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費調查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家庭消費調查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調查選擇了國內在地理特征和生活方式上有一定差異的18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青島、大連、南京、廈門、杭州、西安、太原、重慶、成都、武漢、長沙、昆明、哈爾濱），進行了2141份結構化定量問卷的調研，并開展了深度的定性研究。
我刊在得到優揚兒童研究機構的許可后，將陸續選登其中部分重要的調查研究成果，期待為您全面理解中國城市兒童生活環境、觀念行為和消費趨勢，尋找貼近兒童及其家庭生活方式的途徑，建立與其溝通互動的方法帶來值得參考的數據支持。
兒童媒介接觸習慣研究
如表1所示，電視是所有兒童最常接觸的媒體，對于大齡兒童而言，互聯網已經走入他們的生活。
調查顯示，兒童對媒體有很強的影響力，是他們獲取信息和娛樂的重要渠道。其中，電視是兒童最依賴的媒體。
根據CSM的檢測，兒童周一至周五的日均收視時長約為1.5小時，而周六日的日均收視時長約為3小時。
調查顯示，《喜羊羊與灰太狼》是兒童最喜歡看的動畫片，尤其是在0-9歲兒童中。相比較而言，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喜歡的動畫片劇情逐步復雜。
動畫片能夠得到兒童的喜歡，更多是因為其中的人物可愛/漂亮/聰明，尤其對女孩與3-9歲兒童而言。而對于12-14歲兒童，內容與人物則同樣受到關注。
在非動畫類節目中，綜藝類電視節目最受兒童歡迎，尤其是女孩和6-14歲兒童中。教育/益智類節目在0-6歲兒童中更受歡迎，而電視劇則在6-14歲兒童中更受歡迎。
第2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數據樣本和分析變量
本文采用的數據主要來自兩部分，第一部分來自1995年與2002年“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第二部分來自國家統計局在2008年與2009年北京奧爾多投資咨詢中心與國家統計局合作進行的“中國城鎮居民經濟狀況與心態調查”項目。四年的數據前后跨度為14年，可以對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狀況進行多期比較，四年的調查數據均提供有關住戶收入、消費及住戶特征的詳細信息。“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CHIP)數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于1995年、2002年進行的全國調查中的中國農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調查得到的①。該調查項目收集了詳細的中國城鎮與農村的家庭與個人信息，包括家庭收入與支出、人口學特征以及工作與就業情況。1995年城鎮家庭調查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遼寧、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廣東、四川、云南、甘肅這11個省(市、自治區)的城鎮，調查了6931戶城鎮家庭的21696位居民;2002年城鎮家庭調查涵蓋了1995年調查的全部地區，在此基礎上增加了重慶，調查了6835個城鎮家庭的20632戶居民，這構成了本文1995年與2002年城鎮家庭消費的分析樣本。“中國城鎮居民經濟狀況與心態調查”是由國家統計局在2009年7－8月與北京奧爾多中心合作完成的，該調查訪問了北京、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江西、江蘇、廣東、海南、四川、甘肅這12個省級行政區的41個市(區、縣)①的5056名城鎮居民家庭的戶主，詳細調查了他們的家庭經濟金融、住戶特征與家庭收支狀況。隨后，該項目根據國家統計局2007年1月起執行的《城鎮住戶調查方案》中“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調查”的消費項目，通過對所調查家庭住戶的追蹤訪問，取得了5056個城鎮家庭中的4008戶家庭(11476位居民)2008年家庭各項消費的數據，并取得了5056個家庭(14295位居民)2009年的家庭各項消費的數據，這構成了本文2008年與2009年分析的樣本。由于“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調查”與“中國城鎮居民經濟狀況與心態調查”均是以家庭作為消費單位的進行數據收集的，以家庭為測度單位的缺陷是沒有考慮家庭規模的差異，因此本文對消費不平等的測度均采用人均消費;同時，由于我國地區間價格水平差異很大，因而收入和消費額的實際購買力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這通常會導致高估不平等水平，為了控制這種影響，實現各期城鎮家庭消費狀況的比較，我們以2009年中國各城鎮物價水平為基礎，采用Brandt等(2006)［8］根據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數據計算的全國各省的城鎮消費價格指數，調整1995年、2002年與2008年的我國城鎮家庭消費支出。
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一般來說，家庭消費主要取決于家庭的收入水平，這里我們給出了家庭人均收入②的各項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對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不平等狀況進行比較，1995年、2002年、2008年與2009四年調整后的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情況如下。從表1對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與收入的統計分析來看，1995年、2002年、2008年與2009年四年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均呈現明顯的遞增趨勢，并且各年的家庭收入均高于家庭消費;四個調查年份的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偏度值與峰度值均大于0，表明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分布均呈現出明顯拖尾的右偏分布形態。(二)不平等指數測度這里我們采用國內外學者研究不平等問題最為流行的集中測度法，計算出我國城鎮家庭的基尼系數、泰爾指數、阿特金森指數，不平等指數計算結果見下表:以上表中基尼系數為例，1995年、2002年、2008年與2009年四個調查年份中，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2798、0．3132、0．3404和0．3239;人均消費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3079、0．3114、0．3619和0．3520;除了2002年人均收入與消費不平等程度基本相等外，1995年、2008年和2009年三個調查年份人均消費的各項不平等指數均高于人均收入，表明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不平等問題較收入不平等相比更為嚴重;其次，2002年城鎮家庭消費的基尼系數與1995年相比增加了約0．0334，而2009年消費基尼系數與2002年相比又增加了約0．0388，表明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呈現擴大的趨勢，泰爾指數與阿特金森指數也反映出同樣的規律。(三)方法設計1．適應性核密度估計。非參數核密度估計方法是在不清楚數據基本分布的條件下來估計未知的密度函數，這種方法對數據分布不附加任何假定，直接從數據本身發現數據分布的特征。核密度估計方法最早由Rosenblatt(1955)提出，給定樣本中核密度估計性能的好壞，主要取決于核函數與帶寬的選擇是否適當。常見的核函數有Boxcar核、Epanechikov核、Tricube核和Gaussian核等。在核密度估計中帶寬的選擇非常重要，常見的帶寬選擇方法主要有插入帶寬(Plug-inband-width)法和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法。其中，插入帶寬法主要基于核密度估計精度的測量—均方誤差分析中得來的;交叉驗證法由Rudemo(1982)和Bowman(1984)提出，該方法直接由數據“自動”選擇帶寬，這兩種方法都是由直方圖(histogram)法的分析角度解釋與演化的，而理想中的帶寬選擇應該與樣本數據點的分散集中程度聯系起來。核密度方法的一個推廣是適應性核(Adaptivekernel)，它對于每個點x使用不同的帶寬h(x)，我們還可以對每個數據點使用不同的帶寬h(xi)，這使得核密度估計更加靈活，更加適用于長尾(long-tailed)密度函數的估計。隨著樣本數據而變化的帶寬在估計時更加靈活，能夠減小樣本觀測值較少區域所估計的方差，并且可以減小樣本觀測值較多區域所估計的偏差(bias)。適應性核密度估計法對低密度區域的觀測值采用一個更寬的核來適應樣本數據的稀疏性(sparseness)，即帶寬的寬度與觀測值的密度成反方向變化。適應性核密度估計的表達式為:f^(x)=1∑ni=1ωi∑ni=1ωihiKx－xih()i其中hi=h×λi(1)上式中，xi為數據點，ωi為數據點xi的權重，K為核函數，hi為帶寬。λi為局部帶寬因子(localband-widthfactors)，其表達式為:λi=λ(xi)=(G/f～(xi))12(2)上式中的G為全部i個試點密度估計f～(x)的幾何平均數，試點密度估計(pilotdensityestimate)是一個標準固定帶寬為h的核密度估計。適應性核密度方法的具體推導過程可參考Pagan等(1999)［9］等。根據表1中描述性統計分析，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偏度大于0，且偏度值較大，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家庭消費數據的特點是長尾且右偏的，若采用插入帶寬(plug-inband-width)法或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法進行帶寬選擇，選擇出的固定帶寬無法隨樣本觀測值的稀疏程度進行調整，所得出的核密度估計結果會出現較大誤差。在核函數選擇方面，經過驗證比較，我們選擇了Gaussian核;在帶寬選擇方面，我們采用可變帶寬的適應性核密度法，得出的結果能夠較好擬合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的情況。2．相對分布法。相對分布法最早由Handcock等(1998)［10］引入不平等問題研究中，用來比較兩組樣本觀測值的分布情況，兩組人口分布稱為參照組和對比組，通過對兩組樣本觀測值分布的對比來研究分布位置和形狀的變化，簡單地說，相對分布得到的是落入參照組每個分位點上的對比組人口的比例。因此，該方法可以界定和識別兩組人口之間圍繞家庭消費分布所發生的變化。令Y0代表參照組家庭消費的連續變量，F0是Y0的累計分布函數(CDF)，f0是Y0的概率密度函數(PDF);類似的，對比組的家庭消費、累計分布函數和概率密度函數分布用Y、F和f來表示。Y對Y0的相對分布被定義為隨機變量R，表示為R=F0(Y)，該變量時通過Y在Y0的分位排序上取值得到的。相對分布密度g(r)定義為，在參照組分布第r分位數上估計的對比組與參照組家庭密度函數的比率，計算公式為^g(r)=f^(yr)f^0(yr)=f(F－10(r))f0(F－10(r))0≤r≤1，yr≥0(3)上式中，F－10(r)是F0的分位數函數，f^和f^0通過在P分位數上根據參照組家庭消費yr的核密度估計得到的，這里我們采用局部多邊形模型的插入法平滑估計參數^g(r)，由于樣本的分散性，我們在核密度估計中采用適應性帶寬進行樣本加權，權重通過樣本設計與每個居民相聯系;當兩個分布之間沒有變化時，g(r)是［0，1］間的均勻分布;當g(r)的值大于(小于)1時，表明參照組在第r個分位數上，對比組家庭的比重高于(低于)參照組家庭的相對比重;更一般地說，對比組家庭比參照組家庭在基準分布的第r個分位數上有更高的概率對應的消費水平。(四)適應性核密度估計分析我們應用R軟件模擬出四個調查年度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人均消費的適應性核密度估計圖，如下圖所示:由1995年、2002年、2008年和2009年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適應性核密度估計圖可以看出，隨著時間推移，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密度函數形式發生了明顯變化，總體來看，我國城鎮家庭收入與消費有以下共同特征:隨著時間推移，家庭收入與消費的整體分布逐漸向右側平移，該趨勢反映出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水平均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均呈右偏分布，隨著時間變化，分布右側尾部不斷延長且厚度逐漸增加，表明高收入與高消費水平的城鎮家庭比例均有所提高;隨著時間變化，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分布的左側尾部厚度有一定下降，表明低收入與低消費水平的城鎮家庭比重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分布曲線逐漸變得平坦，表明我國城鎮家庭收入差距與消費差距不斷擴大，城鎮家庭之間消費不平等程度加劇。(五)相對分布法分析為了對我國城鎮家庭消費的分布進行完整的對比，下面我們應用R軟件擬合城鎮家庭消費的相對分布的累計分布曲線(CDF)和概率密度曲線(PDF)。圖2是以1995年家庭人均消費為參照組，以2002年為對比組的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的相對分布的CDF和PDF曲線;圖3是以2002年家庭人均消費為參照組，以2009年為對比組的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的相對分布的CDF和PDF曲線。假如兩個分布相同，相對分布的CDF是45度線，相對分布的PDF將全部在［0，1］區間變化。對于分布的CDF與PDF曲線，下橫軸代表參照組百分比，上橫軸代表家庭人均消費額，縱軸代表對比組百分比。從圖2的CDF曲線可以看出，以2009年價格水平為基準，2002年與1995年家庭消費對比的相對分布CDF曲線在45度線下方，說明2002年與1995年相比，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加劇;從圖2的PDF曲線可以看出，當分布曲線在參照組百分比在［0，0．7］的區間，即對應圖1中1995年消費核密度高于2002年的區間時，相對密度在［0．6，1］區間內呈現波動變化;當分布曲線在參照組百分比在［0．7，1］的區間，即對應圖1中1995年消費核密度低于2002年的區間時，相對密度大于1，這表明與1995年相比，2002年我國人均消費小于60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降低，而人均消費大于60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呈現上升趨勢;從圖2中相對密度的趨勢來看，消費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所占比重下降越快，這是反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城鎮家庭普遍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其中有一個例外是人均消費額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下降最快，下降幅度超過了人均消費低于2000元的家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995年以后，我國工資制度逐漸由原來的固定工資制調整為效益工資制，這一時期城鎮居民的失業與下崗的人數開始增加，對于人均消費額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這部分城鎮家庭群體，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失業的影響，消費水平降低到2000元以下，而另一部分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逐步過渡到下一個消費水平區間;參照組百分比在0.75左右時，所對應的家庭人均消費額為10000元左右，從相對密度變化可以看出，人均消費額高于10000元的城鎮家庭人口比重迅速增加，高消費群體的消費水平增加的速度高于中低消費群體。從圖3的CDF曲線可以看出，2009年與2002年家庭消費對比的相對分布CDF曲線在45度線下方，與圖2的CDF曲線相比，圖3的CDF曲線與45度線之間的面積明顯增大，說明2009年與2002年相比，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進一步加劇，且該階段家庭消費不平等的增長比上一個階段明顯加快;從圖3的PDF曲線可以看出，累計約73%的分布曲線大約在［0．1，1］區間內變化，且呈現出平穩的遞增趨勢，后面約27%的分布曲線部分大于1，呈現出明顯的遞增趨勢;以2009年價格水平為基準，結合上橫坐標所對應的人均消費額可以看出，人均消費額小于70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有所降低，且消費額越低，家庭比重下降越大，且總體下降趨勢較為平穩;人均消費大于7000元的家庭比重有所提高，且家庭人均消費額越大，家庭比重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尤其是人均消費大于10000元的家庭比重上升尤為顯著;通過對1995～2002年與2009～2002年兩個時期PDF縱坐標對比組百分比值的比較，可以看出，前一階段與后一階段相比，高消費水平家庭群體比重增幅十分顯著，進一步拉開與中低消費水平家庭的差距。這種現象產生可能解釋為: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逐步推進，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收入差距過大會使國民財富中的絕大部分集中于少數高收入者手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在住房、交通、醫療保健等各項消費的增加幅度均高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并且高收入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更容易獲得較高的消費信貸，從而導致我國城鎮家庭消費差距呈現進一步擴大趨勢。
第3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關鍵詞：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消費支出；非醫療支出
一、 引言
由于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對抗個體健康風險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理論上基本醫療保險的實施可以對擴大居民消費起到積極作用。中國自1998年實施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職保），2003年和2007年又分別實施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新農合）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居保），從制度上實現了基本醫療保險的全覆蓋。基本醫療保險作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舉措，而且政策制定者也希望基本醫療保險的推廣和普及能成為打開國內居民消費的“金鑰匙”。那么，中國基本醫療保險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對居民消費起到了積極作用？對此問題的研究，不僅能為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險制度提供指導，進而能為制定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提供重要參考。
二、 文獻綜述
國外許多文獻集中討論了基本醫療保險的實施對家庭消費水平的影響。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Chou（2003）使用1995年臺灣國民健康保險（NHI）的自然實驗數據，通過DID方法研究了社會醫療保險對家庭儲蓄和消費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政府提供的社會醫療保險能顯著降低儲蓄、提高消費；與勞工保險相比，國民健康保險使家庭儲蓄平均降低8.6%～13.7%，而家庭消費支出則平均上升2.9%～3.6%。Wagstaff（2005）通過對比1992年和1997年的越南家庭面板數據，發現越南健康保險項目（VHI）能使居民家庭非醫療消費增加，且非食品消費受到的影響比食品消費更大。
而目前關于中國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特別是非醫療消費）關系的實證研究則并不多見。相關研究較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基本醫療保險的實施時間不長，同時包含家庭消費和醫療保險信息的微觀數據較難獲得。在僅有的幾篇文獻中，馬雙等（2010）研究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農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費的影響，發現參保家庭比未參保家庭有更多的營養物質攝入量，參與新農合使農民食品消費支出增加約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國城鎮居民入戶調查數據探討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消費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城職保提高了參保家庭的非醫療消費支出，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群體提高的幅度分別為20.2%和12.6%。馬雙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對居民食物消費的影響，發現城職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費。
現有的研究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或者僅僅關注居民食物消費，而未將居民家庭全部消費支出作為分析對象；或者只關注某一種社會醫療保險，而未將城居保和城職保兩種基本醫療保險綜合考慮，未從整體上考察城鎮醫療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因此，目前國內對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還很不充分。鑒于此，本文采用奧爾多2009年的調查數據，在收集到較為豐富的居民消費支出和醫療保險信息的基礎上，擬對醫療保險與城鎮家庭消費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三、 數據與模型
1. 關于數據。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自北京奧爾多投資咨詢中心 委托國家統計局開展的較大規模的入戶調查，抽樣和數據處理方法與國家統計局其他調查大致相同。該調查自2005年開始，每年1至2次，通過更新數據建立了《中國投資者行為調查問卷》數據庫。調查問卷設置了受訪者的個人特征、家庭財務情況和投資選擇等方面的35個～50個具體問題，包含詳細的家庭資產、負債、收入、消費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濤（2006）、陳彥斌等（2009）以及梁運文等（2010）利用該數據庫進行了有關居民投資行為、居民財產分布等方面問題的研究，結果表明數據質量較為可靠。
雖然該數據庫最初建立的目的是為了研究中國居民的投資行為，偏向于宏觀研究，但由于調查數據中不僅包含豐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費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參與醫療保險、是否有成員患有大病以及醫療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開始有醫療保險相關信息），因此本文嘗試利用該數據庫進行醫療保險和居民消費關系的微觀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奧爾多2009年調查的A卷調查數據，在12個省的41個市（區、縣）進行，調查地范圍覆蓋東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與目前實證研究使用較多的CHNS數據相比，奧爾多調查數據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家庭消費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總消費支出、非醫療消費支出等關鍵變量上有準確的數據，而不必如現有文獻一樣使用耐用消費品存量數據替代消費支出的流量數據。同時，奧爾多2009年調查收集到的樣本量也比較大，經過數據整理，本文最終獲取的有效樣本為4 694個家庭。
2. 計量模型。研究醫療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必須解決兩種由自我選擇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一是，醫療保險和家庭消費都與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相關。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選擇參加醫療保險；同時，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越高，預防性儲蓄越高而當期消費越少。二是，醫療保險和家庭消費都受到家庭成員身體健康狀況的影響。身體健康情況較差的家庭更可能參與醫療保險；同時，身體健康情況較差的家庭會有更多的醫療消費支出和相對較少的非醫療消費支出。
為了解決這兩種自我選擇問題，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風險厭惡程度和家庭成員健康狀況作為控制變量。這樣就可以在給定相同的家庭風險厭惡程度和家庭成員健康狀況的條件下，研究家庭參與醫療保險對其消費支出的影響，從而很好地解決了上述自我選擇問題。同時，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規模、平均年齡、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通過將各類控制變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組計量模型來分別研究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醫療消費支出以及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
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別為家庭總消費支出、家庭醫療消費支出和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HI為家庭是否有基本醫療保險，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SAH為家庭成員平均健康狀況，問卷中調查了每個家庭成員對自己身體健康狀況的評價，數值從1到5分別對應“非常好”、“較好”、“一般”、“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個家庭該項指標的平均值作為SAH。RAV為家庭平均風險厭惡程度，調查數據中包含每個家庭成員的風險厭惡程度信息，數值從1到5分別對應“很喜歡冒險”、“喜歡冒險”、“一般”、“不喜歡冒險”、“很不喜歡冒險”，與SAH一樣，本文取每個家庭該項指標的平均值作為RAV。Xi為控制變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變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總收入，在回歸中取對數。（2）SCA，即家庭規模（家庭人數）。（3）AGE，家庭成員平均年齡。（4）EDU，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員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員中是否有黨員，是二值變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員中是否有少數民族，是二值變量（1代表是，0代表否）。
四、 實證結果
1. 醫療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影響。本文對回歸結果進行了異方差檢驗，發現模型存在異方差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使用了異方差―穩健估計，以使回歸結果更具有可靠性。
表1報告了家庭總消費支出的估計結果。第一列只估計了參與醫療保險對家庭總消費支出的影響，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別加入了家庭成員健康狀況、風險厭惡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變量。三個回歸模型都表明，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可以顯著增加家庭總消費支出。具體來說，與沒有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相比，參與基本醫療保險的家庭的總消費支出會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個結果與Gruber和Yelowitz（1999）對美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醫療保險制度的研究結果非常接近，他們發現放寬Medicaid 條件會使美國家庭消費上升5.2%。
2. 醫療保險對家庭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表2報告了家庭醫療消費支出的估計結果。雖然在前兩個模型中，是否參與醫保的系數顯著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變量之后，該項系數變得不再顯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沒有統計顯著性）。這表明，是否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醫療消費支出并無顯著影響。雖然現有的研究曾認為醫療保險的普及會使家庭醫療消費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歸結果卻并不支持這一觀點。事實上，蘇春紅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觀調查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并未對居民患病就診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并不能使城鎮家庭的醫療消費支出呈現顯著增加。
3. 醫療保險對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表3報告了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的估計結果。醫療保險對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是本文的關注重點。從表3中可以看出，參與基本醫療保險對提高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從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參與醫保的系數始終顯著為正；在控制家庭成員健康狀況、家庭風險厭惡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變量之后，參與基本醫療保險會使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社會醫療保險的普及能夠降低預防性儲蓄，在一定程度上對居民消費起到保障作用。
五、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首次采用奧爾多2009年的調查數據，在收集到較為豐富的居民消費支出和醫療保險信息的基礎上，分析了醫療保險對城鎮家庭消費支出、醫療支出和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計量回歸結果表明：基本醫療保險對中國城鎮家庭醫療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但對非醫療消費和總消費的促進作用卻十分顯著。社會醫療保險的推廣降低了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有利于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費。同時，基本醫療保險對中等收入家庭非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較為明顯，但對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響并不顯著。
目前，中國政府醫療支出不足，基本醫療保險保障水平較低。就各地制度規定上看，不僅醫療費用報銷有規定的支付范圍，而且在支付范圍內的報銷額度還要受到報銷起付線和最高支付額的限制。有學者研究了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廣東省的醫療保障水平，結果發現職工醫保的住院實際補償比均值分別僅為62%和56.3%，居民醫保的住院實際補償比均值更是只有9.4%和30.8%（李亞青，2012）。因此，盡管參與了醫療保險，居民看病所需醫療的大部分還是要由自己承擔。同時，不同參保群體所受到的保障水平也呈現巨大的差異。在現行的三大基本醫療保險中，全國職工醫保的保障水平遠高于居民醫保和新農合，2010年其人均籌資額約為后兩者的9倍和11倍。
因此，在已經實現較高覆蓋率的情況下，政府應當著力提高基本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醫療負擔，才能更好地發揮基本醫療保險保障國民健康，特別是提振國內消費需求的作用。而為實現此目標，政府一方面應當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適當增加醫療衛生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強社會統籌，整合和對接各醫療保險制度，促進醫療服務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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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號：14XNH204）。
第4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受中央“八項”規定和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等政策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響，2013年甘南州消費品市場增速有所放緩，但消費品市場總體態勢良好。據甘肅統計信息網公布的“2013年甘南州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分析”信息，2013年全州完成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75億元，同比增長13．4%。其中城鎮零售額為24．59億元，增長14．1%。據調查，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行為有以下特征。
(一)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低于甘肅省平均水平，但消費率相差不大根據2013年《甘肅省發展年鑒》數據，2012年甘南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97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為10357．49元，消費率為74．13%;同年，甘肅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57元，人均消費性支出為12847元，消費率為74．88%。可見，雖然甘南州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均低于甘肅省平均水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甘肅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人均消費性支出低2490元)，但消費率與甘肅省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低于甘肅省平均水平僅0．75個百分點。
(二)儲蓄傾向高，消費意愿低盡管甘南州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在逐年提高，但居民的消費意愿卻普遍較低。問卷調查顯示，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手有余錢時，被調查的甘南州城鎮居民的做法如下:全部存起來的占6．9%;存大部分，其余用于提高生活質量的占43．28%;存小部分，大部分用于提高生活質量的占6．9%;全部用于提高生活質量的占8．5%;基本沒有余錢用于提高生活質量的占34．52%。其中，全部存起來和存大部分的共計50．18%。這一方面反映出甘南州“沒有余錢”的城鎮居民占一定比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地城鎮居民儲蓄傾向普遍較高，而消費意愿普遍較低。
(三)消費外流現象嚴重問卷調查中，對甘南州城鎮居民家庭高檔生活用品的購買地作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51．63%的家庭大多在甘南本地購買;12．27%的家庭大多在甘肅省內其他地區購買;31．41%的家庭大多在省城蘭州購買;4．69%的家庭大多在省外發達城市購買。在被調查的甘南州城鎮居民中，48．37%的家庭其高檔生活消費大多是在甘南州以外實現的。可見，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外流現象十分嚴重。
(四)消費層次普遍較低居民的消費層次主要反映在消費結構上。按消費滿足居民生活消費的層次，消費結構分為生存型消費、發展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生存型消費的主要目的是要解決基本生活問題，比如普通食物和衣物等;享受型消費可以使人們感到舒適和快樂，比如高級食品、高檔服飾等物質消費以及旅游、休閑、文化娛樂等精神消費;發展型消費是人們為了尋求利于自身長期的發展而產生的消費需求，比如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消費。享受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在全部消費性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多少，可以反映出當地居民的消費層次以及生活質量的高低。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等消費水平是反映消費層次及生活質量高低的主要指標。甘肅全省城鎮居民此三項平均消費金額合計為4013．53元，占其全部消費性支出的比例為31．25%;甘南州城鎮居民此三項的消費金額合計為2398．14元，占全部消費性支出的比例為23．13%，低于甘肅省平均水平8．12個百分點，其消費層次明顯低于甘肅省平均水平。表2是2012年甘南州和甘肅省城鎮居民醫療保健、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化娛樂等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支出情況的比較。
二、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影響因素調查
(一)外部環境因素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1．自然環境對居民消費習慣的影響甘南州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邊緣，大部分地區海拔在3000米以上，常年平均氣溫3℃。除舟曲縣和迭部縣外，全年無絕對無霜期，氣候條件相對較差④。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當地城鎮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其中，瑪曲、碌曲、夏河及合作市的城鎮居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現出鮮明的青藏高原的地域特征。比如，瑪曲縣因為“全年無夏季”，人們對夏季服飾及夏季生活用品幾乎無需求;在飲食方面，因為氣候的緣故，對豬肉、綠茶等性寒的食品需求量極小。氣候、地理等自然環境對當地城鎮居民消費習慣有較大的影響。24．46%的被調查者認為，影響自身消費習慣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環境。2．經濟環境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經濟環境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居民收入水平上。由于歷史、地理等原因，甘南州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較低。據2013年《甘肅省發展年鑒》統計，2012年甘肅省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57元，而甘南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970元，比甘肅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是影響消費需求最活潑的因素。但由于收入有限，甘南州大多數城鎮居民每月收入主要用于固定的基本生活開支，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普遍較低。據調查統計數據顯示，19．61%的家庭每月必需的各類固定開支占家庭總支出70%以上;21．08%的家庭占60%左右;14．22%的家庭占50%左右;22．55%的家庭占40%左右;15．69%的家庭占30%左右;6．85%的家庭占20%以下。總體來看，每月必需的固定開支占家庭總支出50%以上的家庭達到54．91%。調查中，49．36%被調查者認為本地消費水平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收入水平。3．社會環境對居民消費的影響(1)教育因素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由于經濟、地理等環境因素，甘南州教育領域很難吸引到高學歷人才，造成中小學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差、高考升學率難以提升等問題比較突出。多年來一直有“一個甘南州考不過一個天祝縣”的說法。因此，甘南州各縣市大量城鎮居民不得不想辦法送子女外出讀書。這種情況在瑪曲縣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師資的原因，瑪曲普通高中數次停辦，至今還無法恢復招生，當地所有學生的普通高中教育只能轉移到外地實現。由于大量中小學生外出讀書，加之海拔高、氣候條件不利于身體健康等原因，甘南州很多城鎮居民在臨夏、臨洮、蘭州甚至成都、海南等地購置了養老房。他們的節假日生活也相應轉移至子女讀書所在地或養老房所在地。相應的，其大量日常生活開支和其他較高層次的消費性支出往往也會轉移到外地實現。可見，教育環境也是造成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民族文化因素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民族文化因素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民族文化習俗和兩方面。對此，專門對調查對象中占比71．79%的藏族城鎮居民做了調查。就民族文化習俗來看，不同縣市藏族家庭對本民族生活習俗保留程度不同。其中，夏河、瑪曲、碌曲、卓尼等縣的保留較多，而合作市的保留相對較少。在保留的民族生活習俗中，語言位居第一，飲食習慣第二，人際交往的禮儀排第三。總體來看，語言、飲食習慣、人際交往的禮儀等方面保留較多，而服飾、家具用具等方面較少保留。其中還有一小部分被調查對象對本民族生活習俗基本沒保留。在較好地保留了民族生活習俗的家庭中，主要在婚、喪、嫁、娶以及重大節日期間的民族服飾以及民族宗教事宜等方面的開支數額較大，而其他對本民族文化習俗保留較少的家庭這方面開支較少。對民族生活習俗基本沒保留的家庭，其消費行為與消費結構與其他民族的家庭沒有明顯不同。就來看，大多數藏族家庭對宗教活動都非常重視，而且其消費結構中，與相關的消費支出占較高比例。調查中，對家庭是否重視宗教生活這一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非常重視的家庭占65．55%;一般重視的占25．26%;不太重視的占5．74%;只有3．36%的家庭不重視宗教生活。在對宗教生活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全年支出比例的調查結果顯示，宗教支出占家庭總支出20%左右的家庭占比最高，為30．79%;宗教支出占家庭總支出40%以上的家庭有22．99%;占家庭總支出30%左右的家庭有22．57%;占家庭總支出10%左右的家庭有23．65%。其中，夏河、瑪曲、碌曲等縣居民對民族風俗和宗教生活相對較重視，與之相關的消費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例較高，其他縣市相對較低。調查中，認為居民消費主要受與民族風俗習慣影響的人占15．88%。
(二)消費品市場自身因素對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1．消費品市場不完善，抑制了居民消費意愿據問卷調查統計數據顯示，有23．61%的被調查對象認為當地消費品市場很不完善，滿足不了基本生活需求;認為不夠完善，但能滿足基本需求的占53．21%;只有8．1%的人認為已經很完善了，可以滿足各種需求;認為高品質和高層次服務難以滿足需求的占18．02%;認為未能體現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占16．73%。甘南州消費品市場不完善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是全州消費品市場貨品種類少;二是商品和服務質量較低;三是貨品價格偏高;四是購物環境差;五是高檔商品不足;六是民族特需用品不足，地方特色不鮮明。圖2是當地城鎮居民對消費品市場的評價及不同評價的人占被調查對象的比例。由于當地市場不完善，加之交通條件改善，有車族增多，當地城鎮居民更加愿意到省城蘭州或其他消費品市場相對完善的地區消費。調查顯示，消費品市場不完善是導致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外流最主要的原因。2．市場競爭不充分，導致居民消費成本高調查發現，鋪面租金和人工等成本等遠低于省城蘭州的甘南，城鎮居民所承受的各類消費品價格卻明顯高于省城蘭州，而且各類時尚品或熱銷品也鮮有因過時或過季而打折促銷等活動。消費者討價還價能力普遍較弱，買方市場特征不明顯。從調查來看，其中有當地市場對外依賴性強及運輸成本較高等原因，但主要還是消費品市場競爭不充分導致的。這在較高檔的服裝、家具用具等商品市場以及較高層次的餐飲、住宿、休閑娛樂等服務市場表現得尤為突出。筆者在甘南州消費品市場實地消費體驗時對此深有體會。被調查者中，49．36%的城鎮居民認為當地消費成本明顯高于其他地區。
三、對甘南藏族自治州消費品市場的幾點思考
基于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調查分析，本文提出幾點建議，期望能夠通過對相關工作的改進和調整，增強甘南州消費品市場對當地經濟的拉動作用。
(一)合理規劃并完善消費品市場，減少居民消費外流據調查，甘南州正在規劃建設合作市東二路商業街的城市商貿綜合體。本文建議，將該商業街建設成設施齊全、功能完善、環境優美的大型綜合性商貿服務一條街。比如，引進諸如“西單商場”或“王府井”等上檔次的百貨商場，提供居民所需高檔耐用消費品及高檔生活用品等;引進貨品種類全、質量有保障的大型連鎖綜合超級市場，提供居民所需較高品質的食品及日用品等;建功能完善、設施先進、服務到位的大型集貿市場;吸引上檔次的服裝品牌專賣店及知名快餐店等。完善消費品市場和較高層次的服務，可以大大提升州府合作市居民及其他各縣居民就地實現較高層次消費的意愿，從而降低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外流現象。
(二)突出藏民族特色，打造消費品市場核心競爭力，吸引流入式消費作為藏族聚居區，甘南州具有濃郁的藏民族文化氛圍，而且有為數眾多的藏族居民保留了藏民族特有的生活習俗。他們很注重宗教生活，對與民族生活習俗密切相關的服飾、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有需求。本文建議利用甘南州地緣優勢及藏民族文化優勢，將藏民族特色確立為甘南州消費品市場的核心競爭力，著力將甘南州消費品市場打造成具有鮮明藏民族特色的消費品市場，以吸引流入式消費。首先，充分利用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這一宗教資源優勢及夏河縣即將投入運營的機場這一契機，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擴大其“世界藏學府”、“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佛學學府之一”等宗教資源知名度，并完善配套服務。比如修建上檔次的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酒店、餐飲、娛樂等服務場所，提供個性化宗教旅游項目及旅游產品等，進一步增加對世界各地宗教人士和普通游客的吸引力。其次，充分發揮瑪曲、碌曲等縣的高原生態畜產品及其他高原原生態產品資源優勢，實現高原生態牛羊肉、蕨蔴豬、酥油以及人參果、羊肚菌等產品的優質化、品牌化(以牦牛奶為原料的“燎原”奶粉就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在此基礎上，修建上檔次的甘南優質特產放心專賣店，以滿足當地居民及外來游客對高原生態優質產品的需求。再次，進一步優化整合甘南州藏醫藏藥資源，突出其在藏醫藏藥領域的重要地位。藏醫藏藥在甘南州發展基礎較好，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甘南州創建了全國第一家藏醫藥科研機構，創辦了全國唯一的省級藏醫藥刊物《藏醫藥研究》，形成了較完善的資源基地、藏醫醫療、藏醫學教育、藏醫藥研究、藏藥生產、營銷等多位一體的發展體系，有一批在消化道、肝臟、心腦血管等方面療效顯著的特效方劑及在早期肝癌、肝硬化等疑難病方面的獨特治療方法。甘南州藏醫藏藥可以通過組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藏醫藏藥產業集團，進一步提升競爭力，以滿足各地患者對其獨特自然療法的需求。總之，特色鮮明、服務到位的消費品市場不僅可以改變甘南州居民消費外流現象，而且隨著甘南州旅游市場日益成熟，外地游客逐年增多，甘南州消費品市場完全有可能吸引外地游客大量消費，并將甘南消費品市場由“外流式消費”轉變為“流入式消費”。甘南州消費品市場還可以利用當地濃郁的藏文化氛圍，在藏民族服飾、藏式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民族特需用品方面有所作為，甚至可以確立一個宏大目標———讓它像新疆喀什的大巴扎一樣，成為甘南的地域標志之一。
(三)洞察居民消費傾向，引導居民轉變消費觀念消費傾向是指一定消費者群體在不同時期對商品需求的變動趨向。消費觀念是人們對其可支配收入的指導思想和態度以及對商品價值追求的取向，是消費者對消費對象、消費行為方式、消費過程、消費趨勢的總體認識評價與價值判斷。問卷調查反映出當地居民有較強的改善消費結構的傾向。在調查對待可以任意支配收入的處置態度時，選擇“旅游”的占31．08%;選擇“購置家庭用具”的占25．23%;選擇“教育”的占18．02%;選擇“購買高檔服飾”的占10．36%;選擇“宗教生活”的占3．15%。可見，當消費能力允許時，大多數人會在享受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上增加投入，也說明甘南州在享受型消費市場和發展型消費市場方面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和商業機遇。因此，一方面，要提倡當地居民的消費量入為出，不鋪張浪費、注重消費效益;另一方面，也要提倡居民放棄過度儲蓄的觀念，注重健康消費、綠色消費。同時，要創造條件、利用機會，使他們在消費結構中增加旅游、娛樂、保健等享受型消費，并注重精神消費，提高文化、教育等發展型消費的比例。
(四)關注居民消費動態，培育居民消費熱點在對近1年的同事或親朋好友家最熱門的較高層次的消費情況的調查中，有55．11%的人認為是購買家用汽車;有21．78%的人認為是子女教育、培訓;有17．33%的人認為是旅游;有5．78%的人認為是保健養生。可見，近1年甘南州城鎮居民消費熱點傾向于享受型消費及發展型消費。對此，有關部門一方面應當抓住機遇，努力滿足其現有需求，并倡導居民進一步增加對教育、旅游和保健養生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還應當引導其進一步提升生活質量，提高消費層次，并在營養健康食品、文化娛樂、新型電子產品、高檔家具用具、家用電器等方面培育他們的消費興趣和消費熱點，以擴大消費需求。
第5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2010年北京城鎮住戶調查的5000戶居民家庭中，有一名或多名6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有1210戶，占調查總戶數的24.2%，其中純老年家庭474戶，占調查總戶數的9.5%。伴隨“銀發族”的日漸壯大，正催生著一個新的龐大市場。老年人口袋里的錢咋花？他們都有哪些消費習慣和訴求？從對北京城鎮純老年家庭的調查分析中，我們或許能找到答案。
食品和醫療保健花費成為老年家庭的剛性支出
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的身體機能發生了退化，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延年益壽，如何能夠為社會奉獻自己的余熱。這種狀況使得老年人迫切需要有益于自己健康的飲食和醫療保健產品。老年家庭的支出構成中，食品和醫療保健為老年家庭位居前兩位的支出，也是老年家庭的剛性支出，此兩項支出占老年家庭消費支出的53.1%，高于全市平均14.3個百分點。
恩格爾系數高，在外用餐少
據474戶城鎮老年家庭調查資料顯示，2010年北京城鎮老年家庭人均食品支出7285元，是全市平均的1.14倍，占消費支出的比重（恩格爾系數）為37.2%，高于全市平均5.1個百分點。食品支出中，糧油類、肉禽蛋水產品類、蔬菜類、干鮮瓜果類支出分別為1010元、1722元、779元和828元，分別比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支出高49%、34.4%、46.7%和28.2%；而與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支出相比，老年家庭的在外飲食支出較少，比全市平均支出低27.4%。大部分老人喜歡自己在家里做飯，覺得既衛生又實惠。2010年北京城鎮老年家庭平均每月在外用餐人次為8.7人次，比全市平均的20.6人次低11.9人次。
同時，食品價格的上漲對老年家庭影響較大。由于老年家庭的恩格爾系數較高，老年家庭對食品的消費彈性小。面對不斷攀升的食品價格，老年人只能放棄漲價過多的食品，用其他便宜且物有所值的食品替代。
醫療和保健支出比重高
據中國保健行業協會統計：在目前近500億元的保健品市場規模中，老年用保健品占50%以上。由于老年人年高體弱，容易患病，用于醫療方面的花費多于中青年人。據474戶城鎮老年家庭調查資料顯示，2010年北京城鎮老年家庭的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為3124元，為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支出的2.4倍，分類別看：醫療器具支出51元，為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支出的3.2倍；保健器具支出157元，為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支出的2.8倍；藥品費和滋補保健品支出分別為1581元和554元，均為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支出的2.6倍；醫療費766元，為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支出的1.8倍。
消費單價低，追求方便實用
老年消費者把商品的實用性作為購買商品的第一目的。他們強調質量可靠、方便實用、經濟合理、舒適安全。至于商品的品牌、款式、顏色、包裝是放在第二位考慮的。而我國現階段的老年消費者經歷過較長一段時間并不富裕的生活，價格便宜對于他們選擇商品有一定的吸引力。從老年人購買商品的單價可以驗證這一點。從下表可知，老年人購買的主要食品、服裝和鞋的單價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也不是一味追求低價格，品質和實用性才是他們考慮的主要因素。
消費傾向低，服務性消費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根據474戶城鎮老年家庭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老年家庭人均消費支出為19593元，比全市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支出低341元。2010年北京城鎮老年家庭的消費傾向為0.59，全市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為0.69，老年家庭與全市平均的消費傾向相差0.1。老年人的消費傾向低，一是因為在其消費結構中，基本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比較高，因此消費彈性較小；二是老年人比較節儉，即使在收入水平穩定增長的前提下，其消費水平也不一定會隨之相應提高。
作為家庭支付社會提供的各種文化和生活方面服務的非商品費用，老年家庭的服務性消費支出比全市城鎮居民平均的服務性消費支出低975元。服務性消費低主要由于老年家庭在外飲食、交通工具服務支出、交通費、通信服務、教育費用等服務性消費支出較少所致。2010年北京城鎮老年家庭在外飲食、交通工具服務支出、交通費、通信服務、教育費用支出分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4.4%、63.7%、27.3%、29.1%、83.3%。
“四二一”家庭結構增加“寄托消費”
伴隨獨生子女政策的進一步推進和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四位老人、一對年輕夫婦加一個未成年小孩”的家庭結構非常普遍，老年人在自己的養老有了基本保障之后，如果經濟條件允許，他們還將為子女或孫輩消費買單。在一些與自己沒有直接關系的領域進行消費可稱之為“寄托消費”，這類消費需求大致分兩類：一是培養孫輩消費需求。可以說，大多數老人如果有一定的經濟結余，一般都會用在孫輩身上。給孩子買吃穿用的物品、書籍及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二是支援子女消費需求。這種消費主要表現在子女有困難且自己有經濟能力的老人。從目前看，父母用于接濟子女生活的支出，日漸成為老年家庭支出的主要項目，而且這種比例日漸擴大。較為直觀的是父母直接給子女錢物，而間接的則是子女一家在老人家吃喝，以及老人負責隔代撫養等現象。
據474戶城鎮老年家庭調查資料顯示，2010年北京城鎮老年家庭平均每月的非家庭人口在家用餐人次為17.03人次，比全市平均的5.35人次高11.68人次。2010年北京城鎮老年家庭人均捐贈支出2345元，為全市平均水平的2.1倍，捐贈支出占老年家庭總支出的近10%。
旅游消費漸成時尚
第6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關鍵詞:云南省高校教師體育教師體育消費
體育消費在家庭消費或者在娛樂消費中的重要性是我們看消費能力的重要表現內容之一，從我們最基本的體育消費的重要性上來看，大約五分之一的體育教師認為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體育消費在自己日常生活消費中是非常重要的，而超過三分之一的體育教師認為這很重要，所以從現有的調查顯示，我們可以看出，體育教師認為體育消費不重要的和不是很重要的大約占到五分之一左右，從比例上來看，在大多數高校體育教師心里，體育消費的目的和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體育教師的體育消費心態會影響到教師在同事和學生教學中的體育消費觀念，對于地區體育消費和經濟發展已經消費趨勢產生重要的影響。
調查發現，對于大多數體育教師而言，其年均體育消費占日常生活消費的比例占到十分之一左右，從消費的內容和消費的形式來看，主要是實物消費，從具體的內容來看，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服裝、娛樂消費，而在個人消費上，他們大多數主要集中在體育信息消費和娛樂消費。從消費的額度上來看，大多數教師顯示，年均消費占到收入的十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說在體育消費方面，大多數高校體育教師對于體育消費的問題持積極的態度。
體育實物消費主要是指用于購買體育服裝、體育健身器材、體育娛樂設施等實物方面的消費。這類消費一般具有較大的可持續性和長久性，大多數情況下都非一次性消費，所以往往這類投資屬于長時間的或者一段時間的投資。從調查的結果顯示，在所有的實物消費上來看，運動服裝的消費占到被調查消費內容三分之一左右，運動飲料的年均消費占到全面體育消費的五分之一左右，一般器材的消費占到全面消費的百分之二左右。我們調查還發現，還有一些體育教師選擇購買體育紀念幣，他們購買紀念幣的主要原因在于紀念幣可以保值。
從云南高校體育教師的消費金額來看，家庭體育消費在伍佰元以上的占到被調查對象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調查者認為自己家庭年體育消費的金額不足伍佰元，在這個群體當中，消費超過兩千元的占到四分之一左右，超過五仟元的占到五分之一左右，從整個消費層面上來看，很多體育教師認為自己的體育消費額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逐年增加，但是消費的內容發生變化的并不多，主要在于物價的上漲和商品質量的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在消費中需要考慮購買力，但是即便年消費伍仟元以上的消費教師群體，其購買的主要還是體育服裝。對于信息和器材方面的投入還是很少，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群體在日常生活消費中能夠在健身和娛樂方面對體育的投入超過一千元，其余的群體都不能自由的支配自己的這部分消費，所以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體育教師的收入和消費能力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
第7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1材料與方法
1.1研究方法由于所調查的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特征數據為橫截面數據，因此研究中采用Chaudhuri提出的測度方法［6］。Chaudhuri將貧困脆弱性用消費水平與消費波動來反映，消費水平使用消費均值來測度，消費波動使用消費的方差來測度，正好彌補了時間序列數據缺失這一遺憾。同時，引入多層次模型分析方法［13］，在家庭和社區兩個層面對林業職工家庭脆弱性的影響因素進行細化分解分析。
1.1.1Chaudhuri的分析方法———消費均值和方差Chaudhuri認為家庭貧困脆弱性受家庭以及群體特征組的沖擊影響［6］。假設一個家庭在消費周期t(t=1，2，…，n)內表現出一組被確定的變量Xi，構建以下函數:由于假定了Xi來表示各個家庭誤差項的方差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其值實際上是不相等的，因此具有異方差性。而標準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歸技術假設方差具有齊性，即所有家庭擁有相同的方差V(ei)=σ2，如果使用OLS估計β和θ會導致偏見，而且效率系數不高。因此，公式⑴和⑵正好克服了這個問題。對于每一個家庭，可以用以下兩個公式有效估算出消費的預期平均值和方差。
1.1.2多層次分析這里用多層次模型分析方法將家庭脆弱性的影響因素進一步細化，主要從家庭和社區兩個層面進行分解分析。假設各個職工家庭i是一個層面上的單元(i=1，2，…，I)，社區j是另一個層面上的單元(j=1，2，…，J)，家庭i是嵌套在社區j里面的子單元。令lncij是家庭人均消費，Xij是社區j中家庭i的一組家庭特征組，構建如下回歸方程:最后利用公式⑻～⑾的估計系數(γ、θ、τ)來估計職工家庭消費的預期平均數以及期望方差。這些估計系數將有助于分析各層面的變量對家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1.2數據來源研究中的數據源于2012年對黑龍江省國有林區9個林業局的林業職工家庭的調查。調查樣本共計604戶，樣本覆蓋面廣，分布合理，覆蓋了黑龍江省森工系統所屬的4個林管局與大興安嶺林業管理局，具體為:松花江林管局的綏棱林業局，牡丹江林管局的東京城林業局，合江林管局的清河、雙鴨山、鶴北林業局，伊春林管局的烏馬河、友好林業局，大興安嶺林業管理局的十八站、塔河林業局。
1.3變量選擇
1.3.1變量選取家庭貧困脆弱性首先會受到職工家庭特征差異性的影響，此外，還將受到家庭所在社區層面環境的影響。家庭和社區兩個層面的特征量共同決定了家庭特征的差異性，無論是家庭層面還是社區層面，能夠對家庭貧困造成影響的因素有很多，在借鑒了現有文獻中常用的變量設置后，考慮到所獲得的調查數據中參考項的限制，對家庭和社區層面的變量選取為:家庭層面的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規模、戶主年齡、家庭負擔比、家庭資產指數;社區層面的特征包括家庭是否在林場(經營所)、社區人均收入。
1.3.2變量描述家庭的人均消費(用lnc來表示)是家庭的消費總額除以家庭的常住人口，家庭的消費總額包括現金消費和實物消費，問卷主要從食品、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交通、通訊、文教娛樂、醫療保健、水電、請客送禮等方面調查了2011年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的消費情況。家庭的人口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規模與結構。家庭規模(用A來表示)主要指家庭的常住人口數，家庭結構包括戶主的年齡(用B來表示)、家庭負擔比(用C來表示)兩項，家庭負擔比等于家庭的非勞動力除以家庭的勞動人口數，家庭的非勞動力指家庭中18歲以下(含18歲以上的學生)、65歲以上的老人及不能參加社會勞動的殘疾人。家庭資產指數(用D來表示)由家庭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加總而得，具體計算方法參考李小云對農戶生計資產量化指標進行測算的方法［14］，其中自然資本用林地面積來反映;物質資本用住房情況及固定資產擁有量來反映;金融資本用家庭存款來反映;人力資產用家庭勞動能力及成年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來反映;社會資本用家庭參與組織情況及社會關系來反映。社區層面的影響因素，首先將家庭是否在林場或經營所(用E來表示)作為一個重要變量考慮在內，原因是家庭是否在林場對于一個家庭的社會關系構成有直接影響，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個家庭是否有種植、采集、養殖等收入來源，進而決定了其經濟來源的組成結構，這些都將對一個家庭貧困脆弱性產生影響。社區層面的另一個變量是社區人均收入(用F來表示)，個體家庭會因生活在平均收入水平不同的社區內，而使其家庭的消費水平與消費習慣受到影響，其消費水平和波動情況也會收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進而對貧困脆弱性產生影響。
1.4模型建立根據測度方法，使用HLM7軟件對消費水平及消費波動分別建立4個多層次隨機回歸模型。對消費水平建立只包括家庭層面變量的隨機回歸模型(模型1):如果模型1結果顯示家庭資產指數在不同社區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需要在模型1的基礎上，對家庭資產指數建立包含社區層面變量的隨機回歸模型(模型2):
2結果與討論
2.1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1)表明:2011年黑龍江省國有林區社區人均收入達到1.244145萬元。單從這一數字本身來看，好像國有林區職工家庭并不處于貧困狀態。但是，對貧困脆弱性的研究是結合大數定律，對未來陷入貧困的概率進行度量。即主要從人均消費低水平性、高波動性兩方面來研究職工家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因素。據調查，2011年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消費水平9.31(人均消費值為1.100364萬元)，與全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水平9.71(人均消費值為1.656177萬元)相比差距更大。說明林區職工家庭的消費仍然處于較低水平狀態;同時，人均消費標準差為9.81也反映了職工家庭消費具有較高波動性。符合消費低水平性、符合家庭消費高波動性，故選擇社區人均收入這一變量具有合理性。
2.2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隨機效應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通過HLM7軟件建立的4個模型的回歸系數輸出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顯示:家庭資產指數對消費水平有正向關系，對消費波動呈負向關系;家庭規模和戶主年齡對消費水平及消費波動均呈現出負向關系;家庭負擔比對消費水平及消費波動均呈現出正向關系。
2.3影響因素分析下面從消費水平及消費波動來研究國有林區職工家庭貧困脆弱性。2011年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的消費仍然處于較低水平狀態;同時，職工家庭的消費又具有較高波動性。進一步的分解性分析如下。
2.3.1家庭資產指數家庭資產指數與消費水平呈現出正向關系，表示資產指數越高，其家庭人均消費水平越高。因為資產指數反映的是一個家庭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總水平，而要獲得更多的物質資本，就要增加一部分消費支出;另一方面，社會資本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維系需要走親訪友、請客送禮等禮金的支出，這一項也將大大提高家庭消費水平。家庭資產指數與消費波動呈現出負向關系，表示資產指數越低，其消費波動越大。原因是作為生計活動核心的家庭資產決定了家庭的風險管理策略，貧困家庭的資產非常有限，主要表現為職工家庭在風險來臨時，抵御能力較弱，不能維持消費的平滑［14］。在家庭資產指數對消費的均值與方差共同影響下，家庭資產指數越低，消費水平越低，消費波動越高。因此，家庭資產指數對貧困脆弱性具有負向影響。
2.3.2家庭規模家庭規模與消費水平呈現出負向關系，也就是說家庭常住人口越多，人均消費水平越低，這用規模效應可以解釋，家庭對于消費品的邊際支出會隨著人口的增加而逐漸減小，因此家庭常住人口越多，人均消費水平越低。家庭規模與消費波動呈現出負向關系，家庭規模越大，消費波動性越小，原因是家庭規模大意味著常住人口越多，在家庭成員面對風險與沖擊時，更容易從家庭成員的親戚及朋友處得到臨時的幫助與支持，從而減小了消費波動。在實地走訪調查中發現，職工家庭規模較小的家庭多為雙老家庭、子女在外地讀書的家庭、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家庭等，這就造成了小規模的家庭其高消費水平與高消費波動共存的現象。因此，關于這一變量的研究將引發更多的思考，如何通過增加林區就業渠道來留住青壯年勞動力，保障家庭常住人口處于穩定狀態，這樣就可以在不縮減消費水平的情況下大大削弱消費的波動，進而減小職工家庭的貧困脆弱性。這也是天保二期工程和生態功能區建設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2.3.3戶主年齡戶主年齡與家庭消費水平和波動均呈負向關系，戶主年齡越低，家庭消費水平越高，消費波動也越高。在604戶被調查的家庭中，戶主年齡從23周歲到86周歲不等，戶主年齡低的家庭大多是新婚家庭或孩子較小的家庭，其消費需求越多、消費欲望較大，所以會造成其家庭的消費水平較高。同樣的，隨著戶主年齡的提高，家庭生活所必須的住房、耐用消費品、生產工具等已基本完備，因此其消費水平更為平滑，消費波動也就越小。對這一變量的研究將有利于思考如何幫助職工家庭平滑度過成長期。雖然黑龍江省國有林區在2008年就已經實施了《黑龍江省森工林區家電下鄉實施方案》，并在2009年實施了森工國有林區棚戶區改造工程，這些舉措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貧困脆弱性，但還是有更多的政策空間值得思考，如何針對貧困脆弱性特征不同的家庭制定差別性扶持政策，更有效地幫助貧困脆弱性的家庭度過脆弱階段，這應該在生態功能區建設和二期天保工程建設中寄予重視。
2.3.4家庭負擔比家庭負擔比與消費水平和消費波動均呈現正向關系，家庭負擔比越高，家庭人均消費越高、消費波動越大。這一現象是因為家庭負擔比越高，意味著家庭中未成年人、學生、老人、不能工作的殘疾人可能越多，根據調查發現，“兒女的教育費用”和“醫療支出”這兩項占據了林區職工家庭生活性支出的較大份額，家庭負擔比較大的家庭在這兩項上的支出大大提高了家庭人均消費。另一方面，家庭負擔比越高，意味著家庭中勞動力所占比例越低，在遇到風險沖擊時，家庭應對能力有限，就會導致消費波動較大。因此，家庭負擔比越大的家庭，其表現出的“非正常高消費”與其家庭的高負擔是有直接關系的，高于一般家庭的醫療支出與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勞動力的經濟負擔，家庭在這種情況下遇到風險沖擊，就會導致消費出現較大波動。因此，家庭負擔比對貧困脆弱性具有正向影響。
2.3.5是否在林場(經營所)這一變量通過影響家庭資產指數進而對消費水平產生負向影響，說明生活在山上林場的家庭具有更低的消費水平。生活在山上林場或經營所的家庭可以通過發展林下經濟，采集或者種植山野菜、野果，發展林下養殖等方式來獲得一部分自用食物，也可以通過收集秸稈枯枝等方式來減少燃料的消費，因此減少了家庭生活性支出，進而使得消費水平降低。生活在林場所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費波動，原因可能是山上林場所的公共服務設施不完善造成的，這一點在大小興安嶺生態功能區規劃中也有所體現。規劃提出要推進小城鎮建設與生態移民，認為要加快構建具有林區特色的生態城鎮體系，加強城鎮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增強城鎮的集聚和吸納功能［15］，這就意味著分散生活在林場所的職工家庭享受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相對于山下社區的居民有一定差距。正因為生活在林場所的家庭其家庭貧困脆弱性更大，因此在保障性扶貧政策制定中，應向這一區域傾斜，利用二期天保工程和生態功能區規劃的良好政策環境，改善林場所職工家庭的教育、醫療、文化等設施條件，使得城鄉基礎設施完善，林場所職工的基本生活條件與山下社區同步發展。
2.3.6社區人均收入社區人均收入通過影響家庭資產指數進而對消費水平產生正向影響，意味著社區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消費水平越高。在社區層面，整體收入水平較高時，會拉動整體的消費水平，由于消費環境對消費心理的影響，在收入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單一家庭的消費也會受到平均水平的促進，從而使家庭消費水平提高。社區人均收入對消費波動呈負向關系，也就是說社區人均收入越高，消費波動越低。這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一個社區內，某個家庭消費受到外界風險沖擊時，無論方式是借款或者無償捐助，受沖擊家庭都更容易得到其他高收入家庭的經濟與物質的援助，因此降低消費波動性。在對消費水平與消費波動的共同影響下，社區人均消費水平對家庭貧困脆弱性呈負向關系，即社區人均消費水平越高，家庭貧困脆弱性越低。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基于現有貧困脆弱性理論研究成果，應用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調查的橫截面數據，采用多層次隨機回歸方法對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脆弱性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家庭資產指數、戶主年齡、社區人均消費水平對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貧困脆弱性呈負向影響;家庭規模、家庭負擔比、家庭是否生活在林場(經營所)對黑龍江省國有林區職工家庭貧困脆弱性呈正向影響。
第8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商品和服務項目類別的確定
CPI包含的統計內容是居民日常消費的全部商品和服務項目。但日常生活中，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的商品和服務項目種類繁多，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采用普查方式調查全部商品和服務項目的價格，世界各國都采用抽樣調查方法進行調查。我國具體做法就是抽選一組一定時期內居民經常消費的、對居民生活影響較大的、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務項目，通過調查其價格來計算價格指數。
我國目前用于計算CPI的商品和服務項目，由國家統計局和地方統計部門分級確定。國家統計局根據全國12萬戶城鄉居民家庭消費的抽樣調查資料統一確定商品和服務項目的類別，設置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居住等類262個基本分類，涵蓋了城鄉居民的全部消費內容。
價格調查地點的選擇
目前，計算全國CPI的價格資料來源于31個省(區、市)共500個調查市縣的5萬個商業業態、農貿市場以及醫院、電影院等提供服務類消費的服務單位，統稱價格調查點。這些調查點主要依據經濟普查獲得的企業名錄以及有關部門的行政記錄資料，以零售額或經營規模為標志，從高到低排隊隨機等距抽選出來的，同時按照各種商業業態兼顧，大小兼顧及區域分布合理的原則進行適當調整。由于城市人口與面積的差異，在500個市縣抽選的調查點數量差別比較大，大中城市要明顯多一些，小城市和縣就相對要少一些。
價格的采集方法
選定代表商品和調查點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確定采用什么方式去收集價格。1984年，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統計局在各地成立了直屬調查隊，自此以來一直采用派人直接調查的方式收集原始價格資料，目前分布在31個省(區、市)500個調查市縣的價格調查員有4000人左右。
為保證源頭數據的真實性和可比性，調查員必須按照統一規范的“三定原則”即“定人、定點、定時”開展價格調查工作。“定人”是指同一個調查員一定時期內固定調查相同的商品項目，“定點”是指固定調查員采集價格的地點(調查點)，“定時”是指固定調查員調查價格的具體時間。
目前，對于CPI中的糧食、豬牛羊肉、蔬菜等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價格變動相對比較頻繁的食品，每5天調查一次價格；對于服裝鞋帽、耐用消費品、交通通信工具等大部分工業產品，每月調查2-3次價格；對于水、電等政府定價項目，每月調查核實一次價格。
權數資料的來源
收集來價格以后，可以計算出單個商品或服務項目以及262個基本分類的價格指數，但還不能計算出類別價格指數，還需要各類別相應的權數。在統計計算中，用來衡量總體中各單位標志值在總體中作用大小的數值叫權數。CPI中的權數，是指每一類別商品和服務項目的消費支出在居民全部商品和服務項目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我國CPI中的權數，主要是根據全國12萬戶城鄉居民家庭的各類商品和服務項目的支出詳細比重確定。
受城鄉差別的影響，我國城鄉住戶調查樣本家庭的抽選方法略有差異，城鎮住戶調查采取多階段、二相、隨機等距方法確定樣本，農村住戶采取三階段、對稱等距、隨機抽樣方法抽取樣本。抽選出來的全國12萬戶城鄉居民家庭采取記流水賬的方式，日復一日一筆一筆記錄他們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數據，調查員每月上門核實、收集賬本，然后進行整理、編碼、錄入、審核、上報。國家統計局直接采用各個家庭的記賬資料，分別匯總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
第9篇：家庭消費調查范文
關鍵詞:石河子大學;大學生;消費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235-02
一、調查的基本情況
對新疆石河子大學18個學院不同年級的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750 份,回收647份,回收率為85.2%,其中有效問卷529 份,有效率為81.7%。
二、石河子大學大學生消費現狀分析
(一)消費來源分析
消費來源雖呈多樣化趨勢,但消費主來源單一性沒有改變。調查顯示,消費來源增加了勤工儉學、助學貸款、獎學金等,但依然以父母給予為主。在對529人的調查中,父母供應453人,勤工助學125人,助學貸款62人,其他如獎學金等136人,分別占總數的85.6%、23.6%、11.7%,、25.7%(本題為多選)。雖然大學生消費主要為父母給予,但有91.87%的同學不同程度上希望能夠通過打工養活自己,其中54.82%表示非常愿意,37.05%表示愿意。表示非常不愿意、不愿意、比較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比例共占8.13%,持此觀點的部分大學生認為大學是用來專心讀書的時期,外出打工相當于拿了家里的錢換取在大學打工的機會,得不償失。說明當代大學生,不僅獨立意識在增強,而且用實際行動,實踐自己的想法。
(二)消費水平分析
1.消費水平總體適中,中低消費仍是當前石河子大學大學生消費的主流。大學生的月消費支出平均在300元―600元之間,占接受調查人群的56.9% ,可見當前的消費基本上是現實、合理的,不存在普遍的高消費現象。
2.消費離散趨勢明顯,個體差異大,呈現不平衡性。大學生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家庭,而地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行業的不平衡,導致家庭收入的不平衡,這在中國當前劇烈轉型的社會大背景下有一定的必然性。再者,各自家庭結構的不同,決定了大學生消費的不平衡。有很困難的學生,24.6%的學生每月消費支出不到300元,也有比較“闊綽”的學生―月支出900元以上者占6.13%,其中月消費支出在1 200以上的占了0.76%。
3.大學生消費水平主要受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月消費支出在300元以下的學生當中,家庭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學生占了65.14% ,而月消費支出在900至 1 200的學生當中,家庭月收入在3 000元至5 000元以及5 000元以上的學生分別占了48.38%和89.95%,顯示家庭收入越高學生的月消費就越高。
4.大學生消費水平還受其家庭所在地的影響。大學生月消費支出在600元以下的總共有437名學生,其中農村大學生占59%。而城市大學生只占41%。
5.實際消費水平與預期的消費期望偏差不是很大。在問到學生們對于目前的消費情況是否感到滿意時,18.7%的學生表示非常滿意,34.6%的學生表示滿意,38.2%的學生表示基本滿意,6.99%的學生表示不滿意,1.51%的學生表示非常不滿意。由此可以看出,對于自身當前的消費現狀表示滿意的學生占大多數,其所占比例相當于調查人數的91.5%,另有8.5%的學生對自己當前的消費水平感到不滿意,如果有機會,他們會去選擇打工或運用其他方式賺取零用錢。
(三)消費結構分析
1.伙食費。調查結果表明,77.3%的被調查者月伙食費在400元以下,其中在200元以下的同學有62人占11.7%。多數同學的伙食費在200元―400元之間。這些數據可能與他們經常吃飯的地方有關,有些學生經常吃飯的地方為學校食堂,有些則選擇學校附近的小餐館,大多數的學生的月消費在200元―400元之間。
2.學習消費。主要包括學費、書費、各種學習輔助設備(文曲星、復讀機等)購置費以及參加各種培訓班的費用等。學習是一種投資,尤其是時代對人才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任何一種學習都不可能是免費的午餐,各類培訓資格認證等,都需要付出相當的費用。所以,對于多數打算進行課外學習的大學生來說,學習消費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不過,學習消費是最必要的消費,不管學費多么高昂,只要是想學習的大學生都會想辦法籌劃學費,而且家庭方面也很支持。
3.休閑娛樂、交際消費。調查結果顯示,在總人數為529人中,17%的被調查者平均每月休閑娛樂及人際消費在60元以上,而60元以下占83%,說明大學生沒有盲目的將生活費用于娛樂!并且,“人際投資”在大學校園蔚然成風,無論是過生日、考試得高分、當選學生干部、比賽獲獎等都得請客。數據表明,我校大學生基本不存在這樣的現象,這是值得鼓勵的。
4.形象消費。在問到大學生在購買服裝上的月花費時,調查顯示在50元―100元之間的同學占到72%,其中女生占50%,男生占只了22%,說明女生在服裝上的消費明顯高于男生。女同學為了一套名牌化妝品或者一件名牌衣服,不惜透支消費以滿足自己的欲望,這都可以反映其不懂得量入為出,而虛榮心的驅使又極易形成惡性的攀比心理。
5.戀愛支出。大學是戀愛的天堂,大學生談戀愛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戀愛的隱私性也是決定了戀愛消費的隱私性。對于絕大多數大學生而言,找個戀人就意味著花錢如流水的日子來臨。調查顯示:大學生每月談戀愛浪漫氣氛“制造費”中,石河子大學的大學生中單身占到61%,戀愛費用偏高的大學生占的比例不多,有27%的學生的每月戀愛費用是在100元以下;也有12%的大學生每月的談戀愛浪漫氣氛“制造費”在100元以上。這說明大學雖然是戀愛的天堂,但是我們大學生還是理性的并沒有盲從。
6.上網消費及數碼產品、交通、通訊消費。現代社會科技發展迅速,電腦對學生來說并不陌生,有的同學在宿舍就有自己的私人電腦,而大多數的同學則經常去網吧上網,調查顯示,90%的同學表示他們每周都去上網,但也有10%的同學表示他們從不上網。在每周上網次數調查中,有190名同學每周上網在兩次以下,占到總人數的33%,還有177名同學每周上網次數達到二至五次,占到總人數的36%的。在調查大學生每周上網花費中,有10%的同學花費在30元以下,有36%的同學花費在30元―60元,有33%的同學花費在60元―100元,而在100元以上的同學只占21%,每周上網花費在60元以上的占到54%,由此可以看出,我校學生上網花費偏多。
在是否擁有各種數碼產品調查中,有85%的同學表示自己擁有手機,其他還有33%的同學表示自己有MP4,有44%的同學表示自己擁有MP3。多數的大學生都擁有手機等電子產品。
從這點來看,信息消費成為新的消費熱點。隨著中國步入信息時代,大學生渴望通過網絡了解世界最時尚的信息,上網消費已在學生生活消費中的占有重要比重。調查發現,幾乎每名大四學生都擁有一部手機,有的學生還不止一部;大二大三學生的手機擁有率也達到了80 %左右。很少學生用Walkman 聽音樂,而是購買新潮的MP3、MD;寫信已經成為過去,發電子郵件、短消息、上網聊天已成為學生交往聯絡感情的主要方式。
(四)仍有部分大學生的理財意識不強
調查的數據表明,認為應先存一部分,其余為該月生活費的學生占27.2%;認為應先進行預算的學生占37.2%;無法克制自己購買欲望學生只占11.7%;而沒有任何打算的占23.9 %。以上數據中64.4%的大學生消費時都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仍有35.6%的同學都坦然承認自己的消費是沒有計劃的,甚至有些同學需向別人借生活費。可見,當前大學生需要加強理財意識。
三、對石河子大學大學生消費的幾點建議
1.應多為學生提供兼職平臺。隨著大學生的經濟獨立意識逐漸增強,可以通過參加一些勤工儉學、兼職類的工作,以增加消費開支來源,然而調查顯示,勤工助學只占大學生消費的23.6%,比例很小。因此,學生在學好課程的同時,學校和社會方面應向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兼職平臺,給學生提供勤工儉學的機會,使計算機系的同學做網管、學旅游的同學利用假期學習做導游、師范生做家教等,不僅能擴大消費開支來源,減少對家庭收入的過多依賴,而且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將所學知識更好的運用到實踐中去。
2.大學生理性消費有待提高。調查顯示,僅有42.16%的學生可以控制自己的消費欲望,其比重甚至不足調查總數的一半,他們的消費基本處于理性狀態,另有31.38%的學生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消費欲望,消費態度有待改進,需要加強理性消費觀念。
3.應加強對大學生消費的教育和引導。引導大學生正視家庭經濟差別, 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大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地域間經濟差異較大, 即便是同一個地域的學生,城市和農村之間、不同家庭之間的經濟差別也很大。高校應加強學生消費教育和引導工作,組織進行學生消費的專門培訓或開設相應的消費教育課程, 開展消費問題討論會、消費知識競賽等活動,充分利用校內大眾傳播工具,如校園網、廣播電視臺、校報、團訊、專刊專欄等傳播媒介,教育學生珍愛父母勞動, 告知合理消費是子女孝道。“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逸為恥”是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內容之一,身為兒女要懂得體恤父母的用心,珍惜父母的勞動,這不僅是為人子女起碼的孝道,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4.加強理財觀念,培養正確的消費觀念。在校的大學生已逐漸成為社會的消費主體,由于絕大多數的學生步入大學之后才開始進行理財,所以說在大學培養正確的消費觀念是很有必要的。在大學時代養成良好的理財習慣,學會記賬和編制預算,這是控制消費最有效的方法,這樣大學生可以更好的掌握自己的收支情況,看看哪些是不必要的支出,哪些是可以控制的支出,哪些是可有可無的支出,對癥下藥,對今后的開支做出必要的修改,達到控制的目的。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