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融合發展交流發言材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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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鄉融合發展交流發言材料范文

關鍵詞：全球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金融創新　金融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60-1770(2009)03-08-04

2007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已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沖擊強度之大，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所罕見。一是從時間看，這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又一次大規模、全球性的金融崩潰和經濟衰退。二是從周期看，世界經濟2002年進入上升周期，2006年達到頂峰，現在轉向全面衰退和經濟金融危機。三是從影響看，危機源頭在美國，影響歐洲，波及亞洲，影響范圍廣、程度深。本文旨在對全球金融危機演變路徑，傳導機制和影響進行系統梳理，從理論層面深刻揭示危機的根源，并為中國恰當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加快經濟轉型，促進經濟金融平穩健康發展，提供政策性思路和建議。

一、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與演變路徑

總體來看，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是在金融創新不斷加速、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危機經歷了苗頭初現、金融體系局部出現問題，逐步強化到集中全面爆發，迅速蔓延擴散的一系列演變過程。

(一)全球金融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與美國房地產金融市場次級貸款大量違約有關。從2000年開始，為了防止新經濟泡沫破滅可能導致的經濟衰退，美聯儲多次下調聯邦基準利率，從2001年1月的6.5％一直降至2003年6月的1％，直接推動了2001年以來美國房地產市場長達五年的繁榮。在房價大幅上漲的背景下，住房抵押貸款機構放松了信用風險審核標準，開始向信用評級較低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次級貸款。但是，從2004年開始，隨著通脹壓力的增大，美國經濟進入加息周期，在一年半時間內基準利率從1％上升到5.25％。由此產生雙重效應：一是次級貸款借款人的還款壓力不斷上升，二是房價持續下跌，甚至低于未償還貸款金額，許多借款人只好選擇違約。這導致了次貸危機在2007年夏季的集中爆發。

(二)全球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

次級貸款大量違約只是危機爆發的必要條件，這次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還與美國以次級貸款為基礎產品的證券化及其衍生品過度膨脹有關。資產證券化始于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80年代以后大大加速，其核心是將缺乏流動性的資產轉換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的債券，使之具有流動性，而對這些債券的還本付息是以資產未來現金流為基礎。通過證券化過程，資產所有人將特定資產對應的風險和收益轉移給購買證券的投資者，實現了風險向外部的轉移和分散。美國以次級貸款為基礎資產的MBS在新世紀后快速發展，從2000年的810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7320億美元，7年增長了9倍還多。不僅如此，以MBS、ABS、銀行貸款、垃圾債券等各類資產組合為基礎，華爾街的金融家們又開發出了新的債務抵押擔保證券(CDO)。理論上，這種金融創新的鏈條可以無限延長，形成CDO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這種金融創新在推動美國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的同時，也使得金融體系中的系統性風險被隱含和放大。一旦最底層資產即次級貸款出現問題，將導致相關CDO價值大量縮水，引發投資者對相關CDO的全面擠兌，減值，導致多層金融衍生品定價體系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

(三)全球金融危機的發展趨勢及影響

這場金融危機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一是虛擬經濟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場急劇波動震蕩。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沒，20多家商業銀行破產倒閉，一大批對沖基金遭受毀滅性打擊。2008年紐約、倫敦、日本等全球主要股票市場跌幅達到30％40％。二是金融危機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對實體經濟形成巨大沖擊。發達國家實體經濟全面收縮，制造業指數跌至多年來新低，企業訂單大幅減少。發達國家失業率迭創新高，美國高達7％，歐盟國家普遍在7％左右。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普遍放緩。三是國際市場資源，初級產品價格劇烈波動，給企業生產經營與經濟運行造成嚴重沖擊。大批企業高價時買入的原材料庫存至今沒有消化。市場需求明顯減弱，產成品價格大幅度下跌，全球虧損行業，虧損企業持續增加。

(四)世界主要經濟體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政策評價

從世界主要經濟體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經濟政策看，主要有三種應對模式：一是注資模式。以美國為代表，主要是通過貸款和購買金融機構股份等方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直接注資，從而激活金融市場。這種模式以增加金融機構流動性為主要目的，并非治本之策，對于提升市場信心作用較小。面對龐大的金融機構資金需求，以及更多的尚未暴露出來的信用卡、商業抵押貸款等信貸問題，一旦救市資金用盡，市場信心將再度受到重挫。二是信貸擔保模式。以歐盟為代表，主要是由政府出面，為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提供信貸擔保，從而增強市場信心。這種模式不排除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甚至實施國有化，但更看重通過強大的政府信用來確保金融機構信用穩定。三是相機抉擇模式。以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代表。比如，日本利用美國金融資產貶值機會購買部分美國資產，韓國實行韓元貶值以刺激出口，新加坡和香港提供全面存款擔保以增強市場信心。中國則采取調高出口退稅率，穩定人民幣匯率、為出口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等方式穩定出口，出臺擴內需政策。

二、新自由主義思想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

目前，對全球金融危機根源的分析基本集中在高風險次級抵押貸款過度發放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上。但從更為深遠的視角來看，危機的根源并不能從危機本身得到理解。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導的經濟政策長期推行的結果，全球金融危機實質上是美式金融資本主義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強調以市場為導向，是一個包含一系列有關全球秩序和主張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私有化觀點的理論和思想體系。

在金融市場和金融監管領域，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影響長期以來根深蒂固。以格林斯潘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強調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的自發力量。受這種思想影響，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放松了對金融創新的管制。美國國會在1980年-1982年立法解除

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后，1999年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的大部分條件，結束了金融分業經營的局面，拆除了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防火墻，導致風險在兩個體系之間可以蔓延和傳遞。金融機構在追逐利潤的動機驅使下，不斷研發出規模龐大、結構復雜，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無節制放大杠桿效應，信用風險和監管責任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問題最終在次級抵押貸款環節爆發，并迅速引發全球金融體系危機。這場危機標志著冷戰結束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奉行的新自由主義之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從危機的根源入手，對美式金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變革，從制度層面最大限度減少市場的道德風險，以更有效地實現政府監管和市場力量的平衡。

三、全球金融危機的啟示和我國戰略抉擇

目前，這場金融危機本身尚未見底，仍在蔓延擴散。在痛苦而漫長的“去杠桿化”的進程中，危機對全球金融領域和實體經濟的影響仍將進一步加深，對我國的影響也將進一步加重。在深刻反思之余，我們更應從這場危機中得到有價值的啟示，以此為鑒，指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經濟金融戰略抉擇。

(一)把握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平衡

格林斯潘曾經在2002年稱贊復雜衍生工具能夠使風險得以分散。但這場危機證明，當金融衍生品成為逐利的手段時，它非但難以分散局部風險，反而會產生龐大而復雜的系統風險。高收益率，高杠桿率從來都是和高風險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廢食，不能把金融創新作為導致危機爆發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相比，目前我國金融創新尚處于較低層次，金融產品單一，金融體系運作效率較低，運營體制和監管模式落后，還不能滿足實體經濟快速發展對金融巨大而多樣化的需求。要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以國際化，市場化、系統化為方向，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創新，在創新中加快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時，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特別是對表外資產的監管，加強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風險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須根植和服務于實體經濟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融通服務，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推動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因此，金融必須根植于實體經濟并服務于實體經濟這一根本，其價值創造必須源于實體經濟的真實價值。這次危機已經證明，金融一旦脫離實體經濟這個元神，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虛擬的金融資產就會迅速膨脹，最終在肥皂泡破滅的同時，也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要著眼于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推動重點產業振興，加強貨幣政策、信貸政策、財稅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別是當前形勢下，要著力把金融資源配置到真正能夠創造財富的行業，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長價值的企業，配置到資源能夠發揮最大效用的領域，立足于做大做強實體經濟，不斷夯實經濟發展的“實體基礎”。

(三)大國經濟發展必須立足于內需主導

當前，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超過60％。這次金融危機導致外部需求驟減，企業出口訂單大量萎縮，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急劇下降，繼續堅持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已經步履維艱。在這種大背景下，必須立足于內需主導，把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根本途徑，作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驅動力。事實上，內需主導型發展戰略是大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既定途徑。我國也已具備了內需拉動的充分條件，30年改革開放積累起強大的消費力，高儲蓄率支撐，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居民消費、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有巨大發展空間，加上13億人口的龐大需求，以及廣闊的待開發的農村市場，擴大內需潛力巨大。要立足于擴大消費需求，多渠道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加大對困難群體的補貼力度，努力消除制約消費的制度和政策障礙，穩定發展住房、汽車消費，積極培育服務、旅游等消費熱點，改善消費環境，增強消費信心，推動消費結構優化升級。要立足于擴大投資需求，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以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加快推進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產業項目、社會事業和重大民生工程項目建設，不斷提高投資的質量和效益。

(四)必須維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

長期以來，美國奉行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實行巨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政策，2008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到4860億美元，貿易赤字連續三年超過7000億美元。新興市場國家則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進行資金回流，來彌補美國巨大的“雙赤字”。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可以看做是對美國巨額雙赤字，新興市場國家巨額雙順差所導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調整。隨著我國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逐漸開放，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復雜。當前，要抓住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回調契機，加快進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國的戰略要素儲備體系；抓住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技術、人才從發達國家大量溢出的機遇，加快引進我國亟需的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高端人才，進一步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要更加積極穩妥地實施“走出去”戰略，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通過政府貸款、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等多種方式加快資本輸出步伐。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五)宏觀調控必須加強國際協調，重建國際金融體系

經濟金融全球化在帶給人類極大便利的同時，也使得在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擴散迅速超越國界，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面對危機的肆虐，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國必須聯起手來，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擴大經濟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這次危機充分暴露了現行世界金融體系和治理結構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體系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金融體系，把美元發行置于國際監管之下，促進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向多極化發展。要以這次危機為契機，以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為方向，以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為原則，推動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完善國際金融規則和程序，擴大監管覆蓋面，提高金融市場運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動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六)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當前主要發達國家已經集體陷入衰退，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明顯加大。為此，必須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促進

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擴大政府投資規模，加大重點領域、重點建設支出力度；實行結構性減稅、退稅或抵免，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加大對低收入家庭補貼和救助力度，加大對“三農”，民生和社會事業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反周期調節和保障流動性供給的重要作用，保持銀行體系充裕流動性，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鼓勵商業銀行發放中央投資項目配套貸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產業發展，增強貸款利率下浮彈性：加大對優質企業、中小企業、出口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支持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積極擴大農村消費信貸市場；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穩定股票市場運行，推動期貨市場穩步發展，擴大債券發行規模，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七)加快中國經濟轉型，轉變發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經濟體系中積累的問題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得到反映，中國經濟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趨嚴重，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導致的內部失衡與國際收支盈余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導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國經濟宏觀失衡的基本特征，這種失衡和美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方向相反、互為補充，共同構成當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過去的30年間，中國年均增長率達到9.8％，但主要建立在龐大的制造業基礎上，依靠資源和要素的大量投入支撐經濟增長。隨著要素邊際收益的下降和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強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為此，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加快中國經濟的戰略轉型，不斷尋求新的報酬遞增的源泉。要著力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從粗放型發展模式轉向集約型發展模式；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為主、三二一產業融合發展的產業結構，不斷增強經濟的抗波動性。要深化改革，著力營造產業升級的制度環境和產業技術創新的體制機制，緩解和消除發展瓶頸，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