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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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5月23日
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資源稀缺條件下社會經濟主體的決策與選擇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微觀經濟學作為專門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學科，已成為高校經濟類和管理類學生的必修課。這門課程具有應用性和實踐性強的特點，對培養學生經濟學特有的分析問題的思維和扎實的財經知識基礎、順利開展后續課程的學習以及提升實際工作的能力等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對該課程的教學采用適當的教學方法，通過多樣化的教學設計，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使其掌握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能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已被諸多高校經濟學教師所關注。
一、微觀經濟學的特點
微觀經濟學是經濟類、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它是一門特點很鮮明的課程。
首先，它的基礎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課程的基礎性。微觀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學生學好其他學科提供了平臺。比如，市場營銷學作為一門專業課，是對微觀經濟學中市場供求理論的深化和延伸；生產管理是對生產理論的深化。二是學生的基礎性。微觀經濟學一般都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在學生成長的歷程中缺乏對經濟活動的了解，學習該領域所需要的知識背景基本是空白狀態。從應試教育走出來的學生初次接觸到專業課程，總會出現畏難情緒。但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可以培養學生的經濟思想，讓學生有全新的思維方式理解經濟現象，解釋經濟問題，做出合理決策。三是教師的基礎性。微觀經濟學是一種“舶來品”，起源于對西方市場經濟的研究，故這門課程的原版教材或后翻譯過來的教材教師初次接觸時也感覺存在困難，并且大多數教師缺乏所教專業的實際工作經驗，所教授的內容只能停留在表面。
其次，具有抽象性的特點。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圍繞價格波動形成了供求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市場結構理論、要素市場理論等。這些理論中結論的成立都包含有相應的假設條件，但往往這些假設又與現實不符，學生缺乏實踐經驗，理解起來非常困難。與此同時，微觀經濟學課程中出現諸多圖表、模型也讓數學基礎欠佳的同學覺得非常抽象。
經濟學是一門擁有強大的分析工具的學科，其分析方法和邏輯被其他社會科學，如法律、政治和社會學等廣泛借用，甚至在工科類專業其產品的推廣和銷售中也會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由于它的基礎性和重要性，如何學好、教好微觀經濟學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微觀經濟學教與學的困境
微觀經濟學作為高校經管類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筆者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發現，學生普遍能認識到該課程的重要性，也投入了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但由于他們缺乏對社會經濟運行的認識，對經濟理論的理解、經濟現象的分析只能局限于自身有限的經歷，其抽象性和復雜性使得許多學生喪失了學習的興趣。在他們看來，該課程中所涉及的供求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等就像一堆支離破碎的理論塊無序地堆積在一起，同時課程學習中涉及的知識領域非常廣闊，如管理學、心理學等，學生越發覺得混亂和茫然。另外，數學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工具，微觀經濟學中很注重高等數學的運用，這對低年級的大學生來說無疑又平添了難度。同時，現在學生自主學習方面表現欠佳，很少有人做到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僅僅滿足于教師課堂所布置的習題，處于被動學習狀態。而微觀經濟學的學了教材以外，還應該廣泛閱讀許多參考教材，并能適時地瀏覽精品課程網站，所有這些對大部分學生來說都是難以做到的。
就教師而言，由于微觀經濟學較為抽象，尤其在大學授課過程中，缺乏對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的研究和選擇，還是采取以“講解為主、教師為主”的教學模式，其講授也僅僅是知識的簡單灌輸和死記硬背，學生只能孤立、零碎地知道微觀經濟學的各個理論。筆者在聽課過程中發現，有些年輕教師缺乏教學經驗，初始教學沒有勾勒出微觀經濟學整體框架結構，導致學生未能形成對該門課整體內容之間邏輯關系的認識，這樣就容易出現“高分低能”的現象。另外，為了活躍課堂教學，教師應理論聯系實踐，多運用生活中的案例來討論、解釋微觀經濟理論。但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受閱歷所限，所使用的案例還是沿襲前人使用的，沒有創新也沒有聯系學生實際，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三、多方位設計，趣教微觀經濟學
培養創新型人才，提高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已成為教育工作者共同關注的重心。微觀經濟學的教育也應以創新教育為核心，培養學生的崗位適應能力、自我更新自我學習能力，從而使其具有持續的競爭力。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經濟學理論并不是一些現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結論。它不是教條，而是一種方法、一種智力工具、一種思維技巧，有助于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蔽⒂^經濟學教學最重要的目的是教會學生經濟學的邏輯思維和分析問題的方法。蕭伯納曾說：“經濟學是一門使人生幸福的藝術”，而要讓學生感到學習的快樂，就需要通過教師精心的設計，完成這門課程的教學。
第2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 邊際分析 邊際效用 作用
一、邊際的含義
經濟學中的邊際指的是因變量隨著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程度，即自變量變化一個單位，因變量會因此而改變的量。邊際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數學的一階導數和偏導數的概念。在經濟學中根據不同的經濟函數, 我們可求不同的邊際。如邊際成本、邊際收入、邊際效用、邊際消費、邊際儲蓄等。
二、邊際分析特點及對經濟學發展的作用
邊際分析是馬歇爾二百多年前創立的, 它告訴我們人們在作決策的時候, 除了應用絕對量作決策參數外, 更應該運用增量參數進行決策。這種方法有以下幾個特點：1.邊際分析是一種數量分析，尤其是變量分析，運用這一方法是研究數量的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這一方法的引入，使經濟學從常量分析發展到變量分析。2.邊際分析是最優分析。邊際分析實質上是研究函數在邊際點上的極值，要研究因變量在某一點遞增、遞減變動的規律，這種邊際點的函數值就是極大值或極小值，邊際點的自變量是作出判斷并加以取舍的最佳點，據此可以作出最優決策，因此是研究最優化規律的方法。3.邊際分析是現狀分析。邊際值是直接根據兩個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計算新增自變量所導致的因變量的變動量，這表明，邊際分析是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即屬于現狀分析。這顯然不同于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實際上是過去分析，是過去所有的量或過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各種因素經常變化，用過去的量或過去的平均值概括現狀和推斷今后的情況是不可靠的，而用邊際分析則更有利于考察現狀中新出現的某一情況所產生的的作用、所帶來的后果。
邊際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對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論基礎——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一分析方法的運用可以說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具體說它的意義表現為：
1.邊際分析的運用使西方經濟學研究重心發生了轉變。由原來帶有一定“社會性、歷史性”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轉為純粹研究如何抉擇把有限的稀缺資源分配給無限而又有競爭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邊際分析開創了經濟學“數量化”的時代。邊際分析本身是一種數量分析，在這個基礎上，使各種數量工具線性代數、集合論、概率論、拓撲學、差分方程等，逐步滲入經濟學，數量化分析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特征。 3.邊際分析導致了微觀經濟學的形成。邊際分析以個體經濟活動為出發點，以需求、供給為重心，強調主觀心理評價，導致了以“個量分析”為特征，以市場和價格機制為研究中心的微觀經濟學的誕生。微觀經濟學正是研究市場和價格機制如何解決三大基本經濟問題，探索消費者如何得到最大滿足，生產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潤，生產資源如何得到最優分配的規律。4.邊際分析奠定了最優化理論的基礎。在邊際分析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從理論上推出了所謂最優資源配置，最優收入分配，最大經濟效率及整個社會達到最優的一系列條件和標準。5.邊際分析使實證經濟學得到重大發展。研究變量變動時，整個經濟發生了什么變動，這為研究事物本來面目、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問題的實證經濟學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從平均分析進入到邊際分析, 是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個重大發展和轉折, 意義十分重大它表明數學對經濟學的滲透邁出了重大一步。?？怂?946年的《價值與資本》與1947年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全面總結和發展了邊際分析階段的研究工作, 使邊際分析達到頂點, 從而成為經濟學史上的兩部名著邊際分析階段, 形成和發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觀經濟活動行為理論, 提出了一般經濟均衡問題, 建造了一般經濟均衡的理論框架, 創立了當今的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壟斷竟爭理論及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數學基礎，因此 邊際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 三、邊際分析在經濟分析中的兩個簡單應用
1.應用實例：最佳產量的確定
(1)不計稅收下,最佳產量的確定
結論：利潤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時的產量水平上達到極大值。此時的產量水平稱為最佳產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產廠的收人函數R()=6140-302（元），成本函數C()=102+60+1200（元）,其中為每周產量（單位：噸）, 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邊際收入R‘()＝6140-60,邊際成本C’()=20+60, 由上結論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優產量76為噸,預期利潤為L(76)=R(76)-c(76)=219040元。
(2)賦產量稅后, 最佳產量的確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條件下,若每噸產量繳納t元產量稅,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噸應繳納 元的稅。則該廠利潤為：L()=R()-C()-t
由前面結論可得最佳產量為邊際利潤為零時的產量。即由L’()=0, 解得:。
這樣產量稅將影響最佳產量水平, 當然對預期利潤也有影響, 且賦稅越高, 最佳產量水平越低。
2.應用實例——確定白酒儲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噸,現價8元公斤,多陳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貯存費每年10000元, 因貯存酒積壓資金引起機會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為酒的貯量,p為當年白酒價格,r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這些酒須儲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設須貯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數關系；
(1)年增加的總收人函數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貯存總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凈增利潤函數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時邊際收人R’()=2×105,邊際成本C’(×)=90000+40000
因為當R’()=C’(×)時利潤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駐點唯一,故只有當儲存期為2.75年時,企業才能獲得最佳經濟效益,其最大凈增利潤為151250元。
由上進一步表明邊際分析這種以微積分為工具,以經濟現象為內容的數學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經濟學中,并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第3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就有法律人倡導關注法律經濟學,?但幾乎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主要原因在于其所涉議題并非肇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國外法律經濟學思潮而是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于法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其在國內首創“法經濟學詞，也有點名不副實。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推出的“當代經濟學文庫”首次譯介了一批法律經濟學經典,③并很快被經濟學界所吸收消化。不過，經濟學界擅長用數理工具分析法律制度、法律問題,不乏嚴謹漂亮的邏輯推演論證之作，但大多缺乏對于我國法制運行狀況特別是司法裁判實踐過程的真切了解,故仍難免不陷入宏大敘事式的泛泛而論或者類似于科斯所稱“黑板經濟學”的“黑板法學”窠臼，離開約束條件或者約束條件一旦發生變化，就不能很好地解釋和解決中國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法律現象，④其功利性訴求也備受垢病，⑤在法律人眼里似乎華而不實、中看而不中用。同時,法律人因受制于傳統的道德評判理路以及并不精通數理分析短板的雙重影響，不僅對經濟學侵入法學領域所帶來的革命性變革難以應對，進退失據,而且對法律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具體規則也處于似懂非懂、云遮霧障的狀態之中，能夠深切領會法律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理論真諦的，更屬鳳毛麟角。筆者曾在先前發表的論文中列舉一例?:前些年北京大學蘇力教授從案例研究入手的法律經濟學論文《〈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⑦甫一問世，就在國內法理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但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均大多對科斯法律經濟學的原理原則不甚了了，以訛傳訛、不得要領的論著隨處可見，有的甚至完全背離而渾然不覺。拙文雖曾對此作過仔細分析,但也許偏重文本解讀，對于并不熟悉相關文獻的讀者可能難窺真貌,故迄今仍是應者寥寥。筆者另文涉及公司沖突權利有效配置的命題,則由于部門法理學的局限性，未及充分討論法律經濟學原理原則在法律學界的一般化、普適化問題。?而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筆者認為,法律人盡管也都承認科斯對于法律經濟學的基礎性貢獻，但對其兩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論文所創新制度經濟學包含的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企業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與法律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恐怕不是十分清楚，對所謂科斯定理的內核也未必真正理解。當然,假如國內大學教育能夠養成法科學生精通高等數學和經濟學的能力，所有法律人將無須尋找從經濟學通向法律學蹊徑的法門，而是可以挾數理分析優勢坐上最大化訴求的直通車，本文的論題也將失去意義，可惜這并不現實。而且，即使教育部立即改革法學專業課程設置,增加高等數學課程數量，增設一批經濟學主干課程，已經走上社會的法律人也無緣直接受益，以徹底改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法律人自我救贖的可行辦法似乎需要揚長避短，盡量發掘科斯法律經濟學富礦，并將其理論內核推向一般化、普適化。除了著力理解科斯定理的真諦外，有關將資源配置轉換為權利配置的原創思想以及總體的、邊際的和替代的綜合研究方法，張五常對于合約選擇局限條件的精妙概括，或許能夠引領法律人達到曲徑通幽的目的,借此還能在法律經濟學與利益衡量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并發揮法律經濟學在推進我國法學理論、法制建設科學化進程中的應有作用。
本文在以引言導出主題后，首先對法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方法論的優劣稍作比較，其次探討科斯經典論文中的法律經濟學內核，再次嘗試用不含數理分析的科斯原創性法律經濟學思想解析本人較為熟悉的典型公司糾紛，最后用結語將前述分析方法擴及當今社會熱點法律問題、甚至一般人類行為并結束全文。
二、法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方法論的簡單比較
法律經濟學的一大特色是將經濟學與法學勾連起來，開拓了法律解釋的一番新天地,甚至引起法學研究的一場革命,其根源在于經濟學方法論相較于法學方法論的獨到優勢。盡管上自馬歇爾?下至波斯納對此均有論述,?但仍有必要稍作比較以加深印象。
從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經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再到凱恩斯、后凱恩斯時代以來的現代經濟學,經濟學已經呈現出流派繁多、百花齊放、精彩紛呈的局面，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異軍突起，為法律經濟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相較于傳統法學在方法論上擁有統一語境及一以貫之的分析工具的劣勢，科學化已經得到舉世公認的經濟學,正是法律經濟學彰顯其帝國主義擴張本性的根本原因。對此，很多法律人也許并不同意，但確實是一個不爭的現實，法律人已經無法熟視無睹，唯有積極應對才是上策。撇開其他論證方法，我們只要隨手找幾本兩個學科的經典讀物作比較,就可見一斑。
龐德為享譽國際的著名法學家。他在《法理學》(第一卷)中將法學或者法理學歸納為：“有關通過法律或者借助法律達到社會控制目的的科學,詳言之，這是一門有關文明社會中以司法及行政機關對人類關系的規范裁決為手段對權益加以保護的科學?！雹芏牡つ崴箘诎５碌葎t認為,法理學的“工作”之一是提供法的認識論種關于法律領域的真正知識的可能性的理論。①前者僅是對英美判例法的描述，故并不周延，后者不能揭示“法的認識論”的特殊性。據此,我們無法窺見法學或者法理學的真實面貌，即它是干什么的，又能夠干什么?國內具有代表性的法理學教材的表述稍微清楚一點。如張文顯認為：‘法學是以法律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各種科學活動及其認識成果的總稱?！雹诟鸷榱x的解釋則是：“所謂法學，就是研究法律現象的知識體系,是以特定的概念、原理來探求法律問題之答案的學問?！?顯然，這樣的解釋仍然無法將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區分開來,不僅初學者不知所云，即使專業法律人士，恐怕也是不得要領。國內高校600多個法律院系大一開設的法理學課程，能夠聽懂的學生寥寥無幾，有的院系不得不將其移至高年級開設。
以民法解釋學為代表的法學方法論(包括法律邏輯學中的三段論)對于訓練法律人的思維意義重大，只是有時顯得過于機械,往往無法適應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解釋不了新的法律現象;發源于德國的利益法學派無疑對傳統的法律解釋學具有很好的補充作用，但難免有點抱殘守缺、捉襟見肘;近年譯介到國內的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和阿列克西的〈《去律論證理論》仍未從根本上改變上述局面;?日本的利益衡量論影響日廣，也是時勢所然。⑤后者在具體應用時，多少會接觸到經濟分析，但重點顯然不在用經濟學方法取代法學方法,且似乎與科斯理論毫無淵源，故難以入流即無法達到能夠用規范的經濟分析進行科學化表述的程度。舉例而言，涉及我國社會制度改革話題，經濟學界長期處在獨步天下的顯赫地位,法律人幾乎沒有多少話語權。法學學科優勢不及經濟學,進而出現經濟學界可能解釋所有法律現象、法律制度，而法律人無力侵入眾多經濟(學)領域的局面，或許是這一現象背后的一個深層原因。
經濟學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只要是正規的經濟學教科書,對于經濟學的定義均是簡單明了、通俗易懂的。在此僅舉近年譯介到國內的幾部:如羅伯特S平狄克、丹尼爾L魯賓菲爾德的〈微觀經濟學(第7版)》認為: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就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其進一步解釋道:在現代經濟中，消費者、個人和企業在配置稀缺資源時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和多種選擇。微觀經濟學描述消費者、個人和企業所面臨的權衡取舍(trade-ff),并且解釋這些取舍具體是怎樣做出的。⑥曼昆的〈宏觀經濟學(第5版)》將微觀經濟學定義為“關于家庭和企業如何作出決策以及這些決策者在市場上如何相互作用的研究。”其中心原理是最優化一他們在給定的目標和所面臨的約束條件的情況下盡其所能做得最好。⑦他在《經齊學原理一微觀經濟學分冊(第5版)》中，則更是將經濟學簡化為“研究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⑧另一部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即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的〈微觀經濟學(第19版)》對此稍作拓展:經濟學研究的是—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⑨諾獎得主貝克爾的解釋更為具體詳盡。根據他的觀點，經濟學定義廣為流傳:稀缺資源如何在各種可供選擇的目標之間進行分配。今天，經濟研究的領域業已囊括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經濟學的特點在于，它研究問題的本質，而不是該問題是否具有商業性或物質性。因此，凡是以多種用途為特征的資源稀缺情況下產生的資源分配與選擇問題,均可納入經濟學的范圍,均可以用經濟分析加以研究。經濟分析是一種統一的方法,適用于全部人類行為。我確信,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社會科學而成為一門學科關鍵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研究方法。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的綜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運用便構成了經濟分析的核心。①1988年出版的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則在借用羅賓斯有關經濟學定義(經濟學，就是對如何安排人類目標與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研究。)后，認為“這個定義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研究人類選擇的學科”。更進一步而言，由貝克爾歸納的經濟學本質一最大化其效用的理性選擇研究方法‘運用于分析動物行為就毫無問題”。
第4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發展現狀；未來展望
1.城市經濟學概述
1.1 城市經濟學的含義
城市經濟學是研究城市在生產、成長、城鄉融合的發展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及其規律的經濟學科。在現代社會，經濟價值的實現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城市經濟學的研究也從單純的經濟研究擴展到與經濟相關的其他領域中。發現城市產生、成長、城鄉融合的規律、探求城市經濟活動中各種生產關系，是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經濟學的意義
在生產力高速發展的今天，城市成為人類社會最主要的結構，城市發展的狀況不僅決定著人們的生活質量，還決定了城市環境中的個體發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探求城市發展的規律以及生產關系，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對引導城市的發展方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除此之外，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能夠評價和預測城市的“生命力”，能夠為我們選擇生活環境提供幫助；另外，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還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態發展中的自然與人類生活的關系，這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討人類生活與環境之間的互動的發展，就必須進行城市經濟學研究。
2.城市經濟學的發展現狀
2.1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城市經濟學于上世紀中期成為西方工業國家社會研究的重點學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區的劃分使城市經濟學開始對城市郊區化、都市化、城市發展的結構以及城市的區域特征進行研究；城市區域的不斷擴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規劃、對城市公共設施和城市環境建設進行研究也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到了20世紀晚期，我國開始對城市經濟學研究加以重視，除了以上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經濟學研究呈現出三個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斷增長，由于社會生產生活造成的污染成為人類生活中的巨大問題，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態的協調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其次，城市發展使人口流動加劇，進而引起城市就業、消費和人力資源利用等問題，這也是現代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最后，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國際都市的發展對比和競爭力研究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內容。
2.2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需要有嚴謹的研究方法作為指導，才能夠在研究過程中保證研究手段和研究結果的客觀性，才能夠使科學研究為真實生活提供指導和建議，城市經濟學也是如此。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總結為兩大類，一類是使用區位分析的方法，即對城市中的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例如對城市內部商業區的建設、居民住宅區的規劃、城市設施建設等進行研究，此類研究常用問卷調查、訪談、個案分析、對比分析等手段進行研究；另一類是從宏觀層面探討城市經濟問題，忽略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特點而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例如對城市人口發展的研究、生態問題的研究、資源利用的研究等，此類研究多應用各種元分析方法對研究目的進行探討。無論采用何種路徑和研究方法，城市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原則始終是：客觀、嚴謹、適用。
2.3 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論
我國城市經濟學研究發展至今，在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國國情的結論，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在宏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道路與城市圈進化問題，認為城市圈和城市發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這使得我國的道路建設一度成為城市發展中的重點內容；研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發現我國經濟結構發展的不均衡是導致城市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性是建設現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結論；探討城市化水平的測量問題，發現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測量的重要指標；在微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解釋城市經營管理中的問題，所得的結論包括不同城市區域的土地使用和經營管理權力劃分對城市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城市規劃應遵循藝術性和科學性的原則、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行城市生態重構、發展“城中村”等行為對城市發展的促進作用、城市建設規模失控、土地資源枯竭、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和加重企業負擔會影響城市的健康發展等。
2.4 城市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很多社會學領域都存在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脫節的問題，這也是城市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最主要問題。首先，城市經濟學理論研究始終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結論是基于當前城市發展狀況的，因此，當城市行政管理人員將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時候，研究結果對城市發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進作用，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的否定和忽視就此產生，這在城市經營當中尤為明顯。不恰當的城市經營觀也是城市經濟學應用中的弊端：有人將城市視為超企業的經濟實體，進行城市產業發展和建設發展的經營比比皆是；還有觀點認為城市經營就是經營城市者通過創造、提供有價值的城市產品以滿足城市消費者的需要和欲望，這成為城市經濟發展和文明發展的主線，這實際上是不符合城市經濟學研究結論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產生。
3.關于城市經濟學的未來展望
3.1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將進一步細化
追求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具有“預測”功能，能夠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起到指導作用，規避城市發展的風險，是目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的，這就意味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將進一步細化。除了繼續在目前的宏觀城市和微觀城市的研究路徑中繼續發展之外，探索文化發展與城市發展的內在機制，解釋城市發展、文化發展、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以后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內容。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風格不同，經濟發展狀態不一，城市發展歷程必然有區別，城市發展趨勢也不相同。無論是在宏觀城市經濟研究還是在圍觀城市研究領域，將城市經濟研究細化到探討文化元素方面，將對預測城市發展以及為城市發展提供預測性建議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創新
采用問卷調查、實際訪談等方法進行微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采用對比研究、文獻分析等方法進行宏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僅能滿足目前的城市經濟學研究要求，在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研究方法的創新是十分必要的。為了使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進行跟蹤調查、進行不同年代的城市發展總相比對研究、探求城市發展的共性，進行空間上的橫向對比研究，是模擬化的“實驗研究”方法，這能夠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預測性的研究結果。另外，在城市內部的不同區域進行對比性的實驗研究也成為可能、進行試點性的城市發展行為研究成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這些創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夠為城市經濟學研究提供動力。
3.3 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作用范圍更廣
現代城市發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影響，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僅使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手段更加先進、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結果的作用范圍更加廣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針對一個城市的發展研究結果會很快被其他國家和城市經營者接收到，比對當下城市發展的狀態，并采用其他國家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繼續完善城市發展和建設的手段，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國公司已經成為當前大多數城市的經濟發展動力之一，這使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從單純的“對政府經營城市提供幫助”逐漸發展為“為相關經濟體的發展提供幫助”，跨國公司和連鎖企業的發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這也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作用范圍擴大的表現。
3.4 城市經濟學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經濟學發展對城市發展、社會文化發展、經濟發展乃至自然生態發展的重要影響，使世界各國和各級政府更加重視對城市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建設。我國確定城市經濟學的二級學科地位，允許全國各高等院校設立城市經濟、城市管理等本科專業、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在條件具備的大學和城市，設立城市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將城市經濟學的學科重點基地建設納入教育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設規劃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經濟學研究的表現，隨著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不斷發展，政府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投入將不斷增多，城市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將逐漸由邊緣學科向學術研究的中心靠近。
結語
綜上所述，城市經濟學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城市經濟學研究在內容、方法上都在不斷發展，即使城市經濟學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研究結論已經為我國城市發展起到幫助，除了城市經濟學本身的不斷發展進步之外，政府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支持，終將使城市經濟學發展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核心內容，城市經濟學研究也將為我國乃至全球城市發展起到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第5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信息經濟；網絡信息經濟；網絡信息資源管理
一、信息經濟與網絡經濟
在經濟理論中，信息是一種公共產品。申農把信息定義為不確定性的減少，這便是信息經濟學的起點。而作為網絡經濟的起點，計算機網絡是以能夠相互共享資源的方式互聯起來的計算機系統的集合。
信息經濟是以高技術為物質基礎，信息產業起主導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識、智力的一種新型經濟。對于網絡經濟的含義分為兩類：第一類認為網絡產業即為網絡經濟，網絡經濟就是以計算機網絡為核心的信息產業群；第二類認為網絡經濟包括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在內的一個總體經濟的概念。二者都是對新經濟形態的描述，表達的對象是一致的，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和強調的重點有區別，信息經濟強調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在經濟中的重要性，而網絡經濟強調信息及其技術與經濟的網絡化特征和效應。
二、網絡經濟的內涵
從經濟形態和規律角度來看，網絡經濟是一種新經濟形態。作為信息經濟的產物，與傳統物質經濟不同，網絡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基礎經濟形態和結構。網絡經濟更關心信息商品、版本劃分、網絡效應、路徑依賴、鎖定、正反饋、電子版權、競爭與合作、信息政策等這些在傳統經濟領域和信息經濟初期沒有的新事物、新規律。
從產業經濟的發展變化來看，網絡經濟的主體是網絡及其相關產業。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CREC）1999年的研究報告把以因特網為核心的網絡經濟分作：網絡基礎結構層（Internet Infrastructure）、應用基礎結構層（Internet Applications Infrastructure）、網絡中介服務層（Internet Intermediary）、互聯網商務應用層（Internet Commerce），每一個層次都有其代表產業和公司。
從商業模型的角度來看，網絡經濟促生了電子商務和虛擬市場。一般來說，電子商務就是指計算機與電子網絡基礎上，利用現代電子設備和軟件實現商業交換和業務管理的全過程。虛擬市場是伴隨著因特網和電子商務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市場環境，是網絡環境的產物。在虛擬市場中既有對現實市場的模擬，又有全新的交易規則和交易體驗。根據梅特卡夫原則，因特網的價值會隨著用戶的增加而呈平方級的增加，所以網絡經濟對社會實際的經營活動影響潛力不可估量。
三、網絡經濟對經濟理論的影響
網絡經濟對經濟理論的影響源于網絡改變了社會信息交流的模式，進而改變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的運動規律。在這些改變中，較明顯的有2個方面。
（一）挑戰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工業社會中，邊際收益遞減是普遍的經濟規律在網絡經濟中邊際收益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顯現出遞增趨勢，這種特征來源于信息的共享性和信息產品與信息服務消費的非競爭性。網絡經濟的主要產品是信息產品，它可以零邊際成本大量復制生產，而每一份信息產品的價值并不因此而降低，從而在信息產品生產領域，網絡經濟表現出強烈的邊際收益遞增特性。
（二）對市場均衡、壟斷等產生重大的影響。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有著特殊的成本結構：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產出規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在網絡經濟中，供求難以均衡或即使均衡也不穩定的特點不僅使市場充滿了不穩定性和風險，也增加了確定信息產品和服務價格的難度，產品的價格更多地由市場的需求曲線和市場結構所決定。
四、國內外網絡經濟學學科發展綜述
國外網絡經濟學研究起步早，并且已經取得了許多階段性成果。謝伊提到網絡經濟產品區別于傳統經濟產品的四個重要特征：互補性、兼容性和標準；消費外部性；轉移成本與鎖定；生產的顯著規模經濟性。他以博弈論為分析工具，按產業類別講述了軟件產業、硬件產業、電話、廣播、信息市場及其它網絡產業。
國內學者將網絡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進行了比較。紀玉山等指出網絡經濟是一種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不會改變和取論經濟學揭示經濟本質的規律，但在經濟現象形態上會拓展應用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周朝民針對網絡經濟這一新興現象進行理論探討。他認為網絡經濟學較之傳統經濟學，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有其獨特的理論基礎。黃宗捷等（2001）介紹了網絡經濟和網絡經濟學、網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網絡經濟與傳統產業的關系、電子商務、網絡經濟的十大瓶頸等。濮小金、司志剛介紹了網絡經濟的概念、特征、基本理論，網絡產品生產、營銷、網絡壟斷和競爭，網絡經濟對社會的影響及網絡安全問題等。
五、存在問題
沒有將網絡經濟學與網絡實務區分開來，大部分學者的著作內容有關網絡實務，不講隱藏在網絡經濟背后的經濟規律和原理，網絡經濟學學科內容與名字相去甚遠。
已有的研究是零散的，沒有系統化。個別教材或教學也講了網絡經濟學原理，但宏觀的多，微觀的少，不系統、不完整。宏觀知識多，微觀知識少，并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和概念體系，也不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我們應把與相關學科交混、粘結在一起的網絡經濟學從這些學科中剝離出來，確定網絡經濟學獨特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方法和理論框架應該是進一步研究的方向。針對國內外網絡經濟學教材偏重實務、很少講原理的現象，國內外學者應抽出隱藏于網絡經濟背后的規律、定理和原理。研究中要更側重于微觀，并且重點應放在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微觀經濟學未探討或未做深入探討的問題上面，對網絡經濟產品的特征進行詳細論述。網絡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內容、定理、規律等，是不可能在短期內規范出來的，需要在長期的實踐和學術爭鳴中形成。因此十分有必要介紹解釋網絡經濟現象的不同觀點。
參考文獻
第6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F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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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一、西方經濟學教學面臨的問題
首先，教學管理制度機械、僵化。當前各高校在教學管理方面，普遍追求模式化、齊一化、量化式管理模式。不論是對教學計劃的制訂、設計，教學過程的監督，還是對教學質量的評價等等，廣大教師都被排除在外，成為被動的行政命令的執行者。體現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上，即教師受學校制定的教學大綱和考試標準的限制，授課時只能照本宣科，滿堂灌，考試時，由于教學覆蓋面的要求，只能是面面俱到，缺乏特色。學生學習過程也只能是死記硬背，不求甚解。這種只注重完成教學和考核任務而不顧教學質量的應試型教學模式，是當前高校機械式管理模式的直接結果。
其次，教學方式陳舊、呆板，難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由于西方經濟學理論多是通過比較抽象的理論模型和數學推導來加以論證，加之受課時和教學考核要求填鴨式的灌的限制，導致許多教師都采用傳統的教學方式進行授課，著重理論闡述，不能也沒時間和精力聯系實際和補充課外的信息。特別是這種教學方式忽視了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教師與學生之間缺乏思想交流，從而使原本應該是師生互動、教學相長的課堂，變成了教師的獨角戲，由于不注重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教師即使把有關理論解釋得再細致，公式推導得再熟練，也達不到好的教學效果，學生聽得滿頭霧水。在這種教學模式下，學生除了會死記硬背一些知識性的概念和紙上談兵外，別無所長。
第三，理論脫離實際，教學缺乏針對性。
經濟學理論是來自于生活并指導生活的理論。當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使用的教材，其內容是以西方國家的具體經濟體制和具體經濟實例為依據的，研究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書上講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會的經濟現象，而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許多經濟現象不同于西方社會，也不能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因此，這就要求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將經濟學的一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緊密結合，有的放矢地闡述經濟學理論。但在實際教學中，一些教師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缺乏研究，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新模式、新思想把握不透，不能緊密聯系實際闡發經濟學原理，導致理論與社會現實相脫節，教學缺乏針對性。以致學生學習了經濟學的課程之后，談起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經濟體制運行方式頭頭是道，論起中國的經濟運行機制，則茫然不知所措。
二、改進和提高西方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基本思路
首先，改革僵化的教學管理模式，實施管理創新。
當前，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以集權制、行政命令式和強制性的教學管理模式，已經成為高校推進教學改革深化的重大阻礙，因此，突破舊的管理模式，實施管理創新，是改進和提高高校教學質量的首要選擇。具體說來，就是要使教學管理者從傳統的大權獨攬轉變為加強引導和服務，將教學管理權下放到院系，充分發揮一線的教學管理人員、教師和學生的教學管理積極性，促進教學管理的良性和高效運行。同時，應依據不同專業、不同學科的自身特點，有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教學計劃。就西方經濟學教學來看，應允許教師針對不同專業、不同學生，因材施教，在保持必要的統一性的前提下，注重教學的個J哇化要求，這樣才有利于學生的綜合素質的提高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其次，改進教學方法和手段，實行多樣化教學。
授課方式僵化，教學手段單一，是當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主要弊端，也是學生反映強烈的問題。為此，必須通過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創新，提高學生對西方經濟學課程的學習積極性和認可度。具體的教改方式可以通過情景化教學、研討式教學、多媒體運用等多種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特別是在網絡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教師要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加強與學生的交流，及時解答學生的疑問?？梢赃\用QQ群、博客和微信等網絡工具，直接進行網上答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網絡來安排作業，學生可以用電子郵件回答教師的問題。運用這些信息手段，可以強化學生的科學思維和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增強學生對理論問題的理解和把握程度。
第三，強化師資隊伍建設，提高教師授課水平。
改進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的關鍵在于提高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當前，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的中青年教師，多是在應試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知識型人才，他們從校門到校門，理論功底扎實，但社會經驗缺乏，不善于把理論問題和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在理論聯系實際方面顯示出完全的不適應性，照本宣科成了他們教書的主要方式。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他們運用中國經濟實例闡述西方經濟學基本原理的能力。同時，要注重教師課堂語言的使用技巧訓練，使其在教學過程中能熟練運用經濟學的生活語言，營造趣味昂然的課堂氛圍。要善于用生活的語言闡釋經濟學道理，并能熟練地將生活語言和經濟語言進行比較和轉換，使學生們從生活中品味經濟學，這樣可使抽象的經濟學概念變得比較形象、直觀，易于學生理解，獲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三、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實踐路徑
首先，教學內容的改革。
對于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學生而言，西方經濟學從最基本的層面闡述在理想狀態下的經濟學理論，使學生在思考過程中形成考慮經濟問題的思維模式。因此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應結合不同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特色教學，對課程的教學區分、側重知識點，有針對性地應用于不同專業課，與專業課核心知識銜接起來。
國際貿易專業應主要注重宏觀經濟部分，對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而言，在西方經濟學理論教導方面，重點側重宏觀經濟的知識教導和應用，著重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尤其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內外經濟波動和國際間貿易的影響;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包括的理論內容、措施實施等。使學生在宏觀經濟政策下有一個直觀的了解和把握，并能在現實經濟中趨利避損。
財政學專業應著重向學生介紹微觀經濟學中的企業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市場理論及宏觀經濟學部分的宏觀經濟政策等等內容，并為學習其他專業課奠定基礎。
金融學專業的教學內容的重心放在國民收入核算理論、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分析及政策內容、通貨膨脹理論及經濟增長理論上。一方面為其他相關專業課程的學習奠定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掌握這些知識使學生能夠獨立地對經濟形勢的變化做出正確的判斷，以適應將來復雜的經濟社會。
會計和財務管理專業應著重講授微觀經濟學中的均衡價格理論、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市場理論和要素理論，使學生能夠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學到足夠的基礎理論，并使二者有機地結合，真正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面對未來復雜的工作環境。
工商管理專業應重點講授與管理經濟學相關的內容，尤其是其中的需求理論、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市場結構和戰略理論、博弈論等，使學生掌握一定的經濟理論基礎知識，具備一定的自學能力、知識更新能力、信息獲取能力和創新能力，以適應未來不同的工作。
其次，注重互動教學，提高學生的理論興趣。
為了達到高效教學的目的，在教學過程中使學生被經濟學的魅力吸引，應改變以往以教師為中心，代之以從學生學習的主體出發，確定教學方式。教師可根據學生特點，對一些重要章節采取討論式教學。教師可列出討論綱要發給學生，讓學生廣泛收集資料，要求學生進行小組資料準備、觀點交流，提出疑難問題最后共同探討。這種教學方式的優點是，學校真正把課堂還給了學生，體現了學生的主體地位，教師作為教學的引導者，幫助學生答疑解惑，提高其理論水平。這樣的學習方式能夠使他們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明顯增強，思考問題的深度增加，語言表達更為流暢，達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教學效果。
第三，本著夠用、管用、適用的原則，合理選用教材。
第8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產權革命;放松管制革命;貨幣主義革命;理性預期革命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示碼:A
芝加哥學派是指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為主體并因此而得名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羅伯特?盧卡斯和加里?貝克爾等。
自從馬歇爾時代以來,經濟思想的許多重要發展刺激了經濟中更多的政府干預,或者至少將更多的政府干預合理化。庇古稅思想、張伯倫-羅賓遜的壟斷競爭模型和梅森-貝恩的SCP分析范式,以及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主張迅速被主流吸收,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新正統。但20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事實使人們對新經濟學正統的幾個方面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革命在此背景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革命實質上是通過重建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來反擊政府的“有形之手”,即通過市場方法在微觀領域解決由外部性、壟斷引起的市場失靈問題,在宏觀領域解決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并存的“滯脹”問題,從根本上反對上述政府干預經濟的推理思路。
一、微觀領域的經濟學革命
1、科斯的產權革命。庇古提出了解決由外部性導致市場失靈的傳統觀點:建立強制約束的排污標準(即庇古稅制度)。庇古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思路是:在受害者有權力不受污染、制度安排上存在良好的法律制度使受害者有權向污染者索賠的前提下,政府通過向污染者征收一筆稅讓他承擔(至少部分承擔)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的差額費用,從而使污染者的私人成本接近社會成本,重新恢復個人效用最大化決策的社會最優性質。概括來說,庇古稅的思想基礎就是“誰污染,誰付費”。
庇古的外部性思想暗含著政府能夠通過選擇性稅收改善資源的配置?？扑箤Ρ庸抨P于外部性在本質上是單向性的假定提出了挑戰。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認為庇古稅沒有考慮到外部性的相互性質,并且庇古稅又蘊含交易成本為零的假定,而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外部性問題可以通過當事人的私下協商來解決,并能實現最優的結果,從而不需要政府強制性的排污標準。因此,“誰污染,誰付費”的政策是無用的,也是無效率的,它只會使社會污染越來越嚴重。通過分析一個空氣污染的例子,科斯提供了解決外部性的一般思路,斯蒂格勒稱其為科斯定理?？扑苟ɡ淼暮诵囊娊馐窃谝粋€談判成本為零的世界中,法律上的權力無論指定給哪一方都是無所謂的,無論是廠商還是消費者,所有空氣都將存在一個確定的均衡產量水平和與之相應的污染水平?？扑拐撟C,如果司法體系做出適當的權利分配(即分配給相對于外部性的低成本的一方),市場力量和刺激也許足夠產生對于外部性問題的有效率的解決方案。
如果在某種特定情況下,交易成本或定義與實施一種所有權體系的成本巨大,結果將怎樣?在這種情況下,一系列的解決辦法可以并且已經在嘗試。這些辦法包括對外部性實行稅收或補貼(如庇古稅或庇古補貼),政府向污染企業出售“污染權”(這在理論上能使污染者將污染減少到最優水平),或通過要求廠商安裝某種類型的控制污染設備和其他設施對廠商簡單地實行直接管制。由于這些解決辦法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政治過程,故而它們沒有一個可能是最優的。有時,簡單地撇開不完全的市場解決辦法可以取得由各種不完全的解決辦法相結合形成的最好解。在所有各種情況下,科斯定理都為分析外部性問題樹立了一個里程碑。
2、斯蒂格勒的放松管制革命。哈佛學派是最早出現的產業組織理論派別,其代表人物貝恩以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為基礎,采用實證截面的分析方法推導出了企業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存在一種單向的因果聯系,即集中度的高低決定了企業的市場行為方式,而企業的市場行為方式又決定了企業市場績效的好壞。這便是產業組織理論特有的“結構―行為―績效”(SCP)分析范式。按照這一分析范式,行業集中度高的企業總是傾向于提高價格、設置障礙,以便謀取壟斷利潤,阻礙技術進步,造成資源的非效率配置。為此,要想獲得理想的市場績效,最重要的是要通過公共政策來調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場結構,限制壟斷力量的發展,保持市場適度競爭。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經濟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趨于下降,經濟中出現了“滯脹”現象,以斯蒂格勒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將導致經濟不景氣的主要原因歸咎于哈佛學派所主張的強硬的反壟斷政策。芝加哥學派對哈佛學派的批評主要包括五個方面:(1)認為壟斷競爭理論中關于下降的需求曲線的分析在理論上不準確,因為如果說相互競爭的企業生產的產品是“相近的替代品”或“有差別的產品”的話,就意味著各個企業的平均成本是不一致的,它們的需求曲線的傾斜度也必將因替代程度的不同而不一致,但張伯倫卻假設競爭企業的單位成本相同,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2)認為張伯倫引入“有差別的產品”這一概念,混淆了“產業”和“市場”的劃分界限,使“產業”的范圍變得無法定義;(3)認為壟斷競爭理論將企業規模的擴大與壟斷勢力的提高視為等同是不對的,因為企業規模的擴大和集中度的提高完全可能是由技術因素或規模經濟的內在要求決定的,并不單純是為了獲取壟斷利潤;(4)認為哈佛學派提出的SCP范式過于簡單武斷,事實上企業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絕非是一種簡單的、有其一必有其二的單向因果關系,而是雙向的、相互影響的多重關系;(5)認為哈佛學派只是對政府管制的方法和手段提出建議,而并未對政府管制的實際效果、政府管制的動機和成本等問題作系統研究。這種將政府政策看成是影響經濟活動外生變量的方法會忽視“政府失靈”的現象,因為政府管制政策是受行業集團的利益影響而形成的,而這些管制政策又反過來影響著行業的經濟活動。因此,政府管制應當是影響經濟活動的內生變量,這意味著政府也會失敗。
基于上述幾方面的認識,以斯蒂格勒為首的芝加哥學派提出產業組織問題還是應該通過完全競爭理論而不是壟斷競爭理論來加以說明:一方面對于企業規模而言,他們用“規模經濟”理論來為企業規模的擴大進行解釋,認為由于企業的規模經濟范圍是隨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逐漸擴大的,因此企業規模的擴大不僅不會損害資源配置的效率,反而會因平均成本的下降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他們認為,只要企業規模的擴大與技術水平提高的要求相一致,就是自然的和合理的,政府不應該加以干預和管制;另一方面對于市場集中度而言,他們則用“可競爭市場理論”來加以說明,認為只要潛在競爭者在進入和退出市場方面是完全無障礙的,市場上現有的廠商――不論是僅有一家企業還是有許多活躍的廠商,就總面臨來自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壓力,而為了避免引來更多的競爭者,原有企業的定價和產量選擇將總是被迫處于一種“無顯著超額利潤的均衡約束下”。由此,并不像哈佛學派所言的那樣,大廠商可以任意確定價格,獲取高額壟斷利潤。“規模經濟理論”和“可競爭市場理論”說明,企業規模的擴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著壟斷程度的提高和競爭程度的下降。在上述兩方面分析的基礎上,芝加哥學派提出不能以規模的大小和集中度的高低來判斷企業的壟斷性,不應該毫無區別地對大企業實行強硬管制,主張應將企業績效的好壞作為判斷標準,放松對大企業的不必要管制。芝加哥學派放松管制的政策主張極大地影響了同時期美國的產業組織政策。
二、宏觀領域的經濟學革命
1、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革命。20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被西方各國政府奉為是擺脫經濟蕭條和刺激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凱恩斯學派的最顯著特征是:堅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是居首位的,甚至說“貨幣無關緊要”;進而指出,如果政府當局以相機抉擇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某些簡單規則的約束來運用政策工具的話,就可能得到更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然而,凱恩斯主義不能解釋自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的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并存的“滯脹”現象,在此背景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革命應運而生。
弗里德曼能夠成功地瓦解凱恩斯主義的前提是他為自己的理論發掘了縝密的經驗證據。弗里德曼在他早期的學術研究中致力于技術性的學術研究工作,特別是,他用數學分析方法支持他的理論,對凱恩斯主義模型和貨幣數量論進行經驗檢驗。奧地利學派的經歷已經證明,純理論,無論多么睿智與復雜的邏輯,也不足以撼動凱恩斯的一統天下的局勢。因此,需要可靠的數據、數量分析和復雜的數學技術檢驗經濟學的各種理論,才能區分經濟學的良莠。弗里德曼從西蒙?庫茲涅茨、衛斯理?米切爾以及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其他名人們那里學到了這個道理。
弗里德曼通過四部策略機智地廢黜了凱恩斯主義:(1)提出永久收入假說來否定絕對收入理論。弗里德曼闡明了凱恩斯的消費函數與歷史事實不吻合。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夠帶來充分就業,是凱恩斯消費函數的重要內涵。凱恩斯認為,居民的消費支出與居民的現期收入之間存在著短期穩定的關系。按照凱恩斯的模型,政府支出通過乘數效應可以增加家庭收入(進而增加消費支出)。但是,弗里德曼基于美國家庭的消費數據,看到家庭是根據長期的、永久性收入的變化來調節消費支出的,而絲毫不去關注轉移支付的特征。因此,凱恩斯的消費函數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政府支出通過乘數效應的影響比預期要小得多。(2)復活費雪方程來重新闡述貨幣數量論。由于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有效破壞,貨幣數量論在當時已被拋棄。他們的中心論點是:貨幣需求和名義收入之間不是一種比例關系(在方程式Md=kPY中,“劍橋學派的k值”不是不變量,而是受利率水平影響的可變量)。弗里德曼在重新論述貨幣數量論時,把凱恩斯的批評列舉出來,用這種簡單的辦法恢復了貨幣數量論的可接受性。弗里德曼從根本上把貨幣數量論作為一種貨幣需求理論,換言之,作為一種k的決定因素的理論重新定義。弗里德曼進而再次借助費雪的資本理論導出一種(假定為貨幣數量論的)貨幣需求分析,這種分析把貨幣需求決定置于一系列更廣闊的選擇關系中,它不僅包括債券收益(如在原來的凱恩斯流動偏好函數中),也包括股票、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以及預期通貨膨脹率,因而比凱恩斯原來的假設更為成熟。(3)引入“自然失業率”概念來反對菲利普斯曲線。凱恩斯主義者利用穩定地向下傾斜的菲利普斯曲線來為靈活的財政政策提供依據。對他們來說,如果通貨膨脹意味著低失業率,那么它是可以容忍的。一種“輕微的通貨膨脹”不會有害,相反還會大有益處。弗里德曼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在通貨膨脹與失業間只有短期的替代關系,不存在長期的替代關系?！币虼?任何把失業率降低到“自然失業率”以下的努力都必將導致加速通貨膨脹。而且,“降低失業率的惟一方式是通過不可預期的通貨膨脹”,這很難實現。弗里德曼得出結論,通貨膨脹的加速最終將帶來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失業率。因此,通過擴張的政府政策來減少失業的努力在長期中被公眾預期到后,只會事與愿違。到20世紀七十年代晚期,通貨膨脹與失業共同上升,使菲利普斯曲線無法識別,這一事實證明弗里德曼是正確的。(4)使用單一規則取代相機抉擇。凱恩斯主義者指出,相機性的貨幣政策用以阻止貨幣流通速度的非穩定變化是重要的。弗里德曼反對這種提法,他和安娜?J?施瓦茨根據多年的統計資料證實了貨幣流通速度在長期中是穩定的。因此,弗里德曼建議聯邦儲備局應遵循按照每年3%～5%的比率逐月地增加貨幣存量的規則。在弗里德曼看來,這個幅度的增長率是與美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及與此相連的物價穩定相一致的。弗里德曼在倡導用“規則取代權威”時,曾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聯邦儲備局過去的表現不能說不像是一個正在學習駕駛汽車的緊張不安的十幾歲少年。當踩到加速器上時(即增加貨幣存量),我們這位初學者經常給油門加得過大;而當踩剎車時(減少貨幣存量),他又常常剎得過急。與沿著一條經濟增長路線平穩地行進相反,經濟面臨著間歇式的運動――通貨膨脹或者蕭條,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使個人受到傷害。
弗里德曼在他的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寫道:“那只看不見的手對進步的有效作用大于那只看得見的手對退化的作用”,由此可見,他是亞當?斯密“無形之手”信仰的捍衛者。弗里德曼通過恢復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成功地發起了一場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
2、盧卡斯的理性預期革命。如果說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革命瓦解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信條,那么真正動搖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大廈根基的則是盧卡斯的理性預期革命。理性預期革命形成的理論派別被薩金特稱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從理論到政策全面地批判凱恩斯主義,它幾乎對凱恩斯主義這一清單上的每一個項目都提出了反對意見。
理性預期革命就其本質而言,是用現代數學工具“復活”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這從兩方面可以體現:(1)全盤接受新古典經濟學的前提假定,例如:理性人假定、市場出清假定。其“新”的特色是理性預期假定。盧卡斯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前提假定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徹底拋棄。其原因如下:一是凱恩斯經濟學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這就同微觀經濟學中關于理性人最大化原則相矛盾;二是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這就失去了一致性;三是凱恩斯模型的關鍵取決于名義工資剛性的假設,而這種假設是武斷的;四是凱恩斯雖然也反復講到預期,但是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并且是隨機的,難以用理性加以解釋。適應性預期的缺點在于:只是匯集了被預期變量的過去值,忽略了與所測變量高度相關的同時期的各種信息,存在著信息的浪費。這種預期同微觀經濟學是矛盾的。按照微觀經濟學的假設,追求最大化的經濟人是理性人,會以最經濟的方式來獲得關于經濟變量未來變動的所有信息來預測未來,而不是樸素地根據過去推測未來;(2)始終如一的政策無效觀。在政策分析中,試圖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證明政策的無效性。盧卡斯的貨幣經濟周期理論和薩金特、華萊士的貨幣中性定理都試圖證明貨幣政策的無效性,而巴羅通過對“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復活證明了財政政策也無效,政府于事無補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不過多地卷入經濟是最好不過的了。
理性預期革命(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在抨擊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聲望,引導了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的潮流,破除了凱恩斯主義處方可以祛除西方經濟百病的神化。
三、結束語
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革命為芝加哥學派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使芝加哥學派成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典型代表。芝加哥學派經濟學革命的理論成果絕大部分被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所吸收: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已包括對自然失業率、理性預期、長期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線和短期總供給與長期總供給的討論;關于外部性的科斯定理是公共財政和環境經濟學教科書予以論述的內容;而放松管制政策是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重點章節。
芝加哥學派通過立足學術界,積極發展市場理論,用強大的經驗事實支持模型,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他們的立場和觀點的正確性。目前,從著名期刊的引用情況和最高級學術獎項的獲得情況來看,芝加哥學派對經濟思想和原理占據了統治地位。正如喬治?斯蒂格勒所說:“芝加哥學派是導致美國經濟學研究繁盛起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應該是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主要參考文獻:
[1]K?卡什伯特遜.新劍橋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學派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爭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2]小羅伯特?B?埃克倫德、羅伯特?F?赫伯特.經濟理論和方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米爾頓?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2006.
第9篇：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
(一)邏輯體系嚴密
我國高校經濟學教學的核心基礎課程以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為主干。微觀經濟學是從個體的公理性假設出發,對所研究的問題和給定的條件有明確的定義,從前提到結論之間的推論合乎嚴格的形式邏輯規范,以揭示經濟個體的行為規律為其核心要義。宏觀經濟學則側重于對總體行為進行考察,同樣以理性主義的假定為前提,提示總體行為的規律。[1]
(二)數學模型眾多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數學模型越來越廣泛地被應用于經濟學問題的分析之中。借助嚴謹的數學模型,可對經濟現象進行更精確細致的數學推理和精確描述,從而有助于分析者更好地理解各經濟學變量的內在關系。在經濟學的研究中,常借助數學工具邏輯上的抽象推理特點,運用眾多的數學公式和數學模型演繹各種經濟行為,如一般均衡論、線性規劃、投入產出分析、博弈論、模糊數學和非線性科學領域的諸多模型在經濟學研究中均得到了廣泛運用。
(三)分析方法多樣
在經濟學中,分析問題的方法是多樣的,主要有: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方法;長期與短期分析方法;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方法;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借助靈活多樣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把握經濟學的相關定義、理論假設和原理。
(四)理論思維抽象
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目的是基于觀察大量的經濟現象,通過建立假設前提條件,剔除一些可以排除的因素和現象,剩下“內核”,然后建立一個理論分析框架。[2]而要提煉、歸納經濟學理論就需要通過抽象的思維。同時,經濟理論的提出、分析亦離不開嚴謹的數學模型,從而使得理論思維抽象成為經濟學教學的一大特點。
二、公共管理類專業本科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經濟學課程作為高校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基礎課程之一,其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認可。然而,經濟學課程的概念、原理和特征往往比較抽象,對于學習者而言常常會造成晦澀難懂的印象。鑒于我國高校經濟學課程的特點,結合教學實踐,筆者將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三個方面剖析公共管理類專業本科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教學內容
經濟學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在教學過程中經常出現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教師授課的時候,常常是注重若干重要的理論的講解,而忽視如何促進學生利用經濟理論去分析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教學內容常常滯后于經濟現實,往往停留在理論本身,學院氣息很濃,易于造成與現實世界的隔膜,缺乏足夠的實用性和現實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降低了教學實際效果。[1]經濟學教材中的理論主要是以西方國家為研究對象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與我國國情和歷史背景差別較大,如何與我國現實情形相結合,幫助學生理解中國發展中出現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這是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該注意的關鍵性問題。
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對人文知識較為熟悉,對定性分析比較感興趣,偏重于感性認識。在學習經濟學課程時,對于經濟學家的生平、淵源等項內容,學生比較感興趣,但對邏輯推導、圖表、公式、數學證明等內容則難以接受。對數學基礎比較薄弱的公共管理類專業學生而言,如遇教師在授課時強調理論模型的數學推導過程,則往往如墜入云里霧里,對于所學的知識難以理解和掌握,進而對經濟學學習產生畏懼心理,更不用提用經濟學思想去分析和解讀現實中的經濟問題了。
(二)教學方法
傳統的經濟學教學模式是教師為主,學生為輔,這樣很容易造成教師為完成課時任務,采用滿堂灌式教學方式。老師作為“演講者”,處于中心位置,講課時間居多;學生只能被動聽講,記筆記,處于被動、機械式的學習狀態,難以形成師生互動的課堂氣氛,影響課堂教學質量和效果。另外,經濟學課程本身與嚴謹的數學模型聯系緊密,定量分析相對較多,這種滿堂灌式的教學方式,容易造成課堂教學沉悶枯燥,使學生失去興趣,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學生只能通過死記硬背的方式記住知識點和數學模型,孤立掌握一些經濟學原理,不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觀察歸納能力、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
(三)考核方式
目前經濟學課程的考核方式比較單一,一般是由期末考試成績和平時成績組成。平時成績一般是由課堂出勤率和平時作業成績組成,所占比重較低。占較高比重的期末考試成績一般采用標準試卷閉卷考試的方式,側重考核學生對經濟學理論知識掌握情況,忽視學生分析、解釋現實經濟問題能力的考察,這樣很容易造成“考前突擊”的現象。一些學生平時不上課或者不做作業,考前臨時抱佛腳,突擊看書、看課件、甚至背習題,只要及格就行,從而易導致教學質量低下、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薄弱,“高分低能”的現象較為普遍。
三、公共管理專業經濟學本科教學的創新思路
公共管理專業本科經濟學教學的主要目標是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學思想和理論觀察、分析乃至解決現實經濟問題,提升學生知識積累、運用的綜合能力。鑒于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筆者認為在教學內容上應理論聯系實際,體現公共管理的特點;教學方法可采用提問式教學、案例教學和互動式教學;考核方式可以靈活多樣,科學準確地評價學生們的學習情況,以達到促進學生學以致用的理想目標。
(一)教學內容創新
教師在課堂上要結合經濟發展現實有重點地補充介紹當前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前沿問題,如實驗經濟學、博弈論的最新進展等。在各部分理論的講授過程中,要側重其在實際中的應用,引導學生運用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3]如講到經濟政策中的貨幣政策部分時,可以結合我國近期對于銀行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繁調整加以解釋,使課堂上的理論講解更為貼近現實。
對公共管理類專業本科教學而言,經濟學課程的內容設置應該在保持其基本內容體系的基礎上,體現公共管理的特色,適當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規制、公共產品供給、公共資產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可以側重于闡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臺的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產業等各類經濟政策,加大對價格理論、效用理論以及國有資產管理與區域經濟政策理論等的解釋力度,促進學生深刻理解其內涵和原理,能運用其靈活分析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和現象。這樣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也有利于學生后續專業課程的學習。同時在設置課程內容體系時,要考慮到公共管理類學生大多人文知識豐富、數學基礎較弱的特點,在授課時可以對模型較多的章節有針對性地加以合理調整,盡可能采用文字和圖形對理論內容加以輔助講解,以便于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關學習內容。
(二)教學方法創新
1.提問式教學
可以采用提問式方法來教授經濟學課程,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其參與到授課過程之中,而非機械地被動式學習。課前提問,一方面可以使學生帶著問題投入到課堂學習中,另一方面可以促進學生復習上次課的知識點,有利于學生更為牢靠地掌握相關知識點;課中提問,對新知識內容進行討論,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新性思維,活躍課堂氣氛。在講授過程中可適當注重語言的生動性,如在講解信息不對稱理論之前,可以通過“從南京到北京,買者沒有賣者精(明)”等詼諧語言的運用,引導學生思考信息不對稱發生的原因,體會其包含的經濟涵義。
2.案例教學
通過案例教學與理論教學相結合,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學生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認識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采用以教師為主的案例教學,先講解理論知識,然后再舉出實際案例進行分析,通過課堂討論使學生加深對相關知識點的掌握;也可以在講解新知識點的過程中穿插、結合案例,讓學生明白知識點的運用。[4]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以學生為主的案例討論教學,通過分組討論、組間辯論等形式,通過討論得出結論。在案例討論結束后,可作適當總結。總結時可指出學生的優點和其討論過程及所得結論的可圈點之處,同時亦應著重剖析其欠深入、不夠確切的地方。
案例要進行精選,有時代性,分析過程及擬實現的目標要有系統方案,案例要反映最新的理論發展和實際應用,給學生提供一個廣闊的學習空間,突出經濟學的學科實用價值。[5]可以讓學生討論經典的經濟學案例,如效用論涉及的“鉆石和水”、外部性涉及的“蜜蜂和果園”等。同時,教師也可以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設計相應的教學案例,如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中所折射出的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變、凱恩斯學派對我國經濟政策制訂的影響、大學生就業與我國就業及社會保障政策的關系、新制度經濟學及產權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影響等。
3.互動式教學
傳統的教學采用的是“滿堂灌”方式,學生與老師的互動機會少?；邮浇虒W方法,則是在轉變傳統教學理念的前提下,在老師與學生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達到教學相長、共同提高與進步的目的。[6]教師可以在每次課結束時,提前告知學生下次課要學習的內容,留下相應的問題讓同學們預習。在下次課課堂上可以與學生共同探討,針對學生預習遇到的問題,教師可以在授課時進行講解。如講到需求彈性的時候,可以問學生“谷賤傷農”的經濟含義。
(三)考核方式創新
改變當前單一的期末考核方式,除了平時作業成績、出勤率和期末考試卷面成績外,還應將平時在課堂互動情況、案例討論情況等方面的表現納入總成績評定之中。平時的作業不僅僅是教材課后的題目,還可以是以案例分析、經濟問題評析、對經濟理論的分析理解等為主的小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