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研究的基本問題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微觀經濟研究的基本問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微觀經濟研究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發展現狀；未來展望
1.城市經濟學概述
1.1 城市經濟學的含義
城市經濟學是研究城市在生產、成長、城鄉融合的發展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及其規律的經濟學科。在現代社會，經濟價值的實現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城市經濟學的研究也從單純的經濟研究擴展到與經濟相關的其他領域中。發現城市產生、成長、城鄉融合的規律、探求城市經濟活動中各種生產關系，是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經濟學的意義
在生產力高速發展的今天，城市成為人類社會最主要的結構，城市發展的狀況不僅決定著人們的生活質量，還決定了城市環境中的個體發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探求城市發展的規律以及生產關系，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對引導城市的發展方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除此之外，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能夠評價和預測城市的“生命力”，能夠為我們選擇生活環境提供幫助；另外，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還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態發展中的自然與人類生活的關系，這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討人類生活與環境之間的互動的發展，就必須進行城市經濟學研究。
2.城市經濟學的發展現狀
2.1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城市經濟學于上世紀中期成為西方工業國家社會研究的重點學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區的劃分使城市經濟學開始對城市郊區化、都市化、城市發展的結構以及城市的區域特征進行研究；城市區域的不斷擴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規劃、對城市公共設施和城市環境建設進行研究也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到了20世紀晚期，我國開始對城市經濟學研究加以重視，除了以上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經濟學研究呈現出三個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斷增長，由于社會生產生活造成的污染成為人類生活中的巨大問題，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態的協調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其次，城市發展使人口流動加劇，進而引起城市就業、消費和人力資源利用等問題，這也是現代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最后，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國際都市的發展對比和競爭力研究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內容。
2.2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需要有嚴謹的研究方法作為指導，才能夠在研究過程中保證研究手段和研究結果的客觀性，才能夠使科學研究為真實生活提供指導和建議，城市經濟學也是如此。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總結為兩大類，一類是使用區位分析的方法，即對城市中的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例如對城市內部商業區的建設、居民住宅區的規劃、城市設施建設等進行研究，此類研究常用問卷調查、訪談、個案分析、對比分析等手段進行研究；另一類是從宏觀層面探討城市經濟問題，忽略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特點而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例如對城市人口發展的研究、生態問題的研究、資源利用的研究等，此類研究多應用各種元分析方法對研究目的進行探討。無論采用何種路徑和研究方法，城市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原則始終是：客觀、嚴謹、適用。
2.3 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論
我國城市經濟學研究發展至今，在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國國情的結論，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在宏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道路與城市圈進化問題，認為城市圈和城市發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這使得我國的道路建設一度成為城市發展中的重點內容；研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發現我國經濟結構發展的不均衡是導致城市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性是建設現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結論；探討城市化水平的測量問題，發現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測量的重要指標；在微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解釋城市經營管理中的問題，所得的結論包括不同城市區域的土地使用和經營管理權力劃分對城市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城市規劃應遵循藝術性和科學性的原則、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行城市生態重構、發展“城中村”等行為對城市發展的促進作用、城市建設規模失控、土地資源枯竭、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和加重企業負擔會影響城市的健康發展等。
2.4 城市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很多社會學領域都存在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脫節的問題，這也是城市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最主要問題。首先，城市經濟學理論研究始終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結論是基于當前城市發展狀況的，因此，當城市行政管理人員將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時候，研究結果對城市發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進作用，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的否定和忽視就此產生，這在城市經營當中尤為明顯。不恰當的城市經營觀也是城市經濟學應用中的弊端：有人將城市視為超企業的經濟實體，進行城市產業發展和建設發展的經營比比皆是；還有觀點認為城市經營就是經營城市者通過創造、提供有價值的城市產品以滿足城市消費者的需要和欲望，這成為城市經濟發展和文明發展的主線，這實際上是不符合城市經濟學研究結論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產生。
3.關于城市經濟學的未來展望
3.1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將進一步細化
追求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具有“預測”功能，能夠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起到指導作用，規避城市發展的風險，是目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的，這就意味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將進一步細化。除了繼續在目前的宏觀城市和微觀城市的研究路徑中繼續發展之外，探索文化發展與城市發展的內在機制，解釋城市發展、文化發展、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以后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內容。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風格不同，經濟發展狀態不一，城市發展歷程必然有區別，城市發展趨勢也不相同。無論是在宏觀城市經濟研究還是在圍觀城市研究領域，將城市經濟研究細化到探討文化元素方面，將對預測城市發展以及為城市發展提供預測性建議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創新
采用問卷調查、實際訪談等方法進行微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采用對比研究、文獻分析等方法進行宏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僅能滿足目前的城市經濟學研究要求，在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研究方法的創新是十分必要的。為了使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進行跟蹤調查、進行不同年代的城市發展總相比對研究、探求城市發展的共性，進行空間上的橫向對比研究，是模擬化的“實驗研究”方法，這能夠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預測性的研究結果。另外，在城市內部的不同區域進行對比性的實驗研究也成為可能、進行試點性的城市發展行為研究成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這些創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夠為城市經濟學研究提供動力。
3.3 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作用范圍更廣
現代城市發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影響，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僅使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手段更加先進、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結果的作用范圍更加廣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針對一個城市的發展研究結果會很快被其他國家和城市經營者接收到，比對當下城市發展的狀態，并采用其他國家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繼續完善城市發展和建設的手段，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國公司已經成為當前大多數城市的經濟發展動力之一，這使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從單純的“對政府經營城市提供幫助”逐漸發展為“為相關經濟體的發展提供幫助”，跨國公司和連鎖企業的發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這也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作用范圍擴大的表現。
3.4 城市經濟學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經濟學發展對城市發展、社會文化發展、經濟發展乃至自然生態發展的重要影響，使世界各國和各級政府更加重視對城市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建設。我國確定城市經濟學的二級學科地位，允許全國各高等院校設立城市經濟、城市管理等本科專業、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在條件具備的大學和城市，設立城市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將城市經濟學的學科重點基地建設納入教育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設規劃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經濟學研究的表現，隨著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不斷發展，政府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投入將不斷增多，城市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將逐漸由邊緣學科向學術研究的中心靠近。
結語
綜上所述，城市經濟學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城市經濟學研究在內容、方法上都在不斷發展，即使城市經濟學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研究結論已經為我國城市發展起到幫助，除了城市經濟學本身的不斷發展進步之外，政府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支持，終將使城市經濟學發展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核心內容，城市經濟學研究也將為我國乃至全球城市發展起到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第2篇：微觀經濟研究的基本問題范文
1.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1.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1.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1.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2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1］祝茂.轉型期中國經濟問題探索——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點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1）:100-103.
［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4）:6-7.
［3］嚴飛.《西方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與實踐探討［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3）:181.
［4］斯蒂格利茨.經濟發展需要對經濟規律深刻理解［R］.“中國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系列研討會，2006.
［5］程恩富，王中保.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進展評述［J］.山東社會科學，2006，（6
第3篇：微觀經濟研究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鍵詞：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礦產經濟學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礦產資源跨期優化配置機制研究”（11&ZD163）
作者簡介：魏曉平，女，中國礦業大學煤炭資源開發與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 徐州 221116）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3）04-0041-04
礦產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柱，是人類現代文明重要的物質基礎，它能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世界上許多資源富裕國憑借對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使得本國的經濟和人民生活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也得益于礦產資源持續的、大規模的開發與利用，然而，在礦產資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卻面臨著資源開發過度、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挑戰。
礦產資源是可耗竭資源，由于它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其開采利用最終會導致其可采儲量為零，從理論上講，就是達不到持續利用。這就意味著如果將可耗竭的礦產資源作為生產投入是必需的，那么生產和消費就不可能無限期維持下去。于是1970年論界引發了一場關于可耗竭資源最優利用及其最優開采路徑等問題的討論，并圍繞該議題涌現出數量很多的研究文獻，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Solow（1974）[1]（P29-45）、Stiglitz（1974）[2]（P123-137）和Dasgupta與Heal（1974）[3]（P3-28）的3篇巨作。后來許多資源經濟學家認為，以Dasgupta-Heal-Solow-Stiglitz（DHSS）為代表的初期研究，是建立在嚴格的假設基礎之上的，但DHSS后續的研究放松了某些假設，改變了某些約束條件，使得理論研究更貼近現實。但是資源的最佳開采利用路徑與實際開采路徑經常是背離的，且很少有文獻對理論和實際的背離給予充分的解釋。美國著名地質學家Hubbert于1950年代提出了“石油峰值”論，他認為礦物資源開采呈現鐘形曲線的耗竭規律，即在達到峰值之前開采量逐年上升，達到峰值后開采量將呈現遞減的趨勢。但對于中國化石能源何時達到峰值，峰值是多少，存在諸多爭議。理論和實踐都在呼喚運用最新的經濟學研究成果，總結研究當今世界各國礦產資源開采利用的特點、規律，并期待更加全面、系統、科學的礦產經濟理論著作的出現。
中國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還處于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礦產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市場競爭機制、政府監管機制還不完善。長期以資源低價形成的“低成本競爭”的發展模式已經使得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付出了極為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目前仍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可能還會有二十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但是所有這些預測，既沒有考慮能源資源大規模持續擴張導致的能源危機，也沒有考慮環境承載力的約束，顯然對經濟高速持續增長的預測并沒有將資源環境作為限制條件。但是這個問題卻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時間，關系到后代與其前代是否具有可以分享同樣的物質財富的權利，嚴格地講，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承載著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探索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及其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是當前理論界迫切需要解決的任務。
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成金華教授等人編著的《礦產經濟學》（后文簡稱“《礦產經濟學》”）一書，總結吸收了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從礦產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視角，對中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如礦產資源價格、供求特征、代際配置、外部性治理、礦業權市場等重點、熱點問題展開了經濟學分析，并對可持續發展觀的經濟學理論內涵進行了新的探索。筆者認為，其主要特點有三個方面。
一、系統構建了礦產經濟學理論[KH*3]分析框架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歷史。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在工業化進程的推動下，把以礦產資源為主體的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與動力，展開了一系列經濟活動。實踐需要理論的指導，在此背景下礦產資源經濟學應運而生。與一般經濟學的主題一樣，礦產經濟學所承擔的主要任務就是針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歷史和現實，研究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礦產資源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在不同的社會成員中進行合理分配。近半個世紀以來，圍繞這一任務，許多經濟學家和從事礦產資源勘探、開發與管理研究的學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已經形成了不同版本、不同體系的礦產經濟學著作。其研究的問題包括了礦產資源的分布、采選與利用，以礦產為基礎的工業規劃和發展，礦產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礦產對國際、國內經濟的影響等諸多方面，研究成果表現出了較強的學術性和實用性，為人們如何有效地促進礦產資源的勘查、開發和利用提供了理論與方法的指導。
近30年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過度開發礦產資源而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高速經濟增長模式進行反思，其問題的本質歸根結底就是如何保護稀缺的礦產資源，使其能夠永續開發利用。面對新的增長模式，作為經濟學獨特分支學科的礦產經濟學，一方面要肩負著傳統經濟學的重要使命，即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建立一套能夠合理解釋并有效指導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經濟學理論體系，解釋和揭示其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及其內在聯系；另一方面更要與時俱進，在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的指導下，在可耗竭資源優化配置理論與實踐上作出新的探索，從而為政府、礦業企業等在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實踐中提供系統的科學理念、思想方法、工具手段及政策建議等。為此，礦產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一樣，既要回答人們在現有的資源賦存條件下，該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等重要問題；又要回答并解決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帶來的環境外部性與代際外部性問題，進而塑造完善礦產資源特有的經濟世界。《礦產經濟學》正是秉承了這樣一種承前啟后的歷史使命，系統構建了礦業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新框架。
《礦產經濟學》緒論部分作為全書內容提綱挈領的總領框架，勾勒出了這本新著的總體輪廓和來龍去脈，并從中引出各章節研究的具體問題、線索與思路。其他各章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重點討論了八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礦產資源的需求。從影響礦產資源需求的宏觀因素及其特征出發，概括出了礦產資源需求的波次性規律。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闡述了礦產資源需求的消費者行為理論；揭示了礦產資源消費總量與強度動態變化、人均礦產資源消費、消費速率變化和礦產資源循環再利用的基本規律，為資源總量的宏觀預測提供了微觀經濟學基礎。第二，礦產資源的供給。從礦產資源供給的含義與性質、礦產資源供給的技術經濟儲量分類兩個層面介紹了礦產資源供給的特性，并圍繞礦產資源供給曲線和礦產資源供給的價格彈性問題，闡述礦產資源供給的生產者行為。特別從礦產資源供給安全、保障程度以及戰略儲備的角度闡述礦產資源供給的理論特征。第三，礦產品市場與價格。從礦產品市場的概念出發，在介紹礦產品期貨市場發展情況的基礎上，分析了國際國內礦產品的市場格局和礦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對我國亟需進一步開展的礦產資源稅費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第四，礦業權市場。礦業權是礦產資源市場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章在明確礦業權基本內涵的基礎上，分析了礦業權市場及其基本經濟關系，通過對礦業權市場運行機制的闡釋，提出了礦業權市場管理體制與制度創新的基本思路。第五至第七方面是該書的研究重點，也是該書的亮點所在。作者基于前述的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理論，對礦產資源領域的熱點、難點問題作了回答。其中，第五，礦產資源的優化配置。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福利觀，從不可再生資源的最優利用原則、最優耗竭率確定的基本條件和最優耗竭模型等方面，討論礦產資源的最優耗竭問題。同時，還對代際均衡與最優經濟增長、不可逆性和資源保護等資源經濟學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與評價。第六，礦產資源開發的外部性與治理。通過運用外部性一般理論，從礦產資源開發過程的外部不經濟性、時間外部性、生產外部性角度，闡述礦產資源開發外部性的主要表現及特征，并從外部性對礦產資源價格的影響、外部性的帕累托最優定價以及外部性的利益關系主體等方面，分析了外部性對礦產資源配置的影響，進而討論了克服外部性的方法手段及其戰略選擇。第七，礦產資源戰略評價。該章首先界定了礦產資源戰略評價的內涵與邊界，分析了礦產資源戰略評價理論、方法及模型，在此基礎上系統構建了礦產資源戰略評價的指標體系。第八，能源礦產、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勘探開發利用的經濟問題。
以上該書的分析架構確立了礦產經濟學的研究邊界，豐富了礦產資源的研究內容，完善了礦產經濟學學科的理論基礎，發展了礦產經濟學的學科體系，為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多角度探討了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主題
進入21 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呈現了新一輪化石能源和重要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加速增長趨勢。礦產資源的日漸稀缺與旺盛的社會需求矛盾不斷升級，巨大的利益推動導致中國乃至全球性的礦產資源市場秩序混亂，惡性競爭不斷。如何規范市場秩序，促使礦產資源有序開發，實現礦產資源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需要具備以下重要條件：把握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市場機制和礦產資源優化配置原理，實現科學認知，加強資源管理創新。從當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實踐來看，人們對如何創造和完善這些條件的認識正在形成。《礦產經濟學》圍繞這些目的與條件之間的內在關系展開了多角度的探討，構成了該書的亮點。
首先，《礦產經濟學》運用經濟學中最基本的供求分析方法，分析了礦產資源需求與供給這兩個基本問題，探討了礦產品市場與價格問題，重點論述了礦業權要素市場，為進一步完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市場機制提供了理論支持。在具體的內容安排中，該書既充分討論了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的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各種機制的相互聯系及作用機理，又引證了豐富翔實的數據對所述原理和觀點提供強有力的實證支持，對經濟系統內影響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關鍵問題進行了全面闡釋。特別是對礦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體制改革和礦業權市場及其管理創新的論述，使讀者有暢快淋漓和耳目一新之感。
在后續的內容安排中，《礦產經濟學》主要從宏觀上對如何實現礦產資源的優化配置展開進一步討論，并強調發揮非市場機制尤其是政府“看得見的手”作用的重要性。該書還根據帕累托效率的改進和成本收益分析、最低安全標準和代際公平等問題的論述，從可持續發展的福利觀視角，闡述了礦產資源的最優耗竭、代際均衡與最優經濟增長以及不可逆性與資源保護的理論問題。當然，理論描述的原理是理想世界的狀態，在現實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人們的行動并非能夠完全遵循礦產資源最優配置的意圖展開。該書對礦產資源開發的外部性與治理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理論與現實的分析。在礦產資源戰略評價這一章中，作者站在全局和整體的高度，運用科學發展觀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思路，分析構建了礦產資源系統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協同機制。這些內容的設計與安排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如何從市場的外部著手，實現礦產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供了理論與實踐指導。
三、針對性展開了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對策思考
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既具有普遍性規律，也具有明顯的國家和地域特征。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口眾多，礦產資源總量雖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目前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在長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與環境代價，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中國政府為積極應對國際國內的資源環境挑戰，提出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部署，并把實現資源節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提高到基本國策的戰略高度，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進行了全面規劃和部署，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但是這些規劃、部署的落實和實施，需要各行各業尤其是礦產資源從業人員，認真學習和掌握礦產經濟學的有關知識，自覺按照經濟規律和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規律辦事。從這個意義上講，《礦產經濟學》的出版適逢其時。該書在闡述礦產經濟學原理、規律和觀點時，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原則，對當前我國在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面出現的問題直言不諱，提出的對策措施有針對性，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智慧支持。
從礦產資源的自然物理屬性及其所體現的經濟價值而言，人們通常將礦產資源劃分為能源礦產、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等幾大主要類別。受到成礦規律和區位地域因素的影響，這些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除了共性之外，還有其特有的個性，因此必須對其在開發利用中所呈現出的具體技術、經濟、管理等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提出有針對性的促進對策，真正起到分類指導的作用。作者基于以上考慮，特別在《礦產經濟學》最后設置三章，分別討論了中國能源礦產、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開發利用中的技術經濟與管理問題，運用大量的實證資料，對這些礦產資源的地理分布、經濟作用、發展現狀與趨勢等問題進行了闡述，對不同類別礦產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及如何建立安全的保障機制，分別提出戰略措施與對策思考。比如：針對供需缺口大的戰略性能源礦產應如何建立能源供應的安全預警機制及能源戰略儲備體系，如何促進石油進口和投資渠道的多元化的管理體制等問題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針對我國金屬礦產人均占有量少、供需矛盾突出、資源品位低、綜合利用率低等問題提出了完善戰略儲備，拓展境外市場，提升科技發展和實施礦業循環經濟的具體措施與對策思考；針對中國非金屬礦產資源相對匱乏，基礎研究投入嚴重不足，生產工藝落后，產品質次價低，資源根基破壞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突出的現實，在如何加大勘探資金投入、增加后備礦源，發揮經濟杠桿作用、完善節約資源開發的環境保護機制等具體措施、政策建議方面有其獨特的見解。這些思考對提高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效率和永續性，促進礦產資源安全均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對政府部門和礦業企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總之，《礦產經濟學》是一部對礦產經濟學理論體系及前沿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專門著作。該書明確了礦產經濟學研究的范疇，構建了現代礦產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實現了礦產經濟學研究的綜合創新，為礦產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為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理論與實踐的深化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該書對相關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和從事礦產資源技術、經濟、管理的工作人員掌握礦產經濟問題的分析思路與分析手段，了解當前國內外礦產經濟發展趨勢也提供了學習的素材和工具。從表述形式上看，該書主線清晰，觀點明確，內容豐富，結構嚴謹，數據翔實、引證深入淺出，使得該書具有較好的學術性及可讀性。希望能夠引起學術界和實業界的關注，從而有助于推進中國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問題研究更加深入，為中國礦業發展和礦產資源經濟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 Solow，R.M.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128）.
第4篇：微觀經濟研究的基本問題范文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P.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第5篇：微觀經濟研究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鍵詞：財務治理 財務治理效率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司治理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研究的熱點課題。受此影響，我國部分財務學者借鑒公司治理理論研究成果，提出了財務治理理論，希望從財務方面為解決公司治理問題提供參考。實踐中，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問題常常交織在一起，為解決某單方面問題而采取的措施很難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綜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決方案，才能切實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復雜問題。財務治理是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交叉滲透的產物，肩負著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賦予的雙重使命，財務治理理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正是適應了這一方面理論與實踐發展的現實要求，迅速成為財務理論研究的新興領域。財務治理理論研究是由西方財務理論界開始初步探索，并在國內財務屆得以明確提出并有所發展。財務治理兩大理論基礎是公司財務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西方理論界起初對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理論的研究是各自獨立進行的。西方財務界對公司財務理論研究較早，其理財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紀時期。一般認為，以1900年法國學者貝奇里耶發表的博士論文《投機理論》為標志，西方財務學開始以其獨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從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現代西方財務理論發展，是以馬科維茲（Markwitz）的投資組合理論（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資本結構理論（1958）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兩大理論加之以后發展起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資本市場有效理論、期權定價理論等，共同構成了現代西方財務的理論基石。公司治理問題的提出是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開公司治理理論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國學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發表的經典論文《現代公司和私有產權》。經過60年代前后鮑莫爾（Baumol）、馬瑞斯（Marris）等人的進一步發展，公司治理理論已經成為當今西方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成果十分豐富。特別是近些年企業理論的發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論研究，為其進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學基礎。隨著財務理論、公司治理理論的發展，為解決日趨復雜的公司財務與治理問題，僅僅從各自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或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經濟實踐的需要了。理論研究需要拓展視野，進行交叉性學科研究。由此，西方理論界便產生了對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綜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開創了資本結構的契約理論，從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強調資本結構與經營者行為之間關系的成本模型，得出了當股權邊際成本等于邊際債務成本時，公司資本結構最優的研究成果。由此，開始了西方理論界有關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理論融合性、開拓性研究――財務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此后，羅斯（Ross）的信號傳遞模型、格羅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擔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爾頓（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廣泛影響的資本結構理論的建立和完善，極大豐富了財務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對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理論發展意義重大。1988年，美國《財務雜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第七期發表了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該文明確指出：應綜合考察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問題，如負債與股權融資，不僅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資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結構。文章在比較了“交易費用經濟學”分析方法與“理論”分析方法基礎上，闡釋了公司融資方式選擇受交易費用因素影響，主要取決于資產的特性。此外，該文還就其他一些相關治理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為進一步綜合研究公司財務與治理問題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1991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則文獻――卡德伯瑞（Cadbury）報告在英國產生。該報告由英國財務報告委員會、倫敦證券交易所等機構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員會起草并。報告的題目是《公司治理的財務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著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財務的重要性。報告注重了董事會的控制與報告職能以及審計人員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內部財務控制和風險管理問題，對公司財務治理理論建立與發展，影響深遠。
二、財務治理理論綜述
（一）財務治理（結構）內涵 西方對財務治理問題的研究是伴隨著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激勵機制設計理論等微觀經濟學的新進展而產生的，彰顯了基于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關聯性基礎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趨勢，產生了以信息不對稱理論為中心的新資本結構理論（即資本結構成本學說、資本結構財務契約論、資本結構信號模型、資本結構新優序融資理論）和以控制權理論為中心的后資本結構理論（即資本結構控制權理論）兩大主要理論成果。西方理論界對公司財務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趨勢，并有所發展，產生了財務治理理論的萌芽，其研究成果必將對財務治理理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文獻檢索顯示，盡管西方學者意識到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具有內在關聯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開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財務治理范疇，未能構建出完整的財務治理理論體系，更沒有深入研究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財務治理效率問題，因而其理論探索尚處于“萌芽階段”。關于財務治理的內涵，國內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財權配置論，認為財務治理結構是以財權為基本紐帶，逐步確立出資人、董事會、經理人和企業財務人員財權流動和分割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分別體現各主體在財權上相互約束、相互制衡的關系（伍中信，2001）。衣龍新（2005）博士也是財權配置論的拓展者，認為財務治理是指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等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宋獻中教授（2000）從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進行界定，認為財務治理結構是一組規范所有者、經營者的財務權力、財務責任和財務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鐘高教授和馮巧根教授則從“財務契約安排”的角度進行了定義。財務治理作為一種規范、完善企業財務制度的創新組織和契約機制，它通過一定的財務治理結構、機制和行為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以形成科學的財務約束機制和相互制衡機制，目的是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和權責關系，促使他們長期合作，以保證企業財務決策的科學性和效率性（林鐘高等，2005）。財務治理結構是通過一定的財務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以形成科學的自我約束機制和相互制衡機制，目的是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和權責關系，促使他們長期合作，以保證企業決策效率的一種契約制度（馮巧根，2000）。從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關系視角進行考察，財務治理結構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子系統，從屬并取決于公司治理結構的根本性質，是公司財務決策權、財務執行權和財務監督權的劃分與配置;公司重大財務事項的決策權必須賦予董事會，一般財務事項由經理人員斟酌決定，財務經理和財務職能部門擁有財務執行權，財務監督權則賦予監事會（黃菊波等，2003）。公司財務治理權是公司法人財產權的核心，法人財產權的主要內容就是法人財務治理權（包括財務決策權、財務執行權和財務監控權）。財務治理結構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重要部分，財務治理權配置是財務管理體制和財務運行機制的核心內容，配置合理與否是影響財務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性因素（李心合，2001）。從利益相關者角度看，公司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楊淑娥，2002）。以上各位專家的論述，筆者發現對財務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較混亂和模糊。我們認為，“財務治理”是在股東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基礎上，通過財權合理配置和財務沖突協調，形成財務治理結構、財務治理機制與財務治理環境良性互動，實現財務決策科學化和財務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財務治理主體楊淑娥（2002）將財務治理主體分為兩類：（1）依賴公司內部財務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體。主要包括大股東、董事會和經理層，一般掌握著公司控制權，在財務治理中處于相對主動地位。（2）依賴公司外部財務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體。主要包括小股東、政府、債權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其利益易受侵害，居于相對被動地位。衣龍新（2005）認為，財務治理主體是有能力、有資格、有意愿參與公司財務活動，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內部權利機構、個體與法人，主要包括：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債權人。油曉峰（2005）則認為財務治理主體主要是股東、經營管理者和債權人三個主體。本文認為，公司是物質資本所有者（股東和債權人）、人力資本所有者（經營者和雇員）和社會資本所有者（顧客、供應商、政府、社區）（以下簡稱“利益相關者”）締約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產權契約聯結體。公司財務治理主體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來理解。狹義上的財務治理主體是有資格有能力對財權合理配置和財務沖突協調、財務決策科學化和財務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響的機構、法人和個體，主要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股東、債權人、雇員。廣義的財務治理主體除狹義的財務治理主體之外，還包括顧客、供應商、政府和社區等社會資本提供者。
（三）財務治理客體 財務理論界對財務治理客體的研究并不多，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財務治理的客體是（財）權，即特指財務治理范疇的財之權，因為財務治理主要就是對財權的配置（伍中信，2007）。財務活動的客體可以歸結為“本金”，它貫穿財務活動始終，是財務主體共同作用的目標，財務主體都關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財務治理活動作為財務活動的組成部分，其客體也應該是“本金”，只不過與作為財務管理對象的“本金”所處領域不同罷了。而從財務關系角度，財務治理的客體又具體表現為本金運動所形成的特定“財務權利”關系（當然，這部分財務權利并不是一般意義的財權，而是特指財務治理范疇內的財權），對財權的配置貫穿治理活動始終。因此，財務治理客體就相應具有了兩種表現形式，治理框架下具體體現的是“財權”，財務范疇之內總體體現為“本金”（衣龍新，2005）。財務沖突是財務治理研究的起點，也是財務治理的客體。財務沖突是指企業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產生的財務矛盾或沖突，具體包括兩類：一是股東與經營管理者之間的財務沖突，二是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財務沖突。從國外的研究來看，財務沖突來源于財務不合作的傾向性，而財務不合作的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業財務信息不對稱以及利益相關者在財務契約中對現金流量要求權的本質差異造成的。而這種財務不合作的傾向性轉變為現實的財務沖突則主要是因為財務治理機制不健全（油曉峰，2005）。財務治理客體，也即財務治理的對象，取決于財務治理的屬性。財務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確出資人、董事會、經理人和企業財務人員在財權流動和分割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而財權體現為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對稱分布，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已成為財務治理的現實內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合理分配是財務治理的客體，具體表現為籌資、投資、資本運營、收益及其分配等財務活動及其所形成的各種財務關系（張敦力，2002）。我們認為，財務治理的客體也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理解。廣義的財務治理客體是指“財權”，狹義的財務治理客體特指“財權”中的“權力”。雖然“財權”包括通用財權和剩余財權兩個方面，“權力”也包括通用財權中的“權力”和剩余財權中的“權力”，但廣義財務治理客體的核心是指剩余財權，狹義財務治理客體的核心則是指剩余財權中的“權力”。
（四）財務治理目標 財務治理的目標是實現公司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的信息對稱和利益均衡（姚曉民，2003）。也有學者認為，財務治理的目標是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責利關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以促使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最大化，為順利實現企業目標提供基礎（李秉祥，2003）。從公司財務角度來看，財務治理目標直接體現為本金（資本）增值的滿意化；從公司治理角度看，財務治理目標主要體現為優化財務資源配置、促進科學財務決策。因此，財務治理目標是形成科學合理的財務治理體制、制度和行為規范。這些治理體制、制度和行為規范是對財務治理主體的直接約束，是財務治理體系要取得良好運作成果、財務科學決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證（衣龍新，2005）。財務治理的目標是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沖突，以促進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為順利實現企業目標提供基礎。這個目標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具體目標，即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其二是戰略目標，即促使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油曉峰，2005）。財務治理的目標是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責、利關系，合理分配財權，尤其是剩余財權（剩余財務控制權與剩余財務索取權），以促使企業價值最大化和企業決策科學化，為順利實現企業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伍中信，2007）。既然財務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財務中扮演著“雙肩挑”的重要角色，那么財務治理目標必須在綜合考慮公司治理目標和公司財務目標的基礎上進行界定。因此，我們認為，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就是實現財務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財務治理機制 張兆國教授等（2004）認為，在利益相關者合作邏輯下，要使各利益相關者的財務收益權和財務控制權都能實現，就必須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機治理相結合的企業財務治理機制。企業財務的共同治理機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相關者都有平等機會分享企業財權，即通過分享企業財務收益權來實現其產權收益;通過分享企業財務控制權來相互制衡，以保護其權益免遭他人侵害，從而達到長期合作的目的。企業財務的相機治理機制是指在企業經營出現危機時，通過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損失的利益相關者能夠取得企業的財務控制權，以改變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楊淑娥教授等（2005）認為相機治理機制的依據是關注企業所有權的或有特征（state-contingent），主要是通過對剩余控制權的爭奪來改變既定利益格局的，各利益主體可通過相機治理機制，確保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配置能發揮衡量監督和激勵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是否匹配，從而利用財權配置達到相關利益者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衣龍新博士（2005）認為，財務治理機制是在企業財權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財務治理結構安排和一定制度設計，能夠自動對企業財務治理活動進行調節和規范的一種機制。財務治理機制包括財務決策機制、財務激勵機制、財務約束機制三個方面，這三大機制與財務基礎機制的財務主體機制、財務動力機制和財務制衡機制保持著內在的一致性。林鐘高教授（2005）認為財務治理機制主要解決財務基本機制、財務激勵約束機制以及財務相機治理機制等問題。張敦力博士（2002）探討了委托結構中的激勵機制（薪金激勵機制、職位消費激勵機制、期權激勵機制和聲譽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內部約束機制和外部約束機制）。
（六）財務治理（結構）體系 林鐘高教授（2005）和衣龍新博士（2005）均認為，財務治理體系包括治理結構、治理機制與治理行為三個部分，但在對各構成要素的具體內容上存在分歧。林鐘高教授等認為，治理結構主要解決財務資本結構安排、財務組織結構安排、財務運營模式安排以及財務機構崗位安排等；治理機制主要解決財務基本機制、財務激勵約束機制以及財務相機治理機制等問題;治理行為則主要解決財務政策選擇、財務戰略規劃以及財務行為規范化問題。衣龍新博士則認為，財務治理結構由財務資本結構安排、財務組織結構安排和財務運營模式安排構成；財務治理機制由財務決策機制、財務激勵機制和財務約束機制構成；財務行為規范由財務決策行為規范、財務監控行為規范和財務分配行為規范構成。油曉峰博士（2005）提出的財務治理理論框架包括財務治理主體、財務治理客體、財務治理假設和財務治理模式等構成要素。伍中信教授（2007）認為，財務治理結構體系包括治理主體、治理客體、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標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以財權配置為核心，以融資結構為基礎，以財務激勵與約束機制為內核的財務治理結構的研究體系，并認為財務治理權具有財務決策、控制和監督三個權能。財務治理權是財權范疇中的核心，其對財權配置的作用和影響主要是通過財務決策權來實現的，因此財務決策權就成為財務治理權、財權配置乃至企業財務治理結構的核心。
（七）財務治理效率 財務治理效率是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沒有對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財務治理理論的真正成熟。關于財務治理效率的研究，國內研究的不多，其代表如下：姚曉民和熊瑞芬直接觸及了“財務治理效率”這一研究主題，但其研究還有待完善。姚曉民等（2003）認為，公司各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信息不對稱引起包括內部利益相關者和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以及內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矛盾，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司財務治理效率。其中，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實現公司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的信息對稱和利益制衡，因此，外部相關者（尤其是債權人）利益的保護成為提高公司財務治理效率的關鍵。可見，這種論述混淆了財務治理目標與公司治理目標，也沒有抓住財務治理效率的本質。熊瑞芬（2004）則從獨立審計的角度觸及了財務治理效率問題，但并未論及問題的實質。認為要提高上市公司財務治理效率，就必須改變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控制信息不對稱對各方利益的影響，充分發揮獨立審計在財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總結
國內財務治理研究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明確提出并剖析了財權、財權配置、財務治理、財務治理結構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財務治理（結構）理論體系。但是國內理論界對財務治理內涵、財務治理體系等基本問題尚未達成共識；未能系統地闡述財務治理的理論基礎；研究財務治理效率、財務治理評價等深層次問題的理論成果十分少見。通過文獻綜述并結合我們的理解，可以發現，財務治理產生的原因是公司財權契約不完備和問題的存在；財務治理的本質是剩余財權配置（剩余財務索取權與剩余財務控制權配置）；財務治理體系由財務治理環境、財務治理結構、財務治理機制和財務治理效率組成；財務治理效率則是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
參考文獻：
［1］錢穎一：《企業的治理結構改革和融資結構改革》，《經濟研究》1995年第1期。
［2］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孫永祥：《公司治理結構：理論與實證分析》，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衣龍新：《公司財務治理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鐘高、王鍇、章鐵生：《財務治理：結構、機制與行為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黃菊波、楊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財務治理相關問題的研究》，《財政研究》2003年第2期。
［7］楊淑娥、金帆：《關于公司財務治理問題的思考》，《會計研究》2002年第12期。
［8］油曉峰：《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治理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9］伍中信：《現代企業財務治理結構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Shleifer A，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