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經濟管理方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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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各區縣政府房改辦，市政府各委、辦、局房改辦，各總公司房改辦，中央在京單位房改辦，各單位房改辦：

    為方便購房職工支用住房公積金，現就職工購買住房中支取住房公積金及利用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購買住房采用轉帳方式付款的問題，通知如下：

    一、北京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系統對于住房公積金交存人支取住房公積金購買自住住房，可以使用轉帳方式付款。各單位收取售房款時，對于購房人支取的住房公積金，采取轉帳付款方式，應予以接受。

    二、北京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系統辦理的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撥款采取轉帳方式，直接劃入售房單位帳戶。各單位收取售房款時，對于購房人利用的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部分，須采取轉帳收款方式。

    特此通知

第2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關鍵詞：西北；經濟；市場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5－0058－02

西北作為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這里曾經孕育了中華文明中的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起源地。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到開元盛世，西北一直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宋代以后，隨著國家政治中心、政權中心的南移，西北不再作為中國的中心。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清政府的大門后，中國被迫拖入現代化發展的道路。而中國現代化的開始也最先出現在東南沿海等海上交通便利的地區，西北淪為經濟邊緣。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中心在沿海地區，西北經濟再次又被拖入邊緣。直到本世紀初，西部大開發的提出，才給整個西北的經濟帶來騰飛的可能。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提出已經有十余年了，西北經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依舊明顯落后于東南地區。

一、西北經濟發展落后的原因

西北經濟落后在全國看來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落后的原因來看又是復雜的。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劃塊內，西北三省兩區被列入同一個區域，但雖然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劃塊中，西北三省兩區被列入同一區域，但就其內部而言，發展水平是有顯著差異的。陜西省整體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水平高于其他省區，新疆農棉等商品又高于其他省區。什肅、青海、寧夏落后的原困更偏重于耕地和工業的欠發達。但就西北五省整體而言，工業的單一和落后又是落后的共同原因。

1、生存條件極為惡劣。從自然條件看，大西北占據中國1／6以上的土地面積，其中，絕大部分地區屬于荒山、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缺雨的環境是其發展最大的阻礙，灌溉面積也只是圍繞黃河或者祁連山的雪水來滿足農作物的生長。在歷朝歷代的開發中由于違背了自然規律，過度開墾，使得土地、水、林草資源遭到嚴重破壞，自然環境逐漸惡化。其主要表現：一是自然界涵養水源的能力下降，水資源嚴重匱乏。西北地區曾是一個水草豐美的地區，但近代以來，干旱卻成為開發的大敵，由于古代開發使天然水體遭到破壞，而人工水利工程又年久失修，加之戰亂不斷，使本已破爛不堪的水利設施更難維護，嚴重制約了開發的地域。二是土地的利用價值弱化。由于水資源的匱乏，土地沙化、鹽漬化嚴重，加大了土地開發利用的難度。由于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導致了風災、旱災等自然災害不斷，自然災害的頻發，使本已不堪重負的農民進一步過墾過牧，形成了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了開發的深度和廣度。

2、政府對西北地區開發、扶持、創新難度高于南方地區。傳統的經濟管理體制依舊是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政府機構極為龐大。部門十分雷同，被動性的改革制約著這一地區始終無法主動改革，往往會出現“牽著牛鼻子走”的狀況。和我國的南方地區相比，西北地區經濟改革有三點不同。一是政府所承擔的責任比東部要大許多，西北地區是“老、少、邊”區的政府，必須把解決溫飽、穩定邊疆，協調民族關系、抓好安定團結做為政府職能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西北的地方經濟實力在改革初期就與東部地區處在不同的檔次上，加上可開拓的市場空間遠遠小于內地，交通便利程度也遠遠小于內地。所以，即便能夠在改革進度上與內地同步，也不可能取得同樣的效果。三是改革所選擇的突破口不同，東部的經濟體制改革基本都是從市場要素最活躍的領域開始的，如鄉鎮企業、經濟特區、股份制、民營經濟、家庭企業等，最后才對國有企業實行改造，因此，政府對改革的承受力有一個適應和過渡期，而西北的改革別無選擇。

3、管理體制落后，法律意識淡薄，教育落后。這些是西北經濟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西北的管理體制尤其是在地方上，依舊滿足于低水平的管理方式，不重視管理方式的創新。用人機制多是用行政官員的方式來選拔經理、廠長。這些經理、廠長一般對經營理念、管理理論不關注，過多關注的是職位和金錢。法律意識淡薄也是西北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法制觀念淡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權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現象十分嚴重。這里的民眾也不會自覺地拿起法律工具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寧肯吃虧也決不打官司告狀，對法律機構沒有足夠的信任。教育發展嚴重滯后。西北教育事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資不足、師資力量薄弱和觀念陳舊。近年來，由于地方財政日趨緊張，國家撥付的教育經費連保證教師工資和公用費用都很困難，使得學校無力對教學條件進行改造。一些縣鄉僅教師的工資就占據了全部教育經費的95％。有的學校的辦公費每學期不到10元，教室的危房率高達50％。

二、解決西北經濟落后的對策

西部大開發十年來，取得了一系列驕人的成績。但西北經濟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原因、民族的原因，使西部大開發的任務依舊還沒有完成，路途依舊任重道遠。十年來，在興修水利、交通運輸、資源開發上取得了好的成績。但在一系列基礎措施逐漸完善時，合理利用這些措施才是最關鍵的致富辦法。

1、可持續發展道路是西北經濟的必然選擇，回顧西北整個歷史的發展進程，隋唐以后由于歷代統治階級的巧取豪奪，毀林開荒，連綿戰爭和大規模移民、屯田，這里逐漸成為童山濯濯、沙海茫茫的貧瘠地區，已成了千年歷史傷痕的記載。這些都是西北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教訓。面對子孫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無疑是西北經濟騰飛的基礎和關鍵。為此，西北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的關系。必須合理用水節約水資源、必須治理風沙、不亂墾亂種、保護西北地貌的豐富性。

第3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關鍵詞:業績管理會計;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責任會計;戰略績效

業績管理會計是管理學的一門邊緣學科,是運用責任會計原理,在分權制組織中為提高經濟效益,以責權利相結合的會計核算方式促進各級分權組織目標一致性的管理會計信息系統。業績管理會計的形成和發展,受社會實踐及組織與管理理論的雙重影響。20世紀以來,組織與經營管理學的發展經歷了由以基層管理為主到以高層管理為主,由以日常業務性管理為主到以經營戰略管理為主,由以物為中心的管理到以人為中心的管理,由以有形資產為重的管理到以無形資產為重的管理,由簡單管理到趨向綜合管理的過程。這些組織與經營管理學理論的發展,影響著業績管理會計理論的逐步形成和發展。

一、古典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促進了業績管理會計的萌芽(20世紀初～50年代)

古典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是以追求企業效率為特征的管理會計理論逐步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在古典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的影響下,管理實踐中出現了以作業考評和計件工資為主的業績管理會計核算方式。

一)古典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古典的組織理論把組織看作一種封閉的系統,認為組織管理的重心在于組織內部,應事先規定好科學的規章制度和原理原則,以此為準繩強化物品和工作的管理來提高組織效率。對組織中的人主要持以“經濟人”、“機械人”的觀點,即把人看作擁有完全認識能力和行為能力的理性人。

認為人為實現自己物質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常常選擇理性的最合適于自己的行為,職工是在管理者的意志、命令、指揮下忠實且合理地執行份內的工作,為達到期望成果而被動行動。古典的經營管理觀認為管理的本質就是讓人們完成某種事情,管理就是由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等職能所構成的循環流程。[1]西方古典管理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科學管理之父”泰羅在1911年發表的名著《科學管理原理》中,討論和研究如何提高生產和工作效率,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動作,制定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泰羅認為,管理就是指揮他人能用其最好的工作方法去工作。[2]亨利·法約爾在其著作《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提出管理的五項職能: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

古典學派認為完成任何一件工作都有一個最佳途徑,并以此引出一系列管理原則,其優點在于強調正式結構的重要性,為今后理論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但其最大的缺點就是過分強調組織的“機械模型”,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

二)古典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促進了業績管理會計的初步形成這一時期,隨著泰羅科學管理理論在實踐中的廣泛應用,“標準成本”、“預算控制”、“差異分析”等與泰羅的科學管理直接相聯系的技術方法開始被引進到管理會計中來,這一時期管理會計追求的是“效率”,強調把事情做好,核算的重點是每道工序的作業時間和工作任務。通過標準時間和實際時間的比較來測定員工的勞動效率,標準時間作為勞務費和獎勵工資的基礎,這說明績效管理會計的雛形已出現在科學管理實踐中。這一時期,績效管理注重的是作業效率,企業管理的全局、企業與外部關系等有關問題還沒有在管理會計體系中得到應有的反映。

二、近代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促進業績管理會計理論的形成(20世紀50～80年代)

二戰后,世界經濟發展迅速,市場不斷擴大隨著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的深入發展,業績管理會計理論也得到相應的發展。職能制和事業部制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的發展直接促進了責任會計和事業部制組織業績管理會計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一)近代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

近代的行為學派把組織看作一種封閉的社會性模式,認為組織是社會使命的有機體,近代的管理科學學派把組織看作是開放的理性模式,認為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要服從總體組織目標。要把人看作能決定自己意志的自律的人、個人人格和組織人格同時并存于一身的人。在物質、生物、社會諸多要素的制約中,人具有自身動機和意愿,能按自己的意愿和志向來選定目標,并為其目標的實現而努力。在組織的大規模化過程中如果缺乏適當的管理措施,很可能造成雙重人格的分裂和對立,即個人和組織目標的對立緊張關系。近代的經營管理觀認為管理就是以企業為中心的大規模組織以維持和成長為目標,盡可能實現個人與組織目標相一致的協調統一功能。近代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強調分權制組織架構和分權管理其經典就是職能制組織與事業部制組織理論,從環境———企業組織———人的觀點出發重視經營管理中的環境適應與分權制組織中的組織及個人的責權利關系,重視管理的動態過程。在職能制分權組織中,權限的委托關系由供應、生產、銷售等職能部門承擔;事業部制組織中各事業部是具有較強獨立生產或經營能力的組織,事業部長擁有本事業部的新產品開發研究、生產、銷售、人、財、物的管理權,有的事業部長甚至還擁有生產經營決策權和相當一部分的投資決策權或投資計劃建議權,參與企業內部各事業部之間、事業部與總部及后勤管理部門之間的相關政策制定及實施權。

二)近代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影響業績管理會計理論的形成

在近代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的影響下,為有效實行組織內部控制,實現個人與組織目標的協調統一,20世紀50年代,美國各大企業普遍建立專門行使控制職能的總會計師制,標準成本計算、預算管理、盈虧臨界點分析、差量分析法、變動預算、邊際分析等為基礎的管理會計方法體系基本形成。20世紀60～70年代,盛行責任會計,20世紀80年代事業部制業績管理會計得到廣泛推廣企業經營目標的定位由短期利潤最大化轉向股東價值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

職能制組織的責任會計。在職能制組織中,各職能部門的權限委托關系在責任會計上的反映就是各職能部門被稱為成本中心或收入中心,各職能部長成為負有成本責任或收入責任的管理者。直線制或職能制組織結構的企業采用以預算管理的績效管理會計方法,這些企業預算指標嚴格按照管理可能性原則分解為各職能部門預算責任中心的預算目標,以此作為職能部門績效考核標準,通過嚴格按考核標準與實際預算執行結果進行差異的計算和分析,測評管理者的績效明確各部門管理者權限范圍內的收入或成本責任,以此達到預算控制目的,保證企業總體的現金流量和利潤預算目標的實現。

事業部制組織的業績管理會計。基于事業部制組織的責權利特征,事業部制管理會計把研究重點放在事業部長的績效考核,事業部制績效管理的責任單位為各事業部,各事業部通常是利潤中心或投資中心。利潤中心既對成本負責又對收入和利潤負責。投資中心是對投資收益負責的責任中心,事業部制績效管理會計中,把事業部長定位于利潤中心或投資中心負責人,企業總部管理部門負責總部一般管理費用的支出及各事業部間的資源合理配置和管理整合,以此實現企業的總目標。事業部制績效管理會計中,事業部長要負責的本事業部利潤指標的計算方法為,事業部管理可能性利潤減去分攤的總部一般管理費及共同費用之后的余額。這樣計算的事業部利潤考核指標促使各事業部長關心并積極參與公司總體戰略及管理政策的制定及實施過程,使各事業部的目標與公司總目標保持一致。

在近代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的影響下,業績管理會計追求的是“效益”和“企業價值最大化”

在分權制組織管理實踐中職能制和事業部制企業的業績管理會計方法體系基本形成。業績管理會計把業績管理會計的本質定位于責任會計,以管理可能性為基礎,結合管理者責任,區分和核算匯總管理會計情報,來促進管理者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的相互統一。這一時期的業績管理會計理論注重探討在分權制組織中,如何通過建立各級責任中心,明確各責任中心的運營目標和路徑,考核和評價企業內部各責任中心的經營業績,并以其結果進行差量分析和信息反饋來實現企業整體目標等。

三、現代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影響業績管理會計理論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產業環境的日益動態化、技術創新的加快、競爭的全球化和顧客需求的日益多樣化,出現新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及超越競爭的新戰略管理理論,以此為背景,績效管理會計理論也向戰略績效的考評和綜合信息處理系統方向發展。

一)現代的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現代的組織理論把組織看作一個開放的社會性模式。這種組織模式強調組織的生存價值、社會作用和性格特征,強調在諸多經營資源中人是企業組織的中心,是企業最寶貴的資源,而不僅僅是人力費用支出;強調組織的三要素———溝通、貢獻意愿、共同目標;強調企業組織存續和成長的條件為有效性(合理性)、能率(人間性)和道德性社會性)。[4]現代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認為,企業的經營活動以戰略設定、績效管理與激勵機制、流程管理、戰略性組織的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展開出現了戰略業務單位(SBU)、網絡虛擬組織等新型組織。探討戰略管理中各項管理職能(即設定目的和目標、形成動機、構建組織結構、經營者領導能力)對企業的諸多經營活動(基本經營活動、支援經營活動、部門管理活動等)的作用時,強調企業戰略與相關各戰略中心型組織的戰略溝通與資源匹配,關注企業無形資產轉化為有形成果的關鍵路徑和各戰略中心型組織及企業整體核心競爭力的構筑與提高。

二)現代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的背景下業績管理會計理論進一步發展在現代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的影響下,管理實踐中產生了“作業成本計算”、企業發展潛力評估模型、平衡計分卡、績效棱柱法等績效管理會計方法,特別是在戰略管理理論的影響下,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平衡計分卡系列理論作為戰略績效的綜合評價體系得到廣泛應用。平衡計分卡的績效管理責任中心為戰略業務單位即戰略中心。實施平衡計分卡最理想的戰略業務單位,其活動范圍遍及整個價值鏈的創新、經營、營銷、分銷和服務等活動;該業務單位擁有自己的產品和客戶、市場和分銷渠道、生產設施;更重要的是,它擁有一個定義完整的戰略。平衡計分卡可幫助公司建立戰略管理的基礎架構為組織績效管理提供戰略框架。

平衡計分卡從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分解企業戰略、設定各個層面的考核目標和評價指標基準,把公司的戰略落實到互為關聯、相互支持的績效責任中心制定一組關于戰略執行結果與過程的績效管理目標,定期考核評價各責任中心的績效,推動公司的每一戰略責任中心乃至小組成員自覺實現戰略績效目標,從而達到戰略控制的目的。在財務層面各戰略中心業務單位在開始確定其平衡計分卡的財務層面時,其財務目標和指標必須起雙重作用即它們是確定戰略的預期財務業績,必須成為所有其他平衡計分卡層面的目標和指標的最終目標值。[6]衡量戰略的財務主題有收入增長和組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資產利用率等。在客戶層面,各戰略中心業務單位在開始確定其平衡計分卡的客戶層面時,把企業的使命和戰略轉變為目標客戶和細分市場的特定目標(這些細分市場代表了公司財務目標的收入來源),明確辨別及衡量其價值主張,調整自己核心客戶的結果指標滿意度、忠誠度、保持率、獲得率、獲利率等),并將這些目標傳達給整個企業。[7]在內部業務流程層面,在平衡計分卡中,內部業務流程的目標和指標源自于滿足股東和目標客戶期望的明晰的戰略。內部流程可劃分為:運營管理,即生產并向客戶提品和服務;客戶管理,即建立并利用客戶關系;創新,即開發新產品、服務、流程和關系;法規與社會,即遵章守法,滿足社會的期望,建立繁榮的社區。運營流程的改善常常通過節約成本和提高質量帶來短期成果。來自客戶關系增強的收益,會在最初客戶管理流程改善后的6～12月內逐步顯現出來。創新流程通常要花費更長的時間來提高客戶收入和經營利潤。加強法規與社會流程的益處可能要發生在未來。戰略應是平衡的在四類內部流程中,每類至少有一個戰略主題被包含進來,創造持續的股東價值增長。在學習與成長層面,其目標為其他三個層面宏大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基礎框架,是前面三個計分卡層面獲得卓越成果的驅動因素。如果企業希望達到宏大的長期財務增長目標,就必須對企業的基礎框架———員工、系統和程序進行投資。衡量員工的核心指標有員工滿意度、員工保持率、員工生產率;驅動因素有員工能力、技術基礎框架、行動氣氛等。平衡計分卡體系中激勵員工的因素有把平衡計分卡和績效管理與浮動薪酬相掛鉤;把平衡計分卡與員工的招聘、選拔和保留鏈接起來;把平衡計分卡與能力發展聯系起來。[8]戰略的協調一致決定無形資產的價值。無形資產可分為如下三類:人力資本,即員工技能、才干和知識;信息資本,即數據庫、信息系統、網絡和技術基礎設施;組織資本—文化、領導力、員工協調一致、團隊工作和知識管理。當學習與成長層面的三個要素,即人力、信息和組織資本,都與戰略協調一致時,企業就有很高的組織準備度。

這一時期管理會計乃至業績管理會計的主題和研究方法呈現多元化格局,業績管理會計追求企業的戰略績效,以公司的戰略和對目標市場的價值定位為出發點;把戰略轉化為可衡量的多層目標,這些多層目標互相關聯,一個角度的績效會影響到另一相關角度的績效。績效管理會計強調,公司的戰略目標必須逐層落實到下級部門、直至個人;公司及其部門考核指標的設置必須體現出實施公司戰略的構思,有利于加強戰略內容的控制;有利于激勵員工共同努力去完成公司的戰略目標,有利于企業無形資產轉化為有形成果,提高企業戰略績效。

總之,組織與經營管理理論及管理實踐的發展,使業績管理會計由重視效率(作業工序、成本)和效益(利潤、企業增加值)逐步向追求戰略績效轉變。新晨

參考文獻

1.[日文]片岡信之.要説経営學[M].東京:文眞堂

2.孫茂竹等.管理會計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黃芳.分權制企業績效管理可能性基準的內涵變化經濟管理,北京:經濟管理雜志社

4.畢意文,孫永玲.平衡計分卡中國戰略實踐[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

第4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關鍵詞：輔導員 情感管理 重要性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6）08（a）-0096-02

情感教育是一種教育觀念，可以說是一種人的情緒感覺關注，也可以說是關注人感情、價值觀的層面發展，所以情感教育也被稱作是認知教育，是通過對生命和整體性的尊重而產生的一種發展教育。高校輔導員作為學生管理的主干力量，其既是學生的組織者也是學生的領導者，因此只有輔導員朝氣蓬勃，帶著愛心、關心和耐心去工作，才能將管理工作深入人心，進而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

1 高校輔導員工作中情感管理的重要性

分析情感管理的重要性，我們首先就要從學生的特點著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變革，學生的意識形態也發生了改變，而最鮮明的一個特性就是學生的個性強，他們往往思維不受限制，對于問題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不愿聽從他人的意見，同時也不喜歡別人左右自己的思想，因此可以說，如果輔導員只采用勸說、壓制等強制手法進行管理，往往會適得其反。同時當下的學生追求獨立、平等、自由，因此自主意識和平等意識強烈，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對于一些管理束縛，都存在潛在的抵觸心理，而當下輔導員管理是這種上級對下級的管理制度，因此學生往往會認為自己在管理中失去了自尊，進而對輔導員增添了反感，面對以上種種，輔導員只有采用情感管理方式，平等的與學生相處，才能和學生之間建立友誼，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實現學生管理上的目的[1]。其次輔導員情感管理更具有榜樣性，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學生的言行，往往受身邊親近的人影響，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輔導員和學生的生活最近，因此用情感管理這種方式，拉近導生之間的距離，進而通過輔導員的言行，讓學生自覺地去學習模仿，可以有效地提高高校學生管理的效率。其實歸結到底，還是由于情感是人類最高的活動交流形式，具有極強的感化作用，輔導員的工作對象是人，而感人心者莫過于情，因此在教育管理中，通過情感，讓學生發自內心地去尊重輔導員，才能實現“親其師，信其道”的教育目的。

2 高校輔導員工作中情感管理的有效措施

2.1 以人為本，真心幫助學生

以學生為本就是教育管理中真心地去幫助學生，通過幫助學生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發揮高校學生管理的最大價值。因此在管理過程中，輔導員要關注學生如下幾方面：第一要關注學生的品質。品質決定著一申城個人的社會價值，所以我們常說一個人可以無才，但是卻不能無德，因此輔導員在做學生的管理工作時，尤其要注重學生的德政思想教育，只有為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才能讓學生在今后的工作就業中，形成良好的道德操守[2]。第二要關注學生學習。通過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使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學習，繼而明確學習目標，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做到會學習、善學習。第三要關注學生生活。高校學生來自于五湖四海，可以說每個學生的語言習慣、飲食習慣都不相同，如何幫助學生快速融合于校園環境，讓學生感受到異地的溫暖就是輔導員的工作責任。第四要關注學生的心理。高校學生的就業壓力擺在面前，學生無時無刻都感到迷茫和困惑，因此輔導員要經常和學生溝通交流，才能解答學生的心中迷惑，進而幫助學生制定職業生涯規劃，通過為學生合理定位，轉變學生的就業觀念，解決學生的就業擔憂。

2.2 平等定位，尊重學生

在對學生進行管理的過程中，輔導員好像總是高學生一等，而從社會觀念分析，學生和輔導員都是權利的主體，因此都可以享有主體所具備的權利，也就是說輔導員與學生之間是平等的[3]。對于此當下的大學生已經具備了這種主體意識，在這個宣揚民主自由的時代，這并不是壞事，而需要改變的其實是輔導員的意識，而情感化管理正是從這一點意識出發，它把輔導員與學生之間的平等作為契機點，進而驅使輔導員用民主平等的方式去對待學生，而不是用一種權威者的身份去管理學生，因此輔導員在進行學生管理工作時，只有放下自己的身份，真正走入學生之中，才能和學生建立信任，進而以交朋友的方式，參與到學生的學習生活中，拉近導生之間的距離。與此同時，尊重學生也是情感管理的重要體現，所謂尊重，不只是平等地去看待學生，而是發自內心地理解學生、認同學生，肯定學生的價值，不傷害學生的自尊心，這可以說是作為教育者，最基本的素質之一，因此可以說，輔導員只有轉變自身的管理身份，才能把學生看作是平等的主體，進而通過尊重學生，增進導生之間的情感，從而為學生提供開放自由的學習空間。

2.3 換位思考，情感交流

溝通交流是輔導員在學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徑，很多輔導員在和學生交流時，都說學生難溝通，這的確是個事實，但卻不夠全面，當下的學生確實個性主張很強，但造成溝通失敗，不只是學生的個體責任，還有輔導員自身的溝通問題。而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輔導員不能換位思考，因此導生之間才會存在代溝，學生不愿意將自己的心事訴說給輔導員，輔導員也很難探聽學生的內在想法。因此若想實現情感交流，輔導員首先就要站在學生的觀點上去看待問題，這樣才能考慮學生的感受，不做傷害學生的事，我們常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可筆者認為這是看待問題的角度卻不是解決問題的角度，有很多時候，當輔導員用當局者的身份去思考問題，可能更容易對癥下藥，這才是情感交流的有效溝通方式，學生才會真正的欽佩輔導員，進而主動接受輔導員的教育和管理，而這也正是情感管理的核心價值[4-5]。

3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輔導員的情感管理是以關愛為核心，建立在情感交流基礎上所實行的一種學生管理方式，讓學生在一種歸屬感的關懷中，自我約束，完善自我，進而實現一種“無為而治”管理思想，而這也是高校輔導員管理制度的最高境界，可以說是當代高校管理學生中最主流的一種教育思想。

參考文獻

[1] 趙君，孫巍.情感管理提升高校輔導員隊伍管理實效性的重要手段[J].思想教育，2013，15（31）：115-116.

[2] 張玉芳.溝通的管理效應研究高校情感管理之基礎[J].河南師范：社會科學版，2014，3（5）：104-105.

[3] 王東星.情感管理在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的實踐探索[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5，18（7）：178-179.

第5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新基礎教育”研究是葉瀾教授主持的一項綜合性研究項目，涉及理論實踐兩個層面和多個領域的研究。早在其探索性研究階段，該研究就曾關注過學校管理層面的改革問題，如學校科研如何推進學校各項工作的開展，在科研過程中如何形成一支新型的教師隊伍，學校管理工作如何體現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等。[1]在研究進入推廣性、發展性階段之后，上海市“新基礎教育”研究所于2002年3月舉辦上海閔行區“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者研修班，研究主題涉及學校管理改革各個層面的問題。2002年5月，“新基礎教育”研究所在上海召開了第六次“新基礎教育”共同體研討會，葉瀾教授作了《高質量整體加速推進新基礎教育，創建21世紀新型學校》的專題報告，明確提出了“創建21世紀新型學校”的改革實踐目標。學校管理“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強化了校長作為學校改革第一負責人的意識，并由此在學校管理層面開始了更為深入而富有創意的改革。[2]

現有的學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論與實踐相對立的思維方式指導下進行的，比較側重實務層面的改革，對行政層面有很強的依附性，學校管理改革的自覺性、獨立性與特殊性尚待開發。在此背景下，“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就體現出以下的獨特性：

增強了理論與實踐的互動

“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有著鮮明的教育學立場，追求和體現著教育理論與教育改革實踐的積極互動。“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堅持直面學校管理現實，尊重實踐本身的獨特性、綜合性和復雜性，始終在“成事”與“成人”相結合的立場下研究學校管理問題。“新基礎教育”并不反對借鑒經濟管理等領域的先進思想，但更加自覺地注重學校教育及管理的獨特性，堅持將學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學的立場下進行思考。“新基礎教育”有其對社會發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體思考，有其對現有學校教育問題的深度考察，更有改變現狀、創建21世紀新型學校的目標設計和路徑創新。在“新基礎教育”看來，“實現轉型，是中國學校世紀初變革的基本走向和關涉全局的基礎性核心任務”，其具體內涵“即學校教育的整體形態、內在基質和日常的教育實踐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現代型’的轉換”，轉型的具體內容包括價值提升、重心下移、結構開放、過程互動、動力內化等5個方面。[3]而具體的改革路徑，則是研究型的改革實踐。在這一重要的改革實踐中，學校管理不僅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改革層面，而且是在“新基礎教育”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

在進行“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時，學校管理者首先要學習和掌握“新基礎教育”的理論，要認識“新基礎教育”的性質、目標、價值追求和觀念系統，理解“新基礎教育”的主張與改革措施，從而形成“新基礎教育”的理論立場。“新基礎教育”并不認為學校管理者只是理論的應用者，而是認為其同樣需要思考教育問題，形成教育觀念，養育教育智慧；認為學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發展潛力的生命體，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論思考與改革實踐的互動，不斷研究新問題，不斷在研究中豐富理論，不斷在理論指導下推動改革實踐，理論與實踐相互滋養，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中，學校管理者能不斷地感受到“新基礎教育”理論對改革實踐的滲透和指導，也能在不斷推進著的改革實踐中，發現新問題和進行新的理論思考。因此，實施“新基礎教育”，會促進學校管理者更加自覺地學習、思考和實踐，在實踐中更新教育觀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體意識

“新基礎教育”要求，學校管理者必須有綜合和整體的意識，要對學校所走過的道路有清醒的認識，要對學校的發展狀態、改革目標、改革進程、存在問題與新的發展空間有綜合的認識，對學校各方面、各層面的改革有綜合的設計，要有策劃、指導、推進學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識和能力。這樣，必將有助于整體推進學校的改革和發展。

突出了改革的內涵意識

對于學校管理而言，有各種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種方面的改革，有外顯的改革，也有內涵的改革。從當前的改革狀態來說，人們比較關注的是學校硬件設施的完善、學校品牌效應的形成、學校外在聲譽的改善。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對于當前來說，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這些改革畢竟是學校的外延發展，不能替代學校的內涵發展。

“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極大地促進了學校的內涵發展。對于學校改革和管理來說，最核心、最艱難的就是學校的內涵發展。“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學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學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體轉換，致力于創建一種新的學校生活形態。這一改革艱難而又非常有意義。因此，“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非常關注學校管理者和教師的自我更新。具體而言，這種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觀念系統的更新、思維方式的更新、價值取向的更新和行為方式的更新等。這種自我更新，是滲透在教師、學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過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轉變而體現出來的。因此，“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關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變革。這是最具有實質意義改變。用“新基礎教育”的話語來說，就是要處理好“成事”與“成人”的關系：通過“成事”來成人，“成事”與“成人”緊密結合。

“新基礎教育”自覺、執著地關注著學校內部的變革，關注著學校內在基質的時代轉型，關注著學校的整體轉型和轉型性的改革過程。正是在此意識之下，“新基礎教育”才特別看重“過程”、“人”和“日常”這些學校內涵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學校的自我意識

學校管理改革有多種方式，從內外關系來說，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調動學校人員積極性的改革，有的是積極尋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礎教育”追求的是學校管理的自我更新。這是一種對學校人員綜合潛能的積極挖掘，是一種開放的精神狀態與發展狀態。因此，“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喚醒了學校的自我意識。

只有學校管理者想改變自己和自己的學校，愿意面對學校的問題，愿意尋找學校的發展空間，“新基礎教育”才可能在其學校扎根，才能促進學校自我更新。“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沒有固定的模式，沒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過傳播理念和改革實踐，喚醒學校管理者和教師的自我意識、發展意識、生命意識，讓每個人都認真面對自我，積極更新自我。這樣，“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就呈現出相當積極的狀態：學校管理層在積極地自我更新。這不僅體現為每所實驗學校對自己學校發展狀態、問題與發展空間的認識上，不僅體現在對學校發展規劃的制定上，不僅體現在學校管理者積極地推進自己學校的改革、不斷深化和拓展改革領域上，而且體現在學校管理者和教師能夠積極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積極地探索和實踐，積極地反思并不斷地重建。一批批積極進行自我更新的學校管理者和教師，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實踐中不斷涌現。

“新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改革強調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喚醒著學校管理者和教師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著他們的力量。

在幾年的改革實踐中，正是因為有了上述堅實的基礎，所以開展“新基礎教育”實驗的學校才在學校管理層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們根據自己學校的歷史、現狀、問題與發展空間，自主規劃學校發展，積極開展學校科研，開展具有個性特征的文化建設，降低管理重心，重構學校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自主構建反思--重建型的管理方式，關注學校最基本的師生日常生存方式的轉換。可以說，每一所扎扎實實進行“新基礎教育”研究的學校，其管理層面都顯現出整體轉型的態勢，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學校從“近代型”向“現代型”的轉換。

學校管理改革之路是沒有終點的。“新基礎教育”的學校管理改革乃至于“新基礎教育”的理論建構與改革實踐，必將為豐富、拓展學校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不斷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葉瀾.“面向21世紀新基礎教育”探索性研究結題總報告[A].“新基礎教育”探索性研究報告集[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2]葉瀾.實現轉型：世紀初中國學校變革的走向[J].探索與爭鳴，2002,(7).

第6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關鍵詞：鉆石模型 上海 臺灣 創意產業 比較

上海、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概況

（一）上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概況

截至2012年底，上海共有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園區1家，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13家，114家市級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各中心區域也大力發展具有特色的、符合自身資源條件的文化創意產業園。上海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全市經濟增長。上海幾個典型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及其特點，如表1所示。

（二）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概況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我國臺灣地區，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文化創意產業逐步取代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日益發展成為新的支撐力量。2010年臺灣頒布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從法律角度為文化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2003-2008年間，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從98億臺幣提升到234.5億臺幣，就業人數亦大幅度增加。

基于“鉆石模型”的滬臺創意產業園競爭力比較

（一）生產要素

1.地區文化、藝術基礎。上海市有3000多年的歷史，深厚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蘊和眾多歷史古跡，共有19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36項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和4座上海市級歷史文化名鎮。臺灣文化由于多種族群組成以及不同時代背景而有多面的呈現。文物資源豐富，高山族、雅美族、布農族等民族特色儀式活動、飲食、歌舞、刺繡等都是臺灣寶貴的文化藝術財富。

2.空間載體。在空間載體方面，上海與臺灣都充分利用了舊建筑，上海依靠眾多老工廠和倉庫做載體，臺灣也以歷史建筑做創意空間，都使原本閑置多時的空間獲得重生。但是空間載體對于兩個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意義不同，上海的文化商品需要與所在空間的共融性或匹配度并不是很高，而臺灣則非常注重文化創意商品或服務與這些空間有共通的特性。

3.人才。上海市一直非常注重文化創意人才的培養和集聚。《上海市“十二五”文化人才發展規劃》和《市委宣傳部“十二五”干部教育培訓規劃》，提出到2015年，上海文化人才資源總量要達到25萬人；實現文化人才工作“百千萬”目標。臺灣也非常注重文化創意青年人才的培養，與上海等大陸城市不同的是，臺灣對文化創意人才更重視經歷和體驗，很多學生畢業后不是馬上進入社會工作，而是去歐洲或者臺灣鄉村行走一年，加深生命的體驗，這非常像鼎盛于18世紀英國的“大陸游學”。

（二）需求條件

1.當地經濟狀況。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將全球經濟打入谷底，上海和臺灣的經濟也都難逃此劫，但是上海依靠其扎實的基礎工業和產業升級依然保持了經濟指數的上漲，臺灣由于近些年工業和科技疲軟，經濟連續下滑。根據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上海人均gdp是1.9萬美元/年，臺灣為1.49萬美元/年，因此上海的經濟狀況及消費能力略好于臺灣，如表2所示。

2.消費人群的綜合素質。由于臺灣本地消費者的老練程度和對產品與技術的需求相比上海更加復雜，臺灣文化創意企業普遍具有快速反應和及時調整變化的能力，同時，面對用戶市場個性化的需求，企業將為客戶提供有差異的產品或服務。

3.市場。截至2012年底，根據上海市政府的統計數據，上海常住人口為2380萬，臺灣人口共2331萬人，因此地區內的消費市場差異不大。2011年全年上海入境游客人數為800萬，臺灣為609萬，與上海相比稍低，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上海作為中國重要的文化創意都市，除上海外的其余省市對上海的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的需求而言是很大的市場，而臺灣作為一個孤立的島嶼，從地理上限制了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的流動。

（三）相關支持性產業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比較早，已發展出完整的連鎖經營、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現代流通組織和流通形式，構建出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貫通城鄉的文化產品流通網絡。上海相對來說起步較晚，文化創意產業本身雖發展迅猛，但與其他相關支持性產業的互動、融合仍有待提高。

（四）主體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

1.文化創意產業的發

展戰略。上海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工業生產和計算機軟件等相關領域的研發與設計活動優先得到發展，而臺灣核心創意產業大部分是文化藝術的基礎產業。

2.文化創意產業的結構和數量。上海的文化創意產業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數量上遠不及臺灣，而且多為混合型文化創意園區，往往包括很多的主題和方向。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起步較早，閑置空間再利用，產業偏向小型化，有些只是一個館或一幢樓，分散性和多類別使得群聚效應不夠，但主題鮮明，且數量很大。

3.文化創意產業的風格差異。上海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時間短，反映本民族、本地區特性的文化創意產業相對較少。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在創意產業的經營模式上，本地傳統文化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帶有濃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和特性。

4.文化創意產業競爭情況。上海文化創意產業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的文化創意產業園，而且各產業園均針對本身的特色來定位，彼此風格迥異、區別顯著，因此同業內競爭并不十分激烈。而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偏向小型化、分布廣、數量多，因此彼此間競爭相對更為激烈。

（五）機會

當前，上海正逐步邁入城市轉型的發展新階段，“四個中心”建設與文化發展的融合互動正日益強化，“后世博”效應將逐步顯現和釋放。隨著臺灣和大陸的進一步開放與交流互動，廣闊的大陸市場是臺灣文化創意產業不能錯過的良機，兩岸互通融合的時機是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強心劑。 　（六）政府

1.政府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態度。上海和臺灣政府均對本地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制定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文件，以促進其健康、穩定、快速發展。但是，上海和臺灣政府對于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管理方式有很大不同，臺灣奉行低度管理、高度輔導原則，上海則采取政府主導原則。

2.文化創意產業管理的行政架構。上海市經貿委員會在2004年年初成立了上海設計創意中心和上海創意產業中心，是上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主要平臺。臺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行政機構主要有“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指導委員會”等，如圖1所示。

3.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政策、法規。由于同臺灣相比，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起步較晚，因此產業發展政策具有緊迫感和跨越性，但規范性和完整性略顯不足，大多停留在戰略目標、發展方向的部署階段，而對于具體實施操作的指導性不強，在發展戰略的階段性和與百姓生活的切合度上與臺灣還存在一定差距。

對策建議

（一）上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建議

第一，明確行政管理機構定位，完善相關產業政策和市場機制。臺灣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機制值得上海借鑒，上海還應學習臺灣，制定完善的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同時，上海需要創造條件，完善市場競爭環境，使市場競爭保持活力，又能夠發揮規模經濟性。

第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文化創意產品和服務，提高國際競爭力。借鑒臺灣文化創意品牌的打造經驗，樹立自己的原創品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抓住滬語、浦江風情、海派文化等關鍵亮點進行打造。

第三，加強文化創意產業的輻射帶動效應，實現產業鏈升級。打造文化創意產業的完整產業鏈，大力發揮上海文化創意產業的輻射、帶動效應，使其成為上海市高端服務業的支柱和亮點，拉動相關產業發展。

第四，推動文化創意企業發展，提高集聚區管理水平。上海應通過多方面努力來扶持文化創意企業的發展，尤其應注意培育龍頭企業。努力提高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管理水平，使文化創意園區成為上海市整體文化規劃的一部分。

（二）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建議

第一，培育大型綜合文化創意產業園，加強產業集聚效應。建立大而全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將有利于產業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的發揮，有利于產業做大、做強。

第二，“引進來”與“走出去”兩手抓，拓展島內外市場。借助打造世界級城市的機遇，吸引發達國家的優秀文化創意產業落戶，并將其與臺灣本土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相結合。同時，臺灣本土企業應在滿足本地市場需求的同時，打開大陸市場、國際市場、提高國際知名度。

第三，提高產業政策貫徹執行力度。應重塑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執行鏈條，為政策實際運用中遇到的難題掃除障礙，提高產業政策貫徹執行的力度。

（三）加快滬臺文化創意產業合作建議

第一，，

相互借鑒，共同提高。滬臺兩地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借鑒彼此的經驗方法，可以緩解兩地創意產業發展中面臨的瓶頸，實現有效的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

第二，打破政策屏障，完善融資體制。掃清合作障礙，實現兩地產業上的開放、互通，建立推動滬臺兩地文化創意產業合作的專門機構，同時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配套的金融支持，拓寬產業融資渠道。

第三，加強兩地文化創意產業的互動合作。鼓勵滬臺兩地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如對以臺灣企業為主要參展對象的展覽在稅收、通關等方面給予方便，并對有發展潛力的會展提供一定補貼。

第四，通過滬臺兩地文化創意產業園搭起溝通橋梁。滬臺兩地可以依托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充分利用兩地具有的文化資源、高新技術資源及各種有利條件，加強行業間協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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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孫啟明，郭玉錦.文化創意產業前沿[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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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關鍵詞:知識經濟 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創新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7-265-02

一、文化和企業文化

1.文化的含義。文化一詞自古已有,在中國古代“文化”是個動詞,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在西方,“文化”一詞在拉丁文原義是指農耕和對植物的栽培;在近代第一個給文化下明確定義的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aylor),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這樣寫道:“從人種志學的觀點看,文化或文明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倫理、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個人通過學習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

2.企業文化。海能(1990)從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文化是企業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的總和,它們是組織成員的共同思想體系。彼得斯、沃特曼(2000)也認同海能的觀點,認為企業文化是一種能使公司上下互相協調一致的傳統,為企業員工構建明確的價值觀和規范,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氛圍,給人們提供崇高的、大展宏圖的機會。此外,約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1997)從企業的兩個層面的價值觀出發,認為企業文化是企業中各個部門,至少是企業高級管理者所共同擁有的那些企業價值觀和經營實踐,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共通的價值觀念,二是部門行為規范。這是價值觀視角對企業文化的定義。總體看來,企業文化是企業長期生產經營活動中所自覺形成的,并為廣大員工恪守的經營宗旨、價值觀念和道德行為準則的綜合反映。

3.企業文化的構成要素。文化要素即文化所包含的各種基本成分。綜合前述各種描述,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技能、社會關系、社會組織、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和模式、語言符號、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樣等都是文化的要素,舉不勝舉。目前主要是以“麥肯錫7S框架”作為分析工具。20世紀70年代,為了研究戰略、組織機構與管理效益的關系問題,美國麥肯錫咨詢公司組織兩個研究組,一個是戰略研究組,一個是結構研究組。經過向企業家、理論家求教和深入實際的調查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是:任何一種明智的管理,都涉及7個相互關聯的變量。這7個變量是:結構、戰略、制度、人員、作風、技能、共同價值觀。他們把這7個變量用一個結構圖來表示,由于這7個變量的英文都以“S”開始,因此便稱為“麥肯錫7S框架”。

4.企業文化的類型。鑒于企業文化是一種龐雜而抽象的概念,為了研究或測量的需要,常將企業文化予以分類,以使企業文化的抽象程度降低。同時,通過企業文化類型的測量,達到進一步研究之目的。關于企業文化分類,Schein(1985)曾說:“多位研究者對文化本身的定義并沒有太多的改變,但因分類方式的不同,使的企業文化被分割成許多不同的類型”;也有學者喜歡通過對文化的分類,以求能以整體的觀點來觀察企業的現象,而非僅探討企業文化的個別概念。

5.企業文化的作用。企業文化其實就是一種柔性的管理手段,是通過建立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從而形成企業統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進而達成建立企業發展原動力;加強企業凝聚力;提升員工對于企業目標、政策、制度等的貫徹執行力。因此,總體來看,企業文化對企業的發展至少在三個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1)企業文化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原動力。企業的發展壯大的終極原因就是企業文化。因此,海爾的“創新、效率”的企業文化激發了所有海爾人的智慧與激情,所以海爾以驚人的速度迅速發展擴張;通用以效率為主導價值觀的企業文化引導了通用公司在經歷了一百年以后仍然以每年不低于50%的發展速度繼續壯大;可口可樂因為有了可口可樂文化,所以即使在它所有的廠房全部燒毀也能在一夜之間迅速建立起來。

(2)企業文化是企業存在的維護力,即是對制度或組織的維護力。企業文化是企業生存和發展中形成的,而企業文化又承載和推動企業向前發展。企業文化形成了企業的道德準則補充了企業制度制約的盲點,而企業文化對于思想的統一又有效地消除了人對于制度控制的抗性!企業文化就是企業管理的輔助工具。

3.企業文化是企業運行的凝聚力。企業文化讓企業內每個成員認識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是大家在共同完成一項事業,是在追求崇高的目標奉獻自己,是在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互相協助、共同完成,于是,企業形成強大的向心力,不但加強了現有員工的積極參與性,還可以吸引更多有智慧有抱負的人加盟到企業中來。

二、知識經濟及其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1.知識經濟的特點。知識經濟時代最突出的特點是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不再是一般勞動力,也不是資本,而是知識,擁有和運用知識成為這個時代的真正動力。具體來看,知識經濟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知識密集型產業主導經濟增長;二是知識工人的作用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三是知識資源具有加速折舊的特征;四是企業的競爭向更高形態發展。

2.知識經濟與企業文化的關系。知識經濟與企業文化之間的關系,具體說來,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知識經濟與企業文化有著共同的理論核心――重視知識。二是企業文化與知識經濟有著共同的主題――以人為本。三是發展中國家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對知識經濟的發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三、知識經濟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1.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文化的新特征。(1)速度文化特征。一個公司的成敗取決于其適應變化的能力。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沒有決策大小的問題,只有速度快慢的問題。(2)創新文化的特征。在劇烈變動的時代,創新成為企業的生命源泉。成功者往往是那些突破傳統游戲規則,敢于大膽創新,不畏風險的人,通過自身主體的創新確定性來對付明天的不確定性。(3)虛擬文化的特征。企業經營的虛擬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利用高信息技術手段,在全球范圍內通過軟件操作系統整合優勢資源,既增加企業運行的效率和活力,又避免工業經濟時代常規運行中的硬設施投入,從而降低企業運行成本;另一方面,只需要保持對市場變化的高度敏感性和研發設計能力,而不必將自己的主要精力和資金耗費在低價值產出和常規的普通工業生產中。(4)學習文化特征。企業不再是終身雇用的組織,而是一個終身學習的組織。知識的積累只有學習,創新的起點在于學習,環境的適應依賴學習,應變的能力來自學習。(5)融合文化特征。知識經濟時代,各個企業之間既競爭又合作,在競爭中進行合作。因此,企業必須不斷的融合多元文化。

2.知識經濟對企業文化的影響。一是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企業文化更加突出知識和人才;二是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企業文化具備更強的應變能力;三是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企業文化更加突出創新功能。知識經濟條件下,過去成功的經驗已變得無能為力,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那些經受著知識浪潮洗禮,在競爭中贏取了主動的企業,其秘訣就在于他們奉行永遠創新的理念,在于他們把創新作為企業的生命和企業持續發展的基本驅動力。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包括產品的創新,市場的創新,企業制度的創新, 組織結構的創新和管理方式的創新,其中占核心地位的是觀念的創新, 企業文化的創新。

四、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的創新對策

1.企業文化創新要以人本管理為中心。企業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堅持以人為本,實施育人興企,最大限度地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為企業創造效益,為社會創造財富。如何堅持以人為本,搞好企業文化建設,筆者認為應解決好兩個方面的問題。{1}要正確理解以人為本的含義。從現實中的企業管理文化來看,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方針,就有一個以什么人為本的問題。在實際生活中,絕大多數企業領導者把以人為本中的人視為廣大職工群體,這個理解無疑是正確的。通過尊重、理解和關心職工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調動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2}要解決好以人的什么方面為本的問題。因為人是一個具有多重屬性的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體,人有七情六欲,也有理想信念; 有價值觀,也有人生觀;有經濟利益,也有精神利益;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如果以人為本的重點是以人的自然屬性為本,那無疑是把人看作“動物人”或“經濟人”。在這種觀念支配下,往往過分依賴工資、獎金等外在激勵手段,缺少運用文化手段,為人鍛造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舉措,這樣的以人為本不可能實現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的目標。以人為本應該主要以人的社會屬性為本,而在人的社會屬性中,又要以人的理想信念為本,理想信念屬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范疇, 同人的思想觀念、本質、需要和人的發展密切相關,在支配人的行為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2.企業文化創新要以培育企業精神為重點。企業精神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和管理過程中,依據自身發展的實際,通過對企業價值觀、經營觀念、企業道德觀念等總結和提煉而形成。它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和時代性。筆者認為,應側重抓好以下幾方面:{1}宣傳教育、輿論導向。要充分采取各種有效的宣傳手段, 使企業精神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形成宣傳企業精神的濃厚氛圍。并使之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全過程,讓職工時時處處感受到企業精神的存在,自覺地實踐企業精神。在企業精神的培育過程中,領導者應自覺貫徹企業精神,按照企業文化規則辦事,以自己的率先垂范來影響職工、教育職工。{2}典型示范、以點帶面。先進典型的表率作用,一直是引導人們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大張旗鼓地開展選樹能夠體現本企業精神的先進典型活動,是培育企業精神、發展企業文化的有效途徑。選樹先進典型,既不能求全責備,又不能搞“高大全”,而是要從企業的實際出發,看成績、看主流,既讓職工感到真實、可信,又讓職工感到可學、能學。并通過各種宣傳手段,大力宣傳先進典型的事跡,弘揚企業精神,使之形成廣泛的影響。{3}嚴格制度、規范行為。企業精神的培育是一種精神活動,其本身不具有強制性。因此,培育企業精神,必須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保障可行的制度,以嚴格的制度規范職工的行為,促使職工養成自覺貫徹企業精神的習慣。

3.企業文化創新要以樹立創新觀念為靈魂。從微觀層面講,“創新意識、創新能力、創新機制”是一個企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也是企業文化的靈魂。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文化的創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觀念創新。有什么樣的文化觀念,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氛圍,觀念創新是企業文化創新的前提。面臨新經濟和網絡時代,企業管理人員必須樹立“國際網絡、快速反應”的新觀念。{2}戰略創新。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推行和我國加入WTO等內外環境的變化,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將融入國際大市場,任何一個企業面對的競爭對手都是國內外同行業的佼佼者。因此,企業文化的戰略定位和起步,必須是全球化的經營戰略。{3}制度創新。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從根本上講,是制度創新和制度結構變遷的過程。國有企業制度創新不是單純的一種權利再配置或利益再分配的過程。而是包括深層次制度變革等因素在內的創新過程。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實質,是從重構國有資產,提高國有資產運營效率出發,來構造國有資產的所有權主體、國有資產的盈利和增值主體以及企業經營管理主體之間的有效制衡機制。{4}機制創新。企業文化構成要素之間的溝通和協同,需要通過企業內部的運行機制來實現,而市場機制本身也要求企業加強自身與外部世界的信息傳遞、反饋和溝通。健全、靈活、合理、有效的企業經營機制,擇優錄用的用人機制,是企業文化的外在表現,反映企業適應市場競爭的能力和整體素質。

4.企業文化建設要以知識的共享為支柱。在以知識的選擇、獲取、應用、創新為重要特征的新形勢下,企業除應關注個體知識的獲取與積累外,更應關注知識的傳播與使用,即構建知識共享型文化。要構建知識共享型文化需致力于以下幾項工作。{1}建立知識共享的技術基礎。信息技術是知識共享的基礎,企業必須建立自己的Internet網絡或在互聯網上設立站點以實現知識交流的快速、便捷。{2}建立企業知識庫。在企業的Internet上設立知識庫是實現知識共享必不可少的,它可大大提高知識共享效率。{3}培養員工的知識共享意識。企業可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員工的知識共享意識,如通過人員培訓傳遞知識共享信息;通過一系列的慶典禮儀等創建知識共享氛圍等。{4}發揮核心管理層的示范作用。企業核心管理層的行為可直接影響員工的行為,并成為其行動的典范和榜樣。因此,企業核心管理層應通過自身有目的的行為來強化員工的知識共享意識。

五、結論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的靈魂,是企業生存發展壯大的動力源泉。只有建立了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文化,企業才有可能具備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在以信息技術變革為主要特征的21世紀,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重要變化,經濟模式有工業經濟過渡到知識經濟,從而對企業文化創新的內外環境都產生了重要變化。在這快速變化的時代,如何認識知識經濟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性,成為企業文化創新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礎上,企業才能根據知識經濟的特點及其對企業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和沖擊,采取相應的措施和對策,根據客觀規律辦事,對原有企業文化進行變革和創新,構建和知識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企業文化,才能為企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可持續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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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內容提要：公法對私有財產權的確認與保護主要是通過規范和控制公權力，以促進公權力有效運行來實現的。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相對于政府的義務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自我實現的權利，對此，政府負有不作為的義務，不得侵犯；另一類是靠政府履行作為的義務才能實現的權利，對此，政府要積極履行職責保障其實現。同時，公法通過設立正當的程序及設定相應的責任與救濟機制以防止政府恣意與專斷，抑制公權力違法與不當行使，保障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并使公民受損害的權益得到恢復與補救。

確立私有財產權公法保護的方式是圍繞對公權力的規范與控制而展開的，只不過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具體表現有所不同。總體來講，公法可以從實體、程序和救濟等方面來設計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動范圍，為政府設定不作為的義務

私有財產權是個人、組織享有的一項可以用來對抗政府對自己的私有財產行使專橫權力的自由，屬于一種“防御國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這種自由是與“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財產權在本質上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擁有財產；二是抵制非法剝奪。公法對私有財產權的確認與保障，旨在明確公民權利的同時，勘定政府權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權力不是無限的，它須以公民的權利存在為界碑，須以保護公民的財產安全和人身自由為使命。“對私有財產權的承認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強制與專斷的基本條件。如果不存在這樣一種確獲保障的私人領域，那么強制與專斷就不僅會存在，而且還會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1]“個人自治的核心是個人對其財產的獨立的排他的支配權，連治產的權利都沒有，哪有權利治身。”[2]詹妮弗·內德爾斯基指出：“私有財產權至少在150年間是作為政府權力之界限的個人權利的最典型的例證，財產權劃定了受保護的個人自由與政府合法范圍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當理由就是保護公民的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的各項基本權利。公民基本權利的配置狀況及行使的有效性構成了制約國家權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權利是設立權利、客觀法律規范和一般解釋原則的基礎，對一切國家權力和國家機關具有直接的約束力，只有根據法律或者通過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權利。”[4]“一個立體乃是這樣的政體，其中的私人領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權力的侵犯。”[5]美國憲法學家路易斯·亨金說道：“意味著應受制于憲法，意味著一種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權力并只為了人民的目的，而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公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授予并控制政府權力，劃定政府的活動范圍，為政府設定相應的義務與責任，以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公法通過界定政府活動的范圍，劃定公民私人自治的領域。在這一領域內，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隨意侵入，政府對公民的私有財產權應當持有尊重乃至敬畏的態度。公法為政府設定的不作為的義務既約束政府制定規則的活動，也約束政府具體的管理行為。政府在制定規則時，要嚴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位原則，不得隨意創制限制或剝奪公民財產權利或為公民設定某種財產義務的規范，否則無效。如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法律可以設定任何處罰種類，法規、規章可以依法一定的處罰種類，行政機關制定的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任何處罰種類；在具體的管理活動中，要求政府不得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不得非法沒收，不得違法采取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等等。在現實生活中，大量情況是，只要政府履行不作為的義務，行政權力不隨意介入和干涉私域，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就能夠實現。在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時期，由于商品交換對于自由的本能要求，西方國家對待私權利的態度就是盡可能少的介入和干預，奉行的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政府權力僅限于處理糾紛、保衛國家安全等有限的范圍內。所以當時的法治理論認為，只要政府不干預，權利就能夠實現。這成為自由主義時期法治理論的核心理念。[7]到了現代（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現代化使得國家職能日益擴大，干預社會的力度不斷增強，政府不僅負有保障公民權利不受侵犯的責任，還負有維持法律秩序、保障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條件的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完全介入私域，“公域”與“私域”之間仍應有一條界線，應該有各自的活動范圍。行政權介入或干涉公民私有財產權的行使，必須有明文的法律規定，法律無明文規定的，行政權力就不得介入或干涉。德沃金乃至主張，如果某人對某物享有權利，那么政府要剝奪他的此項權利就是錯誤的，即便這樣做有利于一般利益。[8]

以行政審批為例，我國曾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行政審批權極度膨脹，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幾乎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嚴重地限制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還導致腐敗現象的大量滋生與蔓延。為了治理審批過多過亂的現象，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國于2003年頒布了《行政許可法》（2004年7月1日起實施），以規范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將行政許可納入法治的軌道。該法壓縮了行政許可范圍，削減了行政審批權限，簡化了行政審批的手續，強化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行政許可法》第12條規定了行政許可的范圍[9]，并在第13條中規定：“本法第12條所列事項，通過下列方式能夠予以規范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行政許可法》第20條還規定，對已設定的行政許可，認為通過本法第13條所列方式能夠解決的，應當對設定該行政許可的規定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可見，在設定行政許可時，要遵循市場調節、行業自律、公民自主優先的原則，政府只能在市場失靈、社會與公民不能的領域發揮調控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市場與社會，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在于“彌補市場缺陷”，絕不能讓政府成為市場的主角。《行政許可法》明確地將政府職能的定位邏輯從“先政府、后社會、再市場”扭轉為“先市場、后社會、再政府”。它的頒布與實施，對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擴大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創建一個有限、透明、誠信、責任的政府有極大的推進作用。

二、為政府設定作為的義務，促使政府積極履行職責

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相對于政府的義務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自我實現的權利，對此類權利只要政府不侵犯，即只要政府履行不作為的義務，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就能夠實現；另一類是靠政府履行作為的義務才能實現的權利，如公民的房屋產權，需要得到政府的確認，頒發產權證書；公民使用國有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頒發許可證書；因發生自然災害而使公民陷入困境時，政府要履行救助的義務；等等。公法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為政府設定作為的義務主要體現在：（1）政府有義務確認公民的財產權益，如產權確認。通過政府的確認，使公民的財產權益取得法律上的承認，從而保護公民各種已經存在或已經取得的權利，并且使其權利為他人所認同。（2）政府對因特殊原因或處于特定條件下的個人與組織有提供救助的義務，以幫助其維持正常的工作與生活。“現代國家由于國民之生活對行政機關依賴與日俱增，給付行政已成為國家作用之重要機能。”[10]我國憲法第45條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與此相對應，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涉及到救助與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將公民獲得救助的權利進一步具體化。對于有關行政機關來說，提供救助是一種法律上的職責或義務；而對于被救助的相對人來說，獲得救助是一種法律上的權利。（3）政府有義務對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與行政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特定的民事爭議進行裁決，如對權屬糾紛的裁決、對侵權糾紛的裁決和對損害賠償糾紛的裁決等。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裁決，以有效地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及時保護當事人的財產權益。（4）政府有義務對那些為國家和社會做出顯著成績、突出貢獻或者模范地遵紀守法的組織和個人進行獎勵。通過行政獎勵，充分調動和激發個人和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引導人們更多地實施有益于國家和社會的行為。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當考慮到人們對經濟利益的需求，充分發揮物質獎勵的作用，這既是對個人、組織應當獲得的物質利益的保護，又能激發人們以更大的熱情投身于經濟建設中去，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5）政府有義務對具備條件的個人、組織予以許可。個人與組織一旦獲得許可，即可從事某種活動，并依法享有相應的權利，其行為受法律保護，對此，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6）政府有義務對侵害公民財產權益的違法行為予以制止，以保護受害人合法的財產權益。

隨著社會發展，公民的需求日趨多樣化，權利的內容也日益豐富，即個人享有法律權利的范圍、內容的廣泛豐富程度與社會發展進步程度是成正比的，權利總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而逐步擴大和增多。社會文明程度愈高，人們對權利的渴求愈是強烈，法律也會相應賦予人們更多的權利。因此，賦予人們盡可能多的權利和承認人們更多的行為自由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根據法治理論，國家公權力與公民權利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國家公權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保衛與增進公民的各種自由與權利。政府的全部職責就是“盡其所能保護每一個在其管轄下的人的人權，并且必須尊重因而絕不以任何行動侵犯與它有關的所有人的人權。”[11]在現代，財產權已具備了新的時代特征，財產權的含義與內容已越來越廣泛。1964年美國學者查爾斯·雷齊提出一個至今仍很著名的觀點，即各種形式的政府贈與物應被看作一種“新的財產”，因而應給予適當的法律保護。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政府正在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主要包括：薪水與福利、職業許可、專營許可、政府合同、補貼、公共資源的使用權、勞務等。這些財產是現代社會的重要財產的形態，而對這些財產的分配是通過公法實現的，而不是私法。[12]一些新型的財產權的出現，對政府提出了挑戰，要求政府積極履行義務，主動采取措施，以保障公民獲取利益和實現其財產權。而在此過程中公法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設立正當法律程序

程序是交涉、溝通、協調、選擇的方式與過程的總和。“程序的本質特點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實質性，而是過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就是交涉過程的制度化。”[13]在現代國家實行法治的過程中，程序扮演著承載民主、自由、人權、正義價值功能的角色。近現代民主、法治所催生的現代程序，在要求程序本身的正當、合理、人道的基礎上，強調程序限制恣意和防止權力濫用的價值功能。[14]正當法律程序具有防止恣意、專斷，抑制公權力的違法與不當行使，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的作用。正當法律程序是對權力的根本性制約，是對權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英國1215年《自由大》第39條規定：“凡自由民，非經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審判或依照王國的法律規定，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剝奪其自由權或自由習俗、褫奪其法律保護權、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這是封建貴族利用法律程序對王權的限制，體現了法律程序對自由和財產的初始保障。在愛德華三世時代，1354年英國國會通過的第二十八條法令即《自由令》正式出現了現代所說的“正當程序”的條款，用以約束國王的言行，其第三章規定：“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序進行答辯，對任何財產或身份的擁有者一律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監禁，不得剝奪其繼承權，或剝奪其生存的權利。”該條規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并擴大了正當程序的適用范圍。受英國程序正義觀念的影響，美國也接受了正當程序的概念，并使正當程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美國，如果說權力分立為權力的行使劃定了范圍，那么正當法律程序則是權力行使的邊界或底線。“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一直起著協調個人利益與公共福利沖突的角色。”[15]美國最早、最完整規定“正當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馬薩諸塞州憲法：“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財產不得剝奪。”美國1791年12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五條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1868年7月通過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第一款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范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第五條和第十四條中的正當程序條款可以說是整個權利典章的核心，它暗示了兩個前提：第一，承認任何人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天賦權利；第二，政府如果要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16]正當法律程序已經成為美國的基石，使美國憲法成為“活的”憲法，真正成為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正如美國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經正當法律過程，無人應被剝奪自由，這是一個最具普遍性的概念”[17].

在英美國家首先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作為保障公民權利的一道屏障，已超越了英美法系的傳統文化藩籬，為許多國家所認同和效仿，并在程序立法中確立下來，成為公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現代公法主要以程序為導向，程序對權力的制約是長期而穩定的。美國有學者指出，正當程序本身就是對財產權重要的實質性的保護，它“包括了所有對政府干預財產權的行為所作的來自憲法的明示和和默示的限制”[18].從憲法保護私有財產的歷史過程來看，現代憲法已經放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宣告，反而比較強調對私有財產權被政府限制或剝奪時的正當程序保護。“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隨著政府權力持續不斷地急劇增長，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權力才可能變得讓人容忍。”[19]“從某種意義上說，程序控制（權力）比實體控制更重要，因為權力的劃分是相對穩定的……而職權的行使卻是經常性的，若無程序規則約束，則會時時構成對人民權利、自由的威脅。”[20]程序控制方式注重對權力運行過程的控制，它能彌補實體性控制的不足，通過將公民納入到權力運行的過程中來，以解決權力運行中的失控問題。程序控制要求政府在行使權力時都必須遵守公開、公正、公平的程序規則，當剝奪公民的財產、自由時，應當聽取相對人的意見，讓他們享有陳述與申辯的機會和權利，通過賦予公民程序抗辯權，實現公民權利對政府權力的制約，促使政府行使權力、作出決定時要具備正當理由，保持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促進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結合。薩恩斯坦指出：“對財產權的程序而非實體保護。它是指，在政府干預公民財產之前，要給他聽證的機會。這種條款可以完成兩項任務：第一，它有助于正確發現事實。獨立的法庭主持的聽證，保證財產不會被隨意地、忽發奇想地或基于歧視性和無關的理由而被征用。在聽證中，必須列舉事實，以證明對財產的剝奪，是有法律依據的。第二，聽證的權利發揮了重要的尊嚴性和參與。不經聽證不能剝奪公民的財產，就是說，政府在對公民做出不利行為之前，必須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個限制也增進了政府的正統性。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在對相對人的利益采取損害行為之前，政府給予他們聽證的機會，能使人們感到更加安全和值得信任。”[21]

在我國，長期以來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并導致具體法律制度中程序規定零散、不科學、不合理現象普遍存在。在傳統觀念中，程序僅僅是實現某種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缺乏用程序制約權力以保護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正當程序”理念。這與現代建設及法治建設的目標是不合拍的。我國憲法中缺乏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規定。有學者從程序的角度反觀中國憲法以及公民在憲法上所享有的實體權利，認為就實體性內容而言，中國憲法關于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與西方國家憲法的規定并無不同，但權利實現的程序和形式卻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憲法中缺乏對有關權利之實現和保障的程序性規定。[22]我國目前尚無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1989年頒布、1990年10月1日起實施的《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行為程序合法提出了要求，首次輸入了行政行為要遵守正當程序的理念。在一些單行的法律、法規中也出現了體現正當程序精神的規定，如在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和2003年頒布的《行政許可法》中，就規定有告之制度、說明理由制度、情報公開制度、聽證制度等，這對克服和防止行政權運行的隨意性和隨機勝，保護的公民財產權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也為制定統一的程序法奠定了基礎。現在我國理論與實務界已對正當程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行政程序立法問題，制定統一行政程序法可以說是呼之欲出、指日可待的事情。

正當法律程序并非只具有消極的控權作用，通過正當法律程序所搭建起來的對質、交流、溝通的平臺，有助于將公民納入政府行為的過程中來，增強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以減少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隔膜、沖突和對抗，增進雙方的了解、信任與合作，這既有利于政府管理目標的實現，又有利于公民權利的實現與利益的增進，從而形成一個互動的態勢和雙贏的結果。

四、設定責任與救濟機制

政府在保護私有財產權的過程中享有職權和職責，與此相對應，就必須為政府設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做到權責一致。“權力受其本性使然，一旦脫離了責任的規制，就注定會恣意妄為，踐踏人間正義。如果權力是烈馬，責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龍頭。”[23]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權力與責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沒有無責任的權力，也沒有無權力的責任。只有將職權的行使與職責的履行置于責任的狀態之下，才能促使職權的合法公正行使、職責的正確及時履行，也才能促使政府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不變形走樣而收到預期的效果。這具體要求：第一，法律賦予政府一項職權與職責時，必須同時設定相應的責任，做到責任法定。第二，責任的輕重要與職權及職責的大小相適應、相均衡，做到權責相當。第三，設立一套追究責任的制度與機制，以及時有效地追究責任，做到有責必究。

財產權與救濟是緊密相連的，救濟是法律的靈魂，權利離不開救濟（Rightsdependuponremedies），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凡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本質。”[24]“法律和救濟，或者權利和救濟這樣的普通詞組構成了對語。”[25]“很難設想有一種沒有救濟辦法的權利；因為缺少權利和缺少救濟辦法是互為因果的。”[26]“私權利和公權力的碰撞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不可避免的，與公權力相比，私權利總是脆弱的，難以對抗強大的公權力。”[27]公法以規范和制約公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為使命，當公民權利受到公權力侵害時，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濟，公法的功能就難于彰顯。健全、有效的公法救濟制度對切實保護公民的權利，建設法治政府，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權利救濟，特別是對公權力侵害的救濟，整個權利的大廈必將傾覆，整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必將名存實亡，而整個人類必將茍活于專制與恐怖的世界里。”[28]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公權力的侵害或者受到公權力侵害后獲得及時補救，公法上設定了一系列的救濟途徑與手段，如違憲審查、申訴、、苦情處理、議會監察專員、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司法審查）、國家賠償等。通過這些救濟途徑與手段的綜合運用，形成一個保護公民財產權益的鏈條。有學者認為，公民權利之所以能以微弱之力抗衡國家權力，其關鍵在于建立和強化權利的救濟制度。健全而有效的權利救濟制度，一方面使微弱的公民權利獲得了制度支持，權利的實現有了法律保障，即使權利受到侵犯也能依法定程序得到救濟；另一方面，權利救濟對國家權力也發揮著抑制和監督的作用。[29]就對公權力中行政權造成損害的救濟而言，現代各國行政法，都強調對行政權的控制和對公民權利的救濟與保障，都設立了相應的行政救濟手段。如在英國，行政法上的救濟手段是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機關不法侵害時或可能受到侵害時的防衛和申訴途徑，公民可以通過向部長、議會、行政裁判所、法院以及議會行政監察專員申訴而得到救濟。在美國，有行政裁決、司法審查和行政賠償等專門的行政救濟制度。在日本，行政救濟是指“關于糾正違法或者不當的行政作用以及填補行政作用所造成的給人民利益帶來的財產損失的行政上救濟制度的總稱。日本的憲法、行政不服審查法、行政案件訴訟法、國家賠償法及災害對策基本法等都有關于行政救濟的明文規定。在法國，行政救濟制度主要是通過”行政救濟“、行政訴訟及行政賠償來體現的。在我國，已設立了、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等救濟途徑，并制定了《條例》、《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對這些救濟途徑的運作作了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與履行職責的行為違法或不當侵犯其財產權時，可以依法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或國家賠償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當然，為適應社會發展和保護私有財產權的需要，我國還應積極完善救濟制度，包括拓展救濟的途徑，擴大救濟的范圍，強化救濟的力度，以增強救濟的有效性。

注釋：

[1][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71—174頁。

[2]劉軍寧：《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政治理論視野中的財產權與人類文明》，載《公共論叢·自由與社群》，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1頁。

[3][美]埃爾斯特、[挪]斯萊格斯塔德編：《與民主》，潘勤、謝鵬程譯，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9頁。

[4][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5][美]埃爾金、索烏坦編：《新論：為美好的社會設計政治制度》，周葉謙譯，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61頁。

[6][美]路易斯·亨金著：《·民主·對外事務》，鄧正來譯，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1頁。

[7]孫笑俠著：《法的現象與觀念》，群眾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頁。

[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頁。

[9]《行政許可法》規定以下六類事項可以設定行政許可：一是直接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宏觀調控、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直接關系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等特定活動，需要按照法定條件予以批準的事項；二是有限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準入等，須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三是提供公眾服務并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有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四是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產品、物品，須要按照技術標準、技術規范，通過檢驗、檢測、檢疫等方式進行審定的事項；五是企業或者其他組織的設立等，須要確定主體資格的事項；六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事項。

[10]參見王和雄著：《論行政不作為之權利保護》，臺灣三民書局1994年版，第19頁。

[11][英]A.J.M.米爾恩著：《人權哲學》，王先恒等譯，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頁。

[12]PrivatepropertyRightandAmericanConstitution，NewHaven，Conn，1977．轉引自梅夏英：《當代財產權的公法與私法定位》，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第3輯。

[13]季衛東著：《法治秩序的構建》，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

[14]吳建依：《程序與控權》，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5]JerrylMashaw，DueProcessintheAdministrativeState，YaleUniversityPress，1985，p.6.

[16]徐亞文：《歐洲人權公約中的程序正義條款初探》，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5期。

[17][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6頁。

[18][美]伯納德·施瓦茨著：《美國法律史》，王軍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頁。

[19][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頁。

[20]姜明安：《健全行政程序立法是完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5期。

[21]參見[美]薩恩斯坦：《與財產權》，劉剛譯.

[22]參見季衛東：《程序比較論》，載《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23]齊延平：《權力運行的道德底線與責任制度》，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

[24][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頁。

[25][英]戴維·M·沃克編：《牛津法律大辭典》，鄧正來等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764頁。

[26][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頁。

[27]江平：《財產權的重要性法律有待完善》，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12月4日。

第9篇：近代經濟管理方式范文

(一)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①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②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③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④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⑤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心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

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⑥,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⑦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⑧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⑥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

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