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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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質的區別,但它畢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必然具有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所以市場經濟中影響公平的各種因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會發揮作用。
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機制的運作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也出現了百姓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造成較為普遍的不公平感。由于傳統體制及信用觀念的慣性作用，不少國有、集體企業仍把從銀行借款及發行債券籌集的資金當做“國家資金”使用，政府部門仍然熱衷于干預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而且都不愿或不必對借貸資金的償還承擔嚴肅的責任。這時市場的發展對平等提出了愈來愈高的要求。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作重要講話時，把平等提得很高，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公平的位置。他說：“要在繼續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在市場經濟如果談不到平等經濟活動就無法健康發展。
二、制約市場經濟平等發展的原因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同樣存在,并會導致分配上的差距。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同樣是無情的。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生產者,由于資金、技術、質量、服務等方面的差距,其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的狀況必然是不同的,因而所得利潤、可供分配的個人消費品都不可能相同,有時差距還十分巨大。
2．當前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個競爭機會平等的機制,真正做到競爭活動的參與、競爭規則的公正、競爭過程的透明、競爭結果的有效。作為市場主體的不同企業在市場中法律地位不平等,權利義務不一樣。我國目前的企業立法首先有涉外、國內之分,其次有不同所有制之別。與此相配合,則是在人、財、物生產要素的配置上和產、供、銷安排的待遇上的區別對待。從而造就不同等級企業在競爭起點,待遇和機會上的不平等。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建立平等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艱巨。
3．政府部門過多強調行政管理,滋生了行政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行政權力的隨意干涉,造成了部門、行業分割和地區封鎖。各部門、各行業唯我獨尊,利用權力資源對市場實行封鎖和壟斷,剝奪了非本部門、本行業的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機會,制造了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與非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經濟條件的不相同,嚴重損害了公平競爭。[1]
三、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公平競爭的對策研究
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是承認市場主體作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獨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場經濟發育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它必然要求市場競爭的前提、過程和結果都必須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則,以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的平等性。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大變革時代,應當摒棄傳統的狹隘平等觀念,樹立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平等觀點,即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如果要正常運行,就必須保證交換者的平等地位,交換行為的意志自由,以及交換的等價性[2],使全社會造成一種普遍的機會平等的氣氛。具體說來,理解下面幾點是特別重要的1．從市場經濟的前提來看,當資源參與市場的分配,那么誰占有的資源越多,所獲分配也必然越多,從而與他人形成一定的差距。如不同地區擁有的不同自然資源、政策資源,不同分工形成的不同的智力資源、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的不同的機會資源、企業主與雇工擁有的不同的資本資源等等,參與分配時得都會形成較大的差距。所以首先要解決不同市場主體所占有資源的不同會導致分配結果的差距問題。
2．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礎上的，需要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恩格斯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最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變成了法律。”[3]環境公平是市場機制順利運行的條件，是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保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新所說：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不會產生任何體現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率。[4]
3．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在政權發生更迭的條件下急速地進行,而是在原有的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政府通過制定法令、制度、標準等形式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確保市場交易的效率與公正性。但轉型時期的政府既必須保持相當大的權力,又必須高度重視來自政府內部的反對改革或假借改革之名謀取私利的行為。[5]避免指政府部門始終以“超人”自居。強調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和要求政府職能轉換,政府部門是為企業和全體公民服務的“仆人”并非無它經濟就無法運轉。打擊在“放開搞活”幌子下行政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大肆“尋租”等問題。使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行業和產業部門、不同經濟區域之間規則統一、待遇相同、機會均等，使經濟運行規則和政府的管理行為真正規范化。
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它是由物質方面向精神文化乃至倫理道德層面擴展的社會狀態。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求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必須相互適應，兩者的關系猶如自行車中的兩個輪子，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平等政府法律
[論文摘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道德，法律和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方式。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前提是市場主體的平等。平等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
參考文獻
[1]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律主體的重新架構[J]，劉繼峰，當代法學，1997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539頁
第2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關鍵詞：中國經濟投資增長凱恩斯主義
一投資過度、貿易順差與流動性過剩
中國經濟從年起進入本輪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在完成從經濟蕭條到經濟繁榮的周期形態轉換后強勁擴張，連續年實現以上的實際增長速度。年以來，中國經濟在保持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良好配合格局的同時，呈現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國際貿易順差過大以及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的“三位一體”問題，對于其形成機制的主要分析方法存在著結構主義與貨幣主義的類型區別。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在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中，仍然殘余超越利潤動機和成本收益核算的計劃經濟因素；受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局限，非國有企業投資在經濟繁榮時期無法避免過度樂觀、盲目從眾或者短期投機的非理性行為。中國投資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現為投資效率低下條件下的過度投資行為。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則強調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沖動，從非理性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投資規模增加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外匯儲備增加貨幣供應增加信貸規模增加投資規模增加…”；相應地，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提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基本政策主張。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巨額并且持續擴大的國際貿易順差以及加速積累的外匯儲備，相對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人民幣匯率是明顯低估的，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化調整是必要的。中國經濟趕超過程必然重合（本幣核算的）國民收入增長過程和本幣匯率升值過程，將在成為完全可兌換貨幣和主要國際貨幣的同時，人民幣持續升值。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強調人民幣匯率的非均衡性，從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導致國際貿易順差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凈出口增加外匯儲備增加貨幣供應增加信貸規模增加投資規模增加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相應地，貨幣主義分析方法提出升值人民幣匯率的基本政策主張。
如圖所示，依據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與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固定資產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與國際貿易順差相互激發而形成正反饋性質的不穩定累積循環過程。
就貨幣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觀點對立而言，貨幣主義分析方法雖然同意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度膨脹的結構主義觀點，但是認為若延誤人民幣匯率升值過程，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這樣的需求減少（）政策措施將減少進口需求，可能惡化（而不是改善）國際貿易不平衡狀況。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懷疑人民幣匯率升值這樣的需求轉換（）政策措施對于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實際效力，認為中國國際貿易順差有著（除人民幣匯率以外）包括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種結構性原因，不可能唯一地通過人民幣升值途徑加以克服。
二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率的國際經驗
費爾普斯的經濟增長黃金律理論，揭示以追求高速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高儲蓄行為和高投資行為卻最終降低居民消費水平這樣的動態無效率（）非合意現象，經常被引證來說明中國經濟的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問題。然而，有必要具體理解黃金律理論構建的歷史背景，界定黃金律理論的模型化對象和適用條件。不能夠僅僅依據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高速增長，判定中國經濟已經違背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黃金律，從而判定投資規模是過度膨脹且不可持續的。
世紀中葉是前蘇聯經濟增長和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不過，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與美國經濟增長模式有明顯差異：前蘇聯經濟通過高儲蓄—高投資模式維持高速經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遲緩；美國經濟的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相對低下，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速度平緩，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明顯。經濟增長的黃金律理論肯定美國經濟增長模式而否定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然而從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角度給出的前蘇聯經濟失敗的經濟學解釋是不充分的。事后回顧，主要是投資內容的非生產性偏向（如軍事投資支出）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效率缺乏，而不是單純的高投資行為本身損害前蘇聯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及其可持續性。
在黃金律理論的標準模型中，可能的動態無效率現象既包括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過度狀態，也包括分散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投資不足狀態，在資本邊際生產率低于人口增長率、產出增長率和資本折舊率總和的條件下發生。對于中國經濟體系，并沒有觀察到（凈）投資收益率低于人口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總和的普遍現象；同時，其人均資本存量向發達國家水平持續收斂的發展中國家性質，也是與黃金律理論加以比較并且從中選擇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定態（）模型對象不一致的。
無論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還是庫滋涅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認為國民收入投資比率的提升，不僅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且是現代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國際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普遍支持國民收入高儲蓄傾向和高投資比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構成其成功趕超戰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韓國先后在世紀年代和世紀年代完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而在經濟趕超時期維持以上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其間，日本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年至年間從增加至，韓國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年達到的高峰值。
即使作為先發國家的美國經濟，其世紀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中的領先優勢也同樣依賴于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美國經濟的貿易和財政雙赤字以及低居民收入儲蓄傾向，給出美國經濟投資不足的扭曲印象而低估其實質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便利和促進美國經濟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充足的國際資本流入在彌補巨額美國貿易順差的同時，有效松弛美國國內儲蓄能力不足對其國內投資需求的資源約束。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在世紀年代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并且在世紀年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其資本積累形式已經從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轉變為人力資本積累為主。包括在居民消費內容中的個人教育和醫療服務支出，以及包括在政府消費內容中的公共教育、科學和醫療服務支出，構成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渠道而具有投資支出性質，然而在統計制度下卻歸屬于純粹消費項目。
從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到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從傳統經濟結構到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的實質內容，也是中國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基本標志。依據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財務指標差距而否定中國投資效率，這樣的靜態機械思維無視中國經濟落后于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忽略經濟轉型以來特別是本輪經濟周期以來中國投資效率的重要改善。
美國經濟政策界與經濟學界推崇美國經濟的效率和彈性，其重要經驗依據就是美國經濟應對本次嚴重逆向供給沖擊的良好表現。與世紀年代石油危機時不同，面臨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沖擊，美國經濟通過技術進步途徑，沿產業鏈逐級消化源于石油和其他礦產品價格的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由于美國經濟的輕型服務經濟結構和中國經濟的重型工業經濟結構，本次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對中國經濟的逆向供給沖擊更為嚴重。中國經濟能夠與美國經濟一樣，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其技術進步表現更為優異。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取得巨大進步，市場機制對于投資行為已經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市場）理性因素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投資決策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在本輪經濟周期中，中國經濟的市場體制效率與分散投資理性，在高投資行業的（事后）產能相對平衡和高收益回報中得到經驗證明。在警惕高投資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需要認識到，高投資行業產品價格首先因需求增加而上升、隨后因供給增加而下降的超調（）現象，部分屬于需求拉動型產品投資周期的典型價格行為。
三從投資缺口到均衡化調整：凱恩斯主義研究路線
第3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關鍵詞:社區經濟
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戰略的深入發展,社會轉型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許多新的變化,“單位”的社會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城市社區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社區經濟方面的問題也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在此情況下,深入研究社區經濟發展現狀,對加快我國社區建設,充分發揮社區作用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社區經濟的基本內涵與特征
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社區建設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區經濟才慢慢從城市社會福利性的區服務中分離出來,它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后才開始出現的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新概念,所以,對社區經濟的研究,目前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然而,社區經濟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活動早就存在,人們幾乎每天都在接觸它。對于社區經濟的認識,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來,目前國內大致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社區經濟就是街居經濟。因為,既然城市社區建設的基本單位是街道和居委會,那么,社區經濟也就是街居經濟。二是認為社區經濟是指區域內所有經濟活動的組合,凡是街道地區范圍內的經濟,都可以說是社區經濟。三是把社區經濟作廣義上的理解,認為社區經濟是社區各種經濟因素及其活動的總稱,包括社區經濟管理系統(如工商、稅務、金融、物價等)、社區經濟部門(如區、街和居委會經濟組織、工商業、各種服務行業等)、社區經濟活動的項目以及社區經濟的活動。
以上三種觀點主要是從經濟學角度、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界定社區經濟的。它不僅拋棄了社會學中有關“社區”、“社區建設”的特定內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區經濟與社區建設的密切關系,所以它們都存在不足之處。第一種觀點只對社區經濟中的“社區”作空間屬性上的理解,而沒有把社區經濟的內涵表述完整。因為社區經濟不只是包括街居經濟,還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種觀點則把社區經濟的外延給擴大了,有無所不包之勢;第三種觀點更是窮盡經濟之涵蓋因素,把社區經濟的范圍擴大到了極致。由于這幾種偏重于經濟學意義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區建設”所擁有的社會學內涵,導致在解釋社區經濟時顯得十分乏力。
那么,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或者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相結合的角度來理解社區經濟的內涵呢?本文認為,要界定社區經濟,必須先了解“社區建設”的內涵。因為社區經濟是社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區建設的經濟基礎,社區經濟正是針對社區建設的發展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社區建設”在社會學上具有特定的內涵,它主要“是指基層社區在政府的幫助和指導下,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會問題,提高社區成員的生活質量,促進社區經濟、政治、文化、環境、治安、務等各項事業與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過程。”因此,要完整、準確地理解社區經濟的概念,就必須從要完整、準確地理解社區經濟的概念,就必須從社會學角度來把握社區經濟的幾個基本特征。
1.地域性。社區經濟首先必須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和社區界定范圍之內。社區即地域性社會,地域性是社區經濟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區域范圍的經濟活動就不能成為社區經濟。社區經濟的地域性不僅是指其經濟主體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勞動力構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區地域性特征,社區居民必須是社區經濟的基本勞動力和主要技術的構成主體。
2.社會性。社會性是社區經濟諸特征中最為突出的體現。社區雖然首先是指一種地域性社會,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還帶有感情、特殊主義和集體主義取向。所以,社區經濟不能像其他經濟類型那樣,一味地只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社區經濟的社會性。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社區經濟不僅要講究經濟效益,而且更要講究社會效益,這種社會效益是廣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償服務,不僅可以增強社區建設的后勁,而且可以促進社區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質的不斷提高。
3.服務性。社區經濟是為了社區建設而興辦的,其宗旨是為社區居民的生活和全面發展服務。所以,并非在社區內的一切經濟都是屬于社區經濟的范疇,這正是社區經濟區別于其他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社區經濟的服務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其構成來看,社區經濟一般多以商業、生活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為主。二是從其性質來看,社區經濟的性質就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社區居民,其發展方針是“圍繞服務辦經濟,辦好經濟促服務”。近幾年來,我國許多城市社區本著“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遺補缺的方針,積極發展綜合服務事業,這已構成社區經濟的主要方面,成為社區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4.多樣性。社區經濟的多樣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內容的多樣性。社區經濟的內容豐富多彩,包括房地產、旅游、商業、餐飲、醫療保險、建筑安裝、文化教育等產業。二是經濟成分多樣性。社區經濟除了集體經濟這個主導經濟成分以外,還包括私營、個體、合資等多種經濟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區、服務于社區的一切經濟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區經濟的一部分。三是經營方式的多樣性。社區經濟一般規模不大,但經營方式靈活多樣。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隨時調整經營方式,適應市場競爭,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我國社區經濟的發展現狀
在我國,社區經濟目前正處于實踐摸索和理論探討的階段。在實踐中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經驗,理論方面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畢竟起步比較晚。因此,在其發展過程中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面臨著不容回避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
1.資本不充足
(1)社區的縱向聯系傳統化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在對社區街居實行襁褓般的束縛的同時,又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在這種體制下,社區缺乏積累社會資本的條件和動機。在計劃經濟轉軌時期,產權制度改革后,社區內的企業成為獨立的法人組織,社區居委會成為自治組織,互動合作關系。但目前有的地方的社區組織,無論思想和行為上都沒有擺脫傳統體制的影響,滯后于形勢發展,習慣于依賴政府,過著“等、靠、要”的日子。面對重要戰略機遇期,有些社區組織不是緊抓機遇,而是“瘸子打圍坐著喊”,不行動,依賴政府獲得“首長項目”以便取得財政保證。
(2)社區的橫向關聯程度低
城市社區經濟發展,要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節約交易成本,獲得最大化利潤。而從目前城市社區經濟的現狀看,長期以來傾向于和政府之間的縱向、封閉、傳統的聯系,而忽視跨社區和產業之間的交往與聯系,產生了經濟效益低的問題。
(3)社區資金短缺
我國城市化建設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了相當的水平。但對城市社區來說,資金短缺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一方面,政府財力有限,獎金投向社區的數量畢竟太少。另一方面,社區自有財力較弱,城區財政僅能維持一般工資支出,是“吃飯”的財政,險些之外,無力擔當投資發展經濟的(下轉109頁)
(上接107頁)任務,不能成為國有資金投向對象。一個地方的發展,不能光靠政府拔款,主要要靠自身的實力來支撐發展。我國城市社區經濟恰恰是在自有財力上短缺。
2.結構不合理
長期以來由于缺乏建設、管理社區的經驗和對客觀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以至于我們在著力發展社區經濟時出現戰略決策的失誤,戰略重點的失衡,產生了許多結構性的新的問題。如,以往在城市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中,把發展重工業放在不恰當的位置,許多城市忽視輕工業,與此相適應,勢必重視積累而輕視消費。重視經濟增長速度而輕視經濟效益,重視生產用品而輕視生活用品。受這種發展戰略的影響,我們原先的一些社區經濟的結構自然地有著“畸重畸輕”的痕跡。許多城市社區超越自身條件的許可范圍而貪大而求全,忽視固有的優勢而追求自成體系,忽視長期發展戰略而追求短期效益,以至生產結構上比較失調。資源得不到合理開發和利用,生產潛能得不到充分發揮,消費結構上供不應求,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技術結構上不能及時更新換代向高層次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益極不相稱,體現不出經濟發展的戰略要求。
3.管理不完善
我國城市經濟管理體制基本上是沿襲蘇聯縱向的集權式管理機制,雖然也有幾次變革,但主要是在調整條條塊塊的管理權限上做文章,沒有跳出以行政部門和行政方法管理企業的圈子,仍然是矛盾重重,根本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城市社區經濟的管理也不外乎如此,其主要弊端是:
(1)條塊分割嚴重
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域管理社區經濟,最突出的矛盾是條塊分割。在一個城市內,社區工業企業有的按行政隸屬關系劃分,有的按行業關系劃分,自成體系,條塊分割,很難對其進行統籌規劃,綜合管理,造成生產與存儲、生產與銷售的脫節,影響了商品的流通,阻礙了條塊之間的經濟活動。特別是改革過程中城市社區所有制的改革取向更弱,無論是“大集體”、“小集體”,還是國有小企業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合作經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而且其產權管理政府仍沒有“松手”,過渡性質較為明顯。
第4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關鍵詞]新型工業化歷史進程
一、*工業歷史概況及評價
（一）*工業歷史概況
*
六是輕、化、紡織工業方面，主要有印刷、棉花加工。其中印刷：1958年—1990年，從業144人，產值188萬元。棉花加工：1955年——1990年，4家企業，年加工皮棉7700多噸，從業350人，產值4412萬元。另外還有肥皂制造、造紙、芒硝生產、紡紗、織布、地毯加工等加工業。
下面是從1949年——1990年*傳統工業體系下的主要工業產品一覽表：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成熟，隨著國有企業改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尤其是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推行，在大的經濟發展趨勢下，*傳統工業體系基本坍塌，眾多的工業生產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被淘汰、關閉、倒閉。其中一些工業生產企業依靠自身的競爭優勢，得以保存下來，并成為今天*發展新型工業化體系的基礎和支撐，象*啤酒、*煤炭、*電力、*石油化工和乳制品生產等企業，成為*新型工業化發展的主力軍。
從五十多年來的*工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工業發展既有政策和市場方面的得失經驗教訓，也有執政能力和判斷形勢以及把握時機方面教訓經驗，值得我們深思。
（二）*工業發展歷史的啟示評價
回顧歷史，總結歸納*工業化發展中的歷史經驗，給我們今天發展新型工業化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啟示思考
*工業發展的歷史大致經歷里三個階段。
一是上個世紀的50年代初期——92年黨的十四大之前。這個時期，在計劃經濟的絕對主導下，構建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以輕紡、食品、煤炭電力、建材為主工業體系，是典型的傳統工業，六大類涉及三十七個具體行業，企業達2000多家，產值達1.6億元。主要特征是平均分配，充分就業，社會穩定，工業增長以資源大量投入、能源大量消耗為動力的增長點。
二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2002年黨的十六。這個時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和法制化的過程，以完善市場經濟體系，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減員增效，調整經濟結構為主線，*工業從傳統工業向新型工業轉軌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傳統工業體系坍塌，大量的企業破產關閉或改制為私企，失業增加，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增加。工業發展停止并略有倒退。比如1995年即“八五”末實現工業產值7903億元，到2000年即“九五”末實現工業產值7899億元，工業產值基本沒有發生改變。
三是2002年黨的十六大——至今。這個時期是深刻落實黨的十六大報告關于經濟發展方針政策的時期，尤其是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的時期。這個階段，*黨委和政府積極實施工業強市戰略和優勢資源轉化戰略，抓住機遇，很好的把市場導向與國家產業政策想結合，初步建立起以煤炭石油、棉紡業和特色農產品加工業為主的新型工業化體系，現有企業846家。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工業結構日趨合理化，工業運行質量提高，實現跨越式發展，從“九五”末工業產值7899億元，到2005年即“十五”末實現工業產值13億元。工業發展以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方向，以人為本，大力提倡循環經濟和環保理念等.
同時,*工業發展的歷史,也為今天大力發展*特色新型工業化帶來了一些啟示和思考。一是一定要堅持科學發展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領*特色新型工業化發展，以人為本，努力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二是一定要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五種執政能力。即不斷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和總攬全局的能力。路線確立了，關是領導干部。三是結合*新型工業化發展的實際情況，充分挖掘資源潛力，積極促進工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把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結合起來，不斷創新有*特色的工業發展體制和以及機制管理模式
二、*新型工業化現狀分析
（一）新型工業化的內涵
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對新型工業化概念作了界定。理解新型工業化的內涵需要與傳統工業化的區別與聯系角度去把握。從區別來看，新型工業化道路不能重蹈傳統工業化覆轍，不能再以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工業的高速發展；從聯系的角度看，新型工業化不是全盤否定傳統工業，傳統工業仍然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內容。因此，*發展新型工業就必須立足*資源優勢，鞏固提高傳統工業，以招商引資為動力，實施科技創新，構筑*新型工業化體系。
（二）*在塔城地區“三大經濟板塊”中的定位
根據《2006年塔城統計年鑒》關于塔城地區五縣二市的工業經濟數據統計（材料一）和發展速度對比分析（材料二）：
*
通過對兩個材料的分析對比，可以得到結論：*工業經濟在塔城五縣二市經濟的發展中處于龍頭帶動作用的地位。
（三）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優劣勢分析
*發展新型工業化既具有難得的機遇又面臨著艱巨的挑戰，理性分析*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優劣勢，對于規避劣勢、發揮優勢，促進新型工業化發展意義重大。
1、*發展新型工業化的有利因素
（1）工業基礎扎實。80年代就已構建以食品、輕紡、煤炭、電力、建材為主體的傳統工業體系。經過多年的艱辛努力，培育了部分專業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人才，積累了一些發展經驗；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企業活力有所增強，企業產權改革基本完成，部分企業煥發出了新的活力，由于自身素質的逐漸提高和發展環境的不斷改善，非公有制企業的競爭力正在逐步增強，有了一些如*啤酒、四棵樹煤炭、屯河番茄、北方新科等發展勢頭良好的企業，為加快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2）資源優勢突出。*蘊藏有20余種礦產資源，其中煤炭、石油、黃金、銅礦、石墨、石灰巖、鉛礦、鎳礦儲量豐富，工業價值極高，為*新型工業化走資源轉換戰略提供了堅定的物質基礎。
（3）區位優勢顯著。經濟區位與經濟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系，經濟區位優勢越強，經濟發展越快。*具備發展新型工業化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處于新疆天山北坡，在交通網絡中處于圓心地位。從塔城地區看，*處于地區最南端，有奎賽高速公路、歐亞大陸橋從境內穿過，同時*又毗鄰工業區獨山子和商業城市奎屯。交通發達，信息暢通，區位優勢逐漸增強。
（4）政策機遇難得。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我們指明了方向；自治區、地區新型工業化會議為我們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政策保證；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和廣泛運用，我市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為加快外向型工業發展，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周期，國內市場將持續擴大，為我市工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2、*發展新型工業化的不利因素
一是資本市場相對分散。主要表現為物質資本、貨幣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過于分散，既無體系也沒有規模，這就成為無法形成大型工業集團的“瓶頸”；二是工業結構矛盾相對突出。在工業內部，重工業比重小，輕工業比重大，深加工、精加工產品少，原料型初級產品多。今年上半年，全市鄉及鄉以上重工業完成值1.9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3.1%；輕工業完成值1.9億元，同比下降16.6%，重工業快于輕工業，這導致企業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相對較低；三是聯動機制不協調。即工業與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產業化結合度偏低，因而工業的輻射拉動作用就無法發揮；四是企業管理人才匱乏。*的中高級人才大都集中在衛生、教育、黨政機關，而企業人力資源就相對匱乏，尤其是懂管理、能管理、會管理的工業經濟人才更少。
三、*新型工業化發展的對策思考
（一）實施重點工業項目，培育工業經濟新的增長點
從整體看*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從產業結構比重看，第二產業剛超過第一產業；從工業內部結構來看，輕工業比重過大；勞動力剛剛開始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必須大力實施工業項目，尤其是重點工業項目。有了工業項目，才能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實施工業項目要堅持選擇好項目，重點開發、加重發展的原則，這是新型工業化的客觀要求。對*來說，就是要做大做強石化、煤電、棉花、綠色農產品加工等“四大產業”，不斷增強產業帶動能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優化升級工業結構，提升工業經濟發展水平
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增長方式才能改變，工業經濟存量才能提高，從而最終實現工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必須堅持現有產業為基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發展新興工業，構筑新的工業產業體系，這是新型工業化發展的本質要求。對*來說，優化升級工業結構，重點是提高重工業的比重，提高重工業的運行質量和效益，把*建設成北疆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為石化生產服務的基地，同時大力發展棉紡產業和特色農產品加工業，鞏固推進輕工業發展，大力發展旅游等服務業，提升服務業的服務水平和質量。
（三）推動科技創新，提升工業經濟核心競爭力
科技對工業發展的作用主要是支持、引領作用，通過科技創新實現工業的高新技術化，提高工業的整體科技水平，包括生產、設備、工藝、產品、環保等技術含量都有一個整體提高。工業一旦高新技術化，工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會提升。同時，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工業是科技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來說，一是要加大科研力度，加快研發和使用新技術，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產權；二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完善以工業為主體的投融資體系；三是要開展重點專項研究，在重要的領域實現科技創新的突破；四是要加強科技人才隊伍的建設，為科技創新提供堅實的基礎。目前，西北工業大學科技園是集科研與生產為一體的科技園，它在*的落戶，為*科技創新構建了平臺。一些企業如*北方科技投資有限公司近兩年來已獨立研發自己的核心技術，極大的提高了企業競爭力。
（四）推進招商引資，為新型工業化提供持續動力
科學發展觀要求做到統籌兼顧，而新型工業化要求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路子。因此招商引資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要求，立足新型工業化的本質，由傳統的招商引資轉換到選商選資的軌道上來，才能為新型工業化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對*來說，一是要打破行政區劃、隸屬關系和所有制制約，把國家產業政策、市場投資趨勢和*的資源優勢結合起來；二是要實現專業化招商和市場化運作相結合，招商引資必須符合市場發展規律；三是要加大政府職能轉變，制定招商引資的政策、制度，規范招商引資行為，提高服務質量；四是要加快工業園區建設，主要在同區規劃、同區管理制度和同區服務三個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切實為新型工業化搭建有效載體。
第5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關鍵詞：拜物教；經濟哲學；五位一體；發展目標
“社會關系物化”，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這里沒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它客觀上有利于人們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系，促進了人們現代平等觀念和自主意識的形成，使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注重人格的平等和獨立，有利于強化人們的民主參與意識，有利于建立一種平等、互助、團結、和諧的社會關系。然而，社會關系過度物化，市場等價交換原則超越經濟領域滲透到社會政治、精神領域，使人與人的關系都變成了商品交換關系，商品拜物教滋長蔓延，后果將不堪設想。
首先，把握“社會關系物化”的度，防止和反對見物不見人。“社會關系物化”，是不同所有制市場經濟社會共同的社會經濟現象，也是市場經濟區別于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顯著特征。所謂“社會關系物化”，就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商品生產者只是通過市場交換，才把私人勞動證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才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生社會接觸。這就使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物化了，他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不是表現為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或者說，以物為媒介的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物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商品形式的奧秘。“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商品生產者彼此獨立，猶如原子般自由活動；他們只有通過物與物的聯系，才能發生真實的社會聯系；物與物之間的關系遮蔽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單純原子般的關系，從而，人們自己的生產關系的不受他們控制和不以他們有意識的個人活動為轉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過他們的勞動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這一點而表現出來。”
人的發展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社會化生產為物質基礎，以社會關系的全面性豐富性為社會條件；否則，人就不能確立起在自然界面前的主體地位，不能使自己的勞動擺脫謀生的性質，更不能實現人的本質力量全面而充分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關系物化是在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具有歷史合理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得不通過物的聯系來實現人與人的社會聯系，同時又能夠控制社會關系物化的范圍和程度，使之成為實現人的本質的手段。市場經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機制，但如果見物不見人，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搞“GDP崇拜”，放棄其他目標和追求，或者其他社會活動也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人除了追求物質財富之外，還應該有更高尚的精神追求。如果社會關系過度物化，手段顛倒成為目的，市場關系一旦滲透到經濟領域之外，就會使人文精神嚴重失落，人生追求和國家發展目標發生偏頗。這就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來源于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看來很簡單很平凡的商品，卻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在商品世界里，如果個別勞動不能還原為社會勞動，個別效益不能轉化為社會效益，就實現不了從商品到貨幣的飛躍。在這“驚險的一躍”中摔壞的不是商品本身，而一定是商品生產者自己。這樣一來，商品交換的結果似乎主宰著人們的命運，久而久之，不了解交換過程本質的人們就會對商品充滿著神秘感，就會把商品、貨幣當作神來崇拜。因此只要存在市場經濟，商品拜物教就存在滋生、蔓延的土壤。拜金主義又是商品拜物教的典型表現。
發展市場經濟初期階段的特殊社會法律環境，使得現實生活中金錢關系向社會生活各領域滲透，連神圣的學術殿堂也受到玷污。據報載，時下博士點的申報出現了怪現象：“有的申報單位先到各地拜會相關專業的博導；再探明評委名單挨個拜訪。形成了申報博士點大家都拜你不拜不放心的心理，構成了申報博士點‘功夫在學問之外’的境況。”作者列舉了博士點申報過程中的三大負面效應：學術力量競爭中人才引進的負面效應，學術成果競爭中的負面效應，學術影響競爭中“學術公關”的負面效應；呼吁進一步完善學科點申報過程中的制度與規范，從而讓各申報點能夠擺脫勞民傷財的“學術公關”，真正練好學術內功，真正注重學術內涵，真正推動學科點的建設健康有序的發展。近年來體育競賽中頻頻暴光的“黑哨”、“假球”、“假摔”、“假跑”，也是金錢對人類體育精神的褻瀆。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關系過度物化可能導致拜物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勞動仍是人們謀生的主要手段，利益最大化理所當然成為商品生產者的追逐目標，錢與物在人們生活中仍然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經濟交往在社會關系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第二，腐敗現象對社會風氣的毒化和人們行為的誤導。部分人的價值取向錯位，奉行實用主義人生觀，以利益互換作為處理人際關系原則。第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不相適應，規范人們行為的價值和秩序仍然存在不少真空和薄弱環節。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一些人拜倒在金錢的腳下，把“有錢能使鬼推磨”奉為圭臬。
拜金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必然聯系，不能因為發展市場經濟就聽任拜金主義自由泛濫。現階段拜金主義雖然難以絕跡，但絕對不能成為我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我們應當而且可以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控制其消極影響，并逐步創造拜物教消亡的條件。
其次，堅持“五位一體”發展目標，控制拜物教蔓延。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經濟增長、重視GDP指標，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和動搖。與此同時，要堅持用科學發展觀健全和完善國家改革和發展的目標體系，更加注重解決社會建設、社會發展滯后的問題，使發展市場經濟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統一起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和諧社會，是和諧社會理想與原則的當代化與中國化。同志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概括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六個方面的規定性，覆蓋廣義社會形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五位一體的全面發展，對現階段要構建的和諧社會的科學內涵做出了全面界定，反映了當代中國各階層的共同利益，能夠把各種社會力量凝聚起來、各種積極因素充分調動起來。科學發展觀在堅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共同進步思想的基礎上，根據新世紀新階段國家發展的特殊性，把包括人與自然和諧在內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條件和重要目標，實際上形成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完整的發展目標體系，實現了國家發展目標體系上的與時俱進，有利于我們更科學、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市場經濟手段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加快經濟發展，是有效控制拜物教蔓延的治本之策。沒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要從根本上控制拜物教蔓延是不可能的。正所謂衣食足則禮儀興。只有經濟發展了，基本生活需要滿足了，錢和物在人們生活中逐漸退居次要位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重利輕義現象，從而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一種平等、互尊、團結合作的人際關系。
實現經濟文化發展一體化，營造控制拜物教蔓延的輿論環境。和諧社會是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在內的社會系統各種要素相互協調的最佳狀態，僅僅關注物質利益的和諧是不夠的，事實上也是做不到的。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這是拜物教蔓延的重要原因。因此，確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觀念，堅持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引導多元化的社會思潮，使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使之滲透到社會關系結構的方方面面，自覺抵制拜物教滲透，逐步建立起一套與和諧發展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社會監督體系、輿論引導方式。
樹立以人為本的財富觀，抵制拜金主義。財富不僅是物，更是人們社會關系的豐富性和自由個性的充分發展，財富不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資本主義社會，“物”統治人，人成為創造財富的手段，物增值，人貶值，人是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對象，使人不成其為人；資本占有勞動，人成為資本的奴隸，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使人不能平等的發展；固定的社會分工限制著人，使人不能自由全面地發展。
我們既要重視貨幣在發展市場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又要抵制拜金主義的誘惑。金錢有兩面性：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所以，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看重金錢，又要看穿金錢。重視物質利益與抵制拜金主義的界限，在于是否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追求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否認個人利益等于否認市場經濟，但共同富裕、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才是我們發展市場經濟的最高目標。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明規范上，我們追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最佳結合。講發展不能只見物不見人，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
最后，人與人關系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核心關系，是建立其他各方面和諧關系的基礎。而人與人關系的和諧需要人格素養的支撐。人格素養對人自身心靈世界的關懷和匡正，是人自我超越的境界。人類天然需要現世關懷和終極關懷，渴望尋找生活價值和意義。人類文化是文明的結晶，是文明進步的標尺、生長點、推進器。掌握人類文化成果，有助于理解人生意義、確立人生價值目標，選擇生活方式。人文科學知識凝結了人類的自然、社會、人生及其相互關系的思考，體現了對真、善、美的追求，對于矯正現代化的偏頗，安撫現代人的心靈，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園，提高人格修養十分有效。加強人文學科學習，有助于培養理性知識能力、善惡判斷能力、審美鑒賞能力，有助于堅定理想信念，陶冶健全人格，提升精神境界。
確立發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循環經濟戰略目標。樹立“五位一體”的發展目標，，需要吸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避免發達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不同程度遇到的資源短缺、環境負荷沉重問題。需要汲取“增長極限論”的合理因素，充分考慮資源環境的最終極限對人類發展的影響，自覺制止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需要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念：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對主體，人類社會經濟必須繼續發展。同時，經濟建設必須充分認識和遵循自然規律，節約資源、改善環境，不斷提高生活質量，努力做到在與自然和諧共處中，實現人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借鑒“循環經濟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觀”的最新經濟發展形態，確定發展循環經濟總體戰略目標。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擺脫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未來發展來規范現在發展，關注經濟增長的資源和環境成本，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努力實現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確保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確保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第6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關鍵詞】社區銀行；可行性；發展模式
一、引言
為追求市場競爭力的增強和經營效益的提高，幾乎所有商業銀行都不同程度地追求“做大”。這一點，在處于轉軌經濟的中國尤甚。在這種大環境下，社區銀行的生存和發展遇到了極大的挑戰，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社區銀行在中國是否有發展前景？其在中國賴以生存的土壤是什么？在中國發展社區銀行，可行的發展模式有何獨特性？在我國現有商業銀行的結構框架下，如何發展社區銀行使得銀行總體結構最優，實現市場資源的合理化配置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從已有文獻看，目前業內對于在中國發展社區銀行的可行性和前景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希望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我國的社區銀行發展可行性以及發展模式做出進一步的闡述和說明。
本文的剩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了社區銀行的起源和地位；第三部分闡述了社區銀行在我國的發展現狀；第四部分對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條件進行分析；第五部分探討了在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模式；第六部分得出研究結論，總結了全文的研究思想；第七部分從政府宏觀調控角度出發，試給出政策建議。
二、社區銀行的起源和地位
“社區銀行”（Community Banks）一詞最先起源于美國，現在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金融發達國家普遍存在。所謂“社區”并非我們通常字面所理解的城市社區概念，而是泛指城市或鄉村居民的聚居區域。美國獨立社區銀行協會（ICBA.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s of America）給社區銀行作出如下定義：社區銀行是獨立的、由當地擁有并運營，其資產從少于1000萬到數十億美元不等的機構。現在所說的“社區銀行”主要指那些資產規模較小、區域集中度較高的、擁有關系型信貸優勢、主要為經營區域內中小企業和居民家庭服務的地方性小型商業銀行。
眾所周知，美國的商業銀行體系十分發達，主要包括跨國銀行、全國性銀行、超級區域性銀行、區域性銀行以及社區銀行，其中社區銀行的比例最高，占比超過90%，是美國商業銀行結構的主要組成部分，其在銀行體系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盡管近30年來由于銀行業的大規模并購和破產導致整個商業銀行體系出現較大波動，加上大銀行實行經營地理范圍的擴張策略，導致美國社區銀行的數量大幅度減少，行業份額有所下降，但其持有的資產和存款總量仍在增加，總體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競爭力。
美國社區銀行業之所以如此興旺，是因為大銀行由于市場定位和規模特點無法有效滿足遍布全美的數量眾多小企業的各種服務要求，而在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的美國市場，社區銀行能夠為廣大小企業提供重要的信貸支持，因此能得以在激烈的銀行激烈競爭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金融機構發達的國家，如歐洲各國及日本等。這些國家和政府都相繼出臺了大力支持發展社區銀行的政策，由此說明社區銀行的發展前景依舊十分樂觀，其在未來的銀行業發展中會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我國社區銀行發展現狀
我國民間并沒有“社區銀行”這種說法，我國學者根據國際社區銀行的相關定義，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為社區銀行賦予了新的含義。巴曙松（2002）認為，社區銀行是在一定地區的社區范圍內按照市場化原則自主設立、按照市場化原則獨立運營、主要服務業中小企業和個人客戶的中小銀行。康衛華（2005）認為，社區銀行是從當地住戶和企業吸收存款并向當地住戶和企業提供交易服務的金融機構。
對比國內外相關研究對“社區銀行”的定義可發現，我國的社區銀行主要是指類似城市信用社或區域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然面，由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和機制還不健全，特別是社會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和自身體制以及經營機制上的一些問題，這些中小銀行與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社區銀行還存在較大的差異，屬于不規范的“準社區銀行”。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已經有一部分的城市農村信用社和商業銀行逐步意識到自身存在的不足，開始立足于轉制和科學發展；而美國社區銀行的成功則為這些銀行的轉型注入了一劑強心劑，促使這些銀行在社區銀行發展的道路上更加積極地探索。但是，由于我國銀行業發展時間較短，先期發展受到計劃經濟的影響，制約痕跡明顯，在轉換和發展的過程中，遭遇了很多問題。如社區銀行市場定位不明確，并沒有所謂的“區域”概念，盲目追求“做大做強”，同時這一理念還迅速擴展到了整個行業，產生系統性偏差。這些銀行并沒有把為社區中小企業、家庭和個人提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務作為發展戰略的重點，因此最終陷入和大型銀行的同業競爭，進一步加劇了銀行業結構分布不合理的現狀；其次，由于受限于資產規模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我國現有社區銀行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不夠，所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比較單一，功能缺乏，影響了這些銀行為社區企業、居民提供優質便利的金融服務的能力，加上各項產品之間的關聯度不足，造成對客戶投入成本的巨大浪費；最重要的是，社區銀行與大銀行在資本構成、組織形式、市場定位、經營地域范圍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上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我國現有的金融法律法規對各種銀行機構采取無差異化的統一規范，忽視了這種差異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礙了社區銀行的建立和發展，對社區銀行的運營管理也無法有效監管。
綜上所述，我國社區銀行的發展只能說是處于初步萌芽階段，與西方發達國家還存在很大差異，面臨問題和困難較多，總體發展速度較為緩慢。
四、我國社區銀行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雖然我國的商業銀行目前碰到了很多問題，但不代表這條路是行不通的；相反，社區銀行發展的可行性值得更加積極的探索。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需要社區銀行的出現，規范的社區銀行對完善中國銀行業結構會有積極的推進作用。發展社區銀行不僅可以滿足多層次的金融產品需求和個性化金融服務，還可以增強銀行業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建立一個以中小金融機構為主體的金融體系，能夠很大程度上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同時還能改善我國基層金融空洞化、金融服務出現真空的局面。因此，發展社區銀行成為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必然選擇。
隨著銀行改革的不斷深化，市場對區域經濟的分化整合愈加顯著。傳統的行政區域劃分受到了市場經濟區域劃分的強烈沖擊，不同區域由于其經濟發展狀況不同，人口構成不同，產業結構存在差別，對本地區的金融服務需求也存在較大差異。分析中國目前的金融發展現狀可發現，我國發展社區銀行具備條件已經成熟，完全可以建立科學規范的社區銀行。
首先，中國中小企業的廣泛存在及其融資需求客觀上為社區銀行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場條件。近年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我國市場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中小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擴張壯大，其在經濟增長、吸收就業等方面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它們所面臨的融資環境并不寬松。大型銀行日益將融資的重點轉向大型公司，中小企業面臨發展機會雖多，但資金運轉困難，無法順利獲得貸款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中小企業的長期發展，而建立以中小企業為主要融資對象的社區銀行則能夠客觀上促進市場競爭的充分展開，增加市場活力。研究表明，小型銀行在發放中小企業貸款時較之大型銀行更有優勢，為其發展提供了潛在的市場機會。
其次，社區銀行由于規模小，資金量有限，所需資本不高，便于民間資本進入和市場競爭的充分展開。我國之前對銀行業發展制約較多，銀行多是國家資產，民間資本不能順利進入銀行業，但社區銀行進入壁壘較低，降低了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門檻，有利于提高銀行業本身活力，促使大小銀行在競爭中各自發揮優勢，有針對性地定位市場，保證銀行所提供金融服務質量的提高，在銀行投資者獲利和銀行客戶滿意兩方面達到雙贏的結果。
最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相對于中西部等不發達地區，東南部和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更快更好，這種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大型銀行將發展重點放在了相對發達的地區，造成了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合理，越是不發達的地區，越需要充足的資金，當地卻缺乏有力的金融機構保障其資金運用，這些企業苦于借款無門，加速向東南部移動，進一步加劇了不發達地區的經濟落后；更有甚者，本來急需資金的不發達地區的資金通過大型銀行的分支機構網絡，被轉移到資金已經比較充裕的發達地區，導致地區差距越來越大。這種惡性循環會造成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隱患，影響社會安定和諧，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社區銀行能夠填補金融服務的缺口，其“吸當地，用當地”的資金運營模式，能夠緩解之前這種虹吸現象及其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促進市場經濟平穩有序的向前發展。
總而言之，社區銀行已成為當前金融業改變其二元結構，促進銀行結構全面調整，緩解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解決的最佳途徑之一，我國現已具備培育社區銀行的肥沃土壤和便利條件，因此應該加快步伐，為社區銀行的成長創造健康的環境。
五、我國社區銀行的發展模式
社區銀行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這不代表其在中國的發展模式也要照搬美國。對此，學者針對中國當前的銀行業發展現狀提出了一些建議：錢水土、李國文（2006）認為社區銀行的設立途徑有三種：由民營企業資本組建、將現有小型金融機構進行改造、由民間非正規金融引導為社區銀行；彭路（2007）借鑒美國社區銀行在拉動不發達地區和不發達部門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認為我國為解決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和金融結構的二元性，應把社區銀行作為發展地方經濟的金融支撐，以求社區銀行與地方經濟的協同發展。
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應該根據不同地域的經濟發展程度決定社區銀行的發展路徑。首先，在銀行的規模和數量問題上，由于發達地區銀行眾多，目前分工不清，競爭同質化現象嚴重，因此可主要采取改造的方式，將原有的小規模區域銀行進行調整和改制，使其逐步規范，成為符合要求的社區銀行；而在不發達地區，當地銀行數量有限，可新建與改造并舉，將現存諸如信用社等經營管理不善的小銀行進行統一整合和規劃，加強監督和管理，制定制度化和科學化的發展路徑，同時新建一批符合要求的社區銀行，從頭開始建立有利于其區別舊有銀行，同時更容易吸納新的人才和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其次，通過總結我國前期銀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對社區銀行的產權進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社區銀行產權模式的核心是公司的產權組織形式，社區銀行的產權歸屬決定其內部權力的分配和制衡，是銀行最重要的核心內容。國外社區銀行的產權組織形式一般都是股份制，按照股份制公司“兩權分離”的要求進行法人治理結構的構建，按照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實行商業化經營管理。我國由于地區間歷史因索、文化差異及貧富差距較大，社區銀行的設立可因地制宜地探索股份制與合作制結合的模式。一些全國中心城市和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縣、地級市的中小金融機構經過重新整合，可以組建成股份制模式的社區銀行；一些區域中心城市和經濟較發達的縣、地級市的中小銀行機構經過重新整合，可以組建成股份合作制模式的社區銀行；在廣大縣域和金融不發達地區應把農村信用社轉化為合作制的鄉村社區銀行。
最后，社區銀行應建立完善的內控制度和風險管理體系。對于所有銀行來說，導致其產生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有效控制風險：社區銀行規模小，資金量有限，風險抵抗力弱，一旦發生風險，會迅速陷入破產危機。因此，社區銀行的發展必須更加注重對風險的防范和控制。社區銀行由于行業集中度和貸款風險集中度較高，貸款金額較小，貸款客戶比較分散，應制定規范的信貸管理政策、程序并嚴格執行；同時，應把企業的有限責任轉變為法定代表人、實際控制人以及大股東個人的無限責任；集中全力搜集客戶信息，清除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壞賬損失，從而有效避免可能出現的信用風險。同時，社區銀行還要嚴格控制存貸款比率，保證資產負債的期限相匹配，保持足夠的資本充足率，達到規避流動性風險的目的。
六、研究結論
根據前文分析，本文得出研究結論如下：（1）我國社區銀行的發展雖處在起步階段，面臨很多困難并存在一定不足，但其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是樂觀的，并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2）我國在逐漸放開市場，促進銀行業整合的過程中，孕育出適合發展社區銀行的肥沃土壤，社區銀行在我國的發展是完全可行的；（3）在我國建立社區銀行必須結合我國金融環境選擇合適的發展模式，在不同經濟區域應當采取不同的發展策略，發達地區以整合為主，多采取股份制形式，不發達地區應當結合自身情況同時采用整合與新建兩種擴張方式，產權模式也應根據情況選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4）社區銀行的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若想讓其得到健康長期的穩態發展，必須注重對風險的把握和控制，因此，建立嚴格的內控制度和風險管理體系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7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我國“十一五”規劃明確指出：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到境外投資，鼓勵境外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擴大互利合作和共同開發。因此，在今后的對外開放中，必須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方針，特別是要抓緊研究和實施“走出去”的開放戰略。本文就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環境進行分析，以利于我國中小企業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時采取適當的策略，提高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環境分析
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的世界經濟環境
企業國際化經營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經濟全球化加速了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戰后國際企業、跨國公司也如雨后春筍般地大量涌現，截止到2004年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已達6480億美元。從參與國際化的國家和地區來看，現代世界的國際化經營，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且投資規模、方式、范圍和地區都有所變化，投資速度大大加快，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不僅超過了全球產出的增長，而且超過國際貿易的增長。投資的地區也轉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并舉。
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一體化趨勢加強。在過去二三十年中，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國際經濟一體化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當今世界按區域劃分已形成各種經濟圈，其中較典型的有：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地區經濟圈。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興起顯然有利于經濟圈內企業，不利于區域外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繞過外國貿易保護，從而開辟新的國際市場，或者保持現有的市場份額，甚至還可以獲得投資所在國貿易壁壘帶來的一些好處。此外，對外直接投資還是一種預防性對策，可以針對出口市場可能出現的新的貿易保護政策，提前打入該市場，進行生產經營活動。
世界經濟重心出現轉移。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兩大趨勢已日益明顯并引起人們關注。一是全球經濟的“引力中心”將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亞太地區的經濟近幾年來持續高速增長，外貿總額與外匯儲備也與日俱增。二是經濟發展將由北半球北部向南轉移。今后世界經濟最富活力的地區將集中于資源和勞動力密集的南方。隨著計劃經濟模式日益為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這使經濟南移的可能性增大。
社會需求的多樣化導致產品生命周期縮短。產品需求的個性化與多樣化使產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企業的研發費用迅速攀升，成本加大。這種情況下，企業除了調整產品結構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開拓海外市場，就可以使企業保持創新產品的合理生產規模，延長產品的生命周期，使企業的研究和開發投入獲得良好回報。中小企業貼近市場、貼近消費者，具有較強的親和力，同時具有較強的意識能力和模仿能力，能較為敏感地捕捉到國際市場的信息并做出快速反應。
各國產品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速度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產品生命周期縮短，同時許多國家也處于轉型經濟中，產品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速度日益加快，這已成為一個普遍趨勢。由于國內市場的相對飽和，許多國家都放眼世界，在全球范圍內尋求產業結構的梯度轉移。而這進一步為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條件。
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國際投資環境
發達國家是最大資本供給者和需求者。2004年，美國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名列榜首，英國和中國則分列二、三位。中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達606億美元，僅排列第三。10個最大的東道國吸納的外國直接投資約占世界總流量的2/3，而100個最小的外資吸納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只占世界流量的1%，相差較為懸殊。隨著發達國家經濟全面復蘇和繁榮，發達國家主宰國際直接投資的趨勢更為明顯。
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后起之秀。隨著世界經濟的高速增長，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迅速。其良好的經濟發展前景、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和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吸引了大批的投資者。2004年東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達到46%，達到1050億美元，大約占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23%。
中東歐、亞洲、中美洲和非洲成為國際投資熱點。這些地區集中了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這幾年經濟發展迅速，社會趨于穩定，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所以大量的外資涌入這些地區。同時，這些地區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較低，發達國家或者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區域的企業勞動力成本日漸增高，市場日趨飽和，為了進一步降低勞動成本，同時開拓新的市場，它們進行產業的梯度轉移，立足于全球化的發展戰略，紛紛到泰國、越南、巴西、印度尼西亞、匈牙利、俄羅斯、南非等社會經濟環境較為穩定、市場潛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或進行技術輸出。
對外直接投資以市場導向型為主要形式。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根據其動機分為三種類型：自然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生產要素導向型。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經營戰略更多采用市場導向型，即對外直接投資更注重市場容量和份額。
投資主體多樣化，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速加快。以前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為大型跨國公司，人們也總認為跨國投資必是大型跨國公司所為。這種現象，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發生了徹底改變。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改變。為了生存發展，為了盡快融入世界大潮，大批中小企業也紛紛加入跨國投資行列，成為中小型的跨國公司。同時，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也為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特別是一些國家對外資給予了許多優惠政策使中小企業抓住了歷史機遇，采取“走出國門、博采世界之長”的戰略，將經營和生產據點設在勞動力、技術、資源、市場等要素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形成一道國際投資的亮麗風景線。
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技術環境
信息技術進步促進了知識全球化的發展，并使單位成本急劇下降從而刺激信息市場的需求而帶動經濟的發展。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技術手段的標準化，以及其他服務成本的下降，給中小企業以低成本在全球范圍配置勞動力和資本資源提供了前提條件，也為進入其它國家市場提供了新的契機。信息技術不僅使投資活動變得更易于控制和形成預期，而且使投資者對投資活動的分析更加受到其他投資者信息的影響，多米諾骨牌效應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知識經濟全球化使競爭從有形資本的競爭轉變為無形資本的競爭，從土地、資金和勞動人口的競爭，轉化為人力資本、資金、信息和知識的競爭，并且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原理也面臨著內在的重大調整。自然稟賦不僅僅是土地、人口、資源、技術和資本，還加上了創新技術、信息資源和知識思想潛力等無形稟賦。信息資源、創新能力和知識要素共同構成了當代國際競爭的新要素。信息和知識可以為廠商帶來更高的生產效率使單位生產成本下降從而獲得成本優勢，或者為廠商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差異性戰略，或者為廠商提供選擇合作伙伴組成戰略性聯盟的商業機會。知識經濟條件下的國際經濟更富有競爭性，但同時也對廠商之間的合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競爭合作將成為國際經濟發展的主流。國際化-[飛諾網]
知識經濟條件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戰略地位更加凸現。由于知識的互補性正在逐步取代物資資本的互補性，從而改變了傳統工業經濟條件下中小企業對大企業的附屬地位，企業之間相對地位取決于其擁有的知識質量、數量。因此，中小企業的資源配置能力與大企業幾乎毫無區別。中小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國際和國內的網絡建立國際關系，分享全世界最前沿的產品信息、市場信息與技術信息，開拓國內國際市場，進行只有大公司才有技術力量進行的技術轉移。現在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國際營銷網絡經銷產品，每個中小企業致力于做好自己最擅長的項目，就能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占有自己的生存空間。現代信息技術的普及尤其是互聯網的崛起，已經改變了以往中小企業獲取信息落后于大企業的局面，打破了大企業在信息擁有方面的壟斷優勢。總之，在這個時代，中小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為了生產某一產品或提供某一項服務，它可以非常方便地從世界各地獲取信息并組織生產要素。
構筑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國內支撐環境
當前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日益受到各方的重視，但仍存在著審批手續過于繁瑣、融資渠道狹窄、政策不配套、資金援助和稅收優惠不多、社會化服務體系薄弱等問題，這些都成為中小企業實施國際化發展的障礙。因此良好的支撐環境對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具有重要和現實的意義。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筆者認為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構筑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的良好支撐環境。
加快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立法工作。中小企業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為了給它創造一個良好的創業和創新環境，扶持它盡快成長，必須加快中小企業的立法工作。必須盡快制訂《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法》等法律以及與之配套管理條例，用法律手段來規范對外投資行為，進一步簡化對外投資項目和跨國公司出國出境人員的手續。
政府應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植力度。這樣有利于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目前，我國已在省一級設立了中小企業局。但我國的中小企業大多地處城鎮，甚至鄉鎮，所以應在各地市鄉分設中小企業局，這樣管理和操作起來會更加方便，信息的傳遞和反饋會更即時，更便于開展點多面廣的管理和協調；同時應對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減免稅收，實行差別稅率。
健全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在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方面，應該借鑒臺灣省完善的中小企業輔導體系的經驗，這個體系共有十個，即財務融通、經營管理、生產技術、研究開發、資訊管理、工業安全、污染防治、市場營銷、互助合作和品質提升。為此，建議成立中小企業家協會或者聯合會，提供政策、法律、市場、經濟、技術和金融方面的咨詢服務。研究中小企業面臨的各種問題，為企業提供技術“診斷”和“保健”服務，并及時提供必要的救助。
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國有商業銀行要進一步增強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意識，把改善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措施落到實處。妥善解決當前中小企業貸款約束和貸款激勵的不對稱問題。如對貸款發放進行貸款額度(意味著多收益)和貸款質量的雙重考核，完成貸款發放任務有獎，反之受罰；但是貸款發生風險損失，則貸款的調查人員、決策人員和審核人員按相應比例計罰工資。在這種機制下，信貸人員更加積極主動地發掘貸款需求，并能夠通過深入調查，摸清貸款風險底數，較好地平衡貸款收益和風險之間的關系。加大信貸業務創新力度。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保障體系。我國中小企業規模比較小，抵御國際化發展過程中的政治風險、經營風險和交易風險的能力較弱。為此，一方面，針對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特點，而發展中國家相對具有較大的政治和社會風險，因此，要加緊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簽訂雙邊保護協定。另一方面，建立對外投資保證制度，即建立資本保護和鼓勵我國企業或個人對外投資的國內法律制度。鼓勵保險公司不僅對來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開展保險業務，而且對國內中小企業去國外投資開展投資保險，消除投資者的擔心和顧慮，使投資者更好地開拓國際業務。
參考文獻：
第8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關鍵詞公權限制競爭行為；行政壟斷；反壟斷法；規制模式
公權機構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在我國習慣性地被稱為“行政壟斷”，但行政壟斷并不能概括現實中存在的公權機構限制競爭的所有情形，它只是其中較為典型并在大多情況下被視為違法的一種行為。從其他國家實踐看，反壟斷法規制公權行為并非偶然現象，而是已經積累了較為成熟的立法與執法經驗。行政權對競爭的限制只是公權限制競爭行為中的一種，其他國家反壟斷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制亦不限于所謂的行政壟斷。基于此，本文提出“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概念，并試圖通過比較各國反壟斷法對這類行為的規制模式來解釋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性質，進而說明這類行為在反壟斷法上的地位。
公權限制競爭行為雖在各國都會存在，但由于經濟發展模式及公權運作傳統的不同，其表現方式、具體內容亦會存在較大差異。考慮到從實體上規制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必然具有濃厚的國別性色彩，本文在此僅涉及對規制模式的簡要分析，對具體內容不作過多評述。具體來說，本文討論的規制模式包括兩方面：一是各國反壟斷法所采用的規制體例，二是反壟斷法對待這類行為的基本態度。
一、“公權限制競爭行為”概念的提出
（一）公權機構限制競爭的必然性
在反壟斷法領域，“競爭”不僅代表一種事實描述，更被看作一種值得普遍肯定和尊重的價值。競爭不僅具有減少無知、擴散知識、抑制錯誤等個體性功能，亦能促進資源合理配置與社會利益的實現，因而競爭“本身也就是經濟秩序”[1].反壟斷法的直接目標就在于追求競爭自由，一切對競爭的不合理限制不僅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中被認為與競爭價值不相容。從各國立法規定看，對競爭價值的減讓行為主要來自于兩種力量：市場自身與國家公權機構。對于經營者之間的限制競爭行為，各國反壟斷法都旗幟鮮明地予以規制，而對公權機構的限制競爭行為，反壟斷法的態度一直是歧見紛呈且模糊不清的。
近年來我國對公權機構限制競爭的討論主要集中于“行政壟斷”，而且多從負面角度闡述其危害性。客觀地分析公權機構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就會發現，國家基于特定原因減讓競爭價值，往往是出于保護民生、扶持特定產業發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穩定等合理性考慮。至于一直備受詬病的行政壟斷行為，實際上只是公權機構對競爭的不合理限制，是眾多公權限制競爭行為中的一種。
公權限制競爭來自于公權對經濟生活的介入，而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與規制具有必然性，因此，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討論就不能單一地從負面角度進行。就行為性質而言，公權機構對競爭的限制既存在合理性一面，也具有不合理的方面，甚至同一行為會同時含有兩方面的性質。
公權限制競爭的成因復雜，形式多樣，幾乎所有國家都會存在類似行為，只是其名稱、內涵、獨立性程度不同而已。具體來說，公權機構限制競爭，可能在以下幾種情形之下會出現：
一是“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導致政府需要從微觀與宏觀兩個方面介入市場經濟領域，在微觀方面的介入極易導致對競爭的直接限制，在宏觀方面的介入也可能會形成對競爭的間接限制。微觀方面的限制表現形式多樣，如強制交易、強制限制競爭和限制市場準入。宏觀方面的限制，則主要表現為為相關市場主體提供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具體來說，“市場失靈”集中于公共物品供應、外部性及“信息偏在”等問題之上，政府在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可能會造成對競爭的限制。例如，為解決公共物品生產供給的短缺或滯后現象，只能由政府對公共物品進行壟斷經營或授予私人特許權進行經營；為了解決負外部性問題，政府會對污染嚴重的產業或地區采取限制進入或限制擴張的政策，或明確規定特定區域的特定經營范圍；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常常發生市場供應不足，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可能選擇壟斷供給或特許某些企業生產供給，從而也可能產生限制競爭問題；至于“信息偏在”，政府往往通過建立信譽機制或制定信息共享制度的方式來解決，如考核制度、許可證制度、資格審查制度等，這也是對市場的限制。
二是經濟轉型。二戰以后，日本、韓國、印度和拉美各國及我國臺灣地區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經濟轉型，目前經濟轉型的兩大模式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激進式”改革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經濟轉型國家大多處于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時期，這種狀況決定了政府的作用不僅如發達國家那樣要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是更重要地在于積極有效地培育市場，對經濟運行施以有力地調控，防止在市場機制還未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的時候，出現經濟衰退、市場秩序混亂等問題。因此，在經濟轉型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遠比發達國家嚴重的公權限制競爭問題。
三是特別考慮。公權機構限制競爭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基于特別的價值追求或利益考慮，這種特別考慮可以分為正當的和不正當的兩種。對競爭的正當限制，往往是公權機構履行職責的結果，例如，為了鼓勵技術創新，支持形成壟斷的知識產權體系；為了促進經濟效益，在自然壟斷領域對價格、準入等方面進行控制；為了避免經濟風險，對金融領域的市場準入設定嚴格標準；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在政府采購中實行必要的“本國優先”原則；為了支持特定產業，在某些領域實行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政策。另一方面，公權機構亦會對競爭造成不當限制，這主要是公權濫用的結果，所謂的“權力資本化”或“權貴經濟”，都是這類行為的典型。在我國，最常見的表現就是我們一直所批評的“行政壟斷”。
由上可知，國家公權介入經濟生活具有復雜成因，一方面可能基于對市場的正當調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對市場的不當干預。我們所慣稱的“行政壟斷”，不過是一種特定化了的公權限制競爭行為。
（二）“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界定
由于“行政壟斷”無法完全概括現實中存在的所有公權機構對競爭的限制行為，本文提出“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概念，它更有利于解釋其他國家廣泛存在的類似于我國的“行政壟斷”行為。在將行政壟斷的含義與性質特定化之后，也許它屬于轉型國家的特有現象，但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卻在所有國家都會存在。例如，美國經濟管制、社會管制對自由競爭所形成的限制，歐共體對成員國國家行為和國有企業的規制，俄羅斯政府對自然壟斷行業的控制、對權力機構特定行為的控制，以及各國在財政政策上對不同產業、不同主體的差別待遇等，都是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內容。
公權限制競爭行為與行政壟斷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內容與性質上，并由此導致它們在反壟斷法的地位也有不同。行政壟斷的主體在我國一般認為是行政機關以及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也就是說，行政壟斷是一種特指行政權對市場競爭的限制行為。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主體具有廣泛性，不限于行使行政權的主體，而是包括整個國家公權機構，也即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也可能會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尤其是立法機關。有可能實施限制競爭行為的立法機關既包括中央立法機關也包括地方立法機關，只不過中央立法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由于立法層級的原因大多不受反壟斷法審查，但其對競爭的限制仍屬于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范疇。至于司法機關，在很多國家它具有依據反壟斷法審理案件的職能，因而各國反壟斷法并不直接指向司法機關，但它對競爭的限制仍可能存在，例如對本屬違法的壟斷行為裁定不違法。
從性質上看，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總體上可分為兩類：合理的限制行為與不合理的限制行為。總體上說，出于規制經濟的需要，公權機構對市場競爭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限制必須貫徹“法定”、“適度”與“績效”原則[2]，超過了法律設定的界限，就會形成對競爭的不合理限制。不合理的限制行為與反壟斷法的宗旨不相符合，有必要接受反壟斷法的規制，因此發達國家反壟斷法一直沒有排斥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審查，只不過在具體審查上，又會因為行為性質的不同而區別對待。與此相比，行政壟斷的性質在我國現在已經被特定化為一種違法行為，而且既是一種行政違法行為，也是一種違反反壟斷法的行為，具有雙重的違法性。二者性質的不同決定了我國《反壟斷法》對行政壟斷的規制是非常嚴厲的，不僅明確禁止各種“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還對這些行為沒有設置任何豁免規定。
從表現形式看，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種類也是多樣的，既包括國家對特定產業或企業的直接補貼（如貨幣補貼、補貼性貸款、稅收優惠等）或對特定行業（如自然壟斷行業）產品價格的直接控制，也包括對市場準入進行限制或制定強制標準等間接限制的方式[3].甚至從更廣意義上說，公權限制競爭行為還包括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由上述分析可知，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性質不能一概而論，其產生原因也具有復雜性，因此在立法上，就應區別不同情況分別對待。另一方面，由于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在各國的表現和嚴重程度不同，不同國家對待該行為的態度就存在差別，進而形成了反壟斷法上規制該行為的不同模式。
二、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反壟斷法規制體例
事實上，經濟轉軌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有規制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立法或實踐，但各國在規制體例和具體內容上差別較大。由于經濟發展歷程不同，以及反壟斷立法和執法所積累的經驗在各國差別較大，公權限制競爭行為是否有必要作為獨立的問題在反壟斷法中專門規定，轉型國家和發達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立法體例或規制體例。
（一）專門規定的規制體例
在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公權力長期具有直接介入經濟生活的傳統。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與我國非常相似，都有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后期都實行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這種體制改革，主要表現為公權力逐步退出市場領域的過程。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公權機構對經濟生活的滲透在現實中仍較明顯，來自公權機構的對市場競爭的限制也一度普遍存在。因此，為了預防和限制行政權力扭曲市場競爭機制，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就有必要作為專門問題突出出來。
正因如此，為了防止保證相關公權機構退出經濟領域，俄羅斯在其《關于競爭和在商品市場中限制壟斷活動的法律》（以下簡稱俄羅斯反壟斷法）中專門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進行了規定。
俄羅斯反壟斷法第四條將“壟斷活動”定義為“經濟實體或聯邦行政權力機構、俄聯邦各部門的行政權力機構和各市政當局所從事的與反壟斷法規相抵觸的行動，以及會趨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競爭的行動”。在這里，公權機構與經濟實體一并規定，但在其后的“壟斷活動”一章中，該法將公權機構的“壟斷活動”與經濟實體的“壟斷活動”分別規定，且有關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內容甚至要較經濟實體的壟斷活動多[4].
從俄羅斯反壟斷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看，它不是宣布一般規則，而是規定詳細措施。具體范圍，既涉及抽象的制定、頒布指令行為，也涉及具體的壟斷協議（協同行為），甚至對可能影響競爭的機構設置和權力授予也進行了限制。在具體規制措施上，俄羅斯反壟斷法一方面樹立了主管機關的絕對權威，賦予了聯邦反壟斷當局在公權限制競爭行為上的絕對否決權，另一方面也對公權機構及其官員均設置了嚴格的法律責任。
除俄羅斯反壟斷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有著非常詳細規定之外，大多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轉型后制定的反壟斷法中，一般也都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尤其是其中的行政壟斷）有所涉及，例如，烏克蘭《禁止壟斷和企業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法》（1992）和《反壟斷委員會法》（1993）、匈牙利《禁止不正當競爭法》（1990年）、保加利亞《保護競爭法》（1991年）等[5].
（二）一體適用的規制體例
美國和歐共體成員國大多從自由競爭時代過渡到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來自政府的干預在經濟生活中表現得很不明顯，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在反壟斷法制定之初并沒有作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凸現出來，這使得美國反托拉斯法和歐共體競爭法主要針對的是私人主體的限制競爭行為。但在執法或司法實踐中，反壟斷法的適用范圍幾乎被擴展到了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主體，立法中未加規定并不影響實踐中可以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進行規制，這實際上與這些國家歷來重視執法、司法實踐或實行判例傳統有關。
美國和歐共體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制原則和措施，大多從案例中發展出來，總體上遵循一般的競爭原則，即不論行為主體是私人主體還是公權機構，都不能實施與反壟斷法規定或精神相違背的行為。與轉型國家直接在反壟斷法中規定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體例不同，美國反托拉斯法和歐共體競爭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制原則和方法，主要是在執法與司法實踐中，通過法律術語解釋的方式確立的。
1.美國反托拉斯法中的“人”
美國成文反托拉斯法中，沒有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直接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將政府機關從事的限制競爭行為作為反托拉斯法的規制范圍。
《謝爾曼法》開宗明義地禁止“任何人”（Every person）的限制競爭行為，對于“人”的具體范圍，《謝爾曼法》的規定比較模糊，但根據最高法院判例，美國反托拉斯法中的“人”具有極為廣泛的含義，除了自然人、合伙、公司、非公司組織及其他被聯邦法、州法及外國法所承認的商業實體外，還包括在訴訟中作為被告的市政機關和政府官員[6].事實上，從《謝爾曼法》的規定及聯邦政府經濟調節權的界限看，《謝爾曼法》并沒有排除各州政府制定反托拉斯法或管制規則以實現對經濟的調控，但是，對于涉及到地方政府因素的限制競爭行為，《謝爾曼法》也沒有排除其管轄權。
2.歐共體競爭法中的“企業”
歐共體競爭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動統一歐洲市場的建立，因此，任何與共同市場不相容的行為都可能被禁止，而不論行為主體是經濟實體還是國家機關。從立法上看，歐共體競爭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也沒有直接規定，但在實踐中，卻通過對“企業”概念的擴大解釋，將公權機構的行為納入規制范圍。
歐共體競爭法中的任何一個限制競爭行為都會涉及到企業，但《歐共體條約》對企業的概念沒有規定。實踐認為，企業的范圍非常廣泛，一個實體能否被視為企業，決定性的因素是它在相關的限制競爭活動中能否作為法律上和經濟上獨立的行為主體出現，而不論其是否具有營利動機。這就涉及到國家機構從事經濟活動是否可以被視為企業從而受到歐共體競爭法規制的問題。歐洲法院在1991年的Hoefner案[7]中對這一問題予以了肯定回答，該案主要爭議在于德國聯邦勞工局從事職業介紹活動的性質。法院指出：“企業是包括所有的從事經濟活動的實體，而不管它們的法律地位和籌資方式……從適用共同體競爭規則的目的出發，一個機關例如從事商業性職業介紹的國家機關可以被視為企業。”
這個判決在歐共體競爭法上具有重要意義，它確立了歐共體競爭法適用于國家機關的一般原則，即從事經濟活動。如果國家機關行使的是國家職權，即公權力，那么其行為可以從歐共體競爭法中得到豁免；相反，如果國家機關的行為被視為從事的是企業活動，則可以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和第82條的規定。因此，《歐共體條約》的適用范圍在實踐上就被擴大了，不僅僅限于從事營利活動的經濟實體，也包括了國家機關。
三、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反壟斷法規制態度
（一）嚴格禁止的態度
經濟轉型國家都存在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市場機制較弱，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還未完全發揮，因此政府總傾向于認為弱市場無法自發地產生有效的制度，國家應當在制度形成、經濟發展中發揮主動作用。公權機構基于這種理念對市場進行干預，極易導致對市場競爭的不當限制。而且，經濟轉型要求公權力逐步退出市場領域，但公權長期介入經濟生活的傳統很難立刻消除，公權機構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在經濟轉型國家一度給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危害。因此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之中，尤其在反壟斷法制定之后，這些國家紛紛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規定了較嚴厲的處罰措施，立法上基本表現為嚴格禁止的態度。
在俄羅斯反壟斷法中，受到禁止或限制的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具體形態多樣，主要包括四大類：一是公權主體指向抑制競爭的法令和行為，即聯邦行政權力機構、俄聯邦各部門的行政權力機構、各市政當局的法令或采取的行動，若是限制經濟實體的自主權、歧視或偏袒特定經濟實體的，導致或可能導致抑制競爭或損害經濟實體或公民利益的，應予禁止；二是可能限制競爭的機構設置和權力授予，即禁止出于制造和銷售壟斷商品目的的機構設置，禁止將導致或可能導致抑制競爭的權力授予現有機構，以及不允許將公權與經濟實體相結合或授予經濟實體；三是公權機構之間達成的任何形式的協議（協同行動），如果導致或可能導致抑制競爭或損害其他經濟實體或自然人利益時，將被全部或部分禁止或被宣布為無效；四是國家權力機構與國家行政機構的官員參與企業性活動（如擁有企業、擁有企業股份或在企業中占有職位等）也是不允許的。
除此之外，俄羅斯反壟斷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嚴厲態度更多地表現在規制措施上：首先是賦予了聯邦反壟斷當局廣泛的實質性權力，并保證其處理意見的權威性。在對行政壟斷的查處過程中，聯邦反壟斷當局擁有下達指令權[8]、提供建議權[9]、行政處罰權[10]和獲取信息權[11]等各項權力，且在執法過程中，“聯邦反壟斷當局的處理意見具有強制性”。其次，法律責任的規定在俄羅斯法壟斷法中的規定也是非常嚴厲的，即，公權機構違反反壟斷法時，“應當根據反壟斷當局的處理意見”，按規定的條件和期限實施“停止違法行為、恢復原狀、終止或改變契約、廢除與法規相抵觸的法令、將在違法活動中獲得的利潤轉交給聯邦國庫”等措施。此外，法律還規定，上述主體一旦“被判處有違反反壟斷法規罪時，將被追究民事、行政或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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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止與豁免相結合
既然對競爭價值的減讓可能是出于經濟和社會需要，反壟斷法對公權行為的豁免就是必不可少的，這在發達國家的反壟斷執法實踐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考慮到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特殊性，一概禁止可能會損害州政府或成員國利益，美國反托拉斯法和歐共體競爭法都對滿足一定條件的公權限制競爭行為予以豁免。美國的州政府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力，歐共體成員國也都是獨立的主權單位，除了聯邦法或歐共體法之外，各州或成員國均有權制定自己的法律，當州政府或各成員國的限制競爭行為是為了執行州政府或成員國的政策或法律時，該行為就可能被視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得到豁免。
1.美國反托拉斯法中的“州行為規則”
雖然在司法實踐中，《謝爾曼法》并不排除對各州政府行為的管轄權，但它主要還是反對各種由私人主體達成的限制競爭協議。就反壟斷法上的政府行為而言，因為各州都有調控經濟的自由，如果州政府認為按照州法律規定，允許某些私人主體達成限制競爭協議有利于本州公民福利的話，則很可能會頒布政策或提供允諾允許這種抵觸聯邦法律的行為存在。對此，美國反托拉斯法一般予以承認。因此在實踐中，如果私人主體達成的限制競爭協議是基于州政府法規或管理行為而從事的話，那么，這種行為就可能被視為“州行為”而得到反托拉斯法的豁免。這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上被稱為“州行為規則”（state action doctrine）。
“州行為規則”最早出現于1943年的Parker案[12]，根據該規則，那些可歸之于“州本身的行為”（state itself），可獲得反托拉斯的豁免。在此后的30年，“州行為規則”在多個案件中得到適用，其具體內容也不斷得以拓展。有時，法院并不考慮待判決的限制競爭行為是否為州立法機關所預料或是否真正為完成州政府目標所必須，另一些法院則將“州行為規則”擴展到了準政府實體，包括那些由市場主體組成的與州政府只有膚淺聯系的實體[13].適用條件的過于寬泛使得這一理論遭受了人們的批評，所以在1975年的Goldfarb案[14]中，法院對Parker案所確立的規則進行了限制性解讀，認為各州機構協辦的價格固定必須接受《謝爾曼法》的審查。
1980年的Midcal案[15]中，最高法院進一步限制了“州行為規則”的適用條件，認為該規則的適用必須滿足兩項標準：首先，受爭議的限制競爭行為必須是“被清晰地表達和肯定地表示為州政府政策”；其次，該政策必須是被州政府自身“積極地監督”。“明確表達”與“積極監管”的雙重要求，在1992年的Ticor案[16]中，進一步得以明確。
2.歐共體競爭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豁免
在前述的Hoefner案，歐洲法院確立了公權行為豁免的一般原則，即從行為性質而非主體性質的角度進行認定，判斷一個公權行為是否應得到競爭法的豁免，要看其屬于國家行為還是經濟活動。國家機關通常是被視為實施國家管理職能的機構，其活動一般被認為是政府管理行為而非企業行為。但在現實中，確實存在國家機關時而行使公權職能，時而行使商業職能的情形。本案中，歐洲法院將確認“企業”的標準直接同實體的經濟活動掛鉤，而不問實體的法律地位及其資金來源，使得政府機構所實施的經濟行為同樣納入歐共體競爭法管轄范圍。這就確立了歐共體競爭法適用于公權主體的一般標準：判斷是否應受競爭法規制，不能單純看某一主體的慣常屬性或資金來源，而要以個案中行為功能的經濟性作為認定依據，也即堅持行為性質認定上的“無因性”。
除公權機構從事經濟活動之外，歐共體競爭法實施中還需要面臨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即成員國政府對國內企業的扶持或援助行為。為此，《歐共體條約》對這類行為作出了明確規定，其中也有不少涉及豁免的內容：
第一，對成員國扶持國有企業行為的有限豁免。有關國有企業的內容體現在《歐共體條約》第86條，該條第1款首先對國有企業確立了“一般競爭規則”，即“成員國不得對國有企業以及國家給予特權或專有權的企業制定或強行維持違反條約，特別是違反條約第12條、第81條至第89條的任何措施”。但同時該條第2款又規定：“對于可帶來普遍經濟利益的服務企業或者具有財政壟斷性質的企業，如果適用共同體條約的規定，特別是適用競爭規則，能夠在法律上或者事實上妨礙它們完成被委托的特殊任務時，可以不適用這些規定。但是，不得由此影響共同體內貿易的發展，違同體的利益。”這也就是說，在一個企業被委托承擔“具有普遍經濟利益的服務”時，只要不違同體利益，就可以得到條約的豁免[17].
第二，承認與共同體市場相協調的國家援助行為的合法性。一般情況下，歐共體原則上不允許成員國通過對某些企業或生產部門的財政援助來扭曲共同體市場的有效競爭，但在特定時候，國家對企業予以援助，可以提高企業效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國家援助在《歐共體條約》中被分為兩種，一是對競爭有損害從而被禁止的國家援助，體現在條約第87條第1款之中[18]；二是與共同體市場相協調的國家援助類型，體現在條約第87條第3款之中。具體來說，《歐共體條約》所允許的國家援助行為主要包括：為推動生活水平特別低的地區，或就業嚴重不足地區的經濟發展而提供的國家援助；為推動具有歐共體整理利益的重要規劃或為消除成員國經濟生活中的嚴重混亂而提供的國家援助；為推動某些經濟部門或經濟區域的發展而提供的國家援助；等等[19].
四、我國《反壟斷法》的規制模式
（一）我國規制模式的總體特點
在我國反壟斷法起草過程中，行政壟斷有無必要專門規定，一度存在較大爭議，草案中有關行政壟斷的內容也幾經跌宕。就連“行政壟斷”概念，也曾遭受有些學者的反對，例如有意見認為，無論從邏輯還是實踐方面看，區分行政壟斷和經濟壟斷都是沒有根據的，主要理由有三點：一是行政壟斷與國家壟斷很難截然分開，以合法與非法加以區分極為牽強，“行政性”壟斷不能排除國家的合法經濟壟斷；二是行政壟斷并非中國特色，其他國家同樣存在，但并沒有這樣的概念，而且從發展趨勢看，反壟斷法毫無例外地反對各種限制競爭行為，而不論其主體如何；三是從主體角度劃分反壟斷法的調整對象，只有在不同主體的行為采用不同的調整方式時才有意義，而行政壟斷、經濟壟斷和國家壟斷的劃分并無客觀的方法論依據，對于各種壟斷行為，在調整方法在各種主體應當一視同仁。[20]
上述觀點實際上與本文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理解是一致的，行政壟斷的含義一旦被特定化了，就無法涵蓋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所有公權主體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尤其不能解釋相關主體出于合理性考慮而對市場競爭造成的必要限制。從主體角度將壟斷行為分為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和私主體限制競爭行為，意味著反壟斷法對這兩類行為的規制模式是存在區別的。而我國《反壟斷法》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制，實際上與對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及經營者集中的規制沒有實質性區別。
總體上看，我國《反壟斷法》規制“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基本模式有兩個特點：第一，限于“行政權力”的濫用行為。《反壟斷法》第八條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據此，我國《反壟斷法》所規制的公權限制競爭行為，實際上是行政主體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一種違法行為，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在我國《反壟斷法》中沒有規定。這里的濫用，既可能是對有關法律具體規定的違反，也可能是對法律目的、精神或原則的違反；既可能通過具體行政行為表現出來，也可能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等抽象方式表現出來。這在我國《反壟斷法》第五章的具體規定中已有充分體現。第二，采取一概禁止的基本態度。既然是一種“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當然就應當受到《反壟斷法》禁止。問題是，我國《反壟斷法》沒有對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作出規定，是否意味著這些主體的行為當然地屬于《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或者豁免情形？此外，“行政主體”的限制競爭行為是否都因“行政權力”的濫用而起？行政主體基于合理目的而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在我國《反壟斷法》上的地位如何？從我國《反壟斷法》的現有規定看，這些問題是難以找到答案的。要想對這些問題進行準確回答，就必須跳出“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框架，從更廣意義上的“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角度進行分析。
（二）對我國規制模式的簡要評價
在我國，行政壟斷被特指為“行政主體”濫用“行政權力”的限制競爭行為，但事實上，任何公權的濫用都可能對市場競爭造成限制，“行政壟斷”的概念無法包含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
在美國，所謂的“州政府行為”并不僅僅限于行政機構這樣狹窄的范圍，只要是影響到市場競爭的政府行為，無論是州政府官員、機構、市政當局，還是律師協會或其他專門委員會實施的行為，還是地方立法部門的法令、司法部門的決定或行政機構的規制措施，只要其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都可能會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司法審查，并按照“州行為規則”決定是否豁免。在歐共體，受到委員會審查的成員國扶持國有企業行為或國家援助行為，也絕不限于行政機關的決定、命令或特定行為，而是包括了成員國一切公權機關的行為。因此，“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提法，更接近這些國家的執法或司法實踐。從客觀需要看，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限制市場競爭行為的危害，也不遜色于行政機關對市場競爭的限制，為了維護有效的市場競爭秩序，保證反壟斷法的執法實效，也有必要對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進行規制。
在我國，“行政壟斷”一詞已被廣泛使用，并具有特定含義。《反壟斷法》中的“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也將范圍限于“行政權力”的濫用，因此，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目前是不受反壟斷法審查的。立法上作出這樣的限制性規定，除了考慮到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的特殊性之外，主要還是因為行政主體的限制競爭行為在我國更具有普遍性與危害性，因而也就更有規制的必要。而且，規定反壟斷主管機關對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的審查，在我國目前還存在制度上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規定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但無論如何，其他公權機構對競爭的限制都是可能存在的。尤其在理論上，研究行政壟斷不應局限于行政主體的限制競爭行為，而應著眼于公權限制競爭的所有形式。
行政壟斷與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最大區別在于主體不同。行政壟斷的主體主要是行政機關，有時還包括具有行政管理權的公共組織，而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主體是國家機關，不僅包括行政機關，還包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只不過，司法機關由于其對經濟的干預方式比較特殊，同時也必須依反壟斷法審判案件，一般反壟斷法并不直接指向司法機關，但立法機關對競爭的限制是必然包括在公權限制競爭行為中的。
當然，強調將所有國家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納入反壟斷法規制范圍，并不意味著反壟斷法對這些主體的限制競爭行為都一概禁止。從美國和歐共體實踐看，雖然反對壟斷、促進競爭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價值，但國家的對自由競爭的一定限制也可能存在合理的理由，因此，對某些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豁免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國，由于行政壟斷已被特定化為濫用行政權的行為，因此在法律上自然被規定為違法行為，表現在我國反壟斷法上，“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也就沒有設置任何豁免情形。
承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存在，就意味著必須要區分行為主體的不同，設置不同的豁免原則。如前所述，司法機關由于其性質特殊，一般不受反壟斷法審查，也即整體上屬于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21]，因此，反壟斷法對公權限制競爭行為的豁免主要適用于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兩類主體。
立法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包括中央立法機關行為和地方立法機關行為。中央立法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由于受到法制層級的影響，一般屬于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或者能夠得到反壟斷法的豁免。反壟斷法對中央立法機關的豁免，主要表現為中央立法機關可以頒布某些法律使得某些行業直接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例如，美國國會明確頒布Mc Carran-Ferguson Act排除了保險業，頒布Federal Aviation Act排除了航空業，頒布Reed-Bulwinkle Act排除了地面運輸業等行業的反托拉斯法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7條對成員國國家援助的規定，也可以視為對中央立法機關限制競爭行為的豁免。我國也有相關規定，例如《郵政法》規定：“國務院郵政主管部門所屬的郵政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的經營郵政業務的公用企業。郵政企業按照國務院郵政主管部門的規定設立經營郵政業務的分支機構。”這事實上是通過立法賦予郵政企業在郵政市場上的獨占權，是立法機關對市場競爭的一種限制，但是由于《郵政法》同《反壟斷法》具有相同的效力等級，不能認為這種行為違反了《反壟斷法》規定。
至于地方立法機關，其限制競爭行為是否得到反壟斷法的豁免，在各國規定不盡一致。在即使規定了豁免的國家，往往也附有其他條件限制，如美國“州行為規則”中的“明確表達”與“積極監管”標準。需要注意的是，州行為在美國獲得反托拉斯法豁免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憲法規定的雙重體制下，州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實體，只有國會才能夠依照憲法削減其權力”[22]，這就使得“州行為規則”一定程度上帶有“主權豁免”的色彩。在非聯邦制國家，地方權力機關的行為就不能依此主張反壟斷法的豁免，因此，反壟斷法對地方權力機關的審查在大多國家應當可以被肯定的。
行政機關的限制競爭行為包括中央政府的限制行為和地方政府的限制行為。總體上，反壟斷法對中央政府的豁免并不是普遍的實踐，一般僅指中央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可以不接受反壟斷法的審查。但在我國，根據憲法規定，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所行使的職權都是帶有全局性的，其法律規范性文件或作出行政決定，即使具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性，也應當被認為是國家行為，或者屬于某些學者所稱的合法的國家壟斷[23].具體模式上，可以將其規定為適用除外或設置豁免規定。當然，這里的適用除外或豁免，僅限于代表政府的總統或總理和作為整體的政府本身，而不包括政府內的部委等下級機關。至于地方政府的限制競爭行為，在各國都是嚴格受到反壟斷法審查的，雖然在滿足某些嚴格條件下也可能得到反壟斷法豁免，但豁免并非普遍實踐。我國《反壟斷法》所規定的“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也主要是針對地方政府的。（來源：北大法律信息網）
「注釋
[1]曹士兵：《反壟斷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
[2]經濟法上的市場規制與宏觀調控行為都必須貫徹“法定”、“適度”與“績效”原則，具體論述可參見張守文：《經濟法理論的重構》，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342頁。
[3]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對競爭的限制主要體現在國家管制之中。管制的形式多種多樣，斯蒂格勒認為主要有四種：一是直接的貨幣補貼，如政府對一定產業的直接補貼和提供補貼性的貸款；二是新進入的控制或準入管制，包括管制當局對企業進入特定行業的限制，如設立銀行必須經過審批等特別程序、民用航空委員會對開通新航線的批準；三是對產業輔助品生產的鼓勵及替代品生產的壓抑，例如建筑工會反對生產節約勞動的材料；四是控制價格，從而獲得高于競爭時的報酬率。具體內容可參見[美]G.J.斯蒂格勒：《產業組織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12-215頁。
[4]有關經濟實體壟斷活動的規定體現在俄羅斯反壟斷法第五條和第六條之中，有關公權機構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體現在該法第七條、第八條和第九條之中。
[5]具體內容可參見鄭鵬程：《行政壟斷的法律控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7頁。
[6]America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Federalism： The Role of State Law， Monograph No. 15， 1988， p. 71.
[7] Case C - 41/90 （1991）， ECR I - 1979. 轉引自王曉曄：《歐共體競爭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頁。
[8]在需要廢除或修改已通過的違法的指令、制止違法行為、撤銷或更改已經簽訂但與反壟斷法規相抵觸的契約時，反壟斷當局可以對聯邦行政權力機構、俄聯邦各部門的行政權力機構和各市政當局下達有約束力的指令。
[9]反壟斷當局可以向聯邦行政權力機構、俄聯邦各部門的行政權力機構和各市政當局提供下列建議：采用或取消專利權，修改顧客收費表，采用或取消配額，分配稅收減免、優惠貸款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
[10]反壟斷當局可以對聯邦行政權力機構、俄聯邦各部門的行政權力機構和各市政當局的官員違反反壟斷法規的行為，實施行政處罰。
[11]聯邦行政權力機構、俄聯邦各部門的行政權力機構和各市政當局（它們的官員）有義務根據聯邦反壟斷當局或其地方代表機構的要求，提供可能對聯邦反壟斷當局或其地方代表機構開展其合法活動所必需的真實文件、書面或口頭證明以及其他信息。
[12]Parker，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et al. v. Brown， 317 U.S. 341 （1943）。
[13]Steven Semeraro： Demystifying Antitrust State Action Doctrine，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Fall， 2000. p. 211.
[14]Goldfarb et ux. v. Virginia State Bar et al， 421 U. S. 773 （1975）。
[15]California Retail Liquor Dealers Association v.Midcal Aluminum， Inc.， et al， 445 U.S. 97 （1980）。
[16]F.T.C. v. Ticor Title Insurance Co.， 504 U. S. 621 （1992）。
[17]在歐共體委員會和歐洲法院的實踐中，依據《歐共體條約》第86條第2款的規定獲得豁免的案例還沒有出現，因為要證明扶持行為對共同體內貿易的損害不得大到影響共同體貿易的程度是非常困難的，這使得人們對該款規定的現實意義產生懷疑。
[18]《歐共體條約》第87條第1款規定：“除與本條約相反的規定外，國家給予或者利用國家財源給予的援助，不論方式如何，凡優待某些企業或某些生產部門，以致破壞競爭或者對競爭產生威脅，從而對成員國間的貿易有不利影響時，得被視為與共同體市場相抵觸。”
[19]具體內容可參見王曉曄：《歐共體競爭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頁。
[20]參見史際春：《關于中國反壟斷法概念和對象的兩個基本問題》，載王曉曄主編：《反壟斷法與市場經濟》，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0頁。
[21]反壟斷法上的“適用除外”與“豁免”的含義存在區別：“適用除外”即不適用反壟斷法，不屬于反壟斷法的規制范圍：“豁免”則是適用反壟斷法的結果，是經過利益衡量之后，對某一本來應受反壟斷法限制或禁止的行為“網開一面”，從而不宣布其違法。
第9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區別范文
論文摘要：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是商業地理學的核心。文章從商業活動載體和主體兩方面深入分析國外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的歷程，回顧國內城市商業結構研究的進程，并進一步指出研究的薄弱之處與發展方向。
論文關鍵詞：城市商業空間結構商業活動載體商業活動主體
1引言
城市商業隨城市的建立而出現，是城市的主要職能。城市商業空間結構是由商業活動載體和主體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載體即商業中心，是商業活動的主要承擔者；主體即消費者和商業企業經營者，是城市商業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設商業企業經營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故只重視消費者研究。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一直以來是國內外城市商業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其研究歷史已有幾百年，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較成熟。其研究領域廣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圍內各商業活動載體——商業中心的空間形態、等級體系、布局規律，以及商業活動主體——消費者空間行為、消費者空間分布狀況。城市商業空間結構包括城市內部與城市體系空間結構，文章特指城市內部商業空間結構。
2國外研究理論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發現之后，世界各國商貿往來加強，各國各地物產資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場的簡單描述日益增多，給商業空間結構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隨著計量地理、行為地理、時間地理、運籌學等一系列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引入，國外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真正科學化，研究水平不斷提升，逐漸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作者將從商業活動載體和主體兩個方面綜述國外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進展。
2．1城市商業載體的空間結構研究
商業中心作為商業活動的載體，是人們進行商品交易的場所。早期的研究注重從商品供給的角度考察商業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業中心的等級體系和不同商業職能的空間布局規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3種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論。杜能提出位置級差地租理論最早解釋了商業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葦斯(Getis)揭示了總零售量隨離開地價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帶的距離增加而減少的規律，證實了土地地租變動及其與商業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的規律。20世紀60年代，加納研究了商業中心的內部結構，在投標地租曲線上建立了不同商業中心的簡明空間。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圖表表示出租金梯度與商店類型的關系，認為通過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和城市內部經濟活動的生態位，可以確定商業中心的區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論的研究。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論是現代商業空間理論的基礎，為商業空間結構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德國經濟學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區位經濟學》中提出“經濟地景模型”，創立了服從最大限度利潤、以市場為中心的區位論和作為市場體系的經濟景觀，對城市市場經濟區進行系統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論，構造了邊界的無差別線模型。后來，墨蘇(R．E．Murphy)和萬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業職能為依據，界定了中央商業區的地域范圍。
2，1．3空間分析學派。二戰后，地理學界掀起了“數量革命”，復雜的計量方法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得運用數學模型分析城市內部空間成為可能，空間分析學派隨之產生發展。20世紀50年代末，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統計學中的回歸方法，得出P=ABn。為中心地職能的設施數，P為中心地的人口數。參數A和B用回歸的方法取得，當=I時的P值是門檻人口數。1965年，美國學者貝里(Berry)對芝加哥大都市區商業形態區位分布進行實證研究，提出“都市區商業問結構模型”。1981年，英國學者波特(Potter)引入多變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和圖表，分析商業區功能性質、區位、易達性、形態、發展規模及其與社會經濟的密切關系一。
空間分析學派通過大量假設來簡化問題，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轉為定量數據處理，借鑒統計學、數學分析及數量地理方法解釋問題，促進了商業空間結構研究方法科學化。但過分追求技術、邏輯理論系統完美和空間分析的抽象化，使他們的研究脫離了實際的城市商業空間結構。
2．2城市商業主體空間分析
2．2．1消費者行為空間分析。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學者們逐漸認識到空間學派將人地關系物化、忽視人的作用不切合實際，發現消費者行為對商業空間結構有重要影響。相關研究也開始注重從消費者行為方式和社會經濟屬性的角度來理解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的形成與發展，強調消費者行為差異對商業空間結構的影響。
貝里和蓋瑞遜(1958年)第一次將消費者行為納入理論架構，首次對消費者前往最近的商業中心購物的假設提出挑戰。美國的學者賴斯頓(Rushton)最先從消費者行為觀點去研究城市商業空間結構問題，提出行為一空間模型，認為任何一級的中心地的消費者行為均有多樣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業設施認知結構的程序，從商業設施潛在顧客的角度出發來判斷大量的有關屬性、看法、傾向性、評估變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衛(Davis)提出了“購物中心層次性系統發展模型”，將消費者行為及其社會經濟屬性納入購物中心的層次結構的形成和變化中；1982年，英國學者波特(Potter)完全從消費者的知覺和行為的角度來探討零售區位的分布問題，提出信息場與利用場的區別。
2．2．2消費者空間結構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業中心吸引顧客的地理區域，也稱商勢圈，側重從商業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費者空間分布狀況。1929年，美國學者威廉·萊利(WilliamJ．Reilly)首先創立了商圈測定法則——萊利法則，即：兩個商業供給地，對于中間一個消費地消費者的吸引力與兩個供給地人口成正比，與兩個供給地距離平方成反比。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探討消費者空間分布法則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則、阿普波姆法則、加薩法則。
隨著汽車普及，實際距離已不再有很強影響力，萊利法則及其派生法則在商業網點布置中常與現實不符。美國學者哈夫考慮了更多因素，構建如下的數學模型
式中：P，為居住在i地區的消費者選擇商店聚集區購物的概率，S，為商店聚集區面積，，為從i地區到商店集聚區所需時間，為消費者從居住區到商店聚集區路程中購物障礙要素指標。
哈佛商學院(20世紀80年代)在實踐中創立了飽和理論，通過計算零售商業市場飽和系數測定特定商圈內某類商品銷售的飽和程度。一般來說，位于飽和程度低地區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飽和地區。零售商業市場飽和系數(IRS)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IRS為某地區某類商品零售飽和系數，C為某地區購買某類商品的潛在顧客人數，RE為某地區每一顧客用于購買某類商品的費用支出，RF為某地區經營同類商品商店的營業面積總數。
上述各種模型對于有效選擇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顧客來源與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應用簡單明了、省時省力。但是，影響消費者空間分布的因素眾多，除模型中已經考慮的人口、距離等因素外，還受商店本身的競爭實力、所處商業中心的繁華程度、交通流量、競爭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規劃等因素影響。新設商店要做出正確決策，在進行定量分析的同時，還必須與商圈實地調查結合起來，進行定性分析。
3國內研究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逐漸興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論的實證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楊吾揚教授把中心地理論引入商業空間結構研究中。以北京市為例，把城市商業網點分成3級序列：市級、區級、街區級，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分析了北京商業服務業空間結構現狀，用范力農定理求“銅心”，成功地對中心地理論進行了試驗性研究。高松凡論述了北京城市場的歷史發展變遷，從歷史地理學視角，運用中心地理論分析了自元大都以來歷代北京城市場空間結構特點、演變過程及影響因素。
寧越敏教授實地調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區商業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業中心的一套指標。他選取了商業中心內商店數、商業中心的職能數等5個指標，對上海市61個商業中心進行了聚類分析，劃分為3個級別5種類型，分析了影響上海市商業中心區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應建議。吳郁文、謝彬等在研究廣州市城區零售商業企業區位布局時應用了這種方法，增加大型綜合商場、大飯店、賓館職能單位數占商業中心職能單位總數的百分比這一指標，用6個指標對廣州市30個商業中心類型及等級體系進行聚類分析。
20世紀90年代初，安成謀以蘭州市為例，構建消費者購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區的一個商業中心，銷售范圍與消費者總開支成正比，與該商業中心規模成正比，與消費者花在購物途中的時間成反比，與這一中心與其他中心的競爭成反比。他劃分蘭州市3級商業中心區位格局，引入加權平均模型和希爾伯脫模式，分析蘭州各市級商業中心的區位優勢度，據此評價商業中心發展潛力。
暖等以商業行業為切入點，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采用因子生態分析技術，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研究昆明市商業地域結構現狀、存在問題，提出今后調整方向_1。閻小培、許學強等以廣州市為例分別對其商業中心的區位格局及發展趨勢、中心商業區進行了分析。仵宗卿開始深入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的內部，探討其形成機制和發展演變歷程。
4國內研究評析
4．1消費者行為定量研究相對薄弱
整體上，國內學者對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的研究，長期以來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論為基礎，分析商業網點的規模等級與空間分布。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調撥，加上基礎數據庫缺失，導致關于消費者行為空間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層面上，定量分析較少，制約了國內對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國商業的宏觀經濟環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內“買方市場”的出現使得傳統業態的商業企業經營步履維艱，而加入WTO后外國資本大量涌人中國，必將對零售業市場帶來極大的沖擊，必然要求研究視角與指導思想作相應調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應用較少
從發表的論文看：朱楓，宋小冬，馬才學等人分析了商業地理定位的構成要素，論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商業選址的技術路線。但總體上國內研究與新方法新手段的結合較少，GIS，GPS，RS等技術引入不足，缺乏對城市商業空間結構的科學模擬。
在研究方法上以靜態均衡分析為主。國外相關研究為了構筑模型的需要，簡化商業布局影響因素，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學者的研究視角。事實上，商業受眾多因素交叉影響。隨著商業的進一步復雜化，靜態均衡分析將顯得越來越不合理。我們必須注重從動態、綜合的角度去看問題，更好地把握商業布局眾多影響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業空間結構規律。
4．3新型商業業態的影響提出了新課題
隨著個性化、柔性化、多樣化消費理念的滲透，廠商在迎合消費者喜好的驅動力之下，生產方式已由批量生產、內部資源整合、單獨的市場競爭逐漸轉向定制化生產、外部資源整合、供應鏈協同式競爭。這一系列的轉變已促成流通企業質的轉變。商業業態大致遵循著百貨商店一雜貨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專賣店一購物中心一倉儲式商場一電子商業的軌跡演進，間接影響著我國城市商業的空間結構。
20世紀60年代，ShoppingMall隨著轎車的普及率先在歐美等發達國家興起。70年代，ShoppingMall逐漸被引入亞洲的日本、新加坡、臺灣等發達地區。近年來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專業知識指導國內商業地產投資機構和商鋪投資者作出正確的投資選址經營決策，促進商業地產知識的普及。
近年新興的虛擬商廈與電子商業是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通過電子網絡方式進行商品交換與行政作業全過程。因為它第一次實現了無店鋪經營，造就了三維的空間市場(marketspace)，企業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擺脫空間距離的束縛，直接與消費者進行交易，真正實現了低成本、高效率與零庫存，因而虛擬商廈與電子商業對城市的商業空間結構的影響將是深遠而復雜的。這被視為商業業態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網絡虛擬購物對傳統的商業空間結構的影響機制、發展過程、預測未來發展趨勢將有重大意義。
4．4商業分布離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小汽車的普及，越來越多的都市人開始有條件逃離城市的擁擠、喧嘩與繁雜。近年來，我國部分大城市已出現人口郊區化現象，一些工廠、商業企業也開始向郊區遷移發展，尤其是占地面積較大的批發商業。某些大城市郊區尤其是近郊區商業銷售額總量、銷售額增長速度均有超過市區同類指標的趨勢；商業數量、從業人員、營業額等比重在郊區有增加趨勢，在市區有減少趨勢；同時市中心的商業區并沒有衰落，這種情況有別于郊區化，我們稱之為離心化。但我國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少。城市商業離心化的程度及趨向、與國外對比、發展中的問題及相應的解決措施等一系列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