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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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關鍵詞：法治GDP法治政府考評體系

隨著法治政府建設的不斷推進，法治GDP的概念由馬懷德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并得到不少地方政府和學界的認同，但對法治GDP的理論探討和系統研究不多。如何在現行政績考核體系的經濟指標、社會指標、人文指標和環境指標等基礎上再增加一個法治指標（即法治GDP），如何探索建立制定科學的法治GDP考核指標體系，以綜合評價一個地區法治政府水平，并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之一，是各級政府對行政機關實現行政權力運行自我監督的有效途徑，是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一項重要舉措和推動力，對于加快法治政府建設、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國如能將法治GDP納入政績考核，將是一次自我革命。

一、法治GDP論提出的背景和意義

（一）法治GDP論提出的背景

2004年3月,國務院頒布《全面推進法治政府實施綱要》,確立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2008年5月,國務院作出了《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法治政府考核制度。中國的法治政府建設如今已進入到了一個厲行實踐、量化評估的階段。推動法治發展，建設法治政府，僅憑公眾日益高漲的維權熱情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抓住行政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以全新的政績觀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從而激發起各級政府推動法治的熱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動轉為主動，高度重視包括法治在內的社會發展、文化發展、政治發展等其他指標。

法治政府考核評價體系應當是政府內部考核和社會公眾評價的有機結合體。法治政府考核既應包括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的考核，也應當包括同級人大和政協對政府的監督。同時還包括外部監督、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以及國家賠償等方面，還有社會公眾對政府法治政府水平的評價。目前，有些地方和專家學者提出了法治GDP的概念，但沒有對法治GDP的涵義、特征、屬性及內容作理論探討和系統研究，認識初淺，有待完善和提高。

（二）法治GDP論提出的意義

GDP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非常重要的指標，也是目前我國各級官員政績考核的最重要指標。但經濟指標不能取代其他指標，特別是社會發展、政治發展以及文化發展等方面的指標，學術界由此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指標，包括國家環?？偩痔岢龅木G色GDP，以及其他人提出的民生指標、人文指標等。因此，僅以GDP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是不夠的，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而法治是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法治化水平的高低更能夠顯示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水平。其實，GDP是GDP，法治是法治，但僅僅說法治是政績考核的重要組成部分，很難被人重視?！胺ㄖ蜧DP”這個形象的說法，人們容易理解、接受和重視，其目的是為了引起政府部門對法治的關注，提醒政府要象重視經濟GDP一樣重視法治政府建設，從而不斷增強一個地區或行政首長抓法制建設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法治GDP論提出了又一個嶄新的政績觀，法治政府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樹立新的“法治GDP”政績觀，用“法治GDP”來評價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這在法學理論領域、實踐領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我國如能將法治GDP納入政績考核，將是一次自我革命。

建立法治政府考核指標體系是檢驗法治政府成效的重要標準，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是法治GDP論的具體實踐，不僅能夠對政府和部門法治政府的水平、成效做出正確評價，而且能夠直接為各地區各單位開展法治政府工作的階段性發展目標的確立提供客觀依據，預測該地區法治政府的發展態勢和未來走向，還有利于法治政府各項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法治GDP的涵義及特性

（一）法治GDP的基本涵義

法治的基本解釋是依法治理，其涵義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法治是相對于人治而言。法治GDP由經濟GDP引申而出，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或法學概念。

本文把法治GDP的概念界定為：法治GDP是指由有權機關或咨詢機構制定的一整套科學考評指標體系所量化出的能綜合反映和評價一個地區某一時期政府法治水平的法治指數。它是由有權機關或咨詢機構對行政機關或部門開展法治政府工作所確立的各級各類目標進行量化形成的綜合性法治指數。通過法治GDP的量化不僅能反映出一個地區（行政機關或部門）一定時期內的法治政府總體狀況和實際水平，確定其推進法治政府的進度；也能在量化的過程中，找出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的方向。

這一定義包含以下涵義：一是指標體系的制定主體是有權機關或咨詢機構。有權機關制定的指標體系，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可以對轄區內的所有行政機關和授權組織的法治政府情況進行考核評價；咨詢機構制定的指標體系，既可以受有權機關委托、也可以視社會需要對一定區域內的行政機關和授權組織的法治政府情況進行考核評價。二是指標體系的考核評價對象，是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組織。三是法治GDP最終反映為一個綜合性法治指數，是對行政機關或部門開展法治政府工作所確立的各級各類目標進行量化形成的。四是通過對考核評價對象的法治政府工作情況進行考核，就能夠對該考核評價對象的實際工作情況進行客觀、公正的分析、評價、判斷。

（二）法治GDP的基本屬性

“法治GDP”其實是反映一個地區某一時期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法治指數。它具有量化性、考核性、目標性和推動性。

1.量化性。法治GDP是指能綜合反映和評價一個地區某一時期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法治指數，是政府法治建設的指標化。由于指數和指標都是可以量化的，因此，法治GDP可以量化，具有量化性。

2.考核性。引入法治GDP的概念，將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法制建設同經濟建設同等重視，納入各級政府及行政首長的績效考核，作為衡量政績的一個重要方面，從而使法治GDP與經濟GDP一樣都可以考核，具有考核性。

3.目標性。法治GDP通過法治指數把法治政府總體目標、具體目標實施狀況進行量化。量化的前提是必須建有一個各級各類法治政府工作目標可供考核，因此，可以說法治GDP具有目標性，或者說目的性。

4.推動性。法治GDP有一個量化結果，能夠對政府和部門法治政府的水平、成效做出正確評價；在量化過程中也能夠為各地區各單位開展法治政府工作的階段性發展目標的確立提供客觀依據，反映該地區法治政府的發展態勢和未來走向，有利于法治政府各項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法治GDP成為法治政府建設的長期推動力量，具有推動性。

（三）法治GDP的基本功能

1.評價功能。法治GDP能夠科學地考核行政機關推進法治政府的成效，對行政機關開展法治政府的情況具有衡量評價和判斷鑒定的作用。

2.引領功能。法治GDP能夠為法治政府的推進提供現實的內在動力和基本的行為模式，從而指引和領導行政機關全面推進法治政府。

3.考核功能。法治GDP可以作為考核行政機關的重要依據。通過考核評價，真實地反映行政機關的法治政府水平和能力，可以對各級政府和部門的法治政府水平進行排序，從而起到激勵先進、鞭策后進的作用。.示范功能。法治GDP量化具體，能夠為法治政府實施情況提供實踐參考和檢驗，并在法治政府進程中發揮啟示作用，從而指導法治政府工作的開展。

5.教育功能。法治GDP可以促使公務員轉變行政理念，提高法治政府意識。通過加強法律、法規的學習，進一步改進工作作風，促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三、法治GDP論的應用——建立法治政府考評體系

推行法治GDP論，施行法治政府工作量化考核，建立法治政府考評體系是必不可少，且極為重要的，也是法治政府建設長期推進的動力，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法治政府考評體系的構建原則

法治政府考評體系，是指運用科學的標準，通過量化法治政府的各級各類目標，準確反映一個地區某一時期法治政府水平的一整套科學考評指標。該體系的構建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1.全面客觀性原則。法治政府考核評價制度作為政府推動法治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必須能夠發揮全面、客觀衡量法治政府水平的作用。從微觀上看，每個指標的設定應當能夠以清晰量化的方式體現法治政府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具體要求和努力目標。從宏觀上看，要體現法治政府整體進程的努力方向，以及法治政府各項要求在整體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己嗽u價指標體系的設置要公正，嚴格按照程序進行考評，力求真實全面地評價和反映一個區域或部門開展法治政府工作的狀況。

2.公開權威性原則。一是考核的過程應當公開化，確保真實情況的提供渠道暢通；二是考核評價的依據應當具體化，這是保證考核評價結果權威性的基礎；三是考核的結果獎懲化，建立明確的責任追究機制，保障考核不流于形式。在法治政府考核評價活動中要擴大人民群眾和考核評價對象的參與度，增加考核評價工作的透明度。

3.科學合理性原則?？茖W性要求指標的設置具有確定性、嚴謹性、簡明性和先進性，使考評信息的搜索、處理更加全面準確、適當。一是堅持分類原則。根據考核對象的不同特點，確定分類標準，設計不同的考核評價指標，以保證考核評價結果具有針對性；二是堅持可操作性原則?？己酥笜藨钥陀^性指標和可操作的量化指標為主；三是堅持動態性原則。法治政府考評指標并非固定不變，它是隨著法治政府進程的推進而不斷調整、不斷充實的動態考核指標；四是堅持規范性原則?？己顺绦虻囊幏痘潭仁潜ＷC結果公正的關鍵。合理性要求考核評價工作解決行政合理與失當的問題。這就要求指標體系內容的設置要全面、真實、可靠，充分考慮和兼顧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條件，既能進行同類行政行為的縱向比較又能進行相鄰行政行為的橫向比較，既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又能經得起社會輿論的評價。

4.規范便捷性原則。考核評價工作應當在客觀公正的基礎上做到規范，既要有統一、合理、明確的考核評價標準，又要有嚴格的考核評價制度，考評標準、內容不能朝令夕改或標準多元化，更不能考評工作人治化。確有修改必要的，也要按照程序，謹慎修訂。法治政府考核評價的內容要規范明確，便于分解和統計，具體標準要清晰、明確，避免過于籠統抽象或過于繁雜，方法要全面、系統，便于操作，能較好地運用到考核評價的實際工作中去。

（二）法治政府考評體系的基本構架

1.實現目標。法治政府考評體系設計要通過測評達到三個基本目標：一是要能夠真實反映某一地區某一時期法治政府（行政機關）總體狀況和實際水平；二是要能夠反映不同地區不同時期法治政府（行政機關）總體狀況和實際水平，從而量化評估對象法治政府水平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三是要能夠反映出某一地區一個周期之內法治政府（行政機關）推進目標實現過程中的總體進程和總體水平。

2.具體設定。根據法治政府考評指標構建的基本原則，指標可分為兩大類別，即：各級政府評估指標和政府部門評估指標，同時分別設定兩個部分，即通用指標和專項指標。針對政府各部門的考核指標體系中，通用指標分值應當占法治政府考核總分值的60%以上。專項指標可占40％左右。針對各級人民政府的指標體系應特別確立“組織領導”、“依法履職”、“規范權力運行”、“完善行政救濟”四大考核內容。同時，指標體系應當設置多元化的評估主體，既明確列出政府內部考核的責任部門，也把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法院的司法監督、社會監督和其他行政機關的專項考核監督整合起來，形成共同考核的合力，多方位地促進行政機關法治政府進程。

（三）法治政府考評體系的其他問題

1.不斷拓展評估的內容和主體。內容上要適時考慮法治政府的保障措施、政務信息公開、法制機構建立健全等具體情況。在主體拓展上，要考慮將同級政府的相關評估納入法治政府評估的銜接范疇，同時注重發揮社會評估機構的積極作用。要做到考核評價主體的多元化，要增強考核評價的權威性、考核評價的針對性、務實性和考核評價結果的應用。

2.認真分析考核評價指標的特征。一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普遍性是指指標能夠普遍適用于不同的區域或部門，能夠反映法治政府工作的共同規律；特殊性是指對于不同的區域或部門，其指標的構成不盡相同，各俱特色。二是軟指標與硬指標并存。軟指標是不便于量化的指標，故又稱為定性指標；硬指標是可以通過技術方法測定出結果的各個指標，由于這類指標主要運用技術測定法得出的，故可以把這類指標稱為測定指標、定量指標。三是相對指標與絕對指標配合。相對指標是指兩個有聯系的現象數值的比率，即用相對數來反映法治政府的狀況；絕對指標是反映總體單位總量或標志總量的指標，即用絕對數反映法治政府的狀況。四是單項指標與綜合指標銜接。單項指標是綜合指標的組成部分；綜合指標是指把多個單項指標組合起來，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的指標體系。

3.保證指標設立的剛性和可操作性。應當研究設定依法決策的程序設定、依法決策的責任追究及后果、行政救濟的程序規則和辦案流程的公開化程度、行政救濟的后續跟蹤制度和效果等指標，盡量減少打分的隨意性。考核評價指標的科學性、全面性、可操作性，考核評價的行為類型既包括行政處罰等積極行政行為，還要對行政不作為等消極違法行為的考核和監督。

4.不斷完善法治政府評估的整體機制。做到日常評議與年終考核緊密結合，不斷完善評估的整體機制。要在實踐中研究建立一套日常考核評議的機制和配套制度，注意制度的導向性，確立與法治政府考評體系相對應的各類報表制度。

5.科學合理分類設置法治政府考評指標。法治政府考評指標對法治政府建設的推進十分重要，要在實踐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不同級別、不同性質的行政機關的特點和現實，從主體、內容、方法、程序等多個方面科學設置指標，達到對行政機關法治政府情況科學考評的目的。

6.建立健全法治政府考評的保障機制。法治GDP成為考核、衡量一個官員、一個政府機構工作成績與水準的指標，由于習慣的思維和制度的慣性，尚末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共識，需要建立保障機制，使其制度化并長期化。

四、法治GDP論是創建全國法治縣的重要理論支撐

第2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一、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礎:公共管理學、法學與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耦聯”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首先根基于對區(縣)這一層級的法治建設的實施效果的評價與估計。著眼于區(縣)這一行政層級,這一層次特性決定了績效評估主要在區(縣)開展。區(縣)作為國家和省市制定的法律法規實施的基層單位,雖然在國家法制建設中基本上可以說是最下位的概念,基本上直接承擔著法律法規的實施,最能了解和通曉法治建設在本地區范圍內實施的情況,而居民的感受和體驗亦是最直接的,所以區(縣)法治政府建設是國家法治建設不可或缺的極其重要的層次,是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一方面體現在地方性法律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之間在基層功能的發揮上;另一方面,還是區(縣)政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以及民眾法律意識在基層的具體表現。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特殊性決定了這一層級的法治績效評估框架主要體現在:一是要求區(縣)政府根據國家法治建設的整體要求,結合本地實際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與規章制度具體化和專門化;二是要求嚴格按照國家的法律規章制度進行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事業建設,不得與中央精神和省市要求的精神相悖行;三是要充分發揮區(縣)首創精神,建立健全具有本地特色的符合上級精神的法律規章實施方針和方案,保證國家和省市法律、法規和規章及自身制定的地方性規章制度的實現,使國家的法治建設整體戰略在本地得到全面的體現、貫徹和執行。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系統性要求法治建設的各個方面必須在區(縣)得以落實和實施,不得有所偏失和“不作為”。法治建設的主要內容有民主政治、法制完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公民普法(公民參與)等幾個方面。這也要求區(縣)政府亦必須按此幾個大的方面開展地方法治建設,只不過要求更應細化目標和具體組織開展。由此區(縣)政府法治績效評估的概念模型可以通過圖1來描述。

圖1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概念模型

由上圖可知,區(縣)政府績效評估是一個三維立體的評估模式,立足于區(縣)的層次性,即中國單一制國體的基層組織,以區(縣)在實施和貫徹國家和省市法律、法規制度中“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為基礎,同時全面系統地落實國家法治建設的目標,這三者的相互結合構成了區(縣)一級政府法治績效評估的主體內容。

對法治政府的績效評估的實踐多于學術上的理論探究。美國國會1993年通過《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以明確和規范對政府立法的評估制度。德國2001年頒發了《立法效果評估手冊》以此來加強對政府立法的評估,荷蘭于1985年引入立法效果評估,重點加強立法對經濟和企業的影響、法律的遵守情況的評估。西方國家的法律績效評估的先行,為我國開展法律績效評估提供了經驗借鑒。而在我國,對法律績效評估的開展多在地方進行,比如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以課題研究的方式開展對法律質量評估機制的評估。并于2005年選定《城市規劃條例》和《北京市辦法》作為評估對象。上海市在2005年選擇該市制定頒布的《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作為評估對象,著重對法律實施的績效、歷史文化遺跡保護情況以及社會經濟效益,以及法律運行和執行的各項制度與程序規定是否完善開展評估。 所謂政府的法律績效評估目前理論界并無統一的定義和理論規則,往往被認為是“立法后評估”、“立法實施效果評估”、“立法回頭看”、“法律跟蹤問效評估”、“立法效果評估”等在立法階段對法律的評估。汪全勝在總結眾人關于法律績效評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法律績效評估概念作了界定,認為“其一是強調法律實施后的效果的評估,即事后評估,它是整個法律評估的一階段或部分內容;其二是強調立法效果評估的內容是立法規定的科學性、合理性,即對法律法規中各項制度設計和程序規定是否存在問題進行重點評估;其三是強調法律實施評估的意義與價值在于完善立法,法律效果評估不僅要反映立法存在的問題與缺陷,還要建立反饋機制,為該法律法規的完善提供決策依據”。〔1〕而張大偉等認為“法律評估是對法律價值、質量、意義和實效等方面的綜合考察和分析,實質是

對法律質量及其實踐應用的檢驗”。〔2〕 而關于法律績效評估的內容,熊艷峰認為主要包括兩個層次的評估,一是法律、法規實施的宏觀效果。二是微觀上法律、法規中各項制度的設計和程序規定是否需要進一步完善?！?〕許汶等認為法律評估主要包括合法性、適當性、立法的目的實現程度等三方面的內容。立法的目的實現程度主要對法律的科學性、公平性、是否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和是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進行評估。〔4〕可見法律績效評估著重是對立法階段法律實施效果的評估,而本文研究的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范圍更廣,不僅涉及立法評估,還包含司法、執法、普法以及民主政治建設等方面的評估。但法律績效評估的研究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前提和范本,使得本研究可以有更多的借鑒。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種新的公共部門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在大多數先進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嶄露頭角。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引進企業的價值觀和技術以提高政府效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認為,新公共管理強調對顧客、產品與結果的關注;采用“目標管理方法與績效測量方法”;應用市場與市場機制來取代中央集權型管制;競爭與選擇;通過權力、義務、責任的協調一致來下放權力?！?〕績效評估正是迎合這一行政范式的轉變而興盛的,績效評估注重在管理的效率、效益、經濟以及服務質量等方面的判斷和評判,來對政府或公共部門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成本、產出、效果和群眾滿意度等方面進行評定,以此來確定政府或公共部門的績效水平,依靠評估報告來衡量政府行為和管理能力。新公共管理非常注重對績效的測量與評估,旨在推行績效管理,這為開展政府的績效評估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同時新公共管理以“效率、效益、效能”為價值取向,注重結果,主張政府在管理進程中應積極引入企業管理方法和競爭機制,實行績效管理,以提高政府服務質量為目的,實施法治政府績效目標確定、績效測量與評估。新公共管理運動為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但是新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效率至上”的價值取向,明顯與政府或公共部門的所應秉持的公共價值觀相悖離,況且在實際運行中所遇到的“政府失靈”問題更使新公共管理理論受到了挑戰。在新公共管理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在指出“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隱藏的是對公共精神的損害和對公民權利的否定”的基礎上,提出政府服務應秉持“效率與公正(民主)”的平衡,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導向,實現公共行政人員對公眾的“服務而不是掌舵”。作為這一理論集大成者的登哈特夫婦更是闡述了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內涵: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在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在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為公民服務,而不是為顧客服務;責任并不簡單,并非是單一的;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公民權和公共服務比企業家精神更重要?！?〕新公共服務所倡導的維護公共利益和強調尊重公民權利,以及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實現“政府―公民”共治的價值追求基本上迎合了全球化進程中公民對權利的“吶喊”。反映到績效評估實際操作層面來看,績效評估在價值追求上也經歷了從新公共管理的“效率至上”向新公共服務的“公正”過渡,績效評估更加注重吸納公民參與,重視公民權利,踐行民主價值理念。法治政府建設的價值目標追求就在于實現社會的民主政治,公民權利得以依法維護,開展對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理應在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價值理念引導下,注重民主和公民的參與,實現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公正”。

二、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三維立體邏輯框架的構建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的主要內容和框架的確定是一個十分復雜和細致的工程。付子堂教授認為開展地方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可以在地方法治的“文本―行動―觀念”三個層面和框架內進行法治指數的具體設置,以評價地方法治的整體性和具體性。而基于平衡計分卡績效維度的區(縣)法治建設應主要包括公眾(顧客)、成本(財務)、內部管理(內部業務流程)、自我完善(學習與成長維度)等幾個方面,平衡計分卡的測量維度基本上是從宏觀的角度對區(縣)法治建設的諸多內容歸類為顧客、財務、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個維度。但依據這個維度來設計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指標,容易造成指標混亂,不易調查、研究以及后面的驗證等工作的開展。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在評估過程中應該堅持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即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與社會秩序的穩定。但對法治建設開展績效評估,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依靠評估主體的價值取向來維護和實現的。

在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遵循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設計原則的前提上,綜合考慮區(縣)法治政府建設的績效維度、層級特征與內容體系等三個維度,來構建區(縣)法治政府建設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的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設計的

三維立體邏輯框架

在圖2所表示的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設計的三維立體邏輯框架中有三個重要維度,即區(縣)層級性、法治建設內容體系、法治建設的績效維度。

在整合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三維立體邏輯框架和地方法治建設評估的“文本―行動―觀念”框架的內涵,以及參考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區(縣)法治建設的績效評估目標分為民主政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治完善、公民普法等五個次級目標,并對每一個次級目標提出了開展評估的詳細指標。具體內容見表1所示。

三、區(縣)法治政府績效的模糊綜合評判模型構建及有效性分析:以江蘇省蘇中、蘇南和蘇北地區為例

目前開展區(縣)績效評估的過程中,許多評估指標及其影響因素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不很清晰的,公眾對之的測評很多時候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難以對此作出明確的滿意度評測。模糊綜合評估方法主要用來測評被調查者對評估對象的模糊評估。事實上,公眾對本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評價在各滿意度等級上并不存在明確的清晰的界限,相鄰等級上存在事實上的逐漸過渡。公眾很難給予法治政府建設績效評估指標以明確的定義和確定性的評估標準。尤其是對難以給出量化標準的指標,引入模糊綜合評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主觀判斷給測量結果帶來的誤差。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綜合指數的模糊綜合評價過程如下:

1.確定指標集:U={U1,U2,...,Um}和指標權重集:W={w1,w2,...,wm}。

2.構建評語集:V={v1,v2,...,vp}如{很好,好,中等,一般,比較差,差,很差}。

3.構建各項指標對應于評語集的數值論域:Am={am1,am2,...,amp},每個指標都有一個對應的數值論域,用來給實際指標值劃分等級。

4.計算各指標對應的數值論域,并計算各指標對應于評語集的隸屬。

將此因素權重分析的結果作為模糊子集A的集合,則A=(0.038,0.099,0.171,0.502,0.149)

此時,當因素重要程度模糊集A和綜合評判矩陣R已經確

定時,通過R做模糊線性變換,把A變為評語集上的模糊子集進行廣義模糊合成運算。 B=A*R

則B=(0.037,0.1,0.129,0.164,0.073)

最后得出模糊綜合評價集B(4)=0.164=Max{0.037,0.1,0.129,0.164,0.073}

所對應的評語“4不滿意”就是綜合評價的結果。所以從調查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區(縣)法治建設績效評估”的滿意度為不滿意。

績效評估方法沒有十全十美的,本文所運用的模糊綜合評估方法,一方面能較好地規避測評環境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干擾,并且綜合模糊評估沒有嚴格的等級觀念,在對各種信息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對區(縣)法治政府績效進行整體性的評估。但是模糊綜合評估數據的采集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評估者的公正意識和評價能力,尤其是當績效培訓不到位的時候,往往出現評估者的“情緒化”評估,并且在“理性經濟人”“幽暗意識”的潛因素影響下,評估主體利益的差異也會使得評估結果出現偏差。因此,只有將主觀定性評估與客觀定量測評相結合,既能客觀、直接地衡量出本地區的法治政府建設的績效,又能衡量出公眾對本地區法治政府建設成效的滿意度,從而對本地區法治政府建設績效作出全面、科學、精確的評估。

四、中國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構建:討論與結論

(一)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構建要以我國國情和法治政府建設實際進展來運行

區(縣)作為我國法治政府建設基層單位,是觀察法治建設和公眾滿意的“窗口”和“前沿陣地”,在這一層級開展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更能直接測評出法治建設的成效和公眾滿意度。但由于我國區域內部以及區域之間歷史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均衡,使地方法治建設呈現地方特色,因此在開展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過程中必須與本地實際相結合。

(二)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是一個包括評估主體、評估指標體系、評估方法和制度安排在內的有機系統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是一個有機系統,應遵從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系,合理構建和配置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內部結構要素,進而對其進行合理科學的整合,發揮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整體性能。

(三)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制度安排需要在完善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制度的基礎上,從制度的價值意蘊、績效評估的宏觀環境以及具體的制度供給等方面著手,通過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推進基層法治政府的建設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必須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運行才能持續有效地進行下去。同時其制度建設,必須在尊重中國不同地區實情的基礎上,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先進經驗,突破制度變遷的路徑,在法治政府配套制度的輔助下,實現擴大公眾參與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民主化,并通過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法制化、制度化的管理,加強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具體制度供給。

五、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制度創新的策略安排

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制度安排和建設并不僅僅是著眼于制度安排的價值預期,也并不停留在宏觀層面的制度架構和宏觀背景的制度環境的營造,而應根據不同地區的法治建設實際提出完善本地區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具體對策和建議,以推動本地區法治進程和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落實和發展,最終實現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對地方法治建設的激勵和導向作用。

(一)推進公眾參與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民主化與制度化 為了進一步促進公眾參與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民主化,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改進:

首先,注重通過制度確保多元主體參與本地區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尤其是社會組織和專家學者的參加。通過在政府內部成立由專家組成的專職負責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領導小組,或依靠大學和研究機構來獨立承擔對所在區域的法(治)績效評估工作。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地區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民主化的價值導向,另一方面可以實現地區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科學化、精確化的工具價值。

其次,打造透明法治政府,提高法治政府建設以及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過程的透明度。透明是反腐敗最好的良藥。提高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透明度,一方面是在制定本地區法治政府績效評估規劃時,邀請公眾和專家學者參與,為決策規劃提供民主化、科學化的基礎支持。另一方面做好本地區法治政府績效評估過程的管理,績效評估進程參與主體、指標標準體系、評估方法和方式以及評估結果應及時向社會進行公布,接受來自社會大眾的監督。

(二)加強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制度供給

一是建立和完善針對區(縣)層級的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工作制度。上級法治建設部門尤其是省級政府部門,考慮組建專門的法治建設績效評估領導小組這一臨時任務型組織,統一領導、組織安排針對本省區域內的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應能夠包含各個不同的評估主體,既有領導主體又有公眾代表主體。同時制定專門的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制度規章,將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原則、程序、方法和評估主體以及指標標準體系在本省內做出統一的安排,并在實際的法治政府績效評估中不斷完善和修補制度體系。

二是要建立針對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約束機制,使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制度化。評估主體要善于利用有效的現代化的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和數據處理評估方法和技術,對相關地區的法治建設績效信息進行客觀、精確化的處理,保證做出的有關地區的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結果經得起實踐和公眾的檢驗。同時建立法治政府績效評估責任追究機制,主要是針對評估主體和評估客體不依法、不依規章制度、不按規定的程序開展績效評估進行責任問責,及時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

三是完善區(縣)層級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激勵機制。應通過獎懲機制來督促區(縣)主要領導和法治建設部門領導重視法治建設績效,使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共同參與法治建設績效的改進,對法治建設全過程進行監督和控制,定期了解和審查法治建設的績效和成果。同時還應定期公布不同地區的法治建設績效排名,將法治建設績效與領導者和部門工作人員的晉升與政績考核相掛鉤,促使法治建設部門切實承擔起應負的法治建設責任。

(三)加速區(縣)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立法進程

對法治政府績效評估來說,法治建設本身就是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項內容,可遵循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法制化建設的路徑,來規范專門領域――法治建設的績效評估全過程。首先通過立法來確立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地位,樹立績效評估的權威性,頒布績效評估工作的制度和規范。其次是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立法應包括的內容,主要內容應包括績效評估多元主體參與、法治政府績效評估指標、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程序、法治政府績效評估報告撰寫、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結果的公開和使用等內容,還應包括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法律責任機制以及申訴制度等,力求通過立法來規范法治政府績效評估的全過程。

第3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 試析志愿服務法制化 論志愿服務法制化 淺析政府干預及其法制化 社區衛生服務管理法制化及其實現路徑芻議 人民監督員制度法制化問題探析 網絡反腐法制化與監督大眾化緊密結合研究 人民監督員制度法制化的路徑研究 淺談以法治精神推進事業單位監督管理法制化 論我國《棉花質量監督管理條例》的法制化意義 法制化視角下基層政府公共職能的建設問題 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化與法制化的思考 重慶電視臺公共•農村頻道“法制化特色”改版多檔法制節目亮相熒屏 法制化: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最終歸宿 服務型政府績效評估的法制化構想 軍隊財務管理法制化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淺議 唐代之前“敬老”文化的發展及其法制化進程 我國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建設及其法制化研究 軍隊財務管理法制化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分析 行政管理的法制化 反外企避稅需要法制化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2]皮埃爾?卡藍默.破碎的民主 試論治理的革命[M]. 高凌瀚，譯.香港：三聯書店，2005：11-12.

[3][4]蘇明，賈西津等.中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研究[J].財政研究，2010（1）：9-17.

[5]詹姆士?Q.威爾遜.美國官僚政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430-431.

[6]廣東省政府.廣東省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試行），2013.

[7]湖北省政府.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試行），2010.

第4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關鍵詞]法治傳播；評估；實現路徑

[中圖分類號]D9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11 ― 0019 ― 02

① Geoffrey de Q.Walker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8，9-11.

② 參見[英]湯姆.賓漢姆：《法治》，毛國權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

[收稿日期]2014 ― 09 ― 20

[作者簡介]李朝（1985―），男，河南駐馬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學理論。

中國法治建設，已經有三十余年的光景。在這段時間內，中國法治從最早期的移植型法治逐漸走向自生長和自我配置的法治建設格局，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藍圖也逐漸走向自我發展與完善為主的法治漸進模式。盡管如此，當前中國法治所面臨的突出問題仍然是變法后的普法之要，如何將書本上的法治、規則上的法治轉變為生活中的法治、行為中的法治，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會使中國法治發展的重中之重。法治評估作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一種制度創新與方法創新，業已引起學界的重視并在地方法治建設實踐發揮重要的糾錯和預測功能，而法治傳播作為中國法治的重要面向和基本維度卻往往被研究者們摒棄于法治評估項目的宏大藍圖之外，這種忽視法治傳播重要性的作法顯然有失偏頗，也不利于中國法治的現實推進。由此，筆者提出應當從法治傳播評估的價值入手，討論中國法治傳播評估的可行性，提出中國法治傳播評估的現實路徑，對中國法治普及與法治建設的推進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法治傳播評估的價值與意義

（一）法治傳播評估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法治應該服務于致力一個自由的社會，創造使每個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價值和理想的大眾福利①。要達到此目標，法律系統必須提供相對穩定的關系與結構，使人們能夠為自己計劃，選擇適宜的生活方式，保證他們享有參與法治的機會與權力。法治傳播作為實現公眾知情權、公開權和參與權的主要平臺，至少在兩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一是法治訊息的獲知；盡管社會流動的增強使得人們能夠實現大范圍的橫向活動，但是法治信息的獲知然而主要依賴電視、新聞等傳統媒體及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通過媒體對法治決策與舉措、法治事件與行為的宣傳，使人們對中國法治有更為清晰的認知。其二是輿論監督；法治傳播提供監督嚴格立法、合理司法與依法行政的平臺，使中國法治進程不斷接受到公眾的質詢和檢驗，不斷結合社會公眾的現實需要進行適時的調整和改進。而所有的法治傳播功能是否起到預期效果卻無從考證，也無法確定法治傳播的建設與工作開展是否能夠助推中國法治抑或相反，這就使得中國法治傳播評估顯得格外有意義。通過法治傳播評估，能夠清晰地反映中國法治傳播軟硬件建設的不足，以及法治傳播在樹立公眾法治信仰、培育法治文化方面的不足，為法治傳播力度和方向的明確奠定基礎。

（二）法治傳播評估是中國法治地方性需要的必然選擇

創設法治術語的功勞通常歸于戴雪，而在戴雪提出法治概念后，不同學者對法治都作出相應的解讀，法治往往變得空洞而無確定性的實際意義②。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政府和人民對法治的理解存在著差別，甚至在一國或一地區內部，人們對法治的理解也存在差別。中國法治建設有自身獨特的制度需求，而法治傳播則承擔著中國法治的普及與推廣之責。特別是在國家格局下各地法治的不斷推進，如何保證中國法治傳播能夠準確的體現中國法治建設的規劃藍圖，甚至能夠為各項變法實踐的推廣提供保證，法治傳播評估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法治傳播評估，既可以了解各地法治傳播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也可以更好的發掘各地法治傳播實踐應當尊重的地方性規律，做到有的放矢，使法治傳播落到實處而不至虛懸，保證中國法治傳播能夠迅速、有效的在公眾群體中的到實現。

二、中國法治傳播評估的可行性論證

（一）法治傳播評估是中國法治評估系統的重要面向

法治評估是對評估地區或國家的法治發展狀況進行衡量與評價的系統工程，當前中國進行的法治評估大都是針對特定地區的全面性法治評估，但是圍繞著局部法治現實進行評估，或可體察與發掘地方行為模式或典型事件背后蘊含地方法治倫理價值與法治資源①，是十分有價值的一種嘗試，而法治傳播評估恰是符合這種思路的作法。無論是清廉國際還是廉政透明指數對法治評估的面向選擇都在表明這種以特定法治面向為重點進行評估的科學性與可行性。特別是法治傳播構成中國普法之路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從法制走向法治的基本途徑，不同地區的法治傳播狀況和法治信仰實現程度也成為各地法治建設成果的重要表征，由此建立法治傳播評估并開展相應的實踐，不僅可以深度了解中國普法進程，還可以豐富與完善中國法治評估的復雜系統，使得法治評估契合中國之道而富有建設意義。

（二）法治傳播評估具有評估技術方面的支持與保證

在法治概念和形式可按照要素或指標劃分的前提下，如何將法治傳播的各種屬性和特征抽離成各種可測的、可數據化的指標進而構成評估指標體系，需要具有可行性的技術支持。首先，法治指標具有認知功能；法治指標作為一種測量尺度，能夠準確的描述、反映、比較和評價法律現象及其發展與變遷的規律②，能夠實現對已定制度目標的明確和可測，能夠準確反映法治建設中存在的普遍性問題和缺陷。認知功能強調法治指標具有可計量性、概觀性、現實性，通過對法治傳播概念的層級操作，使抽象概念下降到經驗層次，形成可實際測量的法治傳播分析指標。其次，量化方法與技術的成熟與進步；在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以統計分析為核心的定量研究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的研究模式。經過幾十年的實踐，量化技術包括指標操作、抽樣策略等都較為成熟，統計應用也從最早的簡單百分數等統計量發展到回歸和方差分析，再發展到多元統計分析、結構方程、模糊綜合評價模型等。這些技術手段從經濟學、社會學領域逐漸擴展至法學領域，白建軍以“死罪”案例為樣本進行法律解釋學的實證研究，作出死刑階梯與關系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證③。隨著統計分析技術在人文社科領域的推進，通過計量與統計技術把握研究對象的共性問題成為現實可操作的方法，為法治傳播的評估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技術保障。

三、中國法治傳播評估的實現路徑

每一條法治之路的背后都有其一貫的法治之道，每一種法治之道也必然指向其特有的法治之路④。中國法治傳播評估的實現必須遵循中國法治的發展規律，必須遵循傳播學的基本原則，必須符合中國法治現實的真實處境，才能使法治傳播評估真正的發揮作用，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幾點作出努力：

（一） 法治傳播評估主體多元化

從已有的余杭、成都等地推行的法治評估實踐來看，絕大多數的法治評估者多為政府部門級政府部門委托的第三方，而這種作法的緣由多為大量訊息為公權力機關所掌握，獨立的第三方缺乏完整資料的收集和獲取能力。但是，法治傳播評估的對象多為社會公眾、社會媒體機構，其咨詢的公開性和可獲得性較強。而且，普法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對話、交流、溝通、學習的過程⑤，普法主體應當是法治傳播評估主體，而普法的對象也可以作為法治傳播評估的主體，進而審視和體察自身在法治傳播過程中的不足。所以，法治傳播評估主體應當走向多元化，包括輿論媒體、社會公眾及中間組織都應當成為法治傳播評估的當然主體。

（二） 法治傳播評估內容豐富化

由于中國法治建設的特殊性需要，法治評估多選擇遵循制度性進路而建立法治評估指標。法治傳播評估內容主要體現為指標內容的豐富與全面，具體包括：其一，普法宣傳教育指標；在此項指標欄中包括對法律的宣傳與學習，也包括對公眾維權意識和維權行為的培訓宣傳情況的評價。其二是法治傳播載體指標；該項指標既包括對評估地區的媒體建設、教育基地的發展狀況作出評價，也包括這些已有硬件設置與機構在功能實現上的評價與衡量。其三是法治傳播保障指標；該項指標包括法治傳播的領導組織指標，即黨委、人大及政府組織在法治傳播中的組織和實施職能履行情況評價；同時包括相應的法治傳播管理機構的配置與職能履行情況評價，還包括法治傳播的社會參與指標，及社會各方面參與法治傳播的積極性、參與力度和參與成效等。

（三） 法治傳播評估方法與技術多樣化

評估技術本身具有多樣化的特征，法治評估也應當具有多樣性的選擇。作為法治評估的重要面向，法治傳播評估的方法與技術也是十分豐富的。其中最主要適用的方法仍然是指標量化技術，通過將法治傳播轉換為主客觀測量指標，例如，法治新聞的數量、種類及法治信仰與法治意識的實現程度等指標，并通過描述性分析技術進行解讀。此外，定性方法也是法治傳播評估的重要技術，通過法治傳播敘事的過程性分析，也可透視評估地區的法治傳播的狀況，查找法治傳播過程中的缺陷與不足。事實上，法治傳播評估對公眾群體的偏重是十分明顯的，通過對公眾的調查，才能更好的得出法治傳播程度的真實樣態。

總之，法治傳播評估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國法治評估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其實現也具有現實的可行性。盡管現階段法治傳播評估指標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法治傳播評估實踐尚不成熟，但是就中國法治建設發展的全局而言，法治傳播評估的推廣仍然是十分有建設性的工程，也必將隨著中國法治三位一體建設方略的落實而得到更為圓滿的實現。

① 參見張德淼、李朝：《中國法治評估進路之選擇》，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冉井富：《論法治指標的認知功能及其局限性》，《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9年第2期。

③ 白建軍：《死刑適用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第5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關鍵詞】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內涵；指標體系

1.引言

貴州省目前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社會矛盾呈現上升趨勢，社會沖突日益顯性化。構建平等、互助、協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和諧社會一直是貴州人民堅持不懈的追求。因此，構建貴州省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可以評價貴州省和諧社會建設的實際進程和狀態，為科學地規劃和推進貴州省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和諧社會的具體含義：一是個人自身的和諧，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三是社會各系統、各階層之間的和諧，四是個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五是整個國家與外部世界的和諧。黨的十六大將“社會更加和諧”確立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并明確闡述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倳泴椭C社會的內涵做出了精辟的論述，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此內涵包括社會關系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統一、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活力和秩序的統一、科學與人文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故和諧社會是指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構建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梅松、齊心（2006）分析了和諧社會的內涵和基本特征，從社會公平、社會穩定、社會活力、社會治理、社會意識、人與自然6個方面選取了25項指標組成大城市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社會公平選取了城鄉消費水平對比、登記失業率等5個指標；社會穩定選取了刑事案件發案率、交通火災事故死亡率等4個指標；社會活力選取了整體創業活動率等4個指標；社會治理選取了民主滿意度等5個指標；社會意識選取了主觀意識形態地位等4個指標；人與自然選取了生產總值能耗、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城市綠化覆蓋率3個指標。陳鈺芬、蘇為華（2007）從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社會公平、社會穩定、資源環境五個方面選取了25個指標構建出浙江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經濟發展選取了人均GDP、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個指標；社會進步選取了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占GDP比重、每萬人擁有醫護人員數、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等6個指標；社會公平選取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等5個指標；社會穩定選取了城鎮登記失業率、每萬人立案數等5個指標；資源環境選取了森林覆蓋率、人均水資源量、廢水排放強度等5個指標；陳黎明等（2008）從人口和諧度、經濟和諧度、社會和諧度、環境和諧度四個方面，選取了18個指標構成我國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人口和諧度選取了人口自然增長率、每萬人醫生數等6個指標；經濟和諧度選取了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等5個指標；社會和諧度選取了城鎮人口比重、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鄉居民收入比等4個指標；環境和諧度選取了單位GDP能耗、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森林覆蓋率3個指標。

2.建立貴州省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則

（1）全面性原則。和諧社會是一個廣泛、綜合、系統的范疇。它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和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所以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要從整體出發，多角度、全方位的反映社會和諧發展水平。

（2）科學性原則。評價指標的選取、指標權重的確定、數據的選取等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科學基礎上。

（3）代表性原則：選擇最有代表性的指標，力求精簡，使用盡量少的指標盡可能準確反映出實際情況。

（4）可行性原則。指標數據容易獲取、便于操作分析、易于理解，實現定量反映社會和諧狀態的要求。

（5）可比性原則。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既要符合國情，能反映中國和諧社會發展的實際，也要考慮能夠在不同地區間進行比較。

3.構建貴州省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基于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內涵的理解，在總結和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貴州省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特點，從人口和諧、社會和諧、經濟和諧、環境和諧四個方面，對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設計了1個總目標系統，4個一級指標和18個二級指標。具體如下：

3.1 人口和諧

人口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是和諧社會最基礎、最根本、影響最深遠的奠基工程，故選取了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口出生率、人口預期壽命、城鎮人口比重、每萬人擁有醫護人員數5個指標來反映人口和諧。

3.2 社會和諧

社會和諧包括社會進步、社會公平、社會穩定3方面的內容。因此選取了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鄉居民收入比、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每萬人立案數5個指標反映社會和諧。

3.3 經濟和諧

經濟和諧就是生產發展，社會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選取了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第三產業占GDP比重4個指標反映經濟和諧。

表1 貴州省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

總目標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貴

州

省

和

諧

社

會

評

價

指

標

體

系

人口和諧 人口自然增長率（%）

人口出生率（%）

人口預期壽命（歲）

城鎮人口比重（%）

每萬人擁有醫護人員數（人/萬人）

社會和諧 城鎮登記失業率（%）

城鄉居民收入比

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

每萬人刑事案件立案數（件）

經濟和諧 人均GDP（元/人）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

第三產業占GDP比重（%）

環境和諧 萬元GDP能耗（噸標準煤/萬元）

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

COD排放量（噸）

城市綠化覆蓋率（%）

3.4 環境和諧

環境和諧是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它包括自然資源、環境狀況和人居環境3方面的內容。自然資源包括資源的承載能力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因此選取萬元GDP能耗，可以說明經濟發展中能源的利用程度；環境狀況包括生態環境和環境污染兩個方面，選取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這一指標可以從側面評價環境狀況的優劣；選用城市綠化覆蓋率這一指標可以反映城市居民居住環境的質量。近年來，有機物污染普遍而嚴重，COD排放量是反映有機物污染程度的重要參數，所以在環境和諧度方面與現有研究成果不同的是增加了COD排放量這一指標。

參考文獻：

[1]梅松，齊心.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北京社會科學，2006（01）.

[2]陳鈺芬，蘇為華.江蘇省和諧社會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實證分析[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7（05）.

第6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二、樹立正確的執法觀。以深入開展“兩治理一推進”創建最佳服務型機關主題教育活動為契機，把執法為民的理念落到依法行政工作的各個方面。正確處理與民主、打擊與保護、管理與服務、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關系，以更好的執法質量、更低的執法成本、更便捷的執法形式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高效權威的法治環境。

三、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著力構建教育、預防、監督、獎懲并重的執法工作機制，探索建立有效且簡便易行的評議考核制度，把依法行政納入行政機關和公務員考核指標體系，與公務員的獎懲、晉級、晉職掛鉤。嚴格落實執法過錯責任追究，確保行政執法責任制落到實處，同時積極實施重大事項法聽證制，促進依法行政工作水平的提高。

四、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嚴格執行行政執法人員資格審查和持證執法制度，加強職業道德和業務能力建設，開展專業法律知識考試及證據收集、法律運用等實踐操作技能的培訓，提高規范執法能力。

五、參與法治文化建設，認真研究法治文化理論，豐富法治文化建設內涵，繁榮法治文化作品創作，拓寬法治文化傳播途徑，推進法治文化進機關、進企業。著重抓住法治文化作品創作、普及兩個環節，積極參與縣第四屆“法治文化節”，引導機關干部職工與法治文化活動，使其享受法治文化成果。

第7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一、總體要求

以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堅持黨政主導、公眾參與，以人為本、服務為先，依法治理、發揚民主，統籌協調、綜合治理，源頭治理、重本兼標的原則，推進社會治理和依法治縣進程。實現社會服務管理“網格化”基本覆蓋，社會矛盾調處機制基本建成，社會防控體系建設基本健全，基層基礎進一步夯實，全鎮社會安定和諧。

二、工作任務

（一）加強矛盾化解體系建設

1、建立健全排查制度。進一步健全鎮、村（社區）、社三級矛盾糾紛排查機制，各村（社區）嚴格執行每月排查機制，強化特殊敏感時期集中排查，靈通情報信息。對排查出的矛盾糾紛建立臺賬，準確及時上報鎮黨委、政府，明確化解責任和時限。

2、建立健全研判制度。全面推行矛盾糾紛三級研判制度，鎮安全穩定科每月匯總一次矛盾糾紛排查報送信息，將村（社區）上報的矛盾糾紛進行整理分類，并牽頭協調處理各類矛盾糾紛。

3、著力強化綜合調處。進一步健全“大調解”銜接機制，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加強接訪、走訪、下訪工作，充分發揮“大調解”平臺維穩作用，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鎮安全穩定科作為調解中心，負責銜接各村（社區）、各單位、各科室聯動聯調，綜合施治，認真化解市、縣交辦、督辦案件和重大矛盾糾紛。

4、著力強化源頭治理。全面落實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凡屬重大決策，事先必須進行風險評估，未經風險評估的決策不予審批，穩定隱患未消除的不予實施。開展突出問題集中治理行動，依法規范行為。鎮辦公室做好下訪、接訪工作，做到專人負責、記錄齊全、分流處理、責任到人。

（二）加強社會防控體系建設

5、強化群防群治。壯大群防群治隊伍，落實村（社區）專兼職治保主任和人員。整合民兵預備役人員、網格管理員、治安積極分子、保安人員等力量，鐵爐壩村、焦家河村建立一直不少于30人，其他村不少于20人的群眾性義務巡防“紅袖標”隊伍。

6、強化技術防控。完善桃園景區、農家樂、酒店等重要場所擴大視頻監控和聯網報警系統，完善企事業單位、重點場所和旅游景點的技防設施建設。

7、強化巡邏防控。全面加強重要路口、重點路段、重要部位、重要時段巡邏防范。加強治安聯防的學習教育，組織群防群治隊伍全面開展治安巡防工作。

8、強化特殊人群管理。強化社區戒毒工作，杜絕農民種植罌粟等植物，主動排查收治易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加強對刑釋解教人員實行警示教育、依法打擊、幫扶轉化、實現“零上訪、零進京、零事件”的“三零”目標。

9、強化實有人口管理。完成“一標三實”基礎信息采集。規范全鎮房屋門牌號。健全以流入地為主、流出地與流入地協調配合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制，落實村（社區）干部兼任流動人口協管員制度。

10、強化依法打擊。深入開展打黑除惡、治槍緝暴、“掃黃打非”和制假售假等專項行動，依法嚴厲打擊“兩搶兩盜一拐賣”、金融詐騙、電信詐騙、傳銷、“黃賭毒”等違法活動，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治安問題，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經常性組織相關人員進行景區資源保護執法，加大野生動植物保護力度，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

（三）推進依法治縣進程

11、法治宣傳教育。建立健全領導干部帶頭學法制度，加強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職工的法律法規教育，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強“六五”普法宣傳工作，豐富法治宣傳內容和載體，深化法律“七進”活動，實行法制副校長和法制輔導員制度，大力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引導群眾自覺遵法守法。

12、依法執政行政。聘請專職法律顧問，落實鄉鎮法律顧問制度。編制重大事項行政決策風險分析的評判標準、指標體系和分析方法。全面清理旅游景區管理機制的行政審批事項，強化審批人員的責任意識和法規意識。落實黨務、政務公開制度，落實法律顧問聘請制度等。

13、推進司法公正。進一步深化法務、警務公開，落實法律工作懲戒機制，建立執法檔案和錯案追究責任制，全面開展執法巡查專項行動。

14、法治示范建設。啟動法治建設，建立健全依法治鎮工作領導機構，建立依法治鎮專項方案。深入開展法治村（社區）示范建設，開展法律法規進村（社區）活動，組織1-2個法律小分隊深入8個村6個社區開展法律服務、法律宣傳、法律援助。

（四）加強基層基礎建設

15、綜治維穩陣地建設。整合資源，充實力量，進一步健全各村（社區）綜治機構、群眾工作網絡體系建設，落實人員、辦公場所、經費、辦公設施等保障，建立社會管理綜合信息平臺，健全信息網絡體系，完善運行機制，促進綜治和群眾工作規范化、制度化、網絡化。

16、網格化服務管理。加強鐵爐壩社區、桃園社區、槐樹社區、大壩社區、魏家壩社區、大江口社區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建設，按時完成建設任務，完成社區網格化服務信息庫、三級管理體系和服務平臺建設，完善社區網格化服務管理配套機制。

17、開展“三級聯創”活動。以平安和諧創建為重點，促進四個平安和諧村（社區）建設，深化二個平安和諧網格建設，認真完成縣下達的“三級聯創”活動創建任務。

18、強化安全生產。進一步落實政府安全生產監管主體責任，建立健全目標責任體系；加強隱患排查治理，強化督查檢查，狠抓“打非治違”；加強安全宣傳教育，抓好省級安全社區建設持續改進項目，鞏固和提高省級安全社區建設成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吧鐣卫砟辍被顒痈黜椆ぷ骷{入年度目標綜合考核。鎮成立以黨委書記為組長、鎮長和分管領導為副組長的活動領導小組，各村（社區）、鎮轄各單位要把社會治理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成立相應的領導機構，主要負責人為第一責任人，落實活動各項工作保障，確保組織健全、專班專人。

第8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一、檔案管理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檔案管理工作作為一種管理模式，在社會發展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傳統的人工檔案管理模式效率低、存儲空間有限、管理成本較大，紙質文檔隨著時間推移會出現紙張變脆、破損和字跡蛻化等現象，長久性、安全性存在先天不足。信息技術的發展進步，使得檔案管理理論、管理手段及管理模式等技術環境發生了深刻變革。信息一體化的檔案管理模式集各種檔案信息于一體，方便進行綜合管理、開發，具有信息來源的廣泛性、信息貯存的集中性、信息內容的全面性、信息輸出的綜合性等特點，更加適應時展，滿足工作需求。

二、檔案管理信息化建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隊伍建設有待提升

據有關調查，檔案管理人員系統經過專業培訓的不到30%，參加過相關檔案知識入門培訓的僅有77%，48%的對計算機軟件操作運用不夠嫻熟，還有34%的身兼數職，對檔案管理工作精力投入不夠。部分單位甚至缺少專職檔案管理人員，檔案研究性人才少，檔案管理人員流動性大，業務難以提高，培訓趕不上形勢，導致檔案材料不能及時補充完善，檔案業務水平的提高和信息化建設速度也受到影響。

（二）思想認識存在偏差

檔案信息化是指檔案部門在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的基礎上，通過對檔案信息進行采集、傳輸、整理、開發和利用，提高檔案信息資源的應用和共享程度，從而全面提高檔案信息化和檔案處理的效能、效率。但受限于編制、經費等客觀因素影響，不少部門和管理人員對檔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設存在看輕、看淡、因循守舊等錯誤認識，在信息化建設方面動作不夠、力度不大。

（三）對新情況新問題研究不夠

除了建立電子檔案、對紙質檔案實行信息化管理外，在推進檔案管理制度改革中也會出現如何確保原始性、真實性、安全性等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檔案工作如何與時俱進，又好又快地發展，充分發揮職能作用，更好地為實際工作服務，都需要給予足夠重視和及時研究。

三、對當前檔案管理工作的建議

（一）注重法治為本，規范檔案管理制度

科學籌劃，努力加強檔案法規體系建設，圍繞中心工作，調研制定相關業務文件，做好配套制度建設，全面推進檔案法治建設，依法加大檔案管理違法違紀案件查處力度，進一步健全完善檔案行政執法機制，注重加強網絡檔案防護力度，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制定中長期檔案法制宣傳教育規劃，加強檔案管理人員懂法用法能力，不斷提升法治意識，大力推進檔案治理法治化，基本形成依法行政、有效監督、高效服務的檔案法治體系，努力提升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檔案的能力與水平。

（二）注重安全為要，守住管理安全底線

依法保障和落實檔案工作職責，強化單位負責人對檔案工作和檔案的真實、完整、安全負責的責任機制。要加強檔案館室基礎設施建設，采用先進的安全保密技術、設備和材料，加強科技支撐作用，切實改善檔案保管保密條件；建立健全“三位一體”安全防范體系，推進建立檔案信息系統等級保護、分級保護制度，落實檔案安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加大檔案實體與館庫、檔案網站與信息系統，以及安全保密制度執行情況的專項檢查，規范檔案中介服務，確保檔案安全可靠、可控、可信賴。

（三）注重創新為基，把握正確發展方向

第9篇：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范文

本次年會和論壇的主題是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加強規范管理，改革創新，全面提高法學教育質量。

會上，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劉飚，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林祥國作了重要講話。林祥國介紹了江蘇堅持率先發展、堅持科學發展、堅持和諧發展的情況。他說，江蘇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視包括法學教育和研究在內的法治建設，把建設法治江蘇作為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推進“兩個率先”的戰略舉措，取得了明顯成效，“法治江蘇”已成為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的特色品牌和一大亮點。劉?對六年來法學教育研究會所做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她說，研究會6年來努力奮進，開拓創新，完成了預定的工作計劃，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進展，研究會的自身建設也不斷得到加強；相信新一屆理事會一定能夠推動中國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繼續奮進，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不斷發展做出更加出色的成績。

張文顯教授在會上作了題為《貫徹十七大精神 發展改革中國法學教育》的工作報告，對十七大報告有關教育的論述和部署的解讀，有關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思想解讀，給與會者學習、理解和貫徹十七大精神，推進法學教育的創新和發展以極大的幫助；對2007年教指委在深入研究中國法學教育的規律和特點，創新法學教育的思想理論，修訂法學專業核心課程體系，探討法學教育的分類指導和分類評估，積極參與國家精品課程推薦和評選工作，參與組織中國法學教育研究優秀成果評選，積極開展法學對外交流與合作，編輯出版法學教育論文集、法學教育通訊等，以及教指委自身的組織建設等工作進行了回顧和總結。他代表教指委提出的2008年主要工作計劃包括，認真學習和落實黨的十七大報告有關教育的重要思想理論；認真學習十七大報告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思想、重大戰略部署：各個專門委員會要在工作中有所作為；推進法學教育教學分類指導的調研工作：完善法學本科專業一般評估指標及分類評估指標體系：在2010年以前盡快制訂出法學專業規范；繼續研討示范性法學院標準以及確定示范性法學院的工作程序，擬定示范性法學院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規劃，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將示范性法學院建設列入高等教育質量工程的建議：完成教育部高教司等布置或委托的其他工作等。會議批準了張文顯教授的工作報告。

大會聽取了曾憲義教授所作的第一屆法學教育研究會工作報告。報告中說，法學教育研究會成立以來，在中國法學會的領導下，在教育部、司法部的指導和中央各政法部門的支持下，與法學教指委緊密配合，依靠和團結全體理事和全國法律院校，廣泛聯系法學界和法學教育界的同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更新法學教育理念，推進法學教育教學改革，優化法學人才的培養模式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在此期間，我國法學教育事業獲得了飛躍式的發展，具有中國特色法學教育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在全國各個學科中，法學學科是發展速度和改革深度最快最好的學科之一。法學教育研究會成立以來，啟動了“21世紀中國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完成了《中國法學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繁榮法學教育研究、促進法律院校交流合作：建立健全教學評估體系、努力提高法學教育質量；拓展了法學教育國際交流空間，擴大了中國法學教育的國際影響。報告提出，做好法學教育研究會工作，一要團結和依靠全國法律院校，與法學教指委密切配合，繁榮法學研究，推動交流合作；二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緊密聯系法律實踐，密切與實務部門的聯系；三要加強自身建設，建立健全工作制度。與會代表完全贊同曾憲義會長的工作報告，高度評價第一屆理事會的工作。

會議期間，武漢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終身教授李龍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大法官公丕祥教授作為特邀報告人就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發展發表了精辟見解。李龍教授分析了我國法學教育的發展里程，新時期、新世紀面臨的三大矛盾，著重強調要關注法律學生畢業生的就業渠道和就業機制，強調給法學專業的學生進行法學理論的教育、社會主義法制理念的教育、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的建設。朱蘇力教授圍繞什么是合格的法律人、如何培養合格的法律人這一法學教育的重大主題進行分析，強調培養法科學生的法治中國意識、法律生活經驗和法律實踐能力。公丕祥教授從法律職業素質的能力和法律教育的要求角度，闡述了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改革發展的步調。在大會論壇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教授基于自己的親身經歷，暢談了大學管理的理念以及如何當好法學院院長的體會，對與會代表深有啟發。

教育部高教司財經政法與管理教育處李靜調研員介紹了“質量工程”的概況，特別是教育部高教司實施“質量工程”法學教育領域中有關特色專業、精品教材、人才培養、教學團隊、雙語示范課、第三屆教學名師獎、國家精品課程、工程重點教材等項目的情況。法學院系如何做好申報和建設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她還就法學院系如何做好“質量工程”項目申報和建設工作作了說明。她建議，在教指委2008年的工作中，應加快法學專業規范的制定工作，確定工作時間表和相關計劃；同時要完善法學本科專業一般評估指標及分類評估指標體系，要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分別形成對綜合性大學法學教育、財經類大學法學教育、理工類大學法學教育、農醫類大學法學教育和其他大學法學教育分類指導的工作方案。

司法部司法考試司丁露司長總結了實施統一‘司法考試六年來的基本情況和基本經驗，分析了司法考試面臨的突出問題，并從政法隊伍建設、社會需求，優秀法學畢業生選拔、司法考試的定位和司法職業準入標準層面，探究了司法考試的許多重大實踐問題，并就法學教育如何加強法學理念教育、法治理念教育、法律基本素質教育提出了鮮明的反饋意見，值得認真對待。

會議期間，法學教育研究會換屆選舉工作順利進行，曾憲義教授再次當選為會長，張文顯教授當選為常務副會長，一批年輕的學者、法學院院長、系主任當選為常務理事、理事、副會長，使研究會增添了新的活力，更有利于法學教育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協調發展。

會議，舉行了第一屆中國法學教育研究優秀成果獎的頒獎儀式。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教授報告了第一屆“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成果獎”的申報情況和專家評審組評選結果?！爸袊▽W教育研究成果獎”是由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曾憲義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基金會共同設立的全國性法學教育研究獎項。根據申報成果的學術性、創新性、獨創性、代表性、對法學教育實踐的指導意義以及我國法學教育的整體布局等諸多因素后，評選出一等獎3名，二等獎6名，三等獎10名。一等獎獲得者王健教授、霍存福教授、孫笑俠教授向大會匯報了法學教育研究的心得。

會議組織了四個分論壇的討論。第一分論壇的主題為法學教育的理念，涉及法學教育的目標定位、法學院的國際化以及如何看待目前法學教育的規模擴張和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等問題。第二分論壇主題為法學教學方法的創新，討論了地方高校法學教育發展的時代機遇和挑戰、教學與學習方法的培養、診式教學模式、學生讀書、寫作和學生就業等問題。第三分論壇的主題是法學教育的質量監控體系研究，主要討論了加強法學教育的質量監控體系必要性(如法學教育的泛化、實踐教學的弱化、法學教育教學缺乏質量標準)和如何建立健全中國法學教育的質量監控體系的問題，大家普遍認為要進行法律專業的評估、要建立健全教育教學質量監控體系，強調法學教育的質量監控進行分類監控。第四分論壇的主題是法學教育與司法職業，提出了由于司法職業需求的模糊性對法學教育帶來盲目性、法學教育忽視質量產出、陷入功利化困境、與立法和司法實際脫節等問題，強調要科學界定法學本科教育的性質、要建立法律本科教育剛性準入機制的合理機制、強調法律本科教育要加強職業道德和倫理教育、強化技能教育等建議。

會議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開展廣泛交流，增進了友誼，擴大了聯系，增強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