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管制；規制；監管；干預；調控；市場監管法；市場規制法 

1管制、規制與監管

管制、規制與監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對于日本學者的著述傾向于將它譯為規制，如金澤良雄在《經濟法概論》一書中第一編第四章所談及的問題就是“經濟法中的規制”，植草益的《微觀規制經濟學》等。對于英美學者的著述則更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爾•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與市場》，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而在國內的經濟學著述中，管制與規制的運用也無統一的規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馬昕等所著《管制經濟學》，謝地所著《政府規制經濟學》，王雅莉所著《公共規制經濟學》，張維迎的《管制與信譽》等。在經濟法學著述中，結合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學者們大多數使用的是市場規制，如漆多俊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第十章所述內容即是“市場規制法原理與制度體系”，監管在經濟學領域很少見，但是在法學領域，有的學者將市場監管法和市場規制法并列為微觀經濟法范疇，是干預市場微觀領域的不同手段。如盧炯星認為，市場監管法與市場行為規制法同屬于微觀經濟法范疇，但兩者卻各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在與法律密切聯系的層面上，管制、規制與監管并無本質區別，既包括與此相關的政策，也包括為實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有學者認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統地進行管理和節制，并含有規則、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義，通常理解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監管的范圍大的多，監管只是管制的一種，是從維護安全，降低風險角度進行的管制。管制與規制并無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而已，無論管制更多的適用于政策性討論也好，規制側重于管制法律表現形式也好，這些區別對于實質性研究并無意義，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不應該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該用規制還是用管制，而是應當著眼于經濟運行的整體來掌握適用的范圍以及與其他經濟管理方法的區別。

1.1管制（規制）的性質

丹尼爾•耶金在他的一書《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中》寫到的管制（規制）在戰前與戰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內容有非常大的差別，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關資料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前的管制（規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場的各個微觀領域，因此它指的是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監督和管理。而凱恩斯主義則將政府從微觀拉向宏觀，主張管理總體經濟而不是具體的市場運作。因此，凱恩斯主義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名稱“政府干預”，用與區分政府管制（規制）。丹尼爾•史普博認為管制是由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者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者特殊行為。金澤良雄認為規制可以理解為是對于一定的行為規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部過程，并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維斯卡西認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對個人或組織的自由決策的一種強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資源是強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這種強制力。植草益認為，政府管制是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我國學者王俊豪則將管制定義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對獨立的政府管制者（機構），依照一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主要是企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因此，管制（規制）的性質是對微觀經濟領域和主體的干預。

1.2監管及市場監管法

監管，有學者將其解釋為監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監督和管理的內涵的簡單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義。國外有學者認為：監管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經濟個體自由決策所實施的強制性限制。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監管就是由監管者為實現監管目標而利用各種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所采取的一種有意識的和主動的干預和控制的活動。盧炯星給監管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監管就是市場運作的條件下，以矯正、改善市場機制為目的，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的干預和干涉，或者說，監管就是政府根據法律制定與執行規章的行為，因此，市場監管就是監管主體制定各類市場的行為規則，并通過執行這些行為規則來減少市場失靈、構建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促進市場競爭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市場監管法作為經濟法需要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不斷加深，而逐漸進入法學家們的研究視野中。目前學界關于此方面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場監管法在微觀經濟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調整市場在運行過程中，監管主體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和。市場監管法不僅是市場主體進行市場運營的準則，也是市場監管主體依法監督、持續審慎監管、有效監管的依據，對于保障市場的安全與秩序、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保障市場公平有效的競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市場監管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是屬于經濟法，而且應當是經濟法的獨立組成部分。它與市場規制法雖然都是調節微觀經濟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領域卻各不相同。經濟法學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體現調整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宏觀調控法和維護市場競爭的微觀市場規制法，對于市場監管法很少提及，這在各個法學著述中可以發現大多學者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如漆多俊的《經濟法基礎理論》、《經濟法學》，邱本的《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等。有的則用市場規制法包含了市場監管法，但是對于兩種微觀領域的調控措施又沒能很好的協調兩者的差異。在研究微觀經濟立法時，沒有必要區別市場規制與市場監管，因為微觀經濟活動的配置應該交給市場，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時的一個次優選擇，所以微觀經濟領域的立法就應該本著少管，間接管理的原則。當需要管理一項經濟事務時，根本不用區別是規制范疇還是監管范疇，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什么時候管以及如何管的問題。

第2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面對如此高的榮譽，作為建設銀行第四道風險防線；作為建行的一名審計人員，如何促進業務發展的同時正確處理好“審計與被審計”之間的關系，成為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難題。

關鍵詞：審計；被審計；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1-0-01

筆者認為，在審計工作中，應注意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指導思想要明確

搞清“審計與被審計”的關系，把監督和服務的任務全面落實。既監督又服務，兩者不可偏廢一方。一般的情況下，都是從“合規性”審計入手，以“效益性”審計告終。在審計實務中，為了使被審對象了解審計的任務和職能，就必須加強宣傳工作，使被審對象能從思想上減輕抵觸和對立情緒，這是矛盾轉化的外因條件。做為審計人員要謙虛謹慎，戒驕戒燥，為開展審計工作，創造一個互敬互諒和諧的工作環境，為勝利完成審計任務創造有利條件，使動機和效果統一，這是內因條件。內因和外因結合，則一切矛盾即可轉化。

二、要注意工作方法

放手、信任、依靠的方法。

放手：就是要給被審行與我們合作的機會；不搞突然襲擊，在進點以后把確定的審計范圍、內容、方式等講清，并對被審行提出要求，配合審計工作，如點面分工，先自查后審計等，把被審單位發動起來，減少“頂牛”現象。同時也扭轉被審行那種“走著瞧、看著辦”被動挨審的局面，使雙方關系融洽，通力合作。

信任：就是對各個職能部門的人員和職工，給予充分信任，這也是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因為他們長期在生產第一線，對生產經營情況熟悉，哪里有漏洞，哪里有問題，他們都一清二楚，可以及時提供線索和審計捷徑，便于抓住問題關鍵，少走彎路。

依靠：就依靠紀檢人員，充分發揮他們情況熟的特點，共同完成審計項目，發揮他們積極性。采取這種方法，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在實踐中提高，以審促建。

三、要實事求是的處理問題

處理階段，標志著審計工作的終結。要鞏固審計成果，又要為被審行理順執行政策的關系。糾正違紀問題，幫助被審行建章建制，促進提高經濟效益，“既保健、又治病”。但是這個階段又是矛盾匯合的焦點：審計員像“相聲”演員一樣在“抖包袱，擺事實，亮問題，講危害，論責任，秉公決斷”。真有點刺刀見紅了，讓被審單位感到：一有痛處，二有壓力。“審與被審”的緊張空氣也隨之產生，“處理難”也接踵而來。怎么辦？必須從轉化上下功夫：

1.客觀公正定性準確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法規為準繩，根據問題，確定性質。審計結論和決定，有一定的法律作用，必須嚴肅認真，不僅符合當前的政策規定，也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2.證據確鑿問題扎實

在審計過程中會發現許多問題，要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排除水分，舍虛求實”。所取證據，必須符合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具有人、地、時、事，因、歷、果的全部內容，證據和問題必須吻合。

3.用詞恰當不扣帽子

審計結論和決定，切忌無限上綱，推理判斷，不能感情用事，不搞人際關系。被審單位感到壓力最大的是：截留、小金庫、假個貸等詞。對上述問題，只要把問題性質闡明，理順了執行政策的關系，即已順理成章，無需帽子滿天飛。

4.原因恰如其分

要全面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嚴格區別：（1）由于制度系統不完善造成失誤，還是采取對策鉆制度系統的空子；（2）由于對政策不了解造成違紀問題，還是明知故犯有意違規；（3）由于主管部門規定不明確造成錯漏，還是由于小團體主義，挖公司肥集體；（4）由于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低，造成違紀，還是故意弄虛作假，隱瞞真象，混水摸魚；（5）由于在正常業務需要開支差旅費和招待費，還是利用職權，巧立名目，用公款旅游、大吃大喝。

5.體現政策寬嚴適度

我們處理要根據問題的性質，區別于不同的情況，在處理上該寬的寬，該嚴的嚴，注意以下幾點：（l）既要從宏觀經濟角度出發，判斷是非曲直，又要考慮微觀經濟的實際情況；（2）既要維護全局利益，又要考慮局部的承受能力；（3）既要為公司挽回損失，組織收入，又要考慮“放水養魚，養雞下蛋”，培養財源，促進生產發展。按上述原則，才能真正體現政策，有利于調動積極因素，充分顯示了審計的監督與服務、促進和制約的作用。

幾年來在審計處理上，是遇到許多難處，在難后面有兩個問題：一是認識問題，二是實際問題。被審單位對《工作底稿》、《審計報告》感到帽子多壓力大，對違紀認識絕對化；反映在違紀金額和問題定性方面，強調困難多、任務重、壓力大、與政府各個部門打交道難等。對上述問題，我們都認真對待，不簡單從事，也不急于求成，屬于合理的意見，都虛心采納，予以糾正或調正。對于不合理的要求，我們堅持擺事實，講道理，把雙方的認識統一到政策方面來，不搞針鋒相對，以牙還牙。

6.要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

我們審計人員要提高業務水平，會用“尚方寶劍”。審計工作政策性和原則性很強，審計工作的依據，就是我行的各項方針政策和財政法規、財務制度、財經紀律，這就是我們審計工作的“尚方寶劍”。如果對政策法規領會不深，掌握不準，不會運用，就談不上在工作中能堅持貫徹執行，也就談不上審計。

處理難，是客觀存在，只要我們善于分析矛盾，正確處理矛盾，積極做好轉化工作，也可化難為易。

四、“審”和“幫”同步進行

一審二幫三促四服務，這是審計工作的全部內容，當然也要根據不同戶的情況，各有側重，有的放矢。

第3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 價值鏈；國家政策；競爭環境

一、房地產價值鏈及成功因素

1、房地產行業價值鏈分析

房地產價值鏈中各環節包括投資策劃、土地獲取、土地開發、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營銷管理和物業管理。

（1）投資策劃能力體現房地產公司核心能力，包含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分析和判斷，還需要對目標市場準確的把握，對政策走向的預測，投資策劃能力體現房地產商的綜合素質，中小房地產商投資策劃能力偏弱；

（2）土地獲取，土地資源的供給量和價格也是影響房價的重要因素，這考驗著房地產商的規劃能力、融資能力、以及與政府的關系；

（3）土地開發，在投資策劃和土地獲取之后，土地開發方面就順理成章了，在此展現不了很大的區別，因為多數開發商的此環節是以外包的形式實現；

（4）規劃設計，房地產開發商會把這部分工作外包，但對于開發商來說人員經驗和辨別能力非常重要；

（5）施工管理，這部分技術含量不高，體現不出開發商的核心競爭力，但要保證資金的運轉；

（6）銷售管理，這部分也是外包給第三方；

（7）物業管理，這部分也常由第三方來運營，但業主和物業經常發生爭執、矛盾。

2、房地產標桿企業狀態特征

對房地產標桿企業進行分析有如下特征：（1）經營規模大、抗風險能力強。如：滬深上市房地產10強公司平均資產規模和主營業務收入達到81.91億元和27.04億元；（2）股東回報穩定，盈利持久。如：滬深10強公司2003-2005連續三年的平均現金紅利收益率為2.14%，三年平均現金紅利支付率為32.35%；（3）強大的資金優勢和土地儲備。如：G萬科A、金地集團等，分別擁有1000和600萬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儲備；（4）區域性分化特征明顯。如：在深圳房地產類上市公司中，除萬科、招商局、華僑城、金地集團實行了較大規模的跨地域開發經營且業績良好外，其余都有明顯的地域特征。（5）優勢企業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高。

二、房地產商面臨的政策環境

1、土地調控，從源頭上穩定樓市價格；

2、抑制投機，征稅重心從交易環節轉向保有；

3、信貸政策，監管房地產開發的信貸管理。

宏觀調控的政策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可能帶來我國房地產業的重新洗牌，對資產結構不合理、經營管理不善的房地產企業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另外，房地產行業與宏觀經濟形勢的緊密相關性決定了房地產市場與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走勢必須基本一致，才能使社會經濟保持穩定發展，使房地產行業朝著規范、穩定的方向發展。

三、中小房地產商的發展策略

1、中國房地產發展趨勢以及中小房地產的競爭環境

中國的地產開發，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化初期兩個階段，目前處在市場化時期。

房地產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可以分解成“三個競爭力”的提高：（1）市場競爭力，由單一項目市場競爭力模式到系統性市場細分、客戶定位清晰化的市場競爭力模式；（2）管理競爭力，由短期完成項目任務的管理模式到適當集權和分權、整合資源、優化流程的扁平式管理模式；（3）治理結構競爭力，由股東配給資源的管理模式到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價值取向的轉變。

中小房地產發展商的環境比大型房地產開發商更惡劣。在本地受到全國性的房地產開發商、本土新增長的房地產開發商、本地區優勢房地產開發商、國際房地產投資機構等競爭。

中小房地產開發商在融資渠道和規模上、在土地儲備和規劃能力上不及全國性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政府關系和多方位產品開發運營方面不及本地優勢房地產開發企業。只能揚長補短、準確的戰略定位，借機發展壯大。

2、發展策略

中小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確定專業化戰略、區域化戰略、差別化戰略，合理分配資源，逐步增強核心競爭力。通過提高項目開發管理水平、加強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積極進行外部資源整合、強化價值鏈關鍵環節的掌控能力、實施品牌構建等戰略舉措，培育房地產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專業化戰略：中小房地產開發商欲在行業中做大做強，必須確定專業化發展戰略。只有集中資源在投資策劃、土地獲取等這種體現核心競爭力的方面人為形成一種局部優勢的局面，以獲得提升，再把這種優勢逐步擴大、繼續加強，那么中小房地產商就會占據對己有利高度。當這種形式得以鞏固，就可以完善管理體制、提高對宏觀經濟、發展政策、金融環境的研究和預測，形成創新發展的機制。

（2）區域化戰略：中小房地產開發商應該立足于當地，確定區域化戰略，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產品開發、投資策劃等體現房地產競爭力的方面都應與區域經濟相結合。應該發揮政府優勢關系，在為當地客戶服務方面形成局部優勢，樹立良好品牌形象，成為一家有影響力的專業化的提供高品質房地產產品的房地產企業，通過優質的產品贏得客戶的滿意。

（3）差異化戰略：確定差異化戰略，使己方優勢得以體現，弱化整體實力和規模效應產生。另外，人們對房地產的個性化需求越來越高，不僅要滿足居住的需要，也要滿足生活情調與文化品味的需要，這就要求在設計方面以人為本，提供優異的“質量-價格-功能”組合，滿足特定消費人群的差異化要求；同時通過差異化經營確定競爭優勢，而建立差異化競爭的關鍵在于：①市場定位；②規劃設計；③物業服務。

3、融資渠道的拓寬

第4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行政審批；改革；市場；信賴保護

一、行政審批的定義

對于行政審批，在我國基本上可以說是人盡皆知，但對它確切的定義，理論、立法、實踐部門都沒有明確的說明。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行政審批指的是審查批準；從實踐角度來看，行政審批是指行政機關依相對人的申請，經審查后，依法決定是否同意申請人的申請并授予申請人從事申請名下的活動的資格或權利的一種行政行為。在行政法上，它有這樣幾個主要特征：第一，行政審批是一種依申請的行政行為。就是說，相對人申請是啟動行政審批程序的前提。第二，行政審批以法律的禁止為前提，法律如果對相對人從事的活動沒有禁止性的規定，行政審批即無存在的余地。第三，行政審批具有解除法律禁止的效力，行政主體一旦批準了相對人的申請，相對人便獲得了從事批準領域活動的資格和權利。

行政審批是行政權力中與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等各類經濟活動和其他行為關聯最為密切的權力之一，是政府履行職能的重要手段，對社會經濟生活影響重大，是具有實質性價值的行政權力，同時也往往是腐敗的多發領域。黨的十報告要求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并將之作為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的重要推手，在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出新定位的同時，也對改革提出新要求。一些地方嘗試的相對集中行政審批權改革即符合這一新定位和新要求。總理此前也曾表示，對目前各部委的1700項行政審批權、200項得到授權的審批權，總計1900項左右的審批權進行削減，且本屆政府要減少三分之一。

二、行政審批制度的性質和起源

在西方國家，“政府管制”是政府干預微觀經濟的主要內容。對于政府所管制的各個領域，政府必然要對具體事項進行行政審批。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是政府管制的形式。對于這些國家來說，之所以能夠允許以行政審批出現的政府管制的存在，主要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在性質和起源上與西方有較大區別。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實際上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傳統的集中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支配權統統集中于中央，就業由政府統一分配，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物資實行統一調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幾乎沒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審批成了一切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環節，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覆蓋全社會的行政審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護了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

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三、行政審批權制度改革的原因

行政審批制度雖然曾經有過積極作用，但是時至今日，似乎其消極作用更為明顯，不管是國家還是民間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似乎都受囿于審批權制度。

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階段，諸多領域中市場機制并未建立起來，存在著市場結構缺陷；于是，行政審批制的存在是為了幫助建立市場秩序、消除市場結構失靈。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政府退出市場速度并未與市場機制同步，于是，審批制度改革是消除行政手段替代市場機制、防范政府失敗的一劑良藥。因此，市場失靈與政府失敗的類型決定了行政審批制改革深度與廣度。因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僅是政府治理變革而且也是整個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而當下我國正處于這一重要環節的歷史階段上，改革到了攻堅克難的歷史關頭。

（一）冗雜的行政審批權容易產生腐敗

隨著行政權力的擴張，行政官員利用行政管理權，特別是利用行政審批權貪污受賄的現象日益增多。而特權是產生腐敗的溫床。所以說，行政機關在充分運用行政審批制度的同時，必須要對行政審批行為進行規范，并根據社會發展和需要，調整行政審批的范圍。一方面，既要取消不必要的審批權，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廢食，也需要強化社會必需的審批制度，從而使行政審批制度依法建立和完善，防止行政管理人員利用行政審批權、魚肉百姓，防止重復審批情況的出現，提高行政效率。

（二）過多的行政審批及資格限制容易消減市場活力

審批權制度是建立于法律對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權利限制以及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制度。申請人一旦取得了從事某些活動的能力及資格，有了法律的特殊的許可和保護，有可能失去積極的進取精神，停滯不前。而沒有通過審批進而取得相應資格的申請人即使不斷進取，達到了相應的審批標準，也有可能會因數額的客觀限制等原因，無法再獲得相應的進入資格，與先前進入市場的主體進行競爭。這種消極方面，在商業競爭及職業資格的審批方面相當突出。而且，如果行政審批權運用過濫、范圍過寬，還會限制社會成員的活動，使社會發展的下降，活力缺乏。因為行政審批范圍設置過于寬泛，必然會出現審批制度在各個實權部門之間相互矛盾、重復的情況，進而在導致申請人無所適從，行政效率低下的情況出現后，必然會伴生市場活性的降低，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四、行政審批權制度改革的方向

對于行政審批權制度的改革的大方向即是對審批權進行相應的限制，而在對審批權進行限制的時候有以下三個方面特別需要注意，且要在審批權改革中得到優先保證并貫徹執行的。

（一）首要的是要以市場為基礎決定行政審批制度的設計

制度設計依照市場需求來進行是有相當道理的，市場意味著比較高效率的資源分配、相當的個體自由的保障、信息的個體發現和擴散、革新的誘導和競爭結果的不可預測。市場雖然是不完美的，但是也是人類迄今所能依靠的實現資源有效分配的方式。依照市場為基礎來進行行政審批權制度設計是歷史的潮流，符合這個時代的需求，我們不應過于好高騖遠，放下手邊觸手可及的有效的社會調節工具而僅僅為了追求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而依此來進行制度設計。

當今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國企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且無人盡責管理，民營企業進入市場困難、受打壓嚴重都是前述兩點缺憾所致。“持久的經濟增長都起因于一種適宜所有權演進的環境，這種環境促進了從繼承權完全無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勞動力、保護私有財產、專利法和其他對只是財產所有制的鼓勵措施，直到一套旨在減少產品和資本市場的市場缺陷的制度安排。”市場的法律框架基礎即是確立排他性權利的制度包括所有權法律制度、不動產登記制度，當然，還包括行政審批權制度。那么，什么樣的情形比較適合選擇市場性決定呢？日本學者平井宜雄給出了幾點標準，即：

1.為了解決新的問題而應當設計新的法律制度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總的來說，更應當采用市場性決定。

2.即使在政策目標已經明確的情形下，如果實現該目標的手段不明確，即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存在與否不明確時，應當采用市場性決定。

3.在應當解決的問題隨著時間的經過而發生變動、無法預測，并且相應地決定的內容也不得不隨著時間的經過而變化（尤其是科學、技術問題）情形，即使交易費用昂貴，原則上問題的解決也應當交由市場性決定。

4.越是關乎人之生存的基本財富（生命、健康、最低限度的生活）或者消極財富的分配，使用純粹型的市場性決定，就越是有可能違反正義性基準。在這種情形，就必須采用經過修正的市場性決定。

以上幾點都符合審批權改革的背景，也就是說凡是相關市場已經配置發育成熟的，一定要盡可能的交予市場規律和機制來進行調整，政府盡可能的充當“甩手掌柜”，減少審批對市場的消極影響。

雖說制度設計由市場決定在世界范圍內，不是一個新生事物，但是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必然有我國的特殊情況，故總的制度大方向須由市場導向設定，審批權限制的大方向明確，但是采取哪些具體的改革步驟與措施，又是一個問題。只有交由市場才能更好的解決，人為的排除市場規律，直接以命令等強制方式作出一些制度安排，會出現諸多問題，為后續發展埋下一些隱患。從上述四點可以看出，審批權限制之設計須以市場為導向。

（二）依法設定、實施、減少、下放行政審批權，建立有限政府；簡化審批程序，提供便民、高效、優質的服務

行政審批權的限制要符合行政許可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不管是取消、下放、調整、創設都需要在法治軌道內進行，駛離法治軌道的，需要拉回航道。不管如何，都應當立即啟動修法程序，以適應相應黨的十精神。所有行政機關都應當依據行政法律規范行使審批權，所有立法、司法機關都應依照法定程序修法、釋法，使中央的精神迅速形成為法律，使改革的火車頭不管行至何處都會有法律之軌鋪往何處，避免真空，而出現脫軌的危險。

轉變政府職能，關鍵在于切實地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移到為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提供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法治政府的第一出發點即是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只有約束和規范政府的各種權力行為，明確其職責范圍，建立有限政府方能保障人民的自由。這就要求政府做到三點――該政府管理的一定要管理好，不須政府管理的就一定不要管，而在能夠管理的事項中，一定要以最科學合理、簡便易行的方式和方法來管理。貫徹好“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以“一個窗口對外”、“一站式服務”、“政府超市”等方式相對集中行使審批權，提供優質服務、遵守時間限制，對申請處理的程序盡可能簡化。建立靈活多樣的申請方式，規范有序的經費制度，以充分保證行政機關服務效能的發揮。

（三）審批權改革過程中對相對人堅持信賴保護原則

雖然改革長遠來看是利于國家、社會、個人的，但是改革的代價不應過多的由相對人負擔。盡管行政審批制度需要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適時地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審批，但是因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經濟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給予補償。要建立和完善相關的補償制度，確立相應的補償標準，盡力維護政府的信譽，努力做到不失信于民，最大限度地補償因改革需要而不得不修改或廢止的行政審批而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帶來的損失。

以上三點就是我認為在對中央政府部門行政審批權限制過程中，所應注意到的，并要努力貫徹執行的三點。

參考文獻

第5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內容摘要:發展產業集群是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戰略選擇,但在市場機制嚴重缺失的情況下,產業集群的發展必然有賴于政府環境的創新。政府要打造適宜于產業迅速集聚和成長的制度環境,以制度創新創造社會秩序,以社會秩序創造社會財富。

關鍵詞:產業集群 政府環境 老工業基地 遼寧

發展產業集群是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戰略選擇,而產業集群發展的關鍵是各種相關資源要素有效、動態、立體、全方位的整合,高質量的市場化環境是產業集群發展的基礎工程,政府環境的創新則是促進和推動區域產業集群發展的重要條件。

政府環境創新是區域產業集群發展的重要條件

遼寧全面振興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建成新型產業基地。新型產業基地與傳統老工業基地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它是按照市場化的方式重新構建企業之間、產業之間、區域之間的社會經濟聯系,以新的產業鏈條、業態和定位,走集約、集成、集效的產業集群道路,形成區域產業集群。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就工業而言,實際是由傳統的工業集聚地向區域產業集群發展的過程,是一個體制、機制和技術等全方位創新的過程,是一個以新的方式和機制進行產業集聚的過程。

遼寧作為老工業基地區域企業的集聚度比較高,但受傳統體制的影響一些大企業基本上各自孤懸一處“聚而不集”。沒有產業集聚,大企業不可能完全走出“大而全”的老模式,實現企業組織的自我創新。沒有產業集聚,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就會始終處于“邊緣化”,難以發展壯大,使得區域經濟發展的后勁不足。單以上大項目、擴大投資的增量運作,未必能成就遼寧,以增量激活存量,充分整合區域優勢資源,走產業集群之路是遼寧工業振興的必然選擇。

產業集聚過程雖然是一種市場行為,但在市場機制嚴重缺失、集群企業處于弱勢地位的情況下,產業集群的發展必然有賴于政府的改革與進步、政府環境的創新。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環境中一直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東南沿海地區產業集群快速發展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遼寧老工業基地的衰落出現于改革開放之后,而東南沿海地區的興起也恰恰是源于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這里除了中央的區域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環境創新帶來的制度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我國經濟轉軌30年來,地區間市場制度的規范性方面有很大差異,出現逆要素稟賦論的現象。考察區位優勢的變動,無論是技術密集型行業、勞動密集型工業,還是人力資本稟賦最好和豐裕的地區,都出現相對份額和勞動要素全面地趨向沿海南部地區。從區域經濟理論分析,這是因為我國技術密集型行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中絕大部分是擺脫了資源指向限制的加工工業,它們在地區間不存在市場制度環境差異的情況下,追求較大的市場需求所在的地區,以便在較小運輸成本的條件下實現生產的規模經濟;而在空間上存在市場制度差異的情況下,它們首先尋求的是有利于“廠商生存”的環境。因此,中國出現的“孔雀東南飛”現象,唯一的解釋就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市場環境適于廠商的生存,適于“資本”增值、“知本家”創業。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的主要障礙,不是資本和技術的稀缺,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缺失,而體制缺失的根本在于地方政府環境的“弱勢”。

產業集群的一個最根本特點在于它的“自發性”和“整體性”。從自發性講,企業網絡(產業集群)的形成正如哈耶克所說是一種自發秩序的擴展,而此中的關鍵是現實利益的驅動,當集群內企業合作的收益大于合作的成本時,企業就會進行有效地分工。從整體性來說,產業集群是介于企業與市場之間的一種新型的空間組織形態。作為一種組織形態,產業集群是處在一定的制度背景(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之中。制度背景分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前者有合約、產權等,后者有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

集群中社會資本逐步形成與積累,集群中盛行著誠信與合作的文化氛圍;產業集群中各廠商之間的合約簽訂與執行的交易費用較小;另外,作為制度的重要供給者,政府在產業集群中作為一個重要的行動主體,它通過政策制訂選擇合適的廠商進駐集群中,并通過特定的產業集群政策來促進集群的發展。政府讓產業集群升級,不只要改善一般性商業環境,必要時還應該改變影響特定的相關企業和產業的政府與政策。

企業集群是市場經濟產物,但是在市場機制缺失、集群企業處于弱勢地位情況下,政府就成為擔負構建市場化環境的主導者,為產業集群提供制度環境。我國改革的重大特征是政府主導型,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從宏觀或中觀層面講市場競爭首先表現為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地方政府成為一個特殊“競爭主體”。

遼寧產業集群的發展,關鍵在于市場環境的創造。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最大的支持不在于提供多大的投入,而在于提供多大程度的政府環境,為市場機制發育、“廠商生存”、資源要素的流動增值創造多大的空間。目前,遼寧并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產業集群,存在的關鍵問題不是企業,而是政府環境。如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體系發育不完善,政府行政干預過多,民營經濟發展不足,中小企業發展滯后,區域創新環境不佳等歸結起來,實質是“強勢政府”與“弱勢企業”、“強勢行政”與“弱勢市場”問題。因此,遼寧各級政府要有效地促進區域產業集群的形成,就必須創造一個開放有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市場環境的解決則關鍵在于政府環境的創新,全力打造適宜于產業迅速集聚和成長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機制。

政府環境創新促進產業集群發展

遼寧振興的重要條件是制度創新,而政府環境的創新是促進和推動整個區域制度創新的第一推動力。正如邁克爾•波特所言,在經濟上,政府無可避免要扮演多重角色。政府最大的角色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第二個角色是改善經濟體中微觀經濟的一般能力,提供公共服務的產品;第三個角色是建立整體的微觀經濟規則,以有助于生產力提升;第四個角色是使產業集群的發展與升級更順暢。

政府環境是指由政府經濟治理、政府規制、政府行為等決定和影響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環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性硬環境、政府提供的政策法律性軟環境、與政府行為規制相關的經濟性和社會性軟環境。政府環境創新應采取的對策如下:

(一)轉向政府與市場機制互動、多元主體參與的經濟發展方式

由于受計劃經濟長期影響,遼寧的政府主導行為始終處于強勢,具有替代“市場主體”的意識和行為,而市場主體則處于弱勢,國有經濟比重較大,市場環境、政府環境和市場機制仍有所缺失。借鑒發達國家老工業基地的“復興”經驗,應采取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雙核互動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充分發揮政府環境的積極作用。作為一個后發地區,正處于老工業基地振興期的區域,市場體系不十分完善,需要政府發揮“市場替代”作用。政府“市場替代”不是“代替主體”,而是政府通過秩序效率創造經濟效率。

政府環境的創新,必須改變直接干預經濟的方式,通過控制交易主體,制定交易規則,建立健全市場體系和市場規則體系,培育市場主體,用法律手段保障良好的競爭機制,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為所有的市場主體創造均等的機會;大力發展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市場主體,促使經濟社會發展由主要依托自然資源和國家資源轉向技術、人才資源和社會資源,通過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來改善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調整投資結構;鼓勵非公有經濟發展與國有經濟、與打造遼寧老工業基地新的經濟增長點相結合,為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配套,形成產業集群,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新的產業區域布局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積極引進國外和省外資本嫁接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技術產業,將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體制創新、產業升級、空間布局有機地結合起來,提高引資的配套性、牽動性、集群性,走出一條新的開放、振興、發展之路。

(二)促進資源要素整合為產業集群發展提供公共品

產業集群發展需要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建立產業帶、產業園區和基地,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便捷的交通運輸網絡和通訊條件、充裕的水電供給、齊全的專業化批發市場、暢通無阻的物流體系和良好的生態環境等。這些基礎性環境的公用性和經濟外部性特征,決定了集群所在區域的地方政府應該承擔起建設的責任,并要參與集群企業特有基礎設施的規劃和投資。

遼寧地區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具有一定的基礎,但受行政管轄權、地方(部門)利益、投資體制、財稅體制等諸多因素影響,硬環境的改造進程比較緩慢,區域之間的資源要素流動嚴重受制。政府環境創新,就是要突破體制壁壘和行政分割,以資源整合為目的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為產業集群的發展提供載體。沈陽中部城市群的8個城市聯手打造“沈陽經濟區”,這將從區域層面上推進核心城市、結點城市與縣域之間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分工協作、生產要素有序流動和共同市場構建等方面進行合作,整合遼寧中部城市群各城市發展的相關資源,形成強強聯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以提升區域產業集群的競爭力,創造出更好的發展環境和更為理想的投資效益。

(三)加強市場體系建設并維護市場競爭環境

既然要培育和發展企業群,尤其是小企業群,那么就離不開數量眾多、富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的參與,但企業家實際上是無法造就和培養的,政府只能培育和完善造就企業家的環境,而其中的首要一條是形成清晰的產權制度以及對私有財產的普遍尊重。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間的合作才有可能迅速擴大加深,創業者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才會有足夠的動力促使他們進一步地奮斗。

遼寧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完善的區域市場體系必將大大促進企業集群內部專業化分工和生產率提高,因此政府環境創新應致力于建設以市場機制為核心的經濟制度和市場競爭環境。對于要素市場,政府應重點加強資金市場、產權市場、人才市場、技術市場的完善。鼓勵金融創新和制度創新,多方拓展集群企業的籌資渠道,漸次形成企業融資的網絡體系;加強產權市場的建設和規范,為跨地區、跨國際的資本流動、資產重組、合資合作提供交易平臺;推動人才、技術交流場所的建設,逐步改革地方用人制度和技術成果分享體制。對于中間產品市場,政府應通過制度安排達到限制壟斷鼓勵競爭力的目的,減低市場交易費用,扶持和引導地方性專業市場的興起。對于區域市場競爭秩序,政府應通過市場法規和執法監督,有效減少市場中不正當行為,鼓勵公平競爭,使集群企業可以快速獲得準確的市場信號,從而加速產業創新和生產協作,最終在企業集群區域形成一種有序、高效的市場競爭環境。

(四)推進企業整合和創新并促進產業發展上的精制需求

發展產業集群,遼寧的地方政府必須調整傳統產業政策的運作模式,即從支持“企業-產業”,變為支持“產業-企業”。政府在公共政策之外,單獨支持一個企業是有違社會公平的。實踐經驗證明,這種支持對企業意義不大,而且后患無窮。產業不興旺,企業也不會有好的發展前途。而支持產業化、支持產業集聚,對企業卻具有長期的戰略性的意義,企業得到的將是長期的戰略性利益。所以,要圍繞支柱產業,通過改善環境、政策扶持、招商引資等辦法支持發展配套產業和服務業及下游產業,把支柱產業變成主導產業,把單一產業變成產業群,把孤懸的點狀企業拉成鏈條產業,把產業鏈條變成產業“板塊”,促進集群企業在產業整合中不斷創新,向高層次發展。

產業集群的發展是一個市場化的、動態的過程,政府要通過市場精致需求的引導,企業集群的不斷發展和不斷創新。可以按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對集群企業產品性能標準和產業競爭規范提出要求,促使企業競爭形勢、產業進入門檻等發生變化,以激勵技術領先企業的創新并提高整體產業集群的發展水平。通過政府公開招標采購的形式,引進競爭原則和反映國內外市場需求趨勢,采取帶動對先進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鼓勵當地集群企業發展相關生產。政府可以通過補貼、抵稅、加速折舊、租賃等方式,鼓勵企業優先采用新技術和新設備,大大提高創新和競爭力。

由于在產業集群內,中小企業占了絕大多數,而這些中小企業正是產業集群活力和競爭力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政府應該轉變長期漠視中小企業的思想和做法,加快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通過激活民營經濟,推動產業的快速發展。政府應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鼓勵民營企業以購買、租賃、參股、控股、承包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進行體制創新,鏟除門檻,放權讓利,放寬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凡是政府產業政策允許的發展領域,私營企業都可以參與,不斷拓寬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在投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實行統一政策,實現公平競爭;圍繞大企業、集團做文章,延長產業鏈條,著眼發展為大企業、大集團配套服務的民營企業。

(五)搭建產業鏈平臺以促進區域創新體系、現代物流體系的形成

在產業集群發展初級階段,集群企業規模較小且獨立研發能力很弱,創新能力不足。遼寧地方政府要充分借助國家鼓勵研發的產業科技政策,積極引導產、學、研的合作與交流,構建全社會的公共研發平臺,加快建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研發體系,提升技術開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能力。尤其要優先扶持對重點產業集群核心競爭優勢形成直接關聯的技術的研發和推廣,以便最大可能獲得由技術擴散引起的產業聯動效益。政府推動科技研發的最終指向是形成具有自我創新、自我發展能力的區域創新體系,通過制度來保證創新網絡的有序運行,促進集群企業、研發機構、中介組織的互動,實現技術、人才在區域網絡中的合理流動。

區域配套能力差,沒有一個健全的物流系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產業集群的形成。遼寧要打造現代裝備制造基地,但由于配套生產能力差,許多企業生產所需的零部件要到外地尋找,既影響了生產,也降低了對當地經濟的帶動能力。政府應積極搭建產業鏈接平臺,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整合和優化物流供應鏈,將產業上下游企業間相互脫節的買賣關系,整合為以價值鏈為基礎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增強區域配套能力;運用現代物流供應鏈管理理念規劃設計企業供應鏈管理系統,在網絡設計、信息處理、存貨管理上進行系統整合,降低整個供應鏈的運作成本,實現企業自身物流和第三方物流配送信息和資源的共享;依托產品深加工中心,重新規劃相關產業物流配送網絡,建立分片集中供貨的物流配送中心;在大連打造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以及沈陽打造東北物流港的進程中,構建具有區域經濟特色的、不同層次與規模的物流中心,為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暢通的物流體系。

(六)加強政府行為規制并有效發揮政府替代作用

區域經濟發展存在兩種機制即市場和政府,但市場機制嚴重缺失或難以有效發揮作用時,政府機制就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遼寧所謂的政府“強勢”主要表現為行政干預,替代“市場主體”的意識和行為嚴重,而產業集群發展需要政府“弱化”行政手段而“強化”經濟手段,解決行為規制和角色定位。

政府應根據地方產業發展的特點和優勢,有意識的提出產業集群發展規劃,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般需經歷分散辦企業、集中辦企業、集中辦產業、形成產業鏈、產業高地、地區品牌到虛擬市場等七個階段。產業集聚過程雖然是一種市場行為,但同樣需要政府的積極規劃和引導。對于遼寧來說,汽車及汽車零部件、機床裝備制造、運輸設備和專用設備等產業集群,雖然有較好的基礎,但規模不大、競爭力不強,政府對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應發揮重要作用。

民營資本對主導產業和產業集群的介入,屬于投資主體層面上的“集群”。遼寧民營經濟在近年來雖然發展很快,但總體水平落后于發達地區,民營經濟還沒有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更難參與主導產業和產業集群的建設。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是振興遼寧的重要戰略之一。政府應在體制創新、降低企業運營的制度成本、提高政府機關辦事效率上下功夫,應大力發展適合遼寧重化工產業特點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為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平等的市場準入、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和財政稅收政策等。對民營企業實行更優惠的市場準入政策,降低門檻,賦予民營企業正常的國民待遇,鼓勵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向產業集群的集聚。加大在金融、稅收方面對民營經濟的扶持,拓寬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在稅收上給予民營企業一定的優惠待遇,使他們有一個資本積累過程。

參考文獻:

1.哈耶克.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2.波特.競爭論[M].中信出版社,2003

第6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一、新農村建設對農村金融服務的新要求

新農村建設對金融機構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進一步加大支農資金整合力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金融機構要不斷改善服務，加強對“三農”的支持。農村三個不同層次的經濟主體，即農民、農村企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性質、經濟實力、風險承受能力不同，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自然差別很大。各個層次之間還是有較多的差異，需要金融機構進行深入分析，有針對性進行服務。

從農民這個層次來說，最大程度地滿足農民的金融需求，促進農民增收，是農村金融體系的一大職能。實際上，農民本身也有不同的層次，按照其經濟實力，可分為貧困型、溫飽型和市場型。貧困型農民缺乏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金，有貸款的迫切需求，但無任何抵押質押能力，貸款風險極大，商業性金融機構不愿、也不敢發放貸款：溫飽型農民已初步解決生活溫飽問題，一般比較講信譽，商業性金融機構對其小額貸款比較安全，貸款回收率較高；市場型農民指的是以市場為導向進行專業化生產經營的農民，一般有季節性的大額貸款需求，但由于缺乏商業貸款所要求的抵押擔保品，加上貸款額度較大，因此風險也較大，商業銀行對其貸款就比較謹慎，其貸款需求難以得到基本滿足，此外這類農民對資金結算、匯兌甚至理財也有一定的需求。農村企業與市場型農民的金融需求有類似之處，但其資金需求相對更大，而且季節性特征不突出，見然有一定的貸款抵押物，但變現能力遠遠低于城市地區的中小企業，因此金融機構對其發放貸款特別謹慎，其資金短缺問題十分突出，嚴重阻礙了農村企業的發展壯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社會效益大而收益小，資金需求規模大，生產周期長，是典型的公共產品，但與城市基礎設施相比，則缺乏政府財力的擔保，收費權質押也難以實施，因而似乎難以直接獲得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

二、西部地區農村金融發展現狀及其困境

（一）金融抑制現象嚴重，缺乏多樣化競爭主體和有效競爭機制

目前，西部地區農村金融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現象，主要是農村金融有效供給不足，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結構調整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盡管在西部地區農村個融市場上已經形成了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及多種形式的非正規金融，但較強的趨同性使彼此之間并沒有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對大部分西部地區農村而言，根本談不上農村金融機構之間進行有效的競爭和提高金融服務質量與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農村中小企業和廣大農戶擔保難、貸款難，進而造成農村金融機構資產質量差，持續經營能力缺乏，以及金融創新和金融服務滯后。

（二）金融資源嚴重流失，大量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

當前，我國城鄉金融發展嚴重不協調，西部地區農村資金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和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村金融支農能力呈現弱化趨勢。最顯著的是，近期各商業金融機構大量撤并在西部地區農村的基層機構和減少涉農貸款。令人遺憾的是，在資金供給嚴重不足的前提下，仍然有大量的資金通過財稅和金融渠道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農業流向非農產業（圖1），而這種傾向在西部地區農村更是明顯。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1998年—2005年農村資金通過財稅系統和金融系統流失34972億元，平均每年達到4349億元，平均每年以2371％的速度增長，數額之大，速度之快，令人震驚。然而，在城市里卻是流動性泛濫，危機四伏，房地產價格節節攀升，固定資產投入大幅度上漲，嚴重影響了宏觀經濟的穩定性與微觀經濟的良性發展。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業部、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網站；財稅系統凈流出量＝財政支農－農業稅收－級企稅收；金融系統凈流出量＝農村存款－農村貸款；合計凈流出量＝財稅系統凈流出量＋金融系統凈流出量。

（三）民間金融活躍，卻缺乏必要的規范和保護

非正規金融是一種非制度化和非組織化的體系，適應于農村的、傳統的、囚有的經濟模式。西部地區農村民間借貸在活躍農村金融市場、擴大農戶生產經營資金來源、促進農村個私經濟發展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容易引發諸多問題：第一，民間借貸風險大，容易引發債務糾紛。第二，民間借貸利率較高，許多企業或個體戶從民間所借資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較高，比銀行同期利率高3至4倍，從而加重了個人和企業負擔。第三，影響國家利率政策的實施。民間借貸利率是借貸雙方根據資金的市場供求關系自發制定的，利率水平通常遠比銀行同期利率高，影響了國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貫徹實施。由于民間金融潛藏著一定的金融風險，并出現許多金融詐騙、集資人攜款潛逃案件，遺憾的是民間金融一直沒有合法的地位，缺乏必要的規范和保護。

（四）農業風險經濟補償機制不健全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作為農業大國，每年約有0.3億公頃農作物受災，占全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1／4，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比重在40％以上，西部地區的廣大農村以山地、荒漠、戈壁等地形為主，自然環境更為惡劣，上述比例更是高企。顯然，農業保險有巨大的潛在市場需求，對促進西部地區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農村經濟風險補償機制尚未健全，農業保險供給出現萎縮。目前，經濟西部地區農業災害損失主要依靠兩種方式進行災害救助，一是政府農業災害救濟，二是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與新疆兵團財產保險公司開辦的農業保險。前者受到國家財力不足的限制，而且不利于充分調動農民參加投保的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業保險業的健康發展；后者則由于缺乏相應政府補貼等政策支持，加之農業保險的高賠付率，這兩家保險公司經營農業保險一直處于虧損狀態。盡管最近已經籌建了一些涉農保險公司，為農民開發“一攬子”的保險保障產品等，但仍然遠遠不能滿足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結構調整的巨大需求。

（五）農村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貨幣政策傳導不暢

由于非正規金融市場活動的存在，造成大量資金體外循環，影響央行貨幣政策在西部地區農村的傳導效果；同時，非正規金融市場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貨幣供應量，而這一部分貨幣供應量又在中央銀行的監控之外，且波動缺乏規律性，造成經濟運行中實際貨幣供應量的波動也趨于加劇，這就增加了中央銀行對實際貨幣供應量控制的難度。農村金融機構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吻合，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金融機構支農貸款的發放。此外，西部地區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尤為滯后，信用信息分散閉塞，還沒有形成統一全面、廣覆蓋的征信體系，農村金融機構很難了解掌握企業和個人的資信狀況，既為農村金融機構防范信貸風險帶來很大的困難，也為央行實現預期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增加了一定的難度。

三、制約西部地區農村金融發展的瓶頸分析

（一）對農村金融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

長期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都是遵從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變遷，農村經濟的投融資體制是在財政的拉動下，財政支農相對于金融支持處于強勢地位。政府部門囿于傳統計劃經濟思想，尚未真正認識到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調配農村金融資源，尤其是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階段，對農村建設資金外流成因和回流機制的建立上缺乏系統的認識，有效的金融支持機制遲遲未啟動。而農戶、農業企業由于先天性的因素也更傾向于采取互、友情性、高利貸性質的民間借貸方式融通資金。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的幼稚和不成熟產生的認識誤差無疑給農村金融改革設置了根本性的障礙。

（二）城鄉二元經濟差距與農村經濟自身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由于農業產業經濟的脆弱性，極容易受到市場波動和自然災害的雙重影響，在西部地區，每年都有大量的旱災、洪災、臺風、冷凍災等，這導致其區別于其他行業所特有的弱質性和高風險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農業銀行等各金融機構大都是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經營目標，力圖獲得更多的存貸差，降低金融風險，對放款、投資等業務不斷加強管理組合，對風險人、收益小的農村貸款盡力避免發放甚至不發放，客觀上形成農村資金只存不貸，從而導致大量農村資金外流。而鄉鎮企業、農村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對涉農項目也是慎之又慎，盡量減少投資風險，這也造成了農村資金的外流。另外，山于長期以來實施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戰略使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遠遠超過農村，城鄉差距日愈突出，西部地區農村的交通運輸、通訊網絡、醫療設施、教育水平明顯滯后于城市。這種差別形成后，“馬太效應”便開始發揮作用，在高利潤和良好外境的影響和市場機制的引導下，使新增的金融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也使得原來在西部地區農村的存量資本大量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

（三）政府職能尚未實現真正轉變

綜觀改革開放的成就，西部地區農村的政治體制改革遠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政府職能尚未能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從總體上說，政府職能仍未從根本上實現轉變，遠不能適應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第一，政府對企業的管理理念還沒有完全轉變，不能適應市場經濟主體多元化、經濟結構網絡化和經濟發展國際化的需要；第二，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還沒有充分發揮，特別是對公平制度的供給還不充分，尤其是農村基層政府體現得更為明顯；第三，在投資領域對非公有經濟還有一些限制，尤其是對民間資本進入農村金融行業的限制，不利于市場經濟主體的公平競爭；第四，政府行政壟斷在某些領域依然存在，行政審批制度較多；第五，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出于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對金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角色“越位”和“錯位”現象并存。

（四）農村金融體系構建的歷史性因素

在四部地區，農村余融體系的構建，一直是處于混亂狀態的。從單一的農業銀行到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商業（合作）銀行并存的局面，并沒有真正實現金融機構的多元化。農業銀行已經完全商業化了，卻仍然受累于政策性業務；農業發展銀行沒有實現設立時的制度設計，業務單一，已呈現萎縮、功能弱化的趨勢；而農村信用合作社曾經作為農業銀行的附庸，直至今日仍然沒有完全具備合作金融的基本特征，在經營管理上無法實現金融企業的基本要求，從而滋生了入量的金融風險；作為農村金融體系的怪胎——郵政儲蓄機構，成為農村資金的“抽水機”，在功能上與服務新農村建設背道而馳；長期以來，農村地區缺乏農業保險、租賃、信托等業務，金融服務需求受到嚴重抑制，農村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的建設基本上屬于真空狀態。因此，西部地區農村金融體系遠沒有達到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迫切需要實質性改革。

四、重構西部地區農村金融體系的目標與戰略性措施

（一）重構西部地區農村金融體系的目標

中國加入WTO已經五年多了，WTO的過渡期已經結束，外資金融機構正如潮水般涌入神州大地，我國的金融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重構農村金融應該遵循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從區域實際出發，建立以商業性金融為主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間金融等多種形式的金融機構并存、合理分工協作、功能互補的混合型的農村金融體系。按照這一改革目標要求，應該包含四個層次的內容：一是轉變政府職能，放棄對農村金融企業的具體組織和參與，著力完善農村金融法律環境、規范金融市場等方面；二是構建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協作的混合型金融體系；三是堅持商業原則與市場運作，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綜合效能；四是支持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整體績效水平。

（二）重構西部地區農村金融體系的戰略性措施

1、以商業金融為主導，充分發展農村商業金融

（1）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使之有條件地轉化為農村社區銀行。首先是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構造農村信用社產權結構和組織形式，但不能偏離服務“三農”的方向。在經濟落后適合合作金融發展的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應堅持合作制的原則對農村信用社進行規范，恢復其“三性”。要增強農村信用社的金融功能，發揮其特有的制度優勢，以滿足農村弱勢群體的融資要求，從而實現商業金融與合作金融的共存共榮，相互補充，共同發展。

（2）加快推進中國農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繼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整體改制，擇機上市”的股份制改革比較穩妥，也符合實際，但還要一個過程。整體改制不僅符合世界銀行業發展的大趨勢，也有利于保持農行固有的規模經濟和溝通城鄉、系統聯動的優勢。在尊重西部地區農村金融體系現實格局的前提下，應充分發揮農行在縣城商業金融的基礎作用，堅持農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方向，并通過改革進一步拓寬和增強農行的支農功能，鞏固已取得的商業化改革成果，使其經營決策和金融服務貼近基層、貼近農村，切實提高農業銀行對農業產業化、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城鎮化建設的信貸支持質量和效益，加強對縣域經濟的金融服務。

（3）加快組建郵儲銀行的步伐。郵儲銀行將成立，將根本改變西部地區農村郵政儲蓄目前只存款不貸款的局面，農村郵政儲蓄回流農村、為農村經濟服務。新組建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應在保留利用郵政網絡基礎功能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其網絡優勢，完善城鄉金融服務功能，以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為主，與其他商業銀行形成良好的互補關系，為新農村建設注入“血液”，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4）建立農村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制度。西部農村地區目前還沒有存款保險制度，一直由國家承擔隱性擔保。在金融市場逐步開放，所有制和產權制度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顯得尤為迫切，運用存款保險機制對有問題農村金融機構采取及時監測和早期糾正措施，促進農村金融機構規范繼康發展。

2.加快農業發展銀行轉型

筆者認為，農業發展銀行應當轉變為面向農業、農村、農民的綜合性開發銀行，健全和完善其政策性金融功能。在加強糧油貸款營銷和管理的同時，開辦農村綜合開發、農村基本建設和扶貧等貸款業務。把西部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等納入支持范圍，增加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中長期貸款等開發性余融業務。同時，應采取有效措施將開發性金融推進到“縣域經濟”、“三農”和中小企業領域，使開發性金融更多地參與農村道路、電力等。

3、規范和發展非正規金融

非正規金融，具有其獨特的優勢，即制度優勢、信息優勢、成本優勢、速度優勢，使其與正視金融形成了強烈的互補效應，有力地促進了民營經濟與中小企業的發展，成為西部地區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國家要盡快制定《民間借貸法》等法律法規，明確其借貸最高額、利率，要求借貸雙方向稅務部門納稅、到公證機關進行公證，并對高額暴利行為予以打擊、取締，將這一傳統的民間金融納入法制化軌道，從而有效地彌補正式金融所留下的空白點，并促使正式金融功能的回歸與強化，最終提高西部地區農村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4、建立農業保險制度和農業貸款收益補償機制。

一是建立健全農業保險制度。具體操作上可考慮：由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履行農業政策性保險經營的職能，實現政策性銀行混業經營，主要負責再保險經營業務。農業政策性保險業務的經營主體是社會上現有的商業性保險公司、不同性質的經濟組織。以商業化、社會化保險公司和經濟組織經營為主，以農業政策性保險公司直接經營為輔，實現政策性業務、市場化運作、多元化經營。二是完善農業貸款收益補償機制。深化利率管理制度改革，特別是應取消對種養業貸款的利率管制，與其他貸款利率同等浮動，甚至可以采用更優惠的利率政策，以充分調動金融機構放貸的積極性。同時為了降低種養業農戶的負擔，政府應當降低種養業貸款的實際利率水平，對種養業貸款實行補貼，或者減免一切稅費。

5、發展多類型的小型農村金融機構

針對目前西部地區農村經濟主體對信用資金的需求大多具有規模小、時間急、頻率高的特點，筆者認為要建立多種小型農村金融機構，政府可提供優惠政策、擔保機制等服務來促進西部地區農村金融的發展。金融管理部門應盡快制定管理辦法，就其設立、運作、監管、市場退出等問題做出具體、明確的規定，促使這類金融機構的發展駛入快車道。

首先，成立小額貸款組織，即由自然人、企業法人或社團法人發起改立的，以自負盈虧、財務上可持續為原則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其股東人數不超過5人，不得吸收任何形式的存款，不得搞變相集資。資金運用主要限定在對農民、個體經營者和微小企業發放小額貸款，貸款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大限制高利貸的規定，立足服務“三農”，為四部地區農村金融提供正常的投資渠道。其次，建立農業信貸擔保公司。由于一些農業項目風險局，一些農民又缺少抵押，導致銀行不愿意貸款給農民，造成很多農民貸款困難，影響了農業發展。西部地區各級政府可利用中央及上級政府撥給的轉移支付資金或扶貧資金中的一部分成立縣鄉（鎮）兩級農業信貸擔保基金，專人負責，專款專用，為農民提供貸款擔保。

第7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產業生命周期競爭力戰略

一、產業生命周期與企業競爭力的組合分析

產業是一個介于微觀經濟的細胞(企業)和宏觀經濟的整體(國民經濟)之間的一個集合概念。關于產業生命周期的基本假設，就是一個產業或一個產業內部的一個環節都遵循發展的4個基本階段，即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產業生命周期的每一個階段對于企業競爭力都有特定的含義。

產業組合分析是將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與某個具體產業的技術經濟特征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將某個產業定位在矩陣中并加以研究分析的一個架構(如表1所示)。產業組合分析的目的，主要是描述某個產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競爭力的來源。從策略分析的觀點來看，產業組合分析對于企業把握不同階段與不同環境條件下產業的特殊需求，幫助企業在產業內重新定位，洞察產業演變規律和變動趨勢，利用現有資源減少不利因素，具有重要意義。

二、與產業生命周期相適應的增強企業競爭力的策略

產業呈現出一種生命周期的演化趨勢，決定了其存在的微觀基礎——企業和技術，也有一個從生到死、由盛轉衰的過程。企業生命周期同樣可以劃分為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隨著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的不斷增強，企業的規模和實力不斷上升，同時新興企業的崛起必然伴隨著部分傳統企業的沒落，而沒落的直接表現就是競爭優勢的削弱。企業的技術生命周期和技術過程與組織變革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企業生命周期的產生。隨著企業從創業到成熟，其管理層次、幅度、組織成本逐漸增加，組織剛性逐步增強，企業文化也由開放式和風險承受型轉為相對保守型，這就迫使企業對組織結構進行變革和重構。這種組織隨著企業生命形態的變更而進行的演化也呈現出生命周期的形式。

企業在成長中不斷面臨瓶頸的制約，特別是在兩個階段交替的時刻。經驗表明，第一個瓶頸一般出現在企業成立的前三年，如果能夠通過這個瓶頸，企業就會進入成長期。第二個瓶頸期一般出現在成長期末期，這個時期產業逐漸成熟，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每個階段臨界狀態的轉化叫戰略轉折，也叫危機點，包括危險和機會。如果能逾越這一點，突破這個極限，企業就能繼續發展，否則就會走下坡路。一些曾經被市場奉為典范的企業并沒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由于種種原因紛紛敗走麥城。因此，不能滿足于一個平臺上的增長，而必須不斷構筑新的平臺，不能總是留戀過去的框架，沿襲過去成功的一套過時的方法，是生命周期理論賦予企業戰略管理的啟示。

如果缺乏戰略規劃，企業很可能在經歷成長之后，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提早進入衰退期，一是缺乏戰略性思維。隨著資本源源不斷地注入短期盈利較大的某一產品，某一行業領域，企業容易被眼前的贏利機會所驅使，而喪失戰略眼光。二是缺乏一種系統化的制度。剛剛創建的企業，往往缺乏明確的行為方針，系統的規章制度和健全的預算體系，除了家族式的創業主管以外，沒有等級觀念、沒有組織系統圖，企業往往表現出不穩定性，容易受挫折。三是缺乏科學化的授權體系。

一些企業根據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正確協調學習與模仿之間的關系，依次采取OEM，ODM和OBM的方式不斷強化自己的競爭力，特別具有借鑒意義。OEM(原始設備制造)是轉包合同的一種形式，這些企業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生產與組裝約定規格的商品，跨國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削減成本，而追趕型企業在此過程中學會了如何控制質量、選擇設備以及工程和管理培訓。OEM始于20世紀60年代，在服裝、鞋類、自行車、縫紉機、汽車和個人計算機產業發展中被廣泛采用。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展到后一階段ODM(自行設計制造)，追趕型企業自主設計產品，最后又發展到OBM(用自己品牌的制造)，追趕型企業推出了自己的品牌(例如三星、宏基)，從而與領先者并肩競爭，在上述的每一個階段，企業的技術能力必須與相應的營銷能力相匹配(如表2所示)。競爭力-[飛諾網]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相當一部分產業，其生命周期的演變與產業的國際轉移緊密相關。發達國家在不斷創新產品的同時，把相對成熟的產品和產業依次向我國轉移，我國則通過模仿和吸收發達國家的次新產品和技術取得跨越式的產業進步。加入WTO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具有戰略意義的一步。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我國的產業必然成為世界產業鏈的一環，只有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主動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加快外資的進入和技術轉移的速度，才能夠不斷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縮短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實現“后發優勢”，提高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力。

在學習和模仿過程中，收集競爭者的相關創新信息相對容易，將這些信息融入自己的創新過程則需要花費大量的資源和時間。根據對日本與韓國相關企業的調查，模仿創新的費用通常達到原開發費用的70%，而且有時需要花費三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成功。日韓企業在模仿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資源，改進企業的教育、培訓和研發體系(JoeTiddandJohnBessant，2002，P67)，20世紀80年代對美國企業研發經理的大規模調查也證實了這一結論(如表3所示)。這些經理認為，學習競爭者創新最重要的方式是獨立研發，反向工程及技術特許，這些方式與閱讀出版物和專利文獻相比，花費昂貴。事實上，真正有用的知識是不容易獲得的。

三、產業生命周期對企業競爭力的啟示

1.根據產業生命周期變動規律適時調整競爭策略

一個產業的生命周期是通過該產業內企業的生命周期體現出來的，而企業的生命周期又是通過企業所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的生命周期表現出來。從根本上講，企業競爭力是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一組關于協調各種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學識(C．K．PrahaladandGaryHamel，1990)。它是企業在積累和學習如何應用不同資源和能力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創造客戶價值、延展性，難以模仿等特性。產業生命周期機理表明，企業競爭力是動態發展的，首先，競爭力是一組先進技術和技能的組合，而技術是不斷向前發展的。隨著競爭的加劇和產業生命周期的演變，擁有核心技術能力的企業必須盡快更新自己的技術能力，以適應外部技術環境的要求。同時，競爭對手的不斷模仿和替代技術的不斷出現，也促使企業不斷更新自己的核心能力以保持競爭優勢。其次，產業生命周期還會導致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如OEM的產生，從而帶來核心能力的變遷。再次，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決定一個產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不同，這要求與之匹配的企業核心能力也應不斷調整，否則競爭優勢就難以保持。為此，企業應根據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采取有針對性的策略。

在導入期，企業在第一批創業者的努力之下通過發明，自主開發或者引進產品和技術的方式進入市場，但開發產品的應用科學與技術不成熟，產品的市場定位不明確。因此，產品研發策略基本上是采取所謂的創新導向，使新產品的功能，特性與現有產品具有明顯區別。此時，市場上僅有少數幾家甚至僅有一家廠商進行創新或研發，可能出現“各自為政”的競爭狀態，爭取市場主導權、及早進入市場與申請專利是產業競爭的重點。

在成長期，產品逐漸為消費者所熟悉，技術和經營人才在企業強大吸引力的作用下從各方面匯集到企業中來，可以組織大批量生產以降低成本，建立廣泛的分銷渠道和銷售網點，確保市場供給。企業應盡早形成產品系列并向相鄰市場滲透，可以考慮進入國際市場開展跨國經營，也可以在國際市場通過戰略聯盟的形式實現核心能力的優勢互補，爭取把企業從一家國內企業發展成跨國公司。

在成熟期，企業宜采用維持戰略，并通過數額可觀，穩定的現金流支持新的核心能力開發計劃，在戰略、組織結構、人員、技術等方面為轉向新領域做準備，力爭平穩進行企業重組和再造，抓住時機通過轉型、重組，再造和技術，制度、管理創新戰略來推動企業及早進入新一輪的生命周期。

在衰退期，會有其他全新替代產品和技術產生。處于衰退期的產品，并不代表在市場已毫無地位，只不過由于替代產品的出現，迫使廠商采取不同的營銷和競爭策略，如降低價格、改進產品外觀。企業的重新定位與重新組織才是延續企業競爭力的根本措施。企業可以考慮采用撤退戰略，保留仍有可觀現金流的業務為重組或開發新的核心能力提供支持，其他萎縮業務宜及早轉讓或退出，并用出售所得投入到新領域中去，盡快使產品更新換代。

2.謀求早期進入和領先一步的戰略優勢

大量的經驗證明，進入一個新市場的首家公司往往有最多的戰略優勢。例如，對處于成熟期產業的調查表明，首家進入一個產業的企業平均占有29%的市場份額，最早跟隨者的市場份額為21%，較晚進入該市場的公司僅占有15%的份額(RichardLynch，2001，P106—P108)。盡管最早進入市場存在許多風險，能否取得成功，與企業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商業化產品或工藝的能力和反模仿的能力密切相關(見表4)，但早期進入對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邁克爾·波特認為，企業的競爭優勢，與它是否能先知先覺、大膽行動，并運用這些可以產生競爭優勢的條件有關，在許多產業中，行動快的企業，競爭優勢可以持續數十年。

更進一步，早期進入的優勢還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產業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并且大多數市場越來越以技術和競爭上的更大動蕩為特征。在這種背景下，要求企業盡早發現并瞄準目標，近早將朝陽產業融入自己的戰略，可以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第二，在被瓜分之前比瓜分之后更易于占領市場。產業發展早期以較高的增長率吸引新進入者，在進入成熟期以后每一個企業都為爭奪市場份額而激烈競爭，市場份額的重新洗牌需要企業做出更多的努力。第三，在產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對于新的以及較大規模的研究與開發存在較多的機會。第四，領先一步有助于防止產品和工藝創新被其他企業模仿。通過持續不斷的產品開發，企業得以建立品牌忠誠度和可信度，加速顧客的使用反饋以改進產品，獲取學習曲線成本優勢，可以隨著生產的進行而降低單位成本，從而提高了模仿者的進入成本。

3．順應產業生命周期的特點調整創新的路徑和內容

生命周期理論表明，無論是產品還是工藝都具有生命周期。一般而言，越是接近上游的基本產業，例如鋼鐵，石油化學、水泥、玻璃、化纖，它的壽命周期越長；越接近最終消費者的產品，如家用電器、個人計算機、移動電話等，其生命周期越短，越容易受企業外在環境的沖擊和消費者偏好的影響。

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所對應的創新重點不同。在產品的早期發展階段，創新的重點在于迅速和頻繁的產品創新，以及產品的延伸。同時，將產品設計與供應鏈上的采購、生產、營銷各個環節聯系起來，以簡化流程，縮短新產品從創意到投入市場的周期。在產品發展的后期，產品設計、結構、功能已相對穩定，創新的重點通常集中于漸進式的改進以及持續的工藝創新。對單個產品及工藝技術來說，認識當前產品態勢以及下一代產品的發展趨勢非常關鍵，具有這種能力的企業有可能獲得新的競爭優勢。

第8篇：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學表面上是以經濟學為指導，但實際上是傳統的蘇聯范式占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了許多積極的探索，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見解。盡管這些觀點還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嚴重的缺陷，但對于我們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作用。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努力構建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

一、近年來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構想

近年來，立足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豐富經驗和巨大成就，面對新形勢和新問題，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體系的建設討論十分熱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和思路。

(一)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全盤西化，而應當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在堅持經濟學的基本前提下，人們提出兩種不同的具體思路。一種是認為傳統經濟學雖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論是的，所以應該補充而不是放棄。這種思路主張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借助“西方范式”來分析市場經濟問題，用“板塊式結合”的方法來修補“爐灶”，這種“兩張皮”或“雙基礎”并存體系，同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被分割為兩大板塊，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層次和邏輯體系的“拼盤”結構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使人難以認同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傳統的經濟學基本上不能采用，因為傳統政治經濟學是蘇聯教科書的翻版，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它不僅不能解釋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與市場經濟根本對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正本清源，恢復的本來面目，真正按經濟學的方法來重建中國經濟學。

(二)中國經濟學市場經濟一般化或西方化。這種思路主張對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進行嫁接，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因為中國既然轉軌為市場經濟，那么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主體經濟學，因而也就無需再煞費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經濟學。按照這種觀點，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取完全替代性體系取向，主張引進反映“資源配置全過程”的現代經濟學范式(魏杰，1997)，不贊成“建立有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在概念上和體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國經濟學”(樊綱，1998)。

(三)中國經濟學本土化。這種思路強調中國特色，強調中國國情，主張要在評判過去和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弊端的基礎上建立或重建中國經濟學。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應創建自己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都不能采用。因為與西方相比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的經濟學相比，我們不再是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因此，經濟學必須扎根本土，以研究時代為基本任務，從踏踏實實研究中國改革發展的具體問題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論的圣殿。也有人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國情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中國經濟學應研究過渡經濟學問題，研究轉型時期的經濟關系。也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與實踐給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理論創新空間，現代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研究將為發展的經濟學注入新的活力，為中國經濟學走向國際化道路奠定基礎(殷德生，2000)。

(四)中國經濟學綜合化。這是許多觀點具備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學者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共同要求。各派總的來說都主張以的基本理論為指導，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東西，以中國實際問題為對象，運用更多的學科，使中國經濟學成為一個跨學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比較研究世界上現有的各種經濟理論，大膽吸收，揚優棄劣。在繼承、綜合人類一切優秀經濟理論基礎上構建中國經濟學。在其內容上既要有生產關系方面的理論，又要有資源配置方面的理論；既要有宏觀經濟的理論，又要有微觀經濟的理論。中國經濟理論要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在競爭中繁榮，在競爭中統一。在構建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西方經濟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中國古代經濟理論要挖崛、繼承與揚棄(周小亮，1997)。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重建，應在保持與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淵源關系之外，放眼世界，綜觀歷史，積極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并實現某些理論原創。其重點有兩個：首先，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當代外國經濟思想。現代主流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自然要高度重視，但也不能輕視發達國家非主流經濟學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說。其中，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具有較直接的借鑒意義。其次，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中國古近代經濟思想(程恩富，2000)。

筆者認為，以上四種觀點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有的總體上是科學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張中國經濟學全盤西方化的西化主義觀點和“半西方化”基調和傳統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折中主義觀點，以及主張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軌道而獨立地發展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總體來說都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那種主張回歸馬克思、按本來面目重建中國經濟學的“原教旨主義”觀點和主張實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大綜合、中外經濟學大統一的混合主義觀點，在總體上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卻要么缺乏與時俱進與創新發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和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要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克服上述觀點的缺陷，確立科學的方向和正確的原則，

堅持以經濟學為指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在經濟學科學范式的基本框架內，認真總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成果，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二、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所謂“范式”是指在某階段科學共同體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則、理論、方法。“范式”一詞具有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觀即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論，即一套概念體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學共同體成員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定理。任何學術研究活動只有納入一定的范式體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學性質，才能使該研究從“前科學”階段進入“常規科學”階段。無論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學性質，都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自身的規范性，即有其確定的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以及一套概念體系與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對客觀對象的適應性，即它能夠科學地解釋其客觀對象的性質、特征與發展規律，否則就無法說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現象”，從而使該研究陷入“范式危機”。科學范式是一個不斷批判、繼承和發展的演進過程。一般說來，科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筆者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科學的方向，必須確立正確的原則。具體說來，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科學范式必須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則：

(一)科學性原則。所謂科學性原則，就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不能不要規范而簡單地描述現象、總結經驗，也不能隨意地進行理論批判或“理論創新”，而是必須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首先，必須堅持科學的世界觀，應當確立科學的共同信念與基本價值觀，確立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科學哲學。其次，必須堅持科學的方法論。必須確立一整套科學的概念體系，采用一整套科學的分析方法，確立一些科學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學的基本定理。為此，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把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一種科學范式的軌道。問題在于對于目前中國經濟學來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才是更為科學的?這一問題在經濟學范式本身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它應當而且只能用客觀的和實踐的標準來驗證，即某一經濟學范式究竟是適應還是不適應現實經濟生活，或者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對分析與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具有更為廣闊和更為深刻的適應性。

(二)適應性原則。經濟學范式的根本作用與生命力在于解釋客觀經濟現象與指導人們從事經濟發展與經濟變革的實踐。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遵循“適應性”原則，使中國經濟學理論“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從客觀實際來看，中國基本國情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不僅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不適應的，而且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在許多方面也是不適應的。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經典理論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從現實來看，中國正在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經典理論也是有著巨大差別的。所有這些，都是以往各種經濟學范式所不能解釋的“反常現象”，從而導致了傳統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雙重“范式危機”。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打破各種教條主義，從中國基本國情與客觀實際出發，科學地解釋這些“反常現象”，實現經濟學中國化的創新與發展。

(三)綜合性原則。理論范式的范疇體系還必須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為理論范式的整體創新提供厚實的平臺，從而使中國經濟學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實際出發，立足于理論聯系實際，致力于回答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一理論的特征和實質必然要求中國經濟學綜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經濟學思想，構建一種能夠揭示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經濟學范式。經濟學不僅是一個科學的體系，而且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此，構建中國化的經濟學應當以經濟學為榜樣，科學地吸收各種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具體來說，構建中國經濟學既應當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也應當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異端經濟學的合理成果；既應當肯定當代中國化的經濟學理論，也應當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我們在大綜合中來構建中國經濟學。

上述基本原則，對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不能作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礎，主要是因為西方經濟學所依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不科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把資本主義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還單純從個人本性出發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用機械的均衡方法與形式化的數學方法來解釋現實經濟生活。因此，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學。同時，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觀也是不科學的。自從邊際主義的代表杰文斯把經濟學的列車開上了資源配置的軌道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便開始背離了經濟學的古典傳統，把經濟學的研究問題局限于資源配置問題。萊昂內爾·羅賓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他說：“經濟學是一門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從此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很多都把羅賓斯的定義作為樣板。應當指出：作為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源配置與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是有著密切聯系的。經濟學的生產方式范疇，不僅包括生產的社會形式，也包括物質生產方式即勞動方式與生產形式，其中勞動方式特別是其勞動組織就是微觀層次上資源配置方式，而生產形式作為人們勞動的交換形式和社會生產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方式。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囊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者說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包括在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之中。二者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樣研究資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聯系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來客觀地、歷史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還是拋開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而單純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西方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個純生產力的抽象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的技術水平。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它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局限于資源配置，因而縮小了資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術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因此，他們必然是以制度不變為假設來研究資源配置。事實上，在他們那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們不可能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變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面前，西方主流經濟學表現得蒼白無力，從而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機之中。為此，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變量引人經濟學研究范圍，以彌補主流經濟學的缺陷。西方經濟學不僅具有其明顯的不科學性，而且對中國具體國情及其發展要求來說，還具有嚴重的不適應性。在基本國情上，中國與西方差別很大，而西方經濟學中很多結論和觀點是從它們的國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總體來說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就具有明顯的不適應性。具體說，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的市場機制賴以順利運行的條件，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條件都已經具備。另一方面，中國目前正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市場機制賴以運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現代企業制度、法律法規、公民的市場合約意識等等。西方經濟學所分析的是市場制度較為完善的情況。同樣的事物，在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就辦得有板有眼、較為順暢，在我國當前可能就無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難行。在這些制度條件具備以前，市場機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圍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會出現程度不同的失靈(尹伯成，2006)。由此可見，要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也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

(二)不能構造一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即試圖調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建立一種折中主義的“中國經濟學”。這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認為原有的“蘇聯范式”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于過分拘泥于經典作家的現成公式和現成“提法”，而沒有創新與發展，從而使理論僵化，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按照這樣一種思路，人們認為應該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進一些反映市場經濟的新東西，以這種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與更新，適應新的需要。這種傾向既表現為一般地或在具體理論問題上批判教條主義，也表現為那些試圖引入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內容來對舊的范式進行“補充”。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比較流行的折中體系：蘇聯范式的“生產關系論”+西方范式的“資源配置論”，即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很顯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脫離了經濟學的科學軌道，是傳統的蘇聯范式與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體”。同時，既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本質上是蘇聯范式與西方范式的雙重翻版，因而它不僅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其尖銳的內在矛盾性，而且在實踐上也具有與中國當代國情與發展要求的嚴重不適應性。說到底，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是傳統教條主義與現代教條主義的“雜交物”，雖然它試圖反映當今中國現實，但實際上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客觀現實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采用這種折中主義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存在著一種以描述中國現實、總結中國經驗和肯定中國模式為主要特征的傾向，即直面中國現實的“描述主義”。它認為可以不要基礎理論、只要分析現實問題、進行對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聯系實際就可以建立中國經濟學。“描述主義”經濟學范式的理論特點是：一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二是為了準確地反映現實情況，理論抽象程度低；三是為解決問題，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不注重自成體系的概念、范疇和分析工具，不強調理論自身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四是沒有突出的方法論，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為一個理論范式，描述主義存在著兩個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獨立、統一的概念和范疇體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統性，范式自身是不穩定的而又沒有解決的途徑，因為一旦要提高理論抽象度，在當前條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轉向經濟學范式或西方經濟學范式，這將使該范式自身不復存在。二是該范式的知識積累沒有有效的途徑，這與第一個缺陷緊密相關。科斯在評價舊制度經濟學時指出，“除了個別的觀點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長遠看，描述主義的文獻將面臨類似舊制度經濟學文獻的劫數。這雖然不能否定描述主義的學術價值，更不能否定其現實意義，但對于一個理論范式來說，其發展的連續性就成了問題(鄒東濤、時紅秀，2006)。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局限于這種表面化、局部化和經驗化的“描述主義”范式，而應當構造一種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具有其完整的概念體系和系統的分析方法的現代經濟學范式。只有這樣，才能揭示中國現實經濟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才能形成系統的、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

(四)只能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來構建綜合的中國經濟學。根據上述科學性、適應性和綜合性原則，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指導。首先，經濟學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對照，經濟學的理論硬核可以簡要地歸納為三個要素。第一，否認存在著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個人是具體的和歷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歷史和制度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動和有機的。人性由社會經濟關系所內生但又具有改變它的內在潛能，因而經濟學必須分析人性的起源與發展，而不是把它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前提。第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范疇是生產方式，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個人”，經濟學的方法是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而不是個體主義方法。第三，同主流經濟學的機械均衡觀不同，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看作是由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內在矛盾的辯證運動所推動的有機的、內在不均衡的動態過程，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寬廣的框架。其次，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以及基本原理，對分析當代中國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具有廣闊的適應性。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市場化的體制轉軌與制度創新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解釋力：中國經濟轉軌是當代中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的客觀要求，構造市場化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是當代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力：中國經濟發展是當代中國物質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要求，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中國當代勞動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總體來說，當代中國面臨著物質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形式變革的雙重任務，一方面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要求并決定了當代中國社會形式的深刻變革，另一方面社會形式的變革與制度變遷又促進并推動了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進程。最后，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個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完全包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因此，以經濟學為指導重建中國經濟學，可以在經濟學的科學框架內，廣泛借鑒古今中外各種經濟思想的合理因素，構造一個既繼承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又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范式，既超越蘇聯經濟學范式又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新體系，據此確立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性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中國經濟學的新范式是在繼承、批判和創新過程中逐漸塑造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經濟學為主體或基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科學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顆粒，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綜合范式。因此，在構建中國經濟學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于西方經濟學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要總結、揚棄與升華。

三、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性質與主要內容

如上所述，根據科學性、適應性與綜合性的基本原則和以經濟學為指導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綜合體系的基本目標，中國經濟學就其性質來說既不是中國的“本土經濟學”，也不是中國版的西方經濟學，它應當而且必然是中國化的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具體說來，中國經濟學綜合范式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經濟學，因此它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基礎。首先，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堅持以生產方式作為決定社會性質和推動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根本力量，堅持在生產方式的框架內來分析資源配置問題，堅持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來研究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在此基礎上，構造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實證方法、歷史方法和科學抽象法。再次，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用以生產方式這一基本范疇為核心的經濟學的一整套概念體系。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等，再如生產條件、勞動方式、生產形式、生產的社會形式，以及資本、商品生產、市場機制、工業經濟、利潤、利息、工資、地租等等。最后，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批判與繼承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形式的具體結論，也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基本原理。對于前者，我們當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單一社會所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等，而對于后者則應當始終堅持、科學繼承，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建立自由人聯合體、重建個人所有制、實行對生產的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實現社會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和實行按勞動者貢獻分配等，這些基本原理應當而且必須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作為中國化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中國問題為導向，應當而且必須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應當而且必須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應當而且必須總結與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成果。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不只是生產關系，也不只是資源配置，它應當而且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因此，中國經濟學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勞動方式、生產形式及其社會形式，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生產關系。在此基礎上，應當總結與升華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如新型工業化理論、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等等。毫無疑問，這些重要的理論成果都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重要思想基礎與理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