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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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刑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范文

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往往是商家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本，在一定程度上，誰掌握的消費者信息越多，誰在市場競爭中就越能掌握主動權，而消費者在消費結構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商家掌握的信息常常是消費者并不愿讓人知道的個人隱私。然而，我國目前尚無專門性法律條文對消費者的隱私權予以保護，消費者隱私權法律保護體系的建立更成為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當務之急。本文立足于對消費者隱私權相關概念及內容、特點的厘清，結合我國實際，提出對消費者隱私權保護法律體系建立的構想，以期為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的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詞】

消費者；隱私權；立法

一、消費者隱私權的概念、內容、特點及被侵犯的主要方式

（一）消費者隱私權的概念

“消費者隱私權”一詞并非法定概念，而是從學理角度在隱私權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新概念。從目前學界研究的狀況來看，尚未有對消費者隱私權的系統研究。依照對隱私權的理解，消費者隱私權是指為個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的自然人所享有的，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收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而且權利主體對他人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對自己是否向他人公開隱私以及公開的范圍和程度等具有決定權。

筆者認為，消費者隱私權是民法中隱私權的延伸，是隱私權在消費者身上的體現，故而具有隱私權的一切屬性與特征。而民法中的隱私權，是較諸名譽、姓名、肖像等基本人格權更晚出現的一種人格權。在消費過程中形成的消費者的隱私權只是隱私權的細化，保護消費者的隱私權就是對人格權的保護，侵犯了消費者的隱私權也侵犯了消費者的人格權。保護消費者隱私權的出發點在于使消費者能夠控制其個人信息的流通，其個人信息將被如何使用應由消費者作出明確同意，以及未來所有與原初目的不符的信息使用都須取得消費者明確同意。

（二）消費者隱私權的內容

消費者隱私權的核心內容是指個人對自己的隱私信息擁有完整的支配權，其他人負有不得侵害他人隱私權的義務。眾多國家對個人隱私權的內容和范圍均有相應的規定，這不僅有利于對隱私權的界定，而且有利于消費者全面地了解隱私權的內容與范圍，避免或減少對個人隱私權的侵害。其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項權利：

1.隱私隱瞞權。消費者隱私隱瞞權是指，消費者對于自己的隱私進行隱瞞，使其不為人所知的權利。對于與公共利益無關的隱私，不管是對權利主體有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的隱私信息，權利人都擁有相應的隱瞞權，擁有不對他人言明的權利。這并不是失去誠信的一種做法，而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權利主體自身的人格利益。如果自己的隱私一旦被泄露，將損害自己的人格尊嚴，同時將難以保護自己的人格利益。

2.隱私利用權。對于自己的隱私權，消費者擁有使用的權利。所謂隱私利用權是指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對自己的個人信息進行使用和支配，以滿足自身的精神或者物質需求。這種權利的關鍵在于個人信息的使用在于自己而不是他人。從此可以看出隱私權應該依法行使，而不能違反法律的規定和社會風序良俗。一旦隱私權的行使違反上述情形，則將該行為認定為具有違法性。

3.隱私維護權。眾所周知，消費者的隱私權具有不可侵犯性，當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犯時具有尋求相應司法救濟的權利。從而維護自己的權益，減小自身的損失。

4.隱私支配權。所謂隱私支配是指消費者可以依據自己的意愿完全支配自己的隱私信息。對此，消費者既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隱瞞自己的隱私，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對他人公布自己的隱私。比如允許他人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允許他人知道自己教育背景，允許他人知悉自己的日常生活狀態等等。諸如此類，都表明消費者對自己的隱私權具有相應的支配性。

（三）消費者隱私權的特點

消費者隱私權與民法中的隱私權有所不同，消費者隱私權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其主體是自然人。消費者隱私權具有相應的人身性，其主要是指為生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的個體，不受年齡、職業或者民事行為能力的限制，凡是購買使用商品和服務的群體均屬于消費者隱私權的主體。而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沒有自然人所具有的人身屬性，因此二者并無隱私權可言。但二者同樣也有不讓其他人知悉的相關信息，這就屬于商業秘密的范疇了。

2.消費者隱私權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傳統的個人隱私內容包括：姓名、年齡、民族、教育背景、職業、收入、身份證號、婚配情況、財產狀況、家庭住址、病歷等等相關信息。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互聯網的普及，消費者隱私權的內容變得越來越豐富，包括：電子郵件、視頻信息、網購賬戶、消費記錄、網絡域名、手機號碼等等在內都屬于消費者的個人隱私。

3.消費者隱私權易受侵害。消費者在日常消費當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個人隱私得不到相應的保障，個人信息泄漏的狀況早已司空見慣。而眾多經營者恰恰因此而利用各種手段收集消費者泄露的個人信息來進行各種商業活動的宣傳，經營者的這種不當行為也往往對消費者構成侵權。

4.對消費者隱私權的限制。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及完善法律程序的需要，消費者隱私權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們在保護消費者隱私的同時，個人隱私也要讓步于對國家安全及法律的需要。

二、我國在消費者隱私權保護問題上的立法現狀

我國憲法、民法、消費者權益法這三部法律均沒有對消費者隱私權保護作出明確的規定，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相關規定散見于一些地方性法規，如于200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等。于2014年3月15日頒布實施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4條對消費者個人信息的保護做出了明確規定。條文規定：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個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消費者同意。經營者對收集的消費者個人信息必須嚴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向他人非法提供。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信息泄露或丟失的情況下，應當立即采取補救措施。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或請求，或者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

由此可見，無論是立法層次較低、作用較小的地方性法規，還是消法中對消費者個人信息的保護，都表明囿于各種因素的制約，消費者隱私權的保護問題仍處于理論研究和法律實踐的探索階段，立法的滯后已不能適應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迫切需求。

三、關于完善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立法思考

權利的行使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如果沒有法律的保障，當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將無法得到相應的救濟。目前我國對隱私權的相關內容散見于一些法律當中，但卻不甚完善。在當今社會，隱私權亟需得到確立，從而讓其更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必須要完善有關消費者隱私權的法律保護制度。

第一，在憲法中確立隱私權，使其與其他的人格權平行并列。如何通過憲法來明確規定隱私權？為此我們可以通過憲法修正案來實現。只有從憲法的高度來確立隱私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隱私權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才能更好地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第二，修改民事立法上與隱私權相關的規定。諸如對《民法通則》第120條的內容進行修改，可以把“隱私權”補充到條文當中，使之與其他人格權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等等。這樣，隱私權不僅可以得到完善，而且也為隱私權訴訟提供了法律依據，為保護公民合法權益開辟一塊新天地。

第三，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在刑法中增設有關侵犯隱私權的犯罪。規定對侵犯消費者隱私權并給消費者造成嚴重后果的侵害方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引入不僅可以加大對侵權人的懲戒力度，同時也可以更好地維護消費者的個人隱私信息。

第四，應盡快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對侵害他人隱私信息的行為，應具體規定侵犯隱私權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以及各種補救措施，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對于造成受害人精神損害的，還應包括精神損害賠償。

第五，制定專門的隱私權保護法。目前，我國關于隱私權保護的內容主要零散地分布在憲法和許多其他法規。但是，要全面系統地對隱私權進行保護，目前僅有的相關規定是明顯不足的，而且在審判實踐中可操作性也不強。只有通過系統立法，才能達到完善我國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維護自然人的人身權利。

參考文獻：

[1]張新寶.隱私權的法律保護[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

[2]王利明主編.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3]郭衛華，常鵬翱.人身權法典型判例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第2篇：刑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范文

關鍵詞 大數據 行業 法律

中圖分類號：TP392 文獻標識碼：A

大數據、互聯網這樣的新興行業發展中所遇到的法律問題往往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特點，新興行業意味著該領域所遇到的很多法律問題都是全新的，該領域的法律法規往往都處于現實的空白，在法律法規不完善或者說是目前的立法環境、立法技術不成熟的情況下，如能深入了解行業，為行業的從業者提供一些前沿的法律研究，發現、提出行業發展的法律問題或者說是障礙，并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提供一些在現有立法基礎上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就顯得十分重要。一方面，怎么利用法律研究來預判、解決新興行業在發展道路上特別是商業模式上亟待解決或者可能遇到的法律障礙；另一方面，怎么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下利用現有的法律來解決企業在具體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對已有法律法規進行深入整理、挖掘，用現有的法律解決現在的問題，同時更要對行業的新法律問題進行前沿性的研究。有些問題可以通過借鑒國外的做法來解決，更多的問題是需要結合國內行業發展的具體情況進行新的探索。

大數據行業在中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這兩三年的事兒，在跟企業的接觸中我們發現，大數據企業都十分關注他們商業模式、核心技術相關的法律問題，因為在企業初創時期很多法律風險點是可以預判并提前解決的，所謂船小好調頭，等企業做大了才發現原有商業模式存在巨大的法律障礙和風險，那個時候要解決估計成本就太高了，而且有時候真的是不能逆轉的。經過對大數據行業本身的研究以及在實際法律服務所獲得經驗看，現在國內的大數據行業所面臨最突出的法律的問題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關于數據權利的界定的法律問題；第二個是關于數據公開的法律問題；第三個是關于隱私保護的法律問題。

第一個是關于數據權利界定的法律問題。關于數據權利界定的問題，這里說的數據權利是一個復合的權利，其中最核心的是兩方面，數據控制者的權利和數據主體的權利。先說數據控制者的權利，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府以及大數據企業等實際數據控制主體的權利，這個權利解決的是對數據控制、使用的問題，大家主要關注的是其財產屬性，比如大數據公司好不容易抓取來的數據并進行分析最后卻發現自己不享有對相關數據使用、轉讓的權利，那你這個生意就不要做了，盈利點都沒了，還做什么呢？因此這一塊權利的界定直接關系到大數據企業商業模式的存在基礎。之前的解決辦法，一般把這一塊的權利歸入版權，希望通過版權的方式來達到保護數據控制者權益的目的，但版權實際上和我們這里提到的數據控制的權利是不同的，用版權的方式來保護是有很大局限的，而且大數據企業等數據控制者對數據所享有的權利到底是不是版權還是部分屬于版權的范疇本身也是存在巨大爭議的。另一個權利是數據主體的權利，也就是個人、企業等數據來源主體的權利，一般包括同意權、獲取權、知悉權、刪除、修改、補充權等權利。這類數據權利的建立具有很高的技術特性，規定的是如何收集和處理個人、企業數據的規則，兼有人身權與財產權的屬性。大數據企業所遇到的一大法律風險點就是侵權的問題，當這個權利界定清楚了，哪些行為侵權自然也就明晰了。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侵不侵權，個人往隱私權上靠，企業往商業秘密上靠，這里面是有局限的，主要還是我們沒有對大數據相關權利進行界定造成的。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來界定數據權利這一概念，為此我們也在建議當立法條件成熟的時候盡快出臺大數據相關的法律法規，對數據權利進行專門的立法規定。

第二個是關于數據公開的法律問題。數據源對于大數據企業的重要性就不用贅述，大多數核心或者有應用價值的數據都掌握在政府及公共部門手里，相對于其他渠道的數據，政府公共部門的數據相對準確，這也決定了其數據的價值較高。然而，基于種種原因這些數據大多并不能為大數據企業所用，一方面可以說是基于數據安全的原因，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關于數據公開的法律法規。在沒有法律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及公共部門一方面是沒有動力來開放數據，另外可以說是即沒有權力更也沒有義務來公開，能不能公開？怎么公開？哪些可以公開？在沒有十分明確的規定前，不公開肯定比公開省事。政府、公共數據的公開已經成為制約大數據行業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當然，我們也看到政府部門正在試圖為行業發展掃清這樣的障礙。比如在大數據行業發展比較積極的貴州，國內第一部大數據領域的地方性法規《貴州省大數據發展應用促進條例》就規定對公共數據開放實行負面清單制度，這就是很好的探索，以后哪些數據可以公開一目了然，相關部門如果再不公開，任何人都有權依法要求政府、公共部門公開。包括杭州、上海在內的一些城市也通過各種政策性文件，對政府、公共部門的數據公開做出了規定，讓行業看到了希望。當然，我們仍然希望能有更高層級的法律文件出臺，對數據的公開做出規定。

第三個是關于隱私保護的法律問題。隱私的保護在現實的法律環境下，是大數據企業尤其需要重視的。之前有一種說法是，信息時代，個人已經沒有隱私，隱私權已死。更有人提出，大數據行業沒有關于專門關于隱私的法律規定，因此行業監管不夠。誠然，我們是沒有大數據的專門立法，但是不代表大數據的發展就和隱私保護無關，如果你去關注散見于法規中各項關于隱私權保護的規定，你會發現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與大數據有關的規定其實并不少，有些關于隱私保護的規定更是需要大數據企業特別注意的，這些都是企業在發展中巨大的風險點。這其中包括了《刑法》、《侵權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等。其中《刑法》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等罪名更是需要企業特別重視的，這是有前車之鑒的。提到隱私，這里再談談另一個概念，那就是個人數據。涉及個人隱私的數據我們叫敏感性個人數據，不涉及個人隱私的數據我們叫非敏感性個人數據。為什么會提到這個問題，因為未來我國數據立法關于個人數據的保護模式的選擇將直接影響到眾多大數據企業的切身利益。歐美國家在個人數據的保護立法政策上選擇了不同的模式，這將是未來我國立法模式選擇的方向。如果你的企業想把業務拓展到海外，那么當地對于個人數據或者隱私的保護的法律政策你就得好好研究了。出于文化、歷史以及經濟等原因，歐盟在立法上傾向于對個人權利的更多保障，而美國的立法則傾向于對數據自由與技術的更多關注。歐盟之前通過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也就是GDPR，被稱為史上最嚴苛的數據保護規定，其中“ 被遺忘權 ”規定，個人如果不希望自己的數據由某公司進行處理，并且“只要沒有保留該數據的合法理由”，該數據就必須刪除。對于新興領域的大數據行業來說，歐美哪種立法模式更為友好不言自明，未來我們的立法模式是效仿歐洲還是美國，對行業內公司來說應該是一個需要長遠考慮的問題。

總之，在大數據這樣一個新興行業中，隨著數據價值的凸顯，行業發展將會加速，行業發展所遇到的法律問題也將會越來越突出，亟需專業的法律服務機構去為發現、解決這些問題，為企業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 唐皇鳳，陶建武.大數據時代的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J].探索與爭鳴，2014（10）.

第3篇：刑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范文

[關鍵詞] 專有技術 秘密性 貿易 知識產權保護

自1474年威尼斯共和國專利法及英國1623年作為反壟斷例外的現代專利法保護制度形成以來，專利權一直是國家授予個人的有期限獨占權。專有技術雖無授權，但也在不同國家的相關法律保護之下。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問世后，對專利技術、專有技術等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早已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并逐步形成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體系，由三個國際組織管理，分別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管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體系和《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體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管理《世界版權公約》，世界貿易組織管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

在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協調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發展莫過于TRIPS協定的出臺，因為該協定第一次把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聯系起來，并使后者成為影響前者的重要因素。貿易與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隨之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

一、問題的提出

有這樣兩個案例：一位美國華僑研制出一種新型變壓器，欲在其家鄉廣東某市尋找受讓方。某廠有意受讓，但要求對方先介紹該變壓器的技術性能或提供有關技術資料，方可作決定。對方未作反應，不了了之。

另一案例涉及專有技術加工貿易。美國某家具五金公司有意與珠三角一家外向型家具五金公司簽訂來樣加工貿易協定。在建立正式貿易合作關系之前，美方公司要求中方公司必須與其先簽訂《技術保密協議》。由于該協議的標的是專有技術，因此，美方公司沒有明細擬委托中方公司進行加工的產品式樣，而是概括性地要求中方公司對其提供的所有專有技術產品式樣承擔保密義務。中方公司不得生產加工與其提供的式樣相同或相似的產品，不得允許他人參觀其技術產品的生產流程，不得泄露其技術秘密（包括中方公司的員工），等等。任何違反保密協議的行為一經發現，中方公司必須向對方支付50萬元人民幣的違約金。中方公司經過慎重考慮之后表示不能接受對方的概括性保密義務條款，只同意就某一具體專有技術加工協議所涉技術承擔保密義務，并且要求美方公司對協議項下的專有技術提供說明和圖示，理由是：如果美方公司提供的專有技術式樣與中方公司已擁有的專有技術產品式樣相競合，一旦簽約，中方公司便不能再生產自己原有的專有技術產品，否則就構成對美方公司的違約或侵權。由于雙方在保密問題上互不相讓，磋商無果而終。

上述兩個案例都涉及到專有技術保密這一關鍵性問題。為何保密問題在專有技術貿易中如此重要？怎樣從法律的角度增進國際專有技術貿易當事人的互信以利貿易的順利進行？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對專有技術的特質作扼要介紹。

二、專有技術的涵義及其秘密性特征

“專有技術”譯自英文“know ～how”,又稱“技術秘密”、“技術訣竅”、“非專利技術”等,其法律定義,迄今也不統一。目前，對專有技術作出的較有影響且被許多國家采用的定義為1969 年在布達佩斯召開的保護工業產權國際聯盟會議上通過的匈牙利代表團的提案:“專有技術指享有一定價值的、可以利用的、為有限范圍專家知道的、未在任何地方公開過其完整形式和不作為工業產權取得任何形式保護的技術知識、經驗、數據、方法或者上述對象的組合。”我國未對專有技術的定義作直接明確的規定,而是從工業技術和生產管理及商業經營幾個方面有所側重地作出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規定的技術……包括（二）以圖紙、技術資料、技術規范等形式提供的工藝流程、配方、產品設計、質量控 制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專有技術；《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中未明確規定“專有技術”,但對“商業秘密”的界定里明顯涵蓋了專有技術的內容：本條所稱的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

可見，專有技術是一種以秘密性為重要要件、事實上占有而又未取得專利權、未經法律授權的技術。由于未申請專利，所有者只能依靠自身嚴密的保密措施來維護其對技術的專有權，因為一旦被公開，該技術便進入公有領域，其商業價值隨之喪失。有鑒于此，國際上成功的企業無不對其專有技術秘密特別重視。美國斯諾敦公司總裁桑德拉?斯諾敦女士在她的《全球優勢---你的公司如何在世界市場取勝》一書中，論述了參與國際貿易應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則，其中一條就是提高警惕性。IBM公司面對外國間諜的猖狂活動，采取了一系列嚴密的保密措施，建立穩定化、規范化的保密制度。而可口可樂公司之所以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叱咤風云上百年，其對配方實行的“限定知悉范圍”原則是關鍵。對于可口可樂的關鍵配料，公司總部的三個高級職員各管一樣，而且這些人互不知道另外兩樣配料是什么。分設在世界各地的生產廠使用的原料是公司總部提供的“濃縮液”，根本不知道配方秘密。

三、國際專有技術貿易中秘密的保護

1.法律保護

據統計，國際技術貿易總量中的90%都涉及專有技術（技術秘密）的許可，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專有技術雖然處于秘密狀態，不象專利那樣直接申請法律保護，這并不等于專有技術不受法律保護。反對“不公平致富”、“不正當競爭”、或者“惡意行為”，主張“任何人不得靠有意損害他方的行為來牟利”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和立法價值。迄今，對專有技術的法律保護體系已在國際國內兩個層面的立法中展開。

(1)知識產權國際協定

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首次將“未披露信息（undisclosed information）”作為知識產權加以保護。普遍認為，TRIPS中有關“未披露信息”的規定就是對商業秘密的規定，其中涵括了專有技術的法律特點，可以說是對專有技術持有人的權利第一次在知識產權國際條約中予以保護。后于TRIPS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完全照搬“未披露信息”條款的內容，只是將“未披露信息”換成了“商業秘密”。

(2)反不正當競爭法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1996年起草的《反不當競爭示范法》中明確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為不正當競爭。該《示范法》第6條第3項對“侵犯商業秘密（secret information）”的解釋與TRIPS第39條“未披露信息”的含義一致，顯然，專有技術也被納入其調整范圍。雖然該《示范法》尚未獲得通過，但其作為示范法對知識產權國際國內立法的作用不可忽視。

(3)國際技術貿易規則

20世紀70年代，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國際社會在多國集團分頭努力的基礎上，形成了《國際技術轉讓守則草案》，旨在建立調整國際技術轉讓行為國際統一法。由于在許多主要問題上各國立場相去甚遠，未能在聯合國貿發會第五屆會議上獲得通過。但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當時提出的10多份有關專有技術轉讓的文件，如著重于專有技術轉讓合同談判受讓方可提要求的1979年《合同評價指南》等，則為各國進行技術貿易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合同藍本。

(4)我國立法

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我國也沒有制定有關保護專有技術的專門性法律，對專有技術的保護分散地規定在不同的法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48條規定，“技術秘密轉讓合同的受讓人應當按照約定使用技術，支付使用費，承擔保密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22條規定，雇員在受雇期間及解雇或離職后一定時期內，對其因職務上的原因所接觸到的一切技術秘密，承擔保密義務。《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理》及其《實施細則》規定，“受方應當按照雙方商定的范圍和期限，對供方提供的技術中尚未公開的秘密部分，承擔保密義務。”《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明確規定了侵害專有技術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應予以制止。《刑法》第119條、220條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刑事責任。

2.自我保護

(1)必要性

TRIPS前言明確指出，知識產權是“私權”。私權的保護主要由權利人利用國家現有法律體系的救濟手段維護權益。就專有技術而言，法律保護的范圍只限于對非法獲取的秘密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泄漏的秘密加以禁止使用，如果秘密是意外發現的或由平行工程或反向工程發現的，法律則不予禁止。這就給專有技術權利人提出了如何加強技術秘密自我保護防止他人意外獲得的問題。上文所述可口可樂公司配方的保密就是一個極為成功的例子。眾所周知，專有技術持有人之所以不將其核心技術申請專利法保護，就是想通過自身嚴密的保密措施牢牢地永久地保持其對該核心技術的獨占，因為，如果申請專利就必須在《專利申請說明書》中公開其技術秘密，而法律保護主要是通過對侵權或違約行為的事前禁止和事后責任追究及對受害人的損害賠償等方式來實現的，其對侵權人的威懾力是可以預見和有限的，而受害人為此遭受的損失則可能是無法預計和無限的。試想，可口可樂公司如果將其配方申請專利保護情況會怎樣？勢必：官司不斷，耗時費力，損失巨大！

(2)貿易中秘密的保護

專有技術貿易過程至少包括三個方面：合同簽訂前的準備工作、合同的簽訂以及合同的履行及后續工作。

在合同簽訂之前，需要對對方進行調查。對于許可方(提供方)來說，需要對被許可方(受讓方)的資信情況進行調查，如果對方的信用等級比較低，那么即使對方開出的條件很優厚，也應當謹慎從事。因為技術秘密具有“一旦公開就永遠喪失”的特點，對方一旦獲悉或泄密，技術秘密就不復存在。

在合同磋商過程中，被許可方往往要求對方披露一定的秘密信息。許可方可以在對方作出保密保證的前提下，披露一定的秘密信息。同時應當采用確認書等方式將披露的信息確定下來。

簽訂的合同條款應當完備。不論是專有技術轉讓合同還是許可使用合同，都需要包含“保密條款”，明確約定保密范圍、保密措施、保密期限、泄密的責任等重要事項。

四、提高知識產權法律意識，增強國際專有技術貿易當事人互信

我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末，專門立法如《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相繼問世，其他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如《刑法》、《民法通則》、《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反不正當競爭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等也陸續出臺。另外，從1980年起，我國陸續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等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加入WTO后，我國又接受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無論從國內立法方面，還是在參加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對外合作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前進的速度是相當快的。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前總干事和現任總干事都認為，中國用了短短十多年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

不過，在建立起現代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時間不長的我國，人們對知識產權的法律意識還不強。觀念的轉變、意識的強化需要有個過程。龍永圖反思了長達15年的WTO談判中有關知識產權和環境保護方面中國代表的“激烈反應”，說了很深刻的一段話：“那時候，每當發達國家強調要保護環境和強調保護知識產權，我們就很反感，知識產權90%都在你們跨國公司的手里，保護知識產權不就是保護你們嗎？……但是這幾年我們也慢慢意識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在中國不保護知識產權，就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去創新，我們只能永遠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保護環境的重要性，現在大家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