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紀律教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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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大學生受教育權是指已經與高校建立起法律關系的學生所享有的受教育的權利，包括要求國家提供受教育機會和條件的權利，有權使用高校各種教育資源的權利。所謂法律關系是指在法律規范調整社會關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人們之問的權利義務關系¨J，主要由主體、內容和客體三大要素構成。大學生受教育權在實現的過程中，主體問結成了具有不同內容和表現形式的各種社會關系，而其中被《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關法律調整的那部分社會關系就是大學生受教育權的法律關系。根據法律關系產生的根據、執行職能、內容、主體地位等，又可分為不同種類。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是基于公民(包含大學生)的合法行為而產生，主要是調整性的法律關系。其主體包括大學生及其他公民個體、單位組織(主要是高校)、國家(主要是政府職能部門)之問的權利義務關系，他們之間存在地位差別，形成縱向法律關系和平向法律關系。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主體較多且權利義務不一致，因而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是多向法律關系，包括大學生與其他公民個體之間的關系，大學生與單位組織之間的關系、大學生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其中大學生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是第一性的。根據調整的法律來看，受憲法以及其他教育性法律法規調整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包括憲法層次、行政法層次、民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由此看出，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就是在以憲法為核心、具體的教育性法律為主體、其他相關的教育性法律規范為補充而構成的教育法律體系對大學生受教育權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形成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體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包含著不同層次的法律關系。可以說，大學生受教育權既是憲法層次的受教育權，也是行政法和民法層次的受教育權。基于不同層次，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內涵不一樣，其權利和義務主體不一樣，其受保護的方式也就不一樣。

二、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分析

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可以說是多重法律關系的綜合體。根據法律所屬部門確立主體間的法律關系，有利于對大學生受教育權性質和內容的把握。

(一)憲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

在人類發展史上，公民受教育權首先不是以憲法所規定的權利(基本權利)形式出現的，而是以法律規定的形式出現的，真正的憲法層次的受教育權是20世紀后期的產物。公民受教育權以法律規定的形式出現，最早出現在《世界人權宣言》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高等教育應當對一切人平等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等。隨后，各國將一般法律層次的受教育權紛紛寫進憲法，上升到憲法層次，中國也不例外。如《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發展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發展學前教育。國家發展各種教育設施，掃除文盲，對工人、農民、國家工作人員和其他勞動者進行政治、文化、科學、技術、業務的教育，鼓勵自學成才。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各種教育事業。”第4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國家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可以看出，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有受教育權利，一方面體現為公民需要承擔一定的義務，如非義務教育階段享有受教育權需繳納相應的費用；另一方面體現為國家的義務，如國家有義務舉辦各類學校，提供各種教育設施和條件，鼓勵社會組織興辦學校，解決在教育領域發生的各種糾紛等。公民受教育權利，應該以國家義務為主，只有從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的角度思考公民受教育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其充分實現。雖然我國大學生受教育權沒有在憲法條文中直接體現，但是《憲法》對公民受教育權的規定理應包含大學生的受教育權，只是主體在履行義務的量上存在差別而已，如在國家承擔教育的成本上，高等教育階段教育成本由國家和公民個人分擔。如果從法律關系性質上加以區分的話，憲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是憲法所規定的對受教育權保護的調整性法律關系；大學生和國家之間關系的實質是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關系，在地位上不平等，是隸屬性法律關系；憲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不依賴于其他法律關系，居于支配地位，是第一性的法律關系。所以憲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具有基本性、根本性的特點，對其他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具有決定和制約作用。

(二)行政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

行政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是在教育行政法律調整大學生受教育權的過程中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包括大學生與國家教育行政機關、高等學校之間、法律法規授權教育性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在這些關系中大學生所享有的受教育權利表現為：有權要求義務主體如行政機關、高等學校、其他社會組織提供教育條件、設施和服務；有權要求其義務主體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其受教育權實現。行政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主要就是大學生與國家教育行政機關、與高等學校之間的法律關系，與法律法規授權的教育性社會組織之間的法律關系般不會對大學生的受教育權產生直接或本質的影響。根據我國憲法和組織法的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及其相關職能部門是具體管理高等教育事業的主體。《教育法》第l4條規定，“高等教育由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法》第13、14條規定，“國務院統一領導和管理全國高等教育事業。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協調本行政區域內的高等教育事業，管理主要為地方培養人才和國務院授權管理的高等學校。”“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國務院確定的主要為全國培養人才的高等學校。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在國務院規定的職責范圍內，負責有關的高等教育工作。”可以看出，我國大學生享有受教育權，有權要求行政機關提供各種條件和采取各種措施予以保障。保障的主體包括國務院、省級人民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具體而言，就是由國務院、省級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在各自職權、責任范圍內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行政命令，采取行政措施，舉辦各類高等學校，保護其他社會組織舉辦高等學校的自，裁判高等教育領域發生的各種糾紛等。同時，此類法律關系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法律關系主體的意思表示。一方面是大學生的表示行為，由報考行為和報到注冊兩部分行為組成。大學生高考錄取前的報考行為和錄取后的報到注冊行為都取決于本人自由真實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是教育機構的意思表示行為，由公布信息、招生、注冊等部分組成。教育機構的這些行為必須是普遍和公認的。一旦兩個方面發生作用，行政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就已形成。高等學校不屬于國家行政機關，作為行政主體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我國《高等教育法》第41條，《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53條都對高等學校學生處分權的實施做了具體規定。由此可以判斷，高等學校在對學生實施學籍管理和處分等行為是由法律、法規授權或者是由行政規章確認的，所以高等學校是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具有行政主體資格，行使的是行政權力或公共管理權力。大學生與高等學校之間是一種特殊行政法律關系，適用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高等學校根據法律法規的授權和行政機關的具體安排為大學生提供具體的教育管理服務，從一定意義上講，它是大學生受教育權實現的具體保障者。只要大學生行為符合招生、報到、注冊等規定條件，就與高等學校之間形成行政法律關系，大學生可以享受高等學校提供的各種教育資源和教育服務，有權要求得到恰當的教育和公正評價等。

(三)民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

大學生受教育權也表現為民法層次的權利，他有權要求有關組織和個人協助其享受受教育權。我國《高等教育法》第30條規定：“高等學校自批準設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高等學校的校長為高等學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學校在民事活動中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民辦教育促進法》第5條規定：“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國家保障民辦學校的辦學自。”因而，民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主要包括：大學生與公立高等學校之間的受教育權法律關系、與社會力量舉辦的高等學校之間的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和與其他個人(組織)之間的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在大學生與公立高等學校之間的受教育權法律關系中，法律關系的主體由大學生和公立高等學校組成；客體由教育和服務費用組成；內容包括高等學校提供教育條件和服務的義務，以及作為受教育者的大學生的受教育權利和交付服務費用的義務。在大學生與社會力量舉辦的高等學校之間的受教育權法律關系中，法律關系的主體由大學生和民辦高等學校組成；客體由教育和學費組成；內容包括民辦高等學校的教育義務、獲得學費的權利、作為受教育者的大學生的受教育權利和交付學費的義務。大學生與其他組織和個人之間的受教育權法律關系，主體是其他組織和個人，如大學生的監護人(組織)、人(組織)等；客體是享受受教育權利的行為；內容包括保證大學生受教育權不被侵犯、不被剝奪，積極為大學生受教育權實現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種條件。民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關系都產生于法律關系主體的意思表示，而且這種意思表示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國家規制。民法層次的受教育權法律關系在內容上與前兩種受教育權法律關系相比，其內容不僅是服務有償，而且也是等價的。因而國家沒有當然的義務保證民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當然鑒于社會發展、教育公平，國家也會幫助大學生民法層次的受教育權實現。這種性質的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有賴于收取學費、服務費用和高等學校提供的教育服務等。

三、大學生受教育權法律責任及保護途徑

根據破壞法律關系的性質及所屬部門法的不同，可以將大學生受教育權缺損的法律責任分為三類：違憲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基于不同的法律責任可以采取不同的法律保護方法保障大學生受教育權充分實現。違憲責任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責任，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各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的言論或行為違背憲法的原則、精神和具體內容而必須承擔的相應法律責任。違憲通常是指有關侵犯憲法層次的大學生受教育權，應該是一種直接違憲行為，即國家機關制定的某種法律、法規和規章違反憲法的基本原則和精神，侵犯了大學生的受教育權。因此，憲法層次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充分實現，主要是要求國家立法機關根據《憲法》制定保障其權利。首先，應當根據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制定保障大學生受教育權充分實現所需要的法律，如鼓勵社會各種力量舉辦各類高等學校的法律、加大教育投入的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法律等。其次，應當根據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內容層次，制定不同的保障性法律，如學校采取強制退學等剝奪大學生受教育權的行為，應當適用法律保留原則，即由立法者以法律規定；對于一般的間接影響大學生受教育權的行為，法律法規可以授權行政機關或學校制定更加細致、更切合實際的規定。第三，應當根據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實質和形式，制定相關法律，如除了保障大學生實體權利之外，還應該針對大學生受教育權的救濟做出相應規定。既要注重實體立法，又要注重程序立法。當前我國大學生受教育權缺損救濟，只在教育部頒布的效力較低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有規定，應該提高其地位。最后，高等學校應根據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具體內容，在遵循上位法要求的情況下完善規章制度和實施細則。

第2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關鍵詞：知行合一大學生擇業焦慮

王陽明是明代心學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觀，在我國思想史上獨樹一幟，并對現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在去年9月24日，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聯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的的講話中》提出中華傳統文化對解決當代人類面臨難題的十五點重要啟示，十分明確將王陽明先生的“經世致用、知行合一”包含其中，足以顯示知行合一具有巨大的現代意義。本文則嘗試將“知行合一”思想運用到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試圖從中開辟出一條預防與矯正大學生擇業焦慮的光明大道。

一、知行合一的心理學解讀

1.知行合一思想。知行問題，一直是我國哲學史上一對特有的范疇。從孔子開始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到程朱的“知先行后”，在知行關系問題的研究中逐步向前不斷發展。而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針對程朱而來的。

王陽明先生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必行，行而必知。”指出知與是相互聯結，相互滲透，不能割裂的。他們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知是行的出發點，而行是知的落腳點，是知的歸宿。而知是知行合一的本體，指的是“良知”，最初源于《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指人的天賦道德觀念，王陽明繼承發揚了此觀點，認為良知是心之本體，即所謂恒照者也。

2.知行合一心理學解讀。心理學中認為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是相對穩定的組織結構，包含著先天的氣質與后天的性格。而王陽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中，知為先天良知，行為后天的實踐過程，在致良知中知行合一，在知行合一中致良知。精神分析大師榮格認為個人的人格總是不斷地向前發展，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動力，并且永遠不會消失。人本主義學派更是堅信人是值得信任的，由自我實現的需要。從一定程度上說，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就是個體不斷自我提升，自我完善，達到自我實現，健全人格的過程。

二、大學生擇業焦慮及原因

1.大學生擇業焦慮。擇業焦慮是個體在面臨職業選擇時產生的一種緊張、不安、強烈、持久的情緒體現，并引起相應的生理和行為變化。適度的擇業焦慮有助于激發大學生的擇業動機并促進其順利就業；過度的擇業焦慮則可能引發各種負面情緒，損害心理健康，甚至導致對生理的傷害，如自卑、失眠、厭食等。

2.大學生擇業焦慮原因。造成大學生擇業焦慮的原因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和內部個人因素。

2.1外部環境因素：（1）從社會方面看，我國人口基數大，社會競爭激烈，人才的供需較為不平衡。在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中對大學生擇業的支持和關愛較少，沒有能夠合理的營造出更為公平、和諧的就業市場。（2）從學校方面看，不少學校在教育產業化下盲目擴招，設置的不少專業課程也無法與社會需求接軌。對于就業指導也不夠重視，沒有形成一種專業化、成套的手段和方法來指導學生就業。從家庭方面看，父母對子女懷抱的高期望，在無形中影響了大學生的擇業觀以及擇業標準，給大學生造成一定的就業壓力。

2.2內部個人因素：①從個人條件來看，人生而獨特，生而不同，每個大學生的自身個人條件也是不盡相同的，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擁有不同的人際關系，持有不同的各種能力等都將對大學生擇業焦慮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②從心理因素來看，首先是自我定位不適，大學生沒有對自己有清楚正確的認識，在擇業時，自視甚高，以自我為中心；其次是認知的偏差，來看待就業形式時，無法正確的認識，往往產生過低的估計。再次是自我效能低，在擇業時，缺乏必要的自信心，心態不良，可能會選擇逃避，自我封閉等消極方式，給自己帶去更大的壓力。最后是職業價值觀偏差，部分大學生會過分關注自我價值實現，強調個人利益的追求，卻忽略了對自身情況、職業要求等了解，在求職受挫時，導致焦慮。

三、如何運用知行合一思想預防和矯正大學生的擇業焦慮

1.客觀看待外部環境和內部個人因素，掌握擇業“真知”。王陽明認為良知是每個人都擁有的，是與生俱來的東西。大學生產生擇業焦慮，正是因為受到各種外界的不良影響而失去了“良知”，不能客觀的看待外部環境以及個人內部。當面臨擇業時，大學生需要清醒頭腦，摒棄掉錯誤不合理的認識，對周圍的環境以及自身的條件有著正確的認知，不盲目，不跟從，從自身實際出發與市場需求接軌。

2.勇于不斷嘗試，克服“知而不行”。自我效能低的大學生，往往“知而不行”，選擇逃避，自我封閉的方式去應對擇業。而陽明先生提示大學生，知行合一等同致良知，也就是需要大學生不斷的勇敢嘗試，去實踐。當你面對擇業時，在對自己有清楚的認識的同時，能夠直面困難，思考如何解決困難而不是回避，克服“知而不行”，在反復的探索以及嘗試中，終能成功就業。

3.正確自我定位，踐行“知行合一”。不管是個人條件的不同還是心理因素的迥異，最終都是因為不能正確自我定位，而在擇業時產生焦慮。這就要求大學生，能夠對自己有個全面的認識和分析，而不是把自己斷裂開來看，準確合理的定位自我，不過高，不過低，正是合適你自己的自我評價。在擇業時，根據對自己的定位，選擇合適的工作。擇業是一個認知的過程，是一個實踐的過程，是一個知行合一的過程，大學生產生的擇業焦慮都在警示著大家應當在擇業時重視知與行的齊頭并進，踐行“知行合一”。在不斷的“知行合一”中，不斷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提升自身競爭力，預防與矯正擇業焦慮。

總而言之，王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思想對解決我國面臨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更是對預防和矯正大學生的擇業焦慮有著重要的作用。作為大學生的我們在遇到擇業焦慮時，不防嘗試合理的運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知行合一”思想去應對，克服各種“知而不行”“行而不知”，踐行“知行合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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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關鍵詞: 大學生外語學習焦慮 成因 建議

1.外語學習焦慮

1.1定義

有關情感因素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1973年,H.D.Brown指出焦慮是由自尊、壓抑、冒險等多種情緒交織而成的,是二語習得中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繼Brown之后,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Horwitz et al.,MacIntyre and Gardner,Young,Aida,Kitano等。這些研究者的研究也都表明焦慮是影響有效二語學習的主要情感變量。

焦慮所包含的意義范圍較廣,既涉及某些明顯的外在行為特征,又涉及某些認識論無法解釋的內在感覺,因而對于焦慮的界定就比較困難。然而,Horwitz et al.提出外語學習者的焦慮是一種特殊的情緒,不同于科學、數學等領域存在的焦慮。他們將這種特殊的情緒,即“在語言學習的獨特過程中,自我感知、信心、知覺及與課堂語言學習相關的行為交織而成的特殊情緒”,稱為外語學習焦慮。

1.2外語學習焦慮的類型

根據Spielberger的研究,外語學習焦慮可以分成兩類:氣質型(與人的性格有關,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感覺焦慮)和狀態型(在某些特定時刻才會有焦慮的感覺,如在很多同學面前說英語)。此外,外語學習焦慮就其作用而言還可分為促進型焦慮和妨礙型焦慮。促進型焦慮給學習者動力,激勵學生克服困難,迎接新的挑戰,努力克服過多的焦慮感,而妨礙型焦慮則使得學習者用逃避學習的方式來回避焦慮。

1.3外語學習焦慮的影響

有關外語學習焦慮對語言學習的影響,研究者間存在不同的看法。Krashen認為促進型焦慮對外語學習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就語言習得而言,最為理想的焦慮值應該為零。Crookall與Oxford在研究中指出嚴重的語言焦慮會影響學生的自尊、自信、冒險能力等,最終會影響學生對二語的精通程度。李衛航(2003)則發現外語學習焦慮與學習效率的關系呈倒U型曲線,中等程度的焦慮利于提高學習效率,而過低或過高程度的焦慮會妨礙學習。

雖然我國的英語教學在教學方法和技巧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外語學習焦慮仍普遍存在于大學英語課堂中。本文分析了大學生外語學習焦慮形成的原因,并從學生、教師、學校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2.外語學習焦慮的成因

情感過濾假設是Krashen關于二語習得的五個假設之一。根據Krashen的觀點,學習者學習語言的態度和一些對學習起促進作用的情感變量直接影響學習者二語習得的程度。這些情感變量包括動機、自信和焦慮。

鑒于外語學習焦慮對于學習效率的重要影響,許多語言學家、語言研究者都致力于研究大學生外語學習焦慮形成的原因。他們的研究成果表現在三個方面。

2.1學生自身的原因

首先,就大學生自身而言,個性會影響其語言焦慮程度。膽小、缺乏自信和冒險精神的學生通常會承受較多的焦慮。在課堂上,這類學生會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不敢抬頭與老師進行眼神交流,害怕回答問題,甚至緊張得說不出話來。(程冬英,2003)

其次,學生對其二語能力的自我感知也可能引起語言焦慮。Horwitz et al.指出任何涉及使用二語的表現都很可能影響學習者對自身語言能力的感知,使得學習者變得沉默寡言、敏感、害怕甚至恐慌。Kitano也發覺大學日本語課堂中學生的外語學習焦慮與學生對其二語能力的自我感知呈負相關。

最后,學生間的競爭加劇了語言焦慮。從根本上講,即使是班級里成績最差的學生,在剛開始學英語的時候也會想把英語學好。但是,當這些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學習效果與班里其他學生的學習效果或是自己所預想的學習效果存在差距時,會輕視自己,變得更為焦慮。(程冬英,2003)這種現象在Bailey的研究中也有所體現,Bailey認為學習者間的競爭會引發或加劇語言焦慮。

2.2教師的原因

研究大學生外語學習焦慮的成因不能忽視教師這一因素。負面評價是教學實踐活動中最易引發學生產生焦慮情緒的。受焦慮的影響,學生對他人的評價有畏懼感,對評價產生悲觀心理。教師對于學生的負面評價可能會傷害學生的自尊與自信,使學生為即將發生的行為的后果而擔心,從而在行為開始前和行為過程中產生期待焦慮,增強學生的焦慮傾向。(李衛航,2003)

教師在課堂上使用的直接或間接的心理策略也會影響學生的焦慮程度。Krashen意識到一種與語言學習和語言焦慮相關的社會心理現象,即所謂的“團隊成員”概念,他建議教師通過培養學生的團隊歸屬感來減輕學生的壓抑和焦慮。同樣,Rardin主張教師在課堂上扮演顧問的角色,通過建立師生間的信任營造一種安心無慮的氛圍。

不恰當的教學內容使得學生對課程缺乏興趣,是造成學生焦慮的又一因素。Krashen在其輸入假設中強調輸入必須是易于語言學習者理解的、有趣的,因為“只有當學習內容能引起學生強烈興趣時,學生才不容易意識到他們是在學習語言,從而也就降低了他們的焦慮程度”。

2.3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常被提及的引發焦慮的因素還有考試。考試焦慮指“由于在評估情境中表現的不充分而擔心評估結果的傾向”。Culler和Holahan認為學生學習的局限性和學習中的弱項會造成考試焦慮。Horwitz et al.指出學生對自己提出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和對考試中完美表現的追求導致了考試焦慮。Aida則將考試焦慮的成因歸結為學生以往過多的考試失敗的經歷。對于以往考試不成功的經歷的過多回憶使得學生在考試前及考試過程中產生悲觀的情緒。中國學者李洪玉、何一粟(1999)認為考試的不確定性會引起考試焦慮。如果學生很看重考試但對考試結果卻不確定,他們會因為沒有安全感而感到自尊受到威脅,因而產生考試焦慮。

此外,文化沖擊,即擔心在目的語文化中失去自我、失去個性,也能引起語言焦慮。(李衛航,2003)當學生處在一種新的文化中,他們在母語文化中所掌握的、所熟知的東西變得不再那么權威。學生面對不熟悉的文化,就像迷失在大森林里的孩子一樣,顯得不知所措。在這種情況下,語言學習者承受很大的壓力,語言焦慮也將隨之產生。

3.建議

基于外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的重要影響,我參考以往學者的研究并結合實際,提出一些建議,以減輕大學生的外語學習焦慮。

就學生而言,他們應該學會面對現實。英語本身有難度,因為它不同于學生的母語中文。學生學習英語的年齡和認知水平也不同于學習母語時的情況。另外,學習外語意味著要面對文化沖擊。學生不能依賴已有的常識解決另一文化環境下出現的所有的問題。他們的自尊易受到傷害,會顯得很緊張。英語學習者需要意識到這些情況,抓住機會了解西方文化,樂觀地對待自己的錯誤判斷。他們需要明白英語學習是一個積累的過程,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

學生需要做好心理準備來面對自己的焦慮情緒。首先,學生可以肯定地告訴自己,其實其他人和他們一樣受到焦慮的困擾。Foss和Reitzel指出當學生得知自己并非是唯一害怕或緊張的人時,他們的焦慮感會減輕。其次,學生有必要知道適當的焦慮會促進外語學習,以勇敢地面對焦慮感。最后,學生應該時常給自己以心理暗示,從而樹立自信,加強自己的競爭力。

就教師而言,教學方法有待改進和提高。為了減輕學生的焦慮,教師不能再是課堂的中心,控制整個學習過程。分組討論學習能讓學生擺脫過度緊張的情緒,因為學生可以先在小組討論時進行充分的練習,然后將成果呈現給全班。教師應該鼓勵學生間的合作,甚至學生與老師間的合作。這樣,教室便成為連接外部世界的橋梁,讓學生參與真正的交流而不是只置身于與世隔絕的語言學習環境中。

此外,學習環境(對教室、教師的感覺,教室環境等)也會影響學生學習的動力。受調查者表示輕松的教學環境、有趣的教學內容可以減輕他們的焦慮。同樣地,與學生日常生活及興趣相關的話題亦能吸引學生,給學習以動力。教師與學生像朋友般相處,多多交流,也能讓學生感到放松。教師還應該利用短劇、游戲等形式活躍課堂氣氛。

許多被調查者都將其焦慮的成因歸為學校將四級與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掛鉤的舉措。教育部在2005年2月宣布進行四、六級考試改革,考試由100分制改為710分的記分體制,取消及格線,四、六級證書也將被成績單取代。改革是否能減輕學生的焦慮?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因為每個學校仍有權決定是否繼續以往將四、六級與畢業、學位掛鉤的做法,況且招聘單位仍然可以制定新的生死分界線:“四、六級××分以下不予錄取”。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曾指出由于種種原因,四、六級考試變為社會比較關注的事情,它被社會過度夸大。學校與社會對四、六級的過于關注加劇了學生的語言焦慮感,影響了學生在考試時的發揮,正如有關四級成績的研究所發現的“越是緊張的考生成績越低”(雷志斌,2003)。改革為學校切斷這種人為制造的掛鉤關系提供了契機。招聘單位也表示如果學校切斷這種掛鉤關系,他們也不會太看重四、六級考試的結果。學校應該允許學生自愿報名參加考試,并給報考的學生提供指導,而不是一味地強迫所有學生參加考試。

與其看重考試,學校不如努力為學生營造一個好的英語學習環境,組織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邀請外國專家做講座,與國內外院校加強交流,從而減輕學生的外語學習焦慮,提高其外語學習水平。

4.結語

造成大學生外語學習焦慮的原因很多,有學生自身的原因,有教師的原因,也有來自學校和社會的原因。幾乎所有的學習外語的學生都有一定的語言焦慮。由于過多的語言焦慮不利于二語習得,因此學生、教師、學校和社會應該不遺余力地減輕不必要的焦慮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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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洪玉,何一粟.學習動力[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38.

第4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關鍵詞]成就動機；特質焦慮；大學生

成就動機是人類的一種社會動機，指努力追求卓越，以期達成更高目標的內在動力和心理傾向。成就動機對于一個人的成才有重要的影響，而且會影響到個人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焦慮對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由于受到升學就業、住房等一系列問題的困擾，以及受到行業競爭激烈，對待工作不得不時刻抱著做到更好的信念的影響，當今大學生出現焦慮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大學生的成就動機關系到國家的未來，因此，了解大學生成就動機與焦慮水平的關系顯得十分重要。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在廣州地區(包括廣州市區，廣州大學城)共10所大學，每所大學隨機抽取150名學生，被試共1000名。然后對這些學生進行問卷測試，有效問卷共932份。

1．2　調查工具本次測試采用2份問卷。第一份問卷是狀態一特質焦慮問卷(STAI)，此問卷由Charles D．Spielber　er等人編制，為自評量表。本量表由2個分量表共40條題目構成，第1～20項是狀態焦慮，簡稱(S-AI)和第26～40項是特質焦慮，簡稱(T－AI)。該量表有以下特點：①可以分別評定狀態焦慮與特質焦慮，并優于其它量表。②為自評量表，內容簡明，操作方便，容易被受試者接受和掌握。③STAI中文本的信度和效度滿意，并應用于我國。④應用性廣泛。第2個工具是由T.Gjesme＆R.Nygard(1970)編制的，由葉仁敏所翻譯的成就動機量表(AMS)，此量表分半信度為0.7，效度為0.58。該量表分為2部分共有30題目，分別測量趨向成功動機(Ms)和避免失敗動機(Mf)。本量表采用4級記分。然后把結果輸入SPSSl2.0 for windows進行統計分析和處理。

2　結果

本次調查了932名廣州地區的大學生，其中男生504名，女生428名，一年級生185名，二年級生265名，三年級生257名，四年級生225名。

2．1　廣州地區大學生焦慮狀況。

廣州地區大學生的總體焦慮水平比常模高，尤其是特質焦慮狀況，與常模比較差異顯著，而狀態焦慮則是男生較高一些，與常模比較也達到了顯著的差異。其中男女生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情況比較差異均不顯著(t=0.76，P＞0.05；t=0.96，P＞0.05)。但是不同年級的焦慮情況有所不同，其中四年級的焦慮情況最嚴重，狀態焦慮分值達到45.36±8.76；三年級狀態焦慮次之，接著是一年級，焦慮情況最輕的是二年級，分值是38.56±8.57，其中二年級與四年級差異最顯著(t=7.69，P＜0.01)。

2．2　廣州地區大學生成就動機狀況。

廣州地區大學生的成就動機水平與常模比較有差異。男生追求成功的分值比常模的高，但是差異不顯著；女生追求成就動機的分值比常模的低，而且差異顯著；在避免失敗的水平上，男女生均較常模的高，而且差異顯著。其中在避免失敗的緯度上，男生較女生高，這提示男生的避免失敗的水平正在不斷提高，而且逐漸超過女生了。

2．3　廣州地區大學生焦慮水平與成就動機狀況的關系。

男生追求成功的動機與特質焦慮呈顯著的正相關，女生則呈負相關；而男女生避免失敗的動機與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均呈顯著的正相關，這就說明，成就動機與焦慮狀況是有一定的關系的。

3　討論

3．1　關于廣州地區大學生成就動機狀況 阿特金森以麥克利蘭成就動機理論為基礎，把成就動機分為追求成功動機和避免失敗動機傾向。追求動機占優勢者，對成功感到驕傲，對失敗不感到那么羞愧；而避免失敗動機占優勢者，對失敗感到丟臉，對成功并不感到那么自豪。本研究顯示廣州地區大學生成就動機水平與常模有一定的差距。男生追求成功的動機雖然比常模高，但差異不顯著；同時男生避免失敗的動機也比常模高，而且差異顯著。有研究表明某些學生的成就動機隨著年齡增長逐漸弱化，女性的成就動機從小學到大學與男生的差距逐漸增大，表現為追求成功動機比男生低，而避免失敗動機比男生高。但是本研究結果與張淑華的研究(1996)有所出入。這可能是由于廣州地區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時隔10年，廣州經濟發展越來越快，工作競爭激烈，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并且也較以前獨立。據筆者與某些大學生交談發現，很多大學生會犧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學習時間來找兼職，爭取金錢的同時希望吸收更多的工作經驗為日后打算。有研究表明，學生群體的成就動機與學業水平呈正相關，學業水平是成就動機的主要表現。由于大學生分配學習的時間少了，追求成功動機的表現也有所削弱。而男性追求成功動機的高分很可能是因為受到廣州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的影響。由于經濟以及文化的影響，廣州地區的男大學生面臨學業、經濟以及未來家庭建設等一系列壓力，使得他們不得不以知識充實自己，為以后打算。另外，男女生在避免失敗動機的分值都比較高，表明男女生對失敗感到羞愧，對成功并不感到那么自豪。有學者認為，中國人的成就動機與重要他人和父母教養方式有密切關聯。由于多數當代大學生一直以來都是父母和老師的寵兒，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以及老師對他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們害怕不能達到父母和老師所訂立的標準，因而把成功看作是必然的，同時也害怕失敗。

3．2　關于廣州地區大學生焦慮狀況本研究表明，男女大學生在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的分值都較成人常模高，其中男生狀態焦慮高于女生，女生特質焦慮高于男生。大學生群體是一個高學歷的群體，由于學業，情感，人際交往和就業等一系列問題給大學生帶來的負性情感會影響到他們的焦慮狀況。筆者與大學生交談的過程中了解到，大一學生的狀態焦慮來自于入學適應問題，大三和大四學生的狀態焦慮多是來自于學位論文，就業問題和情感問題等，其中大二學生的狀態焦慮是大學群體中最輕的。特質焦慮是由特質流派的Cattell(1961―1966)和Spielberger(1966―1979)提出的，認為，特質焦慮用來描述相對穩定的，作為一種人格特質且具有個體差異的焦慮傾向。一個人的特質是在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中得來的，因此男女生雖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并不明顯。而女性恃質焦慮高于男性，這與女性在中國的傳統地位和社會對女性性別角色的期待有密切關系。加上廣州地區是一個經濟高速增長和文化氛圍濃厚的地區，在這里學習生活的大學生也深受影響，呈現出與時展較為一致的焦慮傾向。

3．3　關于廣州地區大學生成就動機和焦慮水平的關系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追求成功動機與特質焦慮呈顯著負相關，女性則呈顯著正相關；而男性和女性的避免失敗動機與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均呈顯著正相關。筆者以大學生的合成動機分數(趨向成動動機分數一避免失敗動機分數)為因變量y，以狀態焦慮和特制焦慮為自變量x，對與成就動機相關的因素作進一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特質焦慮和狀態焦慮對成就動機都有影響(beta分別為－0.277，P＜0.05；0.281，P＜0.05)。研究表明，追求成功動機的高低與自我效能感有密切的正相關關系。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會影響到人克服困難的毅力和決心，而且自我效能感與個人的自信有很大的關聯。男生追求成功動機與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培養出來的自我效能感和他人的高期望值是有關的。高自我效能感表明人們有克服困難的毅力和決心，表明人們認為能夠掌握和控制面臨的困難，所以與焦慮呈顯著負相關。而女性追求成功動機與特質焦慮呈顯著正相關是因為，女性自我效能感比較低，而且女性受到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家庭不良因素的制約，女性對自身成才的認知偏差等一系列因素的束縛，使得他們追求成功動機有所減弱，而特質焦慮也同時在增大。由于自我效能感缺失和社會文化影響，使得女性追求成功動機與特質焦慮呈顯著負相關。陳俊等研究(2003)發現，廣州中學生追求成功的動機與成功恐懼呈負相關，而避免失敗則與成功恐懼呈負相關，究其原因是和中學生(尤其是女生)的社會文化以及性別角色期待相關，本研究支持此說法。另外，影響成就動機與焦慮之間的關系除了自我效能感這個中介因素外，還有歸因方式。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積極歸因能也夠增強成就動機。

4　結論與建議

第5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關鍵詞：大學英語；四級通過率；輔導員；提高；措施

學習動機研究中最有影響的研究者Lambert 和Gardner 把外語學習動機分為“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融入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前者指學習者為了某一種特殊的目的而學習外語；后者指學習者對目的語本身感興趣，主動融入外語學習。目前學生英語學多局限于課堂，高校大規模的擴招直接導致課堂學習人數顯著增長且生源質量明顯下降，而大學英語四級是否通過又作為學生能否順利畢業的重要條件，這必然加重了學生學習外語的“工具性動機（Instru

mental motivation）”而忽略了學習外語本身的興趣。輔導員恰好可以利用自身的角色關系引導學生兼顧外語學習的“工具性動機”，同時激發出自身學習外語的“融入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以提高外語綜合水平，從而提高大學英語四級的過關率。

一、輔導員密切配合外語教師課堂教學加強學生基礎管

理，以提高課堂效率

（一）高等教育邁向大眾化階段后的外語課堂教學現狀分

析。近年來，擴招圓了很多學生的大學夢，但也帶來了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從學生層面來看： 擴招導致生源質量下降，英語學習的差異性顯而易見；從教學層面來看：擴招后由于師資隊伍的建設跟不上，外語大班教學在所難免，導致外語教師無法將學生的水平差異控制在能夠控制的范圍；從師生互動層面來看：因班級規模擴大，外語教師因客觀原因對學生的了解、交流、互動變少，這樣就更加加重了“一言堂”和“滿堂灌”的傾向，學生也只能被動接受所有知識。

（二）輔導員嘗試搭建外語教師與學生間溝通橋梁，促進外語教學有序開展。輔導員作為陪伴學生最多的老師，對學生的學習、生活、心理、成績、家庭等情況頗為了解；同時輔導員與外語教師同為學校同事，相互溝通起來更方便、更直接、更有效。從輔導員與外語教師層面來看：首先，學期初交流：輔導員可將所在班級學生的英語水平、性格特征、班級情況等與外語教師進行初步說明；其次，學期中交流：輔導員從外語教師處了解學生出勤情況、課堂學習情況、課后完成作業情況以及期中測評情況；再次：學期末交流，對可達到四級水平學生鼓勵積極報名參加考試，尚未達到四級水平學生進行后期幫扶。從輔導員與學生層面來看：一方面輔導員可以組織班委定期收集學生對于外語教學課堂的意見、要求和建議并及時反饋給外語教師；另一方面輔導員可以將與外語教師溝通交流后的反饋直接傳達給相關學生，對于愛曠課、愛遲到、學習熱情不高的同學進行一對一的談心、談話幫助學生端正學習態度、調整學習方法、激發學習熱情。

二、輔導員積極組織開展學生英語課外活動，以興趣為驅動力促使學生提高英語水平

（一）開展英語課外活動的必要性。傳統的課堂以教師灌輸知識為主，不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更不利于為學生提供一個可理解性語言輸入和有效語言輸出的場所。而認知學習理論認為：外語學習中，需要通過迎合學習者的興趣，把他們所要學的東西嵌入到他們現有的知識背景中去，以便與他們已有的知識相聯結。將傳統的外語教學課堂進行延伸，為學生開展形式多樣的外語二課活動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形式豐富的外語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了熟悉語言、運用語言、激活語言、創造語言的機會，更能夠激發學生學習外語的潛力和興趣。

（二）以豐富多彩英語課外活動促學生英語綜合水平提高。雖然校級外語活動時有開展，但學生參與度不高，很難達到預期效果，而輔導員可以針對自己所帶學生情況，開展形式多樣的課外活動，增強學生的參與積極性。這些活動的開展：首先，為學生創設形式多樣的“仿真”語言環境和盡可能多的真實語言交際機會，有助于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學生英語實際應用能力；其次，活動能夠幫助部分學生克服在有限課堂不敢表現自我的自卑心理，在活動中勇于展現自我，激發學習潛能；再次，活動能夠讓學生將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真正運用到實際中，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提升語言的運用能力和語言的遷移能力。

前文提到如果外語學習者學習外語只注重“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而忽略了“融入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那么外語學習者很難將語言融會貫通，只是機械地為了考試而學習，會讓學生因為考試的成敗來決定是否繼續學習外語，那么這必然失去了考試本身的意義所在。英語課外活動的開展旨在挖掘學生學習英語的潛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最終逐步提高英語綜合水平促進英語四級通過率的提高。

三、輔導員為學生搭建多元化英語學習平臺，提高學生備考英語四級水平

（一）搭建多元化外語學習平臺的必要性。外語課堂教學主要以傳播知識為主，學生通過課堂學習能夠掌握基本的語言規則、積累語言詞匯、熟悉語言文化以能夠熟練運用語言為目標；外語課外活動的開展是對外語課堂學習的延伸，學生通過參加各種活動培養學習興趣，以興趣促進語言使用，從而反作用于語言綜合水平提高。外語課堂學習和外語課外活動開展均可幫助學生儲備知識，以提高學習語言的綜合水平，而外語等級考試則為檢驗學習效果的方式之一。考試必然存在自身的特點，所以如果輔導員能夠為學生搭建平臺，提高科學的應試策略，那么在學生原有外語基礎上定能提高英語四級通過率。

（二）搭建多元化平外語學習臺，科學備考提高英語四級通過率。首先，輔導員可以定期組織學生參加四級模擬考試。通過定期的模擬考試一方面可以培養學生良好的心理素質、克服考前恐懼；另一方面學生可以了解考試題型及考試中應該注意的事項，并根據定期模擬考試的成績找出自己的薄弱環節，加強訓練做到有的放矢。其次，輔導員可以邀請高年級英語學習拔尖、通過四、六級考試的學生開展英語學習交流會。一般而言，與年齡相仿專業相仿的學生交流更能夠找到心靈的共鳴。作為高年級同學可以將自己的學習心得、學習體會、學習收獲分享給低年級的學生，低年級的學生也更能夠接受身邊實實在在成功的案例，從而能夠刺激自己學習。再次，輔導員可以邀請英語培訓機構的名師為學生做英語四級應試技巧講座如：新東方（）、環亞西文現代英語（CANILX）、英孚教育（English

First）、博國際英語（WEB）等具有一定品牌影響力的外語培訓機構。 這些名師都是經驗豐富、熟悉考題、熟悉重、難點的專家，邀請這些名師為學生開展應試技巧的培訓，可以優化學生的學習方法和學習技巧，增加他們的自信，從而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

結語：要提高學生英語四級的通過率，需要多方面全方位地配合。學校層面首先要做好切實的教學工作即顯性課程（Overt curriculum）的開展側重對學生知識與技能的培養、學院層面可以支持輔導員根據自己的學生的情況開展隱性課程（Covert curriculum）通過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英語課外活動對學生的情感、意志方面得以啟發和錘煉。顯性課程與隱性課程是互動互補的，進而促進學生英語綜合水平的提高。此外，學校相關部門還應為學生提供學生英語學習的資源，輔導員可利用資源為學生搭建多元化的學習平臺。從而輔導員也通過發揮自身的多重角色作用，幫助學生提高英語四級通過率。

參考文獻：

第6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診所式法學教育不是在我國土生土長起來的，而是最先興起于美國的一種法學教育方式，我國把這種教育模式移植過來，是對法學教育模式的一種創新，這種法學教育模式是在醫學院的診所實踐教育模式基礎上的借鑒與創新，因此稱之為“診所法律教育”。中國的診所式法律教育是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開始發展的。繼2000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申請參加診所式法律教育項目后，更多法學院校加入該項目并設置了與之相應的“法律診所”課程，從而對學生進行診所式教育。這一教學方式可以大大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同時推動我國法學實踐教學和法律事業的發展。

一、法律援助與診所式法學教育的關系

法律援助在國際范圍內已被廣泛接受和認可，從學術層面到政治領域、從政府行為到民間活動，使用頻率極高，已成為檢驗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現代化、文明化、民主進步化的標志之一。在我國一般認為，法律援助是在法律援助機構的指導和協調之下，由法律服務人員為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的當事人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一項司法制度，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人員一般包括律師、基層法律服務者、公證員等，接受法律服務的人員包括涉及訴訟或非訴訟事務的當事人[ 1]。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源于我國憲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援助條例》中規定了政府性質的和非政府性質的兩種法律援助方式，而診所法律援助是由《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的“其他社會組織”提供的，屬于非政府性質的民間法律援助。

診所式法學教育由于是一種新生事物，如何操作的細節問題有待研究，但就這一教育模式大體的方向普遍觀點是一致的，是法學院校的學生不再僅僅是記憶書本、法條的內容，而是親自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在過程中把學到的法學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親自接見當事人，傾聽當事人講述的案件事實，書寫法律文書，法學理論和法條不再是“死”的光憑記憶的知識，而是應該轉換為“活”的能夠解決當事人問題的技能。學生在轉換角色的過程中不免要產生疑問，這時需要教師的指導，幫助學生了解實體法和程序法背后的東西以便靈活運用。教師的指導是“幕后”的，學生的工作是“前臺”的。

法律援助與診所式教育作為兩種事物，二者當然有不同的地方，就目的而言，法律援助是司法制度的組成部分，是為了使普遍的當事人無論經濟地位如何都能實現法律的公平對待，實現實質上的公平正義，而診所式教育畢竟是法學院校的一種教學手段，是為了實現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雙贏。然而法律援助與診所教育之間同時也具有互補性，法學院校需要不斷發展完善實踐性的教學方法，利用法律診所進行法律援助正好可以為法學院校所用，而法律援助同樣也需要不斷發展，正好可以利用診所教育這一模式壯大自己的隊伍，利用有限的資源為更多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可以說法律診所已經成了法律援助的組成部分，法學院校開展診所教育本身就是在進行法律援助。

二、診所式法學教育于我國出現的必然性及意義

（一）法律需求急劇上升，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

經過多年的普法，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日益增強，公平正義觀念深入人心，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不斷增加，而提供法律援助的專業人員數量并沒有隨之增加，或者說是增加的量趕不上法律援助增加速度。政府法律援助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的差距越來越大，法律援助制度的初衷無法全面落實。另外，現在律師、基層法律服務者、公證員已越來越市場化，在市場經濟利益驅動下，律師、基層法律工作者、公證員不可能大量無償地承接法律援助案件。這就需要擴充法律援助隊伍，吸收社會各界的力量，擴充法律援助渠道，診所式法律教育應時而生。

（二）提升學生實踐能力，培養合格法律人才

在診所教育中，學生把抽象的知識拿到實踐中運用，得到了真實辦理案件的機會，不再是法律知識的模擬，而是身臨其境，真實地當事人，直接從當事人講述的瑣碎事實中分析出案件事實，直接搜索所需的證據，能夠鍛煉學生的法律技能。法律診所使學生置身于法律服務人員的真實境地，要求學生斟酌法律、權衡利弊、思考法律與倫理道德的關系，在維護當事人利益問題上追求最大化，從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培養優秀法律人才。

（三）貫徹依法治國方略，構建和諧社會

我們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努力奮斗，而法治國家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法學教育的成功與否。法學院校承擔著培養合格法律人才、弘揚法治精神的重任，法治國家的目標能否實現、實現的程度如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以法學院校的教育狀況為基礎。目前法學教育理論性強，實踐性弱，需要進一步完善法學教育的實踐性教學模式，而法律診所可以擔當起這樣的重任。如此，法律診所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義務的法律援助，化解社會中出現的矛盾與隔閡，使社會恢復有序的狀態，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一定積極意義。

三、“診所式法學教育”的發展困境及解決途徑

（一）教育理念的轉變

我國一直以來重視理論教學，輕視實踐性的教學，認為法學高等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的基本理論知識體系，對于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沒有明確的目標。這種“填鴨”式的教學使學生成了學習的客體，而沒有把他們作為主體。這來源于大陸法系經院式的教學方式，強調法律的概念性、理論性、邏輯性。我國成文法的歷史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一趨勢。教學方法上體現為講授式教育占絕對的主流，而實踐教學方式大多流于形式。但法學絕非象牙塔，人們學習法學是為了應用，法學教育是職業化的教育。學生畢業后不管是否從事司法業務，他們的工作是不可能脫離法律應用的。對此我們需要轉變教育理念，重視包括“法律診所”在內的實踐性教學方法。我們應該看到“法律學本身便是一種實踐理性；它不僅僅是一整套自恰的知識體系，更是一套以問題為指向的解決社會矛盾與沖突的方法”[2]。

當然，我們對實踐性教學方法的重視并不等于就是對理論教學的輕視，而是不能絕對地進行理論灌輸，在法學教育中應該理論和實踐并重，通才教育與職業教育并重，我們所說的“通才”并不是指可以從事一切行業的人才，而是指在法律職業范圍內的人才，是各部門法融會貫通、不單單只是從事司法職業的通才。畢竟，我國是“成文法典”模式，這決定了我們的前期教學應該是理論性的、系統性的，注重法律的通識教育，使學生系統地學習法律原理、規則體系，了解法律的演變過程，懂得“法”究竟是什么，在此基礎之上再進行實踐性的教學、職業性訓練，讓學生運用到實踐當中去。

（二）為法律診所的地位提供法律保障

當前我國法學院的法律診所基本上處于自我發展狀態，國家并沒有給予相應的支持，沒有關于其法律地位、權利義務的明確規定。這導致法律診所無法取得官方部門的積極配合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作為法律診所的主體學生在辦案過程中身份不明，無法保障學生的各種權利。這無形之中打擊了學生工作的積極性，更不利于案件的解決。

對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規定高校的法律診所的學生可以以獨立的身份案件，為高校學生案件奠定法律基礎。參與法律援助的學生在案件過程中遇到的困境與定位，筆者認為可以由相關部分牽頭，定期在教育部門和政府其他行政部門聯合開展“法律診所”的探討與交流，以此既可以加快對法律診所的發展與宣傳，又可以加大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對法律診所的關注，這樣學生在辦案過程中的就會如魚得水。

（三）彌補運轉經費，開拓教師資源

診所教育中，教師是重要的主體因素，因為學生在實際操作中需要教師的指導。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是實踐性教學，教師必須具備實踐操作能力和經驗，同時基本的理論素養也必不可少，二者缺其一就無法指導好學生。而達到這樣水平的教師為數不多。另外，對教師職稱的評定一刀切問題也導致了診所教育師資匱乏。因為目前的職稱評定標準主要是看教學任務量與科研成果，教師的主要精力用在了課堂教學與論文寫作上，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指導學生辦案中去。

另一方面，法律診所本身決定了這一教學方式的成本比其他的教學模式較高，原因在于這一教育模式是實踐性的，由于學生要實際案件，至少需要一定的辦公場所，會產生一定的差旅費、食宿費、辦公用品費等。由于法學院校開展診所教育提供法律援助具有非營利性，其在提供法律服務時是需要減免收費的，又不能和現有的官方法律援助機構一樣可以得到直接撥款。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學院校開展診所教育、進行法律援助的實際效果[ 3 ]。

對此，我們要優化法學教師的結構，應該鼓勵教師從事實踐性活動，比如說從事兼職律師、到有關機關掛職等。另外，明確診所法律教育課程的課時，給予有突出貢獻的指導老師相應的物質與精神獎勵，減輕從事實踐教學指導教師的科研壓力，也就是說應該把從事理論教學與實踐性教學的教師職稱評定標準分開，形成有利于實踐教學的教師結構。

至于經費不足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從多渠道籌集資金。不能僅僅依賴法學院校為數不多的撥款，不能被動地等待，而應該主動地爭取。籌集資金應大力拓展與社會各界的合作，努力獲得國家機構、教育界、司法界、企業界、基金會等有關組織的支持。當然也可以與相關的企業建立雙贏的合作關系，以向這些企業提供法律咨詢為保證從而得到相關企業的資金。通過這些支持和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貫徹資源合理利用和優化互補的原則。另外，政府應結合學校開展法律診所的情況，在法律援助經費預算方面給予學校一定的資金作為法律診所的專項資金。

（四）解決診所法律援助在各地區分布不平衡問題

診所法律教育肇始于現實主義法學對傳統經院法學教育的批判，這種教學模式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就近真實的當事人辦理真實的訴訟 [ 4 ]。但是我國當今一個不容忽視的現狀是我國高等院校的分布擁有很大的集中性并且出現嚴重的不平衡，與此同時我國法律診所教育發展不足與宣傳力度不大，這一系列的情況必然導致法律援助在地區方面有很大的差異。

第7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本研究隨機抽取了某大學的181名大學生，采用宿舍人際關系診斷量表、貝克抑郁量表、焦慮自評量表和自尊量表施測。共收回有效問卷167份。研究結果表明：（1）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在年級維度和文理科維度上不存在顯著性的差異，在性別維度上，女大學生的室友支持水平顯著的高于男大學生。（2）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水平與抑郁水平、焦慮水平間存在極顯著的相關。

關鍵詞：大學生；宿舍人際關系；抑郁；焦慮；自尊

1.前言

1.1大學生宿舍人際關系

宿舍人際關系對于大學生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但有較特殊的人際關系。 大學生遠離自己的父母、朋友、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中。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理論模型中，將人生活其中的環境分為微系統、中間系統、宏觀系統等。由于大學生遠離自己的家庭，離開了原本熟悉的環境，對其產生影響的各個系統也得以改變。由于班級功能的弱化，班級不再是大學生生活的微系統。而宿舍的重要性顯現出來，成為對大學生產生直接影響的微系統。宿舍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因此，可以說宿舍人際關系是大學生最重要的人際關系。良好的宿舍人際關系可以讓成員獲得歸屬感，滿足心理需要；可以增進大學生自我意識的發展，同時也可以促進對他人的了解。而不和諧的宿舍人際關系，則會讓人感到壓抑、焦慮、煩惱，阻礙其潛能的發揮，影響其生活與學習。

1.2大學生宿舍人際關系與心理健康相關研究綜述

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已有的研究表明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較差，而抑郁狀況、焦慮狀況以及自尊狀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在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各項因素中，社會支持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對于大學生來說，人際關系是其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之一，同時又是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在大學生的人際關系中，宿舍人際關系是其最重要、最特殊的一種人際關系，與其心理健康之間可能存在密切的相關。

1.3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宿舍人際關系對于大學生的成長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也是影響大學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和表現。促進大學生宿舍人際關系的和諧發展，對于大學生的成長、成才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并不總是和諧的，有為數眾多的大學生對其宿舍里的人際關系表示不滿意。這是否會影響其抑郁、焦慮、自尊等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值得深入的探討。

了解大學生的宿舍關系狀況以及與抑郁、焦慮及自尊等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可以提高對大學生進行宿舍關系輔導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針對性。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研究本以濟南大學的在校本科生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問卷180份，收回172份，有效問卷167份。問卷的有效率為92.3%

2.2研究工具

2.2.1宿舍人際關系診斷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楊榮改編自鄭日昌的同學人際關系行為困擾診斷量表的宿舍人際關系診斷量表。該量表有較高的分半信度和內部一致性。

2.2.2貝克（Beck）抑郁量表

貝克（Beck）抑郁量表是最常用的抑郁自評量表，應用廣泛，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其奇、偶分半信度為0.86（Spearman-Brown相關系數為0.93）.

該量表在數周內的重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

2.2.3焦慮自評量表（SAS）

焦慮自評量表（SAS）由Zung于1971年編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用于評定焦慮病人的主觀感受。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2.2.4自尊量表（SES）

該量表有十個項目組成，采用4級評分，該量表（SES）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3.結果與分析

3.1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狀況

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在文理科和年級上各個維度以及總分之間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宿舍人際關的室友支持維度上男女性別之間存在顯著性的差異，t=2.30，p

3.2大學生宿舍人際關系與抑郁、焦慮、自尊的關系

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與其抑郁水平、焦慮水平和自尊狀況存在顯著的關系，其結果如表1：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的不同與大學生的抑郁水平、焦慮水平、自尊狀況存在顯著的相關。宿舍交談維度、交際交友維度與抑郁水平、焦慮水平和自尊狀況均存在顯著的相關；待人接物維度、室友支持與抑郁水平、自尊狀況存在顯著的相關，而與焦慮水平并沒有顯著的相關。

由此可見，大學的宿舍人際關系對于大學生的重要性，良好的宿舍人際關系對于大學生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4.討論與分析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大學生的宿舍人際關系與其抑郁、焦慮、自尊這三個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存在顯著的相關，宿舍關系的各個維度其影響狀況不同。

大學生在宿舍的交談狀況與心理健康存在顯著的相關。在宿舍中與室友的交談良好，有助于室友之間一些矛盾、問題得以積極的解決，這種良好的溝通能有利于室友之間的相互的交往，加深彼此的了解，有助于友誼的形成和發展。宿舍中良好的交談時形成宿舍人際關系的重要基礎。

大學生在宿舍中的交際交友狀況與其心理健康存在顯著的相關。在離開家庭、父母、親友獨自生活的大學生需要朋友的支持。而同宿舍的室友往往時得到支持的最近的來源。在宿舍中有自己的知心朋友，對心理健康存在重要的影響，這與一些研究結果相符合。

大學生在宿舍的待人接物狀況與其心理健康存在顯著的相關。這說明大學生缺乏處理人際關系，特別是宿舍人際關系這種較特殊的人際關系的技巧與能力。在宿舍中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不成熟，往往會在無意中影響到自身與室友的關系。這是缺乏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大學生并不缺乏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的誠心，也并不是沒有努力去試圖改變自己消極的宿舍人際關系和其他的人際關系，但是往往缺乏處理人際關系問題的技巧。這種技巧的缺乏往往會導致人際關系中矛盾的積累，使自身與他人的關系長期得不到改善。

第8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博弈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11）04-0028-03

一、引言

“作為金融服務的載體，信用卡有其獨特的盈利模式。其利潤不因銷售的完成而得以實現，且并非所有的持卡人都是‘有效’客戶。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張信用卡發卡滿3個月后仍未被啟用，或啟用后連續6個月無任何交易，則基本上可以認定為睡眠卡”（許可達，2005）。由于大學生具備良好的素質，對新事物接受較快，超前消費意識也逐步形成，各大銀行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它們都看好了大學生所具有的巨大的消費潛力，希望大學生在畢業后仍繼續使用本行的信用卡，進而在未來獲得更高的收益。許多銀行為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的競爭中占據優勢，“不惜一切代價”擴充發卡量，雖然發卡數量迅速增長，但發卡質量卻不容樂觀，一人多卡、睡眠卡等問題十分嚴重，目前大學生信用卡大概有80%（劉菲，2008）處于“睡眠”狀態。如果考慮到制作費用、發放費用和維護費用等，每張信用卡最低發行成本價約為200元（陳文娜，2009），因此，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問題不僅嚴重影響了銀行的盈利水平，而且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

針對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這一問題，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劉菲（2008）從大學生的角度出發，通過對各種文獻的回顧并結合對大學生信用卡市場的調查分析，認為大學生的感知結果、相關知識、金錢與信用態度是睡眠卡形成的三大因素，從而得出銀行盈利困境產生的原因是產品的同質性、價格制定的趨同性以及不注重開卡營銷。朱柏蓉（2010）把所有商業銀行看作是一個整體，由此出發，通過對銀行開辦大學生信用卡的動機及大學生信用卡市場現狀――營銷手段粗糙、同質化競爭激烈，使用率低下、利潤空間狹小和市場認可度低的分析，向銀行提出了差異化競爭、立足校園拓展業務、規范信用卡使用法規、普及信用卡知識的市場改革建議。范海云（2008）也將所有商業銀行看作是一個整體，但他將研究的焦點集中于商業銀行學生信用卡同質化這一問題上，在分析了該問題的市場表現、產生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實行差異化競爭戰略的解決途徑，并在營銷措施方面提出了選擇更具體的目標市場，實行產品、服務、價格、人員、渠道、促銷、形象差異化的建議。張紀東等（2008）從信用卡校園營銷的角度出發，從大學生方面分析了校園營銷的必然性，并通過對銀行方面成本收益的分析得出了校園營銷有效性不足的結論。

已有研究給我們的分析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思路，但是與以上學者的分析角度不同，本文從單個商業銀行的角度出發，運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構建銀行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上相互博弈的模型，通過對模型的分析揭示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的原因，并嘗試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二、銀行間的博弈分析

下面從一家商業銀行的角度出發，令其為銀行A，用一個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分析它與其它商業銀行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上的行為選擇。

（一）模型假設

1.雖然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上競爭的銀行有多家，但為簡化分析，模型假定該博弈只有兩個參與者――銀行A和銀行B。每家銀行有“進入”與“不進入”兩種策略可供選擇，博弈的結果有四種：“銀行A進入，銀行B進入”“銀行A進入，銀行B不進入”“銀行A不進入，銀行B進入”“銀行A不進入，銀行B不進入”。

2.通常情況下，大學生辦理信用卡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而且還可能得到小禮品或購物優惠等小的利益，再加上銀行方面的主動營銷，大學生自然是“樂此不疲”，一個人常常擁有多家銀行的信用卡，但一般只是激活使用其中的一張；并且一旦銀行為用戶辦理了信用卡，無論以后用戶是否開通或使用該卡，銀行均要為每張信用卡支付基本相同的制作、發放、維護成本。因此模型假定在一定時期內辦理信用卡的學生數量固定，若兩家銀行都選擇進入，則每個學生都會同時擁有兩家銀行的信用卡并且僅使用其中的一張，兩家銀行可獲得的收益之和為R，每家銀行都要支付相同的成本C。

3.銀行進入大學生信用卡市場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培育市場”。銀行看好了大學生所具有的巨大的消費潛力，希望大學生在畢業后仍繼續使用本行的信用卡，進而在未來獲得更高的收益。因此，若銀行進入大學生信用卡市場其支付中還應包括一個未來收益的貼現，在模型中我們設兩家銀行未來收益貼現的總和為Δ。

4.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使用其中一張，當兩個銀行同時進入市場時，二者的市場占有率不一定相同，設銀行A的市場占有率為λ，顯然0

（二）支付矩陣

根據以上假設可知，當銀行A和銀行B都進入時，二者按照市場占有率分割收益R和Δ，并支付相同的成本C，因而銀行A的支付為λ(R+Δ)-C，銀行B的支付為(1-λ)(R+Δ)-C；當銀行A進入而銀行B不進入時，銀行A獲得全部的收益R和Δ，并支付成本C，因而銀行A的支付為R+Δ-C，銀行B的支付為0；同理，當銀行A不進入而銀行B進入時，銀行B的支付為R+Δ-C，銀行A的支付為0；當銀行A和銀行B均不進入時，銀行A和銀行B的支付均為0。由此得到博弈的支付矩陣如下：

（三）均衡分析

對上述銀行間博弈模型求解，并從銀行A的角度對均衡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知，當R、Δ、C、λ這些參數取值滿足不同的不等條件時，上述銀行間博弈的均衡解也會不同，與之相對應，銀行A所能得到的支付及其發行的信用卡睡眠率也可能有所不同。

1.當R+Δ-C≥0，且λ(R+Δ)-C≥0，(1-λ)(R+Δ)-C≥0能夠得到滿足時，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為（進入，進入）。此時銀行A得到的支付為λ(R+Δ)-C，其發行的信用卡的睡眠率為(1-λ)。

2.當R+Δ-C≥0，且λ(R+Δ)-C≥0，(1-λ)(R+Δ)-C

3.當R+Δ-C≥0，且λ(R+Δ)-C

4.當R+Δ-C

三、現狀與對策分析

下面根據大學生信用卡市場的實際情況分析目前商業銀行間的博弈到底處在哪一個均衡結果之上，并試圖從中找出目前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問題的原因，進而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

（一）現狀分析

從大學生信用卡市場的現狀來看，由于銀行在產品競爭策略上容易相互模仿，各大銀行的信用卡在申請條件、信用額度、功能與年費收取等主要方面都十分類似，導致大學生隨機選擇使用某個銀行的信用卡，每家銀行的市場占有率接近，即λ與1-λ接近，從而可使λ(R+Δ)-C≥0，(1-λ)(R+Δ)-C≥0同時成立，并且有R+Δ-C≥0（否則不會有銀行進入該市場），滿足均衡分析中的第1種情況。因此，目前銀行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上博弈的均衡解為（進入，進入），對未來收益的追求使銀行即使在當前處于虧損狀態下（λR-C

由以上的分析，筆者得出多家銀行同時搶占同一市場是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的原因這一結論。對于一個新的市場，銀行間博弈的結果為同時進入，因此大學生會擁有來自不同銀行的多張信用卡。一般情況下，大學生只會使用其中的一張，這就形成了大學生信用卡的高睡眠率的問題；并且，由于無論信用卡是否處于使用狀態，銀行均要為其支付一定的成本，而不一定可以從中獲得收益，這又形成了銀行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上的盈利困境。

（二）對策分析

筆者認為，降低大學生信用卡睡眠率、提高銀行盈利水平的重要途徑就是某家銀行采取其它銀行不易模仿的策略來贏得大學生的認可，進而提高市場的占有率，迫使其他銀行退出該市場。在如表1的博弈分析中，從銀行A的角度分析，如果銀行A可以有效地提高市場占有率，當λ滿足λ≥max{C/(R+Δ)，1-C/(R+Δ)}時，可使λ(R+Δ)-C≥0，(1-λ)(R+Δ)-C

為提高信用卡的市場占有率，銀行A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占領市場，迫使其他商業銀行，比如銀行B退出。根據自身所處地位的不同，銀行A可以采取不同的競爭策略。

如果銀行A已經與某一高校合作為學生辦理了借記卡，并由此初步確立了市場范圍，如交通銀行與南開大學合作、中國建設銀行與天津大學合作為學生辦理了借記卡，學生生活費用的儲蓄、學費的繳納和獎助學金的發放等都通過這張借記卡實現，因此這種借記卡的睡眠率幾乎為零。這樣，這兩家銀行便已憑借記卡的發放初步確立了自身的市場范圍，進而可以借此市場范圍鞏固信用卡的市場占有率，如在借記卡與信用卡之間建立某種聯系，在信用卡消費還款上提供便利等，這些優勢是其他銀行所不具有的。

如果銀行A尚未通過借記卡確立自身的市場范圍，則應充分考慮所在地區大學生的需求特點，尤其是針對大學生常去的消費場所和以大學生群體為主要銷售對象的商品，積極與商家合作，推出刷卡消費打折等活動來提高市場占有率，將用于信用卡校園營銷的一部分支出用于提高商品的折扣上，以此來突出自身的優勢，例如為學生刷卡購買電腦等電子產品提供低息貸款或特別折扣等。在這一方面，招商銀行針對大學生發行的Young卡就充分考慮了大學生的消費和需求特點，與全國近萬家的商戶進行了合作，使大學生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可以享受到折扣或VIP的待遇，從而提高了大學生對招行信用卡的認可度，這一措施非常有助于招行信用卡市場占有率的提高。

四、結論

以上從銀行A的角度，運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對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問題進行了研究。本文嘗試建立了銀行A與銀行B在大學生信用卡市場上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其中銀行都是理主體，在進入與不進入之間進行選擇，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可知，模型中的參數取值滿足不同的不等條件時，博弈的均衡解不同，相應銀行A的支付及其發行的信用卡睡眠率也可能有所不同。由于目前商業銀行在產品競爭策略上易相互模仿，學生隨機選擇使用某個銀行的信用卡，導致每家銀行的市場占有率接近，因此目前商業銀行間的博弈處在（進入，進入）這個均衡結果上，對未來收益的追求使銀行間博弈的最優策略均是進入市場，導致了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問題和銀行的盈利困境。由此，本文得出多家銀行同時搶占相同市場是大學生信用卡高睡眠率的主要原因這一結論。

對模型的進一步分析可知，銀行A可以通過提高市場占有率，使博弈的均衡處在（進入，不進入）上，此時銀行A的信用卡的睡眠率可降為零，并且最終能夠實現盈利。從這一結論出發，本文認為銀行A降低大學生信用卡睡眠率、擺脫盈利困境的重要途徑是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采取其它商業銀行不易模仿的策略來贏得大學生的認可，進而提高市場的占有率，迫使其他銀行退出大學生信用卡市場。如果銀行A已經與高校合作通過辦理借記卡初步確立了自身的市場范圍，則可以憑借這一優勢進一步提高信用卡的市場占有率，如在借記卡與信用卡之間建立某種聯系，在信用卡消費還款上提供便利等；如果銀行A尚未確立自身的市場范圍，則可以充分考慮大學生的需求特點，把重點放到與商家的合作上，尤其是針對大學生常去的消費場所和以大學生群體為主要銷售對象的商品，如為大學生刷卡消費某類商品提供特別折扣等，從而獲得大學生的廣泛認可。

參考文獻：

[1]許可達，《睡眠卡的成因與喚醒策略》[J]，《中國信用卡》，2005（7）：27。

[2]劉菲，《大學生睡眠卡的成因及盈利困境原因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8（3）：163。

[3]陳文娜，《睡眠卡的賊船》[J]，Environment,2009（7）：31。

[4]朱柏蓉，《大學生信用卡市場存在問題研究》[J]，《現代商業》，2010（8）：26-27。

第9篇：大學生紀律教育范文

關鍵詞：民漢合班；少數民族大學生；特殊性

中圖分類號： G812.47 文獻標識碼： A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以下簡稱基礎課）是對大學生進行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法制觀教育的一門重要課程。在新疆高校，近年來民漢合班的情況不斷增加，在有些民漢合班的班級里，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比例接近一半。而且民漢合班中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比例還將不斷上升。而長期以來，新疆高校使用的基礎課教材是教育部統一制定的教材，授課內容符合漢族學生的實際需求。但是隨著民漢合班情況的增加，用同樣的內容去完成少數民族學生的教學，這種無差別的教學模式就會出現一些現實的問題。通用的教學內容沒有體現出因材施教的教學要求，實際教學效果并不盡如人意。那么，伴隨著新疆高校大學生民漢合班比例的不斷上升，怎樣提高基礎課針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實效性，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新疆高校民漢合班少數民族大學生基礎課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教學內容缺少針對性

基礎課的教學內容適用于漢族學生，但是在民漢合班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適用于少數民族大學生，這需要在教學過程中不斷進行摸索和總結。否則教學內容就會過于泛泛而談，不能調動少數民族大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很難解決少數民族大學生實際的思想問題。

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大學生與漢族大學生相比，具有鮮明的特點。首先，少數民族大學生受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因為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大學生絕大多數從小就一直使用本民族的語言，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度非常高。而基礎課教材中的內容缺少了相應的針對性。例如，在進行道德觀教育的過程中，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傳統這一部分內容，使用的基本上是漢民族為主的傳統道德，對于少數民族大學生而言，認同度會較低。其次，少數民族大學生受宗教的影響較深。在新疆，少數民族大多信仰伊斯蘭教，學生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宗教氛圍相對濃厚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成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宗教的影響。同時，宗教又和本民族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形成了本民族的一些風俗習慣。如何正確地看待宗教，避免學生受到極端宗教勢力的影響，解決學生頭腦中的一些現實的疑問和不解，這是在少數民族大學生進入高校后必須解決的一個思想問題。這同樣是少數民族大學生人生觀、世界觀教育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但是，在基礎課的人生觀、世界觀教學過程中，由于漢族學生受宗教的影響很小，因此，教學內容對此基本沒有涉及。這樣一種狀況與少數民族大學生現實的需要很不相符，特別是面對宗教極端勢力不斷向校園的滲透，少數民族大學生需要在大一入校后，就接受相關的教育引導。在目前新疆高校基礎課的教學中缺少相關的內容。

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漢語水平較低，對漢民族的文化了解較少，教學過程中的參與度很低。

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進入高校后，雖然都要經過一年的預科教育，專門學習漢語。但是，由于學生的漢語底子普遍較弱，對漢語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很難在一年的學習中得到較大的提高。這一客觀條件決定了在民漢合班授課時，少數民族學生的參與度很低。特別是在課堂討論交流的過程中，很多少數民族學生往往只能選擇保持沉默，因為他們很難運用漢語準確地表達出自己的觀點來。

同時，由于少數民族大學生對漢族的傳統文化了解較少，而在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學內容都與漢民族的傳統文化聯系密切。這些教學內容對于漢族學生而言參與度很高，但是對于少數民族學生而言，他們很難參與進來，從而影響了教學效果。

新疆高校民漢合班少數民族大學生基礎課教學的特殊性

新疆高校民漢合班少數民族大學生基礎課的教學應當根據學生群體的特點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從而有效提高基礎課的實效性。

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德育資源與基礎課的教學相結合

要增強基礎課教學的實效性，就必須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德育資源融入基礎課的教學中。各民族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都創造了燦爛的民族傳統文化。而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例如，維吾爾族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維吾爾族經典著作《福樂智慧》、民間諺語、民間故事、十二木卡姆之中都蘊含著豐富的德育資源。例如，在教學中可以引入優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樂智慧》中對于人擁有善德的重要性給予的極大關注以及對什么是善德，人如何才能獲得善德的闡釋，用維吾爾族經典著作對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德育教育，一定會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產生較大的影響。再如，在講解愛國主義時，同樣可以運用維吾爾族的諺語來體現維吾爾族經過長期發展形成的濃厚的愛國主義情結。例如，“祖國——金子的搖籃，人民——智慧的源泉”“只有國家團結安定，才有人民笑容滿面”“離群的會被熊吃掉，分裂的會被狼咬死”。在維吾爾族的諺語中，提倡將無盡的愛獻給祖國，并竭盡全力為了祖國而奮斗。維吾爾族著名的詩人納瓦依在其愛情長詩《帕爾哈德與希琳》中，借帕爾哈德對吹拂著他的清風說：“喂，黎明之風！看在真主的面上，請你停一停，停一停，你吹到中國去，替我親吻一下那里的土地！”①當中國面臨日本侵略時，維吾爾族詩人穆塔里甫的《中國》，激勵著各族人民為拯救祖國而英勇斗爭。“中國！中國！你就是我的故鄉！因為我們成千上萬的人民，生長在你那溫暖的、純潔的懷抱里。從你那里，我們找到了正義，認識了自己，明白了真理。因此呵，在我們肩上，負有你無窮無盡的債務，這個債務是我們一定要清償，哪怕付出我們的頭顱。”②維吾爾族傳統文化中關于愛國主義、團結的思想，對于加強少數民族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在教學過程中，將少數民族優秀的愛國主義傳統與教學相結合，將會大大提高教學效果。

將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漢族的傳統文化相結合

在教學過程中將少數民族與漢族的傳統文化相結合，有助于增強少數民族大學生對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有助于增進民族間的相互了解，增強民族團結。

例如，在講授加強道德修養部分時，可以將維吾爾族的經典長詩《福樂智慧》與《論語》的道德教育進行對比，使學生們理解《福樂智慧》既是維吾爾族的寶貴文化遺產，同時，又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引導學生學結，《福樂智慧》與《論語》在道德教育思想上的一致性，使學生認識到《論語》早在唐代以前就傳到了新疆地區，一千多年以前，《論語》就在新疆各族人民中廣泛傳播，影響非常深刻。作者優素甫在《福樂智慧》的散文序言中也明確提到，此書是用“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馬秦學者的詩篇裝飾而成。”這說明，優素甫在寫《福樂智慧》時曾深受中原漢族哲人、學者的著作和詩歌的影響。同樣，我國已故的著名作家老舍在談到《福樂智慧》這部作品時指出：它不僅是維吾爾族的寶貴遺產，同樣也是祖國文化歷史的寶貴財富③。《福樂智慧》與《論語》的關系，反映了維吾爾族傳統文化與祖國文化傳統之間密切的血緣關系。《福樂智慧》關于德育教育的思想則體現了祖國中原文化和回鶻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通過這種比較，使少數民族大學生在進行道德教育的同時，增強其對祖國文化傳統的認同感，使愛國主義教育通過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開。同時，在介紹少數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參與的積極性會大大提高，通過課堂的討論，也能夠使漢族學生更多地了解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促進民漢學生之間的相互了解，為民族團結打下牢固的基礎。

再比如，在講授法律基礎部分時，可以引用《福樂智慧》中的法律思想來說明在維吾爾族的發展歷史上，這部經典著作體現出了豐富的法治思想。《福樂智慧》是中世紀法律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典范。作者在集中論述處理國家與公民關系、解決公民內部關系、智慧與幸福的關系等諸多方面，都表達了一種法治的理念。例如沒有公正、有效的法律規范和法律設施，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安居樂業是無從談起的，認為法律是在各種處理社會關系的手段中最主要、最有效、最公正的調整工具。作者認為，法律應以公正為基礎，法律能夠禁止任何不公正行為和現象的出現，公正的法律是調節各種社會矛盾的有效工具④。將少數民族經典著作中的法治思想與當代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結合起來，能夠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在基礎課的教學中引導學生正確看待宗教

少數民族大學生由于特殊的成長環境，受宗教的影響較多，這與漢族學生的成長環境有著明顯的區別。同時，面對新疆宗教極端勢力的影響，幫助大學生樹立起一種正確的宗教觀，這是一個極為緊迫的任務。因此，作為大學生人生觀、世界觀教育的重要課程，基礎課在對少數民族大學生授課時，不能回避如何正確地認識宗教這一問題。基礎課在涉及這部分內容時，要重點關注學生在現實中遇到的很多不解和困惑，例如為何在學校不能從事宗教活動；怎樣理解自由；宗教服飾和民族服飾的區別；宗教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合法的宗教活動與非法宗教活動的區別等一些與現實聯系非常緊密的問題，幫助學生解決現實中遇到的問題。

在教學過程中設計適合的討論主題

在基礎課教學過程中，多種教學方法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圍繞著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式的學習，對于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是非常有幫助的。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出現了一種現象，漢族學生對于探究的問題興趣濃厚，而且自主學習效果較好。但是，民族學生在探究式學習過程中，學習效果并不令人滿意。這與教師設計的探究主題有著重要的關系。例如，同樣是針對加強道德修養這部分內容，如果設計的主題是道德現狀、存在的問題、解決的對策等，少數民族學生參與度不高。但是，如果將主題首先設計為展示本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那么少數民族學生的參與積極性就非常高。再通過這一主題引入其他相關主題，就會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因此，在基礎課中，多種教學方法的運用也必須考慮教育對象的特殊性。

（基金項目：新疆大學21世紀教育教學改革三期項目，項目編號：XJU 2013JGY12）

注釋：

①《論偉大的詩人納瓦伊》【C】，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頁

②《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維吾爾族簡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87-388頁

③1956年，老舍先生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的報告

④阿不都秀庫爾·伊明，《福樂智慧》寶庫【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參考文獻：

（1）文燦輝，《福樂智慧》與《論語》道德教育思想比較【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0，（7）

（2）司律等，維吾爾族傳統文化中的德育資源【J】，新疆社科論壇，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