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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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土地所有制；低度私有；賦稅項目

賦稅基本理論是筆者在歐美同行的啟迪下提出的一個關于中西中古稅制比較研究的新概念，旨在從深層次上認識中古稅制，考察、描述和分析林林總總的賦稅項目是怎樣起源、設定并實施征收的。而所有權形態是認識中西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不同類型的重要基礎，賦稅基本理論正是在它的影響或制約下才設定了稅項并實施了征收。那么，中英中古社會所有權形態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所有權形態是如何影響賦稅基本理論的?怎樣通過稅項的設定看待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一論述，以就教于史學界同仁。

一、“低度私有”的所有權形態

在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形成中，財產所有權都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而中古時代具有怎樣的所有權形態與這種所有權具有怎樣的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密切相關。這個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應處于中古社會發軔時期，在中國約為春秋戰國時代，在英國則在諾曼征服之前。那么，處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和英國，財產所有權狀況如何呢?

先看英國。所謂歷史基礎，是指從羅馬統治以迄諾曼征服期間的所有權發展狀況。這一時期，是不列顛私有制萌生的關鍵時期。也正是這一時期，不列顛先后四次受到外族長期的大規模的入侵和統治，分別是公元前1世紀中葉的羅馬人、公元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公元8世紀的丹麥人，以及1066年諾曼人的入侵和統治。這些入侵無論積極與否都在英國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和丹麥人的入侵，打斷了私有制的萌芽，使私有制的產生表現出斷續坎坷、步履維艱的特點，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根據凱撒記載，在羅馬入侵之時，英格蘭還是一塊荒蠻之地。占不列顛大多數的人口尚處在群婚制階段，個體家庭和私有制還遠未產生。他們“大多數都不種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當作衣服。……妻子們是由每一群十個或十二個男人共有的，特別是在兄弟們之間和父子們之間共有最為普通，如果這些妻子們中間有孩子出生，則被認為是當她在處女時第一個接近她的人的孩子”[1](p52)。而沿海主要是南方沿海人口雖因羅馬影響而稍有開化,亦不過剛剛踏上文明的門檻，處在農村公社的早期階段。但是這種落后狀況并不排除英格蘭短期內產生私有制的可能，因為它的強鄰羅馬已經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業已形成發達的私有制，而不列顛與羅馬的來往亦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和文化交流的發展日益密切。從人類歷史上看，先進民族征服落后民族并在那里建立一定時期的統治，是后者在短期內走出野蠻步入文明的常例。在羅馬征服之前，英格蘭已經頻頻感受到來白海峽對岸的羅馬文明之風。征服之后，羅馬人在不列顛南部建立了統治，并曾按大陸通行的方式在這里征收動產稅和人頭稅[2](p3-5)。正是通過賦稅征收以及其他的統治方式，羅馬私有權觀念和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傳入英格蘭并形成了一定的私有制形態，從而為英格蘭私有制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長達四五百年之久，結果不僅催生了農村公社組織，而且在南部發達地區導致了農村公社的解體，從而使不列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與羅馬軍隊撤離而基督教人傳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渡海征服了不列顛并建立了統治。從社會發展進程看，盎格魯·撒克遜人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這使在一定程度上業已羅馬化的不列顛受到消極影響，社會發展受阻，并出現倒退現象。作為這種現象的重要表現之一，是他們將土地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在那些羅馬化程度較高已獲長足發展的地區重演了農村公社的歷史。《伊尼法典》反映了農村公社存在的一些情況[3](P364-372)。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土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私有，比如自7世紀中葉，國王賜地之事即不斷發生。賜地所立文書，皆由來自大陸的教士起草，其中所用術語，多襲自羅馬法，由此羅馬法原則再度影響英格蘭的經濟關系。遺存下來的國王賜地文書約千余件，所賜對象包括教俗兩界的封建主，而以宗教人士或團體居多。但資料證明，這時不列顛土地可分兩種，一是書田(bookland)，一是民田(folkland)[4](p41,p60-63)。所謂一定程度的私有，即指國王封賜的土地一一書田。而書田，只是很少一部分，絕大部分是民田，而民田仍屬農村公社所有。所以綜合看來，羅馬私有制的影響仍然十分有限。

但就是這樣一株纖弱的根苗，在丹麥人的入侵中再次遭到蹂躪。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期間，丹麥人曾多次大規模入侵不列顛，歷時300年之久，對不列顛的歷史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與已經發展了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相比，這些丹麥人大體處于民族遷徙時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水平。作為落后民族，他們的入侵給不列顛帶來了巨大破壞。基督教會和修道院受到嚴重沖擊，教堂等建筑設施多成斷壁殘垣，而基督教會不僅代表不列顛的最高文明，且擔負著文明傳播的歷史使命。因此，對基督教的破壞必然帶來歷史的倒退。另一方面，由于丹麥人處在原始社會末期，他們對征服的土地仍像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使不列顛特別是丹麥法區又一次展現了農村公社的歷史景觀。受此影響，業已私有化或正在私有化的土地復歸公有。例如，上層的賜地由私有恢復了馬克公社的公有性質。私有制的發展再次受到遏制，歷史進程再次中斷甚至倒退。

丹麥人的喧囂剛剛沉寂，諾曼人的入侵又復開始。不過，這次入侵與前兩次不同，不是以落后征服先進，而是以先進征服落后。這種征服當然也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對不列顛文明來說，總體看來是利大弊小。如羅馬征服一樣，諾曼人帶來了大陸先進的文明，從而改變了在原始社會末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了不列顛的發展。

外族的頻頻入侵，農村公社的反復展現，不僅嚴重干擾了不列顛本土的私有化進程，而且削弱了外來積極因素如羅馬法的正常作用。賦稅理論所賴以形成的現實條件，正是接受了這樣一種歷史基礎。

所謂現實條件，主要指諾曼底公爵從大陸法國輸入的封建原則。英國賦稅理論正是在這種原則的影響下形成的。1066年前后，諾曼底公爵領地同法國其他地區一樣，封建化早已完成，封建秩序已經定型，封建階梯也相應形成。在這一階梯中，除國王外，各級封建主所占土地皆領自上一級封君。通過土地的領有，封建主一方面榨取農奴的剩余勞動，一方面享受封臣提供的協助金與其他封建義務。而由于一定范圍內的各級封建主都從同一土地上獲得收益，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也就在這些封建主中分割開來，封建主所獲收益從而視為他所分享部分所有權的表現。因為對封君來說，土地一經分出，便在封建法的保護下受到封臣的有力控制而難以收回，這意味著他對他所享有的部分所有權的喪失。而就封臣而言，因土地領自封君，必須按封建法設定的條件承擔協助金與其他義務，所以也不享有這塊土地的全部所有權。而當我們將這一封建關系置于整個封建階梯中觀察的時候，便必然發現，任何一級封建主包括國王在內，都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而只是享有它的一部分。威廉所輸入的正是這種封建原則，馬克思稱之為“導入的封建主義”。馬克思所謂“導入”的涵義之一，是說英國的封建制度與法國的封建制度相比沒有變化或很少變化，即將英國封建主義視為法國的同類。從這種意義上講，英國便難以形成發達的私有制。因為在法國，既然土地所有權在各級封建主中分割，無論哪一級封建主，便都不會擁有土地的完全私有。而土地是當時社會的主要財富，土地非私有條件下的財產私有絕不是一種發達的私有。而且不止如此，“導入”一詞并沒有將英國封建制度建立的特征準確地表達出來。在“導入”過程中，威廉并沒有完全照搬法國的模式，而是在“導入”的基礎上予以改造，例如在索爾茲伯里盟誓時特別強調了國王的權力，從而使不列顛封建制度在其建立時即克服了不利于集權的一些因素，使英國形成了相對強大的王權。這樣，僅就現實條件來說，英國只能形成低于而不會等同更不會高出法國的私有制。這種私有制由于王權相對強大，封臣對土地的控制或處分受到限制因而土地制度向國有或王有方面傾斜。

為便于討論問題，這里引進一個“低度私有”的概念，以概括處在一定參照系中的英國中古私有制的發展狀況。所謂“低度私有”，首先指中世紀私有制自身的發展狀況。如果把這時英國的所有制視為一個整體，那么，構成這個整體主要部分的土地并非私有，或者不如說為貴族公有或共享[5](p25)。私有的部分主要是動產和少量不動產如住宅等。而就一般家庭來說，這些私有財產的價值要遠低于地產的價值。也就是說，私有制的發展過程尚處在較低的程度，所以稱之為“低度私有”。另外，英國的“低度私有”還可以置于幾個參照中予以認識。例如與羅馬相比，羅馬的私有制是古代社會發展的高峰，而且在羅馬法的保護下發展得相當完備。這種私有制及其在法權上反映的私有權對中世紀的西歐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于英國私有制形成了自然的比照。與同時期的法國相比，這種私有制也處于較低水平。因為法國直接繼承了羅馬私有制的基礎，私有制含量自始就比較大，發展的起點比較高。英國雖也曾受羅馬因素影響，但其深度和廣度都比較低，而私有化過程也一再因原始部族的沖擊而中斷，這就必然造成財產私有的低度狀態。

與英國不同，中國的私有制產生過程較少受到外族入侵的干擾。村社土地所有制約自西周中后期即已開始解體，“田里不鬻”的格局漸被打破，出現了贈送、交換、抵押、典當等現象。周宣王即位后，深感“民不肯盡力于公田”，于是宣布“不籍千畝”，廢除借助民力以耕公田的籍田制度。與此同時，私有土地開始出現，而且隨著荒地的大規模開墾迅速發展，至春秋末期，已經出現買賣現象。值得注意的是，與貴族地主搶占公田為私有同時，村社成員也紛紛將所占土地變為私田，并競墾生荒，擴大經營，轉化為自耕農。這是諾曼征服前英國私有制產生過程中少見的現象。另外還可以發現，中、英私有制產生的過程雖然都伴隨社會的動蕩，但動蕩的性質不同。中國主要是諸侯兼并戰爭，英國則主要是外族入侵。前者引起的社會動蕩雖可能對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卻不會導致私有制產生進程的中斷，相反，其所造成的內亂成為私有制發展、確立的重要條件。如前所述，正是乘著這種內亂，貴族地主才侵吞了公田，村社成員才轉化為自耕農。英國則不同，入侵者多為落后的部族，而一經征服，便推行原始的經濟關系，這就必然造成私有化進程的中斷。由此可見，就財產私有權的歷史基礎而言，中國顯然高于英國。

但是，進入中古社會前后，中國沒有像英國那樣發生制度移植的現象。所以所謂現實條件，是指王權與土地在這時結成了怎樣一種關系。村社的解體，不僅是土地私有制確立的重要標志，而且是這種私有制進一步發展的良好契機，但文明的演進使專制制度過早地登上了歷史舞臺。就在村社解體的同時，專制政體也形成了。這里所謂的專制政體，是指戰國時代各諸侯國實行的政體形式。因為在我們看來，這些國家規模雖小，卻都已具備專制的特質，與秦漢相比并無不同，因而都屬專制國家。而秦漢只是完成了國土的統一，在國家規模上獲得了發展，但在專制內涵上并無多少創新。專制制度形成伊始，王權即發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具有可資利用的巨大價值，于是一方面告諭天下，土地和生民屬國有或王有乃祖宗之制，另一方面利用國家機器，強力推行土地國有。而中國歷史的地平線上也就出現了這樣的景觀：私有土地剛剛從西周王朝的廢墟上生成，旋即落人各諸侯國強有力的掌握之中。可以說，戰國時代土地國有制的恢復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的主要影響并不在于扼殺了新生的土地私有權，而在于為中國未來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設定了基調。

秦漢以降，土地國有制無疑是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形態。雖然有學者竭力證明中國很早就出現了土地私有制，主張中古時期土地私有制非常發達，土地買賣盛行云云，但大概誰都不能否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在中古土地所有制中的深刻影響和巨大作用，否認皇帝或官府對土地的控制權和最終決定權。否則，便不能解釋中國歷史上抑豪強、抑兼并的反復展演，不能解釋抄家、籍沒的頻繁發生[6](p97)。在這一理論的作用下，每個王朝建立初期，都無一例外地承襲了土地國有制。這樣，所謂屯田、占田、均田，便都是國家分配土地，農民在土地國有制的前提下使用土地。即使是官僚占有的土地，雖可能由皇帝賜予，亦未超出土地國有制的范圍。

在中古社會的具體條件下，由于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財富的主要形式，土地的國有便意味著財富的私有僅限于一個有限的部分。而在中國中古社會，臣民私有的財富則可能限于一個更小的部分，而且即使這個更小的部分，其私有也遠遠不能確定，因為它缺乏起碼的法律、制度保障。而沒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權力是脆弱的，這在后文還將論及。而且，在生產力低下、生產方式原始的情況下，吃飯幾乎是生產生活的頭等大事。這就決定了人們對土地的依賴性。而土地的價值越是突出，其他財富便越顯得無足輕重。何況所謂動產如糧食等也都是土地所產，而不動產如房屋，它們的存在和積累也都以土地為先決條件。總之，中國中古社會的私有相比英國，不僅不高，而且更低，更具有“低度私有”的特點。

在歷史基礎與現實條件的關系中，如果歷史基礎已經具有較高的私有制含量，那么在現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也會形成較強的私有制。比如法國，作為征服者的日爾曼人在社會發展階段上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基本相似。但它所接受的歷史基礎就私有制發展水平而言卻是古代世界最為發達的羅馬文明，僅此一點，便可使法國能夠建立高于英國的私有制。事實也正是如此，征服時代的日爾曼人雖處在原始社會末期農村公社發展階段，公有制形式處于主導地位，因而對征服土地的分配仍然貫徹了農村公社原則。但由于公有制正在衰落，私有制業已產生并加速發展，日爾曼人對于羅馬發達的私有制并未產生明顯的排異反應。在這種情況下，羅馬的私有制基礎對這些征服者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日爾曼人入侵之后，西歐大陸百廢待興，各蠻族小王國亟需一定的法律理論來規范和保證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關系的協調，而這，靠自身之力是難以解決的，于是充分繼承羅馬遺產，起用羅馬舊吏，承襲羅馬法條文[7](p105-111)[8](p251)[9](p1-23)，使羅馬法中物權關系的基本內容在日爾曼人內部扎根推廣。這樣，日爾曼人定居后不久，土地便停止了重分，轉化為“自主地”，很快完成了由公有向私有的過渡。后來雖進行了采邑改革，使土地關系變得復雜曲折，但財產私有權的基礎業已確立，否則便難以說明為什么采邑制自始就含有世襲的萌芽，并在此后不久便轉化為世襲的封地了。征服者威廉任諾曼底公爵時，其領地的財產所有權狀況即大體如此。但在不列顛，征服者接受的是發展進程落后于自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同時又摻雜了丹麥人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中，私有制含量十分有限，當國王挾征服之威集中權力時，這種基礎自然不可能發揮像大陸羅馬文明那樣的作用，而封臣對土地的權力也就受到相應的限制。在同一關系中，在歷史基礎不變或相似的情況下，現實條件中私有制含量高些，也會形成較強的私有制。但如前所論，英國現實條件是指從法國導入的封建原則，本來私有制含量就不高，又經過了威廉的改造，私有制含量自然更低了，所以在這方面，也不可能形成高于而只能形成低于法國的私有制。而如果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的私有制含量都低呢?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從表現形式看，英國的土地制度與大陸大體相同，都呈現為等級形式，都是在一塊土地上重疊著多種權力，都具有有條件和不完全占有的特點。但在私有程度上，英國的土地私有較法國更低。這可從王權的強大得到解釋，也可從封臣處分土地的權力上得到說明，還可從封建主的獨立性狀況得到證實。

中國則不同。中國中古私有狀況雖有高于英國的歷史基礎，但它的現實條件卻非順應私有地產發展的專制政體。這些政體的執行者即各國王公，很像封建割據時期的德國諸侯，對外對上力主分權平等，對內對下則厲行集權專制。而一經從周王控制下獲得獨立，便站在國君的立場急于實施土地國有。這樣，在專制王權的強力控制下，私有制的發展態勢遭到遏制，而所有制形態也就向著國有制方向發展。這表現為諸國王公紛紛將那些不在冊的“隱田”等私有地產納入國有范圍。而所謂晉國的“作爰田”、魯國的“初稅畝”、鄭國的“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齊國的“均田疇”等便都是從整頓田地入手，改革稅制，使私田復歸國有[6](p114)。這就將新生的土地私有制扼殺在了搖籃之中，其結果，是中國中古社會與英國殊途同歸，也形成了“低度私有”的所有制形態。

這樣，大體上可以認為，中英中古社會都具有“低度私有”的特征。

二、賦稅基本理論與中古不同時期主要稅項的設定

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對賦稅項目的設定。在中國，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這種設定是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進行的，參加人員為朝廷命官，而不是納稅人。英國的設定則是在君民共同需要的條件下經共同同意而實現的。由于君民雙方在賦稅征納中處于不同地位，君主是征收者，國民是納稅人，在英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前者一般處在被動地位，而后者則處于主導地位。所以，所謂共同同意下的稅項設定，其實主要是國民或納稅人控制下的設定。

在中國，受這一理論的制約，中古前期主要征人頭稅，后期主要征土地稅。在這里，人頭稅、土地稅分別與“王臣”、“王土”相對也許是一種巧合，但稅人與稅地確實反映了中國中古稅制以及賦稅基本理論的主要特征。與中國不同，英國中世紀前期曾有少量土地稅征收，中期曾有幾次人頭稅征收，但這些征收不僅在各自被征時期從未占據主導地位，且很快遭到廢除。而自動產稅征收以來，賦稅征收便先后以動產稅和工商稅為主體。這也反映了英國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重要特征。依習慣理解，在生產力低下，生產方式落后，生活資料主要靠土地產出的傳統農業社會，賦稅征收必然以人頭稅與土地稅為主體。以此衡量，中國的情況最為典型。而英國，竟是違背常理，不去依靠人頭稅與土地稅而去依靠其它嗎?不管這看上去怎樣不可思議，而事實的確如此。如何解釋這一現象?為什么同屬傳統農業社會，同依土地維生，而結果卻如此迥異?

就財產所有權的主體而言，英國中古土地所有權既不同于羅馬，是私有的，也不同于中國，是國有的。在這里，土地所有權在多人中分配或分割開來，致使一塊土地上重疊著多種權力，而產權關系也就變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了。這種土地關系在所有權意義上如何表述?可否看作公有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說，公有可有多種形式，公社占有、教會占有、城市占有等都是公有的不同表現。這些表現當然具有不同特點，如公社占有制表現為橫向占有，而領主占有制表現為縱向占有。但在我看來，這些表現并不能體現公有的性質，而僅僅具有形式的意義。正是這種形式，才決定了不同公有的不同特點。公有的本質是什么?是特定群體中的各個個體共同享有公有對象的權益。這方面，公社制與領主制并無顯著不同，或者說二者并無本質的差異。趙文洪先生在論及經濟、社會環境對西歐中世紀私人財產權利的影響時說：“中世紀西歐是一個團體、集體或共同體至上的社會，無論封臣封土制度、公地制度、行會制度還是宗教制度，都體現出這一特點。社會的過度重要，壓抑了個人權利和自由。”[10](p61-62)也許正是因為“共同體至上”和“社會的過度重要”，西歐中世紀的封土制才具有了公有或共享的性質。至于權利義務，亦非封君封臣制的孤立現象，公社成員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對公社也必須承擔相應義務。而且，所謂權利義務，亦非體現公有的本質，而只是這種本質的結果。

動產情況則不同。雖然某些動產與地產的關系密切相聯，例如糧食，如前所述，一人倉廩，便以動產視之，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中，似都沒有爭議。也就是說，動產基本上是私有的。如此則可以認為，中世紀英國的私有權主要是一種動產私有權。這一點，是我們認識英國中世紀私有權形態的關鍵，也是所以形成賦稅基本理論的基點。如前所論，在中世紀，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財產中的主體。既然作為財產主體的土地是非私有的，那么，動產的私有便顯得相對微弱了。這就是英國私有權形態的基本情況。

與英國不同，中國中古社會實行土地國有制。土地由國家直接分配或賜予廣大小農和地主官僚，而土地所有權仍由國家或皇帝執掌，在土地所有人和使用者之間不存在眾多的阻隔，具有“一捅到底”的特征。至于動產，似乎無人不說是私有的，但接觸到的材料使我們感到似乎并非如此。因為這種私有的指向非常軟弱，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因此，以“低度私有”概括和表達當時的私有狀況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是為了行文的嚴密，至于私有的物品具體指什么，實在是一個難于回答的問題。因為即使是細軟珠寶之類、通常理解為真正私有的物品，官府都可以隨時隨地加以抄沒，這方面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可謂不勝枚舉。這使我們想起了古典時代雅典的立法：如果某人經公民大會表決犯有叛國罪，那么這人須被放逐國外，時限為十年。但放逐期間，他的家產仍受法律保護，一俟放逐歸來，即馬上歸還。在西方中世紀，這一法律精神是否得到繼承雖然無從稽考，但抑豪強、抑兼并、籍沒、抄家的事情似乎很少發生。兩相比較，對于認識中國古代的“私有”顯然不無意義。

那么，在英國，這種弱勢的私有權是怎樣制約復雜的經濟關系從而形成了以這種私有權為核心并在后世資產階級革命中產生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的賦稅理論呢?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分割造成了英國中古時期少征以至不征土地稅的表征。這里應當區分國王作為國君和封君的雙重身份。作為國君，他可以征收國稅，而由于土地在理論上屬于國君，土地稅又屬于國稅，所以國君可以征收土地稅。但作為封君，雖然封地也從封君處領得，由于他已經征收封建稅，所以不能別征土地稅。但是，國王可以扮演兩種角色，土地卻不可以如此。因而，當國王作為封君通過土地的封賜征收了封建稅后，作為國君便不能再從土地上獲得另外索取。這樣，假定有一塊土地，國王要征土地稅，公爵可以說這塊土地雖原從國王處領得，但又轉封給了伯爵。而若向伯爵征稅，伯爵亦可以同樣理由予以拒絕。如是一直到騎士，而騎士仍可說業已分予莊園勞動者，而勞動者無土地所有權是各級封建主都承認的。結果使土地稅的征收不能付諸實行。事實也正是如此。1066年諾曼征服前，盎格魯·撒克遜國王曾經征收名為丹麥金和卡路卡奇的土地稅，但那時封建等級制尚未確立，因而各等級間的阻隔還未形成，而且是處在丹麥人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所以這種征收是可能的。盡管如此，這時的征收次數很少，征收量也不大，因而為一特稅而非常稅。諾曼征服后情況不同了，封建等級制業已建立，各等級間的阻隔業已形成，所以從理論上說征收已不可能。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有土地稅的征收呢?答案應該是：土地稅雖不，卻已經是國人認可的稅項，征收舊稅要較新稅容易得多，對于這種現成的稅項，國王當然不能舍棄，而對國民來說，由于已經形成了習慣，或至少已有先例，繼續征收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說，諾曼統治者征收土地稅具有一定的歷史因由。但征收之難，已遠非昔日可比。因為土地稅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征收，所以往往多年甚至十多年不見征收一次，而且征收量很小[11](p5-6)。如此似存似廢，時續時斷，不絕如縷地維持了百余年，終于在1224年被明令廢止[12](p220)。

正因為如此，英國賦稅基本理論幾乎沒有涉及土地稅的征收，這是英國賦稅理論區別于中國乃至東方的一大特征。不征土地稅，政府依靠什么來推動國家機器的運轉呢?相對土地而言，國民對動產的所有是清晰而牢固的，不似土地所有權那樣形成了若干等級，因而也就沒有征收土地稅時所遇到的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同樣，工商稅的征收也不存在這樣的障礙。于是，動產與人們習慣區分于動產的工商之人便成為政府的征收對象。其實動產就其來源而言，大部分仍產自土地。但如上文所言，這種產出一經與土地分離，便屬動產范圍，從而與以地積作為征收依據的土地稅區別開來。而工商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以動產的形式存在的。但在征稅實踐中，政府都將之分列，所以別稱工商稅。筆者曾著文認為，英國中古賦稅初以土地稅為主體，繼以動產稅為主體，約自14世紀初，始以工商稅為主體[13]。賦稅結構的這種變化是賦稅基本理論指導的結果，同時也對賦稅理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由于動產與工商之人的所有清晰而牢固，所以政府在廢止土地稅后相繼以動產稅和工商稅作為財政收入的主體。正因為如此，國民才盡其所能限制或阻止動產稅和工商稅的征收。也正因為英國中古社會主要征動產稅和工商稅，國民對動產和工商之人的私有才足以制約賦稅理論的制定，并決定它的性質，而賦稅理論中涉及這兩種稅的內容也就特別突出。

在中國所有權形態等特定條件下，稅人與稅地不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先看稅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在人頭稅以及徭役的征發中起著重要作用。受這一理論的影響，在深層的民族意識中，皇帝是中華大家族的家長，人民為皇帝的臣子。對皇帝而言，“臣子”的概念雖不同于“奴隸”，但在宗法制意義上，卻也具有某種所有權的意味。這種文化特性作用于稅制，便易于表現為人頭稅與徭役的征發。而在中古前期商品經濟成分、人的獨立性和人口流動還很有限，自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稅人乃是最便利可行的選擇。這里包含著稅人的某種必然性。再看稅地。財富的“低度私有”同時意味著“高度國有”。而“高度國有”表現在土地制度上必然意味著國家對于土地具有近乎完全和直接的控制權。這樣的控制權無疑為土地稅的征收提供了保障。此外，這里不存在英國土地所有權的分割問題，從而排除了土地制度中的層層阻隔，因而征收土地稅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本身具有不可移動、變更的特點，稅地在技術上最便于操作。在商品經濟顯著發展，自然經濟日益解體，人的獨立性日漸增長，人口流動日臻頻繁的情況下，與稅人相比，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又由于土地是中古最重要的社會財富，稅地能夠保證賦稅的最大量征收。這樣，稅人也就必然過渡到稅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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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Basic Theories of Tax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Ownership in the Middle Ages

第2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股權激勵；公司治理；管理層

一.上市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

（一）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含義

管理層股權激勵就是讓管理層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權，使其能成為本上市公司的股東，將管理層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而讓管理層需要致力于通過提高公司的長期價值來增長自己的個人財富，也是上市公司以本公司的股票為標的，對公司管理層的一種長期激勵方式。

（二）管理層股權激勵的理論基礎

1. 委托理論

如今在上市公司中，形成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公司治理結構，股東將權利委托給人管理公司。但是雙方所追求的目標有所不同，公司所有者需要的是公司整體的價值最大化，而管理層追求的卻是自身相關利益的實現，未能完全的統一。只有兩者的有效結合才能做到共贏。

2. 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作為上市公司重要的資本，能一定程度上較大地確定著未來公司未來收益與價值提高，是維持公司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動力源泉。人力資本作為特殊的財產形式，因其所有者歸屬于個人，所以需要激勵機制去激勵人力資本發揮積極作用，使其能為公司發展有更好的效用。

（三）上市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相關內容

1.上市公司管理層股票期權遵循的設計原則

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管理層股權激勵的作用就是為了將管理層利益與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利益放在一起，公司的經營好壞直接影響著雙方的利益，促使管理者全心全意為公司服務也是自我利益實現的需要。

2.上市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的積極作用

（1）管理層股權激勵能降低上市公司支付的成本費用，節省了為約束與監督經理人發生的支出。（2）管理層股權激勵能讓管理層更更加注重公司的長遠利益，減少短期決策，提升公司的整體價值。（3）管理層股權激勵能增加對人才的吸引力，同時也提高了管理層人才的退出成本，有助于公司留住人才資源。

二.我國上市公司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中國大多數上市公司都在推行股權激勵制度，企圖以此來約束與激勵管理層行為，促使管理者與所有者利益趨于一致，提升公司的整體利益最大化。我們不能單單期望于一種激勵方式來解決所有問題，股權激勵所產生的效果存在很大的差異，作用也大受影響。其重要問題如下：

（一）公司治理結構有待完善

我國有大多數上市公司都是通過原有國有企業完成的股份制改造產生的，在前期所有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得以繼續存在，所有者缺位也是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重要變現，管理層會為短期利益而忽略公司的長線發展，不利于整體價值提高。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顯得尤為必要。

1.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問題

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為三權相分立的管理模式，從制度上看三權分立的制度從執行到管理上都能達到相互促進相互約束的作用，是非常好的管理制度。但也有內部人控制問題制約著作用的更好實現，這樣不僅損害了全體股東的利益，也不利于上市公司的發展。

2.上市公司考評業績體系不夠全面

在中國的特殊股票資本市場，股票投資具有較強的隨機性與不確定性，股票價格的高低不一定完全是由經營管理者的業績來決定，可能存在一些違法違規的操縱股價行為或一些市場信息等其他因素。所以以此來考評管理者的經營業績的體系是有待進一步完善。

（二）資本市場還不完善

上市公司的資本市場主要體現在股票市場，管理層股權激勵行為是否行之有效是以是否有一個完善的股票市場為前提的，這樣股權激勵的作用才能被充分利用起來。股權激勵的實施實際上就是為了將使管理層與股東的共同利益捆綁在一起，進一步促進公司的價值提高。

1.證券市場不成熟。

目前我國的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公司制改造并不徹底，存在著如“所有者缺位”等嚴重問題，內部人控制問題最為嚴重，極大的損害了包括國家與全體股民的利益。我國的資本市場還是一個弱度市場，市場的調配制度并不是完全合理有效的，這些都不利于股權激勵的實施以及作用的體現。

2.財稅政策與會計制度的不足。

針對我國股權激勵后產生的征稅問題并沒有統一規范的規章制度來規范，使得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不透明現象與管理層接受股權收益成本加大，挫傷了股權擁有者的積極性，同時沒有較為統一完善的稅收優惠，使征稅問題的標準成為了爭議問題。

3.設計與操作制度不健全。

股權激勵的設計直接關系到是否行之有效和能否產生積極效果的關鍵，同時也是公司制定股權激勵是否值得應用必須考慮的因素。同時在操作執行上，選擇何種方式方案都是至關重要的，怎樣才能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激勵效應。但在我國股權激勵過程中在這方面的規程是不完善的，使得股權激勵的實施受阻。

（三）外部環境的缺陷

1.經理人市場不夠成熟。

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的任用選拔不是完全的遵循市場公平競爭，很多潛在的規則制約股權激勵對管理層的激勵作用，同時也促使了上市公司的腐敗現象的提升。

2.資本市場的弱有效性。

面對市場信息的不斷變化，股價不一定能完全體現市場的反應，存在著市場投機行為影響股價與違法違紀的幕后操縱股價行為，對于進行管理層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其激勵目的勢必會大大削弱。

3.法律法規的不健全。

上市公司對于股權激勵所需要的股票大多是通過發行新股與股票回購來獲取，但在我國公司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都對這些方面有明文的規定，禁止上市公司回購與獲得新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股票的獲取來源。在稅收政策方面也存在著問題，在股票交易過程中征收多種稅，增加了上司公司的發行成本，也降低了股權激勵對于管理層的吸引作用，其激勵效果也將受到影響。

三.發展與完善上市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建議

（一）優化公司治理結構建設。

只有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下，管理層股權激勵才能表現得更有價值，才能有較好的正向作用。上市公司要加強公司改革，建立現代化公司制度，確立法人治理結構。

（二）資本市場有待進一步完善。

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質量，確立相關管理制度來防范內部操縱股價以及幕后交易的行為。加強社會媒體、證監會等的監督力量，提高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透明度。增強市場流動性，讓市場能真正的擁有對上市公司的掌控權，增大資本市場對對管理層行為的約束力度。

（三）完善公司的內部治理，建立良好的外部環境。

1.促進經理人市場的進一步建立。

股權激勵的效果發揮需要依靠健全完善的經理人市場的存在，才能有較強的約束激勵效果。對于完善經理人市場需要從下面幾方面著手：公平選拔制度；建立考評人才工作績效制度；加大管理層繼續學習投資建設。

2.綜合績效考核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現在的上市公司對于管理層的考核主要集中在對主要財務指標的考核，如資產負債率，現金流量等，而忽略掉很多有價值且對長期企業發展有用的非財務信息。單從股價去判斷公司管理層業績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股價受很多市場因素的影響，并不能完全真實的作為績效考核的依據。

（四）彌補股票期權制度不足。

現行的股票期權制度里大多采用單一的激勵工具，而缺乏多種激勵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沒有發揮不同激勵工具所擁有的優點，而且多種組合更能夠降低管理層取得報酬的風險，對于管理層來說是有利的，也更能激勵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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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銳，龍子午.股權激勵對公司價值影響因素的統計分析. 現代財經. 2011 年第2 期

第3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盈余管理；動因；手段；監管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2-0-01

隨著資本市場加速發展，會計信息質量問題不斷受到質疑，引發了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大量研究。盈余管理關系到企業對外提供財務會計報告的信息對投資者、債權人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決策。盈余管理雖然與蓄意進行會計造假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在當前對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普遍訴求很高的情況下，研究這一問題對資本市場建立正常的秩序、完善會計規范體系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一、什么是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經濟學和會計學重要研究課題。美國會計學家斯考特認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而凱瑟琳·雪珀認為，盈余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有目的地控制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當局在遵循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通過對對外報告的會計收益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以達到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它區別于會計造假，但結果卻同樣地背離了財務報告原則的中立性，因此造成了對外披露的財務報告信息有所偏差，難以“真實和公允”地反映企業發生的各項經濟事項。

二、盈余管理的動因

（一）從企業管理層個人角度

一方面，企業管理層的薪酬、福利、獎金、分紅等通常是與企業的經營成果掛鉤，由于市場波詭云譎，能否真實地完成企業預定的目標業績對管理層來說往往是不可控的。在預先了解企業真實盈余狀況的前提下，為了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管理層就有動機和機會進行盈余管理。比如金螳螂建筑裝飾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對管理層進行股權激勵。在股權激勵計劃公告前，公司管理層通過“操縱應計利潤”進行向下盈余管理，公告日后則伴隨著盈余的反轉，從而輕松地實現在股權激勵計劃公告前打壓股價而在行權日前和標的股票出售日前抬高股價，最終實現了管理層個人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在高度激烈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如果管理層未能取得良好的業績，那么他極有可能會在未來被替換掉，為了保住位置，粉飾業績而具有進行盈余管理的傾向。

（二）從企業角度

1.資本市場動因。進行盈余管理的資本市場動因是多元化的，包括上市、籌資和避免退市。我國法律對企業上市的規定比較嚴格，很多中小企業難以達到，因而他們趨向于通過盈余管理來滿足條件。比如萬福生科通過虛構合同來虛增收入實現上市的案例在資本界屢見不鮮。另外，我國法律對連續三個會計年度虧損的上市公司進行停牌退市，為了避免停牌退市厄運，上市公司也會通過盈余管理滿足法律的要求。例如濰坊北大青鳥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05年以來每兩年虧損后的第三年就會盈余，在公司經營狀況未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情況下顯然是進行了盈余管理。

2.避稅動因。盈余管理的另一動機就是稅務籌劃。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與稅收法規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兩者已逐漸傾向于分離模式，使得財務會計報告披露的會計利潤與所得稅申報中的應納稅所得額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實際上不僅僅是會計準則和稅收法規的規定不同造成的，公司也會為了少企業交所得稅，為了下期利潤目標做準備而進行盈余管理。短期而言，通過減少當期應交所得稅，可以增加企業當期現金凈流量，達到減少或推遲納稅的目的。2000年，我國銀廣夏合并報表中的利潤總額為4.23億元，確認的所得稅僅為739萬元，所得稅綜合稅率僅有1.75%。

3.政治成本動因。很多規模巨大的公司（尤其是壟斷性行業）受到了公眾的廣泛關注，為了避免“樹大招風”，管理層很可能通過收益最小化的策略進行盈余管理來降低政治成本。在政治風險高于經營風險的情況下，管理層通過會計程序和方法減少其利潤，避免成為公眾的焦點和政府監管的重點，以防止政府進行管制或實施對企業發展不利的政策和措施。

三、盈余管理手段

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兩種，即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應計項目盈余管理是指通過操縱各種應計項目來達到某些特定財務報告目標；真實盈余管理是指“通過適時性的財務決策來改變報告盈余”，包括經常性活動盈余管理和非經常性活動盈余管理。

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產生的前提是權責發生制。在權責發生制背景下，企業在報告期內的對實際并未收付的經濟事項，如收入、成本、應收、應付款項等都予以確認在財務會計報告中進行反映，從而形成企業的盈余信息。例如攤銷政策、方法，減值準備計提的方法，對壞賬收回可能性的估計等都是由企業在會計準則框架內進行自由選擇和制定的，因而企業基于某些特定目的就會采用應計項目這種簡單靈活的方法進行盈余管理。

企業經常性活動盈余管理主要是通過操縱銷售、產量控制、費用控制等手段進行。操縱銷售主要是年末大幅度提供折扣價格和放寬信用政策來增加收入；產量控制是出于規模效應，大幅度增加產量可以降低單位固定成本和單位銷售費用；費用控制則是大規模削減研發費用、培訓費用等。這三種方法基本上都是犧牲企業未來利益為代價來增加本期盈余的。非經常性活動盈余管理主要是通過資產處置和關聯方交易等手段進行。資產處置是通過適時地出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來增加投資收益實現利潤平滑；關聯方交易是以不符合市場規律的價格在關聯方間安排交易增加收入和利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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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一、財務治理概念界定及理論基礎

（一）財務治理概念界定伍中信教授認為財務治理是“以產權中的核心部分財權為基本紐帶，逐步確立出資人、董事會、經理人和企業財務人員財權流動和分割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分別體現各主體在財權上相互約束、相互制衡的關系。”按照楊淑娥教授的看法，“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體現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安排。”不同的學者對于財務治理有著不同的界定，仔細分析各個專家的的表述不難看出其相通之處，所以筆者認為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以此來規范和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沖突，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

（二）財務治理問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財務治理研究的理論淵源最早應溯及企業契約理論，至20世紀50年代以后，現代企業財務理論的發展為財務治理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理論基礎。（1）現代企業契約理論。企業契約理論始于科斯1937年的經典文獻《企業的本質》，經眾多學者的發展已經形成完備的理論體系。契約理論確定的宗旨是將企業視為“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針對企業存在的原因、企業邊界與企業所有權等問題展開論述，本文主要介紹委托理論和產權理論。委托是由于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而逐步發展起來，當作為所有者的個體或組織授權另外一些個體或組織代表其經營企業、從事某項工作時，前者就取得了委托人的身份，而后者就取得了人的身份，委托人和人之間立即就形成了委托關系。委托人希望人的行為要與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性，但由于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會產生問題，即人不顧委托人的利益而自行逐利。由此，在不同的委托方之間，客觀上需要建立一種相互約束、相互制衡的管理機制，使受托方努力工作，不發生偷懶、搭便車等“道德風險”行為，確保完成委托方的任務。委托人可以采取的辦法是：給人設立適當的激勵機制或對人的偏離行為進行監督；要求人保證不采取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或在人采取這種行為時給予委托人必須的補償。這種委托關系及其有關理論，正是企業財務治理的理論基礎。現代產權理論主要研究產權的內涵、產權制度的作用和功能、產權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以及如何通過界定、變更和安排新的產權結構來提高節約經濟運行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內容。產權對現代社會的作用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可以明確界定產權主體之間和非產權主體之間的權責關系，從而使人們在交易過程中形成合理的預期；二是產權能夠為外部性的內部化提供激勵；三是產權在明確產權主體權利的同時，也明確了產權主體的責任，從而對產權主體的行為產生約束，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從產權的角度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是同時參與實際經濟活動的產權主體。各利益相關者與企業不同程度的利益關系，為其平等、獨立機會參與或影響企業治理結構提供了可能。產權既要追求和保護自身權益的合理性、合法性，又強調產權行使時對他人權益的尊重和保護。（2）現代公司財務理論，包括有效市場理論和資本結構契約理論。有效市場理論指公司重大籌資、投資等財務決策與財務成果都需要市場予以反映和引導。資本市場的有效性不同，反映的財務信息質量也不同，這將直接影響投資者和經營者的判斷，最終影響資源配置的效果。市場的有效性直接關系到財務治理的效果，有效的市場反映更充分的信息，帶來更有效率的財務控制權轉移，對企業控制權的優化配置意義重大。由此可見，健全的資本市場是公司財務治理的重要內容和財務治理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資本結構契約理論主要從三方面對企業資本結構如何影響市場價值進行研究：一是資本結構會影響經營者的努力水平和行為選擇，從而影響企業的市場價值；二是通過資本結構傳遞信息的功能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經營狀況的判斷來影響市場價值；三是資本結構會影響企業控制權的分配，進而影響企業的市場價值。

二、國有企業財務治理存在的問題

（一）國有股占優勢，形成內部人控制 我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中國家是最大的股東，股權過度集中，財權分配不當，缺乏多元股權的財務制衡，股東大會實際上被國有股控股股東所把持。內部人控制現象相當嚴重，其突出表現在過分的職務消費、信息披露不規范、轉移國有資產，及將國有企業視同民營企業或“私人企業”而獨攬大權、建立權力“小圈子”等。在財務決策方面存在不合理之處，政府作為管理者維護著國有企業外部市場環境，還作為出資人代表享有極強的財務干預和監督權利，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這種特殊財務關系，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政府是其重大財務事項的最終決策者。在做出財務決策時，可能就會對其他各方的利益產生不利的影響。

（二）債權人與中小投資者利益受到侵害 眾多中小股東難以參加股東大會會議或在股東會發揮作用，股東大會實際上由國有股控股股東所控制。通過關聯交易、占用公司資金、不進行分紅等方式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并且中小投資者參與經營的意識不強，存在“搭便車”思想，可能放棄對自身權利的要求，對于債權人而言，由于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同屬國有控制，借貸產權不清，并不完全具備信貸的約束能力，國有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實施財務監控的強度也存在欠缺，故國有企業也可能侵犯債權人的利益。國有企業的經營一般較為復雜，由于信息的不對稱等原因，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很難全面地了解到企業的發展狀況和面臨的挑戰等，只是被動的獲取財務信息，不能有效地對企業運營實施監督并保證資產安全。此外，對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保護制度不完善，我國《公司法》和《證券交易法》等對股東的基本權利有明確的規定，對限制內部交易、經理人員利用內部信息操作市場，對控股股東關聯交易限制，防止關聯交易侵害小股東利益等也有規范，但對中小投資者和債權人相機治理、發揮其在公司事會等權利機構的決策、執行監督權利保護欠佳。

（三）對經營者的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在一定程度上采用直接行政管理的手段，沒有恰當地估計承認經營者的貢獻，獎勵帶有隨意性，經營者對此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激勵作用有限。薪酬激勵方式結構單一，尤其缺乏長期的激勵手段，采用年薪制，股息加紅利，期權股份的企業還不是很多，多是固定工資的形式。一些國有企業，考核標準過于細化，要求過于嚴格，造成實際工作中實現有困難，影響績效考核對經營者應有的激勵作用。有些國有企業雖然制定了考核標準但是不依據考核結果對經營者進行合理獎懲，或者經營者根本不知道考核結果如何，使得通過考核來激勵經營者的方法成為空談或是做表面文章，這給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對經營者的正確評價、激勵都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在精神激勵上主要表現在政治前途，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精神激勵的常見方法，是評勞模、評先進，形式性較強，很難從深層次起到激勵的作用。在國有企業中還存在不規范的超額分配、高福利、在職消費等隱性激勵，這與經營者的經營績效不存在相關性，不僅不能激勵經營者努力工作，還會損害股東和債權人等各方的利益，造成腐敗、國有資產流失等嚴重后果。

三、國有企業財務治理完善建議

（一）優化國有企業股權結構 優化國有企業股權結構包括：一是逐步降低國有股比例，二是提高其他股。對國有股的制衡作用。在國有控股的前提下引入國內外機構投資者，形成制衡機制。通過股權結構的多元化調整，如兼并重組、相互參股、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多種方式，培植和發展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使國家單一主體發展成為國家、企業、基金、投資者個人等多元化主體。相應降低國有股持股比例，優化股權結構。國家資本比重的降低代表國家投資的機構或部門借以對企業的干預減少；其他投資者借助于法人治理結構對行政干預的制衡增強；國家資本比重降低，政府在企業的利益趨于減少，至一定程度后，政府會減少對國有及其控股企業的支持，對所有企業實行一視同仁，客觀上為所有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環境。但是由于目前國有股在我國股市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盲目大幅減持國有股可能引致股市動蕩，從而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的長期發展。因此，降低國有股比例工作要有計劃漸進推行。

（二）完善激勵機制 只要有委托關系存在，就有可能存在問題。問題的實質是委托人和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度問題，是人的動力不足的反映。國有企業經營者的薪酬基本特征應當是經營者收入與企業業績相掛鉤，能充分反映經營者的市場價值，以此來解決人動力不足的問題。完善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從加強監督經營者的越軌行為和建立有效的業績激勵機制入手，可行的途徑之一是建立以股權激勵為主體的長效激勵機制，鼓勵經營者從公司長遠利益出發，完善公司財務治理。此外，要有效地發揮薪酬制度的作用，一般情況下物質激勵是精神激勵的基礎或前提，只有物質激勵設計合理才能使整個激勵機制有效運行。所以，應從整體上適度提高薪酬水平。

（三）健全法律法規，強化內外監管 健全國家的法律法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經營者和獨立董事進行約束。在西方國家，中小股東借助法律手段來維護自身的權益。在我國，市場和法律都不完善，必須盡快采取措施建立健全企業財務約束機制。有效的約束機制可以減少財務經理人員的“偷懶”和機會主義行為，控制“內部人控制”和防止財務經理人員的隱性收入來源渠道。內部監督主要從規范國有企業內部審計著手。為提高國有企業內部審計的監督效率和效果，可以在董事會內建立內部審計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而內部審計委員會負責人由企業監事擔任比較合適。有利于監督公司經營者和股東的行為，又可以避免企業內部審計職能與監事會的重疊，便于妥善處理董事會下審計委員會和監事會關系，明確各自監督權責，使兩者在制度上相互補充、協調和配合，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并取得理想的財務治理效果。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形成一個重要的約束機制。中小股東主要是借助市場的力量對公司進行監督。在西方國家，敵意收購、權爭奪、用腳投票等約束機制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的有效性。建立規范、透明的市場保障機制，構成對大股東的有效監督和約束；成立具有權威的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利益保護委員會。保護委員會專門處理中小股東維護權益的申訴及糾紛，使大股東受到失去控制權的威脅，強化控股股東的誠信義務，促使大股東依法經營；喚醒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投資者意識，積極行使股東權利。

本文從財務治理的基本理論出發，探討我國國有企業在財務治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并提出了建議。幾十年的改革和發展給國有企業注入了新的活力，股權分置改革的成功、完善高管人員評價考核辦法、保護中小股東合法權益的法規政策陸續出臺，這些都是推動國有企業財務治理制度完善的有利條件。但是仍然存在不盡不人意的地方，要完善國有企業財務治理，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優化國有企業股權結構，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健全法律法規，強化內外監管等。隨著我國改革和發展的不斷推進，國有企業的各項制度也會更加完善，能更有效地發揮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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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一、資本結構的基本理論

（一）資本結構的概念 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它不僅包括負債與權益的構成與比例關系，而且包括全部負債中流動負債與長期負債的構成比例，以及權益資本內部的構成比例。資本涉及企業籌資、經營、利益分配和各個方面。資本結構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全部資本價值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狹義的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長期資本價值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尤其是指長期的股權資本與債權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 本文所說的是廣義上的資本結構。關于資本結構理論有早期資本結構理論（1952年，美國學者杜蘭特全面系統地總結和提出了早期資本結構的三種理論：威廉斯的凈收入理論；多德和格雷漢姆的凈營業收入理論；杜蘭特的傳統理論）和現代資本結構理論（1958年6月，米勒和莫迪格萊尼提出資本結構無關理論，開創了企業資本結構的現代研究。此后米勒和莫迪格萊尼于1963年對MM理論進行了修正，提出了有企業稅的MM模型。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結構理論也不斷發展，形成了權衡理論、成本理論、控制權理論等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二）優化資本結構的作用 企業資本結構是財務管理始終關注的問題。企業資本結構是否合理影響著企業資本質量的高低、企業的競爭力，并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做大做強。因此，合理的資本結構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充分發揮財務杠桿的作用，使企業獲得更大的收益。

二、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存在的問題

資本結構是反映企業資本實力的重要指標，是衡量企業償債能力的重要尺度，同時也是檢驗企業財務風險的重要指標。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已有20多年的歷史，雖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發生了改變，企業經營自得到了擴大，資本結構有了一定的進步，但仍然存在許多問題。

（一）資產負債率過高 由表1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都在55%以上，資產負債率畸高。適度地負債能給企業帶來財務杠桿收益和降低資金成本，但是“物極必反”，過度地負債又給企業的經營帶來危害：首先，企業會產生破產成本。根據稅負利益―破產成本理論，當負債達到某一水平，息稅前盈余將下降，同時企業負擔破產成本的概率增加；當破產成本大于負債避稅收益時，負債越多，企業的價值下降越快，惡化時，則會導致企業破產清算。其次，企業面臨無力償還負債的風險。若企業對債務結構安排不合理，將面臨未來資金周轉困難，無力償債的風險，企業也會因此陷入信用危機。再次，企業的再融資能力受限。

（二）直接融資比例低，銀行貸款仍是主要融資方式 由表2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和貸款、股票、債券發行籌資額及比例。以2007年為例，2007年我國股票籌資額只相當于貸款增加額的21.49%，企業債券籌資總額僅相當于貸款增加額的4.64%，兩項之和融資的比例只有26.13%，而發達國家直接融資比重多數在50%以上。由此可見，在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一直很不相稱，直接融資比例低，銀行貸款仍是主要融資方式，這顯然與啄食融資順序理論不符。

（三）直接融資中偏好股權融資 要指標，尤其是債券融資的發展，不僅可以很好的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還可以為企業帶來避稅效應。由表3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我國債券融資額遠小于股票籌資額。總體上可以說，債市是一個被忽略的領域，同期股票籌資額幾乎是債券籌資額的5倍，這恰與國際市場形成強烈反差。有統計資料表明，2007年上半年全世界通過市場化的債權融資的規模是股權融資規模的9倍還多。

（四）股權結構不合理，國有股比例過大 我國國有企業通過改制成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國有獨資公司以外，其他組織形式的公司制企業中，國有股比重也相當的高。以上市公司為例，我國上市公司國有股比例幾乎均在60%以上。過高的國有股比例，使得企業的經營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企業無法擺脫行政束縛。而政府由于其社會治理者的職能，它無法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經營企業，一旦企業經營虧損，責任者也既無義務也無能力承擔虧損責任，同時國有股名義上全民所有這一模糊不清的產權代表也加劇了這一現象。國有股比重過大，使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大小股東的權力嚴重不對等，一些股份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成為國有大股東的“一言堂”，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激勵、約束、信息功能并沒有真正得到體現，運行機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甚至出現向傳統國有企業回歸的現象。

三、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成因分析

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經過計劃經濟時期和后兩個階段，是在特殊的國情、特殊的經濟體制、特殊的發展模式下形成的，其成因既有國有企業外部的原因，又有國有企業內部的原因。

（一）國有企業外部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滯后。產權主體缺位是影響整個國有企業改革成效的最大障礙之一，也是導致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企業產權邊界模糊，產權主體缺位，經營者缺乏必要的產權約束，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債務就不具有約束力，這為企業過度的負債擴張提供了客觀上的環境和主觀上的動機。其二，國家作為出資者，投入不足。我國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在規模擴大，甚至設立過程中，國家作為最大的出資者沒有注入或沒有注入足夠的資本。對企業的自有資本和借入資本未予明確界定并且讓作為企業債權人的銀行替代出資者，以貸款填補出資缺口，把本應由國家作為出資者的權益讓渡給銀行，減少了出資者本應投入的自有資本，增加了企業的借人資本。其三，資本市場不完善。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我國的資本市場有了一定的發展，但還有很多問題，如：資本市場規模偏小、市場結構和產品結構較單一、市場機制不健全、基礎性制度建設不完善、債券市場弱勢等。不完善的資本市場直接影響國有企業的籌資，進而影響資本結構。

（二）國有企業內部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企業自我積累能力小。我國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不高，多數企業資本營運效率低，資本收益率偏低，負債率高，稅后利潤低，自我積累能力小。其二，融資風險意識欠缺。企業融資風險意識欠缺，表現為企業投資只注重上項目、上規模，項目評估時常常高估投資收益而低估潛在風險。企業經營者往往認為只要項目投產后擴大其資金規模，就沒有破產、倒閉的后顧之憂，即使遭遇風險，政府也會提供更多的政策保護。其三，治理結構不完善。資本結構和公司治理是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在我國，國有企業負債比率過高，而作為債權資本主體的銀行無法對企業形成有效的監督激勵機制；在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國有股和法人股所占比例過大且不能流通，政府作為企業的外部人不能進入企業內部并行使所有者職能，從而造成作為股權資本主體的政府不能對企業形成有效的監督激勵機制。

四、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優化對策

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存在的問題和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優化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解決其中存在的問題，需要進行長期周密的、符合實際的積極探索。筆者從西方早期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入手，以我國學者對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研究和分析為基礎，結合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優化的實踐經驗，對優化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提出以下對策。

（一）合理界定政府在融資制度中的地位 由于融資制度發展的體制性因素，我國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國家財政“三位一體”的政府型融資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政府對國有銀行的隱含擔保和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成為我國企業融資制度的基本特征。要徹底改變我國“三位一體”的政府融資制度，建立市場融資制度，關鍵是要把真正商業化的債權債務關系引入國有企業的融資結構中，一是要對國有銀行進行產權改革，改變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隱性擔保的局面；二是要建立適當的破產機制，從而對企業經營者形成一個負的激勵效應。

（二）機制創新，產權改革 國有企業最大的弊病在于機制不活，這嚴重影響了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亦嚴重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發展。其完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建立和完善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通過采取MBO（管理者收購）、Stock Option（認股權）等股權激勵方式,改變企業的所有者結構、控制權結構和資產結構，使經營者與企業形成利益與共、風險共擔的整體，從而有利于企業盈利水平的提升。

其二，建立職工董事制。建立職工董事制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加強企業的管理基礎，實現出資人利益、公司利益和職工利益的協調發展 。

其三，國有股減持。國有股減持可以降低國有股權在總股本中的比重, 從而優化資本結構,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

其四，國有股轉優先股。通過國有股轉優先股優化國有企業資本結構，是部分理論研究者提出的觀點。將國有股適度轉化為優先股，一方面可以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可以大大減少政府對企業不必要的干預，有利于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真正落實企業經營自。

（三）大力發展和完善資本市場 發達、完善的資本市場是優化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必要條件。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幾點：

其一，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大力發展多層次股票市場。發展多層次股票市場。一是大力發展主板市場，繼續吸納符合條件的優質公司上市，鼓勵H股公司和境外公司到A股市場發行上市（管理層表示國際版將在近期推出）。二是堅持不懈地發展中小企業板，建立適應中小企業特點的快捷融資機制和交易制度，增強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三是穩妥推進場外市場建設，拓展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功能，形成統一監管下的非上市公眾公司股份報價轉讓平臺。發展多層次股票市場，形成有機聯系的市場體系，有利于資本市場供求雙方的公平競爭，優化資本市場結構。

其二，加快債券市場發展。債券市場的落后已影響到企業的資本結構。因此，必須加快債券市場發展，積極推進債券發行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債券發行的市場化選擇機制；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評級制度、誠信檔案公示制度等債券市場主體信用責任機制。

（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強化企業自我積累能力 從本質上說，國有企業一開始就具有國家和企業的雙重性質，他更突出公益性，弱化贏利性，承擔眾多的社會職能。因此，優化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必須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國有企業輕裝參與市場競爭，努力提高資產盈利水平，增強企業的自我積累能力。

五、結論

企業的資本結構在財務管理中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重視。資本結構是否合理對國有企業影響較大。本文通過借鑒國外成熟、先進的資本結構理論、我國學者對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研究及實踐經驗，結合我國國有企業的實際情況，指出其資本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優化的對策。希望通過研究，對優化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影響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同時也是較為復雜的，本文只針對其中重要的方面作了一些探討。因此，對這方面的探討應該與時俱進，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進行。

第6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論文關鍵詞：股權分置改革,股權結構,盈余管理

股權分置改革是我國證券市場制度的一大創舉，它刷新了我國的股市歷史，為市場格局注入新鮮血液，帶來了又一里程碑式的變革。股權分置改革為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制度平臺，有利于證券市場長期健康的發展。它使得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的利益目標一致，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經營和決策水平，從而進一步地提升上市公司的質量。股權分置改革注重保護中小投資者的股東權益，為我國股市以后的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利益趨向基礎，緩和了流通股股東和非流通股股東的矛盾，實現了雙贏的結果。

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它對公司治理結構有一定的影響。而公司治理結構是否合理又影響了公司對外披露會計信息質量的高低。在諸多會計信息中，盈余信息又是較為重要的會計信息，它是評價管理人員經營業績的重要標準，也是相關利益人評價公司價值的主要依據，更是證券監管部門對公司進行監管的重要參考。股權結構的不合理，會使公司治理出現漏洞，各種約束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從而使得盈余管理行為更加容易發生。

一、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股權結構也稱公司的所有者結構，簡單地說是指公司股東的構成或者公司歸哪些人所有，它是股份制企業中各種權利主體的責權利關系的基礎。一般來說，股權結構有兩層含義：一是股權構成，主要是指國家股、法人股、高管持股、社會公眾股和外資股等。二是股權集中度，即第一大股東或前五大股東或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股權集中度有高度集中型，相對集中型和過度分散型三種。筆者從這兩方面來研究股權結構與盈余管理關系。

（一）股權構成與盈余管理關系

我國大部分的股份制企業是通過原有的大中型國有企業改制而來，所以國家股在企業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利益目標不同，國家的干預會影響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最終造成政企不分的局面，此外由于這些企業受到國家各種保護和享受各種優惠政策，不利于提升自我競爭力，最終影響公司治理效率。同時，我國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結果帶來了許多公司治理上的問題，國有股主體缺位現象嚴重，經理人缺乏有效的監督評價，從而會產生內部人控制。本文提出假設一：國有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大小正相關。

法人股指企業法人或具有法人資格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以其依法可經營的資產向公司非上市流通股權部分投資所形成的股份。法人股出資法人投資主體明確，并且產權歸屬清晰，法人股代表的不但有國家資本還有民營資本以及一些專家理財機構等，因此法人股能夠更有效地對企業經營進行監督和控制。同時，由于法人股投資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得投資收益，最終實現規模經濟。隨著我國全流通時代的到來，市場相關制度尚未完善，圈錢現象嚴重，法人持股的上市公司也較少關心公司自身的發展，對公司的監督控制的力度有所放松。因此，本文提出假設二：法人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大小正相關。

對于管理層持股方面，由于上市公司高管大部分屬于政府派遣而來，因此高管們更多關注的是個人政治仕途的發展價值，而較少對企業發展進行有力地監督控制，同時根據我國上市公司現有的狀況來看，高管持股比例總體偏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設三：高管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大小不相關。

自從我國從2005年開始股權分置改革以后，流通股比例逐年上升。資本市場正進入一個全流通的時代。從理論上來看，流通股股東能夠隨時“用腳投票”，通過拒購或大量拋售股票的行為，給公司管理層一些制約。同時，由于股權分置改革以后，大部分的流通股仍然掌握在國有股股東或法人股股東手等控股股東中。因此，本文提出假設四：流通股比例與盈余管理正相關。

（二）股權集中度

控股股東持股比例根據Morlk兩個效應原理，在比例較低的時候產生協同效應，當比例超過一定數量后產生侵害效應。當產生協調效應時，第一大股東會監督管理層的信息披露，抑制盈余管理的發生；而當產生侵害效應時，第一大股東會利用自己手中的控制權來操控信息，進行盈余管理。

在我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大，對公司的控制權就越大，受其他中小股東的制約較小。同時，控股股東存在很強的動機和能力與公司的經營者合謀，進行盈余管理行為，以獲得各自利益。王化成和佟巖(2006)利用調整后的盈余反應系數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間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與企業的盈余質量顯著負相關。因此，本文提出假設五：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大小正相關。

相對于控股股東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來說，其他股東對控股股東的行為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在股權相對集中的公司中，其他股東對控股股東的行為的制衡作用尤為明顯，由于股東都持有相當的股份而具有監督的動力，不會產生“搭便車”的動機，同時他們對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比起股權高度集中公司要更客觀和公正。然而結合我國上市公司股權制衡度的特點來看，我國股權比較集中，能形成股權制衡作用的股東持股比例較小，因此對控股股東的制衡作用較小。相對股東持股比例較小，受大股東的影響較大，可能存在用腳投票的行為，對于第一大股東對公司盈余管理的行為，存在搭便車的動機。

本文采用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作為股權制衡度的衡量指標。因此，本文提出假設六：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盈余管理大小正相關。

二、樣本選取

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股權分置改革后的資本市場情況，因此本文選取2006年至2009年為研究的時間范圍，按照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本文選取制造業為研究的空間范圍。考慮到上市的制造業公司大多數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且公司管理制度經過多年磨合而日趨完善，加之上市的制造業企業數據雖然多但是獲得數據并不困難，在做實證研究部分時結果更加顯著。為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在數據選擇過程中剔除了以下樣本：（1）ST類上市公司；（3）當年新上市公司；（4）相關數據確實或異常的公司。經過數據處理后，在2006年至2009年間，共獲得1860個樣本。這些數據主要來自北京聚源銳思數據科技有限公司RESSET數據庫、股權分置改革專網以及中國證監會網站。

本文所使用的統計以及數據處理軟件為SPSS17.0和Excel。其中，基本數據處理使用了Excel軟件，變量回歸分析使用了SPSS統計軟件。

三、變量選擇

（一）因變量

本文采用加入線下項目進行修正后的Jones模型計算出的可操控性應計凈利潤（DA）作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TA=NI-CFO（1）

其中，TA表示i公司總應計利潤，NI表示i公司凈利潤，CFO表示i公司的經營凈現金流量。

（2）

其中，表示第t期主營業務收入與第t-1期主營業務收入之差；表示第t期應收賬款與第t-1期應收賬款之差；表示第t期固定資產價值；表示第t期存貨凈額與第t-1期存貨凈額之差；表示第t期線下項目與第t-1期線下項目之差，IBL=投資收入+營業外收入-營業外支出；表示第t-1期期末總資產，是隨機誤差項。

（3）

其中，為第t期非可操縱性應計利潤；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計算出（2）式中6個系數，然后將6個系數代入（3）式中計算得出非可操作性應計利潤。最后將計算出的NDA和TA代入（4）式計算得出可操縱性應計利潤(DA)。

DA=TA-NDA(4)

（二）自變量

本文選擇國家股比例、法人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自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如見表1。

表1自變量定義

變量名稱

變量定義

國家股比例（STATE）

法人股比例(LP)

高管持股比例（MANAGER）

流通股比例（TRADABLE）

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CR1）

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CR2-5）

國家股股數/總股數

法人股股數/總股數

高管持股數/總股數

流通股股數/總股數

第一大股東持股數/總股數

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數之和/總股數

（5）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大小正相關，這與假設5、假設6一致。說明股權集中度高的企業越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行為，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獨大”現象不利于企業抑制盈余管理行為。其他股權的制衡作用并沒有有效的發揮，這主要與我國上市公司其他股東持股比例較低有關，其他股東受控股股東的影響較大。

通過以上對股權結構與盈余管理關系的分析，可以發現在股權分置改革后，雖然流通股比例逐年提升，但是流通股第一大股東仍然是曾經的非流通股大股東，從以上實證分析的結論來看，這一變化并沒有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反而是激勵原來的非流通股大股東通過盈余管理快速提升股價以獲得更多利益。歸根究底，是在股權集中度較高和國有股主體缺位的共同作用下，促使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我國應當加強證券市場監管，規范市場秩序，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規，約束上市公司行為。同時，我國應當在對國有股適當減持的情況下，引入外部的機構投資者或戰略投資者等來降低股權集中度，增加第二至第十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而上市公司則應當對高管采用股權激勵的方法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減少高管為個人利益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

作者情況：許雯娜，女，湖南衡陽人，1986年4月生，貴州財經學院08級會計學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理財理論與實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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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一、引言

1992年，我國頒布了《企業財務通則》（以下簡稱“舊《通則》”）和《企業會計準則》。“兩則”的頒布與實施，標志著我國企業財務與會計領域的改革正式拉開了序幕。之后的十幾年里，以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與完善為基調，我國企業制度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之相伴，我國的商法體系也在不斷修訂之中得以完善成熟，一批具有重大意義的法律法規陸續出臺，如《公司法》（2005）、《證券法》（2005）、《所得稅法》（2006）等；與此同時，具有標志性的財務、會計、審計法規體系出臺實施。其中，以《企業會計準則》（2006）《企業財務通則》（2006）（以下簡稱“新《通則》”）、《審計準則》最為令人矚目。

筆者在這里主要討論《企業財務通則》的邏輯，涉及以下議題：第一，《通則》的理論依據及其邏輯體系是什么？第二，分析《通則》融入了當今世界哪些主流的財務管理意識；第三，對新舊《通則》進行分析比較。

二、新《通則》的理論依據及體現

2007年1月1日實施的新《通則》，是除金融企業以外的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都應執行的一部財經法規。它的出臺，適應了我國加入WTO以及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有利于企業明晰產權、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有利于明確企業財務管理者的財務責任，包括：制定財務戰略，并從資金籌集、資產營運、成本控制、收益分配、重組清算和信息管理等各方面，回歸財務管理活動的本質屬性，以適應現代企業財務制度發展的要求；有利于通過強化企業財務管理、規范企業財務行為、控制財務風險，從而保護企業及其相關方的合法權益。可見，它的實施對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是中國企業產權制度沿革下的產物，它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主要體現為：（1）國家是國有企業的大股東；（2）國家以大股東身份，有權行使其剩余控制權，包括公司財務戰略在內的重大決策事項具有審批和審議權等；（3）更重要的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家有權以出資者身份對其進行增資、并要求其分紅（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要求）。國有及國有控制企業的存在，是新《通則》頒布實施的核心依據。

從理論角度，財政部所頒布的新《通則》是有其理論基礎的。通過多年的理論探索，人們已經對財務管理內容體系有了深刻的了解，主要體現在：（1）明確財務管理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公司價值增值，價值增值應成為一切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財務管理體系應體現“財務”的特性，即以財務或價值的標準來討論與分析公司管理中的融資、投資、分配、日常運營及并購重組等重大決策事項、管理內涵；（3）財務管理要體現組織的“管理”屬性，即以組織戰略為導向、以公司治理為背景框架，以流程梳理和內部控制程序為依托等。

但是，由于中國企業特有的制度背景，政府在企業財務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從來沒有削弱過。突出表現在：（1）政府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出資者；（2）政府（尤其是財政部門）充當著公共行政管理的職能，參與并推動企業財務管理活動的開展，成為財務管理活動的管制者；（3）有時，政府會直接參與企業各項財務管理的決策，如投融資審批、政府補貼等，并對企業日常財務規范提出相應的要求，如企業各項費用的開支標準和折舊制度等。1992年的《企業財務通則》，無時無處不反映出政府在企業財務管理的這些角色。筆者認為，當時，在我國商法體系并不完善的情況下，企業確實需要一部規范其財務行為的規則體系，以便正常開展各項財務活動，如資產負債的定義、收入確認、費用開支標準等，這是其一；其二，在沒有理清政府在企業財務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之前，在我國商法體系沒有真正建立并發揮作用之前，為維護市場秩序和經濟健康發展，政府還必須從政府行為、企業規范角度來行使其對所有企業（而不單單是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的制度規范權。然而，隨著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人們逐漸意識到，企業作為一個法人，有其自身的管理者——股東大會、董事會及其受托的經理人階層；同時，產權主體的多元化，政府也不再成為所有企業的“股東”；更重要的是，政府自身職能的轉變，要求其企業中的角色由原來的“兩職合一”，轉化為兩職的分離——即要明確出資者與行政管理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而對企業的管理有著兩種不同的體系、思想與方法。看來，規范企業財務管理行為，首先要從規范政府行為開始。公司財務管理應當依據于“法人”這一主體的治理框架進行分層決策、管理，回歸于公司財務管理的本質。新《通則》正是遵循這樣的邏輯框架，并建立在這些理論基礎上的。

三、新《通則》融合了哪些主流財務管理意識

（一）財務分層管理思想

對政府在財務管理中的雙層角色的討論，首先來自于理論界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活動的深層思考。20世紀80年代末，郭復初教授（1991）提出“國家財務”的概念，試圖將“國家財務”從“國家財政”中分離出來，以明確政府的雙層角色：國有資本所有者角色和公共行政事務管理者角色，并指出國有資產管理應是國有資本所有者的職能，它不屬于政府財政預算的管理范疇。應該說，這是理論界在當時對財務管理本質認識的一大突破。其后，干勝道博士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有者財務”的概念，進一步指出了所有者財務有別于公司財務的概念（1995）。

而將問題引向公司內部且基于法人治理結構框架，并對公司財務進行系統化的討論則屬謝志華、湯谷良、王斌三位教授所提出的財務分層管理思想。謝志華（1997，2001）全面提出了“出資者財務”的概念，從理論上分析了出資者財務的概念、內涵與實質；湯谷良（1997）則從公司經營者的財務責任這一本源出發，提出了經營者在公司財務中的責任定位；王斌（1997）則從公司內部財務經理的角色，重新定位了財務部門管理重點是現金流量管理。其后，王斌教授則從現代企業財務制度建立的角度，在梳理了上述出資者、經營者和財務經理三者財務職責的基礎上，對這一理論體系進行了歸納和總結，提出了財務分層管理這一理論概念和現代企業財務制度這一制度框架（王斌，1998）。

財務分層管理思想及其財務管理主體安排，是與以兩權分離為典型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特別是和股份公司制密不可分的，它從公司治理結構角度來看待公司財務主體及相關責任問題。表1就是對這種分層管理思想的簡單勾勒（王斌，1998）。

事實上，在新《通則》中可以看出，政府職能轉變及企業財務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政府雙層角色的定位、分離越來越明了，其管理職責在邏輯與理論體系上也越來越清晰。

1.政府的行政管理角色——服務。政府部門在企業財務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職責并不會隨著政府職能轉變而消失，而是由原來的直接政府干預到提供間接服務。在新《通則》中，可以看到其職能，如：參與審核屬于本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機構出資的企業重要改革、改制方案；根據企業財務管理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幫助、服務。所有這些，都可以看成是政府作為行政管理者在企業財務中的角色定位。

2.政府的投資者角色及財務管理職

責——決策與監督。出資者所擁有的權利、責任與義務是通過民商法體系（如《公司法》）來體現和規范的。但是，在中國特有的產權制度背景下，國家作為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主要出資者，如何規范政府的行為，則需要通過其他的法律法規形式來進行規范。對此，新《通則》進一步明確了國家作為出資者，其應履行的職權，包括國有資本金的籌集和投資、資產運營、資本收益及分配、產權轉讓收入的取得以及重組清算等活動等權利，其財務職責包括：審議批準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企業財務戰略、財務規劃和財務預算；決定企業的籌資、投資、擔保、捐贈、重組、經營者報酬、利潤分配等重大財務事項；各級財政部門應當監督執行企業財務規章制度，按照財務關系指導企業建立健全內部財務制度等。

不難看出，政府作為出資者的權利，在新《通則》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規范。

3.經營者的財務管理職責——執行。新《通則》強化了經營者的財務職責，這也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本要求。從邏輯上，經營者作為公司資產責任的受托人，應當在出資者的授權范圍內，行使其財務執行權和部分財務決策權。為此，新《通則》明確，經營者財務管理職責主要包括：擬訂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財務戰略、財務規劃，編制財務預算；組織實施企業籌資、投資、擔保、捐贈、重組和利潤分配等財務方案，誠信履行企業償債義務等工作。

（二）激勵約束機制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企業所面臨的財務管理問題越來越多，企業風險也越來越大。突出表現在：

1.財務決策程序化、內部流程及管理控制等方面不嚴所導致的企業風險（在委托成本中，此類風險所造成的損失可被歸為“剩余損失residual losses”）；

2.企業在日常運營過程中，沒有有效預警體系來保證經營者對企業財務運營質量、財務風險的評估與控制；

3.沒有良好的激勵機制來促使經營者盡職盡責，從而使其目標函數偏離股東意愿等等。

應該說，上述所涉及的這些問題都不是中國特色的，它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廣泛的共性。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國企業在改革深化中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而且是國外公司在治理與管理中普遍急待解決的問題。

面對這一系列管理問題，國外主流的財務管理意識是什么？歸納起來也只有兩點：

第一，激勵機制。從激勵設計上看，筆者認為，它應當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組織的授權激勵。經營者如果沒有良好的被授權，沒有賦予其必要的權責，顯然是不足以期望他（她）對決策、管理過程和結果負責的，在這一點上，授權與其說是一種管理措施，倒不如說是一種組織激勵。二是報酬計劃激勵，國外流行的“工資+獎金+長期股權激勵（如期權）”等模式，所追求的就是讓管理者與投資者目標一致，目標在于減輕由于矛盾而產生的成本。在這一點上，報酬計劃設計的重點不是報酬數量的多少，而是在組織范圍內其報酬結構是否合理、是否達到公平激勵的目的。在過去，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經營者，無論是在組織授權激勵上還是報酬計劃激勵上，都沒有達到讓其對資產經營負責的應有程度，因此，問題非常嚴重，而且成本巨大（如投資決策失誤、瀆職）、發生方式非常隱蔽（成本轉移、在職消費等）。在這種情況下，與其由其自由放任發展，倒不如規范其激勵機制，充分尊重經營者的管理業績。在這一點上，新《通則》中的一大亮點是，首次從法規上提出了經營者激勵機制的指導意見，《通則》要求“以回購股份對經營者及其他職工實施股權激勵的，在擬訂利潤分配方案時，應當預留回購股份所需利潤”。

第二，約束機制。從約束與行為規范角度，筆者認為，規范與約束經營者行為是投資者的根本責任。規范與約束經營者的管理行為，不可能完全依據于其過程監督（在這一點上，內部審計監督的直接報告主體不應當是經營者，而應當是董事會或股東會），但可以通過制度形式來規范經營者的行為過程。為此，人們不僅需要對財務結果進行監督（如股東會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進行審計監督），還需要過程中的內部審計監督。而更重要的監督機制，可能是依靠一套有效的管理體系來規范經營者決策行為的規則，使經營者在決策、管理過程中，依據這樣一套流程導向（process-oriented）制度體系來進行自律，這套內部流程的自律體系即為內部控制程序。同時，為保證這一內部控制的自律程序能發揮其真正的效力，需要經營者對內部控制體系的有效性進行自我評價。在這一點上，美國安然事件后的SOX法案（尤其是其中的404條款、302條款），代表著當今世界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中的主流管理意識。從新《通則》中不難發現，這一主流管理意識對我國企業財務制度的影響。在新《通則》中，無處不體現這樣的流程與內部控制的精神，如：建立財務風險管理制度，明確經營者、投資者及其他相關人員的管理權限和責任，按照風險與收益均衡、不相容職務分離等原則，控制財務風險；建立內部資金調度控制制度；建立合同的財務審核制度；建立交易報告制度；建立財務預警機制；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監督制度等。

（三）實施全面預算管理

預算管理起源于政府，但完善于現代企業。20世紀初，伴隨著科學管理思潮的影響，“標準成本”、“預算控制”和“差異分析”等這些與科學管理直接相聯系的技術方法開始分別引進到管理會計中來，從而促使了企業預算管理理論的發展。隨著經濟轉型的逐步進行，企業預算管理控制系統對實現發展戰略的作用在增強，尤其是對于大型國有企業，實施預算管理是實現集團整合的有效途徑，有利于保證企業集團整體目標的實現。新《通則》在第二章“企業財務管理體制”第十一條中明確規定“對資金籌集、資產營運、成本控制、收益分配、重組清算等財務活動，實施全面預算管理”，并且在投資者財務管理職責和經營者的財務管理職責中都有相關內容。全面預算管理的實施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集團企業的管理水平，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可見，新《通則》融合了我國財務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對完善我國企業財務管理體制、梳理財務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四、新舊《企業財務通則》的比較分析：創新之處

（一）新《通則》與相關法律法規及準則趨同

在新的《公司法》、《企業會計準則》相繼頒布和陸續施行的情況下，為了在新環境下適應上述法律法規及準則的變化，新《通則》也在很大程度上作了相應調整，其中的很多規定也實現了與新法規及準則的趨同。如：對投資者出資形式，允許有包括貨幣資金、實物、無形資產、股權、特定債權等形式的出資，這與《公司法》中第27條的規定是一致的；新《通則》中有關職工薪酬、即期獎勵以及股權激勵的規定及處理方法，與《公司法》第143條的規定相一致，而且也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付》第5條和第6條的相關規定。新《通則》的這些變化不僅實現了與《公司法》、《企業會計準則》等法律法規及會計準則的對接，也為新《通則》在實際中的運用鋪平了道路。

（二）新、舊《通則》章、條的變化

舊《通則》全文共12章、46條；新《通則》共10章、78條。與舊《通則》相比，新《通則》雖然少了“外幣業務”、“財務報告與財務評價”，但新增了第二章“企業財務管理體制”、第八章“信息管理”和第九章“財務監督”，而且第四章“資產運營”是對舊《通則》3、4、5、6章的合并，可見從涉及的范圍和內容來看，新《通則》都增加了不少。

在新《通則》新增的章節中，第二章“企業財務管理體制”強調實行財務分層管理，明確了投資者、經營者的財務管理職能；建立財務決策回避制度；建立財務預算管理制度，實施全面預算管理。第八章“信息管理”明確指出要構建財務信息管理制度，對財務信息制度的建立、財務信息的管理、財務信息的披露、經濟運行監控制度以及財務評價體系等內容都做了規定。第九章“財務監督”從主管財政機關、投資者和企業經營者三個層次構建企業財務監督體系，明確監督內容以及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這些都是在新《通則》中增加的內容。

（三）新、舊《通則》的內涵分析

1.從通則制定的目的上看，舊《通則》是“為了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規范企業財務行為，有利于企業公平競爭，加強財務管理和經濟核算，制定本通則”。而新《通則》則是“為了加強企業財務管理，規范企業財務行為，保護企業及其相關方的合法權益，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制定本通則”。新《通則》與舊《通則》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明確了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并且將其定位為從屬于法律、行政法規。這樣的規定既符合現代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闡明了當通則與法律法規相沖突時，應當服從于相關法律法規。 轉貼于 　2.從通則針對的對象看，舊《通則》是“設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各類企業財務活動必須遵循的原則和規范”。而新《通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的具備法人資格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適用本通則。金融企業除外。其他企業參照執行。”從這一變化來看，新《通則》更側重于對國有企業而非所有企業的財務行為的規范和指導。從中也折射出政府對企業財務行為管理思路的轉變：即對于非國有企業，企業的財務行為應當由企業自主決定，政府不干預其財務管理活動；對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由于它們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存在著諸如“所有者缺位”、監管不到位等問題，急需通過制定通則的形式來對其財務行為進行指導、管理和監督。

3.從通則的執行方式上看，舊《通則》是由國家直接管理企業具體的財務事項。而新《通則》是由各級財政部門來對企業財務活動進行指導、管理和監督，主要職責包括：監督執行企業財務規章制度，按照財務關系指導企業建立健全內部財務制度；建立健全企業年度財務會計報告審計制度，檢查企業財務會計報告質量；實施企業財務評價，監測企業財務運行狀況等。新《通則》還明確指出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機構出資的企業，其財務關系隸屬于同級財政機關。避免出現各級政府、財政部門權責不明以及“自己監督自己”等混亂局面。

4.從通則涉及的內容來看，舊《通則》包括了資金籌集、企業清算、財務評價以及對有關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內容，可謂是對“財務”和“會計”的“大雜燴”；新《通則》主要包括資金籌集、資產營運、成本控制、收益分配、信息管理、財務監督等六大財務管理要素，并結合財務管理的其他方面，對財務管理方法和政策要求做出了規范，真正實現了專門針對財務行為的管理和規范。

5.從財務管理的指導思想上看，舊《通則》主要從“建立健全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做好財務管理基礎工作，如實反映企業財務狀況，依法計算和繳納國家稅收”方面來進行管理和指導；而新《通則》的指導思想則是“以現金流為核心，按照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等財務目標的要求，對資金籌集、資產營運、成本控制、收益分配、重組清算等財務活動，實施全面預算管理。”通則的指導思想決定了財務行為的發展方向。新《通則》明確指出企業財務活動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以“現金為王”的觀念為核心，遵循風險收益對等原則，強調風險控制，建立科學的企業財務管理制度，這樣的指導思想更符合市場經濟下現代企業的管理思路。

6.從企業財務管理層級上看，新《通則》從政府宏觀財務、投資者財務和經營者財務（包括財務經理財務）三個層次構建資本權屬清晰、財務關系明確、符合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要求的企業財務管理體制，并規定“企業應當依法接受主管財政機關的財務監督和國家審計機關的財務審計。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違反本通則有關規定的，投資者可以依法追究經營者的責任。”而這些在舊《通則》中都沒有提及。

7.從可操作性上看，舊《通則》全文都只是停留在一個介紹性的層面上，而且更像是對會計科目、要素的概述，并沒有多少真正能指導企業財務活動的內容，對規范企業財務活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在具體操作上也很難得到實施。新《通則》明確了作為投資者、經營者的職能，從整個財務管理體制的構建、資金籌集的方式及審批管理流程、建立內部資金調度控制制度、建立成本控制系統、收益分配順序、進行“三流”整合、建立健全企業財務評價體系、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監督制度等全方位、多層面地對企業財務行為進行了規范和指導。雖然有些方面仍存在操作上的困難，但較之舊《通則》確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8.從保護對象上看，舊《通則》主要是為了保證投資者權益不受侵犯和保障國家稅收；新《通則》主要強調保護企業及其相關方的合法權益。明確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如：審議批準企業財務戰略、財務規劃和財務預算、決定企業的籌資、投資、利潤分配等重要事項；經營者的職能，如：擬訂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財務戰略，組織實施企業籌資、投資、利潤分配等財務方案等權利；加強了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如：明確指出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審議或者聽取職工、相關組織意見的財務事項，依照其規定執行，執行國家有關職工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的規定，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等，保障職工合法權益等；對風險控制的強調，如：建立財務風險管理制度、按照風險與收益均衡、不相容職務分離等原則，控制財務風險，保護了包括債權人在內的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些都較舊《通則》有了很大進步。

總結起來，新《通則》與舊《通則》在內涵上的差異如表2所示。

五、簡要小結

以上只是簡要地討論了新《通則》中所涉及的相關財務管理問題，并比較和分析了新、舊《通則》。需要指出的是，《通則》作為指導企業財務管理行為的規范，對所有企業都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第8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會計政策 選擇 動機 分析

一、引言

影響企業會計質量、財務信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企業政策的選擇，因此企業對會計政策選擇的不同會影響到企業的財務信息，為了更好的對會計政策選擇行為進行規范，維護好企業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對企業會計政策動機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二、會計政策選擇概述

（一）會計政策選擇的涵義

會計政策選擇是指特定主體根據自身的目標在可供選擇的范圍內進行選擇并擬訂會計政策的過程。其中會計政策選擇的涵義有著以幾層：

（1）企業要選擇一些符合目標要求、有意義的會計政策。

（2）會計政策的選擇不是一層不變的，而是一個從整體上不斷優化的過程，并不是將簡單的原則和方法匯集起來。

（3）會計政策要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進行，要受到法律、法規的約束。

（4）企業管理者在選擇會計政策的時候，要站在管理層的角度來對會計政策進行選擇。

（二）會計政策選擇的特征

會計政策的選擇有著以下特征：

（1）復雜性。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的經濟業務也變得復雜起來，因此也加大了會計政策選擇的復雜性，具體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上：

一方面判斷或有事項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要對一些合理的或有負債進行合理的披露，通常情況下或有事項比較復雜，提高了會計政策選擇的復雜性。

另一方面隨著銷售方式的不斷創新，收入的確認方式也變得復雜起來，主要分為以下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在生產經營期間就確認收入；第二種是在產品生產結束的時候確認收入；第三種是在產品進行銷售的時候確認收入；第四在銷售產品之后才確認收入；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企業可以選擇不同確認收入的方式，因此就給會計政策的選擇帶來了復雜性。

（2）相關性。由于市場宏觀經濟環境的復雜性，對企業的會計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促進了會計政策選擇的客觀環境的形成，但是雖然企業在選擇會計政策方面上會有所差異，但是會計業務之間是相互聯系的，是具備相關性的。

三、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分析

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有著以下的動機：

（一）個人利益動機

對于企業管理者來講高額的利潤，既可以表明出企業管理者的工作績效比較卓越和較強的管理才能，還代表了管理者有著光明的職業發展前景和巨額的薪金報酬，因此企業在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的時候，就會選擇一些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會計政策。同時由于企業的獎勵政策有所不同，直接導致了會計政策的不同，例如企業采用的是股權激勵的獎勵政策，就會實現穩定股權收益的目的，有利于保護企業管理者的個人利益。

（二）上市融資的動機

為了實現企業的上市融資，企業就必須達到《證券法》的要求，例如：企業公開發行的股份要占企業股份數額比例的25%以上；企業股本總額應該在3000萬元人民幣等。為了企業能夠將自己公開發行的股票盡快的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就會通過會計政策選擇來進行粉飾財務報表，體現出自身較強的綜合實力，實現上市融資的目的。

（三）保護企業商業的動機

商業保護是企業進行一切經營活動的前提，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如果企業出現資金短缺、財務異常的情況發生，一般就會采取會計政策選擇的保護商業動機，并采用科學合理的方法，實現營業額虧損向盈利轉變，可以有效的保護好企業的權利和名稱。

（四）商業貸款動機

資金短缺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經常會發生的情況，為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有的一些企業會采取商業貸款的方式，但是由于商業貸款的方式有著銀行要求較高、貸款風險較大的特點，評估企業的誠信程度是要通過企業財務盈利貸款的大小，考慮到企業的正常運行，為了滿足商業銀行貸款的具體要求，就會選擇一些會計政策選擇商業貸款動機，有效的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達到獲得商業貸款的目的。

三、企業規范會計政策選擇的措施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出企業選擇會計政策是有著很多的動機，因此為了保證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動機的科學性，就必須采用科學合理的方法來規范會計政策的選擇，主要可以采用以下幾點措施：

（一）不斷提高企業財務人員的素質

企業選擇會計政策的過程是會計確認、計量、報告和記錄的過程，這些過程都需要由會計人員來完成，因此企業在選擇會計政策的時候會受到財務人員素質和職業技能高低的影響，因此企業要不斷提高企業財務人員的職業素質和道德素質，要讓財務人員認識到會計政策選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重視對財務人員的培訓，要投入較大的物力和財力來培訓出優秀高素質的企業財務人員，要聘請一些專業高素質的財務人員來提高財務人員的理論知識，定期的派遣財務人員到外地學習，通過學習可以提高財務人員的實際經驗，同時企業要注重提高內部控制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避免發生因道德缺失給企業帶來的財務風險。

（二）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在選擇企業會計政策方面上《會計法》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這樣有的企業就會鉆法律法規的空子，會利用選擇會計政策來控制利潤，又不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因此我國應該不斷加強法律法規建設，要在《會計法》中明確規定會計政策選擇變更的相關法律，要對違反會計政策選擇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處罰。在規范法律法規的過程中，應該與國際接軌，適當的引入民事訴訟機制和民事賠償機制，這樣既可以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一定的經濟壓力，也可以補償投資者的經濟損失，可以降低企業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來操控利潤帶來的財務風險。

（三）不斷完善會計政策選擇的披露機制

企業披露信息的最低限度是監管部門對企業信息披露的要求，我國雖然在《企業會計準則》中明確規定了企業重大的會計政策需要在附表中進行明確的披露，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執行的并不規范，因此企業要不斷完善會計政策選擇的披露機制，這樣會計政策選擇的變更就會得到擴大，可以在公眾的監督之下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有效的避免經營者利用會計政策選擇損害相關利益者的問題出現，可以提高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同時企業也可以利用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監督，會計系統內外部一個重要的監督手段是審計，可以有效的約束會計主體的行為，可以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會計人員的行為可以得到約束，會計政策選擇的行為也會得到規范。

（四）建立健全企業內部治理結構

會計政策選擇動機的科學性的重要保證之一是完善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企業應該建立起特定的治理程序和治理結構，建立起相關利益者的相互制約、相互合作的機制，企業要提高董事會的獨立性，管理層要加大會計政策選擇監督和檢查的力度，保證經營者與所有者的經營目標保持一致。

四、總結

綜上所述，企業在選擇會計政策上有著不同的動機，正確的動機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不正確的動機就會導致企業會計信息失真，影響到企業的經濟效益，因此企業要從實際情況出發，樹立正確的會計政策選擇動機，不斷優化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

參考文獻

[1]竇愛珍.基于金融資產分類的會計政策選擇對盈余管理的影響[J].經營管理者，2014（20）.

第9篇：股權激勵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會計政策選擇；資產減值政策；未來經濟利益；決策有用論；企業道德倫理

引言

2006年2月15日《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的，標志著我國資產減值會計政府層面制度規范的形成，同時也引起會計理論界及實務界對其可能產生的經濟后果展開持續的大討論。截至目前，關于資產減值問題研究集中于資產減值與企業盈余管理的關系方面，并且強調企業有主動利用資產減值政策的可選擇性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不斷探求政府監管部門如何利用制度設計的優勢遏制企業的不良動機，將企業置于道德死角。即便是各種實證研究，也總是利用數據分析說明企業存在利用資產減值政策進行虧損調整、臨界調整和利潤平滑的行為，力圖證明企業資產減值行為的不良動機，唯獨沒有反思資本市場是否有效，是否能夠實現完全競爭，資本市場是否利用信號反饋作用和企業對資本市場的依賴。對企業實施的道德擠壓，使企業為生存而被迫迎合資本市場的無理要求進行資產減值政策選擇?

一、資產減值政策產生與變遷的理論基礎

(一)符合資產本質要求：未來經濟利益觀

國際財務會計理事會于1989年4月批準，1989年7月公布，2001年4月被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采納的《編制財務報表的框架》第49段指出：資產是指由于過去事項而由主體控制的、預期會導致未來經濟利益流入主體的資源。第53段對未來經濟利益作了進一步的說明：資產中包含的未來經濟利益。是指直接或間接地導致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流入主體的潛力。財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三章第二十條指出：資產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的經濟利益，是指直接或間接導致現金或現金等價物流入企業的潛力。以上兩個權威機構對資產的釋義基本是相同的，都在特別強調資產的未來經濟利益特征，可以理解為，資產的本質特征就是具有未來創造經濟利益的能力，反過來，如果資產不具備這樣的潛能，那也就不成其為資產了。這樣的理念來自于經濟學中對資財、財富的認定。經濟學認為，只有在資產預期帶來的經濟利益高于或等于其取得時的市場價格時，企業才會作出取得資產的決策且為此付出交易成本，這個交易成本即為取得資產時的價格，它代表了主體當時對資產在其壽命期內所能產出的未來經濟利益的合理評價。因此，資產取得時，會計上予以確認記錄的資產取得成本(市場價格)同資產預期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企業所處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資產在被企業擁有和使用過程中會產生諸多在資產取得時無法預料的不利影響因素，從而導致資產取得時的價值評價曲線與企業資產的真實價值在特定時點上產生差距，這個差距即為資產的價值變動。這種資產價值變動可能呈現兩種方向，一是資產取得時的價值評價曲線高于現實資產的真實價值，二是資產取得時的價值評價曲線低于現實資產的真實價值。第一種情況意味著企業可以從所擁有資產上獲得取得時沒有預期到的超額經濟利益，會計本著保守、謹慎的態度不在會計信息系統中體現。第二種情況意味著企業將無法從所擁有資產上獲得取得時預期的經濟利益，那就是資產價值已經貶損，出于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可靠性要求，必須在會計信息系統中加以反映和揭示。

由此可見，為了深刻揭示資產的本質特征，企業必須根據資產取得時的交易成本與資產現實價值對比，一旦發現資產價值貶損，應當選擇適當的資產減值政策，如實地在財務報告中予以披露，提供可供利益相關者信賴的會計信息。

(二)符合財務會計目標：決策有用論

我國會計準則體系建設應當理解為是政府主導型，強調政府的各項會計準則屬于國家法規內容，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08)指出：企業會計基本準則對財務報告目標進行了明確定位，將保護投資者利益、滿足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的信息需求放在了突出位置，彰顯了財務報告目標在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基本準則規定，財務報告的目標是向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由此可以推定，在目前我國會計準則體系建設過程中，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并存。

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及其在資源配置中主導地位的確立，也促使財務報告目標由以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并存轉向以決策有用觀為主。這就要求會計信息系統必須對外提供能夠滿足信息使用者決策需求的信息，而不確定性的存在又導致穩健主義誕生。國際財務準則理事會《編制財務報表框架》(2008)第37段指出：審慎是指在有不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作出所要求的估計時，在判斷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謹慎，以便不虛計資產或收益，也不少計負債或費用。資產減值會計就是在穩健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它與中立會計’相比，的確提高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能夠實現決策有用論對會計信息的要求。

(三)符合會計選擇本質要求：會計契約論

根據現代企業理論，企業的實質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所以企業是眾多利益相關者的企業。這些契約，影響著企業管理者的會計政策選擇行為，由此產生不同的經濟后果，影響不同集團的利益分配。由此可見，會計選擇行為，不僅僅是一種會計技術手段的選擇過程，更多情況下，是投資者、利益相關者利益博弈機制的表現形式，是多個參與者或者參與集團斗爭妥協折中的結果。企業會計不僅要計量當期的經營成果和資產的多寡，更主要的是通過會計系統反映企業未來的獲利能力，揭示企業未來的成長性和可能面臨的風險，通過計量向資本市場傳遞信號，即財務報告系統就是一個信號顯示系統，是一個向利益相關者傳遞企業管理者努力程度、工作能力以及企業未來發展空間和獲利能力的信號系統。企業管理當局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向利益相關者傳遞著不同的信號。當企業選擇市場價值已經低于賬面價值的資產采用資產減值政策對會計信息予以修正，壓縮資產水分時，這種行為表明企業在自愿向契約各方發出真實信號，客觀反映公司經濟狀況，同時也體現出企業管理層對公司的發展前景和預期盈利充滿信心。

會計也是一個計量體系，會計計量包括資產計量和收益決定，資產計量可以是資產、負債和凈資產的計量，所以資產計量是反映經濟主體財務狀況的重要手段。收益決定是要通過對收

入、費用和凈收益等要素的衡量、比較，提供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經營過程和經營成果的定量信息，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有關決策的需要。不同計量模式會使會計信息系統產生不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可以向資本市場傳遞不同的信號，以致影響資本市場對企業的評價和認識。而資產減值政策中最為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計量企業所擁有資產的真實、可靠的價值。當企業所處的外在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導致企業資產價值貶損，那么，原來運用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很明顯不能夠正確揭示企業資產價值，必定要求企業采用新的計量模式對此進行修正。由此可以肯定地認為，企業管理層必然會根據政府的會計準則框架，結合自身所處經濟背景、經營管理要求、生產過程特點，選擇既符合政府法規規范又能夠真實反映企業會計信息的會計政策，會高度、持續地關心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

綜上所述，企業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將會產生不同結果的會計信息，對企業各利益相關者會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結果，并導致不同的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因此企業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本質上是一項社會經濟、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契約安排。企業擔負著重大的經濟責任。在資產減值政策選擇時應當做到：合法性、獨立性、一貫性、適用性、成本與效益相結合，特別值得強調的是，企業必須在此領域遵守職業道德，切實承擔企業應當承擔的、對各方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以高度的責任感、求實的工作態度對待資產減值政策的選擇問題。

二、資本市場對資產減值政策的態度與反應

(一)懷疑企業資產減值動機

自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理論以后，該理論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過程中對人性認定的一個基本假設。“經濟人”就是在利己動機的支配下，以期用最小化的經濟代價去追逐和獲得最大化的經濟利益的個體。穆勒(John Stuart Mill)進一步認為，“經濟人”定義中應當強調人的“理”。所有經濟行為者天生具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動機，它們會利用自己所收集的信息來估計將來不同結果的各種可能，通過趨利避害的原則對面臨的選擇以及將要實現的目標進行分析，最后最大化其預期效用。由此，資本市場先天地認為，企業一切經濟行為都是經濟人的理，都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與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會放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必須以懷疑的態度審視企業的經濟行為，包括會計政策選擇行為。

隨著財務會計理論的發展，會計準則制定的指導思想由規則導向改變為目標導向，因此會計準則體系為企業留下了可以想象的職業判斷空間，企業擁有了會計政策的自由裁量權。加之對會計信息而言，資本市場只是會計信息的外部使用人之一，不可能參與會計信息生成過程，必須被動地期望企業誠實守信，嚴格約束自身行為。因此企業亦即信息提供者具備信息優勢，而資本市場亦即信息使用者處于信息劣勢，導致企業與資本市場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那么，信息提供者有可能利用信息優勢謀求對其有利的經濟后果。產生行為中的道德風險。也正因為兩者之間這種信息不對稱的關系，資本市場持續地認為，企業在會計信息披露問題上總是存在機會主義傾向，有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謀求其經濟利益進而損害投資者利益。也就是說，資本市場總是認為企業有異化會計行為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條件。加之國內企業虛假會計信息披露案例又屢見不鮮，并且嚴重程度不斷增加，這種現實更加重了資本市場對企業的不信任。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會計行為不是簡單的企業內部行為，對外披露的會計報告對利益相關者的決策行為將產生影響。Zeff(1993)指出，會計信息的有用“是指信息必須及時可靠地傳播，必須是再現――被理解為再現――一個想要如實反映的經濟現實”。作為會計準則的制定者，要求“財務信息必須是無偏的――也即財務報表必須是平衡且公正的，而且必須是反映經濟現實的真實表象”，但是“社會上總存在從一個角度或另外一個角度抨擊財務信息的力量。”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資本市場堅持認為企業會根據自身不同需要(例如，扭虧為盈、配股、股權激勵等)主動通過資產減值政策謀求預期的經濟后果。多年來學術界對該問題研究所選取的角度也證明了這一點。顧振偉、歐陽令南(2008)指出：資產減值準備于盈余管理之間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而且，資產減值準備對于盈余管理的影響是在若干年度中體現出來的。薛爽(2006)發現扭虧公司在扭虧前一年多計提減值準備，而在扭虧當年大額沖銷減值準備的現象。陳小超(2008)認為，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直接激發了利益相關方的盈余管理行為。其目的有三：一是為實現企業融資要求；二是為管理層實現高額薪酬；三是為了債務契約或合理避稅。蔣義宏、李穎琦(1998)指出，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性會計政策變更與政策誘增式盈余管理動因的關系十分密切。丁方飛(2008)指出，在具有強烈盈余管理動機需求(如扭虧、保牌)的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被利用作為盈余管理的工具。財政部會計司在2008年上市公司執行會計準則情況分析報告中指出：上市公司2008年巨額資產減值損失也不排除某些公司過度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人為調低2008年利潤以實現2009年業績回轉的可能性。

(二)懷疑企業資產減值過程的理性

企業資產減值過程包括：資產減值跡象判斷、資產減值損失確認(與資產的計量方法有關)、資產減值后續轉回等環節。

首先，懷疑企業資產減值跡象判斷的動機。《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規定，企業可以通過外部信息與內部信息判斷企業資產是否發生減值跡象，并且羅列出外部信息與內部信息表明的具體內容。所列資產減值跡象判斷標準中不只包括定量判斷標準。還包括定性判斷標準，例如，企業經營所處的經濟、技術或者法律等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對企業產生不利影響。由此資本市場認為，企業如何確認這種不利影響的程度。進而確認資產減值的幅度與范圍，是否會出于自身需要認定資產減值跡象?再如，企業內部報告的證據表明資產的經濟績效已經低于或者將低于預期，這個證據是否具有公信力，是否需要鑒證?

其次，懷疑企業資產減值損失確認的可靠性。當資產出現減值跡象后，應當確認資產可收回金額，并與資產賬面價值比較，可收回金額低于資產賬面價值部分確認為資產減值損失。資產可收回金額的估計，應當根據其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之間較高者確定。在資產減值損失確認過程中，資產公允價值與處置費用以及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計算是資產減值損失是否準確的關鍵因素，而這需要有一個成熟且活躍的生產要素市場做支持。但是由于國內市場經濟仍然處于發展階段，生產要素市場的活躍程度不夠，公允價值確認一直受制于各種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影響，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有可能由于主客觀原因產生技術偏差。所以，企業無論采用

哪一種方法確認資產可收回金額以及資產減值損失，資本市場都懷疑其可靠性。

最后，懷疑企業資產減值轉回處理的真實性。雖然《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不允許企業長期資產計提的減值準備在以后期間轉回，但是并不限制流動資產計提的減值準備在以后期間的轉回。資本市場認為這樣的制度安排給企業通過資產減值政策選擇謀求自身利益留有缺口，使得資產減值政策演變為企業盈余管理、盈余操縱、選擇性披露、財務包裝、會計舞弊等異化會計行為的手段。

綜上所述，由于企業會計信息產生的經濟后果直接關系資本市場的利益，那么，資本市場有可能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利用企業對其融資功能的依賴，發揮信號傳導功能干預企業資產減值政策的選擇，形成迫使企業按照資本市場對會計信息的要求進行資產減值政策選擇的信號傳導效應。

三、擺脫企業資產減值政策選擇兩難境地的方案設計

(一)重塑企業高尚倫理道德機制，以決策有用論規范資產減值信息

首先，企業應當堅持以決策有用論為主導，客觀真實地選用資產減值政策。社會是紛繁復雜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包羅社會活動的全部，會計準則也不例外。進入20世紀以來，會計準則的指導思想由規則導向轉為原則導向，給企業會計處理留有一定的職業判斷空間，要求企業根據自身經濟活動選擇最為恰當的會計處理原則與方法，提供高品質的、可供投資者信賴的財務會計信息。資產減值政策恰是這種信任的集中表現。對企業而言，資產的價值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市場波動而波動的，當資產價值向上變動時，歷史成本計量可能更可靠一些，但如果資產價值向下變動時，歷史成本計量就失去了可靠性，資產的市場價值更能夠體現會計信息的相關性。所以，出于會計信息決策有用論的要求，企業必須在適當的時間和范圍內選用資產減值政策，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提倡企業倫理道德意識。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包含了多層委托――關系，有企業內部委托――關系。企業在處理這些復雜的委托――關系時，必須遵守社會公認的價值觀與秩序，必須承擔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必須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基礎上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這些內容即為企業倫理道德要求的內涵。所以企業管理層必須意識到經濟活動背后體現的企業倫理。任何一個企業部不可能脫離其他企業獨立存在，必須與整個經濟社會環境融為一體，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促進利益相關者共同發展，只有如此企業才有可能持續發展。一旦損害利益相關者利益，資本市場就會用腳投票，將企業剔除。所以，社會公平、企業及企業家的聲譽、利益相關者利益等問題都會影響企業的經濟決策。那么，企業在進行資產減值政策選擇時，應當在企業倫理道德的規范下完成，不辜負資本市場對企業的信任。不能損害企業及企業家的聲譽，更不能將其作為企業盈余管理的手段，有選擇性地向資本市場提供會計信息，干擾視線，制造“噪音”，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

最后，建立企業倫理道德機制，增強企業自身倫理道德約束能力。一種機制的形成須有三個必備的基本條件：一是制度；二是說明和支持制度的觀念；三是執行制度和培育觀念的機構。機制在本質上既不是制度和機構那樣的“實體”，也不是思想觀念那樣的“虛體”，而是由制度、觀念和機構這三個基本條件整合成的工作機理或工作原理。企業倫理道德機制，就是由確認一定的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關系的制度和機構及與此相關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執行手段整合成的工作機理或工作原理。這里制度建設包括法律制度建設與道德倫理制度建設層面。目前我國法律制度建設比較完整，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中明確要求企業遵循職業道德，但是企業的道德倫理制度建設尚需健全，應當形成能夠指導企業經濟行為的倫理道德制度體系。制度只有在執行過程中才可以發揮其作用，企業領導層的企業倫理道德觀念和理解就是保證制度發揮作用的基礎，必須要求企業領導層深刻認識市場經濟也是法律經濟、道德經濟，并落實到企業的經濟活動過程中。機構是執行制度的中樞，沒有良好執行機構，任何設計合理的制度都不可能真正發揮其功效，企業應當在其內部設計保證高效運行的機構。

(二)加強資本市場規范，以理性視角審視企業資產減值政策行為

首先，資本市場應正確認識企業資產減值政策選擇行為。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利經濟學代表人物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2000)在《倫理學與經濟學》認為，經濟學應當通過更多、更明確的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的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雖然經濟學中關于理的假設被認為是正確的，但是不一定意味著由此就可以肯定，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它所描述的理行事。所以，人類行為動機存在多元性，自利只能是人類行為動機中的一種，但是不能成為唯一動機。由此出發，可以推出，在經濟生活中，企業作為一個經濟組織，應當以理性經濟人的面貌出現，通過一系列連續的理性的經濟行為維持企業經濟活動利益并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企業經濟行為并不是狹隘的理，它有機會主義的傾向，但是還會受到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資本市場首先應當理智地看待企業資產減值政策的選擇，不能先入為主，總是懷疑企業資產減值政策選擇的動機不良。

其次，資本市場應當提高對制度約束能力的信任。會計準則就是會計信息產生到披露全過程的法規性制度，對上市公司具有絕對效力。根據博弈論的基本理論，制度安排即為博弈規則，不同的制度安排直接影響當事人所采取的對策，并產生相應的結果。博弈不僅存在靜態狀態，更主要的是動態狀態，所以制度安排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參與人不間斷的活動中不斷尋求新的均衡點的。制度安排既能對當事人行為起到激勵作用又能對當事人行為起到約束作用。目前我國會計準則體系在政府相關部門及社會團體的艱辛努力下，就其歷史而言已經取得巨大的進步，對企業的經濟行為已經起到了激勵與約束并存的作用。但是就其發展而言，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并隨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不斷地改進，力求設計一定歷史時期中最為合理、最為科學的會計準則，在更大程度和更高層面上激勵和約束企業行為。資本市場應當相信會計準則約束了企業管理層的會計政策選擇行為，正常地看待企業資產減值政策運用。

最后，資本市場應當增加自身信號甄別能力。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作為處于信息劣勢的資本市場應當根據企業財務報告等載體充分地獲取信息，并對信息采取適當的甄別模型，判斷企業信息的可靠程度，并在此基礎上作出對策，避免陷入逆向選擇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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