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中圖分類號:F10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干預機制的要求
理論上,市場經濟是以交易自由化為要旨,倡導供求關系以市場自動調節為準,即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雖然商品市場會出現暫時的供大于求或供不應求,但是市場利用價格等調節機制最終會達到結構均衡。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發展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國計民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運用,是一個全新的嘗試,由于過去的市場經濟都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的,因此,這一嘗試需要摸索著前進。微觀規制的作用在這里就凸現出來。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存在著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針對具體市場行為主體進行調控的機制。只有具體行為主體處于良好的運行當中,才能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打下基礎。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需要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二、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一)宏觀調控的有效開展
1.作為政府用來調節市場行為的主要方式,在運用宏觀調控時要注意行政手段、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結合。行政手段的特點是具有權威性和執行性,因此調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時期內使用,并且在運用時要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否則就會造成市場的結構失衡。經濟手段是一種相對比較溫和的手段,尊重市場機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場自身發展的程度較高。法律手段是三種手段中最強硬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既要滿足市場經濟“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要求,還要維持“政府調節資源”的實際,這一手段的運用是必須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將三種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好而高效地運行。
2.宏觀調控要“與時俱進”。面對當前中國市場全新的特點,宏觀調控要“與時俱進”。國際國內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宏觀調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僅要提高調控的頻率,拓寬調控的范圍,還有加大調控力度。頻率上,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的運用頻率,還有及時地優化信貸結構,為保持經濟平穩有效地增長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圍上,由于經濟危機的國際化傳導,我們要增強對出口相關政策的調整,還要加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上,大規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實施減稅,是重要的調控方法[1]。
(二)微觀規制的合理運用
1.將經濟性規制和社會性規制結合起來。經濟性規制主要是規制具體的某一行業,社會性規制從社會整體范圍上出發,面向全社會的企業和消費者。經濟性規制以保證經濟有效率地運行為目標,而社會性規制是要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經濟性規制是社會性規制的基礎,做好了每一行業的企業行為約束,就利于社會整體性的規制;同時,社會性規制搞好了,為經濟性規制打下了堅實的后盾[2]。
2.進一步改善微觀規制。這里的“改善”,包括規制的范圍、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沒有規定要設立反不正當競爭的專門機構或部門,而現在有了《反壟斷法》明確規定政府必須設立反壟斷的專門組織和機構[3]。
(三)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各有特點,一個“大處著手”,一個“小處著墨”。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代表國家,整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場來調節資源配置,是不現實的,還需要政府的適當干預。政府的干預,要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兩手抓”,且“兩手都要硬”。一方面,因為市場是由很多具體的經濟主體組成的,對于市場的干預最重要的是要落實到對具體經濟主體的約束,即微觀規制;另一方面,微觀領域的市場規制并不能適應主體構成的市場,市場結構、就業、收支平衡等總量問題,需要宏觀調控。也就是說,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一體”的“兩翼”,保證了“兩翼”的“完好無損”,才能使整體“翱翔”,即保證了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才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1]喻新安.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宏觀調控的特點[J].企業活力,2009,(3).
第2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現調控;市場價格;資源配置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宏觀調控,許多人認為那是國家考慮的問題,與己無關。實際上,它距離百姓生活又是如此之近,或間接或直接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宏觀調控是為防止市場經濟自發過度波動的缺陷,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調控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避免經濟大起大落,通過對貨幣、財政、外匯等收支總量的調節與控制,實現經濟宏觀總量平衡,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
一、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第一,它是市場機制的內在要求。市場對資源配置一般是按價值規律的要求,通過靈敏的價格信號和經常的競爭壓力,協調供求關系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然而,在對保證經濟總體平衡,防止經濟劇烈波動,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對于維護公平競爭,防止貧富分化;對于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或者勉為其難,或者無能為力。市場經濟本身存在缺陷,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尤為必要,糾正市場缺陷造成的種種損失和偏離,就成為政府干預措施的制定和實施的直接理由。
第二,社會化大生產和分工協作關系的發展要求統一的宏觀經濟調控。生產社會化,是指由分散的、小規模的個體生產變為集中的、大規模的社會生產過程。生產社會化的推進,把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在全社會范圍內聯結起來,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成為一個有機體。在這種條件下,社會生產若處于無政府狀態,單靠各經濟單位自發行為,就難以達到穩定、協調、持續地發展。所以,生產社會化要求,社會必須自覺地、有計劃地指導和調控國民經濟總體的發展。
第三,經濟轉型期的特殊要求。我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還不成熟、不完善,受市場機制及其他因素的影響,經濟運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過熱或偏冷趨勢,必須通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來加以調整,從而使經濟發展速度相對均衡,處理好速度、比例、效益三者的關系。
二、宏觀調控面臨的挑戰
現時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三大挑戰:一是如何繼續以穩妥措施鞏固宏觀經濟調整成果,使特定時期的宏觀經濟調控平滑轉入正常時期的宏觀經濟調節;二是如何促進消費合理增長,緩解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壓力,避免非理性的投資反彈;三是經濟結構調整問題。針對經濟局部過熱的宏觀調控暴露了我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體制和資源瓶頸問題,通過簡單填平補齊方式解決容易留下弊端,應通過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推進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和增長方式轉變從根本上解決。
今后一段時期,建議宏觀管理部門提高調控的前瞻性,發揮三大作用:一是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既要看到宏觀調控措施已經取得的明顯成效,又要看到宏觀調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既要避免反彈加重調控,又要及早發現新的傾向性苗頭和問題,及時調控,創造正常發展的良好宏觀環境;二是改善調控機制,把握好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掌握好出臺的力度時機和節奏。宏觀調控尚需努力,不能放松,當然宏觀調控也需改善,不能僵化;三是抓住改革投資融資體制的根本,繼續重點解決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粗放經營問題,同時要盡快出臺投資調整目錄和支持國內民營經濟投資的政策措施,實現有限制、有扶持、區別對待,培育經濟的自主增長力量。
三、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的措施
第一,宏觀調控的主體是國家(含地方政府),那么加強宏觀調控前提之一就是政府行為的理性化。現在,宏觀經濟調控之所以存在各種障礙,各級地方政府行為的非理性化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諸如地方保護主義,人為地分割市場,造成競爭的不公正、不充分。鑒于此,轉換政府職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就成為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的有效性依賴于健全的微觀基礎。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如果沒有完善和健全的微觀機制,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再完善、再健全也就沒有了對應的著力點。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切實將政企分開,將企業塑造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它才可能對各種市場信號有敏銳的反應,宏觀調控才可能真正落到實處。
第三,宏觀調控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功能的正常釋放,要求計劃、財政、金融體制的改革配套,協調地運行。由于我國正處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經濟體制的整體改革推進,必將制約和影響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程度,也從某種程度上加速和延緩經濟體制整體改革的進程。所以,宏觀調控體系的建立和健全必須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背景之上進行。
總之,宏觀經濟調控不是萬能的,也有其局限性。宏觀調控必須在市場對資源進行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之上才能進行。宏觀調控從某種意義上的對市場和市場機制的管理,但管理絕非是代替,宏觀調控不可能也絕不能代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它只是市場對資源進行配置基礎之上的二次作用。
(作者單位:1.大連市旅順口區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大隊;2.石河子大學經濟貿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劉師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2]李書琴,劉卓良.關于宏觀經濟調控的幾點思考[J].理論探索,1995.2.
第3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一、 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對比分析
1、理論基礎 兩者都以國家干預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所不同的是市場管理法所依據的是直接干預理論，而宏觀調控法則是間接干預理論。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商品經濟，市場有著及時性、靈活性等特點，能有效地促進市場競爭，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但又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如自發性、盲目性等，市場主體為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會采取不正當的競爭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壟斷、貧富懸殊等社會不正義問題，這些是市場自身無法克服的，也正是國家干預的根源所在，國家依法干預市場活動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壟斷、抑制貧富差距擴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場經濟必須確立政府的干預。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而產生，而區別就在于：市場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預為理論依據，而宏觀調控法以政府間接干預為理論依據。
2、側重點 市場失靈是國家干預的根源，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表明，國家干預也并非沒有缺陷，政府干預的失靈（如過度干預、濫用干預權等）同樣會妨礙交易的正常進行，政府規制的失敗，就要求必須確立對政府干預的規范，其中包括約束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規范政府干預的行為，從這一方面來看的話，筆者認為對市場管理法來說，它著重強調的是對市場主體一方行為的約束，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的約束，維護市場的競爭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觀調控法則更加注重對政府干預行為的約束，以確保政府的宏觀調控權的正當行使。所以，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市場管理法側重于確立政府干預，宏觀調控法側重于規范政府干預，但只是側重，兩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的雙調整基礎上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
3、調整方式 由于兩者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存在差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調整方式的差異，市場管理法通過國家對市場的直接干預來實現其職能，它通過運用行政命令，規章制度之類的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對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進行規制，如通過制定和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依法嚴禁市場主體在交易活動中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為市場主體交易行為確立一個直接的、強制性的選擇標準。宏觀調控法通過國家對經濟活動的間接干預實現其職能，從而間接影響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選擇，由此可看出，它為市場主體所確立的是一個間接的標準，具有可選性，如通過體現法律規范特點的一些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明確向市場主體傳達一種信息，哪些市場交易活動因符合國家經濟政策而受到鼓勵，哪些不符合國家經濟政策而受限制等。
4、調整對象 市場管理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在管理市場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關系，即市場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市場主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依法查處中所形成的市場交易管理關系，主要存在于微觀經濟領域，具有直接性、強制性等特點。宏觀調控法的調整對象，指的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即宏觀調控關系如財政關系、金融關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觀經濟領域，具有間接性，選擇性等特點。
5、調整范圍 市場管理法以市場管理關系為其調整對象，其主要發生在國家規范市場主體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的過程中。從其體系結構來看，市場管理法的內容主要包括市場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等。宏觀調控法以宏觀調控關系為調整對象，而宏觀調控關系涉及國民經濟運行的全部過程，包括財政關系、金融關系、產業關系、計劃關系等。體系結構方面，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財政法律制度、稅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產業法律制度、計劃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無論從兩者的調整對象還是體系結構來看，宏觀調控法的調整范圍都要比市場管理法的調整范圍寬泛。
6、調整方法 在關于兩者的調整方法上，筆者認為：市場管理法由于國家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競爭和交易行為，直接涉及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市場管理權的不正當行使會對其利益造成損害，同時也為了防止有關行政機關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場主體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損害相關主體利益，所以市場管理法的調整方法只能使用單一的法律調整手段，以維護和保證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而宏觀調控法則是通過對市場的間接干預來影響市場主體的經濟選擇行為，具有一定的誘導性，選擇性，而且其涉及面廣，貫穿國民經濟運行全過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為主，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為輔的調整方法，但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運用必須在法律確定的宏觀調控框架內進行。
二、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
在討論兩者關系之前，筆者認為應先談一談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因為市場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進和維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所以，在一定層面上，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可以反映出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關系。市場競爭作為市場經濟的作用機制是與宏觀調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場競爭是宏觀調控的基礎。競爭首先是市場的競爭，沒有市場，宏觀經濟調控就沒有了對象和基礎，就失去了運作的機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觀調控不立足于市場，則是一種盲目的，形而上學的調控，就會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所在，要發展市場經濟關鍵是鼓勵和維系市場競爭。另外，宏觀調控還受到市場競爭的制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社會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它是第一性的、基礎的。只有在市場調節無法起作用的領域，才有必要實施宏觀調控，凡是市場可以競爭的，就沒必要進行宏觀調控。此外，宏觀調控的目標要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因為市場競爭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基本途徑。
其次，宏觀調控是市場競爭的條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由主義經濟，它內在地要求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家通過對市場運行進行調控，可以克服市場波動和大起大落，保證經濟運行穩定，而市場主體也只有在穩定的市場環境中才能進行公平、自由的市場競爭。宏觀調控還對市場競爭范圍及競爭目標進行調控，規定在哪些范圍可以競爭，哪些范圍不允許市場競爭，那些競爭是無所謂的、無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勵的。此外，由于市場主體是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體，市場競爭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部分市場主體競爭的不自由，而這些問題是市場競爭自身無法解決的，宏觀調控的實施可以有效的緩解這些問題，實現社會實質正義。
第4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摘 要 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理論。我國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的行使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宏觀調控的具體內容如目標、范圍以及方式手段上進行準確定位,以促進宏觀調控職能的完善。
關鍵詞 宏觀調控 政府職能
宏觀調控內容和手段的反復變化既反映了經濟環境的客觀變化的需求,但更深層次上這種經濟環境本身也是在宏觀調控的片面價值取向下形成的。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價值取向始終是人民群眾的利益,經濟的發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目的是促進人民物質文化需求得滿足。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在形式上可以借鑒,但更高層次上價值理念的不同,決定了整個經濟建設的道路也將是大相徑庭的。我們決不是在重復別國走過的路而做到避免他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而是在走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同時避免可能會在前進中出現問題。為此,必須理清我國自己的宏觀調控理論體系,明確宏觀調控的內容和手段,探索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制和制度。
一、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具體內容
我國現在將宏觀調控目標定位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這意味著我國宏觀調控目標體系的定位,向著與現代市場經濟統一目標的規范階段轉變。
(一)經濟增長穩健
經濟增長是增加就業、保證財政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質基礎。西方發達國家多把經濟增長率達到4%左右作為經濟增長的理想目標。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潛力大,人口多且增長率高,為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理想的經濟增長率應更高一些。保持經濟較好、較快的增長是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這樣才能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
(二)可持續的、科學的發展
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經濟增長單指產出GDP的增加,而發展則不僅包括產出增加,而且主要強調的是社會全面進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五個統籌",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正是對"發展"概念的科學詮釋。宏觀調控中,在宏觀層面引導經濟主體的行為,實現科學發展觀。對于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同產業的投資規模,要善于利用政策引導,維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就業充分、充滿活力
穩定是改革與發展的前提。我保證就業本身就應該是經濟健康發展和我們宏觀調控的目標。一則,我國人口基數大,城鄉閑置人數多;二則,保障充分的就業,維持人們的正常生活,積極的行使勞動權利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民的正當權利,我國政府在宏觀調控中要把此項任務作為一項重要的目標。
(四)社會穩定、和諧
政府應該建立起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法制保障,經得起經濟波動的影響。宏觀調控職能將社會保障事業納入調控范圍,促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在財政收支、發展規劃、產業調整、利率和稅率的選擇都應達到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目標。
二、宏觀調控行使手段和方式定位
(一)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關系
宏觀調控職能行使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屬于直接干預方式,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屬于間接方式。但是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嚴格意義上講不是一個層次上的劃分方法。
1.法律手段
宏觀調控是一項高度技術性,又因其宏觀的理論高度,又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成分。因而作為通常的經驗積累的法律是不能對宏觀調控進行有效的調節的但是法律同時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引導社會的發展。產業、財政、金融等政策法律化去貫徹實施,這樣的法律手段也能保持市場運行的統一和連續,避免宏觀調控政策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被地方政府和部門、行業故意扭曲,使得宏觀調控效果大打折扣。
2.經濟手段
經濟手段是間接手段,卻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導向機制的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主要的經濟手段,這種間接的手段調節市場運行,不直接干預微觀市場主體的行為,使得宏觀調控和微觀自由不至于直接發生沖突,適合經濟主體自由發展的需要。通過間接的經濟手段能夠平穩的、緩和地將經濟形勢調節至正常范圍以內,避免了經濟上的大起大落。經濟杠桿和經濟參數的使用反映了一個國家市場的成熟程度。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五次宏觀調控實踐中,經濟杠桿使用不斷熟練。以后隨著市場的成熟和企業家的成長要善于使用經濟參數這種間接的調控手段,使經濟平穩且自然的發展。
3.必要的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我國傳統的經濟管理手段,在市場經濟中這種手段對于市場秩序的維護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經濟危機到來時,或者重大的社會事件中,強制性的行政手段不可少。這種手段的使用是極其有限的,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時,應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與經濟手段密切配合。但是在宏觀調控中,行政手段不應該用來干涉企業的經營自由權。行政手段能迅速收到調控效果。
(二)宏觀調控政策手段
在法治國家里,政策從屬于法律,但是政策也有一定的獨立性。法律具有穩定性特征,政策具有靈活性特征;法律和政策的價值取向上也不相同,法律首要的價值目標在于追求社會公正和保護公民權利,而政策主要追求效率,著眼于解決實際問題。因而宏觀調控中,面對尚未形成的經濟波動現象,采用靈活的政策手段予以引導能夠收到比較好的結果。這種政策手段的提法與上面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的提法在邏輯上也有交叉重疊,如產業政策、就業指導、投資資訊等方式,不具有強制力,公民和企業有采納與否的自決權利。因而這種手段相對于以上三種也有一定的獨立性,作為上述三種手段的補充,起到宏觀調控輔助手段的作用。
參考文獻:
第5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 市場經濟 宏觀調控 審計監督
1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宏觀調控，審計監督是宏觀調控的重要
我國的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以國家宏觀調控為前提的。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弱點和消極，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一步深入，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市場發育不成熟，競爭規則不健全，財經法規不完備，人們對市場經濟還缺乏全面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和管理，不僅利用市場經濟“無形的手”發揮價值的作用，同時利用“有形的手”加強宏觀調控，以保證供求總量的平衡、經濟結構的合理和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
宏觀經濟調控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它包括兩大部分：調節和監督。執行調節職能的主要是計劃、、稅務和財政。他們通過國家計劃、信貸、貨幣投放、稅收政策以及財政支持等手段進行調節，保證國民經濟協調地發展。上述部門在調節的同時，還通過其業務履行監督的職能。
目前，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監督的部門主要有：工商、財稅、物價、統計以及各專業管理部門，以上多數是屬于專業性監督。通過各自的專業對經濟活動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行業依法進行監督，所監督的僅限于分管的專業活動，還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審計進行再監督。審計在監督范圍和關系上不同于其他經濟監督，是具有獨立性的綜合監督。審計監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宏觀調控體系中居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我國經濟監督體系中，審計不但同其他專業經濟監督部門一樣負有對企事業單位實施監督的責任，而且還要對各專業經濟監督部門實行經濟再監督，并為宏觀調控提供審計信息，提出審計意見，供宏觀決策。因此，審計監督是國家和各級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宏觀管理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加強審計監督維護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序經濟，是法制經濟，絕不是完全自由經濟，也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它需要完備的法律來規范和保障。首先是立法，制定或修訂適合市場經濟的法規制度，然后有關部門和單位貫徹落實這些法律制度。但是，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項法規制度的貫徹，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督，是不可能得到切實貫徹的，法律也成了紙上談兵流于形式。因此，必須有強有力的監督機關進行監督，對執行好的予以肯定，對執行不好或違反的予以處罰和糾正，保證法規制度的正確貫徹。依法審計是審計部門的神圣職責，審計又是綜合性的經濟監督，對保證法規的貫徹有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審計，可以檢查法規的貫徹執行情況，保證法規的落實；可以把貫徹的情況和反饋給立法機關和管理部門，以改進立法工作和改善宏觀調控。
審計是綜合性經濟監督，與其他專業監督比較，它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范圍寬。監督的范圍主要包括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他部門、國有金融機構和企事業組織等，覆蓋的面很寬。二是層次高。不僅對經濟管理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進行審計，而且對財政預算執行的情況和決算，國有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和損益，國有資產及國家建設項目進行審計監督。三是內容實。經濟組織的財務收支，全面反映了它的經濟活動和成果。這些特點充分說明了審計在各類監督中的重要性，是其他監督無法替代的。
審計的任務是監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審計的任務也將不斷擴大，服務、咨詢、公證的任務也將不斷增加，審計對推進廉政勤政，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和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將發揮重要作用。
3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強化國家審計，并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
我國的審計組織是由國家審計、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三部分組成。各審計組織在市場經濟中擔負著不同的職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對經濟活動要從直接管理轉到宏觀調控上來。國家審計的主要職能轉變到宏觀經濟監督上來。
國家審計監督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就是要將審計重點轉向審計執法部門，對使用國家資金較多的綜合管理部門和單位，通過審計監督維護國家財經法紀和經濟秩序，促使合理的使用資金，講求效益，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監督宏觀調控措施的執行，并反映執行中的問題。監督政府部門貫徹勤儉節約的原則，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加強廉政建設。
國家審計監督在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培育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要突出抓好三個方面的審計。一是在促進加強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應著重抓好財政、稅務和金融機構等經濟管理部門的審計，這些部門是執行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部門，通過預算、稅收、信貸、利率等經濟手段調節經濟和市場。審計監督的任務就是規范他們的業務行為，使其按照國家的經濟政策、經濟法規、市場規則組織財務收支，以維護國家利益，保證政令暢通和國家資金的有效運用。對掌握國家資金較多的政府部門，以及有權收費、罰款和預算外收入較多的企事業組織作為必審單位，檢查資金管理、分配、使用和效益情況，監督其遵守財經紀律，節約支出，加強廉政建設;對重點建設項目及技改項目投資進行審計，檢查資金流向的合理性，防止資金流失，提高使用效益。對國際援款、貸款項目的審計，重點是監督各方面履行合同，督促資金及時到位和配套資金的落實，提高資金使用效益。二是在促進建立制度方面，要深化企業審計，轉向對企業的真實性審計。審計的重點放在對國民經濟全局較大的國家財政給予補貼、上繳較多的以及在股份制企業國有資產所占控股地位的企業資產負債及損益。其他企業實行委托社會審計組織查證或內部審計機構審簽的。對政府綜合經濟部門責任人、廠長(經理)要實行任期經濟責任審計，指導企業監事會開展監督管理工作。三是在促進建立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方面，要積極協助紀檢、監察、財政、稅務等部門對侵吞公有財產和采取偷稅、抗稅、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者進行審計監督;要積極開展養老、待業保險基金審計，監督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和管理。
4 大力審計是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的需要
社會審計是隨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第三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保護所有者的經濟權益不受損失，市場經濟秩序穩定、正常運轉，客觀地要求處于這種經濟關系之外的客觀公正的而又具有權威的獨立組織，對其參與市場經濟的各種經濟活動予以證明，這個組織即是社會審計組織。它們的產生和發展，市場經濟是必備的條件。市場經濟的建立為社會審計發展提供了營養及其豐富的土壤，而社會審計為市場經濟主動的積極服務關系，又起到了推動和促進其不斷正常發育，維護其良好秩序的作用。社會審計業務活動范圍十分廣泛，不受地域、單位、所有制形式的局限，可接受政府、國家機關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組織的委托，承辦財務收支審計查證、經濟案件鑒證、注冊資本的驗證和年檢，提供、財務、稅務與經濟管理等各項咨詢服務。
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商品市場、要素市場，而且還包括社會審計在內的咨詢服務市場。只有社會審計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管理部門和監督部門才能將微觀經濟管理權限分離出去，實現職能的轉變，才能在市場中得到必要的服務，建立企業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審計通過轉變職能，弱化微觀管理，工作重點轉向宏觀調控，過去由政府部門直接承擔的大部分管理業務將逐步由社會審計組織代替。比如，對企業年度財務報表的審查，將由社會審計來查證和鑒證，逐步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一項法定程序。
建立并大力發展社會審計，標志著市場建設走向正規化。社會審計在市場經濟中將起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是促進市場體系的發育和健康成長。在市場經濟活動趨于頻繁，市場事務急劇增多，社會審計能分擔很大一部分市場中介、執行市場法規和市場監督工作，活躍和規范市場，從而成為市場體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二是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媒介。社會審計組織能夠把觸角伸及市場的方方面面，靈敏而準確地反映市場變化和趨勢，把市場信號反饋給政府部門，有助于實現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三是增強各種經濟實體的市場經濟意識。社會審計立足于市場之中，各種經濟實體易于接受他們的，從而逐漸增強統一開放、公平競爭、依法經營等現代市場經濟意識。四是為經濟組織之間相互信任提供保證。我國經濟組織成千上萬個，如何使他們在市場經濟中順利運行，信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對涉及信用的一些，如企業的資產負債、財務收支是否真實，是否依法經營、依法納稅，是否信守合同、契約等等，需要有社會審計等中介機構為之服務，對其真實性、合法性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并對企業提高經濟效益提供咨詢服務，社會審計可以大顯身手。
5 內部審計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監督服務
內部審計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審計監督制度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對本部門、本企業、本單位的財務活動和經濟管理制度進行審查、考核和評價，審查各項經濟業務活動和會計資料、統計資料是否真實、正確、合規、合法并提出建議，幫助建立和完善各項財經制度，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和各項工作的開展，實行最有效的管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建設更加完善的經濟，離不開國家宏觀調控的指導，否則，市場經濟將會出現一種無序狀態，也不可能正確健康地發展。內審工作是國家對企業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徑，離開了內審工作，國家宏觀調控的措施就難以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政府轉換職能、簡政放權，賦予企業更多的活力，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者。要達到這一目的，從企業本身來講，首先要有一個好的內部環境。這一內部環境除了資金、技術、設備、勞動力資源等要素外，關鍵就在于要有一套的以自我控制為中心的內部管理。而內審工作正是實現自我約束的一個重要手段。沒有內部審計，就無法實現自我約束。因此，市場經濟越發展，內審工作就越重要。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內審監督是企事業單位中一種較高層次的監督活動。它既要對本單位中的生產、資金、成本、效益等諸方面進行監督，同時，又要為本單位爭取市場、發展市場、提高經濟效益服務。因此，監督和服務是內審工作的基本職能，在二者關系中，監督是手段，服務是目的，服務通過監督表現出來，二者相輔相承，密不可分。當前企業面臨著轉換經營機制的改革，使企業盡快走向市場，內審工作要根據企業面臨的發展形勢，根據市場變化，擴大內審功能，強化內部約束和內控力度，優化企業內部環境，促進內審工作與市場連接，企業與市場連接，保證企業能夠適應市場經濟要求，使生產經營行為合理化、科學化、現代化，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經濟效益，發揮內審的建設性作用。
總之，審計監督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通過加強審計監督，可以保證國家有關市場體系建設方面的政策、法規得以認真貫徹落實。可以打擊違反市場規則和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從而保證經濟活動公平競爭，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1 吳月文，黃秋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宏觀調控［J］．經濟縱橫，2002（12）
2 趙國棟．改進和提高企業內部審計工作的思考［J］．財會，2003（1）
第6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宏觀調控；經濟政策；投資
房地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從宏觀上對房地產業進行指導、監督、調節和控制，促進房地產市場總供給與總需求、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平衡與整體優化，實現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管理活動。目前，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房地產行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對市場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整個市場經濟中，房地產經濟占據著主導地位，此時，為了能夠遏制房地產經濟的惡性發展，國家及政府不斷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加大宏觀調控的制約力度。根據我國宏觀調控的歷史經驗來看，過去我國對于房地產宏觀調控的調整力度不夠，并沒有使房地產經濟得到有效的遏制，這就給市場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不利于市場以及人民群眾對于建筑的供應要求。如今，隨著我國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制約力度不斷加大，在宏觀市場中對于房地產經濟的調整與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當前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分析的意義
通過對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政策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及相關的宏觀調控經濟政策的相關內容及其功能，另一方面可以為有關的部門單位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提供有效的依據。
1.通過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研究，為國家有關部門調控房地產市場提供依據
通過對當前國家有關部門采用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可以使國家有關部門了解政策的作用和功效，為國家有關部門進行事前控制，提前預測經濟政策的調控效果，對房地產市場及其他產品市場可能產生或引起的效應等進行提前掌控，并為有關部門根據房地產市場所出現的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采用具體的宏觀調控經濟政策所產生的功效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對癥下藥，避免政策適用不當造成的附加損失，及時緩和問題所帶來的附加矛盾，促進房地產市場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掌控之下和諧發展。
2.通過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研究，為房地產企業提供決策依據
通過對當前國家有關部門采用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有助于房地產企業了解國家采用宏觀調控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了解相關經濟政策的調控力度，對何種情況產生影響，了解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可能導致本企業的損失有多少等等，為房地產企業采用科學、合理、合法的措施，防止和預防對企業造成損失，及時調整和轉舵，對宏觀調控經濟政策調控后可能產生的威脅和機會進行掌控，并為企業制定相關的戰略規劃和戰術計劃提供了有效的依據。
3.通過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研究，有助于解決民生問題，緩解社會矛盾
通過對當前國家有關部門采用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有利于國家有關部門了解民生，了解人民的需要，及時有效的提供高效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幫助人民解決民生問題，緩解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競爭而引起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和諧的環境，促進國家經濟穩步快速發展。
二、當前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通過上述，國家實行宏觀調控政策能夠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保證社會經濟的有效發展，從而保證我國國民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凡事都具有雙面性，從某個角度來講，國家對房地產市場采取宏觀調控政策也會造成其他經濟方面問題的出現，所以，為了能夠保證市場經濟的平衡發展，國家及政府必須要采取相應措施，利用調控手法來對其進行維護，以保證市場經濟有序的進行，它能夠有效的化解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激化的矛盾，從源頭上遏制經濟方面的負面問題。
1.加息
從短期來看，加息會從三個方面對房地產業造成影響，從而導致當前的高房價回歸理性。
第一，加息是一個國家或者某個地區的中央銀行提高利息的行為，其主要目的是平衡市場的供應需求、遏制市場中通貨膨脹。在消費者購買住房的過程中，如果遇到加息的情況，就會有效的轉變消費者的觀念，然后使其知難而退；第二，加息能夠促使更多人進行存款而非購房，也就是說，銀行增加利息之后更多的人會選擇存款來增加個人的收入，但是如果選擇購房，那么就極大可能造成貸款數額的增加，對于消費者購房是極為不利的，這樣能夠有效的遏制消費者的購房需求；第三，加息會增加商家建房時的經濟成本，所以，越來越多的商家將盈利點轉向到了商品房，從而滿足市場的需求。中央銀行采取增加利息的措施，其本質是將消費者與售房者的成本收益曲線進行改變，從而在無形之中使市場經濟達到平衡發展的狀態。
2.房產稅
房產稅，又稱房屋稅，是國家以房產作為課稅對象，按房屋的計稅余值或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向產權所有人征收的一種財產稅。在征收房產稅的過程中，國家通常會采用稅收杠桿的征稅形式，從而有效地管理房產經濟，保證房屋建筑的使用價值，有效的控制及調整國家實行房產政策。國家在征收房產稅時，其具有以下幾點意義：1）有效的穩定市場經濟，尤其是房地產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穩定發展；2）有利于遏制開發商對房屋建筑的無限制開發與建設；3）有利于轉變消費者的購房觀念；4）有效地控制因投資過熱而引起的房價上漲。限制房價的上漲主要有以下幾點措施：
（1）降調節房價增長率；
（2）低房屋土地空置率，調節供需平衡；
（3）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來源，降低對土地出讓金的過分依賴；
（4）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縮小貧富差距。
3.限購令
限購令有利于社會公平和資源節約，影響如下：
（1）限購令固然是以行政強力遏制了購房需求，其短期或對調整房市有所影響，但正因為調控行為的非市場化，政策的連續性就讓人存疑。
（2）“限購令”的實際效果很有限，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首先，這是一項臨時性措施，對房價而言只能發揮臨時降溫作用，并不能真正改變市場預期。只要炒房客預期房價繼續上漲，炒房客就有可能千方百計繞開規定。其次“一戶限購一套房”的規定有漏洞。炒房客既可以借用暫時不買房人的身份證來炒房，還可以通過假離婚等方式來炒房。
三、結論
近年來，國家及政府實行宏觀調控有效的遏制了房地產經濟的惡性發展，并使得房地產更好、更穩的發展。根據房地產市場經濟的發展情況來看，國家及政府采用了各種手段，再根據市場發展的起伏狀況，從而保證市場經濟的有效發展，尤其是房地產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穩定發展，除此以外，宏觀調控的實行還能夠帶動我國其他產業的發展，使得我國全面邁向小康社會。
參考文獻
第7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法治政府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為了更有效地發揮政府作用，實現法治政府目標，必須強化政府宏觀調控，實施有效的政府治理。
一、推動宏觀調控的政府手段的機制化
四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概念，并對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任務、政策手段的整體協調等方面做了總體要求和部署。只有推動實施宏觀調控手段機制化，才不會出現調控工具過濫、對象過寬、部門過多、程度過煩等現象，也不會出現一些部門和官員用“宏觀調控”的名義過多干預市場，既影響了政府職能的充分發揮，也擾亂了市場的有序發展。
（一）在中國很多部門性的問題都被冠之以宏觀調控的名義進行處理，如糧食的生產，鋼鐵、水泥的產能過剩，特定行業的技術標準，一些行業污染環境加劇，對這些問題政府都應該進行適當干預，而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調控的是問題與平衡的關系，政府很少干預能夠由市場自由調節和行業能夠自主管理的部門。
（二）中國的宏觀調控工具五花八門，政府部門掌管著過多的調控工具，多有重復管理，出了問題無人負責的現象嚴重，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常規的宏觀管理工具主要是問題參數型、間接的工具，主要有利率、財政、匯率等。
（三）中國的宏觀調控部門比一般市場經濟國家要寬泛得多，可謂是“五龍治水”，不僅有央行、發改委、財政部、國資委等，還有農業部、環保部、國土資源部等十多個部門，這些部門多有職能重復、監管不力、多龍治水等問題，到底哪些部門才是真正的宏觀調控部門，是未來科學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命題。
所以按照四中全會的要求，要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
二、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合作
全球經濟互動性日益提高，堅決守住不發展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至關重要，健全宏觀調控的迫切性來自于國內和國外兩個方面。從國內看，當前國內宏觀經濟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包括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存在，面臨調整壓力。經濟增長方面依舊是粗放型，高能耗、高污染，創新能力低。金融領域風險聚集也是不能忽視的，包括地方債務問題、金融杠桿過高、影子銀行，一旦對金融市場乃至實體經濟造成沖擊，其影響不容小視。
從國外看，歐美日的經濟復蘇進程仍不平坦，歐洲央行前降息至紀錄低位來刺激經濟增長，日本經濟政策效果仍有待觀察，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對中國有著重要影響，未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也將不可避免影響到國際資本流動，以及中國的金融運行。因此就要求我國的宏觀調控以及對經濟運行起作用的貨幣政策都要與時俱進，適應當前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
三、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
我國在發展過程中要反對和防止對GDP的盲目追求，不能拿單純的數字來衡量發展的水平。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到現在如果還單純走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且是粗放式的、污染型的經濟發展的老路子，后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們必須要正確看待現實。但是怎么能夠轉變發展的方式？從建設法治政府的角度看，必須要全面、正確地履行政府職能，而且要依靠廣大公務員和領導干部來履行，也就是說，能不能真正在工作中實現轉變是決定政府職能到底能不能轉變的關鍵性因素。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成果的考核評價體系就是推動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指揮棒，人的行為會隨著這個指揮棒自然而然地發生針對性的改變。改變以單純的經濟增長速度來評價一個領導干部和班子的政績太重要了，要更加重視居民就業、人民健康狀況等因素在一個地方或者在干部考核評價中的比重。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重點是純正單純以GDP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現象，加大環境損害、產能過剩、資源消耗、生態效益、科技創新、安全生產、地方債務等指標在政績考核中的比重，更加重視社會民生事業發展，引導地方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轉方式、調結構、增效益上來。
四、加強政府的戰略規劃制度、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職能
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一方面需要最大程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職能，從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領域中退下來，讓市場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有效提升市場效率；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發揮對經濟活動的引導和規范作用，強化政府在戰略規劃制定、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方面的職能，彌補市場本身的不足和缺陷，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所以中國政府必須從中國自身的發展發展特點和實際情況出發，在反思總結、借鑒和創新的基礎上，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公平穩定的競爭環境，要建立健全經濟安全防范體系，提高承擔風險的意識和能力，確保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針對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職能缺位問題，中國政府必須從中國自身發展特點和實際情況出發，將政府職能轉移到社會公共服務職能上來。要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就業問題等方面下功夫，努力縮小貧富差距。
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國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具有其客觀的必然性，同時也是一個既復雜又漫長的過程，而這一過程需要在總結經驗，借鑒創新的基礎上，在多方努力與協作的前提下共同完成。
參考文獻
[1] 高秦偉.法治政府及其模型演進[J].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
[2] 林吉.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M].法律出版社，2012.
第8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
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9篇：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范文
我國的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以國家宏觀調控為前提的。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弱點和消極，特別是目前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一步深入，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市場發育不成熟，競爭規則不健全，財經法規不完備，人們對市場經濟還缺乏全面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和管理，不僅利用市場經濟“無形的手”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同時利用“有形的手”加強宏觀調控，以保證供求總量的平衡、經濟結構的合理和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
宏觀經濟調控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它包括兩大部分：調節和監督。執行調節職能的主要是計劃、金融、稅務和財政。他們通過國家計劃、信貸、貨幣投放、稅收政策以及財政支持等手段進行調節，保證國民經濟協調地發展。上述部門在調節的同時，還通過其業務履行監督的職能。
目前，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監督的部門主要有：工商、財稅、物價、統計以及各專業管理部門，以上多數是屬于專業性監督。通過各自的專業對經濟活動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行業依法進行監督，所監督的僅限于分管的專業活動，還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審計進行再監督。審計在監督范圍和關系上不同于其他經濟監督，是具有獨立性的綜合監督。審計監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宏觀調控體系中居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我國經濟監督體系中，審計不但同其他專業經濟監督部門一樣負有對企事業單位實施監督的責任，而且還要對各專業經濟監督部門實行經濟再監督，并為宏觀調控提供審計信息，提出審計意見，供宏觀決策參考。因此，審計監督是國家和各級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宏觀管理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加強審計監督維護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序經濟，是法制經濟，絕不是完全自由經濟，也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它需要完備的法律來規范和保障。首先是立法，制定或修訂適合市場經濟的法規制度，然后有關部門和單位貫徹落實這些法律制度。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項法規制度的貫徹，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督，是不可能得到切實貫徹的，法律也成了紙上談兵流于形式。因此，必須有強有力的監督機關進行監督，對執行好的予以肯定，對執行不好或違反的予以處罰和糾正，保證法規制度的正確貫徹。依法審計是審計部門的神圣職責，審計又是綜合性的經濟監督，對保證法規的貫徹有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審計，可以檢查法規的貫徹執行情況，保證法規的落實；可以把貫徹的情況和問題反饋給立法機關和管理部門，以改進立法工作和改善宏觀調控。
審計是綜合性經濟監督，與其他專業監督比較，它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范圍寬。監督的范圍主要包括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他部門、國有金融機構和企事業組織等，覆蓋的面很寬。二是層次高。不僅對經濟管理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進行審計，而且對財政預算執行的情況和決算，國有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和損益，國有資產及國家建設項目進行審計監督。三是內容實。經濟組織的財務收支，全面反映了它的經濟活動和成果。這些特點充分說明了審計在各類監督中的重要性，是其他監督無法替代的。
審計的任務是監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審計的任務也將不斷擴大，服務、咨詢、公證的任務也將不斷增加，審計對推進廉政勤政，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和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將發揮重要作用。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強化國家審計，并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
我國的審計組織是由國家審計、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三部分組成。各審計組織在市場經濟中擔負著不同的職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對經濟活動要從直接管理轉到宏觀調控上來。國家審計的主要職能轉變到宏觀經濟監督上來。
國家審計監督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就是要將審計重點轉向審計執法部門，對使用國家資金較多的綜合管理部門和單位，通過審計監督維護國家財經法紀和經濟秩序，促使合理的使用資金，講求效益，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監督宏觀調控措施的執行，并反映執行中的問題。監督政府部門貫徹勤儉節約的原則，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加強廉政建設。
國家審計監督在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培育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要突出抓好三個方面的審計。一是在促進加強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應著重抓好財政、稅務和金融機構等經濟管理部門的審計，這些部門是執行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部門，通過預算、稅收、信貸、利率等經濟手段調節經濟和市場。審計監督的任務就是規范他們的業務行為，使其按照國家的經濟政策、經濟法規、市場規則組織財務收支，以維護國家利益，保證政令暢通和國家資金的有效運用。對掌握國家資金較多的政府部門，以及有權收費、罰款和預算外收入較多的企事業組織作為必審單位，檢查資金管理、分配、使用和效益情況，監督其遵守財經紀律，節約支出，加強廉政建設;對重點建設項目及技改項目投資進行審計，檢查資金流向的合理性，防止資金流失，提高使用效益。對國際援款、貸款項目的審計，重點是監督各方面履行合同，督促資金及時到位和配套資金的落實，提高資金使用效益。二是在促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方面，要深化企業審計，轉向對企業的真實性審計。審計的重點放在對國民經濟全局影響較大的國家財政給予補貼、上繳較多的以及在股份制企業國有資產所占控股地位的企業資產負債及損益。其他企業實行委托社會審計組織查證或內部審計機構審簽的方法。對政府綜合經濟部門責任人、廠長(經理)要實行任期經濟責任審計，指導企業監事會開展監督管理工作。三是在促進建立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方面，要積極協助紀檢、監察、財政、稅務等部門對侵吞公有財產和采取偷稅、抗稅、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者進行審計監督;要積極開展養老、待業保險基金審計，監督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和管理。
4大力發展社會審計是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社會審計是隨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第三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保護所有者的經濟權益不受損失，市場經濟秩序穩定、正常運轉，客觀地要求處于這種經濟關系之外的客觀公正的而又具有權威的獨立組織，對其參與市場經濟的各種經濟活動予以證明，這個組織即是社會審計組織。它們的產生和發展，市場經濟是必備的條件。市場經濟的建立為社會審計發展提供了營養及其豐富的土壤，而社會審計為市場經濟主動的積極服務關系，又起到了推動和促進其不斷正常發育，維護其良好秩序的作用。社會審計業務活動范圍十分廣泛，不受地域、單位、所有制形式的局限，可接受政府、國家機關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組織的委托，承辦財務收支審計查證、經濟案件鑒證、注冊資本的驗證和年檢，提供會計、財務、稅務與經濟管理等各項咨詢服務。
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商品市場、要素市場，而且還包括社會審計在內的咨詢服務市場。只有社會審計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管理部門和監督部門才能將微觀經濟管理權限分離出去，實現職能的轉變，企業才能在市場中得到必要的服務，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審計通過轉變職能，弱化微觀管理，工作重點轉向宏觀調控，過去由政府部門直接承擔的大部分管理業務將逐步由社會審計組織代替。比如，對企業年度財務報表的審查，將由社會審計來查證和鑒證，逐步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一項法定程序。
建立并大力發展社會審計，標志著市場建設走向正規化。社會審計在市場經濟中將起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是促進市場體系的發育和健康成長。在市場經濟活動趨于頻繁，市場事務急劇增多，社會審計能分擔很大一部分市場中介、執行市場法規和市場監督工作，活躍和規范市場，從而成為市場體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二是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媒介。社會審計組織能夠把觸角伸及市場的方方面面，靈敏而準確地反映市場變化和趨勢，把市場信號反饋給政府部門，有助于實現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三是增強各種經濟實體的市場經濟意識。社會審計立足于市場之中，各種經濟實體易于接受他們的影響，從而逐漸增強統一開放、公平競爭、依法經營等現代市場經濟意識。四是為經濟組織之間相互信任提供保證。我國經濟組織成千上萬個，如何使他們在市場經濟中順利運行，信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對涉及信用的一些問題，如企業的資產負債、財務收支是否真實，是否依法經營、依法納稅，是否信守合同、契約等等，需要有社會審計等中介機構為之服務，對其真實性、合法性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并對企業提高經濟效益提供咨詢服務，社會審計可以大顯身手。
5內部審計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監督服務
內部審計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審計監督制度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對本部門、本企業、本單位的財務活動和經濟管理制度進行審查、考核和評價，審查各項經濟業務活動和會計資料、統計資料是否真實、正確、合規、合法并提出建議，幫助建立和完善各項財經制度，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和各項工作的開展，實行最有效的管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建設更加完善的經濟，離不開國家宏觀調控的指導，否則，市場經濟將會出現一種無序狀態，也不可能正確健康地發展。內審工作是國家對企業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徑，離開了內審工作，國家宏觀調控的措施就難以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政府轉換職能、簡政放權，賦予企業更多的活力，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者。要達到這一目的，從企業本身來講，首先要有一個好的內部環境。這一內部環境除了資金、技術、設備、勞動力資源等要素外，關鍵就在于要有一套科學的以自我控制為中心的內部管理。而內審工作正是實現自我約束的一個重要手段。沒有內部審計，就無法實現自我約束。因此，市場經濟越發展，內審工作就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