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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信貸 風險管理 經濟因素
一、引言
銀行是聚集和經營風險的企業,控制好風險是商業銀行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建立健全風險管理體系是商業銀行重要的職責之一。盡管各國的銀行監管部門都相當重視銀行業的風險管理,但是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還是引起了全球各國對商業銀行的防范和抵抗金融風險能力的擔憂。2010年9月,由27個國家銀行業監管部門和中央銀行高級代表組成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制定并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風險進行更為嚴格的管理。由此可見,防范和抵抗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是全球金融行業關注的核心課題。本文正基于此建立起其微宏觀經濟因素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實證模型,以確定各經濟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相關關系,以助于我國商業銀行建立科學、有效的風險控制體系,以增強商業銀行在經營中抵御風險的能力。
二、影響銀行信貸風險的因素
(一)微觀變量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因素
1.貸款比例(LOAN)。在微觀方面,貸款比例對銀行不良貸款率的變化有著重要的代表意義。一般認為,過快的信貸擴張是比較容易產生信貸風險,但信貸量的增加相當于加大了不良貸款率的分母。因而,對于貸款比例,本文假設H1:貸款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2.資產規模(SIZE)。一般而言,資產規模越大的銀行擁有更多的分支機構和網點數量,這樣在發揮各網點的地理優勢時,可以起到因地制宜、取長補短的作用,以實現風險的分散化,有效降低信貸風險。因而,本文假設H2:資產規模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3.管理費用支出比例(OR)。銀行管理費用的大小直接體現出銀行運行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管理費用的支出水平較高,說明企業未能有效利用企業資源,低下的管理效率水平將會增加銀行的風險。因而,本文假設H3:管理費用支出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正相關關系。
4.資本充足率(CAR)。資本充足率是指資本總額與加權風險資產總額的比例。如果資本充足率越高,說明商業銀行抵抗風險水平越強,商業銀行風險就越低。因此,本文假設H4:資本充足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5.凈利息收入占總資產的比例(NIC)。銀行的存貸差歷來是我國商業銀行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一般認為,凈利息收入比重越大,風險越高。因此,本文假設H5:凈利息收入占總資產的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正相關關系。
6.不良貸款率(NPL)。當前較為常見的衡量商業銀行信貸資產安全的有兩個指標:一是違約率,二是不良貸款率。本文將采用不良貸款率作為衡量商業銀行資產狀況的指標。
(二)宏觀變量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因素
1.GDP增長率(GDPG)。一般而言,宏觀經濟越好,社會的消費水平就越高,企業就更渴望擴大投資,以提高產出水平。同時,銀行也會在預期良好的宏觀經濟條件下,擴大企業的信貸規模,增加信貸供應量。因而,本文假設H6:GDP增長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2.貸款利率(INR)。貸款利率是衡量資本市場信貸資金的供需狀況。一般而言,貸款利率越高,資金的供應量就會越多,而資金的需求量就會越少。本文是選取六個月至一年貸款利率水平作為衡量貸款利率的高低水平,并假設H7:貸款利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3.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2G)。廣義貨幣供應量是反應貨幣當局投放到貨幣市場的貨幣數量。如果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越大,說明市場資金投放量就越多,相對的信貸基數就越大,不良貸款率就越低。由于貨幣供應量對市場作用有一個時滯過程,因此本文作了滯后一期的處理,用M2G(-1)表示,并假設H8: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選取
(一)計量模型設定
結合微宏觀經濟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的影響,建立如下模型:
NPLit=α+β1LOANit+β2SIZEit+β3ORit+β4CARit+β5NICit+ γ1GDPGt+γ2M2G(-1)t+γ3INRt+εit;(i=1,2,…,N;t=2005,2006, …,2011)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5~2011年7年期間在滬深兩市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以及農村商業銀行作為研究樣本。樣本數據來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數據庫、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中國農業銀行在05~07年的資本充足率數據缺失,因此該數據為非平衡面板數據。
(三)實證檢驗
本文是利用EViews6.0軟件對模型進行實證檢驗。首先,檢查多重共線性問題,通過方差擴大因子計算公式:VIF=1/(1-R2),計算出方差擴大因子(VIF)值,如表1所示。由于各個變量的VIF值均低于10,可見,多重共線性對模型的影響很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問題。
關鍵詞:信貸配給 宏觀經濟 波動與影響
所謂信貸配給,指的是在固定利率條件下,面對超額資金需求,銀行因無法或不愿提高利率,而采取一些非利率的貸款條件,使部分資金需求者推出銀行借款市場,以消除超額需求而達到平衡。(非利率的貸款條件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借款者的特性,如經營規模、財務結構、過去的信用記錄等。二是銀行對借款者就借款活動所做的特比而要求,如回存要求、擔保或抵押條件、貸款期限長短等。第三類屬于其他因素,如:企業與銀行和銀行個別職員的關系、借款者的身份、接待員的個人好惡、回扣的有無和多少等。這些非利率貸款條件是利率管制環境下銀行解決超額資金需求的常用手段。在信用分配的標準中,一些標準有助于銀行減少信貸風險,如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規模、貸款期限等,但也有許多因素不但有悖于資源配置原則,而且還會助長銀行這一壟斷行業的不正之風,例如補償余額、所要回扣,以借款者身份為標準,全帶之風等等。這些標準的存在,一方面變相提高了銀行的有效貸款利率,另一方面則為銀行及其他部門的相關人員尋租、腐敗創造了條件。換言之,利率管制所導致的信貸配給的存在,除了會降低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之外,還會產生敗壞銀行甚至整個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
信貸配給行為一般容易發生在企業在融資中向銀行貸款的過程中,企業通過自身的信息優勢而通過“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方式,損害因為信息獲得不對稱的商業銀行利益達到的增進自身利益。(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行為實現會對企業融資的可得性產生影響,進而會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在這樣的催化作用之下,最終影響宏觀經濟波動。
一、信貸配給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的原理
一旦宏觀經濟發生有變化,將會引起商業銀行成本發生變化,而作為商業銀行也會在自己企業利益需求的驅使下,進而調整自己的信貸配給行為,最終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第一,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變化所引起的變動。當宏觀經濟處于衰退期,那么商業銀行也因此會面臨著貸款風險上升的問題。因為商業銀行在前期的預期利潤是它們本金獲得的重要途徑,而這一變動會極大的影響銀行資本金的獲得。繼而造成的連帶性后果是銀行的支付能力不足以解決其本身所具有的這種風險性,嚴重的會使商業銀行自身走向破產,擾亂經融秩序穩定。而當宏觀經濟處于繁榮期,商業銀行所面臨的貸款風險也自然下降,銀行的資本充足,擠兌情況發生概率下降。
第二,商業銀行的貸款環境變化。宏觀經濟進入到衰退期后,除了上述所說的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貸款協議違約率上升之外,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融資企業與銀行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很多的企業向銀行貸款不再是為了擴大投資需要,而是為了生存,這種不對稱性大大的增加了銀行所要承擔的風險。這樣的情況,其實質是貸款申請人的質量下降,因而帶來的資本運行風險。
第三,宏觀經濟的波動和變化,信貸配給起著加速器的作用。當宏觀經濟進入到衰退期時,將會影響企業的投資,使經濟陷入到一種相互影響的怪圈中,最終影響了商業銀行自身最大化利益的實現,導致了宏觀經濟更加走向衰退的局面。
二、信貸配給對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配給是關系型的信貸配給,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的形成推動器是市場化,也就是誰,融資企業的篩選機制是利率,并且長期有效。但是,在我國,銀行的貸款利率并不是由市場決定,而是由商業銀行所規定的,在市場化環境下,貸款利率的篩選機制沒有任何效用,而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對于融資企業也沒有選擇性。正是因為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形成了關系型信貸配給,這種信貸配給指的是商業銀行對融資企業的選擇不是湊夠貸款所獲得的預期利潤考慮,而是從銀行與領導、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來考慮的,這樣就削弱了融資透明度,企業“逆向選擇”行為增加,信貸市場充斥的是低質量、高風險的融資行為。
從經濟學原理來說,商業銀行在對信貸配給行為選擇上是依據市場原則,這樣就會降低墊款獲得性,而在加速原理作用下,這種信貸配給模式最終循環影響宏觀經濟,最終使宏觀經濟加速衰退。而我國是一種關系型信貸配給模式買這種模式使得我國的行業進行著并不是完全從自身利益出發,因而他們并不愿意盡快的縮小信貸關系網,自然也不會發生宏觀經濟的乘數效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配給信貸模式反而抑制了宏觀經濟惡化和衰退。
三、結束語
概而言之,當我國宏觀經濟在衰退時期時,我國的商業銀行因為自己獨特的宏觀環境影響,反而起到了自發抑制宏觀經濟衰退的作用。當我國調整貨幣政策,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治理宏觀經濟的時候,因為商業銀行的關系網,其在短期內不會迅速發生反應,所以,這樣的政策時差性對于微觀經濟的影響是滯后的。總之,我國的商業銀行所形成的信貸配給關系有兩個方面的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能夠延長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時間。第二個就是能夠自發的抑制宏觀經濟所帶來的波動。
參考文獻:
[1]魏巍,崔立麗,魏瑋.我國房地產發展與宏觀經濟互動關系實證研究[J].企業經濟,2012(03):243
關鍵詞:金融創新;影響;啟示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2-0155-02
1 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與微觀經濟效應分析
1.1 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
首先,微觀經濟主體對多功能、多樣化金融工具的需要是金融創新的源泉。一般而言,經濟越發展經濟對貨幣化程度要求越高,工商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資產輕便、快捷的運作方式要求越高,從而對幣值穩定、風險小的貨幣及其相關流通手段與價值貯藏手段的多樣化需求越大。這種需求就呼喚著新金融工具與手段的出現。正如有些學者在總結金融創新時代時指出的:“需要是發明之母,如果目前還存在著尚未被滿足的需求,就可能發明一種方法去滿足那種需求,并且這種創新將會成功。”
其次,金融機構在激烈的金融業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是金融創新的原動力。隨著金融市場不確定性(風險)的增加和金融機構之間競爭的加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盈利空間被空前地壓縮。然而面對經濟對多樣化、多功能金融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在趨利避險動機促動下,在有些國家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或者利用政府或金融監管當局放松對金融嚴格監管的有利條件,或者處心積慮地設法規避政府或金融監管當局對金融業的嚴格監管與約束,展開了金融創新活動。
1.2 金融創新的微觀經濟效應
首先,金融創新擴大了閑置資金由資金盈余單位流向資金赤字單位并轉化為赤字單位投資的融資渠道。一般而言,銀行通過負債類金融產品創新擴大資金來源;通過資產類金融產品創新擴大資產籃子,進行資產組合,使資金的運用更為科學;此外,銀行還通過對中間業務產品的創新加強資產與負債、資金來源與資金運用的流動性。
其次,金融創新擴大了金融資產、負債規模,使金融機構有充分的空間調整金融產品組合,分散風險,改善金融產品流動性和安全性從而使金融產品流動性和安全性管理更好地體現了規模效益。如股票期貨(權)、股指期貨(權)等金融創新產品與股票、貨幣等現貨金融產品之間有較強地替代性。而利用股票和貨幣現貨買賣來對現貨資產進行調整不僅要經歷較長的時滯,而且還要承擔較高的支付清算成本以及因交割時滯而喪失交易機會而造成的機會成本等各種成本。
再次,金融創新使不同金融機構之間打破了有分業經營的體制,突破了各自原有的業務領域,互相參透、互相競爭,有利于資金市場價格向資金影子價格的回歸,有利于資金在全社會的有效分配。同時金融創新提供了多樣化、多功能、高效率的金融產品于金融服務,使金融資產選擇面增大,有利于滿足不同投資者的投資需求與偏好,有利于促進整個經濟的高效運行。
2 金融創新的宏觀影響
2.1 金融創新對貨幣需求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首先,金融創新改變了人們的貨幣需求動機,從而引起貨幣須在結構和數量規模方面的變化。一般而言,金融創新就是在原生金融工具(Initial Financial Tools)基礎上對某一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進行延伸或者對多個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進行綜合而形成的。然而金融創新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一經形成便成為原生金融工具的替代品(Substitutes)。
其次,金融創新改變了貨幣的流通速度,增加的貨幣需求函數的不穩定性。因為金融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M1基礎上創造M1的替代品,所以,我們用M1需求函數模型來考察金融創新對M1的流通速度乃至M1需求函數自身穩定性的影響。按照凱恩斯貨幣需求流動性偏好性理論的觀點,貨幣需求是由交易性和預防性貨幣需求以及投機需求共同構成的,交易性和預防性貨幣需求是收入y的增函數,投機性貨幣需求是利率i的減函數,這種關系可以表示為(1)式:=f(y,i), >0, <0,其中:M1/P=實際貨幣余額,y=實際收入,P=價格,i=名義利率。
在凱恩斯看來,M1/P在短期內實際收入y是相當穩定的,因此,可視為常量。于是M1 / P=f (y, i)可變型為(2)式M1 / P=f(y, i)或(3)式(M1 / P)/y =f ( i ),而(3)式實際上是M1流通速度的倒數,即(4)式y / ( M1/ P )= ( i )=v( i )。因為人們對金融創新產品 的需求來自于部分M1轉出(即 M1)和部分儲蓄S轉出(即 S),且S= y(i)。所以人們對金融創新產品 的需求函數會表示為(5)式: = M1+ S(、 分別表示M1 和S的轉出比例)。將(5)式變型為(6)式M*1/P= f (y, i)+ y(y,i),于是 的流通速度可表示為(7)式V*=Py/M*1=1/[ f (i)+ y g(i)]。由(7)式我們可以看出,如果 =1且 =0,則金融創新不會引起M1流通速度的變化。但是,若0且0時,在n 1的情況下,收入y越高,則M1流通速度越低;相反,在n 1的情況下,收入y越低則M1流通速度越高。由于現實生活中、 要受到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所以、 具有不穩定性,從而使貨幣流通速度乃至貨幣需求函數也具有不穩定性。
再次,金融創新弱化了貨幣當局的利率控制力。隨著金融創新活動如火如荼的展開,金融市場上的利率逐漸由資金供求雙方共同決定,許多貨幣當局的利率監管措施及其效果大大減弱。金融創新產品種類和數量增加的同時,衍生金融工具市場也在增加。然而在不同的金融市場上有不同的供需狀況,在有些市場上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會上升,而另一些市場上卻在下降,從而弱化了凱恩斯主義主張的以利率為中間目標的需求調節型貨幣政策的效果。
2.2 金融創新對貨幣供給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首先,金融創新是貨幣供給的乘數效應增大,同時增強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這可以通過金融創新條件下的貨幣供給模型來說明。假設人們愿意持有的通貨C、定期存款T以及銀行的超前準備金E與活期存款Dd的比率分別為K、t、e,則有:式(1):C=k?Dd;式(2)T=t?Dd ;式(3)E=e?Dd。
在沒有金融創新的條件下,由于基礎貨幣B是商業銀行的準備金R和人們持有的通貨C構成,即式(4)B=R+C;如果令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法定準備金分別為rd和rt,則銀行系統所持的總準備金R為:式(5)R=rd?Dd + rt?t?Dd + e?Dd=(rd + rt?t + e)Dd ;將(1)、(5)式代入(4)式得:式(6)B=R+C=(rd + rt?t + e + k)?Dd ;從而有(7)式:Dd=[1/ (rd + rt?t + e + k)]?B。
根據狹義貨幣供給量定義有(8)式:M1=Dd + C,所以將(1)、(7)式化入(8)得式(9)M1=Dd + C=[(1 + k)/( rd + rt?t + e + k)]?B。(9)式就是在沒有金融創新時的M1供給模型。
下面以美國貨幣市場互助基金份額、貨幣市場存款帳戶、隔日回購協議和隔日歐洲美元等金融創新產品為例,探討金融創新條件下M2的貨幣供給關于模型與M1供給模型的區別。根據M2的定義,有(10)式M2=Dd + C + T + MMF,其中:T=定期存款,MMF=貨幣市場互助基金份額、貨幣市場存款帳戶、隔日歐洲美元的和。令T與Dd 的比率為h,MMF與Dd 的比率為l,則有(11)式T=h?Dd 和(12)式MMF=l?Dd ;將(7)(9)(11)和(12)式代入(10)式得(13)式: M2=Dd+C+T+MMF=[(1+k+h+l)/( rd + rt?t + e + k)]?B。
通過(9)式和(13)式比較可以看出,在金融創新條件下的貨幣供給乘數在分子上比M1的貨幣乘數多了個h+l,因為h>0、l>0且都為微觀經濟主體控制,所以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金融創新的確加強了貨幣供給的乘數效應,擴大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控制力。此外金融創新貨幣供給模型(12)式中已經包含了M1,所以M2在總量上很難區分什么是貨幣,貨幣供給的組成中哪一部分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哪一部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如果我們在(13)式基礎上再推導出M3,M4等貨幣供給模型,那么貨幣的計量甚至定義都很困難,從而削弱了貨幣的可測性。
其次,在金融創新增加了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性的情況下,又由于金融創新貨幣創造的微觀經濟主體增加,并且已不局限于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于是貨幣創造主體呈現多元化。同時,金融創新特別是直接融資方式的金融創新,使商業銀行派生存款的機制逐漸弱化。加之回避監管型金融創新使利率限制,法定保證和信用配給等選擇性工具失效等原因,使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總量控制力下降,從而貨幣主義主張的以貨幣總量為中間目標的供給調節型貨幣政策,隨著貨幣需求函數穩定性前提的喪失,其貨幣政策效應亦有所弱化。
3 金融創新微觀最優化與宏觀最優化沖突對金融監管的啟示
從上面對金融創新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創新雖可以為金融機構等微觀經濟主體帶來擴大資產組合、分散風險、增加流動性和增加收入等好處,但可能給宏觀經濟的管理者金融監管當局帶來貨幣資產效用弱化、系統性金融風險等不利影響,危機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但是,我們不不能因此就斷言金融創新有益或有害。
金融創新在微觀和宏觀最優化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解決的,金融創新本質上是宏觀經濟管理者,貨幣政策制定者政府或金融監管者或貨幣人員與微觀經濟主體――微觀金融創新主體之間的一場博弈。只有政府或金融監管者和金融創新微觀狀態共同采取合作的態度,使政府或金融監管者的金融監管兼顧金融創新微觀主體利益,使金融機構等微觀經濟體的金融創新不危及宏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只有政府或金融監管者監管與金融創新互相促進,才能夠得出有效均衡的博弈解。這就是解決政府或金融監管者監管與金融創新之間的矛盾,解決宏觀最優化和微觀最優化沖突的有效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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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內涵
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政府)會計政策和微觀(企業)會計政策兩個層次。宏觀會計政策主要指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會計實務規范的可選擇空間,通常體現為有關會計法規、會計準則和會計原則的制定。微觀會計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選擇的領域內,根據企業的目標、會計人員的偏好,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進而選擇的過程。我國具體會計準則財會字[1998]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中將會計政策解釋為“企業進行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不難看出,該定義的會計政策主要指微觀層次上的會計政策選擇。可見,宏觀和微觀會計政策是指會計政策的制定和選擇兩個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說的會計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也包括微觀會計政策。
經濟政策是為實現既定的目標,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時期內組織、調節、控制經濟活動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一般地,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主要通過分析國民經濟中有關經濟總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如何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充分利用資源;而微觀經濟學通過分析與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有關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合理配置資源。相應地,經濟政策也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科學技術政策、國際收支政策、會計準則等。微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賒購政策、賒銷政策、價格政策、股利政策、會計政策等。
由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會計準則),微觀經濟政策包括微觀會計政策。可見,會計政策是經濟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其他經濟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進經濟健康、有序、穩定地發展。
二、會計政策選擇應服務于經濟政策
這是會計理論傳統研究方法中經濟學家的觀點。該方法認為,會計政策選擇要能反映對宏觀經濟指標變動的控制能力的影響,應關注“一般的經濟福利”。比如,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企業為了謹慎起見,對存貨的發出就應該選擇后進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進先出法(FIFO)進行核算,對固定資產就應該采用加速折舊法。同時,會計政策選擇應考慮行為性影響和“宏觀經濟后果”,體現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預期目標。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報告準則應當能引導個體經濟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相一致……會計準則要符合政府宏觀經濟目標和經濟計劃。”
1、會計政策和會計程序應充分反映經濟現實。經濟政策是孕育會計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響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的重要因素。經濟政策是政府對經濟現實進行管理的意圖,反映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及對產業機構調整的方向。從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業和行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業和行為是受支持和鼓勵的。經濟政策的貫徹實施離不開會計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輔助。政府會計政策的制定,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都應該充分體現經濟政策,反映經濟現實,只有這樣,經濟政策才可能得到貫徹,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才得以實現。比如,1962年美國國會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規定:技術改造投入的固定資產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減后再繳納所得稅。其中的扣減辦法有兩種:流進發(固定資產購買當年全部扣完)和遞延法(固定資產分年抵扣)。當時美國的經濟政策是大力鼓勵固定資產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根據這一經濟情況,最終選擇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現了自我保險和大災難公積金,債務重組、通貨膨脹、外幣變動等會計政策。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從來就是依賴于政府部門。會計準則體現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別規定,企業核算應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就是說企業應當按照經濟業務的實際內容而不是各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如果僅僅依靠經濟業務事項的某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難免會造成會計信息失真。這一會計政策的出臺,不可否認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也有它的經濟政策背景。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失真嚴重,誠信遇到危機。在這種大環境下,國家倡導2002年為“誠信年”,所以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是順應了加強企業誠信建設的這一經濟政策。
2、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要充分考慮經濟后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計信息會導致社會資源重新配置,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因此,會使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失利。所以會計政策的制定、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就成為各個利益集團斗爭的焦點所在。如何權衡各個利益集團的得失,是會計準則的制定和會計政策的選擇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在這里,引用廈門大學會計系陳華在《經濟后果觀與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個例子。1975年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頒布了財務會計準則第八號公告(SFAS8),要求跨國企業的外匯折算采用時態法,且折算利得或損失計入當期損益。該準則一經頒布,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強烈的要數企業的管理人員,有些企業甚至在報表附注中對SFAS8的理論基礎表示懷疑。事實上,單純從理論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但使企業管理層最為惱火的是其易變和不可控的外匯折算差額必須進入損益表,這勢必影響企業管理層的薪酬計劃。同時,波動的會計利潤向市場傳遞的是企業發展不穩定的訊息,從而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上對資金的籌集。迫于各方的壓力,六年后FASB頒布了SFAS52,規定改用現行匯率法,并將外匯折算差額作為一個單獨的項目列入所有者權益,平息了企業管理層的強烈反對。可見,因經濟后果的存在,使理論上更為完善的SFAS8無法實施,而理論基礎欠缺的SFAS52卻因兼顧了管理層的利益而得到廣泛認可。所以,在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時,應充分考慮行為性影響和由此帶來的經濟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為了達到自己希望的經濟效果而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來實現。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報酬計劃以收益為基礎,管理人員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傾向,則管理人員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會計程序,以求個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將報告收益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2)若企業發生虧損,將未來可能虧損提前至本期注銷,以提高未來收益;(3)若分紅計劃包括認股權,則選擇“拉平”收益的會計方法,以保持股票價值的穩定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宏觀經濟統計是信息時代政府和企業了解經濟形勢的必然途徑。基于宏觀經濟統計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文章分析了統計過程中的相關問題,闡述了我國如何對宏觀經濟統計進行利用。
關鍵詞: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問題
宏觀經濟分析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在世界各個國家應用廣泛,同時對我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完善同樣具有重要作用。宏觀經濟分析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而每個階段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
1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相關問題研究
1.1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歷程數學統計學是宏觀經濟分析的基礎理論。在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者將國民經濟的分析作為對象,關注國民經濟的實際統計指標。在這一前提下對比我國的經濟發展現狀與經濟發展趨勢。第二階段:我國整體經濟趨于完善,統計學理論更加完善,經濟行業分類清晰,從而使統計學理論能夠更好的作用于經濟發展實踐。第三階段:注重宏觀經濟統計與微觀經濟統計之間的關聯性,使二者相融合,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這一階段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技術支持。即使是現階段,很多人依然對經濟統計存在錯誤的認識,統計理論作用于金融等行業,但依然存在應用行業空缺,需要你進一步完善和推及。
1.2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特點分析隨著經濟統計的發展,宏觀統計逐漸得到認可。與其它統計方法不同,與一般的統計分析進行比較,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具有總體性別,具有實證性和數量性的特征。當然,宏觀經濟還具有一些獨有的特征。首先:統計對象更系統。在統計過程中,以我國的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為對象,研究影響國民經濟的各個要素,分析其獨立性與相互影響關系。國民經濟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統計方法的系統性使分析更加合理。利用這種統計分析方式,可以實現你對經濟的全面分析,使資源得到最優化利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對策。其次:國民經濟統計具有層次性特點。在宏觀經濟統計方法下,將相關資料作為依據,并有效采用統計的分析方式來評價國民經濟的運行機制。在這一統計模式下,統計分析按照一定的層次現代整體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在從經濟的發展影響因素入手來進行逐層分析,基于經濟發展影響因素來制定合理的策略。國民經濟影響因素眾多,宏觀經濟的這一特點使得經濟分析更具合理性,是未來經濟分析的必然方式之一。
2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對我國統計發展的影響
2.1宏觀經濟統計在我國經濟分析中的產生在世界其他國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作用,而我國處于社會主義這一特殊的經濟體制中,宏觀經濟的發展源于計量經濟學的提出。宏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宏觀經濟統計為其發展提供了保障,使我國形成了特有的經濟體制,通過分析了解經濟市場風險,并且致力于降低風險。但是,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我國經濟中的運用并無好的借鑒,需要經濟分析者通過經驗和不斷的分析探索來完成目標。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問題。而統計學與宏觀經濟的切合點是分析者考慮的問題,所以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諸多問題或者一些統計無法出現預期的分析效果。當然,宏觀經濟必然具有一定的系統性與層次性,只有通過專業的分析方式才能確保風險分析的合理性,使經濟發展更加順暢。
2.2宏觀經濟統計在我國經濟中的應用從整體經濟形勢發展來看,我國經濟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經濟容易受到國際形勢、經濟錯誤判斷以及金融危機等特殊因素的影響。在這一情況下,經濟學者必須對經濟進行正確的判斷,才能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政府在經濟統計分析過程中要善于運用正確的方法。實踐證明,宏觀經濟統計方法能夠對經濟方向做出正確的預測,及時發現經濟發展潛在風險。另外,宏觀經濟統計方法在我國經濟中的運用還體現為它幫助銀行等金融系統屏蔽了信用額度不高的企業,以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確保金融系統的穩定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在經濟危機形式下,金融系統的杠桿作用將體現在經濟穩定中。因此,政府要善于利用宏觀經濟統計這一方法,掌握多樣化的經濟信息,以通過正確的分析來確保經濟的穩定。
3結語
在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方法主要應用于對經濟形勢的整體分析。統計發展具有一定的歷史,在經濟發展中其作用一樣不可忽視。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方式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其主要作用還體現為明確金融風險,減少資源浪費和促進經濟穩定。作為國民經濟分析的主要工具,還幫助政府彌補了經濟發展中的缺陷。當然,鑒于宏觀經濟統計的基礎薄弱,還要求相關人員對其理論進行完善,致力于通過更加合理的理論對實踐進行指導,采用全方位的分析方式來獲得經濟發展的現狀,確保國民經濟的發展策略合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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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收益率 房價 外生性 模型
在中央政府數次房地產管理政策改革之后我國房產價格似乎逐漸趨于穩定,市場似乎是處在了一種微妙的“短期均衡”。然而,這N房地產市場的“新常態”是一個依賴政府層層管控的不穩定均衡,并非是一個反映了市場所有激勵的帕累托最優均衡,一旦政府放開管控,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方向難以預測。所以,盡快找出一個具有指導意義的房地產價格出清模型來協助國家調控房地產市場已成為理論界的共識。同時,房地產政策也從2000年開始逐漸成為了人大會議討論的焦點。
地產市場的出清研究在經濟學領域可以說是一個歷久彌新的難題,國內外學術界對土地這一重要要素的研究可謂多如繁星卻仍未形成統一共識,但近些年一些學者通過數學模型對房價的研究似乎正在逐漸撥云見日。
一、房地產行業與宏觀經濟的關系
房地產是我國國民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使用投入產出表對我國以及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四個發達國家房地產業與其密切關聯產業的關聯度進行前向、后向、環向等不同層面量化研究后,王國軍、劉水杏(2004)通過橫截面數據分析了房地產業與其相關產業關聯關系的變化規律、房地產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①及我國房地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發現我國總體范圍內房地產業產值每增加1對各產業的總帶動效應為1.416低于英國和日本;幾乎與此同時,周紅(2005)在對我國宏觀經濟和城市化研究中使用時序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宏觀經濟和城市化進程存在極強的相關性。
然而,在歷經了2006~2009年世界經濟史罕見的舉行房地產泡沫之后,學術界對房地產市場的審視也逐漸趨于理性,早在2005年姜春海就通過定義房地產實際價值,通過實證分析的手段得出當時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已經產生。解保華、李彬聯、石立(2009)借用股票市場F-O模型測度中國股票市場的泡沫度和成本加成定價模型測度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度,得出1999~2007年我國這兩個市場近9年來的月度泡沫估計值;以Granger因果檢驗②的方法證明了我國房地產市場中的巨額惡性泡沫對其它資本市場的嚴重影響。在此之后黃瑾(2010)通過求出房租與房價的預期收益凈現值,并與實際房價進行對比試圖量化泡沫,然而房屋價格的真實組成并非預期收益與市場泡沫的簡單加總,而是包括了諸如文化、市場結構等諸多因素的綜合結果,所以,其研究成果值得思考有待深入挖掘。
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的傳導過程在經濟學界一直有著諸多分歧,所以為了繞開這些分歧有學者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出發,在凱恩斯消費函數的基礎上,通過房地產的財富效應③深入剖析了國民收入與房屋價格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通過運用我國季度數據,在誤差糾正模型(an error-correction model,簡稱ECM)④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和居民消費的關系進行實證性檢驗,以此對國民收入與房價的相關關系進行了確認和分析(宋勃,房地產市場的財富效應的理論分析和中國經驗的實證檢驗,經濟科學,2007年第五期)。但是由于任何微觀主體的消費決策都是處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而社會文化環境卻又是一種極其難以量化又起著決定性因素的外生經濟變量,而這種外生變量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又極為顯著而且難以準確地將其外生化(翁媛媛,高汝熹,饒文軍,中國高儲蓄率部門特征、成因以及對策;經濟學家,2010,03)。與此同時也有學者通過房價租金比的方法試圖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以深入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與其他經濟變量的關聯性(如儲蓄)(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AES working paper),但是因為房價和租金僅僅是兩個市場表現結果,它們的變動受到很多外生變量的影響,比如供求關系、利率、文化,而且從Junmin Wan的研究結果上看,我國住房市場化以來房價租金比一直與房屋價格保持著極強的正相關性,甚至可以用聯動性來形容二者的關系,而作為一個反映兩個變量關系的強度相對數房價租金比,應該是有一定的穩定性并且不應該與房屋價格聯動變化。所以在中國這樣的購房者占主導的特殊市場,房價租金比是近乎無效的。
正是由于難以將市場結構、文化環境、消費習慣等諸多難以量化的因素外生化,從宏觀角度觀察房價似乎只能得到一些趨勢化的結論,以及一些定性結果,無法給出真正準確的答案。所以,不少學者嘗試通過金融與房地產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繞開這些難以外生的經濟變量,以利率、固定資產收益率以及通貨膨脹率來綜合分析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現狀與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資本市場與宏觀經濟的關系
在每一本經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上作者們論述每一條理論似乎永遠都離不開對市場收益率的論述,為了簡化分析不少學者常常假設市場收益率在數值上約等于短期國債收益率或者銀行存貸中間利率,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經濟學研究中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實際市場收益率只有在相當嚴格的假設下才近似于短期國債收益率或者銀行存貸中間利率相等(曼昆;宏觀經濟學第七版)。所以,如果需要研究所使用的市場收益率必須采用更嚴謹的方法從微觀市場角度或宏觀政策角度深入分析。在對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諸多研究中最常用的莫過于基于微觀主體選擇行為角度的多部門聯合出清模型以及基于宏觀政策角度的動態總供給總需求模型(DAS-DAD)。
(一)基于微觀視角下的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
這類研究的研究者們大多堅信,宏觀經濟變量中的實際變量的變動是只能直接地由實際沖擊所影響,而名義變量改變對宏觀經濟發展是沒有實際沖擊的,只會通過某些特定的方式,在長期或者超長期對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式產生間接影響(這也可以理解為古典二分法在現代經濟學研究領域新發展)。Jordi Gali在分析貨幣政策和理性資產泡沫以探討傳統“逆風向行事”(leaning against wind)貨幣政策的可行性時候采用的一種三部門聯合出清模型就是一個現代宏觀經濟學研究領域非常經典的例子(2014,AER)。因為后文所引用的很多文獻論述都是基于多部門聯合出清的方式展開的,而Gali教授此文是近年來使用世代交疊模型展開多部門聯合出清模型的一個典范,所以這里我將詳細介紹一下Gali教授此文中關于市場收益率的研究方法。如同標準世代交疊模型研究方法一樣,我們將無差異微觀個體的一生分為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為年輕時工作,其一期財富分為兩個部分:已有財富(來自于繼承上一代的財富)、工資薪酬,其消費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現期消費、一部分用于儲蓄后者購置風險資產;第二期處于退休階段,所有的經濟決策都依賴已有財富,其消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用于消費,一部分通過遺產或者轉移支付的手段留存給下一世代的無差異微觀個體。在此基礎上,我們便可以進行三部門聯合均衡的論證分析了。
1.每個微觀個體有如下效用最大化條件:
即Πt為t時刻的總通貨膨脹指數,Π為中央銀行通貨膨脹目標,QB為穩定的資產泡沫價值。
Gali教授在后文的論述中使用該聯合出清模型分析了了適應性預期、理性預期、隨機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假設下的的動態與靜態的市場表現情況,詳細闡述了中央銀行的政策行為可能對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也充分論述了市場收益率和中央銀行指定的短期國債利率的明細關系,對我們后續的更嚴謹的對基于資本定價方法分析房地產發展走向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最近剛剛在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上刊載的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Weida Kuang;Peng Liu)一文中就使用了包括了房地a商在內的四部門的聯合出清模型,而且本文創新的使用HPI與CPI之間的協整回歸來驗證二者之間的時序相關關系,同時,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驗證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方向,最終成功驗證了在我國主要城市中居民消費水平與房價之間的關系。雖然模型的具體形式以及推導方法與Gali教授對資本市場泡沫的研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不約而同的使用了多部門的聯合均衡和跨時期的微觀主體決策來論述自己的觀點。所以,綜合上文所述作為世代交疊模型核心理論的多部門的聯合均衡和跨時期微觀主體決策理論必然會給我國學界對房地產市場現象的研究引入新的思路。
(二)基于宏觀政策角度的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
近些年來,基于泰勒定理和適應性預期下的動態總供給總需求模型(DAS-DAD)逐漸成為學界的新焦點。為了模型的完善,有學者對其在彈性通貨膨脹預期、最優需求政策反應的前提假設下對已有的DAS-DAD模型進行了相應的拓展(Sami Alpanda, Adam Honig,Geoffrey Woglom;2013)。最終分別給出了在多種情況下實際收益率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由于本文主要論述市場收益率、宏觀經濟與房地產之間的相關關系,對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就不多贅述。
三、資本市場與房地產行業
房地產作為一種特殊資產,與資本市場的信用供給密不可分。理論上,資本市場的市場收益率、土地市場的地價、樓市的房價與銀行貸款存在兩個相互作用關系循環,在以土地為中心的房地產行業里,資本市場對產業的周期發展起到外部放大(縮小)的作用。通過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行業的產業周期的深入研究,吳劍雄(2012)認為資本市場是房地產周期轉換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資本市場對于不同時期的房地產行業作用效果不同:在房地產擴張時期,資本市場對房地產擴張推波助瀾的作用效果明顯,但是在房地產收縮時期,資本市場對房地產收縮效果有限。如周教授的研究結果,我國現今正處于房地產行業的收縮洗牌階段,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并沒有對房地產行業產生顯著影響。與此同時,由于對接連不斷的由房地產市場違約引起的金融違約現象的關注,國內不少民眾錯誤地認為我國房市崩盤的日子即將到來。但是這條觀點畢竟是缺乏嚴謹理論研究的外行觀點,2014年,就有學者對銀行體制、資本市場與房地產風險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通過對銀行利益與資本市場的抑制關系、資本市場中銀行自身風險的累積的論述分析,發現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雖然不會因為個別房地產市場中的違約現象受到很大風險沖擊,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單一的房地產末端融資方式以及現有銀行體制下缺乏再融資平臺,金融市場無法實現預期的繁榮。同時由于風險的不斷累積,如果不采取相應的再融資平臺以及再融資方法以分散已有風險的話,我國的資本市場在未來必然會面對一定的流動性風險和違約風險。
可能是出于對中國房地產近幾年的特殊市場表現以及中國特殊的資本市場組織方式所吸引,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正逐漸直接或間接的觀察著中國市場。最近有法國學者在美國研究抵押貸款規模擴張的外生效應時發現,當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市場信用供給增加,于此同時房屋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彈性供給,信用擴張的最終結果卻是導致房價升高同時房屋的市場儲備增加,即信用擴張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會加劇房地產市場的不均衡(Giovanni Favara,Jean Imbs,2014),并且,通過對美國金融市場的IBBEA數據庫,以及相應的住房抵押貸款的HMDA數據庫研究,作者嚴謹地得出了,在低彈性需求市場中,信用擴張所帶來的房地產市場影響是積極的,即會使房地產市場處于高價高出清的理想狀態,但是在彈性市場需求中,信用擴張卻會適得其反,即會對已有的市場均衡產生不良影響。而這似乎正是我國這些年來房地產市場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即在早些年放松銀根和管制似乎只有在初期帶來了房地產市場的良性繁榮,但是后期的發展似乎不盡如人意,即存在Giovanni Favara與Jean Imbs在論述中所提到的信用擴張會加劇房地產市場不均衡的市場現象。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并不是,眾所周知,在我國安土重遷的傳統文化思想下,住房需求相對于其它國家更具有低彈性的特質。也許有人會質疑,對土地的剛性需求是人類歷史中勞動成果私有化的產物,早就深深地植根于每個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有無數人以自己的方式出生入死只為獲得一塊封底,如歐洲的騎士階級、教會、中國的士族、日本的武士階級……雖然方式不同,但最終目的無不是尋覓一塊可供自己立足的土地。但為什么同樣的文化因素主導的剛性需求,不同市場卻有不同的表現呢?這里,我們不能單純地以總體的文化因素一概而論,我們要看到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特殊性。這是一個僅僅存在了30年不到的年輕市場,所以其理性程度仍然相當受到傳統文化因素的制約,所以我國目前的房地產市場現狀是由多種因素協同制約的一個復雜的經濟體系,現存的分析方法雖然可以在定性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觀點,并能夠給出適當的政策建議,但是,在定量的角度上以及預測的方面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理論模型。
四、總結及研究方向上的一點思考
在學術界對房地產市場已有的理論研究領域,國內外無數學者在已有的經濟理論框架下,已經對房地產市場從各個角度和方向做了細致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場供給與房地產市場的關系,微觀主體決策與房地產之間的關系,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聯動反應,房地產市場與宏觀經濟諸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這些已有研究對我國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提出了及其寶貴的建議,指出了合理的監管手段和監管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迄今為止,卻沒有一個理論界公認的模型能為我國的政策當局給出一個晴雨表式管理尺度以及管理方式的穩健的建議,即缺乏一個公允的、值得依賴的定量尺度來解決我國房地產市場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市場現狀。以上基于已有經濟理論框架的研究均忽視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個極為重要的特殊性:1、我國是一個受傳統文化影響極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大國,文化變量對于市場的影響相對于其它國家更為明顯,即我國市場可能存在著極大的優于文化因素影響的非理性成分;2、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極其年輕的市場,房地產市場的參與者與管理者都缺乏足夠的技術與經驗,使自身決策能夠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效用或者政策效果。
所以,綜上所述,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研究,要在已有理論基礎上,基于我國特殊的市場性質提出一定的理論創新,才能獲得近乎完美的模型成果,才能在新常態下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出更多嚴謹的建設性建議。
注釋
①帶動效應:某種產業的發展對其它與之關聯的產業聚落帶來的推動效應。
②Granger因果z驗:使用OSL或者GSL方法通過分析相關變量之間往期與現期的相關關系來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方向,具體方法以及思路見附錄4。
③財富效應:貨幣余額的變化,假如其他條件相同,將會在總消費開支方面引起變動這樣的財富效。應常被稱作庇古效應或實際余額效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1992)
④格蘭杰、紐博爾特(1974),菲利浦(1986)指出當使用非平穩序列進行回歸時,會造成虛假回歸,并且沃深(1989)也證明當變量存在著單位根現象,即非平穩時,傳統的統計量,如t值、F值、DW值和R2將出現偏差,具體修正方法是當VAR模型中發現存在單位根現象時采用差分或者中心化等方法將原回歸模型置換為多階協整(co-integration)序列模型,在模型平穩化,即通過了ADF分布的單位根檢驗后,使用修正過的模型對經濟變量進行解釋的方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無法完全闡明模型具體使用方法,僅在此論明思路。
⑤這里原文為:可能由于作者Gali教授的疏忽,文中并沒有提及往期信息如何處理的問題,所以筆者認為此處不能簡單地以終值代替所有過程信息,因此該問題業已以email的形式提交到了AER校對部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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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衍生品 交易 宏觀經濟 微觀經濟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衍生品市場的跨越式發展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此之前,各國的衍生品交易主要集中于商品期貨、期權方面,市場發展的空間和速度非常有限。在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和國際石油危機后,世界金融市場開始出現劇烈動蕩。為了給市場主體提供規避金融市場風險的有效工具,1972和1973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分別開發出外匯期貨和股票期權。以此為發端,國際衍生品市場迅速呈現不斷創新和急劇膨脹的發展態勢。實踐表明,盡管衍生品市場的迅速發展可以提供豐富、有效的風險管理工具,但是大規模交易也為國際經濟體系帶來了若干負面問題。近些年來,衍生品交易產生的市場風險已經不勝枚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中衍生品對資本外逃的推動作用,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向亞洲金融危機的演變過程。那么,衍生品交易是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呢?
二、衍生品交易引發宏觀經濟風險的途徑
(一)衍生品交易風險造成市場混亂
衍生品具有諸多微觀屬性。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特性如信用性、虛擬性和杠桿性是產生市場風險的根源。一般而言,衍生品交易的微觀風險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經營風險和戰略風險。近些年,衍生品交易引發的風險事件頻頻發生,如英國“巴林銀行倒閉”、美國“橘縣破產”、中國327國債期貨風波,等等。盡管目前還沒有案例表明,單個公司或者金融機構的衍生品交易失敗會造成整個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混亂的局面,但是從理論看,由于具有杠桿交易的特點,利用金融衍生品進行投機攻擊或者衍生品交易失敗,還是很容易導致金融市場出現極端混亂。巨型金融公司的交易活動會由于衍生品的杠桿特性放大沖擊效果。如果在“群羊效應”下,交易開始集中于空頭或者多頭,則很容易使市場流動性急劇喪失。其結果是產品或者資產價格出現大幅振蕩,嚴重沖擊衍生品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并造成金融危機。例如,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崩盤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就是市場主體運用股票指數期貨進行的投資組合保險策略。而在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危機中,大約有20%-30%的英鎊賣壓來自于動態避險策略的操作。
(二)各種風險在金融體系中發生連鎖反應
由于衍生品交易加強了各市場之間的聯系,因此也增強了風險在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鑒于市場間聯系具有系統性含義,一旦OTC衍生品市場發生重大風險或者大規模違約,問題就會通過市場之間的對沖和套利活動,或者通過市場供求的重新平衡機制傳播到交易所和現貨市場。更嚴重的問題是,任何與衍生品交易有關的失敗,都可能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大銀行違約會造成第二家違約,再造成第三家銀行違約,這樣不斷波及下去的結果將是整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枯竭,最終導致金融體系陷入危機。1997-1998年,美國LTCM公司衍生品交易失敗。由于該公司向一些著名銀行借貸高達1.000億美元,因此美國金融市場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為了防止發生連鎖性的金融危機,美聯儲主動聯系LTCM的債權人和交易對手等十四家金融機構,居間協調予以救助,最終防止了可能的連鎖危機。
(三)沖擊宏觀經濟運行
與以上兩點相聯系,金融衍生品交易使金融危機和宏觀經濟更緊密地連接起來。集中的或者巨大的衍生品交易風險可能通過市場聯系機制,從金融市場波及到整個經濟體系,最終使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與國際資本相聯系的衍生品跨境交易,將大大增加宏觀經濟運行風險。這是因為,第一,期貨交易所可以直接為國際投機力量提供攻擊平臺。第二,OTC衍生品具有比交易所衍生品更強的表外特性,在跨境衍生品交易中很難受到監管,可以更有效地被用于投機活動。在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中,衍生品交易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墨西哥銀行廣泛使用的臺索波諾互換,以及衍生品市場上的其他工具如結構化票據、股票互換、股票回購協議、布雷迪互換等,在整個危機過程中放大了市場混亂,最終造成墨西哥金融體系崩潰和宏觀經濟動蕩。墨西哥這次危機的結果是,銀行呆壞帳嚴重,商業銀行收不回的貸款高達250億美元,銀行金庫在資本抽逃過程中被掏空;經濟增長率下降8%,通貨膨脹率超過50%。
三、衍生品交易沖擊宏觀經濟穩定的內在機制
(一)透明度降低影響宏觀經濟穩定
與衍生品的表外性相關的是交易透明度問題。所謂透明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資產負債表反映不出實際的風險狀況;其二,對于OTC衍生品交易而言,缺乏足夠的報告制度和披露制度。這種透明度的降低,一方面是直接地影響宏觀經濟穩定,另一方面則是削弱了當局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能力。
首先,資產負債表無法顯示市場隱含的巨大風險。在公司或者銀行從事衍生品交易活動后,會計平衡表僅能記錄表面上的資產和負債信息,很難揭示出實際隱含的風險內容。正因如此,作為表外業務的衍生品交易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逆轉、加速或者減弱資產負債表隱含的風險。但如果衍生品交易風險不出現連鎖效應,宏觀經濟將不會面臨大的沖擊。
然而,對于參與衍生品交易的央行來說,資產負債表透明度降低造成的后果就會明顯不同。這主要是因為衍生品交易不具有透明性,公眾很難準確評價和掌握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能力。而且對央行來說,也不能準確地披露實際外匯儲備數量,致使調控匯率或者維持固定匯率的實際能力可能會比表面能力要弱的多,顯得“外強中干”。其調控整個宏觀經濟的能力出現下降,很難有效抑制宏觀經濟波動。
對于國際收支平衡表來說,由衍生品交易造成的透明度降低同樣隱含著極大的風險。可以舉幾個例子。其一,金融創新會把一些長期貸款和看跌期權聯系起來,使其具有短期特征。如果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這些在平衡表上反映為長期性質的貸款會迅速向國外抽逃。其二,衍生品創新可以改變短期資本的外在形式,如總收益互換會使短期貸款類似于資產組合投資。其三,以保證金或抵押進行交易的衍生品會產生大規模的突發性外匯流動,而這并不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外匯債務和證券內容中預先顯示出來。
其次,OTC衍生品交易缺乏足夠的報告制度和披露制度。正因為
如此,監管當局,交易對手方及其他機構很難對公司信用等級和交易情況進行準確評價。當市場承受壓力時,缺乏關于某公司市場及信用風險方面的信息,以及對公司風險管理能力方面的信息,將從多方面沖擊市場穩定。一是,在謠言、市場恐慌等不利信息作用下,使債權方撤資,最終損害公司的融資途徑。二是,導致市場參加者進行防御性頭寸調整。眾多市場參與者通過運用衍生品,以較低成本迅速撤離某一市場,將對市場和國民經濟構成嚴重打擊。
(二)逃避宏觀監管
市場主體利用衍生品可以有效避開政府施加于自身的各種限制,同時也可以降低規定的資本持有要求。例如,在各種會計制度中,往往通過信用評級來區分各種資產和可得收入。為了保持金融和經濟穩定,政府會根據信用評級限制金融機構持有某種金融資產。但是金融機構并不會就此止步,而是根據需要,設計出形式多樣、合乎需要的衍生品,以避開各種監管防護措施。例如結構化票據可以巧妙地把高收益票據處理成具有高信用等級的金融工具,最終避開政府施加的嚴厲監管措施。在美國,很多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通過結構化票據完全繞開了當局的監管限制,成功地持有外匯資產。
然而,避開監管防范措施對宏觀經濟來說并不一定是件好事。這是因為,衍生品具有的杠桿易特征在提高了資本使用效率的同時,于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風險頭寸所要求的資本數量。由于風險/資本比率高企,投資者的投資穩定性勢必遭到削弱。這樣一旦在衍生品市場上出現交易失敗,就會造成系統性風險,威脅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不斷增加的OTC衍生品和結構化票據使用,會大幅增加金融機構的資本頭寸。這樣,由于衍生品交易存在杠桿性,將使經濟系統在多方面面臨巨大危險。一是,在經濟過熱時由于投資興奮出現決策失誤。這種失誤往往以高昂的成本為代價。二是,放大各種不利效果,使金融系統和宏觀經濟面臨嚴重沖擊。
(三)制造和深化危機
首先,衍生品市場的投機交易可以制造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匯率的穩定性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借助于高杠桿性和較低的成本,各種跨境衍生品交易完全可以影響和沖擊匯率穩定目標。對于采取固定匯率的國家而言,從事投機的機構投資者會利用各種跨境衍生品交易直接威脅甚至攻擊匯率體系。另外,即使不存在投機攻擊,各種用于跨境交易的長期衍生品(如長達15年的外匯互換)也足以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積累起大量的風險。當國內大型金融機構從事的衍生品交易出現損失時,也會演化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動蕩。
其次,金融衍生品交易還會加速和深化危機,增加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在金融危機期間,各種與衍生品緊密相聯系的國際資本由于流動性的提高可以迅速抽逃,從而加劇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據估計,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加速了資本外流,大約有160億美元的臺索波諾被用于互換,最終加大了比索的貶值壓力。另外,國內大量的衍生品交易也同樣會增加信用風險,并造成難以償付的實際債務。而且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即使某些衍生品交易最初是用來削減和對沖市場風險,也會在危機來臨時“搖身一變”,成為增加市場風險和加速金融危機的不穩定因素。
第三,由于與國際資本流動緊密相關,衍生品交易大大增加了金融危機傳染的可能性。從各國經驗看,衍生品雖然不是危機的根源,但是卻在資產價格下跌之前的積累階段推動了價格攀升,同時又在危機發生時加速了價格的調整。通過運用衍生品,市場主體能夠以較低成本迅速進出市場,這使得由于預防性的原因而逃離一個市場更加容易。一些金融市場的擾動會轉變成全面的危機,且危機在于衍生品交易相關聯的國內與國際市場得到放大。從東南亞金融危機可以看出,有關資金流動的嚴重程度、傳染性和規模大小都受到衍生品交易的影響。
(四)增加危機處理的復雜性
衍生品市場的不斷發展使市場主體交易行為和交易機制出現復雜化,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各國政府處理危機的難度。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政府處理危機的政策方式相對簡單。只要政府把主要的債權和債務方集中在一起,制定一項債務支付方案,就能夠較為容易地處理債務危機。而在衍生品市場急速發展的情況下,危機處理顯得非常困難。主要是因為,第一,市場主體復雜化、j多樣化。這既增加了各種潛在的i交易對手方,又產生了究竟誰具有未償還債務或其它義務的要求權。第二,衍生品交易造成的損失往往是既成事實,必須迅速給予支付,很難進行調節。而且更困難的是,利率市場和匯率市場波動瞬息萬變,致使不斷產生新的損失或者擴大損失范圍。
四、衍生品交易對宏觀經濟波動的抑制機制
與以上分析相比較,衍生品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還體現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方面,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波動。以美國為例,進入21世紀后,健全發達的衍生品市場就有效地防止了宏觀經濟波動和保障了國家經濟安全。為此,格林斯潘指出,衍生品市場的快速發展使金融系統發展更靈活、有效,世界經濟也變得更有彈性。事實上,衍生品在21世紀初的多次金融風波中確實發揮了良好的抑制作用。我們下面具體分析衍生品交易抑制宏觀經濟波動的基本機制。
(一)微觀衍生品對經濟波動的抑制機制
首先,防止行業供求關系劇烈變化。在那些對宏觀經濟具有較強供給沖擊影響、其供求關系直接影響物價總水平的行業(如糧食、石油)中,生產者利用衍生品對其所生產的產品進行套期保值具有明顯的宏觀意義。第一。利用衍生品進行的風險對沖活動,完全有助于提高生產和供應的相對穩定性,減緩供求關系緊張和過高損失對生產和經營形成的嚴重沖擊。第二,生產者還可以根據衍生品市場上的價格變化,安排投資計劃、生產計劃和經營計劃,增加生產經營活動的持續性和平穩性。因此,從宏觀意義上講,衍生品交易可以從行業穩定和產品供給源頭方面,抑制即將出現的產業供求關系緊張和宏觀經濟波動,進而防止其在短期內出現進一步擴大趨勢。
其次,抑制宏觀經濟波動。如果宏觀經濟由于其他方面原因出現大的波動,那些能夠依靠衍生品市場進行保值,并安排生產和流通的生產者,就會通過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來減少宏觀經濟波動對本行業供需關系的影響。這樣做的宏觀效果是,削弱本行業供求關系和宏觀經濟總量不均衡的聯系,即抑制本行業在未來出現較大的供求失衡,避免加劇業已出現的宏觀經濟總量失衡。對于一些金融投資者來說,則可以通過與宏觀經濟總量有著密切關系的衍生品(如股指期貨)來減少宏觀經濟波
動的影響。這樣由于金融機構能夠比較有效地避免收益狀況惡化,從而可以減輕資本市場對宏觀經濟失衡形成的更大壓力。
(二)宏觀衍生品對經濟波動的抑制機制
宏觀衍生品是直接針對宏觀經濟總量變化設計的衍生品,如GDP期貨和CPI期貨,因此較之于微觀衍生品,這些衍生品對于對沖宏觀經濟風險,減弱宏觀經濟波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GDP期貨抑制宏觀經濟波動。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絕大多數經濟活動要和GDP變化有關。對于那些與GDP存在很強正相關關系的行業的從業人員來說,最容易面臨由于宏觀形勢變化造成的失業問題。如果建立起GDP期貨,他們可以對失業風險進行套期保值,以此提高福利水平,這也使得這類行業的工作變得更具吸引力,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宏觀上看,開展GDP期貨交易有助于控制宏觀形勢,防止經濟加速逆轉。對于多數的商品以及服務供給方來說,其收入在GDP增長低于預期水平時會受到負面影響,投資支出會部分貶值。投資者可以不必買入無效率定價和交易的股票投資組合,而是通過GDP期貨交易以較低成本對GDP變化進行對沖,來避免或者減少宏觀經濟失衡給自身造成的損失。這樣做的結果是,投資決策及生產計劃不再受制于未來GDP增長的不確定性,整個國民經濟增長路徑會變得平穩,以往周期性波動產生的巨大社會及私人成本出現降低。
1.1國民經濟核算的含義
國民經濟核算是運用統計指標及其體系,對一定范圍和一定時間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與利用所進行的計量;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所進行的計量;對經濟運行中形成的總量、速度、比例、效益所進行的計量等。廣義來講,國民經濟核算包括統計核算、會計核算、業務核算,它們相輔相成。分工協作,有機地組成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狹義來講,國民經濟核算僅指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統計核算。
國民經濟核算的目的是為經濟行為監測、經濟分析、國際比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服務。國民經濟核算方法是試圖通過系統地規范概念、分類、核算原則、表現方式及邏輯關系,更好地實現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的統計描述。
1.2國民經濟核算的功能
作為國民經濟統計方法,國民經濟核算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和微觀經濟決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國民經濟核算能夠有效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國民經濟核算通過一系列科學的核算原則和方法把描述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的基本指標有機地組織起來,采用大量信息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計劃、決策的確定和執行起著重要的咨詢、服務與監督作用。其次,國民經濟核算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依據。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關于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系統數據,是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所需規劃、計劃和政策的重要依據。國民經濟核算所提供的有關生產、收入分配、消費、投資等方面的基礎數據,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以及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再次,國民經濟核算是微觀決策的重要依據。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和個人對生產、消費和投資決策的需求增強,國民經濟核算部門能否提供準確和豐富的國民經濟核算信息直接影響到決策的科學性。通過對各種不同類型經濟統計的基本概念、基本分類和指標設置提出統一要求,國民經濟核算使得這些經濟統計在滿足其要求的同時,實現彼此之間的相互銜接,使整個經濟統計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2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方法
關鍵詞:實體經濟;虛擬經濟;會計;作用
一、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互動
1.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涵義。實體經濟是指產品和服務的產生、流通等經濟活動;虛擬經濟是指債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虛擬資本交易活動。從實質上來看,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估值過程轉化為未來的符號價值體系,隨著經濟形式的日益增多,虛擬資產交易方式隨之復雜化,但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依然保持著相互聯系,彼此之間相互作用與依存,構成了完整的經濟體系。2.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互動。預期收入決定著虛擬資本價值,這說明虛擬經濟實質上是根據實體經濟利潤的變動而變動的。企業經營業績越好,其虛擬資本的預期利息收入就會隨著企業利潤率的提升而變得越高。在金融創新發展的大趨勢下,虛擬資本的經濟符號隨之增多,尤其對于衍生金融產品而言,逐漸模糊了與實體經濟的聯系,但是這仍沒有從根本上影響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價值聯系。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企業預期收益和折現率仍是企業股票、債券以及資產證券化價值評估的基礎;證券預期收益和折現率是資產擔保證券、證券基金的重要依據;預期社會平均資本收益與折現率是利率、政府債券的確定依據。通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價值聯系,可以推導出兩者之間的互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實體經濟若發生產品積壓、資金回收困難等情況,會導致實體經濟的收益能力降低,進而引起虛擬經濟的附和價值波動;虛擬經濟的交易時間短、反應迅速,受金融政策、投資主體預期、市場經濟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虛擬經濟的交易價格時常與其真實價值背道而馳;在虛擬經濟落后于實體經濟的情況下,易造成資金使用效益偏低,市場消費能力不足,阻礙實體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在虛擬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的情況下,虛擬經濟會發生周期性波動,出現經濟泡沫,易引起金融危機,進而對實體經濟的穩定性帶來巨大影響。
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會計體現的作用
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對象時需要對其進行價值評估,而會計能夠如實反映投資對象資產、負債的賬面價值,以及投資對象在某一經營期間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這些信息能夠為投資者進行虛擬經濟的符號估值提供依據。雖在虛擬經濟的符號估值中,投資者需要搜集多方面的信息,但是會計信息在這些信息中仍占據著主導地位,其可靠性和穩定性最強。1.有利于傳導價值信息。會計是聯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橋梁,在兩者互動中起到信號傳導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會計信息對證券價格能夠產生顯著影響,通過股票計價模型可以推導出,會計賬面價值和未來盈余的現值對證券的市場價值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公允價值計量信息因其自身具備的即時性、連續性等特性,提升了公允價值計量信息的應用價值,使其與股票的關系更加密切;二是投資者可利用會計信息對企業償債情況進行評估,在決策是否持有該企業債權時,可根據評估結果對衍生證券進行估值,將估值作為決策依據;三是通過匯集微觀的企業會計信息,可從宏觀的視角掌握整個行業的經濟發展狀況,為利率、基金、股指的估值提供衡量依據。由此可見,會計信息是證券投資預測的重要基礎,其實質是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傳導有價值的信息參考依據。2.有利于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現行的《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下,將會計目標定位于為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做出經濟決策的會計信息,以反映企業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這一會計目標實際上反映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環境下的會計工作方向,特別對于虛擬經濟而言,由于其能夠脫離實體經濟運行,所以通常會產生更加深遠的社會影響,這就促使會計信息質量必須滿足保護財務報告使用者利益的根本要求。企業會計目標的選擇受企業利益和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在這一關系的制約下,企業會計會進行盈余管理、會計政策選擇、會計監督審計等工作。3.有利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企業會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步由業績計量轉向資產價值計量,其目的在于充分發揮會計信息對投資者的引導作用,讓投資者能夠準確評估投資價值、識別信貸安全性,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交易,優化配置社會資源。由此可以看出,會計與經濟體系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能夠實現與經濟體系的互動,體現會計的社會性。4.有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會計與經濟體系的互動較為明顯,具體體現在宏觀與微觀經濟的信息傳導方面。在市場價格受諸多因素影響處于波動的狀態下,可以有效結合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變化情況,充分反映企業權益變化。會計主要通過微觀經濟的運行,影響宏觀經濟的整體走勢。國家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有效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企業會計報表以披露市場價格為主,通過調整企業預期收入,可對國家投融資決策和市場價格變動產生一定影響。通過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進行信號傳導,能夠反映出企業的投資價值,減少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充分體現會計的使用價值。
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會計體現的局限性
1.會計計量以市場價格為計量依據。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投入價格與脫手價格都與市場價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由于市場價格本身具有不穩定的特點,政府和國際組織對市場的管理以及對相關商品價格的干預都會對市場價格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如在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價格有很大差異,電能、電信、石油、地產的價格因為受到國家政策監管,所以無法證明其公允性。由此可見,產品的市場價格與其資產定價的“公允性”未必相符,換言之,對它的計量結果無法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企業的投資價值。2.會計信息供需矛盾突出。會計信息是個體通過理性的處理過程所獲得的一系列數據,雖然受到會計準則和審計的監督,但會計計量過程仍然歸屬于個體理的范疇,正因如此,對它的盈余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就公允價值而言,它是以市場參與者的視角對企業的資產和負債價值進行估計,要達到“公允”,就必須要求會計應當以獨立的立場對企業的資源和收益等進行準確計量,由于會計很少能站在獨立的立場完成計量工作,所以會計信息必然存在現實的偏差,公允價值則會被借以操縱會計盈余,這樣容易對投資者產生誤導。3.會計信息披露滯后。會計信息中所反映的交易和事項全部都是已經發生的,并為使用者提供報告日企業的資產與負債價值。會計分期假設雖然使會計信息的及時性獲得了一定保證,但從目前的情況上看,會計信息披露仍相對滯后。一旦會計信息被披露,其中的內容便會被投資者用來評估企業的投資價值及其相關金融資產未來的收益能力,但由于時間與決策需求之間存在的矛盾性,會計信息具有了增大市場價格波動變化的可能。
四、結論
總而言之,會計信息通過反映企業實際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能夠為投資者提供虛擬經濟的預測信息,建立起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價值聯系,在經濟體系中起到信號傳導作用。為了進一步提升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充分發揮會計信息的價值,應引入科學合理的會計計量方法,降低會計計量風險,為投資者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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