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的目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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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關鍵詞】精益化管理電力營銷目標定位實踐

那么如何來理解本文所提到的“精益化管理”呢。眾所周知，精益化管理首先產生于日本豐田公司，其核心理念便是以最少的投入實現最大的產出，即追求“產出/投入”比值的最大化。將這一理念應用于電力營銷之中，實則就在于促使其中的營銷活動應關注經濟效益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去看待客戶規模的擴張。不難理解，若要實現這一經濟效益則需要在營銷管理上重視細化要求。

本文首先對精益化管理進行內涵解析，在此基礎上展開目標定位;并在目標定位的基礎上建立實踐路徑。

一、對精益化管理的解析

根據百度百科的定義，精益化管理要求企業的各項活動都必須運用“精益思維”（Lean Thinking）。 “精益思維”的核心就是以最小資源投入，包括人力、設備、資金、材料、時間和空間，創造出盡可能多的價值，為顧客提供新產品和及時的服務。從中，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具體化解析：

（一）電力營銷投入的節約化

電力產品銷售主要分為兩大板塊，工業電力產品和民用電力產品。從電力產品的同質化和不可替代性特點中可以知曉，電力營銷將因電力產品的技術和資源壟斷性，而有能力節約營銷資源的投入。

（二）電力營銷效益的最大化

對電力產品營銷效益的評價，可以從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兩個方面來進行。筆者認為，電力產品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將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提升區域社會福祉的重要保障。因此，實現電力營銷效益的最大化還應關注社會效益的實現程度大小。

二、解析基礎上的目標定位

在以上解析基礎上，電力營銷精益化管理的目標可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營銷成本控制目標

前面已經指出，因電力產品的自然和市場屬性，其在營銷成本的控制上具有天然的優勢。那么在這一目標函數中又具體包括哪些要件呢。具體來說，主要包括：降低會計成本和減少交易成本要件。對于前者而言，可以從傳統視域下來進行解讀，即降低電力營銷中的人工成本和其它業務成本;對于后者來說，則可以理解為減少搜索客戶、與客戶談判等成本。從實現營銷成本控制目標的難度來說，減少交易成本則是當前的難點和重點。

（二）營銷效益提升目標

根據電力企業的資本循環公式G-W-C可知，電力營銷活動主要在于拓展電力企業的客戶群體，而通過客戶群體所形成的市場需求來獲得經濟效益。從而，這里就需要明確一個問題，即實現營銷效益提升的目標與其說是一個客戶規模擴張的問題，還不如說是強化客戶關系管理，通過技術匹配性來獲得客戶穩定合作關系的問題。

三、定位驅動下的實踐

根據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驅動下，精益化管理的實踐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

（一）深化對精益化管理內涵的認識

電力企業管理層需要深化對精益化管理內涵的認識，特別應從生產領域的精益化管理理念轉換到營銷領域中來。由于精益化管理追求“產出/投入”的最大化，因此就需要將其轉換到如何提升營銷活動的“產出/投入”中來。為此，企業管理層需要通過召開營銷研討會、對營銷人員進行崗位培訓等方式來實施認識活動。

（二）努力減少電力營銷的交易成本

通過組建專門針對大客戶的團隊，在人力和物力上給予專業性的提升，從而改善大客戶在獲得技術和產品支持上的體驗。具體的做法包括，增強相關人員的崗位意識和技能，在制度管理下形成與大客戶溝通的長效機制。另外，還需要加大與大客戶溝通的電子商務平臺建設。這樣一來，便于精益化管理理念相契合了。

（三）完善客戶關系管理的有效模式

電力營銷中的客戶關系管理與普通商品營銷不同，前者需要電力技術作為支撐。為此，電力企業需要建立營銷部門與技術部門的聯動機制，該機制需要得到組織和制度保障。可見，這便是實施精益化管理時需要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以上便構成筆者對文章主題的討論。

四、小結

第2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生產者行為理論；企業

沙盤模擬微觀經濟學教學中主要介紹產品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局部均衡理論由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和生產者行為理論三個理論構成。在局部均衡理論的三個組成部分中，均衡價格理論和消費者行為理論所描述的情況是學生在生活中經常遇到的，而生產者行為理論描述的是廠商的行為，學生幾乎接觸不到，造成學習困難。所以，微觀經濟學的教學需要著重于學生對于廠商行為的感性認識。而企業沙盤模擬課程便可有效解決這一問題。

一、企業沙盤模擬介紹

用友ERP沙盤將實訓學生分為4～6組，每組運營一個企業，這些企業在起始的時候具有同樣的配置，并且面對同樣的選擇。包括：廣告費投入的選擇，生產線的選擇，原材料采購的選擇等。各個企業需要充分考慮本企業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其他企業的發展策略對本企業的影響，制定本企業的發展戰略，爭取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二、企業沙盤模擬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

（一）通過理論加實驗的方式合理安排微觀經濟學課程

高校微觀經濟學的教學課時基本為48學時，且全為理論教學。這種教學模式無法將企業沙盤模擬引入微觀經濟學教學。所以，根據企業沙盤模擬運營等環節，理想的教學時間是16學時，故需要將微觀經濟學48課時劃分為：理論課時32學時，實驗學時16學時。

（二）調整企業沙盤模擬規則以適應微觀經濟學教學內容

在生產者行為理論當中，廠商的行為原則是實現利潤最大化。教師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應用企業沙盤模擬時，必須要對企業沙盤模擬的規則進行調整以適應微觀經濟學教學內容。例如，在完全競爭市場當中，假設有很多廠商，單個廠商的產量只占總供給的一小部分，對于價格沒有影響。而廠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手段是：根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對產量進行控制。生產者理論的前提假設是要求廠商的產量要小于需求量，而在企業模擬實訓當中，有四種生產線：手工線、半自動線、全自動線和柔性線。而每個生產線的全年產品數各不相同，為保證總供給小于需求，需要對企業進行限產，調整生產線。在教學中運用企業沙盤模擬微觀經濟時，為使企業沙盤模擬符合微觀經濟的實際現狀，應適當調整模擬規則，進而更好地實現教學內容。

（三）提煉企業沙盤模擬中包涵的微觀經濟學理論

1.經濟人假說。用友ERP沙盤將學生分為六組，每組運行一個企業，運行六年后，以利潤多少作為判斷勝負的標準，這體現了廠商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而利潤最大化目標是微觀經濟學基本假設———經濟人假說的表現。2.可變成本和不變成本。用友ERP沙盤中將企業中的成本具體化，主要包括：原材料費用，生產費用，管理費用，廣告費，設備維護費。教師可以將這些具體的成本進行歸類，形成微觀經濟學中的成本，使學生產生直觀的認識。在實驗當中，原材料費用和生產費用隨產量的增加而增加，屬于可變成本。在第一年內，由于只能使用手工線生產P1產品，所以，原材料費用和生產費用都等于1M•q，其中q代表產量。可變成本的公式是：TVC=2•q。而設備維護費，設備折舊等，都不隨產量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屬于不變成本。3.顯成本和隱成本。企業生產的顯成本是指廠商在市場上購買或租用他人所擁有的生產要素的實際支出；企業生產的隱成本是指廠商自己所擁有的且被用于自己企業生產過程的那些生產要素的總價格。4.停止營業點。如下表所示，第一年在廣告費用為零的條件下，除數量為7的訂單外，其余都是虧損的，是不是應該繼續生產？這涉及停止營業點的概念。判斷是否停業的標準是收益和可變成本，收益大于可變成本，就應該繼續生產。如表所示，每個訂單的總收益都大于可變成本，所以，應該繼續生產。總之，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引入企業沙盤模擬是一種先進的教學方法，能夠幫助學生了解企業的同時了解企業運行中的相關問題，有助于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為培養應用型人才提供了幫助。

參考文獻：

[1]趙富榮,吳紅英.提高高校ERP沙盤模擬實訓課程教學效果的措施[J].中國市場,2015(33):132-133.

第3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關鍵詞：利益分化　矛盾　利益整合　政府職責

社會利益的分化，是體制轉軌時期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它涉及每個經濟主體、每個社會集團和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決定它們對改革進程和社會變革的態度。利益分化一方面激發了社會要素的活力。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能否在全面認識利益分化問題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利益協調，使利益驅動作用得到正確發揮，使利益矛盾和沖突得到正確處理，從而使各利益主體的利益能夠在彼此協調的基礎上穩定快速地得到實現，已經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一、利益分化及其矛盾的產生

利益是人類生存、發展和享受的各種需要的總和。凡一切與人的生存、發展和享受相關的對象都屬于利益的范疇，根據利益的社會性質和特征可以歸為三大類：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獲取利益、維護利益或者爭得利益，從而使得社會利益關系一次一次地得以調整和重組，并進而推動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和發展。

分化的含義包含著差別化或者說差別擴大化的意思。在這里，利益分化并不是一般的利益差別，本文所講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使得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發生重組并進而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發生急劇變化的過程。所謂社會利益分化，也就是指社會群體出現了利益差異，利益要求發生了分歧，簡言之，就是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利益分化具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利益分化表明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被打破：一種新的利益關系迅速形成；利益差別迅速擴大。

利益分化促使利益矛盾的產生，利益分化意味著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要求又會強化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不同的利益要求往往互相沖突，在沖突中各利益群體或者會互相妥協。達成比較一致的利益共識，形成“雙贏”或“多贏”的局面。但是，如果群體間的利益沖突不能形成有序的互動，無法達成共識，則會進一步強化利益分歧，最終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

總之，對于利益分化我們應該有一個總體的把握：一方面，利益分化的社會也并不因此而停滯不前，相反，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甚至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和由此帶來的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一定的難題和困境。但是重要的是后者，我們應看到，利益的過度分化則會給社會帶來分崩離析的打擊。因此，如何控制利益分化的程度，縮小群體外的利益分化，適當拉開群體內部的收入檔次，促使分化向“有序”和“有利”的方向發展。是我國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的主要目標。

利益分化實際上帶來了所謂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層次推進，社會資源的占有狀態的逐漸改變，出現了利益重構與利益分化使得利益集團多元化的趨勢開始呈現并將繼續發展：社會精英集團開始形成；農民階層的利益將更加面臨困境：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利益分化過程，城市下崗、失業人員以及農村失去勞動能力的困難戶等社會邊緣群體不斷擴大：利益分化的程度將日趨嚴重。

二、利益協調的重大意義

盡管利益準則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因而人們的利益追求是其社會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一個社會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尤其是過度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是影響社會穩定也是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目前由于利益分化所帶來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日益嚴重，面對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利益格局的變動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價值規范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社會要能夠得以正常地生存并良好地運轉，我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進行利益整合。從實踐意義上說，沒有利益整合。改革就無法推行下去，利益協調對于推進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這是因為：

首先，利益協調是國家治理特別是維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宗旨的需要。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高度的利益分化不是其國家治理的根本宗旨。特別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更要防止兩極分化的貧富差別。

其次，利益協調將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鍋飯”“鐵飯碗”等平均主義的利益分配導向嚴重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承認利益差別、拉開分配檔次能夠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但是，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過度的利益分化也會導致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嚴重挫傷。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很多勞動群眾的利益絕對受損或者相對受損的情況下，必須進行利益協調。

最后，利益協調還將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運行。根據的基本觀點，盡管生產決定消費，但是如果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的社會，其絕少數社會成員掌握并控制著社會的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購買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社會的消費能力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而這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總而言之，要使社會得以穩定持續發展，有效地避免利益高度分化，實現利益的平衡發展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利益整合過程中的政府職責

所謂利益整合，就是對社會個體和集團的利益進行調整，消除利益主體間的磨擦和沖突，使其協調和均衡，形成和諧統一的社會利益整體。它包括：肯定和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合法利益，約束逐利行為使之規范有序，取締非法利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責任無疑是巨大的。作為一種公共權力，國家或者說國家權力的執掌者一政府之所以產生，正是為了協調社會的利益沖突，解決社會的利益矛盾。當然，政府控制利益、協調利益的責任要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來實現，這些具體的積極作為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三方面來具體分析。

政治方面，政府通過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保護公民的生命安全及其各種合法權益以及保護國家和個人的財產不受侵犯，來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從而從總體上維護社會的利益格局。

經濟方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同樣需要切實履行其應有的社會經濟責任，并且為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政府這種責任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責任更加重大。目前，我國正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但是，由于市場的實際運作總是偏離理想設計狀態，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可能解決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問題，從而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進行糾正。為此，政府在協調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政府首先要履行和保護產權。產權是由法律明確

界定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必須明確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者，生產經營權的占有者和收入的獲益者，它包括資源的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等基本權利。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下，所有者不會出現“空缺”，每個經濟人都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從而使資源配置最優化。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政府不僅要界定和保護公有產權，而且還應該保護合法的私有產權。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有利于穩定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使他們安心企業經營，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府要實現對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管理責任。微觀經濟，是指國民經濟中以經濟個體為主體進行的那一部分經濟活動。微觀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基礎。是政府管理經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又不能象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企業統的過死，原則上。政府對微觀經濟應當放開搞活。具體來說，可以采取價格機制、勞動保護、保護和促進競爭基本途徑來實現對微觀經濟的管理。

在宏觀經濟的管理方面，政府具有更為重大的責任。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目標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因為宏觀經濟的穩定是整個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穩定宏觀經濟可以采取提供基礎設施、政策調節的基本手段來實現。通過積極的經濟政策，可以推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將起到協調利益、平抑利益過度分化的作用。

第三，在社會管理的許多領域，政府具有分配資源、協調利益的責任。這些的責任包括：

1　推進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

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國民素質的提高，而這又取決于教育的發展。在傳統的兩極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受過高等教育，多數人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這使人的發展機會不平等，從而實際上也使利益的分配不平等不公正。在現代社會中，教育被視為人類生存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政府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其本身也就是協調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

2　促進收入分配的公正與合理

在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者的收入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這極大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市場經濟的體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義傾向，但是也有可能導致收入過分懸殊、兩極分化嚴重的結果。因此，政府有責任通過某種管理性的措施，擔負起緩解社會收入分配懸殊的責任。

3　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既是對公民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也是對社會經濟體制正當運行的保證。一個社會，如果僅僅有激勵的競爭機制，而無相應的風險規避機制，也是不行的。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有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其成員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資料。

第4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糾正中國畸形經濟必須振興民營企業

這十年中，中國的實體經濟萎縮速度十分驚人，多數高利潤行業不是被國有資本壟斷導致效率低下，就是幾乎完全被外資控制，利潤被外資悉數賺取。而民營資本則一直處于夾縫中生存，現在幾乎已經完全淪為短期資本，成為資產市場的投機常客。產業空心化、民資熱錢化趨勢十分嚴重。故而，在弱周期之下，必須想方設法給民間資金和中小企業創造優質的生存環境。除了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化解融資難題之外，更要處理好國有資本和民間資金的“進退”問題，有利潤的行業，大部分都必須讓民資以公平的機會進入。

而且，雖然一再被詬病，可在多種條件的制約下，目前的政績考核體系，還是以GDP為第一目標。地方政府面對所謂的科學發展和眼前利益的選擇，總割舍不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以大肆放貸支撐高投資，高投資加速經濟畸形。鼓勵民資發展的紅頭文件，也總是被架空，長此以往，最終只能形成死結。

要知道，在中國經濟轉型中，民營企業一定是主力軍。因為所謂經濟轉型，其實就是產業結構向服務業轉，這就要求更貼近市場，而對市場最敏感、貼得最近的，就是廣大的民營企業。國內有一批民營企業能夠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逆勢飛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企業早在幾年前就開始轉型，不再只是依靠低成本的制造業賺錢，而是試圖在服務業、高科技業、環保行業等產業發展。文化產業里如分眾傳媒、華誼兄弟等，他們之所以做得好，是因為在生產方式的轉型上，這些企業做得比別人早、比別人快，也做得比別人要好。

因此，我們需要在經濟弱周期到來之際，為中小企業和民間資本的繁榮謀劃系統性的振興思路。政府要支持民營企業轉型，推動民營企業向高端化、品牌化發展；不斷改善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發揮民營經濟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積極作用。只有如此，蕭條的中國實業經濟，才可能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復興。

地方經濟“穩增長”必須調動民間資本

在后土地經濟時代里，該怎樣解決最現實的“穩投資”命題？我們要看到，當前面對的問題是，民間有錢，但政府沒錢。而民間的錢卻因為種種擔憂，寧愿放貸，投金融資產，也不愿投資實業。

在種種擔憂里，政府的作用沒有很好發揮，一邊是國企壟斷，眾多行業都在上演“國進民退”，國企要么憑借行政壟斷擠出民企，要么以各種手段空手套白狼，把民間資本吃掉；另一邊則是行政部門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涉，稅務、公檢法、工商消防，哪個機關都想從民營企業身上挖下一塊肉來。近來有傳聞稱，某些地方政府對民營企業“雁過拔毛”，以罰款充實財政；財政部與國稅總局更在兩個月中五次強調不要征“過頭稅”，這從反面印證了各地竭澤而漁的情形。在此種背景下，民間資本又怎么愿意投資實業為“穩增長”作貢獻呢？

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穩增長”是“穩投資”，而在后土地經濟時代，“穩投資”更是“穩民間投資”，這條邏輯主線要牢牢抓住。為了穩住民間投資，所要做的并不是把項目一個又一個地端出來，敲鑼打鼓地打廣告，而是要創造適合民間投資的市場環境，更直白些則是，要貫徹實施民間投資“新36條”，約束政府權力，避免行政力量對微觀經濟的干擾，勿讓“新36條”形同虛設。我們相信，只要民間資本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投資項目也足夠吸引人，“穩增長”就不會再成為難題。這也是中央“穩增長”與“調結構”兩大宏觀經濟政策主線的交匯所在。

去除壟斷國企的暴利病必須引進民間資本

銀行的高利潤讓人目瞪口呆，其他壟斷行業同樣讓人瞠目結舌。看看利潤增幅較大的行業，基本都是被壟斷企業所霸占。雖然中國經濟增幅連續五個季度下滑，但翻開這些巨頭的財務報表，哪個不是賺得盆滿缽滿？

國有企業除了“壟斷”以外，還有另一個賺錢所依賴的制高點。這個制高點，就是國有企業處于并完全占據了產業布局的上游。國有企業占據產業布局上游，意味著國有企業控制了資源能源及水電油氣。國有企業為了增加利潤，會依賴其占據產業布局上游這個“制高點”，不斷提高資源能源及水電油氣的價格，資源能源及水電油氣價格越高，國有企業實現的利潤額越大。

可以說，國有企業依賴其獨享的“制高點”所使用的不斷漲價“利器”，使其成為全世界只賺不賠的企業。但是，國有企業的只賺不賠及利潤高增長，卻導致了非國有企業尤其民營企業的“賠錢”與民生成本的不斷提高。

國企發展紅火，公眾對國企履行社會責任的期待越來越高，然而國企的表現總是令人大跌眼鏡。這些表現從大的方面說，有中海油渤海灣漏油事故，小的方面有南方航空公司給旅客吃過期變質食物。在公眾心目中，中國的國企已經殘酷地將包裹著層層糖衣的“國有企業社會效益論”砸得粉碎。

由壟斷國企的主管部門國資委出面表態，要將壟斷國企向公益型國企轉身改革，防止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損害公眾利益，承諾企業社會效益高于經濟效益，提高國企透明度，引入價格機制、服務標準，進行成本控制……這些改革倘若能夠落地踐行，當然是好事。但公眾之所以莫名驚詫，并非是改革的初衷與目的不好，而是當壟斷企業自身都沉浸于身份與角色的混淆中不能自拔，當長期為壟斷暴利提供著合理依據時，這種由壟斷向公益國企的轉身，恐怕很難收獲公共信任。

解決國有企業“中國病”的辦法很簡單、很清楚――這個辦法就是打破行政壟斷，取消政府保護，引入民間資本，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自然壟斷企業實行嚴格監管，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國進民退”不改只會讓經濟改革倒退

中國經濟能否擺脫萎靡，取決于它能否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將經濟發展由外需導向、生產型結構向內需導向、消費型結構轉換。但這一轉型的最大障礙在于，既有制度安排和既有利益格局下已經形成的鎖定效應和巨大慣性難以被打破，如財稅體制、金融制度及其伴生的GDP崇拜、土地財政、所有制歧視、國進民退等。

要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則不能再走政府按照計劃經濟思維圈定戰略新興產業的老路，而需要政府解除對要素價格包括資本、土地、能源等的管制；真正落實形同虛設的“非公36條”，將金融、電信、石油等高利潤行業向民營資本開放；并通過資本市場公平有效地將國有資產社會化。此次經濟改革的操刀者依然是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得益者政府部門。這一次它如何選擇，將決定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抑或回到計劃經濟時代。

第5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指一定時期內，國家政府對一定范圍內經濟總體進行管理所要達到的預期結果。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宏觀經濟決策的首要內容。從我國社會制度、經濟體制和目前的國情出發，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總的概括應是：在有利于發揮市場基礎調節作用和企業自主經營、增強活力的情況下，通過正確發揮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以達到不斷取得較好宏觀效益、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目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有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經濟穩定目標

（一）經濟總量平衡

主要是指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在總量和主要結構上的基本平衡。其中，總量平衡主要是指一定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外商品、勞務輸入與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國外需求的平衡。結構平衡主要是指投資品與投資需求、消費品與消費需求的平衡。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總量能否平衡是一個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把總量控制住，就不會造成大的經濟波動，以引導整個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為微觀經濟創造一個合理順暢、公平競爭的宏觀經濟。從我國近些年的經驗數據分析，我國社會總供需差率一般要控制在5％左右。

（二）國際收支平衡

主要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的全部貨幣收入與貨幣支出持平或略有順差或逆差。貨幣往來是指經濟交易。國際經濟交易按其性質分為自主易和調節易。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深入貫徹，我國經濟對外聯系日益擴大，使對外經濟關系出現了新變化，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平衡與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國內經濟平衡與國際收支平衡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國內經濟可以把不平衡的矛盾適度轉移到國際收支環節，以利于維持國內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增長。例如，當國內供給不足出現通貨膨脹時，從國外增加輸入商品和勞務，擴大進口，可在短期內通過國際收支渠道緩解國內經濟供不應求不平衡的狀況。國際收支矛盾也會反過來給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帶來影響。例如，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家外匯儲備減少，出現赤字，必須大力縮減進口；國際收支出現較大盈余，國家持有的外國貨幣過多，會使本國貨幣、匯價有上漲趨勢，從而影響國內產品的出口，對國內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三）物價穩定

物價穩定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指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二是指主要商品特別是某些主要消費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三是指物價上升水平穩定地低于居民平均收入增長的水平。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相對穩定，其衡量的主要指標是物價總指數。我國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決不是政府對價格撒手不管。物價總指數的上升趨勢，使各種商品的比價在動態中變化，有利于價格體系的改革，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但價格改革必須在國家宏觀調控之下，以防引起通貨膨脹。只要物價上漲的幅度是在社會可容忍的范圍內，不超過3％－5％的年率，即認為物價穩定。

二、經濟增長目標

宏觀經濟管理不僅要穩定整個國民經濟，更重要的還要促進其不斷發展。

（一）適度投資規模

這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所謂適度，就是既能滿足一定的經濟增長需要，又充分考慮一定時期內人力、物力、財力的可能。

（二）合理的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合理，經濟良性循環，經濟效益提高；反之，經濟運行阻滯，經濟效益下降。調整產業結構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調整投資結構，通過增減對某種產業的投資而影響其發展速度；二是改變現有企業的生產方向，促使一些企業轉產。

（三）科學技術進步

要促使經濟增長，必須要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四）資源合理配置

資源配置是指通過現有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社會經濟資源的管理調配，實現資源結構的合理化，使其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獲取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在一定社會中人們可以利用的資源總是有限的，要求人們必須合理利用所擁有的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資源的配置采取兩種方法：市場和計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許多社會公共需要不是經過市場來滿足的，其次，市場調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盈利少或虧損的部門和行業就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導入必要的資源。政府參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實現主要由財政進行分配和調節。

三、宏觀效益目標

宏觀經濟管理所追求的效益是指宏觀效益。

（一）宏觀經濟效益

宏觀經濟效益既表現為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又表現為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宏觀經濟效益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單位微觀經濟的綜合。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宏觀經濟效益與微觀經濟效益是統一的，但在有些情況下也存在矛盾。因為有些經濟活動在局部看來是合理的，但在全局看來是不合理的，因此其局部經濟效益的提高就不會促進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府就要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管理手段，引導其行為，使微觀經濟效益與宏觀經濟效益盡量達到統一。

（二）社會效益

指在經濟發展中，某些經濟行為如產品的生產、利潤的增加、技術的采用等，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如果某些經濟行為對社會發展和進步，對人類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作用和影響，稱為正社會效益，否則就是負社會效益。宏觀經濟管理不僅要追求較好的宏觀經濟效益，而且也要追求較好的社會效益。

（三）生態效益

指經濟發展對生態平衡、環境保護所產生的影響。現代化生產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創造了條件，但是也為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的破壞提供了可能。環境保護、生態平衡是關系資源再生和人類生存的大事，因此在宏觀經濟發展中不僅要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先進技術的采用和勞動效率的提高，而且要注意生態效益，使經濟發展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

四、生活水平目標

不斷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也是宏觀經濟管理的最高目標。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經濟穩定、經濟增長和宏觀效益的提高都是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直接影響因素和前提條件。

（一）提高民族素質，適度控制人口

要使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必須要一方面通過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控制人口的增長，提高民族素質。否則，如果人口增長速度超過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那就意味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收入的下降，意味著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降低。

（二）充分就業

通常指凡有能力并自愿參加工作者，都能在較合理的條件下，隨時找到適當的工作。一般把失業率低于3％－5％看作該社會能夠充分就業。市場經濟下可以有失業，可以有下崗，優勝劣汰。但是，下崗不是目的，政府通過再就業工程，通過培訓，使下崗職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并使其有競爭壓力。我國勞動就業問題比較突出，必須認真對待，它不僅關系到經濟的發展，而且是實現社會安定的重要一環。

（三）公平分配

市場機制不可能自動實現社會公平，它只能在等價交換意義上實現機會均等的平等精神。我們一方面是利用市場機制，把利益得失作為競爭的動力，鼓勵一部分人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推動社會進步；同時也要重視我國目前還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必須把社會各階層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要通過稅收等政策手段消除由于客觀條件所造成的苦樂不均現象，防止地方、企業及個人收入之間差距懸殊，并通過社會保障體系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

第6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7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多位商務部系統內的人士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均表示，對高虎城未來的表現有所期待，他務實且做事嚴謹，履新之前是中國首位正部長級的國際貿易談判代表，諳熟國際事務。

有媒體分析認為，這時選擇在國際貿易上深諳合縱連橫之道的高虎城上任，不但有強化中國在國際上發言權的意味，更可能希望透過貿易談判強手來增強中國的優勢。

然而除了對外貿易層面的工作，高虎城還要面對更大考驗，即商務部如何真正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當下不合理的國內流通體制，并為中國進一步的開放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

“老外貿”出發

高虎城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老外貿”。

1987年，他在中國駐剛果使館商務處工作，之后在外貿系統直管企業任職，包括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和中國華潤總公司，隨后進入商務部前身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先后任司長和部長助理。中間有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地方任職，隨后又回到商務部任副部長。

外經貿領域的歷任部長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素有“鐵娘子”之稱的吳儀。資料顯示，吳儀任內的五年，高虎城在外經貿部先后任財務司司長和部長助理等職，被吳儀重用。高虎城的工作風格，同樣務實且果斷。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多哈回合談判進入第十二年，卻一直陷入僵局，各國紛紛把精力轉向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美國借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拓展新的貿易投資規則，而日本也已在3月15日正式宣布加入TPP。

中國一方面在積極推進多哈回合的“早期收獲計劃”，另一方面也在加緊推進中日韓等多個自貿協定的簽署。

高虎城在履新后第四天就會見了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也恰恰說明這方面將是商務部未來工作的重點之一。

除了國際談判，中國外貿領域的工作還存在不少挑戰。

2012年中國外貿增速6.2%，這是多年來中國外貿目標首次由兩位數降為一位數，原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商務部駐上海特派員張國慶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如何有效地轉變貿易發展方式，是新一屆領導需要考慮的。

對于商務部將著力推進的領域，安邦集團研究部研究員劉梟分析認為，中國在附加值更高的服務貿易領域將有很大發展空間，從IT到文化產業，再到金融、咨詢，都可成為服務貿易的一部分。

從戰略上看，商務部需要高度重視新興市場，尤其是非洲市場的價值。這些市場的體量雖然還不大，但增長速度驚人，有望成為新的增長極。中國企業可以從中享受到充分的好處。

內貿挑戰

諳熟外貿的高虎城一上任，首先面對的挑戰就是深化內貿流通體制改革。

當下中國出口和投資增速放緩，需要釋放消費來促進經濟的增長。但國內消費增長并不盡如人意。

今年1-2月，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2.3%，比去年同期放緩2.4個百分點。

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院長霍建國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不是國內消費上不來的問題，而是消費環境不好、成本過高的問題。

長期以來“重生產、輕流通”的體制，造成中國流通領域的發展嚴重滯后于國際水平。

多年來，中國物流總成本占當年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8%左右，而西方發達國家同類指標是8%到10%，中國物流行業與西方國家在標準化、信息化水平方面差距明顯。

2012年7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下簡稱《意見》），這一領域的改革已成為壓在商務部頭上的緊迫任務。

履新后第二天，高虎城在商務部部黨組擴大會上提出“近期要重點抓好十項工作”，首要就是貫徹落實《意見》。

而對于商務部該如何做好內貿流通工作，有商務部人士對記者表示，首要的就是要改變當前的工作方式，減少對微觀經濟領域的干預，而從政府服務和制度建設上下功夫。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當前商務部仍然把很大一部分的工作精力放在解決農產品的“賣難”上。

3月份商務部的例行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公開表示，商務部發現近期多地水果蔬菜出現不同程度的滯銷，便迅速啟動農產品賣難應對工作機制，“最終我們使這些滯銷情況得到有效緩解，”沈丹陽說。

而在上述商務部人士看來，這種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從短期來看似乎幫助了農民，但是從長期看，干擾了市場的供求關系，未來可能帶來更大的問題。商務部應該把精力放在市場的信息搜集和提供，降低流通成本，以及農產品公益性網點的布局上，而不是花精力在個別產品的積壓和賣難上。

除了需要超脫微觀的經濟干預，商務部還需在監管方式上“革自己的命”。

比如在商務部規定特許經營和連鎖經營等領域的企業需要到商務部登記備案，但是有些時候這種備案被當作了管理手段，成為“假登記，真審批”。

與此同時，一些示范項目和工程也隱含著變相審批和尋租的因素。

對于高虎城來說，“放手微觀經濟，簡政放權”雖然方向明確，但是長期的路徑依賴并非一日可以打破，內貿改革堪稱不小的挑戰。

研究整體開放戰略

3月27日至29日，新任國務院總理前往江蘇、上海考察，提出要以擴大開放釋放改革紅利。

如何進一步開放，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重要選擇。

霍建國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商務部來說，與內貿流通領域的改革并重甚至更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進一步推動開放。

商務部需要從目前外貿、外資的管理里邊超脫出來，綜合宏觀地考慮整體對外開放的工作。具體提出一些開放的設想，甚至具體的路徑、方法和時間表。

接近商務部的人士表示，未來進一步的開放可以通過幾條主要路徑來實現，包括多哈回合談判中的工業部門關稅減讓和服務貿易的進一步開放、投資保護協定談判、加入WTO框架下的政府采購協定（GPA）以及自貿區（FTA）談判等四個方面。

該人士表示，對于多哈回合談判來說，中國如果能在機械、電子和石化等焦點部門作出關稅減讓的承諾，同時進一步放開服務貿易領域，將對陷入僵局的多哈談判帶來很大希望，新的多邊貿易體制將使中國經濟更加開放，也為中國企業打開更大的國際市場。

其次，中國正在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進行的投資保護協定談判，主要涉及到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承諾，如果這一承諾完成，將極大地改變中國現有的投資體制，最核心的就是取消投資審批制度。

而加入政府采購協定，將使中國政府部門的資金使用受到監督，很大程度上推進政府部門的改革。

最后，中國正在推進的與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日韓等國家和區域的自貿區談判，也需要一些部門實質性關稅減讓措施，推進區域貿易自由化。

在中國加入WTO階段，有些承諾是“被動的開放”，而現在中國急需從被動開放走向主動開放，并意識到開放對國內改革的巨大促進作用。

第8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關鍵詞：企業投入產出表；編制方法；實際應用

中圖分類號：F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6-1096(2003)01-0081-03

一、

問題的提出

投入產出法是以有關經濟理論為基礎，利用高等數學和電子計算機綜合考察有聯系的各經濟 活動之間數量依存關系的方法。自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列昂節夫提出投入產出法 以來，由于它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實用性，世界各國紛紛研究和編制投入產出表，研究投入 產出數學模型的應用。1968年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公布市場經濟國家采用的《國民經濟核 算體系（SNA）》把投入產出表作為其中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

我國政府也非常重視投入產出法的研究和應用。1987年3月，為適應我國改革開放的需要， 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進行全國投入產出調查的通知》，決定從1987年開始每5年編制一 次全國范圍的投入產出表。在國務院全國投入產出調查協調小組的領導下，我國已成功地編 制了1987年、1992年和1997年的投入產出表，現在正著手編制2002年的投入產出表。

應該強調的是，投入產出法不僅可以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在這一方面，人們研究得比較多 ，方法也比較成熟），而且也可以應用于微觀經濟的分析與研究。例如在一個企業內部，各 生產環節之間都存在較復雜且有序的聯系。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的會計方法、統計方法都 不便于全面考察這種聯系。而編制企業投入產出表確實是研究企業內部微觀經濟現象的有效 手段。但是編制企業投入產出表又存在諸多技術上的問題，又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供參考。筆 者在教學過程中經常考慮這方面的問題，現在把這些思路整理出來。

二、研究編制企業投入產出表的原則

在研究如何編制企業投入產出表的過程中，我們主要遵循了如下三項原則：

（一）符合投入產出法的一般原理

"投入產出法"有三層含義，即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數學模型和投入產出數學模型的應用 。投入產出表不同于一般的統計表或財務報表，它要系統反映企業的各生產環節、各種"產 品"（這里所說的"產品"是對于各生產環節而言，實際上是企業的半成品）的內在聯系， 還要照顧到各方面的平衡關系，滿足建立數學模型以至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需要。

（二）符合企業的實際需要

通過編制企業投入產出表，能滿足企業多方面的需要，如：

1測算企業內部產品的結算價格；

2對自產產品和外購產品進行預測、規劃和控制；

3預測目標利潤、本?量?利分析、控制成本及對成本的構成進行因素分析等。

當然，通過我們的嘗試，僅僅通過一張投入產出表想滿足企業各方面的需要是困難的，應該 根據不 同的目的有多種編表方案可供選擇。每一種編表方案都有一個主要功能和一些次要功能，這 是可行的。

（三）與現行企業統計、企業會計等資料相銜接

編制企業投入產出表涉及企業的各個方面，工作量較大。如果現行企業會計、統計資料能直 接(或經過稍微加工)為編制投入產出表采用，就會極大減輕編表工作量，使企業投入產出表 在企業推廣開來，并成為一項經常性的管理活動，從而提高了投入產出表的時效性和應用價 值。

三、各種編表方案的優劣比較

這是一張傳統的投入產出表。該表的優點是：對研究、分析和預測企業各種自產產品的需求 量與構成、研究、分析和預測各種外購產品的需求量與構成，起到較好的作用，同時還便于 計算各種產品的增加值等。該表的缺點是：表中項目的內容與現行會計核算資料不配套。如 "外購產品"不僅包括"直接材料"的外購，還包括了"制造費用"、"期間費用"中有關 材料的外購。而"直接材料"、"制造費用"是構成產品成本的項目，"期間費用"不構成 產品的成本，這樣就對分析和測算產品的成本帶來了某些不方便。再如"固定資產折舊"、 "勞動者報酬"等項目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三）方案三：測算企業內部產品結算價格的投入產出表（實物型）

這是專門為測算企業內部產品（或服務）的結算價格而設計的投入產出表。在市場經濟的條 件下，企業內部各責任單位之間貫徹經濟責任制，轉移中間產品或提供服務都要進行嚴格的 經濟核算，以評價各自的經營業績，明確各自的經濟責任。然而這時的經濟核算是否合理， 關鍵就在于其中間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是否合理。價格的高低，直接影響到發生"買賣" 的雙方的經濟利益。合理的價格會使企業內部具有協作關系的各責任單位之間等價交換，使 之各得其所，從而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否則，就會使"買賣"雙方苦樂不均，同時造成不 合理的連鎖反映，不能正確評價各自的業績。

在現行工作中，企業內部產品的結算價格是這樣確定的：

1參考市場價格。但是由于是企業內部的產品，實際上是企業的半成品，因而往往市場上 沒有相應的產品價格作參考。

2協商價格。就是各責任單位之間轉移產品或服務的"買賣"雙方共同協商，確定一個雙 方都能接受的價格。但在協商過程中雙方易于出現討價還價的現象。由于爭執不休，造成矛 盾。

3雙重價格。即同一種產品"買賣"雙方采用不同的價格："賣方"可按較高的價格確定 其收入，而"買方"可按較低的價格確定其購買成本。

4成本加成。即以產品或服務的成本為基礎加上合理的利潤為內部結算價格。然而，這個 作為基礎的"成本"又是怎樣確定？它易受各責任單位占用資產多少、消耗原材料多少以及 購入前一道工序的產品的價格是否合理等因素的影響。

總之，目前確定企業內部產品結算價格的方法缺乏客觀性，帶有主觀性。要解決這個問題， 編制下面所示的投入產出表可發揮其獨到作用。

設Pi為第i種產品的結算價格。這是以企業附加成本為基礎確定的產品價格。所謂附加成 本 ，是指產品在企業內部各環節生產過程中由于追加活勞動（包括直接和間接）而增值的部分 。以企業附加成本　為基礎確定產品的結算價格可以不受企業外部條件的影響，也不受企業 內部各生產環節占用生產資料和消耗生產資料等條件的影響。所以，以此作為企業內部結算 價格的基礎，評定各環節的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就比較客觀合理。

"以企業附加成本為基礎確定產品的結算價格"，就是在考慮了附加成本的基礎上，又考慮 了各產品應負擔企業利潤及上交的稅金。因此，這種結算價格等于單位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消 耗的其他產品的用結算價格計算的價值和新追加這種產品上的活勞動及利稅額。測算產品結 算價格的投入產出模型為

P=(I-A)-1([AKV-]＋[AKW-]＋[AKM-]＋[AKT-]＋[AKR-])

式中，A為實物型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KV-]、[AKW-]、[AKM-]、[AKT-]、[AKR-]均為系數 矩陣（列向量）。

方案三的缺點是沒有考慮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的劃分，不能為核算各產品的邊際貢獻、從而 用變動成本法進行核算和分析提供方便。

（四）方案四：按"成本性態"編制的企業投入產出表

這種投入產出表的第I、II、III、IV象限結構同方案二，"自產產品"用實物單位，" 外購產品"用成本價之外，第V象限的項目應分別列出"直接人工(Vj)"、"其他直接支 出（Hj）"，"制造費用（Kj）"其中，"變動制造費用（Kbj）"和"固定制 造費用（Ngj）"分別列出，"期間費用（Nj）"其中，"變動期間費用（Nbj ）"和"固定期間費用（Ngj）"也分別列出，"稅金（Tj）"和"利潤(Rj) "等項目。

這是考慮到按成本性態分類而編制的投入產出表。這種投入產出表的優點是：所提供的資料 完全與現代管理會計中把成本按性態分成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相適應。可為測算各產品的邊 際貢獻、測算各產品的盈虧平衡點、預測各產品的產量和利潤提供方便。因而可以用現代管 理會計的專門方法對各責任單位進行規劃、控制和業績評價。

所要說明的是，以上4種方案實際上后3種是我們的研究結果，還存在進一步改進的問題。編 制企業投入產出表的方案也不只是這些，還可以在堅持編表的原則下，根據企業管理的目的 和要求，設計出其他形式的方案來。

參考文獻：

［1］鐘契夫，等投入產出原理及其應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 2

［2］國家統計局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調查及編表方案［Z］(內部)

［3］徐興恩管理會計學［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Research on Input-output table of enterprise

Hu Guo-qiang1，Chen Fu-chang2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y, Zhengzhou,45000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problem that how the inpu t-output table serves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develops three kinds o f input-output tables, respectively input-output table based on cost function, in put-output table determined enterprise internal product price and input-output t able based on cost habits.

Keywords: input-output table of enterprise, compilation, applic ation

第9篇：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

一、國有企業具有雙重經濟效率的內涵

所謂國有企業具有雙重經濟效率，指的是國有企業不僅具有微觀經濟效率，更具有宏觀經濟效率。所謂經濟效率就是指社會利用現有資源進行生產所提供的效用滿足的程度， 因此也可一般地稱為資源的利用效率。它是需要的滿足程度與所費資源的對比關系。因此，它首先是一個效用概念或社會福利概念而非物量概念。一般來說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資源的生產效率、資源的配置效率和資源的動態效率。從微觀經濟效率來說，則是企業或社會在生產過程中投入與產出的比率，一般用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它實物性指標來衡量，為了便于比較，這些指標都是按可比價格計算的。而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效率在許多經典社會主義理論家看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最為重要的定位在于宏觀經濟效率。 W?布魯斯(1998，pp．4―10)在其經典著作《從馬克思到市場》中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效率的首要性做出過論述。他說“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把互相分離的經濟活動單位一體化為一個社會整體在這里起著首要的作用。奧斯卡?蘭格一直特別注意社會主義的這種屬性，認為它會提高從個體到社會規模，或者換句話說，從微觀水平到宏觀水平的合理行為的標準。這種聯合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外部性的內化”，即不僅僅在于有可能把微觀單位活動的成本和收益計算在內，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從微觀經濟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標而引起的宏觀范圍

無效率。”因此“通過把合理行為的標準從微觀經濟水平提高到宏觀經濟水平，社會主義被假定應當顯示出較之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Bnuce，1998，p，11)。因此，按照經典理論的解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定位的立足點就不僅僅在于微觀的資源配置， 更為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觀經濟組織配置資源的非效率問題，從整體上達到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獲得社會經濟的宏觀經濟效率。

二、國有企業的微觀經濟效率并非低于私有經濟

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不佳已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但是我們是否就能夠由此推論出國有企業效率一定比私營企業低， 國有經濟必然私有化?大量的研究分析說明，私人所有權并不必然、絕對地產生私有企業的高效率。

1．在宏觀經濟低迷時，非國有企業虧損狀況遠遠高于國有企業。在宏觀經濟低迷時，不是只有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指標惡化，而是所有企業的微觀經濟效率都普遍惡化。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到， (見下表)

自1996年以來，國有企業虧損面的絕對數較大，但是從虧損企業數和虧損面來看， 國有企業的表現并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一一只有國有企業虧損而私營經濟和其他非國有經濟一一直健康發展。從表中可以看出兩點：一點是從虧損企業數的增長速度來看，私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外商投資經濟遠遠高于國有經濟，分別達到134％、85．9％、144％；二是從虧損面的增長速度來看，中央國有企業總體上要低于其他經濟成分，其中私營經濟和股份制經濟要遠遠高于其他經濟成分，達到71，7％、15．2％。事實充分證明，企業虧損原因并不是所有制。私有制企業并非總是高效率的。

2．國有企業私有化還會使經濟效率繼續惡化。俄羅斯是“私有化”進展最快的轉軌國家之一，而在1990年至1996年間，全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如以1990年為100，1996年只為22．6，并且，企業的虧損面迅速擴大，到1996年虧損企業已達全部企業的一半以上，許多企業在實現“私有化”以后，經濟效率繼續惡化。

3．國內外統計數據證明現有公有制企業具有高效率。這里主要分兩段分析。即從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以前和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的總量水平有較大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 1952-1978年的統計資料表明：這一時期按可比價格計算的社會總產

值，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7．9％、8，2％、 6，0％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高于世界水平，即使與經濟發展較快的韓國相比也不低多少。而且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在國家的重點并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情況下創造出來的。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就開始迅速起飛。世界銀行公布的《世界發展報告》表明1980-1991年期間，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4％和78％；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年增長率為 5．7％、11％和11．2％，都顯著地高于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中高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國公有制的效率并不低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私有制的效率，而且肯定比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私有制的經濟效率要高。

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國有企業也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詞， 它與私有企業一樣同樣也有高效率的記錄，象新加坡的國有航空公司競爭力名列前茅，新加坡的國有電子公司的盈利率也高于私有制企業，韓國的國有浦項鋼鐵公司的生產率也大大高于日本5家最大鋼鐵公司。所以國有企業并非注定就是低效率。

4．國有企業虧損，并不是這些企業沒有創造新價值，有些是利益轉移了。以工業新增價值為例，國有企業新增價值并不低，國有工業增加值率由1991年的29．3％上升到1995年的30．2％，與同期非國有工業增加值率24,4％和24，6％相比分別高出4，9％和5．6個百分點，1978-199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7％，資產總額年均增長16．8％，上繳稅金年均增長12 3％，顯示國有企業效率并不太差，但由于國企新增價值的分配問題導致利率低，“八五”期間國有企業流轉稅年均增長 14 9％，折舊年均增長27．3％，工資年均增長20 7％、利潤年均增長 13，2％、社保等其他項目年均增長 18．5％，可見，新增價值在初次分配中折舊和工資增長最快，包括了社會保障體系支出在內的其他項目增長也很快，稅金增長較慢，而利潤則更慢，即盈利水平低，其中的國有工業收益轉移到了折舊、流轉稅和其他各項稅費、融資成本、各種社會福利中去了。可見，國有企業的綜合效率遠大于非國有企業的效率。

三、國有企業具有私有企業無法具有的宏觀經濟效率

評價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狀況不能單純依賴于對其微觀經濟效率的判斷，而更要看到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效率。從當前我國所處的時期來看，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效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效率體現在作為“技術模仿”和“技術擴散”中心。從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來看，落后國家在完成初步工業化體系進入知識經濟實施“后趕超戰略”時，都將面臨“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兩難問題，我國目前就處于這一時期，對于我國來講，高新技術模仿、移植和發展的特點決定了解這一兩難問題的出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即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計劃管制之間尋找一種協調性的制度安排一一國有企業，一方面把國有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另一方面，利用政府對國有企業趨向性的技術投入和固定資產投資控制，來調和上述的兩難問題。所以，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轉型時期的重要定位目標之一，就是擔當“技術模仿、技術移植、技術趕超和技術擴散”的中心，這種定位的宏觀經濟效率可以從國際比較中體現出來。

我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 GDP的比重只有0．482％，而所有轉型國家的這一比重的平均為 0．91％。但是，我國的科技國際綜合競爭力指數卻遠遠高于俄羅斯和東歐等轉型國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企業研究開發支出額占整個研究與開發支出的比重遠遠高于其他轉型國家，達到了65％。該數值與日本相當，而俄羅斯僅為16％。這也是我國1994- 1998年國際競爭力從世界第34位提高到第24位的關鍵。具體原因在于：一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把科技活動的中心從原有的國家主導的研究院所和高校向國

有大中型企業轉移；二是在轉型時期， 國家的重點在于提供轉型制度和改革，難以有物力和財力承擔所有的技術趕超任務，而非公有制的企業在利潤最大化和市場的引導下，不愿意提供技術開發等公共品，而想為具有及時利潤效應的技術移植者。東歐轉型國家近十幾年來科技競爭力下降，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國家職能轉換的同時，沒有在市場中建立技術公共品的提供者。在我國近幾年的技術交易中， 國有企業間的技術交易占總交易僅僅20％多一點，而國有企業轉向非國有企業的技術交易達到近60％。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逐漸成為“技術擴散中心”。比如，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系數是直線上升，而其他經濟成分的固定資產投資系數直線下降，其中的差距證明了移植、技術趕超和技術擴散中心的地位，其中技術擴散主要途徑包括：國有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和有形資產的流失， 以及國有企業與非國有經濟間的廉價技術交易等。這也是中國在經濟增長上優于其他轉型國家的關鍵因素。

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效率體現為國有企業是社會福利的提供者。長期以來，國有企業承載著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擁有全社會 1／3病床、開辦1，7萬所中小學、各種社會公益事業。近年來，國有企業用于職工養老、失業補助、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的支出，已占職Tm資總額約45％左右，國有企業為承擔社會功能付出了效益代價。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的抽樣調查和國內專家調查資料，國有企業的平均冗員達到20％，根據同期的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水平，我們可以計算出國有企業的冗員工資負擔和冗員負擔指數。國有企業的冗員負擔遠大于其利潤總額，冗員的財務負擔指數逐年增加。相對而言，非國有企業就可以減少這些負擔。1993年全國的下崗職工超過300萬，各級財政負擔和企業直接支出的下崗費用就達300億。根據劉源等人的統計，國家對 1998-2000年3月的下崗職工支付的生活費用就需要888億。如果嚴格按照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進行富余人員的分離，這筆費用將達到 1，000多億，如果國家財政來承受這些負擔，那么國家財政政策在協調宏觀經濟和控制改革進程方面的能力將會受到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現在有的經濟結構和財政約束下，巨大的社會福利負擔和轉型成本負擔將使政府面臨崩潰的危險。

綜上所述，國有企業在宏觀經濟方面是富有效率的，因此，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應當充分考慮宏觀經濟效率狀況，依據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市場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各種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宏觀經濟形勢和技術發展狀況因素，進行國有企業結構與規模的調整，而不是令其私有化。

四、市場經濟中，企業的效率高低和成功與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效率高低和成功與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充分而又公平的競爭環境是市場經濟中企業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條件，而并非絕對的、唯一的和所有權相聯系。有的經濟學者認為， 改變國有企業效率低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只要實現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可以實現高效率地增長。但是英國經濟學家馬丁和帕克通過對英國務類企業私有化后的經營績效做了綜合廣泛地比較后發現：在競爭比較充分的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有顯著的提高；在壟斷市場上，企業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改善不明顯。不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經濟，充分的市場競爭是所有企業有效率地配置資源的前提。如果缺乏競爭的市場條件，任何一個企業都能在壟斷的市場上攫取到高額利潤，這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會缺乏動力和壓力，而使他們趨于低效率地運行。這就是同是中國國有企業的彩電工業的效率很高，而電信部門的效率卻相當低的原因。

2．清晰的產權制度是提高企業經濟效率的重要條件。從產權制度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來說，并不僅僅是對所有權發生影響。

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收益權等構成的權能結構以及在不同權能主體之間形成的相互制衡關系，還有協調權能結構和權能主體之間關系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對企業的效率產生著極大的影響。設定其它條件不變，在同一所有權的前提下，不同的企業或者同一企業采取不同的權能結構、在不同的權能主體之間形成不同的制衡關系以及不同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其經營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著極大的差別。因此，不能只是簡單地從所有權關系考察國有企業效率，還應該看到在所有權關系不變的條件下，對產權制度其他方面的調整、改革也會影響到國有企業的效率。也就是說，要有清晰的產權制度。許多國內外經濟學家認為產權模糊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原因。但究竟什么是產權模糊呢，一般來說產權模糊有兩種情況：一是產權歸屬關系不清；二是指財產在營運過程中各權能主體與義務不清晰，即各主體之間在占有權、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方面的權利與義務分解不清晰。而對我國的國有企業產權來說其歸屬關系， 即企業的所有權在《憲法》上被界定得十分明確，屬于全民財產。因而說我國企業產權模糊應當是指上面第二種情況， 即各主體之間在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方面的權利與義務分解不清晰，從而導致國家作為財產所有者不能有效地保護其財產的權利。那么什么樣的國有產權制度安排才算是清晰的：(1)通過明確企業的債權債務關系、注冊資本及其相應的權益，界定企業產權歸屬主體； (2)產權主體吻合“經濟人”假說，即產權主體追求資產的保值和增值；(3)明確界定產權歸屬主體享有的權益及承擔的責任；(4)企業產權具有排他性，即企業法人擁有可以自由支配和自由轉讓的產權；(5)在所有權與控制相分離的條件下，應形成一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既使產權經營主體在利益動機的刺激下能自主地支配和轉讓企業產權，又使出資人能對產權主體的行為實施有效地監督，從而在企業內形成出資人、企業經營者、生產者三者之間互利制衡機制；(6)法律制度能對產權實施有效的保護。只要國有企業的產權安排符合以上結構特征，就可以被認為是產權清晰的。

3．高效率運作的政府對國有企業實行有效地保護是國有企業有序運行的保證。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拉尼認為，通向自由市場大道是由國家鋪就維持其暢通的。意思就是說，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政府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新經濟史學家諾思也認為國家必須對一國經濟效率負責。因為國家界定產權結構， 因而國家最終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所以國家并不是“中立”的，國家必須對國有企業實施和保護負責。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對國有企業實施有效地保護，那終將損害到國有企業的效率。可以說，國有企業的效率從根本上說反映的是政府的管理效率。在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管理下， 國有企業一般說來是有效率的，新加坡、德國、新西蘭等國家國有企業的高效率運行無疑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