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經濟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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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職業技術教育》：當前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主要趨勢是什么？
Denise Amyot：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經濟全球化的變化意味著，擴大人們接受技術和專業教育（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機會，增強技術和專業教育的適切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相關研究表明，所有國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需要獲得一系列廣泛的中等后教育與培訓，而應用學習機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教育不可能在所有國家都采用同一種模式，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全之策。但為適應全球經濟的迅速變化，技術和專業教育機構需要與雇主及其所在社區更緊密地合作，以確保提供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怎樣形成這樣一種高效、有活力的合作伙伴關系，是所有國家面臨的關鍵問題。傳統來說，人們普遍希望通過進入大學實現個體的就業和生活成功，因此，怎樣吸引更多的人到應用型學習機構學習是我們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為此，我們需要提高專業和技術教育的地位，使其成為一個促進個體實現成功的公平和有吸引力路徑。我們需要提高畢業生的就業能力、就業率，幫助其創業成功，這些是改變學生及其家長對技術和專業教育看法的重要信息。我們還必須確保職業教育體系中有一流的領導者和改革的先驅者。僅僅有充足的管理者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動態的領導者。我們也要求教師不僅僅是授課者，還能利用各種工具啟迪青年人，給予他們動手操作的經歷，從而為其獲得有報酬的職業生涯作準備。
《職業技術教育》：各國職業院校在辦學和技能人才培養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是什么？各國和學校又是怎樣應對這些挑戰的？
Denise Amyot：我上面已經提到了現在面臨的關鍵挑戰。就可能的解決方法而言，我可以介紹一下加拿大的學校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培訓的適切性而言，加拿大的學校都設有項目咨詢委員會，每年都對相關的課程項目進行調整。我們還設有國家行業理事會，持續推進與雇主的合作關系，從而使課程適應當前行業發展的要求和標準。現在加拿大負責中等后教育的國家部門也根據一些關鍵的績效指標對部分學校給予經費資助――這包括畢業生的就業率以及雇主和學生的滿意水平。這種實施形式和問責機制持續激發了專業和技術教育機構在國家資格框架的基礎上努力增強所提供課程和服務的勞動力市場適應性。
就職業教育的社會形象來看，職業教育畢業生職業生涯的成功及學校開展的創新性教育項目就已經證明了職業教育的價值。在這方面，我們的職業教育機構已經適應了新的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我們已經改變了這一領域的用語――現在探討的是專業和技術教育（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而不僅僅是職業培訓（vocational training）。事實上，加拿大近來出現的一種現象更加證明了需求驅動應用學習體系的優勢，如一些獲得學士學位的大學畢業生再回到技術學院學習證書或文憑課程。在過去的五年中，僅在多倫多地區，大學畢業生進入職業學院學習的學生人數就增加了40%。現在的雇主對其青年員工培訓的投資日益減少，因為他們都積極尋求雇傭已經證明具有勞動力市場需求相關資格，而不僅是具備理論知識的員工。職業學院提供的與行業相關的實踐導向的生涯培訓和工作場所實踐是一個有益的結合。
就職業院校教職員工的培訓和領導能力來說，為適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增強職業教育機構的影響力，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經積極致力于加強職業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化發展、領導力構建及其合作網絡建設。我們已經與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CAEIE）合作，開展職業教育領導力培訓（Vocational Education Leadership Training，VELT）項目。通過該項目，中國職業教育機構的校長和副校長可以到加拿大和其他五個國家學習技術學院的領導模式。
《職業技術教育》：通過與中國職業院校辦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及到中國職業院校的參觀考察，您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感受？
Denise Amyot：近年來，中國努力通過政府決策和增加投資加強專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發展，以增強其適切性，擴大其受眾。在與其他國家教育部門交流時，我們經常把中國作為這一領域的一個范例。中國應該為其對職業教育的投資感到自豪――努力提升其職業教育機構的領導能力及其師資的能力，并把這些方面作為評判未來成功的標準。我們對其中的一些積極改革感到激動和振奮。例如，利用亞洲發展銀行的貸款，加拿大溫哥華社區學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VCC）對來自中國湖南省職業院校的教師開展了三個月的定制教師培訓項目。這一項目關注的重點是培訓教師的課堂教學方式、課程開發、領導力、評估技術、戰略規劃和治理能力等。
我們積極鼓勵來加拿大參與這次培訓的教師能夠在課堂教學方式上進行改革，以支持其實現對學生的積極教學目標。
參與者對培訓的反饋是非常積極的，大部分參與培訓的教師都認為，這次培訓經歷豐富了其教學途徑和方式方法，他們期望能夠進一步開展合作。
《職業技術教育》：與您所在的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您認為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差距和需要改進的地方？
Denise Amyot：首先，我認為在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較強的傾向是，希望每個人都能進入大學學習，并認為其他類型的教育都是次等的。要改變這種心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前面已經說了加拿大的例子――要改變這一點需要發展并宣傳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并使職業教育學生有繼續進入大學學習的路徑，以滿足想進入大學學習的這部分學生的需求。同時，還要宣傳具有應用性學習經歷的學生在就業及獲得工作機會方面的優勢和價值。雇主也需要認識到職業教育的價值――一個高質量的勞動力依賴于他們與教育機構的合作，以提升相關的教育項目，并確保教師具有相關的行業工作經驗。教育機構需要向企業一樣運營――需要創造條件，實現自身經費的可持續性。如果看到了職業教育的價值，行業企業就會向職業教育提供相關的設備、教師培訓、應用研究合作、技術轉讓及學生實習機會等多種支持。
為使應用性高等教育機構做到這一點，需要為職業教育發展一個高效的治理體系，從而為學校或教育機構提供決策的權力，以應對經濟發展的變化。他們需要敏銳地抓住社會中的各種機會，使社區和行業參與到學校的治理中來。在這方面，需要實現一種范式的轉型――這一體系必須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而不是以機構為中心，以確保整個體系都關注學生的成功，從根本上支撐他們從教育到就業的順利過渡。
《職業技術教育》：目前，建設完善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主要目標，在這方面，加強不同層次職業教育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銜接溝通，實現學生的無縫過渡是中國職業教育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在這方面，您所在的國家有什么經驗，國家政策應提供哪些支持，職業院校在具體辦學中應作出哪些改革？
Denise Amyot：通過加拿大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提供不同教育體系間溝通的路徑是實現成功的關鍵。有許多國家教育體系中的一個錯誤是，強迫青年人過早地對教育路徑進行選擇，但并沒有為他們提供改變教育路徑的機會。需要為青年人發展從中等學校到不同類型中等后教育機構過渡的清晰且容易轉換的教育路徑。加拿大學院體系90%以上的就業率吸引了很多大學畢業生到我們的體系學習。我們還看到很多學生特意到技術和專業教育體系進行學士學位學習，因為他們知道，這一體系提供的學位是應用性的，并包含工作經驗，很多老師和指導者也來自行業。一個令人滿意的教育體系不是完全一樣的，這一體系應有不同類型的學生、不同類型的學習方式，培養不同類型的人才。
圖1是加拿大教育體系的示意圖。
《職業技術教育》：近來，中國相關政策提出將一些大學轉向以培養應用型技能人才為主的職業教育機構，許多院校在這方面面臨困惑，您對中國這些院校有什么建議？
Denise Amyot：我的第一個建議是，他們首先需要考察本國最成功、做得最好的技術學院，同時實地參觀其他國家有效應對這些挑戰的學校。比如加拿大，在實現教育體系的多樣化和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路徑方面就做得比較好。
此外，還可以參觀巴西聯邦學院，該學院計劃派遣1000名教師到加拿大學習三個月，以提升他們學院的教學水平。首批50名教師已經在加拿大接受完培訓，并返回巴西，他們在教學方式改革及與行業企業合作方面獲得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同樣，我們也已經與中國的一些職業教育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他們計劃于2015年春天到加拿大參觀考察，我們非常歡迎并期待他們到加拿大來！
《職業技術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培養適應國際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人才是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主流趨勢，在這方面，WFCP提供了一個重要平臺，WFCP未來在促進國際職業院校合作方面將采取哪些策略，重點目標是什么？
Denise Amyot：世界職教院校聯盟（WFCP）是一個學院和學院協會間的國際網絡。WFCP希望能夠在全球經濟背景下勞動力教育的發展中發揮一種引導性的作用。WFCP希望促進世界范圍內的成員分享前瞻性的教育策略和最好的教育實踐，以提升世界各國勞動力的就業能力。WFCP希望能夠通過全球統一的聲音影響相關政策的發展，我們積極致力于在國際水平上促進成員創新性教育項目的發展。這些跨國性的多元文化交流與合作對于全球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第2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環境工程概論；研究型教學；課題式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12-0125-02
研究型課程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以身邊及生活中獲取的各種課題為學習載體，利用已有的專業知識開展主動性研究，在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全過程中不斷構建及完善專業知識體系、掌握研究方法，完成專業知識學習的過程[1，2]。研究型課程能夠極大調動大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積極性。在研究型課程中，教師的作用不在于傳授知識，而在于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沒有標準答案[3，4]。因此，研究型課程是一種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側重于學生主動探究的學習活動，是目前高校專業課程教學改革的重要方向。
目前在國內大多數高校中，對研究型課程的開設方式缺乏全面系統的認識，或者只進行了小范圍的探討，或者未開設。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桂林理工大學環境工程專業開設的《環境工程概論課》為例，提出了一套基于研究型課程理念的課程設計方案及學生能力培養方法。
一、課程改革目標分析
《環境工程概論》課程既是環境科學的一個分支，又是工程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以往的教學體系中，該課程通常作為針對非環境工程專業學生開設的選修課程，主要介紹環境保護的基本理論、基本技術、環境現狀，是當代大學生環境素質教育的基礎課之一，使非環境專業學生能夠對污水、廢氣、固體廢棄物以及噪聲等污染的治理方法和原理有所了解。近年來，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和《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精神的深入貫徹[5]，環境工程專業培養方案的調整，《環境工程概論》成為環境類專業新生學習的第一門必修專業基礎課。
作為環境工程專業新生的入門課程，《環境工程概論》的教學效果直接影響到學生對后續專業課程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概論類課程的共同特點是涵蓋內容多、知識更新速度快，基本內容既包含了水體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物理性污染的控制及治理原理與方法，也涵蓋了環境監測與評價、環境規劃管理等方面的有關內容，同時還介紹了環境領域最新研究成果和發展趨勢，每一章節的內容就是一門獨立的課程。由于課程內容多，知識點零散，傳統的單個教師主講的“灌入式”全講課模式存在著較大的問題，不僅讓授課老師上課吃力，淺顯且泛泛的內容對學生也缺乏說服力，導致學生興趣下降，課堂氣氛不活躍。
對于剛入校的大學新生來說，他們對環境工程專業知識的理解還只局限在媒體報道的“霧霾”、“溫室效應”、“富營養化”及各種污染事件上，迫切希望了解自己所選擇的專業的具體方向及內容。在此情況下，為使學生明確學習目標和未來職業發展方向，找到自己的興趣點，《環境工程概論》課程教學應通過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方式，通過教師總體講授，使學生對環境專業有總體認識。然后，學生在教師講授的基礎上，結合身邊環境問題，成立課題小組，開展一些研究型課題的學習。這些研究型教學課題的開展，可以使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查閱資料、社會實踐調查等，對身邊環境問題的發生根源、基本原理、解決措施等進行深入了解。這樣，在完成課程任務的同時，既熟悉了環境工程專業的學習、研究方法，了解到環境工程專業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又激發了學生對環境工程專業的學習興趣，建立起對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責任心，為今后專業課程的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環境工程概論研究型教學的具體實踐
根據環境工程概論課程的培養目標、教學內容的要求，本課程的研究型教學由課題設計、課題實施、成果評價三部分組成。
（一）課題設計
課題設計是研究型教學的基礎，是以課題為中心對學習內容進行的重新規劃。根據學生人數，并考慮到學生的專業認知水平，結合桂林市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取得的成果，將《環境工程概論》教學內容課題設計為以學生調查實踐為主題。在課堂教學中，以學生通過調查發現的問題所作的匯報作為各章內容的開題，進而引出各章理論主題內容。然后，教師結合學生研究內容進行總體講授、指導，使得課程生動、課堂氣氛熱烈，進而帶動學生學習的興趣。課題設計的具體內容包括：桂林市水污染狀況調查、桂林市大氣污染狀況調查、桂林市固體廢物狀況調查、桂林市聲環境以及桂林市的生態之城建設五個部分。
（二）課題實施
1.成立課題小組。課程第一堂課為導論課，由教師對目前的環境問題及環境工程研究方向等內容進行總體講授，布置研究型課題并對課題進行說明。課后學生根據個人興趣報名，教師根據“組間同質、組內異質、優勢互補”的原則進行微調，保持各組同學水平相當，每組6名同學。
2.方案設計與實施。各小組成員首先根據課題題目，明確完成目標，討論課題實施方案；然后進行組內分工，完成資料收集、查閱、現場調查、數據分析匯總、書面總結及口頭匯報等工作。具體實施過程以課下業余時間完成為主，教師輪流跟組進行指導、答疑以及必要的理論知識補充，幫助學生解決在課題完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經過分組討論，各課題小組方案設計內容如下表1所示。
在完成過程中，數據信息來源主要包括圖書館的圖書、期刊、統計年鑒、環境公報等紙質資料，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如CNKI數據庫等，以及環保局網站、環保局實時監測系統等網絡數據資源。然后，再結合實地調查結果，完成課題的研究。
（三）課題成果評價
1.成果展示與評價。首先由組長作為代表對課題完成內容進行匯報，同時對課題完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法進行介紹，課題組成員共同對其他小組的提問進行解答。根據匯報結果和答疑情況對課題成果進行評價，評價結果由三部分組成：組間評價、組內互評和教師評價。課題小組根據評價內容對課題內容進行進一步修改，并形成書面報告上交。
2.成績評定。研究型教學課程的成績評定方法采用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相結合的方式[6]。其中課程總成績由學生個人的平時表現（包括課題表現、對小組課題項目的貢獻）、所在課題小組成績（要求3～4名環境工程專業老師對小組作品進行評定，取平均分）、期末考試成績（閉卷考試）三部分組成。
三、總結與反思
在研究型教學過程中發現以下兩點需要進一步完善。
1.完善學生在課題完成過程中的過程管理工作。小組成員應記錄下課題完成過程中的日記與心得，不斷總結課題完成過程中每個環節的安排是否合理，有無改進措施，如成員分工情況是否合理、時間安排是否得當等。
2.教師對課題完成過程的反思。如根據每個課題完成情況，評價課題設計是否合理、能否達到教學目標、研究開展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如何實現教學效果的最優化，以期在今后的研究型教學中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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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馮湘，王雷，林亞平.研究型大學創新型課程教學模式探索[J].計算機教育，2010，（18）：69-74.
[3]鐘秉林，董奇，葛岳靜，等.創新型人才培養體系的構建與實踐[J].中國大學教育，2009，（1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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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就國際社會來看，公共經濟管理是把人民生活緊密結合國家發展，為達到民富國強的目的，把二者有針對性地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理論學者的大量研究認為，公共經濟管理是為人民謀福利，因此應當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來進行分配，這其中的關鍵是其公正性。具體而言，作為各級政府，應當對全部的社會成員承擔責任，通過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合理地運用公共權力，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隨著民生概念的提出，普通民眾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也從反面進一步推動了公共經濟管理理論的發展。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及改革開放的縱深發展，國家高度重視民生問題，通過各種惠民政策，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部門要合理分配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對所有社會成員要承擔責任，制定詳細明確的實行方案。民生觀念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思想觀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自己利益的重要性，從而推動了公共經濟管理理論的發展。
（一）公共經濟管理的內涵。公共經濟管理對民生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的公共經濟管理。廣義的公共經濟管理包括社會人文學、金融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狹義的公共經濟管理是一門學科。兩者是一種不可分支的二元理論，他們對民生關系具有重要的影響，共同作用于經濟管理。公共經濟管理擁有廣闊的知識理論，具有非常廣泛的涉及層面，能夠滿足人類對它的需求。狹義經濟管理和廣義經濟管理具有不同點，對民生關系也具有不同的作用。
（二）民生關系的內涵。民生關系和公共經濟管理一樣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其主體是民生。狹義的民生就是平常說的民生關系和民生問題。由于人的生理需求是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因此人的衣食住行是民生關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廣義的民生包括直接相關和間接相關的事情，是同民生有關的事情。在創造經濟的時候，群眾會遇到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民生關系關乎每個人的生存利益和現實發展，是國家需要重視的問題。
二、公共經濟管理與民生之間的關系
民生是國本，公共經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公共經濟管理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可以說公共經濟管理與民生的關系非常緊密。我們對公共經濟管理與民生之間存在的關系做如下分析：
（一）公共經濟管理促進對民生關系的改善
1、加強公共經濟管理有利于為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百姓生活離不開國家的維護，民生發展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經濟支持，通過在公共產品上的投入，使百姓得到更多的實惠。隨著我國最低保障制度的實施，收入低的人群也基本得到生活保障，這就是民生改善的一個方面，但目前這個制度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城鄉存在差距等，但隨著政府對農村社保工作的重視，更多的公共產品開始走進農村，參與分配與使用，這對民生的改善具有很大的意義。
2、公共經濟管理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協調民生關系。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化，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提升，與此同時對民生問題更加關注，公共經濟對于民生的投入部分增多，如在建立健全各類保障制度、增加對民生需求的財政投入等方面，且在此過程中，通過公共經濟管理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這樣有效地規避了在經濟建設中出現的速度與效果的矛盾，將社會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盡量拉近，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做到改善民生，協調民生。
3、公共經濟管理能夠通過協調政府財政支出填補市場空缺。市場經濟體制在促進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在公共財政支出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隨著公共經濟管理的不斷深化，在社保、醫療、教育等方面加強財政補助，解決問題，保障民生。從深層次的角度看，政府的調節有利于促進公共產品的產出，但在這個過程中，公共經濟管理不僅僅是參與進來，更多的是作為決策，將財政預算用于刺激經濟發展，鼓勵百姓使用公共產品，實現高效市場配置。
4、公共經濟管理體制的不斷完善有利于改善民生關系。公共經濟管理對民生關系的改善主要通過政策指導和資金調配，通常用于民生方面的資金投入比較大，資金的流向需要明了清晰，要確保完全用于改善民生，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相關公共經濟管理制度，對相關改善政策與改善資金進行監督，從根本上確保百姓得到實惠。
（二）改善民生對公共經濟管理存在要求。公共經濟管理對于民生關系的改善有很大作用，可以說他們之間緊密相連，在管理中，公共產品的產出增加，財政支出被優化，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都因此得到改善，再加上對公共經濟管理逐漸形成制度與法律的制約，百姓的實惠得到進一步保障。
1、政府管理職能需要進一步轉變。隨著經濟發展國民生活水平提高，對公共產品有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實施經濟管理生產公共產品，滿足民眾需求的同時，促進民生改善。可見政府在促進經濟、監管市場的同時，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務，因此我們要更加確立政府的公共服務責任，使之承擔起相關責任，堅持不斷地將更多公共資源提供給百姓，加強維護社會穩定，從根本上改善民生。
2、深化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改善民生的必要條件是政府對公共事業的協調，這也是公共經濟管理的重要作用。在公共經濟管理過程中，需要制定相關的公共政策，以確保社會分配公平進行。其中，政策的制定需要民眾參與，讓公共政策更透明、更民主，還要有相關制度對該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監督。
三、公共經濟管理對民生關系的重要作用
（一）公共經濟管理促進民生需求的快速實現。傳統的概念中，民生主要指百姓的衣食住行，隨著時代的發展，民生的意義逐漸擴大，除了基本生存保障外，還包括基本的教育、醫療等方面，這也導致一些問題隨之而來。我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因此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政府一邊在了解民生的需求，一邊有方向地進行經濟建設，通過公共經濟管理手段滿足百姓的各種需求，即實現民生需求，進而從根本上實現社會保障，保證百姓利益，實現社會穩定發展。
（二）公共經濟管理促進公平的社會分配。改善民生是進行公共經濟管理的出發點，最終目的是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實現社會平衡分配。隨著國家經濟發展，財富總值越來越高，社會分配有偏差是難免的，為了避免問題擴大化，更好地平衡社會分配，我國政府出臺了各種惠民原則、政策，確定均等化目標，提升公共經濟管理工作。如在財政方面，政府在有意識地降低支出比例，逐漸實現從政府支配向公共支配轉型，做到平衡社會分配，改善百姓生活。
（三）公共經濟管理平衡貧富差距。在人與人交往的過程中，人們的心理狀況會存在著不平衡狀態，這種心理反應會阻礙民生工程的實施，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具有貧富之差，一些人掙扎在生活線上，一些人依靠勤勞和勇敢快速地富了起來，因此一些人產生了不健康的心理，社會上出現了仇富的現象。由此可見，過大的貧富差距可能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這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貧富差距造成了農村人口的銳減，城市人口不斷增長，使民生關系受到不良影響。只有通過公共經濟管理的適度干預，才能平衡貧富差距，減少社會矛盾。
（四）公共經濟管理促進就業。就業是一個國家公民的權利保障，也是民生之根本，而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則是民生的一個重要內容，人們有權利要求勞動，也有義務進行勞動，因此就業證實了民生關系。公共經濟管理要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目前我國每年大學生畢業人數處于上升狀態，在公共經濟管理中，一些城市并沒有做好減少失業、增加就業這項民生工作。大學生是知識豐富的人群，如果他們不能把所學的知識發揮在工作中，不能好好地就業，那么就會對國家造成很大的損失。在公共經濟管理中，如何安頓失業人群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業包括失業再就業、初次就業等問題，在現代社會中，迫于生活問題，一個人在失業一段時間之后，有可能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這對于民生關系來說是一種挑戰，威脅到了社會和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財產安全，還嚴重損害了自己的價值。因此，公共經濟管理在增強就業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五）公共經濟管理在醫療、住房保障方面的作用。新時期，在醫療保障方面，我國民生關系沒有得到很好地處理，公共經濟管理還不夠好，大病、重病醫療保障制度還不完善，體制也不夠健全。醫療保障問題是一個歷史性問題，醫患關系的緊張與不健全的醫療保障脫離不了關系，如果想在公共經濟管理中一次性地發展好，就要加強醫療保障民生關系的建設。而民生關系中容易爆發問題的另一個點就是住房保障。新時期中隨著我國人口的增多，城市住房的需求越來越大，同時隨著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很多城市都存在住房保障民生關系問題，由于城市房價太高，租金太貴，一部分到城市務工的農民晚上睡在天橋底下，白天在工地干活，沒有經濟能力住在溫暖的房子中。另外，由于沒有住房保障，一些白領工作人員蝸居在小房子中，這充分地說明了公共經濟管理造成了民生關系的進一步惡化，沒有做好住房保障民生工作。
四、改善民生關系的建議
（一）縮小貧富差距，加強公共經濟管理。為了改善民生關系，第一步就要加強公共經濟管理，國家和政府要實行稅收減免政策，縮小貧富差距，就農民而言，政府對糧食的收購價格要具有嚴格的標準和執行程序，給予農民合理的補貼，從而使農民逐漸富起來。同時，國家還可以利用財政支出大力加強公共經濟管理，根據城市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縮小城鄉、地域之間的貧富差距，對所得工資進行稅收調整，盡可能的減少貧富差距帶來的民生問題。
（二）采取多種方法鼓勵就業，改善民生關系。為了進一步改善民生關系，就要采取多種方法解決就業問題，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針對失業問題，公共經濟管理要進行一定的財政支持，政府要對失業人群進行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并且要給予一定的撥款，聯系工作單位，幫助他們再就業。為了使居民的個人收入增加，公共經濟管理就要做好就業工作，從而改善民生關系，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
第4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公共部門；中國公共經濟學；政府；中國化
[DOI]10.13939/ki.zgsc.2016.03.214
公共經濟學主要是對公共部門各項經濟活動進行系統研究的學科，重點關注政府公共部門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推進經濟發展防線做出的重要舉措以及產生的效果等。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相對較為廣泛，涉及公共部門為滿足社會公共需求而進行的全部經濟活動，不僅包含基本的公共資源籌集和管理等工作，還涵蓋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公共產品的供給和管理等，旨在對公共部門開展的相關經濟活動和提出的經濟政策進行研究和評價。
1 中國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
公共經濟學雖然在國外興起時間相對較早，但是受到語言和國家相關政策的影響，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真正在英國社會上得到廣泛流傳，并于90年代中期在中國社會上興起，得到中國經濟學界的廣泛研究。[1]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進步和創新，經濟學領域以市場和國家政府之間關系、明確政府職責并對政府行為加以規范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公共經濟學理論開始受到經濟研究領域的廣泛重視，一些關于世界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的公共經濟學論著逐漸被翻譯成漢語，在中國社會流傳。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三聯書店在1992年翻譯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共同著作的《公共經濟學》、白景明于1994年出版的《公共經濟》、劉慶旺等編著并于1999年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大辭典》等。步入到21世紀后，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研究公共經濟學的理論著述和教材等不斷地涌現出來，如樊勇明、黃恒學、朱嗝等相繼出版了《公共經濟學》，齊守印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著作了《中國公共經濟學體制改革和公共經濟學論綱》，楊龍、王騷、樊勇明、朱嗝等人也對公共經濟學相關案例進行了解析。[2]此后，中國公共經濟學的研究發展更為迅速，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推動了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到當今社會，通過理論界、經濟學界和教育界的多重傳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相關詞語如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公共財政等詞語已經隨處可見，成為經濟新聞的高頻詞匯，對中國經濟學在未來的發展產生著相應的積極影響。
但是盡管如此，與國外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甚至從嚴格意義上進行分析，中國經濟學研究處于“前公共經濟學時代”，還需要不斷加大研究力度。中國公共經濟學發展的起步階段，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以社會對公共產品的供求和經濟效應為主要線索建構相應的研究框架。經過我國公共經濟學研究界針對研究問題出版了多種版本的教材和論著，但是其基本研究框架各具特色，主要圍繞公共產品的相關概念展開討論，已經開始認識社會公共需求、公共產品、公共預算和債務、政府稅收和分權等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更為重視某種單一的收入研究，例如重視稅收對效率問題產生的影響，但是對稅收和公平問題的研究則有所忽視，還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間。第三，對公共支出問題的研究尚處于三個研究階段的第一個階段，即絕大多數文章重點對應不應該增加某一項支出進行研究，但是對公共支出的預期政策效果和在此基礎上進行政策調整等方面的研究較少。[3]雖然一些研究人員已經開始認識到研究的不足之處，在政府的預算編制、政府規劃和公共產品等方面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索，但是這些探索一般停留在局部的專題性研究階段，系統性相對較差。第四，我國公共經濟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些著作或論述雖然冠有公共經濟學的名稱，但是其研究內容和方法仍然以傳統的財政經濟學研究為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當前我國公共經濟學研究仍然以文本性和描述性的理論研究為主，數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匱乏，處于萌芽階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部分高校已經開始認識到當前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存在的弊端，并啟動了相應的數據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必然會極大地推動我國公共經濟學得到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2 中國公共經濟學在未來應該重點研究的問題
2.1 政府及市場的邊界和效率問題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期，轉型工作不斷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在此影響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隨著經濟環境的調整處于動態變化的狀態中，而公共經濟學研究要想獲得進一步發展那就必須適應這一動態變化狀態。在實際研究中，政府與市場對公共經濟的影響范圍應該存在一個特定的有效邊界，一旦超出特定邊界，政府的宏觀干預以及市場機制都會降低效率，政府調控的失敗可能由于其干預太少，也可能由于其過度干預。[4]可以說，政府相關作用的有效發揮，受制于基本活動領域、規模和職能等因素，所以，針對當前公共經濟學的發展需求，應該根據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期的主要任務，對政府的活動規模和領域進行合理界定，使其能夠與政治經濟體制、經濟發展階段、文化傳統、人口數量和自然資源等國情相適應。同時，還應該處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對二者事權和財權進行科學劃分，并對政府公共行為、激勵機制、權力尋租等問題進行適當的研究，切實提升政府在公共經濟方面的運作效率。
2.2 最佳稅收理論研究與稅制改革設計
在建構最佳稅收理論前，我國公共經濟學中針對稅制誰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大多局限于稅收原則的分析和細化方面，而這一理論的提出以課稅可能帶來的效率損失為切入點進行分析，運用數學模型語言對這些內容進行形式化處理，在各相關稅收原則之間構建了一種極其緊密的邏輯關系。從當代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和分析看，稅收原則基本有三點：公平原則、效率原則、經濟穩定和增長原則。[5]其中，能夠真正對稅制設計起到幫助，并且能夠在最佳稅收理論中表現出來的應該是公平和效率原則，而最佳稅收能夠兼顧公平和效率原則的稅收。因此，在深入研究稅收問題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時，應該更為關注稅收的公平問題以及對稅制結構進行優化等。所以現階段，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應該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適當引入西方公共經濟學研究中較為科學的分析方法，對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搭配問題進行分析，探尋出最合適的商品稅，最大限度地降低扭曲效應和超額負擔。
2.3 公共預算管理問題
政府公共部門的收支決策一般是通過預算編制來實現的，而政府的預算工作會與法治國家以及民主政治共同成長和進步。縱觀西方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現代政府公共預算模式的發展演進歷程，可以發現其中存在一部分重要的創新和探索，并在當代社會被“新績效預算管理理論”整合，得到了一定的突破性發展，成為政府公共預算管理模式建構的新方向。[6]總的來說，近幾年，西方發達國家公共預算管理的開個呈現出五個方面的發展趨勢：結果導向預算、使命感預算、公眾參與預算、靈活性預算以及中長期預算等，雖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果，但是從其發展趨勢上看仍然面臨著一定的時代問題。對于中國公共經濟預算來說，如果嚴格按照“涉及所有人的問題必須應該由所有人才進行批準”的標準進行衡量，我國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距離基本發展目標的實現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政府預算而言，在未來公共經濟學研究中應該重點關注政府計劃與預算之間的關系，具體探究如何建立一個由一般性公共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等共同組成的復式預算體系以及科學的權責發生制在政府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方面的影響；而就公共預算而言，則應該重點進一步強化人大的預算控制和監督，全面推廣參與式預算，進而反映社會公眾的實際預算需求，增強預算的約束能力。
2.4 公共產品的選擇和供給
公共產品研究理論作為公共財政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由市場還是政府提供，一般受到制度選擇的影響。傳統的研究理論指出，政府應該是公共產品的唯一供給方，但是受到政府財政支出膨脹的影響，政府公共產品的實際提供能力相對較低[7]。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私人提供開始出現并進入到經濟學研究領域，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個人從事和組織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動，向社會提供一定的公共產品等。基于此，中國公共經濟學在未來發展中應該借鑒西方先進理論，具體研究公共產品需求表達和決策機制的建立、公共產品供給范圍的界定和供給方式的選擇，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等問題，促進中國公共經濟學得到更好的發展。
2.5 社會保障、環境衛生及教育問題
社會保證、環境衛生和教育問題關乎中國經濟社會的建設和發展，影響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應該將其作為重點課題。[8]在研究實踐中結合中國基本國情，合理運用公共經濟學方面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對社會保障制度、基礎教育產品、環境保護事業的公共屬性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政府對相關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對操作模式進行嘗試性分析，發現改善當前我國社會保障現狀，提升教育質量促進環境衛生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現實路徑，為中國公共經濟學在現代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相應的保障。
2.6 收入再分配問題
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時間內被不斷的拉大，并且在當代社會中仍然表現出強烈的繼續擴大發展態勢，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因此為了改善這一現狀，實現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問題必將成為未來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中的重點課題。[9]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目標是維護社會經濟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具體內容包含社會大眾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的公平、市場競爭規則的公平和人們收入的均等。要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實現這一發展目標，就必須要建立以政府再分配活動為核心，社會資源再分配為輔助的科學收入再分配體系，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再分配體系中，國家財政處于絕對領導地位，社會資源捐贈和救助等是再分配機制的補充，前者以公平公正原則為分配依據，后者以道德原則為分配依據，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2.7 公共產權和集體產權問題
一般情況下國家對產權形式的選擇受到物種因素的影響，即社會意識形態和秩序、國家建設發展的雙重目標以及沖突的影響、不同利益集團整體力量的對比以及利益集團對政府工作的影響、產權選擇過程中路徑依賴、財政的約束。[10]公共產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集體產權也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時期重要的產權形式，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化發展的過程中，盡管在一些方面還存在微觀的突變，但宏觀層面的主體經濟轉型已經能夠基本保持相應的平滑性。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集體產權關系到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并且能夠實現對農村地區大部分第一產業的覆蓋，因此集體產權產生任何形式的變遷都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態勢的穩定性產生一定的影響。公共產權與集體產權存在差異，卻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未來中國公共經濟學應該重點研究公共產權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公共產權與集體產權的協調問題等，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8 公共規制和定價問題
公共規制具體地說就是社會中一切公共規則和制度的總和，既可以是一種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標準和習慣意識，也可以是單方面或者經過相關協商而制定的能夠讓一部分社會大眾共同遵守的條款和法則等。自然壟斷是中國未來經濟改革的重點內容。因此，如何對自然壟斷所涉及的相關行業進行有效規制，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公共經濟學的重點研究課題。[11]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如果存在規制者和被規制者之間的信息出現不對稱情況，就應該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盡量對被規制者進行激勵，進而實現激勵相容，促使公共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例如，在傳統公共經濟學研究領域，公共事業的服務價格往往通過成本加成定價的方式進行確定，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企業節約成本的激勵問題，促使成本不斷提升，價格上調，侵害了社會公共福利。針對這一問題，公共經濟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人員應該在研究中對不同的激勵強度進行合理劃分，研究公共定價機制和基本模型，進而構建科學的公共定價體系，提升公共定價的實際水平。
第5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部門法價值；經濟法價值；社會公共經濟利益
法的價值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法學范疇。“在法律史的各個經典時期，無論是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對價值準則的論證、批判或合乎邏輯的適用，都曾是法學家的主要活動。”[1]法律實證主義學派認為：法律價值“這個問題是根本不能科學地加以回答的。”[2]而自然法學派則熱衷于法律價值的研究。如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羅馬的烏爾比安、西塞羅，古典自然法學派的洛克、盧梭、杰菲遜等以及當代的羅爾斯、德沃金等都曾對法律價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表達了這些價值在法律體系的建構及現實運作中的重要作用與功能。從形式上看，兩派的態度截然相反，真理也好像非此即彼。筆者認為：兩個學派都犯了一個錯誤，即認為公平、正義等法律價值是一個永恒的、絕對的、超驗的存在物。事實上，公平、正義等是一個歷史的、辯證的范疇。不同的歷史形態有不同的公平、正義觀，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個人有不同的公平、正義觀。這樣，形而上學地研究公平、正義等法律價值，只能是兩個結果：或者如法律實證主義學者凱爾森那樣認為：“正義是一個人的認識所不能接近的理想。”[1]或者如自然主義法學派，在公平、正義等問題上紛爭不休，莫衷一是。因此，只有我們認識到：我們所認識的公平、正義等法律價值只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公平、正義，才能從根本上理解法律價值，我們對法律價值的研究才不至于自說自話。
一、法的價值概論
法的價值一詞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法，一個是價值。要研究法的價值，首先必須理解價值一詞。價值一詞源于經濟學，后來，價值一詞被引入哲學、社會學等領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時使用價值一詞。因此，價值一詞在不同的層次與含義上被使用著。美國學者培里歸納出價值的三層含義：（1）“價值”有時被用作抽象名詞。在狹義上只包括可以用“善”、“可取”和“美德”等術語來恰當地表示的東西；在廣義上則包括了各種正當、義務、美德、美真和神圣；（2）“價值”作為一個更具體的名詞（譬如：當我們談及一種價值或多種價值時）。往往是用來指被評價、判斷為有價值的東西、或被認為是好的、可取的東西；也被用來指是有價值或是有價值、是好的東西，“各種價值”就意味著“有價值的各種東西”、“好的各種東西”或“各種善”；（3）“價值”一詞還在“評價”、“作出評價”和“被評價”等詞組中用作動詞。[3]價值一詞既然在多種含義上被應用，人們對法的價值也就有不同的理解與應用。歸納起來，學者們對法的價值的理解大體上仍然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指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指目標。[4]在應用上，法的價值在多種含義上被使用。有的學者將其歸納為：第一，它指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增加哪些價值；第二，指稱法律所包含價值評價標準；第三，指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價值因素。[5]法律價值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一般認為，法律價值包括和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文明、正義、效率等方面。[6]
筆者認為，一方面，法的價值是立法者實現一定社會目標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立法者的目標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因此，法也就有惡法、善法之分。另一方面，目的和手段是一對辯證的范疇。例如，舍身護法的人就在一定意義上把法作為一種目的。此時法的價值就有了目的性，這樣看來，有的學者僅看見法的手段價值，有的學者僅看見法的目的價值，都有失偏頗。
法的價值有如此多的含義，因此，我們在研究法的價值時就必須小心謹慎，明確區分自己是在哪種含義上使用法的價值一詞。為了不至于引起理解上的混亂，筆者所指法的價值是法所追求的社會價值，即在目的范疇上使用法的價值一詞。
二、經濟法的價值諸說
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學的一個重要范疇，與經濟法的其他范疇一樣，學者們對經濟法的價值的看法五花八門，不盡一致。歸納起來，主要觀點有：（1）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通過其規范和調整所追求的目標。它表現為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的和諧，他們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又表現為不同的方面。[7]（2）經濟法的價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義等價值，它的價值鏈的中心環節也是效率與公平；它固有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本位，當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它還要兼顧國際社會利益。經濟法的中心價值環節應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率和社會總體（實質）經濟公平。[8]（3）經濟法價值主要指社會整體效益和公平。[9]（4）經濟法的價值是“整體效益”。[10]（5）經濟法的根本價值取向是權力與權利交融的系統化秩序。[11]（6）經濟法的價值是“公平、效率”。[12]（7）經濟法的價值是“發展、安全、公平”。[13]（8）經濟法的價值是社會公平、經濟民主。[14]（9）經濟法的根本價值取向是“社會整體利益”。[15]（10）經濟法的主導價值理念是“社會公益”。[16]（11）經濟法的價值包括“存在價值（商品經濟的普遍法）、法權價值（權力規制）、資源價值（發展公平）、社會價值（經濟安全）”。[17]（12）經濟法的價值主要有二：一是社會經濟福利價值，二是經濟民主價值。[18]（13）經濟法價值目標體系分為兩個層次，工具性價值包含結果公平、經濟安全和體制效率；目的性價值包含可持續發展。[19]（14）經濟法的價值體系分為經濟法價值和經濟法使用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是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經濟法的使用價值是經濟法的功能，其有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終極使用價值，表現為保障和促進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的運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二層次是主導使用價值，表現為保障和促進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的運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三層次是集合使用價值，表現為保障政府經濟管理職權的有效實行的功能；第四層次是分類使用價值，表現為保障政府經濟管理主體及其職權、職權運行、運行方式等協調、穩定和發展的功能。[20]
三、確立部門法價值的準則
筆者認為，要確立一個部門法的價值，必須遵循以下五個準則：第一，必須反映該部門法總的價值，即不能將一個部門法的子部門法的價值作為整個部門法的價值。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價值是經濟法的一個子部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價值是消費者利益，但不能將消費者利益作為整個經濟法的價值；第二，該價值主要由該部門法體現，即法的一般性價值不能作為部門法的價值。例如公平、正義、秩序等是法的一般性價值，每一個部門法、子部門法、孫部門法等都必須在自身的領域內反映和追求公平、正義、秩序。一個國家的全部的法律在各自領域的公平、正義、秩序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就在整個社會領域反映和追求整個法的公平、正義、秩序等。但不能把公平、正義、秩序作為各部門法的價值；第三，必須明確界定是在手段屬性還是在目的屬性上使用法的價值一詞。例如，在法的手段屬性使用法的價值，必然會看見法的背后是國家，從而得出經濟法的價值是政府經濟管理體制也就順理成章。在法的目的屬性上使用法的價值，則必然會看到經濟法的各層次目的，經濟公平、經濟民主、經濟安全、經濟效率、經濟秩序、正義等的觀點也就天女散花、層出不窮；第四，必須體現出部門法的價值層次與體系。前文已指出，目的和手段是一個辯證的范疇，目的是一個多層次的體系。一個部門法的價值總是各個子價值構成的價值體系。此時，必須在部門法的各層次目的的基礎上進行抽象和概括。即必須區分子價值與終極價值、次要價值與主導價值、手段性價值與目的性價值。例如，經濟秩序對于效率來說是手段性價值，利益可分為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社會利益。以此為標準，經濟法主要保護與促進經濟利益，行政法主要保護與促進政治利益，社會法主要保護和促進社會利益。所以籠統地以社會整體利益來概括經濟法的價值，就沒有區分開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第五，必須鑒別部門法的價值競合與互補。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一個社會價值目標往往由幾個部門法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來實現。當然，各部門法的功能有主次之分。比如社會公共利益主要由經濟法實現，但民法也會體現這一點，即表現在民事法律行為的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但不能由此而認為，民法的價值目標是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當一個部門法的價值目標與另一部門法的價值目標相沖突時，必須有所取舍。例如，民法的所有權絕對體現了權利本位價值，但與社會公共利益價值相沖突。因此民法的所有權絕對就受到限制。但民法的價值并不因此而改變。
四、經濟法價值諸說之評價
根據上述標準，對各種觀點進行分析與評價。本文認為：
觀點（1）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論的概括和抽象上有失簡單。其沒有將法的目的性價值分層次系統考慮，抽象出最根本的價值，而簡單列舉幾個方面，失于凌亂和簡陋。而且把實質正義作為經濟法的價值，根本不能反映經濟法的獨特價值，難道民法追求的正義就不包括實質正義？實質正義是法的一般性價值，只有通過各個部門法相互協調配合、共同追求和維護，實質正義才能夠實現的。
觀點（2）比較系統，有層次。不過本文認為，該觀點也有所不足。以社會整體經濟公平作為經濟法的價值是不妥當的。因為社會整體經濟公平更多地屬于社會法的范圍（主要是社會保障法）。
觀點（3）把公平作為經濟法的價值，混淆了法的一般性價值與部門法的價值。例如，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都把公平作為它們各自的基本原則，難道民法就不追求公平？
觀點（4）的缺陷在于沒有區分經濟效益、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因為“整體效益”是經濟效益、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的上位概念，所以把整體效益作為經濟法的價值是犯了邏輯上的錯誤的。
觀點（5）把權力與權利交融的系統化秩序作為經濟法的價值則在價值的層次上低于利益的價值層次。因此該觀點在理論的抽象與概括上還可以深入。
觀點（6）、（7）的缺陷與觀點（3）的缺陷如出一轍。
觀點（8）將經濟公平作為經濟法的價值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經濟公平更應該是社會法的價值范疇（如社會保障法），而不應是經濟法的價值；第二，經濟民主也不是經濟法的價值。恰恰相反，經濟民主是民法的價值范疇。我們知道，民法以權利為本位，強調意思自治與自由。而權利本位與自由是與民主一脈相承的。因此，將經濟民主作為經濟法的價值是南轅北轍的。
觀點（9）、（10）與觀點（4）有相同的缺陷。
觀點（11）有三點缺陷。第一，“存在價值、法權價值、資源價值、社會價值”過于抽象，難以反映經濟法的價值。例如，難道民法價值就不包括“存在價值、法權價值、資源價值、社會價值”；第二，權力規制作為經濟法的價值沒有很好的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第三，經濟安全并不僅僅是經濟法的價值，民法必須而且也能夠以經濟安全為其價值。很難想象，沒有民法，經濟法能夠單獨維護經濟安全。
觀點（12）有兩點值得商榷。第一，將經濟民主看作經濟法價值顯得過于牽強。該觀點把經濟民主歸納為“規范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矯正經濟過度集中以及克服市場失靈為己任。”[17]但我們知道，經濟法的主要功能是對市場失靈的矯正，而市場機制本身才充分代表了民主與自由。例如壟斷，只是經濟民主的負面結果，而不能說是經濟專制。這樣，恰恰相反，經濟法并不體現經濟民主，反倒是體現經濟集中。當然，本文作者并不由此得出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集中的結論。第二，社會福利價值也不能概括經濟法的價值，而應該是社會法的價值的概括。
觀點（13）的長處在于比較系統：把經濟法價值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工具性價值，一個是目的性價值。但其也存在不足。第一，把經濟法工具性價值歸納為經濟安全、結果公平。以筆者的觀點，結果公平應當是社會保障法的內容，不是經濟法的價值。因為即使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也只是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不是追求什么結果公平；第二，將經濟安全作為經濟法的價值不能自圓其說。這與觀點（11）的缺陷是相同的；第三，將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法的目的性價值也是片面的。理由是：首先，通說認為，經濟法體系的核心是競爭法和宏觀調控法，主要作用與克服市場失靈，也就是說經濟法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可持續發展。當然經濟法要體現可持續發展，但這屬于部門法的價值競合問題，而不能說可持續是經濟法價值；其次，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目標是法的最高價值目標，所以不能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法的價值。例如，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價值與可持續發展沖突時，都必須定位于可持續發展價值，但可持續發展并不因此成為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的獨特價值；最后，可持續發展應當是環境法的價值，環境法也主要把可持續發展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
觀點（14）視角獨特，可謂獨樹一幟。其對經濟法手段性價值———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的法律形式的論述無疑是極富創見的。把經濟法的使用價值歸納為四個層次也可成一家之言。但是該觀點似乎偏重于法的形式和功能，忽略了法的背后內容（利益、正義等）。
五、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在經濟法的目的范疇意義上（至于經濟法其它范疇意義的經濟法價值，不在本文范圍之內）是社會公共經濟利益。這個定義既在理論有足夠的抽象和概括，又反映了經濟法的本質和重要功能。
第一，從經濟法的功能來看，經濟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維護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無論學者們的關于經濟法范疇的觀點有多大的分歧，但對于經濟法體系的核心是競爭法和宏觀調控法這一點，學者幾乎空前的一致。我們知道，競爭法和宏觀調控法主要就是作為市場失靈———社會公共經濟利益受到損害的對策法而產生發展的。
第二，從社會公共經濟利益來看，社會公共經濟利益主要是由經濟法來保護、促進的。而這又是由經濟法的主要功能決定的。而其它部門法雖然也對社會公共經濟利益有保護和促進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的，例如，民商法以權利為本位，強調自治，主要保護和促進的是個人利益。行政法以政治統治為本位，主要保護和促進國家統治利益；社會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主要保護和促進社會利益。
第三，從價值范疇的抽象與概括來看，經濟效率、社會經濟公平、經濟民主、經濟安全等范疇都不是經濟法的獨特的或者主要的價值。因此，雖然經濟效率、經濟安全、經濟公平、經濟民主是經濟法所要追求與維護的，但它們并不是經濟法的主要和根本的價值所在。例如，經濟法的性質之一是經濟集中，所以經濟民主并不是經濟法的主要目的，甚至相反。學者們的經濟公平強調結果公平，則導致經濟法的價值更加混亂。因為：首先，這就使經濟法理念倒退回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其次，經濟公平本應是社會法（主要是社會保障法）的價值。即使學者們會辯解，那結果公平與社會保障法的價值又有什么區別呢？
第四，從部門法價值體系的角度來看，民商法價值是權利本位，行政法價值是政治利益，社會法價值是社會利益，經濟法價值是社會公共經濟利益。從而清楚地區分了經濟法價值與其他各部門法的價值。
第五，從部門法價值的概念體系來看，利益分為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社會利益等，因此“社會公益”、“社會整體效益”、“整體效益”等概念是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上位概念，因此，把這類概念作為經濟法的價值，必然過于寬泛。
第六，從法的價值層次來看，“秩序”、“安全”、“發展”、“民主”、“公平”、“正義”等顯然不是同一層次的法的價值，因此，把它們并列為一個部門法的價值，顯然是犯了邏輯體系上的錯誤。
概而言之，經濟法的價值是社會公共經濟利益，這樣既突出經濟法的獨特的價值取向，從而與其它部門法價值區別開來，又反映了經濟法的根本的價值取向，從而將一些層次較低的價值和次要價值概括進來，避免了經濟法價值概念的龐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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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單飛躍。經濟法的法價值范疇研究[J].成都：現代法學，2000，（1）。
第6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第7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政府 績效審計 內容 思考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社會公眾對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所承擔的公共經濟責任的范圍不斷擴大，導致政府支出數額的急劇增加，其形式也趨于多樣化。與此同時，社會公眾對政府承擔的公共經濟責任的要求也日漸提高。人們十分關注政府在承擔公共經濟責任的過程中，是否節約地使用公共資金，其效率和效果如何，這就要求政府審計機關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能進行審查，以滿足社會公眾對此類信息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政府績效審計應運而生。
政府績效審計是指獨立的審計機關和審計人員，依照國家法律規定和人們認知的共同標準，對政府履行公共責任，配制、管理、利用經濟與社會資源的合理性、有效性、科學性進行的審查、分析、考量和評價，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持續高效發展目標的實現。因此，政府績效審計的內容主要包括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個方面。
一、經濟性審計
經濟性是指以最低的資源耗費獲得一定數量和質量的產出。它主要關注的是投入和整個過程中的成本，強調的是資源的節約程度，追求成本最小化。簡單地講經濟性就是指資源的節約或損失浪費的程度。與之相適應，經濟性審計就是評價資源的占用和耗費是否節約和經濟。
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經濟性主要包括：被審計單位是否以最低的價格購入所需的原材料和設備等資源；被審計單位實際花費是否與預算一致；被審計單位資源是否得到合理利用；被審計單位各種投入是否達到最佳配比。比如：對某醫院大樓建設項目進行投資績效審計，對其經濟性審計，應該從以下方面來進行審計，根據招標文件、合同以及項目控制程序確定醫院及其附屬設施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照規定的時間并用最低的成本或在批準的費用范圍內建成，有無損失浪費等。
二、效率性審計
效率性是指投入資源與產出的因果關系，以一定數量的資源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假若我們把投入看作成本，把產出看作是一種效益，那么效率性可以看作：成本既定條件下的效益最大化，或者效益既定條件下的成本最小化。它強調的是產品、勞務或其他成果與消耗資源之間的關系。簡單地講，效率性是指資源的投入產出的比值。效率性審計就是指對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進行審查，以確定有無達到成本效益最大化。
我國政府績效審計效率性主要包括：被審計單位項目可行性研究是否與客觀情況相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用其他方式實施該項目所需要的成本是否會更低一些；被審計單位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合理；被審計單位職責分工是否存在不必要重疊；被審計單位是否存在本可避免的障礙；被審計單位內部的不同部門是否能夠相互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被審計單位是否存在促使員工節約費用和及時完成自己工作的激勵機制。比如：評價政府機關的經濟活動是否經濟有效，查明低效率的原因。包括人、財、物和信息資源等是否得到有效應用，政府服務是否及時提供，政府目標的實現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等等。進而評價政府機關或項目管理控制是否有效，政府機關的工作效率是否較高，是否耗用較少的時間和資金完成較多的任務目標，尋求有利于提高效率的辦法和措施。
三、效果性審計
效果性主要是與實現程度相關的概念。它是指政策、項目實施多大程度上達到政策目標、經營目標和其他預期結果，強調的是預期目標與實現程度之間的關系，通常以實際產出比計劃產出，即實際資產所得比計劃所得，借以表達預期目標的實現程度。也可以說是少花錢、多辦事、更要辦好事。簡單地講效果性就是指完成預算目標或實現計劃目標的程度。它主要包含兩部分內容：其一，預期目標是否得到了實現；其二，所發生的結果是否全部可以歸屬于政策或項目的實施。效果性審計是指分析項目、計劃或其他活動的預期效果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對比關系，評價政府經濟活動是否符合預期要求，利用資源的具體方式和手段是否有效，是否實現了預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終評價組織、計劃、項目或其他活動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達到既定的政策目標、經濟目標以及其他預期目標。仍以對某醫院大樓建設項目進行投資績效審計為例，對其效果性進行審計，要審查以下內容：病人排隊候診現象是否減少；手術實施的次數是否增加；診斷和治愈的比例提高多少；死亡率降低了多少等等。
為了全面評價政府績效的總體水平，需要權衡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關系，特別是這五個內容中存在水平不一，好壞不均的情況時，正確把握五者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否則會形成片面孤立分析，導致評價結論有失偏頗。總體來說，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之間相互聯系，相輔相成，在一定程度上，效率性包括了經濟性，經濟性和效率性是效果性的前提條件。概言之，經濟性是成本減至最低，效率性是達到最佳的投入產出比，效果性是實際結果與預期結果的比例關系。因此，為了確保總體政府績效評價的合理、準確、科學，需要充分把握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之間的關系，根據評價的需要綜合權衡。
參考文獻：
第8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農業財政補貼；公共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新國際貿易學
一、農業補貼的含義和內容
農業補貼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資源轉移到農業領域，以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一般意義上的補貼，指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向某種產品的生產、流通、貿易活動或某些居民提供的轉移支付，農業補貼主要是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
在WTO農業多邊協議框架下，農業補貼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廣義補貼，即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其中較大部分如對科技、水利、環保等方面的投資，包括農產品價格支持、貿易支持與保護措施、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建立農業保險制度、農民收入保障計劃、保護農業資源環境、對農村科技教育、市場信息等服務支持、對農村低收入者的扶助等等。由于不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稱為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另一種是狹義補貼，這類補貼又稱為保護性補貼，一般被稱為“黃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農產品貿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包括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對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休耕補貼等。
“一要鞏固、完善和加強支農惠農政策。增加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繼續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進一步加大對財政困難縣鄉和產糧大縣的支持力度。二要加大對農業農村投入力度。切實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今年財政支農投入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用于農村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總結一下，目前財政對“三農”的支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對農民的生存保障支出，如農村五保戶支出、農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農民醫療保險支出等。（2）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如鄉村公路、鄉村環保、水利基礎設施的投入等。（3）對農業的補貼，如農業科技投入、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農產品出口補貼等。很顯然，財政對"三農"支出的三個方面構成了一般意義上的農業補貼，也即WTO框架下的廣義的農業補貼。
二、公共經濟學理論依據分析
在公共經濟學的視野里，政府的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公共產品領域和其他的市場失靈的領域，就農民的最低生存保障支出和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而言，財政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在理論上沒有異議，因此問題的焦點集中在狹義的農業補貼該不該進行方面，鑒于此，這里探討的僅僅是狹義的農業補貼。
政府對農業的保護是一種逆市場行為。那么政府要不要給農業補貼，一是看農業作為一個基礎產業在完全市場條件下能否獨立存在，即在農業生產和經營中是否存在著市場失靈，因為政府只有在市場失靈情況下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二是看農業所提供的產品是否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因為政府在公共產品和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負有責任。
首先看農業本身的產業屬性。農業作為一個產業在完全市場條件下是不能獨立存在的，或者說沒有存在的經濟合理性。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農業生產要受自然條件的約束，并且農業生產過程具有“生命”特質，這就決定了其經營的巨大風險；第二中國農業的經營規模、經營成本、科技轉化水平以及商品化程度等諸多限制使其不僅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處于弱勢地位，即使在國內市場也很難實現平均的利潤率。一個經營風險遠遠高于其他產業的農業，卻不能獲得平均的利潤水平，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肯定是要被淘汰的。但問題是，這個產業還必須存在，因為其存在的福利損失遠遠小于其給社會帶來的福利收益。這恐怕就是我們所說的市場失靈問題了。既然在農業問題上存在市場失靈，農業本身又具有公共性特征，政府出面給農業以補貼并提供其他的政策保護就順理成章了。
其次看農產品的情況。雖說農產品是公共物品，但可以說某些農業產品具有某些公共產品的屬性。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供給問題很復雜，強調糧食生產勢必犧牲農業的比較優勢，影響農民的收入；強調農業的比較優勢，則無法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這種很符合公共需要（社會安定和糧食安全），私人又不愿單獨提供(沒有經營上的比較優勢，從而減少提供者的預期收益)的產品，應當說同樣具有了公共產品的某些屬性。從這個角度說，政府也應該對農業提供補貼。“進一步研究會發現，農業補貼的本質是政府向農民購買公共農產品的行為。”
三、福利經濟學理論依據分析
福利經濟學之父庇古提出了兩個社會福利最大的基本命題：第一，國民收入越大，社會福利就越大。要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就必須是社會國民收入達到最大。必須是社會資源的配置達到最優。第二，國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會福利就越大。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同樣的貨幣量對窮人的效用要大于對富人的效用。因此國家應采用收入轉移的方式，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直接或間接地轉移給低收入者，直到他們的邊際效用相等為止。
庇古的第一個基本命題，要求國民收入是不斷增長的。西方學者羅斯托和馬斯格雷夫曾提出了公共財政支出增長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模型。20世紀50年代羅斯托就提出經濟發展的五個階段理論，他把經濟發展分為傳統、為起飛創造前提、起飛、成熟、高額群眾消費五個階段。而馬斯格雷夫把經濟發展分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羅斯托的經濟發展的傳統階段和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相當于馬斯格雷夫的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羅斯托的經濟起飛階段相當于馬斯格雷夫的經濟發展的中期階段，而羅斯托的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和高額群眾消費階段相當于馬斯格雷夫的經濟發展的成熟期階段。他們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財政支出應占主導地位，主要用于投資社會基礎設施，如交通、法律秩序、健康、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資本投資等，從而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由于交通、水利、通訊等基礎設施落后而直接影響到私人部門生產性投資的效益，從而間接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這類經濟基礎設施的投資具有數量大、周期長、收益小的特點，且這些投資又具有較大的外在性（外部經濟效益），私人部門無力投資或者不愿投資。因此，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的財政支出是必要的，并將對經濟的起飛起重要作用。
庇古的第二個基本命題，國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會福利就越大。目前由于農村的貧窮和基礎設施嚴重滯后造成的農村消費能力下降使得本來就被分割的國內消費市場更加支離破碎，我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投資、消費和國際貿易）因消費不足而變得動力不足。更直接的嚴重后果是，由于城鄉收入急劇擴大，農民增收困難，再加上農民的醫療、教育等方面無法享受到一個公民應當享受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使得社會矛盾變得非常突出，公共風險的積聚已影響到改革的前景。國家應采用收入轉移的方式，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直接或間接地轉移給低收入者，從根本上扭轉城鄉收入差距、東西部農民收入差距和城鎮內部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
四、制度經濟學理論依據分析
拋開農業補貼理論上的概念，我們會發現，農業補貼實質上是由于農民作為個人的偏好(利益取向)和國家作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公共偏好發生沖突時，雙方通過妥協談判簽訂的給農民經濟上補償的協議。
由于技術、要素稟賦的差異，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中，農業的比較優勢必然會下降，資源會由農業向非農業轉移：勞動力、資本、土地都要非農化。但問題是，在當前的政治經濟格局下，糧食仍然是一種戰略物資，無糧不穩不僅是幾千年來中國統治階層的口頭禪，也成為當今世界最發達國家遵守的一條戒律。不管這個國家多么發達，一定要有土地用于農業，尤其是用于糧食生產，一定要有一定數量的公民滯留于土地。很顯然，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是利益的受損者，會強烈要求政府做出一種制度安排，保障經營農業能獲得社會平均的利潤率，保障自己獲得和城里人相同的收入水平，這就需要談判，需要妥協。此時，關于農業補貼的三點表述已十分明晰：第一，農業的比較收益低，并非僅僅因為農業有自然風險，更重要的是政府限制了農業要素的流動。第二，提高農業比較收益，必須放開農村要素市場；政府若考慮糧食安全而限制要素流動，那么就得給農業予以補貼。第三，補貼農業不是政府的單向支出，而是一種互利的交換。既然是交換，補多補少就不可全由政府說了算，應該和農民商量著定。“不然，有錢多補，沒錢少補或者不補，就算不上是公平的交換了。”
五、新國際貿易學理論依據分析
新國際貿易理論美國經濟學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利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認為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一方面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如果政府能夠識別他們，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地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提高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例如中國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廉價的優勢，在一定補貼的支持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即畜牧業、水產業、花卉、蔬菜等，可以獲得部分國際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戰略性效應，由于成本補貼使競爭對手相信國內生產者將擴大生產，因而競爭對手的直接反應是削減產量，使國內生產者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生產者剩余大于納稅者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而且不論其他國家是否使用戰略性補貼政策，本國經濟的受益完全是以競爭對手的損失為代價的，因此極易引起其他國家的報復行動，特別是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的濫用，嚴重扭曲了國際貿易，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烏拉圭回合多變貿易談判中，多數國家要求約束農業補貼政策的應用。但在實踐中這種理論的運用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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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公共經濟的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正在成為研究區域教育合作的一個新視角。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優勢在于，能更直接反映某區域不同類型國家的需求，從而使機制和制度更切合該地區穩定和發展的需要。本文研究了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一般理論，并以過去幾十年來由美洲開發銀行提供資金或主導的區域教育項目為例，分析了區域教育合作的主要發展趨勢。
在全球化繼續發展的同時，區域合作正在成為新的國際潮流。21世紀將是區域合作的世紀，區域合作的理念正在成為眾多國家對外政策的主導思想，國際形勢的變化也在國際教育的發展中得到反映。本文從教育學、公共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跨學科視角，以美洲開發銀行為例，研究了當代區域f生教育公共產品發展的一般理論和趨勢。
一、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界定與分類
對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討論是建立在公共產品理論基礎上的。公共產品的概念已在經濟學領域得到廣泛運用。經濟學家常常從分析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大特征來界定公共產品。這兩大特征一個是消費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e)，與排他性(exclusive)相對；另一個是消費的非競爭性(non-irva1)，與競爭性(irva1)相對。所謂公共產品就是指那些在消費上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國防和燈塔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與此同時，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同樣來源于經濟學中的公共產品的概念。在公共經濟學中，通常將一國的國內公共產品分為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和地區性的公共產品，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受益面覆蓋全國；地區性的公共產品由各級地方政府提供，只滿足某一特定地區居民的生產和消費需求。回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效彌補了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的供給不足和缺乏針對性，更加能夠得到地方居民的認同，同時在運作和管理上也顯得更有效率。將這一理論延伸至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便衍生出“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的概念。
在全球性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或者無法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情況下，共同的需求和共同的利益將會驅使區域內國家或國家集團聯合起來，共同設計出一套安排、機制或制度，并為之分攤成本。我們完全有理由把這些只服務于本地區、只適用于本地區、其成本又是由域內國家共同分擔的安排、機制或制度稱為“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圈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主要涉及兩個以上主權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利害關系和利益沖突。如果該利害關系涉及所有主權國家和地區則是全球性公共產品。
一般來說，區域陛國際公共產品是具有地域限制的，其成本是有關成員通過協商來分攤的，因而能夠比較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該產品被“私物化”的可能。從目前各區域合作的現狀來看，除特定區域外，一般不存在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國家。
以產品屬性為分析對象的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指的是地區性教育機構所提供的教育服務。這種公共產品在消費上具有特殊性：其消費效用有直接與間接之分。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直接消費效用是指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后知識、能力的增長，品行和價值觀念的養成等，在教育經濟學中叫做教育的內部產出或內部效益。教育的內部產出提高了受教育者的生產能力、創造能力和文明程度，使受教育者在勞動力市場和社會活動中獲得更高的收人和地位，促進了社會經濟增長，增進了社會和諧，這種效應在教育經濟學中叫做教育的外部產出或外部效益。教育外部效益的存在，使人們將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看成是區域機構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區域合作進行理論解釋的一種新的嘗試。從直接消費看，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也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增加一個學生，邊際成本不為零，會降低原有學生得到的教育服務水平，如人均受教師關注的程度會降低，人均校舍面積、圖書、儀器等教育資源會減少。在技術上學校完全有能力將教育的消費者(如不付費者)排除在學校或教室之外。因此，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直接消費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公共經濟學權威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正是從教育的直接消費特點出發，把它看成是“公共供應的私人產品”的。舊從間接消費看，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具有部分的非競爭『生和非排他性。區域教育公共產品使受教育者個人獲得更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這是受教育者的個人收益，他人不可分享，因而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能促進區域內經濟更快增長，國家問關系更加和諧，這種社會經濟利益由全體區域內成員都可受益，對區域整體而言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也無法排除其他成員得到這種利益，因而沒有競爭性和排他性。所以，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間接消費具有混合產品的性質。
依據國際公共產品產生的基本原因，區域教育公共產品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別：一是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依附于服務貿易行為的教育公共產品，主要包括多邊教育服務體系以及以維持這些體系為責任的國際組織。二是協調利益沖突的教育類國際組織以及被普遍認同的教育領域的國際規則，主要包括一些仲裁機構和項目維持機構。一些國際法及其準則如果被普遍所認同而成為協調區域內教育產品提供中發生的利益沖突的一致依據，也被視為能夠在區域范圍內運用的教育公共產品。三是以區域內教育發展為基礎的集體行為。區域內教育問題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各個國家有參與改善教育的集體行動的動機。這一類國際公共產品又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問的協調行為；一類是民間通過國際捐贈而發展起來的教育產品的提供機制。四是全球化使得地區性教育問題的外溢性提高，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家間的有效合作。而主權國家如果采取以鄰為壑的競爭政策最終會損害自身的利益。因此，這種現實會加強主權國家謀求國際合作的動機。例如，隨著知識流動性的增強，公共資助的教育培訓和研發可以通過技術轉移使其他國家受益。雖然這些公共產品的形式和內容有所不同，它們都具有共同的國際外溢性特征，即雖然是由國內供應，但可以“出口”國外并被眾多國外消費者使用，國際消費者并不要為消費付出相應代價。因此，對于這類公共產品會存在國際上所謂的“搭便車”行為。可以將這種具有國際外溢性特征的教育公共產品也定義為“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
二、拉丁美洲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提供與合作
教育產品的溢出效用擴散到國際區域，但因其具有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缺乏對提供者的激勵，因而存在著供給不足的問題。美洲開發銀行(IDB)有著長期支持教育領域區域合作的歷史。20世紀70年代以來，該行向一些有貸款關系的國家提供教育項目資金。下面簡要介紹一下由美洲開發銀行提供資金或主導的區域教育項目中的三個案例，它們分別代表了教育公共產品產生溢出效用的三種類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領域區域技術合作發展歷程中的主要趨勢。
1、支持學習成果和教育研究的比較評估——第一個國際比較教育研究項目
這類活動中最重要的是由美洲開發銀行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開展的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區域教育辦公室主持的“教育質量實驗室計劃”(theEducationalQualityLaboratoryInitiative)提供的重要支持。該計劃是全面評估該區域大多數國家教育成果的一個成功的嘗試。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辦事處尋求銀行支持，希望建立一個試驗室來設計一種評估體系，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小學的語言和數學教學質量進行評估。以幾個國家為樣本進行實驗，并把結果用于對其他國家相似問題的分析可以大大減少相關資金的投入，而這樣的投資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難以承擔的。作為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請求的回應，美洲開發銀行提供了75萬美元的技術合作資源。1997年，13個國家參與了第一次國際比較研究，對三、四年級學生的數學和語言學習能力進行了測驗。5萬多名學生接受了測驗，很多家長、老師和校長也都支持這些信息調查。盡管對區域內教育政策研究結果的系統評價至今尚未完成，但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公眾而言，該計劃所具有的里程碑意義都是毋庸置疑的。研究結果將可以作為適用于拉丁美洲的教育評估資源，并使教育資金擁有者有權要求教育改革，以改善教育質量和促進教育公平。
美洲開發銀行在支持該項目時，其政策標準體現了以下兩個特點：(1)注意跨國利益存在的特點。例如，測驗工具雖然受到了來自技術層面的一些批評，還是被廣泛運用于這個由國際組織發起的研究評估項目。各國(特別是各國的教育部)成為支持當地項目的關鍵合作者，它們確保計劃得以在學校層面得到落實，并準許大眾使用和所收集的信息。在多數情況下，國際比較研究項目的努力和那些正在建立教育評估體系的國家的努力是一致的，因為這實際上意味著加強了國家在教育評價上的能力。但有幾個國家的政府一度表現出對將研究結果交付公眾使用的抵觸睛緒，他們擔心這樣做會導致政治上的激烈反應。這些擔心最終得以化解，是因為這些國家考慮了所有參與國和整個區域的利益。(2)在國際協調以及在特定活動領域中需要主動的領導角色。美洲開發銀行對教科文組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辦事處開展的比較評價試驗的支持，為那些有穩定區域性公共產品需求的地區通過國際機構之間的協調來獲得供給提供了良好范例。但是，當這兩個國際機構的領導地位缺失時，就不會繼續提供類似產品。這種結果也是一種連續狀態的體現。特別是在首次資助完成后，美洲開發銀行通過了第二批有更多限制條件的技術合作項目，旨在通過對積累信息的分析使研究成果的影響最大化，特別是提高參與國根據這些成果制定本國政策的能力。
2、支持遠程科技教育和基礎科技教育的進展——國際虛擬教育網絡
20世紀90年代中期，信息技術革命使很多拉丁美洲國家開始關注教育系統和新經濟的關聯，并力圖將信息技術優勢最大限度地運用到教育發展中。為了普及計算機知識，各國政府開始向教室大量提供計算機和其他數碼技術，并制訂相關教師培訓計劃。在1998年初圣地亞哥美洲首腦峰會上，各國教育部部長發表聲明，呼吁國際組織直接涉足科技和教育的創新計劃。1999年，美洲開發銀行對此做出積極回應，起草了一份價值50萬美元的技術合作項目，即著名的“國際虛擬教育網絡”(IVEN)。該項目是建立在與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和委內瑞拉等國教育當局的合作基礎上的。這個試點項目通過整合計算機、視頻和科技等有效學習資源來發展初中高年級的多媒體教學，并為此提供教學材料的設計指導和網絡上的多媒體課件，以及為員工培訓和各國之間的合作提供網絡平臺。這是一個中學科學和數學學習的整體項目，在改善數學和科學學習以及在教育進程中引入科技教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美洲開發銀行的資助超越了“國家公共產品”而帶有“區域性公共產品”的特征，因此受到拉美國家的廣泛歡迎。這一項目具有以下特點：(1)美洲開發銀行為此項目提供了聚集資金的優勢。銀行資金主要用來致力于發展組織之間的協議、以通行的方式培訓成員國、為產品制定新標準以及開發方便國際合作與協調的網絡工具。這些活動有一個共同的本質，即不可能在單一國家里找到財政支持。美洲開發銀行的資助方式是具體到每個參與國的資金項目，致力于對負責生產具體公共產品的技術團隊進行資金支持，或者資助在一個學校的小樣本范圍內進行測驗的組織。在參與該項目的5個國家中，有4個國家的資金安排都超過了美洲開發銀行對一般教育或科技借款業務項目中子項目的資金資助。在試點測驗完成的時候，資金數額有望達到1000萬美元。(2)在國際協調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經驗。美洲開發銀行利用外部管理和國際虛擬教育網絡技術支持建立了一個更加專業化的組織。即便在政治和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該項目也克服了種種困難，表現良好。在項目運行的兩年時間里，經濟的嚴重回落和政策的過度延遲，造成項目的5個參與國中至少1個(有時更多)不能與項目發展保持一致。全新的管理機構不止一次取代項目的原有機構，使培訓新的隊伍不可避免。
3、支持區域教育合作——西印度群島大學發展計劃美洲開發銀行已經支持、協調并資助了幾個計劃。
一些國家已通過教育公共產品聯合生產的方式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便利。而此前，各國的類似活動往往缺乏資金資助及國際協調。美洲開發銀行在該領域開展活動的最直接例子是對西印度群島大學的投資。
加勒比海地區高中入學率一直偏低，在20世紀90年代初曾遭遇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而該地區國家經濟的逐步發展要求培養更多的優質人力資源，并使其在不同民族國家之間流動，以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高等教育被認為至少是一種半公共產品，應該充足地提供給加勒比海各國。而西印度群島大學能夠提供給加勒比海國家作為區域性公共產品的教育服務。該校作為倫敦大學的一個學院，1948年在牙買加建立。1991年，它成為一個由加勒比海地區政府首腦會}義建立的永久性區域機構。與此同時，加勒比地Lx二對提高入學率和增強自然科學研究能力的需求日漸清晰。1992年，美洲開發銀行批準了i筆借款業務給予支持，并擴大了西印度群島大學的資金使用權。考慮到西印度群島大學的主校區橫跨三個獨立的借貸同，美洲開發銀行要求每個國家負責和本國校同直接相關的租金部分。整個投資項目總計8500萬美元，以加強相當數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教授的研修培訓等。經過長時間的準備，該計劃終于付諸實施，并實現了最初的目標，甚至超過了預期。連續的國家資助、不同圉家之間的有效協調、團隊合作以及項目管理人員能力突出等等，都是這個項目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西印度群島大學案例具有特殊性，它使人們注意到針對教育產品提供的國際協調需要更多的靈活性。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區域性教育公共產品的需求增長的時代里，這種類型的融資體系是否可以廣泛適用?因為從區域性公共產品的視角來看，人們很容易把加勒比海國家當作一個獨特區域。在提供區域教育公共產品的行動中，要促進域國家的合作并調動相關區域f生教育機構的積極陛，同時還要依賴于國際機構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應用研究上提供服務的能力，以及和借款國教育部門之問保持開放的交流渠道。
三、結論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聯系將會越來越密切，同家之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與此同時，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更加暴露了諸如環境、衛生防疫、教育與地區經濟發展等許多全球性問題和危機。這些跨國界的問題和危機具有公共產品的典型特征，它們的迅速擴散使得單個國家已無法應對自如。歐盟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有關國家可以通過區域內合作的辦法，聯合起來共同生產和提供維持本地區和平與繁榮所需的各種區域性公共產品。這樣不僅能有效地克服全球性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而且能有效地防止國際公共產品被大國“私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