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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理論;會計目標;會計環境
1 關于會計理論的一般認識
會計理論一詞雖然廣泛應用于財務會計多年,但尚無標準的定義。在會計文獻中,對會計理論的含義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但筆者認為,瓦芡和齊默爾曼作為當代實證會計理論的代表人物,對會計理論提出的意見是符合當代經濟發展的潮流的。他們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解釋”是指為觀察到的提供理由,“預測”則是指會計理論應能夠預測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必就是未來現象,它們包括那些已經發生,但與其有關的系統性證據尚未從數據中收集到的現象。因此,在他們看來,假設和通過數據進行驗證構成了發展會計理論的基本前提。
2 關于發展會計理論的方法和實踐性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證會計理論逐步發展是西方會計理論研究的主流。我國應用實證方法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這首先是由于我國會計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持續發生著重大變化:經濟體制的轉變使會計的作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多種經濟成分的并存致使財務信息使用者的群體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企業相對地位的確立導致財務信息呈報的企業導向,會計人員身份的轉變致使會計信息編報立刻發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變化。其次,由于20年來我國財務會計規范始終處于變動之中,盡管這種變動的程度和頻率不盡均衡,但相對而言,較大規范的變動至少應當包括1993年會計轉制和1997年以來具體會計準則的和實施。這樣的制度變遷,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相關年度財務信息較為嚴重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如果考慮到1994年稅制改革,和匯率并軌因素的影響,會計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會計規范的兩次大的變動與我國證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當前,以對我國財務報告數據的統計分析為依據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慮的。所以,我國當前和今后幾年的會計理論研究勢必仍然無法以統計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為主,而傳統的研究方法仍將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對傳統研究方法進行再認識。分析我國會計研究的傳統方法,很難證明其等同于規范方法。換言之,規范研究方法與傳統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過是交叉的概念。在我們以往所進行的研究中,我們自覺不自覺的部分采用某些實證研究方法。眾所周知,實證研究方法既包括當前十分流行的統計分析和“建模”,也包括諸如問卷調查、實地調查、訪談、案例研究、實驗室模擬研究、實地試驗等方法。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實地調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較為簡單的統計分析方法、蹲點實驗等方法應當屬于客觀的以實踐為基礎的或稱之為以經驗為根據的方法,也可認為是實證研究方法。
隨著實證研究的興起,規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評。規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設通常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無法在結論上獲得普遍的共識。盡管如此,對于諸如會計理論框架,財務報表的要素及確認與計量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規范研究方法。應當承認,研究人員的主觀隨意性不僅表現在規范研究的過程中,而且也出現在實證研究的若干階段。正如瓦芡和齊默爾曼在他們的《實證會計理論》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員在建立會計理論的過程中必然帶有主觀隨意性。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理論模式的建立都會受到研究人員自身價值觀的影響”。
在批評規范研究時,我們應當對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研究命題的學術性加以區別,從而克服所謂純學術研究的思想。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實際上都不是所謂純學術的研究,因此強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并不意味著否定規范研究方法。
3 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關于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目前尚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會計理論的研究應當以會計環境還是以會計目標作為其邏輯起點,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會計環境論和會計目標論之爭。由于二者都有說服力,針對其相持不下的情況,又有會計環境與會計目標結合論。以下作者試圖進行簡要分析。
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語言等方面的原因,美國的會計研究對我國的會計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兩國會計環境的差別在某些場合卻往往忽視。美國社會經濟和資本市場高度發達,市場完全監管嚴格,稅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強硬,注冊會計師職業得以充分發展且有著嚴謹的自律機制,資訊系統完善且高效,相比之下,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尚處于發展之中,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建立,但尚需調整與完善。資本市場還處于成長的初期,市場監管手段和稅收征管以及稅制的完善尚需要時日,審計環境和注冊會計師行業自律不容樂觀,資訊條件不夠理想。由此可見,不同環境下的會計理論研究的前提條件顯然是不同的,所以進行我國會計理論方面的研究,應當以我國會計所處的環境為基礎,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解決本國的問題。當然,借鑒他國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也是不可缺少的。
雖然會計理論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會計環境下被特定會計實踐證明了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義。因此,我們應當對會計環境論作為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的觀點進行反思。
此外,雙重受托責任也應運而生。雙重受托責任觀認為現代會計在“受托—受托”的關系中的責任是雙重的,既包括對受托資源的安全完整、充分運用和實現經營目標的責任,也包括對員工的福利、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的質量、政府的稅收、公眾的就業、社會公益事業、生態環境的保護等方面的社會責任。
筆者認為,會計目標論是受制于特定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經濟運行體制的。在產品經濟條件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過運用會計信息來考察受托者對托付財產或資源的管理和經營責任的履行情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特別在資本市場有效的動作情況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關注受托資源的經營情況,而且由于他們處于一個相對發達的市場條件下,隨時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間接地對其所托付的資源進行調配,社會經濟體制和資本市場本身也確實充當著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因而使得會計信息對決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決策有用觀應當是財務會計被普遍認可的情況下才得以成立。只有當所有權和經營權充分分離之后,企業外部利益關系集團的力量足以制約財務信息的公允呈報,決策有用觀才能夠確立。因此,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相同的社會經濟背景條件下,對于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以及私營企業而言,決策有用觀和經營責任觀的側重點也未必相同。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國際會計準則只對財務會計處理和呈報的重要方面進行規范,而不顧及次要的方面。同理,大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也主要用來規范上市公司的會計行為。因此會計目標倚重決策有用觀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綜上所述,從會計理論體系本身來說,會計目標是會計理論聯系實際的邏輯起點,它基于特定的會計環境,對會計基本假設和原則具有統駕作用。從實務方面看,它指導特定會計系統的建立并引導其運行,從而構成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4 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會計論壇日益繁榮,然而,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外會計理論的引進和評價,畢竟只是我國會計理論研究撥亂反正過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是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鑒并非為了借鑒本身,而是為了對照以便取長補短或吸取教訓。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會計特用的系統結構。這個系統的結構及其運行狀況和優化方法,需要由我們自己實事求是地去探索,實實在在地研究,把中國會計實務作為他國研究的許多成果試驗田的做法實不足取。
同時,由于實證會計理論研究的許多成果基于經濟學和行為科學的新興學派的觀點,而這些學派及其觀點在其本學科領域中往往仍然存在爭議,因此,當會計理論研究者對其所借用的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時,這種借用顯然是危險的。同時,由于新興經濟學理論的某些假設,例如理性經濟人假設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實,未必符合我國社會和文化現實,盲目借用顯然是有害的。
當前,我國的會計系統,正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革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會計目標需要明確,而且會計準則建設的目標及其相關問題也亟待明確。財務信息的供給與需求問題、成本與效益問題、財務信息提供的責任問題、財務信息使用者的權益保障問題、財務報告監證的法律責任、經濟風險和注冊會計師的合法權益和經濟利益問題,會計管理機構、財務信息提供者和注冊會計師的相互牽制配合問題,會計職業操守和自律問題、會計確認和計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體問題等等都有待于我們去探索。
關鍵詞:高校專業實踐教學 理論研究 畢業論文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5)08(c)-0038-02
目前來看,對實踐的解釋有諸多的說法:從英文Practice,即實踐看,有“實行”、“練習”、“應用”、“實習”等含義。從存在論角度來解釋,馬克思認為,實踐就是感性對象性活動。[1]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基礎和動力來自于實踐,實踐也就是整個人類社會客觀過程的高級形式。從構成內容看,實踐分三個方面:實踐主體、實踐客體及實踐手段,其中,實踐主體是從事實踐活動以及認識活動的個人或組織,而實踐客體則指實踐主體在其實踐活動中所作用的對象。實踐主體為了一定的目標,通過一定的中介和手段讓自己與實踐客體之間發生相互作用。因此,實踐活動必然使得實踐主客體之間存在一定的作用:實踐主體對實踐客體的能動作用,實踐客體反過來也制約著實踐主體;從基本形式看,實踐有兩種:一種是改變自然的實踐活動,如生產、流通、服務、消費等,其目的是以此自然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另種是以調整或者改革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管理和社會交往等活動。
實踐是萬物的創造者,實踐創造了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現實環境,創造出了城市鄉村、山川大地和生靈物種,而且通過實踐人類創造出了新的客體,甚至創造出了新的主體。從廣義上說,只要人(實踐主體)活著,實踐就存在著,實踐就一定在進行中。盡管在許多時候,人類的實踐活動是在人們無意識或下意識或不由自主地、甚至是被迫地進行著。可以說,一切人類的實踐活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那些因實踐活動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實踐結果卻是人類打開其未知世界大門的鑰匙。
1 專業實踐教學的涵義
如前所述,實踐是人類改造大自然和社會有意識的活動,而“實踐教學”又是怎樣的活動?縱觀現代高等教育理論術語,對實踐教學的解釋尚無準確的說法,到是《教育大辭典》從描述實踐教學環節角度認為,實踐教學指的是相對于理論教學而言的諸多種教學活動的總稱。例如,實驗、工程設計和測繪、實習、社會調查等。[2]但這種解釋沒能揭示出實踐教學的內涵。多年來,諸多學者、專家對實踐教學的涵義曾提出各種不同的闡釋。從實踐教學基本特征角度看,有學者和專家指出:與理論教學聯系緊密,實踐教學是在教師指導下,學生通過實際操作,以此獲得感性知識、訓練基本技能,綜合素質得以提高的一系列組合的教學活動。[3]此定義明確了實踐教學的最基本的特征為實際操作,即實踐教學的最主要的特點是實踐性。從實踐教學的形式角度看,有學者認為實踐教學就是一種教學形式或方式,也就是說實踐教學是在生產現場或實驗室,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自我學習和自作為主,根據生產、設計和實驗任務的要求,通過邊學邊干,從而得到感性知識及基本技能,讓學生綜合實踐能力得以提高的教學形式。從實踐教學的組成內容看,有的學者提出實踐教學是整個教學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有計劃、有目的地組織學生通過現場觀察、試驗操作來掌握專業培養目標所要求的相關理論知識和工藝技能之教學活動。[4]如此種種,學者專家們從不同視角對實踐教學的內涵進行了分析界定,為我們科學認識高校專業實踐教學的內涵起到了積極的借鑒作用。一般認為,實踐教學的概念與理論教學相對應。實踐教學的內涵可以理解為:配合和結合相關理論教學,為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實施專業技能訓練、培養和提高學生實際動手能力而設置的有別于一般理論教學的以學生參與為主、教師輔導為輔的一種教學形式。
高等院校的專業實踐教學一般認為是高校根據各自院校的各個專業所指定的培養目標,依照各專業課程教學大綱的要求,組織大學生通過多種形式的基本技能訓練、實踐能力培養和分析處理問題綜合能力開發以達到獲得感性知識之教學目的的多種教學形式的統稱。實踐教學環節一般包括有多種技能訓練、科學實驗操作、課程內容實習、認識環節實習、金工生產實習、工程項目訓練、課程項目設計、畢業設計(論文),以及軍訓、勞動鍛煉和公益勞動、考察和參觀實習、社會調查等。綜合來看,高校的專業實踐教學是以培養提高大學生專業實踐水平和綜合素質能力為目標,有別于高校專業理論教學,采用多種形式的教學方式。
2 專業實踐教學的基本特征
通過對比分析,相對于理論教學而言,高校專業實踐教學的基本特征如下。
(1)實際操作性。有別于理論教學,大學生開展動腦、動手的實際操作活動,也就是包括動手的實際操作活動,又包括動腦的創意實際活動是實踐教學的本質特征。高校專業實踐教學常常是圍繞特定的問題開展深入探討,無論是文科,還是理工科等高校專業的課程都應該是如此。特別是像工商管理這樣的高校文科類專業課程,更需要大學生針對所學知識邏輯所產生的疑問和難點、指導教師所設置的學術問題和科研課題、以及現實所遇到的學習困境等方面,采用正確的、科學的、可行的研究方法來解決上述一系列的問題,從而最終形成大學生自己的獨立見解。例如,教育部明確地將高校畢業論文(設計)作為大學生實踐教學的主要環節,因此在這個環境中,大學生需要將其思維高度集中,通過經歷較高水準的科研訓練,以及大學生自己觀察、動手寫作、以及親身體驗等等一系列現場實際活動,可以實現大學生們用感官親自接觸客體,由此獲得感性認識和感性知識,從而使得大學生們比較容易地達到較好掌握相關實務技能的效果,讓其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一些有效的分析、解決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并且對所學知識和技能進行實際運用,進而積累一些調查研究經驗,豐富和提升實踐知識,最終達到拓展大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目的。例如,畢業論文(設計)活動就是高校的一種專業實踐教學的典型代表。
(2)學生參與性。從高校實踐教學要求看,大學生在實踐教學中的主體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與理論教學不同,高校實踐教學常常采用類似小組/小班教學或個別教學等形式,大學生小組/小班或個人可以高效地利用所提供的實驗室、工廠、企事業和政府機關單位等多種環境條件,主動地、或是合作或是獨立地開展各種需要的實際操作活動,從而獲得感悟認識和感悟知識,使大學生們在這些實踐活動中因自己主動參與而得到鍛煉和能力的提高。
(3)教學完整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高校實踐教學多數都是由一系列自成整套體系的包括實踐教學目標、實踐教學形式、實踐教學內容、實踐教學流程、實踐教學條件和保障等等元素組成的;二是高校實踐教學要求一方面要努力發展大學生的專業技能、問題處理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培養大學生進入社會所需要的職業應變能力,以便他們可以隨環境變化及時調試其思想與行為――這樣可以對大學生開展完整的全方位綜合能力的培養;三是高校實踐教學能夠對大學生進行敬業意識、質量意識、安全意識等職業素質的培養,還能夠培養鍛煉大學生職業情感、職業意志和職場協作精神,讓大學生們具備相對完整的職場作風。
(4)活動系統性。實踐教學活動作為高校系統的整個教學活動一部分,貫穿于高校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作為培養大學生全面且綜合能力的一種重要途徑,實踐教學活動從課程設計、各類專業實訓、實驗,到社會實踐、畢業實習、畢業設計(論文),讓大學生經過了這些種種地連續不間斷的系統訓練學習―― 一個系統工程。由此這樣的根據大學生成長需求和能力水平,在不同時期合理安排實踐教學內容、步驟和長短時間,由低向高、從簡到繁、先局部后整體,呈現出階段性和層次性,由此逐步積累、深化,讓高校的實踐教學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
(5)形式多樣性。通過多年的努力,我國高校實踐教學的形式為多種多樣的,例如,教學實驗、實習、實訓、工程測繪、調查報告和論文、設計、創作、社會調查與實踐、學科競賽與科技創新活動、社團科技文體活動等。另外,類型和層次各異的高校以及不同專業所開展的實踐教學必然有其特有的形式和組合。
(6)物資支撐性。實踐教學的開展需要場地、儀器設備、實訓軟件和實訓平臺、實踐教材和指導書、各種實驗室和實習基地等等。因此,高校實踐教學活動的順利開展必須獲得相應的物資支持,依附相對完善的物資條件。
3 高校實踐教學與專業理論教學的關系
高校實踐教學與專業理論教學在思維和操作等多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見表1)。
盡管在性質上、功能上、形式上具有較大的差別,高校的專業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并不是兩種相對立的教學體系。這是因為,一是兩者均是高校完整的教學體系中的一個部分,其中任何一種教學缺失了或有缺陷問題,則高校整個教學體系將會失效或運轉不良,高校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必將受到嚴重影響。高校要培養有知識、強能力和高素質的當代社會需要的復合型人才,則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二者缺一不可,需互為補充。二是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兩者自身就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專業理論知識為實踐教學提供著必不可少的指導,也為實踐中的各種現象給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和說明;實踐教學則對鞏固和加深專業理論知識的理解和其價值的認識有很大的幫助,并且還為新理論創造輸送必要的經驗素材和靈感。因此,從實踐教學的內涵看,高校的實踐教學是與專業理論教學相輔相成的統一體,是建立在較為系統的專業理論教學基礎上,檢驗理論教學、豐富理論教學,彌補理論教學環節中不足的感性認識,促進大學生對理論知識的鞏固和再次理解,鍛煉大學生的實踐能力的一種教學[5]。可以說,高校的實踐教學是專業理論課程教學的延續、補充、拓展和深化,它在高校教育教學體系中獨立于理論教學,但又與之互為補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兩者共同構成高校完整的教學體系。
另外,高校的現代教學所需要的專業理論教學活動本身就是實踐性很強的活動。專業理論的教與學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專業理論的應用以及理論的發展。而要突出這些目的,就需要根據專業理論教學實踐活動的構成要素(主體、目的、手段、客體、結果)來設計其教學活動,即在教學的主體、目的、手段、客體和結果方面,努力讓教師和學生達到高度一致。一旦做到這些,專業理論教學也就具備了實踐的一般特征,成為一種實踐性的活動[6]。
所以,高校的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之間具有相互加強和補充的關系,兩種教學的好壞會相互影響和作用。因而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一體化的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是當前高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主要途徑,成為高校的現代教學特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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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會計;理論研究;實踐基礎
一、發展會計理論的方法和實踐性問題
1.對我國會計研究的傳統的方法進行相關分析很難看出他和規范的方法的相同點,換句話說就是規范的研究方式和傳統的方法并不是互相變通的概念,以往多有過的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中,人們總會不自覺的將某些部分的研究添加一些具體的案例來進行比較分析研究,也就是實證研究,但是我們都知道這種研究方法不僅僅只是涵蓋當前比較適用的方法以及“建模”,同時還有這些研究方法之外的一些途徑,比如說問卷調查、實地調查、案例分析研究以及實地的實驗等方法,所以,以前在進行研究時所使用的實地調查等方法,以及比較簡便的統計分析的形式都應該是屬于比較客觀實際的或者是以經驗為主要依據的研究方法,即為實證研究方法。
2.伴隨著實證研究方法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施行以及興起,對于會計理論研究的比較規范的方法開始受到普遍的不滿,這種有關會計理論的規范研究其根本的不足就是主觀上的假設,這種主觀上的假設又不能在相關的結論上形成普遍的理論共識,但是即使是這樣,相對于大多數的會計理論框架以及財務報表的確認和計量等一些重大的問題目前還是依靠這種研究方法進行的。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對于這種主觀假設方法的承認和使用不只是體現在規范研究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并且也出現在了實證研究的過程中。同時在對這種研究方法進行反駁和批評時,也要區別這種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以及對于命題學術性的相關比較關注,盡可能的能夠克服這種相對純學術的有關會計理論的研究理念。
二、企業會計理論研究實踐的改進
1.強化成本理論的研究。要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發展需要的會計理論,也就是依附于中國特設社會主義,要敢于打破傳統理念的束縛,尋求新的理論研究方法的思路,對于案例分析而言要廣泛的進行,然后結合理論進行經驗以及教訓的提煉,并且,會計理論的研究必須結合我們會計成本的諸多實際問題進行,同時還要將把理論研究的成果最終轉化為強大地生產力為最終的目的,在這種前提之下,對會計理論研究進行進一步的深化,建立符合我國特色的成本會計理論,但是并不是對我國以前的會計理論的徹底,要在以前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形成一套新的評價制度以及激勵的機制。
2.會計成本組織結構的健全。對于這個方面就是要對會計的成本組織結構進行相應的完善和改革,這種完善從根本上來說,是歲會計成本以及資產的保值走向上目前出現的一些脫節的嚴重現象的相應的壓制,所以作為我國的會計人員,怎樣才能夠在當前形勢的快速變化之下進行會計組織結構的完善,需要的首先是要對會計人員的自身成本意識以及全面素質的深化;就企業來說,這一方面也是要加強的,因為對于會計人員本身來說他們的能力是有限的,企業要盡可能的幫助會計人員進行這方面的轉變,同時還要完善自身的成本規章;除了這些之外還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會計人員要結合現實的發展對于相關理論進行靈活的運用,例如信息產業技術、辦公自動化等技術。對各項工作進行科學有效的處理。
3.構建成本核算方法的明確框架。現代企業在自身的發展同時,相應的管理模式以及機制都在不斷地更新和健全,同時會計核算成本的方法也不會例外,但是同時也要注意到的是,相對于會計成本的計劃過程或是其他的方面,目前還沒有比較盡興細化,所以對于成本核算方法的框架構建,首先要對計劃階段盡興細化,明確各項的相互關系,有效地對機會成本以及理論的矛盾盡興解決,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相互轉化使用,以便更好的用于實踐。
三、會計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分析
1.隨著這幾年我國會計領域的不斷發展,我們逐漸的意識到開始我們對于這方面的認識以及相關評價只是一個相對很不完善的研究過程,盡管我們也借鑒了許多優秀的成果,但是我們只是單純的借鑒,同時在借鑒的同時并不僅僅是對本體的借鑒使用,我們的目的只是能夠通過這種方式的嫁接比照從而對我們的不足的完善,可以說是取長補短。但是就我們國家目前的國情來說,特殊的狀況決定了我們現有的會計系統結構以及特性,同時我們自己特有的東西也有適用于我們自己的狀況以及相關的優化方法,同時還需要我們結合這些對我們的會計理論研究進行實事求是的進一步探索。
2.另一方面因為會計實證的理論研究的很多成果目前都是基于經濟學以及行為科學等的一些新興的學派的觀點,然而這些新型的學派以及他們的觀點在他們本學科的領域中通常都還存在有爭議,所以當會計理論的研究者對其所使用的學科的相關研究成果沒有能夠進行比較全面并且深刻的把握的時候,這樣的借用明顯的是不科學甚至是危險的。并且,由于新興的經濟學理論還有一些新例如理性經濟人等的假設未必是符合我們國家的現實的,所以這種盲目的借用必然是有害的。當前我們的會計系統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期,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要確保會計目標的明確,同時還要保證會計準則的建設的目標以及和這些相關的問題也迫切的需要得到明確的保證。總之,目前我們正處在會計理論研究的變革時期,對于會計理論的工作者來說,這正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時期,一個不可多得充滿了創造的時期,但是同時這種機遇和挑戰還要建立在把握我國的會計實務的基礎之上。
從上面得到,會計相關理論的發展基礎只能是會計實務的發展和延伸,會計理論聯系實際的邏輯起點就是會計目標,在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同時必須要對會計的環境進行嚴格考慮,但是這并不是說會計環境是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作者單位:河北省唐山市北京鐵路局天津電務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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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實驗室積極從國內外引進優秀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干,已經形成了具有創新活力、較強研究實力的全職團隊,包括20位正副教授和正副研究員。他們大多具有博士學位和留學工作經歷。另外,聘任姚新生院士、袁隆平院士、孔祥復院士、辛世文院士為雙聘教授。
實驗室針對人類對健康新的巨大需求和21世紀生命科學技術發展的優先方向和核心領域開展健康科學與技術研究,著眼于整體學科的建設和布局,強調與人類健康和疾病相關的多學科集成的綜合性、創新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從而提供一個較全面地服務于健康產業的多方位綜合性技術服務平臺及自主創新的技術引擎。
蔡國平教授始終為實驗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掌舵護航,其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強調與人類健康和疾病相關的創新性基礎研究及應用基礎研究;藥物和生物技術及技術產品的源頭創新;多學科集成的營養與食品科學和技術研究;以抗體工程和基因治療為重點的生物技術平臺;面向新的醫學模式的生物醫學工程和技術平臺;開拓以個體化的健康管理研究與教育。
2010年,實驗室科研項目146項、總經費約2207萬元,包括承擔國家與政府項目127項,年服務企業(機構)12個,承擔企業或社會項目7項。同期,共發表科技論文85篇,其中,SCI52篇、EI25篇。發明專利申請受理7項,專利授權4項,現已擁有發明專利15件。
多年從事健康科學與技術的教學與研究
作為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的生物學和海洋生物學博士生導師,蔡國平教授曾任生命學部主任、深圳市健康科學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目前還擔任深圳市超級水稻研究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深圳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深圳研究生院海洋生物技術中心主任、深圳市中藥及天然藥物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生物技術與創新藥物聯合實驗室副主任、清華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市北科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干細胞研究聯合實驗室主任理事。深圳市科技專家委員會專家、廣東“千百十工程”省級培養人才指導教師。中國健康管理學會理事、中國針灸學會經絡分會理事、中國藥理學報理事。先后在日本機能性肽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學,美國Tomas Jefferson大學醫學院和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學醫學院等為客座研究員。
已發表科研論文100余篇,SCI收錄40多篇,參與編寫著作4部、譯著一部,申請和獲得國家專利多項。還獲得國家發明獎、北京科技進步獎、衛生部科技進步獎等獎項。
蔡國平教授致力于醫學細胞分子生物學及健康科學與技術學術方向的研究,并在創新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的統一,學科交叉融合與協作,探索學術與技術創新,形成了一定的學術特色。
主要研究領域與研究工作:
1. 細胞因子的研究:
(1)血管生長因子的研究
基于體外臍帶靜脈血管內皮細胞的研究數據,提出假說: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生長要經歷細胞存活、有絲分裂和細胞遷移三個關鍵步驟,揭示細胞存活因子Apo H、補體Bb,有絲分裂刺激因子 insulin、FGF、細胞遷移因子和血清因子等相關因子在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生長的作用。
(2)自身免疫病如抗磷脂綜合癥相關因子
載脂蛋白H在抗磷脂抗體綜合癥中作用的細胞與分子機理,發現載脂蛋白H自身抗體一類自身抗體的多重結合特性(特異抗原、磷脂、Fc、凝血酶等)及機體正常抗體作為中和自身抗體的生理緩沖池作用。探討這種相互作用的生理病理意義。
(3) 促溶栓因子研究
在纖溶系統作用機制創新研究中,發現一類新的促纖溶物質(簡稱FPA)能使血纖維蛋白溶酶-tPA纖溶系統的纖溶活性提高十多倍之高,并且對凝血與纖溶系統的平衡有雙向調節作用。研究FPA與靶分子作用的結構分子生物學機理,為研究開發新型促溶(血)栓藥物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4) 巨噬細胞來源的纖維化疾病相關因子(ISBLP58)的基因克隆和功能研究。
2.血管生長和干細胞分化的研究,開展周血與骨髓基質干細胞向內皮細胞、成骨細胞和成脂細胞分化的機理研究。
3. 膜和細胞生物物理學研究:
1)電磁場對細胞的作用
2)細胞凋亡分子機制
細胞凋亡的能力學過程及調節機制細胞凋亡的能力學及膠原抗羥自由基誘導的細胞凋亡的熱力學分析;端粒酶的表達和活化與Bcl-2的表達之間的負相關性及兩者間的內在聯系與細胞凋亡;細胞凋亡的分子進化。
4.細胞外基質的研究:
1)膠原蛋白、蛋白多糖等細胞外基質的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分子與細胞
生物學及分子免疫學研究。
2)基質干細胞分化相關疾病(肺纖維化與肝硬化、骨質疏松癥、疼痛等)的生理病理機理研究。
3) 提出經絡功能集成體(function-grity)的概念,提出細胞外基質在經絡功能集成體中作為重要的載體,形成物質、能量與信息流的儲存、傳輸和調節與緩沖的介質連續體, 構成一個機體自檢、自穩網絡系統和功能集成體并與腦的高級意識和自穩系統協調一致。其機制首先是細胞外基質構成細胞間巨大的生理緩沖池,且膠原纖維等細胞外基質能直接地、長距離地傳輸電子與能量(包括電磁、機械力和熱等能量形式),更重要的是細胞外基質通過與神經、血管的聯系,在不同的軀體部位之間,軀體與內臟之間和不同臟器之間的信息傳遞和匯聚中起重要的傳導介質作用,即所謂“行氣血,通陰陽,以榮于身也”。同時,它們又可以與細胞內的功能集成體相連接和相互作用,從而在細胞層面上發揮其調節功能。
5.代謝性疾病的細胞分子學研究,著重開展糖尿病、高血脂癥和血管硬化及血栓等的細胞分子學研究。
6.創新藥物和保健品的研究開發,主要針對代謝性疾病、干細胞分化相關疾病和細胞外基質相關疾病等的化學藥物、生物技術藥物的研究開發。
7.海洋生物學與海洋生物技術的研究,有針對性地進行海洋生物功能基因等海洋生物學基礎研究,開展海洋資源、海洋生物活性物質的研究,開展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與海洋藥物等研發相關的生物技術研究。
科研成果還體現在多項科技發明專利
《硫代磷酰化氨基酸及其甲酯在制備緩解慢性疼痛藥物中的應用》,通過實驗發現硫代磷酰化谷氨酸和硫代磷酰化谷氨酸甲酯不僅對CCⅠ模型大鼠損傷神經的異位自發放電的放電頻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還能降低CCⅠ模型大鼠損傷側足的熱痛刺激敏感程度并可阻礙其進一步的發展。顯示硫代磷酰化氨基酸及其甲酯可大大緩解神經性慢性疼痛癥狀,以硫代磷酰化氨基酸或硫代磷酰化氨基酸甲酯為活性成分,可制備用于緩解慢性疼痛(特別是神經性慢性疼痛)的藥物。
《薤白提取物及其制備方法與應用》,從該植物提取物分離到有效活性分子,顯示該化合物具有改善骨骼肌的能量代謝,加強胰島素敏感性,減少腹部脂肪,降低血糖,促進脂代謝等作用,可用于目前日益增加的代謝綜合征的防治或2型糖尿病的早期預防。
《肝寧在抗肝纖維化中的新用途》專利發明顯示,肝寧能顯著改善小鼠實驗性肝纖維化程度。顯示肝寧可能成為一種有很好前景的抗肝纖維化新藥。
內容摘要:生態文明作為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態,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理論體系。確立生態文明新目標,這是黨在樹立科學發展觀和實現科學發展道路上的重大新認識、新理念、新任務。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應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前提,著重從人們的思想觀念、生產發展方式、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著手,重點抓好“三個體系”建設。
關鍵詞:生態文明 科學發展觀
十七大報告把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上升為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目標,這是黨的生態觀、文明觀的升華。搞好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厘清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重大意義、實踐基礎和現實路徑等幾個層面的問題。本文就這些基本而重要的問題展開探討。
從生態文明運行軌跡把握其科學內涵
生態文明作為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態,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理論體系。既有特殊的運行軌跡,同時又具有豐富的內涵。
從運行軌跡看,堅持科學發展觀,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就是要堅持以人為主體的生命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協調發展,實現新一輪的“生態革命”,逆轉人類生態與自然生態的退化趨勢,恢復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促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際和代際之間的和諧協調,運行的是一條從對立型、征服型、污染型、破壞型向和睦型、協調型、恢復型、建設型演變的生態軌跡,貫穿的是能量轉化、物質循環、信息控制和生態平衡的生態規律。從社會線形繁榮走向以人為核心的社會、經濟和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立體繁榮;從高能耗、低產出、污染嚴重的工業文明,走向高效率、高科技、低消耗、低污染、整體協調、循環再生、健康持續的生態文明,從而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生態文明的科學內涵和基本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陳壽朋在《生態文明建設論》中指出,生態文明是指人類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協調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的關系,正確處理整個生態關系問題方面的積極成果,包括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實現人類自身的進步和改善,實現人類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另有學者認為,生態文明的科學內涵是:保護生態環境是倫理道德的首要準則;把追求知識、智慧和環境質量看作是人生的目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化要求人與人關系的生態化;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文明觀念在強調自然的優先地位的同時,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辯證關系,主張人對自然的依賴是永恒的、全面的,人類要與自然共同進化,協調發展。生態文明價值觀強調人際公平、種際公平和代際公平。生態文明以實用節約為原則,謀求基本的生活需要,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學者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遵循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規律,推進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所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它既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的文化價值觀,也是一種生態系統可持續前提下的生產觀,同時還是一種滿足自身需要又不損害自然的消費觀。
發展生態文明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十七大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并首次把這個概念寫入了黨代會報告。這一理論創新具有巨大實踐意義,它把環境建設從技術層面和就事論事的操作層面,上升到黨和國家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的高度,符合現階段我國國情,代表了當今世界和國內發展的大勢。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生態文明是文明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繼工業文明之后一個嶄新的文明形態,它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隨著十七大報告中生態文明的提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迎來一個新的建設。“四大文明”和諧協調統一發展,相互促進和制約,這樣的文明體系才是完整而全面的體系。四大文明系統中,生態文明是基礎和根本,有健康的生態文明,才有健康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非文明的物質、精神、政治等行為的過錯會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損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離不開生態文明,沒有良好的生態條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質享受、精神享受和政治享受,沒有生態安全,人類自身就會陷入不可逆轉的生存危機。
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關系緊密。生態良好、生態平衡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石,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一是為和諧社會建設奠定基礎保障。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是實現人與人之間和諧的保障。而沒有一個穩定和平衡的生態環境,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難以提供人際關系和諧的保障。二是為和諧社會提供資源支撐。沒有自然資源,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沒有經濟發展,和諧社會發展就失去推動力。三是為和諧社會發展創造穩定的條件。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生態環境的公平享用是國際和國內社會和諧的前提條件。
總之,把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統一起來,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四個目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從生態文明的實踐基礎構筑發展生態文明的現實路徑
生態危機的出現來自于工業化生產方式所產生的消極環境成果,而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消除這種消極的環境成果,為此就需要對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進行變革,以形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生態化生產方式。生態文明所要求的生產方式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生產和社會發展中,始終把自然作為其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并以實現和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宗旨,使人及社會的發展更符合生態發展的規律。因此,生態文明的實踐基礎―生產方式,實際上是對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生態化改造過程,表現為一種生態化的生產方式。由此就決定了生態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一個指標性問題,而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發展方略。結合我國的國情,生態文明建設應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前提,著重從人們思想觀念、生產發展方式、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著手,重點抓好“三個體系”建設。
轉變傳統觀念,樹立科學的自然觀,培養全民的生態文明意識和生態價值體系。
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尊重自然,樹立科學的社會發展觀,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體系。首先必須深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不能動搖。要加快農業發展,側重發展能夠節能、保護自然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和提供無污染食品的生態農業,將畜牧、蔬菜、水果、水產等產業納入生態軌道。其次,改變過去那種靠高投入、高消耗為特征的傳統的工業化路子,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積極發展生態工業,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通過科技改造落后工業生產方式,實現生態化改造。再次,把循環經濟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主流模式,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主導模式。最后,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消費方式,開展生態旅游和生態休閑,培育人們的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態觀念,完善旅游市場體系,注重旅游業的生態開發和生態管理。
構筑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法律保障機制,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和法律體系。當前應特別在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加強對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保的責任審計,要把生態綠化、生態環保、生態修復等綠色GDP指標納入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建立生態目標責任制,使他們更進一步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與生態文明觀。就政策制度方面來看,首先,要理順資源產權關系,制定可行的資源環境有償使用制度。其次,國家要實行補貼制度。對有利于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的企業和個人可以嘗試進行各種形式的補貼,以帶動他們投資環保產業的積極性。同時國家還應撥出更多的專項資金來資助生態產業和綠色產業,使得生態產業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科研和技術創新,從而推動生態產業的盡快成長和壯大。再次,確實貫徹實施綠色GDP生態核算制度。就法制建設層面來看,根據環保立法的趨勢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具體要求,逐步完善現行的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的立法空白,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顯得尤為必要。
一些學者特別指出,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必須大力培育公民的生態意識,使人們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轉化為自覺的行動,為生態文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根據我國的國情與公民的實際,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培育公民的生態意識,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路徑。生態文明的誕生,是人類文化戰略的轉變,是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轉變,也是人類的生活方式、消費觀念的轉變。實現這種轉變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長期、艱巨的歷史任務和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漸進過程,是一場技術、體制、文化領域的社會變革,需要全社會的通力協作、潛心學習、銳意奉獻和持續推進。
參考文獻:
1.劉湘溶.生態文明論[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關鍵詞:“3+1”人才培養模式 專業教育 素質教育 拓展技能教育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1216(2015)06C-0015-02
《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千百萬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加強素質教育、強化職業道德”。為了響應國家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質量的要求,重慶科創職業學院提出了“3+1”人才培養模式。把專業教育、素質教育和技能教育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從而全面提高職業教育質量。
一、“3+1”人才培養模式簡介
(一)概念界定
“3+1”人才培養模式是重慶科創職業學院的教師在長期從事職業教育中提煉出來的一種職業教育模式,其中“3”是指思想綜合素質、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三個方面,考核合格者可獲得相應證書;“1”指在合格畢業條件基礎上,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自愿接受拓展技能培訓教育,再打造、再提升,成為一專多能復合型人才。
(二)目標定位
“3+1”人才培養模式將“德育”作為人才培養的首要目標提出,包括“職業素養”“人本素養”“自修素養”和“行為習慣”等。同時貫徹執行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要求,提出“學歷+能力,做人更重要”的人本主義教育觀。結合工學結合、工學交替、工作過程導向等高職理念制定“教、學、做”為一體的專業技能教育理念,并充分考慮學生的個性特點及專業發展特點,施行“天生我才必有用”“讓學生有個性的發展”的學生成才觀。
二、“3+1”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框架
“3+1”人才培養模式的主體為學生,是將學生培養成職業人的過程。培養過程中將“素質教育”“專業教育”“拓展技能教育”同步協調進行,三者實現相對獨立而又彼此融合。素質教育是對專業教育和拓展技能教育的保障;專業教育是素質教育和拓展技能教育的主體;拓展技能教育是對專業教育和素質教育的完善。
(一)素質教育框架
“素質教育”以服務專業教育為主,同時也是對學生整體個人素質進行綜合培養的重要環節,該環節主要包括職業素養、人本素養、自修素養和行為習慣等。素質教育融入在專業教育和拓展技能教育中,學生處于不同的培養過程時,側重點有所不同。教育內容主要涵蓋理想、信念、法律常識、社會公德、行為規范、禮貌禮儀、公共關系、語言藝術、成才創業等,著重在教育學生學會做人,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學生進入專業教育后更多的是側重職業素養和行為習慣的培養,除基本的素質培訓課外,更多的是將各種職業要求融入到專業課程教學常規中,使學生能夠做到專業技能與良好的職業道德、職業素養同步提升。
(二)專業教育框架
依照“3+1”模式中的專業教育理念,一個學生要轉變成為成熟的職業人,必須經過三個教育環節,即“學校教育”“校企合作教育”“企業教育”。
學校教育依托基于工作過程導向的專業課程開發理念,同時嵌入“雙證”培養,運用任務驅動項目化教育開展實習實訓,將企業文化融入課堂。
校企合作教育是對專業教育中學生專業技能和專業素質的強化和提升。該階段是工學結合、工學交替理念的具體實施表現,其中包括嵌入式雙證培養、工作過程導向、實習實訓、頂崗實習等專業教學以及企業文化、企業規章、職業習慣、職業素養等專業素質教學。該階段可與學校教育協調開展,只是該階段教學要求比學校教育稍高。
企業教育是開展工作交替的最主要環節,也是對由學生到職業人轉化的最后促成階段,該階段更多是對專業技能和專業素質的一種考驗與規范。就專業教育方式來說主要是頂崗實習和正式上崗,是學生獨立從事職業崗位工作的階段。
(三)拓展技能教育框架
“拓展技能教育”主要依托學校專設的技能培訓學院集中統籌管理。各項目開設在學校內各二級教學單位及研發機構,各部門根據所設專業配合技能學院開設資格認定項目、專業素質項目和綜合素質項目,由學生自主選擇專業內、專業外或興趣愛好類技能拓展項目進行培訓。同時學生可根據自身需要就所選技能項目參加相應的國家資格認證考試,目的是培養一專多能、多才多藝、素質全面的學生。
三、“3+1”人才培養模式的實施
(一)專業教育的課程設計原則
專業教育作為“3+1”人才培養模式中的主體環節,以培養學生的高技能為主,職業素質教育為輔。在專業課程設計中主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原則,即:產業生態系統發展狀況、市場人才需求特點、專業自身特點、基于工作過程的課程開發理念。首先,產業生態系統發展狀況是對所開設專業在整個產業生態鏈中的發展狀況,深入研究該方面要素可謂學校現有專業的教學定位及創新性專業方向開設提供經濟發展宏觀方面的指導;其次,市場人才需求特點,即深入調查研究所設專業近幾年人才需求的類型、層次及專業技能發展要求特點,為制定特定時期的人才培養方案提供參考標準;第三,專業自身特點,該要素重點分析所設專業發展中對各種專業素質和綜合素質的需求特點,并積極開拓和建構所設專業與其他專業技能之間的聯系,以培養創新型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第四,基于工作過程導向的課程開發理念,該理念是當前能夠適應高技能人才培養需求的科學理念。基于以上參考要素和原則,在教學內容開發中重點依托工作過程理念下的工作任務驅動,即將工作任務與專業知識結合后進行職業技能轉化,并將相應技能以項目化教學方式展開。
(二)素質教育教學內容及考核辦法
素質教育環節主要由學校聘請各行業專家學者,對學生開展系列素質教育講座,并與輔導員對學生的德育教育相結合的方式開展。教學安排包括入學素質教育和三學年素質教育課程,內容包括:軍訓教育、人生觀、價值觀、文明禮儀習慣、人文素質、心理健康、吃苦耐勞精神、職業素養、正確就業觀等方面。素質教育理論課講座由學生處統籌安排,有參培單位學生科組織參加學習。完成階段性課程學習后,教學質量管理中心指導學生處統一命題,組織階段性考試,并聘請學生處、校企合作單位人事專員、企業單位人事專員對學生進行面試考核,學生成績有筆試和面試兩方面按相應比例構成,合格者頒發學校“3+1”素質教育合格證書。
(三)拓展技能教育的有效性及實效性保障
拓展技能教育主要為開拓學生專業內、專業外和綜合性專業素質而開設,根據學生專業技能和職業素養的發展要求,融合學院嵌入式“雙證”培養模式。學生根據專業愛好、個性特長和社會不斷變化的就業需求,選擇一個或多個拓展技能培訓項目參加培訓,以拓展或延伸所學專業,拓寬專業口徑,增強就業競爭力。培訓項目主講由技能學院聘請校內外具有“雙師”素質的教師或行業專家擔任。項目培訓完成后,以教學質量管理中心為主導,由技能培訓學院組織二級學院、校企合作單位、企業單位及技能鑒定中心共同考核,成績合格者由學校頒發相應的培訓證書。同時,學生可參加同一項目的國家資格認證考試,合格者還可獲得國家技能資格認證證書。
(四)“3+1”人才培養模式評價機制和激勵機制建設
針對“3+1”人才培養模式中專業教育、素質教育、拓展技能教育三個環節的特點,制定“責任書”制下的多元考核評價機制。“責任書”制下的三方主體即為:教學質量管理中心、教師、學生。教學質量管理中心作為教學質量監督、考核及統籌與管理機構,教師作為“教”這一環節的主體,學生作為“學”過程中的主體。三方協議書中明確各自的責任與義務,即教師的教學內容、教學效果及教學中職業能力要求;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常規、專業素質等學習要求;教學質量管理中心的質量監督、考核和統籌協調職責要求。最后由教學質量管理中心統一協調各部門及主體要素,多方面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教學互動過程的順利開展,共同完成各教學環節的評價和考核。
四、結束語
“3+1”人才培養模式在實踐中不斷拓展其內涵與外延,重慶科創職業學院根據教學過程、學生就業等存在的問題,實時調整各教育模塊的內容,更新教學方法,深入探索各教學模塊間的合理構成及融合方式。將“專業教育”作為“3+1”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與“主體”,將“素質教育”作為該模式的“精神”和“靈魂”,將“拓展技能教育”作為該模式的“升華”與“完善”,形成了“一體兩翼”式人才培養模式,更好地實現高等職業教育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的培養目標,為學生更好地創業與就業打下良好基礎。
基金項目:該論文為重慶市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高等職業教育“3+1”人才培養模式理論與實踐研究》主要科研成果(項目編號:10240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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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鶇根,陳侃貞.高職院校“訂單+聯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J].職業技術教育,2011,(4).
關鍵詞:室內設計;創新性;應用性;實踐性
中圖分類號:J5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29-0057-01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其發展規模與水平,也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高低的重要標志。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優化發展對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并形成創新驅動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室內設計專業的畢業生在校學習內容與市場的需求存有較大差距。一些高職高專院校在專業培養計劃中仍沿用傳統課程體系和課程形式。在教學中,“能力培養”基本還停留在概念層面;在考試模式上,不重視對學生綜合能力的判定。學生經過三年的專業學習仍然不具備起碼的市場需求和專業素質,使學生在就業的時候出現了社會需求與所學知識技能的相互脫節,造成畢業生就業困難等狀況。
區域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應用型人才,地方經濟和行業經濟快速發展,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需要高等學校培養出在素質、能力、知識等諸多方面都適應工作需要的知識型、創興型、應用型人才,然而,我國高等教育在這類人才培養上,還是有所缺失。因此,必須在室內設計專業教育中有針對性的施策,采用創新思維的教育模式,并建立有針對性的評價方式,培養時效人才,解決高職高專室內設計專業學生的就業易、就好業難的問題。創新性思維教育在高職高專應用型人才培養教育中具有重要意義,為學生提供了打破傳統思想束縛,求異、求新思維的方式和方法,有利于學生以積極、靈活的心態面對新問題,應對新事物,這也正是室內設計這一時尚行業所必需具備的能力。
一、改革創新課程體系
在實際的教學中應先夯實理論基礎,根據專業性質的不同開設有針對性的課程。室內設計專業的基礎課程就應該注重空間的創新與營造,在素描基礎課程中就不能再沿用傳統的教學手法,可以設置多個空間課題,結合線描表現,面的圍合等多種表現形式,訓練學生對空間的創造力。在立體構成課程中,讓學生著重從空間的形狀、大小、材料、位置、方向等進行訓練。結合多種不同的材質表現豐富的空間形式。可以通過一些專題訓練,比如住宅空間的沙盤制作、展示空間的櫥窗表現等,都可以通過材質、空間的變化來表現,使之與專業結合的更加緊密。
另外在后期專業課程的設置上要加強專業課程之間的聯系。比如住宅空間設計、CAD、3DMAX、裝飾材料與施工等課程,共同培養學生住宅空間設計的能力,這幾門課程的老師要加強溝通,布置項目要一致,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
在課程考核時采用合理的評價方式,比如多門課程考核方案綜合設計,加強課程之間的聯系,對評分標準進行細化。專題考試、選拔等模式,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更強調復合能力(包括應用技能、實踐能力、應用領域的革新能力等),磨練學生的臨戰心態,更強調自信心及開拓創業精神的訓練。恰當的評價方式能夠促進學校教育教學能力的提高,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同時,新的教學思維方法也有利于提出更加客觀的評價模式,形成有特色的實用性的教學風格。
二、強化實踐性教學
在實踐環節中,把真實課題引入到教學中。聘請知名設計公司等相關企業的專家教授,在專題設計課程和畢業設計課程中以企業委托的具體設計項目,來組織安排教學。使學生實際的深入到市場和施工現場,實際感受到企業的運作模式和程序,盡快的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得到全方位的鍛煉。遠比在課堂中講授枯燥的理論知識效果要好的多,同時也緩解了校內實訓室條件落后的問題。
在建設校內實訓基地的同時,也要注重建立長期合作的校外實訓基地。能夠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實踐能力。學生能夠直接得到設計師、一線工人師傅的指導傳授,有機會面對客戶,了解市場流行動向,求真務實,與企業共贏。培養鍛煉學生的綜合專業素質。創造性的思維方式能夠使學生活學活用,提高舉一反三的應變力,適應企業更廣闊的需求和市場瞬息萬變的競爭局面。
三、注重開展第二課堂
課外的實踐創新活動對于室內設計專業的學生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由專業老師引導學生參加全國的設計大賽,科技創新項目的申報等;成立藝術設計社團,舉辦文化藝術節,每門課程結束后挑選出優秀的作品進行展覽,邀請知名專家進行專業講座或參加外界舉辦的設計沙龍等活動,都可以使學生獲得最新的設計資訊,激發學生的創作靈感,調動學生對專業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在科技創新的時代下,高校室內設計專業要體現出教學的創新性、實踐性和可持續性,通過科學、合理、有效的教育教學方法,培養出知識型、創新型、高級應用型綜合人才。
一、銀行并購逐步成為第五次并購浪潮的熱點
自2000年以來,第五次并購浪潮的并購熱點發生了轉移,行業逐步成為全球并購市場的熱點。而在金融業中,跨國間的銀行并購成為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亮點,發生了許多跨國銀行間并購的著名案例,如2002年瑞士聯合銀行(USB)收購了英國勞埃德集團(LloydsTSB)在法國的理財業務。在銀行跨國并購以及國內銀行并購的聯合作用下,一些巨型銀行被收購,組成更大的金融機構,根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的統計,美國吸收存款的機構數量已經從1990年底的15158家下降到2003年3月底的9314家。
銀行跨國并購的迅速給學術界帶來了很多研究的課題,筆者認為銀行跨國并購對效率的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個。迄今為止,銀行并購的業績效應的研究結果主要來自于對美國市場的詳細審查;對歐洲銀行并購的研究卻由于研究分割的歐洲銀行市場在論上存在困難而進展緩慢(因為歐洲銀行市場中的管制和市場結構與美國不同,因此,美國的經驗不能自動地適用于歐洲)。在界,解釋并購的標準假說認為,銀行并購有利于其效率和利潤率的提高,銀行并購與規模和范圍經濟密切相關,它能提高合并后銀行的X—效率,增強其市場力量;價值最大化解釋的另一種假說認為,銀行法人控制機制失效,其經理人受擴大規模和次優分散化動機的驅動而選擇對外并購,結果是銀行并購在成本和利潤效率上產生了不同的效應。但是:這些理論是否適用于當前銀行跨國并購的新發展?
二、銀行跨國并購對效率的影響:研究綜述
不同的研究區分了銀行跨國并購的主要障礙(Heinemmm&Jopp,2002),這些障礙有不同的屬性:(1)管制障礙(如不同國家的和稅收體系)可能會阻礙銀行的跨國服務難以充分發揮它們的潛在能力;(2)不同國家的法人治理結構(特別是那些與接管規則和實踐緊密相關的法人治理結構)的差異會直接禁止一些類型的銀行跨國并購。Buch和DeLong(2001)的研究認為,銀行管制和由于距離以及文化因素導致的信息成本是銀行跨國并購的障礙。Dell‘Ariccia(2001)認為,由于信息不對稱,在特定的市場上,將限制銀行的數量,甚至阻礙銀行進入該市場。Berger等(2000)認為,歐洲銀行業的跨國并購的有限范圍可能反映了歐洲銀行跨國經營的一些效率障礙(包括語言文化的差異、管制監督結構的不同以及對國外競爭者的規制等),如果這些效率的障礙抵消了銀行并購所取得的收益,它們就構成了銀行跨國并購的經濟障礙。
上述障礙可能限制甚至抵消跨國銀行并購所能取得的潛在效率收益。現有的實證研究能提供這方面的部分答案。美國市場的并購案例可以作為基準案例,因為相對歐洲市場而言,美國市場的管制和效率障礙要小得多。因此,對美國銀行跨州接管的業績效應進行有助于對歐洲銀行的跨國并購的研究。同時,對國內并購和跨國并購進行比較,也有助于對銀行跨國并購的了解。過去10年里,西方學者對銀行并購能否提高銀行的效率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兩種:(1)事件研究(事件研究檢驗的是合并公告對股票價格的影響,通過調整針對所有股票市場演進變化的市場模型,檢驗銀行收購方和被收購方的綜合市場價值的變化,提供了對未來合并后銀行利潤并購期望效應所產生的估計值;如果金融市場是有效率的,股票市場的反應應該是對并購所產生的期望業績的良好指標);(2)并購前后的業績比較研究(通過運用基于平衡表數據的業績指標體系,比較并購前后的業績變化)。
1.事件研究
美國銀行合并事件研究的結果是復雜的,不過大多數研究都沒有發現并購能夠產生巨大價值增長。Houston和Ryngaert(1994)的統計研究證明了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所進行的銀行并購所取得的總體收益接近于0,他們的研究支持了銀行并購不能顯著節省成本的結論;他們的研究同時表明,收購方在并購前的利潤率越大,被收購方的業務范圍越重疊,收購方股票的價值增值越多。Kwan和Eisenbeis(1999)以美國20世紀90年代94起大銀行的合并為樣本,對并購的股票市場效應重新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并購的公告效應并不明顯,只有很少的證據表明股票市場對銀行收購有正的反應。美國的銀行并購主要集中在跨州合并上,為此,Toyne和Tripp(1998)檢驗了1991—1995年期間的跨州銀行合并,結果發現被收購方的股票價值有所上升,收購方的價值有所下降,導致并購的總體股票價值下降。Cybo—Ottone和Murgia(2000)以歐洲1988-1997年期間的54起大型銀行并購為樣本,發現在合并公告宣布時,無論是收購方還是被收購方的資本市場表現都有所上升,研究結果與美國市場的研究結果不一致。應該看到Cybo—Ottone和Murgia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國內銀行并購上,然而通過對15家跨國交易的研究,他們也沒有發現股票市場對并購結果顯示出正的效應(這一發現和跨國銀行接管存在效率障礙相一致)。Beitel和Schiereck(2001)對歐洲20世紀80年代和90年生的98個金融業的大型并購案例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從平均上看,金融并購創造了價值;不過他們同時發現,自1998年以來,銀行收購方屢有負的不正常收益;歐洲銀行業的跨國交易具有明顯的價值破壞效應。
2.并購前后的業績比較研究
Berger等(1999)在比較并購前后業績時區分了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靜態分析是研究合并的相關潛在后果,即合并后金融機構的特征(如金融機構的規模)。靜態分析并不運用并購的資料,并不提供并購效應的直接信息,但它對并購產生的后果分析依然有用(如可實現的規模和范圍經濟)。傳統的文獻認為銀行并購能實現潛在的規模經濟收益,不過Berger和Mester(1997)、Berger和Humphrey(1997)對美國的實證研究以及Allen和Rai(1996)、Molyneux等(1996)、VanderVennet(2002)對歐洲的實證分析都證實了即使是大型銀行間的并購也沒有充分實現規模經濟效益。20世紀90年代的銀行并購所取得的規模經濟收益要大一些(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這一發現主要歸因于技術進步、管制的放松和低利率水平的有益效應(Bergeret.al,1999)。但銀行跨國并購能否取得規模優勢依然是一個疑問。由于缺乏地域和經營上的重疊,相對國內并購,盡管和收益增加相關的規模優勢能取得,但成本規模經濟難以實現(Der-mine,1999)。
動態分析是通過并購前后的金融機構的業績比較研究以及合并后的銀行與沒有參與合并銀行的行為進行比較研究來考察銀行并購對效率產生的影響(Bergeret.a1,1999)。許多研究分析了通過財務變量顯示的業績變化,還有一些研究考察了銀行并購前后成本和利潤效率的演進。得出的一般結論是:由于典型的銀行并購通常是業績較差的銀行被業績優良的銀行所收購,因此,銀行并購能提高銀行的X—效率。但也有相當多的研究的結論是并購的潛在效率收益幾乎沒有實現。DeLong(1997)、Pefistiani(1997)以及Berger(1998)研究了美國銀行的并購,結果都發現幾乎沒有X—效率的提高。顯然,從分支機構的合并以及機的廣泛采用等所得到的潛在收益可能被管理的低效率和一體化體系中的問題所抵消。通過對并購后的銀行與沒有參與并購銀行的利潤率比率的研究,一些研究的結論是并購導致了利潤率比率的提高。而Comett和Tehranian(1992)、Piloff(1996)以及Akhavein等(1997)進行的研究的結論是利潤率比率沒有提高,Kwan和Eisenbeis(1999)認為甚至有所惡化。VanderVennet(1996)運用成本利潤比率檢驗了1988-1993年間的歐洲銀行接管的業績效應,結果發現相同規模銀行的國內合并能提高利潤率,以70起跨國銀行合并為樣本,發現并購對經營效率產生了正面影響(但利潤只有很小的正面效應)。對利潤率比率進行研究會產生一個問題,即它將市場力量的變化和經營效率聯系在一起,而如果沒有對效率的控制,這種聯系就不能展開。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對并購的利潤效率效應的檢驗加以解決。Akhavein等(1997)和Berger(1998)發現,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美國銀行的并購提高了利潤效率,但沒有提高成本效率,利潤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得益于風險分散化,因為合并后的銀行能將它們的資產組合從證券投資轉向貸款。
從上述回顧中可以發現,盡管銀行并購具有產生巨大效率收益的潛力,但并購后的業績提高是有限的(盡管相對美國銀行并購而言,歐洲銀行并購能導致股票市場上的重新高估)。銀行宣布并購后,股票市場上不能產生巨大的正的額外收益證明了這一結論。在市場上,銀行跨國并購通常被認為是不能產生正的凈現值的交易,通過運用成本和利潤效率的指標,對歐洲銀行的跨國并購進行,這將有助于理解并購的成本和利潤效率效應。
三、實踐的考察:歐洲銀行跨國并購對效率的
和其他許多發達的體一樣,歐洲的銀行業也經歷了大規模的重組,主要是由諸如放松管制、脫媒、技術進步和競爭程度不斷增強等趨勢所造成的。重組中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歐洲銀行市場上的銀行和其他服務供應商之間的合并和收購。隨著單一市場計劃開始實施(1992)和歐元的問世(1999),加強銀行業的期望采取了泛歐洲的樣式。但20世紀90年代,歐洲銀行的合并軌跡呈現出不同的特征。1995—2000年,在歐盟內部累計有2153項信貸機構之間的并購發生,其中1807項是國內并購,余下的346項跨國并購中的大部分是歐洲之外銀行的收購。這就產生了如下:為什么歐洲銀行業之間的跨國并購如此稀少?并購發生的主要動機是什么?銀行跨國并購是否改善了銀行業的效率?銀行國內并購和跨國并購的業績效應有什么不同?
銀行跨國并購可能有許多動機,最明顯的動機是分散許多銀行業務固有的國別風險。在不同區域收入流之間的相關性不大的情形下,銀行業務的地域分散將導致銀行取得穩定的利潤。但隨著歐元區內的共同貨幣政策的執行,各國財政政策得到相應的制約,歐元區的宏觀經濟逐步趨同,可以預料由歐洲內部的地域分散取得的利益將顯著減少。Danthine等(1999)認為,歐洲國家(特別是歐元區國家)之間的銀行業務分散能取得的利益不可能超過國內銀行業務分散所取得的利益。因為歐元區內的許多國家表現出了強大的部門分散性,只要銀行在國家范圍內經營即可(因為國內銀行已經相當分散了)。這可以解釋20世紀90年代歐洲國家國內所進行的廣泛的大規模的銀行并購行為。由于歐盟國家的宏觀經濟和銀行風險暴露能否趨同尚不清楚,銀行可能依然通過跨國并購以實現其收益風險的最優化。
歐洲銀行的跨國并購中的成本和利潤效率動因是什么?銀行接管對合并后的成本和利潤效率的影響如何?這是考察歐洲銀行跨國并購必須需要回答的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可行的是首先分析卷入并購的銀行的事前特征,進而分析其并購的動因。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多對數模型分析,探測銀行并購前的事前效率特征,重點關注銀行并購前后的效率差異,通過評估并購行為對銀行一系列的業績指標的影響,分析銀行接管后的業績表現(從原則上看,接管后的成果應該和動機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表明效率提高存在可能的障礙)。
歐洲銀行的跨國并購主要動因是消除經營的或利潤的X—非效率。RudiVanderVennet(2002)對1990—2001年62起發生在歐盟、瑞士以及挪威的倍受關注的跨國銀行并購進行了研究,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采取多種工具對銀行跨國并購后的效率與未發生并購的銀行的效率作對比。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在并購發生前在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兩個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并購實際發生以后,利潤效率得到了局部的有限提高,但成本效率卻沒有表現出什么明顯的提高,這種結果與跨國銀行并購中存在的各種效率壁壘有直接關系。具體而言,歐洲銀行跨國并購的利潤效率的提升可以歸因于并購后定價模式的改變、收入效益的外溢以及市場地位的提高。
關鍵詞 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制度;理論研究;追溯制度
中圖分類號 F3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5)17-0327-02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不斷提升,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然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使一部分人的心態發生了變化,一些食品相關的企業只看重自身的經濟利益,凡事只計較眼前得失,這就使得我國的食品安全頻頻出現問題。雖然國家的相關部門已經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法規,然而從實際效果看來,落實的結果卻不盡如人意。現階段,食品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備受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相關者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時、合理地解決問題,以保證廣大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想要解決現階段我國農產品質量問題,需要從農產品相關的管理制度出發考慮,只有全面地了解了相關的制度、法規,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西方的發達國家在很早以前就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20世紀開始,已經對可追溯制度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國也因此深受啟發,建立了專門的農產品追溯管理機制,并落實了專人研究的相關工作,深入研究了農產品追溯管理問題,相信一定能夠為我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提供幫助[1-2]。
1 國外農產品追溯管理的理論研究
1.1 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是追溯制度建設過程中一個非常基礎的概念,具體的含義是指利用現有資料記錄對產品的歷史、應用、功能等進行追溯,使人們充分、全面地了解產品相關的問題。現階段不同國家或不同的組織對于“可追溯性”的定義不盡相同。例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將之定義為利用登記的識別碼對某事、某物的歷史、使用等進行追蹤的能力。而歐盟委員會將之定義為在生產、加工及銷售的各個環節中對食品、飼料、食用性禽畜及有可能成為食品或飼料組成成分的所有物質的追溯或追蹤力。當然,除了這2種定義之外,日本的食品標準委員會等的定義也不盡相同,但是所有的定義都有其局限性。事實上,想要全面落實農業產品質量安全的可追溯有2個途徑:第1種是從食品鏈的“首”向著食品鏈的“尾”追溯,也就是從農產品的生產開始,按照產品的流動追溯至產品流入消費者之前的環節,也就是銷售商環節,在產品流動的過程中查找產品質量問題,確定導致產品出現安全問題的根本原因,繼而設計出具備針對性的方案解決問題。第2種是從食品鏈的“尾”向著食品鏈的“首”追溯,即從銷售點開始排查,逆向查找問題,追蹤癥結的所在。值得一提的是第2種追溯方法在問題農產品問責以及問題農產品的召回的時候應用比較廣泛[3-4]。
1.2 可追溯系統和可追溯制度
早在20世紀90年代左右,西方發達國家和那些出口量較大的國家就已經開始建立農產品的可追溯制度,并且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歐盟國家明確規定,農產品的生產者必須建立相關的制度和程序,充分標識產品,落實農產品信息的及時采集,以方便進行產品追溯。而10余年前,加拿大更是投資研究了具有普適性的追溯標準,普適性的追溯標準使得加拿大所有農產品生產者、加工者、銷售者都有了可以遵守的追溯標準。現階段,食品安全追溯標準已經完成,人們已經將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肉類、果蔬、水產品的先導研究上。法國是畜產品出口大國,在建立畜產品追溯管理制度的時候,首先應建立動物標識制度,其次是生產信息動態錄入制度、認證標識制度和全程檢查糾正制度,用科學的管理機制強化農產品的可追溯功效[5]。
在可追溯系統研究方面,國外現階段主要研究的是GIS、GPS和GS1。從2001年開始,國際物品編碼協會就已經采取了全球統一的標識系統對農產品進行跟蹤與追溯,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產品追溯相關的一系列資料,如追溯應用指南、追溯標準以及追溯相關的技術文件。在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應用全球統一標識系統進行管理,對被管理的對象進行標識,使之相互聯系構建關系網絡,方便人工識別和讀取。如果農產品出現安全問題,就可以充分利用之前預先綁定的標識對產品進行追溯,查找產品的癥結所在,并設計針對性的解決辦法處理問題,例如在家畜產品安全管理方面,英國政府就設計并建立了GIS系統,利用GIS系統,相關者可以全面了解家畜生長的全部過程,大大縮短了追溯的時間,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1.3 追溯方法和追溯技術
現階段,人們對追溯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 ISO 9000/22000、GAP、 HACCP等標準和體系的應用研究上。在研究追溯方法的時候,一般都以企業為研究的主體,而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了企業的內部管理方面。通過企業管理部門的相關文字資料調查產品的生產、加工等工序,在通過企業實施認證之后就可以實現產品的可追溯。標識技術不僅是信息鏈源頭信息的載體技術,更是可追溯系統中最為關鍵的技術,在整個追溯過程中占據著無可取代的地位。現階段,國外使用最為廣泛的標識技術包括電子紐扣式標簽、條形碼、紅外線光譜法、塑料標簽、DNA指紋技術等。在上述的標識技術中,條形編碼技術因具備諸多的優勢,應用最為廣泛,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經投入到農產品從生產到銷售的各個環節,方便相關者落實產品追溯工作。此外,牛耳標簽制度方便了歐盟落實畜產品,尤其是牛個體情況的查詢;DNA追蹤技術也使得加拿大建立了畜產品的DNA信息輸入數據庫,方便了農產品追溯相關問題的解決。因為國外的農產品追溯研究比我國早,所以相關的理論已經比較完善,尤其在農產品追溯系統、追溯制度、農產品可追溯性的研究、可追溯技術等方面都比我國的研究更為深入,很多企業、公司甚至也開始研發了與這些系統技術應用相關的軟件,相信在農產品追溯管理方面會對我國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2 我國農產品追溯管理的發展歷程
因為食品關系著人的生命安全,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食品安全問題也一直頗受人們的關注。尤其在歐盟頒布相關法令,強制要求建立進口食品追溯制度以后,我國對食品安全追溯體系研究的關注度也在不斷的上升。從2002年的“氯霉素事件”開始,我國政府就已經開始進行食品追溯體系的研究,由國家部門提供經費,高校科研所提供相關的技術和手段,食品追溯體系的研究如火如荼的展開。2003年,我國將商品條碼應用進了食品安全追溯研究的過程中,在參照了國際編碼協會出版的相關應用指南的基礎上,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相繼出版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并在國內建立了多個應用示范系統。同樣在2003年,數字養殖研究課題首次被納入我國863數字農業項目,遠距離系統的RFID牛個體識別系統進入實用階段。2004年,山東壽光開展了“無公害蔬菜質量追溯系統”的研究,從此,以條形碼為主的地方性追溯應用拉開了序幕,隨后全國各地競相“模仿”,蔬菜、畜禽產品IC卡追溯的勢頭也極為迅猛,就連農業部門也開始嘗試將追溯相關的理念與技術應用進農產品的質量追溯工作中。直到2006年,我國的農業部門頒布了追溯管理的相關規定,并在北京、上海等地進行溯源工作的試驗,同年,另外8個省份也在農業部優質農產品開發服務中心的幫扶下落實了種植業產品質量追溯制度建設試點的相關工作,對農產品的產地、生產者等情況進行編碼,建立了全面的、系統性的生產檔案。2008年,我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體系也已經完善,在奧運會期間,政府部門建立了從農產品生產到配送過程的全程物流監控,落實了農產品的精準追溯,這樣巨大的成果值得行業內其他領域借鑒吸收。同年,在國家質檢部門的不懈努力下,商品條碼進入了食品安全追溯范圍,蔬菜、禽蛋、肉類等也都被納入管理的范圍。2009年,我國頒布了與產品質量追溯和責任追溯相關的法律文件,為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以上論述,粗略地介紹了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制度的歷程,雖然時間并不很長,但是每一個階段所獲得的巨大的成績卻是有目共睹的,現階段,人們對農產品的安全問題越來越關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的發展也越來越快速,相關者必須對管理工作進行合理的把握,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的質量,進而保證為人們提供優質的食品。
3 我國建立農產品追溯制度的啟示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系統的不斷完善,相關部門也就方法、制度、技術等在各地開展了不同的研究,相關法律規定的頒布更是極大地促進了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的進步,并取得了比較大的成果。但是在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之后就很容易發現,我國現階段的質量安全追溯管理工作還存在問題,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工作不夠深入,質量安全追溯管理比較表面化,在應用的過程中也僅僅停留在解決表面問題的應急層面上,農產品可追溯管理的機制和農產品可追溯管理的模式鮮有人探討,因為缺乏對農產品可追溯管理的全面認識,人們總結出的很多經驗,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并不具備太大的意義,更難為落實農產品可追溯管理提供幫助或者借鑒。
3.1 結合實際,從全局出發考慮建立農產品質量可追溯制度試點
中國地大物博,廣闊的土地上包含了眾多的農產品。但是受到我國傳統思想的束縛,我國農業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小、難成系統性的問題,農產品的生產主要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與生產之間的矛盾,“小生產”已經越來越難以匹配“大市場”,小企業因缺乏市場競爭力也越來越難在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位。對于這些長期存在且比較嚴重的問題,決不能忽視,相關者一定要端正自身的態度,正視這種問題,在全面考慮實際情況之后,建立農產品質量可追溯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制度的建立應從簡單到復雜,追溯試點的開展也應選擇那些條件成熟、市場競爭力較強的企業,聯系企業、農民、合作社等,從最基礎的農產品,如蔬菜、水果等出發,開展多模式的試點,待試點成功并獲取相關經驗之后,再將之有效地推廣開來,因為已經獲得成功的試點具備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更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也更符合社會的需求。
3.2 從簡單的物流模式中探索信息鏈的傳遞問題
農產品從種植到銷售再到人們的飯桌上,經歷了一個非常復雜的供應過程。因為供應上下級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并以關系構建了一個非常復雜的供應鏈,而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督一直采取的是分段管理的模式,也就是說任何一個階段都存在專門的監管部門。從某些層面來說,這樣可以細化農產品可追溯管理工作,但是部門眾多又缺乏一個“統籌”的部門就極易導致各部門“尾大不掉”的問題,即便是各部門都在努力為農產品可追溯管理付出勞動,然而部門之間缺乏必要的聯系,又不具備獨立完成農產品可追溯管理活動的全部,這就直接導致了我國農產品可追溯管理缺乏實效性的不良后果。因此,相關者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對復雜的供應過程進行了解,全面掌握物流信息和責任管理問題,才能保證在復雜的環境下完成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的相關工作。
3.3 建立農產品追溯信息采集、交換標準
因為現階段缺乏統一的農產品追溯查詢系統,我國的法律也規定,各個區域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在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市場主體之后落實不同的農產品追溯機制。雖
然區域內實現產品的追溯查詢管理在某些層面上確實使我國的農產品追溯工作更加靈活,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也使農產品追溯工作更為復雜,加大了系統的混亂度,如果系統之間缺乏良好的交流溝通必然會導致系統不兼容。因此,現階段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統一的農產品追溯信息采集和交換標準,讓各個區域嚴格按照相關的標準進行數據的采集和數據的交換,充分利用各個系統,使之發揮最大的功效,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落實信息共享和全國性的追溯查詢。
4 結語
綜上所述,雖然現階段我國的農產品追溯管理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從法律等角度分析看來還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相關者一定要充分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理念,改革我國的農產品追溯管理模式,完善我國的農產品追溯機制,進而實現推動我國農產品追溯管理健康發展的終極目標。
5 參考文獻
[1] 劉秀萍,趙明.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制度的理論研究與實踐[J].中國蔬菜,2010(7):6-8.
[2] 朱潔蘭.杭州市生鮮農產品供應鏈安全可追溯體系構建研究[D].杭州:浙江工業大學,2013.
[3] 陳松.中國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模式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