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危機管理的范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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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簡述危機管理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官僚制；官僚制利弊；官僚制中國化
享有“組織理論之父”之稱的馬克斯·韋伯創立的官僚集權理論，被視為與工業化大生產相適應的最為理想的組織結構。而官僚制度既具備其自身的合理性之基本內核，同時也存在著不少弊端。在官僚制中國化的相關論題成為人們越來越重視并不斷探索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的大背景下，本文將從三方面淺析官僚制及其中國化的具體適用。
一、官僚制理論概述
官僚制是依職能和職位對權力進行科學的分工和分層，并以非人格化的規則為管理基礎的一種組織體系與管理方式。在韋伯看來，官僚制更是一種以分部與分層、集權與統一、指揮與服從等為特征的組織形態，是在現代社會中實施合法統治的一種行政組織制度，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科學合理的職能分工。在組織權力的橫向方面，官僚制主張按職能進行科學分工，明確劃分每個組織成員的職責權限，并以法規的形式將這種分工固定下來，使之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二）層級節制的權力體系。在組織權力的縱向方面，實行職務等級制和權力等級化，按職位層層授權，明確規定每一個管理人員的權力和責任。職位的設立遵從管理和效率的需要，整個組織權力的分層形成一個金字塔型的等級結構。
（三）依規程辦事的運行機制。組織管理的權力建立在一整套非人格化的為所有組織成員共同認可嚴格履行的正式規則基礎之上，所有管理人員的活動都無一例外受其制約。組織中的一切重要決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達。
（四）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任職資格要通過考核與任命，且整個制度遵循量才用人、任人唯賢、因事設職、專職專人的原則。內部人員的晉級須依照統一標準，其薪金應與責任和工作能力相適應。
二、簡述官僚制適用之利弊
官僚制根據組織目標合理地分解了組織權力，提供了組織各方面有效合作的基礎，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組織管理中的不穩定因素，有助于提高組織活動的效率；同時，由于官僚制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組織成員的個性特征且等級森嚴，極易滋生墨守成規、繁文縟節的，且易出現組織溝通障礙，進而導致組織效率降低，是為其弊。下文將分述之。
（一）官僚制適用之利
1、嚴密性。位于層級結構中的每個成員都有明確的職權限制，如發生了個人無法解決的問題，應當把問題轉交給哪個部門、哪個職位；如需要做出某項決定，決定做出者為誰，等等。這種嚴格按等級、規則運作權力，避免了組織之間、個人之間職責不清、互相推諉的不良現象。
2、合理性。官僚制組織按照層級節制的原則，保證對組織成員的控制，使組織活動具有非人格化特征。且組織內部的大批專家對未來事件的計算和預估，使得整個組織行為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
3、穩定性。在官僚制組織中，任何行政法令、決定、條例都有書面形式的規定和記錄，詳細、具體、操作性強，保障了組織行為的穩定性。
（二）官僚制適用之弊
1、僵化和危機。繁多陳舊的規章制度和工作程序，將制度內人員“物化”，阻礙了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限制了交流與溝通，鼓勵了盲從，使制度內人員墨守成規不愿突破，以致不能適應日益變化的社會，導致組織僵化、盛行。與官僚制雖非等同的概念，但現實中，官僚制卻實際導致了的滋長和蔓延，為的“培育”提供了溫床。
2、人性化與人才危機。組織內部成員以對規章制度的嚴格遵守作為其工作目標，組織中人際關系淡薄、主動進取的精神受到抑制，唯上是從、例行公事、恪守邊界成為一種經常的現象，形式主義泛濫。此外，現實中只要無錯便可終生只上不下的制度現實，造成了管理人員混日子的狀況，同時也阻礙了優秀人才的進入，對“新陳代謝”產生消極影響。
3、民主危機。過于強調層級節制權力體制，任何決定一味要求上傳下效，忽視下級人員的主動積極性和創造性。此外，因其對行政權力的掌控，官員手中的權利通過不斷地自我膨脹，導致官僚制的權力逐漸支配原來對它加以指導的價值和目標，導致民主危機。
4、效率危機。在經濟學中，企業以“利潤”為誘因機制來評價其在市場競爭中的經濟績效，而官僚制則以追求預算最大化為目的，只對“單一者”負責。因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處于“一家獨大”的合法的壟斷地位，使得官僚制不為提高效率而運作，卻由于其制度自身的自利趨向而被加以利用，甚至造成社會失活的結果。
分析過后，反觀現階段我國的官僚制行政，尚存以下弊端：首先，在我國，黨處于實際領導支配地位，行政機構是黨的執行機構，形成了行政主體的二元化結構形式，因其嚴重缺乏理性化所要求的責任原則，加劇了辦事推諉拖沓，不負責任的現象。其次，特殊的黨政權力關系使政治權力占絕對主導地位，從而使行政部門不能充分獨立負責地行使管理權，在管理過程中存在嚴重的“政治侵奪管理”的現象。再次，我國的政治權力人治性特征過于明顯，權力與特定的人緊密聯系，“權高于法”，“情高于法”明顯存在，法律對行政控制心有余力不足。最后，行政對經濟進行了全面的干預，“政府包辦企業”大行其道，抑制了私有經濟的發展。雖然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這種狀況有所改善，但要從根本上改變還需改革的深入進行。
三、淺析官僚制之中國化問題的對策
對于官僚制之中國化適用中出現的問題，其任務應是吸取和借鑒西方國家成熟的理論與成功踐行，結合我國實際，補充和修正官僚制行政模式，推動中國行政管理的發展。具體而言，有如下幾點。
首先，理順黨政關系。官僚制行政有一套自己的運行機制，在管理結構和管理權威上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其首要任務便是嚴格規范黨政關系，使之各負其責。現實中缺乏制度上、法律上嚴格規范的黨政關系下的“雙軌行政結構——功能”系統，給政府機構帶來相當多的負面影響。因此，要加強對機構的重疊臃腫、職能交叉的改革，該削則削、該并則并，進而提高行政效率。
其次，調整權力結構。行政權力并非一家獨大，應理性行使，而司法權作為與之平級的權力體系，對于屬其管理范疇的，依法擁有獨立管轄權，不受行政權力的控制與干預。另外，行政理性化的根本保證之一便是行政的法制化，即法律控制對行政控制的優先性，因而需要通過調整權力結構予以保證。
再次，明確法治地位。在立法方面仍存缺陷的今天，傳統的人治思想依然對我國政府組織起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使得官僚制提倡的嚴格的依法辦事思想受限。因此，要樹立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價值觀，健全法律制度，嚴格依法行政，加強法治，逐步消除人治，確保行政活動的規范化和法制化。
第2篇：簡述危機管理的范疇范文
一、高校基建財務風險管理評估指標體系構建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高等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各高校基建規模日益擴大，但是由于高校領導班子責權利定位不合理，高校領導層和財務管理人員對基建項目財務風險管理認識不到位，沒有有效地開展對基建項目財務風險的監測與防范，使高校面臨的財務風險不斷加大。高校基建財務風險既產生于財務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又在基建項目業務流程各個環節中體現；既涉及管理方式的不規范，又受制于管理人員的專業水平，因此控制高校基建財務風險必須要樹立風險管理理念，采取有效措施，從內控、業務流程、資金、人員管理等方面對高校的基建財務風險進行全面的管理，確保高校基建活動順利進行。所以，構建高校基建財務風險管理評估指標體系包括內部控制風險管理、業務流程風險管理、資金運作風險管理和財務人員風險管理四個方面。
（一）內部控制風險管理 內部控制是指對高校基建業務從風險預防約束、運作管理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實現權利制衡、相互監督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方式。根據基建財務的性質特征，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可以從以下四個二級指標來度量：風險預防制度、風險約束機制、內部審計控制、橫向協作機制。
（二）業務流程風險管理 高校基建項目全過程分為立項設計、招投標、工程施工和竣工決算四個階段，業務流程財務風險是指在高校財務人員未對基建項目全過程實施控制，財務人員對合同不合理變更、違反項目決策程序、挪用基建資金等不合理現象未能實施財務監督所帶來的風險。業務流程風險管理的二級指標表現為立項管理、招投標管理、工程施工管理和竣工決算管理。
（三）資金運作風險管理 資金運作是高校財務人員最基本的工作內容，不僅關系到高校基本建設成果，也將影響學校正常教學及科研等活動的運行，高校基建涉及資金量大，如果資金運作管理不善，則有可能出現流動資金短缺、違規財務行為等現象，最終導致財務危機。所以，基建資金運作風險管理將通過貸款資金管理、資金分配管理和工程資金管理三方面規范資金使用，避免財務風險的出現。
（四）財務人員風險管理 財務人員風險主要是指高校財務人員自身專業知識和作風原因導致出現經濟和財務的問題。基建財務人員未能突破傳統會計工作的局限性，只是從事簡單的會計核算工作，而不了解工程建設相關知識，比如工程造價管理、工程建設一系列的程序、工程量計算規則、招投標知識、合同管理知識等，就很難履行財務核算與監督的職責，對工程預、決算的審核，工程的材料用量及各種費用支出是否合理都無法判斷，這對于高校基建財務風險防范無疑是不利的。
由此建立高校基建的財務風險管理評估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二、模糊綜合評判法簡述
模糊綜合評判法是一種基于模糊數學的綜合評判方法，它運用模糊數學對受到多種因素制約的事物或對象做出一個總體的評價，并依據隸屬度理論把定性評價轉化為定量評價。運用模糊綜合評判法具有結果清晰，系統性強的特點，能較好地解決模糊的、難以量化的問題，適用于解決各種不確定性問題。高校基建財務風險管理的評估其優劣沒有明確的判斷標準且難以量化，屬于模糊范疇，因此利用模糊綜合評判法對高校基建財務風險管理進行評價有其科學性和實用價值。根據模糊綜合評判的相關理論，構建模糊綜合評判模型有三個基本條件：
（一）評價對象因素集U U={u1，u2，…，un}，因素就是評判對象的各種品質因素，即評判中的評價指標。
（二）設置評判集V 設V={v1，v2，…，vm}為評判集， 即評判中對評價對象給出的評價等級，如優、良、中、差等，適用于任一層、任一因素的評判。
（三）建立單因素評判矩陣R 單因素評判，就是對評價對象因素集中每一個評價指標，根據評判集中的評價等級作出的一個模糊判斷，以確定該評價指標在評判集中對各個評價等級的隸屬度有多大．例如對第k個因素的單因素模糊評判矩陣為：R（rk1，rk2，…，rkn） ，如果對U中的每一個單因素都作出判斷，就可得到一個單因素模糊評判矩陣。
滿足以上三個條件后即可對（U，V，R）所構成的模糊綜合評判模型進行綜合評判，由于U中各因素對評判結果的影響程度不同，因此需根據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對每個因素賦予不同的權重，它可表示為U上的一個模糊子集A：A=（a1，a2，…，an），式中ak為第k個因素uk所對應的權重，且一般均規定a1+a2+…+an=1，因此，對于評判因素集U的最后評判結果為B=A *R=（b1，b2，…，bn）。對綜合評判B進行歸一化處理后，可采取加權平均法進行評判。
三、基于模糊綜合評判法的高校基建財務風險管理水平評估
本研究以廣東C大學為研究對象，通過調研C大學在基建財務風險防范方面的建設工作，取得相關的初始數據。
（一）確定高校基建財務風險管理水平評估因素集U 本文以表1所構建的指標體系的四個因素作為該高校基建財務風險管理水平評估因素集U：U＝{內部控制風險，業務流程風險，資金運作風險，財務人員風險}。
第3篇：簡述危機管理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電子政務；政務信息資源；熱點主題；發展趨勢；知識圖譜 〔中圖分類號〕G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821（2016）12-0133-06
〔Abstract〕Through keywords co-occurrence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hot topics of domestic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re mainly in seven areas，including basic theory，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sharing and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investment-benefit analysis，data format and system standard，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By analyzing keywords time seris，trends of domestic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 mainly contained dynamic adoption，cloud computing，government transition，public opinion guidance，open data，etc.
〔Key words〕e-government；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hot topics；trends；knowledge map
政務信息資源的研究由來已久，從作為的附屬產物發展為獨立的資源形態，從基于數量的分類組織發展到基于效益的價值拓展。在理論探討和實踐進展中形成了多維主題，主題的深化和演變顯示出政務信息資源的研究趨勢。
1 政務信息資源研究主題領域分析
2016年2月15日選擇在中國知網（CNKI）中利用檢索式：主題=“政務信息資源”or“政府信息資源”，檢索時間=“2005-2014”10年數據，共檢索到相關研究論文2 229篇。
我國政府信息資源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通過考察與梳理最早的研究文獻，發現最初的研究只是簡單的介紹國外的理論與實踐現狀，并未有十分系統的理論體系與研究框架，這種情況持續了將近十年時間，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學界才開始有系統的理論研究，經過近20年的研究，到2009年達到了一個研究的高峰。其中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計算機軟件及計算機應用、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和政治學5個學科領域對政務信息資源和政府信息資源研究最為關注，分別1 432篇、258篇、156篇、198篇和96篇。可以看到相關文獻數量到2009年達到最高峰，政務信息資源研究以2009年為研究最，當時以政務信息公開條例等相關極大推動電子政務發展的法律法規在多年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得以完成并，對此的研究構成研究熱點。2009年之后，研究呈現下降趨勢，研究熱度有所下降，可見政務信息資源研究經過全面研究后，研究內容進入深化階段，這種“欲揚先抑”的態勢正在醞釀新一輪研究的到來。同時可以發現核心期刊發表數量與總的期刊論文數量在分布趨勢呈現出一致趨勢，即研究的總體狀況與高水平研究狀況的趨勢一致，如圖1所示。將相關數據導入CiteSpaceⅡ軟件進行進一步分析，并繪制關鍵詞共現圖譜，如圖2所示。
1.1 基礎理論研究
基礎理論研究是政務信息資源研究的基礎，主要是關于基本概念與研究理念的闡釋，關鍵詞的代表為電子政務、政府信息資源、政務信息化、信息分類等范疇較為寬泛的關鍵詞，這些關鍵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與主體概念，是基礎理論研究的代表性主題。
周曉英等[1]基于情報學基本原理指出政務信息的目標導向是以公開為渠道的社會使用，要將“面向公開”轉向“面向使用”，從而使政務信息的語法層次深入到語用層次。朱曉峰、王忠軍[2]援引各國對政府文件與信息資源的認定與界定性闡述，分析了政務信息資源的內涵與外延，并且引入譜系原理將基本概念分解為層次表現維度、職能發揮維度、技術接受維度和價值導向維度，并在此基礎上對現有的政務信息資源類型進行了劃分。商曉帆[3]系統梳理了政府信息資源這一概念的生成與演變歷程，分析了其形成的內在機理，并主張不能單獨局限于信息本身，應該將與信息相關的因素也納入資源范疇并加以管理和開發。
羅賢春等[4]從信息鏈信息的不同層級結合行政管理經典原理，可以將整個電子政務的發展劃分為5個承前啟后過渡期的階段，認為現階段正處在“信息-知識”階段，并認為未來的電子政務信息服務將提供智慧-情報層次的解決方案與行動指引。在這一階段主要著重于政務信息資源價值的實現機理，就也是政務信息資源與社會服務的融合關系與程度。
1.2 政務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政務信息資源從廣義上說是信息管理學科的分支，在武漢大學的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博士招生目錄中在信息資源管理專業設置了政務信息資源管理方向，并且中國科學院專門以“電子政務”為刊名主辦了專業期刊，而狹義上說則是從檔案學科延伸而來，成為檔案學科的重要研究增長點，其中云南大學在檔案學科下屬設置電子政務方向。
鮮明的信息資源學科價值與研究取向催生了信息資源管理與電子政務的結合，使得政務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的研究成為研究重點，如何通過合理的信息資源管理使得政務信息資源的價值得以充分實現，是現有研究的側重點。宋恩梅[5]基于價值鏈視角，從情報空間角度以政務信息資源管理者為主體分析了網絡環境下政府信息資源的發展階段與分布結構，指出基于信息資源整合視角的電子政務功能與流程的集成、公共―私人合作的管理方式將成為未來政務信息資源管理的發展趨勢。吳鵬等[6]將語義互操作引入政務信息資源管理研究，分析了語義互操作技術模型與政務信息資源管理的結構性對應關系與應用的可行性分析，提出在現有框架內的政務信息資源元數據操作框架內進行異構信息語義解析和整合的必要性，提出政務信息資源語義互操作模型，并在國家土地資源土管理系統中進行了實證性實驗。肖衛兵[7]通過對SSCI對政務信息管理模式的研究現狀，總結出了國際上較為流行的政府信息開發與利用模式，認為私營部門主導模式符合市場經濟環境，具有更高的效率與可操作性，政府應作為管理者而不是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政府應該通過立法推動私營部門對政務信息資源進行開發，法律應填補政策盲區，尤其是著作權方面與反壟斷方面的修改與制定。
1.3 開發利用研究
政務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不是將原有的載體分散、內容不一的信息通過組織和排列，形成有效的內容供用戶獲取的。
夏立新等[8]著眼于個性化推送服務的嶄新的信息服務理念，通過社會學實證方法獲取電子政務環境下用戶需求，建立了基于需求的政務信息資源個性化服務框架體系。賴茂生等[9]從機制維度、國家維度、技術維度等方面梳理了我國政務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發展現狀，認為市場開發、政府主導、政府壟斷3種模式是主流模式，并分析了3種模式的利弊，并從宏觀管理機制、中觀技術體系建設和微觀個體服務理念構建等3個方面討論了以上3種模式的創新方向與發展趨勢。陸穎雋[10]著眼于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地區政務信息公開實踐，選擇與我國國情民情較為相似的踐行較早的日本國的情況，著重對比了中日兩國在此方面的差異，提出了可以借鑒和學習的部分措施。夏義[11]以公共圖書館納入政務信息公開查詢場所為契機，認為公共圖書館應該主動擔負起信息傳遞者的責任，并且應該利用自身優勢對政務信息資源進行進序化和開發，指出政務信息資源的加工序化、政府網站的公共進入、信息資源的增值開發、個性化服務以及用戶信息素養教育是圖書館參與政府信息資源管與開發的重要擴展途徑。
1.4 共建共享與信息資源整合
政務信息資源的生產流程與利用過程往往涉及多個相關部門，尤其是在電子政務剛剛起步的時候，部門之間條塊分割嚴重，政務信息資源的完整性難以保證，且由于分布不規律而導致獲取較為困難，如何實現政務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成為政務信息資源社會價值提升的重要著力點。
王銳等[12]認為云計算技術的發展將顛覆現有政務信息資源建設的相關理論與實踐，能夠更加有效的實現信息資源集中存儲、互聯互通和信息資源的充分有效共享，基于云計算技術，提出了一種應用于政務信息共享領域的“共享云”，將共享云的共享模式與現行共享模式進行了比較，設計了共享云的應用體系架構，并提出了共享云的共建共享策略。羅賢春[13]認為“數字城市”政策與理念推行下的實踐建設背景下，政務信息資源對城市數字化進程的潛在推進作用，認為政務信息資源價值的深度挖掘與廣泛共享將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數字城市建設最為重要的信息資源來源之一。楊秀平、張玉珍[14]著眼于歐美發達國家電子政務實踐，介紹了美國政府實施委托圖書館計劃等多種措施推動政府信息資源的全社會共享的實踐，在經驗借鑒的基礎上提出我國政府公共信息資源共享模式的基本運作模式。
1.5 投入-效益分析研究
電子政務是國家主導的全國范圍內的信息化進程，國家投入的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與人力資源培訓方面的費用十分巨大，其收益如何，是評價電子政務效果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定量化價格估算的重要指標。
何振、周偉[15]應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了我國政務信息共享過程中的效率問題，認為在特定的共同建設與共同享用的基本面維度內，共建共享總收益與總成本的差值是計算其效率的基本數值，提出在現階段的政務資源建設中的技術創新問題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新型“下一代”智能搜索引擎技術的研制和應用，正在大大降低信息資源使用與應用者的時間成本，進而逐漸逼近信息資源共享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王芳[16]著眼于政府信息資源采集、組織、集合、等信息生命周期過程中的資金來源，并結合我國傳統文化在民眾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認為在我國當前的政務信息資源承載著權力象征、政績表現、權威保障、市場壟斷等因素，并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計算并實證了政務信息資源獲取與共享的資金消耗情況，得出政府信息資源的獲取與共享的障礙在于利益博弈的結論，具體表現指標為“信息租金”。
1.6 數據格式與系統標準
這是在大數據背景下政務信息資源實現全國范圍內傳播與存儲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標志著政務信息資源實現了標準化生產，這將大大促進政務信息資源參與社會化公共服務[17]。曾荷[18]描述了GILS的生成、應用、完善、成熟的歷程，梳理了元數據理論與技術在政務信息資源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轉變，認為以元數據為代表的數據標準與系統規范研究是政務信息資源在信息層面的研究核心，與之相適應與配套的制度層面的框架搭建與維度設計都是以此為基礎的，創造性的提出了元數據為構建線索的政務信息資源登記體系與管理規范，并做了初步的理論探討與設計構想。王紅霞、蘇新寧[19]分析了現有的復雜的政務信息收集與獲取環境現狀，這些都對信息采集的系統與體系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采集系統不但要適應動態性與高速度的處理求與抓取稍縱即逝的政務信息，還需要應用智能化的處理手段去將采集都政務信息進行智能處理，在此基礎上提出動態信息采集政務信息采集系統應有的應用模式，是建立科學政務決策系統的基礎，并按照相應理念進行了理論建模。劉家真、王n璇[20]基于電子文件管理視角，通過梳理與對比以國家檔案局為代表的現代檔案和以中央檔案館為代表的歷史文化檔案在電子化方面的實踐，關于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規范，以及對已有的文件與文檔元數據標準的分析，指出我國政務信息資源管理元數據管理與應用的設計缺陷，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改進建議與提升對策。
1.7 制度政策與知識產權
在最初的政務信息資源建設與開發利用中，由于政務信息資源的公共性與開放性等特點，似乎不存在知識產權問題，隨著政務信息資源數量的增加與內容的擴展，包含豐富信息內容與具備良好邏輯表達的政務信息資源不斷涌現，加上主體的多樣化，制度政策與知識產權問題開始得到關注，對宏觀政策構建與知識產權保護的關注是電子政務信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標志。
劉煥成、邱均平[21]認為隨著政務信息資源的社會化應用的開展，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日益凸顯，其電深入分析了政務信息資源知識產權的內涵和權利義務關系，論述了了政務信息資源知識產權的保護的倫理基礎與具體策略。蔡祖國[22]認為政務信息資源符合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描述，是與農業品與工業品具有同等地位與價值的創造性勞動產品，同時也認為政務信息資源知識產權保護與其他知識產權保護案例的特殊性，提出制定因地制宜的、充分尊重信息特性的專門法律史知識產權保護的關鍵。馬海群、宗誠[23]認為電子商務實踐中的電子簽名同樣適用于電子政務實踐，政務信息資源立法應以推動政府信息公開、推進政務信息化建設、提高政務辦公效率為目標與宗旨，并簡要介紹了現有立法中的立法流程不規范、立法層次較低下、立法效力難以實現等問題產生的原因。
2 政務信息資源研究趨勢分析
為了考查研究的年度變化，將關鍵詞按年份排列，并繪制關鍵詞時間序列圖，如圖3所示。
關鍵詞時間序列譜圖顯示出了關鍵詞的年度變化趨勢，從關鍵詞的變化來看，研究主題正在發生變化，原有的重點與熱點不斷為新興熱點所取代，呈現出了政務信息資源研究的最新趨勢。
2.1 信息與在線政府為電子政務動態采納過程取代 在個體信息采納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用戶認知意識，研究著眼點可以說是不斷細化與深化，研究的擴展方向逐漸明確。此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通過官方網站信息過程中如何通過合理與恰當的信息組織方式讓民眾更好接受政務信息資源的獲取流程與內容，也就是信息技術方面軟件系統與硬件裝置的接受，這種范式的研究經歷了較長的時間，大量技術與理論模型被引進，研究從社會學實證逐漸過渡到心理學和生物科學研究。經過近10年的發展與基礎設施建設，信息技術與設備經歷了跨越式的大建設與大發展，原有的PC終端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與此用時，以移動互聯網為基礎的嶄新的信息交流平臺不斷發展與完善，民眾與政府的實時交流得以實現。楊雅芬、李廣建[24]從概念界定、研究數量分布、理論/模型使用、研究方法及內容等方面對當前電子政務公民采納研究進行了回顧與梳理，認為未來研究應當不斷發掘出不同公民群體采納電子政務的各種潛在影響因素，構建符合電子政務特定情境的實證研究模型，在建模過程中應該盡可能選擇最合適的樣本，并在不同情境下進行實證檢驗，同時擴大樣本量，提高研究的普適性。
2.2 資源共享為云保存與云計算取代
傳統的信息資源共享模式在大數據環境中逐步為云保存與云計算所取代。徐曉林、李衛東[25]簡述世界各主要國家對云計算的戰略部署情況，著眼于政務信息資源管理領域，論述了的到來對云計算對政務信息資源管理與電子政務領域的框架與體系、發展模式和戰略部署將產生的深刻影響，并結合云計算特點提出了“政府云”平臺構建的相關因素與不同層級的構成。呂元智[26]則結合云計算的超強的計算力和低成本等特點，從理論深度、技術程度、實踐厚度等方面論述了云計算應用于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的可行性，預測了云計算對電子政務領域產生“顛覆性”影響的趨勢。趙暉[27]認為以云計算促進信息資源整合、業務協同和系統集成應用是政務信息資源發展的新趨勢，并提出促進電子政務云部署的對策建議。
2.3 管理過程重塑與管理流程再造促進下的電子政府為政府轉型取代 政務信息資源管理最初被認為具有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的工具性意義，是對政府管理流程的信息化塑造，而隨著技術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其工具性意義逐漸淡化，而成為政府改革的方向與政府管理范式革新的主導力量。杜治洲、汪玉凱[28]認為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諸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人民群眾民主意識與參與政府管理意識的提高，民眾的需求形成對原有政府管理模式的沖擊，對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形成“倒逼”機制，公共政務與公共服務需求的日益增長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相對不足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理念上率先突破原有“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理念，進入公共服務推進階段。民等[29]探討了電子政務推動下的公共服務升級與轉型，深入分析了電子政務推動下的轉型政府的內涵，從整體政府的視角、跨部門協同和增強公眾權能的角度研究了電子政務環境下的公共服務轉型，構建了轉型政府的框架。
2.4 信息互動與交流為輿情引導所取代
作為政府信息的主要渠道，政府網站在網民激增的情況下，信息與在線交流等基本職能依然發揮，但是通過后數據的分析獲取輿情走向趨勢，進而應對網絡信息危機成為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的領域。張芳源、陸和建[30]認為隨著網絡社交媒體的興起，政務信息資源在政府與民眾間的傳遞方式日益便捷，為此其著眼于政府決策過程的信息行為特征，認為構建基于信息資源類型與功能分類的輿情采集、基于文獻與數字資源參考咨詢的輿情定題生成與分析、基于信息計量的服務過程評估的決策生成與交流、數字資源長期利用與便利提取的輿情信息保存是將輿情信息這一重要政務信息資源納入全程管理的重要步驟。梅松[31]著眼于虛擬社會云社區管理現狀，認為網絡輿情對現實社會的影響力因為互聯網的廣泛覆蓋與迅速傳播而擴大，同時，社會事件通過網絡轉化為網絡輿情危機的事件頻頻爆發，嚴重挑戰了政府公信力與治理能力，根據網絡突發事件的周期特點，結合相關“小世界”、“導數原理”、“對數原理”等情報學經典理論分析了負面網絡輿情的危害。
2.5 政務公開與透明為開放數據所取代
政府過程利用大數據的使用大數據技術整合政府信息資源、行政組織和業務流程再造，提高操作效率在部門內和跨部門。同時，大數據公開數據，數據共享和數據重塑行政決策思維的想法。通過大量基本的數據挖掘和多維度的深度分析主動識別公共需求，找到社會熱點，基于顧客導向的服務創新過程，集成服務、電子政務從而提高治理能力。政務信息公開是電子政務建設的初衷之一，相關的實踐和研究一直是該領域中的熱點。近年來，對于信息公開和透明政府建設漸漸從量轉到質，形式上的沒有信息質量的公開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反思。鄭磊[32]認為開放政府數據國內外近年來之狀況與電子政務和信息管理領域的熱門研究方向，政府收集和保存的數據與生產密切相關的社會公共生活，在大數據時代，政府保持對公眾開放政府事務數據，申請增值利用和社會創新，將創建一個巨大的公共價值。陳濤、李明陽[33]認為政府數據開放對擴大信息公開、改善政府治理、促進社會創新和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對武漢市正在建設中的數據開放平臺進行了調查研究，分析了武漢市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建設的政策環境、建設目標、內容以及面臨的挑戰，并從數據開放范圍、數據質量、協調力度和用戶需求四個方面提出了應對策略。丁念、夏義[34]介紹了印度、巴西、肯尼亞等發展中國家開放政府數據戰略實施背景、戰略實施舉措和內容以及戰略實施效果的多維度分析，歸納發展中國家開放政府數據戰略實施特點與實施路徑，總結其經驗與不足，為中國開放政府數據戰略的推進提供指導和借鑒。
3 結 語
可見，現有的關于政務信息資源的研究逐步呈現出系統科學趨勢，多學科協同研究已經是常態，研究成果涉及廣泛。通過研究熱點與研究重點的的遷移分析，可以發現，政務信息資源研究對象不斷泛化，載體形式多樣化，傳播方式多元化，利用效果多維化。無論是開放數據還是智能推送，亦或是知識管理與移動政務。總之，都是圍繞政務信息資源價值實現展開的，實現政務信息資源價值測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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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簡述危機管理的范疇范文
關鍵詞：非銀金融機構 資源動員 融資租賃 保理融資
2010年以來，我國融資租賃業務（financial leasing）迅速發展。但就新購置設備使用融資租賃工具與當年新購設備總量形成的價值之比（融資租賃滲透率）來看，我國和發達經濟仍有不小差距。稍后，隨融資租賃業務快速發展，融資保理業務（factoring finance）在我國也快速跟進。目前看來，若不汲取融資租賃業務超常規發展遭遇周期性調整的教訓，我國融資保理業務也可能因超常規發展而出現強制性調整的命運。
另外一種選擇是，如果融資租賃和保理在業務方面序貫整合，二者在資源動員和配置方面的效能將會兩兩優化，放大非銀行系（non-bank）、非銀行類（non-banking）金融機構在聯接資本一級和二級市場上的做市能力，則不僅能夠為各自的發展帶來正加的外部性，而且還能為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貢獻來自資本市場的力矩性力量
本研究共分為四個部分：（1）引言；（2）相關研究評述；（3）融資租賃與保理業務簡述；（4）融資租賃-保理案例與模型；（5）結論。
一、引言
融資租賃是以“融物”為表，“融資”為里的交易結構。出租人按照承租人的需求，雙方協商簽訂契約，出租人按契約中要求購買設備，此行為類似先行墊付租金；承租人再向出租人繳納所墊付的資金及其利息，此行為則有債券融資的性質，即便是最簡單的交易結構，也有了金融服務的性質。可以說融資租賃是在單純的租賃業務無法完全滿足企業設備更換以及技術創新的步伐，所產生的金融服務創新。由于我國引入融資租賃業務的歷史較短，學界對于融資租賃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單一融資租賃業務的研究，并且對于融資租賃的研究要么集中于融資租賃的法律定義或者國外提出的三大基礎理論的實證。故本文將另辟蹊徑，將融資租賃結合其他金融創新業務來進行思考。
保理融資的研究普遍認為，應收賬款是核心企業通過賒賬的購買方式將流動資金壓力轉嫁給處于相對弱勢的中小企業，導致中小供應商資金短缺，從而中小企業需利用應收賬款進行保理融資來緩解流動性不足的問題。本研究的視點則在于，融資租賃企業可以利用應收賬款這種金融資源與保理商對接，緩解在經濟周期波動當中所造成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從而達到“穩增長”。并且開拓保理企業開展業務的新思路。本文將以簡單融資租賃為基礎，引入案例簡要說明并建立租賃保理模型，來闡釋租賃保理這種金融創新形式如何運作。
截至2012年底，全國在冊運營的各類融資租賃公司（不含單一項目融資租賃公司）共560家，僅在該年度就增加了264家公司，增長高達89.2%。據統計至2015年10月，我國融資租賃公司數量達到3800多家，金融租賃公司數量達到41家。短短三年，數量翻了好幾番。從企業數量上來看，我國融資租賃行業爆發式地增長，從地區分布上看，發展很不平均。融資租賃公司主要集中于北上廣江浙滬一帶，這些地區融資租賃公司數量基本超過百家。其他地區則融資租賃企業數量較少，甚至沒有注冊的融資租賃企業。由地域上不平均的發展來看，我國融資租賃行業尚有很大的進步與發展空間。（圖1）
圖1：我國融資租賃企業地區分布百分比
目前商業銀行將保理業務以傳統的信貸方式運作，其結果造成客戶群體單一，并沒有有效地利用保理業務動員資源。2014年于前海經濟特區開展保理業務的企業近一百家，2015年則超過三百家，而實際正在開展保理業務的企業數量卻不及注冊企業數量的兩成。另外八成左右的企業由于保理企業注冊成本低而注冊，實際上并沒有開展業務，其主要原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項目或者純粹跟風注冊。
總而言之，無論是從理論層面上來看，或是從現實層面上來看，研究融資租賃與保理業務，十分具有現實意義。
二、相關研究評述
國外現代融資租賃的萌芽時間早，在學界對于融資租賃多年的研究下，其中既有概念上的理論研究，也有實證分析研究。國外對于融資租賃的研究主要可以區分為三大塊，分別為：（1）稅收因素；（2）債務替代因素；（3）成品和破產影響因素，是分別如何影響融資租賃。
稅收因素著眼于，政府所制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是否會促進融資租賃行業的發展。還有研究的觀點是，當出租人與承租人的稅率不同時，融資租賃可以為雙方帶來稅收福利。J.Fred Weston and Rupert Craig （1960）【1】分析了出租人與承租人實施融資租賃的利弊，研究不同的稅率以及加速折舊政策是融資租賃雙方帶來收益，最后指出稅收的差別能增進企業的福利。Callimaci Antonello， Fortin Anne and Landry Suzanne （2011） 【2】認為租賃與企業稅負為負相關。
債務替代認為，融資租賃與企業通過銀行信貸等負債融資，這兩種方式互為替代的關系，至于究竟是否為替代關系國外學者們則持不同態度。Stewart， Myers， Dill and Bautista （1976） 【3】與Frank and Hodges （1978） 【4】認為借款與融資租賃是資本市場上兩種不同的融資方式，在負債能力固定的情況下，兩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Abdel and Khalik （1981） 【5】對美國1976年至1981年六百多家上市公司實證發現，租賃與借款負債的融資方式之間并非替代關系，即“租賃之迷”（The leasing puzzle）。
資產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是融資租賃的特點，承租人是否會對出租人所有的設備進行保養與維護，是成本主要探討的問題。破產成本是當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時所需支付的成本。在企業破產清算時，企業無權出售融資租賃的資產，出租人的權利受到法律與合同保障，而債權人則無此優勢。關于成本與破產影響因素，國外學者的研究角度很多，至今也未得出一致的觀點。
我國融資租賃近年來雖得到蓬勃的發展，但由于發展歷史較短，相關研究較少。融資租賃業務引入初期關于融資租賃定義、行業實踐、對法律稅務政策性的文章數量較多。王藝華（1982）[6]在文中介紹了直接租賃、杠桿租賃、回租等交易模式，并且指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融資租賃行業目的之不同之處，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為了解決資金不足問題，而發達國家則是制造業為了促銷過剩的設備。
后來逐漸也有對于融資租賃的實證分析。來明敏、占俊華、張元慧（2005）[7]利用T檢驗分析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租賃影響因素，發現企業名義所得稅率以及短期融資與融資租賃顯著相關，并且認為稅率差別理論是影響我國企業融資租賃決策的主要因素。來明敏（2005）[8]用logistic模型分析2002年滬市公布的公司財務數據，得出除了理論外，稅率以及債務替論都是影響我國融資租賃的重要因素。黃玉英（2007）[9]用T檢驗分析2005年滬市A股828家上市公司的數據，發現融資租賃與固定資產增長率、負債率并不顯著相關，但成長性較好的公司傾向于租賃融資。文斌（2011）[10]選取我國采用融資租賃的166個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9年的財務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稅收理論是我國融資租賃最主要的影響因素，而債務替論并不成立，并且邊際稅率的結果比名義稅率的結果更顯著。崔佳寧、史燕平（2014）[11]選取我國2007年至2012年進入融資租賃市場的上市公司，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進入融資租賃市場時交易身份選擇的問題，發現信貸資源的供求關系是影響我國融資租賃的主要因素，而非稅收差異理論。
但目前我國對于融資租賃的研究主要還是局限于照搬國外的研究方法，并沒有建立符合中國融資租賃發展的理論框架體系。目前能獲得相關的行業數據較少，也是我國學者對本土融資租賃研究有局限的原因。
保理（factoring）是一種結合融資、應收賬款管理以及壞賬擔保的金融服務。Kalayanasundaram Committee（1988） 【12】由實證得出保理業務使得企業能及時收回貨款，促進國際貿易，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的作用。Klapper（2000） 【13】 認為企業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為避免應收賬款的信用風險問題而選擇保理業務。國內對于保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易流程介紹、行業實踐以及業務發展概況上，也有一些關于保理行業的發展報告書。
有關融資租賃與保理的研究很多，但將兩種基本金融牌照聯合的動員資源邊界拓展研究則較少。因為資本市場上往往忽略了這兩種基礎牌照聯合產生的效益，故很少探討融資租賃公司與保理機構在這種機制下的決策行為。本文將以簡單融資租賃為基礎，引入案例指出租賃保理的模式能有效動員資源。并以微觀經濟學的方法建立租賃保理模型，來闡釋租賃保理這種金融創新機制如何決策與運作。
三、融資租賃與保理業務簡述
（一）融資租賃與保理業務性質概述
融資租賃（finance leasing）是一種以“租賃”為表“融資”為里的資源動員，動員后資源形成的對應資產配置以及關聯交易過程機制的總和。表面看，（1）承租人于出租人處租賃設備，缺少一筆資金；透過表層看，（2）一個金融中介加入，在風險處置及資源重配性條件下提供余額資金完成租借過程。從金融中介――融資租賃――角度看，以租賃過程為依托，以租賃融資為對象的業務可以獨立于實體企業集團與銀行系金融機構的借貸過程而相對獨立，成為第三方金融服務機構。這正是融資租賃業務的創新之處。
融資保理（factoring finance）是一種以工商企業間“銷售-采購”過程派生的應收賬款――一種特殊的商業票據――為標的（對象）形成的資產管理業務。一般條件下，銷售商和采購商之間的應收賬款背后存在著巨大的信用托付與給付資源。但是，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儲蓄信貸金融機構，因自身經營貨幣和商業流動性而為貨幣當局嚴格監管的限制，動員和利用這種資源的成本相當高。此時，一種金融中介――融資保理機構――運用自己傳遞同構性信用（factoring finance）的特長動員這種昂貴的托付給付信用資源，然后與亟需這種信用資源的金融機構對接，從而提高雙邊貿易機構各自應收賬款資產的流動性。一般而言，融資租賃中介在動員租借信用資源方面更為有效，而保理中介的在對應資產的期限管理方面比前者更為精準。二者在這一類業務上可形成前后道順序整合，形成更為有效的資源動員和交易能力。
（二）融資租賃與保理發展小史
現代租賃以工業革命為起點。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基礎建設行業的資金需求急劇增加，廠商自有資本不足以購買生產工具、重運輸設備和支付工程款項，設備租賃應需求而生。1877年，美國貝爾電話公司將昂貴的高新資產――電話――出租給消費者，電話的銷售應“設備租賃”機制的出現大規模地進入了企業和家庭，短時間內獲得了整個經濟的認同。
二戰后，高科技快速發展產生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第三次科技革命使設備更新換代周期縮短，企業急需大量資金購買設備，同時還需承擔設備耗損與技術革新淘汰的風險，租賃等中介類業務變得愈來愈重要。1952年，世界上第一家依托租賃，但同時疊加融資功能的第三方獨立機構，美國租賃公司成立。很快，這種“租賃+融資”的盈利模式向海外推廣。1981年，我國中信集團從日本引進融資租賃概念設立租賃公司。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為主要股東的中外合資公司――東方租賃、以國內金融機構為主體――中國租賃有限公司，成為我國融資租賃業務的先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保理業務在國際貿易中開始被廣泛利用。1968年國際保理商聯合會（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 FCI）于荷蘭成立，保理業務開始有了行業標準以及規章制度。保理業務開展之初，主要的參與者為商業銀行，而目前不單是銀行參與到保理中，許多專門從事保理業務的公司也紛紛成立。保理業務在八十年代末進入我國。2008年，我國成為世界上出口貿易保理最大的市場。2012年天津濱海新區以及上海浦東新區成為商業保理試點地區。2013年更多城市加入了商業保理試點的行列。
（三）融資租賃和保理業務關聯機構譜系圖
1. 融資租賃業務機構譜系解構
從我國融資租賃業務譜系圖，可看出在我國有哪些機構提供融資租賃服務。多數大型商業銀行與中小商業銀行都下設有金融租賃公司從事融資租賃業務，金融租賃公司由銀監會批準與監管。在我國其他融資租賃公司屬于一般工商企業，由商務部進行批準與監管。（圖2）實體企業有兩種方式從事融資租賃業務，其中一種是成立專門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子公司，另外一種則是企業以融資租賃的方式來銷售自己的產品。銀行下設的金融租賃公司、屬于工商企業范疇的融資租賃公司，自身性質以及能動員的資源特性各異，故在資本市場上動員資源的范圍略有不同。但通過“融資租賃”這種金融創新形式，便可在資本市場上有效動員銀行、非銀行以及實體企業的資源。（圖3）
2. 融資保理業務譜系
在我國從事保理業務的機構主要為商業銀行，與融資租賃業務不同之處在于，商業銀行無下設子公司來專門從事保理業務。還有屬于一般工商企業由商業部批準與監管的保理公司。由于保理業務動員的是債權這種金融資源，實體企業自身也需要流動性，故較少實體制造企業成立保理公司提供保理服務。近來政策性鼓勵應收賬款融資，亦有一些大型企業集團進軍保理市場。（圖4）
四、融資租賃-保理案例與模型
（一）融資租賃動員資源有效性案例
中小企業A長期從事加工行業，與幾個大企業有簽訂長期穩定的業務合作，由于業務量增加，需再購置一臺100萬元設備擴大加工能力，然而自有資金僅20萬元。中小企業A與銀行B接觸，由于企業規模不大，且沒有穩定的信用記錄，授信額度低，無可作為抵押擔保品的資產，無法取得銀行貸款。若無法新增設備中小企業A將無法完成生產任務，合同違約失信于客戶。融資租賃公司C看重項目本身市場前景以及企業利用設備未來能產生的經濟效益，而不是簡單地以抵押擔保資產與信用記錄來衡量項目質量。融資租賃公司C經過評估調查與中小企業A簽訂融資租賃合同，按合同購買中小企業A指定價值100萬元的設備。中小企業A作為承租人首付20萬元，其余80萬元由融資租賃公司承擔。中小企業A期初僅需投入自有資金20萬元便取得了設備的使用權與未來生產將產生的收益，再通過設備產生的收益償還剩余款項。融資租賃合同約定，中小企業A每月支付租金8萬元，支付期限為11個月，到期可選擇獲得設備所有權。中小企業A獲得設備使用權后成功擴張企業生產規模，順利完成訂單。這是一個資本市場上簡單的案例，由于企業規模及其他原因，本來無法有效動員資源的中小企業A，通過融資租賃的方式，有效地利用動員資金獲得設備使用權及收益。
融資租賃公司C業務為專門從事融資租賃業務、購買大型設備以及其他固定資產，并從事有關租賃的咨詢業務。融資租賃公司C具備融資租賃專業判斷，在資本市場上不斷擴張業務。融資租賃公司C面臨的問題是，若僅靠有限的自有資金，未來將會資金短缺，從而業務規模受到制約。融資租賃公司C將融資租賃業務的應收賬款進行保理，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D，保理商D按融資租賃業務本金比例收取保理手續費。在保理業務中，原來融資租賃公司C固定期限收取的應收賬款的期限改變了，將固定付款的限制突破。融資租賃公司C將應收賬款管理的工作轉交給保理商D資金迅速回籠，提前獲得流動性，成功地動員自身業務的信貸資源。融資租賃公司C的業務擴張不再局限于自有資金，能順暢地在資本市場上繼續開展下一個潛在項目，更有效地動員資源擴大業務規模，且無需耗費資源管理應收賬款。
在這個案例當中可以看到，二類基礎牌照聯合業務在資源動員過程中比傳統金融機構有效。中小企業A獲得了原本無法從傳統金融機構當中獲得的資源，融資租賃公司C成功地拓展了市場的邊界。租賃保理模型將指出在這個機制當中，各個角色將如何決策。
（二）融資租賃公司―承租人（產品生產企業）-保理商模型
融資租賃是一種以“租賃”為表，“融資”為里的交易機制，交易涉及出租人、承租人、供應商三方或多方機構。融資租賃的交易類型多樣，實務當中可根據具體項目需要來設計交易結構，常見交易類型有：普通融資租賃、轉租賃、售后回租、杠桿租賃、委托租賃、項目融資租賃、銷售融資租賃等。為更好地簡化問題，本文以普通融資租賃作為模型的基本假設。
保理在本文是指，融資租賃企業在開展業務的基礎上，將融資租賃業務中獲得的債權即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融資租賃公司通過與保理商對接，動員信貸資源，提前獲得流動性。實務中常見的兩種保理業務形式分別為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以及無追索權的保理業務。
1、模型設定背景
本模型假設一個由：融資租賃公司、承租人即制造企業與保理商所構成的一個系統。
承租人為了制造產品在市場上販售，或由于業務擴張需要，必須購入固定資產即機器或其他在生產上所需要的設備，由于設備價格較高，無法以現金一次性購買，故融資租賃公司為制造企業提供融資租賃的金融服務。在合同所規定的期限內設備所有權歸融資租賃公司所有，制造企業僅有設備使用權，在期末設備所有權可選擇性地轉移給制造企業，并且制造企業有優先購買或以優惠價格購買設備所有權的權力，即常見的融資租賃業務。
提供融資租賃的企業有可能本身就是設備生產商，提供融資租賃服務以擴大產品銷售，也有可能是本身不從事任何生產而專業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企業，但無論融資租賃公司自身是否從事設備生產，都不會影響模型的構造。
融資租賃公司與保理商簽訂保理合同，原因可能為：（1）為了管理融資租賃環節當中所產生的應收賬款；（2）為了在跨國貿易上減少外匯風險以及收款便利；（3）由于提供融資租賃服務的企業本身自有資金不足；（4）融資租賃企業為了擴大業務范圍而提前貼現應收賬款獲取流動性。
圖6：融資租賃保理模型關系示意圖
2、模型變量設定
對于保理商：資本市場平均回報率θ；提供給融資租賃公司的融資利率為r；保理商進行保理業務所收取的保理服務管理費率為f；保理機構審核融資租賃項目后，給予融資租賃公司融資款項，其融資額占應收賬款之比率為l；給予融資租賃公司的融資款項總額為lwk；
對于融資租賃公司：自有資金為B；獲得的融資總額為lwk；剩余融資額lwk-（ck-B）（即所獲得的融資扣除了成本減自有資金部分，表示填補資金“缺口”后所剩余的融資額）剩余融資額度的收益率μ（即所獲得的融資在扣除成本之后，由于其他項目或投資，所獲得的收益之收益率）；
對于承租人（制造企業）：市場上產品的售價為p；將市場需求的函數設定為X（p） = y（p）ε的形式，其中ε為取值為正的隨機變量；f（ε）為隨機變量ε的概率密度函數；F（ε）為隨機變量ε的累積分布函數；為簡化分析，假定需求函數形式為 ，即乘法形式，其中a為常數，且a>0，-b為該產品的市場需求彈性，若該產品富于彈性則b>1；制造企業觀測市場需求所得出所需的設備數量為k；最終產出的產品數量為設備的線性函數，設產出為q，產出與設備數量的關系則可表示為q = q（k）；
當制造企業銷售狀況不佳時，有可能會出現無法承擔“租金”即合同違約的情況，銷售狀況不佳的銷售數量臨界點可表示為：U=α*y（p）ε，其中α為制造企業銷售數量達到違約臨界的比率；
由于剛購入設備的制造企業收益波動可能較大，所以融資租賃公司可能與其簽訂收益分配方案，其留存收益比率為φ，當φ=1時表示制造企業的收益并不與融資租賃公司分配，即制造企業只向融資租賃公司繳納固定的“租金”。
資本市場平均回報率θ受到宏觀投資環境影響，在此模型中將其視為外生變量。制造企業所生產的產品需求隨機變量ε，受到季節或景氣等因素影響，在此模型中也視為外生變量，并假定其服從某種分布，本文將其假定為服從正態分布。
3、模型其他說明
由于本模型著重于探討融資租賃公司-承租人（制造企業）-保理商的決策與運作機理，故制造企業的其余成本，如：產品的銷售成本、庫存成本、由于設備或材料訂購不足造成損失的機會成本等，本文認定其都已經體現在制造企業銷售產品的市場售價里，或可認為將其忽略不計。
本模型中保理商、融資租賃公司、制造企業為風險中性（risk-neutral）效用為期望收益，故為利潤最大化問題。
對于提供融資、貼現服務的保理商而言，期望收益與資本市場投資回報率相等，此條件為本模型的約束條件。
4、融資租賃―產品生產企業―保理模式下的決策機理
由于融資租賃企業或設備制造企業自有資金B不足；或為了擴大業務將應收賬款提前貼現，用以為市場上更多有需求的企業提供融資租賃服務；或是在國際貿易當中為了減少外匯損失。因此融資租賃企業將未來與產品制造企業簽訂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機構，并獲得的融資總額lwk，本模型認為lwk>（ck-B）即可以填補資金缺口。
（1）對于保理機構：
保理機構為融資租賃企業提供賬務管理服務，期末保理機構通知產品制造企業歸還應收賬款wk至保理機構指定賬戶上，制造企業付款后保理機構扣除向融資租賃企業所進行的融資之本息、保理業務管理費用等，然后將所于款項轉入融資租賃企業的賬戶，若產品制造企業期末未將應收賬款票面價值全額償還，余款將由保理機構承擔還給融資租賃企業。
本模型假定為無追索權的保理，可以說保理機構在提供融資服務的同時還降低了融資租賃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并認為保理機構是風險中性的，那么其效用即所獲得的利潤。
保理機構所獲得利潤如下所示：
當X（p）
即有，
由于 是取值為正的隨機變量，故
整理一下，可得：
其中，U=αy（p）Z，當X（p）
，
表示保理機構面臨產品制造企業違約帶來的損失。
保理機構是否提供保理金融服務取決于，提供服務所獲得的收益率是否高于資本市場的平均回報率θ，故有式：
將 ，代入，則有：
提供融資服務的利率r，是保理機構的決策變量。由上式可以看出在這個機制當中保理機構的決策模式：（1）保理機構提供融資的利率隨著資本市場的收益率增大而增大。資本市場收益率越高，保理機構要求的回報率也越高，否則保理機構就沒有為融資租賃企業提供融資的激勵；（2）保理機構提供融資的利率隨著管理服務費率的增大而減小。提供融資的利率與管理費率同為保理機構的收益來源，若兩者皆無節制地上升，企業對此服務的需求將會降低；（3）保理機構提供融資的利率，隨著融資比例的增大而增大，可以認為這是“借錢的折扣”；（4）保理機構提供融資的利率，隨著違約率的上升而上升。越容易違約的項目就應當用越高的“代價”來作為“補償”，這也是保理商用以控制風險的方式之一。
（2）對于產品生產企業：
對于產品生產企業而言，產品生產出的數量并不會總是與實際銷售的數量相等。生產企業的產出與所擁有的機器設備有關，即產能。假定產品生產數量是機器設備的線性函數，記為q=βk。實際產品的銷售數量取決于市場，其中產品的需求函數形式為X（p） = y（p）ε，故令產品銷售數量為q=y（p）z，其中z表示隨機變量ε實際的值。兩者之間的缺口記為c。故βk-c=y（p）z，即有
企業的期望效用即為其在生產銷售過程中所獲利潤，企業的利潤如下式所示：
將 ，與 ，代入上式，可得：
將上式對p求導，其中 的經濟學含義為價格變動一個單位利潤變化的情況，可得
將 代入上式，可得
當 ，求極大值，即求得對于產品生產企業最優的價格決策，有：
對z求導， 表示產品生產企業生產決策，即產品生產數量變化一單位利潤的變化情況，可得：
當 ，求極大值，即求得對于產品生產企業最優的產品數量生產決策，有：
由 可推知 即可得知生產應購買的設備數量，即生產企業所作的決策。在這個機制當中生產企業的決策是根據產能需要來添置設備，由于自有資金不足，在資本市場上尋求資本以擴大生產。
（3）對于融資租賃公司
對于融資租賃公司而言，每期應收賬款w越高，收益越高，但應收賬款的提高還應當考慮生產企業的償債能力，若無力承擔將會違約。融資租賃公司比起傳統金融機構，在進行融資租賃服務時，更傾向于考慮項目之前景。故本文假定融資租賃公司將理性地考慮機制整體的利潤分配問題，在此將其簡化為機制整體的利潤最大化問題。
機制整體的利潤表示如下：
將 代入上式，并分別用p、z求導，可得：
當 ，則有
當 ，則有
對于機制整體而言，有
對于產品生產企業而言，有
在均衡情況下，滿足 ，以及 ，可得
當φ=1時，有
表示產品制造企業每期的應付賬款為固定的數額，并不將自身的收益與融資租賃企業的服務項目掛鉤。制造企業每期的應收賬款是否為固定數額，還是按照實際銷售成果來支付取決于融資租賃業務期初所訂立的合同。體現了融資租賃這種金融服務模式的靈活性，可以依據企業的實際情況以及項目的前景來制定合同，讓資源能更有效地動員。并由這個簡單的模型可以看出融資租賃企業決策機理。當設備供應成本 ，資金成本l，支付給保理機構的管理成本f越高，融資租賃企業w即應收款也越高。
五、結論
（一）結論
由此模型可以看出“融資租賃公司―承租人（產品生產企業）-保理商”三方在此交易機制當中的決策。同在資本市場上提供金融服務，傳統金融機構更關注于能用于抵押的固定資產及信用記錄，反觀之下融資租賃企業更關心項目前景，能根據具體情況有效動員資源。企業無法從傳統金融機構當中動員資源，而通過融資租賃的交易機制，企業以自有資金即可獲得設備使用權，有效地動員資源使得企業得以擴大生產以及更新改造設備。
融資租賃公司設計交易結構的靈活性高，并且能配合項目本身以及項目參與者的實際情況來訂立合同，相比傳統金融機構能更快速且靈活地與實體企業對接，更有效地動員資源。融資租賃公司通過業務獲得的信貸資源與保理公司對接，將期限固定的信貸資源轉化為流動性，為更多制造企業提供服務。保理公司在跨國融資租賃、國際貿易上提供應收賬款管理的服務，其通過收取一定的管理費以及應收賬款貼現利率獲得收益，其收益需大于資本市場上的平均投資回報率。融資租賃與保理相結合的金融服務模式則更加靈活，使資本更加有效地運轉。
2012年我國融資租賃企業數量開始爆炸性地增長，但在地域上分布存在巨大的差異。我國融資租賃滲透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說明融資租賃行業存在很大的發展潛力。將基礎金融牌照發放的權力下放，將有利于地方融資租賃以及保理等傳統金融機構較不重視的金融業務之發展。發展地方融資租賃行業，促進地方實體企業發展，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的增長。
融資租賃業務當中的“租金”，是一種信用資源，是聯系融資租賃與保理融資的橋梁。通過信用資源的聯系，兩種不同性質的金融業務無縫對接，起到動員更多金融資源的作用。當經濟處于下行階段時，融資租賃的超常規增長將帶來整個行業的強制性調整，無法抵抗經濟周期帶來的震蕩者將被淘汰，影響行業的健全發展。在大浪淘沙的過程中，融資租賃結合保理融資，將可為融資租賃行業起到緩解經濟下行時帶來的陣痛。租賃保理模式不僅為我國保理企業開展業務提供新思路，還起到經濟周期波動中平滑行業發展的作用，可見二元金融牌照聯動帶來的效益。
2012年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新區成為商業保理試點地區，緊接著更多地區開展了商業保理試點。在試點區商業保理基礎金融牌照頒發權力由商務部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我國商業保理公司數量急速增長。說明將融資租賃、保理等基礎金融牌照發放權力下放，能更有效率地促進行業發展。
綜上，融資租賃業務的作用是在于讓承租方能以小資金撬動大資源，保理業務的作用則在于，轉換撬動大資源所需流動性的期限，對融資租賃起到“疏導”的作用。本文的模型旨在分析融資租賃的出租人、承租人以及保理商，在業務當中的決策機理，即金融活動當中是如何進行合同的設計。發揮“協同”作用，是目前金融創新的熱點，許多金融集團都在致力于成為“全牌照”金融綜合服務平臺，以在激烈的競爭當中脫穎而出，將股東利益最大化。“全牌照”、“多牌照”的優勢在于更易于進行客戶資源、渠道資源等的整合。然而，很少有人關注當中合同的形成機理。本文則通過簡化了的模型，來闡述金融牌照之間如何“協同”作用。融資租賃與保理兩類金融牌照協作，橫跨非銀業務與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的同時，更加豐富了金融機構產品與服務。
直觀上來看，“雙金融牌照”聯合的有效性體現在于，通過保理業務提升了融資租賃公司的流動性，優化其資產負債結構；為融資租賃公司提供保理業務，保理機構提供的資金流具有業務與固定資產的信用背書，且經過融資租賃公司盡職調查后進行的業務，其風險有一定的保障。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闡述了雙金融牌照協同作用的機理，并以直觀的方式探討其有效性，目前尚未找到合理的手段準確地度量出其有效性的程度，這也是未來研究努力的方向。
（二）政策建議
1、牌照發放權力適度下放
除了部分試點地區，目前我國金融租賃牌照由中國銀行業監督協會發放，融資租賃與商業保理則有商務部發放。許多有意從事該業務的公司，都需使上“洪荒之力”才可取得相關業務的從業資格。從試點地區的情況上來看，一開放試點，當地從事該項業務的公司數量增長迅速，業務量也快速擴張。故應當逐步擴大試點區域，逐步將基礎金融牌照發放權力從單一機構下放到當地政府，以促進行業蓬勃發展。
2、金融牌照業務輔導與監管
試點地區獲得基礎金融牌照的機構，有些并沒有很好地開展業務，業務范圍有所局限。故當地政府不僅僅是批準與發放牌照，還應當起到對新牌照新業務的指導作用。且由于當地政府擁有更多當地企業的相關信息，比起中央監管部門，其信息不對稱程度更低，應起到更全面的行業監管作用，確保企業將業務落到實處。
3、企業應當不僅是牌照“收集控”
“全牌照”、“多牌照”對于機構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但很多企業集團卻為將各金融牌照業務與公司發展深度結合，業務之間的聯動性并不高。本文所闡述的一種“雙金融牌照”聯動的金融業務，實為多金融牌照機構將自身業務循環聯動的一種可能性。金融企業集團不應當僅僅是砸下大量資本獲得牌照的牌照“收集控”，應更大程度地思考各金融業務聯合、整合的可能性。租賃保理模式不失為一種二元基礎金融牌照在業務序貫性上，聯動發展的有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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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e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alysis of Leasing-Factoring Model
Yuanyuan Zhuang Heping Cao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