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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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關鍵詞 大數據（Big Data）；大眾傳播；傳統媒體；新媒體；融合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6）166-0037-01

1 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

近年，隨著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三網融合等IT與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數據從急劇增長演變為膨脹、甚至是爆炸。海量數據從一方面反映了人類社會生活活動的活躍性，另一方面，也給各行各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面對已經來臨的大數據（Big Data）時代，數據本身定將徹底顛覆人們的社會生活狀態。

國際數據公司（IDC）界定了大數據的4個特征，即數據的規模（Volume）、快速的數據流轉和動態的數據體系（Velocity）、多樣的數據類型（Variety）、巨大的數據價值（Value）。如今，大數據常常被劃分為網絡大數據和其它線下大數據。網絡大數據指的是，“人、機、物”三元世界在網絡空間（Cyberspace）中彼此交互與融合所產生并在互聯網上可獲得的大數據[1]。盡管網絡大數據因為計算機、技術處理、互聯網公司/商業模式等等原因，顯示出巨大的價值，并改變著人們的社會生活活動。同時，相比起其它線下大數據，網絡大數據更易獲取且頗成規模，像騰訊公司就有騰訊大數據（Tencent Big Data），主要用于記錄所轄產品的內容和接入量等數據信息。然而，網絡大數據并不是“萬能”的，它只是大數據庫中的一部分。網絡大數據是部分的、不完整的數據。如果我們僅針對這些數據進行開發和利用，是根本無法反應事物的全貌，更無法進行基于數據的預測。在大數據時代，我們需要的是所有的數據，即“樣本=總體”。

由此，我們需要對更多的數據加以分析。在特定情況下，我們可以處理和某個特別現象相關的所有數據。這也是大數據時代賦予我們的一項新任務、新挑戰。誠如麥肯錫報告所述，大數據是革新、競爭、生產力的下一個前沿。因此，大數據的利用，也是基于對更多樣、更廣泛、更隱秘信息進行挖掘和探索的過程。當社會各行各業處在對大數據進行了解和利用的競爭當中，大眾傳播領域也自然不會錯失這次機會。

2 大數據對大眾傳播的影響

由于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的誕生和發展，它們成為20世紀以來最廣泛、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播方式。進入21世紀，網絡新媒體為大眾傳播提供了新媒介，并革新了大眾傳播的傳播特點。在新媒體的幫助下，大眾傳播能夠最大程度的超越時空的局限，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顯現出文化傳遞、溝通、共享的強大功能。

進入大數據時代，媒介和民眾之間通過大數據技術建立起一種新的交互型傳播關系，使得媒介能夠更好地完成反映和傳達民意的功能。這相比起新媒體的所帶來的影響，更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由此，大眾傳播可以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用更直接和簡潔的方式進行傳播。而數據在整個傳播過程當中，充當著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它既是接收者，又是接受者，同時也是信息本體。在大數據時代，大眾傳播變得更為數據化。

同時在大數據時代，大眾傳播的內容、形式和思維模式也在發生著變化。和以往使用部分數據相比，大數據更具混雜性。舍恩伯格提出，只有5%的數字數據是結構化的且能適用于傳統數據庫。如果不接受混亂，剩下95%的非結構化數據都無法被利用。對于大眾傳播來說，傳遞和反饋的內容會變得更加多樣化、復雜化；而整個傳播過程，也增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此外在大數據中，相關關系變得更為重要。通過應用相關關系，我們可以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具體到大眾傳播來說，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現象的良好關聯物，然后利用相關關系幫助我們捕捉現在和預測未來。也就是說，大數據背景下的大眾傳播，跳脫出了根據結果找原因或因一個事件去分析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傳統的因果關系思維模式，而建立起一種，在相關關系分析法基礎上的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最大限度的開發了單個零散數據的價值，也為人們排除了傳統思維模式里隱含的刻板印象障礙。對大數據的相關關系進行分析，讓事物變得更有前瞻性和可控性。大眾傳播的效果也將隨之增強。

3 大數據迫使大眾傳播力重構：提供媒體融合新方向

而具體衡量大眾傳播的效果，我們需要著眼于它的傳播力。大眾傳播力的核心是媒體傳播的能力，也就是媒體到達受眾并產生效果的能力[2]。這對于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及網絡新媒體來說，都顯得尤為重要。盡管大數據分析技術不斷成熟，但需要承認的是，再快的信息傳播能力、再廣泛和多樣的信息都會出現偏差。

在大數據時代，我們接受信息混雜、不精確、難控的同時，也就承認了大眾傳播力會受此消極影響。而大眾傳播的效果也會有所削減。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回避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相應的，我們需要對大眾傳播進行調整，提高大眾傳播的3種能力，即整合優選大數據的能力，發掘大數據信息價值的能力，進行精確、快速、實時傳播的能力。這在提高大眾傳播效率的同時，也對其傳播質量和傳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大眾傳播對數據的交換、流動和傳遞容量巨大，因而它對大數據處理的適應程度，直接反應出它的傳播效果優劣狀況。

在大數據時代，社會公眾、各種組織團體加入到了信息生產與提供的環節中，創造了海量的數據信息，成為媒體從業人員發現傳播信息的重要資源。這種“人人都是媒體人”的功能定位，在網絡新媒體中更容易實現。由于網絡新媒體自身互動強、速度快、碎片化、零散化等特點，讓它的受眾隨即成為信息生產者和提供者。而在新媒體受眾出現并成型的同時，他們也自然成為了大數據之一。因此，在大眾傳播中，我們不能忽視這些新媒體受眾和大數據本身所產生的“反應”。同時，在大數據背景下，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的監督和導向功能也被放大。一方面，大數據的混雜性和不確定性更要求傳統媒體對大眾傳播進行更有力的引導，以達到大眾傳播的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傳統媒體也為公眾提供了對大數據進行認知和運用的最易獲取的平臺。

因此，大數據背景下的大眾傳播需要傳統媒體和網絡新媒體進行融合新嘗試。具體來說，就是交叉利用這2類媒介各自的傳播特性和優勢，從而實現“數據化大眾傳播”。如果我們將世界看成是由信息組成的，那么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量化的。量化的文字、溝通、世間萬物讓大眾傳播更為集中、簡潔、審慎和深刻。同時，結合數據調查、“全樣本”統計和多元數據交叉關聯分析，有利于媒體做出更加準確的預測報道。[3]而這些報道，更有利于在不同平臺間進行傳遞和播出，即為媒體交叉利用搭建有效通路。為了滿足這個要求，大眾傳播的過程還需要引入一個新的主體，即數據分析師。數據分析師可以幫助數據進行可視化處理。而可視化是“數據化大眾傳播”得以實現的基石。在“數據化大眾傳播”中，單一數據并不具有意義，只有數據集群由媒體從業者擇選，并進行分析后；數據集群才會顯現出其獨特的價值，并可以對社會生活進行說明和預測。由此，大眾傳播會更加豐富，且更具前瞻性。

參考文獻

[1]王元卓，靳小龍，程學旗.網絡大數據：現狀與展望[J].計算機學報，2013，36（6）：1125-1138.

第2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關鍵詞 大眾化；手機媒體；傳播策略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3）84-0013-02

進入21世紀，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新媒體”概念逐漸映入人們的眼簾。所謂“新媒體”是指在數字技術的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移動電視、互聯網絡、觸摸媒體等。發端于四大傳統媒體之后，新媒體被列為當今世界的“第五媒體”。

1 手機媒體特征簡析

在眾多的新媒體中，計算機和手機占有最為顯著的地位。相比于計算機，手機媒體的發展更為迅速。據調研機構iSuppli預計，2010年全球手機用戶已經突破40億人次，中國的手機用于在2009年年末已經達到了7億，普及率達到每百人52.5部[1]。中國社科院的2010年版《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中指出：“手機媒體正形成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手機報、手機電視、3G應用已成掌上熱點。這預示著手機已從最初的語音通訊工具向綜合型媒體發展。”

總的來說，手機媒體具有以下幾大特點：

1）自媒體化。美國學者謝因波曼與克里斯威理斯提出了自媒體的準確定義：“We Media是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他們本身的新聞的途徑。”在數字時代的人們由于脫離了專業技術的束縛，可以在事件發生的第一現場通過拍照和編輯文字在微博等平臺上即時消息，關注其微博的“粉絲”不管置身何地，都能夠猶如親臨現場一般的了解事情的最新動態，做到“隨時的在場”；

2）個性化。智能手機具有獨立的操作系統，可以由用戶自行安裝軟件、游戲等第三方服務商提供的程序，通過此類程序來不斷對手機的功能進行擴充。這種從外觀到軟件選擇的自主化使手機被打上了使用者獨特的個人“烙印”，手機的顏色如何、怎樣裝飾、加裝什么硬件、安裝什么應用程序等，都能由手機使用者自行決定與更改，做到了“我的手機我做主”；

3）廣泛性與交互性。最早的人際傳播是“點對點”式的雙向傳播，主要通過對話實現；由傳統傳播媒介承載的大眾傳播是“點對面”式的傳播，也稱“獨白式”單向傳播。新媒體時代人的“自媒體化”使“裂變式傳播”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模式。美國《連線》雜志將新媒體定義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

4）移動性。媒體傳播的移動性是指從任何地點用戶都能進入一個或多個通信網進行通信的特性。媒介的進化是人的選擇的結果，更好地滿足人的需要的媒介被保留了下來。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提出了測算媒體“被選擇率”的公式[2]：即“ 受眾或然選擇率=報償的保證/費力的程度”。手機媒體既能提高互聯網技術環境下信息傳播的效率，同時能有效降低這一過程的費力程度，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

2 手機媒體環境下的大眾化傳播策略

傳統媒介環境下，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渠道三者都是相對固定的。而手機媒體環境下的大眾化傳播，傳播者、受眾、傳播效果都具有了不確定性，如何有效利用手機媒體渠道同時又能保證大眾化傳播效果，是我們值得思考和探究的問題。

2.1 實現傳播的親民化，爭取“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

手機媒體的廣泛使用讓傳播者與受眾都趨向于“自媒體化”，而這種傳播角色的轉變也進一步加大了大眾化的難度。要實現新媒體環境下的大眾化傳播，第一步就是研究怎樣爭取更多的受眾，讓更廣泛的受眾接觸到的相關知識。在這個意義上，是否能夠真正“說進百姓心坎兒里”、是否能始終伴隨著大眾的日常生活進行有效傳播，是決定新媒體環境下大眾化傳播成敗的關鍵。

智能手機的發展幾乎同步于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在手機具有無線上網功能之后，真正實現了手機與計算機的網絡資源共享，使其在我國的受眾范圍不斷擴大。據統計，截止于2011年12月，我國互聯網用戶總計5.13億人，穩居全球第一；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56億人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當下的理論傳播在很大程度上仍舊依賴傳統渠道。相比于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新媒體受眾對個性化與平民化的要求更為突出，怎樣既迎合受眾的個體品味又能有效地傳播理論，是傳播者首先面對的問題

周小華指出：“中國化的每一次理論飛躍，實際上就是在傳播過程中針對中國實際環境的每一次主動適應。”[3] 大眾化傳播應從大眾最關心的話題中找到“立足點”，將理論滲入日常新聞事件及后續報道中，讓大眾既看到黨和政府的工作成果，又肯定了理論的正確性，自覺產生與的“共鳴”。由此，大眾化傳播的受眾范圍就不再局限于精英層面和政府層面，而是重新界定為一般民眾，使大眾化傳播空間得到了極大擴展，最大限度的爭取實現“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

2.2 創新傳播形式，實現“靶向傳播”

當今的大眾化傳播，不但要面對日新月異、不斷創新、凸顯人際交互功能的新媒體，而且要面對具有認知判斷獨立性、情感需求差異性等一系列新特征的廣大受眾；不但要迎合大眾多變性的信息接收走向；更要符合整個中國社會從注重理想向強調實際、從注重聽取向強調參與的心理趨勢改變。手機媒體的個性化特征使手機成為“帶體溫的媒體”，隨著大眾自我意識的逐漸增長，傳統說教式、“一刀切”的理論傳播形式已經無法適應當下大眾對個性化的強烈需求，因而要實現手機媒體領域的大眾化傳播，就應著力創新傳播形式，突破“一對多”的傳播模式，依照受眾個體需要和實際情況，實現“靶向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內部各階層的分化也日益鮮明，這不僅體現在經濟水平上，還體現在受教育水平上。美國傳播學者多諾休在1970年發表的《大眾傳播流動和知識差別的增長》一文中就曾提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信息接收的“知識溝假說”，即不同經濟地位和教育背景的人雖然被置于同樣的媒介環境下，但他們對于媒介信息的知曉程度是有差別的，而且媒介越發達，這種差距越大，從而影響社會底層民眾的文化發展。當下的大眾化傳播，也應該在充分了解和分析受眾的基礎上進行，才能夠實現真正的“靶向傳播”使傳播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靶向傳播”的問題上，應著重注意兩點：首先，應著力改善大眾化的傳播形式，充分利用手機媒體的“個性化”特征，變顯性傳播為隱形傳播。其次，應充分利用手機交互性強的特點，激發大眾對政府工作的興趣，提高大眾在政府工作中的參與度。例如，浙江龍游縣紀委開通了“廉接紀委”手機短信舉報平臺，拓寬了群眾的監督渠道，變“紀委一家管廉政”為“社會各界人人參與廉政建設”，大大提升了政府的信息傳播效率，使群眾深刻體會到黨為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所做的努力。

2.3 激發民眾自身能動性，培養大眾的“文化免疫力”

唯物辯證法認為，內因才是事物自身運動與發展的源動力，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外部媒體環境的營造只是對大眾化傳播的準備，而要使理論真正成為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思想武器，還應從大眾本身的思想認識上入手，即培養大眾的“文化免疫力”。在醫學上，免疫力有兩種作用：自動防御外來異物、主動處理自身病變細胞。與此相類，大眾的“文化免疫力”，即大眾主動抵御外來惡意顛覆思維、主動反省自身錯誤認識的能力。

《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1）》藍皮書指出：近年來西方媒體全方位發展對華的網絡傳播，互聯網已成“西方價值觀出口到全世界的終端工具”，而新媒體也開啟了新的政治時代，擴展了個人參議政事的渠道，也成了各種利益集團影響政治的工具。發達國家通過“大片、薯片、芯片”等文化與技術上的干預消解著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文化，并且強制植入了西方國家極端個人主義、英雄主義、自由主義等文化觀念，如果不及時把握新媒體渠道，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觀念很可能在新媒體領域喪失還手之力。在傳播學上，媒體的說服效果分為三個層次：態度、行動與持久行為。傳統媒體只是改變了人們對于某種觀念的態度，而新媒體的交互性能夠讓人們主動選擇傳播信息的種類與內容，有利于保證傳播的持久性。大眾化傳播如果能夠抓住手機等新媒體所提供的機遇，就有能力對西方的文化滲透做出及時反應，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權，使大眾自身具有對不良信息的辨別力。

3 結論

綜上所述，傳播者應充分利用手機媒體個性化、親民化、互動性強等特點，改善大眾化在手機媒體環境下的傳播用語，豐富大眾化傳播形式，培養適合傳播的新媒體“擬態環境”，在大眾中進一步提高理論的影響力，在不斷更新的文化潮流中鞏固的指導性地位。只有抓住新媒體時代提供的“黃金機遇”，才能更好地的提升大眾化傳播效率，擴展大眾化傳播受眾；才能更有效地將理論內化為大眾日常生活實踐的指導思想，使公民養成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的“文化免疫力”，實現大眾化的最終目的。

參考文獻

[1]工業與信息化部官方網站http：//.

第3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關鍵詞：圖書 傳播 管理 特征 措施

中圖分類號：G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3）003-188-02

1 前言

大眾傳媒是傳播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向受眾復制、傳播一定的信息所借助傳播工具、渠道、手段等，其包括電子媒介和印刷媒介兩個方面。目前，我國的大眾傳媒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圖書是大眾傳媒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其性質已有所改變，商業性質逐漸突出出來。

2 大眾傳媒下圖書的特征

大眾傳媒獨特的消費性不僅給人們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和豐富的藝術形式，還促使人們消費觀念、生活結構發生改變。作為大眾傳媒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圖書在傳播的過程中，已從原先的思想知識傳播和普及的工具日益變成了現代人們的一種日常精神消費品，其生產、傳播、消費以及反饋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因素都加快了我國圖書產業化進程，是圖書逐漸成為文化產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商品的圖書已參與到文化的生產消費中，具有了文化消費的功能。

2.1 作者創作動機

作者創作動機已由原來的自身單純的創作需要變為經濟利益的追求。創作是出版者按照市場的需求確立具體創作內容，這種“命題作文”已具有了明顯的商業化性質。圖書出版從出書轉變為作書，內容的確定也從以前的“作者-出版者-讀者”變為“市場-出版商-生產者-市場”。這樣很容易造成一些缺乏道德操守的出版社為了滿足部分讀者的低級趣味從而出版內容比較低俗讀物。

2.2 圖書內容

圖書內容由需深度進行思考的思想知識等轉變為一種通俗淺顯的文化快餐。這種快節奏的消費模式造成了圖書內容厚重感、深度的消失，隨著而來的是圖書失去了保存價值，只能淪為一次性的文化消費品。同時，由于快產品消費促使了圖書的模式化流水生產，圖書內容雷同現象較為普遍、嚴重缺乏個性。

2.3 讀者閱讀需求

讀書已成為讀者對圖書進行消費的行為，圖書成了人們放松心情、緩解壓力的一種生活休閑娛樂工具，其已不再是單純的精神方面的追求而變成功利性較強的一種消遣。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知識思想的傳遞關系也變為相互矛盾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在市場經濟下，消費者具有自，其需求對圖書生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追求效益速度快節奏的大環境，促使了圖書的娛樂、消遣化。由于這種休閑的消費需求借助電子媒介更容易得到滿足，導致了我國國民閱讀率的不斷下降。

2.4 銷售方式

以前往往是作品受到讀者關注后才促進文化潮流的形成，進而推動圖書的傳播；現在是出版者先進行宣傳吸引讀者的關注，進而增加圖書的銷售。目前，我國的圖書市場走向人為因素較多，通過“炒作”，形成其文化潮流，從而實現促銷的目的。這種人為制造的快餐類圖書的暢銷，已成為我國現代出版很普遍的現象。同時，圖書的出版周期不斷縮短、時效性不斷增強。

3 存在問題

大眾傳媒下的圖書滿足了讀者消遣娛樂的精神需求的同時，也創造了經濟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增長。但同時其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3.1 內容淺顯化

在市場化的影響下，一些比較具有深度的媒體也迎合大眾普遍消費性文化的閱讀需求，出版一些內容比較淺顯、低俗化的圖書，促使社會“淺閱讀”這種現象的出現。“淺閱讀”讀者一般比較喜歡一些時尚、休閑等通俗方面的讀物，極少涉獵名著等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閱讀僅僅關注文字表面的內容、缺乏思考，其閱讀目的不明確、閱讀興趣單一、閱讀過程也較為隨意。隨之“淺閱讀”而來的是圖文版圖書的盛行，兒童的圖文版圖書也擴展到成人的行列，讀圖似乎變成了一種時尚，甚至一些經典名著、古典藝術等隨之加入一些圖畫等比較直觀的形式，文字轉變為圖片的注釋和說明。這樣雖然能夠使人們一目了然、快速閱讀需求得到滿足，但其無法真正做到知識傳遞的有效性，不能給人以深刻的影響。人們的大腦處理圖片和文字信息的加工運行的過程是有所不同的，處理圖片只是一種較為簡單的加工，而文字處理能夠促進更多細胞的參與、印象保留的較為持久、深刻。

同時，隨著圖書內容的淺顯化、流水化，社會時尚、流行閱讀替代了經典內心閱讀，泛讀、瀏覽替代了深讀、精讀。由于“淺閱讀”的直線閱讀淺化思維就需要文本內容的淺化明了、簡單易懂，這樣就可以一種最簡單、省力的方式來方便讀者閱讀，促使了時尚流行類閱讀的大量盛行，甚至名著的一些“速讀”“解讀”“導讀”等比較通俗的圖書逐漸取代了經典名著，速食快餐取代了精華大餐。這給人們提供了一些簡單地知識、文化信息，使人們快速高效獲取信息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但其內涵極其有限，精華部分很容易被忽略、丟棄。這種“淺閱讀”的眼睛在看、腦子根本不需要太多活動，造成了需求的短暫滿足和浮躁風氣的持久盛行。讀者深陷其中，很容易導致經典認識的膚淺化。同時還會對人的求知欲望、藝術鑒賞、審美情趣等各方面造成嚴重影響，導致人們思維惰性化、思想荒蕪化。長此以往，將危害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建設及發展。

3.2 題材雷同化

目前，大眾傳媒下圖書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題材的雷同化。商業化的性質導致不斷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圖書出版資源的無節制開發，重復出版、跟風出版的現象普遍存在。當一些比較有創意的書暢銷后，緊接著大批大批的書名比較相似、內容幾乎完全雷同的書籍大量出版。跟風書省去了前期大量的調研工作和精力資金的投入，只需對暢銷書內容稍稍加以改動出版就可從中獲取暴利。同時現在缺乏相應完善的法律法規對其進行約束規范，出版商對這類跟風書的出版樂此不疲，從而導致了圖書嚴重雷同的現象。

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圖書行業的健康持續發展。（1）形成了出版泡沫化，市場冷卻后，大量雷同書跟風書積存，形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嚴重浪費，一些優質圖書的出版資源被剝奪。（2）雷同書跟風書的大量出版，造成文化資源開發的過度，使讀者無所適從降低了購買欲望和圖書信任程度。由于跟風書雷同書的大量出現，占去了原創圖書的市場份額，嚴重減少了其應得的經濟利益，對其創作積極性也造成比較大的影響，進而致使原創個性作品的更加匱乏。這樣的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了圖書行業的健康持續發展。（3）跟風出版還表現在版式、裝幀方面。一些新的技術應用后，出版商根本不去考慮具體的實際情況、唯恐落后對其進行迅速模仿，極大地破壞了圖書市場有序運行。

4 解決措施

4.1 完善圖書市場

目前，我國的圖書市場有待進一步完善，良好的比較成熟的市場環境的建立顯得尤為重要。我國圖書市場起點以及發展水平都較低，現在還處于一種低水平低層次不正當競爭的狀態。同一類型的出版社較多，惡性競爭較為激烈，造成圖書市場環境的惡化。可采取合并的方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競爭和題材內容的雷同、將主要精力放在優質圖書的出版上。同時，圖書傳播的有序開展和市場環境的凈化需要做好每個環節工作和每位成員的自覺。出版行業應提高其道德素質，自覺擔起國家民族文化事業的重責，合理開發利用出版資源，完善圖書市場。

完善市場處理出版行業自律以外，還應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依法維護圖書秩序。目前，著作權法還不夠完善，書名權益沒有得到合理維護；反不正當競爭法雖然關注了著名商品名譽的保護，但缺乏對利用圖書書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明確界定。這樣就會給一些缺乏道德素質和民族良知的出版者創作了機會、鉆了法律空子。因此，國家必須盡快完善圖書出版傳播方面的法律法規，落實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使不法行為受到應有的懲罰。

4.2 倡導原創

“淺閱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版圖書的淺顯。要想讀者能夠深度閱讀，應有深度作品進行選擇、出版一些既具有知識性又有可讀性的優質圖書。同時，解決跟風生產問題的最有效方法是創新、不斷提供新作品。當跟風書剛出現時，推出新的原創作品，這樣跟風書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市場。創新是社會任何行業發展的持久動力，圖書行業也應高度重視創新。只有不斷創新，競爭力才能真正得到提升。這就需要重視作品的原創性和品牌的深度開發。首先，在圖書出版時應重視作品原創性，積極尋求優秀獨創作品，在市場競爭中保持作品特色從而擴大市場份額。其次，還要注意現有品牌的深度開發。只有這樣，跟風書就很難打開市場，圖書市場環境自然就會得以凈化。

4.3 注重對讀者品味的引導

圖書出版不應一味的迎合一些讀者的低級趣味，要具有一定的職業道德和民族責任，對讀者品味進行積極地引導，提高其圖書鑒別購買能力、消除從眾心理。一方面，可以通過一些圖書選擇、鑒別宣傳活動，使讀者在魚龍混雜的圖書中學會辨別。還要重視社會文化建設，提高社會的整體閱讀水平。積極開展各種活動，普及精英文化，倡導深度閱讀，促進讀者閱讀經典思想的形成，使其不再滿足于低級圖書內容的閱讀，提高其閱讀水平。另一方面，應尊重讀者的個性化需求，引導其個性閱讀，避免消費閱讀跟風書的從眾心理。這樣有利于讀者“愛讀書、讀好書”思想的形成，從而使跟風書失去市場，逐漸淡出人們視線。

5 結語

大眾傳媒下，做好圖書傳播與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不僅使圖書行業科學持續發展，還有利于民族素質的提高。同時，健康有序的圖書市場環境的創建和維護，需要社會每個成員的參與和支持。

參考文獻：

[1] 鮑陽.傳媒視野下的圖書傳播與管理探究[J].中國報業，2012（06）：113-114.

[2] 王勇安，朱尉.簡論對圖書出版的傳播學誤讀[J].出版發行研究，2009（05）：28-30.

[3] 趙華.大眾傳媒下的圖書傳播與管理[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7（06）：113-115.

第4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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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曹晉，楊琪.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中的版權文化[J].編輯學報，2009（3）.

[9] 張殿元.政治經濟學批判：廣告傳播研究的另類視角[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

[10] 劉曉紅.共處·對抗·借鑒——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1）.

[11] 黃典林.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分岐與整合[J].國際新聞界，2009（8）.

[12]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13] 呂新雨.政府補貼、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電視的“公共性”——重慶衛視改革芻議[J].開放時代，2011（9）.

[14] 趙月枝.構建社會主義媒體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慶衛視改革引發的思考[J].新聞大學（秋季號），2011.

第5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關鍵詞] 經濟周期 貿易傳導機制 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的運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估計由此前3月份的3.9%調到3.7 %,調低了0.2個百分點。作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歐盟、美國和日本等大的經濟體經濟低 迷已經影響到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前三季度,從國別看,我對美國出口增長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個百分點;對以轉口貿易為主的香港地區出口僅增長8.9%,回落12.7個百分點; 8月、9月份對歐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個月累計27.1%分別回落到22%和20.8%。從產品看,部 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前三季度出口增長1.8%,玩具增長3.7%, 分別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個百分點。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對外出口貿易額卻還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國進出口總額1967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2%。盡 管有多種原 因可以說明中國與主要經濟低迷的貿易伙伴國貿易額增速減少而總體貿易額增速勢頭良好的 情況,但中國與新興國家貿易快速增長所起的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2008年我國對東盟國家 進出口額同比增長了13.9%,其中出口增長了20.7%,高于同期對歐盟的19.5%的增長。在 中 國對外貿易中表現出愈來愈重要地位的新興國家經濟波動通過貿易渠道影響中國經濟波動理 應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內容。因此本文擬以東盟六國(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 加坡和泰國)為觀察對象,以1985―2006年中國實際GDP、六國實際GDP和中國與六國雙邊貿 易 額數據為基礎,構建變量,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波動的貿易傳導機制給 予分析。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變量建構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及其擴展。

文獻綜述

對世界經濟波動的貿易傳導機制分析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國或重要的區域經濟體內。 歐元區統一貨幣的實施,更加引起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因為換來成員國之間貿易增加的 統一貨幣的實施是以犧牲成員國獨立的貨幣政策為代價的,這在經濟周期波動協動性很差的 成員國表現得更是明顯。對什么在決定著這種經濟波動協動性的探討也更多地是從貿易的視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論上分析認為貨幣統一創造貿易,而貿易反過來又提 高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協動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業國家為例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較高的貿易結合度確實導致較高的經濟波動協動 。 但是有學者對以工業國家得出的結果是否適合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質疑。早些時候,Krugman( 1991)就認為經濟周期協動對貿易結合程度的反應可能取決于不同國家間生產結構的差異等 因素,[2]后來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認為產業內貿 易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發現,經濟波動協動分別對 工 業國家間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結合程度的不同反應是可以從專業分工模式和雙邊貿易得到 解釋的。[6]

盡管國外關于中國與地區經濟體之間貿易對雙邊經濟協動的考察較少,但在臨近研究領域內 已有國內學者給予關注,但這是一個逐步切入正題的過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區 域經濟周期存在性的同時力圖立足于區域體內給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發現20 世紀7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經濟周期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離散的傾向并進而給 出了解釋。[7]張兵(2002)考察發現東亞地區經濟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歸為域 內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等因素。[8]杜群陽等(2005)以東亞十國為樣本,利用聚類 分析發現 在1970―2004年間東亞經濟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區域經濟周期也存在,并發現中國 與東亞經濟周期關聯度逐漸加強等結論,在分析經濟周期存在原因時已把產業內貿易作為一 個因素考慮進去。[9]王悅(2007)則完全從對外貿易的角度分析東亞經濟周期同步 性,不僅 驗證了東亞地區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存在,還證明了東亞地區對外貿易變動對該地區經濟周期 同步性有明顯的影響。[10]喻旭蘭(2008)運用共同趨勢與共同周期理論,以1994― 2005年中 國與東盟的GDP季度數據,建立多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實證后發現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蘭主要是以中國與東盟總量GDP數據來考察協動性,體 現不出中 國與東盟主要成員之間經濟周期協動情況,更沒有考察貿易對這種協動性的影響。因此檢索 相關文獻發現,基于面板數據模型從貿易角度實證考察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間雙邊貿易與 雙邊經濟波動協動的分析幾乎沒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試圖在這方面做一個有意義的嘗試。

模型建立

1.關于變量的建構和數據描述

我們實證分析核心是測度雙邊貿易強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對雙邊經濟 波動相關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響。取t時間段內i和j兩國經濟周 期協動度(用相關系數表示),即p(i,j)為因變量,其值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從i和j兩國以本幣表示的真實經濟總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數據相關系數。我們沿襲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時間段內雙邊貿易強度為自變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實證分析

1.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周期的分析

通過HP技術從七國實際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數據走勢如圖1(由于各國GDP數據大小不 一及貨幣單位不同導致周期成分數據大小差別較大,為便于在同一圖中觀察,圖中顯示的是 經過標準化處理的數據走勢圖)所示。圖1顯示在1985―2006年東盟六國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較明顯的經濟周期,即有兩次平均長度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長度為4年的基欽周期(1996―2000)。中國經濟在1985 年開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達谷峰,此后開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達谷底, 此后開始上揚。中國經濟周期表現出與六國經濟周期明顯的協動性。

2.變量數值的獲得和平穩性檢驗

在對1985―2006年相關貿易和GDP數據處理的基礎上,依據上述計算方法得到相關變量 數據如表1所示。

表3清楚顯示中國與東盟六國雙邊貿易對中國與六國雙邊經濟協動促進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國與六國雙邊貿易對中國與六國雙邊經濟協動是有促進作用的,中國與東盟諸國日益密 切 的貿易往來促進了經濟上的聯系。其次,雙邊貿易往來對雙邊經濟協動促進作用的大小是一 樣的,雙邊貿易程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雙邊經濟協動程度提高3.848個百分點。但是個體 固定效應的存在表明,東盟六國各自具有的差異因素導致與中國已有的雙邊貿易存量對雙邊 經濟協動的影響的固定效應是不同的,分別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雙邊貿易程度與雙邊經濟協動的Granger檢驗

經濟時間序列常出現偽相關問題,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出現較大的 相關系數,為表明雙邊貿易是否對產業結構有促進作用,還需Granger因果檢驗的進一步證 實。由前面分析已知兩個變量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檢驗。至于檢驗模型 選定,需要進行協方差分析,首先做兩個變量的因果模型。對模型考慮基于如下兩個架設:

假設1:斜率在不同的橫截面樣本點和時間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國與東盟六國的雙邊貿易程度起到了促進雙邊經濟協動的作用,同時雙 邊經濟的協動反過來也促進了雙邊貿易程度的加強。

結論及擴展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得出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在樣本觀察期內,東盟六國經濟走勢顯示出較強的一致性,出現了明顯的區域 經濟周期,而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波動表現出高度的協動性。

第二,中國與東盟六國的雙邊貿易對雙邊經濟協動是有積極影響的,且影響的大小一 樣。但是個體固定效應的存在表明,東盟六國各自具有的差異因素導致與中國已有的雙邊貿 易存量對雙邊經濟協動的影響的固定效應是不同的,影響大小依次是緬甸、菲律賓、馬來西 亞、泰國、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

第三,中國與東盟六國雙邊貿易程度和雙邊經濟協動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 雙 邊貿易程度加強促進了雙邊經濟的協動,而雙邊經濟協動反過來也促進了雙邊貿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顯現出了互動效應。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區域內國家出現了愈加明顯的區域經濟周期,同時 地緣關系、貿易互補性使得中國與鄰近區域經濟貿易聯系在加強,貿易成為中國經濟與區 域經濟產生互動的重要傳導渠道之一。因此我們在防范世界大國經濟波動通過貿易影響中國 經濟波動的同時,也要加強對鄰近區域經濟體經濟的波動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的貿易傳導機 制的研究。

注釋: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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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張兵.論東亞地區經濟周期的同期性與非同期性.南開經濟研究,2001

[8]張兵.論東亞地區經濟周期的同期性. 亞太經濟,2002

[9]杜群陽,宋玉華.東亞經濟周期與此區域經濟周期存在性檢驗.國際貿易問題,2 005.

第6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所謂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指的是以高新科技為代表的傳播技術產業和從事新聞和信息產品生產的媒體產業。而大眾傳播學恰巧是這兩大領域有機聯結的紐帶，為國家建設和今后社會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社會進入新時代之后，各種媒介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媒介進入融合時代。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如何進行大眾傳播學的教學工作，是高校教學管理者和教師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本文分析了當前教學中所存在的問題，并對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改革進行探索。

大眾傳播學的背景

大眾傳播學是從西方傳進我國的一門學科，故“媒介融合”這個概念也是由美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所提出，所謂媒介融合是指不同類型的媒介相結合。在科技、網絡、信息高速發展的今天，多類型化的新媒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各種媒介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特點。其多功能、覆蓋廣、發展多樣等特征依然具有媒介的趨勢，這種多元化的融合對傳播業及傳播學教學影響非常大。因此，也延伸到了工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領域，而并非單一的影響新聞傳播業。

“媒介的融合”以數字技術、電子通信技術以及網絡技術為核心。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各個產業相互作用、相互關聯并進行合作與整合，這也是傳媒業發展的未來趨勢。高職院校的廣播影視節目制作專業在新時展的需求下，應對其課程進行積極改進并得以推廣，使其在今后發展中能夠順應新時代的要求。大眾傳播學課程也同樣需要順應時代的發展進行改革和創新，為適應新媒介融合的傳播而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更多有實踐意義、多元化、多樣性的知識，為其今后的發展提供更寬廣的空間。同時，大眾傳播學教師也應該順應發展，作出改變，不僅要摒棄傳統、枯燥的教學理念和方式，還要不斷創新，推進新的教學方式、方法，使學生主動去學、去認知，與此同時確定大眾傳播學課程在教學中合理而又重要的地位。

大眾傳播學的問題及現狀分析

大眾傳播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與新聞學、信息科學、廣告學、社會學等學科都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其知識面較寬、理論性較強，又因為傳播學理論起源于美國，屬于舶來品，使得該課程內容更抽象難懂，所以在教學實踐中也存著諸多差異。

首先，大眾傳播學課程培養目標不明確、課程設置不完善。這源于傳播學與新聞學一直以來界限模糊，概念容易混淆，而傳播學理論最初又是由新聞學引入，故新聞學對傳播學理論的研究更集中于大眾傳播學的相關理論。運用在實際教學中，兩者又有著明顯的區別。

其次，大眾傳播學的教材使用和師資結構存在配比問題。現在很多高校在大眾傳播學的教學中，教材引入較少，泛泛概論理論偏多，具備深度的理論研究教材偏少，同時師資結構設置配比不均。

第三，大眾傳播學的傳統教學模式存在顯著弊端。目前國內各高校陳舊的教師一言堂教學模式與新時期下傳播學人才培養明顯不適應。大眾傳播學教學是以歐美傳播學研究的成果為主，但經典的傳播現象和實驗則無法還原給學生，這樣不僅理論與實踐脫節，且易形成教師一人獨講的教學現狀。由于傳播學的理論知識本身具有抽象性，在教學中容易形成填鴨式教學的模式，而這種灌輸式的教學會讓學生疲于記憶。

大眾傳播學的改革策略

受媒介融合的影響，大眾傳播學的教學要及時變革和創新，這已是當前教師們不約而同達成的共識，但如何進行創新、如何改革，也是當前要思考的問題之一。大眾傳播學的教學需要在新環境的影響下與時俱進，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加強教學的改革步伐。

一是大眾傳播學發展到今時今日，已遠遠不再局限于廣播影視節目制作專業，傳播學早已擴展到高校各個專業的教學中，成為高校的基本專業課程。因此，大眾傳播學要注重多學科、交叉學科的教學，密切與各個專業相結合。

二是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媒介應發揮其作用，教師應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其應用在課程中，并與其融合。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教學質量、豐富教學內容、擴展教學手段，還能突出教學重點，更好地與學生形成互動模式，使學生主動參與其中。

三是媒介的融合促使傳播者發生變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傳播學也發生了傳統意義上的改變，不再以傳統的傳播者為主導，而是以培養更多視野寬廣的媒體工作者為核心任務。因此，為順應時代的發展，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也要作出相應的變革，首先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其次構建多樣化的媒體傳播平臺，最后讓學生在掌握多種媒介傳播方式的同時，受益匪淺。

四是傳播學的教育絕不是單純地告訴學生們理論知識是什么，讓學生們死記硬背應付考試，更不是放幾部電影讓學生們觀看，讓大家哈哈一笑，告訴學生這就是傳播。大眾傳播學是一門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學科，正是因為它的寬廣性，這一雙刃劍，可以讓傳播學淪為泛泛之談，還可以讓傳播學在生活中成為真正能幫助我們的得力助手。

五是任何理論教學都不能與實踐脫節，大眾傳播學更是如此。大眾傳播學在教學實踐中要大膽探索，引入各種實踐機會，也可以模擬實踐，并且要拓展實踐的范圍，讓學生要看到傳播學的關聯性和經濟性，從而使學生明白理論學習的重要作用，在返回理論學習時能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在理論課堂上，很多學生成為“低頭一族”，看手機、看書成為課堂習慣。而傳播學課堂教學，應盡可能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加強師生互動。

六是大眾傳播學課程的教學方式應該是開放的。教師除了想辦法讓學生主動積極地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還應注重課下與學生互動交流。新媒體的發展層出不窮，使得網絡傳播方式具有巨大的優勢，網絡的互動與溝通是網絡媒介強于傳統媒介的地方。因此，加強小組學習的過程指導應該視為“合作式”研究性學習的中心。當然，組建小組和選擇任務后，并不意味著教師撒手不管。在“合作式”的學習中，學生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網絡媒介的優勢，通過建立微信群、QQ群等方式及時回復并解答，有效提高課外的學習質量，保證研究性學習的順利開展。

大眾傳播學不單單是讓學生輕松娛樂，一笑而過地看幾部專訪，而是學生通過系統地學習傳播學知識理論，促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夠應用，有效地提升其綜合素質及文化素養。

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其改革與實踐需要時間、知識的積累，需要學校、教師、學生等共同努力。只有重視大眾傳播學課程的發展，不斷提升其教學體系，不斷推進教學改革與實踐創新，才能使傳播學理論更好地服務學生、服務學校、服務大眾，努力成為新媒介融合背景下進行傳播的得力助手，為新媒介融合作出一定的貢獻，為社會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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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家玲、宋素麗：《影視藝術心理學》，中國傳媒大學，2010。

[3]彭吉象：《影視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潘源：《影視藝術傳播學》，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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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國良：《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實證化：從日本大眾傳播學會，96秋季研討會看當前研究動向》，《新聞大學》1997年。

[7]王怡紅：《認識西方“媒介權力”“研究的歷史與方法”》，《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

[8]張頤武：《文化研究與大眾傳播》，《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6年。

作者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陜西西安

第7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關鍵詞：社會關系 人內傳播 人際傳播 組織傳播 大眾傳播

所有的傳播活動都是人的活動，而“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1972：18）。“社會是由傳播關系構成的網絡，主要靠傳播來維持。”庫利曾說，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是一切心靈符號及其在空間上傳遞、在時間上保存的手段。”“傳播是打造人類關系的素材。”“因此，研究傳播時，我們是在研究人，研究人的關系，人與群體、組織與社會的關系。”正是因為有了人與人之間各種各樣的關系，“傳播”的行為、渠道、符號、手段乃至于類型，才有了存在的根基，也才有了存在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從‘人性’――關系及其交往中來透視展示‘傳播’，而不是以‘傳播’一名來求實。這不僅為傳播研究奠定了一個歷史人文的基礎，同時也使得‘傳播’有了自己扎實的依托，并由此和倫理學、政治哲學、社會理論具有了共同或共通的血脈，其關注點都是社會組織中‘我’與‘他’、‘我’與‘我’、‘近’和‘遠’的關系，不會是斷了根基的‘行為’、‘渠道’、‘符號’或者‘手段’。這與其說是一種視野，毋寧說是對人類生存狀態的一種內在體驗。”

從關系的角度去對傳播學進行相關闡釋的已有很多。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新媒體傳播已經從以技術為導向的、獨自式的傳統線性傳播模式，轉向以關系為導向的、對話式互動的傳播模式。新媒介是一種傳播與反饋同時進行的交互性媒介。從傳播實踐的角度看，數字時代是一個傳播關系被徹底顛覆的時代，而傳播關系的變革對傳播觀念將產生深刻影響。

一、類關系視野中的人內傳播

“人內傳播確實是發生在人體自身的訊息流動與處理，但這并不意味著其間沒有雙向互動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恰恰就體現在‘我-我’之間。”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象征互動論的創始人米德認為，自我可以分解為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兩個方面：一方是作為意愿和行為主體的“主我”（I），它通過個人圍繞對象事物從事的行為和反應具體體現出來；另一方是作為他人的社會評價和社會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識的社會關系的體現。他認為“自我是逐步發展的。它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社會經驗和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即是作為個體與那整個過程的關系及與該過程中其他個體的關系的結果發展起來的。”主我是自身行為的主體，客我是各種社會關系的體現。用米德的“主我”與“客我”來理解人內傳播，它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之間進行的傳播。“人的意識是社會意識的前提和基礎，社會意識是人的意識的體現。無自我意識，便無社會意識，便等于沒有自我意識。……自我的傳播應理解為內化的社會傳播。”在這里，我們將人內傳播稱為類關系傳播，與其他類型的傳播相比較而言，是一種特殊的關系傳播活動。而這種類關系傳播又非常重要，正如庫利（Cooley，C，1972：61-62）所說，“所有人類關系借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mechanism）――包括心靈中的所有符號，加上在空間中傳送它們和在時間中保存它們的手段就是交流，傳播。沒有這樣的交流/傳播，心靈就不能生發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處在非人非獸的狀態。”

人內傳播，又叫自身傳播、內在傳播或自我傳播，指的是我們與自己進行的交流，或自言自語，或促使自己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是決心不做。人內傳播是人為了適應周圍環境而進行的自我調節。它是一切傳播活動的基礎，其他的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都是人內傳播建構的“你自己”與其他個體或群體或環境的交流。一直以來，人內傳播是否是傳播類型的一種一直存在爭議，從關系的視野解析人內傳播，為更加科學地把握人類傳播類型提供一種思考，能更好地把握人的社會性。

二、人際關系視野中的人際傳播

人際傳播是人們參與社會生活、建立社會關系所必不可少的活動。“人際傳播的問題與人際關系的問題密切相連，人際傳播的動機、目的和功能最終都要落在人際關系上。”一般說來，“人際溝通是人際關系的前提和條件；人際關系是人際溝通的進一步基礎，兩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人際傳播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也是由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人際傳播是一種最典型的社會傳播活動，也是人與人社會關系的直接體現。”人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之中的，因而人際關系和人際傳播必定存在天然的聯系。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人際傳播存在的“三種矛盾”――“親密與距離”、“確定與不確定”、“開放與封閉”的關系必然通過其張力構成交際的多樣性和多變性。

人際傳播由來已久，但是直到20世紀以來才受到越來越多地關注。這也與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打破了以往“小國寡民”時代的各種壁壘，社會生產越來越精密，分工越來越細，從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所以，人際傳播研究是現時代傳播學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課題。社會的發展，社會關系的變化，這些都是研究人際傳播的現實土壤，是理論根基之所在。

三、群體關系視野中的群飾、組織傳播

群體是一群個體的集合。組成群體的個體之間在心理上存在聯系和互動。“不管哪一種群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就是促使群體成員同心同德的一種內聚力。內聚力（cohesiveness），又稱凝聚力，是群體成員各種心理能量的匯聚，表現為認同感、歸屬感和有力感。”群體的這種特征決定了群體中的個體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群體傳播是在群體內部進行信息交流的活動。從廣義上講，組織是一種有固定目標和形式的群體，組織傳播是群體傳播的一種。從狹義上講，群體傳播特指在非組織化的群體中進行的傳播活動。”“組織傳播是組織內部成員間、組織與組織間、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交流信息的活動。”對這兩者的劃分存在著混淆與爭議。但是無論廣義或者狹義的理解，無可否認的是兩者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群體關系中進行的傳播，只是有組織群體和非組織群體之別。在群體傳播或者組織傳播中，大眾的群體心理比如從眾動機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在實際的傳播活動中，冒險轉移、社會情化等消極情形也相伴而生。

（1）非組織的群體傳播

相對于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來說，這里的群體傳播屬于小群體傳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以群體的形式進行傳播活動是人的重要的社會性表現。“群體的成立、生存和發展需要一些條件，其中最基礎的條件有三項：（1）共同的目標和關心事項，這是群體凝聚力的核心；（2）成員之間的協作意愿，也就是個人參加群體并愿意為之做出貢獻的動機；（3）群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間的傳播互動機制，即群體傳播。”印當個人加入一定的群體，通過合作交流，個人的某些社會需求和愿望就能得到滿足，比如交流信息、豐富信息、完善自我、表達自我。但是，當人處于群體關系之下，就得受到群體規范的約束和群體壓力的影響。群體傳播是一種開放的傳播形式，成員之間的關系靠傳播過程中的心領神會、彼此認同來維系和發展，個人內心的滿足程度是判斷群體傳播價值的主要標準。

（2）有組織的組織傳播

與非組織群體不同的是，組織群體是一個結構秩序更為嚴密的社會結合體，有明確的目標和嚴格的分工，受“管理體系”約束的相對穩定的“正式群體”。在組織傳播中，關系是一種對于親密、信任及責任區分的規定與表達，既蘊含著角色規范的意義，又通過他人形成關系的復雜結構。每一個組織總是象征著形形的復雜關系存在。這些關系包括著工作關系乃至權力關系、合作與競爭的關系等等。其中人際關系也就成了我們對于組織傳播核心范疇討論的重點。組織傳播所涉及的特定結構框架中的人際關系，形成了一個組織系統中權威的和慣常的人際關系結構。任何時候，組織中的個人欲想實現自己所追求的各種目標，需要與組織中的其他人進行交往，只有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在競爭與合作中，關系交流才能獲得成功。有時也可能會給人帶來不和諧的暴風驟雨！在特定的組織結構語境下，影響組織的主要特質就是各種各樣的關系。所以，組織傳播也就是特定組織結構語境下的關系傳播，是組織中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組織之間關系的建立與意義的共享，以及為關系的發展提供傳播理念、對策的活動。

四、錯綜復雜關系中的大眾傳播

大眾傳播活動是現代社會中最普遍、最活躍的社會活動。大眾傳播活動中蘊含著多重社會關系，包括傳者與受者、傳者與傳者、受者與受者、傳者與媒介等等，大眾傳播活動實際上就是傳播中多種社會關系的互動。雖然大眾傳播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信息流動，但所傳信息由職業把關人把關，信息經過凈化、優化的處理之后，再提供給社會以滿足受眾的多元需求。而其中，傳者（專業化的媒介組織）、接收者（混雜、陌生，文化、階層、地位、職業等異質）以及大眾傳播活動賴以生存的現代傳播技術、理念、工具三者之間有非常復雜的關系。其中有個人自我的人內傳播，有大眾與大眾之間的交往，有職業把關人對信息的把關，有各方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需要和目的博弈，也有大眾對媒介的選擇和恐懼等等。總之，大眾傳播活動不是大眾的傳播活動，而是在工業化時代以媒介為中介在傳受主體之間建立某些關系而且本身處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的活動。

第8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早在20世紀初,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奠基人米德就創立了著名的“符號互動論”,但他在表述社會組織或社會本質以及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時并不確切。努力解決這一問題的社會學探索之一,是開始將目光集中于“角色”這一概念。由此,一種新的理論――角色理論逐漸發展起來。帕克則是最早以強調角色來發展米德思想的學者之一。他強調,角色與社會的結構位置相聯系,而自我則與社會結構位置規制下的角色扮演聯系緊密。② “符號互動論”與大眾傳播的聯系已可謂眾所周知,那么“角色理論”及“角色”與大眾傳播究竟有什么樣的關聯,它們能為大眾傳播提供多大的可為空間呢?事實上,“角色理論”與“符號互動論”的聯系是相當緊密的。角色理論是一種以角色概念為核心的解釋人類行為的研究取向,與符號互動論一樣,是一種有代表性的關于社會互動的理論觀點。社會互動的主要焦點在于符號與規則的制定者、使用者與建構者之間的傳播與交換。研究社會互動不僅應考慮現有的社會語境,而且應考慮所有那些被我們帶入這種情景的因素。由此一來,諸如角色、規則、權力等問題也就與非語言傳播、語言及符號等相關了。③所以,以信息傳播為基礎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社會學概念,它已經成為傳播學的關鍵概念。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在角色扮演的動態過程的三個階段中,體會大眾傳播與社會角色的關系:

對角色的期望。對角色的期望主要指社會或他人對某一社會角色的期望。對角色的期望必須在社會互動中生成,而目前能將社會成員聯系在一起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眾傳播。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無處不在。如今,大眾傳播已經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信息來源,人們通過大眾傳播享用著它為人們提供的共同的文化參考。大眾傳播議程設置的功能使得其雖然不能成功地告訴我們該如何想,但能成功地告訴我們該想些什么。因此,一個明顯的問題便呈現在眼前。人,是環境的主體,應當靠自己的力量確認自己的環境。但現狀卻是,人們過于依賴于信息環境及其賦予的定義而生存。在這樣的現代環境的結構下,人有時就會被信息環境所欺騙。顯然,傳媒的職業特點本身、政治和商業動機,都會影響傳媒對外部世界復制的真實程度,并進而影響當時當地的輿論。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就是這樣利用大眾傳播提供的信息、文化和環境,形成對其他社會角色的期望并通過大眾傳播了解社會、他人對自身扮演角色的期望。

對角色的領悟。對角色的領悟主要強調的是個人對自身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認識、理解。由于每個人的思想基礎、道德水平、價值觀念以及所處環境的不同,因而對同一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別。雖然如今每個人的知識積累并不完全取決于大眾傳播,但大眾傳播正在成為人們獲取知識的一個重要渠道,對當今社會的道德及價值取向等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也越來越多地影響著人們對角色的領悟。大眾傳播對自我和個性的強調,使得新一代的年輕人對自身的角色領悟已經完全不同于他們的父輩。席卷中國的“超級女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著青少年的價值取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已不再是青少年的唯一價值目標。

對角色的實踐。對角色的實踐是角色領悟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個人實際行動中表現出來的角色。人們對角色的實踐并非總與社會對角色的期望、自身對角色的領悟相一致,總要受到主客觀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大眾傳播作為一種外部力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人們對角色的實踐。許多批評家認為,女性在大眾傳播中的角色經常遭到貶抑。在媒介中,女性經常作為對別人、尤其是男性的創新作出消極反應的對象。這類角色為觀眾塑造了女及其應當被對待的方式,這種現象不僅給女性帶來了負面的效果,同樣也給男性帶來了消極的影響。④綜上所述,大眾傳播想要扮演更好的社會角色,任重而道遠。

角色的互動性,決定了任何角色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大眾傳播必須與時俱進,小心使用自身的影響力,以負責任的態度推動人們對新角色的自覺扮演。一個人在剛剛充當某一角色時,往往容易表現為自覺的角色。但是,如果沒有他人在場、沒有特定的環境與任務,人們就容易忽視自己的角色,不再遵守這一角色的行為規范。因此,大眾媒介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場,通過大眾傳播創造出適合的環境,明確社會對角色的期待,使人們可以長期地記住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同時,大眾傳播對社會角色的規范性的強調,還會在有意無意中扼殺生活中人們的活力和創造性。因此,要在規范性和創造性之間尋求平衡,大眾傳播必須從一個整體的“人”出發,全方位、多方面地對社會角色進行反映,引導社會對角色的合理期待,在強調社會角色的規范性和秩序性的同時,必須給其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間。

注 釋:

①景天魁:《當前中國社會關系的觀點與和諧社會建設》,省略

②邵培仁:《米德:美國傳播學的鼻祖》,《徐州師大學報》,2001(2)。

③約翰?費斯克[美]等編撰,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頁。

④塞倫?麥克萊著,曾靜平譯:《傳媒社會學》,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第9篇：大眾傳播研究范文

【關鍵詞】大眾傳播；新媒體；崛起；社會控制；破解；限制

一、大眾傳播的概念

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是一種信息傳播方式，是特定社會集團利用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向社會大多數成員傳送消息、知識的過程。這一定義僅指傳播的單向過程，沒有包括反饋。隨著大眾媒介的發展，大眾傳播將成為雙向過程。1945年11月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國科教文中首先使用這個概念。專門從事傳播學研究的胡正榮教授認為大眾傳播就是通過大眾傳播的媒介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這種傳播中傳播者職業化，訊息大量、快速復制，傳播媒介也是機械和電子設備系統，受眾非個性化。大眾傳播是社會化的傳播。[1]

今天的信息傳播已經突破了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傳播而成為與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技術工具和技術手段-數字圖像壓縮、高清晰度電視、有線電視、電話電視、衛星電視、交互電視、數據廣播、數字音頻技術、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因特網、在線業務、視頻游戲、虛擬現實、電話、傳真、智能網、移動通訊等等傳播載體構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車流。進一步講，信息傳播實質上是一個社會行為的寫照。在一個社會轉型過程當中，信息傳播、信息傳播方式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解釋社會行為的闡釋工具。如在改革開放時期首先進行媒介受眾調查研究的陳崇山研究員所說：“我國正在進行的偉大的社會變革，也同樣伴隨著傳播媒介，特別是大眾傳播媒介體系的巨大變化。近年來，作為社會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大眾傳播媒介，其體制、技術、規模、結構和內容各個方面顯示出了新的、可稱之為革命性的變化。變化之巨大使它成為社會變革中一個突出部，其社會功能的擴展和公眾對其使用方式的變化也引起社會各界的注意。” [2]

二、新媒體傳播的崛起

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短信、移動電視、網絡、桌面視窗、數字電視、數字電影、觸摸媒體等。相對于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從傳播學的角度來分析，新媒體傳播有四個特點――每個人都可以進行大眾傳播；‘信息’與‘意義’無關；受眾的主動性大大增強；大眾傳播的‘小眾化’”。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實現即時分享的微博就是大眾傳播新形式代表之一。截至到2012年6月底，我國網民數量達到5.38億人，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39.9%，博客用戶規模3.53億人；手機網民達到3.88億，超過電腦上網用戶的3.86億人，手機首次成為中國網民的“第一上網終端”。我國而農村網民數量達到1.46億人，占中國網民人數的21.7%，而且正呈現快速增長趨勢，僅2012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463萬。[3]

新媒體的發展將是未來媒體發展的新趨勢，新浪網副總編輯孟波分析認為：新媒體的傳播是全時傳播、全域傳播、全民傳播、全速傳播、全媒體傳播、全渠道傳播、全互動傳播、去中心的傳播、去議程設置傳播和自凈化傳播，對于傳統媒體的影響是空前的。“社會化網絡對傳統媒體，對社會變革的影響，還沒有結束，剛剛才開始顯現。”

三、大眾傳播環境中的諸多弊端

（一）中國特色的政治傳播。從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傳播媒介的權力性質正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而在不斷發生調整和變化，由簡單的政治權力而向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重疊，這在某種程度上演繹了當今中國正在發生一個由“意識形態的媒介”向“產業經營的媒介”這樣一個過渡過程。從媒體自身發展的市場角度看，政治傳播又過多的干預了媒體自身的寬松環境，某種程度上限制其發展。

（二）大眾媒介的隱患

1948年，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發表了《大眾傳播、大眾鑒賞力和有組織的社會行為》一文指出：“大眾媒介是一種既可以為善服務，也可以為惡服務的工具；而總的說來，如果不加以適當的控制，它為惡服務的可能性則更大。”他們認為，大眾傳播的負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助長“社會順從主義”，削弱公眾的辨別力和對社會的批判精神。

2.降低大眾的審美鑒賞力和文化水平。

3.大眾媒介剝奪了人們的閑暇時間。

4.麻醉人的精神。

還比如大眾傳播使人產生冷漠心理、導致文化滲透和文化侵略等等。

（三）網絡媒體的缺點

網絡媒體這一新興的媒體在傳統的媒體對比下的缺點：1.信息的復雜性，難以辨別性。網絡這個新興的事物，截至目前，還沒有更多的法律法規去規范它，任何新興事物在發展階段都會面臨諸如此類問題。這就造成了現在我國的網絡充斥著很多不實的報道和虛假的新聞，給不法分子創造了機會。2.受眾的知識水平達不到網絡媒體發展的標準。由于網絡媒體發展的時間段，技術先進，所以網絡媒體只是在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的人身上得到有效地利用。現在雖然網絡發展比較迅速，但是不會使用網絡媒體的人還大有人在。

四、加強社會控制

大眾傳媒的廣泛應用使傳播成為日常生活狀態，信息效用的最大化都為社會的傳播效率及社會組織結構提出了不小的壓力，這實際上暴露出技術理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對于大眾傳播環境的限制因素，筆者認為最根本的是加強社會控制，淺見如下：

（一）強化媒體體制改革。

大眾傳媒過多的與政治權利結合，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蒙蔽、控制與統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與一定的政治權力或經濟利益集團相結合或被它們操控，會是對于民主與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脅。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健全媒體監督機制、強化媒體深層次制度改革。具體做法分為兩方面：

1.強化傳統媒體體制改革。從提升新聞從業人員素質、整合媒體人力資源、政策和經濟扶持、產業鏈創新等四方面入手。

2.強化新媒體體制改革。對于新媒體的資源整合至關重要，處理好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關系、主流媒體和非主流媒體的關系。

（二）加快大眾傳媒的法制建設

法律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制定，國家政權保證執行的行為規則。它以國家規定的形式告訴人們可以做什么，不能作什么，并靠國家政權控制力量來推行，是最嚴厲、最權威、最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完善和加強大眾傳媒的法制建設勢在必行。具體做法為：按照中央統一部署精神，進一步加強與信息產業部、文化部、公安部、新聞出版總署等行政主管部門協調，完善信息產業部審批程序、建立互聯網絡的長期有效的監管制度。提高技術監管水平。

五、結語

J.W.凱里在《莫尼斯和麥克盧漢》一文中說：“傳播媒介是‘巨大的社會隱喻’，它不僅傳遞信息，而且還告訴我們世界的存在方式；它不僅刺激并愉悅我們的感官，而且通過改變我們對各種感官的使用比例，實際上改變著我們的性格。”在現代大眾傳播技術條件下，新聞傳媒影響直接關系到人心向背、威力之處不言而喻。綜合來看，對于當前大眾傳播環境下的種種限制，加強社會控制是可選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胡正榮.傳播學總論[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199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