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解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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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模式；比較；借鑒

作者簡介：謝汪送（1963－），男，安徽蚌埠人，安徽財經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中圖分類號：F114．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4-0009-06

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是高效率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構件與關鍵環節。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對市場經濟進行了干預和調控，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一些共同的特點，使各國的經濟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不斷完善和協調發展。因此，實事求是地學習、研究和比較分析國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管理、調節經濟的做法和成功經驗，不僅有助于對這些國家市場經濟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而且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運行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作用。

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宏觀調控模式的比較

（一）美國模式：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有限干預

美國作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具有充分的自主決策權，在市場機制對配置資源上起主導作用的基礎上，政府發揮著有限的干預作用，政府干預程度相對較低，直接參與市場活動范圍較小。這種市場經濟模式一般稱為“自由市場經濟” 或“市場主導型市場經濟”。但美國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并不是無所作為的，在自由企業制度下，美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調節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并且還在不斷完善。美國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立法和行政管理，限制壟斷，消除阻礙競爭的因素，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提高市場競爭程度，創造市場競爭環境。為了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美國政府采取了兩大干預措施，保護競爭、鼓勵競爭。這兩大干預措施是：打破市場壟斷，維護市場競爭；大力扶植中小企業發展，以形成充分的市場競爭格局。

在打破市場壟斷方面，美國政府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立法，使壟斷行為無法得到法律支持，對各種市場壟斷行為或可能造成妨礙競爭的行為作出明確的法律界定，以防止大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排斥競爭對手、損害消費者權益。美國先后制定了3部反壟斷法律，即1890 年的《保護貿易和商業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又稱《謝爾曼法》）、1914 年的《克萊頓法案》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

美國政府保護與鼓勵市場競爭的另一個法寶就是大力扶植中小企業發展，鼓勵它們參與市場競爭。這是打破市場壟斷的有效辦法。因為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越多，壟斷自然就越難以形成，所以，美國政府對中小企業關愛有加，從管理上、資金上、技術上給予中小企業全面支持和全方位的服務。首先是立法，1953年，美國國會頒布了成立小企業管理局的法令；1982年，頒布了《小企業創新發展法》，依法保護和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在立法的基礎上，美國政府又成立了專門的指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機構，負責對全國中小企業狀況進行調查、統計、分析、研究，制定政策和措施來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在政府的扶植下，美國的中小企業迅速發展壯大，如英特爾、微軟等。就這樣，美國政府一方面使出重拳打破壟斷，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植中小企業發展，有效保護和鼓勵了市場競爭，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使之成為推動美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強大力量。

2.主要通過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來實施宏觀調控。美國調控經濟活動的財政政策有兩個方面：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在財政收入中，政府一般通過稅收政策來鼓勵和扶持某些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的產業和部門，并限制那些不宜迅速發展的產業部門，以推進產業政策和地區政策的實施。增稅以解決財政赤字或者緊縮經濟活動，減稅以刺激投資或消費，刺激經濟擴張。政府預算開支的增減也會對國民經濟活動產生相應的影響和調節作用。

在金融政策方面，美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調節主要包括調整法定準備金比率、變更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這些政策措施是通過調節貨幣的供應量，以刺激或緊縮經濟活動來緩和經濟周期波動，穩定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短期調節，總是把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結合起來，根據經濟周期的變動情況加以靈活運用。具體來說，就是采用“逆風向行事”的策略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即在經濟過熱時期，政府便減少支出，增加稅收，提高利率，緊縮銀根，以便抑制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或衰退時，擴大政府支出，減稅，降低利率，放松銀根，刺激經濟回升，減少失業。

3.在實行以自由經濟理論為基礎的產業政策的同時，對基礎產業實行以直接干預為手段的產業扶持政策。一些基礎性產業，如交通、能源、農業等，由于自身發展的一些特殊規律，往往不受市場價格變動的調節，或不能受市場價格變動的調節。若讓市場強行調節，其結果可能不是經濟的協調發展，而是經濟秩序遭到破壞?；谶@一原因，美國在實行以自由經濟理論為基礎的產業政策的同時，實行以克服經濟薄弱環節為目的、以對個別產業進行直接干預為手段的產業扶持政策，如對交通運輸業和能源業的直接管理，就是這一經濟思想的基本體現。

4.特別重視信息在經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美國政府，把統計工作當作經濟工作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商務部內設有專業的統計部門，負責按期向政府和全國公布包括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進出口貿易、人口、氣候等重要統計資料，聯邦儲備局也定期向全國公布金融、貨幣、信貸等方面的重要統計資料。通過這些資料，不僅可使管理經濟的各個部門及時了解整個國民經濟的脈搏，以便及時對某些問題采取措施，而且也可以使各個工商企業及時了解國民經濟的波動情況，以便讓它們對本企業的生產、投資、銷售和存貨等問題做出及時的決策。信息靈通是搞好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這也是美國政府管理經濟的一條重要經驗。

（二）日本模式：行政導向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計劃干預

在日本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競爭性市場機制是經濟運行的基礎，與眾不同的是，日本政府有效地發揮了“行政指導”的能動作用。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實施強有力的計劃誘導和行政干預，這種“市場經濟+強有力的政府干預”的“日本模式”，是日本戰后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其基本特征是：以私人企業制度為基礎，資源按市場經濟原則進行配置，政府以強有力的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資源配置實行導向，以實現某種短期和長期的增長目標。日本政府主導型的宏觀調控的手段有：

1.指導性經濟計劃。日本行政導向型市場經濟發展的杠桿和政府干預的基本手段是經濟計劃。戰后日本各屆政府根據經濟發展戰略和國內外形勢，自1956年開始制定和實施經濟計劃，至今一共制定和實施了14個經濟計劃。日本政府制定經濟計劃的形式有：（1）由中央政府制定的綜合性中長期經濟計劃，主要有兩大類：一是經濟企劃廳主持編制的涉及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二是有關國土開發的長期計劃。（2）由中央政府制定的綜合性年度經濟計劃，最主要的有兩種：一種是經濟企劃廳每年年末編制的“經濟預測與經濟運營的基本態度”，它的基本內容是：對計劃年度內經濟發展可能呈現的狀況做出預測，提出國民經濟所面臨的或所需注意的政策課題，表明政府對該年度經濟運營的基本態度；另一種是大藏省編制的年度財政預算。財政預算雖然未冠以“計劃”的名稱，但卻是實實在在的且極為具體的計劃。日本政府的行為，具有極強的計劃性，最能體現這種計劃性的便是財政預算。（3）各省、廳編制的產業、行業和專項事業計劃以及地區發展計劃。

日本的經濟計劃指導性計劃，對企業不具有強制性。政府計劃為民間企業只提供他們所需的順利發展的環境，并引導他們向著政府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但是，由于計劃的制定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經過產業界、學術界、輿論界以及工會和消費者團體的共同參與，反復協商制定出來的，使計劃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所以，計劃的指標和所規定的任務，對于企業仍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雖然計劃對于企業不具有指令性，但它對私人企業的經營決策以及各界的行為仍然發揮著有力的指導、調節和誘導作用。這是因為，國家計劃向私人企業指出了國家對未來經濟發展的總體藍圖，私人企業只有自覺地把自己的經營目標納入到國家發展的總體格局之中，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發展，謀取自己的經濟利益。因此，把國家計劃目標和任務棄之不顧是不明智的。所以，日本的經濟計劃，雖然不具有指令性，但這種指導性計劃實際上是把對私人企業誘導性和服務性融為―體，把國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結合起來，從而受到企業的重視，對宏觀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

2.產業政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里，用產業政策來調整和保護經濟發展是日本的首創，是日本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是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的一個有力工具。產業政策是日本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內容，主要通過供給調節機制在產業間重點配置生產要素，來形成一個各產業相互依托的供給結構，以適當保護本國重點發展的產業部門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行業，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保護手段，進而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維護產業發展秩序和完善市場機制的目的。

3.法制手段。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以法制手段調控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日本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也通過法律程序進行，以排除政府部門因人動而產生的隨意性。在日本，經濟活動事事都需立法、執法、守法。據有關資料統計，日本現有各種法規1萬多件，其中經濟立法占絕大部分。日本的經濟活動，一般都要事先立法。這樣做，可以事先把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法制軌道，然后根據經濟發展的程度和需要再加以修改，做到先緊后松，防患于未然。戰后，日本政府的經濟立法，對經濟發展與企業振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德國模式：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適度干預

德國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是一種以私有制為主體，鼓勵和發展市場經濟，強調個人自由和市場競爭，同時主張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消除市場缺陷，實行廣泛的社會保障制度，以保證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公平、效率、發展、穩定的經濟發展模式，通常也叫作“萊茵模式”。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突出強調以下4個基本理念:（1）財產私有的理念。把私有制看作社會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2）自由競爭的理念。認為自由競爭是社會市場經濟的“主要支柱”和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最好手段。（3）社會秩序的理念。雖然自由競爭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核心，但是競爭必須在一定的秩序內進行。因此，國家必須制定“秩序政策”，建立“競爭秩序”。（4）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全的理念。社會市場經濟論者認為：在“經濟人道主義”制度下，要消滅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使絕大多數人都享受到經濟繁榮的成果。因此，國家應建立起廣泛的社會保障制度，雇主與雇員間應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應根據每個人對生產的貢獻來進行公平的分配，從而克服貧富懸殊，使人人都有生活保障，達到“全民福利”。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適度干預具有以下特征：

1.保持適度的政府干預。社會市場經濟所提倡的國家干預主要采取符合市場規律的手段，比如通過貨幣、信貸、財政、稅收和外貿等政策進行全面有效的總體調節，盡量避免直接的行政措施。德國政府對于國家干預的態度可以歸結為：盡量少干預，但要作必要的干預。干預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競爭，實現公平。在現代德國經濟生活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可以說無處不在。在德國，政府干預的范圍包括: 一些涉及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部門，受到國家保護，完全不參加競爭，或只是部分地參加競爭。如農業、鐵路和城市交通、郵政等。德國給農業以大量補貼，保證收購，并同其他歐盟國家一起，以高關稅防止海外農產品的進入。交通和郵政一直享受國家補貼，只是部分地參與競爭。對于競爭地位十分脆弱的傳統工業，如煤礦、鋼鐵等，政府也采取大量、長期的補貼政策。國家也通過對國有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控制和調節，來間接地影響私有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并按照經濟周期的情況來掌握投資，如在高漲階段減少投資，以保持經濟的穩定。國家承擔著維持通貨的穩定、發展交通運輸和人才培訓的任務。國家還實行某種程度的收入再分配，如通過財政稅收政策，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資助贏利較少的中小企業，對失業者和收入最低的家庭進行補助、救濟等等。通過這樣的國家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私人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的不足，能夠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某些不良后果進行校正。但德國政府清楚地知道，這種干預應當適度，政府的經濟職能只限于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而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

2.實行獨立的中央銀行體制。二戰以后的德國歷屆政府，不論黨派屬性如何，都把穩定貨幣列為財政金融政策至高無上的目標，毫不動搖。在德國，穩定貨幣這一重要使命是由德意志聯邦銀行來完成的。為了使聯邦銀行充分發揮穩定貨幣的職能，德國通過立法形式確立了聯邦銀行獨立于政府、奉行不受政府干預的貨幣政策的體制。聯邦銀行在行政上與政府脫鉤，在貨幣政策上擁有自，它在制定貨幣政策和履行其職能時不受制于政府，政府也無權干預其正常業務活動。它可以靈活運用貨幣金融政策的各項具體措施來干預經濟的發展。二戰結束以來的德國的實踐證明，一個以立法形式保證的、獨立于政府的中央銀行，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能起到保證經濟健康發展的良好作用，也是穩定幣值、抑制通貨膨脹的有力手段。

3.實行自治社會保障制度，以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公正。二戰以后，德國經濟能夠持續發展，社會穩定是重要的前提，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就是政府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最重要的手段。德國政府利用行政和立法的手段，建立了以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一保障體系為廣大居民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為人們解除了后顧之憂，從而使他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經濟建設和各項社會事務中去。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以下三項基本原則基礎之上的：

（1）不以政府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主導，而是強調“社會自治”原則，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從而減輕了政府的負擔。為了使國家和個人二者的負擔合理，凡是依靠個人和社會力量能夠辦到的事情，就堅決不壓到國家身上。政府和社會慈善機構主要管社會照顧和社會救濟，涉及的資金約占整個社會保障費用的1／3。其余的2／3的社會保障費用是在社會保險方面，而社會保險機構基本上都是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的獨立單位，與政府無關。政府將社會保險的經營管理權放于民間，主要是加強投保人和雇主對社會保險的認同，同時保險機構對投保人的基本利益也有所認同，從而形成“民眾辦保險、保險為民眾”的社會保險良性互動機制。（2）要有利于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即所有擴大“社會保障”或“社會公正”的措施，都不得影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3）社會保障要保持在收入再分配的合理范圍之內，以維護經濟效率與社會公正兩者的內在統一。所謂收入再分配的合理范圍，是指社會保障應不使人們的進取精神有所減弱，以及不對經濟效率和市場機制的功能產生消極影響。由于德國的社會保障原則實現了與市場經濟的密切配合，因此，它比其它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具有生命力。

二、對完善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美、日、德等國宏觀調控模式的分析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盡管三國政府調控市場經濟的手段、政策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但其基本的指導思想、調控措施卻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很多方面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一）轉變政府職能，合理界定政府干預的范圍，把握好干預的度

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所面臨的發展任務，決定了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十分必要的。而在目前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關鍵問題是如何轉變政府職能，處理好市場調節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從以下3個方面去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得到真正發揮。

1.明確政府職能轉換的方向。具體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管什么”的轉換，即從競爭性領域、微觀領域轉到公共領域、非競爭性領域、宏觀領域，尤其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政府應逐漸承擔起公共服務的職能；二是“怎么管”的轉變，即從直接的、行政的、參與式的、人治的、隨機式的管理轉到間接的、以經濟手段為主的、裁判式的、法治的、規范程序化的管理。這種角色的轉變并不意味著政府權威的弱化，恰恰相反，在“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轉換中，政府權威和責任會變得更加重大，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會得到真正發揮。

2.明確政府宏觀調控必須遵循的原則。要保證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的合理性、有效性，就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1） 國家干預必須以有活力的經濟組織為微觀基礎。（2）國家干預必須有利于彌補市場缺陷，而不能妨礙或破壞市場機制的正常功能。（3）國家干預要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但一般來說應該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體。（4）國家干預的形式應該透明，并實現制度化、法律化，以及把國家干預置于有效的監督之下。

3.合理界定政府干預的范圍和把握好干預的度。政府應該發揮作用的領域是：（1）提供公共服務。對內主要包括從事公共道路、治安、衛生、文化、基礎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和投資，形成一個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對外主要是軍隊建設、維護與獨立，努力維持一個有利于國內經濟建設的、和平的國際環境。（2）維護市場秩序。國家通過經濟立法和司法來規范各類經濟主體的行為，限制各類非正當經濟行為，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3）國家運用財政、貨幣等政策，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要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各項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條件，防止兩極分化，努力實現公平目標。（4）進行制度創新。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但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因而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將發揮重要的作用。（5）通過立法或行政干預，控制環境污染，制止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等，發揮政府對資源合理利用的監管職能。（6）要把握好干預的度，就是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應不能使人們的進取精神減弱，不能影響到市場機制運轉的效率。

（二）合理制定和運用國民經濟計劃，注重計劃的“誘導性”，使之成為經濟均衡發展的有力保障

日本的經濟計劃對我國的啟示和借鑒意義，首先體現在計劃對國民經濟的“誘導性”方面。日本的經濟計劃并不是強制性的計劃，但卻成功地發揮了對經濟的誘導性作用。這種“誘導性”經濟計劃的特點是，由計劃提出量的增長值，并把經濟總體和各經濟領域的優先發展方向，以及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公布于眾，給民間經濟力量提供一種遵循的方向，從而調動各方面力量朝經濟的總體目標發展。其次，日本的經濟計劃，雖然是自上而下貫徹的，但在制定過程中卻是自下而上、通過集思廣益形成的。這樣的計劃制定方式，有利于調動各方積極性和協調各方利益。

我國自建國以來，一直編制和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計劃，如今正在執行第十一個五年規劃?，F在的主要問題不是要不要計劃手段，而是采用什么樣的計劃手段和如何運用的問題。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生活中，行政命令性的計劃手段仍然較多，而對經濟發展有誘導性作用的指導性計劃卻相當薄弱，計劃制定在協調各方利益方面也不太完善。這些都阻礙了計劃作用的合理發揮。其實，計劃應該突出宏觀性、戰略性、預測性和指導性，并且要實行分類管理，其中指令性計劃僅在于規劃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環境污染方面；調控型計劃在于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和公益性、基礎性行業，如鐵路、供水、港口及教育、醫療等投資計劃方面；指導性計劃重在發展第三產業和競爭性行業，如輕工、紡織、電子等方面。今后，為適應計劃職能的轉變并保證計劃的實施，計劃調控手段也應做相應的轉變，主要是要重視信息手段的導向作用，把政策性投融資作為國家實施產業政策的重要手段，把國家訂貨、國家儲備、國家投放作為國家計劃對市場供求即期調控的物質手段。

（三）要更好的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最主要手段的作用

各發達國家都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規范的財政體系和發達的金融體系，這為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創造了必要的基礎和條件。如在財政方面都實行了分稅制，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相統一；在金融方面卻實行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相分離的制度，并有結構完整、功能齊備的金融市場。這樣，國家才可能運用財政金融政策對經濟進行有效的調控。今后，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仍然是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我們要進一步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一要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充分發揮各類財政政策工具在抑制經濟衰退、促進社會有效需求方面的導向作用，同時要注意各種財政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具體說，就是要做到“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二要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傮w上，要保持幣值穩定，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的運行，防止部分領域、行業投資過熱，防止出現通貨膨脹。要完善間接金融調控機制，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促進貨幣信貸的平穩合理增長；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發揮好信貸政策在促進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四）建立健全宏觀調控的法治體系

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都是建立在法制軌道基礎上的。美、日、德等國都是悠久的法治國家，他們制定的每一項經濟政策，通常由政府提出，經過可行性論證，提請立法機構審議，一旦通過，就以法律形式公布。一經公布，任何人必須遵守。因此，健全的法律體系，是保證市場競爭有序開展的可靠保證。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較短，宏觀調控的法律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法律體系不健全，抓緊時間制訂、完善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是當務之急。法律一經頒布實施，還要有效地加強和完善執法和執法監督工作，強化法治意識，提高執法水平。

參考文獻：

［1］ 熊文景.日本市場經濟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J］.經濟視角，2007，（8）.

［2］ 馬煥明.日本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與運營［J］.日本學論壇，2006，（2）.

第2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從經濟法學教材編寫體例來看，雖然各位學者對經濟法學科的具體構成存在不同看法，如楊紫烜將其經濟法體系編排為經濟法總論、經濟法主體、市場監管法、宏觀調控法；漆多俊將其經濟法體例編排為總論、市場規制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宏觀調控法；李昌麒將其經濟法體例編排為經濟法的一般理論、經濟法主體制度、市場秩序規制法律制度、宏觀經濟調控法律制度、經濟監管法律制度、經濟法責任與司法救濟等。但總的來看，經濟法學的體系至少包含市場監管（規制）法和宏觀調控兩部分的觀點得到了所有學者的認同。但在價格法究竟屬于市場監管法抑或宏觀調控法上，不同的學者出現了明顯分歧，以楊紫烜、漆多俊、李昌麒等為代表的學者主張價格法屬于宏觀調控法的內容，而以劉文華、符啟林為代表的學者則主張價格法屬于市場規制（監管）法的內容。

二、價格法在《經濟法》課程體系中體例歸屬差異之原因分析

同樣的價格法，為何在不同學者看來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是否是由于各位學者對于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解釋有所不同呢？筆者通過仔細分析，發現絕非如此。實際上，所有上述學者關于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監管）的解釋雖然存在小異，但其根本含義卻趨于一致。如上述楊紫烜、符啟林兩位學者分別將價格法置于其主編教材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監管法部分，但其相應教材中有關市場監管與宏觀調控的定義卻并無實質差異。既然不同學者關于市場監管與宏觀調控的基本定義趨于一致，那么其對于價格法的不同定位應該是其他原因形成。經過對比分析，價格法在不同學者經濟法教材、教學體系中分別置于市場監管或宏觀調控部分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為價格法本身的內容設定而形成。1997年頒布的我國現行《價格法》，共有七章四十八條內容，其中除第一章“總則”、第六章“法律責任”、第七章“附則”外，其他幾章內容分別是第二章“經營者的價格行為”、第三章“政府的定價行為”、第四章“價格總水平調控”、第五章“價格監督檢查”，其中第二章有關經營者價格行為的規定主要以微觀規制為主，第四章的價格總水平調控則明顯屬于宏觀經濟調控的范疇，而第三章和第五章有關政府定價行為和價格監督檢查的規定，則兼具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特性。應該說這樣的體例安排和內容設定，在我國整體經濟法律體系中也較為特殊。而正是這樣的特殊性，導致不同學者在理解價格法的內容時，可能出現不同的側重，部分學者主要從價格法的微觀規制內容出發，將其歸依為市場監管法；而另外一部分學者則從價格法的宏觀調控內容出發，將其整體歸并入宏觀調控法。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忽視了價格法的另外一部分內容，如楊紫烜將價格法歸入宏觀調控法的范疇，但其在具體介紹價格法的內容時，仍然介紹了經營者的不正當價格行為等微觀規制內容；符啟林將價格法列入市場監管法的范疇，但其在介紹價格法的內容時，也仍然沒有遺漏價格總水平調控等價格法中的宏觀調控內容。

三、價格法在《經濟法》課程體系中體例歸屬合理定位之建議

價格法在經濟法學教材中合理定位，不但對于宣傳、學習、普及價格法有重要意義，也對正確理解和運用價格法，促進我國市場價格競爭和政府價格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具有重要作用。鑒于目前學術界就價格法在經濟法學科體系中地位歸屬存在的差異，筆者認為首先應當正確看待，同時也要積極為價格法尋求一個更加合理的學科定位。所謂正確看待，即必須認識到學術界關于價格法定位存在的客觀差異，不能視若無睹。現行不同教科書對于價格法的不同體例安排，可能會使不同的讀者產生不同的解讀，進而可能影響到不同社會群體對價格法的正確理解和執行，因此必須認識到問題的存在，同時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但遺憾的是現在許多學者似乎并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正確看待的另一層含義是要客觀認識此種差異產生的原因，不應過分夸大差異。如前所述，實際上不同學者關于價格法的差異定位是因看待價格法的側重點不同，并不等于他們完全否定了價格法所同時包含的另外一種法律屬性，即將價格法定位為宏觀調控法的學者并沒有否定價格法在市場監管方面的作用；而將價格法定位為市場監管法的學者，也沒有否定價格法本身所具有的宏觀調控功能。在正確認識問題的基礎上，如何為價格法在我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經濟法教科書中尋求一個科學定位呢？筆者認為，必須正確厘清價格法既有宏觀調控，又有微觀規制的雙重屬性，擺脫將一部法律僅歸屬為一種體系的傳統僵化作法。價格法既有關于經營者價格行為的規范，如關于明碼標價的規定、關于經營者價格權利的規定、關于經營者不正當價格行為的規定等，均屬于典型的微觀規制內容，這些內容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所規制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和壟斷行為并無二致，完全應當將其歸入到市場規制法的體例之中。也有關于價格總水平、價格總水平調控的經濟手段、價格總水平調控的價格手段（如價格調節基金制度、重要商品儲備制度、保護價制度、價格干預措施和價格緊急措施以及價格監測制度）等內容的規定，毫無疑問屬于宏觀調控法的內容，應當將其等同于經濟法中的稅收、財政、產業政策等一并歸屬到宏觀調控法的體系當中。而價格法中關于政府定價行為的規定，雖然具有微觀規制和宏觀調控的雙重屬性，但考慮到在經濟學上此類內容基本屬于政府監管的范疇，將其整體歸入市場規制法內容當中似乎更為符合學術界的傳統，也更易為社會公眾所接受。

四、結語

第3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牵绻o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

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4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論文關鍵詞：經濟學原理，經濟學，資本論

 

改革開放以來，高校經濟理論的教學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學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成為高校學生學習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學在內容和形式上創新不足，這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長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時，我們也應糾正對西方經濟學“一邊倒”，排斥經濟學的錯誤傾向。

為了在經濟理論教學中堅持，我于2007年編寫了一本頗具特色的高職高專教材《經濟學原理》（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試圖在宣傳經濟學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嘗試向各位同行匯報經濟學論文，以求得到指點。

一、增加了以《資本論》原理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內容

當前我國很多高職高專院校的經濟學理論教學，只開設經濟學原理或經濟學基礎課程，不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而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課程使用的絕大多數教材，其內容全是西方經濟學。這樣，高職高專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就只學習西方經濟學，學不到經濟學。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把西方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原理》（或《經濟學基礎》）教材的全部內容，會使教材內容與課程名稱不相符。經濟學不等于西方經濟學。在經濟類的課程中，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不同的課程，其內容不應該相同。經濟學原理應該包括比西方經濟學更多的內容。尤其是在我國，經濟學應是經濟類大學教育不可缺少的內容。在不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院校，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課程不應缺少經濟學的內容。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課程包括經濟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編寫的《經濟學原理》有意在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況方面作些嘗試。本教材既以西方經濟學的資源配置理論為主要內容，又包括了以《資本論》原理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有關理論（特別是經濟制度理論和價值理論）。在本教材中，經濟學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節（經濟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價值）；其他章節也有經濟學的內容。

本教材不是把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作簡單的拼湊，而是盡量進行有機的結合經濟學論文，避免出現理論上的矛盾，堅持經濟理論的科學性。例如：用價值規律來解釋均衡價格；歸納了“資本”的五種含義；以《資本論》中的利息理論為基礎來解釋利息的產生；用貨幣流通規律來解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用生產力發展來解釋政府宏觀調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體內容上的改進

把以《資本論》原理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體內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會人”范疇（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資源配置（第一節）和經濟制度（第二節）兩部分。在經濟制度部分提出了與資源配置部分的“經濟人”相對應的“社會人”范疇。本教材講的“社會人”，不是美國行為科學家梅奧提出的管理學的“社會人”范疇，而是研究制度的“社會人”范疇。本教材按照的觀點，給“社會人”下了定義：“所謂社會人，就是與社會相聯系，受社會影響和制約的經濟主體。”同時指出：“研究經濟問題，特別是研究經濟制度，必須以社會人為前提。不研究經濟主體的社會關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

2．狹義的生產關系和廣義的生產關系（第一章）。本教材從狹義和廣義來介紹生產關系范疇，提出：“講生產關系，一般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可以說，這是狹義的生產關系。從廣義來說，除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最重要的內容，生產關系還有其他方面的內容，如市場交換關系、企業治理關系等。”同時還對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市場交換關系、企業治理關系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作了說明。

3．制度變遷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僅講了制度變遷的直接原因經濟學論文，還講了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而且運用觀點來解釋，指出：“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根本動力，就是生產力的發展。”

4．供求決定價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導學生這樣的觀點：供求只是影響價格，不能決定價格。其實，這種觀點既與現實不符，又與經典作家的觀點不符。本教材引用馬克思的原話，對供求決定價格的觀點作了明確的表述：“商品的價格是由什么決定的？它是由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競爭即需求和供給的關系決定的。”①

5．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含義（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含義時作了這樣的表述和說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場條件下，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會生產某種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的平均數。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包括勞動者在生產中平均耗費的勞動時間，又包括正常使用生產資料所平均耗費的生產資料中已凝結的勞動時間，這兩種不同的平均勞動時間分別決定了商品的新價值和舊價值。”與流行的說法相比較，本教材增加了兩個新摘要勞動時間的一個構成部分，它決定商品的舊價值，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中提到過的。

6．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含義（第三章）。本教材用勞動的智力成分來解釋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教材中指出：真正決定人類勞動本質的東西是智力勞動②；智力勞動的含量決定了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區別，決定了各種復雜勞動的復雜程度的不同。

7．用價值規律解釋均衡價格（第三章）。在我國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價值規律和均衡價格是脫節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講均衡價格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講價值規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用價值規律解釋均衡價格。教材寫道：“價格趨向均衡價格變動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只有按照代表價值量的均衡價格進行商品交換，才能實現買賣雙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說，價值體現了利益的平衡。而在價格偏離均衡價格的時候，買賣雙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這時，為了經濟利益而開展的競爭就會引起供求變化，從而導致價格回到代表價值量并體現利益平衡的均衡價格上來。……價值有一種力量，把價格拉向代表價值的均衡價格，這就是價格變動的必然趨勢。”

8．收入的來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專講收入分配的第七章開始時就指出：“各種形式的收入都是勞動創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決于生產條件，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現實社會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數同類教材都沒寫“各種形式的收入都是勞動創造的”這個的結論。

9．資本的含義（第七章）。學生們會接觸到不少“資本”概念，如“資本家”、“資本主義”“國有資本”、“資本金”、“資本與負債”、“資本品”、“資本市場”等，可能會對“資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應如何解釋資本的含義？本教材的解釋是：在經濟學中，“資本”是個多義詞。它在不同的場合使用時，表示的含義是不相同的。資本的含義主要有以下幾種：①資本是靠剝削雇傭勞動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體現著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生產關系。②資本是能夠帶來價值增殖額的價值。③資本是企業中屬于所有者的價值。④資本是被生產出來又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的物品。⑤資本是長期資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講述利息存在原因時，分別對資本主義利息和社會主義利息進行分析經濟學論文，沒有從一般意義上來分析撇開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經濟學解釋利息存在的原因所運用的是“時差利息論”和“迂回生產論”，沒有講到本質上。本教材對利息存在原因的說明，以《資本論》中的利息理論為基礎，同時抽掉其中有關資本主義性質的內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資本具有價值增殖的本質屬性。”對此，從資本供給者和資本需求者兩方面來進行分析。

11．利潤產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沒有采用“利潤的來源”的提法，因為這提法容易造成誤解。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一般講利潤有三個來源：創新、承擔風險和壟斷；而根據觀點，各種形式的收入都是勞動創造的，利潤也不例外。關于利潤產生的原因，我認為，承擔風險只是與創新活動相伴的一種行為，它本身不會產生出利潤。因此，本教材只講創新和壟斷這兩個原因，重點講述創新，分別敘述了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營銷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等活動是如何產生出利潤的，由此得出結論：“創新利潤是由于創新活動使產品價格高于成本而產生的。”本教材重視企業家在創新中的作用經濟學論文，指出：“創新的關鍵人物是企業家。……企業家的創新勞動是高級的復雜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比普通勞動創造更多的價值。”

12．用貨幣流通規律解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第十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貨幣流通規律一般是在關于貨幣職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貨膨脹理論部分。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一般不講貨幣流通規律。本教材把二者結合起來，用貨幣流通規律解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并用一個與貨幣流通規律有聯系的、表示貨幣供給量對通貨膨脹作用的總供求平衡公式來說明。這公式是：價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貨幣供給量×貨幣流通速度。

13．宏觀調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對宏觀調控的必要性作了較多的論述。教材中首先說明：“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各市場經濟國家實行宏觀調控，是因為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加劇。”通過分析這些矛盾，從四個方面說明宏觀調控的必要性：①生產社會化發展要求宏觀調控；②經濟穩定要求宏觀調控；③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宏觀調控；④社會穩定要求宏觀調控。在論述第一個必要性時指出：“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與市場對宏觀經濟調節失效的矛盾，是現代市場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根本原因。”

1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書在講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時，只講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物質資本、科學技術四個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個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從根本上說，制度是通過影響人的經濟利益從而影響人的經濟行為來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發生作用的。”

注釋：

①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3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觀點來自何明著：《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及數學化——關于完善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5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制度,政策效應

當前,我國雖然由于部分行業投資擴張較猛,但我們的勞動力不緊張,失業率還在增長;資金不緊張。銀行存差很大;生產能力不緊張,大部分特別是制造業、工業消費品能力寬松甚至過剩,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9%-10%?，F在實際增長率僅及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過碰到的瓶頸制約應當引起重視,因為它影響發展的全局。本文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淺談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實施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從宏觀開放經濟的角度來看,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中國政府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或加速放松資本管制)的某種結合。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或兩者之和為順差),本幣匯率將會升值并導致經常項目逆差減少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恢復。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消除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中央銀行必須買入外幣賣出本幣。流通中本幣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如果經濟處于通貨收縮時期,中央銀行可以不必對增加的貨幣供應進行對沖。但是,對于一個存在結構性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來說,當經濟處于通貨膨脹(或出現通貨膨脹危險)時期,中央銀行維持匯率穩定的目標與中央銀行克服通貨膨脹的目標往往發生矛盾。

為了防止(或抑制)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必須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如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中央銀行就必須對因干預外匯市場而釋放出的貨幣增量進行對沖。但是,任何國家中央銀行的對沖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實上,早在中國經濟走出通貨收縮之前,為了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人民銀行就一直在從事對沖操作。經過多年的對沖操作之后,人民銀行已面臨“無(國債)券可用”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推出了“央行票據”這一金融工具。但由于商業銀行對央行票據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這種方法也無法無限使用。當然,基礎貨幣數量的變化、銀行信貸的變化和廣義貨幣數量的關系是復雜的?；A貨幣的增加并不一定導致貨幣供應量的相應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隨時都可以相應增加信貸發放,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形勢惡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

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

當前的中國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脫胎而出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不是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整個社會被組織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單一企業。在那里,信用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微不足道的輔手段,以避免資源配置的自發性為理由,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是被嚴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

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

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

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

二、宏觀調控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

第6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太首席經濟學家

陶冬

GDP的大幅修正，對經濟的直接影響并不明顯，但影響到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甚至影響到在投資、消費和人民幣匯率方面的未來政策。至少在以下三個環節，這次數據調整可能導致經濟學家認識上的改變，甚至影響到未來的政策方向。

首先，中國的整體投資規模未必像以前想象的那樣過熱。37％的投資比率，使中國近期內加大對投資、房地產調控力度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

其次，中國高達40％的儲蓄率也隨著GDP數據的調整而回落了近7％。中國的極高儲蓄率一直是一個謎。退休、養老、醫療、教育保障的不健全是一個原因，大量的灰色收入是另一個原因。這次普查將這部分收入曝光，導致儲蓄率相對下降。政府將刺激消費當作今后工作的一個重點。不過中國人的儲蓄率未必那么高，消費可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也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大。

最后，中國經濟規模的增大，必然會加大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呼聲。中國政府在選擇調整人民幣匯率的時機、力度上擁有話事權，但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進一步匯率調整在所難免。

中國出口進入低迷期

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謝國忠

2006年，中國進入出口低迷期，將減少房地產投機的資金來源和銀行系統的流動資金。中國經濟要避免硬著陸，就必須保持很低的利率、旺盛的房地產需求，并以強勁的出口增長來保證資金流動性。我們預測2006年出口增長率為15％，甚至更低。

中國的出口在人民幣匯率去年7月微調之前，就已顯現疲態。許多出口行業那時已開始表現出利潤問題;其主要原因是成本擠壓，價格競爭也帶來了嚴重的利潤問題。

另一個原因是生產轉移已達到飽和。今后這種轉移還會在相當范圍內繼續，但相信其步伐相對以前會放緩。

除了成本和制造業轉移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全球經濟周期也在冷卻。我們預測明年全球增長將放緩10％，這意味著全球貿易可能下降20％。

我們預測2006年中國出口增長率15％，是2005年預期出口增長率的1/2。然而風險仍在下行。我們認為，2006年中國出口增長率甚至可能降到單位數百分率。

窮人窮不是因為素質低也不是因為懶

當代中國(北京)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盧周來

農民到底為什么窮呢？舒爾茨認為，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對農業部門的歧視。這些國家將迅速工業化作為發展的重點，從而在設計政策時給予工業與城市以優先權。而將農業部門定位為為工業部門提供資本積累、原料來源以及廉價勞動力來源。于是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歧視的共同壓力下，農業已成為這些國家經濟計劃中的薄弱環節，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這是農業部分落后與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

這種觀點對于中國農民為什么窮也有足夠的解釋力。為什么中國90%的窮人都集中在農村？為什么農民即使進了城市干著最苦最累的活仍然無法擺脫貧困的命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要實現經濟起飛，要搞大規模的工業化，必須使其資本積累達到一定規模。而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背景下開啟的，中國不能像歐洲那樣靠當年的海盜行為或殖民，靠農業部門與農民承擔資本積累是重要途徑之一。改革開放前，通過壓低農業價格，抬高工業品價格，以“工農業剪刀差”為工業化提供資金支持，這種政策一直維持到1990年代中期。

調整政策十分重要。因為“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還不只是個社會公平問題，也妨礙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落實這一政策，也不僅僅有利于社會公平，還能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2006:迎接下行期的考驗

國資委宏觀部部長 趙曉

在經歷了幾年的經濟過熱和宏觀調控之后，值得擔心的可能是中國經濟不要降速太快。目前宏觀調控還在名義上繼續，但基本上不再有大動作，經濟則保持了比較平穩的增長，但想要繼續平穩快速增長則越來越有難度。許多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將從2006年開始進入本輪經濟的下行期，宏觀調控取向也將在2006年發生較大的變化。

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目標下，中央同時提出了“要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關鍵是要努力擴大國內需求”。這樣的政策動議非同尋常，在過去3年宏觀調控中可以說是聞所未聞。想一想，最早的“擴大內需”的提法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經濟下行期提出的，難道2006年也將面臨同樣的經濟下滑的嚴峻局面嗎？局勢未必如此嚴重，但政府不將增長寄托于外需顯然是未雨綢繆的明智之舉。可以設想，盡管貨幣政策空間不大，但在“新農村運動”等旗幟下，政府已完全具備重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空間，并將繼續刺激消費。如在住房和汽車方面改變宏觀調控中過于嚴厲的消費政策，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便是意味著宏觀調控的終結和新的調控取向的啟動。

即使這樣，宏觀經濟要保持像過去幾年同樣的經濟增長，肯定是越來越難了。相反，經濟下行的可能性幾乎是必然的。

怎樣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張軍

第7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 房地產市場 基準貸款利率

從2005年7月21號起，中國銀行實行匯率改革，人民幣開始持續升值。在人民幣升值這樣一個特殊的經濟背景下，高房價也成為境外投機者逐利的動機之一，短期投資又進一步推動房價的漲幅。為了穩定房價國家進行了宏觀調控，但這其中涉及一個問題，人民幣目前還在持續升值，在宏觀調控抑制房價的同時，要如何平衡升值帶來的行業發展和政策調控的行業過熱，即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具體影響。

模型的設定與分析

人民幣升值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基準貸款利率影響房地產市場的供需。雖然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很多分支市場例如租賃市場、銷售市場等都有一定影響，但數據零星分散而且影響也不是主要的，無法采集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這里我們主要分析人民幣升值后匯率對房地產成本市場的影響情況，成本市場中土地價格是國家制定的，不因為本幣升值而改變，在此也不列入實證分析。而上面幾個利率指標雖然具體代表性不同但是在房地產業來說既能表示投資開發商融資成本指標，又能表示個人消費者投資者信貸買房的依據，是房地產成本市場的典型經濟指標。為了統計方便，我們選用央行的基準貸款利率作為本次模型的被解釋變量Y建立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X的一元線性關系。升值后央行主要公布了2006、2007、2008數據，但是2008年下半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很多數據變化值經過了國家宏觀調控操縱，沒有2006、2007年數據穩定。在此我們暫截取2006年至2007年數據分析，如表1所示。理論分析知道，如果匯率值增加，貨幣貶值，則國家為了扶持行業就會下調基準貸款利率；反之就會上調基準貸款利率，它們之間有絕對值反向變動的趨勢。

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X）和基準貸款利率（Y）的散點圖分別如圖1、圖2、圖3所示。從散點圖大體可以看出不論是6個月以內、3-5年期的基準貸款利率（Y）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X）大體成線性關系，同樣，5年期的也成線性關系，所以建立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為：

Yi=β0+β1 Xi+μi

（一）估計參數

本文使用的eviews4.0對以上表格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僅以3-5年期利率和匯率的參數估計為例，代表分析。經過軟件操作后，出現表2那樣的回歸結果。

在本次分析中，參數估計的結果為：

i=25.70025-2.431501 Xi

（1.983852） （0.258268）

t=（12.95472） （-9.414655）

R2=0.936599 F=88.63572 df=n-2=6

（二）模型檢驗

1.經濟意義檢驗。所估計的參數0=25.70025是樣本回歸方程的截距，表示不受匯率影響的3-5年期利率自發變動行為，1=-2.431501是樣本回歸方程的斜率，表示3-5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每變動一個單位，就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反方向變動2.431501個單位。0和1符號相反，和我們之前假設的匯率值的改變引起利率反方向變動一致。

2.擬合優度和統計檢驗。擬合優度的度量：由表2看出本例中可決系數為0.936599，說明所建模型對樣本整體擬合程度較好，即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絕大部分差異做了解釋。

對回歸方程的F檢驗：針對H0：β1=0，在給定α=0.05的置信水平下，在F分布表中查找出自由度為k-1=1和n-k=6的臨界值Fα（1，6）=5.99，由圖3結果可知F=88.63572 >Fα（1，6）=5.99，應拒絕原假設H0：β1=0，說明回歸方程顯著，即方程中2006年到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對3-5年期基準匯率有顯著性影響。

對回歸系數t的檢驗：針對H0：β0=0和H0：β1=0，由表2還可以看出估計回歸系數0的標準誤差和t值分別為：SE（0）=

1.983852，t（0）=12.95472；1的標準誤差和t值分別為：SE（1）=0.258268，t（1）=

-9.414655。取α=0.05查自由度df=6的t分布表的臨界值t0.025（6）=2.45。因為t（0）=

12.95472>t0.025（6）=2.45，所以拒絕原假設H0：β0=0；因為|t（1）|=9.414655>|t0.025（6）=2.45|，所以應拒絕原假設H0：β1=0。這表明，模型的線性關系成立，此模型中應包含常數項。剩余兩個模型分析結論相似，在此不單獨做分析。

（三）回歸分析

以上模型的數據均截取自2006到2007年央行官方數據，下文將以2008年對應的數據為例做進一步分析，如表3所示。按照模型，通過Eviews回歸計算出2008年9月16日，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8203時分別對應的6個月以內基準貸款利率應該是7.49；3到5年期應該是8.88；5年期以上是9.06。但是實際從表3可看出并不是這樣的，而且相差很大；繼續預測2008年10、11、12月的利率，發現也是如此，模型均不能表達實際。

所以這里要對前面只選取2008年以前的數據做模型分析的原因進行解釋。表1和表3共同表示了2006、2007、2008這三年的基準貸款利率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變化，但是經過粗略的線性作圖估計發現它們之間不是直接的直線關系，而且2008年9月16日的數據是一個明顯的拐點，那么這就和之前理論分析中得出的“人民幣匯率和代表房地產融資成本的基準貸款利率之間有影響”的結論形成了一個明顯的矛盾。

經過我們上面的對2008年以前數據的實證分析，明顯看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和基準貸款利率是成線性相關的。之所以出現一個明顯的拐點，主要由于2008年下半年開始，世界引發了美元次級債的經濟危機，作為美國最大的債務人，中國也卷入這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行業，中國房地產業受到巨大的打擊。為了穩定國內經濟，避免重蹈日本經濟衰退的覆轍，政府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觀調控，基準貸款利率被控制在內，用以保護和維持我國內行業的發展。從時間上可以看出2008年2月，利率漲幅已經放緩，經濟開始出現蕭條的先兆，政府為了經濟快速回暖，2008年4季度三降利率，鼓勵消費，減輕投資貸款負擔。此時的經濟呈現出明顯的政策性，政府對經濟調控的權限超過市場的自有調節，尤其是房地產這個受政策影響大的行業，這時匯率和利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就不能再用以上經濟模型進行分析了，所以把2008年以后的經濟數據做一個單獨解釋。

結論

在房地產這個特殊行業里面，大額的資金需求促使房地產業和金融市場的關系聯系緊密，利率的變化牽動著地產投資者的成本命脈。人民幣升值后，房地產市場呈現出發展過熱的狀況，從實證分析結論可以看出在升值大幅的2006、2007年，匯率的變動和利率之間存在此增彼消的關系，人民幣的升值抑制了房地產市場的過快發展。

數據在2008年產生了一個拐點，經過分析我們得知：當經濟呈現出特殊情況，例如經濟危機時，匯率和利率之間的關系不再遵循模型結論，而是由國家宏觀調控適應突況，這也說明了中國房地產行業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不能單獨的靠市場調節去適應經濟突況，而要和宏觀調控相結合。

現有匯率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建議

由于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不成熟和我國特殊的土地制度，國家宏觀調控是目前影響地產行業的根本原因，人民幣升值主要只能通過一些政策傳導機制對房地產行業成本市場有一些局部的規范影響。要從本質上規范房地產業發展，抑制過高房價，預防房地產經濟泡沫的出現必須要完善我國土地制度，具體表現為在土地買賣的一級市場中，建議政府應該減少土地行政劃撥和協議轉讓，多采用公開競價的方法規范地方政府行為，抑制地價，控制房價。

2008年下半年全球進入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大銀行的利率紛紛下調，國內人民幣升值幅度也因經濟形勢相應放緩?；鶞寿J款利率是國家重要的經濟杠桿，如果我國基準貸款利率太高會影響危機中的地產行業發展，超過外國的基準貸款利率又會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增加國內通貨緊縮的擔憂，高利率也會打擊國內的需求。所以，未來應在協調利率和匯率的政策下，謹慎的使用利率政策調節房地產市場。

在面臨國際游資對我國房地產可能產生沖擊的情況下，應該穩定匯率預期，不能放松對匯率預期的監管，尊重市場的同時采取必要的措施，拉長人民幣升值的時間。如果人民幣升值時間拉長，對于國際游資來說套利的機會成本增加，有利于“擠出”國際投資，穩定房地產市場的發展。

1.周金奎.中國房地產泡沫與非泡沫—以投機理論為基礎的實證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4，26

第8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土地財政似乎成了解釋房價困境的終極殺器。只要一祭出這四個字，人們就似乎洞察了中國房價的奧秘，連開發商都學會了罵土地財政。供求規律、競爭規律，似乎都得在土地財政這四個字面前讓步。

然而，土地財政推高房價只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

的確，土地賣價越來越高，但這并不是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財政的結果。

上世紀90年代，張維迎教授提出地方競爭推動市場進程的觀點：地方在財政壓力下將被迫向市場讓步。此后，錢穎一教授指出，中國的財政體系實際上是財政聯邦制。本世紀初，張五常教授大力宣揚地方競爭的好處，指出，很多地方政府低價甚至免費向企業提供土地，這不是做虧本生意，而是精明，因為企業投資會提供穩定的稅源，吸引的投資越多稅源越廣。

根據他們的理論，地方競爭的結果，只應該是土地、房屋更加便宜，而不應該更貴。是理論錯了，還是現實變了？解釋土地財政現象要從2005年、2006年的房地產調控說起。

2004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增加2000億美元，達到6099億美元。與此相應，央行至少應放出4萬多億人民幣。當時，全球初顯貨幣泛濫之苗頭。多發的貨幣，首先推動房產、能源等價格上升，地價自然也上升。那時就有指責土地財政的聲音，但不是很強烈，因為房價上升很慢。

2005年，出臺了“國八條”調控房價，其要點之一是緊縮土地供應，以免給不良開發商賺錢的機會。此后，北京房產均價從每年上漲幾百元一躍變成每年上漲幾千元。2006年又出臺了“國六條”，土地供應更加緊張。經過幾番調控，地方的供地量的審批權被收到國土資源部。國土資源部不直接審批地塊，但進行量的控制，其機制大致類似于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的額度控制。

在2005年調控之前，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抬高住宅地價的動機和行為。當年地方官員中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叫“經營城市”。他們需要引入大量的資金來進行城市改造，以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如果他們緊縮供地，他們就會趕跑資金。

即使在宏觀調控之后，地方政府仍有加大供地的動機。在那時，如舊廠改造等騰出來的土地，是可以不計入土地計劃的，很多地方政府就利用這一點來加大供地?？梢哉f，土地財政完全不是地方政府有意識追求的結果。正是對土地的總量調控造成了土地財政。

第9篇：宏觀調控的解釋范文

一、實證檢驗模型

（一）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均來自WIND數據庫，數據處理使用Eviews5.1軟件。文章旨在檢驗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因此，在貨幣政策方面，選用了不同層次的貨幣供給量M0、M1、M2作為研究對象；在房地產市場方面，選用了房地產投資額Y作為研究對象。

（二）數據平穩性檢驗—ADF檢驗

為避免非平穩的經濟變量在回歸分析時帶來的偽回歸問題，本文對上述經濟變量采取ADF檢驗，分析各個變量是否具有平穩性，ADF的回歸方程式為：

其中，Yt為變量的一階差分，t是時間變量，Yt-i用以消除變量自相關的影響。

（三）Engle—Granger協整檢驗模型

對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如果以差分方法使其變為平穩，會使隱含在其中的長期信息丟失，回歸分析會失效或降低價值，協整檢驗提供了一種檢驗變量間是否有長期均衡穩定關系的方法。對雙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時，一般采用的是Engel和Granger的二階段分析法。

首先用OLS方法估計下列方程：

然后用ADF檢驗εt的平穩性，如果為平穩序列，則YtXt是（1，1）階協整的，如果是一階單整，則YtXt是（2，1）階協整的，以此類推。

（四）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Granger定理，有協整關系的變量之間一定存在誤差修正模型，它反映了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影響關系。通過差分把非平穩序列變換為平穩序列時，不僅經濟變量關系的長期信息會喪失，還會導致回歸模型的序列相關性，使回歸分析失效。而誤差修正模型則可以克服這些問題，不僅能夠保留變量關系的長期動態信息，而且能夠保證回歸分析的有效性。

對于一個ARDL（1，1）模型：

代表的是兩個變量之間關系對長期均衡的偏離或誤差，是“誤差修正項”；a=β2-1是修正系數，反映Y對均衡偏離的修正速度；Yt代表被解釋變量的短期波動，Xt為解釋變量的短期波動，該模型意味著，被解釋變量Y的短期波動可以由解釋變量X的短期波動和兩個變量長期均衡的誤差et-1兩部分來解釋。通常β2是小于1的，因此修正系數a通常小于0，這就意味著當前一期X對Y解釋不足，有正的誤差時，et-1會減少Y的正向波動或增加負向波動，反之如有負的誤差時，et-1會增加Y的正向波動或減少負向波動，可以看出，該模型有一種對前期誤差的自動修正作用。同時，如果修正系數

在統計上是顯著的，我們就可以知道Y在一個時期里的失衡有多大的比例可以在下一期得到糾正。

（五）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模型

本文采用Granger雙變量因果關系檢驗法，建立二元變量自回歸模型以分別探討我國不同層次貨幣供應量與房地產投資額之間的因果關系。Granger檢驗假定有關Y和X每一變量預測的信息全部包含在這些變量的時間序列中，要求估計以下的回歸：

其中，X和Y分別表示兩個不同的變量，在模型（1）中，假定Y與其自身以及X的過去值有關，如果X的系數顯著異于零，則說明有X到Y的單向因果關系，即變量X引致Y，同樣的道理，在模型（2）中，若Y的系數顯著異于零，說明有Y到X的單向因果關系，如果兩者都顯著異于零，則說明變量Y、X有雙向因果關系。

二、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ADF檢驗結果

表1是對房地產投資額與不同層次貨幣供應量進行ADF檢驗的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房地產投資額與M0、M1、M2的水平序列均沒有通過數據平穩的H0假設，是不平穩的，而一階差分序列通過了H0假設，是平穩的，因此這些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以進行變量間的協整檢驗。

表1ADF檢驗結果

變量

ADF檢驗值

檢驗類型（C，T，N）

臨界值

Y

-2.383748

（C，N，0）

M0

-0.879882

（C，N，0）

M1

0.603866

（C，N，0）

M2

0.327916

（C，N，0）

Y

-6.320815

（C，N，0）

M0

-7.062382

（C，N，0）

M1

-9.227762

（C，N，0）

M2

-5.964672

（C，N，0）

注：檢驗形式（C，T，K）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常數項、時間趨勢和滯后階數，N指不包括時間趨勢；﹡﹡表示臨界值是在5%顯著水平下得到的。

（二）協整檢驗結果

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投資額與M0、M1、M2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Y=-10324.63+0.824750M0（1）

（2.378530）

Y=-12426.17+0.203323M1（2）

（3.365515）

Y=-5431.810+0.047464M2

（2.475597）（3）

方程（1）至（3）為兩變量間的協整方程，即變量間長期均衡關系。協整檢驗結果表明，貨幣供給量與房地產投資額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貨幣供給量與房地產投資額正相關，擴張的貨幣政策能夠推動房地產投資額的增加，緊縮的貨幣政策能減少房地產投資額，貨幣供給量對房地產投資有重要影響，房地產投資受資金約束較強。

（三）誤差修正模型

采用EVIEWS5.1軟件，可以得到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

Y=-67.50149+1.046664M0-0.516992et-1

Y=-1593.993+1.448276M1-0.389285et-1

Y=-1269.818-0.299699M2-0.435178et-1

協整方程描述了變量間的長期關系，誤差修正模型描述了變量之間的短期關系。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確定變量間相互調整速度和短期互動影響力。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M0變化1%，會引起房地產投資變化1.047%，誤差修正系數為-0.516992，符合反向調整機制，當期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偏離有51.7%會在下期得以調整。如果M1變化1%，會引起房地產投資變化1.448%，誤差修正系數為-0.389285，符合反向調整機制，當期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偏離有38.9%會在下期得以調整。如果M2變化1%，會引起房地產投資變化0.3%，誤差修正系數為-0.435178，符合反向調整機制，當期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偏離有43.5%會在下期得以調整。因此，我國房地產市場對貨幣供給量的變化是敏感的，貨幣供給量的變化通過直接的資金效應影響房地產市場的投資額。

但是，需引起注意的是，當M2變化時，會引起房地產投資額發生反向變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與我國目前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狀況有關。在供給方面，受政策因素影響，土地投放量減少導致房地產企業的拿地成本大幅提高，從而使市場的房地產供給減少；提高準備金率、加息等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以及緊縮信貸政策的出臺，也增加了用于房地產開發的資金成本，而這些增加的成本必然要轉嫁到購買者身上。在需求方面，投資性購房并不是購房的主要動力。受中國人口結構以及傳統習慣等復雜因素的影響，國內老百姓購房主要是為了解決自住需要，因此，對自住性住房的需求非常強勁，而且這種需求具有剛性，政府對剛性需求的調整是沒有意義的，老百姓在很多時候是不會由于貸款利息增加、貸款手續難辦而放棄買房和辦理住房貸款的，這就好比“春運”期間老百姓是不會由于客運票價上浮而不回鄉探親。因此，在宏觀調控的作用下，房地產市場的供給下降得更快，而需求則下降得有限，房價以比原來更快的速度上漲，房地產的投資收益可觀，財富效應吸引大批投資者將原本投資于股票、債券等其他金融市場工具的資金轉投到房地產市場。而房屋預售制的存在使得開發商有了大量的資金用于房地產開發，房地產投資額持續上升。

（四）Granger檢驗

對經濟變量兩兩進行Granger檢驗的結果如表所示：

表2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零假設

樣本數

F統計量

概率

M0不是Y的Granger原因

32

3.35998

0.04977

Y不是M0的Granger原因

32

15.3502

3.5E-05

零假設

樣本數

F統計量

概率

M1不是Y的Granger原因

32

4.39606

0.02225

Y不是M1的Granger原因

32

0.38427

0.68461

零假設

樣本數

F統計量

概率

M2不是Y的Granger原因

32

5.62080

0.00910

Y不是M2的Granger原因

32

3.27780

0.05316

通過因果檢驗可以看出，M0、M1、M2均為引致Y變化的Granger原因，而Y是引致M0變化的Granger原因，因此，在Granger意義上，貨幣供應量與房地產投資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復雜的循環。即一方面，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會引起房地產市場資金的變化，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資金的變化也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變化，這表明貨幣政策和房地產市場之間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三、政策建議

從以上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出，貨幣供給量是影響房地產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通過實施適宜的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由于在長期中貨幣供給量對房地產投資具有正向影響，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以抑制房地產投資的過快增長，而穩定的貨幣供應增長可以避免房地產價格和投資增長過快，有效穩定房地產市場。同時，受中國特殊國情的影響，在短期內，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因此，除了通過實施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外，國家還有必要采取適當的輔助措施，以強化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具體而言，有如下幾點：

第一，控制住房貸款規模和結構。貨幣供給量的較快增長會導致住房貸款的增加，從而增強對房地產開發的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特別是住房貸款門檻限制的降低，會刺激投機需求，引發房地產價格的新一輪攀升。因此，監管部門必須加強對住房貸款數量和結構的控制，抑制房地產的投機性需求，提高住房貸款的質量，這樣既可以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熱，也可以降低貸款風險。

第二，要加強“窗口指導”，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的預警和統計指標體系，引導金融機構信貸流向，避免信貸資金過度集中于房地產市場。應加強房地產信息的統計、處理和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科學的預警與監測體系。一方面，要定期公布當地商品房開發投資、新開工、竣工、銷售、空置等信息，為開發商提供市場供求信息，引導開發適銷對路的商品房；另一方面，通過信息披露、政策解釋和問題剖析，引導消費投資趨向理性，普及公眾的風險意識，促進房地產市場有序健康發展。

第三，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加大中低價住房的供給。我國住房市場存在較為嚴重的住房供給結構不合理的現象，表現為中高檔住房開發過多，而適應一般老百姓消費能力的中低檔住房供給太少，雖然這可以通過市場自發調整得以改變，但這一過程很長，政府可通過經濟手段和改變市場規則等方式進行調整。經濟手段主要有稅收和貨幣手段，如對不同用途的開發項目實施不同的稅收標準，對高檔住房征收較高稅率的消費稅和土地增值稅，對低檔房則不征收消費稅和土地增值稅。改變市場規則的手段如嚴格實施土地荒廢兩年后可以被土地主管部門無償收回的政策，以解決開發商囤積土地的現象；將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讓金改為分年度收取，以降低住房開發成本。

第四，改善投資環境，拓展投資渠道。當前，投資渠道不暢，事業投資收益率低，是資本紛紛卷入投機市場、民間資本大量外逃的根本原因。我國投資環境亟待改進，政府的政策應著力于優化投資環境、規范市場秩序、完善公共服務，減少與民爭利的政府投資，為社會資本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同時，積極發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間接融資市場，通過規范上市企業以及證券商的行為、加大信息公布的透明度、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等措施，讓其他投資領域重新成為各種投資者所接受的投資渠道，從而分流房地產市場內充斥的投機資本，減輕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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