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區規劃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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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智慧社區規劃方案范文

一、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思想淵源

1．20世紀上半葉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構想

現代城市規劃經典理論對城市農業問題的關注，有著濃厚的社會背景。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上半葉，出于救濟和安撫失地農民及城市勞工的目的，英國一些慈善機構和資本家在城郊募集部分土地，并劃分成小塊進行廉價出租，形成了份地農園(Allotmentgarden)這種小規模的城市農業形式［4］。19世紀中后期，份地農園在歐洲一些國家逐漸興起并影響至北美。二戰期間，歐美國家城市農業達到了繁榮的頂峰，例如美國，先后出現了大規模的自由農園、救濟農園和勝利農園運動。1944年，美國2000萬塊勝利農園生產的農產品，滿足了全國44%的食物需要［5］。盡管城市農業隨著危機的緩和逐漸衰退，但總體上看，其發展規模較大、參與度較高，形成了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這必然對親歷其中的城市規劃先驅們的思想產生重大影響。關注城市農業、思考城市與農業關系的文獻在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探索中并不鮮見。1898年，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理論與當時英國的份地農園有著密切關系［6］。在田園城市中，霍華德把零散分布的份地農園整理成宅地農業和環城農業兩種類型:在城市，5000英畝的永久農地環繞1000英畝的城市進行布局，形成了固定的土地配置模式;在城市內部，5500塊獨戶住宅用地平均每塊有20×130英尺(約6×40米)，建房之余，足夠進行養活5口之家的農業生產。為了構建一個盡可能自給自足的城市，霍華德強調農產品直供城市市場的重要性，并對食物加工、運輸、城肥返田等作出了全面計劃。他指出，通過居住與工作、生產與消費的緊密關聯，每一個農民都能在家門口獲得市場，城市居民也無須為農產品支付過多的額外運費，城市垃圾可以很快地返回土地增加其肥力而無須支付昂貴的鐵路運費［7］。柯布西耶這位堅定的現代主義旗手，對城市農業的思考達到了廣泛而多樣的程度，不過他遵從另一套邏輯。1922年，柯布西耶在“當代城市”方案中構想了多種形式的城市農業:緊靠城市起防護作用的大規模農田、郊區獨立住宅區中的集中式社區農園、城市中心區集合住宅(細胞或蜂窩式街坊)中的空中農園及公共綠地上的果樹和果園［8］。柯布西耶對份地農園以戶為單位的農地配置方式提出了批評，認為這種方式只是收獲“一籃蘋果和梨子、一些胡蘿卜、一些炒蛋用的香芹，等等，微不足道”。為了創造新型社區農園，他主張從每個住宅地塊中拿出150平方米合并為公共商業菜園，并提議以職業農民為主，采用現代技術集中管理和生產［9］。柯布西耶還構想了一種帶有懸挑花園的兩層別墅疊加而成的高層公寓，以便用“垂直田園城市”取代霍華德水平向發展的田園城市。除了霍華德和柯布西耶之外，其他現代主義大師也從不同的角度對城市農業提出了構想。賴特在1935年提出的“廣畝城市”中，為每戶配置了1英畝的土地，晚年出版的《活的城市》收錄了他提出的一種城市農業規劃布局模式，與今天北美郊區的住區農業非常相似［6］。德國景觀建筑師麥基(L．Migge)把城市農業提升到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加以認識，他主張德國所有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都可以通過創建大量的園圃和公園來解決，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而密集的菜園［10］。德國現代建筑大師、包豪斯學院教授希伯賽默(L．Hilberseimer)改進了霍華德田園城市中城市與農業間半集中化的包圍關系，以小尺度和分散的農業空間嵌入工業化城市的土地利用中，以實現更加交融一體的格局［11］。盡管當時的城市農業規劃思想并沒有發展出真正適合生態時代的城市新范式，但這些探尋城市根本走向的經典理論，卻為當今學者研究城市農業、探討其規劃設計模式提供了寶貴借鑒。霍華德立足城鄉融合，把農業和食物問題作為關鍵要素納入田園城市的整體構想中，展開了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最系統的思考，為當代城市農業規劃設計奠定了部分思想框架。柯布西耶、賴特等所提出的極富創建性的城市農業形式，則實質性地成為當今一些“有農”城市形態的早期范本。

2．1970年代重建住區農業的思想與實踐

二戰結束后的20余年間，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城市快速重建，大幅提高的農業工業化生產水平使得食物供應充足。城市居民手中的農園土地開始被收回并大量用于城市建設，私家后院和保留下來的少數公共園地，也從種植果蔬普遍轉向發展裝飾性綠化和休閑活動的空間，城市農業從城市空間和人們的思想意識中迅速消退［5］。然而，戰后城市重建對社區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城市中心衰落、大量物業空閑;同時，工業化發展的環境弊端在1960年代開始顯露，引發了發達國家對城市生態問題的思索。于是，城市居民和政府的城市農業記憶被重新喚醒，城市農業的思想和實踐探索再度復興。在城市中，社區花園、份地花園等形式的小規模農業成為社區重建的重要部分，并持續發展至今，為當前城市農業研究奠定了廣泛的實踐基礎;在鄉野間，出現了一些在住區上重建農業、構建生態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理論和實踐。這些共同構成了1970年代生態城市探索中較為顯著和普遍的特征［12］。澳洲生態學家莫林森(B．Mollison)與霍姆格倫(D．Holmgren)受澳洲熱帶雨林植物群落互助現象的啟發，于1978年首次提出“永續農業”(Permacul-ture，由永久Permanent和農業Agriculture組合而成，臺灣譯為樸門永續設計)的思想，發展出一套整合農業與住區的規劃設計方法，是城市農業發展歷程中的一個典范。永續農業是一套模擬自然系統的綜合設計體系，其要旨是把人、建筑、農業、動植物等各種社會及環境要素融為一體，構成相輔相成、循環交換、“高效率、低維護的最佳生產組合”［13］。在永續農業的完整結構中，農業和食物占據重要位置，它們不僅與其它要素共同完成復雜的生物和自然過程，還提供了一種低熵、高倫理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賺大錢，因為你周圍到處是食物，也沒有任何能源成本開支”［14］。永續農業的思想，是希望通過生產、生活與生態的一體化來創建“永久的人類文明”。

1970年代末，科貝特兄弟(J．Corbett和M．Corbett)在加州戴維斯設計并建造的鄉村家園，延續了傳統村落的空間格局和尺度，把被動式太陽能利用、良好的步行環境、自然排水和“食用景觀”有機地整合成一個完整的系統［12］。70英畝的總用地中，有四分之一專用于小規模農業，包括兩個葡萄園、兩個社區菜園和幾處果園，食用植物占全部綠化的55%，使得果蔬自給率達到了25%。生活中，居民還普遍利用自家有機廢物進行堆肥，大大減少了垃圾排放［15］。鄉村家園注重培育土壤，把農作物視作更有效的綠化方式，通過細心構建環境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來創造健全的整體系統，這一點與永續農業的思想十分相似。建筑生態學的創立者索勒里(P．Soleri)于1970年開始的阿科桑底生態實驗，“嘗試把食物生產融入城市設計”。他保留了上佳的土地用于農業，建設23個果園臺地，引入“生產性植被”［16］，在建筑中大量設置南向附加溫室，這些溫室在長年種植蔬菜的同時，還能夠收集太陽能為建筑供暖［17］。坎菲爾德(C．Canfield)于1974年提出的共生社區(Symbi-oticcommunity)思想，在自然承載力的約束下構建與生物圈的共生關系。在塞羅戈多社區規劃建設中，他保留肥沃的農地和林地，把社區、農場和森林聯接成整體，并嚴格踐行生態林業和有機農業，讓社區居民參與生產并自給自足［12］。1970年代西方出現的各種早期生態城市探索方案，往往置身于鄉村或自然環境中創造自給自足的住區，農業重回住區遂成為這些思想傾向的自然選擇。盡管這些探索的關注點主要停留在住區層面，其方法對于龐大的城市系統來說也尚須調適，但由于其與當今城市農業思想有著更加接近的背景和愿景，因而成為CPULs、農業城市主義等思想最重要的養分來源之一。

二、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研究進展

城市農業思想在1970年代的涌現，只是其在鄉村環境和住區層面上的一度繁榮。事實上，整個20世紀中后期，歐美城市規劃設計的主流思想，極少關注城市農業問題，因而留下了令人尷尬的空白。關于這一點，美國學者珀秋卡奇(K．Pothukuchi)、查爾斯(W．Charles)等人進行過深入的總結分析［18－19］。在資源與環境危機日益嚴重、可持續發展成為普遍共識的今天，城市農業內在的多重價值和曾有的智慧之思，再次受到矚目。以可持續發展為宏愿的當代城市規劃、建筑及景觀設計，很快就與國際組織的城市農業研究與實踐相融交匯，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期。當代城市農業運動和思潮的再次高漲，與城市和農業在長期工業化進程中積累的負面影響有著直接的關系。一方面，城市的本位思想及掠奪式發展模式，嚴重忽視了供應食物等人類生存必需品所須付出的環境代價，因為城市食物系統的生態足跡占到城市總生態足跡的三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現代農業高度依賴石油、化肥和農藥投入，同時也是高度商品化的產業，其跨越區域和國度的龐大產品分銷系統也要完全依賴于礦物燃料，資本控制下的工業化食物體系嚴重影響到公民的食物安全。在這一背景下，重新發展地方農業，賦予市民參與農業生產、消費適宜食物的權利，成為歐美城市的一種普遍覺悟，從而激發了大量以城市農業為主題的創新性思想探索和規劃設計實踐。

1．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理論研究當代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理論研究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以城市為研究對象，把城市農業作為重要要素納入到城市整體理論建構中，偏重在理念層面上構建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價值基礎;第二類是以城市農業為研究對象，較為完整地提出城市農業規劃的設計方法，包括空間系統研究和技術系統應用兩個方面。第一類理論研究出現較早，相對獨立于當代城市農業理論體系之外，并以共同的思想動力與之保持呼應。1987年，國際生態城市建設理事會主席瑞杰斯特(R．Register)最早提出了生態城市的概念，在伯克利的城市研究中，他把農業視為“決定伯克利城市命運的關鍵之一”，提議成立城市農業部來幫助人們自己種植，“把無法由私人實施耕種的城市土地投入到食物和木材生產中”，以便發展各種尺度和形式的城市農業［20］。1995年，加拿大景觀學家霍夫(M．Hough)將城市農業與水、植物、野生動物、棲息地和氣候并列為兼有自然過程和城市過程、應當主導城鎮規劃的城市環境要素，從而把農業問題嵌入城市整體思考中［21］。2004年，吉拉爾代(H．Girardet)以生態足跡理論解析城市這個人類主要棲息地面臨的人口、資源與環境壓力，提出以能源、資源和食物作為“城市空間規劃的主要參考框架”，來“重新設計人類住區系統”，以便構建代謝良好的“再生城市”［22］。第二類理論研究更多地受當代城市農業理論的影響。在歐洲，英國布萊頓大學建筑系教師維爾容(A．Viljoen)與建筑師波恩(K．Bohn)編輯出版的《CPULs連續生產性城市景觀:為可持續城市設計城市農業》一書，跨學科地匯集了眾多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提出將城市農業融入城市公共空間并加以連貫，作為可持續城市基礎設施的一個基本要素［6］。維爾容第一次提出了城市農業設計較為完整的方法，“為建筑學打開一個新的領域”［8］，對其后的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荷蘭發達的農業產業和農業技術為城市農業的創新研究奠定了基礎，瓦赫寧根大學建筑系的提莫倫(A．vanTimmeren)與建筑師洛靈(W．Roling)提出可持續植入理論，將城市農業作為功能組件嵌入城市基礎設施系統，構建分布式“關鍵流”代謝循環技術體系［23］。2009年，荷蘭建筑師格拉夫(P．deGraaf)以其領導的“食用鹿特丹”研究項目為依托進行城市農業的設計探索，從空間、技術和社會三個層面進行整合，提出了針對鹿特丹城市特征的五層次空間布局構想［24］。在北美，新城市主義旗手DPZ和加拿大HDLa-narc事務所在2008年共同組織一次設計工坊后，分別提出農業城市主義的思想，重新思考城市居民與土地、食物及社區的關系，并把食物生產的需求從各個層面融入城市結構，初步形成了一種新的城市設計理論。DPZ的主要貢獻在于針對美國城市特點建構起貫通城鄉的城市農業空間規劃布局方法［25］;HDLanarc則重點解決了納入城市農業的市政基礎設施的技術整合方式及空間設計方法［26］。同年，愛荷華州立大學景觀學系的瓦格納(M．Wagner)等在CPULs的基礎上，提出將食物系統與城市空間連接成點、線、網的食物城市主義概念［27］。2011年，澳大利亞維多利亞生態創新實驗室又提出了食物敏感型規劃與城市設計(Food－sensitiveplanningandur-bandesign，FSPUD)［28］理論。

2．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的實踐探索城市農業規劃設計理論研究往往結合設計實踐進行成果表述，上述城市農業設計理論都進行了相應形式的設計實驗。但目前設計實踐數量仍然較少，更普遍的是從設計著手，較為具體地探索城市農業在各個層面的規劃設計方法。1999年，香港大學的弗朗西斯(F．Francis)結合中國華南沿海某建筑設計方案，提出整合生態建筑與城市農業的設計理念和方法，是較早把建筑與農業聯系起來的案例［29］。2000年，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學教授戴斯博米爾(D．Despom-mier)首次提出“垂直農場”的概念，隨后又不斷深化技術系統，與建筑師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設計方案［30］。英國建筑師林純正(CJLim)從2001年起，在設計實踐中以創新生態城市模式為目標，探索城市融合農業的設計方法，提出了包括深圳光明智慧城市在內的一大批城市設計方案［31］。荷蘭建筑事務所MDRDV于2001年提出的“豬之城”垂直養豬場設計方案，亦是國際上較早的設計案例［32］。2004年，在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的贊助和聯合國發展規劃署的領導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建筑學教授布哈特(V．Bhatt)開始負責為期三年的“創造食用景觀”(MakingEdibleLandscape)項目，在發展中國家進行融合農業到低收入住區的設計實踐［33］。非盈利組織“紐約太陽”的創始人開普羅(T．Caplow)于2005年開始探索將農業與建筑相結合的生態技術方法，提出建筑農業一體化的設計理念，開發出集成雨水收集、光伏發電的Brightfarm建筑立面垂直栽培系統［34］，并計劃在2020年設計提案中進行驗證。2008年以后，城市農業規劃設計，尤其是建筑與景觀設計領域的實踐探索進入爆發期。在宏觀層面，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與摩洛哥本地專家合作，開展卡薩布蘭卡大都市區“未來超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計劃(2008－2013年)，把城市農業作為氣候優化的整合因子和生產性綠色基礎設施(PGI)納入該地區的城鄉空間結構中［35］。在微觀層面，出現了WORK建筑師事務所的PS1公共農場景觀裝置［36］、Vincent的蜻蜓垂直農場、SOA建筑師事務所融農業生產與居住空間為一體的生命之塔、赫爾佐格與德梅隆聯手威廉•麥克唐納進行的2015年米蘭世博會總體規劃［37］等一大批以城市農業為主題的探索性設計。

第2篇：智慧社區規劃方案范文

2005至2009年，接收各種特殊人群的中途宿舍“蜂擁而出”。一是戒毒人員中途宿舍出現。2006年6月26日，上海市禁毒委在南匯舉行上海市戒毒人員中途宿舍啟動儀式，這是大陸首個正規戒毒人員中途宿舍，實行半封閉式管理，同時安排兩名禁毒社工24小時陪同，給予專業指導和培訓。二是解教青少年中途宿舍誕生。2007年，廖冰兄人文專項基金會、廣州市少年宮、廣州市少年教養管理所聯合制訂了“展翅計劃”，核心是使解教青少年在回歸社會之初安穩度過重新違法犯罪的“高危期”。2008年6月19日，“展翅計劃”的“中途宿舍”項目揭牌儀式順利舉行，標志著全國首家面向少教所解教學員的臨時庇護所誕生，作為計劃的一部分，他們從國外引進“中途宿舍”概念。三是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中途宿舍涌出。2008年7月8日，北京朝陽區建立了中國內地首家社區服刑、刑釋解教人員過渡性安置基地———朝陽區陽光中途之家。經過四年努力，北京市按照“一區縣一家”格局建設的“陽光中途宿舍”體系已初步形成。四是精神障礙者中途宿舍嶄露頭角，醫院及機構精神障礙者中途宿舍全力發展。2007年11月28日，湛江市第三人民醫院在我國大陸率先創建精神障礙者康復的中途宿舍，意在為精神障礙康復者提供住宿及膳食服務，發展和訓練獨居生活技能、家居生活技能、群體生活技能等。2009年3月，一家以“利民康復中心”為名的中途宿舍在深圳市安家落戶，引用香港精神障礙康復中途宿舍模式，通過個性化康復指導，模擬家居、社區和工作環境，為住院治療痊愈或好轉后進入康復期的精神障礙康復者提供回歸社會前的過渡性住宿及康復服務，開始中國內地對待精神障礙者全然不同的嘗試。

二、穩步前進階段

2010年至今，精神障礙者、成年智障者中途宿舍穩步前進，接收多種類型殘疾人的綜合性中途宿舍和支持刑釋人員中途宿舍的相關政策逐漸出現。如深圳民愛殘疾人綜合服務中心，自2000年成立以來就有中途宿舍性質的部門———服務部，2011年9月22日更名為“中途宿舍”，是民愛全功能生活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對象包括智障者、精神障礙康復者及肢體障礙者等殘疾人，與其他中途宿舍在服務項目和服務對象上存在一定差異，為我國大陸地區探討殘疾人安置模式提供參考。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中途宿舍與時俱進，如2012年10月，浙江寧波開建殘疾人智能化“中途宿舍”，是殘疾人居家生活體驗館、輔助器具適配中心、殘疾人智慧化信息服務平臺“三位一體”式綜合康復機構。我國政府重視殘疾人事業，自中途宿舍出現以來，各地逐漸出臺相關政策文件促進中途宿舍的建設和發展。如北京市為進一步推動陽光中途之家建設，創新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社區管理模式，于2011年3月24日出臺《關于做好北京市區縣陽光中途之家建設相關保障工作的指導性意見》，充分肯定中途宿舍的重要性，并明確經費保障機制；2012年7月9日，福州市財政局有力支持社區矯正工作，與市司法局聯合制定《關于加強社區矯正工作經費保障的意見》和《福州市社區矯正經費使用管理規定》，將市司法局社區矯正工作經費和中途宿舍運轉經費納入市級財政預算保障，支持中途宿舍事業的發展。

三、我國中途宿舍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中途宿舍性質不明確

目前，世界各國中途宿舍形式多樣，主要分為：政府主辦和私人主辦的中途宿舍；自愿入住和強制入住的中途宿舍；出外中途宿舍和入內中途宿舍，還有庇護所式“中途宿舍”、訓練營式“中途宿舍”、特殊治療式“中途宿舍”等[3]，各種不同的中途宿舍都有其明確的性質和定位。如強制入住的中途宿舍是一種矯正機構，是犯人必須經過的刑罰執行場所，是國家刑罰執行中的一環。但中途宿舍在我國法律上還沒有明確的規定及概念上的描述，由于體制原因，在國外許多法律上規定的內容，在我國則是以政策形式出現的。所以，從社區康復的實際情況與中途宿舍的長遠發展來看應當明確中途宿舍的性質及定位，不同類型服務對象在接收程序和管理方式上應有所區別。

（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由于中途宿舍服務對象的特殊性，我國一般是政府參與較多，社區民間參與較少。政府參與雖然有一定的優勢，如力度大、發展快，保障人力、物力和財力，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如文牘主義嚴重、強調整齊劃一等。社區康復如果離開了社區和民眾的參與就會失去其意義，民間力量亟待培育和發揮。

（三）銜接機制有待完善中途宿舍

雖然在國外發展比較成熟，但是在我國卻是一個新生事物。公眾對于殘疾人及中途宿舍的認知不成熟并存在一定的偏見，直接影響醫院與中途宿舍、特殊教育學校與中途宿舍、家庭與中途宿舍銜接機制的完善。知曉中途宿舍的人尚且寥寥，遑論機制的建立，加之由于對彼此角色與功能認知不到位，銜接機構尤其是醫院將中途宿舍視為競爭對手，客觀上影響殘疾人入住中途宿舍的概率和康復效果的鞏固。

（四）高質量員工欠缺

中途宿舍居住人員經歷復雜，情緒波動比較大，需要高素質高質量的員工。但是，由于中途宿舍保護設施責任大，事情比較繁瑣，加之待遇問題如福利待遇、升值空間等，嚴重制約高質量員工的產生。目前來看，宿舍員工中高等院校畢業生及專業相符員工相對較少，平均年齡偏大，老齡化比較嚴重，缺乏后備資源。

（五）地域社會融入困難

中途宿舍如何融入社區涉及社區類型、居民素質、資源利用等，任何一方面出現問題對入住人員融入社會都會造成一定障礙，是此事業的難點之一。我國民眾對這一群體的接納仍存在困難，抱有戒備和抵觸心理，認為他們“與眾不同”，可能對社區造成破壞或不良影響。如香港曾發生反對設立精神障礙者中途宿舍的運動，三起事件（新翠邸事件、特殊治療中心事件、小池市事件）讓香港人民反對在社區內建立精神障礙者中途宿舍，并排斥和攻擊接收犯罪青少年、智障、腦癱等特殊人群的場所。[4]

四、我國中途宿舍的發展對策

與精神病院、監獄相比，社區康復機構和中途宿舍雖然沒有正規的、完備的設施設備，但作為開展社區矯正、康復的載體，中途宿舍的發展對于刑釋人員、殘疾人來說很有必要。國外發展模式日趨成熟，為我國中途宿舍發展提供了學習參考，根據實際情況，對我國中途宿舍硬件、軟件方面提出發展建議。

（一）硬件方面

1.中途宿舍的建設

中途宿舍形式多種多樣，根據建設和運行情況可分為兩類：由政府部門建設和運行的公立中途宿舍和由私營公司、社會團體甚至是公民建設并根據其與政府部門簽訂的合同運行的民營中途宿舍[5]。從我國發展來看，應該吸取更多的社會資源參與社區康復及中途宿舍工作，鼓勵民辦中途宿舍的發展，從政策、經費、人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如深圳民愛中途宿舍可以與深圳利民中途宿舍、湛江市第三人民醫院等合作，并與有意向創建中途宿舍的機構或個人溝通，以豐富中途宿舍的建設形式。

2.中途宿舍的選址

影響中途宿舍居住人員對中途宿舍選擇的主導因素是持續的正式、非正式支持性關系，包括社會和職業項目、與專業人員的關系、和其他居住者的友誼。更重要的是，社區規劃者需要考慮一所中途宿舍在一個地方應保持多久，或者社區內前段居住者相對飽和前有多少中途宿舍可以共存，誰經常需要各種持續的支持服務。進一步而言，中途宿舍在一個特定社區發揮作用的需求超越個人能力，需要中途宿舍所在社區的幫助[6]。一般而言，中途宿舍建立在城市近郊，可位于現成的可改建建筑內，最重要的是利用和開發周邊環境及資源，積極為殘疾人營造良好的康復氛圍。

3.中途宿舍的規模

中途宿舍的規模是指中途宿舍的空間大小和人員容量。由于國外中途宿舍數量較多，于自然社區內形成，規模相對較小。但目前我國中途宿舍的規模應根據目前需要、未來趨勢及其他有關情況如財力、人力確定。據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推算，2006年4月1日全國各類殘疾人總數為829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6.34%[7]，同時社工機構數量不斷增長，許多師范院校也在緊鑼密鑼地開設特殊教育專業，中途宿舍可以從高校吸取人才，滿足更多殘疾人的需要。目前需求、未來趨勢決定我國中途宿舍的規模可以更大。

4.中途宿舍的設施

中途宿舍的設施主要是指中途宿舍開展工作所需要的物質設備。大體上可以分為建筑和其他設備兩類。建筑是指中途宿舍的房屋和附屬設施如宿舍、圖書館、體育館、健身室、舞蹈室等，如果宿舍沒有條件建設這些設備，可以利用其他資源，如借用市或學校的操場、體育館等；其他設備如住宿設備、辦公設備、教育設備、康復設備、防護設備等。一所中途宿舍最重要的是為入住人員提供“家”的氣氛，具備“家”的設備設施，同時需要配備類似醫院、學校之類的設施及社區性質的模擬環境和真實氛圍。

（二）軟件方面

1.中途宿舍的法律地位

政府應當制定相關法律，規定精神障礙者、智障者、肢體障礙者等殘疾人為中途宿舍的接收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提出“地方各級政府對無勞動能力、無人撫養或者撫養人不具有撫養能力、無生活來源的殘疾人，按照規定予以供養；國家鼓勵和扶持社會力量舉辦殘疾人供養、托養機構。”[8]雖然法律保障殘疾人得到托養的權利，但政府應當明確中途宿舍等托養機構的合法地位，并在法律中為中途宿舍定位。

2.任職資格及職業發展

中途宿舍員工身份應根據中途宿舍的性質確定，受到法律保護。國外中途宿舍員工從屬于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人員，可以是教育工作者、心理工作者、醫療工作者。中途宿舍必須規定員工任職資格，否則無法保證服務質量。一般來說，員工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其一，心理學等相關知識，其二，突發事件應急處理能力，其三，機構理念的認同，因此國家應當制定相應的從業資格證書。工作人員的薪水待遇及未來職業發展是吸引人才的關鍵，如美國莫爾公司項目（ProjectMoreInc）薪水待遇考慮三方面問題：第一，薪水待遇與個人工作表現相聯系；第二，提供與其他機構、組織或者行業中類似工作的相當薪水；第三，考慮中途宿舍內不同崗位間的適當關系。[5]對于職業發展，考慮建立職業發展等級體系，使具備條件的員工可以升遷到更高的級別；鼓勵員工進修、深造，提供良好的后備支持，從而使員工在崗位上獲得最大成功。

3.中途宿舍的信息溝通

詹森（1970）認為中途宿舍的成功在于人員安置，而信息溝通是人員安置及合作的主要途徑[10]，一是機構內部人員信息溝通，包括管理人員與員工之間、層次和資歷問題之間；實施政策的人員不僅需要精通政策，還要認同基本原則。此外，直接服務人員需要提供給管理人員一份精確的中途宿舍生活畫面，并公布員工意見。關于層次和資歷問題，機構應避免員工由于層次和資歷問題出現矛盾信息，注意溝通和透明，讓每位員工享受到屬于自己的尊重和權力。二是機構之間信息互通：每一個機構都有它基于員工模式、理念、目標和方法的個性特征，因此機構間共享知識經驗有助于相互成長。中途宿舍員工和其他機構信息分享、治療計劃的協調合作，有助于完善服務對象康復方案制定與實施的順利進行。中途宿舍員工應該和其他機構的幫助者保持最新溝通，以便了解服務對象的生活經驗和心理狀態，鼓勵家庭及中途宿舍之外的人員和中途宿舍接觸溝通。

4.社區人員的支持網絡

服務對象融入社會是中途宿舍的最終目的，這就離不開社會及人員的支持。因此，需要廣泛宣傳社區康復工作，讓社區居民了解、理解和參與社區康復工作，同時應當積極培育相關民間組織，如志愿者組織、基金會、愛心社團等，形成社區康復的民間支持網絡，與社區中途宿舍協作，營造出良好的社區康復環境。[10]為了實現殘疾人更好的社會融合，有必要在有殘疾人康復服務的地區進行宣傳，促進殘疾人與社區人員之間規范化互動。沃芬斯伯格(Wolfensberger)指出“：在標準化概念里，應該強調殘疾人與普通人的相似，而不是差異”。奧爾波特（Allport）認為“：精神障礙者和社區人員間常規化、有意義的互動可能是解決公眾對精神障礙者恐懼和排斥的最好途徑，精神障礙服務的專業人員應該組織項目強調精神障礙者對社區的貢獻。通過有意義的經驗，公眾能夠懂得精神障礙者的特殊優點，促進其重新融入社區”。

5.社區資源的多元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