徑。”國世平說,“比如,通過建立港深之間的跨境資金流動通道,加快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建設;以兩地證券交易所合作為核心,推動兩地資本市場融合;利用河套地區開發的重要平臺,建設‘港深金融城’”。

“港深自由貿易區”

與共建全球金融中心相匹配,相關專家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建議,香港和深圳可探討建立一個共管的自由貿易區,使之成為港深一體化的試點,同時成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先行政策的綜合實驗區,進行一系列更加開放的政策性實驗和探索。

時至今日,香港經濟尚未完全走出金融海嘯的陰影,特別是金融和出口兩大關鍵行業所受沖擊嚴重。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咼中校認為,真正困境遠不在此,結構性問題才是香港經濟的致命傷。

咼中校說,作為支柱產業而畸形繁榮的房地產業“綁架”香港經濟,極大削弱因低稅和自由港而形成的低成本優勢,導致香港經濟轉型困難。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羅力認為,香港制造業轉移后出現產業空心化,導致產業升級受阻和財政困難等危機和隱患。其中,普通勞動力就業問題更為突出。

一水相隔的深圳面臨著幾乎同樣的難題:產業升級艱難,土地、水、能源、環境承載力大幅下降……

區域經濟學者金心異說,港深這對“難兄難弟”的出路在于合作,而除了共同打造“全球金融中心”外,還應該探討建立國家級的自由貿易區。

深圳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認為,把“港深共建國際都會”具體為創建“創新型自由貿易區”是CEPA(《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政策的深化和進一步具體化,有三個層面的戰略意義:一是擴大珠三角內需,帶動華南、泛珠三角經濟發展;二是在環南中國海地區形成商業中心,有利于中國――東盟經濟一體化,有利于南中國海的繁榮穩定;三是極大地提升中國的全球競爭力,鞏固兩地的金融地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張國良認為,“創新型自由貿易區”的功能可從4個方面定位:金融創新試驗區、區域產業創新服務平臺、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范區、區域產業鏈管理基地。

其中,金融創新試驗區功能是重中之重。張國良說,港深金融合作是中國構建世界性金融極的現實途徑。港深兩地制度不同,要進行金融合作不僅受到制度上的限制,而且還事關國家金融改革的整體部署和金融安全,所以有必要通過自由貿易區來先試先行。

“自由貿易區”可進行的金融試驗包括:倚仗人員、資金、外匯自由流動的有利條件,使自貿區成為港深“資金自由行”的橋頭堡和試驗場。在自貿區內,內地居民可方便地投資香港股票、期貨和各類基金,香港居民也可通過便捷手續投資內地A股證券和期貨交易等。港深兩地還可通過自貿區展開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的深入合作,努力拓建國際能源期貨交易市場。自貿區可以作為央行及各大銀行的南方總部基地,同時吸引香港及海外的銀行來設立分行,形成金融聚集的優勢,等等。

“創新型自由貿易區”應體現“深圳所有、深港共管”特點。張國良認為,在具體管理方式上,港深應共同設立一個高層協調機制;同時,港深要共同組建半官方性質的自貿區管理委員會,代表政府對自貿區開發和管理進行靈活的統籌負責。

“港深自由貿易區”可實現路徑多樣。目前大致有兩種意見:一是在深圳前、后海區域重新規劃建設;二是由深圳原有保稅區進行轉型。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認為,不管哪種意見,都是可行的途徑,“中國是貿易大國,而自由貿易區卻很少,很有必要通過設立深港自由貿易區來先行先試”。

突破體制障礙

但如不能突破現有體制的束縛,港深共建“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區”只能停留在天馬行空的想象階段。

張國良呼吁,深圳和國家有關方面,應解放思想,利用香港的優勢。“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經驗和人才也是國家的財富。而深圳要發展成為國際化城市和創新城市,需要有國際眼光,需要制度創新。為此,深圳應該大膽引進香港成功的國際化管理經驗和人才,參與港深合作項目的管理。”

第5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一、天津自貿區建設的定位分析

（一）天津自貿區與國家經濟整體戰略布局的關系

根據國家對自由貿易區的規劃，上海自貿區仍是我國自由貿易區的主體，天津、廣東和福建自貿區面對的是不同方向。天津自貿區面對主要是東北亞地區，而廣東自貿區面對的是港珠澳，福建自貿區面對的則是臺灣。本文認為，國家新審批通過的3個自由貿易區布局體現了國家經濟整體戰略布局。

天津自貿區的成立正是國家經濟整體戰略布局新的舉措之一，是國家對天津經濟發展的認可與期盼。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充分證明了其對我國東北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時，天津自貿區的成立也有助于加快推進國家經濟戰略整體布局，其與上海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和福建自貿區一道，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實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二）天津自貿區的發展優勢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這第二批獲批的自貿區的名字中去掉了“試驗”二字，這就充分說明了天津自貿區作為我國北方目前為止唯一獲批的自貿區，并不主要承擔類似于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綜合改革功能，而是要其發揮在我國北方經濟發展中的功能。

關于天津自貿區采用何種建設模式，目前據公開信息顯示有三種初步構想：一是建設單獨的東疆自由貿易區;二是東疆保稅港區與協同天津港保稅區一體化發展;三是包括東疆保稅港區、天津港保稅區和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三大區域。不論政府最終采用何種建設方案，東疆保稅港區都將占據自貿區的主體地位。

隨著天津經濟的迅速發展，東疆保稅港區在租賃、貿易和航運等產業上已經有了深厚的發展基礎，這也是天津自貿區的主要發展優勢。由于在自貿區的建設上，招商引資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天津在融資租賃業務上的領先優勢將是天津自貿區發展建設的優勢基礎。

（三）天津自貿區與環渤海經濟圈的關系

環渤海經濟圈，是指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京津冀為主的環渤海濱海經濟帶，同時延伸輻射到山西、遼寧、山東以及內蒙古中東部，是中國北方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其中，天津在環渤海經濟圈中起著龍頭作用，濱海新區近年的經濟發展建設也成為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天津自貿區的成立必將進一步鞏固強化其在環渤海經濟圈中的地位。

天津自貿區的建設將在環渤海經濟圈中發揮幾個優勢：一是天津港在物流上的優勢;二是生產制造工業上的優勢;三是多年保稅區建設上的優勢。隨著環渤海經濟圈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三極，天津作為區域經濟的主體之一，其自貿區的建設對于加快帶動環渤海和北方的經濟能夠起到很好的融合作用。

二、天津自貿區建設的路徑構想

（一）圍繞實體經濟，適當放開政策限制

目前為止，在整個沿海的大城市之中，只有天津將現代制造業作為城市的主要定位，并且在此定位的基礎上擁有全國先進的制造業，這是天津最大的優勢之一。天津自貿區的建設應依據天津實體經濟優勢的特點，在政策上進一步對其進行放寬。應在天津實體建設的整體布局的基礎上，適當放開政策限制，制定調整負面清單，使得天津的實體經濟更加充滿活力。但自貿區在政策適當放開的同時，應關注當前天津工業經濟整體下行的趨勢，對存在諸如產能過剩、項目儲備不足，產業集中程度不夠高、產業鏈條不夠長，體制機制不夠完善等問題的實體經濟工業，還是要在政策上加以適當引導。

（二）創新金融租賃，聯通海外金融市場

相比于上海自貿試驗區注重以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為目標，天津自貿區可借助天津在租賃、貿易和航運等實體產業上的發展優勢，建設國家級金融和租賃產業園，實現金融與租賃產業聚集，發揮自貿區內的輻射效應，使得金融切實為實體經濟服務。

當前天津的各類金融機構總數已突破千家，天津自貿區在建設中應依據天津金融租賃的發展現狀及發展趨勢。由于經濟一體化的關鍵是金融一體化，而互聯網金融具備打破被物理時空和行政區分割的天然優勢，能使現有的金融體系結構更具活力，更加服務于實體經濟，也能更加為中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困境，為此，應將互聯網金融作為天津自貿區金融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發展。

（三）打造現代物流，發揮天津港口優勢

從世界范圍來看，物流是自由貿易區的重要功能之一。天津港作為京津冀現代化綜合交通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和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是中國北方最大的綜合性港口，是世界上等級最高的人工深水港，2014年貨物吞吐量突破5.4億噸。天津自貿區建設的重點方向之一，應借助天津港的優勢，打造現代物流，使得天津自貿區發揮海關監管功能，加強進出區域的便利，從而使其在整個物流的鏈條中，港口、海關、檢驗檢疫環環相扣，高效銜接，提高企業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增強競爭實力。

（四）加強服務行業，優化地區產業結構

目前天津服務業的比重不足46%，而北京、上海、廣州一般均超過50%，甚至接近80%。天津在環渤海經濟圈中的優勢則主要體現在工業上，其經濟增速也主要依托于工業上的高投資，但隨著產能的逐漸過剩，加之現有東疆保稅港區在貨物貿易上所獲得的政策已經非常接近于自貿區的要求了，繼續在工業上追加投資的意義已不多，為此需要在服務行業和金融的開放上加以突破。

自貿區的服務業開放，應當充分利用天津地區服務業發展的巨大空間，天津加強服務行業建設應當站在戰略的高度對整個地區的產業結構進行優化，既注重引進技術含量高、帶動作用強的項目來推動產業向高端化發展，又應當注重能夠發展民生的服務行業。但天津自貿區服務貿易的開放是在天津地區整體服務行業并不發達的情況下展開的，相比于服務業發達地區有著一定的劣勢，這就需要自貿區在建設中進行充分合理的設計，既要解決自貿區服務貿易開放上存在的很多需要單項批報的商業問題;又要切實以自貿區的服務業開放來輻射引導天津其他地區的服務業發展。

三、對天津自貿區建設的幾點建議

（一）在戰略布局上堅持全局化視野

“戰略布局”一詞原是戰略上的專用術語，現在軍事領域、外交領域、經濟領域等諸多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戰略布局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圍繞特定對象而進行戰略實力的調動、分配和投送等。在任何戰略的實施中，戰略布局的主要作用是塑造戰略態勢，從而影響戰略交流。我國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后，將天津、廣東和福建作為第二批自貿區，體現了國家在全國范圍內對自貿區的數量和方向的宏觀調控。天津自貿區在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戰略布局：一是在對自身進行清晰定位的基礎上，尊重客觀實際，注重大局，既要以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促進天津自貿區發展，又要以自貿區的發展帶動整個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這是在自貿區外部發展上需要堅持全局化的布局。二是在天津自貿區內部的布局上要堅持全局化視野。自貿區園內各個產業的分布應當依據濱海新區以及天津本地的物流優勢、金融優勢、現代工業優勢等，使得進入園區的企業優質化、數量合理化、協作高效化。

（二）在政府監管上進行創新化探索

隨著天津自貿區的成立，如何在建設中有效實施政府監管是需要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上海自貿區的管理模式可為天津提供相關的經驗借鑒，但由于定位、優勢及地域的不同，在政府的監管模式上，天津自貿區需要進行創新化探索。為此，在天津自貿區的監管策略上應當堅持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可根據自貿區發展目的，將落腳點放在自由貿易上，通過建設綜合信息平臺，對自貿區內的貨物、服務貿易、金融、信息、人口等進行通盤監管，使得各要素形成自由、快速的流動。盡管有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管理模式可以復制，但天津自貿區在監管上應當結合自身實際，在當前“半市場化”的背景下，將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相結合，做好開放、市場和政府監管的有效融合。不但要明確各部門的監管職責，解決以批代管、監管不力或是過于干涉市場化運行，同時要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信息化等方法手段，做到信息公開、評估科學、管理協同。

（三）在法律支持上尊重國際化慣例

第6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一、應對全球化，中國從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置身事外”到“作用其中”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的今天，一方面，對有限世界資源的全球配置和對世界統一大市場的追求不僅已成為全球化的目標，而且也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另一方面，由于現存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及資源占有的不平等，使得各國在力圖抓住全球化機遇的同時，也在不同程度地感受著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在此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迅猛發展，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加緊行動，構筑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地區依托，以期達到既能最大限度地獲取全球化過程中的好處，又能盡量規避全球化對本國帶來的傷害。因此，可以說，區域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現實選擇。

目前，中國幾乎全部參加了亞洲的40多個區域和次區域的合作機制，并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僅如此，中國還率先與東盟達成并積極籌建自由貿易區，第一個以非東盟成員國身份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首倡研究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和中亞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東盟率先達成的共建自由貿易區協議更是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起到了激活作用：美國、印度、俄羅斯、日本等大國隨后都加大了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特別是建設自由貿易區的投入力度。鑒于已有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南非、智利、澳大利亞、新西蘭、海灣合作委員會、安第斯共同體等多個國家或集團希望與我國達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正本著由近及遠、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方針，與上述國家有選擇地展開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盡快構筑起以自由貿易區為起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網絡。

曾幾何時，中國對機制性較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還持懷疑、謹慎乃至排斥的態度，對其重要性無從認識并“置身事外”，到現在積極參與、大力推進和“作用其中”，乃至在許多方面發揮著引領作用，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表明中國已經在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邁出了不小的一步。

二、積極投身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浪潮是新世紀中國最現實的戰略選擇

1.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自己贏得一個良好的對外經貿環境之需

從理論上說，參與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意味著一國對外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它在為成員國提供更高水平市場開放程度的同時，也要求成員國作出相應的讓渡。這就要求成員國必須進一步全方位開放市場，在較短的時間內對其他成員國實施比WTO貿易自由化承諾更優惠的政策，從而對成員國對外開放的范圍、領域和層次提出了更大、更廣和更高的要求，這不僅提升了其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的級別，而且也進一步拓寬了成員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發展空間，使之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左右逢源。雖然中國“入世”已有三年，但是伴隨著經濟貿易規模及地位的快速上升，針對中國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也與日俱增，因此，借助于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就成為了當務之急。

2.樹立中國和平發展、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之需

中國已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經濟增長率最高國家的行列。據IMF最新公布的按購買力平價的計算結果，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生產總值的12.6%，排在美國（21.1%）和歐盟（19.9%）之后、位列世界第三。作為世界特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在亞洲經濟中的火車頭作用已日益凸顯：中國經濟憑借其外部性，通過為亞洲發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已經為周邊地區帶來了巨大好處。

目前，中國的進口量占亞洲進口總量的1/5。近年來，中國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也在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中國的發展無疑給世界特別是亞洲帶來了重要機遇。中國近年來不僅在對韓國、東盟國家和日本貿易中出現了可觀的逆差，而且還成為了美國、日本及韓國最大的商品進口國，成為這些國家出口增長的重要基礎。實際上，強勁的進口勢頭已經將中國推動成為其他經濟體“需求拉動”的主要因素，并對本地區各經濟體發揮著越來越顯著的有力支持作用。事實證明，中國在發展自己的同時，也充分利用其經濟發展的外部性，帶動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發展和對外貿易，使他國能夠分享自己的經濟增長成果，向世界展示了愿與他國一道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真正負責任的大國風采。

3.提高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能力之需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的開放度與其經濟安全并非呈正相關的變化，往往是一國經濟越開放，其經濟安全系數卻也隨之變小。因此，經濟安全問題理應引起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的特別關注，區域經濟一體化因其能夠從地緣經濟學的角度為一國構筑起地區經濟安全，故理應成為中國經濟安全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正在實現工業化的中國來說，石油安全在國家經濟安全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通過與世界石油富產國特別是我國周邊的產油國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與周邊石油生產國的政府及石油大企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建立彼此間穩定的協作關系和利益紐帶，達到擺脫過分依賴單一的石油供應、降低石油進口的脆弱性、獲得比較穩定的海外石油供給保障、提高中國的石油安全系數之目的。

4.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貫徹落實“走出去”戰略之需

所謂“走出去”戰略，又稱國際化經營戰略，是指中國企業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到海外投資建廠和投資開店。它越來越成為企業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提升其競爭力，以及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的重要手段。

事實上，近些年來，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多有實力的中國企業已經走出國門，到境外投資辦廠，在世界范圍尋求資源的最佳配置。截至2004年5月底，中國已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設立了7178家非金融類企業，協議投資總額為350億美元；累計在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定承包工程合同，涉及金額1200多億美元，完成營業額880多億美元；簽定勞務合作合同額近310億美元，完成營業額250多億美元，外派勞務280萬人次。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領域已從昔日的貿易、航運、餐飲等逐步拓展到生產加工、資源開發、工程承包、農業合作、研究開發等眾多領域；對外投資的方式也由早期的辦“窗口”發展到投資辦廠、帶動國產設備材料出口、跨國并購、 股權置換、境外上市、設立研發中心、創辦工業園等多種形式。

無疑，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施可以優化中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的環境，使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得到制度保障，從而加快我國 “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步伐，進一步提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機率。

5.實現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需

完成祖國統一，是我們黨在新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更是戰略性的決策。實踐證明，建立由中國內地、中國臺灣、香港、澳門等一國四方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90年代中后期以來，港澳臺已經成為大陸的最重要貿易伙伴，內地與港澳臺的貨物與服務貿易額已經占其對外貿易額的首位；港澳臺已經成為內地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對內地經濟增長及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四地已經實現了事實上的經貿一體化格局。

由兩岸四方自發形成的經濟融合正在呼喚兩岸高層次的制度安排，以為其持續的深化發展提供保障。因此，順應經濟發展規律，推動四地經濟走向更深入的一體化，作出適當的制度安排，建立自由貿易區成為了當務之急。這是現階段進一步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人員往來，實現直接“三通”，創造一個穩定發展的兩岸關系，以“一國兩制”方式推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完成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最佳選擇。

三、當前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的特點與問題

1. 立足周邊、地緣性強。

目前與中國已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經濟體都在我們的周邊，相互之間具有強烈的地緣優勢，且香港、澳門和東盟國家在我國出口市場結構中占到了近25%，與它們率先達成并落實自由貿易協定，完全符合區域經濟一體化重力模型的要求。然而，鑒于由種種因素，現階段東亞經濟一體化步履緩慢，所以我們也需要突破地緣限制，將參與本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并列起來，選擇理想的貿易伙伴，盡快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博取最大的貿易利益。

2. 起步晚，總體水平低。

從目前有中國參與的自由貿易協定，如CEPA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來看，其核心內容都是貿易優惠安排，其實施時間也只有短短的一年，且實施內容的涵蓋面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實施內容僅限于“早期收獲”產品）；與歐盟等歷經數十年、一體化水平較高的組織相比，我們的自由貿易區尚屬于較為初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起步階段。

3. 起點高，涵蓋范圍廣，難度大。

上述有中國參與的貿易自由化內容不僅包括了傳統的貨物貿易，而且也包括了服務貿易。在內地與香港、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中，也涉及到電子商務、商品檢驗檢疫與質量認證、中醫藥產業合作等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的鮮見領域。此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還確立了雙方的優先和重點合作領域，范圍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以減稅為主的自由貿易區。這種以貿易為先導的寬領域、縱深化、全面推進的一體化模式，加大了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難度。

4. 啟動速度快，發展勢頭猛。

無論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還是內地與香港、內地與澳門之間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進展步伐都很快。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而言，從2000年雙方的可行性研究到2001年確定將用10年的時間建成，再到2002年《框架協議》的簽署，2003年10月及2004年1月中國與泰國率先廢除了188種果蔬產品的關稅、與除菲律賓以外的東盟成員間落實包括600種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在內的“早期收獲”計劃，2004年10月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和《中國―東盟爭端解決機制協議》，并于2005年1月起全面啟動自由貿易區，發展勢頭比較猛。同時，為讓成員在短時間內享受到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實惠和好處，從而調動其推進自由貿易區進程的積極性，上述一體化大都選取了走階段性的發展道路，采取“速成式”策略，以獲得示范效應。

5. 靈活度高，具有一定的彈性。

在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中，考慮到成員國參差不齊的發展水平，故存在著更多的妥協條款和更大的靈活性，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還允許有特別的例外條款。例如，在“早期收獲”方案中，菲律賓就以擔心對其農業部門產生破壞作用為由沒有參加；而在已經達成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里，也將減稅產品區分為“常規貿易產品”、“敏感性產品”和“高敏感性產品”等三大類：前者將從2005年7月1日開始被成員國大幅削減進口關稅，直至2010年全部取消；中者將從2012年起逐步地被削減關稅――當年將降稅20%，直到2018年減至0―5%之間；對于后者（主要是大米、糖、植物油、汽車及某些石化產品等）將繼續置于關稅的保護之下，但到2015年其關稅水平最高不能超過目前的50%。

6. 邊談判、邊建設的“干中學”方式。

由于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間不長，對國際貿易規則尚處在學習、適應的過程中，對于類似自由貿易區這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應如何建立、建立時應注意什么、運行中可能會遇到怎樣的情況等操作與技術設置方式方面的問題尚缺乏實踐經驗，而我國參與的自由貿易區啟動步伐卻很快，這就迫使我們要邊干邊學，努力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帶給我們的新規則要求。

7. 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已經成為與我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的前提條件。

截至目前已有新西蘭、南非、巴西、東盟10國、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魯等36個國家相繼承認了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鑒于“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對于中國減少來自貿易伙伴的不公平待遇、改善其出口商品國際環境的重要意義，故目前有中國參與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大都以“承認我市場經濟地位”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例如，已經啟動的中國首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對象――新西蘭就是西方第一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而對于當前正在磋商中的中國與澳大利亞雙邊自由貿易談判，中方也已經明確表示，應在澳方正式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之后才能正式開始。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占中國進出口總額45%的前三大貿易伙伴歐盟、美國和日本尚無一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在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位居前十位的經濟體中，絕大多數尚未認可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而根據世界區域一體化經濟學理論，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我們未來應該積極爭取的談判對象，如何防止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演變成為自由貿易談判時的障礙，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第7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保稅物流 差距 國際經驗 展望 建議

國內外關于保稅物流的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文獻主要從我國保稅物流的現狀、未來發展趨勢及其可借鑒的經驗等角度切入研究，主旨大多是為更好更快地建立、發展保稅園區（或區域性自由貿易區）以及發揮其積極作用提供對策。

張少峰、李錦飛（2007）從宏觀層面分析了保稅物流的特點及保稅物流形式的變化，指出企業在國際供應鏈中實際運作保稅物流所面臨的困境，并針對性地提出發展第三方物流、完善平臺與加強信息化建設、借鑒國際經驗進行流程再造等有效建議。楊新華（2008）則從微觀層面研究個體保稅物流園區的發展，采用實證方法來探索保稅物流園區的選址、營運模式以及功能表現、基礎設施建設等具體內容。段偉常（2008）以稅收政策為切入點，通過比較歐盟和我國現階段的保稅政策，提出加強信息化建設、采用單一稅管機制及寬松化監管體制等建議，試圖從政策層面來推動我國保稅物流的發展。基于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和區域經濟緊密合作現狀，秦熠群（2006）針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進行了實證研究，趙傳君（2010）則探索了創建中俄自由貿易區的問題，均通過近年來的貿易數據，系統比較了參與各方的外貿政策、產業競爭力狀況等，模擬了所建自由貿易區對本國和區域的經濟效應。

國外有關自由貿易區物流體系的研究較國內更深入，已將自由貿易區物流納入到國際物流的研究中，目前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的一體化研究。美國的唐納德·J·鮑爾索克斯等人提出了“全球物流”的概念，詳細闡述了國際物流的特點，從當代商業的角度思考物流的運作方法，把對物流的研究放在供應鏈一體化的框架內，通過將其納入到一體化的商業戰略中來擴充供應鏈管理的應用領域，從而突出物流在維持全球經濟的供應長鏈中逐步增長的重要性。二是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的多元化研究。自由貿易區物流屬于國際物流范疇，涉及到多國之間對接的問題，而國際物流是國際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后者的多元化發展，對自由貿易區物流的多元化研究也日趨深入，此類研究也可見于鮑爾索克斯、克勞斯等美國學者的著作。

我國保稅區與國際自由貿易區制度和政策的比較

（一）國際自由貿易區的特點

隨著各國意識到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全世界自由貿易區的數量不斷上升。

世界上現行的自由貿易區具有以下幾種類型：轉口集散型，利用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從事貨物轉口及分撥、貨物儲存、商業性加工等；工貿結合、以貿為主型，以從事進出口貿易為主，兼顧一些簡單的加工和裝配制造，發展中國家較普遍；出口加工型，以從事加工為主，以轉口貿易、國際貿易、倉儲運輸服務為輔；保稅倉儲型，以保稅為主，免除外國貨物進出口手續，較長時間處于保稅狀態。

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主要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全球性。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涉及到全球各個國家，具有鮮明的全球性特點。第二，復雜性。由于涉及到多國之間的貿易，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面臨各國環境、政策等方面的差異問題，使其復雜性加大。第三，風險性。除不可抗拒的自然風險外，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均對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產生影響。第四，長期性。相對于國內物流，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復雜的多國背景導致其運輸周期的長期性。第五，規范性。因為多國之間在語言、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要求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具備嚴格的標準性，從而可以在多國之間不產生分歧。第六，技術性。國際自由貿易區物流離不開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后者是產業集聚的強大助推器，有助于產生巨大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

（二）我國保稅區與國際自由貿易區在制度和政策上的異同

保稅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其制度設計的根本依據來源于國際自由貿易區理論，但由于社會制度的差異，我國保稅區的管理體制仍然帶有顯著的“計劃經濟”烙印。

根據我國有關現行政策，海關對保稅區實行封閉管理，境外貨物進入保稅區，實行保稅管理；境內其他地區貨物進入保稅區，視同出境；外貿、外匯管理等部門對保稅區也實行較區外相對優惠的政策，同時保稅區具有進出口加工、國際貿易、保稅倉儲商品展示等功能，享有“免證、免稅、保稅”政策。保稅物流園區是目前中國大陸最具有特殊政策的開放區域，就其內涵而言，可用“政策疊加、優勢互補、資源整合、功能集成”這十六字來概括。

由于我國保稅區參照自由貿易區理論進行設計，所以在本質上與國際自由貿易區一樣，執行“境內關外”的運作方式。但同時，因與西方國家社會體制的差異，我國保稅區的保守型政策導向以及本土化發展，又與國際自由貿易區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主要區別參見表1。

表1反映出，我國保稅區雖然從根本上已具備自由貿易區的一般特征和功能，但在總體上還未發展到一定高度，相對于國際自由貿易區而言還處于初始階段。

（三）我國保稅區在制度和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及問題

我國保稅區相對于國際上發達的自由貿易區，依然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1.我國保稅區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就整體而言，排除一定程度上地理條件的影響，我國保稅區在功能方面還遠不及國際主要自由貿易區那般豐富和靈活。

2.我國保稅區存在多部門管理的弊病。我國的保稅區沒有明確的宏觀管轄機構，海關、工商、稅務、外管、商檢、邊檢等多個部門均對保稅區有一定的管理權限，從而導致多頭并進、矛盾叢生。

3.我國保稅區缺乏統一立法。 我國保稅區在實際運作中，各部門自行制定政策，缺乏系統性、一致性。各地保稅區優惠政策實行屬地原則，導致各地保稅區優惠政策不一，影響到國際投資及貿易的積極性。由于對保稅區的立法監管存在不合理因素，海關權限受多方牽制，導致其在執法過程中無法全面監控，給走私等違法行為以可乘之機。

國際經驗指導下我國保稅區政策與場所功能的改進

（一）政策導向層面

近年來，我國境外消費和奢侈品消費大幅增加，使國內各地對保稅區更加重視。各地政府從經濟效益出發紛紛尋求或嘗試設立保稅區，以拉動地方經濟。鑒于此，本文在政策導向層面提出以下建議：

1.主管化。在國家制定相關政策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境外自由貿易區相關經驗，設立宏觀政策主管部門，使職權集中，可避免因多部門監管導致的混亂和沖突。同時，確立國內統一的保稅區相關法律，統一和細分各地保稅區優惠政策，使對保稅區物流的監管具有唯一性和確定性。

2.集團化。組建強大的集團化國有物流企業，規范物流市場、統一物流程序。該舉措也可增加國有物流公司的國際競爭力。集團化的國有大中型物流企業可擔當保稅區的開發商、運營商和服務商，提供標準化物流設施和全方位個性化的第三方物流服務，進而整合區域物流資源，實現多元化供應鏈管理。

3.信息化。隨著國內國際物流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保稅區加強物流信息交易也勢在必行。建立國際物流信息交易系統，通過互聯網方便快捷地進行交易，對于保稅區物流發展具有積極意義。此外，保稅區物流監管體系的建立和運作也離不開信息化設施的建設和技術的提升。

4.多樣化。國內保稅區物流宜采用多種運輸方式，要求具備準確、大量、高速、舒適等特征，以最快速、最優質、最有競爭力的方式，實現“點對點”運輸，建設保稅區陸海空交通網絡，發展國際多式聯運，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營造良好的國際商務環境。

5.環保化。物流運輸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交通、意外以及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在國內要求降低碳排放量的形勢下，減少公路運輸，發展海運和鐵路運輸勢必成為大趨勢；此外，隨著物流業的發展，各種廢棄物的回收與再利用也應提上日程，保稅區物流廢棄物的回收循環利用，也是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6.靈敏化。國際物流的生命線在于便捷和高速，高效的保稅區物流可保證對外貿易貨物的快捷收付。借助靈活多樣的物流方式，在發生突發狀況時企業可積極應對，從而提高安全保險系數，降低損失。一方面，建立保稅物流的長效應急機制，可以有效抵御運作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風險；另一方面，保稅物流的信息化集成可對物流運輸進行及時調度，提高靈敏度。

（二）場所功能層面

在實際運作中，我國的保稅物流受區位、地理條件及政策法規等客觀因素的制約，要實現長足發展，需要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進一步推動區港聯動，實現區港一體化，積極發揮中轉、配送等功能。這種轉型可先以東南沿海一帶的保稅區為試點，再逐步推廣到其他地區。

第二，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進一步拓展保稅區離岸金融等商業服務功能。我國雖然在宏觀層面已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可是在微觀層面，還缺乏建設離岸金融市場的具體操作措施。如能充分利用這一國際性的資金蓄水池，有利于獲取資金，推動保稅物流區域的規模化發展。

結論

借鑒境外自由貿易區的成功經驗，對實現我國保稅區物流的健康快速成長，達到乃至超越國際自由貿易區水平有現實意義。保稅區的積極轉型將會為國內外貿易提供一個更寬廣的平臺，有利于提升我國保稅區的國際競爭力，并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學習國際先進的保稅物流管理理念、政策和措施，改善我國保稅區物流，也將會進一步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對我國的經濟建設起到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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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離岸金融 金融自由化 人民幣國際化 對策研究

引言

全球經濟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增長模式需要轉變，金融格局也需要調整。為了順應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新形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獲批成立。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的重點。服務貿易型離岸金融業務可以先行先試，符合條件的中資銀行可以在區內從事離岸金融業務。這種金融創新形式有望獲得巨大發展，形成重要的國際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金融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發展趨勢，對金融市場的一種創新。離岸金融市場是向非居民投資者提供境外貨幣借貸與投資、國際貿易轉賬結算、外匯貴金屬買賣、再保險服務、債券交易等金融服務的一種金融市場。離岸市場與國內市場隔離，隔離程度因采用的離岸市場模式不同而不同。離岸市場金融管理體制和稅收制度不受業務開展國或貨幣發行國限制，高度自由。離岸金融業務的主要特點是信息比較充分，交易成本低，借貸利率市場化，資金進出自由順暢。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縮小了各國金融市場的時間和空間距離，為全球范圍內金融資源的低成本高速度流動提供了便利條件，促進了金融國際化、一體化和自由化。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的意義

（一）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離岸金融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內在要求

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金融深化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反過來又能推動金融發展。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二大貿易國，但金融體制改革遲緩，已經成為阻礙經濟深化發展的重要因素。設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不僅有助于促進貿易活動，更能加速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的流動。發展國際貿易，需要大量的資金借貸、外匯買賣等交易。通過離岸金融平臺，可以利用全供應鏈貿易融資、離岸船舶融資等多種融資工具，為國際貿易提供融資支持。上海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離岸金融市場是重點。不僅能夠推動上海本地經貿發展，而且對于長三角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加速發展也具有輻射帶動作用。因此，自貿區發展離岸金融業務，建設離岸金融市場，從根本上說是保障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需要。

（二）有利于穩步推進中國金融自由化進程

中國的金融體制需要進行漸進式改革，逐步實現金融自由化，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最終形成利率市場化、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流出入基本無限制的金融體系，使金融發揮高效的資源配置功能。在資本項目控制和外匯管制的前提下，以自貿區離岸金融市場作為金融開放實驗場地，進行風險可控的實驗，將取得的成功經驗推廣到在岸金融市場，可以穩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進程，減少金融體制改革的失誤。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人民幣國際化、離岸金融產品創新以及國際金融準則的對接都可以在離岸金融市場上進行嘗試和探索。發展離岸金融市場，也是中國滿足發達國家的要求，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表現。同時也為中國銀行業提供一個緩沖期，中國銀行業可以在緩沖器期內增加國際金融服務經驗，提高自身競爭能力，為最終開放金融市場奠定基礎。

（三）有利于推動資本的國際化流動和優化配置

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發展，資本也要由在國內流動轉向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以取得更大的比較優勢，賺取更多的比較利潤。離岸金融市場與在岸金融市場相比，制度約束更少，有助于逐利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低成本高效率配置。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離岸金融市場，為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內地提供了一條合法渠道，國際資本可以離岸金融市場為跳板進入中國市場。中國龐大的國際化發展的企業需要大量資金，迫切要求母國銀行能夠提供及時、便捷的境外金融服務，包括境外融資、貿易結算、集團財務管理等。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海外機構網絡還十分有限，我國商業銀行向這些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既可以降低這些企業的成本，又可以使我國商業銀行形成新的業務增長點。

（四） 有利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

受國內經濟增長趨緩、金融體制改革進程緩慢的制約，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困難不小。中國政局穩定，上海已有全球不少知名跨國銀行入駐，自貿區政策優惠。開辦離岸金融業務能使其較快地形成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的主要條件

上海在政治經濟條件、地理區位、政府政策等方面具備了建設離岸金融市場的基礎條件。在基本條件具備的前提下，只要妥善處理好各金融主體之間、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之間、信貸和融資之間、內生增長和出口創匯之間、股市運作和實體運營之間的關系，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的區位優勢就會轉化為政策優勢和投資優勢。具體講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的條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經濟環境穩定

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及國際地位的提高，為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創造了先決條件。我國政局穩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政府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國先后加入了一些國際性和區域性的金融組織，與這些組織的合作與交流逐漸加強，與國外中央銀行和其它金融組織的業務往來日益密切。

（二）上海經濟金融實力雄厚

發展離岸金融市場所需具備的核心條件是強大的經濟金融實力。上海以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為目標，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增強。上海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新加坡和香港，躋身世界中等發達經濟體之列。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經濟圈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上海金融市場主體完備，交易規模居于世界前列，集聚效應較強。上海建有證券、期貨黃金、產權、外匯等交易所或交易中心，各類商業銀行以及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齊全，各種金融商品及衍生品的成交總額和規模連續大幅度增長，位于中國乃至世界前列。外資金融機構數量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我國的國有銀行在國際業務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已經開發了全球授信業務、外保內貸業務、離岸出口押匯等多項離岸金融創新產品。

（三）上海發展離岸金融市場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

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這個相對封閉的區域，建立有形的離岸金融市場，集中發展離岸業務，有利于擴大業務規模，產生集聚效應，最大限度的防控離岸市場業務向在岸市場蔓延。上海地理位置、時差條件對開展離岸金融業務十分有利。從國內看，上海處于中國漫長海岸線的中心，世界運量最大河流長江的入海口，是南北經濟、內外經濟接軌的重要樞紐。上海港是中國綜合競爭力最強的港口。從上海在地球上所處位置來看，其處在太平洋西海岸，周圍鄰近的國際金融中心有東京、香港、新加坡等。與世界上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倫敦、東京等開閉市時間能相互銜接。

（四）各級政府政策推動

上海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央政府的重大決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一致。中央、上海市和浦東區三級政府形成聯合推動力，大大加快了自貿區建設的步伐。自貿區建設的核心突破是政策法規和金融創新。中央政府不遺余力地排除政策法規障礙，地方政府也陸續制定出臺多項優惠政策，有力推動了離岸金融業務開展和離岸金融市場建設。

（五）上海金融通訊設施先進且中介體系完備

發達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具有發達的通訊技術條件和完備的中介體系。上海金融業擁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通訊設備和技術，可滿足離岸金融市場建設對通訊設施信息傳遞、數據處理和網絡安全等的要求。目前上海金融市場已經形成完整的中介機構體系，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等儲備了大批能辦理涉外業務的高級人才，能夠滿足離岸金融市場發展對人才的需要。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對策措施

離岸金融的發展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要結合我國國情，不斷地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離岸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平衡，選擇適當的離岸金融市場模式，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建立透明公正的監管體制，嚴密監控資本的流動，逐步放松管制。

（一）采用內外分離型離岸金融市場模式

離岸金融市場模式有一體型、內外分離型和避稅型三種模式。一個國家的離岸金融市場應該根據經濟市場化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的不同，選擇最適合的模式。目前我國經濟還處于深化改革階段，金融市場化還有進一步推進的空間，金融監管能力還不夠強，對抗外來資本沖擊的干預能力還比較弱。我國金融管制仍然比較嚴格，金融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外匯體制仍然實行結售匯制，資本項目也沒有完全開放，匯率形成機制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因此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離岸金融市場建立離岸金融市場須持謹慎態度。上海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市場宜采用內外分離型模式，采用這種模式，在岸業務與離岸業務建立防火墻，既方便監管當局對離岸業務加以監控，又可在出現國際金融危機時，有效地加以阻擋，減少對國內的沖擊。離岸金融業務的開展要循序漸進，風險可控。初期要對準入嚴格審批，以后逐漸放開。目前中資銀行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的分行經過批準，可以設立離岸業務部，申請離岸業務執照，開展離岸業務。銀行離岸業務與在岸業務必須嚴格分離，為客戶開立單獨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平行使用，相互獨立。銀行要建立離岸業務合規操作準則。

（二）逐步放松管制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離岸金融市場要考慮金融自由化的速度與次序，適時調整，逐步放松管制，建設成為全業務、多層次的離岸金融市場。放松管制的進程需要與國內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水平、監管部門監管能力的提高相適應，是漸進過程。管制放松包括：取消對非居民的外匯管制，實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對試驗區內與境內區外之間的資金流動按“跨境”原則進行管理；利率完全市場化；允許更多的金融機構進入市場；在堅持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8%基本要求前提下，銀行離岸業務資本充足率要求可適度寬松；對離岸外匯存款和人民幣存款，免交準備金，放松對離岸金融機構流動性比率和清償力的要求。

（三）實行稅收優惠政策

稅收優惠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離岸金融市場初期的吸引力所在。立法機關應抓緊時間制定離岸稅收法規，創造依法征稅的環境。離岸業務的稅種要少于在岸業務，稅率要低于在岸業務。

（四）加強對離岸金融市場的監管

自貿區離岸金融業務既要擴大規模，鼓勵創新，又要加強監管。該市場的發展會影響我國的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的實施，對加強監管提出較高的要求。金融監管部門要建立成熟的調控機制，具備強大的市場干預能力。探索建立離岸業務負面清單，逐步建立以全面監測、現場檢查和事后調查為主的監管體系。要加強對市場準入和業務的監督管理。只有獲取離岸業務執照的銀行才能開展此項業務，其他任何機構不得超范圍經營。銀行要對離岸業務加強風險管理，建立健全內控機制，強化內部稽查。離岸業務的各項報表要根據規定向監管部門報送，以便監管部門監督執行各項管理規定的情況，掌握離岸業務的發展規模，確保積極穩妥地發展離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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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上海自貿區;定位;發展

本文是浙江外國語學院2014年度學生專業應用能力培養立項項目“關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定位與發展研究”（編號：1）;指導老師：錢晨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10月13日

經濟是國家命脈，改革開放將中國經濟推向制高點，隨之而來則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窗口期。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關系日益密切，經濟合作更顯重要，自貿區建設問題顯現。當前，大力推進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是中國加入WTO后在擴大開放方面邁出的更重要一步。作為國內首個在中國境內設立的自由貿易園區，上海自貿區是一塊試金石，它的發展將直接影響未來自貿區規劃，因此發展與定位成為探究上海自貿區的主要內容。

一、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自貿區建設

（一）背景簡述。自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迅猛增長的態勢，對外貿易和跨國投資快速發展，但撥開現象究其本質，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各種問題日益突出，社會內部矛盾加劇，對外貿易紛爭顯現，為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保持與各國間的友好關系，新一輪改革迫在眉睫，焦點將聚集在我國自貿區建設上。

歷經十來年的發展，我國自貿區建設已取得初步成就，在建自貿區18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而其中絕大部分是與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地區）簽訂貿易協定，且相對規則概念陳舊，難以跟上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的大潮流，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2013年9月29日，經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開張，成為國內首個符合國際慣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試驗區范圍涵蓋上海市東外灘保稅區、東外灘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標志著一個新紀元的開端，加速了國際間貿易投資的便利化和自由化，開啟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新進程。

（二）自貿區一年成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2013年9月29日舉行掛牌儀式，當天首批入駐自貿區的包括25家企業和11家金融機構，經過一年發展，上海自貿區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1、制度創新，提高貿易自由度。從改革開放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固然發展，但社會矛盾加劇，外向型經濟愈演愈烈，區內制度改革有望升級發展模式，提高市場效率。“負面清單”創新了中國境內投資管理模式，將行政重點從審批轉移至監管，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檢驗檢疫新制度開啟行政許可特殊程序，放寬審批條件，降低準入門檻，進一步提升自貿區對外開放程度和貿易便利化水平，諸如醫藥類產業發展前景可觀。

2、金融改革，推動市場國際化。上海金融地位是其主要特色，金融作為國際貿易中不可忽視的部分，其改革備受關注。放開區內人民幣管理制度，方便區內貨幣自由兌換與跨境投資是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逐步將人民幣帶向國際化。除制度創新外，金融服務行業成果顯著，87家有金融牌照的機構和一批金融服務企業入駐區內，同時，面向國際的金融市場平臺建設有序推進，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已批準成立。

（三）研究重點

1、以制度創新倒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現有政治制度根深蒂固，轉變政府職能并非易事。上層建筑的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助力，其中經濟改革就是關鍵動力。其中，經濟改革需要內外雙重催化劑，外部靠經貿環境的倒逼，內部通過自貿區倒逼經濟制度革新。

2、以金融地位區別其他自貿區。上海自貿區成立為天津、廈門等地帶來曙光，未來規劃中的其他自貿區建設規模都遠超上海自貿區。與其他自貿區相比較，上海地位主要體現在金融上，以金融融資等業務彰顯競爭優勢。

二、上海自貿區預期定位

中國自由港、保稅區等建設已有十多年歷史，但上海自貿區是首個自由貿易區，此為一種本質上的創新。在缺乏經驗卻又急需改革的情況下，該大膽舉措能否使中國經濟實現健康穩步發展，將牽引至當下上海自貿區的定位問題研究。

上海自貿區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區，是單個國家圈定其內某一地區供特殊國際經濟交流的區域性經濟特區，就如同大國內藏有一小國，充分體現經貿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理念差異決定固有思想無法用于新一輪自貿區建設，作為改革的試驗田，避免用錯誤的思想定位上海自貿區。

（一）國內定位：試點改革經驗，提升上海金融地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定位著力于中國發展，彰顯中國特色。北京，中國之首都，一國之重地，上海自貿區前冠以“中國”二字，對后續建設的自貿區而言，其地位就如同北京之于中國，上海自貿區作為先行者承起標桿作用，以點到面的發展，改革經驗尤為寶貴。首先，制度改革是主要內容，我國的經濟金融體制對比國際市場經濟機制仍有差距，以上海自貿區為試點，大力開展金融融資等業務，以自貿區定位提升上海金融地位，同時，在投資、貿易、金融方面進行經濟制度改革倒逼政府職能轉變與政治體制改革;其次，上海自貿區的功能定位也將超越傳統自由貿易園區，改變傳統的單一產品貿易流轉模式，促進文化類、技術類等新型貿易流通，如民族文化交流，雖然上海地區沒有對制造業的容納力，但與周邊地區的相互合作和融合是產業布局的關鍵因素。

（二）國際定位：國際金融中心，將人民幣帶向國際化。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國內外媒體評論其為前瞻性的工程。上海自貿區的更高定位必然面向國際，短期內幫助上海建成貿易中心、航運中心、跨國公司投資管理和資金運作中心，最終致力于發展成為與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2010年，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實力得以體現，構建國際金融中心思路開始顯現。上海自貿區在金融領域擴大開放意在與國際接軌，擇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升國家經濟軟實力。中國國際地位雖已強勢不可撼動，但人民幣并未在資本市場形成規模，仍然無法與美元、歐元和英鎊等貨幣抗衡，望以上海自貿區擴大金融開放政策為契機，使人民幣成為世界性貨幣。

上海的目標永遠都是全世界，它的定位與突破決定本質上的區別。

三、上海自貿區對比科隆自貿區：四角度顯兩者差異，取經驗促良性發展

上海自貿區作為東方新秀，仍需探究已成規模的世界知名自由貿易區，以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為例。科隆自貿區成立于1948年，位于巴拿馬運河的大西洋入海口處，初建面積為49公頃，商品貿易以輕紡、服裝、工藝、日用品和家電產品為主，年貿易額可達三百多億美元，為拉美貿易的集散地、轉口中心，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拉美國家與中國貿易往來日漸密切，巴拿馬是中國在拉美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貿易伙伴，科隆自貿區作為貿易樞紐，值得與上海自貿易進行對比。從四個角度對比上海自貿區與科隆自貿區各自特點：

1、地理位置角度。兩者都占據國家最佳優勢，港口城市，為物流提供最大便利，但從巴拿馬到拉美和加勒比各地區的交通運輸網是任何地區都難以與其媲美的，科隆地理優勢輻射大地域能更大限度地輔助其發展。

2、貿易角度。上海自貿區商品交易同樣以服裝等大宗商品為主，與科隆自貿區商品交易種類極大程度相似，其本質上的區別為上海以出口貿易為主，而科隆以過境貿易為主，兩者間存在貨物流通鏈。

3、政策角度。前者開放政策力度未及后者，免稅收政策是科隆自貿區商業活動最大亮點，金融政策使投資者免于貨幣升貶值之憂，為保安全，上海自貿區各方面政策相對“嚴厲”。

4、功能角度。上海部分致力于金融改革，推進中國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戶的開放，而科隆部分則以服務拉美全地區為主，其主體功能定位為轉口貿易。

自金融危機以來，科隆自貿區面臨低谷期，經濟低迷、商業模式單一、犯罪問題成為阻礙其發展的主要原因，此類傳統自貿區的被動格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難以快速復蘇，總結其弊端，上海自貿區可規避風險，良性發展。就未來發展而言，上海自貿區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其發展潛力，形成規模將遠超科隆自貿區。

四、上海自貿區未來發展路徑

從計劃到實施，上海自貿區建設實屬不易，當前滯后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敦促了自貿區發展腳步，未來發展路徑將以國內經濟局勢為重，結合國際經驗，打造中國經濟新模式。

（一）安全環境建設。走私是困擾多數自貿區的重要難題，便利的進出口貿易環境不該為非法牟利鋪路，上海自貿區內還需加強法律建設，保障安全，杜絕區內犯罪。現階段，上海自貿區已吸引全球眼球，為保證綠色健康發展，營造區內安全氛圍，需采取規范工作流程，定期檢查，加強培養教育等措施。

（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作為國際大都市，上海有堅實的基礎打造國際金融中心，這是上海自貿區建設的大目標。近年內，區內需繼續聚集大量金融機構和相關服務產業，不斷完善金融制度，構造便利國際資本借貸、外匯交易等服務的大平臺。

（三）國際交流。中國已建自貿區涉及的國家與地區相對落后，均為發展中或欠發達地區，經濟實力較差，故中國貢獻力遠大于對方，這無法有效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上海自貿區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且上海經濟本就繁榮，借此與發達國家或地區合作，建筑溝通橋梁，汲取經驗，利于建設，例如與韓國、新加坡等地建交，以減少諸國恐地位撼動之憂。

通過對上海自貿區進行橫向與縱向綜合分析，符合我國國情的自貿區建設有路可循。外界普遍認為，設立上海自貿區的意義不亞于當年中國在深圳設立特區，由此可見，上海自貿區地位無可取代，現有定位與未來發展至關重要，但輝煌無法復制，上海自貿區建設對中國經濟影響自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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