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扶貧工作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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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第一條主線是金融業必須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位。按照三次產業劃分，金融業只是第三產業服務業中的一類，但是由于金融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又讓人不得不將金融業從普通服務行業中單挑出來，這就是所謂的“虛擬經濟”。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配對的一個術語，雖然其定義和范圍還存在著一些爭議，但虛擬經濟與金融業基本對等的這個結論還是能夠被普遍認同的。虛擬經濟這個詞匯的出現，一方面突出了金融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卻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界限劃得更清了，使人們越來越容易將金融與實體經濟對立起來，忘記了金融本應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職能。金融的“完全虛化”現象不僅嚴重影響到金融安全和穩定，事實上對整個宏觀經濟體系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例如，近年來較快的貨幣擴張政策并未給實體經濟帶來多少裨益，全國范圍內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仍面臨缺貸、愁貸甚至求貸的境況，人們不禁要問：“錢都去哪了。”金融業越來越喜歡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自娛自樂的王國，希望資金在這個閉環里“空轉”，造成新增信貸因“擠出效應”而并未落實到產業升級、企業更新換代等關鍵領域。同時，企業的融資成本也并沒有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和各項“扶小扶弱”政策的出臺而降低。與“高大上”的金融機構相比，實業的利潤率少得可憐。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愿意做實業？每個企業家都想搖身一變，變成銀行家。過度膨脹的虛擬經濟，遲早有一天是要出事的。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虛擬經濟，只能是“空中樓閣”，只能是“無源之水”。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金融改革段落中，第一句就直接點出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問題，告訴大家金融改革和發展要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的首要目的推進。同時，在段落的最后，又提出了構建普惠型金融體系，“讓所有市場主體都能分享金融服務的雨露甘霖”，再一次回答了金融業應該為誰服務的問題。普惠金融，也稱包容性金融，起源于“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生來就應該被賦予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務的權力”的觀念。受制于信息不對稱、規模經濟受限等客觀因素，很多人群和地區常常被排除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難以獲得基本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就是讓金融機構能夠有效、全方位和可持續地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價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不同于金融扶貧，不是簡單的救助，更不是施舍，而是強調運用金融手段、發揮金融機制，通過服務下沉來實現雙方的共贏。對一部分金融機構而言，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以及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普惠金融可能是其重要的轉型方向和抓手。而對于處于弱勢地位的小微企業而言，普惠金融體系的構建將為其營造一個全方位的支持體系。

第二條主線是金融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方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核心理念，是指導經濟體制改革所必須遵循的準則，這就要求金融改革也必須沿著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前行。與其他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一樣，金融業的市場化改革也是要理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讓合理的市場機制成為金融業發展的引擎，而政府只是劑和填充液。在建立市場化機制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三項具體內容，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以及存款保險制度。利率是資金要素的價格，是金融體系正常運轉和金融機制發揮能效的基礎。近年來，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不斷加快，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空間逐漸擴大，目前只剩下存款利率還未完全放開。利率市場化改革會帶來中國銀行業的一場大變革，失去利率“剪刀差”的商業銀行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市場競爭。有競爭就會分勝負，當出現失敗者的時候，誰來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在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最后買單人不再是政府，而是應該建立市場化的制度安排，存款保險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種。隨著央行逐步淡出外匯市場干預，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浮動的態勢基本形成，外匯市場的自我平衡機制和修復能力得到進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市場機制下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意味著不再需要政府，而是要政府發揮應有的作用。該管的不僅要管，更要管好，不該管的就要堅決讓位，逐步還給市場。“發揮好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在增加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是指政府通過補貼等優惠政策，運用金融機制實現其政策意圖，履行政府應有的職能。新型城鎮化、“一路一帶”、京津冀協同發展以及一些關乎民生的中央重大戰略部署，都需要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和中長期性的資金支持，而在其中開發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是先導性力量。同時，在一些能夠放開的領域，政府必須堅決地退出，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簡政放權。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監管者的職能應該逐步從審核領域脫離出來，將主要精力放在政策制定、法規建設、日常監管等營造行業健康發展環境的工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施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就是把股票發行的權利交還給市場，監管機構不再對股票的投資價值做實質性判斷，讓投資者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決定股票的發行及其價格。注冊制改革使市場參與主體各自的責任歸位，倒逼自我約束的加強，有利于完善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融資便利性，有利于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

第2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轉變扶貧認知能力，消除致貧因素

“精準識別的時候，為了爭當貧困戶，一些非貧困戶天天到村委上演鬧劇，被評上的貧困戶還以此為榮。”

“就算你給他十頭牛，如果他自己不想發展，天天坐在墻根曬太陽，等這幾頭牛賣了，錢花光了，還是啥都沒有，很容易返貧。”

“一些貧困戶甚至認為，政府反正要給我們東西，餓不死。”

《經濟》記者在采訪和調研時發現，部分第一書記反映貧困村脫貧的難點在于貧困戶對于扶貧的認知能力有誤區，內生動力不足。對他們的幫扶越多，帶出的懶人也越多。

國務院扶貧中心原副主任何曉軍對《經濟》記者說：“脫貧的最終目標是讓貧困戶有能力發展，而不是一味地幫他發展。如果貧困戶不具備發展的能力，你只能像保姆一樣，是難以持久的。20多年前，我們的扶貧投入還不多，當時老百姓為了村里的公共事務和后代的發展，主動提出賣掉自家唯一的牛，甘愿做出那么大的犧牲，雖然這種行為并不值得鼓勵。但現在有些情況的確需要我們反思。以前貧困戶寧愿苦干不愿苦熬，現在是寧肯受窮不愿受累。因此，現在我們的幫扶需要更注重長遠效益，為貧困戶提供信息、政策、技術的外部支持，但一定要讓貧困群眾認識到自己才是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的主人，是發展的主體。同時，提倡項目要有一定的競爭性，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讓他們自己學會在深海里游泳。”

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無論是個人、家庭還是區域的減貧與脫貧，既需要外部的幫扶，更需要自身內在的動力。吉首大學扶貧與發展“2011協同創新”中心冷志明和殷強認為，自我發展能力建設，要致力于消除各種致貧因素，如能力、生態、空間、文化、經濟等致貧因子對減貧脫貧的制約，通過人力資本投資、企I和產業培育、空間格局優化、軟環境建設等提升幫扶對象的自身減貧脫貧能力。

激發農民創造能力，避免大包大攬

“窮則思變，溫州人當年如果不是借助改革開放，觀念大膽又有經商的理念，說不定今天還是一個窮困的漁港小城。目前，一些邊遠貧困地區的老百姓窮慣了，又比較戀家，不愿走出去接受新鮮事物，缺乏敢闖敢拼的精神，因此扶貧需要從思想觀念上對貧困戶進行鼓勵、示范和引導，但決不是包辦。”國務院參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施祖麟說。

施祖麟向記者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以前我到貴州時，貴州農科院的老師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他們通過亞洲銀行貸款，幫助村民解決了自來水的問題，改善了當地的生活環境。條件好的人家還蓋起淋浴室，原來的泥路也修成了硬路，后來村民們又接受培訓開始種果樹。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村里訂下村規，不能隨便砍樹。并且基于水資源管理的需求，計算出每方水多少錢，做到收支平衡。我們跟蹤了兩年，運行良好。”

蘭州大學副校長高新才認為，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對農村貧困人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從教育出發具備的基本知識能力，基于土地的資源整合能力、基于產業的技術應用和管理能力、基于電子商務等的信息利用能力以及基于就業的社會參與能力和人才要求流動能力。

要提高貧困戶的這些能力，并非一朝一夕。有些干部認為脫貧時間緊、任務重，不去認真傾聽扶貧對象的想法和意愿，認為扶貧對象素質低、無需考慮其意愿和能力的想法和做法。表現上看，任務完成了，但實際上挫傷了扶貧對象自我發展的信心和積極性，損害了扶貧對象未來發展的能力。

“因此，扶貧在發展產業項目，涉及百姓切身利益時，要仔細調研，充分溝通，征求民意，做好監督，實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做出比較符合的項目和規劃，這需要花不少時間，而且工作方法也要到位。不僅貧困戶本身，農村干部以及幫扶書記也要不斷加強學習和培訓，尤其是專業的培訓，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何曉軍強調。

優化評價標準，兼顧軟環境建設

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既對個人和家庭自我發展能力提出要求，同時也是考驗政府、企業等幫扶主體的決策和執行能力。施祖麟向《經濟》記者表示：在對扶貧干部的評價機制上，要綜合全面，立足長期效應。否則，大干快上、盲目上項目的扶貧方式容易出現形式主義、數字化脫貧的現象。

脫貧有時間節點，干部駐村任期一般也只有1-3年，要想在短時間內干出成效，“上項目、搞產業等‘硬動作’看得到，能量化，實際上，創造和諧穩定、團結互助、正氣文明、移風易俗的村風村貌等軟環境也應被關注。”有些第一書記向記者表示。

第3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改革，農業銀行改革，郵儲資金，政策性金融，農信社改革，農村金融機構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強化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為‘三農’服務的功能，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體的要求。

一、面向三農推進農業銀行改革

如何面向三農推進農行改革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農行內部也進行了大討論，并將縣域支行分為糧棉大縣支行、貧困縣支行、青海地區支行、經濟強縣和大中城市郊區支行，實行差別定位，確定相應的重點服務領域，爭取發揮縣域金融主渠道作用。

在改革過程中還有許多細節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細節問題能否解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行改革的成效。也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不同之處，才是農村金融機構競爭力的差別所在。

細節一：農行的貸款手續比較繁瑣。

例如，一位農行的客戶是農村的城鎮居民，他向某農行支行申請貸款40萬元，抵押品是自家的一座建筑面積520平方米的房屋，和1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為了拿到這筆貸款，他需要支付的費用有：一是評估費用，房產評估40萬，評估費按評估值的0.4%收費，共計1600元；二是登記費用，房產抵押登記費130元，查檔費400元，土地登記費100元，共計630元；三是保險費，按房地產評估額每年0.06%收，共計240元。以上費用總計約2470元，占貸款成本1.235%；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7.47%，如銀行上浮40%，則利率達10.458%，借款人實際支出成本約11.7%。農行針對個人的貸款利率和農信社差不多，比民間利率也低不了多少。一些農行的貸款不管額度大小，大部分要上報市分行審批，有的甚至省分行審批，并且在審批過程中還需要不斷補充有關材料，不少貸款等審批下來，已經誤了農時和生產旺季。農行要發揮縣域金融主渠道的作用，還需要簡化縣域貸款的手續，否則難以發揮自身的優勢。

細節二：惜貸問題還有待解決。

近年來農行實行了較嚴的貸款問責制，導致部分縣級以下分支機構和信貸人員，在貸款發放方面存在這樣的思想，那就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一些支行行長為避免貸款損失，年終被通報和扣獎金，不是看準了，有十分把握，寧愿不做貸款業務。

細節三：系統內上存問題。

農行存款的平均綜合實際付息率約為1.27%，而系統內上存的平均利率為2.5%左右，能賺一個點以上的利差，并且幾乎不用承擔風險。我們都知道，涉農貸款風險一般較大，信用等級普遍較低，貸款風險系數較高，貸款利息收入扣除貸款營銷費用以后，與系統內上存資金利息收入差距較小，而且還要承擔較大的市場風險。一些基層支行不想也不敢發放涉農貸款，寧愿將資金轉入系統內上存獲取利息收入，而不愿主動營銷貸款，去獲取風險不確定的貸款利息收入。調研中了解到，某省農行存款相當于農信社的1.6倍，但支農貸款只有農信社的44%。農行改革的定位是“縣域金融的主渠道”，但如不解決系統內上存等細節問題，農行要想恢復在農村金融的龍頭老大地位，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細節四：農行對縣域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標準較高。

某縣農行支行對有信貸關系的251家中小企業進行調查，被評為A至AAA級的中小企業占37.45%，B級的占5.98%，C級以下的占55.38%。按照農行的有關制度規定，B級及以下的企業屬于信用不佳、限期退出的企業，按照這個口徑，該縣60%以上的中小企業信用評級普遍偏低，很難從農行得到貸款。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嚴格的貸款問責制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縣域擔保機制不健全，銀監會規定，與銀行業金融機構合作的貸款擔保機構的注冊資金應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且必須是實繳資本，這對從事縣域信貸擔保的公司造成了沖擊，一些資金實力較弱、貸款困難、真正需要擔保的縣域中小企業，往往無法進入擔保公司的視野。如果不健全縣域擔保機制，就很難解決縣域支行“惜貸”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不是農行自身能解決了的。

二、拓寬政策性金融的服務領域

2004年之后，農發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積極探索開發性金融的新路子，服務領域逐步從產后的糧棉油收購等產后業務，擴展到產前和產中。

從2004年起，農發行開始市場化發債籌資，逐步擺脫了對央行再貸款的依賴。三年來已累計發債籌資4410億元，累計歸還再貸款2637億元。另外，還通過開辦同業拆借、組織企業貸款、與郵儲辦理協議存款等方式，開展市場化融資，降低了資金成本，改善了負債結構。

三、促使郵儲資金回流農村

郵儲銀行已于2007年3月20日成立，作為一家長期承擔普遍服務職能的新企業，其優勢十分明顯：一是網點多，3.6萬個網點，遍布全國2800多個縣市；二是網絡大，擁有全國一體化的電子網絡，能夠實現資金實時到帳；三是資金實力雄厚，存款余額1.6萬億，僅次于四大銀行；四是客戶群體廣泛，綠卡近2億；五是歷史包袱輕，不良資產幾乎為零等。

當然，郵儲開展存單質押貸款業務，也暴露了一些問題，比如：人才儲備不足，風險控制能力弱；郵政的全資子公司，來自股東的支持不夠等。另外，郵儲銀行是一級法人體制，這種體制能否適應農村金融發展的需要，還有待研究。

在農村，郵儲和農行、農信社系統有許多重合之處，都有大量網點，重點業務特別是零售業務基本上以吸收存款為主，客戶以中低端客戶為主，網絡、客戶和業務重合，如何在競爭中加強它們之間的合作，也需要引起注意。

四、繼續深化農信社改革

2003年6月，國務院決定在江蘇等8省市，啟動農信社改革試點，2004年8月在全國鋪開。統計顯示，截至2006年末，已組建銀行類金融機構93家。資本充足率從-8.45%提高到5.89%；不良貸款率從36.93%降至17.54%，資產質量明顯改善；從2005年開始，農村合作金融系統開始營利，結束了從1994年以來連續10年的虧損。

農信社改革是農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各個地區要有所差異。經濟發達地區的農信社改革，可繼續按照現代金融企業的要求，進行股份制改造。在經濟發達地區，美歐等國社區銀行的做法，可能更有借鑒意義。在美國的農村，社區銀行的數量很多，其營業機構數量占農村社區所有銀行營業機構的58%，存款份額占49%。美國還專門成立了《社區再投資法》，鼓勵社區銀行的發展，美國還規定社區銀行免征各種稅賦，不用交存款準備金，可參照市場利率，自主決定存貸款利率。在我國，如何建立一套適用社區銀行發展的規章制度、監管機制和可供推廣的操作性經驗，對我國社區銀行的發展很重要。另外，還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一些國家硬性規定：社區銀行要有一個較大比例的儲蓄資金，用在本地，同時社區要定義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否則將很難保證社區銀行的資金不會流向工商業，不流向城市。對老少邊窮、經濟欠發達、交通不便農村山區的農信社改革，要按照合作制原則進行改造，不能簡單套用現代銀行制度模式。

要盡快理順省聯社同縣聯社、信用社的管理體制，確保基層農信社的獨立性，嚴禁上級聯社指定下級聯社負責人。省聯社不能辦成行政性管理機構，要在尊重法人經營權的前提下，樹立服務意識，充分發揮人才、信息、管理上的優勢，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機制，開發適應農村各類市場主體需要的系列金融產品；要重點發展金融咨詢、、保管、擔保和個人理財等中間業務，加快銀行卡聯網，實現聯合經營。

五、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增強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性

2006年底，銀監會放寬了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鼓勵各類資本到農村，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截至今年2月末，已在6個省、區試點三類新型銀行業金融機構，開業了34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將在全國各省、市積極穩步地推進試點，正在籌建當中的還有62家機構。

應該說，這是個好辦法，但銀監會規定，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股東必須是金融機構、企業法人或自然人，不包括社團法人。一些NGO（即非政府組織）人士感到很遺憾，由此引發了一些爭論，比如NGO的小額信貸是否應該向銀行類金融機構過渡？如果能過渡將可能會面臨哪些困難？

現在全國各地的小額信貸形式很多，差異很大，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和完善。

第一，銀監會合作部將各種形式的小額信貸納入監管范圍之內。發展小額信貸需要有個總體的規范。建議銀監會制定一個“農村小額信貸發展指引”，并在實踐中逐步規范。各種形式的小額信貸在成立之初，要到銀監會的縣監管辦備案，這樣也便于監管部門及時掌握各地小額信貸的發展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二，拓寬小額信貸融資渠道。股本融資是最好的融資渠道，但持有小額信貸機構股票不能在二級市場銷售，所以投資者不會對小額信貸機構的股票感興趣。國際經驗證明，只有當小額信貸機構發育成熟并有一定的營利能力后，才有可能吸引社會投資者。考慮到我國尚未建立起針對小額信貸機構的信用評價體系，所以短期內小額信貸機構債券融資的前景不樂觀。另外小額信貸機構的信用貸款缺乏抵押物，雖然有預期的現金流，但信息不夠充分，小額信貸頂多能算作關注貸款，想通過小額信貸資產證券化進行融資，目前還不現實。目前社會各界向小額信貸機構的投資大多被看作是一種公益行為，很少被看作是一種商業行為。

第4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關鍵詞] 海南省；貧困人口；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 F840 [文獻標識碼] B

20多年來，海南省作為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保持著穩定、快速、健康的發展勢頭，已從建國初期的國防前哨站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際旅游度假勝地。截至2012年底，海南省GDP實現2855.3億元，人均GDP達到5147美元。特別在2009年，海南省抓住機遇，全力推動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站到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然而，仍有一批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無法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益處，目前海南省貧困人口數為75萬余人。這表明，減少貧困人口、縮小貧富差距仍然是海南省未來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為此，本文從海南省貧困人口脫貧中存在問題入手，提出對策建議。

一、海南省貧困人口脫貧中存在問題

截止2012年底，海南省共有20個行政區劃。從貧困人口數量來看，截止2011年底，海南省為響應國家號召，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納入扶貧范圍，因此將扶貧標準從1393元增加到2650元，提高了90.2%，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40.5萬人增加到2011年的75.3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8.29%。盡管多年來海南省在脫貧工作進程上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與《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總體目標還有很大差距，脫貧工作依然存在一些現實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貧困人口所在地區自主發展能力低

過去長期實行的救濟式扶貧讓海南貧困地區“習慣”等待國家援助資金，靠上級財政撥款，要扶貧資金，而不是自力更生求發展，自主發展能力低。2011年，海南省五個國家貧困重點縣（市）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05251萬元，而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達699741萬元，支出是收入的6.65倍，財政赤字達594490萬元，財政自給率平均只有15.04%，同比海口市2011年財政自給率61.28%，相差46.24個百分點。在財政自給率指標上，財政自給率超過20%的縣（市）只有五指山市，為22.18%；臨高縣和保亭縣兩者財政自給率基本持平，分別為17.25%和17.92%；白沙縣的財政自給率最低，僅為9.02%；排在倒數第二是瓊中縣，為10.00%。貧困地區要從根本上擺脫貧困，關鍵在于自主發展水平能力的不斷提高。海南省貧困地區財政自給率的低下，將拖累該地區公共產品供給、科教文衛、社會福利事業的向前發展，從而無法真正擺脫貧困。

（二）絕對貧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

在貧困程度的測算上，恩格爾系數是一個區域內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標，可以直觀反映該區域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是研究貧困問題不可缺少的重要數據。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以2010和2011年為例，2010年海南省最低收入戶、困難戶和低收入戶三者的食物支出和總支出之比為60.83%，2011該數據為58.03%。縱向比較，2011年海南省貧困戶恩格爾系數為58.03%，相較于2010年60.83%，下降了2.8個百分點，反映了海南省這兩年盡管仍存在絕對貧困人口，但在脫貧工作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橫向比較，2010年和2011年海南省貧困戶恩格爾系數分別為60.83%和58.03%，均高于同年全國41.1%和40.4%的水平，分別多出19.73個百分點和17.63個百分點，說明海南省貧困戶的生活水平落后于全國平均生活標準，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基本生活缺少保障，生存受到一定威脅，絕對貧困人口生存狀況不容樂觀。

（三）貧困人口所在地區公共服務供給投入偏低

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省在經濟、旅游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公共服務供給的腳步明顯跟不上社會經濟的發展。一段時期以來，海南省各級政府片面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投入的經費明顯偏低，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要求。2011年海南省地方財政用于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4.78%，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8.70%，此兩項指標合計占財政支出比重為13.48%，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6000美元階段國家31.4%的平均水平，低了17.92%。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投入不足會使扶貧重點縣（市）貧困人口生活水平難以提高，生活質量難以保障。

二、海南省貧困人口因地制宜脫貧的對策

隨著2009年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及《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的，海南省委省政府應抓住歷史機遇，根據海南省貧困人口脫貧中存在問題，結合海南省發展實際，選擇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脫貧對策建議。

（一）以資源優勢促轉變

針對當前海南省絕對貧困人口生存水平低下的問題，海南省應整合貧困地區現有的資源優勢，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發展促使絕對貧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根本轉變。總的來看，海南省貧困地區具備以下幾個資源優勢：一是土地和氣候資源。海南省貧困縣集中在中部五指山脈區域，實有耕地面積17.07萬公頃，且海南省地處熱帶，農田終年可以種植，部分農作物可實現一年2至3次收獲，是我國發展熱帶高效農業的最佳地方。二是礦產資源。海南省目前探明礦種共有88種，礦石產地320處，大部分都分布在貧困地區。此外，位于省級貧困重點縣（市）東方市、以天然氣產業為主的化工城已初具規模，其資源可成為推動海南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三是交通便捷。海南省環島高速公路1999年全線通行，貫穿白沙、昌江、東方、樂東等6個國家、省重點縣。另外，粵海鐵路的開通以及海口、三亞兩座國際機場建設的不斷完善，都表明海南具備了較為完整的海、陸、空交通網絡。只要充分認識、利用和發揮好這些自身資源優勢，必將帶動海南省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從而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二）集中扶貧資金著力綜合開發

在資金使用上，建議把各類扶貧資金集中起來，按照資金使用的不同途徑，提高比例投入到貧困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生產發展、科技推廣和衛生、文化等事業上。其次，要成立專門的領導機構，負責統一協調各類扶貧資金的投放和使用，保證重點扶貧項目的實施。同時，建議上級有關部門在下撥專項資金的使用上，改革海南省原有的項目審批制度，變上報審批為上報備案，適當地給貧困地區更多的自，從制度層面增加貧困群體獲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擴大他們的選擇面，使其能夠長期穩定地生活下去，直至脫貧致富。最后，海南省政府還應從反貧困的有效治理出發，將脫貧工作重點放在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和政府轉型問題，努力實現公共服務的長效供給和安全保障。

（三）與時俱進創新扶貧開發模式

隨著2009年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旅游業被確定為海南省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旅游扶貧在全省得到了重點發展。將國際旅游島建設工程與脫貧工作有機結合，以旅游開發為載體，可以創造出以全行業旅游扶貧動員為特色的海南省旅游扶貧模式。其中，2012年經國務院批準在海南省新設立的地級市行政機構三沙市，可作為旅游扶貧的重點項目，以海南省政府為主導，合理編制三沙市海洋相關規劃，加強海洋環境保護，結合三沙市自然資源特點，從生態的角度，以高端島嶼開發為理念，走可持續發展的路線，發揮海南省政府創新職能角色，對三沙市旅游業的發展給予適度的政策扶持，在財政補貼、銀行信貸、項目安排等方面給予適度的優惠，以旅游扶貧來拓展貧困人口的發展空間。

（四）重視科技教育事業

脫貧工作還應重視海南省貧困地區科技教育事業，加強人力資源建設。推進素質教育，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進一步鞏固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工作的成果，逐年減少新文盲的數量，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和人口素質。要建立健全科技推廣服務體系，轉變機制，穩定和壯大農業科技隊伍，開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鄉服務活動，傳授農技知識，推廣實用技術，形成多方面、多層次的科技培訓體系，指導廣大農民獲取農技知識，真正掌握科學務農技術，成為能工巧匠和生產經營的領頭人。政府要正確引導剩余勞動力轉移，從事產品的儲運、加工、銷售及其他服務性行業，采取積極措施，鼓勵各類人才參與貧困地區的開發建設。

綜上所述，海南省現階段貧困是由多個問題合力形成的貧困惡性循環。要想解決當前問題，必須對脫貧工作的艱巨性、長期性有充分的認識，以此為前提，透過多種視野，選擇符合《綱要》要求的對策建議來解決上述問題。通過政策和具體項目的實施，向反貧困目標邁進，逐步縮小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貧困群體與非貧困群體之間的差距，最終從量變積累成質變，貧困現象得以消除，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參 考 文 獻]

[1]蔣定之.2012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J].海南人大，2012（3）：14-24

[2]廖宇航.海南省城鎮貧困現象初探[J].農村金融，2012（2）：76-79

[3]吳玨，謝祥項，范士陳.國際旅游島背景下海南旅游扶貧策略研究[J].特區經濟，2011（5）：156-157

第5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說，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重大任務。必須從更加有效供給和抑制不合理需求量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要大力發展生產，特別要加強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緊缺商品生產，認真落實支持發展生產的政策措施，搞好產運銷的銜接。二要嚴格控制工業用糧和糧食出口；堅決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擴張，違規在建項目必須停建。三要加快健全儲備體系，改進和完善儲備調節和進出口調節的方式，適當增加國內緊缺重要消費品的進口。四要把握好政府調價的時機和力度，必須調整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和公共服務收費也要從嚴控制，防止出現輪番漲價。五要健全大宗農產品、初級產品供求和價格變動的監測預警制度，做好市場供應和價格應急預案。六要加強市場和價格監管，抓好教育收費、醫藥價格、農資價格及涉農收費的監督檢查。依法打擊串通漲價、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等違法違規行為。七要及時完善和落實對低收入群眾的補助辦法，特別要增加對生活困難群眾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補貼，確保他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八要遏制生產資料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過快上漲。九要堅持執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

物價問題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各級政府一定要把穩定市場物價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現在，國家糧食庫存充裕，主要工業消費品供大與求，只要切實加強領導，認真落實各項政策措施，上下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夠保證市場供應和價格基本穩定。

厲以寧：物價下半年可能回落

“我認為經濟增長可以在10％左右，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要取決于糧食是否增產和國際油價是否上漲的因素。”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預測。

厲以寧說，今年經濟增長8％可能最后擋不住。因為經濟的運行有它的慣性。過去連續幾年都在10％以上，積聚到現在，我認為今年的經濟增長可能還會達到10％左右。8％的指標低了一點。

他認為，上半年物價可能不會下來，國家采取措施后，下半年的物價將會趨于平穩并有所回落，可能會達到總理提的指標。但是物價的走勢還將取決于國際油價和糧食等因素。國際油價是我們控制不了的。如果油價繼續上漲，而農業來能個大豐收，情況會好一點。但如果來個大洪水，大干旱，降低CPI就會有困難。“對農業沒有太大把握。”

那么農業的情況到底怎樣呢？政府工作報告中，今年中央財政安排“三農”支出5625億元，比上年增加1307億元。這些投入能否保證物價的下降。

對此，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農業部副部長范小建說，去年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增長553億元，這個增長的比例相當大。今年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增加了1307億元，幾乎是翻了一番，可以說是非常巨大的一個跨躍。完全體現了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帶動農業發展的方針。中央一直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的財政安排完全體現了這一點。

物價上升趨勢短期難扭轉

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表示，我國當前出現的物價上漲的趨勢很可能還會長期持續一段時間，國家應該從供給問題入手解決物價居高不下的難題，同時建議政府對受影響的低收入者提供收入補貼。

“供給不足是近期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并非僅僅是國內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李稻葵表示，豬肉等農副產品價格持續上漲本身是供給過少造成的，政府應該抓住供給來解決當前物價上漲問題。他說，國際上石油等原材料價格也在同時上漲，另一方面，國內農村可轉移勞動力的數量已經基本見底，部分地區勞動力價格上漲有其必然性，而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村地區經濟有深刻影響，外出打工替代了大量普通農副業生產，養豬、種菜僅僅是其中之一。

他說，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的物價水平很可能會保持一個溫和上漲的幅度。“物價已經進入了一個持續上升的通道，這一趨勢不太可能很快扭轉。”

第6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一、工作制度

（一）全局工作實行局長負總責。全局上下實行分級管理，局長對上級負責，對全面工作負責；其他班子成員對局長負責，對分管工作負責；股室負責人對分管領導負責，對股室工作負責；一般干部職工對股室負責人負責，對本職工作負責。

（二）工作報告制。按照分級管理的原則，開展工作事前、事中、事后必須報告。原則上每月召開一次工作例會，由局班子成員和各股室負責人參加，會議主要聽取并研究每時段各項工作情況以及其他重大事項。因工作職能涉外審批事項先由相關職能股室、分管領導提出具體意見報經局長同意簽字后辦理。嚴格遵守中央“八項規定”，執行環保“六項禁令”，嚴禁我行我素，隨心所欲，確保政令暢通。

（三）目標管理責任制。全體在職工作人員實行定崗定責，嚴格按照規定的目標任務，認真抓落實，不折不扣完成。成立以局紀檢組長為負責人的局績效考核工作小組，負責績效考核。在省、州業務評比及各類業務考核中獲得名次的個人和股室，將給與獎勵（獎勵辦法另行制定）。

（四）實行督查通報制。對各項工作任務落實和干部職工到崗到位情況進行嚴格督促檢查，實行一季一通報。各項工作任務完成情況與干部職工績效及年終考核評定掛鉤。對不服從工作安排，不作為或亂作為，服務質量差，部門、企業、群眾不滿意，完不成工作任務，工作中出現失誤的，扣發工作經費，并視其情節給予教育、通報批評直至依法依紀追究責任。

（五）在工作中涉及業務重疊、職能共管的事項，遵循大局原則，加強配合，團結協作，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和工作職能及監管范圍，規范操作，堅決杜絕“不作為，亂作為，打亂戰”等現象發生。

二、考勤制度

（一）嚴格實行上班簽到制。全局在職干部職工嚴格按照國家規定時間上下班，采用指紋簽到，每天簽到2次（上午、下午各簽1次）。未按時簽到的視為遲到，未簽到的視為曠工。曠工半天扣個人績效工資50元，曠工一天扣個人績效工資100元。（累計遲到3次算曠工一天；局要求參加的會議或活動的，未經請假的，每缺一次，算曠工一天）。

（二）嚴格請銷假制度。因事或因病不能正常工作需請假者，必須履行書面請假手續（緊急特殊情況事先電話報經局長批準，事后補辦請假手續），假條交由局政工人事股留存，并報辦公室備案。請假1天由股室負責人批準，請假2天由分管領導批準，班子成員需請假的及一般干部職工請假2天以上必須報局長批準（局長不在可由主持工作領導批準）。休年公休假以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根據工作緊緩，合理安排，休假前應提前向分管領導報計劃，時間不能安排在年頭年尾。

（三）請事假天數不得超過本人應享受的年公休假天數。凡需長期請病假者一律按永發（2005）44號文件執行。

（四）凡請假者假期滿后應主動銷假，對擅離職守或無故超假者一律以曠工論處。

（五）局政工人事股負責出勤登記和考核工作。每月底對出勤情況進行統計，報局紀檢組長審核，審核后下月初公布，并將結果送財務室，財務室按實扣發績效工資。

（六）上班期間因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受到上級相關部門通報批評及以上處分的，除按相關規定給予相應紀律處分外，每次扣發績效工資2000元。

（七）局政務中心窗口工作人員出勤考核以縣政務管理中心下發的出勤考核管理制度為標準，被縣政務中心取消當月績效獎勵的，扣除同等績效獎勵。局扶貧工作組隊員出勤考核以縣駐村扶貧辦管理制度為標準，因出勤不到位受到縣駐村辦通報批評的，每次扣發績效工資2000元。

三、學習制度

（一）堅持自學為主。鼓勵有條件的干部、職工參加各種培訓、函授等學習。

（二）堅持集中學習制度。每月單位組織政治學習和業務知識學習不得少于一次，由分管領導組織實施。參加學習的干部職工要認真做好學習筆記，寫好學習心得。

（三）堅持學以致用。學習要聯系思想、工作實際，做到有的放矢、學有所用，反對空對空、純理論，反對搞形式。

（四）結合單位實際，制定學習規劃。各股室也要根據實際工作情況，組織本股室干部職工采取多種形式進行學習，組織開展法律、業務知識考試，使干部綜合素質不斷提高。

（五）鼓勵開展宣傳報道，凡是在各大報刊發表文章的，對本局工作有幫助的，有利于本單位，有利于環保事業發展的文章報道，將予以獎勵。（操作及獎勵辦法另行制定）

四、黨風廉政建設制度

（一）認真研究制定黨風廉政建設工作計劃，定期分析研究職責范圍的黨風廉政狀況。

（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完善管理機制、監督機制，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落實好廉政建設責任追究制并簽訂好責任狀。

（三）認真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黨風廉政建設理論、法規及相關規定，進行黨性黨風黨紀及廉政教育。

（四）加強對股室廉潔從政情況的監督、檢查和考核，每半年檢查一次，每一年評比一次。

（五）積極組織并支持執紀執法機關履行職責。

（六）嚴格執行上級有關人情宴請相關事宜規定文件要求。

五、財務、接待制度

（一）局所有資金實行統一管理。嚴格實行財務收支兩條線制度。嚴格資金管理，局機關除財務人員以外，任何股室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擠占、挪用單位資金。

（二）使用資金必須事先報告。大額資金使用必須報經班子會議研究；日常性工作經費必須報請分管財務領導和局長審核同意后方可開支。單位財務開支發票必須經局長審核簽字、分管財務領導簽批后方可報賬。

（三）專項資金使用，必須按規定經紀檢組長和局長審核后，由分管財務領導簽批后方可使用。

（四）財務人員必須保管好資金、票據，做到日清月結；并按要求認真做好報表和賬目，按規定與財政、銀行等部門及時對賬。

（五）接待嚴格按上級相關規定執行，原則上由辦公室報分管財務領導同意后進行接待；接待任務較大的，報請局長同意后方可接待。嚴禁違規接待。

六、車輛管理制度

（一）機關車輛管理堅持有利工作，統一調度，注重節約，確保安全的原則。辦公室負責機關公務車輛的調度管理工作。

（二）實行公車專人負責制度。每輛公車配備專用駕駛員。每輛公務車，辦理一張專門加油卡，由專用駕駛員持本加油卡加油。

（三）實行公車使用登記制度。公車鑰匙由辦公室統一保管，相關股室因公用車時，事先填寫《機關公務車輛出車登記表》，報經分管領導同意后，到辦公室領取車鑰匙和加油卡；駕車返回后，由駕駛員停車入庫，將車鑰匙和加油卡交還辦公室保管。機關公務車輛因工外出產生的停車費、過路費，洗車費等費用，由駕駛員憑據報銷。

（四）實行車輛單位停放制度。除因公外出不能回歸本單位外，所有車輛下班后一律停放在指定停車場。國家法定節假日期間，除值班車輛和應急執法車輛外，其他車輛須封存停駛。

（五）實行定點維修保養制度，機關車輛維修保養要在指定的廠家進行。指定廠家無法完成的，由駕駛員提出申請，填寫《車輛維修申請表》，報局分管財務領導審批同意，需到縣外進行的，報經局主要領導審批同意。

（六）嚴禁公車私用。擅自駕駛機關公用車輛外出的，一律按規定給予紀律處分。在這期間，若發生交通事故一切責任由本人負責。

（七）駕駛員應服從安排，文明行車，愛護車輛，遵守交通法規，確保行車安全。

七、宣傳獎勵制度

（一）鼓勵干部職工開展宣傳報道，大力提倡調查研究。對積極撰寫宣傳信息和調研報告的個人，在精神獎勵基礎上，給予適當物質獎勵。

（二）所有宣傳稿件、文章投送前必須報辦公室校稿審核。投送稿件被采納刊登后，交由辦公室核查留檔，作為獎勵依據。

八、衛生管理制度

（一）堅持衛生清掃制度。一切工作區做到一天一清掃、一周一大掃，保持室內整潔、地面干凈、玻璃明亮、桌、椅、器具無塵埃。

（二）實行衛生區域包干責任制。各股室負責股室辦公室衛生，辦公室負責會議室衛生。老環保局院內衛生由環境監測站負責。

（三）堅持衛生跟蹤監督，由分管領導和辦公室主任負責督查到位，一月一檢查、一季一通報、半年一評比。

九、安全保衛制度

（一）增強自我防范意識。人人有責任查詢不明身份人員，消除不穩定因素。

（二）加強節、假日安全值班制度。當班人員要恪盡職守，防止其它事故發生。

（三）環保局宿舍門衛值班實行來人來客來訪登記制度，留宿客人要事先向門衛報告。

（四）防止火災、盜竊和其他破壞事故的發生，各股室要堅持人走燈滅，人走火熄。

（五）要嚴格加強公、私財產管理，凡公共財產（包括車輛、辦公用品、監測設備、器材、現金、票據等）因人為管理不善，被盜或丟失的，由直接責任人全額賠償，造成較大損失的，追究黨紀政紀處分。

（六）禁止在機關內鬧事。凡屬外單位以任何理由或借口鬧事的，組織干部制止或逐出院外或扭送110大隊；屬于本單位鬧事的，給予通報批評，造成較大影響的一律作待崗處理。

十、水電管理制度

（一）節約用水、用電。私人不得用單位公家的水洗衣、洗菜。下班后各辦公室要人離燈熄。

（二）注意用電安全，任何人不得私自隨意接線或改線，禁止私自動用或更換電表和閘刀開關。

（三）搞好水電維修管理。局宿舍樓水電的主線和主管道維護由局里負責，到戶支線和支管維護由住戶自己出資。

第7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江蘇帶來的機遇

從本質上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于解決經濟增長動力問題，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緊緊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重大機遇，對于江蘇實現轉型再平衡、加快推進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具有重要意義。

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機遇。供給側改革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推進的全面改革，是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深層次制度矛盾而推進的全方位改革。供給側改革涉及針對主體的改革、要素的改革和經濟結構改革。針對主體的改革包括創業就業制度改革、國企改革、壟斷行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通過對企業、政府、居民等主體的改革，優化配置各種主體權利，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針對要素的改革主要有科技制度改革、教育人才制度改革、信息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資源產權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環境制度改革，通過要素改革，提高生產要素資源配置效率。針對經濟結構的改革主要有價格制度改革、投資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城鄉福利制度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改革，主要解決產業結構、城鄉區域結構、收入結構不合理的問題。隨著供給側改革大潮的涌起，各領域改革不斷提速，改革舉措出臺的數量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些多年來難以解決的體制機制性矛盾正在被逐一攻克，進一步增強了經濟發展動力。

重構產業科技創新鏈和發展高端制造業的機遇。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江蘇已形成較強的供給能力，全省經濟總量超過7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4萬美元，邁入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但也要看到，江蘇供給結構雖有所改善，但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仍需提高，經濟規模大而不強、中低端產品過剩和服務品質供給不足等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江蘇省委、省政府近期出臺的關于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意見和2016年省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中央關于供給側改革重大決策部署要求，著眼于提高江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從實現“經濟強”戰略高度，明確提出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加快構建產業新體系，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一中心、一基地”，是江蘇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一環，必將加快推進江蘇產業創新載體、網絡和生態建設步伐，推動創新型領軍企業、本土創新型龍頭企業和創業型企業集群蓬勃發展，實現新興產業規模化、傳統產業新型化和支柱產業多元化。

經濟轉型升級的多重機遇。供給側結構的深刻改革，為江蘇經濟轉型升級帶來多重發展機遇：一是去產能的機遇。出清過剩產能是決定供給側改革成敗的關鍵。鋼鐵、石化、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能源、紡織、機械業是江蘇經濟的重要支柱，但是存在產能過剩、行業集中度不高、競爭力較弱等問題。2015年全省鋼材、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行業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0%、69%、60%、60%，鋼鐵行業虧損面為33%，水泥行業虧損面為28.2%，平板玻璃行業的企業近一半虧損，造船行業利稅大幅下降，虧損企業數和虧損額驟升。通過去產能，為有條件的企業開展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減量化兼并重組帶來機遇，打造一批行業新的龍頭企業，提高行業集中度，增加企業利潤。二是去庫存的機遇。房地產去庫存是穩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前江蘇房地產市場總體企穩回暖，至2016年2月，全省商品房庫存去化周期為23.6個月，但地區分化明顯，13個省轄市中去化周期最短的約為10個月，最長的近47個月。通過房地產去庫存，將有效釋放農業轉移人口城鎮購房需求，帶動醫療、教育等相關領域投資機會，提高租賃市場活躍度，打通商品房和保障房轉用通道，推動房地產企業轉型升級，降低房企風險，穩定地產投資。三是去杠桿的機遇。據測算，至2015年底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43.5%，全社會杠桿率為260.8%，實體經濟杠桿率達239.8%，這反映了目前產能過剩的嚴重程度和供給側改革的緊迫性。去杠桿有助于改善企業債務結構、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金融債務風險。通過去杠桿，有利于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通過上市、私募股權融資、銀行投貸結合、直接債務融資、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提高融資租賃市場滲透率等途徑，優化企業融資結構，降低債務成本。國際經驗表明，去杠桿的同時會增加新興行業股權融資領域的投資機會，主要包括高端裝備制造業、TMT（科技、媒體和通信）、互聯網、新材料、醫藥醫療、休閑服務等領域。四是降成本的機遇。成本高企是當前困擾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據測算，2015年中國企業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收入達到85.68%。與國際水平相比，江蘇省制造業成本優勢明顯下降。近幾年來，工業品出廠價格（PPI）連續下降，但企業成本指數卻連年上升，嚴重擠壓企業利潤。降成本的重點為：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降低企業制度易成本、降低企業用工與物流成本、降低用能用地成本。具體來看，營改增試點的全面推進，利好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等行業；降低融資成本，利好高杠桿類企業和中小微企業；降低社會保險費，利好勞動密集型企業；降低制度易成本，清理規范中介服務，利好服務業企業；降低電力價格，利好高耗能企業；降低物流成本，利好制造企業和物流企業。五是補短板的機遇。基礎設施、民生保障、公共服務、脫貧攻堅、現代農業是影響江蘇發展協調性和平衡性的薄弱環節。通過補短板，進一步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應及時抓住利率水平和原材料價格較低的有利時機，有針對性地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強度，增強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強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推進鐵路、公路、港口、機場建設，加強城際之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快建設智慧城市、海綿城市和生態城市，加大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停車場和電動車充電服務設施建設。增加綠色投資，深入實施大氣、水和土地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推動提升民生服務保障水平，實現精準扶貧脫貧，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企業創新發展和提升產品品質的機遇。提高企業競爭力，改善產品和服務供給，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領域。經濟下行期間，如何進行轉型升級，不少企業感到力不從心。供給側改革強調技術、產品、業態創新，給各類企業創新發展帶來新機遇：一是倒逼企業把改善產品供給作為主攻方向，主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能力，擴大有效供給和中高端產品能力，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二是倒逼企業樹立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及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下氣力提高產品、服務的質量品質，加快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搶占市場制高點。三是倒逼企業改進生產經營模式，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推動“互聯網+”協同制造，發展基于互聯網的按需、眾包、眾創等研發設計模式，推廣個性化和柔性化生產，構建虛擬產業集群，在更大范圍內整合要素資源，創新商業模式。

二、江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現路徑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與總量性政策工具不同，結構性改革的政策重點在于減少扭曲、改進機制、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是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堅持“放、管、服”三管齊下。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向縱深發展。聚焦準入和辦事領域，放開準入、放松管制。凡是市場能調節、社會能承擔的事務，政府相關審批權要堅決取消；將政府必不可少的審批核準和備案事項，根據實施能力和管理便利原則，在市、縣（市）政府間合理劃分并明確公布。繼續大力削減審批事項，實質性減少行政干預特別是行政許可，對行政事業收費等實行目錄清單管理。大力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方便居民和企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開展證照分離試點。二是切實放寬準入，引入競爭。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深化國企改革，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積極推進科技文衛事業單位改革，堅持機構改革與放松進入管制相結合。三是加快推進價格、稅收、財政配套改革。理順基礎能源、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從源頭上對節能降耗形成長效杠桿機制；通過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在減輕稅負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同時，消除服務業發展的重復征稅因素，提振消費；按照國家部署，推進省以下分稅制財政體制，解決現實中基層財政困難、“土地財政”等問題。四是推進金融體制機制改革。提升商業銀行社會資本持股比例，大力發展證券、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健全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體制，改進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通過降低準入門檻，引入民間資本或將現行的民間放貸機構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給主體和金融產品，更好地滿足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五是深化資源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場決定的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市場體系，大力促進人才、科技成果在城鄉、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之間的有序流動。

著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補”。以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為重點推進去產能工作。積極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出清“僵尸企業”，注重運用經濟、法律法規等手段和技術、安全、環保等標準，鼓勵企業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以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為重點，推進房地產去庫存工作，有效釋放住房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滿足新市民需求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條件的外來人口逐步納入城鎮供應范圍。以降低企業負債率、提高企業權益比重為重點，推進去杠桿工作。主動釋放信用違約風險，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強金融全方位監管。從多方面入手，完善價格形成機制，降低企業用電、用氣成本，降低企業稅收負擔，清理規范各種涉企收費，研究精簡并降低社會保險和公積金費率等。以加強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為重點，增加有效投資，打好扶貧攻堅戰，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培育發展新產業，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著力推進創新創業。創新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因素，創新需要以制度創新和運行機制改造作為關鍵性支撐。一是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體系。二是加大研發投入，引導各類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三是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把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結合起來，加快打造創新型領軍企業，強化對提高供給質量的支撐。四是加快提升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臺的能力，形成與重點產業和技術發展相適應的支撐能力。五是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重視培養引進高科技領軍人才。六是培育創新文化，保護創新熱情，寬容創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創新的全社會氛圍。

民營經濟是江蘇經濟發展的生力軍。以制度變革和政策優化舉措，推進眾創發展，從供給側提升民營經濟發展質量水平。一是明確將高新區、經開區、科技產業園、科技企業孵化器等作為眾創空間創新創業載體，發展眾創空間，支持鼓勵大眾創業。二是推進眾創集聚區建設。圍繞科教資源密集、創業企業集中區建設眾創集聚區。加快集聚科技咨詢、天使投資、財務服務、法律咨詢、知識產權、技術交易等創業服務機構，形成良好創新創業生態體系。三是加快培育創新創業主體。實施科技型中小企業“小升高”計劃，采取“創投+孵化”模式，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向高新技術企業邁進。

第8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在國外，常常有巨富對公益慈善事業一擲萬金。我們在對此敬慕的同時應當知曉，是強有力的立法在督促他們成為“好好先生”和“慈善大家”，即使他們不這么用錢去掙美名，法律也會采取措施對他死亡后留下的遺產進行分割，財富越多的留給后人的份額將越少。為什么會出現此種情況呢？ 美國歷史上有名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 · garnegie，1835—1919）一語破天機，他在世時曾強烈呼吁對遺產課以重稅。他當時的看法：個人財富的積聚常常有賴于社會的幫助，社會所賦予的個人財富應由個人回歸給社會；除親生子女可以從遺產中得到適當的補貼外，其余財產應由政府通過課征累進率極高的遺產稅的方式交由政府處置；繼承人應當自立自強，而不應依賴祖先的庇蔭；巨大的遺產對繼承人不但不是一種幸福，反可能是一種萌發奢侈和懶惰的禍根；累進遺產稅不至于挫傷人們的奮斗精神。卡內基為自己的言論付諸了行動，他在遺囑上對于15億美元的巨額遺產，僅留下幾千萬美元給妻子做贍養費，其余全部捐贈給了社會公益事業。

今天，當有識之士為開征遺產稅鼓與呼時，其實理由和卡內基所說如出一轍。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研究所副所長劉佐說，開征遺產稅的目的，主要是用于調節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縮小個人財產分布上的貧富差距，同時完善稅制。中南政法學院從事多年財稅法教學的黎江虹女士接受采訪時說，現階段我國開征遺產稅已有了較堅實的立法依據：首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導思想已在具體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運用；高收入群體的出現為開征遺產稅提供了征稅對象；其次，社會轉型時期對生產要素的占有不同，收入懸殊越來越大。遺產留給后代，使其在競爭中處于優先地位甚至無需競爭狀態，與社會主義“勤勞致富”的觀念相違背。征收遺產稅一方面可以減少人們不勞而獲的可能性，教育人們要通過自己的奮斗取得成果；同時，征收的稅款可以用于社會福利事業或扶持低收入者，以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還可鼓勵高收入者生前多捐錢多做好事，刺激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

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征收遺產稅， 但在我國開征遺產稅有如一石擊水

卡內基的言傳身教使現實和未來社會更趨公平。據悉，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征收遺產稅，使這個產生在古埃及、 古羅馬時代的古老稅種煥發了生機。在我國，國家稅務總局早在1988年就提出要研究遺產稅，隨后，遺產稅被寫進了九五計劃、2010年遠景目標、黨的十五大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目前，遺產稅法已被納入九屆人大立法計劃，預計今年底將浮出水面。

遺產稅法還未出臺，卻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絕大部分國民的關注。討論的焦點是，遺產稅要向何人征收？稅率是多少？采用什么樣的稅制模式？遺產稅是否會形同虛設……

遺產稅的起征點如何規定，已令許多老百姓惴惴不安起來，其實普通的工薪階層的擔心是多余的，因為遺產稅是一種“富人稅”，是僅對很富有的人征收的一種稅。被人喻稱為“拿富人的身后款濟世扶貧”。專家分析說，從國外的情況看，遺產稅的征收對象約占死亡人口的2 ％至5％，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富人少，窮人多， 最終要交納遺產稅的可能只占到死亡人口的1％至2％。這種比例只會觸及到那些位于社會收入金字塔塔頂的人群，普通工薪階層的人不但不用交稅，而且還受益匪淺。據透露，我國開征遺產稅的起征點不會低于100萬元； 不同的觀點還認為，遺產稅的起征點會隨著國際經濟形勢及其它大環境的影響和公眾總體經濟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會因地域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但千變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只有那些有別墅、豪華車、貨幣資產上百萬的富有者才是遺產稅的征收對象。

遺產稅應該怎樣征收

據劉佐介紹，遺產稅的稅率會實行累進制，會隨著遺產值的增加而遞增。一些國家和地區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七十不等，我國的最高稅率應該控制在50％左右。稅率過高無異于沒收財產，稅率過低又會使遺產稅成為一種大眾稅，有悖于開征本意。當然，50％的最高稅率只會對那些遺產可能達到億元以上的“大富豪”們適用。

在稅制模式采用方面，黎江虹分析說，目前存在著總遺產稅制、分遺產稅制和混合稅制三種模式。所謂“總遺產稅制”，是先稅后分，由繼承人交納遺產稅，征管簡便，但不顧及繼承人與被繼承人的親屬關系；而“分遺產稅制”，是先分后稅，由被繼承人交納遺產稅，雖顧及了繼承人與被繼承人的親屬關系，但容易偷漏稅；由“總遺產稅制”和“分遺產稅制”組合而成的“混合稅制”，是重復兩次征稅，即繼承人交納遺產稅后進行遺產分割，被繼承人還要交納一次遺產稅。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可能會采取“分遺產稅制”。因為“混合稅制”稅賦過重，必定會棄之不用；而“總遺產稅制”對繼承人大量的不動產無法監控，比如繼承人的住房、私車是否作為遺產而上稅，只能依靠繼承人的“良心發現”了。而“分遺產稅制”卻非常容易監控，被繼承人要合法得到繼承人的不動產，在變更時必須要先過“稅”關。

遺產稅山雨欲來的氣勢容易讓人保持樂觀，劉佐介紹說，1999年我國的稅收收入為10000億元左右，若遺產稅能占1％，便達到100億元，這一數字遠遠超過了目前征收的車船使用稅（為10余億元）和牧業稅（為2億余元）等小稅收的稅收收入。

開征遺產稅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嗎？反思幾年前開征的宴席稅，一時間也被炒作得沸沸揚揚，但由于其在征收環節的漏洞，時至今日這有名無實的稅種已被人漸漸忘卻了。

所以，對遺產稅的開征樂觀背后保持幾分小心翼翼的擔心并非多余。否則，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遺產稅也可能如宴席稅一樣曇花一現，形同虛設。

開征遺產稅須端掉幾座“暗堡”

專家強調說，遺產稅要順利開征，必須要先端掉幾座攔路的“暗堡”。

首先，監控好個人財產。長期以來，我國的個人財產是十分隱蔽的。“私房錢”、“小金庫”連夫妻間都弄不清對方究竟有幾分財力。要使隱蔽的個人財產明朗化，關鍵是要實行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個人財產要及時登記，對沒有規定申報的一定價值以上的財產，要視為非法財產。同時，財產的登記制度要建立在實名制的基礎之上，只有實行了實名制，才能準確界定個人的金融資產和其他財產。從國外征收遺產稅的歷史來看，不實行實名制，遺產稅的征收將會落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日前宣布，將在今年底實行“儲蓄實名制”，這為遺產稅的順利開征無疑奠定了基礎。還應關注的好消息是，為了防止開征遺產稅后引起資本外逃，我國已和62個國家簽訂了防止重復征稅和偷漏稅的協定；隨著電子貨幣化、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現金流量也會大大減少。這些情況都為開征遺產稅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其次，建立對個人財產的評估機制。在國外，適應征收財產稅的需要，都成立了專門性的具有較高權威和公正性的機構對不動產定期進行價值評估。我國目前不僅財產評估機構和人員嚴重缺乏，資料不全，而且評估制度和法規也有待建立、健全和完善。因此劉佐強烈呼吁，要開征遺產稅，必須盡快建立財產評估中介機構，而且要定期對個人財產進行科學的動態評估。

再次，同時開征贈與稅。在西方稅制體系中，贈與稅與遺產稅統稱為財產轉讓稅。贈與稅，是以贈送的財產價值為課稅對象而向贈與人或受贈人征收的一種稅。它實質是遺產稅的輔助稅種。因為如果只對財產所有人死亡后的遺產課稅，而不對其生前對外饋贈的財產課稅，則極易造成納稅人通過在生前將財產事先贈送他人之途徑來逃避繳納遺產稅。因此，凡課征遺產稅的國家，大多同時課征贈與稅，實行遺產稅和贈與稅并用的稅制。當然，開征贈與稅時還會打開一個“缺口”：捐贈公益慈善事業的財產不僅不用交稅，還要“千古流芳”。贈與稅開征的稅率如何與遺產稅相協調也是立法者待解的難題之一。

“一個巴掌拍不響”，遺產稅的開征不僅僅是人大立法、稅務部門執行的事，同時需要房產局、銀行、土地管理等部門協助做好配套工作。

第9篇：銀行扶貧工作報告范文

關鍵詞： 寧夏 市場化程度 成因

對策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的程度不斷提高，經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效，但明顯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從計劃轉向由市場作為主要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化改革，其直接目的在于實現資源的優化高效配置。地區間市場化程度不同，必然造成資源在地區間配置的不平衡，從而會進一步影響和拉大地區發展差距。這一問題成為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課題。1999年由樊綱和王小魯主持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研究”課題組提出了一個較為完善的地區市場化程度測度指數體系。

該研究成果的完成有助于今后人們從發展的角度對地區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進程做出連續的觀察和研究。本文以《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2001年）》（以下簡稱《指數》）的測度數據為基礎，對寧夏地區市場化程度及其在全國市場化進程排名中的次序，從主要影響因素方面做了理論分析。試圖揭示寧夏地區城市化程度滯后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改善策略。

關于市場化進程指數及其

所謂“市場化”是對我國正在進行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進行體制轉軌的一個過程（描述）。 [1]由于轉軌本身既是體制改革也是制度轉型，對這一過程的觀察和計量測度不是一個單項的變化，而是一個涉及經濟、、、體制、文化以及觀念的轉變過程，《指數》一書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這一較為成熟的計量經濟學構建了一個指標體系，并在該體系指導下，對來自全國各省市的調研數據做了處理。《指數》一書明確指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的限制，市場化進程的指數帶有明顯的相對性、近似性和動態性特征，它只是觀察和研究各地區經濟發展在轉型過程中的進程績效的相對指標。 [2]由于無法嚴格假定出“完全市場化”（即100%的市場），因此，《指數》一書提出的相對指數主要是從一些基本的市場原則出發，來測度各地區的“市場化”程度。

《指數》一書構建的市場化指數體系主要基于兩個原則：第一，由于指標只能從相對角度反映市場化程度，單個方面指標的測度一般采用2個以上分項指標進行度量。第二，所選指標必須是可以度量的，并且具有明顯的可獲得性。 [3]這兩個原則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指數體系的客觀性和性。

指數體系的“方面”指標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1、政府與市場的關系；2、非國有經濟發展；3、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4、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5、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方面指標所需測度的詳細分項指標參見圖1－1。

圖1－1：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圖

整個指數體系共采用38個指標構成，指標形成方法如下：首先設定單個分項指標基期年份指標的最大得分為10而最小得分為0，根據各地區的指標值確定它的得分，從而形成該指標的單項得分；然后由幾個同屬一個方面的分項指標按照一定權重合成方面指數，最后由五個方面指數按照各自的權重合成地區市場化進程的綜合指數。 [4]

而負相關的指標得分則記做：

各個單項指標的權重由各指標得分與特征根最大的主成分的相關系數所確定的。 [5]值得注意的是，各個單項指數的得分確定后就可以在此方面進行地區比較進行排名，但不反映地區間總體差距；按照權重合成的方面指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區間市場化進程中在該方面所存差距的差異性和具體特征，總體上用來說明地區差距的指數則需參照最后根據方面指數權重出來的綜合指數（或稱總指數）。

寧夏地區市場化進程現狀及其成因

《指數（2000）》共采用20個指標進行分析，在全國30個省市中，寧夏地區市場化綜合排名的分析結果如下：1997年得分2.17分，列全國第29位，；1998年得分2.58分，列第28位；1999年得分2.69分，列第29位。得分較低，名次有輕微波動。 [6]但在《指數（2001）》采用33個指數進行分析的結果中，得分變化幅度較大：1999年得分為3.89分，排名第28位；2000年得分為4.02分，排名第28位。名次較為穩定，市場化得分有明顯提高。 [7]

以下我們從市場化評價的五個主要方面分析寧夏市場化程度的現狀及其成因。

一、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該方面指標在指標體系中的權重為0.231，是測度市場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用來反映轉軌過程中政府角色轉型和退出的幅度，共包含五個分項指標：1a.市場分配資源的比重；1b.減輕農民的稅費負擔；1c.減少政府對的干預；1d.減輕企業稅外負擔；1e.縮小政府規模。從該方面指標得分情況分析，寧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1.85分（1997年得分為3.57，2000年得分為3.79），增幅為85％，但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該項全國市場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為-0.49（1997年平均得分為6.17，而2000年平均得分為5.68），降幅達8％。但從年份觀察，方面指標和分項指標得分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參見表2－1）

分析表2－1數據可知：在1997年至2000年，寧夏地區在市場配置資源比重（1a指標）基本呈現下降趨勢，說明政府計劃性配置資源作用加強，排斥了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在減輕農民稅負方面（1b指標）情況相對較好并有所改善，得分增幅為35％；在減少政府對企業干預方面（1c指標）改善幅度較大，得分增幅為157％；減輕企業稅外負擔（1d指標）和縮減政府規模方面（1d指標）僅在《指標2001》中采用，但分析顯示情況相對穩定。

寧夏地區經濟發展從統計數據觀察帶有明顯的政府主導型特征：1998年至2000年，寧夏全區累計爭取國債資金67.9億元，主要用于一批著眼于改善發展環境、增強發展后勁的、通信、水利、電力、環保、城市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建設。2000年寧夏全區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60.82億元，比上年增長23.1％。按經濟類型劃分，國有經濟投資100.79億元，占比63％，非國有經濟投資60.03億元，占比37％。按隸屬關系分，中央項目投資28.18億元，下降6.0％； 地方項目投資132.64億元，增長27.5％。2001年全區完成全社會投資195.8億元，同比增長21.8%。其中國有投資125.5億元，占比64％；非國有投資70.2億元，占比36％。2002年，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支持下，寧夏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230.83億元，比上年增長17.9％。其中國有單位投資133.59億元，占比59％；非國有單位投資97.24億元，增長35.6％，投資占比41％。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318.2億元，比上年增長37.9％。其中國有單位投資156.1億元，占比49％；非國有單位投資162.1億元，占比51%。 [8]

顯然，受政府積極財政和積極投資的影響，寧夏地區經濟發展對政府財政性投資依賴性較大，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寧夏地區經濟發展基礎薄弱，產業結構中國有經濟比重較高，在向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投資；第二，自中央政府啟動西部開發以來，中央財政的國債投資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寧夏地區經濟發展中政府的作用；第三，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條件和基礎制約，寧夏地區非國有經濟發展長期滯后，受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和投資預期影響，民間投資流入量較低，強化了經濟發展對國債和政府財政的依附性。從績效來看，政府在寧夏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應該肯定的，1997年以來，寧夏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環境方面又明顯改善，提升了民間投資者信心，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比正在逐步提高。但長遠來看，過分依賴政府國債和財政投資將弱化寧夏地區經濟的競爭力，不利于地區經濟的長遠發展。

二、非國有的

該方面指標在指標體系中的權重為0.282，也是測度市場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反映經濟主體多元化的程度和地方經濟發展活力，共包含三個分項指標：2a.非國有經濟在總產值中所占比重；2b.非國有經濟在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2c.非國有經濟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總人口比重。從該方面指標得分情況，寧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1.44分，增幅為91％，但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該項全國市場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為0.14，（1997年平均得分為5.20，而2000年平均得分為5.34）平均得分增幅僅為3％，寧夏在非國有經濟發展方面明顯快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年份觀察，方面指標得分增長穩定，但分項指標得分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參見表2－2）

分析表2－2數據可知：1997年到2000年間，寧夏地區非國有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年均增幅達23％，明顯高出全國非國有經濟發展的平均水平。分項指標中2a出現明顯波動，非國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總體改善不大，且出現明顯下降。從實際統計數據來看，2000年寧夏全區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60.82億元，其中非國有經濟投資60.03億元，比上年增長21.2%，投資占比僅為37％； 2001年全區完成全社會投資195.8億元，其中非國有投資70.2億元，比上年增長18％，投資占比為36％，較上年下降一個百分點；2002年，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支持下，寧夏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230.83億元，其中非國有單位投資97.24億元，比上年增長35.6％，投資占比41％，而到2003年，非國有經濟展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已達到51％。非國有經濟占比上升迅速。據2002年統計數據顯示：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僅占23.3 ％，比上年下降4.8個百分點；而非公有制經濟則以其靈活的經營迅速占領市場，全年實現零售額72億元，增長16.3％，所占比重提高到65.8％。當年全區城鄉從業人員282.45萬人，比上年末增加3.45萬人，上升1.24％。其中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17.3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29萬人，占就業總人數比重為6.2％。 [9]

分析顯示：寧夏境內非國有經濟發展明顯存在以下特征：企業規模小，資本規模有限，融資困難，經營風險和破產率較高。得分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寧夏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基礎薄弱，民間資本積累匱乏，由于受投資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當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總體實力較弱，非公有制經濟擴張能力不強。2003年以來政策管制的放松，使非國有經濟發展獲得了較大空間，政府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導向是導致寧夏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增速較高的重要原因。長遠來看，由于政府宏觀調控力度減弱和積極財政政策負擔加重，國有經濟在寧夏地區的比例還會繼續下降，而非國有經濟成長則空間較大，并必然成為寧夏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當地政府應未雨綢繆，加大力度，及早鼓勵當地非國有經濟發展并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外省和外商的民間資金進入。

三、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

該方面指標在指標體系中的權重為0.148，是測度市場化程度指標中權重相對較低的一個方面，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化中價格機制的作用程度，共包含兩個分項指標：3a.價格由市場決定的程度；3b.減少商品市場上的地方保護；從該方面指標得分情況分析，寧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2.58分，增幅為101％，但距離全國平均水平差距較大；而該項全國市場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為0.39，提高幅度為5.5%（1997年平均得分為7.05，而2000年平均得分為7.44）。寧夏在區域產品市場發育方面改善明顯。從年份觀察，方面指標和分項指標得分都明顯呈現穩定增長特征。（參見表2－3）

分析表2－3數據可知：寧夏地區該方面得分增長穩定，產品市場日趨成熟，其中分項指標3a得分較高，說明寧夏地區產品價格由市場形成方面較為完善，但分項指標3b得分較低，說明寧夏地區在商品市場上存在較為嚴重的地方保護，這是該方面指標得分的主要原因。

產品價格市場決定程度較高和寧夏地區主要產品結構直接相關。輸入型商品比例高，而輸出型商品比例低是寧夏地區產品結構的突出特征。寧夏本地商品產出種類主要集中于：稀有金屬、乳制品、發電、羊絨、電氣機械、儀器儀表、原煤、化肥、機制紙、水泥和特產類。據2001年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寧夏全區發電量150.3億千瓦時，原煤1635.7萬噸，化肥69.2萬噸，機制紙23萬噸，水泥311萬噸，鋁錠15.8萬噸。年度增幅均在15％以上。 [10]但明顯帶有輸出性特征，由于受寧夏地區經濟發展現實困擾，政府對當地該類企業采取較為明顯的保護傾向，地區市場內意識較重。從短期來看，這無疑有利于保持寧夏地區的地方競爭力，但從長遠來看，這不符合我國加入WTO進一步開放市場的趨勢，當地政府應該從長遠利益出發，提高地區市場的開放程度和競爭度，為當地企業發展和提高競爭力創造條件營造環境。

四、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

該方面指標在指標體系中的權重為0.242，也是測度市場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重點反映地區市場要素商品化程度及其流動性，共包含四個分項指標：4a.銀行業競爭；4b.信貸資金分配的市場化程度；4c.引進外資的程度；4d.勞動力的流動性。從該方面指標得分情況分析，寧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1.03分，增幅為97％，平均年度增幅近24％，增速較快，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全國市場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為-0.11，（1997年平均得分為3.71，而2000年平均得分為3.60），出現3％的降幅。從年份觀察，方面指標增長相對穩定但分項指標4b得分降幅較大，4d得分出現波動。（參見表2－4）

分析表2－4數據可知：在要素市場發育方面，寧夏地區改善較為穩定。其中得分較高的分項指標4a表明，寧夏地區在銀行業競爭方面進步較快，1999年以前改善幅度近100％，1999年后指標得分增幅降趨緩，說明當地銀行業結構趨于穩定；分項指標4b得分在1999年以前較為穩定，但2000年出現大幅下降（排名從1999年第15位將至2000年第25位），說明2000年在信貸資金分配方面受到明顯的政府干預，這和當地地區發展計劃和產業結構調整有關；分項指標4c得分相對穩定，說明寧夏在引進外資方面增長穩定，外資進入的投資預期穩步提升；分項指標4d得分也表現為穩定增長，表明寧夏地區在勞動力流動性方面改善顯著，但統計數據表明，該流動性帶有明顯的輸出特征。

要素市場作為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構成是衡量市場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寧夏地區的得分情況表明當地的要素市場正在穩定發育，但尚欠成熟。2000年寧夏全區實際利用外資9091萬美元，新簽利用外資協議項目42個，新簽利用外資投資額11067萬美元。2001年寧夏實際利用外資5086萬美元，2002年寧夏實際利用外資3166萬美元，新簽利用外資協議項目39個，新簽利用外資投資額14717萬美元。截至2002年末全區擁有注冊的三資企業454個。2003年實際利用外資7186萬美元，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3170萬美元。 [11]在勞動力流動方面，1999年以來，寧夏地方政府加大了當地政策的力度，鼓勵引導并出面組織當地勞動力輸出。截至2004年8月，僅寧夏固原一縣，勞動力輸出人數就達到17.15萬人，實現勞務收入4.14億元。其中，6個月以上的穩固輸出5.18萬人，占輸出人數的30%，實現勞務收入1.14億元，占當年總收入的27.5%。在穩固的勞務輸出中，政府直接組織的勞務輸出首次突破萬人大關，達到10262人。 [12]

統計數據顯示：寧夏地區在要素市場發育方面改善明顯，但存在政策周期，如利用外資方面2002年的大幅擴張和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面的改革直接相關，銀行業競爭的改善則直接和1996年寧夏銀川市城市商業銀行的成立和進入競爭有關。受寧夏地區范圍和經濟規模限制，銀行業新競爭者的進入會導致地方市場競爭度的大幅提高。2002年信貸資金分配受政府干預表明，寧夏地區金融業的獨立性相對較弱，資金信貸一定程度上仍然受政府政策左右。勞動力流動方面，應該充分肯定寧夏地方政府在勞動力輸出方面的積極作用，組織和引導當地勞動力輸出是符合寧夏本地區情況的，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吸引外地人才和用好本地人才。綜合來看，寧夏地區要素市場的改善是明顯的，但存在規模較小和開放性不夠的弊端，在未來發展中應當注意“入網”全國乃至世界要素市場的流動，才能真正實現要素配置的優化和高效。

五、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制度環境

該方面指標在指標體系中的權重為0.097，是測度市場化程度中權重最低的一個方面，但從長遠來看，該方面是我國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和發動機制，共包含四個分項指標：5a.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5b.對生產者合法權益的保護；5c.知識產權保護；5d.消費者權益保護。從該方面指標得分情況，寧夏自1997年到2000年得分提高2.59分，增幅為101％，該指標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一倍；而該項全國市場化程度平均得分增加值為2.69（1997年平均得分為2.57，而2000年平均得分為5.26），增幅也高達104％。從年份觀察，方面指標增長穩定，但分項指標5b得分出現輕微的波動性。（見表2－5）

分析表2－5數據，結合《指數》排名可知：市場中介組織和法律制度環境方面，是所有方面指標中寧夏地區得分最高和排名最好的一個方面（1997年排名第8位，1998年排名第11位，1999年排名第11位，2000年排名第15位）。其中方面指標得分增長穩定；分項指數5a變化不大，表明寧夏地區中介組織成長緩慢，基本進入成熟期，當地律師人數、師人數與人口比率變化不大；分項指標5b得分較高表明寧夏地區在對生產者權益保護方面工作相當到位（1999年和2000年該項指標排名均為全國第一），案件的收案和結案率差距較小；分項指標5c得分相對較低，說明當地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相對滯后，但改善幅度較大寧夏地區在專利申請受理量和批準量與人員數量比項目上的得分1999年全國排名第25位，2000年排名則上升到第15位。是所有分項指標中年度改善幅度最大的。分項指標5d在《指數2000》中未采用，但從《指數2001》的數據看，存在明顯改善，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正穩步提高，消費維權的投訴和結案比例明顯上升。統計數據顯示：“從2001年至2004年年3月，寧夏各級人民調解組織共調解各類民間糾紛96544件，調解成功率達95％以上。宣傳法律知識11000多場次，受人數達到499萬人次。民事、行政等訴訟、非訴訟事務8803件，解答法律咨詢92894人次，協助辦理法律援助5152件，為當事人挽回損失3299萬元……” [13]“寧夏全區共設有28家縣級法律援助機構，有法律援助專職工作人員138人，法律援助執業律師僅有35人，承擔的法律援助任務十分繁重。為了更好地為偏遠地區群眾提供法律援助，切實解決貧困群眾打官司請不起律師的，自治區司法廳決定依托基層司法所，在設有基層法庭的偏遠鄉、鎮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自04年5月以來，我區先后成立了26家基層法律援助工作站，共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73件，解答法律咨詢923人次。” [14]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方面得分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寧夏地區國土資源有限，人口較少，且市場存在明顯的城市區域集征。市場中介組織的成長是城市化的重要，因此，該方面寧夏地區具有明顯優勢。同時，寧夏地區經濟有經濟比重較高，而非國有經濟比重低的特征導致經濟類訴訟案件數量明顯較小，這也是方面指標得分較高的原因。其不足在于，知識產權保護不夠到位，這和當地經濟發展的勞動密集性和資本缺乏性相關，技術輸入特征明顯，自主創新和研發投入不足，知識產權交易市場規模有限等現實是直接相關的。未來發展中，當地政府應該考慮走“產學研結合”的新型發展道路，發揮地方大學在當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同時鼓勵增加研發投入，提高企業產品的技術含量和企業的技術水平，并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環境以應付加入WTO后地方市場的發展需求。

結論：改善寧夏市場化程度的相關策略

針對以上寧夏地區市場化進程的現狀及其成因，我們認為，寧夏作為全國最小的省份之一，盡管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仍然存在較大的比較優勢和發展空間。在目標選擇上應當放棄盲目追求規模擴張和總量擴張，而應該轉向人均量的改善和提高，從當地的小市場出發，利用“小”的靈活性優勢，充分利用全國和全球的大市場，從而實現寧夏地區經濟的發展。綜合考慮，我們認為，寧夏在今后推動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當地政府和民間機構應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對策：

1.在政府與市場關系方面，需要繼續保持地方政府在當地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從著眼長遠考慮，要同時深化政府職能的改革。受當地經濟發展條件和現實制約，短時期政府作用仍然是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通過利用國家宏觀調控方面的積極財政政策，繼續爭取較多的國債資金和優惠貸款以及針對性較強的聯合國扶貧基金貸款，彌補寧夏當地資金匱乏的缺口，改善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通過政府項目投資，拉動投資需求，并爭取以此實現擴大內需和活躍市場的目的。從長期發展考慮，政府職能改革的深化是一個理性的發展選擇，過分依賴政府政策性投資會大大降低當地經濟在全國市場中的競爭力，進而導致優質人才和資源的大量流失。政府職能改革的工作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精簡政府機構，淘汰冗員；（2）依法行政，減少干預；（3）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力度，從干預型政府逐步轉向引導和服務型政府；（4）利用寧夏地區“小和靈活性強”的優勢，大膽改革，率先示范。

2.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方面，要進一步支持和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成長。非國有經濟本身具有產權明晰，責權對稱的優勢，是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主體形態。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明顯可以概括為“民進國退”的過程。改革20多年來，非國有經濟成分比例穩步上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寧夏地區在未來必須適應并融入這一潮流。應中部和東部浙江、福建等省份的發展經驗，加大對當地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這方面的主要障礙包括：（1）非國有經濟的國民待遇問題；（2）非國有經濟發展融資難的問題；（3）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高交易成本問題；（4）行政壟斷造成的進入障礙等。當地未來改革應針對性地盡快解決以上問題，為非國有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

3.在產品市場發育方面，要進一步放開市場，減少地方保護。受輸入型經濟，寧夏地區商品市場價格決定程度仍會較高，可以利用這種優勢，進一步豐富當地產品市場種類，擴大產品市場競爭，提高交易產品質量。需要改革的主要方面在于當地存在的地方保護問題。地方保護在市場化改革日趨成熟的今天不是寧夏政府本身自愿選擇的一種理性行為，更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被迫保護的特征。必須承認地方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對當地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是有積極作用的，但從長遠來看，這不利于提高地方經濟的競爭力水平。在我國加入WTO后，國內市場的統一和開放進一步加強，區域性市場障礙越來越少，寧夏未來發展也必然要適應這一趨勢。因此，改革的方向應是進一步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提升地區企業的競爭力。

4.在要素市場發育方面，要進一步完善要素市場建設，提高要素的流動性。寧夏應發揮當地領域高競爭性的優勢，通過資本運作方式，盡快優化當地資本結構。并以金融業和當地上市公司為通道，接入資本市場，以此盤活本地存量資本，并吸引外部資本進入。受當地經濟發展特征影響，寧夏本地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有限，這將成為寧夏未來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阻力。解決途徑在于：進一步加強政府組織引導性的勞動輸出，并注意吸引外部人才的進入，讓要素市場成為寧夏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

5.在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方面，要進一步鞏固服務型中介組織的發展成果，完善法律制度環境。發揮寧夏地區在市場中介組織方面的優勢，盡快實現市場中介組織的化和信息化，提升寧夏地區市場的服務水平。法律制度方面，應當指出寧夏當地在法律援助和維權案件方面的集中性特征，未來改革應當加大法制宣傳力度，擴大法律援助的覆蓋范圍，提高知識產權意識，讓市場中介組織和法制建設進一步深入民間，從而為寧夏未來發展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和社會秩序。

6.此外，市場化程度的評價還涉及地方居民的教育水平、市場意識、道德觀念、開放程度和地方文化等多種因素。寧夏是全國唯一的回族自治區，也是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回族文化是當地文化的寶貴財產。但受當地發展條件限制，文化資源市場化程度十分有限，當地政府應當利用市場化改革的契機，加大宣傳開發力度，通過文化傳播、、會展、國際交流和網絡信息化等方式，進一步提高寧夏的知名度、擴大其影響力。市場化改革是和觀念轉變相伴隨的一個漸進的過程，其中除了硬件環境的條件之外，軟環境的影響作用同樣不可忽視。進一步加大地區教育投入，提高當地居民素質和市場化意識，樹立開放發展的觀念更是寧夏實現長遠發展目標的必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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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綱，王小魯主編：《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出版社，2001年

2.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1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

3.顧自安：《劣勢致優，優勢最大化——論寧夏經濟的自我定位》，載《西部》，2002年第3期。

4.寧夏統計局：《寧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1999，2000，2001，2002，2003）》

5.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政府工作報告（1999，2000，2001，2002，2003）》

Analysis on the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NINGXIAand Its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NERI INDEX of Marketization of China’s Provinces（2000，2001）》， this dissertation theoretically analysed the main causes induced the lag of NINGXIA development. Besides， this dissertation offered some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contraposing to the sequence of NINGXIA’s marketization among China’s provinces.

Keywords: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NINGXIA

Causes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注釋：

[1]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P7。

[2]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P8。

[3]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P15。

[4]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P139。

[5]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P139。

[6]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P131。

[7] 樊綱，王小魯主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0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P221。

[8] 以上數據來自：《寧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2000，2001，2002，2003）》。

[9] 以上數據來自：《寧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2000，2001，2002，2003）》。

[10] 以上數據來自：《寧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2000，2001，2002，2003）》。

[11] 以上數據來自：《寧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2000，2001，2002，2003）》。

[12] 數據來源：《寧夏日報》2004年9月16日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