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范文
為了說明用經濟學知識無法預測的經濟現象，可以列舉股票市場上交易的股票價格和不同貨幣間的相對匯率變動的例子。如果經濟知識能拿來預測這些變量的變化，那么當今的很多經濟學家都會成為富豪。事實上，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這些都屬于無法預測的變量。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假說認為，一旦市場上存在能通過賤買貴賣賺錢的機會，交易員就會立刻用這些機會牟利。當所有的交易員都能高效地利用套利機會的時候，套利交易就無利可圖了。如果一名交易員掌握了其他交易員不了解的內部信息，那么這名交易員仍然能夠在特定的股票或外匯交易上獲利。企業的管理人員有可能掌握某些內部信息，比方說本企業的特殊發明，并據此預見到企業的股價將上漲。當然，如果他利用這樣的信息去買股票，就會觸犯法律。某些政府官員可能知道本國貨幣短期內將升值，但是法律禁止他利用這樣的消息賣空外幣，買入本幣。
同樣，我再列舉一些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例子，以說明能用經濟理論加以預測的領域。在微觀經濟學里，消費需求理論能解釋和預測對消費產品的需求。例如，在汽車需求上，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汽車的相對價格和消費者的實際收入是決定汽車需求的主要變量。汽車需求常用汽車保有量來衡量。汽車需求的收入彈性告訴我們當消費者收入變化1個百分點時汽車需求變化多少個百分點；汽車需求的價格彈性與此類似，告訴我們當汽車價格變化1個百分點時汽車需求變化多少個百分點。我們可以用某個經濟體的歷史數據和計量經濟學方法來估計這些彈性。如果一個人能夠比較準確地估算出未來幾年中國收入的增速，那么他就能用模型計算出來的收入彈性預測中國的汽車需求。鑒于中國過去多年間收入增速的平均值都相當穩定，我們就完全能用模型計算的收入彈性估計未來幾年的中國汽車需求。以美國為例，我曾在1958年使用這種方法準確地預測出1968年的汽車銷量，該于1960年。近年來，中國的汽車需求快速增長，也能用這一方法預測未來的汽車需求量。
另一個宏觀經濟學的例子是對通貨膨脹的預測。解釋通貨膨脹有三個重要變量：貨幣供給相對產出的比率、去年的通脹率和去年的糾錯變量。計算糾錯變量時，要先對價格指數和貨幣供給與產出比率分別取對數，并計算兩個經過對數化處理的變量之間的關系。實際的價格對數和用這關系求出的價格對數之差就是糾錯變量。我于2010年在《經濟通信》發表了《中國通貨膨脹水平的實證研究》，文中詳細記錄了這個等式。我曾在2002年到2010年間用這個等式成功地預測了中國的通貨膨脹。而這個等式最早在1985年就估算出來了。1984年中國的貨幣供給大幅增長，流通中貨幣增加了50%，當時的中國總理很關心通貨膨脹的形勢，并要求我估算1985年的通貨膨脹，我在1985年7月估算了這個等式。我后來又使用2009年及以往年度的數據修正了這個等式，并發現自1978年的經濟改革以來，等式中的參數一直沒有發生過變化。這些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都有記載。
總的來說，當經濟理論能解釋我們關注的現象時，經濟學家就能做出準確的預測。正如良醫能成功治愈病人的疑難雜癥一樣，好的經濟學家也能夠做出精準的經濟預測。
第2篇：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課堂學習；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曾說：“尋求并找出一種教學的方法，使教員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學生可以多學；使學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囂、厭惡和無益的勞苦，多具閑暇、快樂和堅實的進步”。從目前情況看，課堂教學仍是高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場所。而在課堂教學中如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教與學達到有機結合，不斷提高課堂教學效果，就成了全體高校教師必須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對筆者多年來在教學中所做的探索進行了回顧，在此基礎上對實施的效果做了總結，反思了對學生綜合分析能力的培養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二、對調動大學生課堂學習積極性的探索
（一）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主動參與知識的形成過程。筆者講授的《微觀經濟學》課程是教育部確定的“財經類專業核心課程”之一，該課程是本科經濟與管理專業統一開設的專業基礎課和必修課。由于在低年級開設，相當一部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到力不從心。因而，在授課過程中，筆者通過自由發言讓全體學生都參與其中，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例如，在學習隱成本與顯成本的內容時，筆者首先給學生3分鐘左右自由發言時間，讓學生舉例對所掌握的各種成本進行陳述，然后引出隱成本與顯成本的概念，最后師生共同總結兩者的不同。由于學生是主動地參與知識的形成過程，因而在自由發言中其積極性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課堂氣氛變得活躍了，學生的思維也在輕松的氛圍中更加暢達。
（二）在教學過程中力求教學語言的流暢簡明，富有感染力。毫無疑問，在教學組織中，教師的課堂語言做到了流暢簡明，學生才會有更多的時間去思索問題，積極參與教學過程。教師在教學中充沛的精力、風趣的語言都將對學生產生顯著的感染力，可增強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自覺性和主動性，使學生在活躍的氣氛中快樂地學習。基于此，筆者在教學過程中，在教學語言的組織上狠下工夫。例如，部分學生對《微觀經濟學》課程中所涉及的彈性的計算有畏懼情緒，筆者就有意識地在例題的講解過程中，用最通俗的語言引導學生區分弧彈性和點彈性計算公式的不同，就幾個最基本的環節與學生進行溝通。有時，個別學生會在課堂上出現短暫的注意力分散的情況，筆者不采取當眾批評的形式，而是用眼神、手勢略加提醒，達到了預期效果。
（三）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學生個性和人格的培養。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將自身的個性優勢與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結合起來對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筆者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尊重學生、注重因材施教，學生來自不同的省、市、自治區，成長的環境是不同的，對問題的認識角度和深度也自然不同。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的組織者，應著力保護每一位學生成長中的創新取向，平等地對待每一名學生個體，鼓勵學生的個性發展，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筆者任課的教學班里，由于學生的來源不同，學習的基礎存在明顯的差異，有的學生存在自卑心理，總覺得自己在課堂反應上不夠快，在學習上缺乏優勢。針對這種情況，筆者通過課下與其交談，了解學生的興趣愛好及對生活中的哪些經濟現象比較關注，然后在課堂上講授到相關章節時，就有意識地安排這部分學生在課堂上發言，為學生提供彰顯個人能力的機會和平臺。由于是學生平時關注的內容，因而發言時的表現與平時判若兩人，而筆者也會在課堂上大力表揚，這樣學生就逐漸地樹立了自信心，課堂教學的效果也會不斷提高。
三、近兩年考核情況回顧
（一）卷面成績。以筆者從事的《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為例，2010～2011學年學生人數為246人，2010～2011學年學生人數為229人。從期末統考的卷面成績看，該課程的平均分略有提高，2010～2011學年為71.71分，2011～2012學年則上升到72.86分，提高了1.15分。90分以上的人數所占比重，2010～2011學年為7.72%，2011～2012學年則上升到15.72%，提高了8個百分點；80～89分的人數所占比重，2010～2011學年為22.76%，2011～2012學年則上升到26.20%，提高了3.44個百分點；70～79分的人數所占比重，2010～2011學年為28.46%，2011～2012學年則降低到24.02%，下降了4.44個百分點；60～69分的人數所占比重，2010～2011學年為30.49%，2011～2012學年則降低到17.90%，下降了12.5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2010～2011學年的及格率為89.43%，2011～2012學年則降低為83.84%，下降了5.59個百分點。綜合起來看，80分以上的學生所占比重，2010～2011學年僅為23.44%，而2011～2012學年該比例達到41.92%。顯然，良好以上成績所占的比重在急劇上升的同時，不及格的比例也在提高。2011～2012學年卷面成績最高為99分，最低分為18分，相差81分。另外，該學年的成績標準差大于15，這說明學生的成績差異是非常顯著的。
（二）卷面中反映出的問題
1、部分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不強。在2011～2012學年的《微觀經濟學》的試卷中，論述題為二選一，分值為15分。其中一道小題是談及某市政府鑒于市人口不斷增加且商品房價格又較高從而住房日益緊張的情況，打算刺激租房需求，考慮了兩種方案，要求學生從均衡價格及均衡產量的角度分析這兩種方案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從卷面情況看，絕大部分學生都選擇了教材上有明確論述的題目作答，而選擇該題的學生較少。且選擇該題的學生在對問題的論述過程中，缺乏對均衡價格及均衡產量形成及變化的靈活運用。由此看出，學生對經濟理論的理解還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缺乏融會貫通的能力。還有部分學生雖然選擇了教材上的題目，但由于是死記硬背，以致張冠李戴。
2、對圖形的理解不到位。在經濟學的學習中，學生對圖形把握是非常重要的。通過圖形，可以加深相關問題的理解。但從卷面中發現，部分學生對圖形的理解遠未達到預期的要求，在解答問題時，會將相似的圖形拼湊在一起，而對其經濟含義一知半解，或把不同領域的問題完全混淆。如，部分學生在作圖分析短期生產函數中的勞動的總產量曲線、勞動的平均產量曲線和勞動的邊際產量曲線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時，竟然將圖形錯劃成了成本論中的邊際成本、平均成本及平均可變成本曲線。
3、對基本概念的把握欠準確。如在《微觀經濟學》的卷面中，不止一個學生對“短期和長期”的含義認識模糊，認為短期是一年之內，長期是一年以上；有的學生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與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混為一談；個別學生望文生義，對一些基本概念的把握遠未達到教學的要求。
四、反思
（一）在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時，一定要注意培養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調動學生課堂學習的積極性，把學生的潛質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這對于提高教學效果無疑是有裨益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培養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由點帶面，由淺入深，引導學生將不同的知識點結合起來。要做到這一點，教師在授課中必須要進一步重視案例教學，通過不同層次的案例教學，逐步提高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此外，教師要引導學生關注身邊的經濟現象和熱點問題，使學生能及時地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切實提高學生綜合分析能力。
（二）采用多種形式，提高學生對圖形的理解能力。部分學生在教學過程中，表現出對圖形不感興趣，甚至有學生直言：看見圖形就頭疼。針對這種情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采取多種途徑，先引導學生不排斥圖形，再逐步培養起學生對圖形的熱愛。在圖形的講解過程中，可舉一些通俗的例子貫穿其中，使學生對圖形的理解能力能上一個臺階。如，在作圖說明需求量的變動與需求變動時就可以“其他條件不變，牛奶價格下降將導致牛奶的需求量增加”為例進行講解，可啟發學生從影響因素、圖形的表現諸方面真正掌握相關內容。
（三）使學生準確把握基本概念的內涵。部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認為記憶力好，對一些基本概念采取死記硬背的方式，因而在卷面中經常看到有混淆概念的現象。因此，教師在今后的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對概念中所涉及的核心內容做分層次的把握，建議學生在理解的基礎上加以適當記憶。如需求的基本含義包括兩層：消費者對某種商品的購買意愿和購買能力，缺一不可。
總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千方百計調動學生課堂學習的積極性，對提高課堂效果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教師需要經常對實踐的效果進行總結和反思。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得到全面發揮，準確、全面把握相關教學內容，使課堂教學質量不斷得以提高。
主要參考文獻：
[1]馬文婷.試論高校教學方法改革[J].河南農業，2011.20.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第3篇：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范文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 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頁注 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 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 mayer) 。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 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 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 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osenstein 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 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并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并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 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 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 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 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 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第4篇：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范文
關鍵詞：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均衡假定；凱恩斯主義；工具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4―0053―06
一、導言
自從《通論》出版以后，西方經濟學界對于該書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張的批評，始終沒有停止過。一方面，在凱恩斯學派內部，以英國羅賓遜夫人為首的凱恩斯派和以美國薩繆爾森為首的凱恩斯派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大論戰；另一方面，新奧地利學派、貨幣學派等不停從外部抨擊凱恩斯主義，特別是包括貨幣經濟周期(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在內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進行了全面的攻擊。不管興起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rianism)如何提出各種各樣的價格粘性理論和消費函數來彌補其微觀基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批評之一)，通過建立各種通貨膨脹模型來解釋經濟滯脹(來自現實的挑戰)，他們始終回避其均衡假定給其理論帶來的非真實性，堅定地從凱恩斯那里得來的儲蓄恒等于投資的均衡假定的基礎上構建和修改其理論，而固執地置科爾內(或譯科奈爾)、貝納西等人對他們所采用的均衡分析方法的批評于不顧。張建平在其《西方經濟學的終結》中也對凱恩斯《通論》中的投資恒等于儲蓄的觀點提出了挑戰，雖然他看到了凱恩斯在論述投資恒等于儲蓄的論點時的一些邏輯錯誤，并得出了儲蓄等于零等結論，但他的批評并不是很徹底。而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也再次讓我們反思其科學性。本文擬從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恒等于儲蓄”假定為例來說明其在邏輯上存在的矛盾和與常識的沖突，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反思以均衡假定為理論基礎的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科學性，進而希望對推崇進行宏觀需求管理政策的政府和推崇在均衡假定基礎上構建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者有所啟發。
二、均衡假定的邏輯錯誤和與常識的沖突
自從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以來，宏觀經濟學逐漸成為一個比較系統而相對獨立的學科，后人將凱恩斯的短期經濟增長模型進一步長期化為外生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縱觀其理論構建，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市場能夠自動實現均衡。但是，正是這個假設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引入了歧途，對于原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綜合派、新凱恩斯主義、哈羅德-多馬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索洛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而言，它都是一個難以回避的硬傷。
也許有人會說，宏觀經濟學就是因為市場在短期內不能自動實現均衡，以均衡為基本理念的微觀經濟學不能很好地對此給予解釋才產生的，怎么會假定市場能夠自動實現均衡呢?為什么說假定儲蓄等于投資就意味著市場能自動實現均衡呢?
這要從凱恩斯在其《通論》中對投資I和儲蓄S的定義說起。凱恩斯在文中認為：
“所得等于本期產品之價值，本期投資等于本期產品中未作消費之用者――那一部分產品之價值，儲蓄等于所得減去消費，只要大家同意這些用法(這些既與常識不悖，又與傳統相符的用法)，則投資與儲蓄自然相等”。
上述關系用公式表示為：
“所得=產品價值=消費+投資
儲蓄=所得-消費
故儲蓄=投資”(即I=S)
這三個等式就是著名的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核心方程。不管是后來希克斯和漢森建立的模型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新古典綜合派的AD-AS(總供求)模型，還是哈羅德-多馬建立的G=S/C的經濟增長理論、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都隱含了這個假定。而且這個命題被后人稱為是一個恒等的公理，表示為I=S。可見，凱恩斯的思想影響之深遠。
在凱恩斯看來，“所得等于本期產品之價值，本期投資等于本期產品中未作消費之用者――那一部分產品之價值，儲蓄等于所得減去消費”既與常識不悖又與傳統相符，故將這幾個命題作為他的理論基石，其推導的結果是“投資與儲蓄自然相等”。
但在凱恩斯的這個邏輯推理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或錯誤：
第一，把市場不出清這個問題給假定掉了。
“所得等于本期產品之價值”中的“本期產品之價值”與“本期投資等于本期產品中未作消費之用者”中的“本期產品”在內涵上是有區別的。前者是從實際市場價值――即成交價格的角度來說的，后者是從實物的角度來說的。二者當量不同，豈能比較?更不要說相等了。如果后者一定要與前者相比較，“本期產品”就應該表述為“本期產品的預期市場價值”(兩者都以價格為當量，方能比較)。當產品在市場上沒有賣出去時，其預期的市場價值顯然沒有得到實現，從價值量的角度講，前者(本期產品之價值)就要小于后者(本期產品的預期市場價值)，二者之間的差值就是存貨的預期市場價值，即：
存貨的預期市場價值=本期產品(的預期市場價值)-本期產品之(實際市場)價值
凱恩斯在此顯然將“本期產品(的預期市場價值)”和“本期產品之(實際市場)價值”等同起來了。這實際上等于假定：生產出來的產品的預期價值都能在市場上得到實現，產品沒有過剩――即生產多少，就能賣出多少，社會也就能相應地得到多少收入。這其實就把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市場不出清――生產過剩這個問題給段定掉了。如果沒有產品(包括勞動力和資本)的過剩，如果生產多少就能賣出多少，社會就能得到多少收入，那么宏觀經濟學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凱恩斯在此犯了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
第二，把消費品和資本品混為一談、偷換了必要的存貨儲備與過剩的存貨之間的概念。
“本期投資等于本期產品中未作消費之用者――那一部分產品之價值”中的本期產品的(預期市場)價值構成，根據常識用數學等式可以表示為：
本期產品(的預期市場價值)=本期投資(的資本品的市場價值)+消費品(的市場價值)+存貨(的預期市場價值)
凱恩斯武斷地認為，“本期投資等于本期產品中未作消費之用者……”。按照我們對投資和消費的常識，本期產品中沒有被消費的產品包括本期的資本品(其中包括有過剩的資本品，即資本品存貨)和本期過剩的消費品(即消費品存貨)。凱恩斯的這一論斷意味著存貨也是已作投資的資本品，即過剩的消費品和其價值未得到實現的資本品都是投資品。凱恩斯在此犯了兩個方面的錯誤：(1)將資本品與消費品混為一談，這顯然與常識相悖，(2)偷換了為了正常經營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存貨儲備(這是一種投資)與過剩的存貨之間的概念(沒有投入預期價值能帶來增殖的生產的資本品存貨豈能算作投資品?)。
這一論斷的錯誤之處可以用以下算術式之間的矛盾來說明：
凱恩斯認為，“本期產品中未作消費之用者”(凱恩斯認為就是投資)等于“所得減去消費”(凱恩斯認為就是儲蓄)。
即 投資=儲蓄 (1)
(1)式的左邊=投資=本期產品-未作消費之用者 (凱恩斯的觀點)
=過剩的消費品+資本品 (常識)
=過剩的消費品+過剩的資本品+已作投資用的資本品 (常識)
即投資=過剩的消費品+過剩的資本品+已作投資用的資本品 (恒等變形) (2)
(1)式的右邊=儲蓄=所得-消費 (凱恩斯的觀點)
=已售本期產品市場價值-已售消費品的市場價值 (常識)
=已作投資用的資本品的市場價值 (常識)
即儲蓄=已作投資用的資本品的市場價值 (恒等變形) (3)
由(2)式和(3)式得投資≠儲蓄 (4)
則(1)式和(4)式矛盾。
凱恩斯在其通論中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矛盾，正是在于他混淆了資本品與消費品之間的區別、偷換了為了正常經營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產品儲存與產品過剩之間的區別，即(2)式所示的荒謬論斷。
如果存貨都成了投資用的資本品，那么當經濟出現過剩導致經濟危機時，政府和企業緊張什么呢?凱恩斯所擔心的需求不足(包括投資需求不足)豈不成杞人憂天了?他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擴大政府支出以拉動投資的政策建議豈不是多此一舉嗎?
看來，唯一的解釋是，凱恩斯政策建議中的拉動需求的投資用的“資本”與其理論基礎中的包含存貨的“資本”是有區別的，而且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存貨與我們傳統和常識所認為的“投資用的資本”的含義是不同的，存貨就是一種過剩，一種預期價值沒有在社會中得到實現的產品，而不是投資用的資本。作者認為，投資是指購買預期能帶來價值增殖的資本品的行為。只有投入在預期價值能夠增殖的生產中的資本品才是投資品。
一個經濟體只有在社會需要(并且有足夠的購買力)的預期能帶來價值增殖并得以實現的資本品集合等同于該經濟體供給的資本品集合時，該經濟體的資本市場才可能出清。那些不具有預期價值增殖的“投資”，對市場出清和經濟良性運行以及社會福利的增進是沒有實質性意義的，甚至是一種資源的浪費。
第三，武斷地假定收入獲得者只有消費和儲蓄兩種經濟行為。
“儲蓄等于所得減去消費”意味著對收入獲得者而言，只有儲蓄和消費兩種經濟行為，沒有投資行為。這完全漠視現實中還有部分收入者的投資行為，而只看到收入水平在溫飽線左右的低收入群體的經濟行為，這顯然是不符合現實的。
總之，凱恩斯在不符合現實的前提條件下，得出了不符合現實的、一個與他批判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市場出清時所持觀點相矛盾的結論――儲蓄恒等于投資；而他的追隨者們(新古典綜合派、新凱恩斯主義)和哈羅德-多馬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論、新古典的宏觀經濟學卻始終堅持在這不符合現實的“投資恒等于儲蓄”(等)均衡假定下構建其宏觀經濟理論；雖然他們引入了越來越復雜的數學工具，但對其理論與現實的脫節卻沒有絲毫幫助，以至于托馬斯?邁耶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是，雖然數學處理令人眼花繚亂，但是經濟學的進展卻可以用‘緩慢’一詞加以描述。”。
三、對以均衡假定為理論前提的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討論
按照凱恩斯的說法，市場不能出清是由于工資的剛性。但在其宏觀經濟理論大廈中，工資剛性除了在談到市場不能出清的原因時出現過以外，在他的政策建議中卻沒有看到它身影，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致命的均衡假定，它把市場不出清的問題都假定掉了，市場不出清的原因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管理理論里自然找不到它的位置了。這說明，“投資恒等于儲蓄”不僅在其推導過程中存在邏輯錯誤和與常識的沖突，而且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理論在邏輯上不能自洽。而正是他不自覺地引用了古典主義的均衡假定，使得他并沒有能夠在現實上真正地與以均衡分析為基本方法的古典主義決裂。
薩繆爾森力圖將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有機結合在一起，將投資區分為計劃(或意愿)投資和非計劃(或非意愿)投資――即存貨或者說過剩，通過模糊“過剩”與為了正常經營所做的“必要儲備”之間的區別，從而為這個恒等式(或市場出清)的成立辯解，仍然沒有逃脫上文所述的凱恩斯所犯的錯誤――偷換概念、把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假定掉了。
新凱恩斯主義雖然承認凱恩斯主義(原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綜合派)存在很大的問題、并被普遍認為彌補了許多原凱恩斯主義所缺乏的微觀基礎，但是仍然在以均衡假定為前提下推導出的IS-LM和AD-AS模型下討論宏觀經濟問題，仍然沒有意識到均衡假定對其理論框架造成的致命缺陷而與均衡分析方法決裂。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作為古典主義的新版本，更是在均衡假定下構建其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均衡的框架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
既然，如上文所述，在均衡假定基礎上構建經濟理論的均衡分析方法存在如此重大的缺陷，而且科爾內(或譯科奈爾)、貝納西等人早已對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的批評――均衡假定不符合現實，那為什么從政府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到大學課堂(比如我國目前)仍還充滿著對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礎上的西方主流宏觀經學理論的推崇呢?為什么許多優秀的經濟學者對于在均衡假定下構建宏觀經濟理論樂此不疲呢?這究竟是科爾內等人錯了、還是推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的人們沒有認識到均衡假定的錯誤所在呢?除了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諸如上文所述的“儲蓄恒等于投資”假定在邏輯上存在的各種矛盾及與常識的沖突、沒有更令人滿意的可替代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出現和其它的各種原因外，或許還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采用的方法論――工具主義方法論的迷惑性以及對其批判的不徹底有關。
工具主義者認為，假定是無所謂對錯的(因為我們始終不可能對現實作全面的描述)、理論只要在邏輯上自洽和對現實的解釋力強就行。崇尚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礎上的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的人們大多以此為理由爭辯道：為了便于研究，我們假定儲蓄與投資相等、貨幣供求相等、進出口平衡，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
是的，假定是元所謂對錯的。如果單純從哲學或科學的角度講――即不考慮學科的特殊性，“一個理論或者假說只要在邏輯上自洽，那么，該理論就是成立的”這種說法是無可挑剔的。但是，經濟學不是哲學和數學等形而上學，而是一門以研究人類個體行為規律和社會運動規律為對象、并最終為人類個體或者社會集體進行經濟抉擇時提供有關真實世界的信息，從而減少人類因為信息的不充分帶來的效率損失(或者錯誤)的學科。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性的學科，其研究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形而上的思辨，而是為了能為現實的經濟抉擇提供理論上的指導，這就要求經濟學者們在作假定時，可以簡化但不能脫離實際，否則，再美妙的邏輯推理和表達形式也對我們的現實選擇無益。而且，我們不能全面描述現實不等于我們不能正確描述現實的本質(或主要)特征，實際上，我們也沒有必要全面描述現實(描述現實也是有成本的)、只要“大體上對”或者“差不多”就可以讓我們作出較為明智的選擇了，我們不能全面描述現實并不構成“假定無所謂對錯”成立的充分條件，不能把“允許犯(與現實相比)部分的‘錯”’(不一致，下同)等同于“允許犯(與現實相比)完全的‘錯’”。
當然，這并不是說工具主義就一無是處，比如強調“理論要在邏輯上自治”、“理論要能解釋世界”，作者也是同意的，作者所不同意的僅僅在于“假定無所謂對錯”的說法。如果假定也要受到真實性的約束，那么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所采用的均衡假定無疑不滿足這個條件。一個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礎上的經濟理論如何能夠很好地解釋或者分析不均衡的現實世界、并提出有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的、科學的政策建議呢?如果能夠，那倒是令人不可思議了：那還有必要區別真理與謬論嗎?
第5篇：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范文
會計理論、管理理論、經濟理論對資源、資產及企業資源、企業資產均有所論述但三者之間卻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本文的研究表明：當貫徹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分析方法時，經濟理論中的資產和資源、會計理論中的企業資產、管理理論中的企業資源將取得邏輯上和形式上的統一，企業資源與企業資產在理論上是同義反復；但考慮微觀基礎的企業資產的外延和內涵將不同于傳統會計理論中的企業資產；本文結尾還提出了加進微觀基礎的企業資產概念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要意義以及本文有待發展的地方。
關鍵詞
個人資產稟賦；企業資產；微觀基礎
1.引言
在會計理論中，我們看到大量的資產尤其是企業資產概念；在經濟理論尤其是現代經濟理論中，我們也看到無數的資源、資產乃至資產市場概念；但在管理理論中，我們發現大量的企業資源概念而不是資產和企業資產概念。直覺地，我們可以立刻感到會計理論、管理理論、經濟理論中對資源和資產概念的論述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同時存在著某種差異。那么這種必然的聯系以及這種差異到底表現在什么地方呢？我們的方法直接來源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對一切經濟活動和人類社會的現象的分析和解釋，最終都將歸結為對個人的心理、信念、態度和選擇等等微觀分析，并且我們的分析還直接建立在現代管理理論、經濟理論尤其是契約經濟學的基礎之上。
我們的結論是，會計理論、管理理論對資產及企業資產的解釋之所以與經濟理論對資產及企業資產的解釋出現不相容的地方即差異性，恰恰在于會計理論、管理理論忽視了經濟理論尤其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所十分強調的微觀基礎或個人主義方法論，但會計理論、管理理論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有關內容卻沒有貫徹經濟學的方法論。這便是三者出現分歧的根本原因。要消除這種分歧并重新將三者相統一，我們需要重新在企業資產分析中加進微觀基礎或個人主義方法論。
通過加進微觀基礎，我們得出企業資源與企業資產在理論上是統一的，是同義反復。然而這時的企業資產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已經不同于傳統會計理論中的企業資產。考慮微觀基礎的企業資產所涉及的內容將包括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非人力資產又包括實物資產和契約資產，其中契約資產又包括金融資產、企業文化、企業商譽等。為了論述這一觀點，我們將從企業資產的微觀基礎即個人資產稟賦出發，結合有關管理理論、經濟理論（主要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理論）對企業資產進行邏輯論述。顯然，本文的論述將直接將會計理論、管理理論和經濟理論相關知識相融合，這種融合將使得我們對企業的認識進一步加深。
2.資源、資產與資產的本質
在經濟理論中，資源總是被假設為稀缺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稀缺資源。然而對于什么是資源，經濟學似乎并不太關注。但我們可以這么說：所有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的要素均可以稱為經濟資源。在人的理性假設和資源相對于人類需要相對稀缺的假設條件下，根據產權理論的觀點，任何經濟資源都應該為經濟行為者所有才能保證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者說，經濟行為者最終都應該對所有相應的經濟資源擁有財產權利即產權。按照阿爾欽(ArmenA.Alchian)的觀點，這些產權可以分為私有產權、企業或公司產權、政府產權、非存在產權、共有產權。當任何資源都對應一定的產權形式的時候，資源不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論中的概念，更是一種經濟行為者的資產。在這個時候，經濟行為者的資源實際上與其資產是同義反復，企業擁有或控制的資源也便成為企業資產。
財政部注冊會計師考試委員會辦公室編著的《會計》對企業資產的表述如下：資產是過去交易或事項形成、為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能夠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資產具有如下特點：1.資產能夠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2.資產都是為企業所擁有的，或者即使不為企業所擁有，但也是企業所控制的；3.資產都是企業在過去發生的經濟業務事項中獲得的。這種觀點實際上將企業擁有或控制的資源定義為企業的資產，而這實際上是對我們上述觀點的某種支持。
如果我們將上述資產定義中的企業主體抽象掉，我們將得到資產的本質性的東西：經濟主體擁有或者控制的、能夠給主體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這就是資產的本質！從這一本質性規定出發，顯然地，除了傳統的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當人力資本、社會契約能夠為經濟主體擁有或控制并帶來經濟利益的時候，我們同樣在理論上應該將其視為一種資產。
下面我們首先闡述個人的資產稟賦，然后闡述企業的契約性質，綜合這兩個方面我們將推出企業資產構成。
3.個人資產稟賦
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理性的經濟行為者追求財富最大化，而在微觀經濟學中，經濟行為者的財富則通過資產來表現。經濟行為者追求財富最大化等價于追求資產或資產增值最大化。然而，經濟行為者參與經濟活動總是基于一定的資產稟賦，任何一項經濟契約的簽訂也以一定的資產稟賦為前提和基礎（但傳統的資產概念僅僅包括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我們要問的是：經濟行為者的資產稟賦到底包括哪一些？
新古典經濟理論雖然注重微觀基礎，但同時卻又作出經濟行為者同質性假設：所有的經濟行為者都具有相同結構的效用函數等。這種同質性假設遭到阿羅(Arrow)的質疑和批判：自斯密(AdamSmith)開始，經濟學分析的真正基礎就是經濟行為者之間存在個體差異。而關于非同質性，我們可以追溯到盧梭(J.J.Rousseau)的思想，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盧梭論述道：“我認為在人類中有兩種不平等：一種，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齡、健康、體力以及智慧或心靈的性質的不同而產生的；另一種可以稱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為它是起因于一種協議（契約），由于人們的同意而設定的，或至少是它的的存在是大家所認可的。第二種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損害他人爾得以享受的各種特權，譬如：比別人更富貴、更光榮、更有權勢，或者甚至叫別人服從他們。” 即便是馬克思，還要“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我們想強調的是，會計理論和管理理論之所以沒有注重企業資產的微觀基礎，不僅源于沒有貫徹新古典經濟個人方法論，還源于沿襲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經濟行為者同質性假設。當我們將非同質性假設加入微觀資產分析時，我們將得到與傳統理論很不相同的資產稟賦結構。而由個人及個人資產的非同質性，我們在邏輯上可以推論企業及企業資產的非同質性，這正是現代企業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Theory)所強調的。
我們將個人資產稟賦首先劃分為人力資產與非人力資產，而非人力資產又劃分為實物資產與契約資產，如此層級遞分，得出如下表所示的個人資產稟賦結構。
關于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現有文獻已經多有論述，本文不再論述。但契約資產尤其是非金融契約資產則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下文將對資產稟賦進行解釋。
表-1：個人資產稟賦的構成
個人資產稟賦人力資產人力資本資產腦力勞動力：技能、知識、信息、閱歷
體力勞動力：強壯、健康
個人的道德、信譽、品質、性格
非人力資產實物資產
契約資產金融資產貨幣金融資產
非貨幣金融資產股票
債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約資產社會地位、關系網、權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3.1人力資產
顯然地，按照本文對資產的本質性規定，人力是一種資產并且成為首要資產。現代會計理論首先提出“人力資產”、“人力成本”、“人力資產攤銷”等概念，但由于缺乏經濟理論的支撐，會計理論并沒有比其他理論走得更遠。個人人力資產包括哪些？事實上該概念的外延和內涵目前尚無統一的規定。我們暫時采用現有理論的觀點，認為個人人力資產的一個主要構成是人力資本，包括腦力勞動力（如技能、知識、信息、閱歷、能動性等）和體力勞動力（如健康、強壯等）。不同的是，本文將道德、品質、性格等因素也視為一種不同于人力資本的人力資產：顯然，良好的道德、信譽、優秀的品質、寬厚的性格等也應該屬于一個人獲得經濟利益的資源，而鑒于我們采用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我們也將不可能不涉及個人的品質、信念、目標等。而正是道德、信譽、品質、性格等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不可忽視的極其重要的因素。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里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單個的自然人。當我們將個人放進企業框架中論述企業的人力資產時，我們將在人力資產中加進一個很重要的構成部分：企業家才能。
新古典經濟學中之所以沒有人力資產，而簡單地將資產劃分為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一方面與新古典試圖將經濟學精確科學化的追求有關，因為加入難以定量化的人力資產，將使得經濟學理論的精確表達遇到困難甚至遭受破壞，有如加入企業家因素一樣。另一方面則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行為者的同質性假設。將非同質性假設加進企業理論分析的一個例子是張維迎在其博士論文《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中所進行的假設：在只有經營活動和生產活動的經濟中，個人存在如下三方面的差異1.經營能力（企業家能力）；2.個人財富；3.風險態度。附加的假設是：對所有個人來說，每人的資產財富是共同知識，而經營能力則是私人信息。但按照本文的邏輯，張維迎進行假設所依據的標準不過是個人資產的不同：經營能力、風險態度屬于人力資產；而財富則屬于實物資產或契約資產中的金融資產。
3.2契約資產
我們首先解釋契約概念及社會的契約本性，然后回答為什么契約為什么成為個人的一項資產。
基于博弈概念，我們將契約概念定義如下：契約是人們基于滿足和維護某種需要，在連續的博弈過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間的某種約定。其三個要素為：需要、博弈、約定。顯然，這里的契約概念是廣義的，我們可以將契約簡明的定義為博弈規則，如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法律、社會期望等；另一方面，我們還可將契約定義為對社會關系的界定，而社會關系包括血緣親族關系、朋友關系、民族關系、階級關系、政治關系，尤其是在馬克思哲學中占重要地位的、與生產力一起構成生產方式的生產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契約作為一種約定，其內容則是社會關系，或說契約是社會關系的載體。
在我們看來，整個社會的背后無非是無窮無盡交錯相連的契約，而作為主體的人、組織、集體、民族乃至國家則是契約的節點。這就是社會的契約本性。
契約資產的提出乃在于人的社會本性，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在本質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按照我們的經濟哲學，人總是生活在契約之中，人的任何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契約框架中進行，而馬克思的社會關系事實上成為我們的契約概念的內涵。人們一方面總是受一定的契約所約束，但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具有主觀能動性，這種主觀能動性加上我們的理性假設，不難得出：理性的經濟行為者將會利用這種遍布極其廣泛的契約（社會關系）來謀取自己的財富或效用最大化。馬克思指出：“······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來說，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當這種契約被當作經濟行為者牟取自身財富最大化的資源時，我們說，這種契約事實上已經成為經濟行為者的一種資源或資產，我們稱之為契約資產。這是與我們的經驗相符合的：關系網絡（契約網絡）同樣可以為經濟行為者帶來經濟利益。然而一般的經濟文獻卻似乎忽視了這一點，但是正如下文我們在企業資產中所看到的一樣，正是個人的這種非金融契約資產，在組織或企業中演變成了極其復雜而重要的企業的另一種資產或資源：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
顯然，正如金融理論所闡述的，金融資產是一種契約結構尤其是法律結構，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將金融資產也歸入契約資產的原因，這是一般的文獻所沒有注意到的。我們可以斷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資產可以歸入契約資產的范疇。將個人契約資產劃分為金融資產和非金融契約資產，一方面在于任何金融工具不過是一種契約結構尤其是法律結構，另一方面則在于諸如社會地位、權力、關系網等固然來源于社會契約，還在于我們無法將這些契約結構以一個類似于金融資產的合適的概念來表達，只好將它們全部歸入非金融契約資產中。
4.企業的契約性質
按照我們的定義，企業資源與企業資產是同義反復，然而目前管理理論中用得較多的概念則是企業資源。但出于概念上的統一，我們采用企業資產概念。并且基于我們采用的新古典經濟學個人主義方法論，我們試圖由個人資產稟賦的構成以及企業的契約性質引伸出企業資產的構成。但在此之前，我們得首先論述企業的契約性質。
科斯(Coase,1937)將市場和企業看作配置資源的兩種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的轉換取決于交易成本；張五常(StevenN.S.Cheung)明確指出，科斯關于“‘企業替代市場’的觀點并不是完全正確的，不如說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正確的觀點是一種契約代替另一種契約”；阿爾欽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etz,1972)提出企業的“團隊生產”觀點；詹森和麥克林(Jensen&Mecking,1976)在論述成本時同時提出“契約關系是企業的本質，不僅對雇員來說是如此，而且對供應商、顧客和信貸者等來說也是如此。”明確將企業定義為不完全契約的是格羅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在他們之前，經濟學家們強調的是企業作為一種契約的長期性(Long-runContracts)，相對而言，市場被理解為一種短期契約(SpotContracts)。楊小凱和黃有光(Yang,Ng,1994)發展了一個關于企業的一般均衡的契約模型。事實上，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和理論之所以被歸入契約理論中，在于這些理論均將企業看作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企業的契約性成為契約理論的中心和發展的假設前提。作為對企業契約性質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有必要再次引用前文張維迎的個人非同質性假設，見前文。由于作此非同質性假設，作為一種帕累托改進(ParetoImprovement)，通過契約建立一個企業而相互合作對經濟行為者而言是有利可圖的。
然而建立契約的前提是經濟行為者擁有個人資產。周其仁進一步將企業的契約視為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之間的一種特別契約。盡管周其仁使用的是人力資本概念，但按照本文的邏輯，我們可以提出相似的命題：企業是經濟行為者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之間的特別契約。這樣，個人為建立企業契約而按照契約規定投入的個人資產的組合便構成了企業資產，而企業資產也便相應地邏輯地以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的形式存在，企業資產和個人資產在邏輯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
5.企業資產構成
如上文分析，由于企業的契約性質，與個人資產稟賦的構成相對應，我們認為企業資產也具有同樣的資產結構：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非人力資產又劃分為實物資產和契約資產，契約資產再劃分為金融資產和非金融契約資產。我們首先給出企業資產的構成，然后再進行解釋。
表-2：企業資產構成
企業資產人力資產人力資本資產腦力勞動力：企業家才能、技能、知識、信息、閱歷
體力勞動力：強壯、健康
委托人與人的道德、信譽、品質、性格
非人力資產實物資產原材料、機器設備、廠房、礦山
契約資產金融資產貨幣金融資產：現金、銀行存款、資本金
非貨幣金融資產股票
債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約資產基礎結構資產：內部契約安排、企業戰略、企業文化等
組織經驗
組織資本
品牌資產：商譽、企業形象
知識產權資產：企業專利、版權、商標、商業機密
外部關系網絡資產：供應渠道、營銷網絡、行業關系、企業同外界力量所形成的各種協議安排和制度安排等
資料來源：自己整理
前文曾談到會計理論對企業資產的定義。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按照資產流動性而劃分為流動性資產和長期資產（或非流動性資產），流動性資產包括現金（貨幣資金）、銀行存款、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存貨等；長期資產又分為固定資產、長期投資、無形及遞延資產、其他長期資產。可以看出，除了無形資產，資產負債表上反映出的其他資產均可歸入我們前文所提出的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即便能夠將無形資產歸入我們的非金融契約資產，但人力資產（盡管現代會計理論首先提出“人力資產”、“人力成本”、“人力資產攤銷”等概念，但這種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和其他更為重要的非金融契約資產如何表現呢？我們的結論是，財政部工業會計中的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內容實際上并沒有真實的反映資產的定義，以致人們一直以為資產僅僅指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等可以計量的資源，但這并不符合資產的本質規定，資產概念的外延決不應該僅僅指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尤其是，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忽視了作為企業的根本的、對企業其他資產起著整合作用的、至關重要的企業人力資產和非金融契約資產，其中人力資產是人力資產管理理論所強調的，而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則是組織理論、企業戰略理論、核心競爭力理論等重點研究的。但要將非金融契約資產定量化，將遇到一定的難度或尚需一個統一的標準。
管理理論中的企業資源概念似乎更接近于本文提出的企業資產概念。芮明杰的《管理學：現代的觀點》中將企業資源歸納為：1.人力資源；2.金融資源；3.物質資源；4.信息資源；5.關系資源。楊瑞龍認為“企業資源包括企業所有的資產、能力、組織過程、企業的性質、信息、知識等”。然而與會計理論一樣，管理理論由于忽視了經濟理論所強調的微觀基礎，因此也和會計理論一樣不能基于微觀基礎對企業資源（資產）進行全面的闡述。
需要強調的是，企業作為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之間的一種特別契約，其對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的組合或整合并不是線性的或機械的，正是這種非線性作用機制導致企業資產雖然基于個人資產卻比個人資產更為復雜和難以理解。我們的問題是：個人資產與企業資產在形式上相同，那么在內容上有何區別呢？我們的回答是，關于人力資產、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二者的形式和內容并無多大差異；關鍵的是非金融契約資產在個人與企業之間的重大差異。在前文我們曾有所提示：由于企業契約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個人資產按照企業契約組合之后將導致非常不同的非金融契約資產。
下面我們對上表所闡述的企業資產進行解釋。我們將首先并且將重點對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進行解釋，然后再對企業人力資產進行一下解釋。同樣，我們略去對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的解釋。
5.1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
我們將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分為基礎結構資產、組織經驗、組織資本、品牌資本、知識產權資產、外部關系網絡資產。其中組織經驗、組織資本的思想直接來自J·弗雷德·威斯通(J.FredWeston)等的思想。基礎結構資產、知識產權資產則直接來自安妮·布魯金的思想。不同的是，威斯通認為企業人力資本是組織經驗和組織資本的產物，但我們并不同意這一觀點（參見下文對企業人力資產的解釋）；布魯金將將無形資產劃分為：市場資產、知識產權資產、人才資產和基礎結構資產，但我們認為將企業資產劃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則是籠統的，并且布魯金的劃分將產生邏輯悖論。
(1)基礎結構資產
企業本身是人力資產與非人力資產的特定契約，事實上企業設立過程中的設立契約（單人業主制企業無所謂設立契約，合伙制企業和公司制企業的設立契約則首先表現為發起人契約再表現為企業章程或公司章程）首先初步奠定了企業的權力安排或組織結構。企業所有的行為都將被限制在設立契約的范圍之內。這是在這個意義上，芮明杰認為企業管理活動總是在限于一定的組織框架之內，從而將管理定義為：管理是對組織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以達到組織既定目標和責任的動態創造性活動。然而，本文的企業資產在內涵和外延上應該說大于芮明杰意義上的組織資源（見上文）。
企業的基礎結構主要指企業的內部契約安排（包括組織結構、規章制度）、企業戰略、管理哲學、企業文化。之所以把企業的基礎結構當成企業的一種資產，是因為它是企業經營運作的一個框架，對企業的獲利能力產生直接的影響。這種資產的創新（如制度創新）、積累和升級將成為企業重要的競爭優勢源泉。企業基礎結構資產對于企業其他非金融契約資產如下文的組織經驗、組織資本、品牌資產、外部關系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安排、企業文化、企業戰略可以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優勢。
(2)組織經驗
我們將組織經驗(Organizationexperience)定義為雇員由于參與企業契約，而在企業內部通過對經驗的學習而獲得的技巧和能力等。應該說，這是與自然人的經驗相對而言的。羅森(1972)在解釋由什么構成了“生產知識”時指出，一種情況的經驗存在于經濟地組織和維持復雜生產過程的企業家才能或管理能力的領域之中即管理經驗。我們將組織經驗劃分為一般管理經驗和行業專屬經驗。前一種形式的組織經驗可以稱為原始管理經驗，指的是在策劃、組織、指揮和控制等一般管理職能中以及財務策劃和控制中發展起來的能力，如企業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流程、企業內部有機的信息交流機制、企業的新產品開發管理流程、企業的創新管理機制等。后一種形式包括行業專屬管理經驗，指的是與某特定行業的生產、營銷特點相關的特殊管理職能能力。第三種形式的組織經驗則屬于非管理領域：如生產工人的技術水平通過對經驗的學習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提高。
這三種領域中的組織經驗存量——一般管理經驗、行業管理經驗和非管理性質經驗——本身（指單純的管理經驗）在企業理論種并不重要，因此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的離開企業，跳槽到另外一家企業中。然而當組織經驗與企業專屬信息或組織資本結合起來時，從而無法通過勞動力市場自由地轉移到其他企業中時，組織經驗就變得相當重要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經濟行為者參與某個企業可能僅僅是獲得或鍛煉組織經驗而不是為了物質報酬。
(3)組織資本
羅森(1972)、普雷斯科特和菲瑟爾(1980)對組織資本(Organizationcapital)進行了詳細論述。第一種類型的組織資本是雇員（有別于人）擁有的關于所屬特定企業的私人信息，是體現在個別雇員中的企業專屬信息。當雇員逐漸熟悉企業所特有的生產安排、管理和控制機制，熟悉企業內部其他雇員的技能、知識程度和工作責任時，就會獲得這種信息。第二種類型的組織資本可以稱為雇員最優職位安排的信息，包括關于雇員特點的信息，它使得企業可以在工人和工作間進行有效的組合，由具有特殊天賦和技巧的人來更好的完成一些工作。第三種類型的組織資本則是關于工人之間的組合信息：最優工作團隊安排信息。
第二種和第三種組織資本被稱為協作效應資本。企業的所有者（管理者）可能比工人更能了解產生協作效應的有關工人的信息，而這種信息轉移到另一個企業時，可能只是一個錯誤的信息，并且這種轉移過程會產生交易成本。
(4)品牌資產
在博弈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是威脅或承諾的可信性。經濟行為者可以發送或傳遞某種信號以表明自己的行動的可信性。但是，這種信號必須承擔足夠大的成本，否則其他的經濟行為者也將可以輕易的選擇同樣的信號發送，所產生的均衡結果將是混合均衡(PoolingEquilibrium而非分離均衡(Separatingequilibrium)。企業為增強自己行動的可信性而付出的成本將成為一種“沉沒成本”，構成企業的品牌資產，如企業的良好聲譽。
前文所闡述的企業資產負債表上所反映的商譽無形資產實質是一種品牌資產。
(5)知識產權資產
從法律意義上講，知識產權是一種受到法律保護的資產。具體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的知識產權資產主要包括企業的專利（專利技術和專利技能）、版權、商標、商業機密以及各種設計專有權。前文闡述的企業資產負債表上所反映的無形資產如專利、商標等實質上是企業的一種知識產權資產。
知識產權是保護企業資產的一種有效的法律機制。企業的各種技術可以受到一項或者多項專利的保護。由于企業的知識產權資產（如企業的專利、商標等）受到法律的保護，因此，企業在一定的期限內對受到保護的法律對象擁有壟斷權；企業憑借這種壟斷權可以轉化成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但是，對于企業來說，并不是已擁有的所有知識產權資源都轉化成了現實的競爭優勢源泉，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企業并不具有相關的一些技能，從而使得相應的知識資源不能商品化。
(6)外部關系網絡資產
這是與企業的契約性質直接相關的，我們將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如顧客、員工、供應商、分銷商、廣告商、政府等市場經濟主體之間所建立的關系視為一種契約，顯然，這種契約關系也應該屬于企業的一種資產，并且是典型的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
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關系營銷的最終結果是建立起企業的最好資產，即營銷網絡。營銷網絡由公司與其所有利益相關者：顧客、員工、供應商、分銷商、廣告商、大學科學家和其他人，建立互利的業務關系。這樣，競爭不是在公司之間進行，而是在整個網絡之間進行，一個建立了更好的關系網絡的公司將獲勝。
5.2企業人力資產
前文曾指出，人力資產的主要構成部分為人力資本。馬歇爾(A.Marshall)在1890年《經濟學原理》中提出生產的四要素：土地、勞動、資本和企業家才能。在馬歇爾那里，企業家才能似乎是獨立于資本的。然而馬歇爾的資本概念屬于古典的物質資本概念，從而企業家才能獨立于物質資本是成立的。但在上表中，我們在企業人力資本中加進了企業家才能，企業家才能并不獨立于人力資本，而是屬于人力資本的一部分。李忠民將人力資本劃分為四類：一般型、技能型、管理型、企業家型，并將企業家型人力資本定義為“人們面對不確定性市場具有決策、配置資源能力的人力資本，即在不確定性市場中，構建新生產函數的人力資本。”然而這里的企業家的內涵事實上是頗為奈特(Knight)主義的。而我們所采用的也正是這種觀點。芮明杰將企業家才能與企業的管理資源相提并論，應該說是一種不同于本文的觀點。
舒瓦茨(TheodoreSchultz)將人力資本劃入生產函數的資本要素中，使新古典主義的資本概念既包含物質資本又包括人力資本，其中人力資本投資可以用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來衡量。在貝克爾(GaryS.Becker)看來，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形成的資本。如李忠民所指出的，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物資本分析范式。
按照本文的邏輯，我們將人力資產分為：1.簽約前人力資產：微觀主體即個人在加入企業契約前便已經具有的人力資本；2.簽約后人力資產：個人在參與企業契約后所擁有的人力資本。顯然，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并受到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的影響，并且有可能來源于企業的投資。前文提到威斯通將企業人力資本視為組織經驗和組織資本相結合的產物，但這顯然和經驗相違背：人力資本的形成并不完全由企業所決定。
會計理論已經試圖將人力資本確認為企業的一項資產并努力建立起人力資本會計核算體系，但會計理論的這種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并且尚未得到企業界的普遍承認和實行。而我們的分析應該支持并更加堅定了這種努力。
6.區分企業資產的意義
上文對企業資產的構成及其微觀基礎進行了詳細的理論分析，所缺乏的是我們尚未對現實中的單人業主制企業、合伙制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的實際資產進行實證研究。我們的理論分析使得會計理論、管理理論、經濟理論在資源、資產和企業資產概念上取得了邏輯上和形式上的統一，盡管這種分析較具爭議性。下面我們補充解釋區分企業資產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借助于個人主義方法論，企業行為的背后將是理性微觀主體的理性行動。而理性主體追求的則是財富的最大化或資產增值的最大化，這將直接導致一個傳統的問題：企業行為的目標是什么？企業的性質是各個資產所有者所投入的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的特定契約，那么企業的契約安排也必須符合“參與約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或個人理性（追求自產增值最大化）約束(Individualrationalityconstraint)”與“激勵相容約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t)（或自選擇(Self-selection)）”，那么企業首要的目標也應該是追求資產增值最大化，用傳統經濟理論的話說就是利潤最大化，這是我們從企業資產及其微觀基礎分析所得出的邏輯命題。認為企業應該首先承擔社會責任的觀點，我們認為是缺乏微觀經濟理論支撐從而也是行不通的，除非社會責任成為利潤最大化行為的組成部分，如羅賓斯(StevenP.Robbins)所探討的一樣。
2.既然企業行為都圍繞著企業資產增值最大化原則進行，那么有關企業的理論（無論是經濟學的、管理學的乃至會計學的）都應該建立在企業資產的基礎之上。人力資本會計、組織理論、核心能力理論、企業戰略理論、人力資源理論應該說均基于企業資產。事實上，組織理論、企業核心能力理論、企業戰略理論與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有著密切的聯系并主要建立在企業非金融契約資產的基礎之上。
3.企業行為如企業兼并、企業資產重組、企業股份制改造、股權控制等的背后，其實是企業資產增值最大化這只無形的手在指揮著，而一旦政府超經濟力量對企業行為的介入導致企業行為原則的破壞，均衡結果將不再是滿足契約約束的納什均衡，而按照博弈論，這必將導致效率的損失。
4.有待發展的問題：(1)企業哪些資產構成企業的競爭優勢？這將涉及現代企業核心能力理論；(2)企業人力資產和非人力資產的相對重要性如何演變？這將涉及資本雇傭勞動還是勞動雇傭資本的古老命題；(3)企業資產理論如何與會計理論、管理理論、經濟理論進一步相結合？(4)中國企業的資產結構及其競爭力如何？這將涉及經濟全球化及中國企業所面臨的威脅問題；等等。
注釋
A·A·阿爾欽，“產權：一個經典注釋”，載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財政部注冊會計師考試委員會辦公室編：《會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12～13頁。
張維迎著：《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2頁。
阿羅：“經濟理論與理性假說(EconomicTheoryandtheHypothesisofRationalily)”，載載約翰·伊特韋爾等編，陳岱孫主持翻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
（法）盧梭的《論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出版社，1962年，第70頁。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頁
楊瑞龍、胡琴：“資源基礎分析方法及其對現代企業理論的拓展”，《中國經濟問題》，2001年第1期。
明確提出“人力資本資產”概念并將資產分為人力資本資產和非人力資本資產的學者是李忠民，參見李忠民著：《人力資本——一個理論框架及其對中國一些問題的解釋》，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7、58頁。現代會計理論明確提出“企業資產”概念，而管理理論則仍然限于人力資源概念。
在貝克爾(GaryS.Becker)看來，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形成的資本，如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這些支出形成人力資本。另參見李建民著：《人力資本通論》，上海三聯出版社，1999年。
事實上，宏觀經濟學中的資產概念也偏重于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多恩布什論述到：“資產可以歸屬于兩大類別，即金融資產和有形資產。”參見多恩布什等著：《宏觀經濟學》（第六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3頁。
張維迎著，《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頁。
我們將博弈定義為人和人之間的一種互動，類似于康芒斯(mons)制度經濟學對分析單位即交易的定義：個體間的相互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頁。
有的文章將金融資產視為一種有形資產，這顯然是對金融資產的誤解。金融資產更多的被認為是一種虛擬資產，這種虛擬，在我們看來，正是來源于其契約性質。
Coase,R.H.1937.TheNatureofFirm.Economica,NewSeries.Vol4,Issue16.386-405.
張五常：“關于新制度經濟學”，載李風圣等譯:《契約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72頁。
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生產、信息費用與經濟組織”，載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Jensen,MichaelandWilliamMeckling,“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Th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1976):;305-360.
周其仁：“市場中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經濟研究》，1996年第6期。
芮明杰主編：《管理學：現代的觀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22頁。
楊瑞龍、胡琴：“資源基礎分析方法及其對現代企業理論的拓展”，《中國經濟問題》，2001年第1期。
J·弗雷德·威斯通等著，唐旭等譯：《兼并、重組與公司控制》，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80～83頁。
安妮·布魯金著：《第三資源：智力資本及其管理》，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
同上，第82頁。原文如下：“企業可以獲得的作為生產投入要素的最后一項的人力資本資源是由組織檢驗和組織資本的結合所帶來的產物。”
按照布魯金的劃分，金融資產應該屬于有形資產，但金融資產顯然是一種虛擬資產，這是一種邏輯悖論。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文獻同樣將金融資產視為無形資產。這就是我們對布魯金的劃分進行修正的原因。
芮明杰主編：《管理學：現代的觀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頁。
雇員概念有別于人概念，雇員與雇主（所有者）相對，而人則與委托人相對。委托關系未必是一種雇傭關系，因此這里不采用人概念。
（美）菲利普·科特勒著，梅汝何等譯：《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執行和控制》（第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頁。
李忠民著：《人力資本——一個理論框架及其對中國一些問題的解釋》，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5～36頁。
馬克·卡森(MarkCasson)：“企業家(Entrepreneur)”，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另參見張維迎著：《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5頁。
芮明杰主編：《管理學：現代的觀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3頁。
張維迎著，《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3～408頁。
馬迎賢：“資源優勢理論與完全競爭理論的比較研究”，《外國經濟與管理》，1997年第10期。原文寫道：“資源優勢理論提出企業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優異的財務績效”，“財務績效用利潤、每股收益、投資報酬和資本增值等指標來表示。”
第6篇：微觀經濟學的對與錯范文
關鍵詞:電信行業;市場細分;策略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4-0101-02
1 市場細分理論的產生背景及其發展
市場細分的思想和實踐是隨著市場競爭環境的改變,市場營銷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形成的。所謂市場細分,就是企業通過市場調研,根據消費者明顯的不同特性,把整體市場分割為兩個或更多的子市場,每個子市場都是由需要與欲望大致相同的消費者群組成,從而確定目標市場的過程。市場細分是介于大量營銷與個體化營銷之間的一種營銷方式,屬于同一細分市場的每個購買者被假定為具有相似的需求,然而事實上沒有兩個購買者是完全相同的。無論是差異化營銷戰略還是顧客終身化戰略,其實施前提都有待于對市場消費需求進行有效的細分。市場細分理論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對市場進行細分的問題。
市場細分的原則是研究消費者需求,劃分目標市場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評價市場細分方案,確定企業市場細分戰略的基本準則。大致來說,一個有效的細分市場必須滿足以下的幾個基本要求:其一,細分后的市場購買力大小具有可以衡量性。其二,細分后的市場必須具有可盈利性。其三,細分市場必須具有可到達性。其四,細分市場必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總之,企業實施市場細分化策略必須具備了以上條件,才有可能得到成功而有效的細分。
2 中國電信市場的競爭態勢與市場細分
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的事實:市場細分是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的產物,在壟斷經營下供應商是沒有動力來研究市場細分的問題。因此,本章我們首先分析中國電信市場的競爭狀況,同時將電信市場的特點與市場細分策略聯系起來,分析電信市場細分的目的和意義。
2.1 市場細分是電信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直以來,中國電信行業實行的都是壟斷經營,由于缺乏競爭環境,助長了行業經營的惰性,導致服務差,管理水平低,技術落后,人浮于事,成本居高不下等等弊病。目前,國內電信市場共有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網通、中國聯通、中國鐵通和中國衛星通信公司六家基礎電信企業。盡管電信用戶在增加,但是由于費率的調整、價格競爭等因素,導致ARPU值不斷下降,業務收入增長緩慢。以移動通訊為例,在2002年以前的移動通信領域,中國基本形成了由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雙寡頭壟斷競爭局面,雙寡頭是一種不穩定的格局,競爭雙方的任何一種增強實力、吸引客戶的舉措,均被視為直接針對對方的競爭行為。2002年開始,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的小靈通異軍突起,以其低廉的價格、貼近用戶的需求等競爭優勢在移動通信領域占據了一席之地,中國移動通信市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2004年移動、聯通、小靈通的新增用戶市場占有率將分別為:45.9%、27%、27.1%,市場競爭空前激烈。激烈的競爭使得電信運營商提供的服務的價格不斷地下降,吸引了大量低端用戶的19進入,使得ARPU(人均話費貢獻)不斷下降。截至2003年12月底,我國移動電話用戶總數已達3億戶,但是低端用戶的比重較大[21],移動通信市場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電信業發展之初,營銷并不重要,運營商提供什么業務,用戶就消費什么業務,大眾化消費很明顯。然而,電信業發展到現在,差異化需求越來越明顯,市場細分的程度越來越深。面對分外激烈的市場競爭,任何一家電信企業要想在電信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就必須從市場細分入手,通過市場細分,明確營銷方向,協調產品、定價、渠道、促銷、服務等領域,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尤其是在目前電信行業寡頭壟斷的市場形態下,爭奪客戶比簡單地獲取利潤更為重要,電信運營商需要解決的是個性化服務問題,即按照客戶的通話特點進行市場細分,并進行資費組合,這才是電信行業客戶關系管理的關鍵所在。
2.2 電信市場細分
國內電信運營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價格大戰此起彼伏,但就其競爭的根本而言,實質上還是對顧客資源的競爭。因此,如何對本企業的顧客資產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評價,并在此基礎上更好的保護、使用本企業的顧客資產,是電信運營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也是電信運營企業取得良好經濟效益的根本保證,更是電信運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所在。電信運營企業的經營思路要從經營產品和服務發展為經營顧客,企業內部專有資源開發和運用的核心就是實現企業顧客資產的保值增值。為此,我們應該明白市場細分是基于客戶需求的細分,而非基于產品的細分,產品細分是市場細分的結果。
3 電信細分市場與企業營銷策略
3.1 電信市場動態細分的三個基本環節
市場細分、目標市場選擇和市場定位被稱為STP營銷,是決定營銷成敗的關鍵。市場細分、目標市場選擇和市場定位三者相互聯系、不可分割,市場細分是目標市場選擇和市場定位的基礎和前提,目標市場選擇和市場定位是市場細分的深化和繼續。沒有細分的選擇和定位是盲目的;沒有目標市場選擇和定位,細分也就失去了意義。三者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過程,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市場細分的動態過程。
動態市場細分的完整過程包括:
第一步:確定電信企業的營銷目標。在實際應用中,細分化策略往往是在一個已經劃分出來的“局部市場”上進行的,或者是企業在新產品將要上市前進行的。為此,企業必須開展市場調查,分析市場動向,相應做出決策。例如,電信企業是為了搶占潛在客戶或是加大老客戶的忠誠度,是制定差異化價格還是差異化服務,這是在市場細分之前必須考慮的問題。
第二步:依據營銷目標確定細分變量。在這一步驟中,要挑選出具體的細分變量作為細分形式的分析單位,從而將企業的營銷目標具體化、數量化。
第三步:深入市場調研并收集數據。這一步的首要工作是設計調查表并組織調查工作,取得與已經選定的細分變量密切相關的數據以及其他相關資料。
第四步:市場細分。找出各類消費者的典型,分析他們的需求情況,從中找出最迫切的需求,然后按照細分變數進行初步細分。
第五步:篩選細分市場、確定目標市場并描述市場特征。將企業的實際條件同各細分市場的特征進行比較,以剔除企業無條件拓展的市場,篩選出最能發揮企業優勢的細分市場。通過調查,各細分市場編排完成,接著就應該認真審查各細分市場的規模、競爭狀態、發展潛力等,然后為細分市場命名,盡量用形象化方法表示。
第六步:設計營銷組合策略。分析細分市場上消費者潛在購買力的大小以及需求發展程度,決定各細分市場規模,并結合本企業資源選定目標市場。然后,為選定的各個細分市場,有針對性地分別設計市場營銷組合策略,如產品開發策略、價格策略、分銷渠道策略、促銷策略,使企業可以順利進入該目標市場。
3.2 電信運營商的營銷策略
運營商所面對的用戶對電信服務的需求形態千差萬別,如何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根據公司自身特點和優勢,進行目標市場選擇和市場定位,為目標市場的用戶提供滿意的電信服務,是公司取得競爭優勢地位的前提條件。本節將市場細分與電信運營商的營銷組合策略(即產品、價格、渠道和促銷營銷組合,簡稱“4P”)結合起來考察,說明市場細分在電信市場營銷中的具體運用。
(1)電信細分市場與產品策略。
電信產品主要的是無形服務,并且這種通信服務的質量具有技術性質量與功能性質量雙重屬性。電信運營企業應該為顧客提供以下四個環節的方便:顧客容易進入通信服務場所(便于接觸);顧客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服務(便于尋找);顧客能夠迅速享受相關服務(便于獲得);顧客能夠快速付款、容易辦理相關業務(便于交易)。基于電信運營企業的價值資產的分析,電信運營企業應著重提高服務質量,方便顧客消費服務,而不是強調依靠價格優惠來增加企業的價值資產。由于顧客對電信產品的需求存在差異,而電信企業由于資源有限,又不可能滿足各種顧客的所有需求,因此,就有必要對電信市場進行分類,有選擇地進入。
(2)電信細分市場與價格策略。
通信服務的價格指客戶為通信消費所支付的貨幣代價。客戶付出的總代價不僅包括貨幣代價(經濟價格),還包括非貨幣代價(顧客付出的時間、精力)。在現代社會中,隨著人們時間觀念的加強,非貨幣代價越來越受到顧客的重視。電信運營商應根據市場細分對不同價格偏好的消費者進行整合,采取差異化價格策略,即根據不同的用戶群、不同的消費時間等采取不同的資費價格。依據微觀經濟學的原理,企業要實行差異化價格策略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其一,企業對價格至少有一定的控制力;其二,有可能根據價格彈性的不同把企業的產品市場劃分為幾個不同的市場;其三,企業的市場必須是能分割的。對于電信行業來說,由于事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經營,因此電信企業具有一定的價格調整能力。電信運營商必須了解和掌握用戶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特征,以便制定不同的資費模式和標準,實施更多的價格優惠,爭取更多的用戶。目前,電信運營商的市場細分并不清晰,因此要實行差異化價格策略,電信運營商必須整合現有細分市場,使價格策略真正體現出“差異化”。
(3)電信細分市場與促銷策略。
對客戶的爭奪,是近年來電信運營商競爭的焦點,隨著市場發育的逐步成熟以及競爭的加劇,對客戶的增量競爭又轉向存量競爭,客戶經營成為當前電信業的業務競爭重心。國內的通信運營商為了提高競爭力,爭奪用戶和利潤,紛紛使出了渾身解數。中國移動提出了“服務領先、業務領先”的雙領先戰略,小靈通推出了號機分離、短信互聯、業務捆綁等市場手段,而中國聯通,則針對不同的細分市場,推出了不同的市場戰略,如:聯通無限定位時尚、高端用戶,U部落打造為年輕人的品牌等等。面對市場競爭的加劇,企業利潤率的降低,以及各種利益的交錯博弈,電信運營商如何應對話務量的分流、對年輕客戶群的爭奪、數據業務的開展、高端和商務用戶的保留。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之一,在于客戶細分,可以說客戶細分是一切客戶關系管理的基礎。同質化特征明顯的電信市場,服務經營水平是競爭優劣的關鍵,不斷進行業務創新和服務創新,通過服務優勢獲取競爭優勢已經是大勢所趨,高水平的客戶服務是電信運營商做優做強的重要保證。
(4)電信細分市場與渠道策略。
一般來說,營銷渠道可以分為實體渠道、直銷渠道、電子渠道、普通渠道和增值合作渠道。電信運營商屬于通信服務提供商,它具有很強的行業特點,所以在對電信運營商的渠道進行設計的時候應充分考慮到其行業特點,分析其用戶和業務特征,從市場細分的角度全面考慮不同渠道的適應性。
①業務細分導向。對業務細分導向,可以更多考慮以客戶接觸的頻度劃分來對每一種電信業務進行細化分析,根據不同業務的使用特點和主體用戶分析,選擇其適應的渠道類型。
②用戶需求細分導向。用戶需求細分導向是指要分析電信服務用戶某特定情況下更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從什么界面、接受哪種服務。根據用戶消費行為的分析,電信運營商應建立一個立體化的渠道組合,可以使大多數客戶以他們認為最便捷的方式接受運營商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