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際金融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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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體制;混業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7-0034-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07

我國真正意義上的金融監管是從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開始的,其金融監管體制的建設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實施金融監管;第二階段是從1998年國務院證券委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合并,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保監會”)正式成立,這一系列事件表明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從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監管中分離出來,形成了由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三家分業監管的格局。2003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正式組建,接管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銀行監管職能,由此我國正式確立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體制。

一、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現狀

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從金融監管權力的分配結構和層次來看,采取的是一線多頭的“一行三會”模式(如圖1);從金融監管對象來看,我國采取的是典型的機構型監管模式,即按金融機構類型設立監管機構,不同的監管機構負責對不同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督;從監管主體的數量來看,我國采取的是分業監管模式。

當前我國建立金融監管體制對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分業經營使各類金融機構業務更加專業化,這樣既便于內部管理,又利于貨幣當局的外部監控,有助于及時達到監管目標,提高“機構監管”的效率,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但隨著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迅猛發展,金融業開放加快,金融監管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現行監管體制面臨著多方面的沖擊與挑戰。

1.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趨勢對分業監管體制的挑戰

混業經營是指在一個法人主體下,同時經營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多種業務。隨著我國金融體制的不斷深化,金融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趨勢逐漸顯露,銀證合作、銀保合作和證保合作逐步開展,各種形式的實行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光大集團、中信集團、平安集團等開始嶄露頭角。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政府層面推動的混業經營正在穩步發展:2008年1月,銀監會與保監會簽署了《關于加強銀保深層次合作和跨業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明確了銀保相互投資試點的條件;2008年末的《財經》年會上,保監會主席吳定富表示,今后保險資金將圍繞股市適當加大投資力度,保險資金進入股市比例可以達到15%,目前只有8%,還有7%的提升空間;2009年1月,證監會和銀監會聯合了《關于開展上市商業銀行在證券交易所參與債券交易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14家上市銀行經核準后,可以向證券交易所申請從事證券交易。可見,銀保、銀證以及保證之間的混業經營已經真實存在。這樣,現行建立在分業經營基礎上的分業監管體制將會產生更多的監管真空,有可能出現制度落后于市場的弊病,導致監管失靈和低效,進而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

2.外資金融機構涌入對我國現行金融監管體制的挑戰

我國加入WTO后,開始逐步放開金融市場,隨著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盡管進入我國的外資銀行需根據我國的法律規定強行實行分業經營,但是其母行大多實行的是混業經營,其先天優勢必將對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提出挑戰。同時,隨著國際金融創新業務的飛速發展,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出現,我國傳統的金融監管制度、監管手段面臨失效的危險,金融業風險加大。另外,我國“重進輕出”,進入金融市場審批最為嚴格,經營次之,而缺乏退出機制,在外資金融機構進入的現實下,監管規則與國際接軌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對于出現嚴重問題的金融機構,要該清算的清算,該破產的破產,不能政府一味買單,應建立退出機制,逐漸強化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

3.現行監管體制下的監管機構面臨諸多挑戰

我國現行的分業監管模式是建立在一行三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基礎上的,但我國的中央銀行缺乏獨立性,“三會”的事業單位性質給金融監管工作帶來諸多“尷尬”,“一行三會”缺乏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如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三方于2004年6月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三方在《備忘錄》中明確了分工合作框架和協調機制,但由于缺乏協調溝通,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的現象沒有得到良好解決,導致監管成本增加,監管效率降低,金融創新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這些問題直接影響了當前“分業監管”的實效性。另外,我國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缺乏對監管機構自身的監管。監管部門作為政府權力的壟斷部門,只有對其權力進行有效制衡,才能保證其對金融機構進行準確有效的監管。

二、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應對金融危機的新要求

2009年12月1日,法國財政部長克里斯廷?拉加德稱,歐盟各國的財政部長已經就全面整改歐盟金融監管體系的問題達成了妥協,將新成立一整套的監管機構。①而早在去年三月,美國財政部就公布了改革藍圖(簡稱“保爾森計劃”),即“目標導向”的監管改革方向。這項計劃也被視為美國自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計劃。②2009年6月17日,美國政府正式公布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規模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白皮書,期望以此恢復公眾投資者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信心。③根據美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方案并借鑒歐洲主要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經驗,可發現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應對金融危機的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幾點。

1.完善金融混業經營及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加大金融混業監管的趨勢

在一定程度上,我國的金融立法滯后于實踐的發展。這需要立法機關和監管部門共同努力,依據金融市場開放的現狀、外資金融機構的設立與經營情況,以及國際金融監管變化趨勢,逐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其中包括:合理確定金融發展目標,體現安全與效率并重的立法理念;健全金融機構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強化核心業務下的混業經營;建立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法律制度,明確界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構筑防火墻以有效控制金融風險;充分滿足我國入世后的要求,完善與WTO規則及國際金融監管慣例相吻合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不斷完善與基本法規相配套的專業性法規及實施細則和補充規定。在立法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強規劃性,增強系統性,提高針對性,強化操作性,切實提高立法質量;應明確金融機構通過控股公司實現混業經營是必然趨勢,并對要求進行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進行嚴格的資質審批;應消除國家財政對大型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建立對各類主體一視同仁的市場待遇,最后還需要嚴格執法。

2.建立功能性統一監管機構,逐漸形成統一監管體制

所謂的“功能性金融監管”,是指依據金融體系基本功能而設計的監管,較之傳統的金融監管如機構監管,它能夠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協調,且更具連續性和統一性。

金融危機引發了各個監管當局的反思。2008年3月31日,美國財政部公布了《現代化金融監管架構藍圖》,其中,最突出的特點是謀求建立一個統一綜合的、對系統風險能保持高度警惕的功能導向型監管體系;2009年5月,歐盟委員會也提出了組建“歐洲系統性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改革方案,負責監測整個歐盟金融市場上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新一輪的金融監管改革在發達國家中率先掀起,避免出現監管真空地帶、有效監管交叉地帶、建立及時發現和有效應對系統性風險的預警體系是目前金融監管改革的主要方向。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以后,我國形成了“一行三會”式的監管框架。由于時間較短,這套體制不可能很快磨合到位,而且類似于英美式的協調磋商機制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從我國現實出發,政府可以考慮參照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模式,建立固定的金融協調委員會。最后,可以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合并,成立像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那樣的統一監管組織。

3.適當控制金融產品的過度衍生化、過度資產證券化

金融衍生品在規避市場波動、價格發現、增加市場流動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如果金融衍生品被集中發行或過度衍生,進而引發出金融市場風險時,它又會演變成為風險“放大器”。此次金融危機就是最大的佐證,當金融業務相互交融,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衍生品經過多層級派生,其基礎價值和產品信息已很難被認知,衍生出的金融風險也遠遠超出監管的預料。因此,我國在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過程中,對衍生品的派生層次和杠桿率的監管尤為重要。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杠桿率與市場基礎建設、參與機構的風險控制能力以及整個金融安全網的發展狀況應當是互相匹配的,金融衍生品管理體系的目標應定位為“促進發展、控制風險”。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國金融創新尚處在起步階段,在國際金融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不能由于擔心市場風險而阻礙金融創新,而是應變教訓為經驗,對金融創新的應用及推廣作辯證分析,堅持發展具有可控性、適度性和規范性的創新,通過加強監管,事前規避風險,使監管和創新始終保持動態平衡,在相互作用、共同發展的同時,促進金融改革不斷深化。

4.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監管和金融機構管理層監管機制

現代企業制度對企業自身的要求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且要充分體現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特征,而實現現代企業制度法人治理結構的主要形式是規范的公司制。只有有效的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得以建立,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才能得到較好處理。

促成此次危機的原因之一便是金融機構管理層經營行為短期化,它與不合理的激勵機制分不開:一方面,薪酬激勵機制與經過風險評估后的公司業績脫鉤;另一方面,薪酬結構和年度分紅形式導致了過度的短期化行為的發生,有損股東的長期利益。對此,歐美國家已認識到對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體系變革亟待進行,以盡快彌補目前薪酬制度中存在的缺陷,獎勵真實的業績表現,懲罰高風險套利行為。

當前金融危機下的高管限薪問題引起了我國社會的廣泛關注,但薪酬激勵機制的變革卻被忽略,管理層經營行為的短期化現象在我國金融機構中普遍存在。管理層與員工間的薪酬差距需要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但又不能失去薪酬激勵的作用。管理層的高薪不應來自短期表現,而應著眼于長期的業績表現。因此,本次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機構薪酬制度改革的啟示是機制的變革,而非簡單地限薪。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現實選擇

隨著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加快,混業經營趨勢深化。理論界對我國政府金融監管體制現實選擇問題的爭論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一些學者認為面對混業經營的國際化趨勢,我國應當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實現由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模式的過渡。如:曹紅輝(2006)認為隨著我國金融服務市場的全面開放,國內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所面臨的競爭形勢相當嚴峻。及時調整以往“分業經營”的發展戰略,采取金融功能型監管理念,建立統一的監管模式已成必然[1]。曹鳳岐(2009)提出,為了提高監管效率,可以考慮在必要時成立國家金融監管委員會或國家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作為監管的權威機構,通過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實現對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全面監管[2]。即將所有金融機構都置于其監督之下,實行功能監管,消除監管真空,強化協調。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我國現行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安排,分業經營在一段時期內仍然是中國現實狀況,所以采用分業監管比較合適。如: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認為關于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問題,現在的確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問題,但是中國的金融不同于其他國家,監管機構不僅管理風險,而且要兼顧改革、發展、開放和解決歷史包袱等問題,現在分業監管符合初級階段的狀況。①目前的任務是加強各監管部門的信息溝通和互相協調。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認為,中國目前的金融發展水平與西方國家處于不同階段,金融綜合經營和混業經營還處于初步階段,分業監管能夠適應目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狀況。②

金融監管體制是各國歷史和國情的產物。確立金融監管體制模式的基本原則是:以提高監管的效率為前提,在避免過分的職責交叉和相互掣肘同時又要注意權力的相互制約,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因此,從我國現實出發,政府可以考慮參照美國以前的“傘形”監管模式,建立固定的金融協調委員會。從長期來看,最后可以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合并,成立統一的監管組織,具體監管架構如圖2所示。

1.堅持多頭監管體制

“傘形”監管是美國自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頒布后,在改進原有分業監管體制的基礎上形成的監管體制,這種監管體制的最大特點是“雙重多頭”監管。“雙重”是指聯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監管的權力;“多頭”是指有多個部門負有監管職責[3]。美國在此次金融危機前一直采取這種監管模式,且其曾是美國金融業發展繁榮的堅實根基。然而,隨著金融的全球化發展和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不斷推進,“雙重多頭”的監管體制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縫隙”,并使一些風險極高的金融衍生品成為漏網之魚。金融危機后美國的改革藍圖則順應了金融發展的潮流,逐步實現從分支機構、分業監管向綜合、統一監管的轉變,究其原因是美國全面實現混業經營的事實與分業監管相悖。但我國目前分業經營仍較為嚴格,堅持多頭監管體制仍是我國現實選擇。

2.通過金融監管委員會滲入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

我國可以通過構建金融監管委員會,采取聯席會議等例會與臨時會議的形式對金融業的聯合監管以及專業領域監管的協調與通報工作進行討論。其成員構成應是來自三家專業性的監管部門,即銀監會、證監會與保監會。由于我國商業銀行體系在金融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銀行“一業獨大”特征顯著,因此該會議的協調人應是銀行監管部門[4]。

3.通過金融控股公司體現功能型監管

我國可以構建純粹型金融控股公司,采取母子公司組織結構,其銀行業務、證券業務、保險業務分別由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經營,母公司則主要承擔管理、控制和協調的職責。金融控股公司又按其經營業務的不同接受金融監管委員會下設的三大監管主體的監管,監管權力在業務性質的基礎上劃分,而不再按從事業務活動公司的機構性質劃分,充分體現機構型監管向功能型監管的轉變。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與各監管職能分開后,將主要致力于完善有關金融機構運行規則和改進金融業宏觀調控政策,更好地發揮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中的作用,使金融服務得到進一步改善。

參考文獻:

[1]曹紅輝.中國需要建立功能型金融監管體制[N].金融時報,2006-07-31.

[2]曹鳳岐.美國次貸危機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啟示[J].河北學刊,2009(3):34-36.

[3]趙渤.中國金融監管[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256-291.

[4]李變花.擴大開放下中國金融安全與監管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135-147.

①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全球財經中文頻道(.

①資料來源:韓雪萌.劉明康在銀監會2006年工作會議上強調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監管工作全局[N/OL].省略/bencandy.php?fid=60&id=2961.

第2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摘 要 近年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迅速，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伴隨著農村金融的發展，信貸規模也加速擴張。這種擴張不僅為農村金融機構帶來了較好的收益，也暴露出了信貸過程中存在的各種風險。本文主要討論農村信用社以及由農村信用社改組而成的農村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及其控制機制。

關鍵詞 農村信用社 信貸風險 風險控制

一、農村信用社及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概述

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商業銀行機構遍布農村，有了相當的資金實力，經營規模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已經成為農村金融的基礎，也是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幾年經過積極地清收不良貸款和呆賬核銷，調整信貸結構和投向，信貸資產質量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經營效益逐年增加，貸款操作手續日趨規范，風險狀況已得到緩解，但由于歷史原因和條件限制，仍舊有很多值得我們研究和改進的地方。

二、農村信用社及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形成原因

（一）農業生產的風險性大

農村金融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為農業、農村、農戶，而與農業有關的活動都會附加上自然風險，農業生產易受自然災害影響，而自然災害會造成一個地區的大批借款戶因為遭受巨大損失難以按期歸還貸款，由此造成大量的信貸資金沉沒。

（二）信貸人員素質不高

農村信用社及商業銀行的信貸人員相比于城市的信貸人員錄取時的要求相對低一些，工作后接受培訓的機會少，這些都導致了農村信貸人員的素質水平不高。無論是從工作態度上，還是從專業技能上，平均水平都比較低。這直接導致了信貸各個環節的風險加大。

（三）信貸程序執行不嚴

農村信用社及農村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機制現在還不健全，缺乏一套非常適合的約束機制，這也導致了信貸程序的執行上的松懈。尤其是在“三查”問題上，往往只簡單的看一下，并不深入進行確認，特別是在貸后的跟蹤調查上，經常疏忽。

（四）稽查措施不夠

部分地方的黨政領導缺乏基礎的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只為了使自己的政績顯著，經常搞一些短期行為，這時他們會強令銀行發放貸款。這種問題牽扯到信貸機構的法律保護問題，還有內部稽查的問題。

（五）不良貸款清收乏力

農村金融機構的存款總額逐年增長，貸款規模也不斷擴大，但是部分信貸員風險意識淡薄，消極怠工，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積極清收不良貸款欠貸款。更有甚者，為完成收息的任務，采取紙上作業的方式，以貸收息，致使借款人借款余額逐年累增，潛在風險也逐年加大。

三、農村信用社及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控制

（一）完善貸前調查預測機制，提高風險意識

一是針對農業自然風險。需要有這方面專業知識的人來進行預測，這一部分風險不能消滅，有時甚至不好避免，但是我們可以盡可能的規避一些。

二是針對借款人。在進行借貸之前，要對借款人的資金實力和經濟狀況非常了解，對他的信用狀況也要清楚，并將其情況記錄在冊，這樣有利于貸款單位選擇合理的借款人，對信用風險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

（二）加強信貸員隊伍建設，提高信貸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

這一點可以從幾方面著手：首先，提高信貸人員的道德水平；其次，提高業務技能，強化風險意識；再次，定期對信貸人員進行政策及業務方面的培訓，加強他們防范風險的意識和能力；最后，在信貸人員的管理上公開，公平，公正。

（三）嚴格貸款的發放程序，降低因操作不當帶來的可避免風險

在辦理借貸的過程中，信貸人員應堅持按照貸款“三查”制度對貸款企業進行調查評估，在辦理過程中，將調查和審查，及審批、經營管理等環節的工作職責進行分離，由不同的經營層次來實行不同的崗位部門進行承擔，實現他們之間相互制約的目的。對于貸款投向上，按照國家產業的不同和產品結構調整來進行貸款結構的約束。優化貸款投向，對于一些農業的名特新產品實行重點支持，這樣對于貸款程序會越來越規范。

（四）強化內部稽查，加大執法力度，防止外部壓力

單位內部加大稽查力度，發現問題進行逐級的責任追查，在必要的時候給予處罰。同時加大執法的力度，對金融業給予強有力的法律保護，避免在外部壓力下形成信貸風險，信貸機構的領導也要有一定的能力來防止這種外部壓力造成的必然損失、必然風險。

（五）嚴格貸款擔保手續，清收不良貸款

為了避免信貸資金被長期不合理占用，對新發放的貸款農村金融機構應該全面推行保證、抵押、質押貸款，盡可能地減少發放信用貸款，對原有的不良貸款，也要逐步補辦擔保手續。在接待過程中堅決執行貸款誰發放、誰收回的制度，可以跟職工的個人勞動報酬掛鉤，實行信貸責任追究制度。

綜上所述，信貸風險是一項客觀存在的系統而又復雜的工作。在對其進行風險措施的防范時，需要做好對信貸人員的紀律管理，增強他們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增強其防范技能和應對風險的能力。同時，也要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做好信貸支農的工作，讓信貸資金在農村的經濟發展中起到拉動和促進作用，把支持全面建設新農村的信貸工作做好。

參考文獻：

[1]曹鳳鳴.利率市場化與農村信用社風險管理.企業經濟.2005(10).

[2]鄭沖等.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面臨的風險與應對措施.金融與財會.2003(4).

[3]顧榮.農村信用社改革過程中信貸資產的風險管理.特區經濟.2005(11).

第3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出口;對策

中圖分類號:F7文獻標識碼:A

美國的次級房貸放款中存在的獵殺放貸和貸款欺詐是造成次級債危機的主要原因,獵殺放貸指貸款機構或其沒有依照美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消費者真實、詳盡地披露有關貸款條款與利率風險的復雜信息;貸款欺詐是由職業罪犯導演的騙貸犯罪。在這兩種違法行為中,前者的受害者一般是消費者,后者的受害者一般是貸款機構。2001～2004年美聯儲實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產業的發展,在經歷了幾年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后,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在2006年春季,美國房價開始下跌。在2007年初,美國第二大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宣布瀕臨破產,次級債危機開始顯現,并波及銀行業,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雷曼兄弟倒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為銀行控股公司,美國的投行開始回歸銀行主業。由于蝴蝶效應,美國的次級債危機開始傳向世界,成為一場席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風暴。在這場金融風暴中,冰島、迪拜等國家面臨破產,即一個國家對外資產小于對外負債,即資不抵債的狀況,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和墨西哥等,面臨信用降級,這些表明,世界正經歷著一次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本文在次級債危機的背景下分析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并提出一些建議。

一、我國外貿出口現狀

(一)我國外貿依存度高。外貿依存度,也叫對外貿易系數或貿易密度,最普遍的計算方法是進出口總額/GDP,它是衡量一個經濟體對外開放程度大小的指標之一。商務部鐘山指出,當一國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時,外貿依存度則會提高。一般說來,外貿依存度越高,意味著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的能力越強,外貿依存度越低,意味著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外貿進出口迅速增長,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國外貿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個百分點。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貿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國外貿依存度也從12.5%提高到57.3%。2001～2008年我國外貿年均增速比世界貿易年均增速高11.1個百分點,外貿依存度相應上升了20.7個百分點。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對于中下層消費者的影響較大,對我國的商品出口影響較大,我國進出口總額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貿易保護主義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蔓延,使美國、歐盟、日本等經濟體為了刺激本國經濟,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據WTO秘書處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數量分別增長28%和27%,我國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我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

美國對我國實施了嚴厲的貿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輪胎特保案,10月7日的無縫鋼管雙反調查,10月27日對我國鋼產品實施懲罰性關稅,11月3日對我國金屬絲網托盤實施懲罰性關稅,11月5日對我國油井管征反傾銷關稅,11月6日對我國銅版紙等征雙反關稅,12月30日批準對我國鋼管征高額關稅,2010年2月6日決定對我國大陸產禮物盒和包裝絲帶征高額反傾銷稅。2010年7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起的“337”調查中,有5起涉及在華企業,占案件總數的55.6%。歐盟不僅使用“雙反”大棒,同時開始嘗試將多種貿易措施疊加使用,采用更加嚴厲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國產業對當地市場的占領,如近期歐盟對我國出口的“無線數據卡”擬采用反傾銷、反補貼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護手段。日本經產省的消息顯示,日本放寬了申請反傾銷調查的條件,同時對反傾銷調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幾率已上升到70%～80%,并擬效仿美國在政府部門設立專門窗口接待企業的調查申請。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外貿出口的形勢不容樂觀,我國作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機的國家,正在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眾矢之的。

(三)出口產品附加值低。我國相當一部分的出口企業只是一些國際大企業的加工廠、組裝廠,在生產過程中,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產品出口中,更多的是憑借低價來獲取訂單,生產的產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機到來以后,國外的采購人員開始尋找價格更低的產品,一旦發現,就會縮減訂單,極大地影響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同時,在我國出口的產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據商務部統計,2008年我國所有出口產品中擁有自主品牌的企業不足20%,自主品牌的產品甚至還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設的不足也是我國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我國外貿出口對策

(一)提高產品附加值,開拓新興市場。美國財政部駐中國經濟與金融特使杜大偉指出,中國應該讓自己的產業鏈進行升級,這樣才能使美國今后從中國進口更多的經過精密制造的產品。因此,對于我國企業來說,要想改變現階段面臨的出口不利情況,要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加強產品的技術升級,進行產品創新,同時利用金融危機帶來的特殊時機,打造企業的自有品牌,進行適當的品牌營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對于我國出口企業來講,在進行技術改造的過程中,可以適當引進外資,通過和外資企業的合作,學習外資企業在質量管理和品牌運作上的經驗,同時實現出口企業的技術升級。同時,我國出口企業還應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出口企業可以通過參加一些國際性的展會和博覽會來推銷本企業的產品,同時充分利用電子商務開拓網絡銷售渠道,根據金融危機對各國的影響來調整出口格局,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逐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程度,減少企業的經營風險。

(二)積極應訴雙反,提高企業應訴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機后期,為了防止出口轉移對本國市場的影響,當一國針對某項產品采取貿易措施之時,其他國家的“聯動”反應正在變得越來越迅速而頻繁,典型案例發生在2009年輪胎案、鋼鐵案及今年的鋁材案等。當我國某一產業出口受到一國制裁,很可能面臨全球出口市場的貿易保護打擊,出口企業事先的全球聯動應對戰略已顯得越來越重要。同時,我國企業要充分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爭取在WTO框架下解決雙方的貿易爭端,對于違反WTO規則損害我國外貿利益的成員國可以采取“反向報復”,即停止履行對該成員方在WTO項下的義務來迫使對方履行WTO裁決。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8月15日就中國非公路輪胎反傾銷反補貼案肯定性損害終裁公告,裁定中方輸美涉案產品對美國內產業構成實質損害。在政府支持及行業協會、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此案獲得了比較低的傾銷稅率,補貼稅率未出現兩位數的懲罰性高關稅。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業能積極應訴,在統一的組織下還是可以在面對雙反調查時獲得比較好的結果。面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出口企業在平時要注意規范企業的財務制度,完善財務信息,為以后的應訴做好準備。出口企業一旦面臨雙反調查,要積極應訴,尋找專業律師,同時與國外律師事務所建立合作,在決定應訴后全力以赴,對于人力、物力、財力的耗費要做好準備,最好與同行業的企業進行抱團應訴,降低應訴成本。

(三)慎重對待人民幣升值。美國眾議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該法案旨在對所謂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主要是針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雖然法案要最終生效還需參議院通過,并送交奧巴馬簽署,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在今年上半年進行的人民幣匯率壓力測試表明,對于出口企業人民幣升值3%,出口企業利潤將下降30%～50%,因此對于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國政府應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采取相應的匯率政策,為我國出口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政策環境。

(作者單位:陜西理工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第4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關鍵詞】金融風險 危機 風險監管

金融風險，指任何有可能導致企業或機構財務損失的風險。金融機構如果不能夠嚴格控制風險，其導致的危害是嚴重的，不僅會使該機構陷入危機，還有可能導致一系列連鎖式危害。金融機構發生風險帶來的后果往往超過對其本身的影響，金融機構在具體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出現的風險，有可能使該金融機構破產，也有可能對整個金融體系的健康運行構成威脅，會導致全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經濟衰退，往往要花幾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完全從危機中走出來，因此研究我國金融風險的來源至關重要，從源頭抓起，做好監管，給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保駕護航。

一、背景介紹

2007年4月，全球經歷了一場史上罕見的金融危機，導致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金融結構對金融風險監管不夠，危機的發生，使各國政府意識到預防金融風險的重要性。金融行業是一個高風險與高收益共存的行業，我國近年來金融體系發展迅速，但依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國經濟正處于轉軌事情，并且發展較快，有許多舊問題還沒有解決，又產生了許多新問題，新舊問題累積起來，使風險增多，監管難度也加大。要正確認識和預防風險，建立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盡可能的發展和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

二、風險來源分析

隨著市場迅速發展，市場競爭強度也增大，在面對這個復雜的市場結構的時候，金融市場要應對的不確定性也在增大。從美國的次貸危機看，金融市場需要政府監管，政府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監管的同時要注意適度，有所為有所不為，防止因政府過度干預帶來新的風險。下面就風險的產生來源進行分析。

（1）我國監管體系有待完善。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迅速，但對風險的監管步伐還沒有跟上發展的腳步。長期以來，中央銀行的金融監管工作都側重于業務范圍的控制，現在的風險管理體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信貸風險的管理模式延續，同時市場金融風險監管部門的組織結構不是很完善。許多金融機構組織結構設計不合理、風險防范意識差、業務流程不科學、監督不力，導致風險管理體系存在一些漏洞。

（2）人們對金融風險的認知程度不高，防范意識、法律意識淡薄。我國在從計劃經濟轉軌過程中留下的陳舊觀念依然存在，對金融風險的認識不是很清楚，缺乏防范風險意識，而金融機構的業務又具有很多特點：內容復雜、范圍廣泛、綜合性強等，這些特點如果存在快速發展的市場中，會導致風險的發生。

（3）市場透明度不高。我國金融市場上的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包括金融透明度不高。眾多社會問題，比如看病難、上學貴、保障體系不完善……的累積會導致金融風險的日益增加，這些不確定性因素會讓我國金融風險發生概率增大。

三、加強監管，防范風險

在現階段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很多，為了加強我國金融市場體系建設，降低金融風險，建立合理的金融風險管理機制，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一）政府應當實施調控和改善監管來防預防風險

在我國金融體系中，政府作為監管者和宏觀調控者，動用自己的權利，促進市場體系完善，加強宏觀調控，促進穩定和健全的經濟和金融健康。隨著市場的運行，市場具有一個天然缺陷，政府有責任和義務，通過各種手段控制，提高風險預警機制，市場還需要加強監管。

（二）謹慎創新，完善金融結構的信息披露

2007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過度創新造成的，金融創新只能將風險在不同風險偏好者投資者之間進行轉移，金融創新和衍生工具往往關系很近，而且往往反映缺乏透明度，信息不對稱的消極方面，是比較容易通過金融風險轉移，從而傳遞給大多數中小投資者。因此，政府應鼓勵金融創新的同時，應該加強監管，從而有序推進金融創新。根據“巴塞爾協議”對信息披露的要求，金融創新的監管應著眼于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創新產品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

（三）加強我國金融監管與全球金融市場的協調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國家間聯系的緊密，在全球市場資金的全球流動，也使各國金融市場關聯性增強。一旦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產生問題，就會傳遞到其他各國。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加，產生了很多不確定性問題，如過度投機、放大風險等，金融創新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國際游資沖擊和破壞性。為了世界各地健康有序發展，應當加強金融監管和全球協調，加大監管力度，增強自身抗風險能力，以避免地區的不穩定轉變為全球的金融危機。

四、小結

在當今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各國金融市場聯動性增強，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陰霾暫未完全褪去。后危機時代，我國只有建立相對完善的金融風險監管機制才能更好的抵御來自各方面的金融風險，從而規范金融市場，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何德旭，范力.切實保障金融創新中的金融安全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J].上海金融,2008（10）.

[2]趙志恒,孫秀梅.我國金融風險成因探析[J].商業時代, 2006（6）.

第5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關鍵詞：美國次貸危機；形成原因；貨幣政策；金融自由化；失衡；按市價調整

一、美國次貸危機理論概述介紹

美國次貸危機又稱次級房貸危機，也譯為次債危機。它是指一場發生在美國，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起的金融風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

二、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興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次級抵押貸款的產生。8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金融市場地發展壯大，企業開始充分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從而取代了以往利用銀行部門進行間接融資地發展模式。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的熱浪打破了銀行業的準入門檻，更多形式地中介機構應運而生，銀行靠傳統的、日趨標準化的、面向企業的信貸業務已經無法保證自己能夠獲得持續穩定的收入增長。于是，這就迫使銀行業漸漸退出傳統的信貸業務，把新的業務業務增長點轉向了質量較差的收入增長，他們通過適當地介入“高收益風險”的次級貸款業務來優化以往“低收益風險”的信貸組合然后將這些資產證券化，出售給各機構，以達到分散風險、降低成本的目的。

三、美國次貸危機的形成機理

20世紀80年代，美國從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開始發展成為以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美國金融業面臨著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的競爭壓力：一方面，隨著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企業開始充分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從而取代了以往主要利用銀行部門進行間接融資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的熱浪打破了銀行業的準入門檻，更多形式的中介機構應運而生，銀行靠傳統的、日趨標準化的、面向企業的信貸業務已經無法保證自己能夠獲得持續穩定的收入。這就迫使銀行逐漸縮減傳統的信貸業務，把新的業務增長點轉向了差異很大的消費者客戶群體上。這一業務內容的變遷，實際上完全改變了原來銀行業長期積累的商業信貸管理的有效模式。來自資本市場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使商業銀行被迫改變經營戰略：從以公司信貸業務為主轉變為以個人信貸業務為主；從傳統穩健的資本管理模式，轉變為激進的風險管理的現代模式。這樣經營業務和戰略上的轉變給商業銀行和監管機構都帶來新的挑戰。

四、美國次貸危機的主要特點分析

1. 月供數額重新設置

每到5年或10年， 次優級貸款人的償還金額將自動重新設置， 貸款機構將按照新的貸款總額重算月供金額。貸款人將發現他們的月供金額大幅度增加， 由于負攤銷的作用， 很多人貸款總債務不斷上升， 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揚才能賣掉房子以解套， 否則將會失去房產。

2. 還款壓力前松后緊

次貸產品的利率和還款機制大都帶有“誘惑性”，月供呈現前松后緊的特點，借款人在貸款初期往往只需交納優惠的月供額，隨著后續恢復市場利率，月供額不斷增大，借款人面臨較大的還款壓力。

3.產品設計復雜難懂

次貸產品復雜的利率和還款機制使借款人難以準確地判斷自己的償還能力， 同時次貸產品對借款人提前還款征收較高的罰金。在月供之外， 借款人還需支付稅收和保險。可大多數借款人對這類產品的特點和風險不太了解， 缺乏對自己支付能力的合理判斷。

4. 風險控制自我放松

發放次貸產品時， 為與同業競爭， 貸款機構降低對借款人收入證明的要求， 甚至不需提供， 且降低首付， 甚至無首付， 使借款人的實際投入較少， 違約風險增大。

五、美國次貸危機存在的問題分析

1.放款機構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

通過二級市場出售貸款或將貸款證券化后，銀行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債權人，只是借款人和貸款購買機構或債券投資者的“服務中間人”。對“中間人”來講，借款人的信用風險已經被轉移出去。！因此，放款機構在利益的誘惑下很容易產生一些不負責任的“掠奪性”貸款行為，如降低貸款標準、放松對借款人的審查，而這些行為是證券化債券投資者觀察不到的，其后果在短期內也很難顯現、尤其是在經濟景氣時。

2.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

由于投資者無法準確了解抵押貸款組合的真實信息，使得信息不充分的投資者更加依賴信用評級機構，并將評級結果作為預期投資收益安全保證的信號。

而對評級機構來講，收入來自于收取評級費用。在次級債券市場上，評級機構受利益驅動，不排除人為提高次級債的信用級別，以便順利出售證券后從證券發行者處獲得較高收益的可能性。

3.抵押經紀人的道德風險

美國60%的住房抵押貸款交易由經紀人來完成。由于經紀人主要靠推銷貸款來利，因此，要想獲得更多的利潤就需要更多的人借款、更大的負債金額、更長的負債時間。在利益的驅動和監管不當的情況下，抵押經紀人同樣容易產生掠奪性貸款行為，如向借款人惡意推銷貸款、獲得傭金以外的其他收入、誤導和欺詐行為、以各種手段誘使借款人在對借款條件了解不充分的情況下被動接受貸款、貸款合約條款含糊不清損害借款人利益等 。

4.自我膨脹與風險積累

在這種信貸模式下，由于銀行出售貸款或將貸款證券化后所得資金并不是存款，是資產交易的結果。這部分資金不需要繳納法定準備金，因此，銀行“創始貸款”的規模幾乎不受法定準備金和資本金的約束。

六、中國防止次貸危機的防止策略

1.加強貸款前審查

次貸危機的產生原因主要是因為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沒有堅持嚴格的貸前審查。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在發放貸款前要認真對審核借款人的還款能力，房地產的價值。對不同信用等級的借款者實行嚴格區分，從各個方面考察借款人。并且這些工作要由商業銀行自己做，不要盲目委托其他的機構，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只有把這些工作做好，防微杜漸，才能真正提高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

2.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次貸危機的產生，反映了監管部門對潛在風險反映不迅速的狀況。因此我國的監管部門應該監督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在各種金融產品的營銷中，要向借款者充分了解金融產品的信息，讓借款者充分的了解產品的還款方式和潛在風險。并且告知借款者必須應盡的義務和享受的權利。由于房地產行業容易出現泡沫，因此，監管部門還應建立房地產金融預警和監控體系，提高借款人和投資機構的防風險的能力。

3.加強外匯儲備管理

中國出口依存度高，中國是美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每年出口大量的產品到美國，為避免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要盡快推動出口多元化，分散風險。同時，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巨大，持有大量的包括美國國債、公司債等在內的金融資產，風險比較大，因此必須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加強與我國對外經濟金融關聯度高的國家的風險的跟蹤監測，并采取切實措施防范與化解風險。

總結：由于金融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全面滲透乃至控制，金融資本經營的相對集中，使得金融部門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牽引資源配置的核心，即通過金融資本的流動就可影響甚至決定著人力資本、其他物質資本以及技術要素的流向與相互結合，因而對于現實生產力的形成和整個實體經濟效率是至關重要的。一旦當這些因素所引起的風險集中積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僅會造成金融資本營運的中斷，更為嚴重的是，它將影響甚至極大地破壞著實體經濟效率，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秩序。因此，應對美國這種類似的金融風險加以高度的重視。

參考文獻

[1]蔣先玲.美國次級債危機剖析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7，（11）

[2]王東，美國次貸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與影響[J]，當代經濟2008（9）

[3]劉英奎，美國次貸危機的成因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北京郵電大學學報.2008（3）

[4]肖才林.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住房信貸市場的警示[J].時代金融，2007，（12）：7— 8.

[5]王寅.美國房貸風險警示中國[J].決策與信息，2007，（8）.

第6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內部審計；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增值

一、內部審計對供給側改革的作用分析

首先，過去經濟發展中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產業大多處于價值鏈底端。十三五戰略規劃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調整我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之中的位置，那么對外優化產品結構、對內實現產業升級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內部審計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應該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與此同時，內部審計可以和國家審計相互促進和協調，彌補國家審計在產業鏈構建過程中的不足和缺陷。

其次，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在于增加有效供給的同時減少無效供給。有效供給建立在創新驅動的基礎上，創新驅動的動力一方面來自于外部市場競爭，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內部控制的優化，內部審計則是內部控制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我國低端產業在國民經濟產業中所占的比重比較大，經濟發展以較大的資源消耗為代價。供給側改革將經濟發展的重點集中在供給端，但是我國供給端建設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因此需要內部審計作為強有力的措施來優化內部結構、降低資源消耗。

再次，供給側改革雖然表現為有效供給的增加，但是在本質上則是一種創新的供給。舊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很多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現象，這種情況使得很多不可再生資源遭到了的無效的消耗。因此，我們必須致力于營造一種保障性的經濟發展環境和轉變環境，轉變產出決定收入的陳舊觀念，樹立有效產出才能創造收入的嶄新理念。在供給側改革時代背景下，內部審計對我國經濟新常態起到重要的推動和保障作用，只有處于內部審計的監督和糾偏環境之下，經濟發展才能從三駕馬車經濟拉動轉變為供給側改革消費拉動，使得經濟發展性長條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在供給側時代背景下如何實現增值服務

本文筆者采取平衡積分卡作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內部審計提供增值服務的評價體系。因為內部審計部門在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之中依然被看做是費用中心，其為金融機構增加價值的方式是難以通過財務指標進行有效衡量的，所以需要增加非財務指標來衡量其對金融機構的貢獻。內部審計部門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增加價值主要體現在客戶層面上，因此從客戶層面來衡量內部審計增值服務狀況也是不可或缺的。平衡積分卡是和組織戰略目標相匹配的最契合評價模型，內部審計的價值增值本身也是為了實現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戰略目標而服務的，二者的結合具有協調性。

（一）財務角度

內部審計活動應該能夠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在日常運營管理中出現的問題予以及時發現和整改，便于機構減少運營成本，改善經營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提升運營效率和效果，間接地促進其經濟效益的提升。內部審計的直接增值可以通過其職能由“監督型”向“服務型”轉變，提高內控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從而利用潛在的成本節約來衡量。總的來說，內部審計節約額度在總預算之中的比重和其他部門的生產率提高情況是衡量內部審計增值狀況的兩大指標。

（二）客戶維度

內部審計的客戶一方面包括了董事會和管理層，另一方面則包括了被審計單位各個部門。董事會和管理層代表的是股東的利益，那么從客戶角度來設計的指標能夠反映出內部審計部門對股東價值的增加狀況。

因此，客戶角度指標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衡量：董事會或者管理層給予內部審計工作的時間，這個指標可以間接地反映出內部審計的效果；內部審計部門提出的意見被采納或者接受的比例，該指標能夠反映出內部審計部門的獨立狀況和提出的建議的質量；董事會或者管理層對內部審計部門工作的滿意情況，管理層滿意度越高則表明內部審計部門對農村金融機構的貢獻越大。

（三）業務流程角度

內部審計部門的工作流程涉及到制定審計計劃、執行審計程序、完成審計目標，從而展現出內部審計的價值增值作用，其最終的結果也體現在價值增值角度的衡量上。因此業務流程的維度選取以下兩個指標：一是審計工作計劃完成百分比；二是有價值的審計建議的數量。有價值的審計建議能夠促進農村金融機構戰略目標的實現，即該審計建議能夠改善農村金融機構的運營效率和效果。

（四）學習與成長角度

審計人員的專業技術水準、理論掌握情況和知識結構等維度是反應學習與成長維度的重要指標。學習與成長角度指標是其他三個角度指標的驅動因素，審計人員人均接受教育培訓的課時量可以反映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為了培養內部審計人員樹立全面風險管理思想和繼續發展成為優秀內部控制人才的努力程度。

筆者所在地區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在采取了增值型內部審計方法之后，發現業務風險隱患，查處了大量的違規行為，規范了金融機構內部的操作流程、管理方式和管理體制，挖掘和暴露了一些問題，使得內部審計的工作質量和經營業務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總而言之，在供給側時代背景下，在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中引入平衡積分卡的評價指標體系是一種必然選擇，其可以將戰略目標轉化為金融機構具體的指標和目標，使得戰略目標和階段性經營目標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平衡積分卡作為一種評價指標，綜合考慮了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內部財務、客戶、業務和學習維度各個因素，對其形成持久競爭力具有強勁的推動作用，有利于調動農村地區各項勞動力因素的價值和效用。

⒖嘉南祝

[1]范經華.基于平衡計分卡的內部審計質量控制評價指標體系探討[J].審計研究，2013（2）.

第7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國際金融法；影響

金融全球化的含義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國際經濟生活，其發展動向和顯著特征表現為經濟的全球化。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明確無誤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作為全球化浪潮在經濟層面上的表現，經濟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務、技術和資金大規模跨境流動以及各種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與重組為特征。經濟全球化是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國經濟依存度的日益加深。從內容上看，經濟全球化可以分為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和高級發展階段。這是由晚近世界經濟發展的另一特點-經濟的金融化所決定的。所謂經濟的金融化，是指實物經濟被金融經濟所取代，社會資產的金融資產化程度不斷加深，國家間的經濟關系日益深入地表現為國際金融關系，如國際債權債務關系、國際股權股利關系、國際委托關系、國際風險保險關系等；金融因其更適合“數字化”和“終極市場”而成為經濟生活中一個核心性、主導性和戰略性的要素，對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滲透和影響不斷增強。隨著經濟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經濟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現為金融的全球化。

所謂金融全球化，是指國家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逐步融合的趨勢，表現為貨幣體系、資本流動、金融市場、金融信息流動、金融機構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與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構成經濟全球化的應有之義，是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投資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結果，并與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投資全球化之間交互作用、交互影響。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質和發展狀況而具有自身獨特的內容和運行規律。

首先，從金融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個一直處于進行之中的發展過程，是金融一體化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擴展與深化。這一過程不是均勻展開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時間上的階段性、空間上的地域性、結構上的非均衡性特點。金融全球化趨勢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初見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進，90年代至今則因更加充分地展開了其多樣化的內容而進入階段。在空間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現為區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區域化推進和作用的結果。金融的區域化和全球化從先后繼起到同步運行，彼此間既融合又排異的互動發展，成為晚近世界金融發展的一道風景線。金融全球化發展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涉及的主體范圍不斷擴大，由發達國家逐漸向發展中國家擴展。但這一進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參與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發展速度有快有慢。發達國家及其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規則制定者和主要獲益者。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則經常處于被動的、受制約的地位，面臨著“邊緣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脅，一般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

其次，從影響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國生產、貿易、投資和科技進步等實體經濟因素對金融全球化的推動外，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擴展和全能化運作為金融全球化構造了微觀組織基礎，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競爭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續的技術支持和發展動力；自20世紀70年代起在世界范圍廣泛興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資本跨國流動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場空間進一步突破國家和地域的界限，為金融的全球化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第三，從金融全球化的內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國家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逐步融合的趨勢。金融全球化的各種構成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使得各國的金融資源可以在各個層次上以多種形式轉移、劃撥、融合和互動，金融創新日趨活躍，全球資金光速流動，金融領域的國際競爭異常激烈，可謂是21世紀國際經濟競爭的最主要領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劇了金融競爭，促進了金融效率、經濟發展和人類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負效應，它使金融風險明顯加大，金融波動通過一體化的市場得以迅速傳導，局部的金融災難動輒演化成為地區性、全球性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成為當代國際金融生活的寫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勢下，每個國家的金融均成為國際金融的有機組成部分，單個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削弱，國際金融市場的失靈現象不時出現。

第四，從金融全球化的運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發展已經歷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資本金融三個階段，目前正在步入產業金融發展階段。從其產業地位看，金融不僅是第三產業中的獨立組成部分，而且日漸成為第三產業中的龍頭產業。與產業化相伴生和相適應，世界金融發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業化、網絡化等特點，對傳統的金融管理體制、金融經營理念等產生強大的沖擊。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金融運行不再是簡單地從屬、外生、決定于實體經濟，而是在相融、適應、內生于實體經濟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獨立、超越、背離于實體經濟的特點，表現出強烈的符號性和虛擬性。據統計，目前在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中，只有10%與實體經濟有關。而與實體經濟運動無關的國際資本流動大量屬于投機性資本流動，其全球游蕩和肆意攻擊成為威脅世界經濟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場間的相關度提高，經濟大國通過金融渠道對世界經濟施加影響更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貿易、投資等傳統渠道對世界經濟發生的影響。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在經濟、金融發展方向和進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從于發達國家的戰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運行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為個別金融霸權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對國際金融法的影響

顯然，當經濟全球化發展到金融全球化階段，其深度和廣度已然大大推進。實踐證明，晚近世界經濟發展所表現出來的上述趨勢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自然歷史過程，并已對或正在對國際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生活發生著廣泛的影響。國際金融法作為國際經濟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國際經濟生活的調整器和控制機制，植根于國際經濟生活并靈敏地回應著國際經濟生活。全球經濟環境的上述變化對國際金融法勢必也會發生重大影響，簡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顯了國際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為經濟金融化的結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場資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國家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中的樞紐地位和作用等，對于全球的法制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使國際金融法在當代社會經濟即金融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為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類之一，在國際經濟法中逐漸占據核心地位。反映在國際經濟法的研究上，表現為學者們研究重心的轉移。在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經濟法還是以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法律問題為中心，輻射國際貿易、國際貨幣等領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學者們的研究重心就開始轉向以研究國際金融的法律問題為中心，輻射國際投資、國際貿易等領域的法律問題。從國家層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對各國的國內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響：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凸顯，金融法發達與否已成為衡量現代各國經濟環境優劣的重要標志，以及國家法律、文化乃至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準。如果一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比較健全，金融法制比較完備，就可以推定該國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推定其經濟和社會環境相對安全和穩定，那么該國就可能成為人氣旺盛的“網站”，吸引大量國際資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業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為各國法律體系中最富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金融業所具有的顯著的系統性、宏觀調節性和時間信用性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傳統的法律觀念和制度設計。相應地，現代金融法較之其他部門法，更加重視維護貨幣資金的使用權，更加重視鼓勵和保障金融資產的跨國流動，更加重視營建信用環境、契約環境、產權環境和會計環境等金融業發展之必要環境。此外，現代金融業的發展還呈現出機構國際化、體制混業化、資產證券化、業務創新化等特點，這些特點使金融法成為當前各國法律體系中發展最快、最活躍的法律部門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寬了國際金融法的范圍。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國銀行及各類金融機構迅速發展，國際信貸和國際證券融資規模持續擴大，國際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工具和國際金融服務方式不斷創新，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國際金融活動，國際金融關系無論在主體范圍方面還是客體范圍方面都得到極大的擴展，并呈現出纏結交叉、異化衍生、變幻莫測的特點。國際金融關系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客觀上要求國際金融法擴大調整范圍、改進調整方法，隨著國際金融關系的發展而發展。例如，伴隨國際保付業務的興起，國際保理聯合會（FCI）的《國際保付通則》（1987年制訂、1997年最新修訂）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的《國際保付公約》（1988年正式通過）相繼問世；隨著互換、期權、票據發行便利、遠期利率協議等金融工具的出現，巴塞爾委員會與國際證監會組織聯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風險管理指南》、1998年《關于銀行與證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監管信息框架》等建議案；隨著廣泛從事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金融企業集團的出現，由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保險業監管協會三方組成的“聯合論壇”（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業集團的監管》文件。晚近國際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勢必要求國際金融法制度跟進創新，從而導致國際金融法的調整范圍不斷擴大，迄今已涵蓋國際銀行、國際證券、國際保險、國際信托等國際金融的各個領域，所管轄的金融市場由傳統市場擴大到歐洲債券市場、歐洲貨幣市場、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等新興市場。由于全球化使得國際金融關系變得復雜多樣，促使國際金融法在調整方法上不斷嘗試、改進和發展。例如，各國金融監管立法和實踐越來越強調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體現在監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發生了如下變化：由全局性管制為主向日常性監督為主轉變，由質性金融控制機制向質性與量性相結合的金融控制機制轉變，由事后監管向涵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轉變，由針對個案的被動型業務監管向系統性的主動型全面風險管理轉變，由東道國當局單一監管向東道國與母國當局合作監管轉變。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進了金融法的統一化和協調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業務的規模化與國際化、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必然要求沖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籬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從而沖擊了國別金融制度壁壘，推動了各國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國際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風險擴大，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和擴大，各國一方面加快本國的金融法治建設，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與交流，參與多邊金融談判和條約締結，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程度地放棄或讓渡金融，由此促進了金融法的統一化。例如，各國金融服務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發展及其對世界經濟的深層次影響，促使跨國金融服務立法納入法律統一化進程，最終導致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等條約和協議的問世。從此，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開放方面必須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必須對照WTO金融服務貿易法和其承諾對相關國內法進行“立改廢”。我國為履行入世承諾，于2001年底頒布對《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及實施細則進行破舊立新，就是一個典型例證。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競爭，各國在金融實踐中還積極移植和引進他國先進立法，競相采行金融慣例規則，以重塑或改善本國的金融投資環境，促進金融交易安全與發展，并避免本國金融業遭受歧視性待遇而陷入籌資難、進駐難的被動境地。各國的自發行動不僅促進了金融統一慣例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也促進了各國金融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的趨同。研究表明，近20年來，國際金融慣例取得了長足發展，內容廣泛涉及國際貨幣兌換、國際商業貸款、國際證券交易、國際支付結算、國際融資擔保等各個領域，特別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監管的行業性慣例，如國際銀行業監管的巴塞爾原則和標準、國際證券業和保險業監管的原則和規則。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在實踐中自覺貫徹和推行這些慣例和標準，其結果是各國金融監管制度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大國際經濟組織職能和作用的演變、相互間金融交流與合作的加強，以及各類區域性金融組織在推動區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躍表現，則為金融法的統一化和趨同化提供了組織基礎和制度條件。金融全球化呼喚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構建者和維護者，重大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一方面注重加強自身的制度建設，如發展國際金融監管職能，加強對國際金融事務的領導能力，建立和完善多邊談判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為國際金融統一法的形成和實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強組織間的政策協調和信息溝通，例如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集團、國際清算組織在監控私人資本跨國流動方面的金融合作與交流，金融行業性組織在監管規則創制方面的國際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組織和區域性金融組織在金融危機預警和救助中的協調行動等，在合作中促進國際金融統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實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現行國際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動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其一方面促進金融資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從而促進國際金融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風險的全球擴散變得更為容易和迅捷，從而破壞國際金融的穩定、阻礙國際金融的發展；一方面使人類休戚與共從而促進了人類的協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類面臨的全球性金融問題日益增多，從而給金融投機勢力興風作浪以及金融霸權國家轉嫁風險提供了可乘之機。20世紀最后十年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便是各類國際金融問題的總爆發。慘痛的教訓為世人敲響了警鐘。分析這些問題的生成，它們固然暴露出某些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等方面的種種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暴露出了現行國際金融法存在的調整真空與軟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勢下國際金融體制的落后與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長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國際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國際金融宏觀調控機制，則任何國家難以獨善其身。由此，改革國際金融體制、完善國際金融立法呼聲雀起，推動了國際金融法制度的變革。在國際層面上，基于貨幣金融領域的權威地位和職能與業務便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責無旁貸地擔負起改革使命。世紀之交，基金組織多次組織修訂《基金協定》，增加和調整資本份額、改革特別提款權制度、改善決策機制、整肅貨幣紀律；推動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研究和試驗，根據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調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貸制度，發展金融風險預警與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基金組織所領導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改革作為國際金融法對國際金融實踐的積極回應，目前仍在進行之中。

在國家層面，晚近，各國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躍。從執世界金融發展之牛耳的西方發達國家，到金融危機重災區的發展中國家，均采取積極態度，在強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這一方面是出于各國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應國際貨幣金融體制改革的結果。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的每一項修改，關涉世界184個國家的貨幣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發揮了領軍作用。這不僅表現在有關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規范方面，相關的國際法規則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幾個發達國家國內法律和慣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現在對國內法的示范方面，發達國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導地位，其對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往往更為敏感，反應更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貼近市場，引領著金融立法現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過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國1999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英國2000年通過的《金融服務和市場法》等，提出了功能監管、并表監管等金融監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嘗試和發展了金融企業集團監管、網絡銀行監管等新制度，對其他國家的涉外金融立法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示范效應，對金融法的統一化方向也具有潛在的影響。

第8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一、《國際金融學》課程建設的基本思路

（一）確定《國際金融學》課程的內容范圍

《國際金融學》是從開放視角研究一國金融市場中的變化對其他國家金融市場運行的影響。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國際金融作為一門經濟學科，其重要性日漸凸顯。這不僅是針對中國等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而言，即使是在美國等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也是如此。在西方很多高等院校中，國際金融都是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然而，由于經濟背景、歷史習慣等的差異，中西方對國際金融范疇的理解相差甚遠。西方的國際金融理論著眼于探討跨國經營的公司為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如何在一體化程度不斷增強的國際市場中，做出盡量正確的財務決策。而我國的國際金融課程傳統上傾向于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研究開放經濟背景下內外均衡目標同時實現的問題。 隨著中西方經濟與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 國際金融學科體系進一步改革和融合的要求越來越迫切。

因此，國際金融學科應以日新月異的國際金融市場為主線， 研究所有市場參與者在全球化進程中行為模式的變化。依此思路，國際金融的范疇應當是國際金融市場、跨國公司財務管理、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綜合。

（二）《國際金融學》課程建設的指導思想

1. 《國際金融學》課程目標：解決實際問題。學習《國際金融學》的目的在于應用金融工具和計量方法來解決金融業界提出的有關金融創新、金融風險、風險管理、風險度量、金融衍生產品的定價以及投資優化等各種問題。應用是學習《國際金融學》的主要目的，數學和計量方法是學習《國際金融學》的工具。根據我們的教學實踐和對人才市場需求的了解，為了全面提升學生學習國際金融的積極性，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適應金融業對金融人才的需要，要著重培養學生的數學建模能力和數值計算能力。數學建模就是建造“橋梁”，把金融實際與計量經濟學聯系起來，把金融問題轉化為可以度量和觸手可及的數值計量，為人們應用數學和計量方法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前提。因此我們認為建模是解決金融問題的關鍵和起始點。 為了培養學生具備這方面的能力，在加強學生對現代數學方法的學習和運用，提高數學基本功的同時， 必須逐步加深學生對現代金融市場基本概念的理解，以提高對金融實際的感知和直觀能力。而對于數學知識的運用恰好是目前我們所教本科生的缺陷，因此應逐步提高學生的數學水平和能力。

2. 圍繞學生能力的提高和培養構建《國際金融學》學科體系。如上所述，數值計算能力是利用計算機解決金融實際問題的能力。由于大型計算機的出現，使得數據的處理和實際問題的數值模擬成為可能。隨機算法與確定性算法在金融問題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學生是否具備這方面的素質已成為實際部門招聘人才的一個重要考核標準。 因此，國際金融課程體系的改革和建設應該圍繞學生能力的提高和培養來進行。為此，我們構建了一個“原理-方法-應用”的《國際金融學》課程體系。希望通過我們的課程體系改革，走出一條國際金融學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的道路， 以適應人才市場的需求，為培養高層次的國際金融專門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國際金融學》課程體系建設

經過我們的教學探索和實踐，形成了河南大學的金融學課程體系。具體由以下三個教學環節構成：

（一）國際金融市場

本教學環節旨在介紹國際金融學中的基本概念、工具和方法，開拓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的現代金融意識，使學生掌握外匯和外匯市場的基本理論，為學習后續課程做好鋪墊。

1. 離岸金融市場。二戰之后，國際金融市場所發生的最突出的變革無疑體現在離岸金融市場的出現和發展上。最早的離岸金融市場――歐洲貨幣市場的產生源于特殊的歷史環境，即冷戰時期東西方的對峙，但其飛速發展卻應歸功于在岸金融市場中所存在的嚴格管制。例如，當時美國有關利率上限規定的Q條例為歐洲美元市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供給；1963年的利息平衡稅（美國人購買外國證券所得的高于本國證券利息的差額，必須作為稅款繳納給國家）與1965年的對外信用抑制計劃（美聯儲針對美國銀行向外國人發行的貸款所制定的限額） 有力地支持了歐洲美元貸款的需求。雖然目前離岸金融市場的規模依然在迅速擴大，但隨著各國國內金融市場管制的放松，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的監管環境差別會越來越小，這是否意味著離岸金融市場正在逐步喪失其獨特的優勢，并最終趨于消失呢？或者，除了監管因素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約束條件影響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的競爭？

2. 外匯、衍生產品市場。國際金融市場的創新體現在新的金融工具、新的交易技術和手段、新的組織機構與市場的創造等方面。其中最為核心的無疑是金融工具的創新。在股票、債券、基金等數量相當有限的金融工具的基礎上，一系列嶄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斷問世。如，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金融衍生工具有貨幣期貨合約期權、股票指數合約期權、歐洲美元期權、掉期期權、美元及市政指數期貨、平均期權、長期債券期貨和期權、復合期權等；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金融創新工具有長期權益參與證券、債券差價認股權證、固息浮息合成票據、股指增長票據、價差調換、杠桿價差票據、優先股購買單位、災害保險期權和期貨、衍生頭寸證券化、消費信貸證券化、航空組合證券化、飛機租賃證券化、重新確定利率上下限的浮息票據、雙重貨幣證券化、與股權業績掛鉤的證券、災害優先股賣出期權、通貨膨脹指數化的長期國債、平行債券等。國際金融市場環節的主要內容及相應的課時安排見表1。

（二）跨國公司管理

據統計， 目前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生產的40%左右，國際貿易的50%～60%，國際技術貿易的60%～70%，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80%～90%， 發達國家40%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跨國公司的海外收益。因此，跨國公司的財務管理成為《國際金融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篇章。

與國內公司相比，跨國公司的經營環境更為復雜。由于跨國公司面向的是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因此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配置資源。它的生產、投資與籌資活動不必拘泥于一國或一地。因此從一般意義上來看，跨國公司所面對的成本-收益曲線要比單純的國內公司更加理想。 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市場交易品種更為豐富、 交易速度更為快捷的今天，跨國公司的業務發展空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與此同時，和國內市場相比，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表現得更為突出，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是，國外公司進入國內市場的藩籬仍然沒有消除，商品、勞務與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仍然存在，這些障礙體現在具有歧視性的稅收、運輸政策及其他規章制度上，由此加大了跨國公司的交易成本。即使是在發達國家，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也是相當普遍的。

正是由于跨國公司業務類型、經營環境的復雜性，與國內公司相比，它所面臨的經營風險、市場風險更加復雜，同時匯率風險和政治風險也依然存在， 因此與國內公司相比，跨國公司財務管理的目標雖然也是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但是無疑要求更為復雜和高超的技術。本教學環節的主要內容和課時安排見表2。

（三）內外均衡

內部均衡（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與外部均衡（國際收支的平衡） 的同時實現無疑是一國宏觀經濟所要達到的理想狀態，因此也成為國際金融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教學環節包括對幾種不同的國際收支理論的探討、內外均衡即期政策的闡釋、匯率制度的選擇、在資本流動過程中金融危機的防范和管理等內容。

對內外均衡的理論研究由來已久，最早對此進行研究的是英國的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他在18世紀提出了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 該理論曾對當時金本位制條件下內外均衡的實現途徑做出了深入的分析。現代內外均衡理論的奠基人、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憑借其提出的“丁伯根法則”于1969年成為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丁伯根法則”的含義簡單來說就是，要達到N個經濟目標，至少需要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但這一法則對內外均衡之間的矛盾與協調方法并沒有做出深入的探討。之后內部均衡理論研究的大師米德（James Edward Meade）和蒙代爾（Robert Mundell）提出的政策搭配理論均從不同角度證明了“一石不能二鳥”的原則，也相繼獲得了這一經濟學領域的最高榮譽，這足以說明內外均衡問題在國際金融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英國經濟學家米德在“丁伯根法則”的基礎上，結合了凱恩斯理論和新古典理論（特別是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理論）， 建立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標相互關系的2×2模型，將國際收支平衡的概念從只包括貿易項目擴大到囊括資本的國際收支的總平衡。米德的模型是現代意義上第一個較為系統的內外均衡理論的框架。1976年多恩布什在凱恩斯的分析框架內，對內外均衡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進行了考察，與前人不同的是，多恩布什強調了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在調整速度上的不對稱性，當貨幣市場失衡引起匯率變動時，商品市場由于價格剛性調整速度慢，金融市場由于價格彈性大調整速度快。調整速度上的差異引起了匯率超調現象，而匯率超調又會引起匯率的易變性。

但隨著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推進，MFD（Mundell-Flemming-Dornbusch） 簡單的分析結構與日益復雜的國際金融現實就顯得愈發不相稱了。1995年， 奧博斯特菲爾德（Maurice Obstfeld）和羅戈夫（Kenneth Rogoff）的論文《再論匯率動態變化》發表，開辟了“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NOEM）的時代， 成為國際金融理論研究一個新的發展領域和發展方向。這標志著以微觀經濟基礎、名義價格剛性、合理預期和不完全競爭為約束條件的嶄新的分析框架將成為今后學術研究的工作母機模型（workhorse model）。目前，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滲透到了多個領域，例如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匯率決定、匯率機制選擇、金融危機預警等等。然而，內外均衡的政策搭配是一門帶有很大藝術成分的科學，要深刻洞察其中的玄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本環節的主要內容和課時安排見表3。

第9篇：現代國際金融范文

內容提要:晚近，隨著世界經濟步入全球化與金融化時代，國際金融法得以迅猛發展，并顯示出以下一些特點：內容和范圍有較大的拓展；效力顯著提升；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區域金融法空前活躍：科技含量和市場導向性增強。

國際金融法是國際金融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不同時期國際金融關系的發展水平不同，決定了國際金融法的發展具有階段性特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世界經濟跨越了民族化、國際化階段而步入全球化、金融化時代，巨額資金不斷突破地域性管制的藩籬在全球游移，各類金融機構及其業務在全球范圍迅速擴張，跨國信貸和證券融資規模持續擴大，國際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日益成為現代經濟生活的核心，國家間的經濟關系日益深入地體現為國際金融關系。這一切必然會對國際金融法的發展產生影響，推動國際金融法與時俱進：同時，對于國際金融關系的發展和世界經濟環境的變遷，國際社會和各國立法當局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由此推動國際金融法的迅猛發展。晚近，國際金融法進入了自形成以來最為活躍的發展期，并表現出以下一些鮮明特點：

一、內容和范圍有較大的拓展

晚近，國際金融法呈現出多層面、立體化的發展趨勢。從內容到形式、從數量到質量，均取得重大進展。從內容上看，國際金融法不僅涉及面更廣，幾乎涵蓋國際銀行、國際證券、國際保險、國際信托等國際金融的各個領域，電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資基金等新領域開始納入法制軌道，跨國金融服務的法律規則應運而生；而且，國際金融法的各項具體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國際貨幣法領域有歐洲貨幣聯盟制度的創新；國際銀行法領域有跨國銀行和跨國金融集團監管制度的探索；國際借貸法領域有國際貸款證券化法律問題的解決；國際融資擔保法領域有獨立擔保和備用信用證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國際貿易融資法領域有國際保付、融資租賃等國際法制度的建立。

從形式上看，不僅既有的國際金融條約得到了針對性的修訂和完善。而且還誕生了以WTO制度為依托、以GATS和FSA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務貿易條約，標志著國際金融統一法的飛躍。國家間的各類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躍，導致雙邊金融條約和區域金融法數量大增。以國際證券監管合作為例，近年來不僅發達國家的證券監管者之間簽訂了大量的雙邊諒解備忘錄，而且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開始了類似的實踐，證券監管的合作性安排還出現了向跨地區的新興市場之間發展的新趨向。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區域性開發銀行、國際清算銀行及其他區域性金融組織的規則與決議、各國的涉外金融法、實踐中形成的國際金融交易的慣例和習慣性做法。在近期都進行了較以往頻繁得多的修訂、增補、更新和整合，從而大大促進了國際金融法的發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動了國際金融的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間的銜接、交融與協調。

除實體法外，國際金融程序法的發展尤其令人矚目。根據WTO金融服務貿易制度的規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務貿易理事會和金融服務貿易委員會的審查程序、貿易政策審議機制、爭端解決機制都可用于監督和評審成員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義務履行，解決成員在履行義務中可能發生的沖突。從此，各成員要就金融服務貿易政策和做法向貿易政策評審機構作出定期報告，接受其定期審議。這一制度和程序的啟動，對于提高國際金融活動的可預見性、增加國際金融服務貿易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促進國際金融服務貿易規則實施的有效性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二、效力顯著提升

晚近國際金融法的效力較以往大為增強。這首先歸因于國際金融條約的發展。國際金融條約數量的大量增加，意味著更多的締約方、更多的金融關系被納入法制軌道，意味著當締約方將條約義務轉化為國內法時，便將這一更多更廣的約束力以國內法權威和強制力為保障向所管轄的金融機構和從事金融活動的當事人進行了傳遞。

其次，晚近國際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借助國際組織廣泛的影響力和有效的組織管理，借助其規章制度和業務活動，借助其執行統一規則的法律職能和包括爭端解決機制在內的各種制度性安排。國際金融法的制定和實施得以與國際組織的權能相結合，從而達到了強化法律效力和實施效果的目的。相對于各國自發地磋商和談判以在一定范圍內達到協議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這種由國際組織統一領導和管理，以國際組織所特有的制度安排為便利和壓力，從而在各國間達成協議并提升協議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稱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務貿易法較之一般的國際金融條約，因其實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為可靠和有效。

再次，國際金融法效力的強化，還來自晚近異常激烈的金融競爭，來自競爭壓力下國家普遍的自覺與自律。這是國際金融監管慣例約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為例，雖然該文件聲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強制力”，卻在全球范圍內引起熱烈反響。除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方積極遵守外，政治經濟體制不同、法律文化傳統殊異的非成員國家和地區亦紛紛在本國相關立法或實踐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僅是因為《核心原則》本身具有其科學性、先進性和及時性，而且也是因為在金融風險倍增、金融競爭激化的當今時代，任何國家如果對《核心原則》無動于衷甚至排斥的話，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機的隱患，并可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遭受歧視，遭遇“進駐難、籌資難、合作難”的尷尬。

三、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在經歷了初期的管制、20世紀70—80年代的放松管制后，晚近國際金融立法表現出放松管制與加強監管并舉的發展趨勢，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以金融效率為主要目標兼顧金融安全。

考察各國的涉外金融法可知，安全曾是其基本價值取向。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長期以來是各國金融法的主要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但近年來，從引領金融立法潮流的發達國家，到進行金融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無不將促進金融效率作為金融立法和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以近年來英美國家的金融立法為例：在美國，確立金融分業經營格局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處處體現了對金融安全的倚重，在運行了半個多世紀后終于退出歷史舞臺，被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所取代，而后者提出了重整金融資源、混業經營和功能監管等新思路、新舉措，價值取向明顯轉變為金融效率優先。英國2000年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中提出的“有效監管”原則也充滿了效率精神，即使用監管資源的效率和經濟原則、被監管機構的管理者應該承擔相應責任的原則、權衡監管的收益和可能成本的原則、促進金融創新的原則、保持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原則、避免對競爭的不必要扭曲和破壞的原則。

考察國際金融統一法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無論是WTO倡導的金融服務的多邊自由化，還是NAFTA推進的金融服務的區域一體化，均以放松金融管制、促進金融自由化為追求，以效率為核心取向。因為它們都認識到“在經濟的長期增長與發展中，金融市場的發展是潛在的基本因素”，因而要求成員方拆除各種壁壘和限制，開放金融市場，促進金融領域的競爭。同樣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基金協定》也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圭臬，強調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要求盡量排除政府的干擾。世界銀行和《世界銀行協定》看上去似乎與市場機制無關，主要是服務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其實不然。審視世界銀行的組織結構和機制運行可以發現，其主要服從和受制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意志，對外貸款一般伴有與市場機制相契合的各種附加條件。而市場機制強調的就是效率。由此可見，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三大支柱”所推行的金融體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為基本導向、以促進競爭為主要宗旨的。

雖然，與經濟全球化相伴生的金融風險的全球傳播、金融危機的此起彼伏，也使國際社會和各國金融當局認識到加強金融監管的必要，并由此催生出許多行業性的金融監管文件，如有關銀行業監管的巴塞爾委員會文件、有關證券業監管的國際證監會組織文件、有關保險業監管的國際保監會組織文件。但筆者認為，這些文件從效力上看。充其量只是特定行業和特定領域的國際慣例，無法與國際金融條約相提并論，因此，其宗旨和目標不能代表國際金融法價值追求的主流。

四、區域金融法空前活躍

近年來，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漸入，在空間上表現為金融的區域化。從歐洲貨幣聯盟到北美自由貿易區，從南方共同市場到亞太經合組織，眾多的區域經濟合作體都開展了程度不一的金融合作。區域金融合作所依據或涉及的法律規定，或者以單行法形式出現，或者散見于區域經濟法中，可統稱為“區域金融法”，如歐盟銀行法、北美金融服務貿易規則、各種區域貨幣法制度等。隨著區域金融合作的不斷深化，區域金融法空前活躍并初具規模，成為國際金融法演進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

區域金融法的蓬勃發展。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國際金融法的內容，推動了國際金融法的立體化和統一化，而且由于其植根于特定的土壤，受到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和法律傳統的滋養，其法律制度往往不乏特色，因此對國際金融法的改革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以歐盟銀行法為例。作為區域銀行監管合作的成功典范，歐盟銀行法的一系列原則和制度，既對成員國的銀行立法及監管實踐具有直接的影響，也為國際銀行監管法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鑒，有的則已經被國際金融條約所吸收。例如，在成員間有關審慎措施的承認問題上，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金融服務附件二就參照了歐共體銀行指令所規定的特殊協調方式。在國際貨幣法領域，同樣存在這種積極影響。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清邁協議》等為基礎，已分別形成或正在醞釀形成歐洲貨幣聯盟、美洲貨幣聯盟和亞洲多重貨幣聯盟。各類區域貨幣制度的立法和實踐，正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的國際貨幣體制改革提供著鮮活的實例。

五、科技含量和市場導向性增強

“管制一創新一再管制一再創新”是國際金融及其監管制度發展的規律，這就使國際金融法在內容和范圍上緊跟金融市場的變幻、緊跟金融創新的步伐而處于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中，成為法律體系中科技含量最高、市場導向性最強的部門之一。而近20年來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下，隨著交通與通訊技術、金融工程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交易形式日益復雜多樣、新的金融工具層出不窮，國際金融法的這一特點更為突出。例如，面對電子貨幣、網絡銀行、衍生金融交易等金融創新，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紛紛制定電子金融法，以應對電子金融的挑戰，加強電子轉賬與信息系統的安全管制，保護顧客隱私和權益，防范“機器故障風險”和計算機犯罪。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電子商務示范法》、《國際貸記劃撥法》；新加坡1998年通過的《電子交易法》；澳大利亞1999年通過的《電子交易法》；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1999年通過的《統一計算機信息交易法》等。又如，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將8％設為跨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的“警戒線”以后，采用量化標準、實施數據管理便成為各國金融當局通用的金融監管手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修訂《基金協定》、建立風險預警系統以加強其金融監管職能時，也借助了電子與網絡技術。

此外。晚近客觀存在并不斷放大的金融風險、頻頻肆虐的金融危機，要求國際社會迅速作出反應，以減少危機隱患、維護金融穩定。近20年來許多國際金融規則的出臺和修訂。正是回應國際金融危機、應對全球環境變化的產物，顯示出很強的市場導向性。在這一方面，巴塞爾委員會的銀行監管文件最具有代表性。幾乎對每一次大的銀行業危機和類似事件，巴塞爾委員會都作出了某種反應。例如，1991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事件的發生，催生出1992年的《國際銀行集團及其跨境機構監管的最低標準》；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銀行事件的發生，則推動了《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修訂，直接導致1996年《市場風險修正案》的問世。如今享有盛譽、被各國金融當局廣為采用的巴塞爾監管原則。是踩著市場變化的鼓點、在應對各類銀行事件或危機中逐漸成長起來的。

注釋:

[1]如1994利馬的BolsadeValorses與曼谷的對應機構簽署了一個諒解備忘錄，第一次將秘魯成長中的小型資本市場與東南亞一個較成熟的交易所聯系起來，在證券信息共享網絡、日常統計數據互遞等方面達成一致。

[2]該法明確指出：“美國開始半國際競爭、贏得全球市場作為目標”，見黃毅、杜要忠譯：《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3]李文泓：《國際金融監管理念與監管方式的轉變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載于《國際金融研究》，2001年第6期，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