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數據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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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關鍵詞：農業貸款；政策有效性；農村信用社改革；農村金融機構準入條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

一、 引言

農業發展歷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但由于農業貸款對象可抵押物缺乏、放款風險高等因素，導致農業貸款的發放受到限制。近年來，國家出臺多項政策，規范農村金融管理，降低農村金融機構準入門檻，擴大農業貸款可抵押物品范圍，意在促進農業貸款的增長，為農業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本文旨在通過實證檢驗，分析這些政策促進農業貸款增長的有效性。

二、文獻綜述

崔姹、孫文生和李建平的實證分析表明，農民收入會影響到農業貸款的增長。張永志等人的研究表明，農業行業市場風險、自然災害風險、農業貸款政策風險以及農村地區所吸收的存款資金外流問題，導致了農業貸款不足。王敏杰、應麗艷通過實證分析表明，農民收入及耕地面積等因素會影響信貸風險及資金需求，進一步影響農業貸款的發放。張燕、杜國宏基于上海六縣區農業貸款難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農村信用環境欠佳、抵押擔保機制不健全以、政策法規不夠完善以及信息流動性差，導致了農業貸款難的問題。繆仕國和胡冰川通過對江蘇省農村信用社的研究表明，當地的產業結構、投入產業風險情況以及農村信用社的產權及制度都會影響農業貸款的占比。

上述一些研究對影響農業貸款的因素，比如農民收入和資金需求等，進行了實證分析。也有研究就農村信用社改革等政策因素對農業貸款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但并沒有對政策變化進行量化分析。

三、 經濟學原理

農業貸款總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第三產業的資金需求、金融機構的資金供給共同決定了農業貸款得增長。農業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農業產業的擴張趨勢，如果農業產業持續發展，對資金的需求也會隨之增加。而金融機構對第三產業的資金供給則受到了金融環境的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會提升借款人的還款能力，降低不良貸款比率，從而使農業貸款的發放更加容易。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多項政策，鼓勵農村金融的發展，為第三產業提供資金支持，有利于農業貸款的發放。2003年，農村信用社改革政策出臺，明確了產權制度，使得運營更加規范，對打造農村金融環境的長期穩定是有利的。2006年，銀監會調整農村地區銀行金融機構的準入標準，鼓勵農村金融發展。2007年，銀監會6項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行政許可，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鼓勵設立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并對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設定一定的存貸比要求，為農村金融提供更廣泛的資金來源。自此政策出臺后，國內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數目顯著增長。

由于有滯后效應，以上因素的改變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影響到農業貸款的改變。

四、 實證檢驗

（一）研究方法：根據Dickey & Fuller 提出的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 單位根檢驗法，檢驗原數據是否為平穩序列，對于非平穩序列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序列，從而避免偽回歸現象。如果原序列是平穩的，那么，將利用理論模型進行回歸檢驗（OLS） ，并確定農業貸款、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運用鄒氏檢驗法（Chow’s Test）檢驗回歸方程殘差序列是否有結構性斷點。如果有，則說明在某一時間點，原回歸方程的殘差方差出現變化，原模型出現結構性變化。本文還將引入虛擬變量，通過判斷虛擬變量前的系數是否顯著來判斷相關政策的出臺是否影響了原方程的截距和斜率，從而判斷政策的有效性。在該項研究中，最優滯后期數的確定是按Schwarz 評價準則（SC） 確定的。

（二）數據說明：本文選取了2000年至2009年農業貸款發放、農業生產總值和農民收入的季度數據，以分析農業產業資金需求和貸款人信用狀況與農業貸款的關系。圖1 顯示的是2000～2009 年農業貸款的增長趨勢，圖2 顯示的是農業生產總值的變化，圖3 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變化趨勢。數據來源于CSMAR和中經數據庫，原數據均為當年季度累計數據，處理為當季度發生數據。

2003年8月，農村信用社改革開始；2005年，銀監會調整農村金融機構準入條件；2007年，銀監會出臺政策鼓勵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設立，在監管、補貼、獎勵等政策方面多有優惠。三個政策旨在鼓勵推動農村金融的發展，為第三產業提供資金支持。本研究選取以上三個時間點，設立虛擬變量，分析三個政策是否對農業貸款的發放有顯著影響，探究政策的有效性。

（三）檢驗分析：

1.平穩性檢驗：對農業貸款季度發放值（Ad）、農業產值（Ag）取對數，分別以LnAd、LnAg代表。通過單方根檢驗發現，LnAd和農民收入（In）均為非平穩序列，且均為一階單整序列， LnAg是平穩序列，結果見表1。采用一階差分法處理原序列，用dLnAd、dIn 分別表示對相關變量取一階差分值。從表1可以看出，經過處理后所有數據序列在1 %顯著水平上都是平穩的。本文數據由Eviews軟件處理而成。

dLnAdt 對LnAgt和dInt的滯后項進行回歸，篩選出系數顯著的滯后項，同時根據信息準則法（Akaike info criterion和Schwarz criterion）以及節儉性原則（parsimony）， 上述模型選擇對LnAgt滯后2期和dInt滯后3期的值進行OLS回歸分析。

4.虛擬變量的引入：根據三項政策出臺的時間點，分別引入虛擬變量，考慮到政策出臺到施加影響會有一定的時間間隔，本文多次多虛擬變量的滯后項進行回歸。

經檢驗，農業合作社改革滯后三期對原模型結構有顯著影響，改變了農業產值變化率的斜率，降低了農業產值變化率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

農民收入的增加和農業生產總值的增加與農業貸款發放有正向關系。貸款人償付能力的提升可以降低貸款風險，改善金融環境，促進農業貸款的增加；農業產業擴張導致了資金需求的增加，是農業資金借貸市場重新平衡。

然而幾項政策的出臺在短期內并沒有對農業貸款的發放產生正向促進作用。農業合作社的改革雖然會在長期明確產權制度，改善運營制度，從而促進農業合作社在長期支持農業發展。但短期來看，由于改革后農業合作社產權明晰，對壞賬率的控制更嚴格，導致對風險大的農業貸款減少。

而降低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準入政策和設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會促進資本進入農業產業和鄉鎮地區。然而實證結果表明， 雖然這兩項政策的出臺導致了貸款結構的改變，但影響卻是負向的。首先可能是因為檢驗樣本比較小，政策的滯后導致了結果偏離了長期穩定關系。同時也可能是政策推出初期并不十分完善，同時出現的問題，比如較高的農業新型金融機構壞賬率，是的金融機構不傾向于借貸資金給農業產業。

政策出臺者應該繼續落實具體支持政策，比如補貼和獎勵農村金融機構政策，以便存進農村及農業發展。

參考文獻：

[1]崔姹， 孫文生， 李建平，基于VAR模型的農業貸款_財政支農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動態性分析_以河北為例《廣東農業科學》 2011年1期 .

[2]張永志，農業貸款的總量、效應與制約因素-分析平頂山個案，《金融研究》，2003年3期 .

[3]王敏杰、應麗艷，影響農業貸款量的實證分析， 《農業機械化與電氣化》，2007年2期.

第2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中介；金融深度；經濟增長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12-0003-05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一、金融深化理論的發展背景

金融深化理論從開始提出至今已經30多年了，從金融深化理論到金融自由化理論到金融約束理論再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引入內生增長模型的計量研究，有很多文獻已經研究了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與一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一)研究背景

國際上金融發展理論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古典方法的研究時期，從最早的20世紀60年代的理論到70年代麥金農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論，以及后來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約束論。這一階段主要是從一些數量的指標和簡單的計量回歸模型來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金融發展理論的新的發展，主要使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使理論的研究有了微觀的基礎。并運用了大量的計量分析的方法，對多個國家之間的數據進行檢驗，試圖發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作為金融發展理論的最早提出者，首次建立了一個研究金融發展的新的理論框架，并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五個數量化的指標。但是他只是提出了問題，并沒有找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影響的確定的關系。麥金農利用了當時的一些計量分析，在實證檢驗方面，主要是對利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的分析，沒有特別關注金融機構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相關關系。斯蒂格利茨和韋斯從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約束論，所用的計量模型也只是用來說明政府的作用，而不是說明金融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關系。總體來說，在古典的金融發展理論階段，計量的檢驗雖然較多，但卻沒有集中研究金融機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實際利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二是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三是金融自由化對金融中介效率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之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給金融發展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試圖為這一理論建立微觀基礎，也注重討論金融體系內生性、金融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以及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的研究。在影響機制的研究方面，馬爾科?帕加諾(Pagano,1993)運用AK模型對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發展對實際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進行了研究，指出利率的管制必然導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不利于經濟增長。對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方面，金和萊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文獻是很經典的。通過使用80個國家的1960-1989年的數據，他們研究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有穩定的正相關以及金融中介通過何種渠道與經濟增長相關聯，通過定義四個金融中介指標(LLY，BANK，PRIVATE，PRIVY)和四個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GYP-人均實際GDP增長率；GK-物質資本積累率；INV-國內總投資與GDP的比率，即投資率；EFF-生產率增長率的增加)進行分析，得出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不僅僅是一種同時期聯系，并且金融中介還會對經濟增長起著先導作用的結論。金和萊文(Levine and King，1998)的文章中把股票市場也考慮到金融中介中來，回歸的結果為：在考慮了其他影響因素的條件下，金融中介和經濟發展的正向相關關系也非常明顯，支持了原先的結論。萊文等(Levine Loayza和Beck，2000)主要考察外生因素如政策因素對金融中介影響經濟發展結果的影響，采用了1960-1995年74個國家的數據。實證分析的結果為：對于政策而言，如果金融中介對經濟發展有巨大的影響的話，那么以提高金融中介發展的相關法律發揮和政策改革的緊迫性就大大提高。

然而，國際上學者基本沒有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過實證檢驗。國內一些學者在這方面也做過一些實證研究，但研究結論卻各不相同。如談儒勇(1999)運用1993-1998年有關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出中國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且獨立于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金融中介體的總體規模DEPTH指標和季節增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然而，張祖香(2002)運用了1994年到2001年的時間序列季度數據進行了檢驗，回歸發現長期的金融深度指標(DEPTH)和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國有商業銀行相對于銀行體系的規模的比例和經濟增長有不顯著的關系。

(二)問題的提出

雖然金融深化理論已經發展了30多年，但真正對中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文獻還是比較少的。國外的學者在做東亞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金融增長之間的關系的時候，都沒有使用中國的數據。國內的一些研究更多的是把金融中介體的內涵擴展為包括銀行系統、股票和債券市場在內的廣義的資本市場。

而我們只是對中國銀行體系的發展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感興趣，也就是把金融中介體限定在狹義的銀行體系之內來研究，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并不多，分析的方法多參照了金和萊文。本文主要也是采用金和萊文(Levine and King 1993)的分析方法，參考了談儒勇(1999)中的分析框架，用1994年到2008年新的季度數據來檢驗兩者的相關關系。針對談儒勇(1999)中提到的由于數據太少而無法對各變量的8期滯后變量進行估計的不足，我們分別計算了4期和8期的滯后變量，并根據數據的調整狀況加入了虛擬變量REFORM，這是本文在利用以前成果基礎上的創新之處。

二、變量的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需要選取反映金融深度的兩個指標，反應經濟增長的指標，以及其他的一些控制變量，下文將逐一介紹。

(一)金融深度指標DEPTH

本模型中，我們選取兩個金融中介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來證實金融中介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第一是傳統的金融深度指標(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總體規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與當季GDP的比率，即DEPTH在數量上等于

(M2／GDP)。這一指標在金和萊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實證研究中表示為LLY。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這一指標被稱作貨幣化比率。全部金融中介體的流動負債實際上就是M3，但由于中國缺乏以前年度M3的統計數據，因此采用與談儒勇文章中相同的做法，用M2替代。本模型運用1994-2008年M2，GDP的季度數據，兩者相除得到當季度的DEPTH，兩者均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6.1-2009.2)。從《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上得到的M2值是已經經過季節調整后的數據，而季度GDP數據并沒有經過季節調整。為此，本文采用國際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運用Eviews軟件，對季度GDP數據進行了季節調整。圖1顯示了1994年到2008年經過季節調整后的DEPTH季度數據。

從總體規模來看，這一指標在過去15年里先是緩慢上升，從1994年的3.48緩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緩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為了度過這次危機，中國政府啟動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其中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率。1998年中國政府連續三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1999年又再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這些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共持續了六年，直到2003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金融深度指標(DEPTH)在1994年之后一直呈現出上升趨勢，直到2003年達到峰值后，才出現了緩慢的下降趨勢。

(二)金融深度指標BANK

本模型中用到的第二個金融中介指標是金和萊文(Levine and King，1993)提出的BANK，即指存款貨幣銀行國內資產與存款貨幣銀行國內資產加上中央銀行國內資產的比率。由于2002年起中國人民銀行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對貨幣金融統計制度進行了修訂，所以2002年前后BANK的計算有些小差異。在2002年以前，BANK等于存款貨幣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五個資產類賬戶(儲備資產、中央銀行債券、對中央政府債權、對其他部門債權和對非貨幣金融機構債權)的季末余額之和除以存款貨幣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五個資產類賬戶以及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四個資產類賬戶(對政府債權、對存款貨幣銀行債權、對非貨幣金融機構債權和對非金融部門債權)的季末余額之和。2002年以后，存款貨幣銀行的國內總資產分為六個賬戶(儲備資產、中央銀行債券、對政府債權、對非金融機構債權、對特定存款機構債權、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和其他資產)。因此，BANK指標中存款貨幣銀行國內資產變成上述六項之和。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6.1-2009.2)。圖2顯示了1994年到2008年BANK的季度數據，BANK值在過去15年內緩慢上升，從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存款貨幣銀行的國內資產所占比例逐漸上升，表明近年來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以及股份制銀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三)經濟增長指標

此外我們還需選取一個經濟增長指標作為模型的因變量：每季度的GDP環比增長率。首先，我們從《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6.1-2006.1)獲取了1994-2008年每季度的名義GDP，并采用國際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對其進行季節調整；其次，運用從Wind咨訓數據庫取得GDP季度同比增長率，計算出以1993年為基期的季度實際GDP；最后運用經過季節調整的季度實際GDP數據，算出每季度的GDP環比增長率。圖3顯示了1994年到2008年每季度GDP的環比增長率數據。可以看出，在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時，GDP環比增長率有一個較大的下降。

(四)控制變量

在現實世界中，經濟增長還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響。為了檢驗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于其他變量，有必要對這些變量進行控制。在談儒勇的文章中，加入了當季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季GDP的比率(TRADE)。考慮到政府積極(緊縮)財政政策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刺激(收縮)作用，我們選取了另一個變量政府支出(EXPEND)，即政府購買加上轉移支付。數據也來自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http：//db.cei.省略/)。同時，我們也運用X-12-ARIMA方法對進出口貿易總額和政府支出的季度數據進行了季節調整。

1997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統計制度進行了調整。一是擴大了統計范圍，將各商業銀行所屬的房地產信貸部、國際業務部和信用卡等部門、機構數據并入表中；二是對統計數據項目的設置進行了細化，對有關誤差與遺漏作了重新修訂。因此，自1997年一季度起數據與歷史數據不完全可比，為解決數據的可比性問題，我們加入了虛擬變量(RE-FORM)，規定1996年4季度及以前的虛擬變量取值為0，從1997年1季度開始都取值為1。

三、回歸的結果及分析

我們先對模型中的所有變量進行了一次回歸以計算出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從回歸結果的相關矩陣表知，BANK和DEPTH的相關系數是0.8416，說明兩者存在相關性，但這兩個指標所包含的信息又有所不同的，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們分別從不同的側面反映金融中介體的發達程度。

我們使用了最小二乘法，運用1994-2008年的各季度數據對我國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線性回歸，如表1、表2所示。表1反映的是經濟增長與金融中介指標及其滯后四期(即上年同季度)變量之間的關系；表2反映的是經濟增長與金融中介指標及其滯后八期變量(前年同季度)之間的關系。

注：被解釋變量為GY：實際GDP的環比增長率，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GY4，GY8分別是GY滯后四期和八期的GDP環比增長率。觀測值個數為60個。每項后面的兩個值分別是系數。T檢驗值。解釋變量注釋如下：

DEPTH：金融深度指標，等于每季平均M2除以李度的GDP。DEPTH4，DEPTH8分別是滯后四期和八期的金融深度指標。

BANK：存款貨幣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指標。BANK4，BANK8分別是滯后四期和八期的存款貨幣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指標。

TRADE：每季貿易總額除以季度GDP。TRADE4，TRADE8分別是滯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貿易總額除以季度GDP。

EXPEND：每季度政府的財政支出，包括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EXPEND4，EXPEND8分別是滯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度政府的財政支出。

REFORM：一個虛擬變量，在1997年前取值為零，從1997年第一季度開始取值為壹。

從以上兩個表可以看出，中國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金融深度指標DEPTH較顯著地進入模型，這說明本季DEPTH和本季度GDP環比增長率GY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同時，DEPTH4，DEPTH8的顯著性也比較高，這說明貨幣政策同樣具有時滯性。并且DEPTH 4，DEPTH8的系數相差很小，這證明了貨幣政策的時滯較長，在兩年之內沒有太大的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并不支持貨幣當局的逆周期操作。在談儒勇(1999)一文中解釋DEPTH及其滯后變量的估計系數為負時，提到貨幣當局逆周期操作方面的原因――“貨幣政策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為了通過貨幣政策來熨平經濟波動。在經濟處于高漲期，貨幣當局通常減少貨幣供應量M3，加之此時GDP較高，所以金融深度MJGDP較低；而在經濟處于衰退期，貨幣當局通常增加貨幣供應量M2，加之此時GDP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較高”。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不管是DEPTH還是其滯后變量的估計系數都是正的，DEPTH對經濟有促進作用。

存款貨幣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指標BANK，或其滯后變量單獨進入模型是不顯著的，這一結論與談儒勇的結論相反，但當BANK4和DEPTH4同時進入回歸模型中，兩者的T檢驗值都得到顯著提高(雖然此時BANK的T檢驗值還不是特別高)，且此時BANK4，BANK8的估計系數都為負。這表明，如果存款貨幣銀行的相對重要性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那么一定是負相關關系。但因為T值不是特別大，對此負相關關系的作用我們仍然不能十分確定。　在加入新的變量TRADE,EXPEND后，DEPTH的仍然非常顯著，這說明金融深度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獨立于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如進出口總額，政府支出)。此外，BANK及其滯后項的顯著性水平也明顯提高，如表1第7列顯示BANK4的P值達到2.2％，且此時的估計系數為負。這說明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受中央銀行的拉動。

四、結論

金融深化理論從提出開始已經30多年了，從金融深化理論到金融自由化理論到金融約束理論再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引入內生增長模型的計量研究，國外有很多文獻已經研究了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與一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運用中國1994年至2008年的宏觀季度數據對中國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首先，兩個金融深度指標在過去15年的變化，都反映了中國金融中介在過去15年里得到了發展。傳統的金融深度指標(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總體規模，這一指標在過去15年里先是緩慢上升，從1994年的3.48緩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緩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第二個指標BANK，即指存款貨幣銀行國內資產與存款貨幣銀行國內資產加上中央銀行國內資產的比率在過去15年里逐步上升，從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

其次，本文運用實證研究，回歸分析了中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總的貨幣發行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有比較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銀行體系內部的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比較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貨幣發行總規模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并且這種促進作用具有時滯性。同時，存款貨幣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甚至存款貨幣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重要性的滯后性指標和經濟增長存在負向的相關關系，中央銀行仍然對經濟增長具有拉動作用，且這種拉動作用具有時滯性，在當期表現得并不明顯。

最后，本文的回歸結果不但驗證了貨幣政策的時滯性，還體現了貨幣政策的時滯較長。回歸結果顯示四階滯后項和八階滯后項的系數相差很小，在兩年之內并沒有太大的改變。

參考文獻：

[1]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麥金農，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M]_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麥金農，經濟市場化的次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李丹紅，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研究[N]，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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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

[11]張祖香，金融中介和經濟發展：以中國大陸為例[D]，嶺南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02.

第3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關于經濟增長要素貢獻問題，曾有學者利用我國相關統計數據回歸出各參數的時間序列方程，利用回歸得到的方程計算經濟增長中各個要素的貢獻程度，通過對相關因素的計算得到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從上表可以看出，資本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貢獻度呈明顯上升趨勢，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觀察計算結果可知，目前的資本貢獻度已經超過60%。而資本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金融市場上運作來完成的。一方面商業信貸加速了經濟發展，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的低息貸款也成為資本積累的重要條件。

二、指標選取與變量設計

由于統計數據受限，本文用農業GDP數據近似代表衡量農村經濟增長的農村國民收入。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從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貸款余額、農村合作信用社貸款余額和農業機械總動力三方面來分析其對農業GDP的作用。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次實證分析的數據時間段為1997年至2014年。農業GD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用Y表示；農發行貸款余額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年報，用X1表示；農信社貸款余額數據來源于農村金融統計年鑒，用X2表示；農業機械總動力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用X3表示。以農業GDP作為被解釋變量，農發行貸款余額、農信社貸款余額和農業機械總動力為解釋變量，進行多元線性計量回歸分析。

三、結果分析

（一）變量篩選過程

如圖1所示，模型最先引入了X1變量，建立了模型1；接著引入了X3變量，建立了模型2；沒有變量剔除，所以模型2重包含兩個變量，即X1和X3。

（二）模型摘要信息

圖2給出了關于模型的擬合情況，從圖可以看出模型2的調整R2=0.967，大于模型1的調整R2值0.945，說明生成模型可解釋的比例越來越大，將變量X3引入方程具有一定的效果。

（三）回歸系數估計

第4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機構；分類；貨幣金融統計

中圖分類號：F8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2）11-0022-02

1 貨幣金融統計方法論體系概述

貨幣與金融體系作為宏觀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主要由貨幣統計和金融統計量部分構成。其基本目的主要在于獲取宏觀經濟統計中貨幣、信貸、債務等金融總量數據，從而為國家制定各項經濟政策提供相應的依據和建議，該體系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穩定運行有其獨到的意義。

其中，貨幣統計是指一個經濟體的金融部門的資產和負債的存量和流量的宏觀反映，而金融統計則是指一個經濟體所有經濟部門的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存量和流量的宏觀反映。二者都是依賴于微觀基礎，從宏觀角度出發對金融總量加以衡量。

根據《MFS2000》中對貨幣統計和金融統計的定義和論述，我們可以將整個貨幣金融體系作如下概括，進而形成貨幣金融統計方法論體系（如圖1所示）。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貨幣金融統計方法論體系由目的體系、微觀系統體系和總量體系構成，其中， 目的體系由基本目的和其他目的構成，而微觀系統體系則由主體識別、客體識別和一致性約定構成，從而通過同質性分量加總得到總量，通過對總量的靜態和動態分析從而達到構建該體系總量體系的目的。

2 金融機構部門分類

根據MFS2000的定義，金融性公司部門包括所有主要從事金融中介或相關輔金融活動的居民公司或準公司。主要依據其經濟目標、職能和行為是否具有同一性，將其劃分存款性公司和非存款性公司，而存款性公司有課進一步劃分為中央銀行和其他存款型公司，如圖2所示。

在我國，中央銀行主要是指中國人民銀行，他處于金融體系核心地位，是金融市場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它具有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控制監管金融市場，防范化解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同時國庫、主持清算等其他金融部門所不具備的特殊職能，是政府機構，需要單獨列出。而央行的劃分對于貨幣金融統計學方法論體系的重要意義在下文中會有所闡述。

金融機構部門分類是金融主體識別的主要內容，也是貨幣金融統計學方法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以下分別從兩個角度論述金融機構部門分類的必要性。

3 從金融視角加以分析

3.1 從貨幣政策實施的角度分析

眾所周知，中央銀行首先是發行的銀行，同時也是銀行的銀行，是政府的銀行。他承擔著國家制定貨幣政策、發行貨幣、對金融系統進行監督和管理從而維持幣值穩定，保持經濟增長。其中，央行作為法定支付手段和即時流動性的唯一提供者，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作為央行工作的重中之重。貨幣政策借助銀行體系，率先應用于實體經濟，通過超導機制發揮作用，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央行希望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的實施實現高就業率、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利率穩定、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穩定六項最終目的。然而由于這些目標之間自身存在的沖突性是央行需要根據經濟運行狀況在其中做出適當的選擇，以期使國家經濟獲得最大的發展。央行可以通過例如公開市場操作等政策工具間接影響這些目標，但由于政策本身實施和作用的滯后性，直接盯住這些目標是不現實的，于是央行通常選擇盯住指標而非目標的方式觀測經濟運作情況，通常選擇對就業率和物價水平有直接影響的中介指標加以觀察（譬如貨幣總量），同時對例如準備金總量等一系列對貨幣政策極為敏感操作指標進行控制。即是借助操作指標和中介指標引導貨幣政策來實現貨幣政策目標。

由此可見，中介指標對于貨幣政策實施不可或缺。在我國通常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指標加以觀察。分而貨幣供應量統計的機構范圍正是以金融機構部門分類為依據。通過衡量金融機構與其他國民經濟機構部門之間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發生的金融交易，進一步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供應量進行核算，從而反映貨幣的創造過程，揭示影響貨幣供應量變動的因素。如果不進行金融機構部門識別和劃分，則難以依據同質性原理對貨幣供應量做出準確的劃分和統計，難以詳盡反映貨幣創造過程，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和制定，違背了貨幣統計工作初衷，也難以實現了貨幣金融統計的基本目的。

3.2 從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性的角度加以分析

央行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維持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降低金融系統的系統性風險。這不僅需要建立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加強金融穩定性測定與評估，同時也需要加大金融市場監管，積極推動金融改革，以改革促穩定。可以看到，無論是出于對系統分險的事前防范預警亦或是事后評估，都難與宏觀數據的搜集脫離干系。只有掌握各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和金融子市場的交易情況, 才能避免金融市場中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的巨大災難，或是對已然產生的惡性后果加以妥善處理，譬如對受沖擊機構實施救助。其中，救助的實施則需要我們對于求助機構有一個全面而細致的了解。機構的性質、職能、和目的決定了我們需要對其采取的救助方式以及流動性支持的規模。而這一切都與金融機構部門分類息息相關。金融機構部門分類不僅提高了央行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也降低了救助時間和處置成本，使得央行救助的以規模化，從而更好的發揮央行最后貸款人的職責，為金融市場穩定做出突出貢獻。

同時，對于風險預警機制的建立以及穩定評估框架的建立，都需要我們從微觀層次對照國際標準與金融各部門機構自身的性質，設計出一套合理科學的監管指標。對于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部門分類監管，分類測定，從而及時掌握金融機構運營狀況，及時監測金融風險。同時針對不同性質的金融機構部門各自運行特點和局限，制定適宜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制度，從而保證各金融部門有條不紊的運行，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此外，推動金融改革，以改革促穩定未降低金融市場風險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如何能夠立足于金融機構各部門特點，對現有金融機構部門分類和劃分所存在的滯后性、過渡性和局限性加以變革，在與國際劃分標準接軌的同時依據中國國情，保留中國特色，從而能夠幫助政府真正把握宏觀經濟形勢，了解各金融部門發展動態，切實制定相關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

3.3 從統計視角加以分析

根據貨幣金融統計方法論體系，貨幣金融統計主要研究對象是經濟單位，即微觀系統體系，而其中的主體識別系統中金融機構公司的性質、分類及其演變等內容是貨幣金融理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貨幣與金融統計體系的基本構成要素。

從統計數據的獲得來說，一切宏觀數據的獲得與評價都是依賴于微觀數據的質量，毫無疑問，對金融機構進行科學的分類，不僅大大簡化了數據搜集和匯總過程，使數據自成體系，清晰明了，也對統計工作的順利開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難以想象，對于在性質各異的金融機構中使用同一套統計工作流程和質量控制體系所造成的工作不便和獲得的統計數據質量各異。只有對開展對金融機構部門加以科學的分類，才可以針對各類金融機構制定適宜的核算范圍和特定的核算監管機構，從而確保統計工作的不重不漏，保證統計工作完成質量。

此外，針對不同類型金融機構各自的發展和運行狀況，及時有針對性的修訂金融統計手冊，明確金融交易核算范圍，從而能夠在滿足金融統計需要的同時更好地兼顧貨幣統計要求，提高統計所獲的微觀數據的可用性和真實性。由此可見，金融機構部門分類不僅決定了其對于可提供分析、有一定質量的宏觀金融數據的可行性，而且更好地反映出金融活動的變化的真實性，為國家正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

第5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政策；房地產價格；成交量；協整模型

一、文獻綜述

目前，對于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貨幣數量論及金融政策的固定資產價格傳導機制。貨幣數量論是一種用流通中的貨幣數量的變動來說明商品價格變動的貨幣理論；金融政策的固定資產傳導機制則是指通過金融政策的調整和操作來影響資產的相對價格，引導人們進行資產結構調整，進而影響到貨幣總需求。貨幣數量論研究的主要學者為費希爾（Fisher）和費里德曼（Friedman）。20世紀初，費希爾（Fisher，1911）在其代表作《貨幣購買力：其決定因素及其與信貸、利息和危機的關系》中提出現金交易方程式MV=PT，并指出在貨幣的流通速度與商品交易量不變的條件下，物價水平隨流通貨幣量的變動成正比例變動。弗里德曼（Friedman，1963）指出通貨膨脹每時每刻每處都是一個貨幣現象，貨幣供給量的變動會對價格產生影響，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必須控制貨幣供應量。金融政策的資產價格傳導機制則主要包括Q效應渠道和財富效應渠道。托賓（Tobin，1969）在其著名的Q理

論中指出，擴張性的金融政策降低了市場短期利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莫迪利亞尼（Modigliani，1971）則指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提高了資產價格，進而使得消費者的畢生財富也增加，最后傳導至消費的增加。Jonathan和Richard（2007）對歷年美國的金融政策進行了研究，并對金融政策下的房地產市場VAR模型、長期供求模型、短期價格調整模型、短期供給模型等進行分析，認為80年代以后的緊縮的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價格有影響。

國內學者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分析和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效用兩方面。關于金融政策對于房地產價格影響的研究方面，崔光燦（2006）從銀行信貸、利率、匯率三方面闡述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認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率，與之相應是對房地產信貸數量的控制。通常情況下，房價的過快上揚可以通過提高利率和緊縮信貸等途徑加以調控。劉傳哲，何凌云（2006）利用1998-2005年季度數據為樣本，對貨幣供應量、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利率、房地產價格指數等數據進行序列平穩性及因果關系檢驗，得出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迅速作用于房地產價格，而利率與房地產價格之間沒有聯動性；關于調控的效用，聶學峰，劉傳哲（2005）通過1999年至2005年的季度數據，對我國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效應和時滯進行實證研究表明，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時滯為2個季度，其中貨幣供應量比利率的影響更為顯著；并提出實施數量型為主的金融政策能夠穩定房地產市場，避免泡沫的產生。劉洪玉（2008）把傳導機制分為數量型和價格型。數量型主要是通過調整貨幣供給量來影響信貸規模的大小，而價格型主要是通過調整貸款利率來影響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融資成本.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對金融政策與房地產價格價格關系的研究或者以國家、地區為研究單位，或者以差異為研究對象，基本上處于一個宏觀面的研究。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的理論基礎上，研究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貸款利率變動對嘉興市房地產價格及成交量的影響，以期解釋金融政策對嘉興市房地產價格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及數據

本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月報》和嘉興市統計信息網（）。樣本期間為2008年3月至2012年12月的月度數據。貨幣供應量為與實際變量之間關系最密切的M2的月度數據為樣本；嘉興市房地產價格增長率P以及銷售面積增長率采用同比數據（上年同月=100）。所采用的計量分析軟件為Eviews6.0。另外，由于貨幣供應量M2的月度數據與其它變量數值相差巨大，所以對其取對數的一階差分形式以減小模型估計的誤差。筆者初步假定嘉興市房地產價格增長率為P、嘉興市房地產成交量增長率為V、實際利率為I及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為MS。

（二）嘉興市房地產價格、成交量與貨幣供應量和利率的協整分析

為了避免各變量由于非平穩而造成的偽回歸問題，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運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檢驗對上述P、V、MS、I、和P、V、MS、I進行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圖所示。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八個變量序列的水平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絕有單位根的零假設，所以都不是平穩序列；而P、V、MS、I等四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水平下均能拒絕含有單位根的原假設，所以都為平穩序列，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的序列。

由于變量P、V、MS和I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可能存在有長期穩定關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來確定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從表2和表3可知，在原假設假定為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前提下，Johansen檢驗的Y1Trace統計量為45.07933，大于5%條件下的臨界值29.79707，這就說明了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線性獨立的協整關系。此外，在原假設為至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前提下，Trace值為15.42999且小于5%條件下的臨界值15.49471，即接受至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出嘉興市房地產價格增長率P、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S 以及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I之間存在唯一的線性獨立的協整關系。Johansen檢驗的 Y2Trace統計量為68.12010，大于5%條件下的臨界值29.79707，這就說明了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線性獨立的協整關系。此外，在原假設為至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前提下，Trace值為15.42999且小于5%條件下的臨界值15.49471，即接受至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出嘉興市房地產成交量增長率V、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S 以及一年期貸款利率I之間存在唯一的線性獨立的協整關系。

（三）嘉興市房地產價格、成交量與貨幣供應量和利率的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格蘭杰定理，有協整關系的變量之間一定存在誤差正模型，它反映了變量間的短期動態影響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一般分兩步，分別建立區分數據長期特征和短期特征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從理論上講，第一步，建立長期關系模型。即通過OLS法估計出時間序列變量間的關系，若估計結果形成平穩的殘差序列時，那么這些變量間就存在相互協整的關系，長期關系模型的變量選擇是合理的，回歸系數具有經濟意義。第二步，建立短期動態關系，即誤差修正方程。將長期關系模型中各變量以一階差分及其各階滯后期形式重新加以改造，并將長期關系模型所產生的殘差序列作為解釋變量引入，在一個從一般到特殊的檢驗過程中，對短期動態關系進行逐項檢驗，不顯著的項逐漸被剔除直到最適當的方法被找到為止。

本文按照Hendry的從一般到簡單的模型估計方法，對嘉興市房地產價格、成交量與利率、貨幣供應量的協整方程利用 AIC 和 SC 最小的原則確定滯后期為2，然后逐步去掉統計檢驗不顯著的變量，得到嘉興市房地產價格的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從上述滯后期為k=2的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短期中變量的相關關系與長期時是一致的，但是t統計量顯示，所有變量都不顯著。由此可以推斷，在短期中，房地產價格與貨幣供應量呈正相關與實際利率呈負相關，但是相關關系都不顯著。從嘉興市房地產價格、成交量的誤差修正模型看出，實際利率的影響作用是十分微弱的。而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房地產價格指數影響較大，因此，采用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對抑制嘉興市市房地產價格的作用效果并不會太明顯。

（四）Granger因果檢驗

在經濟學中，顯著相關的變量之間未必都是有意義的。為了研究房地產價格、名義利率和貨幣供應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進行檢驗。從表5中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貨幣供應量MS是嘉興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I的變動不是嘉興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Granger原因。同時，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都不是嘉興市房地產成交量的Granger原因。

三、研究結論

綜合對嘉興市房地產價格、成交量與貨幣供應量及銀行貸款利率長期均衡的協整分析、短期誤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實證結果表明，嘉興市房地產價格、成交量與貨幣供應量和實際利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且與貨幣供應量成正比、實際利率成反比關系。同時，貨幣供應量MS是嘉興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I的變動不是嘉興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Granger原因。同時，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都不是嘉興市房地產成交量的Granger原因。誤差修正模型結果顯示，在短期中，對嘉興市房地產價格的調控作用效果不大；而在長期中，貨幣供應量變動、選擇根據嘉興市通貨膨脹率制定與全國差異性貸款利率雖然能達到調控的目的，但是可行性較小，運用金融政策手段對嘉興市房地產價格進行調控具有較大難度。因此，在運用金融政策對嘉興市市房地產價格調控的同時，也應該尋求與其他政策手段的配合使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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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河海大學企業管理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摘　要：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文章先詳細闡述了互聯網金融在小微企業融資領域的應用現狀，然后根據應用現狀，分析了互聯網金融企業在服務小微企業的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最后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 ：互聯網金融；大數據；信用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4）16-0111-02

引言

小微企業數量大、分布廣、類型多、活性強，是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然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直制約著我國小微企業的發展。

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互聯網以飛速的發展勢頭將它的觸角伸到了金融領域，誕生了顛覆傳統金融的新型模式：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是傳統金融與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緊密結合形成的一種新型金融模式，是以計算機網絡技術為基礎的金融活動與相關機制的總稱。互聯網特有的低成本信息媒介，“大數據”資源優勢和系統自動處理機制為客戶帶來了全新的金融服務。這一模式為小微企業創造了新的融資渠道，為小微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曙光。

一、互聯網金融在小微企業融資領域的應用現狀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一直苦于難以從傳統金融機構融通資金的小微企業找到了新的融資方式，成為了互聯網金融的主要客戶。隨著創新模式的不斷推進，互聯網金融在小微企業融資領域的地位日顯重要。

針對小微企業對資金需求的特點，P2P行業應運而生，并出現了幾輪爆發。自2007年第一家公司在上海上線以來，網絡借貸平臺迅猛發展到如今已經超過2000家，其中影響較大的P2P網貸平臺超過350家。既有人人貸、拍拍貸這樣的“純線上”的借貸平臺，也有以宜信為代表的基于線下發展起來的借貸平臺，還有諸如達飛集團這樣的線上、線下并舉的借貸公司。截至2013年末，我國互聯網金融規模近達10萬億。其中，P2P網貸平臺累計交易額超過600億元，人人貸的融資規模更是從2000萬元劇增至2013年末的1.3億美元，營運至今完成貸款累計達20億元，在2013年全年業務經歷了2-3倍的增長。而作為互聯網金融典型代表的阿里金融截至2013年末，貸款總額超過1500億元，到2014年2月，已累計為超過70萬家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互聯網金融能夠在小微企業融資領域獲得快速發展主要源于其自身特點與小微企業需求十分契合，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目前大型商業銀行不愿為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我國小微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差異較大，公開披露信息較少，缺乏合法合規、真實可信的財務報表，資金供需雙方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第二，資金供給方審核小微企業資質、搜尋小微企業信息需付出較高的人力、物力成本，而小微企業貸款金額小、期限短，銀行獲利少，導致成本與收益不對等；第三，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銀行在為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時，一般要求企業提供抵押擔保，小微企業由于經營規模小、固定資產少，一般很難提供抵押物。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打破了小微企業融資的瓶頸。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許多小微企業擺脫了對經銷商的依賴，開始在電子商務平臺上做生意，交易、發貨、付款、評價均在網上完成。電子商務平臺積累了企業海量歷史交易數據、信用記錄、客戶評價，使得資金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非常低。基于大數據挖掘的系統處理和互聯網平臺上的人機交互模式縮短了業務流程，簡化了貸款審批手續，對小微企業大量數據的運算依賴互聯網的云計算技術，不僅保證其安全、效率，也降低了互聯網金融企業的運營成本。由于信息對稱，互聯網金融企業可以較好地控制貸款風險，讓無抵押貸款成為了可能。

互聯網金融這些信息不對稱程度低，信息處理成本低，無需抵押等特點，使其成為小微企業融資領域的新生力量。

然而互聯網金融在展現它多方面優勢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對以阿里金融為代表的“小貸公司+電商平臺”模式而言，目標客戶嚴格限于阿里電商平臺的注冊會員商戶，使得受益企業范圍受到極大限制，而且小額貸款公司資金來源有限，限制了其貸款業務規模；對P2P模式而言：屬于民間借貸范疇的“人人貸”一直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市場進入門檻低，魚龍混雜，導致不止一起網絡借貸平臺“卷錢跑路”事件發生；國內信用體系不健全導致多數從業公司均缺乏完善和有效的審核體系，因此很難避免信用風險。

二、互聯網金融模式產生問題的分析

（1）受益企業范圍有限

我國小微企業分布廣，數量多，大都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我國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是比較旺盛的。阿里金融雖然能很好地滿足小微企業的需求，但其貸款對象僅限于在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平臺上注冊的企業，許多缺乏網絡建設的小微企業難以得到貸款機會。要想擴大受益企業范圍，僅阿里金融一家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創造整個互聯網金融的繁榮發展。但是，阿里金融的模式難以復制。阿里巴巴由于開展互聯網業務的歷史久，經驗豐富，積累了海量的真實交易數據可供挖掘，而很多其他的電商平臺則不具備這樣的先天優勢。

（2）貸款資金來源受限

中國現行政策不允許非金融類企業開展信貸業務，所以電子商務企業必須借助其他渠道實現資金投放。阿里巴巴等電商企業從事金融業務都是通過設立小額貸款公司來實現的。“只貸不存”是《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中重要的一項規定，其目的是避免非法集資、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等違法違規行為的出現。因此，小額貸款公司的資金來源只有自有資金和銀行借款，貸款資金來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為滿足更多小微企業的需求，業務擴張是從事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必經之路，而當業務規模擴張達到一定程度時，資金來源有限將成為其發展的一大瓶頸。

（3）政策風險大

互聯網行業發展速度快，創新能力強，但我國缺乏對互聯網金融業進行監管的專門法律規范。互聯網金融企業在這種無監管、無指導的環境下通過創新和發展形成的業務模式并沒有得到法律和政策的認可。金融業和互聯網本來就是兩個很難監管的行業，它們缺乏政策引導的融合和發展很可能帶來金融業的混亂局面。

互聯網金融模式中的“人人貸” 實質上屬于民間借貸范疇，而我國的民間借貸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民間借貸“陽光化”的程度較低。目前，“人人貸”行業尚缺乏行業規則和準入標準，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業務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網開一面”。未來，一旦加大對互聯網金融業的監管力度，完善相關法律規范，現在的許多業務可能因為不合法不合規而被迫放棄，這無疑給互聯網金融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4）信用風險大

無論是阿里金融還是宜信的P2P，其信用風險的控制都是存在缺陷的。阿里金融雖然建立了量化分析系統來控制信用風險，但對量化模型形成巨大威脅的系統性風險卻無法規避。

P2P模式的情況則更為嚴峻。由于我國現有的P2P模式完全是從西方引進的，與我國國情有許多不相符的地方。比如：國外P2P機構普遍將對借款人的評級工作外包給市場認可的評級機構，規范了信用審核程序，并分散了風險，而我國專業的信用評級機構寥寥無幾，并且收費昂貴；國外的征信系統完善，不僅簡化了對借款人的信用審核工作，還使得借款人不敢輕易違約，而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尚未成型，信用信息沒有聯網公開，不僅造成了信用審核的困難，還因為借款人違約成本低而增加了違約風險；國外成熟的P2P模式采取了為貸款投保的模式，將風險轉移給了保險公司，而我國的保險公司尚無類似業務，違約造成的損失將全部由P2P機構和投資者承擔。

三、互聯網金融服務小微企業的建議

（1） 引導小額貸款公司轉型為小型區域性銀行

我國現行政策限制民營企業辦銀行，故互聯網金融企業只能通過旗下的小額貸款公司實現資金投放。要擴大互聯網金融企業貸款業務的資金來源，需要在政策上鼓勵并引導這些小額貸款公司轉型為小型區域性銀行，這些小型區域性銀行專門為小微企業提供貸款，從事互聯網金融業務。

其實，對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各種類型的銀行早有制度安排。2009年6月，銀監會就下發《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但由于政策不完善，轉型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導致這一規定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為促進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國家應加大力度支持從事互聯網金融業務的小貸公司轉型為小型區域性銀行，使其可吸收電商平臺上的資金存款，擴大貸款來源，為更多的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服務。

（2） 規范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法律和政策

加快制定有關互聯網金融業的法律法規、完善政策體系，能打破互聯網金融企業發展方向不明、業務混亂的局面，為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提供指導，減小其政策風險。

需要指出的是，有關互聯網金融業的法律法規不應過于死板和嚴格，應該給互聯網金融業一定的自我發展空間，讓其在探索中發現一條更好的服務小微企業的道路。而政策體系不應限制互聯網金融業的發展，而是引導其良性發展，并采取一些扶持政策和激勵措施，鼓勵互聯網金融企業積極探索為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的新模式。

（3）完善社會征信體系，促進數據開放和共享

我國的征信體系主體是在國務院授權下，由中國人民銀行組建起來的。作為征信體系建設基礎設施的數據庫分為兩個部分：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建立的企業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和各家商業化信用服務公司自行建立的數據庫系統，各數據庫的數據不對外開放和共享。以征信中心為征信機構，統一負責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的建設運行和管理，而散落于工商、海關、法院、公安、統計、質檢等部門有價值的信用信息卻因為信息掌控部門和機構的壟斷而無法被納入社會信用體系。

完善社會征信體系需要對散落于各政府部門的信用體系進行整合，將社會征信體系聯網公開，對來自于各個征信數據庫的數據進行共享，減小征信體系的運作成本，有助于建立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在社會信用體系完善的情況下，各信用評級機構得到良好的發展，為互聯網金融機構將對借款人的評級工作外包提供了可能；借款企業的違約成本上升，降低了互聯網金融機構貸款業務所面臨的信用風險；銀行為信用良好的小微企業提供中長期貸款，互聯網金融企業憑借其自身系統化放貸優勢為小微企業提供短期隨借隨還貸款，使得小微企業各層次的融資需求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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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一、我國貨幣政策的現狀

貨幣政策是指央行實施的，用以影響貨幣和其他金融條件，達到持久的真實產出增長、高就業和物價穩定等廣泛目標的經濟政策。對于政府而言，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指法定存款準備金、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操作這三大法寶。

1、三大貨幣政策工具的發展

法定存款準備金，規定了商業銀行或某些國家中的儲蓄機構在其存款負債中必須上繳央行一定比例的存款或者是預留庫存現金。因為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通過貨幣乘數影響貨幣供給來調節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限制了銀行的一定的現金流，保障了存款用戶的相對風險。從2006年第一季度到今年的第一季度，這四個季度，央行已經對存款準備金率調整13次，每次的調整基本都是提高0.5個百分點。搭配使用央行票據等對沖工具，有利于增強中央銀行回收多余流動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適當調節商業銀行信貸擴張能力，保持貨幣信貸總量適度增長。再貼現率，央行在通過“貼現窗口”貸款或再貼現或購入銀行持有的金融資產向銀行體系直接提供準備存款的活動中索取的利息。從而影響貨幣資金供求。再貼現率現為3.24%，而且這個數據近年一直都沒有變動。

公開市場操作，如回購和逆回購協議、買賣政府債券、發行中央銀行證券等。從我國的貨幣政策報告中，可以得出去年到今年的五個季度的公開市場操作情況，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票據發行總量和季末票據余額都是比較大的數額，央行對公開市場化操作幅度越來越大，而且根據不同的經濟情況操作的幅度也不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對貨幣供應量進行微調，改善通貨膨脹，而且可以靈活安排。政府在今年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進一步改進金融宏觀調控，提高貨幣政策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人們要面對是央行的政策，但是怎么樣才能有效的達到央行的預期？改善貨幣政策透明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2、我國貨幣政策透明披露回顧

1993年以前我國央行主要是通過領導講話來披露我國的貨幣政策，這種方式的缺點是通過領導講話進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較低，公眾很難在此基礎上形成相對準確的預期。1993年起人民銀行開始向社會公布貨幣供應量指標。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頒布，里面明確列出：“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1996年起正式采用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每月中旬人民銀行還公布上月M0、M1和M2的實際增長率、金融機構短期和中長期貸款、企業貸款、儲蓄存款和外匯儲備情況等月度金融統計數據。2001年開始執行貨幣政策報告，在每一個季度公布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內容有：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流動性管理，搭配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多種方式回收流動，協調運用好多種流動性管理工具，保持對沖力度，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維護總量平衡。2002年2月份，首次對外公布了貨幣政策司撰寫的穩健貨幣政策有關問題的分析報告，報告中解釋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由來、內涵、實施效果。2004年，央行公布金融統計數據時間表，內容包括：本外幣存貸款數量、余額和經濟運行狀況等。

從前述內容可以看出，我國貨幣政策經濟運行透明度在最近幾年提高很快，這有利于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提高。但是也要認識到，我國貨幣政策經濟運行透明度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進行改善和提高。如金融數據公布的完整性、項目全面性、經濟金融運行的預測報告等。

二、改善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優點

1、降低抑制通貨膨脹的成本

有利于形成對中央銀行的外部監督。當中央銀行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干預，他們在制定政策時就會具有用通貨膨脹來換取經濟增長的偏好，傾向于采取“有所作為的政策”。而在實行公開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中央銀行的任何以通貨膨脹來換取短期產出提高的行為，都將被市場主體所發現。在這種情況下，實施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將會破壞中央銀行的信譽，喪失公信力是中央銀行實行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代價。這樣，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就會提高中央銀行的公信力。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保持物價穩定，減少管理監管通貨膨脹的成本。

2、減少信息不對稱，有效引導預期

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樣，貨幣政策可以從公眾的支持與理解中受益。在貨幣政策透明度較高情況下，中央銀行向公眾公開貨幣政策決策過程，說明決策依據，進行全面的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及時而準確地有關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統計資料等，這種高度透明的貨幣政策，可以使公眾獲得更為準確的貨幣政策信息，避免公眾對中央銀行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產生誤解，從而獲得公眾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理解與支持，使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暢通。引導公眾形成合理的預期。如果中央銀行能夠及時準確地向市場提供調控經濟運行的各種信息，態度鮮明地表明對未來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風險的預測，以中央銀行的權威與信譽，就可以影響公眾預期，使其按貨幣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調整投資和消費行為。

3、減少市場波動，穩定金融市場

政策可信性越大，該政策對公眾預期形成和決策行為的引導作用越大，其政策效應就越好；反之，可信性越小，其政策效應越差。政策的透明度是決定貨幣政策可信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由于中央銀行不能完全預料到未來的意外沖擊，因此事前宣布的通貨膨脹率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等指標與事后的實際結果不會完全一致。如果貨幣政策不具有透明度，公眾就無法判斷目標的偏離是由中央銀行的短期行為或控制不當造成的，還是由未曾預料到的需求與供給沖擊造成的，這樣就會對貨幣政策的可信性造成損害。如果貨幣政策的透明度高，政策信息全面、詳細與準確，那么公眾不僅可以了解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還可以了解中央銀行通過什么手段與措施去實現其目標，對正在實行的措施及所取得的效果與所宣布目標偏離的原因有一個全面和正確的理解，這樣便可以保持公眾對中央銀行的信任。當人們適應這個規則以后，政策的明確化、制度化有助于保證實現貨幣政策的延續性，或者至少可以增加未來政策繼續采取目前這種方法的可能性，減少市場由于不確定帶來的風險，增強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三、國內外貨幣政策的借鑒

貨幣政策透明度，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目標透明度、認識透明度、操作透明度。在這三個方面上，每個國家的側重點都不一樣，現在將對外國幾個有代表的銀行進行分析，提出對我國的借鑒。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在《聯邦儲備法》中被確定為充分就業、穩定物價和適度的長期利率。對于會議記錄等信息披露在格林斯潘時期，由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提出貨幣政策決策，投票結果基本是全票通過。伯南克任職到現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會后3個星期對會議紀錄予以公布。美聯儲從1994年才開始對外公布政策。在此之前，公眾和市場只能間接通過美聯儲在公開市場上的政策動向來判斷貨幣政策行動的變化，即使政策決定沒有變化，也對政策保持不變的依據進行解釋和說明。2003年8月以來，美聯儲在會后聲明中更加注重使用描述性的前瞻性語言，向市場傳遞美聯儲對經濟前景展望和貨幣走勢方面的信息。

新西蘭儲備銀行采用的都是通貨膨脹目標制，1990年率先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其物價穩定的衡量標準是由財政部長和儲備銀行行長通過簽訂政策目標協議確定的；貨幣政策決策由行長個人做出，對行長貨幣政策決定的詳盡解釋取代了會議紀要。央行還會在每個季度提供短期名義利率預測，并嘗試以圖表的形式向公眾和市場未來最有可能的政策利率路徑，向公眾說明其未來可能的政策行動。英格蘭銀行采取的措施與新西蘭基本類似，即通貨膨脹目標制。貨幣政策決策上，英格蘭銀行采用的是“多數票”原則。

歐洲中央銀行采用的是“兩支柱”的貨幣政策策略：經濟分析和貨幣分析。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制定主要通過這兩大支柱獲得大量數據和信息。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由管理委員會集體討論并在取得一致的基礎上做出。歐洲中央銀行不公布會議記錄，也不公布投票結果，只是歐洲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會議后立即宣布政策決定。

第8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2005年下半年省聯社建立了信息化管理的第一個系統-綜合業務系統，截止目前，已建成了核心業務和信貸管理兩大業務處理系統。經過逐步發展，我省農村信用聯社已創建了業務交易量最大的全省集中式金融業務系統支撐平臺。  

省審計廳應用信息化技術進行金融審計，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計算機應用于金融審計的初試階段。2005年至2008年間，省聯社實現了初步的信息化系統管理，省廳明確了將計算機分析應用于金融審計的思路，從省聯社提取了數據，并進行了初步分析和整理，產生的審計效果比較明顯。

計算機輔助金融審計階段。2009至2011年，省廳改進完善了計算機在金融審計中的作用，逐步達到了計算機輔助金融審計的目的。（1）全方位取得數據庫表和數據字典。（2）完善數據采集及轉換，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3）數據分析貫穿審計調查之中，數據分析有分有和。

積極向數據化審計走在前列的省廳學習。為做好金融行業的數據化審計，2012年我廳組織相關部門及業務人員到數據化審計開展較好的浙江審計廳考察學習，歸納提煉先進經驗，對我們開展這項工作提供了審計思路。

二、全面開展金融機構數據化審計并初見成效

（一）2013年首次農信社信貸資產數據式審計的成效。省廳于2012年搭建起了全省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分析系統平臺。2013年，對全省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進行數據化分析輔助的專項審計。在此次專項審計現場實施階段開始前，利用平臺，整理采集的數據，調試模塊，形成7類19項疑似問題表。

本次數據化審計初見成效，具體表現在：1.調整了農村金融機構數據分析系統，使之更加適應我省的農村金融機構的數據化審計。同時，根據當前經濟發展形式，又增加的新的數據模型。通過調整和新增數據審計問題模塊，進一步完善和優化了我省農村金融機構數據分析系統。2.揭示了我省農村金融機構信貸數據系統的漏洞和風險，例如：系統客戶信息錄入不規范，系統部分字段沒有規范使用、系統對部分業務如家樂卡業務沒有作及時的系統更新、個別信貸表中信息不準確等問題。3.全面反映了我省農村金融機構存在的突出問題。利用數據分析的輔助手段，審計組發現了借新還舊標準過低，部分機構以此掩蓋不良貸款；發放多頭、關聯擔保貸款等問題。4.此次審計結果形成了審計報告、決定、要情及意見，審計要情及意見被婁省長批轉至省金融辦。

（二）2014年建立并完善了全省農村信用社涉農信貸數據專項審計平臺。2014年，省廳對陜西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涉農信貸資產進行審計調查，建立了農信社涉農信貸數據分析平臺，并初步形成了5類17項疑似問題模塊。目前，本次審計調查的現場實施階段已完成，審計調查成效主要表現為。1.審計調查反映我省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涉農貸款真實性逐步提高，但仍需要進一步整改。在2014年開展的省農村金融機構涉農信貸資產審計調查中發現，涉農貸款增量、增量占比、增速和農貸占比都有所下降，進一步說明經過2013年的審計及整改后，該機構涉農貸款的真實性逐步提高。但2014年對涉農貸款開展的審計調查中，發現仍存在非農貸款投向為農林牧副漁涉農貸款，并在涉農貸款科目核算的問題，仍需進一步整改。2.部分涉農政策執行不力，監管缺失。審計調查中，發現部分縣級財政部門不能按照有關文件精神和規定，及時足額地撥付貼息資金或獎勵資金。并對于部分政策性貸款的保障政策，相關的監管部門或省聯社在檢查或考核中沒有落實到位，使得部分聯社迫于考核和檢查壓力，以借新還舊形式掩蓋不良貸款。3.信貸管理不嚴。根據數據分析及審計調查，發現省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存在對政策性貸款貸后管理不嚴、倒貸、以貸還貸、貸款不良后繼續發放涉農貸款等問題。4.黨政機關干部在農村信合系統取得經營性涉農貸款的問題仍存在，省廳已形成審計移送書交紀檢監察部門。

利用數據分析平臺，將貸款分戶賬與電子名單關聯運行分析，形成與當地黨政機關干部名字相同的個人貸款表，即形成了疑似黨政機關干部貸款表。結合前期現場調閱資料及外圍延伸，我們最終審計發現并確認了存在個別黨政干部無視黨員干部廉潔從政準則，違規向農村信合系統以較低利率取得經營性貸款，從事經商、辦企業。

三、對農村金融機構數據化審計模型案例分析

（一）違規發放多個個人擔保貸款模型。此模型審計思路是：將個人貸款分戶賬與貸款擔保表關聯，將多個貸款戶不同但擔保企業相同的貸款記錄集中并分離出來。依據以往的審計經驗，此類貸款如果每筆的貸款金額相似或相同，貸款發放的時間相近或相同，很有可能擔保企業為實際用款企業，及此類貸款很有可能為頂冒名或個貸公用等違規貸款。根據此模型分離出的疑似表，要關注貸款的實際用途，即貸款資金的實際流向。對于此類的審查，首先應審查此類貸款發放時所經過的個人賬戶情況，關注該筆貸款流至哪個賬戶，同時每月貸款利息的償還來自哪個賬戶，這些賬戶與擔保公司是什么樣的關系，摸清這些關系，就很容易核實貸款的真實用途。還可以結合外部延伸調查的方式，延伸檢查為此類貸款進行擔保的擔保企業的賬務，尤其關注貸款發放、多筆貸款集中還息這幾個日期該擔保公司的往來賬務情況。

（二）關聯、多頭壘大戶貸款模型。此模型的審計思路：根據貸款表中的客戶關系篩選出與貸戶關聯的貸款，最終形成關聯、多頭貸款中間表。

數據式審計僅是輔助手段，必須結合審計人員的經驗、思路，才能深透審計。目前的關聯多頭貸款模型中間表并不能涵蓋所有相關聯貸款戶的多頭貸款，僅能反映不同金融機構向貸款戶多頭發放貸款的情況。依據以往的審計經驗，還存在與貸戶關聯緊密的關系人或關系企業，在同一機構或不同機構獲得貸款。簡言之，即違反了對關聯貸款同一授信的原則，分散相關系人或關聯企業多頭多筆發放貸款，在其承貸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加大了貸款風險。

依據關聯多頭貸款模型分類理出每一組疑似多頭貸款表，重點關注貸款企業主要股東、管理層的構成、以及表上未反映但資料反映出的關聯企業的信息。在結合數據平臺篩查上述關系人 或關系企業，是否也存在貸款，根據貸款信息及貸款檔案，進一步核實這些貸款是否也同時實際用于同一貸戶或同一貸款企業集團，從而完整審查出涉及的關聯多頭貸款。隨后根據已確定的關聯多頭貸款，對其進行延伸調查，審查涉及貸戶的真實資產狀況，或涉及關聯貸款企業的財務狀況，檢查是否有能力償還，并進一步揭示是否存在利用金融機構未能獲取此關聯企業完整信息情況下，進行違法騙貸活動。　四、做好金融數據審計工作的幾點思考

（一）加強學習和培訓，開拓審計思路。金融機構的業務不斷地擴展、變化、創新，原有問題可能會變形、也可能會在創新過程中出現新的問題，因此金融數據審計的平臺和模型也要跟隨變化而變化，唯有這樣才能不斷發揮金融數據審計的作用。而作為審計人員，就要隨時關注和學習各類政治、經濟，尤其是金融方面的資訊，豐富和武裝頭腦，這樣才能開拓審計思路，也才能完善金融數據審計。而學習和培訓金融知識的方式可以采用多種方式，以自學為主，集中學習和培訓為輔。

（二）加強計算機專業人員對金融數據審計的支持。目前農村金融審計的數據平臺已初步建成，數據模型也在審計過程中完善和創新，但面對不斷變化的金融業務，仍需要不斷加強計算機專業人員與審計業務人員的配合。只有不斷加強計算機專業人員與審計人員的配合和溝通，才能更好地完成審計任務。

（三）逐步完善已有的數據平臺和模型，不斷創新與新的金融政策、法規一致的新數據模塊。在利用金融審計數據分析平臺開展審計項目過程中，除利用平臺數據模型，高效準確抓住審計重點、突出問題外，還要注意及時調整平臺數據模型存在的偏差。同時，在實際審計中，針對新發現的重點、問題，或金融機構創新的新的業務品種，及時總結存在重點問題的共性特征，并將其轉化成為新的數據模型。

（四）逐漸實現金融大數據審計下的全覆蓋連動審計。金融機構下屬各級機構覆蓋省市縣各級，尤其是農村金融機構，網點遍布各級區域，甚至在村鎮也存在信用社、分社一級。要逐步將市、縣兩級的金融審計力量融入進來，逐步實現金融大數據審計下的全覆蓋連動審計。

（五）加大金融數據審計的廣度和深度。目前，省審計廳以農村金融機構為數據式審計的試點，在條件成熟情況下，金融數據審計的試點范圍會逐步擴大，從銀行業拓展到證券業、投資業等，不斷將金融數據審計的覆蓋面擴大至其他金融機構。同時，對于已作為試點的金融機構，數據分析平臺及數據模型的深度也會加強，  

第9篇：金融數據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有效性；宏觀調控；金融體系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來，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帶來的破壞遲遲沒有終止。對于歐美國家而言，常規經濟政策手段在危機期間嚴重失效。本文致力于回答這樣的問題：金融危機是否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貨幣政策有效性是指宏觀經濟政策能否系統影響產出、就業等經濟變量，以及影響程度的大小。周英章和蔣振聲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如果貨幣政策變量與產出協整并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則認為該政策變量有效。貨幣政策有效性與宏觀經濟學中的“貨幣中性”非常相似，劉斌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貨幣政策沖擊在短期對實體經濟有影響，長期無影響，該結論與主流文獻短期非中性、長期中性的判斷一致。杜亮總結了檢驗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主要方法，包括格蘭杰因果檢驗，VAR、SVAR、VECM，貨幣政策規則，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等。

本文的思路與閆力、劉克宮、張次蘭相似，構建包含貨幣變量和產出、價格的VAR模型。經驗證據表明，金融危機沒有使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原因是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和力度在金融危機前后發生變化，深層原因是我國金融體系發展緩慢，金融部門受危機影響較小，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依然有效。

二、經驗證據

本部分采用VAR模型對金融危機前后的貨幣政策有效性進行評價。分別估計全樣本金融危機前和金融危機后的VAR模型，評價是否金融危機改變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干預能力，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討論提供現實依據。

1.數據選取與來源

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在經濟分析實務中被廣泛采用，其頻度高、數據早，有一定先行性，是業界非常重視的宏觀經濟指標，但在學術研究中使用較少。作為產出的變量， PMI用來分析貨幣政策可以反映出預期在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現代貨幣政策制定具有前瞻性，預期管理是央行必須考慮的問題。市場預期對政策的響應是貨幣政策有效性評價的重要方面。PMI非常靈敏地反映了經濟當前狀況，可以作為實體經濟景氣程度的評價指標。數據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區間為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

貨幣政策變量選取了貨幣供應量，具體為M2月末數同比增長率。大量研究表明，貨幣供應量是我國主要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2.實證結果

估計包含PMI、CPI、M2的VAR模型，利用其脈沖響應評估產出與價格對貨幣政策變量貨幣的響應，如果產出與價格的脈沖響應較大，則說明貨幣政策有效性較強，反之則認為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較弱。在研究過程中，先進行全樣本（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圖中標記為“full”）估計，然后分別估計危機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圖中標記為“before”）與危機后（2008年9月至2013年6月，圖中標記為“after”）兩個子樣本，進而評價金融危機前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變化。

單位根檢驗表明，所有變量均平穩。根據Schwarz準則，選擇VAR的滯后階數為2。

圖1和圖2描述了包含PMI、CPI和M2的VAR模型的脈沖響應。產出對1單位貨幣供應量沖擊的響應不為0，長期恢復到0附近，這說明我國貨幣供應量具有對實際變量的影響能力，短期非中性，長期呈中性。各樣本脈沖響應基本都在第3期達到最大，體現出貨幣政策效果的滯后性。在第10期轉為負值，可能由于貨幣政策在中長期發生轉向，或者產出步入經濟周期的下一個階段。金融危機之后的產出響應增強，說明貨幣政策對產出影響的有效性沒有下降。

圖2描述了價格對貨幣供應量的脈沖響應。危機之前的價格響應在第8期達到最大，危機后的價格響應在10期達到最大，但峰值小于危機前，貨幣供應量對價格的影響具有一定持續性。積極的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具有明顯的刺激效果，但是產出在中長期表現出中性反應，而價格滯后于產出響應，因而容易出現通脹風險。比對危機前后樣本，危機之后的價格響應幅度降低，滯后性增強，這說明危機后的貨幣供應量對價格影響更弱，政策實施的通脹成本有所下降。

價格對貨幣供應量沖擊的響應滯后要強于產出滯后，在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注意此方面因素，避免由貨幣政策帶來的通脹風險。

三、中國的貨幣政策具有危機免疫力的原因

以上經驗證據表明，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并沒有下降。貨幣供應量有所增強，對價格的影響有所減弱。危機前后政策有效性的變化為未來政策調節提供了有利條件。本部分將討論為何金融危機沒有弱化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反而呈現出有效性上升的現象。

1.貨幣政策有效性與宏觀調控的目標和力度有緊密聯系

本文選取了2005年1月至2008年9月的數據，這期間我國的經濟穩步上升，貨幣政策一直比較穩健，尤其是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是控制物價過快上漲。央行執行了從緊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增速保持平穩下降。在危機前子樣本的VAR模型中，作為政策目標的產出和作為政策工具的貨幣供應量都沒有大幅變動；危機后產出受到重創，貨幣供應量調整力度增強，因此圖1中的脈沖響應表現為危機后強于危機前。在經濟形勢較平穩的階段，宏觀調控力度較弱，對產出的關注不多，貨幣政策刺激產出的有效性表現較差；在經濟形勢較為嚴峻的階段，決策層宏觀調控力度加大，更看重“保增長”目標，貨幣政策頻繁操作，政策有效性也隨之增強。

由于危機前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控制物價過快上漲，貨幣供應量增速在危機來臨之前一直處于緩慢下行的區間，通脹治理成果顯著，因而價格響應在危機前的樣本中較強。危機后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從控制通脹轉變為“保增長”，價格調控居于次要位置。2008年9月以后，央行執行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增長，穩定市場信心。與此同時，價格下降較為明顯，控制通脹不再是首要任務。這就解釋了為何圖2中危機后比危機前價格響應減弱。

2.中國金融業發展緩慢，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危機中沒有遭到破壞

黃志剛等將貨幣政策效應作為經濟危機的判決依據，研究表明，危機前兆期（2004年至2007年）美國的貨幣政策效應嚴重衰減，危機期間甚至失效。中國在危機最嚴重的階段貨幣政策效應不但沒有衰減，反而增加，說明該判斷對中國不適用。這種巨大差別來自于中美兩國經濟的深層差異。與貨幣政策效應最為緊密的經濟因素是金融市場。

美國的金融危機源于次貸危機，最先爆發在金融系統。隨著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和衍生品復雜度的增加，房價泡沫破滅，金融系統風險失控。風險隨著金融系統傳遞，最為突出的表現是經濟體流動性不足。我國受危機影響源于出口部門，美國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外需不足，大量出口企業難以維系。我國實體經濟而非金融部門受到沖擊，消費與投資下滑導致交易性貨幣需求下降，經濟體內流動性充裕。我國的金融部門始終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得益于金融體系發展緩慢。依賴于商業銀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未受到影響，使得危機之后的貨幣政策可以有效刺激經濟復蘇。

四、結論

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的經驗證據表明，金融危機不僅沒有削弱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反而增強了有效性。

貨幣政策有效性與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和力度關系緊密。不同經濟周期區間有不同的宏觀調控方針，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價格的作用也會有很大差異。一方面說明宏觀調控目標和力度在我國貨幣政策效果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表明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中應當嘗試分離宏觀調控因素，考察經濟體本身對貨幣政策的響應情況。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具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宏觀調控逐漸弱化，市場本身對貨幣政策的響應才是未來政策制定關注的重點。

雖然得益于金融體系落后，貨幣政策有效性對金融危機有較好的免疫能力，但是金融體系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對我國未來經濟的發展依然至關重要。改善金融調控、完善組織體系、建設金融市場、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維護金融穩定、加強基礎設施等，是“十二五”時期金融業發展和改革的重點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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