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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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一、我國經濟法與宏觀調控
中國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具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其自產生確立以來，概念的界定與理論的構建始終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體進程保持著密切的聯動性。那么，在當前中國的總體進程中，經濟法被賦予當代的與時俱進性，是指國家為了預防或克服市場自身調節缺陷造成的失靈而制定的，對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經濟關系所進行的國家干預的相關法律規范總稱，也就是調整需要宏觀調節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稱。
宏觀調控最早由經濟學家凱恩斯所提出，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的一種調節與控制，是保證社會再生產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職能。宏觀調控是以國家為行為主體，運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對宏觀經濟或宏觀經濟運行進行的，以預防和克服由市場失靈所帶來的、在宏觀經濟總量和結構等宏觀方面所存在的失衡、失調、失序狀況，并促使經濟宏觀平衡、協調、有序發展為目的的合法行為。宏觀調控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波動，而是努力避免大起大落，防止經濟過度擴張或衰退，增強經濟穩定性，即在社會本位的價值利益取向基礎上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具體目標又體現為：總量均衡、結構優化、就業充分、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都是為了實現對資源的配置以達到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因此，宏觀調控更應該尊重市場規律，并以尊重市場規律作為宏觀調控的原則，讓市場配置資源起到決定性作用。宏觀調控涉及經濟的眾多領域，其是個全方位的調控系統，對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均衡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經濟法在國家宏觀調控中的價值
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不能毫無節制、毫無根據，經濟法就是對這種行為進行規制使其合法化的規范，可以說，國家運用宏觀調控體系進行的宏觀調控行為要符合經濟法的相關規定，經濟法同樣要契合宏觀調控的實際需要。
首先，經濟法是對宏觀調控適時性的精神貫徹。現代的市場經濟除了傳統市場經濟的特點外，還具有更現代化的特征：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機制的并存;國際與國內市場的關聯;經濟運行與活動的法制化(即“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以薩繆爾森為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認為，傳統的自由放任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是同一理論體系的相輔相成的兩種手段。不斷建立完善的法制經濟體系，經濟法律規范的一個鮮明特點即貫徹國家干預的精神，突破了傳統民法所奉行的“私法自治”和“契約自由”的原則，使調整經濟關系的私法開始公法化。當今的經濟法正是在市場經濟對宏觀調控的需求下應運而生，是宏觀調控、國家干預的精神貫徹。
其次，經濟法是國家宏觀調控行為的重要準則和重要內容。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內容上可以分為調控手段和調控方式兩個方面。在調控手段方面，法律也屬于一種調控，經濟法律在宏觀調控中，同計劃、經濟政策的作用性質一樣，應歸于宏觀調控方式的一種，法律調控方式中的目標和任務是國家通過制定經濟運行的行為規范，制約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各種行為關系(宏觀調控經濟關系和市場規制經濟關系)，維護經濟秩序，使社會經濟運行中的活動行為以及相互關系都納入與法律意志相統一的軌道，使其有法可依。法律調控的原則可以高度概括為強制性原則，并具體表現為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無論是法律手段，經濟手段還是必要的行政手段，都必須符合經濟法的規范，在經濟發展需求的條件下按照經濟法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合法合規的國家干預行為。在調控方式方面，除了要針對市場經濟的形式選擇合適的方式進行直接調控、間接調控等外，其還要通過經濟法的規制來克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失靈來進行適度干預。宏觀調控體系中是相互聯系的宏觀經濟政策、法律等，其中包括的法律主要是經濟法，如計劃法、產業法、投資法、中央銀行法、預算法等等，這些都是經濟法中國家宏觀調控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不同種類的部門經濟法律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不僅使政府宏觀調控行為以及具體措施更具權威性、法定性、普遍性，同時又通過法律具體條文規范的形式保障了這些目標的實現，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行為的法律依據。
再者，經濟法基本原則體系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靈魂。經濟法是以維護和實現社會利益為基本立場，堅持“社會中心”的利益價值取向，注重整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這就決定了國家的宏觀調控對經濟的調控程度要符合整體發展。經濟法適度干預原則要求國家干預的范圍、方法、手段、程度適度，要求國家宏觀調控的均衡，決定了國家宏觀調控行為的適度性。經濟法堅持的經濟民主原則為經濟法的創制和實施提供了法律歸宿，經濟民主原則體現了社會、國家、個人之間的利益均衡，能夠提供國家干預的效率，確保宏觀調控目標的順利實現，是宏觀調控體系實體內容方面的具體要求。經濟法堅持經濟公平原則，是經濟法實質正義理念的價值體現和原則確認，注重競爭公平、分配公平、代際公平，這也是國家宏觀調控時對社會資源的處理的具體要求和準則。
三、結語
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至今隨時代需求產生的經濟規范，是伴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需求產生的法律法規。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無論是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保障政府計劃的實現，還是糾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其運用的手段方式等各個方面，都離不開經濟法的宗旨和要求，經濟法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價值不單體現為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部分，更體現在經濟法在宏觀調控體系中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第2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政府;宏觀調控;問題;建議
一、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
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宏觀調控的內在要求,盡管目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區別,宏觀調控在這兩種政治體制下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市場經濟的運行是否順暢,經濟總體目標能否達到,宏觀調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場經濟形態下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場經濟從產生到現在都是在國家干預下運行的。自16世紀市場經濟建立以來,任何國家的實踐模式都是在國家干預中進行,市場經濟的運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歷史上各國先后實行過的重商主義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后凱恩斯主義政策,都是政府主張實行國家干預的結果,區別只在于干預的方式和干預的力度而已。市場經濟運行的每個階段,都離不開國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階段,主流經濟學家也沒有絕對排除國家必要的直接干預。斯密認為君主需要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并且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同樣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國家干預,他認為國家干預是和市場經濟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場經濟如足球場,競爭的微觀主體是足球隊般的企業,宏觀調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國家政府。市場經濟運行的態勢優劣和成效高下,與宏觀調控的能力和藝術有直接關系。
國家除了提供宏觀調控,同時還在中觀層面的產業和地區層次發揮著重要影響。產業政策是指一國為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促進與限制某項產業,規范產業組織,優化產業布局,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現代化主動干預產業經濟活動的各種政策的集合。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的構成。產業結構合理的調整能夠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人口地區結構是指生產要素在各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重點分析一個地區三大產業在地區GDP中的比重,以及進出口金額的比例。
二、現實的經濟狀態及其存在的問題
目前的中國經濟受世界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嚴重沖擊,正面臨著經濟發展中的又一次機遇和挑戰,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將宏觀調控政策迅速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隨后相機推出以四萬億投資來刺激經濟復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政策,這些政策的有效應用使中國經濟率先扭轉困局,走上復蘇之路。
不可否認,本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動搖了支撐中國經濟的外部基礎,顯現了中國經濟的痼疾。中國經濟的增長一直以來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這兩個利器,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出口產生很大沖擊,使得出口急劇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變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經濟危機為契機,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中國經濟才能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思想,結合目前的經濟狀況,現行中國經濟的運行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經濟結構調整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作用弱化。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資源配置依賴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變革后,資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場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進一步的市場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必然帶來邊際效率的弱化。
其次,國際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減弱。中國曾經高達6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是不符合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的。在世界共同面臨困境時仍然以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顯然是靠不住的,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將使得國際貿易明顯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威脅越來越大。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專著《中國人口發展態勢與對策探討》中就指出“中國將是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老年人口的數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長。2000-2030年將是高速老齡化時期。2030-2050年將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階段,到2050年,全國65歲以上人口數量將為3.3億-4.7億,是現在的5倍,其比例將在23%-27%。此外,高齡老人增長迅速,1997年我國8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為8.8%,2050年將增加到20%左右。”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將大幅提升國民儲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勞動力低廉這個傳統比較優勢。
三、當前宏觀調控的原則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央調整了宏觀調控的目標,將其明確為保經濟增長和保發展方式轉變兩個目標。為了保證這個任務的順利完成,必須堅持以下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要堅持調控目標長短相結合的原則。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化對中國經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目前國內出現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復蘇的因素,這些變化對企業經營狀況好轉應該是有利的,同時外需不足,又使宏觀經濟面臨嚴重下行的風險,因此,國家宏觀調控的必然有所調整,保增長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目前最重要的調控目標。中國正在著力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從中長期看,這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但從短期看,這些轉變也會給保經濟增長帶來一些壓力,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對長期發展有利,還對短期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據目前的形勢,宏觀調控必然采用不對稱發展原則,從區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發展重點;從產業角度看,所有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產業都應該是發展重點。
第二,要堅持調控過程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的原則。近來,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迅速,宏觀調控政策要保持相當高的靈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經濟現實保持一致;同時,重大政策的執行還要保持穩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缺乏必要的靈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穩定性,都會使得政府的經濟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堅持調控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結合的原則。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領域的作用不容忽視,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近年來,政府集權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僅憑中央政府顯然是不夠的,還得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能動性。中國地區經濟差異很大,中央政府很難作出能適應各個地區的通行的有效調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權力和財力允許的限度內努力促進轉型升級、技術創新,并在要素供給方面給予企業盡量多的支持。具體說來,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調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稅收減免和地方性補貼政策等,這些政策的綜合運用能有效輔助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保證經濟的更快更好發展。
四、完善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當前,國內外經濟的迅速變動使得中國宏觀調控面臨許多新形勢。結合以上對中國宏觀調控的現狀分析,想要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注重創新能力的培養。培養國內創新能力,是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要前提。為此,應該繼續堅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新型產業的創新能力;同時還應該繼續堅持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加大科技領域的投資,增強國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擴大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主力軍,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應該成為拉動內需的消費主力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行一定的調整,在分配過程中更好的體現積極擴大中產階級比重的思路。具體執行過程中,加快中小城鎮建設規模和發展中小企業是擴大中產階級的兩大法寶。城鎮化是未來主導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城鎮化進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費需求,對內需能產生很大的拉動作用;中小企業在這次危機中受傷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業是培育中產階級的重要土壤,中小企業如果得不到發展,中產階級比重就很難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從經濟發展進程來看,保障中國經濟進入次高速增長目標必須要得到公共財政的大力支持。中國積極推進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財政體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財政體制,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是現階段宏觀調控的重點之一,經濟危機時期政府職能的轉變成本遠小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政府應該充分把握本次機遇,變不利條件為有利機遇,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目前,中國公共財政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還遠遠不夠。公共財政體制重點在于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財政支出領域集權和分權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從稅種上進行規范,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稅權;同時賦予居民對地方政府預算更大的投票權,以地方居民滿意度為標準,加強地方政府競爭,促進公共財政的完善。
第四,加強宏觀調控中法律的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應從行政規范式調控方式逐步轉變為以法律規范的調控方式。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確定中國宏觀調控的基本規則和決策程序,協調宏觀調控手段和機構的活動,特別是要加強新興產業和知識經濟領域的立法活動,保證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在法律規范內進行。
第五,不斷提高宏觀調控效能。宏觀調控效能發揮的程度與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關。提高宏觀調控效能,首先要強化預警機制,采用各領域、各學科先進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宏觀經濟運行趨勢作出事前的準確判斷,實現宏觀從被動式調控向主動式調控轉變;其次要強化協調機制,通過政府宏觀統籌,構建完備的信息支撐體系,使宏觀調控信息傳送準確及時,有效地解決政府職能部門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等問題;最后要強化監督檢查機制,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監督檢查機構,專門負責監督和檢查政策的實施過程,可以及時有效地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問題,保證宏觀調控的正確性和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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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三分說主要是可以將經濟法體系劃分為市場、干預機制、法律法規，然而這種理論的內在邏輯合理性卻不盡完善，這主要是由于單純的市場經濟有著多種多樣的形式，而且也收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針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也要辯證的看，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經濟干預措施本身也是存在弊端的，假如不能在經濟的調節中適度的應用，就會對市場經濟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要正確的理解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有這樣政府的經濟干預措施才能夠更加有效。
二、二分說理論
在二分說理論中，普遍的是認為經濟法的實質是對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和政府的經濟行為起到規范和約束作用的法律，并且在國家通過有關的調控措施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時，主要形成基于宏觀調控的法律和基于市場規范的法律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也就形成了二分學說理論。在二分說和四分說理論中，我們的普遍觀點是試圖將所有的經濟法包含在其中。市場經濟一旦出現監管缺失，就會導致個別經濟參與者收到經濟利益的驅使做出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相沖突的行為，因此，就有必要在市場經濟中加強對于經濟參與者的行為規范，這其中就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法規，以更好的發揮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干預作用。其中以稅收法為例，該法律屬于國家的宏觀調控法律，國家在制定稅收法時需要考慮稅收對于行業發展、資源配置等方面的調控作用，通過經濟法律的形式對經濟活動的參與者行為產生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規范市場活動參與者行為的效果。
三、經濟法體系的重構
(一)理論基礎
在經濟法體系重建中，其調整的目標和范圍決定了經濟法體系的基本組成。在我國，經濟法體系理論研究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在眾多的理論中，有學者認為對于經濟法的定義可以理解為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經濟利益調整的法律總和。這種經濟利益指的是在進行社會生產的過程中，由于產出大于投入而出現的利益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關系。也曾經有國外的經濟學家針對調控對象的不同提出了宏觀和微觀經濟法理論，其中針對企業的法律歸為微觀經濟法，而以全部經濟活動為調控對象的法律歸為宏觀經濟法。更進一步的說，微觀經濟法主要針對以企業內部的組織關系為調整對象，而宏觀經濟法則是對整個經濟活動中的利益分配進行調節，在實際的應用中，只有將這兩種經濟法進行有效的整合才能夠保證對于國家經濟的有效調節，更好的保證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
(二)微觀經濟法
根據對微觀經濟法的定義，其主要的調整對象是企業內部的組織關系，其對于經濟活動的調整屬于較為初級的利益調整。在企業中出現利益分配沖突的主要是生產者、投資者以及管理者。這主要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體現了資本家對于生產者裸的剝削，而且在企業的運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管理者的現象，以更多的增加自己在利益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說，企業的經濟利益關系到幾個不同的經濟參與群體，微觀經濟法的制定有利于更好的調整企業內部不同的參與群體之間的經濟利益，有利于保持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三)宏觀經濟法
宏觀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整個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它主要是對經濟活動中的利益進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其實現形式是從經濟總體發展的角度對不同經濟參與者的利益關系進行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能夠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和較強的競爭力，加快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在宏觀經濟法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首先要明確國家在經濟法體系中的角色。在我國，國家不僅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同時也是國民經濟調控的主角，即國家通過不同的形式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并且對國民經濟產生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際的利益分配中，國家也參與其中，并且通過增大公有制經濟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保證公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同時國家需要對其經濟行為承擔責任，因此也可以說，經濟法就是有國家參與其中的法律。在宏觀經濟法的構建過程中，要改變傳統的國家社會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的參與形式，將其參與形式法治化，以保證更好的分享整個國家總體經濟的利益，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結語
第4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一、中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對住房消費、住房投資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傳統認識
傳統理論將居民購房活動主要區分為住房消費與住房投資兩大類。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購買的住房用于自己家庭居住，后者購買的住房并非用于自己家庭居住，而是為了出租以獲得租金，或者等待住房價格上漲將其出售，以期從資產價格的上漲中獲利。至于住房投機，它是與住房投資既有區別，又緊密相關的活動。雖然在學理層面上存在將二者清晰厘定的可能性，但正如徐滇慶所言，“在現實操作層面上對住房投資與住房投機進行區分是很困難的，很難在二者之間劃出清晰的界限，在一定條件下正常的投資也許很快就轉變為投機行為。”[1]因為本文主要討論房地產業宏觀調控，宏觀調控顯然屬于現實操作層面，所以本文并未將住房投機單獨作為一類活動與住房消費和住房投資相并列來進行考察，而是將其置于廣義的住房投資的范疇之內。
中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 特別是2005年以來的本輪房地產業宏觀調控高度重視住房消費與住房投資，尤其突出地表現為對二者的區別對待。“鼓勵消費，抑制投資”成為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之一。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房地產業宏觀調控政策，如“舊國八條”、“新國八條”和“國六條”等為此做了最好的詮釋。同樣是居民購房行為，卻因購房目的不同而被區別對待。消費與投資之分，就像中國歷史上的“華夏與夷狄之分”一樣，被反復強調。住房消費如同“華夏”，不僅在房地產業宏觀調控中受到政策的支持和鼓勵，而且在道德層面上也占據優勢地位；相反，住房投資如同“夷狄”，不僅在房地產業宏觀調控中受到政策的抑制和區別對待，而且在道德層面上也往往被置于受歧視的地位。抑制住房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傳統理論看來，住房投資與信貸危機，乃至整個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有著某種天然聯系；而住房消費似乎具備某種“抗體”，其引發信貸危機，乃至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的風險卻很小。
二、美國次級債危機從現實層面對中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理論基礎的沖擊
美國次級債危機是一起典型的由住房消費引起的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這起危機從現實層面沖擊了中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引發人們重新認識住房消費、住房投資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
在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放貸機構根據借款人信用高低，對其進行區別對待，從而形成兩個層次的市場，即“優惠級”（Prime）抵押貸款市場和“次級”(Sub-prime)抵押貸款市場。信用低的人申請不到優惠級抵押貸款，只能在次級市場上尋求貸款。兩個層次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服務對象均為貸款購房者，但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貸款利率通常比優惠級抵押貸款的貸款利率高出2%―3%。因為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為那些受到歧視或者不符合優惠級抵押貸款市場標準的借款者提供按揭服務，所以在少數族裔高度集中和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很受歡迎。由于次級抵押貸款利率通常比優惠級抵押貸款利率高，因而次級抵押貸款對放貸機構來說是一項高回報業務，所以該業務受到放貸機構的有力推動。另外，美聯儲實施的低利率政策和美國住宅價格的持續上升，也引起美國居民購房熱情不斷升溫。
在次級抵押貸款業務推出的最初10年里，該業務取得了顯著效果。1994―2006年，美國的住房自有率從64％上升到69％，超過900萬的家庭在這一期間擁有了自己的住房，這很大部分歸功于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在利用次級住房抵押貸款購買住房的居民中，一半以上是少數族裔，其中大部分是低收入者，這些居民由于信用記錄較差或付不起首付而無法取得優惠級抵押貸款。次級抵押貸款為這些低收入者提供了選擇權，通過次級抵押貸款購買住房的居民主要是為了自己家庭居住，而非為了投資牟利。按照傳統理論對居民購房行為的分類，這些購房活動顯然絕大部分屬于住房消費，而非住房投資。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為了避免經濟過熱，防止通貨膨脹，阻止資本外流，控制美元跌勢，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提升至5．25％。加息從兩個方面影響到房地產業：其一，由于大部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采取可調整利率形式，隨著美聯儲17 次上調利率，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越來越高，借款者的還貸壓力越來越大；其二，美聯儲17 次上調利率直接導致美國房價下挫，房地產交易也從此由火熱轉向低迷。債務負擔的增加與住房價格的下跌交相作用于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引起了越來越嚴重的信貸危機。
在辦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時，放款機構和借款者都認為，如果出現還貸困難，借款人可以出售所購住房或者進行抵押再融資。但事實上，由于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住房市場持續降溫，借款人很難將自己的住房賣出，即使能夠賣出，住房的價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償還剩余貸款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會出現逾期還款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案例。案例一旦大幅增加，必然引起對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悲觀預期，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就會發生嚴重震蕩，并沖擊貸款市場的資金鏈，進而波及整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價格也會因為住房所有者止損的心理而繼續下降。兩重因素的疊加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的嚴重程度，這便是美國次級債危機。在危機的初始階段，危及僅僅存在于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但是，隨著美國次級債危機的逐步加劇，市場預期更加悲觀，住房價格進一步下跌，優惠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也受到沖擊。隨著次級債危機中住房價格的一跌再跌，越來越多優惠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的借款者發現，他們購買的住房市值已經低于住房抵押貸款的本息，于是即使在優惠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逾期還款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案例，美國次級債危機波及到了整個抵押貸款市場。不僅如此，銀行的信貸危機很快波及到了以住房抵押貸款為發行基礎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市場，進而影響到了整個證券市場，最終釀成了一場深刻影響美國經濟的金融危機。
反思美國次級債危機可以發現，引發本次危機的恰恰是住房消費，而不是住房投資。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借款者絕大多數是那些少數族裔和低收入者，這些弱勢群體通過次級住房抵押貸款來購買住房，用于自己居住，而非用于投資。作為一個典型案例，美國次級債危機從現實層面對傳統理論中關于住房消費、住房投資與金融危機關系的認識產生了重大沖擊，即不僅住房投資能夠引發金融危機，住房消費同樣也能夠引發金融危機。
三、對住房消費和住房投資的重新解讀從理論層面修正了傳統認識
美國次級債危機沖擊了中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顛覆了人們對于住房消費、住房投資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傳統認識。而這種傳統認識追根溯源是基于傳統理論對于居民購房性質的分類，即對住房消費與住房投資的認識。
本文認為，從經濟學理論層面而言，對居民購房性質的研究至少存在三種分析視角：其一，基于國民經濟帳戶體系（SNA）的分析視角；其二，基于需求目的的分析視角；其三，基于虛擬經濟理論的分析視角。在不同分析視角下，對于居民購房性質，或者說對于何謂住房消費、何謂住房投資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每一種結論都建立于自己獨特的分析視角之下，亦即只有基于各自獨特的分析視角，才能找到其結論的合理性。對住房消費與住房投資在多重視角下的重新解讀，從理論層面修正了傳統認識，為重新審視住房消費、住房投資與金融危機的關系，以及重建我國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奠定了根基。
（一）基于國民經濟帳戶體系分析視角下的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
國民經濟帳戶體系是當代最主要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被所有發達國家和眾多發展中國家所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的核算是SNA最主要的內容之一，GDP由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四部分組成。基于SNA的分析視角，在新房市場上，居民購買的住房無論是用于自己居住，還是為了出租以獲得租金，或者等待住房價格上漲將其出售，以期從資產價格的上漲中獲利，都屬于投資活動。
SNA之所以如此設計統計口徑是基于商品住房的特殊屬性。GDP用來衡量給定時期內一個經濟體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格。對于普通消費品而言，人們會在一個給定時期內購買它，并在該時期或比該時期稍長的一個時期里消費掉它，因而購買這些商品的支出被歸為當期消費。但住宅與普通商品不同，它是最典型的耐用品，使用壽命長久，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為消費者提供一個持續的服務流。雖然住房服務的消費可以綿延很久，但對住房的購買支付卻是在某個相對短的時期內進行，住房的購買行為和消費行為在時間跨度上存在極大背離。對于GDP及組成GDP的消費、投資等流量指標來說，這種背離會給統計工作帶來嚴重偏差。如果將購買住房的支出計入當期消費，無疑極大地高估了當期的消費支出，于是在SNA中，僅僅將住房服務視作消費品，將房租計入消費。可見，如果基于SNA分析視角，在新房市場上購買住宅，無論是用于自己家庭居住還是用于其他用途，都屬于投資活動。而享受住宅提供的住房服務，并為此支付房租的行為屬于消費活動。同時，GDP僅僅衡量現期生產的所有產品和服務的價值，非現期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即舊貨的購買并不計入當期GDP，因為舊貨的交易反映了一種資產的轉移，并不是經濟價值的增加，因此舊貨的交易并不包括在當期GDP中。所以，居民在二手房市場上購買住房，無論用于自己家庭居住，還是用于其他用途，都不在SNA的考察范圍之內，所以居民在二手房市場上的購房活動既不是住房投資，也不是住房消費。
（二）基于需求目的分析視角下的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
顯然，傳統理論對于住房消費與住房投資的認識絕非基于SNA分析視角，而是基于需求目的分析視角。在需求目的分析視角下，研究者根據居民的購房目的來界定住房消費與住房投資。他們認為吃、穿、住、行是人的基本消費集合，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備前提。滿足居住需求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租住他人住房；一種是購買用于自己家庭居住的住房。由于居住需求是人類的基本消費需求，而購買用于自己家庭居住的住房是滿足這種基本消費需求的一種方式，于是一些學者就得出居民購買用于自己家庭居住的住房的行為屬于消費活動，而被購買的住房屬于消費品的結論。[2]同理，基于需求目的分析視角，居民購買住房，如果不是用于自己家庭居住，而是為了出租以獲得租金，或者等待住房價格上漲將其出售，以期從資產價格的上漲中獲利，那么這種購房活動與購買工業、商業或辦公等非住宅房地產的行為一樣，屬于投資活動。從需求目的分析視角對住房投資和住房消費的界定，是通過分析商品用途來判斷其被購買的行為屬于投資活動還是消費活動。這一分析方法在理論研究和日常思維中被普遍使用，獲得人們廣泛認同，以商品用途來區分投資品和消費品不僅在實踐中被廣泛應用，而且在概念的劃分上也做到了邏輯自洽。然而，使用這種方法來分析商品住房及購房活動的性質時，研究者必須考慮到商品住房有別于普通消費品的特殊性。
許多學者把居民購買的用于自己家庭居住的住房看作是消費品，但他們卻忽略了其有別于其他普通消費品的特殊性，而試圖用研究普通商品價格形成與波動的方法來研究商品住房的價格形成與波動，即試圖僅僅使用實際經濟因素如人口數量、居民收入水平、就業率等指標來解釋和預測住宅價格的周期性波動，這就忽略了商品住房具有的有別于普通消費品的虛擬資產屬性，采用這樣的方法做出的預測往往是失敗的。Quigley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他使用1986―1994年美國41個大城市的截面數據，根據居民收入、家庭數量、人口數量、就業量、每年房屋建造許可和開工數量、空置率等實際經濟變量及商品住房價格滯后變量對商品住房價格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這些解釋變量對商品住房價格雖然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是，難以預測價格變動的拐點，即使是預測最準確的模型錯誤率也高達52．73%。[3]這是因為隨著商品住房虛擬資產屬性的日益增強，其價格波動越來越受到貨幣和資本市場等虛擬經濟領域因素的影響，而實際經濟因素對商品住房市場的影響在逐步減弱。事實上，馬克思早在19世紀下半葉就認識到了房價的特殊性，他指出“房價只由購買欲和支付能力決定，而與一般生產價格或產品價值所決定的價格無關”。[4]
由此可見，雖然可以基于需求目的分析視角合乎邏輯地區分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但是該結論僅僅在這一獨特視角下才能成立，而超越這一視角，推廣到更為廣闊的范圍中，這一結論便失去其合理性。如上所述，研究者不能突破這一獨特視角，在更為廣闊的范圍內理解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的涵義。因為住房消費與一般意義上的消費行為大不相同，集中體現在商品住房不同于普通消費品，其價格的形成與變動遵循著不同于普通消費品的特有邏輯。傳統理論對于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的認識基于需求目的分析視角之下。所以，傳統理論中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的涵義僅僅在這一獨特視角之下才具有合理性，即僅僅在“住房是用于自己家庭居住還是用于其他用途”這一意義上具有合理性。但是，在這一視角下，我們并不能找到住房投資與金融危機的關聯性，也同樣找不到住房消費對于金融危機存在“免疫力”的絲毫證據。
正如下文所述，金融危機往往是由虛擬資產價格的強波動性引發的，從虛擬經濟分析視角來看，商品住房具有虛擬資產屬性，其價格具有強波動性。正是房價的強波動性，才是房地產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從虛擬經濟分析視角看，傳統意義上的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并無二致，二者均具有投資活動屬性。
（三）基于虛擬經濟視角的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
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開始，我國部分學者開始研究虛擬經濟現象，這一研究很快得到社會承認。2002年10月，“虛擬經濟”一詞被寫入了十六大報告。虛擬經濟研究對于深化關于房地產屬性的認識意義重大。雖然對于什么是虛擬經濟和虛擬資產尚未達成一致定義，但是人們基本認同這樣一種觀點，即“虛擬經濟是一種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經濟形態，虛擬資產是指金融資產以及具有類同金融資產屬性的其他資產形式，而房地產就是除了金融資產以外的最主要的虛擬資產形式”。[5]由于房地產具有虛擬資產屬性，所以它有別于普通資產，而與貨幣、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具有某種相似性。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他們遵循完全不同的運行模式。這種不同表現為“在實體經濟中，資本必須通過與實物形態之間的相互轉換，經過交換――生產――流通――交換這一循環后才能產生利潤，但是，在虛擬經濟中，資本卻不需要通過這一循環就可以產生利潤。由于虛擬經濟中不包括物質生產活動，故其本身并不能創造財富，但卻能對實體經濟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6]虛擬經濟也被看作是虛擬價值系統，“虛擬價值系統與實體價值系統具有本質區別，它與人們的心理密切相關”。[7]雖然研究者對于什么是虛擬經濟和虛擬資產尚未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但是有一點是共同認可的，那便是：虛擬經濟具有自己獨特的載體――虛擬資產，與普通資產不同，虛擬資產具有獨特的價格形成與波動機制，強波動性是其價格的基本特征。而房地產與金融資產、郵票、古玩字畫等資產都具有這一特征，因而都被納入了虛擬資產的范疇。由于虛擬資產價格具有強波動性，使其成為投資或投機活動的主要對象。虛擬經濟理論正是從價格形成與波動的特征――強波動性的分析視角出發得出如下結論：居民購房無論是用于自己家庭居住還是用于出租，或等房價上漲之后將其出售以賺取差價，都屬于投資活動，無論是自住房還是非自住房都具有投資品屬性。“房地產價格的波動性表明房地產不僅僅是一般消費品或耐用消費品，而更多的成為一種投資工具，從而決定房地產價格的不只是由建筑及土地成本決定的供給和消費者效用決定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投資于房地產所能帶來的預期收益和資產升值的潛力，這正體現了房地產作為虛擬資產的特性”。[7][8]
基于虛擬經濟視角，可以解釋為什么商品住房的價格具有強波動性，進而可以解釋為什么房地產容易引發金融危機。而在虛擬經濟視角下，傳統理論意義下的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本質上并無區別，二者均具有投資屬性。這就從理論層面上解釋了為什么住房消費可以引發美國次級債危機，同時本文在多重視角下對住房消費和住房投資的重新解讀也從理論層面上修正了關于住房投資、住房消費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傳統認識。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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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Consumption, Hous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Crisis:Impact of the US Sub-prime Loan Crisis on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of China's Macro-control of Real Estate
Zhou Jiancheng1 Bao Shuangye2Abstract: China's macro-control of the real estat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ifference of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housing investment. It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hina's macro-control that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curb housing
第5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土地政策；房地產價格；主體功能區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3-0022-03
一、引言
隨著福利分房制度的終止，房地產業開始蓬勃發展起來。近年來，房地產業已成為許多城市的支柱產業。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房地產市場漸漸出現了房價上漲過快，空置率過高等嚴重影響其健康發展的問題。2003年，國內部分地區的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過熱現象。同年，土地政策被正式納入為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控國民經濟。幾年間國家出臺了大量土地政策對房地產市場進行了針對性的調控。各種政策的出臺對于房地產市場特別是房價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而與此同時，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首次提出“重點開發、優化開放、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種類型主體功能區建設，并要求各地區據此“規范開發秩序，完善開發政策”。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明確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體功能區布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主體功能區理論是我國首次提出，其基礎理論建設仍相對滯后。一般認為，主體功能區的理論創新，其實質是將空間維度重新納入理論分析。主體功能區的不斷發展及其變化，必然是土地政策在“空間維度”上的一種屬性表現。因此，進一步探尋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必然是深入主體功能區理論基礎建設的客觀要求。
二、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研究的簡要述評
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土地政策與房地產的關系進行了研究。Pollakowski（1990）通過對美國華盛頓地區蒙哥馬利郡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土地供給政策可以影響一個地區的土地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當土地限制供應政策越嚴格，地價和房價的上漲速度就越快；Peng.R和Wheaton.W.C（1994）對香港1965-1990年相關數據進行了計量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土地供給的下降會減少房屋供給總量，這樣一來消費者會產生未來可利用土地資源更加稀缺的預期，于是其對房屋的需求上升最終會導致地價和房價的上漲。Raymond（1998）運用Granger因果分析對香港地區的房地產價格與土地價格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證明房價與地價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而我國學者對于該問題的研究基本持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土地價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房地產價格；另一種則認為，房屋供求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房價的變化。例如，婁文龍和朱青（2004）認為，造成我國房地產市場產品供給量不足、供給結構不合理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應方式存在問題，并對該問題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議；周江（2005）認為，造成房地產價格過高的原因有很多，房地產市場結構不合理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高麗坤、李淑杰等學者（2006）從價格和供應量的角度，分析了土地市場與房地產市場之間的關系；張慶佳、林依標（2008）認為，房價上漲的原因是由土地的有效供應量不足以及供應結構不合理引起的，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就可以使房價回到合理價位。
三、土地政策對房地產價格形成的影響分析
土地供應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并對房地產價格產生影響，主要有三方面：土地供應量、土地供應方式和土地供應結構，進而影響房地產市場價格。
（一）土地供應量角度
房屋建設離不開土地，土地供給量的數量會直接影響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土地供給分為增量土地和存量土地。城市擴大建設主要通過兩方面途徑：一方面，是向周邊城鎮擴張，通過占用農用耕地來提高增量土地的數量；另一方面，則是對已有土地進行深度開發和利用，提高存量土地的利用率。
隨著城鎮化步伐加快，部分城鎮規模過度擴張，我國土地資源利用粗放，浪費現象凸顯。一些開發區和新區違反規劃設置，盲目擴大規模，造成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多城市“城中村”問題嚴重。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深入開展土地市場治理整頓嚴格土地管理的緊急通知》集中對土地市場進行整頓。該通知對之前土地供給過程中存在的土地占用違規、不合理現象，以及土地審批過程中違反國家產業政策、超規劃超計劃等現象提出了整頓要求，加大了對房地產市場的整頓力度，對土地供應實行了從緊的政策。此外，我國也正在面臨逐年增加的人口壓力。據測算，我國基本農田保護面積應穩定在15.6億畝以上。為保障糧食供應、保護現有耕地，2005年由國土資源部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農田保護有關工作的意見》。該《意見》加強了城市規劃中對農田的保護力度，也對征地活動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從近年來我國土地年征地面積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隨著相關政策的落實，全國年征地面積基本呈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城市的土地供應不能單靠對外擴張來滿足，而是要對已有土地進行深度開發。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可供使用的土地不會通過城市對外擴張來無限供應，終究是要在一定范圍內進行。
僅僅調節增量土地的供給遠遠不夠，存量土地調整也是調節土地供給量的重要方式。例如，為進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2007年國土資源部、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頒布了《土地儲備管理辦法》，明確要求“各地應根據土地市場需求，合理確定土地儲備規模”。土地儲備中心通過明確土地產權將土地開發的法律障礙掃除干凈，并通過對納入儲備的土地進行必要的前期開發，使其盡快達到具備開發條件的土地標準，從而縮短了土地開發周期。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講，該辦法從某種程度上加快了土地供應的速度，對于企業自身投資項目的擴大起到了一定幫助作用。同時也讓開發商意識到，對城市中已有的存量土地進行更加合理的開發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才是在當今土地政策背景下的一個明智選擇。
（二）土地供應方式角度
土地供應方式也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產生著重要影響。2004年，國土資源部、監察部聯合下發了《關于繼續開展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情況執法監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從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經營性土地一律公開競價出讓。以招標拍賣掛牌形式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方式將競爭機制引入了土地一級市場，規避了協議出讓方式的不公開、人為影響因素較多等缺點。同時，該文件還規定2004年8月31日起，開發商必須及時繳納土地出讓金，如果在兩年內不開發，政府就有權將土地收回。
由此，我國的土地供給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政府與開發商協議商定土地價格變為通過招拍掛形式確定土地使用者。一塊具有最佳區位、升值空間大的地皮無疑會成為開發商爭先搶奪的目標。由于土地所有權拍賣市場化、透明化等特點，開發商不能再利用政府某些尋租行為和自己的人脈關系低價獲得土地。隨著土地市場競爭程度不斷增加，開發商只好不斷提高自己的出價來獲得中意的地皮。但是，這部分高出的成本自然就會轉嫁到房屋售價上，于是房價被逐漸推成了天價。
（三）土地供給結構角度
2005年起，我國部分地區存在嚴重的地產開發規模過快，地產價格大幅上漲，供應結構不合理現象。針對房地產市場出現的這些新問題，國家出臺了相應的土地政策來調整房地產市場的土地供給結構。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要求“加大住房供應結構調整的力度，著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住房供給，提高其在市場供應中的比例”。為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的引導和調控，及時解決商品住房市場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努力實現商品住房供求基本平衡，2005年4月，建設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等部門聯合頒布了《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強化規劃調控，改善住房供應結構”。
為滿足我國大量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需求，國家出臺的相應土地政策已經將房地產市場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面積正在逐年增加，但對于開發商來講，出售這部分房屋所得利潤極低，很少有開發商愿意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保障性住房的開發建設中去，但是出于政策的要求考慮，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比例正在逐年增加。而我國對保障性住房購買資格有嚴格的限制，并非所有人都滿足，絕大部分消費者仍然是普通商品住宅的購買者。因此，對于普通消費者龐大的住房需求來講，如果普通住宅的有效供給不能滿足的話，普通住宅的土地價格就會繼續上漲。
四、結論
本文研究表明，土地政策會對房地產價格產生重大影響，其作用途徑主要有三方面，即土地供給政策通過調整土地供應量、供應方式和供應結構，對土地價格起到了大幅拉升的作用，從而影響了房地產價格的增長。而對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影響路徑研究，也為我國主體功能區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為我國不同功能區的宏觀調控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Pollakowski.H.O，S.M.Wachter.The Effect of Land-Use Constraints on Housing Prices[J].Land Economics，1990，66（3）：315-324.
第6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社會再生產 總供求平衡 總量平衡 結構平衡 宏觀調控
一、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基本內容:
(一)兩個基本前提
從實物形式來看,社會總產品是由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部分組成。馬克思按照社會總產品的實物形式將社會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生產)和第Ⅱ部類(消費資料生產)。從價值形式來看,社會總產品由三部分組成: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社會總產品的實物構成原理和價值構成原理是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社會總產品的各個組成部分既在實物上得到補償,又在價值上上得到補償,這就是社會總產品實現問題中的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的問題。只有在實物上和價值上均得到補償,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
(二)簡單再生產的實現條件
簡單再生產的實現條件可以用以下三個公式來表示:
Ⅰ(v+m)=Ⅱ(c)………………………………………………(1)
Ⅱ(c+v+m)=Ⅰ(v+m)+Ⅱ(v+m)………………………………(2)
Ⅰ(c+v+m)=Ⅰ(c)+Ⅱ(c)……………………………………(3)
公式(1)表示,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與剩余價值之和應等于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公式(2)表示,第Ⅱ部類的消費資料總價值應等于兩大部類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的總和;公式(3)表示,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總價值應等于兩大部類不變資本的總和。其中,公式(1)體現了兩大部類之間的內在聯系,是簡單再生產實現的基本條件。
(三)擴大再生產的平衡條件
Ⅰ(v+m)=Ⅱc+Ⅰ c+Ⅱ c……………………………………(4)
Ⅱ(c+ c)=Ⅰ(v+m/x)+Ⅰ v+Ⅱ v………………………… (5)
公式(4)表示,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應等于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與兩大部類追加的不變資本之和相等;公式(5)表示,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與追加的不變資本之和應等于第Ⅰ部類工人和資本家所需的消費資料與兩大部類追加的可變資本的總和。
二、宏觀調控的基本思想
(一)總供求平衡
首先觀察簡單再生產,由公式(2)+(3)有
Ⅰ(c+v+m)+ Ⅱ(c+v+m)=Ⅰ(c)+ Ⅰ(v+m)+Ⅱ(c)+ Ⅱ(v+m)………………(6)
在公式(6)中,公式左邊表示社會總供給,公式右邊表示社會總需求,則從公式(6)得知,兩大部類提供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總和應等于兩大部類所需求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總和。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提供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總和必須等于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總和。因此,社會總供給必須等于社會總需求,只有這樣,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宏觀經濟才能平穩發展。
(二)總量平衡
根據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可知,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首先必須在量上保持平衡,即達到總量平衡。社會總產品不僅具有價值形式,可以用價值來計量,而且還是實實在在的、用途各異的商品和勞務的總和。因此,總供給和總需求不僅在價值形式上必須相等,而且在實物形式上也必須相等。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認為,社會再生產過程是社會總產品實物形態的運動和價值形態的運動的統一 。社會總產品實物形態的運動與價值形態的運動在時間上是同時進行的,在數量上是相互適應的。因此供求總量平衡不僅包括價值平衡而且包括實物平衡。
社會再生產中,實物平衡要求以下三個方面的均衡:第一、第Ⅰ部類內部各個生產者獲得他們從事社會再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第二、第Ⅱ部類內部各個生產者獲得他們從事社會再生產所需要的消費資料;第三、兩大部類之間相互交換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在實物總量上必須保持平衡。實物形態的運動和價值形態的運動是同時進行的,實物形式的轉換伴隨著價值形式的轉換。因此,兩大部類內部的交換以及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要求實物平衡,而且要求價值平衡。
(三)結構平衡
在社會再生產的均衡條件下,除了保持供求總量平衡之外,還必須保持結構平衡。結構平衡是指為保障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以及各個部門之間必須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社會再生產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而社會總產品實現問題既包括價值補償問題又包括實物補償問題。價值是無差別的,而使用價值是千差萬別的,只有滿足特定需求的使用價值,兩大部類之間及內部之間的交換才能進行,因此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結構,才能保證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總供求的平衡。
結構平衡分為產業結構平衡和產品結構平衡。產業結構平衡是指兩大部類產業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根據公式Ⅰ(v+m)=Ⅱ(c)可知,要使簡單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交換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否則就會造成產品過剩或者需求過多。產品結構平衡是指兩大部類生產的產品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社會資源是有限的,一種產品生產過多,另一種產品的生產就會受到限制,受到社會需求的影響,必然造成一種產品過剩,另一種產品短缺的現象。因此,必須保持產品結構平衡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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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7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工具；宏觀調控
一、引言
貨幣政策作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工具，日益受到各國經濟決策部門的重視。在擁有成熟市場經濟條件的國家中，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更為明顯和突出。在此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前的近二十年內，世界主要經濟體呈現出經濟穩步增長、通貨膨脹保持較低水平的特點，這一期間被稱作“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時代，對此研究者普遍認為，較為正確和成熟的貨幣政策是實現“大平穩”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對全球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影響日益加深，對此，各國紛紛開展了各種版本的救市計劃，努力使經濟盡快走出衰退的泥潭。這其中貨幣政策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隨著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的合理運用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其中，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大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時期，經濟體系的運行和市場經濟體系成熟發達的西方國家相比有著很大的差別，這也決定了我國在貨幣政策調控運用中需要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和特點，綜合關注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目標中存在的多重性和調控機制的復雜性。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防止經濟出現大的起落一直是我國經濟工作中的首要任務。這實際上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提出了具體要求。在這一目標下，如何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綜合利用利率調控、信貸規模管理等多種貨幣政策調控工具有效地實現調控目標成為貨幣政策制定部門需要關注的問題。
回顧近二十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歷史實踐，在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全國在之后的幾年內出現了經濟過熱的局面，通貨膨脹形勢嚴峻，在這一時期我國相應實行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在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下，我國經濟過熱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緩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出口部門受到了較大沖擊，國民經濟增長受到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我國在1998年之后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轉向為穩健，這些政策的實施對于防范通貨緊縮趨勢的出現起到積極的作用。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外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巨大的推動作用隨后幾年開始逐漸顯現，在以投資為主的國內需求和外部需求的雙重作用下，我國從2003年開始經濟又重新出現了偏熱的趨勢，貨幣政策對此又重新進行了微調予以應對，但總的來說，在次貸危機全面影響我國之前的近十年時間內，我國經濟發展總體上呈現出平穩發展的特點，貨幣政策調控變化幅度不大，總體保持穩健的態勢。然而，隨著次貸危機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陷入了衰退，全球經濟復蘇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內外復雜的經濟形勢和壓力下，我國貨幣政策近幾年的調控出現了明顯轉變：首先在2008年底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行了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行了大規模信貸擴張，扭轉了當時宏觀經濟下滑的不利局面，然而隨后國內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過快上漲以及通貨膨脹上行壓力的出現，我國貨幣政策開始轉向穩健，試圖在通貨膨脹治理、管理預期和穩定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合理有效政策空間。總的來看，近二十年我國貨幣政策是在不斷學習和吸取相關貨幣政策理論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時間經驗基礎上，結合本國國情和國民經濟形勢變化，合理選擇搭配貨幣政策工具進行相應調控，其歷史實踐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在保持國民經濟平穩運行起到了積極的正向推動作用。
就我國貨幣政策調控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來看，可以大致分為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兩種。其中，我國數量型工具主要包括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信貸規模的控制，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包括了利率調控和人民幣匯率政策。目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體系當中，以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最為頻繁，效果最為明顯，同時也兼顧了利率調控等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控手段。其中，隨著我國基礎貨幣供給越來越多受到外匯占款的影響，國內流動性增加存在一定的被動性。在這一背景下，我國中央銀行將商業銀行體系內超額存款準備金作為主要的操作對象，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來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和位置，從而實現貨幣信貸調控的目的。此外，中央銀行還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對貨幣市場流動性進行調節。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方面，從我國利率政策來看，通過對存貸款等管制利率的調節來引導市場預期，進而影響市場利率走勢。隨著近年來我國利率市場化建設的逐步推進，以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利率為代表的利率市場化特征日益顯著，微觀主體對利率的敏感性逐漸加強，利率市場化的微觀基礎得到了一定改善。在這一背景下，人民銀行利用利率這一重要的經濟杠桿，進一步強化了利率政策調控工具的運用，利率調控方式和調控機制更為靈活，在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中正在發揮著積極作用。從匯率政策來看，我國于2005年7月實行了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2012年6月，人民幣兌美元已累計升值超過30%，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對于調節我國外部失衡、緩解外匯占款對國內基礎貨幣投放壓力、保持貨幣政策獨立調整的空間具有重要意義。總的來看，隨著我國經濟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入、金融體系市場化程度的持續推進。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時必然會綜合運用數量型和價格型等多種政策工具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控。因此，考察這些不同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和作用的不同特征對于提高我國貨幣調控的科學性、前瞻性、有效性無疑具有積極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在分析和探討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中，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并逐漸為貨幣政策決策部門所接受，這一分析方法的一個顯著優點在于能夠避免以往經濟模型中容易出現的盧卡斯批判和動態不一致，因此應用該方法可以提高模型在經濟預測和政策評價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國內外研究中，Smets和Wouters（2007）、Chari et al（2008）、Blanchard（2009）、李春吉、孟曉宏（2006），許偉、陳斌開（2009）等分別采用此類分析方法對宏觀經濟波動和經濟政策效應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這為理解和掌握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和政策效應提供了很好的幫助。鑒于該理論體系具有較為完善的理論基礎和較好的實用價值，目前各國中央銀行紛紛開發本國宏觀經濟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其在政策效應分析、經濟預測等領域的應用日趨廣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預見，未來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在經濟管理部門進行政策制定、政策效應分析和經濟預測領域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事實上，隨著能夠反映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特征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逐步開發和不斷完善，該方法在我國經濟政策效應的量化分析、經濟發展運行中重要參數界定與測度、對我國經濟未來運行態勢的預測方面無疑將表現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綜上所述，本文將考察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分別討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應。在具有微觀基礎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框架內，系統性、規范化地研究和分析貨幣政策不同調控工具對我國經濟發展運行情況的影響和作用。
二、我國經濟DSGE模型的構建及求解
本文旨在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對我國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對我國經濟運行情況的影響進行量化分析和探討。本文建立了關于我國經濟的多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該模型是基于新凱恩斯壟斷競爭模型框架建立的，包括了多個經濟部門：家庭、中間品生產者、零售商、政府等。目的在于考察我國金融宏觀調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就金融調控政策而言，在這里主要集中分析貨幣政策調控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情況。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主要包括了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兩個大類，其中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側重于直接調控貨幣供給量的工具；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側重于間接調控的工具。
在具體分析中，以我國廣義貨幣供給量來代表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在我國的執行情況，以一年期貸款利率作為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在我國的執行情況。模型中所需要的其他經濟數據包括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我國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所有數據均為季度數據，時間段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綜上所述，本文將首先建立關于我國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包括了我國家庭、本地企業（中間品生產商、零售商），資本品生產者、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和政府相關經濟決策部門等，模型基本框架的建立如下。
本文模型中引入了兩種貨幣政策工具，模型求解和估計時，分為兩個線性系統分別進行。兩個系統均包含技術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理性預期沖擊，兩個系統的唯一差異體現在貨幣政策反應函數上。
三、模型參數估計、脈沖響應函數模擬
（一）模型參數的估計
1.部分參數的基本校準
2.部分參數的貝葉斯估計
以上是基于數量型和價格性貨幣政策工具給出的關于我國國民經濟情況的模型估計結果。從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經濟運行的特征參數，這些參數對于我們理解我國經濟結構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幫助和參考借鑒意義。此外，觀察兩個模型對同一參數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兩者均較為接近，說明結論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二）模型參數的脈沖曲線模擬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模型，考察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情況。限于篇幅，本文所關注的我國經濟的重點有兩個方面：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我國地區的通貨膨脹（我國消費者價格指數）情況。可以看到，當數量型貨幣政策（貨幣供給）擴張時，我國實際產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通貨膨脹也出現上升。1%正向貨幣供給波動會引起產出大約0.8%的波動，其政策效應顯著的持續期大約可以達到將近10個季度左右；與此同時，貨幣供給增加還會引起通貨膨脹的上升，1%正向貨幣供給波動可能會引起通貨膨脹上升近2.5%，并可維持較長的政策效應期。同時，貨幣供給增加對消費者消費、企業投資都有著明顯的正向推動作用。相對來看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可以發現，當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提高時，我國實際產出明顯的下降趨勢，通貨膨脹顯示出現下降而后上升。具體而言，1%正向利率沖擊出現時，我國通貨膨脹在短期內出現一定的下降，而后逐漸呈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利率政策對于我國通貨膨脹的抑制作用有限，然而利率上升可以使得產出出現明顯下降，但其作用力度明顯小于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對產出的影響，1%的利率正向沖擊僅僅可以引起產出不到0.5%的波動。在消費方面，利率提高的增加會相應減少居民消費，顯示了價格型政策工具在消費調節中的產生負向作用，使得消費水平下降，更多的消費預算可能變為居民儲蓄。同時，利率的上升對投資的抑制作用也較為明顯。
總體來看，就調控效果而言，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無論在政策效應的力度還是持續期方面均優于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此外，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對通貨膨脹的治理效應并不理想，可以看到，盡管在最初利率的提高使得通貨膨脹出現明顯下降，但在隨后的時間內，通貨膨脹逐步上升并依然維持在正向的態勢。同樣的情形出現在價格型工具對消費、投資的影響上，其作用力度也相對小于數量型政策工具。這說明，現階段，在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體系當中，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相比于價格型工具能夠發揮出更大的調控效力。
事實上，受限于我國經濟結構特點和金融體系發展的相對滯后，我國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存在著一定的不足。長期以來，我國國際收支保持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占款連續快速增長，基礎貨幣被動投放，造成我國國內貨幣供應量不斷擴張，因此盡管從我國當前經濟金融發展特點來看，數量型貨幣政策調控的效果相對更為有效，但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了數量型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存在著一定的被動性。需要指出的是，隨著近年來，受到我國人民幣匯率調整逐漸趨向均衡匯率、經濟危機導致外部需求減弱和外匯占款增長放緩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在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了較大的調整空間，獨立性和主動性有了一定的加強，然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依然面臨著較大的困難。就我國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來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我國微觀市場主體仍然缺乏足夠的市場化意識，事實上這正是我國金融體系發展不完善的一種體現。我國金融資源的價格體系長期存在管制現象，金融市場又缺乏足夠的投資渠道，這造成了微觀主體在進行決策時往往對金融市場價格變化不敏感，存在預算軟約束、非理性投資等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控效果必然要打上折扣，影響其政策效力的發揮。
四、本文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本文的分析表明，從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經濟的調控效果看，執行以貨幣供給總量調控為代表的數量型工具優于以存貸款利率為代表的價格型工具。事實上，我國經濟近年來取得加快發展，其經濟增長結構中投資拉動所占比重較大，這其中更多是以國有企業投資行為為主導。由于存在預算軟約束等方面的原因，這類企業在融資、投資中對于資金成本（利率）并不敏感，對其影響最大的是貸款規模的大小。因此，當貨幣政策收緊，以信貸規模為代表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對這些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影響十分顯著，相比之下，價格型工具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事實上，這正體現了當前我國利率市場化不完善，資本價格效應難以充分體現的現狀。在當前金融宏觀調控中，政策效應最為明顯的依然是對信貸規模的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人民銀行多次提出將綜合采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宏觀經濟調控。這說明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將會有更多施展的舞臺，其前提條件必將是我國利率市場的不斷推進和完善，這也正是我國“十二五”期間金融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近年來，隨著各項金融市場改革的穩步推進，我國初步建立起以shibor為代表的短期利率體系和以國債收益率曲線為代表的長期利率體系，利率市場化程度有顯著提高，利率在貨幣政策制定和對宏觀經濟影響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種種證據表明，中央銀行采用利率調控的現實條件在逐漸完善，以利率為代表的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在正逐步加強。
綜上所述，金融宏觀調控政策與我國經濟發展與穩定息息相關。因此，密切關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化趨勢、詳細考察多種貨幣政策措施、工具的政策效應特征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較快發展時期，與之伴隨的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資產價格波動（特別是房地產價格）和一段時期內通貨膨脹預期的不斷增強，應當看到貨幣政策將在這一過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在這一背景下，充分理解和把握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考察我國經濟運行的特征，對于相關政策制定、保持區域經濟發展與穩定無疑具有積極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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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在金融領域，以利率、匯率改革為主、為先，而以資本賬戶開放為輔、為后的“先內后外”金融改革次序論曾占據主導地位。金融改革次序論是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推演出的。它有三個理論基礎，即金融抑制論、不可能三角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金融抑制論論證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而不可能三角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則是決定金融改革次序論的主要理論支柱。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在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完成前放開資本管制，跨境套利資金將自由進入國內市場，套取利差和匯差，加大經濟波動，削弱國內貨幣政策有效性，甚至引發經濟危機。
作者認為，不可能三角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三角中的“三角”是絕對狀態，而這些絕對狀態并非常態。現實情況往往是資本不完全自由流動或不完全管制，匯率也并非完全固定或完全浮動，也就是存在著中間狀態。各國金融改革與開放的起點大多都是某種這樣的“中間狀態”，改革的推進過程，常常也并非指向不可能三角的某種純粹狀態。利率平價理論也未必與實際相符。現實中的市場并不像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宣稱的那樣有效，資本流動與利率變化也非一一對應的關系。
以上分析告訴我們，金融改革次序論在理論上并非絕對真理，教條地堅持“大爆炸式”改革理論或者“先內后外”、“先外后內”等金融改革模式，而不考慮國情，無異“刻舟求劍”。實踐提供了多彩的圖景：拉美國家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多以失敗告終;美國實行先外后內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而英國實施與美國幾乎相同的改革順序并不成功;日本先內后外的金融改革最終失敗;德國的各項金融改革幾乎都在70年代完成，前后相差不過兩三年，各項改革互相配合，協調推進，產生了協同效應，取得了較好效果。實踐證明，如果我們將金融改革“次序論”僵化，過分強調改革的前提條件，就會使改革的漸進模式蛻變為消極、靜止的模式，從而延誤改革開放的時機。本書作者反復強調：我國的金融改革應該植根于中國實際，應當全面協調各項改革舉措。我以為，這是很有見地的。
在我看來，本書在論證協調推進金融改革理論時，有四個亮點。
第一，將金融改革與宏觀經濟平衡結合。作者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下，論述了經濟金融體系調節的靜態及動態機制。靜態看，固定順序的金融改革和協調推進式改革過程中，各經濟金融指標不會出現大幅震蕩。固定改革順序是“先內后外”還是“先外后內”，主要取決于改革時的初始狀態。如果錯誤地判斷初始條件，改革順序就會有誤，經濟運行就會面臨較大震蕩。動態看，若協調推進金融改革，經濟金融體系可以較容易地實現內外均衡。若按固定順序推進金融改革，經濟金融系統會以循環的方式向均衡收斂。分步驟看，金融改革時的初始狀態決定了推進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的時機，也決定了哪一項或幾項金融改革可以先行一步。
二是將金融改革與利率、匯率超調理論結合。為了簡化金融改革效果的評估過程，作者作出了幾點假設。金融改革中有三個狀態，初始狀態、過渡期和最終狀態。決定金融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過渡期里各指標的變動方向、頻度和易變性。如果變動過多，超過社會承受力，改革可能失敗。指標變動少的改革方案是好的方案。評估各指標變動情況，首先就要看各項指標是否超調。如果各指標向均衡狀態平穩收斂，這樣的改革就沒有超調之虞。如果金融改革分先后順序，各個領域逐步完成改革，經濟體會沿著先實現局部均衡再實現一般均衡的路徑發展;利率、匯率、資本流動莫不如此。若局部均衡值與一般均衡值的方向存在較大差異，超調將不可避免。協調推進金融改革，當可減少局部均衡值與一般均衡值的沖突，減少甚至避免金融指標超調。
三是將金融改革與宏觀經濟政策結合。為了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金融改革當然不可或缺，但是，為了減少經濟和金融劇烈波動，金融改革與宏觀調控應協調一致，也肯定是必然的要求。從宏觀調控一側看，應當減少軟約束的投資刺激計劃，減少投資對融資的過度依賴;從貨幣政策一側看，則需要貨幣政策與投資政策相協調，并做到松緊適度。短期內，經濟自身的發展、利率市場化改革等都可能產生推高利率水平的結果，因此，貨幣政策不能過緊。同時由于我國杠桿率快速提升，金融風險正在加劇，貨幣政策又不能過松。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抑制利率的快速上漲是必要的。2014年，央行實施了一些列結構性寬松政策，包括定向降準、定向再貸款等，這些都有利于抑制利率上行，抵消利率市場化的短期影響。在推進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過分追求實現貨幣供應量目標，可能會導致短期利率波動較大。簡言之，由于金融改革自身就有宏觀調控的意義，改革與宏觀調控相配合，是一個自然的要求。
四是不過分強調金融改革的前提條件，而將一些所謂前提條件看做金融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與利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同步協調推進。金融市場建設不應與利率市場化改革割裂開來，而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不可能等到金融市場沒有任何缺陷了才開展利率形成機制改革，或者等利率形成機制改革完成后才發展和完善金融市場。外匯市場建設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是互相促進的關系。完善外匯市場能保障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順利實施，改革匯率形成機制能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資本項目開放既要減少對資本流出的管制，也要減少對資本流入的管制。如此等等。
第9篇：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范文
稅法學在我國法學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開始被接受。但是稅法學在我國畢竟進入法學教育才十余年，還很不規范，大多數學校法學專業還不是作為一門課程，僅僅是作為經濟法學的一章簡單介紹一下，稅法應該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且它在法學教育中的地位應該等到提升，成為法學專業骨干課程。在美國、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都是作為法學的必修課程。如果稅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需要建立自己科學的、規范的理論體系。目前，稅法學在這方面還存在著很多問題：體系不規范、內容不穩定，名稱不統一，缺乏一個統一的教學大綱約束。
為了更好規范稅法學的內容體系，筆者提出如下幾個問題與同行探討。
1、關于稅法學與稅收學的區分問題
目前作為法學教育的稅法學與作為財經類的稅收學體系過于接近。固然，二者的聯系以及內容有一定的相互重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畢竟這兩門課程分別屬于不同的兩個學科門類，應該有各自的邏輯體系。
首先，稅法學的理論基礎應該是法學而不應該是經濟學。應從稅收法律關系的特殊性來構筑稅法學的理論基礎，以此與稅收學相區別。稅收學的基礎的研究目標應該是對稅制進行經濟學分析，探索稅制各要素與經濟變動之間的函數關系，不斷優化稅制結構，達到稅收的最佳調控目標。稅法則是從憲法權利（權力）出發確定權利、義務，并使這些權利、義務得以實現作為研究的目標。
其次，稅法的原則也不應該借用稅收學的原則。亞當斯密、瓦格納以及當代經濟學家提出的稅收理論和原則為稅收法律制定和實施奠定了理論條件。稅法的原則不應停留在這一層面和角度上，而應結合稅收的立法和執行特殊性，總結概括稅收立法、執行過程中帶有共同性的準則。這些準則即要借鑒稅收理論和原則，又要具有鮮明的法學特征，還不能照搬法學共有的原則，反映稅法的特殊規律。如稅收法定原則、無差別待遇原則（平等原則）、納稅人權利保護原則、服務原則等等，都是稅法學值得高度重視的原則性問題，經過廣大學者的努力，稅法固有的規律性東西會被發現，并逐步取得共識。
再次，稅法學所闡述的內容具有規范性的特征，而稅收學具有較強的理論性。稅法學作為法學學科與刑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等學科一樣，其內容體系應主要依據現行法律、法規進行學理闡釋，不排除必要的理論探討，但所闡明的規范必須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不能用理論探討代替現行的法律規定。而稅收學作為經濟學理論主要應研究稅收理論基本規律、范疇概念、歷史、各派學說等，屬于理論、制度和政策方面，對稅法有理論上的指導作用。
2、關于稅法與財政法的銜接問題
稅法與財政法有著較密切的聯系，稅法學引入一部分財政法的內容是必要的。但是，二者也各自有著自己獨立的體系。財政法是調整國家在財政管理活動中與財政管理相對人所形成的財政關系的法律規范，也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包括財政政策、財政原則、財政活動方式和程序以內的基本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內容有：預算、稅收管理、國家采購管理、財務會計管理、國債發行與管理、轉移支付、財政監督和法律責任等部門法律法規。
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財政法律體系中不可避免會涉及稅法的內容，國務委員財政機關也屬于國家稅務主管機關，國務院的稅收法規大部分都是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共同簽發。但是，省以下各級財政機關則不是稅務主管機關。稅務主管機關和稅款征收機關也不是一回事，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除稅務機關、稅務人員以及經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委托的單位和人員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進行稅款征收活動。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單位和個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擅自作出的減稅、免稅決定無效，稅務機關不得執行，并向上級稅務機關報告。”所以稅法與財政法有必要分離，稅務機關的執法權限不應納入財政法體系之中，財政部門的執法權限不宜擴大到稅收領域，以防止地方政府過多過濫的地方政策。
與稅法聯系較密切的財政法內容主要有宏觀財政政策、分稅制財政體制、稅款繳庫和轉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內容，這些應包含在稅法學內容體系之中。與稅法雖有關系，但在體系上沒有直接聯系的內容，不宜引入稅法學。
關于財務會計管理，財政部門與稅務機關職能有交叉。根據<<會計法>>規定：“國務院財政部門主管全國的會計工作，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財政部門管理本行政區內的會計工作。”這一規定明確了財政部門是會計工作的主管部門。但是，在稅務、審計、金融等部門的管理職責中也也涉及會計工作，在<<稅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實施細則中，明確規定了稅務機關有賬薄憑證管理權。這是稅收的基礎性工作，只有加強對財務會計工作的管理，才能正確確定稅基和計稅依據。因此，稅務機關對賬薄、發票和其他會計憑證的管理是必須的。另外，由于我國施行稅法與會計法適當分離的原則，稅務機關在征收稅款過程中，需要對會計項目進行調整，對二十余項指標的調整形成了獨立于會計法的稅務會計。這些內容應包含在稅法學當中，而財政法涉及會計工作的內容主要應是會計制度的制定、會計人員的管理、會計工作的監管、注冊會計師的管理等。目前稅務會計內容大多數稅法學教材尚未列入。
3、稅法學與經濟法學的關系
經濟法學無論是從研究對象還是內容體系都比較混亂，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規定，稅收法律制度被收入宏觀調控法部分，但是在內容上卻沒有以稅收的調控職能作為重點，而是介紹稅收和稅法的概念以及稅法的基本制度為重點。稅收作為國家調控經濟的一個重要手段，在經濟法學的宏觀調控內容中應該涉及，但是應把握好角度，應圍繞稅收和稅法的宏觀調控職能（手段）加以闡述，而不應該在這很小的篇幅內全面介紹稅法，主要應講清楚稅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一樣，是如何發揮其調控職能的。
根據我們十余年稅法學教學的實際情況看，稅法學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學科，是學生反映最難學的學科，需要具備一定的相關知識為基礎，如會計學、經濟學等，而目前法學專業學生這方面的知識比較缺乏，需要老師在課堂上根據稅法學需要引入相關知識并進行解釋，學生才能理解。如果按照<<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規定的稅法在經濟法學二十四章中的一章來講，學生可能連起碼的概念也建立不起來。
另外，經濟法應是一個學科而不應是一門課程，如果作為一門課程的話，也只能稱之為經濟法總論或經濟法概論，側重于經濟法的概念及研究對象，經濟法的基本理論和原則以及體系和內容的概述，為學生進入其他經濟法律部門的學習奠定基礎。如果經濟法學把目前所涉及的法律領域的法律制度都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