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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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第2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GDP 國際收支 利差 通貨膨脹 政府干預 多元回歸

1979 年以后，我國外匯管理體制逐漸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向市場管理過渡。到1993 年前，已經基本建立健全了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外匯管理模式。從1994 年1 月1 日開始，我國進行了新一輪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實現人民幣可兌換奠定了基礎。一是實現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二是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逐步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自由兌換。三是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合理及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在客觀因素以及一部分主觀因素的作用之下，我國于1994年初開始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已經逐步演變成為固定匯率安排。1996年12月1 日，我國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完全可兌換。至此，中國正式確立了“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維持一定管理”的外匯管理框架。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實現并軌以來，人民幣相對美元緩慢升值。1997 年7 月2 日，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人民幣匯率制度而言是一個轉折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也正是因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使中國的匯率制度從有管理的浮動，轉向實際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穩定的極其重要的標志。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一改革是繼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針對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形勢需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我國匯率形成機制邁向市場化的又一重大改革。

在日益開放的經濟中，匯率對一國經濟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如何合理確定本國匯率水平，將直接關系到國家能否實現經濟的長遠平衡發展。而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的研究，對于指導人民幣匯率政策制定和實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匯率成為一種很重要的資源配置價格。匯率的變動對宏觀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帶來重要影響。自2003以來，人民幣升值壓力一再顯現。幣值的高估將有損于投資；若幣值低估則會妨礙經濟增長。因此，如果對影響人民幣匯率市場走勢的決定因素有較為深刻的認識，無疑對匯率水平的制定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研究了人民幣對中小型經濟體的匯率，以人民幣對澳元為例。

人民幣匯率市場走勢的決定因素

（一）我國經濟狀況與人民幣匯率

一國的經濟狀況，目前已成為支撐匯率的最主要因素。一國如果經濟增長強勁，增長速度加快，投資機會增多使資本注入增加，使本幣需求上升，帶動本幣匯率上升。同時經濟強勁增長使出口有可能擴張，國際收支可能出現順差，拉動本幣升值。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有升有貶，但整體上穩步上升，其根本原因是我國經濟實力的逐漸增強。因此，用來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GDP與人民幣匯率有很大的相關性。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國國民的收入水平逐漸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從而導致了人民幣匯率的提高。另外，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也相應提高 ，這使人民幣在長期穩定時期內保持堅挺。

（二）通貨膨脹率與人民幣匯率

通貨膨脹往往使紙幣貶值，物價上漲，抑制了出口，刺激了進口，若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將使本身匯率下跌。但通貨膨脹的影響往往具有時滯性。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是一個取決于兩國相對價格的名義變量。當本國的價格水平相對上升時，本幣購買力下降，即本身貶值，則匯率就下跌；反之，匯率上升，本幣購買力下降，即本幣貶值，則匯率就下跌；反之，匯率上升。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之變化應該等于兩國通貨膨脹率之差除以外國物價指數。

（三）利率差異與人民幣匯率

如果一國的利率水平高于周邊的國家，將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的增加，使本幣需求上升，可能會導致本幣匯率的上揚。凱恩斯認為：匯率變動與兩國相對利差有關，投資者根據兩國利差大小以及對未來匯率的預期進行投資選擇，以期獲取收益或避免風險，從金融市場角度分析短期內匯率與利率所存在的關系即為利率平價說，表達式為：

（1）

（1）式中，S是將本幣換成外幣的匯率，F是將外幣換成本身的匯率。i是本國利率，i *是外國利率。

（四）國際收支與人民幣匯率

國際收支理論認為，匯率是外匯市場上的價格，外匯市場上供給與需求流量的變動對它存在著直接的影響，而外匯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又都是由國際收支決定的。同時，國際收支是以交易為基礎的而不是以收付為基礎的。一個國家的全部涉外經濟活動的記錄，構成國際收支平衡表。如果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對外債務增加，引起外匯需求增加而可能導致外匯匯率上升和本幣匯率下降。順差則意味著對外債權增加，本幣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幣匯率上升。我國近幾年國際收支一直呈現順差，支撐了人民幣匯率走高。

（五）政府干預與人民幣匯率

1994 年我國實行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 年至今，我國匯率雖雙向波動，但緩步上揚。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說明了人民幣匯率的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這與政府的干預是分不開的。政治因素，政府的各項政策因素、外匯管制、預期心理、金融投機等因素都會對匯率的變動產生影響。由于我國現有的外匯匯率市場交易體制，政策干預更多的體現在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調整，外匯儲備成為政府干預的重要工具。因此，將外匯儲備的變化率作為政府干預的一個指標。

人民幣匯率與其決定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擇

通過上文的討論，分析了GDP、通貨膨脹率、利差、國際收支和政府干預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構建以下模型：

LER=α1LGDP+α2CI+α3RD+α4IED +α5LFR （2）

LER表示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即1澳元=N人民幣）；LGDP是我國GDP指數，表示我國GDP的增長率；CI表示中澳利差，因為本文主要研究人民幣匯率對澳元等中小經濟的匯率問題；IED指進出口差額，代表我國的國際收狀況；LFR是外匯儲備占我國GDP的比率，代表政府干預的程度。

（二）實證分析

數據說明。本文采用了1990-2009年的數據，并利用Eviews5.0對所有數據進行計算處理。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金融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澳洲央行網站（rba.gov.au）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加以整理。其中，除CI、RD和IED數據中有負值外，其他變量數據均取對數處理。

ADF檢驗。首先對各變量的年度數據的平穩性進行ADF檢驗，其中，C、T、L分別表示序列的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差分項；代表一階差分；帶“*”臨界值表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的數值，其余的全部為1%顯著性水平下的數值（見表1），表1結果表明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協整分析。

WLS（Weighted least squared）多元回歸分析。運用加權最小二乘法對（2）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3）式：

（3）

由（3）式可以看出：

第一，GDP的增長率與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的關系：兩者負相關，即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利率下跌，而人民幣對澳元的匯率上升。這點是符合匯率的正確的發展規律的，說明我國的匯率制度日益健全，使得匯率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第二，通貨膨脹率與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的關系：二者正相關，但相關程度較弱。即通貨膨脹率越高，則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上升，而人民幣對澳元的名義匯率下跌。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越高，貨幣應當貶值。因此，這是符合理論解釋的。雖然二者較弱，說明我國的匯率制度慢慢步入正規。

第三，中澳利差與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的關系：兩者正相關，即當我國利率相對澳大利亞上升時，兩國利差增大，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上升，而人民幣對澳元的匯率下跌。我國匯率變動與中澳之間的利率反相關。相關系數為0.020358，這符合利率平價理論，但相關性小。可見我國近年來，利率市場化水平逐步提高 ，使得我國匯率水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與中小經濟體的利差變動。

第四，進出口差額與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的關系：兩者正相關，即進出口差額的變動與人民幣對澳元的名義匯率成反比。相關系數為1.28E-0.5，負相關性很小，即順差每增加1%，人民幣對澳元的名義匯率反而降低1.28E-0.5%。說明進出口差額對與中小經濟體（如澳元）匯率變動的影響不大。

第五，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與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的關系：二者正相關，即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越大，澳元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上升，而人民幣對澳元的名義匯率下降。這與理論上是一致的，一般來說外匯儲備增加需要投放更多的本幣，帶來通脹壓力，本幣貶值，則人民幣對澳元的名義匯率下降。即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人民幣對澳元的名義匯率則下降0.177560%。

結論

通過構造模型，以中小型經濟體（澳元）為例分析我國人民幣匯率市場趨勢的決定因素，結果發現：我國人民幣名義匯率與經濟發展水平、通貨膨脹率、中澳利差、進出口差額、外匯儲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關關系。其中經濟發展水平和外匯儲備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比較大。通貨膨脹率、中澳利差、進出口差額雖然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相對較弱，但其相關方向符合理論實際的，說明我國人民幣匯率市場的發展趨勢良好，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為此，必須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抗風險能力，使人民幣匯率逐漸走向市場化，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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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突出“三個協調”

在中國經濟將實現連續4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之際，處理好增長的質量，效益和速度的關系，成為2007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

中國經濟總量如今已躍上世界第四的新臺階。實現“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只需保持7．5％的年均增速，但要完成節能降耗減排指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過去“又快又好”提法有所不同，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又好又快”發展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2007年經濟工作的部署主要圍繞這四個字展開。

針對2007年經濟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特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實現2007年經濟工作的目標和任務，防止出現大的起落，必須穩定，完善，落實政策，做到“三個協調”：努力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發展。

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在“經濟增長、就業、物價、國際收支平衡”四大宏觀調控目標中，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已被放在2007年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06年前11個月中國累計實現貿易順差1570億美元，同比增加660億美元。近年來，過大的貿易順差引發了諸多貿易摩擦，使我國貿易政策、外匯政策壓力倍增。高順差還使我國外匯儲備迅猛增長，目前攀升至約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央行坦承，當前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進一步加劇，進而刺激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膨脹，價格穩定面臨潛在壓力，這成為金融調控需要應對的最突出挑戰。

按照部署，國家將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資的同時，積極擴大進口，積極有序地擴大境外投資合作。以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為重點，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引進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和海外智力為重點，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

發展“現代農業”

現代農業是伴隨農業現代化而產生的新概念，通俗講就是用現代裝備、技術、理念等來改造傳統農業。現代農業需要的是先進技術、一流設備和現代化農民。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年初頒布的“十一五”規劃綱要，也把“發展現代農業”單列一章，提出“堅持把發展農業生產力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首要任務”。“手插秧，牛耕田”式的傳統田園農業生產方式，已不適應新農村建設的新形勢。發展現代農業必須用先進物質技術條件裝備和改造農業。同時要通過各種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的就業和創業能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200 7年將抓住經濟發展較快和財政增收較多的時機，繼續鞏固、完善、加強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切實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實實在在為農民辦事。

擴大消費需求

中國經濟投資增長過快、消費相對不足的結構性矛盾非常突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處理好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的關系，最根本的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2006年以來，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態勢繼續擴大，內需不振。2006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51．1％，而在上世紀80年代最終消費占G DP的比重曾達62％。另外，2006年前三季度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49．9％，而消費僅為35．7％。

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約消費的一個關鍵因素。按照部署，2007年要合理控制投資增長，努力優化投資結構。堅持以增加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民消費為重點，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

節能降耗減排

由于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中長期積累的問題，2006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不降反升，主要污染物排放繼續攀升。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完成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任務，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充分挖掘潛力，努力實現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約束性目標。面對嚴峻的資源環境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堅持以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為切入點，積極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淘汰落后生產能力。2007年，國家將把強化政府責任作為實現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目標的關鍵環節，把完善市場調節機制作為基本手段，把加強依法治理作為重要保證，把對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約束”變成現實。

加大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社會上反映突出的房地產問題高度重視，明確提出要注意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合理引導和有效調控。

可以肯定的是，2007年國家在繼續發揮房地產業帶動經濟發展作用的同時，將抑制房地產投資過快增長和房價過快上漲，通過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改進規范經濟適用房制度，搞活二手房市場，調整住房結構解決困難群眾的住房問題等辦法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在城鎮化過程中，一些大城市出現了房價高漲、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城市病”問題。2007年國家將采取措施抓緊治理，并加快對發展城市群的研究和規劃，引導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

提高百姓生活質量

提高百姓生活質量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更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在生活中，群眾對“看病貴、上學難”等身邊難事反映強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不斷促進社會和諧，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收入分配直接關系百姓切身利益。2007年國家將適當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例，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政策，穩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強稅收征管，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

第4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作為重要的貨幣資金價格，匯率是影響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匯率的形成機制應該逐步實現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金融宏觀調控逐步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調控為主轉變、同時疏通貨幣政策市場化傳導機制的重要環節和基礎工作。“十一五”期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序推進。1994年實現匯率并軌后，我國即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只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2005年7月，經過充分論證和準備，我國實施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后，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為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貢獻，展示了我國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的努力。2010年6月19日，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照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2005年7月匯改以來至2010年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5%，對歐元匯率累計升值14%，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測算，至2010年末，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14.8%、實際有效匯率升值22.6％。《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市場化就是將利率的決策權交給金融機構，由金融機構自己根據資金狀況和對金融市場動向的判斷來自主調節利率水平，最終形成以市場供求決定金融結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利率形成機制，這對于國內銀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推進利率市場化，因為它反映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反映了企業的金融自主定價權，反映了客戶選擇權，反映了差異性、多樣性的要求以及對風險的判斷，反映宏觀調控的需要。”周小川表示，十二五規劃期間，利率市場化會有明顯進展。雖然從1995年以來，我國在利率市場化方面做了許多工作，進行了多次利率下調措施，初步實現了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市場化。但是，國內利率水平仍高于國際水平，人民幣利率決定的市場機制尚未真正形成，用利率工具調節短期資本流動的作用尚難以發揮。較高的利率水平對國際游資有強大的吸引力，極易造成中國經濟遭受國際游資的沖擊。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國內經濟利益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現階段非國有經濟已占到GDP的2/3強。這些非國有企業資源配置市場化程度很高,從而決定它們迫切要求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產業結構調整、勞工市場、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變化,都會對經濟產生重大的沖擊。中國的經常賬戶平衡與資本賬戶將越來越有波動性,一種較靈活的較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安排將可以幫助中國克服結構上的剛性,更好地沖銷外部沖擊。匯率的市場化，通過建立外匯平準基金，讓企業作為外匯市場交易成員參與進來，逐步推行意愿結匯，靈活調控，使外匯市場的有效需求逐步提高。同時，央行在宏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放寬外匯市場交易限制，主要進行間接管理，由銀行和企業自行定價決定人民幣匯率變動，真正實現匯率的市場化調節。同時開發市場避險手段，尋求更為先進便利的交易方式和避險方法，積極開展與國際接軌的各種交易形式，如外匯遠期交易、調期交易、期權交易等，并同主要國際金融市場聯網，提高企業行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同時，通過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幅度來增加人民幣匯率靈活性。隨著匯率制度形成機制的逐步提高，在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漸進過程中，逐步由固定匯率制向有限的彈性匯率制過渡。根據國際金融形勢和國內經濟預期，合理設置人民幣波動區間，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范圍內波動，保持人民幣長期調節的靈活性和短期匯率的穩定性。從目前實際形勢看，10%-15%便是一個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

二、逐步利率市場化

利率市場化，央行對基準利率和利率浮動范圍的制定，應遵循資金市場供求狀況，使利率能夠充分符合金融市場的變化規律實現市場化調節。確保以央行基準利率為中心環節的利率調整聯動機制的建立、推廣、完善，使利率市場化和貨幣政策操作形成有機聯系體；推廣并鞏固銀行同行拆借利率市場化，借鑒國際經驗，吸取歷史教訓，逐步推行并改進同業拆借利率機制，使之成為真正具有參考標準的浮動利率指標；推動完善商業銀行票據貼現利率體系，改進不合理的貼現利率、再貼現利率，提高以再貼現利率為基準利率的票據貼現利率體系的活力和影響力；提高國債回購收益率指標的可參考性，積極促進國債回購交易市場的發展，在有效防范債券賣空和資金透支的前提下，發揮國債回購收益率的市場參考作用；最后，在公開市場業務方面，積極探索有效的多方參與機制，逐漸放寬行政條件限制，使更多的金融機構參與進來，盡量減少央行對利率的干預，讓利率調節真正依據債券的市場買賣價格。

三、提高外匯儲備的利用率

第5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在已7次降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基礎上，2002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再次下調存貸款利率。此次降息后，企業利息支出降低，刺激了投資和消費，幫助實體經濟終于走出了這次長達五年的通貨緊縮。

2004年，針對當時出現的經濟過熱現象，央行上調了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確保貨幣增速在當年從高位回落，有效抑制了當時經濟領域的過度投資傾向。

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針對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擴大、銀行體系流動性偏多、貨幣信貸擴張壓力較大、價格漲幅上升的形勢，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向適度從緊，并于2007年第四季度起開始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在這一時期中，通過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央行先后1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沖了外匯流入投放的大部分流動性，并先后7次上調存款基準利率、8次上調貸款基準利率，對抑制通脹、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也隨之面臨下滑和通縮的風險。為應對危機，央行先后4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5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推動了GDP增速的回升，從2009年一季度的6.6%上升至四季度的11.4%。

2010年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緩解和國內經濟企穩，國內通脹壓力上升。央行綜合運用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靈活開展了公開市場操作。在約一年半的時間里，先后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5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引導貨幣條件逐步從應對危機狀態向常態回歸。

回顧10年來的宏觀調控之路，貨幣調控日趨成熟和完善，政策的靈活性、針對性和前瞻性不斷提高，為促進經濟增長、保證經濟平穩運行、抑制通貨膨脹和調整經濟結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經濟規模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程度逐漸提高，未來的貨幣政策將對整體經濟運行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

現階段，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極為復雜。今年以來，全球經濟呈整體下滑趨勢，歐債危機惡化，國際經濟動蕩加劇。受此影響，內需和外需增速均有所放慢，生產活躍度降低，產能利用率不足，經濟運行延續回落態勢。同時，鑒于國內通脹壓力逐步減緩，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更大的調控區間。為應對實體經濟下滑，今年以來，央行已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并首次實施不對稱降息，以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引導企業融資成本下行。目前宏觀經濟正處于筑底反彈階段，經濟運行中的有利因素和積極跡象正在顯現。

未來一段時期內，刺激國內投資仍是貨幣政策的重點。由于外需大幅下降，導致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大幅減小。同時，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也大幅下降，這對正處于城市化中期，需要大量進口鋼材、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中國正是大好機會。在防止經濟泡沫化的情況下，預計2013年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增加貨幣供給，促進國內投資。

第6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 新古典綜合派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一 新古典綜合派概述

1936年，凱恩斯的《通論》出版，國家干預主義思潮興起，風靡于“二戰”后二三十年間的西方各國。當時“二戰”后的經濟狀況并不和30年代大蕭條時一樣，凱恩斯理論不再完全適用當時的經濟狀況。以保羅?薩繆爾森、詹姆士?托賓和羅伯特?索羅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美國經濟學家不斷發展、補充和修訂凱恩斯的“新經濟學”，逐漸形成了“新古典綜合派”的宏觀經濟學。其后也被稱為“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或者“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

按照凱恩斯的說法，只要生產接近充分就業水平，新古典經濟學仍然適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將使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維持下去。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正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結合。新古典綜合派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混合經濟為實現基礎。它既需要國家干預的經濟為基礎，也需要市場調節的經濟為基礎。薩繆爾森認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場經濟，又不同于社會主義經濟的混合經濟，市場價格機制和國家經濟干預的有機結合是經濟良性運行的基本前提。根據新古典綜合派觀點，混合經濟包括兩個部分：國家管理的公共經濟部門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私有經濟部門。國家調節是為了預防和對付經濟衰退；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是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資源，以提高經濟效率。

新古典綜合派將凱恩斯的就業理論同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價值論和分配論組合為一體，組成一個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和馬歇爾微觀經濟學之大成的經濟理論體系。

二 危機以來中國經濟變化與政策轉變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由于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一體化，該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導致全球經濟進入低迷期，甚至有些國家陷入衰退蕭條。面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紛紛相機出臺各種救市政策，希望挽救本國經濟。中國在這方面績效突出，率先走出低迷，依然保持著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

2007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2008年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進一步發揮財政的宏觀調控作用，并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好勢頭，努力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

2008年7月起，受金融危機影響，CPI同比開始下降，股市持續下跌，經濟增長預期下滑，出口增速明顯放緩，許多中小紡織服裝企業面臨困境，房地產市場開始下滑，針對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中央政府及時對宏觀政策進行調整，從2007年年末的“雙防”轉變為2008年的“一保一防”（保增長，促發展），同時將前期執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財政支出，采取結構性減稅政策，增加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鼓勵居民消費。央行自9月16日下調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開始，又分別在10月9日、10月30日下調了存貸款基準利率、免征利息稅及金融機構才能批準備金率。央行繼續改進流動性管理，結合國際收支變化情況，靈活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將銀行體系流動性保持在合理水平。GDP增長率保持10.1%的驕人成績。

2009年中國政府依然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用的。上半年中國無論是CPI還是PPI指數一直在不斷下滑，面臨著通縮壓力。中央全面放松信貸限制，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為市場注入流動性，防止經濟通貨緊縮，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振作股市房市的效果。積極的擴張的財政策略中最顯著的當然是4萬億國家投資，從中央到地方都發行國債、地方債，然后動用資金開發各地方基礎建設，推進稅費改革，同時提高社會福利保障，加強對落后地區的援助。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8.7%，成功保8，呈現漂亮的V字形。

2010年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實際需要增加針對性和靈活性。部分由于2009年的天量信貸的投放及4萬億的國家投資，通貨膨脹壓力明顯顯現，農產品，如水稻、大蒜等，各種生活用品，工業原料價格持續攀升。在貨幣政策方面轉向“寬貨幣，穩信貸”，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財政政策是在預期之內的。同時，經濟復蘇的基礎仍未牢固，由于對房地產市場的打壓調控，中國經濟前動力受到嚴重制約，同時出口并未完全復蘇，國內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防止經濟二次探底仍是需要注意的，一季度CPI接近3%，中國要謹防經濟進入“滯脹”。

三 政策分析

“需求管理”思想是新古典綜合派理論的核心，認為政府職能的發揮與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不是位于市場之上的異己力量，而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政府應運用各種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以糾正市場調節不可避免的確定，保證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以投資、儲蓄、消費、政府支出、稅收、進口和出口這些經濟變量為調控對象，政府通過積極地采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適時適度地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整，即可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

新古典綜合派主要依據漢斯的理論提出“補償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注重二者的“松緊配合”。政府在確定預算時要按照私人支出的數量來安排政府的預算，使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總額保持在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具體而言，在經濟蕭條時期，補償性財政政策要求擴大政府財政支出，降低稅率，減少稅收，實行赤字財政以刺激社會總需求。我國經濟危機以來實行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的“雙松政策”，直至現在貨幣政策轉向從緊，以防止經濟進入通貨膨脹，有效地保障了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積極推行稅費改革，實行結構減稅，刺激需求消費和投資，以緩解危機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

在面對“滯脹”時，新古典綜合派主張實行宏觀政策的“松緊搭配”和微觀化，以保持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的首要目標，同時抑制通貨膨脹。“松緊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以“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經驗說明，兩種政策不同程度的結合使用可以更為有效地實現政府追求的社會、經濟目標，可以減少單一政策運用給國民經濟帶來的負作用。目前中國最大的經濟隱患便是“滯脹”，雖然現在仍未進入滯脹，但是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大，抑制物價上漲已經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國際經濟仍處于衰退中，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出口行業正經歷一場暴風雨。同時，流動性過剩已成定局，央行已經上調存款準備金利率并未起到很大的效果。所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應該可以達到所期望的效果。一方面，抑制國內流動性過剩，緩解通脹壓力；另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鞏固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促進經濟繼續穩定發展。

四 結語

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主張對于解決現實問題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仍然存在自身的一些問題：積極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大規模的政府主導投資會對民間投資有一定的“擠出”效應，這與全面刺激經濟發展的初衷是相違背的；“相機抉擇”理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們對政府政策權威性的懷疑，減弱政府實施政策的效果；新古典綜合派并沒有解決人們理性預期所導致的積極財政政策或減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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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薩繆爾森、諾豪斯著.蕭琛等譯.經濟學（第十六版）［M］.華夏出版社，1999

第7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建國以來，僑匯資金一直是我國經濟建設重要的海外資金來源，為推動我國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近幾年，我國僑匯項下跨境流入資金增長很快。僅以我國重要僑鄉廣東省為例，2002～2005年期間全省通過銀行辦理和申報的僑匯資金年均增幅就達到53.05%，到2005年廣東省全年僑匯收入已達到50.92億美元。我國僑匯流入資金快速增長的同時，對非僑匯性質和用途的資金“喬裝”成僑匯資金匯入境內的現象應引起關注。

外資“喬裝”變僑匯

形式多樣的“喬裝”。一是境外企業直接匯給境內居民個人。大多表現為匯款人明顯都是境外公司而非個人，資金用途實為支付個體企業的出口貿易貨款，用于從事個人出口貿易活動。二是境內外關聯人相互匯款。境內外關聯人分別在境外開立了個人賬戶，收取境外進口商貨款后，再由境外賬戶匯款給境內關聯人，其僑匯款項用于該企業日常生產營運所需資金。三是以“化整為零”方式分散匯款。由于結匯金額低于1萬美元，銀行無需審核其真實身份證明和合法外匯來源證明。因此，境外公司以多筆小額的方式，將匯款全部申報為“僑匯”，而申報為“僑匯”資金結匯后主要用作該公司在內地相關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所需的貨款。

“喬裝”現象活躍于民營經濟發達地區。以中國三大鞋業生產基地之一的廣東惠東縣為例，該縣以民營經濟為主，民營企業出口額占全縣一般貿易出口的78.7%，其中大嶺、平山、吉隆、黃埠4個鞋業主產鄉鎮的僑匯收入占全縣僑匯收入的90%以上。通過對2005年惠東縣僑匯收入10筆以上的部分收款人情況進行調查，發現所調查的13個收款人均在上述4個鞋業主產鄉鎮，收款人均為制鞋企業的法人代表或財務人員及其親屬，僑匯資金最終用于支付企業職員報酬、購買生產資料等企業營運以及貿易活動。

“喬裝”入境資金逐利性趨強。調查表明，“喬裝”僑匯入境后的資金不再只用于生活所需，大量資金結算成人民幣流入企業，主要用于企業生產經營和涉外貿易活動，并逐步向投資等領域滲透，顯現較為強烈的逐利性。

費心“裝扮”為哪般

諸多案例表明，目前境外一些非僑匯性質和用途的資金，通過銀行申報為“僑匯”匯款而最終流入我國境內進出口貿易、企業生產經營和投資等領域。這反映了當前部分境外非個人性質和用途資金通過個人途徑流入我國境內的現象。非個人性質和用途的境外資金為何要“喬裝”成個人項下資金流入境內？這與當前我國個人貿易發展現狀、個人外匯收支管理政策環境以及近年來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

國內個人貿易管理政策未顯實效

長期以來，我國個人對外貿易的結算大都通過銀行以個人跨境收支或者其他非銀行途徑進行。2004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修訂后全面放開個人從事外貿限制，但政策實施一年多來仍未顯現實效，個人申辦對外貿易較少，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開辦個人外貿企業門檻過高。新辦小型商貿企業必須自稅務登記之日起一年內實際銷售額達到180萬元方可申請認定一般納稅人資格。即使只從事出口貿易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也需實行半年輔導期，個人成立外貿企業或公司取得一般納稅人資格比較困難，也就無權享受出口退稅政策，這既限制了個人外貿企業的申辦和發展，也影響了民營生產企業產品的有序出口。以廣東惠東縣為例，該縣支柱產業是鞋業，現有在冊企業2566家，其中取得一般貿易納稅人資格的企業有250家，占制鞋企業總數的9.7%，取得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只有52家，僅占2%。據調查，該縣35%的鞋業出口因無法取得出口退稅，而另謀避稅的出口渠道，同時也改變了出口收匯的方式和性質。

個人貿易企業生存環境先天不足。國內個體工商戶注冊資本偏低、資金信貸規模相對較小，個人征信還處于數據采集建設階段，銀行對個人外貿企業或公司授信額度評估困難，個人從事外貿經營正常融資困難或需要提供100%擔保，信用和融資環境不容樂觀。個人外貿經營范圍有限，紡織品、糧食、石油、國家專賣品及納入國家配額和許可證管制的商品目前均不允許個人經營，外貿專營權放開后規模生產企業（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上）即可申請外貿自營權，也壓制了個人外貿的生存空間。由于多年以來受國有外貿公司占據主體的傳統外貿體制制約，個人外貿企業或公司獲得境外客商的認同度較低，拓展境外市場較為困難。

申辦個人外貿手續繁瑣費用高昂。個人申辦外貿企業或公司需經過工商局、技術監督局、外經貿委、海關、外匯局、商檢局以及消防、公安、衛生等其他政府部門審批，審批程序復雜且周期較長。申辦相關費用如海關IC卡領取及年審費、商檢局培訓費、企業代碼和商檢條碼證年審費、工商年檢等費用相對較高，個體生產經營者負擔起來有一定困難。

政策操作性和宣傳力度不夠。外貿法規新增的個人貿易條款主要體現在部分原則性規定，當前還未能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制訂各項具體實施程序和操作細則，政府各相關部門對新出臺政策開展統一協調宣傳的力度還不夠，國內個體外貿經營者目前多持觀望態度。

企業規避稅收是根本原因

一種情況是，民營生產企業為逃避增值稅、所得稅，壓低出口價格，減少產品增值額和賬面利潤，達到少交增值稅、所得稅的目的。

還有一種情況是，小型民營企業不具備一般納稅人資格，無法向出口加工商提供增值稅進項稅票，出口加工商另謀避稅出口渠道，導致無法以貨物出口名義收匯而以僑匯收取貨款。據對廣東省惠東縣的實地調查，由于該縣鞋材經銷商大多數不是一般納稅人，制鞋企業35%的原材料不能取得進項增值稅票，也就不能獲取出口退稅，如果企業自行出口，就要負擔17%的增值稅，無法享受出口退稅的政策。該縣制鞋企業便將這部分無法獲得進項增值稅票的成品出口委托異地外貿公司辦理，不繳增值稅也不退稅，貨物出口后，出于資金結算安全考慮不委托外貿公司收匯，制鞋企業主自行以僑匯或其他渠道收取貨款。

個人外匯收支管理政策環境相對寬松

目前，我國境內個人外匯收支管理政策相對寬松，經常項目管理與資本項目管理不對稱，個人資本項目外匯管理規定近乎空白，居民個人赴境外投資、非居民個人在境內投資經營等均沒有相關規定。而開立個人外匯賬戶的條件很低，銀行往往憑一封匯款人來信及身份證件的復印件辦理非居民個人外匯開戶，個人多頭開戶的現象較為普遍。即使實行個人結匯限額管理，部分居民和非居民個人也能有針對性地采取化整為零分散匯入、分次匯入、分銀行匯入等方式逃避跨境監管。2004年國家外匯管理局先后出臺《關于規范非居民個人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2004]6號）、和《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規范居民個人外匯結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2004]18號），實施之初對個人結匯的非正常增長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隨著上述兩個通知的內容逐漸被公眾所熟悉，匯入大額資金拆散成幾筆小額資金分散結匯的現象即大幅增加，如東南沿海一些地區出現大量的77000～77800港幣匯款和結匯，其金額恰好接近但又不超過等值1萬美元（按當時匯率計算）因而無需進行真實性審核。在現有的外匯收支管理政策環境下，個人外匯賬戶及個人跨境匯款具有的資金到賬時間短、解付手續簡單、能化整為零逃避跨境監管等特點，為境內外個體和企業生產經營等性質資金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人民幣升值預期吸引境外資金流入

2002年上半年以來，美國經濟出現增長停滯，強勢美元開始遭受美國經濟減速、資本流向調整、貿易逆差居高不下等因素的挑戰，美國政府逐漸放棄強勢美元政策，執行健全美元政策，任由美元在國際市場上連續貶值。近幾年我國大陸地區一直保持巨額的貿易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外匯儲備持續快速攀升，外界將其簡單歸結為我國目前實行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導致了人民幣實際盯住美元而隨之持續貶值，國際社會處于各種目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即使2005年7月21日我國調整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交易中間價、人民幣升值2%，目前外界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依然較為強烈。與此同時，我國跨境資金流入連年快速增長，跨境收支連年順差呈現強勁的凈流入態勢，以僑匯為主要內容的個人項下資金流入尤為突出。2002～2005年期間全國通過銀行辦理和申報的僑匯收入年均增幅29.18%，2005年全國僑匯收入達到172.10億美元，其中不排除境外部分套利資金尋求各種便捷途徑，如通過銀行申報為僑匯等管理相對寬松的個人收支途徑，短期流入境內投資、生產經營和進出口貿易等領域謀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套利。

卸去偽裝還真容

我國政府一貫實行“便利僑匯、服務僑胞”的政策，僑匯資金以及其他個人項下資金的流入需要因勢利導進行規范和監管。

完善個人貿易管理政策

根據目前實際情況切實降低個人申辦外貿企業門檻，降低個人外貿企業和個人外貿公司取得一般納稅人資格標準，簡化申辦手續、降低申辦費用、縮短審批周期。逐步完善個人征信制度的同時，多方努力著力改善個人外貿企業或公司融資環境。隨著個人外貿經營規模和經營實力的擴展，逐步放寬個人生產經營領域和外貿專營權。鼓勵和支持成立個人外貿互助組織，積極拓展境外市場。加快外貿法規新增個人貿易條款具體實施程序和操作細則的修訂，政府各相關部門統一協調加大新出臺外貿法規宣傳力度，加深公眾對個人貿易條款的認知程度。

規范銀行代客跨境收支統計申報業務操作

繼續督促銀行認真履行外匯管理代位監管職責，嚴格要求銀行貫徹執行《關于規范非居民個人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規范居民個人外匯結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金融機構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報告管理部分》、《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實施細則》等法規制度。規范僑匯等個人項下跨境收支統計申報業務操作，確保個人項下匯款申報信息的及時性、全面性和準確性。重點監測個人項下大額外匯收入，督促銀行嚴格按照外匯局公布的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數據采集方案、標準，及時準確向當地外匯局報告個人項下匯入資金中的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外匯局各分支局及時跟蹤大額個人資金結匯后人民幣的流向和真實用途，協同政府其他有關部門打擊違規跨境收支活動。

完善個人跨境收支和結售匯監管體系

目前外匯局涉及個人跨境收支的統計報表和統計系統較多，包括銀行結售匯報表、國際收支統計監測系統、居民個人因私購匯管理信息系統、外匯賬戶管理信息系統和外匯反洗錢信息系統等，但各個系統相互隔離缺乏有效整合，個人跨境收支統計監測信息很不完整。例如目前個人跨境資金流入及其后續結匯環節在信息統計監測方面相互脫離，全面實時反映資金跨境流入的國際收支統計監測系統與反映資金后續用途及去向的銀行結售匯統計系統未能實現數據的有效對比和監測，外匯局其他統計系統也未能實現對個人跨境收支進行全面系統監測和分析。建議有針對性地整合外匯局有關個人跨境收支的統計系統和報表，建立全面反映個人跨境收支及其結售匯情況的電子化監管體系。

開展個人跨境收支和資金后續運用的調研

個人跨境資金具有筆數多、金額小的特征，銀行和外匯局相應的統計申報業務量大、申報金額占比低，但其中隱含資金對政策和市場調節快速反應的信息不容忽視。特別是近幾年我國跨境收支較長時期呈現強勁凈流入態勢下，應注重和加強僑匯等個人跨境資金流入情況調研。同時應拓寬調研范圍，隨著個人跨境收支快速增長，調研范圍應擴展到個人跨境資金在境內的后續流向和運用領域等方面，也應包括分析和預測個人資金跨境流出的時機和途徑，通過資金流入流出對比分析預測和掌握資金跨境流動的整體趨勢。

拓寬國內外匯資金投資領域

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逐步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趨合理，外匯局應加大宣傳力度合理引導社會公眾預期，緩解和消除社會公眾對外匯管理政策盲目的、不合理的預期。繼續完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QFII）；不斷設計推出更豐富的外匯市場投資品種；拓寬境外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投資境內金融市場、外匯市場的空間；放寬海外僑胞個人外匯資金在境內的投資限制；正確引導海外僑胞個人在境內合法的投資、生產經營和進出口貿易活動；鼓勵和促進個人項下資金跨境收支申報名目的正常化、銀行操作的規范化、外匯資金運用的合理化發展。

第8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一、對外貿易推行由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多邊化發展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一片廢墟上誕生的韓國，復經歷了朝鮮戰爭的洗禮，一直到60年初，其GN22P才達到24億美元。為擺脫戰后的經濟困境，提高本國的生產力水平，最初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對于本國生產需要的原材料和生產資料的進口征收低關稅，對于準備由本國產品替代的消費品進口征收高關稅，對于替代進口的國內產業給予財政、金融優惠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經濟和發展生產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進口替代不僅限制了某些國外產品的進口，同時也限制了本國產品的出口，造成既缺乏資源和資本，又缺乏技術和設備的局面，加深了國民經濟對外依賴程度，導致國際收支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使國內的工業化進展非常緩慢。

50年代與60年代之交，世界上發生了以電子科學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動了新技術和新產品的不斷問世，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經濟發展呈現強勁的勢頭，促使國際市場容量日益擴大，刺激了各國之間貿易的持續增長。加上美、日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對韓國在資金、技術、物質等方面給予援助，為韓國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提供了較寬活的發展空間。據此，從1964年開始，韓國從進口替代戰略轉向出口導向戰略，把經濟活動的重心由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采取外貿多邊化和自由化的政策，參與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競爭，以外貿出口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隨后，韓國出口額開始逐年擴大，年均增長達40%以上，在出口貿易的帶動下，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國民收入及就業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到1990年韓國的GDP業已高達2364億美元，30年來增長99倍。

二、以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為依據，促進國內外經濟一體化

60年代初，韓國在轉向出口導向型戰略時，資金缺口很大，投資需要增長很快，據此，韓國政府果斷地作出加快引進外資步伐的決定。韓國引進外資的主要著眼點，一是有利于發展出口和國際收支改善的原則；二是有利于關鍵性工業公益事業發展的原則；三是有利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事業作出貢獻的原則。30年來，韓國以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為依據，制定了引進外資的鼓勵和限制政策，一直把技術引進作為引進外資的一個重要方面。在60年代的工業化進程，大膽利用外國先進技術，通過消化、吸收和創新，促進了產業技術的發展，形成以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基礎的重化工業經濟。80年代以后，重點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以促進產業的升級換代。引進技術的比重，機械制造業占27.8%，電子工業占20.9%，石油化工占16.4%。

韓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相對剩余資本集中提供了參與國際分工的有利條件。為了擴大出口市場，穩定國際資源進口，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強化本國產業的升級，提高產品的競爭力，降低勞動力成本，80年代以來，韓國推行了對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基地的策略。韓國政府通過財政、金融等手段鼓勵本國企業向外擴張，在信貸、稅收和保險制度等方面給予優惠。據有關資料顯示，80年代韓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40%以上是靠政府支持籌措資金發展起來的，1988年韓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4.8億美元。目前，韓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資源開發型產品投資，服務于國內經濟的發展；其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一些本國限制性的產業，同時降低勞動力成本；再次是對發達國家投資，借以達到引進高科技和現代管理手段的目的。既實現了國內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又促進了國內外市場的一體化。

三、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逐步邁向資本市場國際化

60年代后，韓國為擺脫國外的資金援助，求得經濟獨立，有計劃地建立了各種金融機構，發展各類金融市場，逐步完善了金融體系。80年代初，韓國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強國際金融中心的籌建，到90年代初，除國家中央銀行（韓國銀行）在國內建有15個分行，在海外設有8個分支機構外，大力發展商業銀行，其中包括全國性市中銀行（又稱存款銀行）5家，擁有資產約占商業銀行資產總額的75%，其分支機構達1857個；地方銀行12家，擁有資產約占商業銀行資產總額16%；外資銀行69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國，美國的10大銀行就有8家在韓國開設了分行，其次為日本和西歐國家。

第9篇：國際收支市場調節機制范文

例如，“十五”計劃GDP年均增長7％，結果達到9.5％。但能源彈性系數一改過去20年平均為O.5的狀況，超過了1.O；“十五”計劃要求2005年末全國耕地不少于19.2億畝，結果卻多占用了9000萬畝；“十五”計劃要求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1O％，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萬噸，降到2005年的1796萬噸，但結果反而增長了27％，達到了2549萬噸。

工業化、城市化是對資源需求最旺盛的時期，這是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在中國這樣一個大的經濟體，高能耗與低能效相疊加，使能源環境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不能以“重化工業階段”掩蓋能源的低效率。這是政策不到位和技術低級化雙重作用的結果，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

事實表明，中國有強大的經濟增長動力，但發展模式不科學、增長方式存在缺陷。早在十多年前的1995年，中央就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任務，但由于“資源依賴型”的經濟發展環境基本沒有改變，致使粗放的經濟增長一直延續至今。

進入新世紀，中國發展進入了新階段。資源環境的壓力和要素價格上升的壓力日益明顯。例如發達地區土地資源稀缺的壓力、能源價格上漲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水和礦產資源稅費價上調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以及國際收支失衡、環境成本內部化等的壓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斷聚集。

這些壓力匯集在一起，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依賴要素低成本，靠拼資源、拼勞力、無視環境的企業增長模式已經無以為繼，“逼迫”企業走自主創新道路的客觀條件已經形成。但是，現在政府還掌握著重要經濟資源配置權、控制著重要生產要素的價格，環境監管也不到位。這就使稀缺生產要素升值和資源環境的壓力大多隔離在了政府層面，沒有充分轉變為價格信號和更加嚴格的環境執法，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經濟驅動力。當地方政府和企業依據扭曲的經濟信號各自決策時，就不斷地重復出現土地管理失控、投資過熱、環境惡化、低成本惡性競爭等突出矛盾。在企業可以輕易獲得廉價生產要素和大量訂單、利潤還在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無論是地方還是企業，誰也不會平白無故地“轉變增長方式”、誰也不愿冒險技術創新。扭曲的價格信號產生了“逆導向”作用。

實際上現在存在一種悖論，一方面通過中央決定、政府文件等，就技術進步、節能優先等等實現科學發展的信號已經十分強烈，輿論呼聲也迭起；另一方面，由于人為的扭曲，資源環境的壓力沒有充分轉變為價格信號和更加嚴格的環境執法，大多數地方和企業仍我行我素。政策導向與政策目標背離，這就使經濟增長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長期難以解決。例如，如果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和稅費水平不到位，很難改變粗放型、掠奪式開采；成品油價格倒掛、煉油企業虧損，結果是鼓勵燃油消費、抑制生產，也不能激發企業開發節能產品和節能技術的積極性，而且在外貿依存度高達70％情況下，實際我們還在給中國產品的全球消費者提供補貼；匯率調整不到位，出口產品低級化的狀況很難改變；再如，只要污染物排放可以被原諒，或上繳的罰款比治理成本低，那么，哪個企業認真治理污染，它就會降低自己的市場競爭力。

面對能源環境的嚴峻形勢，通過分解節能指標、嚴格政績考核，是實現“十一五”節能目標的一種重要措施。但面對不同企業、產業和地區的極其復雜狀況，以政府人員的判斷層層下達指標，很難做到科學合理。過度使用行政性工具，不僅有技術難度和增加管理成本，而且會帶來社會不公，還可能制造假象和傷害經濟發展。重要的是使政府的政策，包括價格、技術標準、法規、經濟激勵等措施，通過市場起作用，著重建立全社會的節能環保機制，實現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轉變增長方式有極大的難度，沒有強大的經濟驅動力，誰也不會為之所動；“資源依賴型”發展環境實質上不支持企業創新；包括國家所有者嚴格的考核，最多也只能讓企業“奉命創新”。實際上優越的環境會助長惰性；危機的形勢才會調動人們的潛能。

市場有強大的調節功能，改變粗放的增長方式主要得靠市場的力量，要素價格起著關鍵的作用。生產要素價格通過市場充分地反映其稀缺程度和嚴格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監督，是轉變增長方式最重要的驅動力。

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都不可少，但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和作用的機理則完全不同。要素價格應通過市場形成，其中國際化程度高的還應與國際接軌，重要的是給供需雙方以準確的信號。政府的調控則主要以稅收、包括轉移支付為工具，實現調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