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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新形勢下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和機制中出現了眾多新的特征并摻雜著錯綜復雜的決策博弈關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勢下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征及其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的作用和要求,接著重點分析了宏觀經濟政策對于兩者關系處理中存在的問題,即缺乏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經濟發展戰略層面的考慮和安排、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兩者內涵及相互辯證關系和影響機制的把握不全面、對于高通貨膨脹水平和低就業率下的能夠減少經濟不良預期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以及對于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關系的多種情形所依賴的條件認識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決兩者關系的建議和對策。
關鍵詞:新形勢 通貨膨脹 充分就業 貨幣政策 研究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特征及對通貨膨脹與就業問題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目前還尚未走出其帶來的陰影和不良影響,我國的對外出口總額在2010年底才達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對市場需求萎縮和投資的縮減,全球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提高了政府對于經濟的直接投資力度和規模,以此來拉動總需求和總投入,從而刺激宏觀經濟發展速度和公眾對于經濟的利好預期。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提高了就業水平,但也帶來了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和物價上漲速度。2011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年均上漲了約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范圍,不斷攀升的物價對于國民經濟各個環節產生了眾多不良影響,種種跡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價控制通貨膨脹的壓力依然巨大。這就是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在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上所面臨兩難選擇的具體表現。
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膨脹和就業問題歷來是一對難以割舍又“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由于其對整體經濟運行質量有著實質性影響,因而也是必須加以重視和妥善解決的問題。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特征及其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作用影響,客觀上要求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從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和戰略布局的高度層次上,去審視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以為該問題的處理和權衡提供戰略統籌和規劃依據;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內涵及其作用機制,為正確處理兩者關系提供技術支撐;建立健全社會相關保障體系,以保證即使兩者關系處于最壞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公眾對于經濟發展的較好預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通貨膨脹與就業問題處理的基本現狀、存在問題及原因
縱觀2008-2011年期間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處理中,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減少或降低稅率和銀行貸款利率,以刺激和擴大相關投資主體對于經濟的投資行為和規模,這種行為使得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約2.3%的經濟增長速度,失業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國際警戒線水平,基本上初步實現了充分就業;但同期的通貨膨脹水平卻是2005-2008年平均通貨膨脹水平的2.3倍,該期間國際貿易中大宗商品和貨物的進出口價格平均上漲了約11.8%左右,勞動力價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別是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過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已經對于全球經濟的運行態勢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改變著國際貿易收支的均衡和相關貨幣匯率的變化。通過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在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上所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及其影響的分析,歸納總結其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的作用意義和重要性等認識不足,使得基于經濟長期發展戰略和規劃層次方面的考慮和相關安排機制尚未建立,對于通貨膨脹和就業問題的決策多出于短期行為的博弈。據一份對于全球宏觀經濟2003-2010年運行狀況和運行特征的調查數據顯示,該期間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國家和地區,將通貸膨脹和就業的權衡問題列入整體的宏觀經濟決策之中,其在通貨膨脹和就業資源資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為1∶2.35,以較大的通貨膨脹水平獲取就業率的提升,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使得超過67%的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宏觀經濟運行失衡狀態。同時政府在考慮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時,大部分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較高的通貨膨脹速度,并且對于其后續影響和結果也缺乏有效監督和評估。
第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勢下超過63.4%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2%的經濟緩慢增長與6%的高通脹水平、9%的高失業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別是缺乏創新機制和在國際市場上處于不利競爭地位的經濟體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國家聯盟的宏觀經濟運行數據顯示,其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率處于危險的雙高局面。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把兩者當成了一種簡單的此消彼長的反比例關系,而忽略了對這種關系狀態的具體條件的分析。
第三,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于社會保障體系作用及其貢獻的影響,使得在高通脹水平和高失業率水平下,公眾對于經濟發展的預期和走勢期望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從而抑制了社會總需求的增長,并最終影響到總供給和社會的再生產。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社會公眾預期的影響是較大的,通過對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的歐美和相對較缺乏的亞洲國家的對比研究發現,在同樣的通貨膨脹水平下,歐美國家市場總需求的減少幅度僅僅是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會生產的縮減幅度僅有亞洲國家的18.3%,而亞洲國家的社會公眾對于經濟預期的變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較大振幅水平上變化。這就是亞洲國家和歐美國家相差懸殊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社會公眾未來預期的影響: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節,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第四,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于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之間關系的多種情形與其對應具體條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據其進行宏觀調控政策的決策時,造成實際調控效果往往與理論推導值相去甚遠。菲利普斯曲線及其變形分別揭示了短期和長期意義上的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關系,而現代經濟運行中約有32.7%的宏觀經濟運行決策是在違背條件結果對應機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間全球經濟宏觀調控中造成了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而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別是美國長期9.8%左右的失業率水平嚴重制約了其經濟的復蘇。另外通貨膨脹和就業率在某種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關關系,這使得對于一方的調整難以控制另一方的運行和表現。
處理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對策
根據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特征及其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作用闡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在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上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礎上,參考相關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理論知識,特別是對各主要經濟學派主張綜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來被廣泛推崇和認可的實證主義學派的經濟統計數據和統計數學經濟模型,就后金融危機時代如何加強和提高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的把握和解決提出如下對策:
第一,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處理和決策,要從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和經濟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和布局的高度去認識和審視,確保對于兩者關系的處理和相關決策符合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以減少或避免針對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而出現的短期博弈行為和短視舉動。通貨膨脹和就業問題是現代經濟運行中的兩個突出問題和棘手問題,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略轉型及其長期發展的規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問題,而在解決就業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第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處理和決策,要從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內涵及其作用機制深刻解讀的基礎上,將宏觀經濟調控決策的主觀目的與實施效果保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幅度和變化區間內,擺脫兩者同時陷于低谷的被動局面。通貨膨脹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引發通貨膨脹的因素和機制也是多種多樣的,目前常見的通貨膨脹類型有輸入型、成本推動型、結構型以及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充分就業是衡量就業比率的一個指標,而不是徹底消滅失業現象,相關理論研究顯示,一定的失業率水平是無法避免的,而且客觀上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種多樣的,一般情況下兩者此消彼長,高通脹率往往伴隨著投資需求的擴大和較高的就業率水平。
第三,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處理和決策,要從建立和健全社會相關保障體系方面進行布局和謀劃,從而根據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脹和高失業率這一最壞情況下,也能保持公眾對于經濟發展的良好預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規模和水平,從而實現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對于宏觀經濟的運行作用機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一般情況下高通脹水平和高失業率總是傳達出經濟頹靡的信號,與此對應的社會公眾心理預期是較低的需求開支和較高的儲蓄率水平,這又會帶來社會總需求的不足,進而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再生產,而良好的給予社會成員正常生存發展需求的社會保障體系,則能夠在高通脹水平和高失業率狀態下維持并刺激社會公眾的心理利好預期和需求開支行為。
第四,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處理和決策,要從對于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經典變動關系及其三個變形所滿足的條件的細分和具體分析為基礎,根據兩者的變化情況和詳細參數來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決策和實施規劃。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關系,在短期內表現為此消彼長的反比例關系,即短期內通貨膨脹水平高則失業率低,而較高的失業率也會對于通貨膨脹的抑制有所貢獻,另外著名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發展了菲利普斯曲線,提出了三種菲利普斯曲線變異情況,即完全正相關、完全負相關和完全無關三種情形。隨著宏觀經濟運行特點的日益復雜化,這幾種情況下對于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須做出具體分析。
結論
后金融危機時代,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關系問題成為宏觀經濟調控決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戰和均衡選擇所面臨的難題之一。本文分析了在兩者關系處理上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議:從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長遠戰略規劃的角度和層次,去認識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之間的關系和作用機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內涵、相互關系及對立統一面;加強社會相關保障體系建設,以在高通貨膨脹水平和低就業率的最壞情況下,仍然保持公眾對于經濟發展前景的良好預期;最后對于傳統經典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之間的關系情形及其條件要做針對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時期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順利解決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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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莉.我國應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解析[J].黨政干部學刊,2008(10)
1.1使經濟管理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
市場是實現經濟資源優化配給的重要途徑,但當前市場上頻頻出現不正當競爭事件,干擾了經濟市場的有序運轉,阻礙市場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在全球化經濟趨勢的帶動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格局長期處于變化發展中,這就導致了矛盾的產生,即經濟干預調節策略無法與日趨變化的市場經濟格局協調一致,為了調解這一矛盾,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使經濟管理工作與市場經濟發展步調相互配合,通過公共傳播媒介對市場經濟進行優化,可以修正市場固有的問題和不足。在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進行改良創新時,不能脫離固有的經濟政策、經濟干預手段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應立足于實情進行改良創新,創設與我國經濟政策和市場格局相符的宏觀經濟管理。
1.2革新經濟干預促進市場資源合理配給
經濟市場是實現社會生產資源優化分配的關鍵途徑,因此要實現資源合理分配,必須依托市場。但由于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在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這些問題都會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擾和影響。要想提升市場資源分配的科學性,應立足實際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進行改良創新,并選擇適宜的策略調整市場中的資源配給模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讓經濟資源創造出最大的價值。政府宏觀干預市場資源配給的手段主要是,調整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市場中的比例,并對這兩種財產進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2.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措施
2.1調整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種手段對經濟市場進行管理和干預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管理具有怎樣的目標和方向。當前我國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方向時,要按照我國市場經濟格局及發展趨勢來決定,并且調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該伴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比如,在市場出現通貨膨脹時,政府應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控制經濟局勢,使市場逐漸收縮冷卻。當市場出現通貨收縮時,國家應采取一些刺激市場運轉的措施。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確保市場經濟整體穩定均衡,還要控制經濟結構穩定,各個行業均衡發展,防止某一行業單獨膨脹。
2.2革新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
在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執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國家是最主要的執行者。在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進行革新時,主要應拓展以下兩個方向,一是構建全新的經濟調控機構,二要革新經濟管理職權。為了實現經濟調控執行機構的革新,政府應組織創建一個擁有宏觀干預調控職權的專屬機構,將干預經濟的職權集中交給某一機構可以有效杜絕目前多頭管理、職能分散的混亂情況。而在革新職權方面,擁有宏觀干預市場職權的執行機構在對市場進行調控時,應多采取市場調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2.3革新經濟干預的方法和手段
當前,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管理時,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調整銀行利率、調整貨幣價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在革新市場經濟干預措施時,應逐漸減少行政方式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盡可能以市場干預手法為主。雖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風險評估和應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當前我國市場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房價虛高、行業結構不平衡、內部市場狹窄等。因此,政府必須結合實際,積極革新市場干預方式,為我國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3.結束語
(赤峰市翁牛特旗橋頭鎮社保所,內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創新改良宏觀經濟管理,可以促進國內經濟制度與系統建設健全完善,強化我國的經濟實力,促進綜合國力提升。本文,筆者立足實際,探究政府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價值,并提出相應的改良措施。
關鍵詞 :創新;宏觀;經濟管理;措施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4)16-0251-01
1.前言
科學技術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生產力不斷進步,供需市場日益擴大,為了滿足市場需求,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格局從過去的區域經濟逐漸向全球經濟發展。為了使我國的經濟體系能適應全球化經濟格局,我國政府正積極改良創新宏觀經濟管理體系,調整宏觀經濟管理的方向和重心。
2.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價值
2.1使經濟管理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
市場是實現經濟資源優化配給的重要途徑,但當前市場上頻頻出現不正當競爭事件,干擾了經濟市場的有序運轉,阻礙市場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在全球化經濟趨勢的帶動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格局長期處于變化發展中,這就導致了矛盾的產生,即經濟干預調節策略無法與日趨變化的市場經濟格局協調一致[1]。為了調解這一矛盾,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使經濟管理工作與市場經濟發展步調相互配合。通過公共傳播媒介對市場經濟進行優化,可以修正市場固有的問題和不足。在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進行改良創新時,不能脫離固有的經濟政策、經濟干預手段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應立足于實情進行改良創新,創設與我國經濟政策和市場格局相符的宏觀經濟管理。
2.2革新經濟干預促進市場資源合理配給
經濟市場是實現社會生產資源優化分配的關鍵途徑,因此要實現資源合理分配,必須依托市場。但由于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在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這些問題都會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擾和影響。要想提升市場資源分配的科學性,應立足實際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進行改良創新,并選擇適宜的策略調整市場中的資源配給模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讓經濟資源創造出最大的價值。政府宏觀干預市場資源配給的手段主要是,調整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市場中的比例,并對這兩種財產進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3.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措施
3.1調整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種手段對經濟市場進行管理和干預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管理具有怎樣的目標和方向。當前我國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2]。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方向時,要按照我國市場經濟格局及發展趨勢來決定,并且調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該伴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
比如,在市場出現通貨膨脹時,政府應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控制經濟局勢,使市場逐漸收縮冷卻。當市場出現通貨收縮時,國家應采取一些刺激市場運轉的措施。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確保市場經濟整體穩定均衡,還要控制經濟結構穩定,各個行業均衡發展,防止某一行業單獨膨脹。
3.2革新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
在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執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國家是最主要的執行者。在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進行革新時,主要應拓展以下兩個方向,一是構建全新的經濟調控機構,二要革新經濟管理職權。為了實現經濟調控執行機構的革新,政府應組織創建一個擁有宏觀干預調控職權的專屬機構,將干預經濟的職權集中交給某一機構可以有效杜絕目前多頭管理、職能分散的混亂情況。而在革新職權方面,擁有宏觀干預市場職權的執行機構在對市場進行調控時,應多采取市場調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3.3革新經濟干預的方法和手段
當前,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管理時,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調整銀行利率、調整貨幣價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在革新市場經濟干預措施時,應逐漸減少行政方式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盡可能以市場干預手法為主。雖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風險評估和應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當前我國市場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房價虛高、行業結構不平衡、內部市場狹窄等。因此,政府必須結合實際,積極革新市場干預方式,為我國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4.結束語
總而言之,國家的宏觀經濟干預效果體現了國家的市場經濟先進程度,與國民的發展空間和生活環境存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為了促進我國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為國民創造優質的生活條件,作為經濟管理人員,應積極探索開展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措施,使我國市場經濟體系能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格局與全球化經濟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 蒙海娥.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應用研究[J].現代商業.2011,(14):12-13.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弊端;啟示
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的主要弊端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調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計劃經濟本質上是政府主導型經濟,因為作為一個計劃,發行計劃的主體在指導和監督計劃的執行上都應該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經濟發展運行計劃是平衡的,是客觀的,具體說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各種指數都是平衡的。在這種前提下,政府職能就是監管,以確保計劃的完美實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經濟計劃,必須滿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過獲取制定一個計劃的全方位,立體式,符合實際的客觀指數,及時,準確的GDP數據;其次,政府總體規劃方法要符合市場規律,遵循客觀情況;再次,一個系統的計劃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決于規劃方案是否科學,決策過程是否民主;而現實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傳輸,處理等技術落后,市場主體根據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將導致政府無法獲得制定一個全面,及時,準確計劃所需要的全部經濟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政府在尋求最佳規劃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產出方法,優化方法已用于制訂計劃,但是,截止到目前,我們尚未完全掌握優化規劃的有效方法。其實,規劃方法的關鍵在于制定主體對于改善經濟恒量和變量之間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對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性質,程度已經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簡潔和實用的數學模型,但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具備。一個國家的規劃方法是計劃經濟的落后,許多的計劃是,政策制定者和結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規劃制度在實踐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統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個利益之間的均衡,從而避免沖突的發生。最后,作為制定主體----規劃師應該完全代表社會利益,完全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上,著眼全局,但事實上是,在現實中這是理想化的存在,計劃制定師總是難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從己出發,或從其代表的部門或地區的利益出發,制定一個反映少數人利益的計劃,著眼小集團利益。鑒于上述事實,現實的計劃常常是不完美的計劃,計劃本身難以避免出現不平衡的結果。
第二、計劃調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經濟環境的變化,一些規劃是已經預測了的,并且已經考慮在該項目中,但有些情況是計劃中并尚沒有出現,沒有預測更無法提前考慮的,這些情況將使預先設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發生自然災害時、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常常令計劃執行措手不及,所以,他們需要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不斷適應和更新計劃,以求達到與時俱進。可是,這一簡單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實現,客觀情況是規劃方法和制度出臺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導致這種調整的滯后,計劃調整往往滯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計劃經濟中,即使其中第一個計劃是均衡的,也會因為規劃調整導致宏觀經濟的片面失衡。為此,需要滿足以下條件而使計劃能夠跟上經濟變化的腳步:首先,規劃部門出臺符合客觀情況的執行規劃和計劃指標。其次,建立有效的評估或績效識別系統。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監督體制。在優先考慮數據,技術,收益效益等環節的前提下,這些條件必須首先得到滿足,在此前提下,計劃經濟時期,執行該計劃時所產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實行計劃經濟,國家是不是一個很長的計劃綱要下,為了實現計劃指標指數不得不執行的現象出現。這些客觀問題的存在,恰恰說明計劃經濟的環境下,宏觀調控所導致的平衡是難以實現的。只要存在客觀的經濟失衡問題,就需要政府部門通過宏觀調控激勵和監督機制予以糾正。因此,宏觀調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計劃經濟的擬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監督和激勵造成的。
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啟示
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需要,也有宏觀調控。從形式看,似乎都沒有區別,但事實是,也有明顯的差異。要清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合理有效的宏觀調控,但如何進行宏觀調控。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適用宏觀調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質的差異。在市場經濟條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計劃經濟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觀情況下有必要建立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本能的調解功能,讓市場經濟機制充分發揮其自身的調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模式不僅可以對計劃經濟,更要能夠使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需要。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重復,阻礙了我國市場經濟的增長,破壞市場體系的正常功能,從而損害經濟效率的增長和社會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應加快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革進程。
不得否認,政府的一些傳統的宏觀經濟調控規劃制度是底線,底線不容僭越,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征服政策的實施是有效果的。但問題是,一方面,政策效果具有短期性,另一方面,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利于在市場經濟的增長,因此損害長期的經濟利益,甚至短期性的影響,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實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沒有成立,并適應新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宏觀調控相關征服部門不具備適應市場經濟變化規律的情況,更加不能掌握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的調節方法,也談不上對宏觀經濟的操控有效性了,積累市場管理調控的經驗教訓,只有在宏觀調控的變化情況才是可能的。目前需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管理的體制機制體制,同時制定相配套的宏觀調控規劃計劃,全面推進創新。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系統而努力。除此以外需要加快改革經濟管理方式,始終不渝的堅持正確的政策方向,徹底變革落后的傳統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引導,盡快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調控體系,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經濟大繁榮,經濟大發展。應當看到體制系統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卻應該是我們努力奮斗的動力和目標。(作者單位:河南駐馬店市安裝公司)
【關鍵詞】宏觀調控行為;不可訴性;經濟體制;性質
1宏觀調控行為的涵義
1.1宏觀調控的定義
宏觀調控簡稱宏調,是由國外一位經濟學家以全球經濟情況為依據提出。它是指國家采取一些道德、法律、科技等方法,對我國經濟運營方式及現狀進行微型調整,使得我國微觀經濟活動與國民經濟發展保持同態,從而趨于正常軌道。通過宏觀調控行為對經濟運行中出現偏離的現象予以糾正,使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它不僅是指國家通過不同的行為手段對國家經濟進行的一種調節,也是對國家實現經濟平穩發展的一種保證。因此,宏觀調控是以整個社會的經濟運作為主體,保持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及對我國企業的產業結構進行合理調整,使得勞動力都能充分就業,擁有收入。
1.2宏觀調控的目標
(1)基于我國經濟運營情況,國家能夠合理地調整原有相關的經濟政策且對企業的生產、發展給予指導性建議,使得各項產業布局更加完善;依據居民消費和積攢比例來制定、調整相關貨幣政策,滿足社會的需求量,達到貨幣的消費與需求的相對平衡;貨幣合理發行,防止出現通貨膨脹現象;改善以往的稅收方式,建立符合當今社會需求的經濟發展制度,使得國民收入達到一定高度等。(2)國家能夠合理運用價格、稅收等經濟平衡點,對國民收入進行合理分配,對企業運營提供保障,以經濟方式進行協調、誘導,使得社會生產的各個方面平穩進行。(3)對各項經濟調節計劃進行科學地分析、編制,明確其可行性,使之對經濟運行中的各項資源配置進行合理利用,彌補長期配置中出現的缺陷,發揮在市場資源中的作用。總之,宏觀調控行為使整個社會的供給及需求量保持平穩發展,對市場經濟中存在的不足進行彌補,提升就業率,從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而促進經濟增長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和實現國家長遠發展戰略的基礎。
2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不可訴性的理論依據
2.1我國經濟法的社會性質
經濟法屬于“市場法”的一種,它對市場運行中的各個主體間的法律關系進行調節、分析。但宏觀調控主體在宏觀調控行為中扮演著一個調整者的身份,并非主要目的。這種協調關系正如法院在民法中的地位相同,協調著法律主體中的利益問題。此外,經濟法僅僅是一個“空殼”的法律內容,沒有匹配的程序法律相維護。當前我國遇到經濟糾紛事件時不能單獨處理,需要依靠民事訴訟的程序及各項行政手段進行解決。同時,經濟法主要側重于對行為模式進行規范、管理和權力的分配與授予,而很少有法律效果的相關規定。因而,經濟法的如此特性就規范著宏觀調控行為在經濟法上的不可訴性。
2.2宏觀調控行為的特性
(1)宏觀性。宏觀調控是從宏觀角度對經濟進行調控,因而調控經濟采取的措施也是宏觀的,從大方面出發對中國經濟全面了解。主要調控措施有:財政調控方式、稅收調控方式、宏觀貨幣調控方式、收入分配等宏觀調控方式等。(2)預見性。在進行宏觀調控經濟行為時需要提前進行考察,對經濟波動進行及時、準確的判斷和預見。而經濟情況往往不穩定,處于波動狀態,使得其涉及范圍廣,因而需要進行極為細致地判斷。此外,宏觀經濟的決策性主體對于經濟波動信息掌握有限,使得判斷失誤率較高。(3)調控對象不特定。宏觀調控行為旨在影響國家的宏觀經濟運營狀況,目標范圍廣闊,并不特定于某一對象。此外,宏觀經濟調控行為在一系列相關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背景下,通過參照歷年的經濟變化規律對被控制的行為個體進行決斷實現已確立的行為目標。這一特性使得在打官司時,倘若一方對宏觀調控行為進行控告,原告方將難以確定被控范圍。
3對經濟法不可訴的完善
3.1明確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責任
3.1.1責任歸屬的含義明確責任歸屬,簡單而言就是明確在行政中的責任歸咎問題。行政責任和其它責任相似,都有第一性義務與第二性義務兩大義務責任。而第一性義務是指法律義務,相應的,第二性義務是指法律責任。這兩性義務在執行過程中相輔相成,結合這兩性義務來講,責任歸屬就是由于行政主體對于第一性義務的對立,使得第二性義務產生的過程,也就是行政主體在執行宏觀調控行為時倘若違背了法律責任,需要承擔的另一種持相反態度的法律法規。3.1.2宏觀調控行為的責任歸咎方式探討宏觀調控行為包括決策行為和執行行為兩大行為。由于處于決策的最初階段,行為領域涉及范圍極小,負責人員數量也較少,因而能夠很好地做到責任到人,避免產生人多而無人負責的現象發生。此外這種管理方式與我國行政單位的地位高低關系相同,這有助于責任人之間進行可行性地探討,對宏觀決策行為進行全面了解及合理評估,努力做到切實實施調控行為。而執行行為又異于決策行為。執行行為的目標極為廣泛,其行為主體并不如決策行為密集度高,尤其表現在在執行過程中執行主體的決策性低,需要決策行為對其進行細解。在宏觀調控行為中,我國一貫實行權力與責任相互維持的政策,在執行調控行為時,要做到首長責任制。倘若有人在執行過程中進行違規操作或者不合法的行為操作,要及時予以責任處罰,明確責任人,讓相關責任單位做好賠償工作。3.1.3對抽象宏觀調控行為進行審查在執行宏觀調控行為時首先要明確其在行政法的隸屬行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為,并不具備政法上的可訴性。因此對宏觀調控行為開展違憲審查必不可少。(1)違憲審查的含義。違憲審查是國家依據法律法規以及憲法所進行的法律意義的審查,執行單位是特定的國家機關,有很高的法律效力。簡而言之,對宏觀調控行為進行檢查主要是對決策行為以及宏觀抽象行為進行合憲審查。(2)對決策行為違憲審查的行為構建。在我國《立法法》中明確規定,我們普通公民可以對一般的違憲行為提起違憲審查申請,但這一行為并沒有專門的法律進行保障,導致其可行性并不高。此外,我國法律對有關違憲行為的提出主體沒有明文條例規范,更甚之,在司法實踐中排斥公民的提出違憲行為的資格,使得公民權力難以維護,從而影響違憲審查工作的開展。第一,我國目前沒有出臺專有的法律法規。我國的法律法規以及憲法都是對我國建國以來的行為歷史的明確和權力的確立,主要針對于大方面進行規定,對個人行為及權力并不完善。第二,我國的憲法涉及范圍小,很有局限性,單純地包括行政法規、自治區管理、地方性法規以及經濟特區法規等,較為片面。而宏觀調控行為是有行政法規、規章以及,特定行政機關而制定,的各種消息及做出的有關決定都擁有法律效力,盡管有些行為可在司法機關中進行審查,但此類司法機關的審查對象更為細致、狹隘。因而,我國相關范圍在制定違憲審查制度時需要明確違憲審查的對象,對各類文件及資料都要納入審查范圍,不允許錯過任何違憲行為。只有通過這樣擴大規模及排查范圍才能有效降低宏觀調控行為的違憲可能性。
參考文獻:
經濟增長一向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對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研究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從財政理論層面上說明如何制定和調整稅收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或是分析稅收收入與GDP二者之間增長速度的差異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對稅收這個經濟變量到底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數量關系,稅收及稅收結構是通過哪些途徑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適合我國目前經濟形勢和財政體制要求的最優稅收結構是什么樣的研究則很少。本文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對稅收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述評。
一、稅收的經濟增長作用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稅收的作用
政府的稅收政策和經濟增長很久以來就被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聯系在一起。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國富論》。Smith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一國的勞動生產率,二是生產工人與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勞動效率的提高,依賴于勞動分工,而產生分工的必要條件則是資本積累,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認為,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通過影響資本積累來實現。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稅收降低了投資者的預期收益率,由于資本積累依賴于投資,而投資的動機來源于預期利潤的驅動,征稅會降低預期利潤,影響資本積累;另一方面,稅收減少了各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從而直接減少投資,影響資本積累。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看,稅收都是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素。所以,稅收不應該設定得過高,設定稅負水平的原則應該是能低則低;同時,國家的職能應盡量減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當經濟生活的“守夜人”,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經濟。
【關鍵詞】實際經濟周期 技術沖擊 時間一致性
一、引言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基得蘭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考特(Edward C. Prescott),以表彰他們對動態宏觀經濟學所做的貢獻――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以及商業周期的驅動力量和周期的根源。這是繼1995年羅伯特?盧卡斯獲得諾貝爾獎后近十年,宏觀經濟學家再次榮獲這一殊榮。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對宏觀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一般均衡分析、實際因素和微觀基礎在經濟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復興,King和Rebelo(1999)稱其為“對宏觀經濟學的有利的技術沖擊”。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RBC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有爭議的結論。其中最具爭議性的結論是,經濟周期是理性個人對實際沖擊最優選擇的結果,觀察到的經濟波動是動態的帕累托最優(Time-varying Pareto Optimum),失業是自愿的而非市場失靈的結果,因此政府干預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在八九十年代,RBC理論在假設前提、模型結論等方面得到不斷修正和拓展,如引入了市場失靈、貨幣沖擊及其他外生需求沖擊等,理論趨于成熟,其研究方法也逐漸應用到貨幣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財政學、勞動經濟學、資產定價等領域,它所倡導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已經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分析的基本工具。
二、RBC理論的理論框架
RBC模型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假設,并假定經濟中存在一個實際擾動而不是貨幣的或名義的擾動。這一實際擾動是對總體生產函數的技術沖擊,并以索洛殘差的變化來度量。這是RBC模型與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經濟波動源泉的主要分歧。當然,許多RBC模型也納入了政府支出的變化,與技術沖擊一起分析對經濟波動的影響。
在RBC模型中,代表性廠商的技術為:Yt=AtF(Kt,NtXt)。其中,Yt、At、Kt、Nt和Xt分別代表產出、隨機性技術沖擊(Random Productivity Shock)、資本、勞動和生產率的確定性分量(Deterministic Component of Productivity);函數F(Kt,NtXt)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隨機性技術沖擊At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生產率的確定性分量Xt的增長模式為Xt+1=βXt,其中常數β>0。
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u(Ct,Lt),其中Ct、Lt分別代表消費和閑暇。消費者在第t期的目標函數為:
其中,0<b<1,它表示折現因子;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條件期望。在均衡狀態下對模型求解,解出的勞動、消費、資本、產出都會隨著隨機性技術沖擊At的波動而波動,從而對現實宏觀經濟的波動給出了理論解釋。通過RBC理論框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觀點。
1、經濟波動產生的根源
RBC理論認為技術沖擊是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并且將索洛殘差的估計值作為對技術進步的測度指標。技術受外來隨機擾動因素的影響,是一個隨機變量,并且它有一個持久性分量,即一次技術創新將永久性地提高技術水平的預期路徑,這使得實際GDP也存在一持久性分量。經濟波動的分析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進行的,因此觀察到的產量波動是其自然率的波動,而不是對平滑的必然趨勢的偏離,觀察到的產量波動僅代表隨時間變化的帕累托最優。換言之,這種沖擊決定了投入(資本與勞動)轉化為產出的能力,并引起了產出與就業的波動。技術沖擊具有隨機性,這使得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也呈現出隨機的跳躍性:當出現技術進步時,經濟就在更高的起點增長;若技術惡化或下降,經濟將出現衰退。當技術沖擊最初發生于某一個部門時,由于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它會引起整個宏觀經濟的波動。
2、經濟波動的核心傳播機制是勞動供給的跨時替代
在Kydland和Prescott的分析中,由技術沖擊引起經濟波動的核心傳播機制是勞動供給的跨時替代,即在不同時段重新配置工作時間的意愿。他們認為,工資短暫變化的勞動供給彈性很高,但勞動的跨時替代并不意味著勞動供給對工資的永久性變動很敏感。如果工資上漲并繼續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在這一時期比下一時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得到更多,因此勞動供給對工資的永久性變動的反應可能是微弱的。這樣,如果技術沖擊是暫時的,使得當期的實際工資暫時高于標準工資,那么勞動者將以工作替代閑暇,提供更多的勞動,于是產量和就業量均上升,而在預期實際工資較低的未來少工作,因此真實工資的暫時變化會有一個大的供給反應。通過跨時勞動替代對外來沖擊的反應就形成了經濟波動。可見,一次性技術沖擊能夠引起實際產量的持續波動。
三、RBC理論的應用與借鑒
RBC理論從產生之時起就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因此有人認為它對人們了解現實世界沒有幫助。但實證研究證明,RBC模型并不是沒有價值的。
1、它使學者們重新看待宏觀經濟數據
長期以來,不少經濟學家忽視了一個問題,即經濟在短期是否存在對其長期趨勢的偏離。RBC理論提醒經濟研究者應考慮這一問題,因為這有助于經濟學家決定將注意力是更多地放在經濟周期問題上還是放在經濟增長問題上。而且,RBC模型中使用的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具有先進性。這一方法從微觀經濟主體的最優化行為出發建立模型,使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建立在堅實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運用這一方法,經濟學家們可以提出一些經濟問題或政策建議,然后進行試驗,這是計量經濟學無法辦到的。現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已被納入到RBC理論的主要反對者――新凱恩斯主義者經濟分析的工具箱中,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RBC理論對宏觀經濟學發展的貢獻。
2、RBC理論有著自己的政策含義見解
RBC理論認為政府付出高昂代價抑制波動的努力可能是反生產的,“充分就業”的政策目標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些觀點都是其模型內涵順理成章的推論,因為不穩定是經濟主體對經濟環境變化作出合理反應的結果。觀察到的經濟波動不能認為是對產量的理想趨勢的偏離,而應被視作是因技術變遷對生產函數的沖擊而作出的帕累托最優的反應。而且,勞動者可以自由決定個人勞動的供給,因而失業都是自愿的。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經濟總是處于不斷的充分就業均衡之中而不是非均衡之中。因此,政府干預或者說政府的反周期措施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作用僅僅在于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創造良好條件。比如,稅率的準確制定、公共物品的提供等都會影響勞動供給,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及其變動區間。
四、RBC理論對我國經濟的適用性
1、我國經濟面臨正向技術沖擊
我國的經濟增長在正向技術沖擊下正進入新一輪周期,也就是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而產業結構升級又是由消費結構升級推動引發的。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進程加快的結果,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造成了影響。正向技術沖擊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對整個經濟增長具有廣泛推動作用,但也可能引發經濟波動。由于房地產和汽車的產業關聯度很大,與原材料、能源等投資和生產之間所產生的相互推動的產業循環會形成滾動擴張。根據現期和預期需求,房地產和汽車的實際需求會被擴大,再加上金融企業的推波助瀾,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這個技術沖擊因素,在其傳導過程中就產生了放大效應或過度擴張效應,但這種過度擴張隨后會受到需求和資源的制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結構升級引起產業結構升級,正向的技術沖擊引起經濟波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關于經濟波動源的探討能適用于我國的經濟現實。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同時經濟波動的幅度也變大了,我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面臨新的挑戰。
2、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
實際生活中經常會出現經濟政策“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借鑒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給我國的政策制定一定的約束,以增強經濟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執行時,也不能排除根據經濟形勢的具體變化或針對新出現的某些問題進行必要的調整或微調。從總體上看,在經濟形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時,我國政府非常注意保持宏觀調控基本政策的相對穩定性,基本遵循“政策規則”,適當采取“相機抉擇”,把一定的政策規則和相機抉擇相結合,較好地避免了相機抉擇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RBC理論研究的基礎是相當發達的市場經濟,認為政府不應干預市場經濟。我國的市場經濟還處于發展階段,距離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發揮作用的條件還較遠,市場反應迅速且調節有力的條件還不存在。而我國政府在某些情況下,如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或高失業率時,對經濟不做任何干預是不可能的,單靠市場調節會使嚴重的通脹和高失業率狀況持續過長,帶來極大的政治、經濟風險。從貨幣政策來看,我國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但也有很大的外生性,因此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一般采取的是“雙穩健”政策,即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是一種松緊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
五、結語
RBC理論對處于經濟轉軌和快速發展過程中的中國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最優政策的時間一致問題有助于人們認識政策規則與相機抉擇的實質。按照Kydland和Prescott的觀點,社會不能在有約定的均衡和沒有約定的均衡之間自由選擇。因此,社會也不能在政策規則與相機抉擇之間自由選擇。實際上,在政策規則與相機抉擇的爭論中,存在著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政策通常被描述為是由社會選擇的,而社會實際上需要選出一個機構或一部分人來做它的代表。因此社會面臨的問題既是在不同的政策中作出選擇,又是設計一個政策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社會面臨的是機制設計問題,即到底應該賦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權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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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市場規制法;宏觀調控法
經濟法的體系是由多層次、門類齊全的經濟法部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經濟法體系的基本構成是市場規制法和宏觀調控法,“二分法”的經濟法體系也是目前法學界的主流觀點。根據對于目前經濟法體系研究現狀及成果,本文將從市場規制法和宏觀調控法兩方面對經濟法的體系問題加以探討。
一、市場規制法
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市場主體為了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擇手段,采取各種不正當競爭手段,甚至濫用其取得的市場優勢地位損害其他市場主體和消費者的利益。長此以往,市場秩序將無以維持以致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同時鑒于政府失靈的存在,需要國家采取法律手段對市場秩序進行規制。
所謂市場規制法是調整國家對市場競爭及其他不公平交易行為進行規制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市場規制法作為一個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主要由以下幾部分構成:(1)市場競爭法,主要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市場競爭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公平競爭,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2)產品質量法。產品質量是衡量市場交易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目的在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4)要素市場管理法,主要包括對各類生產和生活資料市場進行管理和監督的法律規范,如證券監管法律制度,期貨市場監管法律制度。
二、宏觀調控法
隨著社會化生產方式的出現,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社會分工的擴大,人們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日益嚴重;同時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也使得以盈利為目的的市場競爭日益導致供大與求和社會生產力與社會消費力失衡這一沖突的出現;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時有發生對于市場經濟的健康、良性和穩定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對這些不良后果的遏制單憑微觀的規制、個體的力量是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的。因此需要由國家對其進行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法由此應運而生。
所謂宏觀經濟法是指國家在調整國民經濟的運行,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活動過程中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側重于宏觀層次,國家通過政府及經濟管理機關,以市場為基礎,運用計劃、財政、金融、稅收、價格、國際收支平衡等法律,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活動,而調整這些經濟活動的法律即為宏觀經濟法。宏觀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宏觀調控經濟關系和宏觀監管經濟關系。包括國家在調整國民經濟運行,實行宏觀經濟調控和監管過程中發生的國家同各級政府和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機關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各級政府和各部門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機關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機關同企業、事業等社會組織或公民之間在宏觀經濟調控和監管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具體說來,學界目前較為一致地認為宏觀調控法體系的基本構成包括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法、財政法(包括預算法)、金融法、稅收法、產業政策法、投資法、價格法、對外貿易法等。其中計劃法主要調整計劃主體在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要的政策目標等國家計劃的過程中發生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投資、金融、財政、價格法,這些法律制度主要規范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所采用的投資、金融、財政、價格法律手段,同時也是對投資金融財政價格方面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進行的規范。產業政策法則主要調整為了實施國家計劃,在如何確定和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政策目標的過程中發生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對外貿易法的主要調整對象則是國家在對外貿易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旨在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三、二者的關系分析
市場規制法和宏觀調控法作為調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兩大法律手段,二者是相輔相成,密切相關的,對于市場經濟的建設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兩者的聯系可以說市場規制法是宏觀調控法的基礎,市場規制法能否良好的執行對于宏觀調控法目標的最終實現有一定的影響。而宏觀調控法調控目標的轉變也會直接影響到市場規制法相關制度的變更。然二者的區別也是很顯然的。它們在產生順序、解決問題、功能作用、調整性質、調整原則等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首先,二者產生的順序不同。中國的法律制度特別是現代化的法律制度多是從國外引進的,而這其中的社會歷史因素自不必言。因而經濟法作為中國引進的一項法律制度雖在現在看來極具中國特色,但從淵源上說來,其源于資本主義國家。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兩個階段,相對應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由于高度的自由競爭使得國家不得不對競爭秩序進行規制,由此市場規制法產生。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市場主體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壟斷逐漸形成且其實力日益強大,嚴重的限制了自由競爭,阻礙了經濟的發展,甚至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為了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國家開始對經濟進行干預,至此宏觀調控法產生。所以說市場規制法先于宏觀調控法產生,這一點,從自由競爭理論和國家干預理論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先后盛行即得到印證。
其次,二者對于經濟關系進行調整的原則不同。市場規制法的調整原則是效率優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規制法體現、認可和保障個體權利,維護個體合法的營利活動,使社會關系主體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合法化,從而最大限度地挖掘作為主體的人和組織的空前的創造力和活力,同時對市場秩序和市場行為進行確認、規范和保障。宏觀調控法的調整原則則是追求社會的公平,實現社會公正,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再者,二者的功能作用不同。市場規制法的作用在于國家通過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對
市場進行干預,通過行政機關管理市場,以保障資源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以及市場的良性、有序運行。宏觀調控法的作用則在于規范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行為,實現引導經濟發展的目標。
目前,雖然“二分法”是經濟法體系的主流觀點,但經濟法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其體系的構建要從變化著的實際出發,并在對問題進行更深一步的認識的基礎上同時對不斷產生的新問題加以考量,以實證主義的態度來研究這一問題。這樣的經濟法才更能實現其對于公共利益進行保護的價值目標,才更能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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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市場結構;政策效果;傳導機制
作者簡介:王劍,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學博士研究生,從事金融理論問題研究;萬解秋,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金融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3)01-0068-05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有關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的問題受到了空前的重視,有關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問題真的那么簡單嗎?在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手段中,貨幣政策究竟處在什么樣的地位?為何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預往往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我國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究竟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在今天是值得我們去研究探討的。因此,認識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及其有效性對于提高貨幣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危機以來貨幣政策效果面臨考驗
長期以來,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一直是一個理論上極具爭議的問題,在政策實踐上也有不同的分析評價方法的問題,有關貨幣政策的實施方法和手段的爭論可以說是由來已久。[1]
今天我們從金融危機爆發后的政策實踐來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 則討論更具有現實意義。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少見的動蕩危機,銀行體系出現了戰后最為嚴重的危機沖擊,大量證券化金融資產價格暴跌,一瞬間大量資產就化為烏有,大量金融機構由此陷入危機,銀行機構幾乎都跌入了深淵,收縮信用以求自保導致金融市場進入了更為嚴重的通貨緊縮,金融危機出現了全面擴散。美國和其他的發達經濟體先后進入了全面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引發了市場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銀行信貸機構出于危機應對實施信貸收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機的形成。
在金融市場陷入危機的情況下,政府和貨幣當局也開始采取積極的行動,形成了積極的介入市場的政策調節和貨幣政策的反危機措施。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的應用,都成為了危機時期的反危機宏觀調控。然而,要對這些行政介入和貨幣政策作用效率進行即時的評估是十分困難的。大量的分析推論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邏輯的推導,并沒有實踐的證明意義。
從貨幣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是充滿著矛盾和對立的評價。在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政策出現之前,貨幣的作用存在著中性和非中性的爭論,對立的觀點主要集中在貨幣對于經濟增長有無實質性的作用,中性論者認為貨幣量變化只能對價格、商品和資產的價值衡量產生影響,但不會對經濟增長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那么,貨幣中性的話,貨幣政策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我們看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凱恩斯主義興起的貨幣政策,被賦予了可以影響貨幣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消費的工具變量,貨幣政策也就成為了影響投資和消費支出的重要宏觀政策變量。今天,繼續實施貨幣政策刺激投資和就業,其政策面臨著傳導機制和投資刺激方面的種種考驗。
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其有效性看,貨幣政策工具及其作用過程一般被設定為貨幣流量變動影響市場利率,市場利率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投資和消費者的決策,最后影響市場的支出水平,這種傳導機制也就是一種貨幣傳導機制,銀行、企業和消費者都是受市場利率影響而作出及時反應的主體,它們的行為變化直接體現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這種假設的合理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個完美的市場體系上的,利率信息的傳導沒有任何的阻礙因素,經濟主體的反應是及時而且理性的,那么,實際的運行狀況如何呢?我們知道,貨幣政策當局改變的只是基礎貨幣供應量,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債券買賣來改變貨幣流通量,通過貨幣流通量的改變來影響市場的利率水平,因為貨幣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已經發生了改變,而市場利率水平的變化會影響到投資和消費的機會成本,這就可能改變當期的實際支出水平。這個完美的傳導作用過程及其影響能力在理論上有效,但始終沒有得到實際的檢驗。[2]早期的貨幣主義者和后來的理性預期學派從傳導機制和預期變化方面證實了這種假設的不合理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無法得到證明。
從金融危機后的政策調控實際過程看,貨幣政策調控效果面臨的挑戰主要源自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貨幣當局改變基礎貨幣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即M2的變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實際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也無法獲得市場利率變化的信息,難以控制利率水平,這是一個多變量影響因素;三是即使獲知了利率水平的變化幅度,也難以測算出投資和消費的可能變化幅度,因為投資消費主體調整支出受多重因素決定,利率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次要變量;因此,假定利率調整就會調整支出的結論并不能成立。可以說,即使是在一個完美的市場體系中,貨幣當局操控基礎貨幣量的供給機制,也無法獲知最終實際投資消費支出的變化量,這是很顯然的。在今天這樣一個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中,這一政策調控的結果更是有限的而且效率不明。
這種政策無效性的假設也得到了實踐的證實。從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效果看,投資和消費的變動在市場體系中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貨幣政策的調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了作用,是一個難以分離和證明的問題。在實際的刺激過程中,激進的貨幣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資支出的擴張,不管中間關節是否出現問題,基礎型貨幣量擴張松動無法實現投資和消費支出的推動,即使像美聯儲實施連續的貨幣量化寬松政策QE1、QE2、QE3,對于投資的增長和就業的增長效果十分有限,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持續的貨幣擴張反而帶來了通貨膨脹的隱患,并導致政府的擴張性宏觀政策陷入了停滯和通貨膨脹的兩難境地。滯脹的出現將是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必然結果,歐美日各國目前都面臨著嚴峻的滯脹挑戰。[3]
如果從貨幣政策的中間環節看,其傳導效率也存在著嚴重的障礙。我們已經發現,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基礎型貨幣的可控性不能解決市場實際流通中貨幣量(M2)的可控性,在實際貨幣流通量的形成過程中,各種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反應產生了不同的預期和作用力,銀行和企業公眾作為交易者具有獨立決策的能力,它們的預期與行為最終可以改變貨幣實際的形成量,這已是為實際市場運行所證實了的。大量貨幣投放后并未形成貨幣實際供應量的增加,信貸流量和投資變動也不清晰,出現了所謂的“貨幣失蹤”,貨幣供應從源頭到實際流通市場的數量變化難以控制和測算。而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于實際利率的沖擊影響也存在著難以測算的問題,這其中涉及貨幣流通速度、貨幣超額儲存、貨幣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影響,導致市場利率的變化難以預測。那么,利率變化的實際程度有無把握的機制和方法呢?新凱恩斯主義者提出了一種新的認知方法,那就是根據市場利率的短期變化來判斷貨幣市場供求關系的實際狀態,再進一步參考市場就業率水平和通脹水平,來決定貨幣供應量的政策走向。[4]這種方法已經放棄了尋求利率與貨幣流通量變量關系的做法,確認利率的變化是由貨幣市場和商品流通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轉而通過認識利率的變動來確認貨幣市場的實際供求關系變化水平,這就是貨幣政策調控中著名的“泰勒規則”。從金融危機爆發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當局先后推出的貨幣數量寬松政策,都有著“泰勒規則”的影子,它們都盯著市場利率和就業率的實際變化,而并沒有在意一國當時流通中有多少貨幣。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轉變,改變了傳統貨幣政策作用的傳導要求,也擺脫了對流通貨幣量測算的困擾,直接面對利率、就業率、通脹率等市場要素,這對于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是一個重大的進步。當然,貨幣政策變化對于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實際作用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和貨幣流通量之間的復雜關系給貨幣政策操作提出了難以解決的難題,形成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盲目操控和效率黑箱。
二、貨幣政策操作的難題:有效性確認困難
今天,對于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體系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對于實際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著不同的理解。這必然形成一種對于什么是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釋,也就是說,可以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解釋為實際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率的上升等指標;也可以把它解釋為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率的調整和貨幣信貸市場的穩定,當然,也有人認為可以將二者連在一起,形成一種多元的目標,但實際情況是穩定的結果可以理解為有利于就業和經濟的回升增長。
如果我們將二元目標結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國貨幣當局都是一個失敗的政策操作者,它們的貨幣政策也是難以收效的。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經過了兩輪擴張調節后,實際的貨幣流通量是不得而知的,其信貸投放量自2008年以來一直在收縮,基礎貨幣投放量寬松后信貸量沒有積極反應,金融機構的信貸順周期行為十分明顯;利率的變化也不明顯,短期內幾乎沒有反應;市場的投資和消費量反應也十分冷淡,失業率一直維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實際經濟增長率也處在1%的低位水平上,這究竟是傳導問題,還是政策本身的效能問題呢?貨幣政策難以解釋。[5]
其實,所謂的寬貨幣不等于寬信貸,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資,說明的就是就業和經濟增長回升是一個獨立的市場調整過程,與貨幣政策刺激無關。今天,當我們回顧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效果,就會發現這種貨幣刺激的無效性。為了應對日本國內長期的投資和經濟低迷,日本銀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貨幣寬松政策,但投資增長不明顯,通貨緊縮的局面一直在持續,也就是信貸收縮和投資消費的低迷一直無法改變,這已經不是貨幣政策效率的問題了,根本就是投資和就業的變化不受利率和貨幣政策調控的影響,因此,這說明投資消費和就業增長其實是貨幣流通量以外的獨立變量,不可從貨幣政策的效率角度來解釋市場變化。當然,合理的、獨立的貨幣信貸政策是重要的市場保證條件,混亂的、主觀隨意的政策操控必將破壞市場體系的穩定運行。
在金融危機影響市場實際需求的情況下,各國的貨幣當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應對措施,政策的效果不一樣。一種情況是量化寬松政策導致流動性增加,但信貸和實際投資量并未增加,實際支出和就業量也就不會有影響,如果要評價它的效果,對于流動性增加和通貨緊縮的遏制或許是有效的,它促進了金融危機狀態下經濟和投資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來面目就應該是這樣的。而如果對于貨幣政策認定了促增長、拉就業的目標,那么,貨幣政策的無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當前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是,當貨幣當局極力擴張基礎型貨幣供應量和增加流動性投入量時,在很長的時間里,一年或一年以上,實際的信貸投放量不能有效增加,我們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國和日本,都看到了這種情況。美聯儲或日本的貨幣當局實施貨幣供應擴張的量化寬松政策,市場的流動性增加了,但信貸流量并未增加,投資和消費也沒有增加,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也難以上升;而物價和通貨膨脹也沒有出現。這是貨幣政策目標無效,還是傳導機制出了問題?我們經過分析可以知道,這些目標本身就不在可能的政策效果之內,因而就難以收到效果。如果實際市場運行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通貨緊縮趨勢,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經濟的復蘇和增長率的上升是另一個目標了。[6]
因此,我們不能把低增長率和低就業率的均衡維持歸結為貨幣政策的無效,這本身已經超出了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圍了。
三、我國貨幣政策的低效性與機制重塑
面對今天的金融危機影響,我國也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試圖形成對于市場支出的積極干預。從貨幣政策的運作機制看,我國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貨幣支出工具調控基礎貨幣供應量,但被認為效果較差;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傳統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貸指標、信貸配額等直接調節決定貨幣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預決定市場的投資和消費支出,形成了一種復合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傳導效率呢?總體上說,貨幣政策擴張的效果具有低效性和行政操控的高成本特征。
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運用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市場體系和企業制度市場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觀經濟調控包括對貨幣信貸量的調節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年代中期,投資消費的支出決定受市場體系的影響越來越大,經濟增長及其波動也形成日益明顯的周期性。貨幣當局也就面臨著調節經濟增長周期和維持貨幣物價穩定的問題,積極的貨幣政策正式走到前臺。反周期的積極的貨幣政策體現的原則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預貨幣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標當然是經濟的增長率和就業率等指標,而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調節趨向于緊縮貨幣信貸,實現調控支出水平的目的。從以往的政策效果看,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較明顯,復合性的緊縮政策對于貨幣流通量、信貸量和投資支出規模都有快速的影響,沒有貨幣支持的投資支出是難以維持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行政性越強,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就越好。[7]但對于擴張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顯了,因為市場機制的作用,企業和消費者的獨立決策地位上升,對于市場周期變動的預期強烈,貨幣當局要改變這種預期是不可能的,要勸告或誘導企業、消費者改變行為也是不可能的,這必然導致反周期的擴張政策失效,政策的傳導效果也就不明顯,這是必然的結果。要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市場行為,在現實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是難以奏效的,這就產生了一種可能性,就是應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預市場的支出,從而能快速收到擴張的效果。這種假設在近年來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宏觀經濟調控過程中獲得了實踐驗證,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們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利率貨幣的松動和基礎貨幣量的擴張對于市場流動性有積極的反應,出現了貨幣在金融體系內部高速流動,短期資金泛濫,但同期的實際信貸投放量并未見到有效增長,貨幣政策的支出效應不明顯。[8]在歐美國家出現的貨幣堆積于央行的現象,也出現于我國的貨幣供給體系。
進入2009年以后,貨幣信貸投放的松動擴張實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手段,行政系統甚至直接規劃實施投資項目,財政也積極地配合,出臺了4萬億的投資項目計劃,銀行信貸系統在行政指令下于當年增發了8.5萬億人民幣信貸流量,支出的擴張在行政性投資立項規劃下得到了實現。我們看到,貨幣擴張的有效性是財政支出擴張的影子而已,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而已。因此,貨幣政策在現實的情況下充其量只是財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計劃的從屬措施罷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強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場預期條件下,企業和消費者的預期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行政性投資拉動市場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現了過熱和投資過度的問題。這個顯然不是貨幣政策在當前過度有效了,利率、準備率、匯率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慮在特殊結構條件下的形成的問題。我們近年來大量的實證分析和檢驗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行政性的投資支出擴張并非貨幣政策調節的效果。[9]
機制重塑,我們今天面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完善和企業預期影響日益強化,這一行為反應與貨幣政策的行政性調控的沖突日益明顯,會嚴重削弱宏觀貨幣政策的效率。我們面臨的選擇就是要么強化政府的直接投融資和行政性的投資體制,弱化市場體系和企業的自主投資決策影響;要么調整貨幣政策的操作方式和目標,重新構造一個新的貨幣政策傳導作用機制,形成一種市場體系之上的經濟性杠桿體系,提升貨幣政策的操作有效性[10]。
依托于現實的經濟結構與市場基礎之上的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需要利用利率、準備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經濟手段進行操作,在操作目標方向上引入物價和通貨膨脹率、就業指數等中間變量作為參數,這樣的傳導機制依存于金融市場體系,操作上可以放棄直接安排投資項目和信貸配額等可能引發嚴重弊端的手段,形成一種適應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和金融市場作用條件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真正地提升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
參 考 文 獻
[1] 謝平. 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的挑戰[J]. 金融研究,2000,(1).
[2]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 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貨幣政策完善[J]. 金融研究,2004,(4).
[3] 趙振全,于震,劉淼. 金融加速器效應在中國存在嗎? [J]. 經濟研究,2007,(6).
[4] 陸前進,盧慶杰. 我國利率調控面臨的困境及政策含義[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8,(5).
[5] 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課題組.商業銀行順周期性與金融宏觀調控研究[J]. 浙江金融, 2009,(4).
[6] 黃武俊,燕安. 中國貨幣政策信貸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 上海經濟研究, 2010,(3).
[7] 范從來. 論通貨緊縮時期貨幣政策的有效性[J]. 經濟研究,2000,(7).
[8] 萬解秋,徐濤. 匯率變動對中國就業的影響[J]. 經濟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