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全球經濟結構調整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李揚說,全球經濟失衡是此次危機的重要根源,面對自身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世界發達經濟體已經開始調整其經濟結構。我國即將出臺的“十二五”規劃也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作為重要目標。他認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長期處于一種極不正常的經濟關系之中。以美國為例,其長期保持貿易逆差,負債發展,以至于其債務積累非常嚴重;而新興市場國家則長期保持貿易順差,不斷積累對發達國家的債權,逐漸成為債權人,這最終造成了世界發展的不平衡。全球經濟要想盡快走出危機,恢復到正常發展軌道,就必須糾正這種失衡。

為了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發達國家已經開始行動起來,李揚把發達經濟體的調整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糾正經濟發展方式。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處于負債的狀態。而這種負債發展又與不合理的國際貨幣制度結合起來,發達經濟體向外輸出貨幣,負債發展模式得以延續。

不過,近年來希望改變這種發展模式、提高國內儲蓄率的呼聲越來越高。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各國政府必須付出極大努力。李揚說:“提高儲蓄率,并且使其保持在正常水平絕非易事。提高儲蓄率的過程就是一個經濟緊縮的過程。從發達經濟體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情況來看,危機不可能迅速過去。”

第二,調整經濟結構。李揚指出,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已經意識到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發展速度過快,所以都提出了調整經濟結構的戰略。約束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過度膨脹;提出一些新興戰略產業,尤其是許多發達國家相繼提出重振制造業和重振出口的計劃,回歸了經濟結構最基本層面。

經濟結構另外一個層面的勞動力市場也需要調整。李揚認為,發達經濟體“現在發現勞動力的供需難以在國內平衡,再平衡勞動力市場難度非常大”。

第三,調整金融結構。李揚表示,如果說過度杠桿化是過去金融業發展的主要弊端,那么金融業的調整也可以稱為去杠桿化。去杠桿化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資金來源問題,對一個國家來說,去杠桿化必須依靠提高儲蓄率;二是去杠桿化的過程,是一個經濟收縮的過程。

第四,調整財稅結構。李揚認為,緊縮財政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又是經濟恢復必須采取的措施,只有這樣,經濟才能恢復到正常軌道。在經濟恢復過程中,財稅調整是一個真實變量的調整。

談到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李揚說,最主要的兩個問題就是高投資和低消費。

“簡單壓縮投資只是治標的辦法,不是治本的辦法。”李揚說,應該從優化投資結構入手,一是投資要從專門追求增長率到追求就業率;二是空間的調整,投向鄉村和經濟落后地區;三是行業配置的調整,從生產性設施向社會基礎設施轉變;四是投資主體的調整,從以政府和國企為主轉向以民營資本為主五是資金結構的調整,不能只靠銀行借款支持投資活動,需要提供更多的股權類資金,發展PE和資本市場等:六是投資環境的調整,現在看起來,中國的資金已經開始向社會基礎設施配置。

第2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論文摘要：最近幾年來全球經濟發展中最具有全面影響的事態，首推全球經濟失衡。盡管全球經濟失衡已延續多年，但中國作為一個剛剛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發展中國家，只是近年來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響，而且被強加了矯正失衡的責任。文章將從全球經濟失衡這個大環境中，找出一些應對措施，力求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加健康和可持續。

全球經濟失衡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并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不安。廣義地講，全球經濟失衡可以指全球經濟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南北貧富的差距、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不平衡等。不過在大多數場合，人們在談論全球經濟失衡的時候，是指美國巨大且不斷增大的經常項目逆差，以及相關聯的美國極低的儲蓄率和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極高的儲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經濟作為整體是一個封閉經濟，在核算意義上它總是平衡的：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美國儲蓄不足，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儲蓄過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指出，全球經濟失衡是這樣一種現象：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

經常項目衡量的是一國與他國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金往來情況。當一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進口和其他經常性支出的時候，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并主要表現為貿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為失衡的一方，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了空前的7257億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驟升至5.8%；而作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主要石油出口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則達到1000億美元的規

模。其中中國尤其受關注，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1019億美元，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1142億美元。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種全球性失衡狀況增加了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風險。處于全球經濟失衡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積極成員，經濟運行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具備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走勢。因此，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就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經常賬戶逆差的不斷擴大是其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長期調整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產業結構軟化”趨向的國家。1958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50%，此后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的地位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其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美國不僅引領了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也使其在產業結構比較優勢方面與其他國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比較優勢產業越來越集中于創新產業和金融業等服務行業。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產業的產品需求在創新期往往限于國內，而服務業產品又多為非貿易品。這便導致美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多體現為非貿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來美國商品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貿易卻始終處于順差狀態，也表明美國以貿易品為主的商品制造部門的比較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以非貿易品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則具有越來越突出的比較優勢。這一變化是通過美國將制造業產品等貿易品的生產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過進口來滿足需求的過程實現的。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美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這種先行調整及其所導致的其他國家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其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全球角度看，戰后美國率先出現的結構調整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生產重心，先向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轉移，改變了兩者間的貿易關系和生產格局，出現了日本等國對美出口制造業產品，形成對美順差的“失衡”局面。同時，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美國引領下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過程，服務業比重逐漸擴大，制造業重心轉向資本品生產，在貿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逐漸將部分制造業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服務業比重越高者為經常賬戶逆差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者則為順差的局面。結果，美國不僅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消費品與標準化的資本品，其他資本品也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產業比較優勢的“軟化”使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規模持續擴大，其產品結構與來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4個層次的產業循環和貿易循環的格局：一是美國自其他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存在巨額逆差；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最終經常賬戶存在或多或少的順差；三是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自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形成一定的順差；四是石油出口國等資源充裕國則向商品主要生產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順差。由此可見，現階段的全球經濟失衡更多地體現出多邊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經濟失衡，中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中國儲蓄過剩，物價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處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結構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會很順暢地在整個體系中傳導。現在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較快、世人關注的國家，毫無疑問有責任維持和推動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并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二、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和沖擊，中國必須下決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動調整內外不平衡，增強抵御外部風險和抗沖擊能力，以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一，必須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適當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抵御全球經濟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沖擊的最有效途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貿易順差過大，前者易造成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后者易引發貿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風險。因此，當前調整內外需求比例的重點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切實解決住房價格上漲過快和教育、醫療亂收費等制約現期消費問題，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外資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外貿平衡發展，防止國防收支失衡進一步擴大。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戰略加強對外資引導，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適當提高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標準，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檔次低、土地資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外資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加真實地反映實際成本，推動出口企業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時也要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進口，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適當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防止美元貶值造成儲備資源縮水。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的內外不平衡，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國際、國內原因，人民幣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也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選擇，反而有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從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實際需要出發，在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要密切跟蹤分析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特別是美元匯率走勢可能出現的趨勢性變化，及早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同時通過擴大進口和鼓勵其他對外投資來適當降低外匯儲備規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貶值造成國民財富流失。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合作與政策協調，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努力營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環境。全球經濟失衡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眾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國，只有有關各方加強合作采取共同行動，特別是美國承擔主要調整責任，才有可能扭轉全球經濟失衡繼續擴大的趨勢。為此，中國應加強同其他有關各國的磋商協調，督促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提高國內儲蓄率，更多地承擔調整責任，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楊,余維彬.全球經濟失衡與中國宏觀經濟政策[J].新金融,2006(4).

第3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二戰”后，一些國家和地區先后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之列，但也有一部分國家經濟和社會結構轉換滯后。如拉美一些國家由于錯失發展模式轉換良機、未能有效克服技術創新瓶頸、對發展的公平性重視不夠、宏觀經濟政策發生偏差、經濟大幅波動、改革受到利益集團阻礙難以有效推進等原因，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眼下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使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減速趨勢。中國需要擺脫以往得以成功的發展模式，找到新的發展支撐，否則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經濟社會停滯徘徊。

回顧30年歷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是在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較少、經濟基礎薄弱的情況下，實現“經濟起飛”。這首先是因為上一波全球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契合，使得全球資本和技術轉移與中國最大規模人口為基礎的低成本勞動力充分供給“完美結合”，加之“人口紅利”形成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重視基礎教育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等，使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型。

此一轉型也得益于中國自身的許多特有條件和特征，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制度紅利”，如漸進改革和增量改革，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消費結構升級推動“消費革命”，大規模工業化形成的規模經濟優勢，城鎮化帶動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府有效地參與發展進程等。

但如今，這些有利的外部和內在條件與基礎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從中國內部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生育率下降引起的總撫養率在2010年處于最低點，之后會逐步提高。人均GDP還比較低，“未富先老”特征卻在顯現。這意味著中國在經濟總體水平還比較低的情況下，要想辦法解決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化之后才會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消費傾向變化，將導致儲蓄率下降；人口紅利已接近峰值，其轉折點可能會于2013年之前來臨，這意味著以往低成本勞動力優勢開始式微；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下調，這意味著技術進口帶來的技術外溢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放緩和體制改革的邊際效應在下降。

從外部環境看，全球經濟減緩、全球經濟結構再平衡以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得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減弱；氣候變化以及節能減排，對以往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約束會有明顯的強化。

因此，中國能否抓住時機，積極主動地推進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真正將結構轉型放到國家戰略調整的重要位置上，是促進中國邁過“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關鍵。

首先，中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性轉變，改變對投資、出口及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緩解經濟增長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都需要通過轉型來實現。

要提高制造業附加值，發展生產型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工業規模擴張的高度依賴。要將生產要素低成本比較優勢轉到培育以自主創新和勞動力素質為基礎的新型競爭優勢，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從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和管理創新轉變。

其次， 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迫在眉睫。以前講結構調整，更多是著眼于供給層面，即強調產業結構的調整，主要是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需求層面的調整，即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它涉及既有的利益格局的調整，難度比純粹供給方面的調整要大。

但惟有迎難而上，加大此一調整力度，著力培養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農民的消費能力，持續提高居民消費增長率，才能將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和投資需求的高度依賴轉變為依靠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增長。

第4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經常項目衡量的是一國與他國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金往來情況。當一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進口和其他經常性支出的時候，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并主要表現為貿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為失衡的一方，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了空前的7257億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驟升至5.8%；而作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主要石油出口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則達到1000億美元的規模。其中中國尤其受關注，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1019億美元，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1142億美元。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種全球性失衡狀況增加了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風險。處于全球經濟失衡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積極成員，經濟運行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具備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走勢。因此，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就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經常賬戶逆差的不斷擴大是其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長期調整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產業結構軟化”趨向的國家。1958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50%，此后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的地位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其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美國不僅引領了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也使其在產業結構比較優勢方面與其他國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比較優勢產業越來越集中于創新產業和金融業等服務行業。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產業的產品需求在創新期往往限于國內，而服務業產品又多為非貿易品。這便導致美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多體現為非貿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來美國商品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貿易卻始終處于順差狀態，也表明美國以貿易品為主的商品制造部門的比較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以非貿易品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則具有越來越突出的比較優勢。這一變化是通過美國將制造業產品等貿易品的生產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過進口來滿足需求的過程實現的。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美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這種先行調整及其所導致的其他國家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其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全球角度看，戰后美國率先出現的結構調整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生產重心，先向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轉移，改變了兩者間的貿易關系和生產格局，出現了日本等國對美出口制造業產品，形成對美順差的“失衡”局面。同時，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美國引領下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過程，服務業比重逐漸擴大，制造業重心轉向資本品生產，在貿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逐漸將部分制造業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服務業比重越高者為經常賬戶逆差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者則為順差的局面。結果，美國不僅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消費品與標準化的資本品，其他資本品也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產業比較優勢的“軟化”使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規模持續擴大，其產品結構與來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4個層次的產業循環和貿易循環的格局：一是美國自其他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存在巨額逆差；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最終經常賬戶存在或多或少的順差；三是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自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形成一定的順差；四是石油出口國等資源充裕國則向商品主要生產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順差。由此可見，現階段的全球經濟失衡更多地體現出多邊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經濟失衡，中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中國儲蓄過剩，物價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處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結構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會很順暢地在整個體系中傳導。現在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較快、世人關注的國家，毫無疑問有責任維持和推動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并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二、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和沖擊，中國必須下決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動調整內外不平衡，增強抵御外部風險和抗沖擊能力，以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一，必須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適當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抵御全球經濟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沖擊的最有效途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貿易順差過大，前者易造成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后者易引發貿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風險。因此，當前調整內外需求比例的重點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切實解決住房價格上漲過快和教育、醫療亂收費等制約現期消費問題，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外資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外貿平衡發展，防止國防收支失衡進一步擴大。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戰略加強對外資引導，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適當提高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標準，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檔次低、土地資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外資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加真實地反映實際成本，推動出口企業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時也要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進口，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5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近年來，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國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實施并不斷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穩步增長，一再漂亮完成“保八”任務。但在這背后，中國經濟仍面臨著許多的挑戰：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并未減弱，經濟回升的基礎不穩固，外需嚴重萎縮的局面仍在持續，就業壓力短期內尚難根本緩解，一些行業、一些企業生產經營還比較困難，特別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還相當艱巨。所以說，要真正使經濟結構的調整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就要更充分地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一、經濟結構調整是后危機時期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其中也暴露出一些結構性矛盾。隨著危機過后，世界經濟的重整和變革，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和高投資的經濟增長的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

經濟結構出了問題，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質量，還會影響總量平衡；不僅會加劇社會生產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還會加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中的社會矛盾。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我國最終消費率水平長期以來一直不高，近年來甚至出現不斷下降的情況，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外部需求和投資高速增長，且我國投資增長速度一直持續明顯高于消費增長速度，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很不協調。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部需求急劇萎縮，我國由外部需求形成的拉動力已嚴重削弱，同時連續幾年積累的高投資日益暴露出產能過剩，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嚴重問題。另一方面是我國第二產業比重過高。我國工業化進程更是迅猛發展，造成我國的產業結構長期處于不平衡、不合理狀態，我國第三產業不夠發達占比偏低，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導致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不強，大批勞動力只能聚集于第一、二產業，形成了過量的剩余勞動力供給。同時，造成能源消耗較大，加劇了資源環境的矛盾。

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外部需求的擴張短期內難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隨著外需的收縮，曾經嚴重依賴外需拉動的中國經濟減速的壓力越來越大；同時，內部規模擴張帶來的產能過剩使這一模式難以為繼，而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人口老齡化的逐漸到來和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都對我國由傳統的比較優勢向新優勢轉變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國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促進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任務。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在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趨勢，全面復蘇可能是一個緩慢而復雜的過程，原有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孕育著新的突破，國際環境存在許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這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既形成巨大壓力和倒逼機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因此，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深層次問題的根本舉措，也是鞏固當前經濟回升向好勢頭的迫切需要。

二、財政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主要著力點

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首先要尊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然后政府采取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應該在以下幾方面著力。

（一）完善稅收制度，構建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的約束激勵機制。重點是進一步實施并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負，促進企業增加自主創新和技術改造投入，調整出口退稅率及相關條件，促進對外貿易健康發展。

（二）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強化財政政策的激勵措施，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加大扶持力度，重點促進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型企業發展。注重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以財政資金撬動金融資源，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自主發展能力，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

（三）確保財政支出進一步向民生傾斜。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進一步加大對“三農”、教育、就業、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投入力度。增加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充分發揮財稅政策在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以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

（四）用好財政貼息和政府采購政策，發揮示范效應。財政貼息能夠降低企業成本，帶動更多的民間資本投資，可以有目標地對國家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環保產業進行投入。政府采購為新興產業化開辟初期市場，提高風險企業產品的變現能力，對節能減排產品的政府采購還可以提高全社會的環保意識，更有效地發揮產業引導作用。

三、金融危機后經濟結構調整中的財政政策取向

金融危機后，要根據我國經濟結構的突出矛盾及內外部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趨勢，選擇各種有效的財政政策手段和措施，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當前，擴大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對解決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具有重大意義，根據居民消費不足的各種影響因素，財政政策應發揮其相應調節功能和作用，促進居民消費合理穩定增長。

一是調整和完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強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建立起居民收入隨經濟發展而穩定增長的機制，提高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

二是加大財政對農民及城鄉低收入者的補助力度，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進而提高其消費能力。

三是強化稅收等收入再分配調節性政策工具的作用如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等，抑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懸殊。

四是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促進以城鄉一體化為導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時加大就業資金投入和支持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事業和服務體系建設，降低居民公共性支出比重解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從而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強居民消費預期，增加即期消費。

第6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三十年前，中國以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設為標志，實施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而深圳就是以不斷加強國際合作、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有利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功實踐。

當前，世界經濟已緩慢復蘇，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卻繼續呈現。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明顯增加。

總體看，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艱難曲折。在嚴峻的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措施，保持了經濟穩定增長，為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貢獻。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隨著國內的土地和勞動力等成本的不斷上升，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大。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更加突出。特別是在當前的全球形勢下，以往過度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今年三月，中國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要求，未來五年中國要著力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要積極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發展高技術服務業。促進使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制造業等傳統產業。在規劃綱要中首次將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這將是中國今后五年發展的一大亮點。目前，國家發改委同有關部門已經編制了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加快發展高技術服務業的指導意見。生物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節能環保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等相關規劃，重點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生物、新能源、高技術服務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新興產業的發展是基于全球科技創新的成果。因此，在中國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必須深化國際合作，必須深入參與全球化的研發、全球化的生產和全球化的市場。

近年來，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領域中國與相關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機制不斷完善，與空客、波音、英特爾、微軟、日立等著名高技術跨國公司的合作扎實推進。為中國今后一個時期在世界各國新興產業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相信，與世界各國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增強互信，提升合作層次，拓展合作渠道，豐富合作形式，著眼未來，一定能深化相關產業領域的國際合作。

為此，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將努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堅持對外開放。中國發展新興產業將堅持走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道路。積極探索有利于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促進全球多元化的創新資源投向中國的新興產業。

第二，提高合作層次。中國將為境外企業來華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鼓勵境外研究機構和企業在中國建立各種形式的研發中心。中國也將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吸引高端國際人才投身于中國新興產業的發展。

第7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0年中國超常規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向十分明確地表現在特定的幾個環節:即信貸投放正常化、房地產刺激政策退出、地方融資平臺規范等。

總體上可以看出:在全球復蘇與退出分化格局下,中國經濟增長在政府需求帶動下的強勁增長已經在2010年一季度左右陸續達到峰值,在其后逐步進入平穩回落期,未來經濟增長將更為平緩;經濟增長動力回穩以及物價壓力逐步降低,本身代表著經濟結構調整將逐漸成為宏觀經濟的主題。

在這一特定時期,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實現危機應對時期匯率政策的逐步正常化,是必然的政策選擇。同時,要防止內部退出政策短期內密集出臺可能形成的疊加,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避免經濟短期內的平穩回調放大成“二次探底”風險。

消費持續增長將是防止經濟“硬著陸”的持續動力。

從最新數據看,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18.7%,繼續保持近一年來的增長態勢。事實上,2009年金融危機應對期間,消費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支柱,為實現經濟復蘇貢獻了最重要的份額,從2009年5月份到目前已持續提高3.2個百分點。

金融危機以來,消費的持續增長一方面是因為收入提升對消費增長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是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危機應對期間的短期刺激政策仍在發揮一定的作用,但長期來看,這種刺激效應會不斷釋放并減弱。

從國際經驗看,人均GDP收入突破3000美元往往是消費升級的臨界點,而從日本和韓國的經驗看,在人口紅利的后期往往也是消費上升速度加快的時期,消費結構將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而不斷升級,并呈現高層次和多元化消費特征。

從近十年來的收入分配格局看,中國財政收入與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一直處于持續的上升階段,相反,勞動者工資收入在GDP的占比卻一直處于下降過程,目前中國正在啟動的收入分配改革將更多在分配中向勞動者傾斜,也為擴大消費提供了支持。

從財政支出的角度看,為適應消費的持續升級過程,未來政府支出方向由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的方向不斷明朗化,未來一些結構性稅收政策需要不斷推進來適應這一轉變。

另一方面,要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使之不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等可能會導致經濟陷入轉型失敗的所謂“拉美病”,但從日本與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轉型、升級經驗看,在勞動力成本開始平穩上升時,加快內部結構調整,提高傳統加工制造業的競爭力,往往會促使勞動生產率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從而支持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另外,從投資結構調整和結構轉型角度看,戰略性新興產業會成為一個重要突破口以及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8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很高興參加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兩年前，在第一屆全球智庫峰會上，來自各國的代表們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蘇，提出了很多富有睿智的政策建議。今天，中外智庫人士、政界人士和企業家再次聚首北京，對世界經濟復蘇中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探討，這對于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很有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向遠道而來的嘉賓們表示歡迎!對峰會的召開表示祝賀!

當前，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成長，國際經濟秩序出現深刻變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經濟開始走出危機的陰影，但復蘇的道路并不平坦，還存在諸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實現世界經濟全面復蘇和健康發展，需要我們從戰略的高度、全球的視野、長遠的角度，認真思考危機產生的原因和未來發展方向；在變化中的世界中，承擔起符合自身角色的社會責任和國際責任。這里，我愿結合本次峰會主題。就全球經濟治理的共同責任問題談幾點看法，同大家交流討論。

第一，加強全球經濟治理對世界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了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也揭示了全球經濟治理的不足之處。為提高經濟危機防范能力，需要各國繼續發揚在應對危機中形成的齊心協力、加強合作、同舟共濟的精神，完善和創新全球經濟治理。在相關機制建設中，應遵循相互尊重、集體決策的原則，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愿意與其他國家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同分享發展機遇。我們將繼續支持聯合國及相關機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支持和推動二十國集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積極參與多哈回合談判，深化區域經濟合作，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二，完善財政金融體系是消除金融危機根源的關鍵之舉。當前世界經濟正在復蘇，但一些國家債務和財政風險加大，有的國家還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國際金融市場起伏不定，導致危機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尚未根除。國際社會應繼續推進全球金融結構調整和改革，加強對金融創新、資本流動的監管，保持主要儲備貨幣流動性的合理穩定，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還應重視對各國財政金融的監測分析，根據不同情況采取調整措施，降低財政金融失衡度，增強經濟發展后勁。

第三，實現經濟健康復蘇需要警惕全球性通脹風險。歷史告訴我們，經濟從衰退到復蘇充滿著挑戰，增長和通脹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近一時期，國際市場上糧食、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波動，通貨膨脹在全球呈現一定的蔓延之勢，給經濟增長帶來陰影。面對全球性通脹等挑戰，單靠個別國家努力遠遠不夠。需要各國相互溝通，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把握好政策導向、重點和力度，既恢復和保持經濟增長，又抑制和減輕通貨膨脹，促進世界經濟健康運行。

第四，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必須堅持全球化與自由貿易。貿易自由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全面復蘇的必要條件。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表明，只有通過合理的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才能實現產品和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和人類福祉。但近年來，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復蘇的進程。國際社會應堅持經濟全球化的基本方向，堅決反對和抵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推動建立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系，使自由貿易的好處為各國人民所共享。

第五，縮小南北發展差距是促進世界持久繁榮的根本措施。當今世界，財富增長相對較快。但南北不平衡更加突出，這是全球經濟最大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及大宗商品漲價，又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受到嚴重沖擊，延緩了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進程，甚至影響社會秩序和穩定。國際社會應當提升南北問題在全球議程中的地位，把支持欠發達國家作為促進世界經濟平衡的重要任務，為之提供更多的經濟資源、更好的制度保障，提高其自我發展能力，促進全球共同發展。

各位朋友!

今年年初，中國制定了第十二個五年發展規劃綱要，它不僅為中國人民描繪了未來發展藍圖，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我們正在編制若干“十二五”國家重點專項規劃，以使規劃綱要的實施更具有可操作性。未來五年，中國將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推動科技創新，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與社會和諧進步。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需要重點推進以下幾項工作。

一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這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基礎。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幾個月來，中國經濟呈現出平穩較快增長的勢頭。但也面臨著通脹壓力等問題。對此，中國把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努力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鞏固經濟發展勢頭，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我們千方百計保持糧食穩定增產，目前夏糧豐收已成定局。中國立足國內生產能源，保證煤電油氣穩定供應，強化需求側管理。一方面增加糧食、能源等有效供給，一方面抑制不合理需求，有利于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控制通脹預期。

二是致力于擴大消費需求。這是最大的結構調整。中國人多地廣，國內市場潛力巨大。我們將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的戰略。通過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等措施，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推進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減少民眾對擴大消費的后顧之憂，增強全社會消費能力。‘我們正在實施一批重太民生工程，包括大規模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促進困難群眾住有所居，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實現全民基本醫保等，這既能保障和改善民生，又是優化結構、促進增長的重大舉措。

三是著力推進綠色發展。這是結構調整的大趨勢。中國將以此為契機．加快科技創新步伐，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把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等產業確立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給予重點鼓勵和扶持。同時，加快發展循環經濟、低碳技術，逐步關閉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生產能力，推動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革，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構建綠色清潔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

四是協調經濟和社會發展。這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任務。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現代化建設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特別是社會發展“短板”的矛盾亟待緩解。我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求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而且涉及社會結構的調整。需要大力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深化社會領域相關改革，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

五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這是轉方式、調結構的應有之義和強大動力。過去30多年，中國依靠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今后將繼續把制度創新作為轉型發展的強大動力。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力爭在企業、行政、財稅、金融、價格等重點領域改革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對外開放中，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與出口并舉、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并重，使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進一步深度融合。中國把擴大進口作為戰略舉措，這為世界各國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

各位朋友!

智庫匯聚了各學科、各領域的知識精英，不僅為各國政府決策提出了重要建議，也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全球和地區安全、國際難點熱點化解等提供了寶貴的建設性意見。當今世界，如何解決全球經濟治理中存在的問題，既是對決策者的挑戰，也是對人類智慧的考驗。希望全球智庫同仁能夠借此機會、利用好這個平臺，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為完善和創新全球經濟治理貢獻經驗和智慧。

第9篇：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范文

不過，隨之而來，全球發展也步入了新的不確定階段。目前，世界經濟正處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結構調整與轉變發展方式的陣痛期、由經濟增長從刺激性繁榮轉向后危機常態發展的中低增長期，三重因素疊加將使國際經濟金融市場異常復雜。

耶倫接手美聯儲以來，其量寬退出提速，世界經濟進入“后QE時代”。從時間看，美聯儲量寬退出或許只需一年半載，但其復雜性是國際金融史上罕見的貨幣逆向操作，尤其是量寬貨幣政策的全面退出，即由超低利率回歸常態利率，應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從操作上看，無論以何種方式退出，都將引發一系列難以預料的經濟金融混亂和不確定性。期間，難免引發尾部風險，全球市場波動，觸動經濟結構、金融格局、地緣經濟和各國貨幣的大調整，勢必將影響國際經濟關系，乃至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變遷，國際金融經濟格局將經歷新一輪洗牌。

世界經濟金融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美聯儲量寬貨幣政策退出極具“過河拆橋”和損人利己之圖，甚至暗藏轉嫁危機之謀。美歐日等急于擺脫危機，忙于“各掃門前雪”，甚至產生“你比我糟，即是我好”的扭曲心態。

隨著美國非常規量寬政策逐漸撤出，全球金融利率水平會繼續上升，全球流動性會逐漸收緊。由于歐洲和日本需要繼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全球會出現主要貨幣體系（美元、歐元和日元）之間政策的不同步，這將加大全球貨幣市場、利率市場和匯率市場以及全球資本流動的波動。

由此，新興經濟體尾部風險沖擊大增。新興市場在經歷過去的強勁增長后，從2011年開始不斷放慢增速，正面臨艱巨的結構調整，卻又面臨美國量寬貨幣政策退出。事實上，量化寬松無論進還是退，對新興經濟體都是無法避免的重大沖擊。

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時，經濟和金融脆弱性高的國家將首當其沖，三類國家沖擊大：一是杠桿率高的國家。為克服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新興經濟體大量舉債，致使負債率不斷上升。二是“雙赤字”國家，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這些國家經濟減速最為嚴重，且同時擁有規模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三是資源型出口國家。美聯儲QE3退出后，美元進入周期性上升通道，帶來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南非、巴西、印尼等資源生產國的經濟將面臨一次大調整。

新興市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重建財政空間、重新緊縮貨幣政策，加大結構調整，包括對市場和基礎設施等一系列結構調整，才能把經濟穩住。

不過，全面爆發新興市場危機可能性小，2014年新興市場面臨的沖擊或可控。一是自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寬以來，全球市場經已做調整，新興市場較好抵御了第一波資本外流沖擊；二是美經濟復蘇勢頭雖趨強，但結構問題仍嚴重，如政府債務、財政赤字和失業率問題，尤其國內政治激化，往往使經濟問題政治化，簡單問題復雜化，將打亂美聯儲量寬退出時間表；三是以小幅收窄量寬，且由鴿派耶倫執撐，美聯儲退出政策可預見性增強，降低市場恐慌。當然，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高度關聯，極易放大退出引發的風險，未來世界經濟或進入一個新的不穩定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