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制度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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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在另一個班教學時，我首先將情境導入作了較大的修改，先來一個小體驗（1）讓一組同學相互觀察大拇指指紋的形狀、大小、螺紋的走向、疏密、彎曲度等。（2）讓另一組同學“克隆老師寫的粉筆字”，使學生認識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和特點，盡管極力的模仿他人，但依然具有自己的獨特性，通過體驗、觀察后讓學生談感受，學生立馬很輕松，自然的回答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特點，對人的生命的獨特性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由此導入教學。我發現，孩子們的興趣一下子就被調動起來了，課堂氣氛也活躍了不少，這也為下面的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礎。此時我再將我收集到的兩片樹葉用實物投影給同學們看時，一下子吸引了孩子們的眼球，回答起問題來比上一節課感覺更有針對性，也容易、準確得多。

課前我預設的是（二）、在突破本節教學難點----人的生命獨特性的更多表現時，我利用視頻播放了、鄧亞萍、魯迅的資料，讓學生學生們小組討論后回答：你認為他們為什么會成才？大多數學生都一臉茫然，回答不上來，沒有達到我預期的效果，沒有引出我想得出的觀點。當時我想這些名人，同學們應該都認識，可沒考慮到學生的年齡認知特點和認知水平，沒有貼近初一學生的生活實際。課后，我斟酌再三，怎樣更能拉近與學生的距離呢？我對此環節也做了一定改動。

在另一個班教學時，我選取了大家都熟悉的幾個人物讓同學們猜，如：因病去世并把器官捐獻給他人的十二歲女孩何玥；《星光大道》年度總決賽冠軍楊光；為救出學生失去雙腿，被網民贊為最美女教師的張麗莉，一下子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學生們對他們的事跡了如指掌，再加之教師的適時點撥，學生立馬感悟到他們的人生選擇各不相同，但都實現了自身的價值，主要是他們身上具備的品質和特點決定了其取得成就與否的重要作用。我進一步追問道，在座的每一位同學都有自己的夢想，我們應怎樣實現自己的夢想？學生回答道，想成就夢想就必須充分了解自己，并根據自己的個性和閃光點，發揮自己的優勢，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獨特閃光的人生之路，為社會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這樣水到渠成，自然而又無斧鑿之恨地突破了本節課的教學難點，很好地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課堂氣氛不僅活躍，而且學生通過這節課也確實有所收獲，所以是成功的。

兩節課的教學效果截然不同，這一對比讓我對初中政治教學有個更深的思考：

第2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腺病毒；感染；臨床表現；流行病學特征；控制措施

腺病毒（adenovirus）自20世紀50年代被發現并成功分離以來，已經確認其可導致呼吸道、胃腸道、尿道和膀胱、眼、肝臟等多個系統與器官的感染，而呈現一定的臨床癥狀。可以說腺病毒是一個既老又新的病原體，因其血清型特別多、變異較快且多為隱性感染、自限性痊愈或感染后表現多樣、散在發病，一直未能引起充分重視。但是，近年來，一種由人11型與14型腺病毒重組產生的55型腺病毒的出現，因人群缺乏免疫力，普遍易感[1]，加之其癥狀較重，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本文擬從腺病毒病原學、臨床表現、流行病學特征和預防控制等方面，對腺病毒感染進行綜述，以期為該病的防治提供參考。

1 病原學特點

1.1 結構

腺病毒是從手術切除的扁桃體組織分離培養得到的一種無外殼的直徑為70~90 nm的雙鏈DNA病毒，由252個殼粒（每個殼粒的直徑為7~9 nm）排列成規則的20面體顆粒狀結構。腺病毒含13%DNA和87%的蛋白質，病毒體分子量約為175×106[2-3]。

1.2 種類

腺病毒的種類繁多，在自然界分布很廣，有人、動物和禽的血清型之分，也有的直接分為哺乳動物和禽腺病毒兩種[4]。據研究，目前已知的人腺病毒就有A-G共7個組60多個血清型。動物血清型有24個，禽血清型多達80多個。55型腺病毒是一種由人11型與14型腺病毒重組產生的新病毒，屬于人腺病毒B組的B2亞組。腺病毒有明顯的種屬特異性，人的野生型5型腺病毒（wtAd5）感染其他非人類細胞后可以表達早期基因。基因組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復制并能夠形成一些不成熟的病毒顆粒，但不能形成成熟的病毒顆粒，也不能二次感染其他細胞[5-6]。

1.3 復制

腺病毒的生活周期可以分為兩個截然不同卻又不能割裂的階段。第一階段為腺病毒顆粒黏附和進入宿主細胞，將基因組釋放到宿主細胞核中以及有選擇地轉錄和翻譯早期基因。第二階段是細胞為病毒基因組復制和腺病毒晚期基因表達并最終釋放感染顆粒。腺病毒感染細胞的過程是從腺病毒纖毛的頭節區黏附到細胞表面的特異性受體開始的，人腺病毒主要與被稱為柯薩奇/腺病毒受體，即CAR（coxackie/adenovirus receptor）共用一種受體。一旦病毒基因組進入細胞核，就將進行一系列的復雜而有序的逐級放大的剪切和轉錄過程。一般而言，DNA的復制是由RNA啟動的，而在腺病毒卻是所謂的蛋白啟動（protein-priming）。病毒基因組復制通常在感染后數小時開始，同時早期基因的轉錄和翻譯被關閉，晚期基因開始表達。

1.4 致病性

腺病毒可感染呼吸道、消化道、尿道和膀胱、眼、肝臟等，從而導致發病。在已知的60個血清型中有約1/3的血清型通常與人類疾病有關，不同型別的腺病毒可引起不同的疾病，且一種血清型可引起不同的臨床疾患；相反，不同的血清型也可引起同種疾患。有報道稱腺病毒交叉感染發生率達60%~85%，接觸時間短者20 min即可致病[7]。腺病毒B組和E組易在軍營引起流行。另外，腺病毒12、18和31型的DNA組成中G+C mol%最低（48%～49%），為對動物具有高致癌性基因型，而腺病毒1、2、4、5、8等型的G+C mol%較高（61%），致癌性反而低或無。這也是腺病毒分離株的分組標準。由于55型腺病毒是一種新型腺病毒，人群缺乏免疫力，普遍易感。這就決定了55型腺病毒具有較強的傳染性，在人群中易于傳播和流行。

1.5 抵抗力

據研究，55型腺病毒在室溫下一般可存活1周以上，低溫下存活時間更長而且能感染人體多種組織細胞。腺病毒對紫外線和含氯、過氧化氫類消毒劑均敏感，陽光曝曬和消毒劑擦拭、噴灑均可達到消毒效果[3]。

1.6 人體對腺病毒的免疫力

人體感染腺病毒后可以產生較長時間的免疫保護，康復后一般不會再次感染，有研究顯示，腺病毒感染所產生的保護抗體通常可持續10年，起保護作用的主要為體內產生的循環中和抗體。據發現，40%～60%的6~15歲的人具有1、2和5型中和抗體，但3、4和9型抗體很少。母親的抗體能保護嬰兒免除嚴重的腺病毒感染[3-6]。

2 臨床特點

2.1 主要癥狀

2.1.1 呼吸道感染：典型癥狀是咳嗽、鼻塞和咽痛，同時伴有發熱、寒戰、頭痛和肌肉痛等。臨床表現可有4種綜合征：（1）急性發熱性咽喉炎。通常為嬰幼兒和兒童發病，多由C組病毒引起。咳嗽、鼻塞、發熱和咽喉部潰瘍等癥狀難以與其他病毒引起的輕型呼吸道感染鑒別。（2）咽結膜熱（pharyngoconjunctival fever）。癥狀與急性發熱性咽喉炎相似，但常同時發生結膜炎。咽結膜熱有暴發流行傾向，如游泳池結膜炎，多由B組腺病毒3、7型所致，愈后尚好，一般無后遺癥。（3）急性呼吸道疾病（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s，ARD）。這一綜合征以咽炎、發熱、咳嗽和全身不適為特點，常在軍隊的新兵中流行，多因突然緊張、勞累、聚集等所致。此感染多由腺病毒4、7型引起，也可見于3型。（4）肺炎。腺病毒肺炎約占兒童期肺炎的10%，多由腺病毒3、7型引起。青年人腺病毒肺炎的病死率為8%~10%，也是新兵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一種嚴重表現[7]。而55型腺病毒感染的特征性表現為急性發熱，體溫一般在38~40℃，干咳、咽痛，咽部充血明顯，患者一張嘴便可發現咽部“一片紅”，俗稱“血盆大口”，同時有淋巴濾泡增生，患者扁桃體增大并有白色分泌物。

據統計，20%～50%的55型腺病毒感染者可發展為病毒性肺炎，醫學診斷為“腺病毒肺炎”。一般表現為持續發熱，體溫大多在38.5℃以上，伴咳嗽加重、咽部癥狀明顯。應高度重視的是，部分患者還可出現明顯呼吸困難、胸悶、心跳加速、血壓下降等情況，警惕發展為重癥肺炎。極少數患者可能不出現明顯的發熱，僅表現為咳嗽、咽痛，體檢發現咽部明顯充血，但影像學檢查可能已具備肺炎的病理改變[1]。

2.1.2 眼部感染：腺病毒輕型眼部感染多為呼吸道感染和咽喉炎的并發癥。濾泡性結膜炎可由許多型腺病毒引起，類似于衣原體性結膜炎，而且為自限性。由腺病毒8、19和37型引起的角結膜炎為重型感染，具高傳染性，以急性結膜炎開始，擴至耳前淋巴結，隨后發生角膜炎。

2.2 診斷標準

腺病毒感染的診斷主要以臨床癥狀、流行病學情況和接觸史為依據。確診腺病毒感染必須借助病原的實驗室檢測和分離。疑似病例，指發病前8 d內去過疫區并與55型腺病毒確診病例有過密切接觸且出現發熱、干咳等臨床癥狀。臨床診斷病例指發病前8 d內與55型腺病毒確診病例有過密切接觸史，有發熱伴咽干或咽痛，干咳、少痰癥狀，雙側或單側頸部淋巴結腫大，咽部充血，淋巴濾泡增生，部分扁桃體表面覆有點狀、片狀白色分泌物，雙肺聽診基本無干濕啰音，與影像學表現不一致，外周血白細胞正常或降低，分類淋巴細胞比例降低，單核細胞比例升高，胸部影像學可表現為結節樣、斑片樣、小片樣或大片樣實變影，部分出現胸腔積液。以上全部符合者可診斷為腺病毒肺炎或腺病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對于確診病例，必須進行實驗室檢測，包括咽拭子實時定量PCR法檢測55型腺病毒核酸陽性，血清55型腺病毒特異性IgM抗體陽性或急性期與恢復期雙份血清標本55型腺病毒IgG抗體滴度升高4倍以上。

2.3 鑒別診斷

首先要鑒別普通感冒與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多伴有明顯的鼻塞、流涕、打噴嚏等上呼吸道卡他癥狀，胸部X線片動態檢查無異常發現。而流行性感冒有明顯的傳染性，可引發暴發流行，抗生素治療無效，肌痛明顯，同時外周淋巴細胞比例明顯增高，可從患者鼻咽分泌物中檢出流感病毒抗體或流感病毒特異性抗體。第二，要與細菌性肺炎鑒別。細菌性肺炎多有發熱、咳嗽等癥狀，胸部影像學檢查可有炎癥性浸潤，如大片實變影或小的斑片影，可伴有頭痛、肌肉酸痛、乏力等全身癥狀，部分重癥病例可有氣急、發紺，甚至出現中毒性休克。細菌性肺炎多為散發病例，一般不會出現群體性發病，常有膿痰和明顯肺部體征，以局部濕啰音多見，部分可有肺實變體征；大多數患者往往同時有外周血白細胞計數的明顯升高和中性粒細胞比例增加，合理使用抗生素后可迅速控制體溫并使肺部陰影吸收。第三，要與支原體、衣原體肺炎鑒別：支原體、衣原體肺炎也可在學校、部隊或社區中發生小規模流行，常見臨床癥狀包括發熱、干咳、咽痛、聲嘶、頭痛、肌痛、乏力等，但患者血清內可查出肺炎支原體或衣原體特異性IgM抗體，或雙份血清肺炎支原體或衣原體特異性IgG抗體滴度升高4倍以上。另外大環內酯類藥物或新氟喹諾酮類藥物治療支原體、衣原體肺炎有效[8]。

2.4 治療措施

腺病毒感染目前仍沒有特效藥物，55型的感染也是如此。對一般感染者主張采取綜合治療措施，如降溫、退熱、鎮咳、補液等對癥處理。關于抗病毒治療，陳娜娜等[3]曾通過體外試驗觀察更昔洛韋對腺病毒復制有抑制作用。而總后衛生部推薦，早期應用利巴韋林靜脈滴注效果較好，同時還推薦應用ω干擾素噴鼻劑噴鼻腔。也有建議使用糖皮質激素，主要是抑制機體過強免疫病理反應，減輕嚴重全身炎癥反應狀態。特別適應于有嚴重中毒癥狀、持續高熱不退，X線胸片檢查顯示多發或大片陰影、短期內進展迅速，出現明顯的呼吸窘迫、達到急性肺損傷或急性呼吸窘迫征（ARDS）者。對于免疫功能的調節，可根據醫療條件，酌情使用干擾素、胸腺肽、丙種球蛋白等非特異性免疫增強劑，提高機體抵抗力。另外，為了有效控制合并的細菌感染，普遍主張應選用阿奇霉素或第三代頭孢菌素等進行抗菌治療。同時還要多休息、多飲水、平衡膳食、注意保暖等。

3 流行病學特征

3.1 流行環節

3.1.1 傳染源：患者和隱性感染者是腺病毒感染的主要傳染源，55型也不例外[9]。55型腺病毒感染后的潛伏期一般為3~8 d（平均4~5 d）。患者自潛伏期到發病后均有傳染性，特別是在潛伏期末至發病急性期傳染性最強，因此對與患者密切接觸者的醫學隔離觀察為8 d。

3.1.2 傳播途徑：55型腺病毒感染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近距離傳播，在相對密閉、通風不暢的場所容易發生傳播。有研究顯示，如與感染者共同洗澡，因為吸入含有病毒的氣溶膠而被感染[10]。另外，由于腺病毒在室溫下存活時間較長，直接接觸55型腺病毒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或者間接接觸其分泌物和污染物的物體表面，然后再接觸眼、鼻或口都容易導致感染。據報道，某地曾因游泳池消毒不嚴而導致腺病毒性結膜炎的暴發。

3.1.3 人群易感性：55型腺病毒為重組產生的新型病毒，人群缺乏免疫力，故普遍易感。特別是部隊的新兵，具有集中居住、集中訓練等特點，加之新兵防病意識相對不強，入營后訓練強度較大，生活作息緊張，對駐地氣候條件和環境不適應，導致個體抵抗力降低，因此，在新兵集訓時很容易引起暴發流行。美國、古巴等多個國家軍隊就曾發生過由腺病毒引起的新兵“急性呼吸道病”和非典型肺炎，并出現死亡病例[8-10]。

3.2 流行特征

3.2.1 地區分布：腺病毒自20世紀50年代被發現后，先后在世界各國被成功分離，目前已知的7組60多個血清型的人腺病毒，呈現全球性分布。據文獻記載，全球20多個國家發生過近百起新兵腺病毒感染流行，但55型腺病毒感染較少[1]。2004年土耳其一個國際軍人訓練營發生了數百人的55型腺病毒感染；2005年新加坡也發生了新兵55型腺病毒感染暴發，導致226人發病。我軍有關新兵血清標本檢測也顯示了抗體增高的趨勢[11]。國內也曾發生過腺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咽炎、咽結膜炎、流行性角膜結膜炎及病毒性肺炎等，還可引起胃腸炎、腸系膜淋巴炎及百日咳癥候群等疫情。

3.2.2 季節特點：冬春季節氣溫較低，病毒存活時間較長，冬季人群常在室內聚集活動，且居室大多通風不佳，易于病毒性疾病傳播。因此，冬春季是55型腺病毒感染的高發季節，很容易出現群體性暴發流行。

3.2.3 患者特性：腺病毒的多型性決定其致病性的多樣性。據研究，腺病毒為兒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主要原因之一，幼童的急性喉炎多為人腺病毒1、2、3、5型引起，成人的發熱、頭痛、鼻塞、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主要為人腺病毒4、7型引發，兒童非典型肺炎主要為1、3、4、7型人腺病毒感染，喉頭結膜炎的病原體則為3、7和14型腺病毒，急性濾泡性結膜炎多為4、7型腺病毒感染，而流行性角膜結膜炎則為8型腺病毒感染。也有腺病毒引起嬰幼兒急性腹瀉的報道[12-14]。

4 預防控制

4.1 加強疫情監控

早期發現腺病毒感染疫情和病毒變異是制定防疫措施的基礎。因此，各級醫療衛生單位必須健全疫情報告制度，對門診有發熱、咳嗽、咽紅等典型癥狀的病人認真做好病史調查和登記，對有接觸史、癥狀典型的要密切監控。要做好實驗室監測，及時從血液檢查和血清學實驗中找到診斷依據，為人腺病毒新亞型或舊亞型的出現提供預測[12]。

4.2 控制好傳染源

早期隔離是切斷傳播、降低發病率和控制腺病毒感染流行的有效措施之一。對疑似和確診的病例，必須進行隔離治療，對密切接觸者進行為期8 d的醫學觀察。特別是在局部暴發流行期間，要加大醫學排查力度。自覺不適及有呼吸感染癥狀者應及時告知醫生，并盡量避免外出或與他人接觸，外出時要戴口罩。

4.3 切斷傳播途徑

要減少或停止集會和大型娛樂活動，不到病家串門，盡量少去公共場所；咳嗽或打噴嚏時要用紙巾或手掩住口、鼻；要經常對居室開窗通風換氣或進行空氣消毒；對患者用過或接觸過的衣物或用具進行曝曬或消毒處理，患者住過的房間要徹底消毒；切實做到“避患者、少摸臉、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風”。

4.4 實施預防服藥

上世紀80年代就有甲醛滅活疫苗的應用報道，但由于腺病毒型別較多，且腺病毒對新生地鼠等動物有致癌作用，疫苗的使用受到阻力[4]。目前腺病毒感染沒有特效藥，但抗病毒藥物對任何型別或變異的毒株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在高度受威脅且又無特異性免疫疫苗的情況下，可以采取口服板藍根沖劑、蓮花清瘟膠囊和利巴韋林等藥物，或以重組人干擾素ω滴鼻3~5 d，有一定的預防作用。如不易區分是55型腺病毒感染還是支原體、衣原體感染，還可遵醫囑口服抗生素等。

4.5 做好職業防護

醫務人員和疫情處置人員均為職業高暴露人群，必須做好個人職業防護。要積極參與針對性職業防護培訓，強化專業防護知識并貫穿在疾病診治和疫情處置活動中，規范洗手、戴口罩、戴帽子、穿防護服的流程，一旦發生職業暴露，必須正確處理、及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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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養老保險制度類型；再分配效應特征；貧富差距

一、 引言

從世界范圍來看，實行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大致可以分為三或四種類型。有的學者將其分為投保資助型（或稱傳統型）養老保險、強制儲蓄型養老保險和國家統籌型養老保險三種類型（劉志英，2006；徐鼎亞、樊天霞，2004）也有的學者將其分為福利國家型、社會保險型、儲蓄積累型和國家保障型四種類型（王延中，2012），兩者的區別在于是否將蘇聯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作為一種單獨的類型分割開來進行分析。在吸收借鑒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將實施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分為福利國家型、保障國家型和儲蓄國家型三種類型，這樣劃分一來考慮到四分法中國家保障型已經比較陳舊，實施的國家很少，不具有代表性；二來類型名稱簡單明了，很容易看出各自的特征。基于此，本文就通過這三種類型及其代表性國家來分析它們各自的特征及在收入再分配效應上的差別。

二、 不同類型國家養老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特征

養老保險制度不同類型之間的差異是相對的，而不同國家間再分配效應的差異卻是絕對的。同一種類型的不同國家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也有著或多或少的差別。對每種類型的代表性國家進行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具體的了解每種類型在養老保險制度在再分配效應上的特征。

1. 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

（1）英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英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歷史悠久，早在1908年英國就制定了養老保險的相關法律，1992年頒布和實施了現行的《養老保險法》。英國國家養老保險由基本養老金和補充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只要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公民都可以得到基本養老金，只是這種普惠制的養老保險待遇保障水平比較低；補充養老金的多少與公民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年限正相關。之所以認為英國國家養老保險制度具有較強的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其原因在于英國養老保險的保障對象是全體國民，覆蓋范圍極為廣泛；籌資模式上采用現收現付制，從而有效的實現了養老金代際之間的轉移；英國養老保險的資金來源，除了由雇主和雇員提供以外，英國政府也為其提供大量資金支持，這更有利于養老金的宏觀調配；繳費率上，雇主和雇員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小于養老保險總收入的40%，繳費率比較低，而一般的稅收收入占到保費總額的60%，從而有效實現了養老金的互濟互惠；給付方式上，根據不同的繳費年限實行差別支付而且大約七成養老金由英國政府以現金的方式支付，進而更直接更快速的實現資金的自由轉移，縮小了貧富差距。

總的來說，英國初次分配的效果很不理想，收入差距非常明顯。然而，英國收入再分配的調節能力很強，經過再分配之后，有接近一半的家庭貧困狀況得到緩解。

（2）瑞典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早在20世紀初，瑞典便開始建立和發展本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瑞典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由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補充養老保險制度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全國所有達到法定年齡的老人都可以享有的基本養老保險，另一部分是與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緊密相關的補充養老保險，這種養老保險體系的設置既體現了公平又兼顧了效率。作為福利型國家，瑞典的養老保險制度具有明顯的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對此，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明顯看出：覆蓋范圍上，瑞典的養老保險制度遵循“社會保險，人人受益”的原則，覆蓋全體國民，具有廣泛的社會參與性；保障水平上，勞動者的養老金收入約占退休前工資的70%，用于養老保障的開支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20%，且支出水平隨物價的變動不斷調整，可見其福利水平比較高，且有效降低了家庭貧困率；籌資模式和內容上，瑞典采用以支定收的現收現付制，其突出特征是把現收現付計劃建立在具有個人賬戶的既定供款制度的基礎上，其中稅收和政府轉移支付的比重較大，從而有效調節了家庭間的收入差距；資金來源上，瑞典的社會養老保險費用主要由國家負擔，資金來源主要包括稅收收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財政補貼和地方財政補貼等，其中稅收的比重很高，占工資收入的19%，這有利于借助國家的強制力來保障養老保險制度的公平性和提升其社會化程度。

瑞典養老保險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顯著成果與該國政府實施的強而有效分配措施密不可分，其養老保險制度的設置對于縮小代際之間的收入差距有著重要的貢獻。

2. 社會保障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

（1）美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1935年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社會保障法》，該法是美國退休制度開始實施的標志。時至今日，美國已經形成由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共同組成的三足鼎立的養老保險體系。

美國養老保險體系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和調節收入再分配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從覆蓋范圍來講，美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主要針對有工資收入的勞動者而不是全體公民，整個國家90%以上的勞動者被這一保險所覆蓋；受益條件上，養老金待遇與工資收入、養老保險費的繳費狀況相關聯，屬于“收入關聯型養老保險”，基本養老保險的受益條件為繳費滿40個季度且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年人，達不到退休年齡提前退休者，依據養老保險制度的相關規定，扣減相應比例的養老金，對于延遲退休的老人，增加相應的養老金給付額；資金來源上，養老保險費主要由雇主和雇員共同負擔，雇主和雇員繳納的養老保險各占總保費三分之一左右，隨著經濟發展，雇主和雇員所繳納的保險費率也在不斷調整提高，從而有效保證了再分配所需的資金；給付水平上，養老保險約占社會保障總給付額的一半左右，且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養老保險的待遇水平相對適中，2014年美國基本養老金的平均替代率水平約為39.4%；給付方式上，現金給付基本占據全部，實物給付所占比重只有0.01%，有效提高了再分配的效率。

此外，美國政府為體現養老保險的基本保障功能，防止退休后的收入水平過高，設置了保險費的繳費上限，規定工資收人超過上限的部分不計入保險費的計算當中，從而有利于縮小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尤其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2）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德國養老保險制度起源于19世紀80年代，隨后又經過幾次改革，最終建立起由法定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私人養老保險共同組成的，具有強制性和針對性的比較完善的保障體系。

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都很高，甚至高于福利國家型的英國，而且二者在比重上相差無幾，這就使得制度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收入來源上，社會供款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稅收的比重大約占三分之一，這反映了德國較強的社會保障意識；繳費率上，采取根據實際需要一年一定的方法，如1995年的繳費率為18.6%，1999年達到19.5%，2009年又調整為19.9%，從而增強了養老保險的靈活性和科學性；給付模式上，工資收入、繳費狀況影響養老金的待遇水平，但不是享受養老金的決定因素，德國政府堅持統籌和共計相結合的方式，從而使得收入不同的勞動者在退休后享受的養老金差距不大；給付方式上，現金給付所占比重很大，約占總給付額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且這一比例仍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總的來說，德國在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中，積極強調并努力實現社會公平，充分發揮了養老保險制度收入再分配的調節作用，有效的縮小了老年人的貧富差距。

3. 儲蓄積累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

（1）新加坡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新加坡的社會保障制度由兩部分組成，即中央公積金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中央公積金制度創建于1955年，它是新加坡養老保險制度的核心，該制度的收支水平很低，收入約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13%，支出大約占2%。覆蓋范圍包括達到55歲退休年齡的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所有雇員、自雇人士和自愿交納公積金者；繳費率上，雇主和雇員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費率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調整變化：公積金建立之初，雙方繳納比例各占5%，19世紀中期提升到各占25%，20世紀初又調整到雇主占18%、雇員占22%；資金來源于雇主和雇員共同提供的公積金最低存款，最低存款由預期退休的余壽和預期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來確定，2003年后最低存款要求為八萬新元，政府不以任何形式給付養老金，只提供稅收優惠和保障收益率；養老金的待遇水平由員工工作期間的工資水平、中央公積金局制定的總投保費率以及存儲利率來決定，并與三者成正相關關系。

總之，就新加坡的養老保險制度而言，它特別強調自存自用、多存多用，不能充分發揮養老保險互助共濟的功能，收入再分配的調節能力極小。

（2）智利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智利是拉丁美洲最早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后來經過1980年改革，實現了由現收現付制向完全積累制的轉變。資金來源上，取消了雇主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由雇員自行承擔全部保費，保費按雇員月工資收入的10%繳納，另外基金管理公司收取3%的管理費，二者一并組成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給付模式上，智利采用繳費確定型養老保險制度，對于繳費20年以上的參保人員，政府制定了最低養老金支付標準，對于參保人員個人賬戶資金不足或基金公司破產等情況，政府保證其享有最低養老金；管理方式上，對養老金分散管理并進行市場化運作，即每個投保人可自行選擇中意的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公司會為投保者設立專門的賬戶，由其對基金進行管理與投資，并將繳費和收益一并存到投保者賬戶待其退休后領用。

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強調效率，每年養老保險的收入、支出占GDP的比重變動很大；但忽視了公平，雖然積累了大量資金，能夠實現收入分配調節作用的相當少。

三、 各類型養老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特征

從世界范圍來看，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設立了養老保險制度或養老保險保障措施，具體國情不同養老保險制度的內容設置也就不同，但對于一些經濟制度相似、發展水平相近或其它社會因素趨同的國家，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也可能存在一定相似性。下文就從養老保險制度類型的角度來分析其在再分配效應上得特征。

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以“普惠性”為基本原則，倡導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保障內容全面的、高福利的養老保險制度。這一制度最早是由英國創立的，后來逐漸被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接納和采用。從籌資、給付模式來講，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采用現收現付制，并采用“以支定收”的方式確定養老金水平；從資金來源來講，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的養老保險基金全部來源于國家稅收，政府部門負責養老保險基金的運營和管理；從領取條件來講，只要其公民達到退休年齡或規定的年齡都可以領取相同數量的養老金，與公民的職業、工資水平、繳費年限等都沒有關系。因而，綜合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的特征，并結合以往相關學者對籌資機制、給付機制與收入再分配關系的研究，可以看出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會造成國家的稅負負擔過重，導致市場效率低下；但也使得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普遍提高，具有很強的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社會保障型養老保險制度以“選擇性”為基本原則，它與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的“普惠性”原則在覆蓋范圍上有明顯的區別，即該模式并非囊括全體國民，而是側重于向那些從事生產經濟活動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勞動者提供保障。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和地區是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從籌資、給付模式來講，這些國家多采用現收現付制，每個公民所獲得的養老金與工資水平和繳費年限密切相關，因而屬于“以收定支”的模式；從資金來源來講，多元化特征顯著，一般包括社會繳款、稅收、資本收益等多種形式，養老基金一般由政府部門監管但其它社會組織可以參與運營；從領取條件來講，社會保障型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決定了并非達到退休年齡的公民就可以領取養老金，還與公民的繳費金額、繳費年限密切相關。因而，綜合社會保障型養老保險制度的特征，可以看出該模式明顯帶有權利和義務相結合的特征，強調風險共擔，其收入再分配的調節作用比福利國家型弱。

儲蓄積累型養老保險制度以“自保性”為基本原則，國家通過建立相應的養老保險制度和激勵機制，鼓勵個人按時將一定比例的收入納入個人賬戶用于滿足退休后的養老需求。新加坡和智利等國家和地區是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從籌資、給付模式來講，儲蓄積累型養老保險制度鼓勵勞動者工作期間進行儲蓄，退休后用儲蓄金養老，屬于完全的基金積累制和以收定支的模式；從資金來源來講，儲蓄積累型的養老保險基金全部來源于勞動者投入儲蓄的那部分收入，整個過程中政府不繳納任何費用，完全依靠勞動者自助，由專門機構對積累的資金進行管理和投資運營；從領取條件來講，對于那些通過儲蓄進行養老金積累的勞動者，一旦這些勞動者達到退休年齡，相關機構就會一次性或逐月將其存入個人賬戶的資金返還給退出勞動市場的公民。

四、 結語

養老保險制度按照三分法劃分，可分為福利國家型、社會保障型、儲蓄積累型三種類型，本文正是以此為基礎，從每種類型中分別選取兩個代表性國家，剖析其養老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特征，進而概況總結出三種類型養老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特征，特征涉及覆蓋范圍、資金來源、籌資方式、籌資原則、給付條件、保障水平、再分配效果等多個方面。簡單地從再分配效果來說，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果最強，社會保險型居中，儲蓄積累型最弱。然而，福利國家型缺乏明顯的激勵機制，儲蓄積累型具有很強的調節個人生命周期內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而，三種類型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只是內容和特征上的差異，不存在絕對的好壞之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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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漸進式退休政策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壓力的緩解效應研究”（項目號：15YJC630105）；民政部部級課題“老年社會工作研究”（項目號：2015MZRO17-16）；第59期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研究”（項目號：2016M591330）。

第4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一、醫院收費管理漏洞防范的有效措施

1. 強化收費相關人員管理

從醫院財務流程來看，收費相關人員在財務流程中起著承接的重要作用。由于門診收費處是醫院直接貨幣資金來源，為保證醫院收入完整入庫，使得相關人員在專業素質和道德素質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除去“門診收費人員崗位職責”“日常門診收費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要求，醫院需對收費相關人員設定謹慎的監督稽核制度

2. 在票據管理中產生的漏洞及管理

門診收費處票據由于其量大、流動性高的特殊原因需要專人專職管理。票據的管理的困難在于票據經常在不同部門流轉，極易出錯，因此需要業務人員業務水平在完成簽字蓋章前認真核對確認，并分類存放，并在規定期間按時整理該時間段內的XXX，XXX，XXX等票據，做到專人專帳負責。票據是否被及時作廢是門診收費處票據管理中的一大漏洞所在，如收據條和發票沒有被及時銷毀，一些收費處人員利用可乘之機隱瞞部分發票，再次利用其上報之后獲得非法收益。此外，在退費過程中，由于病患方索要發票意識不強，發票被收費員刻意隱瞞也可引發二次上報造成對醫院公有資產的私吞。為盡量遏制此漏洞，門診管理中具體手段包括（1）將收費信息系統與藥房、檢驗科室之間共享；（2）收費員及時整理票據存根，歸檔保存，并錄入電腦聯網系統備案，定期上報已退費的發票或已注銷的票據；（3）門診收費處主任安排稽核會計進行按時核查現金、發票或已注銷的票據、收費項目清單三項是否達到統一。

3.在退費、醫療欠費等情況中可能產生的漏洞及管理

退費是醫院在正常運營中由于多種原因產生的病人要求退回未發生的醫療服務款項的行為。目前退費程序的不合理性體現在缺少必要的審核程序，導致退費程序過于簡單，權限不明。我院目前使用的退費程序為：在漏記、多記或要求退款得到原始科主任或主管護士簽名后，由藥房收回原有藥品并簽字，最后返至收費處核銷原有記錄，經財務科人員確認后在系統中做出退費標記并提取必要的現金至病人方。在嚴格退費審批權限中需明確發票聯或其他繳費原始憑證不齊者一律不予申請退款。在整個過程中，我院設立退費科室主任進行全程審核，每天的退費票據都需當日進行報備核銷。

4.在醫保報銷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漏洞及管理

跟隨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逐漸健全，醫療保險公費報銷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各級醫院收費處。應對這一現象我院特設持醫保卡特定結算窗口及老干部醫療保險收費處。不可避免的，一些騙取套取醫保基金的現象隨之產生：如無明確目的或超劑量的大范圍購入藥品，套取基金；持卡人與病人、病人與相應藥品并不一致；利用醫療費用可報銷套取現金等等違規現象層出不窮。其中不少違規現象醫院人員難辭其咎。有效的解決方法包括從源頭控制，即加強醫療保險法制建設；加強途中稽核督查，即不定時不定點抽樣監察；建立市內各定點醫院聯網機制，進行把關控制。

二、現存門診收費現金管理的模式的思考

1.存款結算體系方面：拓寬門診收費處現金存款方式。

跟隨國家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電子支付形式的健全，醫院業務收入流程上不再依賴傳統現金結算方式，多種新形勢下的收費處存款方式正在被更多的采納，其中包括：（1）基于POS機終端與銀行聯接形成即時電子資金收賬系統；（2）網上/電話預約掛號系統。前者顯著經濟效益體現在保證了資金轉賬的安全，在加速收費處運營效率的同時有效降低醫院現金轉存入銀行的成本，使得病患、院方、銀行方三方互惠；后者為近年出現的新型預約掛號系統，將傳統掛號搬至新平臺，大大改善了病患掛號體驗，縮減了預約時間，為新形勢下信息化全面滲透到醫療服務體系中的重大改革。兩者的出現對收費處人員素質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人力配置需加強培訓

目前我院門診收費處實行監管責任制，不斷規范財務收費管理責任制，及時對所發生的會計信息進行處理。收費員做到每日工作移交準確，不拖延積壓；審查領導做到按時本文轉自ter-spacing: normal; color: rgb(51,51,51); word-spacing: 0px;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

3.硬件配置需不斷升級

目前我院門診收費實行全面信息化操作已近X年，院內全部使用信息一體化系統，符合三甲醫院對硬件配備要求。信息系統的一體化建成大大提高院內運營效率，減少了產生差錯的機會，給予來訪病患一個親切良好的就醫平臺。隨著電話、網上掛號等新型門診收費預約平臺的建立和完善，院內信息一體化系統需要不斷升級，從硬件設施上減少從前因溝通不良產生的摩擦，改善醫患關系從根本抓起。

三、小結

門診收費處是每一個病人來到醫院的第一接觸平臺，管理者需從各方面認識到收費處管理對醫院整體運營管理的重要性，才能從根本上杜絕任何可能產生的漏洞，不斷改善現存收費處現金管理模式，維護醫院良好聲譽的同時保障自身盈利不流失。

參考文獻：

[1]田少宇.關于醫院收費處存款方式的探討[J].會計師，2010（08）

第5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超聲波；托特羅定；膀胱過度活動癥

OAB是一種以尿急癥狀為特征的癥候群，常伴有尿頻及夜尿癥狀、可伴有或不伴有急迫性尿失禁；尿動力學上可表現為逼尿肌過度活動，也可為其他形式的尿道-膀胱功能障礙。該病的發病率女性高于男性。近些年來關于該病的治療是一個研究的熱點，方法也較多，但臨床療效報道未見統一。我院2011年1月～2013年12月收治的53例女性OAB患者采用托特羅定配合聯合超聲導入治療，效果滿意，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共觀察符合標準病例100例，為我院2011年1月～2013年12月門診確診收治的女性膀胱過度活動癥患者。年齡30～70歲，平均年齡（46.2±7.8）歲，病程6個月～10年，平均18個月。將這些符合觀察標準的患者隨機分為兩組給予治療，治療組53例，對照組47例。兩組患者在年齡、病程、基礎狀況方面差異不具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診斷標準 所有入選患者均符合以下條件：①24 h排尿≥8次，夜間排尿≥2次，尿量6個月者；③多次（>3次）尿常規及清潔中段尿培養排除了尿路細菌、真菌、衣原體感染；④經B超及膀胱鏡檢查排除尿路結核、結石、腫瘤等器質性疾病；⑤排除盆腔疾病及婦科疾病；⑥排除嚴重心腦肝腎疾病、神經原性膀胱尿道功能障礙的患者；⑦排除精神、神經障礙的患者；⑧抗膽堿能藥物禁忌或過敏者.

1.2.2剔除標準 ①自動終止治療或失去聯系者；②治療期間未按治療方案用藥者；③因藥物不良反應而終止治療者（不納入療效評價，但計入藥物不良反應）。

1.2.3方法 將符合條件入選的100例女性膀胱過度癥患者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53例，口服托特羅定片2 mg，bid，配合選取氣海穴聯合超聲導入治療，治療15 min/次，bid，治療前先按穴位用指壓方式進行確認，有酸脹感即為有效位置，聯合超聲導入治療以稍熱為佳，要循序漸進，盡量避免過度治療，30 d為1療程；對照組47例：托特羅定片2 mg，bid，連服30 d為1療程。

1.3療效判定標準 ①痊愈：24 h排尿

1.4統計學處理 用SPSS 11.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結果

1個療程治療后，治療組和對照組臨床療效結果，見表1，治療組療效優于對照組。

3討論

膀胱過度活動癥是指尿急、尿頻和急迫性尿失禁等臨床癥狀構成的癥候群。過去有關名詞較混亂，如女性尿道綜合征、逼尿肌反射亢進、逼尿肌不穩定、不穩定膀胱等。近些年來，膀胱過度活動癥的診斷和治療日益受到重視，也成為研究的一個熱點。但是目前其發病機制仍不十分清楚，比較公認的有以下幾點：①逼尿肌不穩定：由非神經源性因素所致，儲尿期逼尿肌異常收縮引起相應的臨床癥狀；②膀胱感覺過敏：在較小的膀胱容量時即出現排尿欲；③尿道及盆底肌功能異常。④其他原因：如精神行為異常，激素代謝失調等。

近年來，隨著藥學的發展，藥物治療也取得較大進展。酒石酸托特羅定屬于一種M受體阻滯劑，對膀胱壁、逼尿肌產生作用，通過競爭性地抑制乙酰膽堿與之相結合，從而降低膀胱不自主收縮，獲得治療效果，且其結合具有高度選擇性及較強親和力，因此保證療效同時也降低了口干等副反應發生幾率，顯著提高患者耐受性[1]。調查顯示，酒石酸托特羅定治療OAB總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4%，多為輕度，停藥及對癥處理后均能獲得緩解，因此已經成為治療的一線用藥[2]。吳士良[3]等報道托特羅定常見的副作用為口干、排尿困難、頭暈、眼瞼水腫、 眼干、便秘、頭痛及吞咽困難等副作用，發生率66.9%，國內外對于托特羅定的療效較為肯定，但是，副作用的發生率報道不一致，可能與國人體質有關。雖然，托特羅定對女性膀胱過度活動癥的療效較為肯定，但鑒于托特羅定的副作用發生率較高，在一定程度上給患者帶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困擾，尋求一種更安全、有效、經濟、副作用小的治療方法顯得更為重要。

聯合超聲導入治療是直接將治療藥物穿過完整的皮膚進入體內而產生局部和全身療效的治療方法。簡而言之是超聲波治療與超聲透皮給藥相結合的聯合治療。其治療作用：①超聲波治療；②超聲把藥物經皮膚這個特殊通道進入體內產生的、區別于口服、肌注、靜脈滴注等給藥方法，是第三種給藥途徑。聯合超聲導入有3大效應：①機械效應：超聲振動可引起組織細胞內物質運動，由于超聲的細微按摩，使細胞漿流動細胞、細胞震蕩、旋轉、摩擦、從而產生細胞按摩的作用，也稱為"內按摩"這是超聲波治療所獨有的特性，超聲波的機械作用可軟化組織，增強滲透，提高代謝，促進血液循環，刺激神經系統和細胞功能，因此具有獨特的治療作用。②溫熱效應：產熱過程是機械能在介質中轉變成熱能的能量過程，即"內生熱"。超聲溫熱效應可增加血液循環、加速代謝、改善局部組織營養、增強酶的活力。③理化效應：理化效應往往是上述效應的繼發效應。

其次，超聲波可以提高生物膜、毛孔的通透性。通過溫熱效應和促滲劑（水化劑、角質層剝離劑）的應用對皮膚進行預處理，增加皮膚的通透性，通過機械效應"內按摩"產生允許生物大分子藥物通過的生物孔道。人為造成藥物通過的直接通道，使藥物順利通過，通過以上方法的協同作用促進了藥物向體內的有效轉運，并結合中醫經絡理論，通過對相應穴位的刺激達到疏通經絡、行氣活血、扶正祛邪及提高人體免疫能力的功效。在女性膀胱過度活動癥的治療中，我們選擇雙側三陰交穴位，韓靜[4]的研究表明：電針三陰交可顯著改善膀胱逼尿肌功能減弱類型的排尿異常。

聯合超聲導入治療在臨床使用上的作用特點：①無肝臟首過效應，②藥效穩定、持久，③無血藥濃度峰谷現象，④無痛苦、無創傷、安全、方便，⑤溫熱理療。臨床實驗證明，托特羅定配合超聲波聯合導入對治療女性膀胱過度活動癥有較好的臨床療效，改善排尿狀況，促進排尿功能恢復，明顯緩解患者尿頻尿急尿失禁癥狀，方法安全、操作簡單、可靠和經濟。在無創治療方面帶來治療效果 ，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本組結果顯示：1個療程治療后，治療組和對照組比較總有效率差異具統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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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Lotka-Volterra模型；競爭系統；同時捕獲；最優捕獲策略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9-0204-03

引言與模型假設

生物資源的開發問題近幾十年為廣大學者所廣泛研究，對單種群資源的開發問題已有許多成果，但對于多種資源開發與管理的研究，成果卻很少，翁世有研究了互惠系統的捕獲優化問題，張劍等應用最優控制方法，研究了捕食系統的捕獲優化問題。受文獻 [2~3] 啟發，本文引入價格成本因素，并且應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對捕獲強度系數為已知正常數和為未知兩種情況給出了此系統的兩種群同時捕獲時的最大持續受益的條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本文闡述了Lotka-Volterra競爭模型及其以最大收益為管理目標的最優捕獲策略，有密度制約同時捕獲的競爭模型為：

=x（a-αx-by）-Ex=y（c-βy-dx）-kEy （1）

x，y表示在t時刻種群x和y的數量，a，c分別為種群x和y的內稟增長率，b，d表示彼此競爭能力，a，b，c，d均為正常數。

此外，本文約定用E*表示最優捕獲努力量，MEY表示最大純收益，設種群x和y的捕獲物的銷售單價分別為常數p和q，單位捕獲努力量的成本為c。

其中，k為正常數。這種捕獲方式是用努力量E同時去捕獲種群x和y的。以捕魚業為例，一網下去，捕獲種群x的個數與種群y個數之比大致為k，參數k反映了漁網的特性.設努力量E的單位成本為c。

一、定性分析及生態學意義

由文獻[6]知，系統（1）的兩個非負平衡點：

P1（0，0）和P2（，），其中，

下面證明此系統不可能存在極限環和奇異極限環。由Jacobia矩陣：A=a-E-by-2αx -bx -dy c-kE-dy-2βy

將P1（0，0）代入|A-λI|=0，得兩個根：k1=a-E>0，k2=c-kE>0。

因此，P1（0，0）為不穩定的結點。同理將P2（，）代入|A-λI|=0得特征方程：

λ2+λ-=0

其中，X=（c-kE）b-（a-E）β，Y=（a-E）d-（c-kE）α。

1.當bd-αβ>0時，由0，>0，>0，此時P2是鞍點（不穩定）。

2.當bd-αβ

以下考慮在此動態平衡狀態，使純收益的最優捕獲策略。

二、最優捕獲策略

（一）k為已知正常數的最有捕獲策略

1.總捕獲能力為無限時純收益

R（E）=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求R（E）的最大值，由微分學知：=0

解得：E*=

則MEY=R（E*）。

由實際意義，當cM1+adkM2-ckαM2->0，kM1-k2M2α-

M1β>0時，最優捕獲努力量為E*時，可獲最大純收益MEY。

2.總捕獲能力為有限E時純收益

R（E）=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考慮R（E）在[0，E]上的最大值。

由實際意義有：

（1）當E>時，則*=，

故MEY=R（*）。

（2）當0

R（*）=（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總之，由實際意義，當cM1+adkM2-ckαM2-c>0，kM1-k2M2α-

M1β>0時，最優捕獲努力量為*時，可獲最大純收益MEY.

（二）k為未知正常數的最有捕獲策略

1.總捕獲能力為無限時純收益

R（E，k）=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求R（E，k）的最大值，由微分學知：

=0=0

即：2E（k2M2α-kM1+M1β）+cM1+adkM2-ckαM2-=02kαM2E2-M1E2+（ad-ca）M2E=0

解得：E＝E*k＝k*

從而有：MEY=R（E*，k*）

總之，可根據實際意義，當最優努力捕獲量為E*，捕獲強度系數比為k*時，可獲最大純收益MEY=R（E*，k*）。

2.總捕獲能力為有限E時純收益

R（E）=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求R（E，k）在（0，E）的最大值。

可根據實際意義：

當E

當E>E*時，取*=E*，*=k*，可獲最大純收益。

小結

本文討論了有密度制約的Lotka-Volterra模型競爭系統同時捕獲的最優化問題，給出了平衡解，得到了努力量與產出的關系，最終得到最優化捕獲策略，若用同一工具捕撈可有效控制分配捕獲強度系數，使之有利于人們的實際需要。

參考文獻：

[1] 郭見軍.生物種群資源開發管理的最優控制問題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2.

[2] 張玉娟，劉會民，張樹文，等.競爭系統的兩種群同時捕獲優化問題[J].生物數學學報，1998，(4).

[3] 郭建軍，賀昌政.競爭系統兩種群捕獲的生物經濟最優控制問題[J].西南工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2，(1):11-15.

[4] 陳蘭蓀，陳鍵.非線性生物動力系統[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60-69.

[5] 馬知恩.種群生態學的數學建模與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45.

[6] 王順慶，王萬雄.數學生態學穩定性理論與方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Optimal Problem of Two Species Being Harvested Simultaneously for Prey-predator Systems

YIN Hua-min1，HUO Jin-xia2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of Longdong University，Qingyang 745000，China；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of Lanhou City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第7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轉貼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確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第8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證成，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證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還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無法證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說更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不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證求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人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需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新原則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8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9]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

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了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證成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證成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I[1013~4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第9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經濟轉軌 財政制度創新 體制與政策

    以1978—2002年的轉軌全過程為大背景,我們發現,財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整體改革進程中始終處于聯系其他諸項改革的樞紐位置,并在新舊體制轉換的各個聯結點上發揮著承前啟后的傳導功能。從總攬的高度對中國財政體制變動的實踐進行邏輯梳理和規律探討,不僅有利于深化對財政制度創新深刻性的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財政制度的創新進行前瞻性的思考。

    一 財政體制變遷的階段性分析

    財政制度創新與經濟轉軌進程之間有著深刻的互動關系,財政體制變遷的階段性劃分,或者說具有創新特征的階段性劃分應服從于經濟轉軌的創新背景。1978年以來的中國財政體制變動可以3個標志性事件來貫穿:一是延續較長一個時期的財政放權讓利、分灶吃飯的體制與政策;二是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劃分稅種為基礎而確立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財政一稅收體制框架;三是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市場需求不足而實施至今的積極財政政策及公共財政取向的改革。

    1.財政體制與政策運行的第一階段以放促活,即以“分灶吃飯”、“放權讓利”的體制促動微觀經濟活力和市場機制形成(1978—1993年)。財政體制經歷了三次大的變動:(1)1980年以前的“統收統支”體制。財權集中于中央,中央財政根據國民經濟計劃核定地方的收入數額,按企業事業的行政隸屬關系,核定地方的各項支出,然后根據收支指標,核定地方的收入留成及中央補助數額。(2)1980—1984年的“劃分收支、分級包干”體制,又稱“分灶吃飯”體制。根據各種財政收入性質和企業、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將財政收入劃分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與地方調劑分成收入;按企業、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劃分,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列中央財政預算支出,由地方管理的,列地方財政預算支出,中央再專項設置一部分資金用于解決特殊問題;以1979年為基數確定地方的收入、支出基數,五年不變。(3)1985—1987年的“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體制。基本按第二步利改稅后設置的稅種,將財政收入劃分為中央財政固定收入、地方財政固定收入和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原則上按行政、企業、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支出;以1983年為基數確定地方收支基數,五年不變;實際執行中將地方固定收入與共享收入加在一起,確定一個中央與地方的分成比例,實行總額分成。(4)1988年以后各種形式的包干體制。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辦法;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辦法;上解額遞增包干辦法;定額上解;定額補助。

    2.財政體制與政策運行的第二階段分稅立制,即確立以分稅制為基本特征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財政體制(1994年至今)。1994年財稅改革的重點是工商稅制和分稅制財政體制:(1)以公平稅負和簡化稅制為核心,建立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其他稅種相配合的工商稅制,以解決稅制復雜、重復征稅等突出問題。(2)在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實行分稅制改革,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按照稅種統一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并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套稅收征管機構;以1993年地方收入為基數核定對地方的稅收返還數額,并逐年遞增。

    3.財政體制與政策運行的第三階段多重磨合,即在積極財政政策應對經濟周期和確立公共財政取向改革的多重目標中,磨合財政體系內部職能、體制、管理的多重關系(1998年至今)。(1)1998年下半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防止經濟失速,財政政策由適度從緊調整為積極擴張,通過大量發行國債吸納沉淀資金、降低金融系統風險、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以刺激和拉動經濟增長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思路。(2)公共財政取向的改革主要著眼于財政管理層次,包括三項內容;部門預算改革,將部門的各種財政性資金(包括預算外資金)逐步納入一本預算中編制;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通過建立國庫單一賬戶體系,逐步對財政資金進行集中收繳和支付;政府采購制度改革,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實行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逐步以競爭、擇優、公正、公平、公開的形式使用財政性資金,以購買、租賃、委托或雇傭等方式獲取貨物、工程和服務。

    二 財政制度創新的機理與績效評價

    1.第一階段改革在總體上都具有通過財政體制的調整與退讓,打破“大一統”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釋放舊體制活力、醞釀新機制形成的特征。這種特征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和分配結構的變化。改革首先在農村啟動,主要的財政政策是增加投入、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以承包制調整分配結構,增加農民收入;企業改革方面,主要是財政對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對非國有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在這些改革過程中,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1979年國民儲蓄部門結構中,家庭部門、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的比重分別為23.6:42.8:33.7,到1991年變動為70.5:4.1;25.9,家庭部門的迅速上升意味著“大一統”的分配格局被打破。二是經濟運行和資本積累模式的變化。在改革價格機制、建立商品交換關系方面,財政采取了供給、需求雙向補貼的方式來抵消通貨膨脹,實現平穩過渡。1978年財政用于支持價格改革的補貼支出為11.14億元人民幣,1992年增加到321.61億元。在資本積累模式方面,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帶來了家庭部門收入比重的上升和社會資金的增加,社會資金的增長促進了相應的儲蓄一投資動員機制的形成,金融逐步替代財政成為社會資本積累的主要模式。三是財政自身地位與狀況的變化。在放權讓利過程中,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31.2%連續下滑,到1994年降到11.2%.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到1992年的38.6%.財政在不斷減收增支的壓力下,只能通過大量增加銀行借款來維持運轉,1979年財政向銀行借款90.2億元人民幣,占當年財政支出的7.1%,1992年借款額達到1241.1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28.3%.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漸進的制度激勵效果是明顯的:一方面,體制退讓打破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格局,放權讓利的實質是擴大了地方配置資源的權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隸屬關系內開展創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變化促進了多元化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化價格機制的形成。

    在已有的改革回顧中,關于這一階段財政的地位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財政的日益積弱和數度面臨收支危機而不得不做出的被動調整常常受到指責。事實上,從經濟轉軌全局而言,財政一直居于啟動和支撐改革的樞紐地位,財政體制的連續退讓、補貼的增長、借款的增長都有服從改革進程的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對于這一階段財政制度創新的經濟績效,筆者曾用突破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原理來解釋其全局意義(呂煒,2001)。按照納克斯的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緩慢、長期難以擺脫困境的原因在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約,這既是供給方面低儲蓄、資本短缺、生產率低下之因,也是需求方面低購買力、投資引誘不足之因,供給與需求受此制約而陷入惡性循環。納克斯提出的辦法一是外部資本注入,二是內部強迫儲蓄(納克斯,1986)。但當時中國面臨改革與發展的雙重任務,根本不具備那樣的條件,實際的經濟啟動采取了“財政收入超分配一提高家庭企業部門收入水平”的結構性調整。財政退讓策略啟動和支撐這一階段改革的邏輯順序為:財政讓利在分配領域的突破帶來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個人、企業的利益得到認可和增長,脫離計劃控制的貨幣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的出現,并自動創造了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儲蓄動機與投資動機導致金融地位凸顯,金融的成長又反過來推動儲蓄一投資的轉化。由分配領域發動的這一系列改革,還伴隨著計劃控制的必然削弱,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商品交換的基礎關系得以建立。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反作用于生產過程,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經濟運行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貨幣資本化所帶來的資本運動不斷擴張,以市場配置資源、以資本再生產推動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逐步確立。

    2.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的分配關系的調整,在財政改革史上具有轉折點的意義。整個經濟制度質的演進意味著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單純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適應下一階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責任的增強需要一個全新的財政體制框架來承載。就經濟運行而言,市場與政府關系調整的核心是配置資源權限的劃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權,并提供相應的財力保證,這是整個經濟體制變遷作用于財政體制的更為深刻的內涵。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無疑適應了這一變遷,其內在合理性也在于此。

    這樣的判斷可以從1994年改革前后的財政、經濟狀況來印證。改革前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正效率遞減、負效率上升,作為過渡性策略的體制設計已經不能適應演進中的經濟運行要求。突出的一點是按行政隸屬關系實行的利益分權模式越來越助長地區經濟封鎖和市場割裂,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而各地按行政隸屬范圍設置的保護性措施,形成了“塊塊”之間的封鎖,不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與此同時,以財政退讓政策提高企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的政策初衷與實際效果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隨著情況的變化,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提高已不再是單純減稅讓利可以解決的。二是在漸進轉軌的過程中,多種規則并行的矛盾導致財政體制的分割局面,并直接導致財政收入的分割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