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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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范文

論文摘要:國務院2004年頒布了《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 》，其中的關于"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的規定，強調了"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可以依法流轉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隨之而來的農村超生子女享受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及村民待遇權益受侵害問題日益凸顯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現階段法律上沒有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進行法律上界定。導致了此類案件在受理 和審理上存在著諸多混亂現象。這些呼聲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此起彼伏，眾多媒體也曾把她們的遭遇披露于報端，可終以力量微弱，收效卻甚微。因為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基村民待遇權益主要依據是否擁有集體經濟成員資格，所以超生子女是否具有這一資格，是他們取得相關權益重要依據。本文試圖從理論探討此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希望能為我國超生子女擁有集體經濟成員資格提供一些健理論指導和規范建議，從而進一步推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隨著國家農業政策的變化和農村城鎮變化的不斷加快，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征用土地補償款分配的案件逐漸增多，與其他涉農糾紛相比，此類糾紛因為與土地直接掛鉤，往往涉及眾多農民的根本利益，具有群體性、矛盾激烈、難于化解的特點。在這些糾紛中，涉及到一些主張權利的人特別是農村超生子女是否屬于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問題，因此，正確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筆者就此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相關概念

超生子女 所謂的超生子女是違反合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而生育的子女。他們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因為出生的問題使得他們處境與一般人有所不同。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法律上來講，它是民事主體體系中的"其它組織"也是農村基層社會的自治組織不僅具有經濟職能，也有自治職能。此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還擁有一些別的職能。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經濟性組織，同時是農村基層社會的自治組織。農民無論是向作那種性質的組織主張權利，都必須以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為前提。

二、農村集體經濟該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和確認基本標準

認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現在沒有統一的法律標準。從各地方的實踐來看，認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參照標準主要有是不是村民、是否具有戶口、是否承包土地、是否在村或組實際生產生活、是否經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同意、是否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權利義務關系等。

現在農村集體經濟利益的分配主要的依據是是否為集體經濟成員；農村超生子女是否為集體經濟成員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甚至是他們的生存權益。他們作為違法生育的子女是否具備農村集體成員資格呢？那我們還要看一下農村集體成員資格是怎樣確定的。

那么，認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到底應當采用何種標準？一些律師界人士認為："第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以保障農民生存權為基本前提，原則上任何沒有被納入國家公務員序列或者城鎮企業職工、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自然人都應當被賦予合法的"農民"身份，確保其享有最基本的利用土地進行生產以維持自己生存的權利。第二，戶口不是唯一的判定標準，要綜合參照村民標準、是否承包土地、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際生產生活狀況等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第三，充分尊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定的形式確定成員，從而進一步認定是否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同意、是否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權利義務關系以及其他方面綜合確定某一農民到底應當屬于哪一個特定的集體經濟組織"。①本人也認同這種觀點

三、農村超生子女是否為集體經濟該組織成員

讓我們從一個案例說起案例：某村民小組村民張某與妻羅某是夫婦，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小張（當年3歲）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的孩子。夫婦二人也按規定繳納了社會撫養費，該村委會也同意把小張戶口便落戶在其所在村民小組。，恰巧小張所在的村民小組的土地在2007年6月被國家依法征用，其所在村民小組的每位村民應。村民小組認為小張是違法生育的小孩不分任何補償款給他她。小組的其它村民每人分得土地補償款、安置費共計23800元。小張的父母表示不服，把村小組告上法庭。該村民小組所在村村規民約約定：凡違法生育的子女在7周歲以前不享受村組所有的收益分配。

法院判決：限該村民小組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支付張某某土地補償款、安置費共計23800元。②

所以從此判決結果看法官也認為戶口落在本村的超生子女應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應該是無效的，我國保護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利。小張雖屬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的子女，違法的是他的父母，而且他們已繳納了社會撫養費，受到了行政制裁，村小組也同意把小張戶口并落戶到該組，小張應具有該村民小組的集體成員資格，依法應當有權分得該組的征地補償款。違法生育與土地補償款的分配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不能因張某某系因違法生育就剝奪其依法應當享有的民事權利。小張作為該村民小組的集體經濟成員，與其他村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土地收益分配款不應該被剝奪。

以上案例是有戶口的超生子女的情況，那么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未能上戶口，但有生活在該村的超生子女是否也具有集體經濟成員資格呢？首先我們看一下一個沒有戶口的農村超生子女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什么是公民，公民是在現代國家中在法制的安排下具有獨立的意志享有權利義務的法律主體。憲法三十三條：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四條：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國，具有中國國籍。由此可看出，農村超生子女的出生在中國的農村，父母都是中國農民，及時偶爾有某位幸運的農民取個洋媳婦多生了孩子，這些超生子女也不能說不是中國公民。擁有民事權利是從出生開始到死亡終止而求權利能力應該是平等的③。

可見超生子女從其作為活體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便是一個獨立的法律主體，具有自己獨立的法律人格。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及土地征收補償款作為一項財產性權利，超生子女當然有權獲得，任何人都不得隨意剝奪公民取得合法財產的權利。

超生子女的父母通過繳納"社會撫養費"的方式負擔了他們的社會責任，如果社會還不能接納我覺得，這個社會是缺少胸懷的;于此同時，對于由其父輩所致的這種錯誤，而去剝奪超生子女作為生存基礎的土地權益是不公平的也是對責任主體的混淆。從法理上來我們并沒有對超生子女的權益做出限制的依據和理由。土地作為農民賴以生存的生產生活資料，它既關系到財產利益又關系到生存利益。不能只以戶口為由隨意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

綜上所述，不論超生子女是否具有戶口，結合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情況，只要超生子女屬于農民，需要利用土地進行生產以維持自己生存的權利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現實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們認為他就具有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

注釋：

①淺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 2011年6月3日 中顧法律網

news.9ask.cn/msss/bjtjflzs/201106/1221035.shtml

第2篇：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范文

失地失業農民不斷增多，對我國城鄉穩定產生了不良，其原因在于征地補償與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本文提出，解決這一的思路，在于適應市場要求，著力構建失地農民權益的長效保障機制。

一、失地失業農民增多對城鄉社會的影響

最近，筆者對西部地區一些城市進行了調查，有的地方在解決失地農民安置問題上進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總體情況令人堪憂。據調查，被征地農民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反映較為強烈：一是普遍反映補償標準偏低，難以維持長遠生計。從西部地區一些城市的情況看，根據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費最高標準為1.8萬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與城鎮居民收入相比，僅相當于2002年當地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只能維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僅能維持2年多的生活。而相對于土地預期收益而言，郊區農民的年純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計算，其預期收益約為12萬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10萬元左右。如果將1.8萬元全額直接代農民進入社保，按失地農民平均50歲、預期壽命72.6歲測算，每月只能領到60多元的養老金，遠遠低于當地近郊現行最低生活保障費180元和城市中檔養老金500元的水平。據報道，浙江省農村土地征用補償采用一次性現金補償的額度約為每畝3—12萬元；南京市按市政和非市政項目類別補償，安置標準為2.8—4.0萬元。總體上看，東部地區補償標準要高于西部地區，加上東部地區市場經濟相對發達，東部地區失地農民重新就業的渠道相對較多，而西部地區失地農民維持長遠生計的壓力則相當大，矛盾也尤為突出。

二是對征地安置方式和平調村民集體資產的行為不滿。西部地區一些城市從2000年開始，統一征地時不再留部分土地給農民。在人員安置上，對男性50—60歲、女性40—50歲人員實行自謀職業安置或退養安置，1.6—1.8萬元補償費直接支付給個人。同時規定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被依法全部征用、農業人口全部安置的，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產由上一級組織或鄉（鎮）人民政府負責處理。部分農民認為，這種處理方式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因而對此不滿。

三是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滿。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實行壟斷，低成本從農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得到較為可觀的收益。農民希望能分享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農民征地補償費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農民的不滿情緒。據調查，2002年，西部地區某省的農民因土地問題上訪人次比1998年增長了5.8倍。

在當前整個社會就業壓力增大、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在就業、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關政策，導致失地農民問題越來越突出，已影響到城鄉社會穩定和農村經濟發展。

二、征地補償理論和制度設計上的缺陷

有關專家認為，造成農民失地失業的真正原因不是城市化進程，而是現行的征地制度。

由于我國現行征地制度是在建立土地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公有制基礎上，根據當時的實際形成并沿用至今，其征地補償理論和制度設計的計劃經濟體制特征明顯。在市場經濟逐步完善的條件下，仍按計劃經濟的思路進行，必然引發重重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規定不完備，導致征地權運用的不規范。《憲法》明文規定，我國土地實行公有制，具體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有，一種是農民集體所有。《憲法》第十條還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這里的土地，顯然指集體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這就意味著因建設需要使用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任何單位和個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為“公共利益”，也必須申請使用政府統征為國有后的原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與《憲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規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實踐中就難免不出現土地征用權的濫用問題，一些商業性項目用地也必須由政府低價統征后高價轉賣給開發商，對農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二）現行征地制度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及其使用、收益和處分權。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就是以村為單元的所有農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條》對此有界定外，《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發包”。這就進一步明確了農民是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員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任何個人和組織擁有某項財產的所有權，他就相應地應擁有對該項財產的使用、收益和處分權。但現行征地制度，在承認農民擁有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同時，在征地時又剝奪了農民對集體土地擁有的所有權及其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使農民的土地集體所有權虛置，土地所有權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三）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的測算不夠合理。依據《土地管理法》，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費計算方式為“產值倍數法”，即征用土地補償費，為該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安置補助費為該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倍。這種測算辦法對農民說服力較差。第一，以產值作為征地補償標準不盡合理。因為土地征用單位在實施征地過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國家標準進行征地補償，按傳統的糧經作物比測定前三年的農業產值，沒有或較少顧及到現在的城郊農村，農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業，而是集生態農業、精品農業和休閑觀光農業等為一體的都市型農業，土地的產出價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糧食或蔬菜價值可比的。因此，這樣形成的土地征用價格當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產出價值，是偏低的價格。第二，征地補償標準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農地一經征用后，其用途的改變通常會導致地價的飆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補償標準時卻沒有考慮增值因素。根據馬克思地租理論，級差地租可以分為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級差地租Ⅰ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土地位置的差異，級差地租Ⅱ產生的原因是因為在同一塊土地上連續投資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造成的。同時，按照馬克思的地租分配理論，級差地租Ⅰ應該歸土地所有者所有，級差地租Ⅱ應當由土地所有者和征地者共同所有。而當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會產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異、國家規劃和開發投資兩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當然就包括兩種形式的級差地租。

因此，在對增值部分的分配上應考慮、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會導致地區地價差異上欠考慮。一個地區的基礎地價從根本上講是由區域經濟條件決定的，任何土地交易價格的形成均受到區域經濟條件的制約。由于農地產值的一致性趨勢，各地類的產值，特別是耕地的產值與區域的經濟條件沒有明顯的相關性，以此為基礎測算的征地補償標準就無法反映地區的地價差異。

（四）與市場經濟規則不相適應。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制度是一種純粹的補償關系，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合理和適用的，也廣泛地被農民和社會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卻顯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劃撥）及其它所有的生產要素均已采取市場機制進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場價格進行交換，而惟獨農村集體土地還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配給制征用和補償。其次，農民在參與社會生產過程中，都是按照市場價格購買生產資料，但他們所擁有和使用的土地則被征地主體以較低價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財富觀沒有得到體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培根的話說：“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作為不可再生的特殊資源，其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不僅是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發展的生產資料，更應真正成為農民的一大財富。

三、著力構建失地農民權益的長效保障機制

（一）建立合理的征地補償和利益分享機制。，征地補償是失地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能獲得的最直接的效益，是他們最重要的生活來源，同時也是最容易引發征地矛盾的焦點。因此，尋找政府、征用地主體、失地農民間最佳的利益聯結，建立合理的征地補償和利益分享機制，是解決失地農民的關鍵。一是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補償費標準。土地征用補償要充分考慮經濟和農民收入增長的實際。應該以農民征地補償費全部進入社保測算能領到城區最低生活保障金作為參照系，將現行補償標準提高。這僅僅是靜態預期補償標準，今后應逐步調升。政府要通過壟斷土地一級市場，適當降低稅、費，調整土地出讓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二是在統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區綜合價”。堅持市場化方向，根據城市發展總體規劃，按地段、地類等將城市土地劃分成若干個區片，每一區片確定一個相對合理的基準地價，在統一征地時，實行統一的補償標準。三是實施分類征占補償辦法。兼顧國家、市場征占主體和農民利益：①對純公益性項目用地（如無經濟收益的城市道路、綠地、水庫等），仍由國家統征后撥付，但國家應提高征地補償標準；②對準公益性項目用地（如有收益權的高速公路、標準廠房、各類商品市場、污水及自來水廠等），除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外，還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允許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農民同征地主體平等協商談判，讓農民在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中分享利益（如高速公路建設公司股權分紅，商品市場、標準廠房產權，水廠產權或股權分紅等），避免土地被“買斷式”征占；③對開發性項目用地（如房地產開發等），引入談判機制，允許集體土地逐步進入一級市場或一級半市場，讓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農民作為市場主體一方，逐步直接參與市場交易。四是為集體經濟組織保留部分財產。鑒于集體經濟組織承擔著許多公共性經濟職能，因此，在征地過程中應劃出或置換部分土地、資產，由集體經濟組織嚴格按照城市規劃要求，興辦二、三產業，發展集體經濟，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生活問題，并為以后農村社區向城鎮社區過渡創造條件。五是加快“城中村”農民建房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城中村”連片改造和建設村民公寓為契機，按城市功能分區要求統籌安排各類建設用地，將城市整體規劃與村一級管理體制協調起來，打破行政村的界線，采取組團式集中連片與局部分散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形成在地域上相對集中、新轉居人員與老市民混居的具有規模效益的功能小區。

（二）建立醫療、養老社會保障機制。為了最大限度規避政府目前低成本征地、延置社會高風險的問題，在目前農村社保尚未立法，且社保制度建設基本是空白的情況下，應當盡快把失地農民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實現與城鎮社保的對接。現實的做法是，設計一個與城市居民相對接近、便于今后與城鎮社保體系相銜接的操作方案，先養老保險，后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城鎮養老、醫療、低保應擴大覆蓋面，首先覆蓋失地農民，社保標準要逐步提高，失地農民享受低保標準應等同城鎮居民。建立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保險相結合的機制，提高養老保障成效。依托集體經濟組織或社區，建立完善互助醫療合作制度，并實行醫療產品配送下鄉。

建立失地農民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其資金籌措應按國家、集體、個人及市場征地主體“四個一點”的思路解決。政府應規范明確各類征地主體無論是進行何種用途的土地征用，均應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塊作為農民失地后的社會保障資金，并專戶儲存、專門機構管理；鑒于目前農民理財能力差和貨幣化安置存在一些弊端，應引導農民在土地補償中拿出部分資金，購買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有條件的集體經濟組織出資補貼一點；政府從經營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點。

（三）建立培訓保障機制。對進城入鎮失地農民的教育培訓保障，主要包含四大塊：一是子女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失地農民進城后，其子女入學應與城鎮居民的子女一視同仁，享受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所賦予的所有權利。二是對失地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目前，失地農民的再就業面臨兩方面的困難：就業渠道不暢和就業技能缺乏。因而加大以職業技術、崗位技能為重點的就業培訓，提高失地農民轉崗再就業能力已成為當務之急。在加強失地農民的培訓時，還應對其他農民進行培訓，因為今天的有地農民可能就是明天的失地農民。加強教育培訓，首先應建立健全以職業技術教育為主的、多層面的縣鄉村三級農民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其次是各級財政應撥出專款，建立農民職業技術培訓專項資金，以黨校、職工校、鄉職業教育中心和農技推廣中心、鄉村成人學校等為載體，建立培訓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財政資源，開展免費培訓。三是對農業結構調整后的農村富余人員和失地農民進行市場經濟知識和轉崗再就業技能培訓。四是把失地農民的培訓工作，納入城鎮下崗人員再就業培訓體系。

（四）建立再就業創新機制。農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是農民就業的社會化、非農化和充分化。順利實現就業是解決失地農民生活來源，加快其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的重要保證。應按照市場化原則，制定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政策，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市場，實現城鄉統籌就業。一是要引導和教育失地農民轉變觀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提高自謀職業、競爭就業的自覺性和能力，積極主動地參與市場化就業。鼓勵、扶持失地農民自謀職業，自謀職業的失地農民應享受城鎮下崗人員自謀職業的有關稅費優惠政策。對開展自主創業的失地農民，農村信用社應繼續發放小額貸款給予支持。二是鼓勵征用地單位和其他工商盡量消化失地農民，對吸收失地農民的企業，應享受安排城鎮下崗人員的有關稅費優惠政策。

三是建立以市、縣兩級勞動力市場為中心，以街道、鄉鎮勞動力管理服務站為網點的就業服務網絡。打破城鄉“藩籬”和所有制界限，取消對土地被征用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種種不合理限制，變“戶籍門檻”為“素質門檻”。

第3篇：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范文

一、村級集體經濟的重要性

村級集體經濟是村級組織的重要物質基礎，是村級組織有效發揮職能作用的前提和保障。從調查情況看，近五年來，我市各行政村主要依靠本村村級集體經濟實力，不斷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投入，苦苦扮演著“一級政府”的角色。

1.村級集體經濟是確保農村“有人干事”的重要保障。

從我國目前現行的行政體制來看，村委會屬于村民自治組織，不是一級政府，不在政府財政預算之內，無固定的運作經費來源。從調查情況來看，村干部和聯防、保潔、管理等人員的工資報酬，主要都由村里自己解決支付。人員工資的及時足額到位，對確保村里工作人員思想穩定、提高工作積極性、維護農村社會安全和諧起到了重要作用。

2.村級集體經濟是確保農村“有錢辦事”的重要來源。農村環境衛生保潔、河道道路養護、綠化、合作醫療和各類創建等項目，雖然上級有部份的配套資金，但杯水車薪，還要從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中來開支，確保了村級組織的運作和農村社會的安全穩定。

3.村級集體經濟是確保農村經濟發展的堅強后盾。稅費改革后，農戶農業生產支出越來越小，基本上不交任何費用，但進行必要的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確保農業生產，必須從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中來支配。我市平原各行政村每年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一般都要在10萬元左右，從而保證了農業的穩定生產。

4.村級集體經濟是確保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如*村、*村等集體經濟強村，在促進農村各項事業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農民增收致富，農民人均收入超過1萬元，明顯高于市平均水平。實踐證明，村級集體經濟的強弱，與農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是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質基礎。

二、我市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現狀和問題

（一）發展現狀：從20*度農村經濟收益分配年報資料看（共列入*個村社），全市村級集體經濟總資產*萬元，與20*年的*萬元相比，增長*%；所有者權益*萬元，比20*年的*萬元相比，增長*%，扭轉了村級集體經濟積累下降的局面。全市農村集體經濟總收入*萬元；當年收入（含土地征用補償）按村組分，50萬元以下的村社132個，占總村數的46.975%；50-100萬元的村社數60個，占21.35%；100萬元以上的村數89個，占31.67%；全市當年集體經濟收入入不敷出的村有95個，占村總數的33.81%，比20*年多1個，連續二年出現低收益的村增多、高效益村減少的現象。

（二）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主要來源：①村級經營收入9267萬元，占總收入的43.22%；②發包及上交收入3791萬元，占17.68%；③村投資收益445萬元，占2.08%；④其他經濟收入7937萬元，占37.02%。另外，各級的補助收入7250萬元，未計入總收入。從調查情況來看，我市集體經濟總體上體現出北強南弱、近郊村優于遠郊村、平原優于山區的特點。

（三）存在問題。

1.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兩極分化”。從統計數據來看，兩頭大中間小的現象比較突出。50萬元以下的村社132個，占總村數的46.975%，50-100萬元的村社數60個，占21.35%；100萬元以上的村數89個，占31.67%。如，*村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不含土地征用費）達1588余萬元，而*村、*等村村級集體經濟收入僅幾千元。

2.村級集體經濟增收難度加大，發展后勁不足。區域位置好的村，依靠工業園區，通過承包經營、租賃經營、股份制合作等辦法，多渠道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而靠自然資源的有限開發的村，隨著對生態自然要求的進一步控制，收入來源渠道正在逐步萎縮，增收后勁嚴重不足。

3.對上級政策補助的依賴性較為突出。20*各種財政配套補助*萬元，村社均*萬元，依靠上級財政的補助，使村級組織勉強度日。同時，也使少數農村干部群眾產生了“等、要、靠”等惰性思想，艱苦奮斗、主動作為的優良傳統和思想意識日漸淡化，甚至出現了大部分村所報村級集體經濟收入與當年實際收入相差甚遠的虛假情況。

4.鋼性支出逐年攀升，部分村級組織不堪重負。農村環衛長效保潔、治安聯防、農田設施、合作醫療、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及各項創建活動等方面的鋼性支出逐年攀升，村級組織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尤其是對集體經濟本身薄弱的村級組織來說，實在難釋重負。另外，部份農民群眾集體意識不強，只要權利，不要義務，拖欠、拒交應交費用的現象滋生，無疑又給村級組織增添了不該有的負擔。

5.集體資產流失現象比較嚴重。突出表現在，村級組織對農村公共設施的投入但得不到相關的物權回報。如，在農村飲用水、電網改造等方面的費用，都要由村級組織負擔一部分，但工程完成后，物權和收益由水、電等相關部門所有，無形之中使村級資產化為烏有。

6.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得不到體現。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得不到體現。主要表現在：一是在土地征用費補償問題上，“分光用光”的現象相當普遍。一些村把城鎮建設、過境公路征用的土地補償費、青苗費均一起分到戶，村集體經濟組織卻分文沒有收取。二是農村發展留用地政策受條件、資金等因素的制約，絕大多數村得不到享受。

7.村干部和群眾對發展村級集體企業心存疑慮，缺乏開拓進取精神。他們片面地認為，“村干部再回頭搞集體企業，一無精力、二無能力、三無財力，力不從心，不合時宜。”缺乏敢想敢做敢為的勇氣和魄力，喪失了發展集體經濟的機遇和主動權。

8.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起步難，面臨難以跨越的高門檻。近年來，各金融部門風險意識不斷加強，貸款審批權限上收，村級靠貸款創辦集體項目的難度加大，一些集體經濟薄弱村創辦集體經濟項目的門檻被抬高，與先進村的差距也隨之越拉越大。

9.部分村級債務沉重，給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債務形成的原因較多，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如小水電、道路、標準廠房的貸款利息）、各類創建配資金的投入以及非生產性支出等。

10.村級基層組織建設亟待加強。從調查情況看，全市兩位村主要領導文化年齡結構欠佳的狀況，年齡偏大、文化偏低，影響著村集體組織的決策能力，多數只顧眼前利益，缺乏長遠考慮，更談不上魄力和膽略。甚至個別“問題”人員通過各種手段進入村班子，影響團結和工作的開展。

11.農經隊伍力量薄弱，與工作量不相適應。目前，我市各鄉鎮街道僅有1至2名專職（兼職）農經工作人員，日常工作量大、任務重、強度大，哪里需要哪里搬，時常處在被動應付面上工作的狀態，根本顧不上指導村級組織發展集體經濟。另外，農經工作人員在職稱評等方面也面臨著突出的制約因素，影響著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和切身利益。

（四）主要原因。

一是發展環境的差異是制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客觀原因。從調查情況看，凡臨近城鎮、集鎮、近郊的村莊，得益于優越區域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豐富的信息資源和較為先進的生產經營理念，村集體經濟較為強壯，一、二、三產業健康發展，特別是二、三產業發展較好。而位于山區、稻區的村，地處偏僻，村落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閉塞，觀念陳舊，級集體經濟一般比較薄弱，甚至是空白村。

二是村級集體積累困難是制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村級集體積累是農村集體經濟生產和服務的物質基礎，是不斷增加農業投入和進行公益事業建設的重要保證。從情況調查來看，受國家宏觀經濟的調控、嚴格的用地政策和農村稅費改革的影響，我市各村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征用和“三提五統”的局面消失，農民的應交款拖而不決，鋼性支出的不斷攀升，沖抵了積累，坐吃山空。

三是干部群眾思想認識上的差異是制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主觀原因。我市完成村辦集體企業轉制，受此負面影響，各級對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認識不到位，思想不重視。部分村干部怕麻煩受氣，不用心；農民群眾對村組織發展集體經濟不放心，對集體喪失信心，甚至出現只要權益、不要義務、不愿出錢出力、不聞不問的現象。這些思想認識上的差異性，嚴重制約了集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四是部分村干部群眾盲目的攀比心理，阻礙了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步伐。從受調查的37個行政村情況來看，農民群眾對村級組織的要求以及對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呼聲越來越高，不斷對村干部施加壓力，使村干部都抱著“別人都在搞，自己若不搞，對不起老百姓”的態度，不顧所在村的經濟承載能力，盲目跟風，舉債建設，從而進一步增加了村級組織的負擔，也制約了村級集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對策與建議

（一）發揮區域優勢，合理利用當地農村資源。

我市村莊分布在平原、半山區、山區，村與村之間條件千差萬別，發展農村經濟必須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充分發揮區域優勢，合理有效地利用當地農村資源，把資源優勢切實轉化為產業優勢，不斷增強村級集體經濟實力。防止一哄而起，套用一個模式。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近郊和邊遠農村，應根據各村經濟基礎、資源稟賦、干部農民素質等各方面實際，發揮優勢，挖掘潛力，優化結構，揚長避短。

1.近郊村要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充分利用地理環境優越、交通便利、信息通暢、人才資源豐富、基礎設施較好等有利條件，在發展二、三產業上走出新路子。一是建立農副產品商貿市場。集體投資辦市場、商場，以場生財。如朗霞街道的新新村，通過創辦蔬菜農貿市場和停車場，年可收租金等65余萬元。二是興辦農副產品加工企業。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空間巨大，要利用當地豐富的農副產品資源，發展加工業，拉長產業鏈，而這也正是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難點。三是建立服務市場，興辦各類服務實體。本著為民服務的方針，為本地的個體私營企業開展產品推銷、供應原輔材料以及信息、運輸、餐飲等有償服務，既為農業和農民走上市場架起橋梁，又為村集體經濟發展裝壯大增添一條途徑。也可依托原有基礎產業，建立各類中介服務組織和專業合作組織，從中收取服務費、管理費，以壯大集體經濟。

2.山區要搞好農業資源開發，開展農業產業化經營。

山區要立足當地農業資源，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一要開發好。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利用一切可以開發的資源，發展新項目，開拓新產業。發展一些集體統一經營的種養業和農副產品加工業，開發利用集體自然資源如山地、水資源等，通過招標等形式開發經營，獲取收益。二要管理好。改造好、管理好現有村級集體的山林、茶園、果園、竹林、水域等資產，使村級集體資產獲得保值增值。針對“分得過多，統的較少”的實際，采取以下三種方式：一是返租倒包，把農戶的責任山以及長期失管荒蕪的山地，通過規劃，向農民返租，統一開發后重新承包給農戶經營，獲得發包收入。二是合股經營，通過筍竹兩用林、水果蔬菜基地和小水電等項目開發，村與農戶或投資公司按一定比例合股開發經營。三是實施品牌戰略，重視科技投入和產品營銷，發展優良品種，開展產業化經營，不斷提升農產品的檔次和質量。

（二）管好用活村級集體資產。

農村集體資產是廣大農民多年來辛勤勞動積累的成果。要建章立制，強化管理，實現村級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做到聚財有術，理財有方。第一，要建立健全集體資產積累機制。凡是集體項目都要落實責任制，及時收繳承包金或租賃費，把該收的錢收起來。對農戶長期放棄管理，粗放經營甚至荒蕪的承包項目，由集體收回后，實行招投標承包經營，提高經濟效益。要對屬于集體的山地、水等資源實行有償使用。第二，加強資產核資，盤活集體存量資產，構筑資產增值機制。要積極實行集體資產以價值形態為主的管理辦法，把土地等資源性資產作為經營性資產來運作，根據有關政策，保護好、發展好宅基地（土地）整理后的成果，促使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要管好土地征用補償費，嚴禁亂支濫用。對使用集體房屋和集體公益設施的，要收取一定的使用費和公益事業費。第三，進一步規范村級財務代管制度。強化開支審批、收支預決算、財務審計監管、民主監督、財務公開等工作，堵塞村級財務管理漏洞。

（三）制定扶持政策，優化集體經濟發展環境。

從調查座談體會到，我市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困難重重，不論是近郊村、遠郊村，還是山區農村，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給予極大的扶持，尤其是對山區集體經濟基礎較差的村，更應加大扶持力度，采取“扶兩頭，帶中間”的辦法，助推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

一是要活用村級留用地政策。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集體必須占有生產資料，而土地是現階段農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要維持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必須賦予村級一定數量的土地經營權，確保村級通過土地經營獲取穩定的收入。“留用地”，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留給將來農村發展使用的土地。與其留著將來用，不如現在就用，遲用不如早用，早用早收益。在當前關鍵建設時期，必須突破僵硬的思維定勢，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精心保裝，適度開發，早開發早發展。從干部群眾的呼聲來看，村集體占有10畝左右為宜，這樣村均固定收入可達到10萬元以上，減輕村級組織的開支壓力，維持村級正常運轉。

二是要建立規范的土地流轉制度，活化土地使用權。采取土地反租倒包、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等形式推行農戶土地經營權流轉。允許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以集體所有的非農建設用地使用權入股、聯營，與其他投資者共同興辦企業或開展物業經營，獲得土地使用收益。支持集體經濟薄弱村到城鎮發展集體經濟，從非農建設用地指標中，安排一部分作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專用指標，給集體經濟薄弱村2至3畝的非農建設用地指標，并以最低價位在區位較好的城鎮規劃區內落實地塊建設工商用房，以獲取穩定的租金收入。

三是要建立新增工商稅收分享政策。村級在村內或城鎮工業園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展民營經濟，創辦工商企業，新增工商稅收可按地方收益部分一定比例給予獎勵，用于補充村級收入的缺口。按工業集聚要求搬遷至其他鄉鎮工業園區的企業上繳稅收，原所在村應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通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著力改變引進企業越多，村負擔越重的局面，從而調動村級在招商引資和發展民營經濟上的積極性。

四是要整合各部門政策資源，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目前，分散在有關部門的涉農政策資金在扶持農村發展上，存在著不確定因素，且隨意性較大。為此，要整合部門政策資源，優化資金配置，規范操作，增強方向性，提高透明度。要理清村級組織的財權和事權，按一定比例加大對農村道路養護、衛生保潔、綠化等市級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統籌村級班子成員工資報酬，切實減輕村級組織的開支壓力。

（四）化解村級債務，切實減輕村級負擔。

村級債務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一個阻力，要采取各種措施和辦法，切實減輕和緩解村級組織的負擔，使村級組織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上輕裝上陣。一是增收還債。通過大力培植集體收入來源，增加集體收入，提高還債能力。二是清欠還債。主要是加大對農民欠繳的“三提五統”和各項承包費的清繳力度，在清欠工作中，要堅持執行先黨員干部、后農民群眾的原則，在廣泛動員的前提下，對有能力還款而不還的，必須利用法律手段收繳。三是降息減債。對于高息借款，不管原來達成什么協議，都嚴格按照金融部門規定的同期利率計算，由鄉鎮農經站統一換據，簽訂協議，或由政府進行適當貼息，以此減少村級負債。四是節支還債。嚴格核算享受誤工補貼人員數量，減少工資支出。嚴格控制非生產性開支，對辦公費、報刊費、會務費等項目要實行限額管理，降低管理成本，達到增收節支的目的。五是核銷減債。對村級債務進行全面審核認證，經過核定已確定認為無效的債權債務，按法定程序予以核銷。六是歸責還債。對原村辦企業向銀行貸款形成的債務，要按照誰借誰還的原則落實債務人，債務由企業承擔并負責償還；企業倒閉的，可以采取股份合作、租賃、拍賣等形式處置，所得收入按法律規定償還債務。

（五）加強農村基層經濟組織建設，提高發展活力。

發展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村級班子建設至關至要。一是要配強配好村級班子。特別是要選配好村黨支部書記、村委主任，要不拘一格地把年輕、懂科技、有經營管理能力的高素質人才選配到村級領導崗位上來。對一些相對貧困且又缺乏人才的地方，不能光以內選方式，必要時還要突破條條框框，通過下派途徑解決好班子軟弱的問題，使村級班子人員真正具備帶領一方農民開拓創業，勤勞致富的能力，成為黨在農村基層的堅強堡壘。二是加強村雙委班子成員的培養和教育。加強思想教育，樹立為民服務、清政廉潔的思想，明確村級班子在新農村建設中的職責。要加強村干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管理能力的培訓，有計劃有目的地組織到集體經濟發展較快的典型地方考察學習，借鑒經驗，因勢利導，強身固本。三是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完善對村干部工作業績和收益掛鉤制度，要把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納入村干部目標責任制的主要內容之一，作為考核重要依據，對在一定時期內村級班子建設和村級經濟發展成效顯著的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充分調動農村干部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積極性。同時，也要防止個別村干部采取虛報瞞報手段，謀取不當利益。四是要切實解決村干部的后顧之憂。對從事村級組織工作達到一定年數的老村干部，離任后要繼續落實養老、醫療保險等關愛政策，使村干部有一個盼頭，多一份工作干勁。

五、需要調整或出臺的扶持政策

1.村級留用地政策。

2.村干部報酬逐步統籌。

3.農村社會公共服務經費（正常運轉經費）的補助政策。

4.發展物業經濟的扶持政策。

5.村干部的激勵、關愛政策的繼續運行。（解決有人辦事的問題）

6.由村級出資共建農村公共設施的收益回報機制。（水、電等壟斷性行業）

第4篇：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范文

關鍵詞：地票；戶改；農民財產性收入；博弈論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63（2013）02007305

一、研究背景

（一）經濟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要求探索新的土地利用制度

2007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準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0年6月，兩江新區掛牌成立，成為我國內陸地區唯一的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也是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后，由國務院直接批復的第三個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兩江新區是中央促進西部大開發向縱深推進、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抉擇；是中央深刻把握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發展大勢，培育西部地區增長極，帶動中西部崛起的國家開發開放大戰略。

隨著經濟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重慶面臨城鄉建設用地困難，土地供需矛盾突出，農村建設用地利用粗放、效益不高等問題，重慶試圖通過地票進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最終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破解城鄉統籌發展用地難的問題。

2008年8月，國土資源部與重慶市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支持重慶探索土地利用新機制和耕地保護新模式，設立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2009年1月，國務院了《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建立統籌城鄉的土地利用制度”。

（二）戶改利于地票推進和戶改農民財產性收入提高

2010年8月，重慶市以解決農民工城鎮戶口為突破口，開始全面啟動戶籍制度改革，力爭到2020年全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這被認為是中國大城市以破除城鄉二元體制藩籬為目標，有組織地使農民能夠沒有顧慮地帶著足夠財富和尊嚴進城。

戶改一方面可以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勞動力支持，另一方面可以直接拉動城市消費，形成真正的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同時，農村人口減少，農村人均占有的資源就會增多，農民收入也會提高；第三，憑借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彈性退出機制，有效推進宅基地復墾工作，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轉戶人口的合法權益，實現財產性收入提高。

本文基于戶改農民和政府的二維主體利益博弈，采用系統性關聯思維探討“地票—戶改—農民財產性收入”內在經濟關系，有助于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減少盲目性，保障政策的公平性，通過地票促進戶籍制度改革和戶改農民財產性收入提高。

二、戶改中戶改農民和政府的二維主體利益模型構建

我國戶籍制度承載了福利和權力分配的功能，戶口性質不同，待遇就不同，這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最重要的形成因素，農民和城市居民在政治、經濟權益上的一切差別皆源于此[1]。建國以來，城市居民依靠戶籍制度，對于經濟建設成果的分享明顯高于農民，如果戶籍制度改革剝離戶籍的附加利益，勢必削弱了戶改農民的利益。重慶的戶籍制度改革模式[2]對農民土地權益和城市公共產品兩項難題的解決可以概括為“脫下三件衣服，穿上五件衣服”（“三件衣服”指農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三方面的權益，“五件衣服”指農民進城后享受城市“住房、養老、教育、醫療、就業”五個方面的服務），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農民得到城市戶籍的各方面優勢，使社會保障與戶籍的關系結合得更為密切[3]。

戶改農民和政府是戶籍制度改革中的二維主體，研究兩者間的利益實現博弈關系，對于促進戶籍制度改革、經濟發展和戶改農民權益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一）戶改農民利益模型

對于農民來講，土地具有為農民提供生存發展和財富增長的雙重功能。重慶戶籍制度改革中，農民自愿退出的宅基地參照地票收益一次性給予宅基地使用權補償及購房補助；農民自愿退出承包地，由村集體按本輪承包期內剩余年限和年平均流轉收益標準給予補償，村集體無力補償的由政府墊付；農民轉戶后進城從事二三產業獲得一定收益，扣除農民轉戶進城后必要的生活開支和享受城市公共產品（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的必要開支，即為轉移勞動力純收益。因此戶改中戶改農民的收益來源可以總結為地票收益、承包地流轉收益和轉移勞動力純收益。

假設地票收益為y1，承包地年均流轉收益為y2，轉移勞動力年均純收益為y3，貼現率為r，本輪承包期剩余年限為n，則戶改農民收益Ys為：

戶改中戶改農民的成本主要包括戶改農民在剩余年限自己經營承包地的收益和退出宅基地的價值，其中退出宅基地的價值包括宅基地本身的價值和房屋出租帶來的純收益。

假設戶改農民在剩余年限自己經營承包地的年均收益y4，退出宅基地的價值cz，則戶改農民的成本Cs為：

（二）政府利益模型

對于政府來講，第一，憑借宅基地的彈性退出機制，有效推進宅基地復墾工作形成地票，為城市發展提供用地支持；第二，戶改進城的勞動力可以為城市二三產業發展提供勞動力支持；第三，戶改進城的勞動力可以直接拉動城市消費，形成真正的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因此戶改中政府的收益Yd來源可以總結為地票產生的出讓金y′1、轉戶勞動力二三產業貢獻值y′2和轉戶勞動力城市消費增加值y′3，即Yd=y′1+y′2+y′3。

戶改中政府的成本Cd主要包括產生地票所需成本c1、征地補償費c2、基礎設施建設費c3和戶改農民享受城市公共產品（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低保等）政府的投資c4。第一，戶改退出宅基地，政府通過專業機構進行復墾形成地票所需成本（即地票價款）；第二，地票在城鎮使用時，可以納入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增加等量城鎮建設用地，并在落地時沖抵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和耕地開墾費，但要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總體規劃，辦理征收轉用手續，完成對農民的補償安置；第三，地票形成的新增建設用地征為國有土地后，進行基礎設施配套后方能進行“招、拍、掛”等法定程序，取得城市土地使用權；第四，重慶戶改模式以維護人的權益、保障人的發展為重點，農民轉為城鎮戶口后即可取得在就業、教育、醫療方面與市民同等的權利，但是作為政府要相應在這些城市公共產品投資。因此，戶改中政府的成本Cd=c1+c2+c3+c4。

三、戶改中二維主體利益實現的博弈分析

根據經濟學中人的自利性和風險回避型理論，戶改農民和政府對于未來的預期產生差異，使得二者對戶改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抱有不同的態度，由此造成二者在戶改中的目標不一致，即利益沖突，這就是造成戶改二維主體的博弈過程。在此博弈中，視戶改農民和政府為戶改參與者，博弈原則是博弈雙方在戶改中選擇一系列的策略組合以實現自身利益。

（一）戶改農民利益最大化博弈

（1）ΔYs≤0時，即農戶在參與戶改時不存在收益增量，也就是說農戶退出宅基地獲得的地票收益不足以彌補農戶自住和出租房屋帶來的收益，同時農戶退出承包地獲得的流轉收益和轉移勞動力進城務工獲得的純收益之和不足以彌補農戶自己經營承包地獲得的收益，那么農戶在戶改時既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又不愿意退出承包地。

（2）ΔYs>0時，即農戶在參與戶改時存在收益增量，也就意味著戶改時存在著農戶愿意退出宅基地或者承包地的可能性。

①y1≤cz時，即退出宅基地的價值大于等于地票收益，一種情況是農戶房屋區位較好，成新度和利用率較高，另一種情況是農戶位于城郊或者城中村，農戶靠出租房屋帶來一定的經濟收益，這兩種情況農戶在戶改時通常都不愿意退出宅基地；y1>cz時，即農戶在參與戶改時退出宅基地的價值小于地票收益，這種情況的農戶房屋區位較差，成新度和利用率較低，靠房屋出租帶來的經濟收益不大，農戶在戶改時通常愿意退出宅基地。

②（y2+y3）≤y4時，即承包地年均流轉收益和轉移勞動力的年均收益之和小于等于戶改農民在剩余年限自己經營承包地的年均收益時，這種情況的農戶承包地區位較好，地力肥沃，農戶一般種植市場價值較高的蔬菜和經濟作物等，農戶在戶改時通常不愿意退出承包地；（y2+y3）>y4時，即承包地年均流轉收益和轉移勞動力的年均收益之和大于戶改農民在剩余年限自己經營承包地的年均收益時，這種情況的農戶承包地區位較差，地力較貧瘠，農戶一般種植糧食作物用于自給自足，農戶在戶改時通常愿意退出承包地。

（二）政府利益最大化博弈

（1）ΔYd≤0時，即政府在參與戶改時不存在收益增量，也就是說戶改退地產生的政府收益和轉移勞動力為城市作出的貢獻不足以彌補政府為使用新增建設用地和安置轉移勞動力所付出的成本，那么政府就失去了戶改的動力。

（2）ΔYd>0時，即政府在參與戶改時存在收益增量，也就意味著政府需要戶改退出宅基地帶來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或者為城市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轉戶勞動力。

①地票產生的出讓金y′1會因為地票落地區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落地用途等條件決定；地票所需成本c1即為地票價款，主要由農村建設用地復墾項目成本和使用權人、所有權人所得凈價款構成，復墾成本主要包括工程成本、管理成本和融資成本構成；征地補償費c2主要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建（構）筑物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基礎設施建設費c3是指征地后政府進行“三通一平”達到出讓要求所需的必要費用。c1和c2由政府的相關政策控制，c1+c2+c3的變化不大，因此y′1與c1+c2+c3的關系主要由y′1決定。

②轉戶勞動力二、三產業貢獻值y′2與城市二、三產業提供就業機會多少、勞動力數量和質量有關；轉戶勞動力城市消費增加值y′3和戶改農民享受城市公共產品（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低保等）政府的投資c4只與人的數量有關。如果城市二、三產業較發達，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轉戶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也能達到就業要求，那么（y′2+y′3）>c4，政府需要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就會積極推進戶改；反之，如果城市二、三產業不發達，不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那么y′2+y′3有可能小于c4，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只會增加城市的負擔，政府在這個時期的首要任務是利用城市本身的勞動力壯大二、三產業。

四、對策建議

（一）加強農村宅基地估價，讓地票價款分配更加合理

重慶市農村宅基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復墾，農戶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得地票價款按85∶15比例分配。農戶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渝國土房管發〔2010〕220號文件確定的9.6萬元/畝和1.7萬元/畝的最低保護價基礎上，提高至12萬元/畝和2.1萬元/畝[4]。該分配方式忽視了復墾宅基地的差異性。截至目前，重慶市復墾對象主要是農村廢棄的宅基地，這些宅基地的共同特點是破舊損毀嚴重、利用率極低，農民愿意利用其復墾。隨著復墾工作的進一步深入，廢棄的宅基地越來越少，復墾工作更多的是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復墾宅基地的區位和房屋質量等因素的差異性就不容忽視了。因此，估價機構應加強對農村宅基地估價的研究，政府也應該適時修改地票價款分配模式，讓區位和房屋質量較好的農戶也愿意參加復墾。

（二）戶改農民參與地票收益的再分配

土地是農民的生活來源和社保基礎，如果讓農民失去土地，就意味著農民失去了與土地相關的財產權利、生存權利、就業權利、發展權利等。依據權力和義務對等的原則，在農民退出宅基地復墾形成地票，政府得到建設用地指標進行使用的過程中，政府行使了土地審批權力，并取得了土地收益，因此也應當履行切實保護耕地和保障農民權益的義務。目前重慶市地票收益分配中，農戶只參與初次分配，即不低于12萬元/畝的地票價款，而沒讓農民參與土地出讓金的分配，這對退出宅基地的農民來說是不公平的。

目前政府已采取有力措施保護耕地，從新征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土地出讓金中統籌安排土地開發整理資金，因此政府也應當采取有力措施保護退出宅基地的農民的權益，從新征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土地出讓金中合理安排農民收益。戶改農民退出的宅基地越多，通過復墾形成地票越多，政府得到的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就越多，當地政府就應當承擔更大的義務去保護耕地和退出宅基地的農民，政府也就會面臨更大的社會風險和經濟壓力，有了這樣的新機制，就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盲目批地，熱衷土地經營，以及低價出讓土地的行為[5]。

（三）承包地流轉設置最低價格，流轉雙方共享收益

政府應加強承包地流轉的引導和協調作用，在充分尊重流轉參與主體的基礎上，維護流轉雙方的合法權益和利益[6]。政府首先應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鼓勵農民進行轉包、轉讓、互換、出租和入股在內的多種形式的承包地流轉；同時對于流轉價格應該設置最低保護價，以保護農民的利益，讓流轉后的農民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不降低。

農業投資具有成本高、收益低、周期長、風險大、農業保險不健全等特征，政府可以引導有一定經濟和技術實力的公司或者個人投資農業，增加農業抗風險的能力，鼓勵農民將承包地集中連片，消化零散荒田、棄田，進行承包地流轉，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和區域經營，合理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發展優質專用糧食品種、經濟效益高的農作物、節糧型畜產品等，提高農業生產比較效益，讓承包地流轉雙方共享收益。

（四）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強勞動力轉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勞動力素質高低直接決定了其轉移后所從事的行業和居住空間，制約其轉移后獲得收入的高低，同時也是決定轉移后職業穩定性的關鍵因素。隨著社會的發展，低素質的勞動力已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滿足不了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生產部門新的需要[7]。通過培訓和教育，戶改轉移的勞動力能夠盡快適應所從事的行業，能夠得到比較滿意的收益，增強了勞動力轉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重慶戶改農民的素質普遍偏低，在質量上不能滿足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短期內政府應引導企業介入勞動力培訓，實行“訂單式”培養。企業“因企制宜”，根據企業的需要對勞動力進行培訓，這不僅能夠解決企業對現時勞動力的需要，也為企業未來勞動力的供給提供了堅實的后方保障。長期來看，擴大普通農民受教育途徑，提高其教育水平。政府應繼續增加對農村義務教育的監督管理和投入，通過各種措施盡量保障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全部完成義務教育，甚至還應盡量延長現有義務教育的教育年限，爭取從9年延長到12年。

（五）依托契機壯大二、三產業，提供足夠就業機會

依據“配第—克拉克”定理，產業結構的變動，取決于經濟的發展，在正常狀態下，經濟總是不斷向前發展，表現為經濟總量的不斷擴大和經濟質量的持續提高[8]。因而，反映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也總表現為不斷地從低層向高層結構的變化，這種過程即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重慶產業經濟的發展處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中，依托城鄉統籌、建設兩江新區、建設國家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基地和西部地區現代服務業高地的契機，加大對二、三產業的扶持力度，壯大二、三產業，從而為轉移勞動力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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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志亮，劉昌用.戶籍制度改革的重慶模式探索[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1（2）：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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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慶市國土房管局關于調整地票價款分配及撥付標準的通知，渝國土房管發〔2011〕1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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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邱道持.論農村土地流轉[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42—143.

第5篇：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范文

農業：早稻2.98萬畝，晚稻6.71萬畝，蔬菜1.56萬畝，藺草4900畝，西瓜5600畝，花卉苗木8500畝，葡萄2800畝，梨8200畝。

漁業：漁業總產量1126噸，產值563萬元，其中淡水漁業70噸，產值35萬元，海洋捕撈1056噸，產值528萬元。

畜牧業：豬存欄36800頭，出欄28000頭；家禽存欄79.85萬羽，出欄77.12萬羽，禽蛋生產1527噸；奶牛存欄610頭，牛奶830噸。

林特產業：“慈城”牌荸薺種系列楊梅、“洪塘”牌蜜梨均入選寧波十大名果。種植銀杏、欒樹、桂花、紅葉石楠等樹木20余個品種、10余萬株；完成山地造林面積100畝，啟動跡地更新200畝；完成道路綠化10公里，河湖庫區綠化60畝，江河沿岸綠化5公里；創建綠化示范村建設6個、園林式村莊完善提高3個；實施生物防火林帶建設5公里。

“雙夏”情況：于月中旬日開鐮，27日收割完畢，月底晚稻基本插種完畢。早稻每畝單產437公斤，比去年增加25公斤。安排收割機400多臺，拖拉機1180臺，預備庫容為1萬噸的倉庫，配備烘谷機8臺；農資市場穩定，化肥、農藥等農用物資價格平穩、品種齊全、數量充足，用電、用水基本得到保障，柴油供應正常。今年50畝以上的生產大戶有183戶，其中100畝以上的大戶為49戶，比去年增加11戶。

二、年上半年工作總結

（一）財政投入和政策保障并重，幫扶力度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實現新突破。

一是加大惠農支農財政投入力度。根據區農村工作會議的部署，貫徹落實“630”行動計劃，爭取到區財政專項資金3000余萬元用于30個惠農支農項目，比去年增加2000余萬元，大力實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年上半年投入財政資金4000余萬元，用于村莊環境整治，啟動3個村的生活污水處理工程。二是做好政策配套保障。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著重就30個惠農支農項目（農水局部分）制定了操作性強的6個配套文件，做到從政策上扶持、從資金上傾斜，帶動各個項目又好又快的發展。三是積極推行“領導聯村、部門幫村、企業援村”模式。已經落實30位區領導與30個行政村結對；53個區級機關部門或文明單位與53個行政村結對，投入幫扶資金187余萬元，建成標準化村落文化宮23個，村級小公園78個，做到了結對幫扶全覆蓋所有區級機關部門；有139家骨干企業與110個行政村結對，實現了村村有結對企業的目標，共落實到位幫扶資金100余萬元，用于改善農村飲水、道路等基礎設施。加大對經濟薄弱村的扶持力度，已建造標準廠房10100平方米，為發展集體經濟打下良好基礎。

（二）深化股份合作制改革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并重，切實加強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農村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

一是深化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我區已完成34個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占全區總村數的30.91%，年預計可完成10個村的股份制改革。二是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7家，涉及茶葉、楊梅、小水果、蔬菜、家禽、農機等。三是強化農村土地承包管理。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積極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完善土地承包權證管理，依法維護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益。四是減輕農民負擔。加強涉及農民負擔收費項目和標準的公開、審核和監督。進一步加大監督檢查工作力度。五是切實加強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堅持財務公開，強化督導審計，做到“三統一兩規范”，健全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決策、審核制度，規范村級會計委托制，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發展權、收益權。

（三）重點水利工程項目和防汛抗旱工作并重，管理工作不斷完善，農村水利生產條件實現新提高。

一是認真做好三防各項工作。組織搶險隊伍13支365人，配備沖鋒舟6艘、救生衣200件，防汛編織袋2萬只等救災物資。完善防汛預案，加強水庫安全管理工作，加強水庫的巡查工作，加密巡查次數，嚴格水庫控制運用，加強汛期水量調度，及時做好預泄工作。二是抓好重點水利工程項目。抓好姚江防洪堤防工程建設、慈江靈山段整治項目、英雄水庫除險加固工程的掃尾工作、慈江中型灌區節水灌溉工程和蓀湖水庫保安工程前期工程。河道疏浚計劃數為79.47公里，列入區政府實事工程為50公里，目前已完成51條，在建2條，累計完成長度55.036公里。列入“630行動計劃”的河道砌石10公里，實際指標為17.25公里，目前已完成11條，在建3條，累計完成長度10.157公里。新建維修渠道11.435公里，小斗門維修6只，修建排水溝11.3公里，修建機耕路8.57公里，修建機埠16只。

（四）發展精品農業和優化產業結構并重，大力推廣“農民信箱”，農業產業化、標準化、信息化水平有新成績。

開發慈城塔牌、義茂年糕專用稻米生產試點基地1000畝，全面提升外漕蔬菜、蘇馮甲魚、裘市葡萄，西江、橫山蜜梨、三勤白茶、毛岙紅豆杉等特色產業；大力扶持農業龍頭企業，今年三家市級農業龍頭企業計劃投資1904萬元用于技改項目；扶持農產品品牌建設，組織“佳佳牌魷魚絲”、“義茂年糕”等8個企業產品分別參加省、市兩級名牌產品申報；做好無公害農產品產地換證、認證工作。農業標準化工作全新起步，南方蜜梨標準化示范區已經國家級標準化示范區驗收，三勤白茶產地正在申報國家級標準化示范區，寧波乳業集團、雙頂山養豬場正在申報市級標準化示范區；農業信息化工作多點推開，農民信箱工程逐步完善。

（五）動植物防疫和安全監管并重，農業執法力度加強，農產品質量監管取得新進展。

一是防疫工作成效顯現。堅持不懈抓免疫、抓監測、抓消毒、抓無害化處理，防疫工作機制初步建立，實驗室監測發揮積極作用，今年上半年檢測樣本996份。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部門加強對生豬“瘦肉精”抽查，重點抽查了莊橋、洪塘、慈城的養豬戶，共抽檢豬尿樣品21批次，共計226份樣品，未發現使用“瘦肉精”；對奶牛場、5000羽以上禽場的疫苗、抗體抽查，共檢疫奶牛650頭，抽取雞、鴨、鵪鶉400羽份，實施禽流感抗體測定。對我區一家供滬生豬養殖場進行重點檢測，確保生豬出欄無違法違禁現象發生。二是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制訂《區農林水利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責任制》，做好農業生態環境安全、農畜產品質量安全、重大動植物疫情防控和漁業安全工作；重視蔬菜質量安全監測，全區共檢測樣本1649只。強化質量意識，強化科技意識，以舉辦“農民田間流動學校”、各類培訓班26期，參加人數884人次。三是開展農資市場執法專項行動。以農畜產品質量安全、規范種子、肥料、殺鼠劑市場秩序和農藥、衛生殺蟲劑市場秩序為重點，組織開展農資打假為中心的“綠劍”春季、夏季集中執法專項行動。據統計，在上半年的“綠劍”系列行動中，共出動執法檢查人員104人次，檢查各類生產、經營單位168家次，抽樣檢測樣品農藥15個，種子3個，肥料2個，合格率達100%。

（六）生態建設和產業建設并重，以科技興林為增長點，林業可持續發展道路邁出新步伐。

一是做好生態建設。完成植樹10余萬株，做好道路、河湖庫區、江河沿岸綠化工作，實施生物防火林帶建設。加快生態公益林建設，實行補償資金的“一戶一卡”制；保護森林資源保護，做好林業行政許可和林業行政執法工作，認真開展了破壞森林資源違法行為的調查排摸工作。加強森林病蟲害防治。共清理病死松樹2600余噸，投入人工8600工次。二是做好森林防火。通過森林防火四條防線的構建，嚴防森林火災，全區無一起森林火災的發生。三是發展林特產業。今年新發展改造茶園100畝，其中三勤50畝（龍井43）、金沙50畝（烏牛早）。今年春茶總產量144噸，產值758.4萬元，比去年增加136.2萬元。其中名茶4.5噸，產值312萬元，比去年增加產值136.2萬元。筍產量5280噸，產值935萬元（其中毛竹筍3750噸，產值710萬元），分別比去年增加880噸和350萬元。葡萄種植面積大幅增加。楊梅生產形勢喜人，產量1550噸，產值1860萬元。

（七）作風建設取得新成效。

一是百名干部下基層，積極開展便農惠農服務。全區“作風建設年”活動動員大會召開以后，該局黨委迅速學習貫徹會議精神，決定開展“真情5+1——百名干部下基層”活動和“農民田間流動學校”服務。“真情5+1”即每名機關干部結交5名農民朋友、幫扶1戶困難戶。通過這項活動，切實教育干部從思想上加深為農服務的認識，從感情上密切為農服務的聯系，從行動上提高為農服務的自覺性。由40余名干部組成的“農民田間流動學校”，采取在田間地頭現場講解、手把手傳授的方式，讓農民在種植養殖地提問題，切實解決農民的實際問題，并于今年6月獲“區十佳黨員志愿者（團隊）”榮譽稱號。二是群策群力謀發展，大興學習調研之風。通過開展理論調研文章評選活動和在農經網上開設“我心中的新農村”獻計獻策活動專欄，征集干部和社會公眾對新農村建設有益的意見和建議百余條，不僅調動了廣大干部的學習積極性，增強機關干部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實際本領，也為領導的決策提供了依據。三是創建評比轉作風，提升同農民群眾的感情。結合業務工作，開展了民主評議基層站所暨創建“群眾滿意基層站所（辦事窗口）”活動、機關效能示范崗活動、服務明星評比活動，組織全體干部開展了一次撰寫“情系三農”感想文章和演講比賽，引導和激勵干部立足崗位比技能、比服務、比貢獻。

三、年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新農村建設方面。

貫徹落實區第七次黨代會精神，按照區農村工作會議的部署，抓緊落實“630”行動計劃，做好“新農村推進月”各項工作。繼續推進“百千”工程，抓好3個省市級示范村創建、6個村莊整治；做好經濟薄弱村扶持工作。

（二）農村經濟發展方面。

落實減輕農民負擔管理工作，指導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調整農業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村經濟；加強土地承包管理，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規模經營；指導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加快發展高效生態的現代都市農業，發展休閑觀光旅游和農家樂；加強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積極開展村級服務，通過提供倉儲、運銷、信息中介等有償服務，實現服務增收。

（三）防汛抗旱工作和重點水利工程項目方面。

牢固樹立“防大汛、抗大災”思想，繼續抓好主汛期防汛防臺抗旱工作；落實各項制度，加大巡查力度。繼續做好慈江整治靈山段項目、城防工程和慈江中型灌區節水灌溉工程配套改造項目建設。做好河道疏浚、砌石，以及蓀湖水庫保安工程。

（四）林業方面。

全面推進區級生態公益林項目建設，年計劃完成5.3萬畝，實行“一戶一卡”制。做好林業執法和森林資源保護工作。構建森林防火“四條防線”，嚴防森林火災。

（五）農業執法方面。

繼續做好對農資市場的整治，加大對農業投入品的監督管理；推進和完善農資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加強農業法制監督，規范行政許可行為。進一步加強夏秋季蔬菜生產質量安全監管和“瘦肉精”、“毒鼠強”等違禁藥品的監管。

（六）重大動物疫病防疫方面。

做好秋季防疫工作，完善防疫通報工作，加強對高致病性藍耳病等重大動物疫病的免疫工作和抗體監測工作。發放新的《動物防疫登記卡》、《區養殖場動物防疫手冊》。

（七）科研工作方面。

重視科研項目實施過程的管理，按時、保質、高水平地完成各個科研項目，做好科研經費預算、科研人員分工和項目的督查與審核。爭取4個項目順利通過驗收，爭取在國家級期刊發表科研論文4篇以上。做好“甬選56號”楊梅單株良種認定、良種葡萄苗繁殖基地、紅涼傘商品盆花生產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等科技項目的申報工作。

第6篇：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范文

國外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實踐

國外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相關實踐主要包括以下五種形式：第一，土地發展權的購買（PDR）或轉移（TDR）。PDR是從耕地“產權束”中分離出土地非農化發展權，并由政府購買，耕地擁有者得到相應補償，必須保持耕地農用，并可交易除土地發展權外的其他土地權屬，非農化只有在耕地擁有者購回發展權時才能夠發生，但有極其嚴格的購回條件[27]。美國通過PDR保護了約200萬英畝耕地，但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15億美元的費用[28]，高昂的成本催生出了另一種做法，即TDR。TDR與PDR的不同之處在于，由開發商在農地保護區購買土地發展權，并獲得在土地開發區建設更高或更密建筑的許可，政府基本不干涉按照市場機制進行的土地發展權交易過程[29]。英國、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家也通過設立土地發展權，補償農地保護者的土地開發機會成本。第二，稅收優惠或減免。美國的農地減稅方法包括，農地的“特惠估稅值”，即不附帶條件的純粹減稅；區別征稅，即依據農地開發時間征收不同比例的稅金；限制性協議，即農地持有者同意在規定的期限內保持農地農用，以獲得稅收減免，否則將歸還減免的稅金[30]。加拿大對農戶之間保持農用的耕地交易征收較低的資產稅。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瑞典和荷蘭免除耕地的一切財產稅，英國的涉農建設也免稅[31]。第三，農業補貼。一類是針對農地質量提高和農業環境改善的直接補貼。例如，美國的耕土地保護計劃，政府對有益于環保的農地保護和利用行為提供獎勵補貼或成本分擔[32]；歐盟的環境敏感地區項目（ESA），以每個會員國確定的本國最低良好耕作實踐水平為基準[33]，進行第一階段的政府補貼，包括價格支持和農業補貼，若農民通過不懈努力超過基準水平，則相應獲得更多補貼[34]。另一類是通過農地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提供技術或信息服務等的公共投資，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和增強競爭力的間接補貼。美國、加拿大、英國、韓國等國家都有此類做法。第四，生態補償。美國20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土壤保護，鼓勵農民休耕或退耕，并給予農民相應的經濟補償，50年代末出臺的“土地銀行政策”就屬于此類。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生態補償的領域從最初的土壤生產力和土壤侵蝕，擴寬到后來的農業用水污染、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和濕地保護等，都對相應群體提供經濟補償。歐盟也有類似的休耕項目，每年每英畝的補償額高達650美元[35]。德國、日本等國家也有將對耕地保護的經濟補償融入生態補償的政策。第五，為農地的景觀游憩價值付費的鄉村旅游。在以色列和歐洲的一些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南部）和瑞士（北方）等，城市居民到鄉村度假，需要為其享用的農地景觀效益付費，是對農民提供農地外部效益一定程度上的補償[36]。

國內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理論研究

國內有關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研究最早體現為對耕地資源價值的研究，隨后是對耕地保護外部性和耕地保護區域補償的研究，近年來才擴展到對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

（一）耕地資源價值研究

起步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的開展，學術界對耕地（農地）資源價值和價格的研究應運而生，早期的研究側重于價值理論和價格評估理論。學者們對耕地（農地）資源價值理論的探討可謂百家爭鳴，主要包括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使用價值決定論、多元價值論等[37]，其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逐漸成為國內主流的價值理論。耕地（農地）價格評估理論方面，王萬茂和黃賢金提出了農地估價的技術路線和程序等[38～39]。對耕地資源價值的核算僅限于市場價值，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收益還原法[40~41]。深入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量農地非農化、征地補償費偏低等問題日益凸顯，迫切需要重新審視耕地資源價值，為我國建立科學的農地流轉價格體系、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供理論支撐[42]。該時期的研究側重于對耕地資源價值內涵的挖掘，及其在征地補償標準確定中的應用。學者們逐漸認識到耕地資源不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具有社會價值、生態價值等外部性價值，應在征地補償中顯化以上外部性價值。根據所采用的耕地資源外部性價值評估方法，可將已有研究歸為兩類，一類研究多運用替代法、成本法等。郝晉珉，任浩在核算2000年耕地資源價值的基礎上，認為現行征地補償只顯化了平均占耕地資源總價值16%的經濟價值，耕地的社會保障價值和生態服務價值均未體現[43]。陳思源，曲福田等認為農用地轉用價格包括三部分，即農用地質量價格、農用地社會價值量、地面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并結合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創新了農用地社會價值量的評估方法，公式為：農民人均年農業純收入/農民人均年純收入=農用地社會價值量/社會價值量[44]。邊學芳，吳群等以江都市為例，采用假設開發法、替代法、成本法分別測算了耕地所有權價格、耕地社會保障價格和糧食安全價格、耕地生態安全價格，并依此確定耕地的征收價格[45]。王仕菊，黃賢金等依據耕地總價值測算出2007年全國征地補償標準為49萬元/hm2，是現行征地補償標準的2.51倍[46]。另一類研究則運用CVM等資源環境價值評估法測算耕地資源的外部性價值。蔡銀鶯，李曉云，張安錄運用CVM的調查和研究表明，武漢居民每年保護耕地的支付意愿價值為9.67×109元，由此測算出耕地的非市場價值為5917l元/hm2[47]。高魏，閔捷，張安錄運用CVM測算出江漢平原耕地非市場價值每年的支付意愿為5.31×108元～6.46×108元，并對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和環境經濟學解釋[48]。張鵬運用CVM評估農地價值，并將該理論數據同實際征收補償數額比較，發現現行土地征收補償政策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49]。王湃，凌雪冰，張安錄采用CVM估算出武漢市和平農莊休閑農地的存在價值為3.368416667×107元，應在估算農地總價值及農地保護決策中引起重視[50]。聶鑫，汪晗，張安錄基于對四座城市失地農民以及相關主體的調查，運用收益還原法、替代法和CVM法分別測算了農地的經濟價值、社會保障價值和外部效應，結果顯示，基于公平思想的水田、旱地、菜地的總福利補償價值分別為3414447×106元/hm2、3.4269945×106元/hm2和5.1589725×106元/hm2[51]。

（二）耕地保護外部性的研究

耕地保護外部性的研究是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理論基礎之一，隨著對耕地資源價值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認識到耕地保護的外部性，并展開了深入探討，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耕地保護外部性產生的原因、具體表現、負面影響及外部性內部化的方法等。首先，對耕地保護外部性產生原因的探討，范少冉認為是由于我國各地區承擔著不同的耕地保護責任，某地區耕地過度非農化導致其他地區保護耕地的機會成本增加[52]。邵建英、陳美球認為是由于耕地不僅給農民帶來經濟收益，更重要的是為全社會的穩定及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的效益[53]。牛海鵬，張安錄認為耕地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導致了耕地利用和保護的區內外部性問題和區際外部性問題[54]。其次，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具體表現，牛海鵬，張安錄認為主要包括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其中生態效益具體有涵養水源、水土保持、改善小氣候、改善大氣質量、生物多樣性和土壤凈化效益，社會效益具體有糧食安全、社會保障、開敞空間及景觀、科學文化效益[55]。再次，耕地保護外部性的負面影響，范少冉認為，一方面耕地保有量多的地區尤其是糧食主產區，犧牲了自身的多元化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極易造成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間耕地保護行為和目標的沖突，不利于農業發展[52]。孫海兵，張安錄認為不能在市場中經濟體現的農地外部效益的存在，導致農地比較效益低下，土地資源配置個體決策往往傾向于農地城市流轉，使得農地供給不足，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利或損失[56]。牛海鵬，張安錄認為耕地保護外部性問題是耕地非農化速度加快的根本原因，影響和制約著耕地非農化驅動機制的作用過程，決定著耕地非農化驅動力的大小和方向[54]。最后，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錢忠好認為可采取政府直接管制、市場經濟激勵、自愿協商、社會準則或良心效應等四種方法[57]。范少冉認為應建立耕地保護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獎勵或激勵包括制定農用地的政府補貼政策、農產品價格補貼與保護政策等[52]。邵建英、陳美球提出應科學評估耕地價值，建立耕地保護的經濟補償機制，重構耕地保護的利益分享機制[53]。孫海兵，張安錄的構想是增設農地外部效益財產權賦予農民，國家籌資組織購買以實現經濟激勵和補償[58]。蔡銀鶯，張安錄運用CVM估算出江漢平原農地保護的外部效益為4.8658×104元/hm2，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應在經濟上實現[59]。牛海鵬，張安錄主張將耕地保護機制和經濟補償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建立耕地保護基金，落實對農戶保護耕地的直接補貼[55]。

（三）耕地保護區域補償的研究

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是經濟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一些學者圍繞補償原因和補償機制架構展開了對耕地保護區域補償問題的探討。對區域補償原因的探討，吳澤斌，劉衛東通過對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不含港、澳、臺地區）耕地保護政策執行力的測度和評析，認為在耕地保護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區域的差異性，把土地利用分區和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結合起來，通過建立區域間的利益補償機制，矯正耕地保護政策執行較好區域的外部經濟損失問題[60]。方斌等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從耕地保護易地補充的客觀實際需求出發，結合已形成的易地補充的雛形市場，探討了耕地保護區域經濟補償的可行性[51]。紀昌品，歐名豪從經濟發展帶來的耕地面積減少、區域間耕地保護壓力與機會成本差異、區域間耕地保護責任與義務不對等方面闡述了耕地保護區域協調的客觀性與必要性[52]。對區域補償機制的架構的研究，根據視角的不同可分為兩類。一類主張建立以耕地資源價值為核心的區域補償機制。張效軍、歐名豪等[53～64]提出建立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機制的思路：確定補償的價值標準；測算各區域最低耕地保有量，計算耕地赤字或盈余；確定面積標準，折算標準面積；建立耕地保護補償基金。其中價值標準的確定依據耕地資源價值，但并非完全補償，其研究表明，我國耕地的價值為112.68萬元/hm2，經核算，耕地保護區域補償價值標準的全國平均水平為107.03萬元/hm2。紀昌品，歐名豪提出了政府主導型-公共財政轉移支付或市場主導型-區域之間協作的區域補償途徑[62]。苑全治，郝晉珉等以經濟外部性理論為依據，建立了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的理論模型和經驗模型，理論模型重點模擬區域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影響及對策，而經驗模型則探討了補償的主體、補償標準的計算、補償方式、制度保障和機構設置[65]。另一類研究主張建立以農地發展權為核心的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機制。臧俊梅等認為農地發展權是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載體，應以農地發展權為基礎構建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下的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通過產權手段解決“異地指標調劑”的跨區域耕地保護問題[66]。任艷勝構建了基于主體功能分區的農地發展權補償機制，即由開發型區域（優化、重點開發區）對保護型區域（限制、禁止開發區）因農地保護行為而引發的農地發展權損失進行的補償，補償標準對應于功能分區所造成的受管制農地發展權價值，而農地發展權價值通過農地最高回報價值與農地農業用途價值之差衡量，補償資金分配模式有政府主導性補償與市場補償兩種[67]。

（四）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主要集中于從宏觀層面上探討機制的整體框架問題。首先，建立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原因、依據和基本思路。朱新華，曲福田將耕地保護的外部性補償界定為糧食主銷區對糧食主產區的經濟補償，分析表明糧食主銷區的土地產出效率高于糧食主產區，具有對主產區進行經濟補償的現實條件和愿望，并提出了機會成本稅、GDP增長提成、基于市場貿易的產銷區購銷協作三類補償途徑[68]。姜廣輝，孔祥斌，張鳳榮等認為耕地多功能外溢引發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農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護的巨大機會成本是耕地轉用的根本所在，由此應建立由兩大部分構成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即基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效應補貼的農戶補償機制和基于發展機會成本補償的耕地保護區域平衡機制[69]。周小平，柴鐸，盧艷霞等認為耕地資源配置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是建立經濟補償機制的原因，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是通過重新調整耕地價值分配、使耕地價值的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其基本思路是“公平優先、效率跟進”[70]。其次，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具體運行機制。原光，任德成認為利益平衡是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運行機制的基本原則，補償方式包括資金補償、實物與科技補償、保障補償等，補償標準的確定應以耕地的綜合價值為依據[71]。陳會廣，吳沅箐，歐名豪認為耕地保護補償的理論依據包括外部性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服務功能理論，提出了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財政轉移支付與代際補償和以市場為主導的土地開發（發展）權轉移與交易兩種模式并存的補償機制構建思路，以及加強法律政策、基金運作、土地規劃、標準評估、市場交易等配套體系建設的建議[72]。牛海鵬將耕地保護外部性界定為耕地的生態社會效益，并認為耕地保護總體外部性=耕地保護區內外部性+耕地保護區際外部性，相應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由區內和區際經濟補償機制構成。以河南省焦作市為例，分別運用綜合方法（當量因子法、替代/恢復成本法的集成綜合）和條件價值法測算了耕地保護最高和最低經濟補償標準，表現為彈性區間，并可進行動態修正[32]。周小平，柴鐸，盧艷霞等依據福利經濟學的邊際生產率分配論以及外部性內部化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耕地保護補償的三大基本條件，指出確定補償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依據是外部性的提供或接受情況，補償額的上限和下限分別為耕地為其他社會成員提供的正外部性價值和耕地保護主體的機會成本損失，并應根據各地的占地壓力實際進行梯度化補償[70]。雍新琴提出以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損失為依據確定經濟補償標準，地方政府耕地保護的直接機會成本損失等于土地出讓金純收入，農戶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損失等于耕地作為建設用地與用于糧食生產用地的收益差額。補償機制通過建立耕地保護臺賬、簽訂耕地保護合同和設立各級耕地保護補償基金委員會得以運行[73]。

國內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實踐

1999年～2003年連續5年糧食產量的下滑，催生出了以2004年～2009年連續6年中央1號文件為標志，包括農業稅減免、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直補、最低收購價等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產和促進耕地保護的惠農支農政策，以上政策可視為國家對耕地保護的微觀主體——農民在經濟上一定的補償。實踐證明這些旨在調節利益分配的補償政策是有效的也是可行的，2004年～2008年糧食產量和糧食種植面積均實現了穩步增長，2008年糧食產量刷新歷史最高水平，達到52850萬噸，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糧食生產下滑和耕地保護乏力的態勢。現有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政策有許多可取之處，例如農業稅的減免切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糧食直補的直接到賬方式廣受農民們好評等。但也存在一系列問題，諸如補償標準太低，單純的政策性補貼導致農民和地方政府對其長期性的預期不穩定，資金來源及運作方式成本較高等。因此，創新現行耕地保護制度，建立長效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顯得迫切而重要。近年來，國內一些省、市也開始試行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政策[74]。《佛山市基本農田保護補貼實施辦法》規定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劃定的基本農田進行補償，標準為800元/畝•年，每5年調整一次。東莞市從2008年1月1日起，對屬于村集體超額分攤的基本農田保護區和非經濟林地統一實施財政補助，標準為500元/畝•年。成都市設立了耕地保護基金，建立起耕地保護經濟補償和契約式管理機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耕地保護基金主要用于農業保險補貼、耕地流轉擔保、耕地保護責任農戶養老保險補貼和耕地保護責任集體經濟組織現金補貼，標準為一類耕地400元/畝•年、二類耕地300元/畝•年。以上實踐為我國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和建立提供了借鑒。

第7篇：集體經濟收益分配計劃范文

剛才，向紅同志傳達了省、市婦女兒童工作會議精神，秋滿同志就我縣實施婦女兒童發展規劃情況作了工作報告，請同志們結合實際，認真抓好落實。同時，會議還對婦女兒童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進行了表彰。希望受表彰的單位和同志戒驕戒躁，繼續努力，為推動我縣婦女兒童事業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紫金縣婦女兒童事業發展規劃已經實施六周年。六年來，全縣各級、各部門把促進婦女兒童事業的發展作為推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把婦女兒童規劃的實施作為促進全縣婦女兒童事業發展的重要舉措，切實加強對婦女兒童工作的領導，全縣婦女兒童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為全縣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我謹代表縣委、縣政府向一直重視和關心婦女兒童工作的各級領導以及為我縣婦女兒童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廣大婦女兒童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借此機會，我就進一步抓好全縣婦女兒童工作講三點意見。

一、高度重視做好婦女兒童工作

總理在第四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上強調：“尊重婦女，保護兒童，是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準則。”婦女兒童事業的發展水平，是人類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標志，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標。廣大婦女是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少年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是新一代的生產力。因此，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做好新時期婦女兒童工作，推動全縣婦女兒童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做好婦女兒童工作，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堅持以人為本，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其中自然包括婦女兒童的全面發展。兩性的平等和諧發展，兒童的健康發展，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基礎，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我們必須堅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和兒童優先的原則，努力消除人與人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公平均衡發展。

(二)做好婦女兒童工作，是我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保證。一方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本身包含著婦女兒童的發展，沒有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婦女兒童的小康，就不可能實現全縣的全面小康。另一方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廣大婦女的積極參與，需要充分發揮廣大婦女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積極發展婦女兒童事業，充分發揮“半邊天”的作用，不僅是我縣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保證，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

(三)做好婦女兒童工作，是提升國民素質、實現人才強縣的重要途徑。婦女承擔著人類再生產的重要社會責任，同時又是孩子的啟蒙老師和終身教師。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未來社會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誰擁有人才，誰就擁有未來。因此，婦女的整體素質如何，兒童能否健康成長，不僅直接關系到國民素質的提升，更關系到一個地區的長遠發展。總之，做好婦女兒童工作，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各級、各部門務必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從構建和諧紫金、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全局出發，著眼長遠，切實把婦女兒童發展的各項工作抓到實處。

二、努力推進我縣婦女兒童事業全面發展

今后一段時期，婦女兒童工作必須牢牢把握科學發展這一主題，以促進婦女兒童全面發展為目標，以提高綜合素質和保障合法權益為重點，突出重點領域，著力優化婦女兒童發展環境，努力推動我縣婦女兒童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具體工作中，要始終做到“三個堅持”：一是堅持以人為本，促進婦女兒童全面發展。要通過加強教育培訓，著力提高婦女兒童綜合素質。在激勵婦女積極投身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的同時，促進婦女自身發展進步；在注重培養兒童創新意識、實踐能力和良好行為習慣的同時，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現代化事業接班人。二是堅持男女平等發展和兒童優先發展。要以建立健全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機制為重點，切實保證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等各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力和機會，切實保障兒童的生存權、受保護權、發展權和參與權。三是堅持統籌協調，推動婦女兒童事業健康發展。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統籌推進城鄉婦女兒童事業的協調發展，關注弱勢群體婦女兒童的共同發展。必須重點抓好以下六個方面的工作：

(一)切實保障婦女參政權。支持婦女廣泛參與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活動，發揮廣大婦女的生力軍作用，提高婦女特別是基層婦女的參政議政意識，加強婦女人才和女干部的培養教育，切實把它作為各級黨政人才和干部培養教育的重要內容，提高婦女參政議政和管理社會的能力。重視婦女干部的選拔，健全機制，把優秀女干部選拔到相應的領導崗位。積極創造條件，努力在全社會營造關心、支持婦女參與社會生活的良好氛圍。

(二)切實保障婦女經濟權。經濟權是確保婦女人格獨立和自身發展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要重點保障婦女對各種經濟資源的平等占有權，特別要保障農村婦女享有平等的土地經營承包、集體經濟收益分配、土地征用補償安置等權利。加強對城鎮婦女就業再就業和農村婦女轉移就業的技能培訓，提高廣大婦女的就業能力。依法保障婦女平等的就業機會，堅決消除就業中的性別歧視，為廣大婦女就業創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擴大就業領域，鼓勵婦女自謀職業、自主創業、靈活就業。加強女職工的勞動保護，特別要加強非公企業落實“四期”特殊保護，保障女職工享有平等參加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的權利。

(三)切實加強婦女兒童教育。要深入貫徹《未成年人保護法》，切實做好未成年人教育工作。要加強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導他們，用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他們，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激勵他們，引導和幫助未成年人樹立遠大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切實落實好免收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和書本費的政策，并逐步擴大范圍，確保農村兒童特別是女童、貧困家庭兒童接受免費義務教育。重視做好學前教育，積極促進未成年人全面發展。進一步構建以學校為龍頭、以家庭為基礎、以社會為平臺的“三位一體”教育網絡，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大力做好對失足和流浪乞討未成年人、不健全家庭和貧困家庭子女等的關愛工作，積極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強化監督，凈化文化市場和校園周邊環境，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文明安全的社會氛圍。

(四)切實做好衛生保健工作。把婦幼保健工作納入公共衛生管理體系，完善農村和社區基層服務網絡，加強婦幼保健機構和隊伍建設，抓好孕、產婦和嬰幼兒保健7--作。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婚檢率，不斷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抓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廣泛開展健康教育和全民健身活動，做好婦科病和兒童高發病預防查治工作，努力提高婦女兒童健康水平。

(五)切實健全權益保護機制。要將加強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納入“五五”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維權意識，增強婦女兒童自身維權能力。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化維權網絡，嚴厲打擊各種侵害婦女兒童的違法犯罪行為，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努力為受害婦女提供緊急庇護、矛盾調適、心理疏導等服務。堅決制止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和選擇性終止妊娠行為，嚴厲打擊殘害、遺棄女嬰等違法犯罪行為。加大監管力度，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納入目標管理責任制。加強輿論宣傳，倡導少生優生的社會新風。加強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工作，關注特殊家庭兒童和流動兒童的健康成長，切實維護兒童合法權益。

(六)要切實推進農村婦女兒童工作。進一步完善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農村婦女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大力發展農村公共衛生事業，認真落實農村醫療救助、貧困孕產婦救助、計劃生育獎勵制度，使農村婦女兒童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為他們提供更多、更實、更好的服務。以落實優惠政策為重點，著力解決婦女兒童看病貴、上學難問題，確保貧困婦女兒童享有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三、切實加強婦女兒童工作的組織領導

婦女兒童工作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多部門、多領域，關系各行各業和千家萬戶。做好婦女兒童工作，是各級、各部門義不容辭的職責。各鎮、各部門要進一步明確責任主體，樹立社會性別平等意識和兒童優先的重要理念，切實加強對婦女兒童工作的領導，確保完成“十一五”婦女兒童發展各項工作目標。

第一，工作部署要“到位”。各鎮、各部門在制定規劃、部署工作、安排項目時，要充分考慮婦女兒童的特殊利益和發展需要，使婦女兒童事業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檢查、同步考核。要把婦女兒童發展，納入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總體目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納入“三個文明”建設，納入政府工作重要議事日程，納入部門職責范圍，納入公共事業發展和公共政策，加大資金投入，優化資源配置，穩步推進婦女兒童事業快速發展。

第二，法制保障要“有力”。當前，我縣的經濟社會發展還處在經濟轉軌、結構轉換、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婦女兒童工作必然會隨著形勢的變化，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婦女兒童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建立健全婦女兒童權益保障長效機制。各級、各部門要把保障婦女兒童童權益作為轉變職能、依法行政的重要任務，要結合“五五”普法活動，認真貫徹《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規，依法全面保障婦女兒童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合法權益，切實解決侵害婦女兒童權益的突出問題。要依法保護女工權益，嚴禁非法雇用童工，確保安全生產。

第三，形成合力要“有為”。各鎮要確定一名領導分管婦女兒童工作，成立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配齊、配強工作人員，提供辦公場所，認真開展工作；每年應至少聽取一次婦女兒童工作匯報，研究分析婦女兒童工作發展狀況，認真解決婦女兒童工作中存在的實際問題，保障婦女兒童工作健康順利開展，推進“兩個規劃”的順利實施，推動我縣婦女兒童事業全面發展。縣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各成員單位要進一步發揮職能作用，建立健全長效工作機制，進一步增強合力；要廣泛宣傳婦女兒童工作中涌現的先進典型，營造全社會普遍關心、支持婦女兒童事業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