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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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一、基層商業銀行加快轉型發展迫在眉睫

根據國際通行規則，除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外，《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將操作風險也納入資本監管框架，增大了資本充足率計算的分母，使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將有所下降。從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在資本市場低迷的情況下，大部分銀行尋求通過內生式的增長來達到資本充足率要求。

另一方面，人行近兩次調息的關鍵并不在于單純地降息或者擴大存貸款的浮動區間，而在于就此拉開了銀行面對利率市場化帶來的競爭和加快經營轉型的帷幕。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對現行銀行經營將帶來以下幾方面的沖擊：

一是利率市場化將使利差縮小，銀行盈利將會受到較大影響。從國際經驗來看，在利率市場化后，短期內存貸款利差會出現收窄之勢。在我國利率完全市場化之前，人行的利率管制為銀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利差保護，使存貸款利差成其利潤的主要來源。近幾年銀行業的凈息差基本穩定在2.5%～2.8%，凈利息收入占比一直居高不下，2011年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息收入2.15萬億元，占營業收入的80.68%。但在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利率市場化將對銀行的業績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從短期來看，存款利率明降暗升，而貸款利率下降，利率市場化將使銀行的凈利潤受到較大沖擊。據某知名證券公司的測算，兩次降息影響上市銀行2012年凈利潤在2～4個百分點；影響2013年凈利潤5～13個百分點。從長期來看，利率市場化后，各家銀行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存款利率將會有一定程度的上漲。同時，為搶奪優質大客戶，貸款利率不會有顯著提高甚至還可能出現下降。從目前中國商業銀行而從最新的財報看，目前利息收入依然是銀行利潤的主要來源，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均超過了70%，這將影響銀行現有的資金平衡關系和利率配比關系，利差空間也隨之減小。

二是利率市場化促使同業競爭更趨激烈。兩度降息后，銀行存款差異化定價基本分為三大陣營：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區域性商業銀行，表現為規模越小的銀行，利率上浮的期限品種越多，上浮的幅度也更大。總體看，存款利率實行區間上浮政策，銀行定價策略分化，加劇了銀行間對存款尤其是對客戶群的競爭。

三是大數據時代和金融脫媒使商業銀行傳統經營模式和優勢受到沖擊。作為信息革命的第二個，大數據提供了全新的溝通渠道和營銷手段，一方面，銀行通過打通銀行內部數據和外部社會化的數據可以獲得更為完整的客戶拼圖，從而進行更為精準的營銷和管理。一方面，大量的數據來源和強大的數據分析工具正催生出很多新的金融業態來直接瓜分銀行的信貸市場。在中國，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信貸自2012年8月起全面向普通會員開放，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低額貸款。而其依仗的正是掌握在手中的海量客戶經營數據，有了這些數據，阿里巴巴可以說是對客戶的資信狀況了如指掌，從而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信貸業務的風險。如果說象Wonga這種尚需要去網絡上搜集數據來進行放貸的公司尚不足為懼，那么像阿里巴巴這種本身擁有雄厚客戶基礎和海量數據資產的公司介入信貸行業，將對行業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有專家預測，“網絡融資”可能成為20年后的主流，甚至可能發展到資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網上并匹配，供需雙方直接完成資金融通，而這一切都對商業銀行傳統的經營模式和優勢帶來全新的挑戰。

四是利率市場化將對銀行中間業務發展形成“倒逼”，成為中間業務發展的催化劑。總結美國和香港地區銀行業中間業務發展經驗，不難發現，銀行中間業務的發展與利率市場化存在密切聯系：美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始于1980年，而銀行中間業務收入也正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出現爆發式增長；香港銀行業中間業務收入/總資產曾長期在0.8%左右徘徊，但是2001年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后，中間業務收入與總資產的比率迅速突破1%。造成這種催化效果的原因有二：一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打破了對銀行存貸利率的保護，因而通常會導致凈息差收窄，存貸款業務盈利下降，迫使銀行通過發展中間業務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二是利率市場化改革聯通了存貸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使銀行通過衍生品交易轉移利率風險成為可能，同時也提高了貸款定價的準確性，刺激了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開展。

二、制約基層商業銀行中間業務轉型發展的因素分析

作為商業銀行最具活力和發展空間的部分，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收入，盡快扭轉對息差收入的過度依賴，這是商業銀行加快轉型的努力目標之一。在近幾年的發展中，銀行業的傳統盈利模式也確實有了很大轉變，中間業務收入得到了快速發展。2008年，我國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營業總收入的比重還不足10%，最近幾年穩步上升，到2011年，上市銀行凈手續費收入在營業收入中的平均占比為15%左右，盡管中間業務實現較快增長，但與國際同行相比，這一指標依然相差很遠。在金融業發展相對成熟的市場上，銀行業機構的收入更多靠利差以外的服務，非息收入占全部收益的比重大都在四成左右，有的甚至超過七成。與之對比，中國銀行業在提高中間收入占比，改善收入結構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是認識仍不到位。由于目前不少基層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尤其在思想上，不少基層行對該業務能否成為資產負債業務之外的第三大支柱尚存疑慮。僅將中間業務視為銀行附帶業務看待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帶來的影響。受貨幣政策繼續從緊及貸款規模受限等不利因素影響，預計今后一段時期，基層行資產擴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將使銀行依托資產業務擴張帶來的中間業務收入的發展速度放緩。同時，隨著行業監管的逐步完善與加強，基層行一些信貸創新產品繼續擴展的難度加大。

二是運作不規范，中間業務品種少、層次低、品種結構欠合理。目前各銀行開辦的中間業務以傳統的結算、等低風險、同質化、勞務性業務為主，這類中間業務約占中間業務種類的60%。具有較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產品少，如咨詢服務、代客理財、企業財務顧問等咨詢顧問類業務尚處于起步階段；銀行保函等擔保類業務品種較少；證券基金、保險基金、產業基金等基金托管類業務處于試點階段。投資融資類及衍生金融產品類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中間業務，由于受國內分業經營指導原則的限制，基本上沒有開展。以某行為例，2012年該行在收入存量結構上，結算、及理財、銀行卡等傳統業務收入占總收入比重66.18%，擔保承諾、資產托管和企業年金等新興業務收入占總收入比重14.96%；投資銀行業務收入5735占總收入比重18.86%。

三是收費標準不統一，引發了同業無序競爭。各銀行在搶占市場規模的同時，因害怕收費會流失客戶，往往選擇降低收費標準、不收費甚至“倒貼”的做法。非理性競爭減少了商業銀行的收益，嚴重威脅著中間業務市場的發育，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中間業務量與收入不成比例。

四是技術和人才問題制約中間業務發展。中間業務作為金融創新的主要產品，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信息技術支持。而目前商業銀行在計算機網絡、電子自助設施等方面與還有很大差距。同時，中間業務是知識密集型業務，需懂技術、有經驗、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而基層行目前這類人才所占比例較少，致使咨詢管理、投資銀行業務等風險低、收益高、服務層次高的業務難以開發，直接制約了業務深層次發展。

三、對策研究

著名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說過：“成功應對變革的方法，就是去創造變革。”當前，利率市場化是大勢所趨，各基層商業銀行必須切實在加快中間業務發展轉型上提高認識，精密謀劃，加快推進。

（一）提高認識，加快轉變經營戰略

要轉變傳統的思想觀念，樹立“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在思想上確立發展中間業務是一項戰略措施的觀念。要從戰略高度把中間業務作為銀行的一項主業，高度重視，像存款、貸款一樣來抓。深刻認識發展中間業務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推動中間業務的發展。

（二）拓寬渠道，加力打造中間業務核心競爭能力

1.繼續發揮傳統優勢，鞏固擴大基礎中間業務市場。近年來，銀行卡、代收代付和支付結算等傳統支柱業務雖然增長速度比較緩慢，但對中間業務中的貢獻度仍然較高。因此，商業銀行要發揮網絡優勢，突出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將對客戶服務的重點由需求滿足型升級為著力培育同客戶之間穩定和長期的合作關系。一是突出客戶營銷策略的優化調整。以個人高凈值客戶為主要營銷對象，注重利用已有客戶關系，推動輻射式營銷。二是突出產品、渠道、服務創新的有機整合。注重將創新產品與信息渠道建設和全域服務體系構建相結合，提高創新產品的市場認同度并拓寬產品的銷售渠道。

2.搶抓“三駕馬車”，加力擴展中間業務發展空間。作為新型中間業務的代表，資產管理、顧問咨詢、資產托管組成的“三駕馬車”將長期受益于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居民金融資產結構升級，未來有望成為拉動中間業務收入增長的引擎。（1）資產管理。10年末，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超過62萬億，是GDP的1.6倍。隨著居民財富的積累，個人對于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顯著上升，儲蓄存款向基金、保險和銀行理財產品的轉移將不可避免，而存款的負利率環境將加速這一過程。銀行不僅可以提供理財服務，而且作為基金和保險產品最重要的分銷渠道，必將在居民金融資產結構升級中持續受益。（2）顧問咨詢。2002年以來，我國社會融資結構發生巨大變化，非信貸融資渠道迅速發展，企業債、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占比明顯上升。由于銀行信貸獲得門檻相對高，且考慮擔保等費用后實際信貸成本偏高，因而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進行直接融資。未來銀行信用中介的職能將弱化，而融資顧問、債務工具承銷等投資銀行業務則將受益于非信貸融資渠道的發展。（3）資產托管。2006年以來，隨著資本市場快速發展，我國證券投資基金、保險和信托資產規模保持了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長，帶動銀行資產托管業務蓬勃發展。

3.推進大數據時代網絡業務創新。客戶的需求在變，商業銀行的金融服務就要變，只有迎合客戶需求的變化，才能站在同業的最前列，才能在滿足客戶需求的同時實現自身中間業務收入的戰略轉型。一是進一步完善業務制度和業務系統，共同推進統計系統建設以及大數據庫建設，及時為各類金融資產服務業務的發展提供信息支持。二是加快業務網絡化適應客戶主體的變化。要不斷進行電子銀行創新：可將電子渠道從交易分流渠道，轉型為業務發展的主渠道；可以通過逐步加強電子渠道的營銷功能，實現對訪問電子銀行客戶簡單標準產品的交叉銷售；通過建設開放式的電子銀行平臺，把電子銀行建設成為拓展網絡客戶的主陣地。三是消費信貸化適應消費升級的變化。根據IMF公布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人均GDP為5414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居民消費模式從生存型向基本需求型轉變，對消費的需求明顯上升，帶動消費信貸需求迅速擴大。商業銀行應利用國家的政策支持和消費升級的需求，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打造分期業務品牌，使其成為做大做強消費金融業務的重要手段，在為客戶提供融資信貸、增值優惠等多樣化金融服務的同時為自己創造價值。四是實施經營多元化適應金融脫媒的變化。大力發展投資銀行業務：包括理財產品在內的投行業務是前瞻性業務，商業銀行應大力發展股權投資類、并購融資類、資產支持型等新型理財產品，拓展產業基金、并購重組、IPO、私募融資顧問等新型財務顧問業務空間，來進一步提高其新型業務收入的占比；實現金融資源綜合運用：在分業經營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可以通過綜合經營，依托保險、信托、金融租賃等業務進行資本集約型發展，擴大資本充足率的分子來破解銀行發展痼疾，使得銀行在未來金融業務競爭中保持主體地位。

（三）規范收費，合理解決成本收益問題

正確引導廣大客戶對銀行合法收取手續費的認識，通過對產品的細分，價格的糾正，合理的定價和宣傳、營銷，達到吸引顧客、讓顧客認同中間業務服務收費的目的。加強中間業務收費管理，實行統一定價基礎上的最低限價規定；對各商業銀行同一品種的收費標準予以統一，杜絕“免費午餐”的惡性競爭。

（四）強化投入，進一步完善中間業務創新發展的支持條件

競爭的關鍵是科技和人才的競爭。誰開發了新技術和新產品，誰就搶占了市場制高點。因此，各基層行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和加快商業銀行以電子計算機為標志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培養和造就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員工隊伍，既要立足于現有員工的培訓提高，又要大膽引進知識面廣、業務能力強、勇于開拓的復合型人才，構筑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的軟硬件支撐條件，在滿足迅速變化的金融服務需求的過程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

第2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一、我國經濟轉型正處于攻堅階段

盡管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已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居于主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已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可以說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初步建成了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但許多困擾和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解決,經濟轉型正處于攻堅階段,改革的任務十分艱巨。

我國的經濟轉型就包含著兩種體制上的轉變:一種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另一種就是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這兩種轉變交織在一起并且互相影響。這一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決定和影響著我國當前和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經濟發展的狀態和過程。破除計劃經濟的阻礙,最終實現市場經濟;加快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最終消除城鄉差距,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必經過程。

二、現階段經濟轉型對我軍裝備建設的影響

由于受到雙嵌合二元經濟結構特別是雙軌經濟制度的影響,我軍裝備建設領域呈現出諸多不協調的現象,裝備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還不相適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裝備建設轉型的順利推進。現階段經濟轉型對我軍裝備建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裝備建設思想與管理模式、裝備科研生產和采購以及裝備保障等方面。

(一)裝備建設思想與管理模式

作為時代產物的裝備建設思想以及裝備管理模式,必然要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軍事形態、武器裝備發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在我國市場經濟轉型仍為完成的情況下,非市場經濟特別是計劃經濟的裝備建設思想和管理模式,與部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裝備建設思想和管理模式并存,在正反兩個方向上共同影響著我軍裝備建設的歷史進程。具體表現在:一方面,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觀念、行為模式已經日益成為我軍裝備建設的主流和發展方向,如:裝備建設必須要依托整個國民經濟,用市場而不是行政命令來優化裝備建設資源配置,裝備采購、管理和保障必須走市場化、社會化的路子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曾長期處于計劃經濟時代,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仍然存在于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如長官意志、注重指令計劃,不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不注重裝備建設效益等思想和做法在裝備建設領域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還相當普遍和嚴重。

(二)裝備科研生產和采購

高科技武器裝備特別是信息化武器裝備,科技含量高、研制生產的風險和維修保障的難度大,在很多方面都對裝備發展和科研決策提出了比機械化武器裝備更高的要求,如必須要用系統的思想看待武器裝備的全壽命過程,在武器裝備的研制階段就必須要考慮其保障性、可靠性和維修性,系統配套以及經濟可承受性等等。而我們的工作與這些要求還存在諸多不適應。在我軍一些高技術武器裝備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過分重視武器裝備的戰術技術性能、而忽略了裝備的保障性、可靠性和維修性;過分重視單件武器裝備的先進性,而忽略了配套裝備的研制;研制生產不注重經費使用效益等情況,導致耗巨資研制出來的新裝備長期無法形成戰斗力和保障力,這方面的教訓是深刻的。

在國防工業生產上,經過近30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軍工企業在管理體制、技術創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但國防工業自成體系,缺乏充分競爭,管理體制僵化的情況依然嚴重,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思維、管理模式和組織體制仍然存在并發揮影響,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壯大和創新能力的提高。

在裝備采購方面,盡管我軍早已把市場化的采購模式作為改革的方向,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指令計劃型采購和生產依然是我軍裝備采購的主要形式;在裝備采購的管理上,不利于資源優化的多頭管理、條塊分割的狀況依然存在等等。

(三)裝備保障

世界范圍內的新軍革,是把工業時代的機械化軍事形態改造成信息時代的信息化軍事形態的過程,其主要標志是信息化武器裝備逐漸成為戰斗力構成的關鍵物質因素,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成為戰斗力的基本形態。當前,我軍裝備建設正處于從機械化半機械化向機械化信息化轉型的關鍵階段,如何將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有機的統一起來,實現裝備建設各種資源要素的有效整合和良性互動,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和加以解決的重要課題。

在裝備保障方面,發達軍事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和信息化戰爭條件下,軍民融合、后裝一體是合理配置裝備保障資源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受到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我軍裝備保障在體制機制和建設觀念上仍處于后裝分離的狀態,條塊分割現象嚴重,裝備保障的社會化、市場化程度低,裝備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亟待提高。

三、對策與建議

(一)轉變觀念,創新裝備建設思想

要打破保守僵化、思維定勢、思維慣性和思維封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信息化時代的要求,不斷確立與科學發展觀相符合的發展理念和創新思維,構建具有時代特色的裝備理論體系并指導我軍裝備建設實踐。

要在客觀認識現有的裝備管理體制、模式和方法的基礎上,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緊緊圍繞裝備建設和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深入研究武器裝備建設的階段性特點,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和信息化條件下武器裝備建設的特點規律,摒棄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特別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觀念,用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思想和觀念來指導裝備建設實踐,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場配置實現裝備建設資源優化,統籌機械化與信息化建設,走復合式發展的道路。

要特別注意防止以下兩種情況的出現:一是繼續沿用和堅持計劃經濟時代曾經行之有效的裝備管理模式;二是在舊有模式失靈的時候,不客觀全面地分析我軍裝備建設的實際情況,盲目照搬先進國家的武器裝備管理模式。

(二)依靠科技創新,走軍民融合的發展道路

克服和突破我國經濟轉型期社會經濟結構對裝備建設的不利影響,就必須要堅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武器裝備建設的戰略基點,加快建立軍民融合的裝備創新體系。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國防科技工業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與發達國家相比,一是武器裝備研制創新能力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軍民結合產業創新能力存在較大差距;三是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發展存在差距,不適應持續和跨越發展的要求。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已經成為制約我軍高新武器裝備發展、裝備管理保障水平進一步提高,裝備建設順利實現轉型的關鍵性因素。

構建軍民融合的裝備創新體系,關鍵要解決體制分割問題,要創建統一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和工業體系,將目前軍民兩支相對獨立的科研生產隊伍融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力量。不僅有利于打破軍民分割、自成體系的格局,降低資源重復配置所造成的嚴重浪費,而且還可以發揮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實現國家科技的重大創新,大大提高科研和生產的效率和效益。要積極推進全方位軍民融合建設,徹底改變過去軍民分體化建設模式,把我軍裝備建設深深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之中,不斷提高我軍裝備建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裝備保障的市場化水平。

(三)加強制度建設,為裝備建設轉型提供有力保障

裝備建設轉型是一個伴隨著裝備建設水平不斷提高而進行的結構轉換的過程,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推進和實現裝備建設轉型,僅僅依靠思想觀念的轉變和科技創新是不夠的,還必須不斷創新裝備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

第3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東北地區；沉淀成本；經濟轉型；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20；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8）12－0032－04

一、問題的提出

在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史中，礦產開發對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地區或城市的財富增長與開采部門密切相關。同時，也產生了許多以開發某種本區域優勢資源為主要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資源型城市，如阜新、本溪、大慶等。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單一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發展受到產業結構調整、計劃經濟體制等影響，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現資源型產品市場需求下降、價格下降、經濟增長乏力、居民收入下降、城市失業率增加等衰退現象，直接影響了東北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再次騰飛。實際上，資源型部門投資有顯著的沉淀成本，特別是對東北地區的開采部門來說更為突出：傳統的經濟體制影響根深蒂固，面臨著經濟體制轉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所有制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等多重壓力，這些初始條件都部分地以沉淀成本形式限制了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

由微觀經濟學原理可知，在完全競爭市場上，依靠市場制度這只“看不見的手”，完全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是因為，任何投資成本都不會產生沉淀成本，退出市場或產業結構調整不會帶來任何利益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依靠市場制度完全可行。

然而，由于東北地區的特殊性和資源型轉軌的復雜性，使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時面臨著顯著的沉淀成本，這些沉淀成本不僅影響該地區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更重要的是，還影響該地區發展接續產業。因此，如何補償沉淀成本成為東北地區經濟轉型的關鍵。

二、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特殊性

東北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隨著資源型城市面臨一系列問題，特別是東北地區的特殊性，導致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極為艱難，也成為影響東北振興的重大問題。因此，需要了解黑、吉、遼三省所面臨的初始條件，才能有效地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

（一）東北地區城市與自然資源二位一體

根據王青云（2003）劃分資源型城市，我國共有118座資源型城市，其中東北地區黑、吉、遼總計30座，大約占全國的1／3，都是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如表1所示：

這些城市往往都是依據所在地區的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根據王青云（2003）對于典型資源型城市劃分，我們可以得到表2：

從而看到，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分布不僅廣，而且往往都是以礦產類枯竭型資源為典型特征的，同時，這些城市按照人口規模來劃分也是大中城市居多，這對經濟轉型與就業等造成極大影響，如表3：

由此可見，東北地區城市都是依靠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資源興，城市興；資源衰，城市衰。因此，城市經濟轉型不僅需要重新考慮資源發展循環觀和科學發展觀，而且還需要發展非資源產業以促進和再造城市功能。

（二）東北地區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比例大，計劃多，市場少

建國初期，由于我國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資源要素稟賦結構難以適應這種要求，從而導致與該戰略相配套的體制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本的體制，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由于資本被納入計劃配置的框架，要想使資本發揮作用，就必須保證資本所需要的勞動力、原材料等等也納入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并把勞動力、原材料等資源同樣配置到重工業生產領域。

因此說，計劃經濟體制為了實現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目標，不僅要把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以集中計劃安排的手段配置到重工業領域，而且還要壓低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價格，從而降低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因此，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內生的制度安排（林毅夫等，1997），是一種適合加速發展重工業的手段。因而，在東北地區形成高度集中的配置資源體系，往往追求低補償、高積累政策，導致政府為了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大力實行外延擴大再生產，很少關注補償基金，很少考慮折舊基金，因而很容易導致沉淀成本增大。

（三）東北地區重工業／輕工業比例大，產業結構不合理

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需要選擇那些適宜發展重工業的地區作為這個戰略的重點發展基地。由于黑、吉、遼不僅有一些工業生產基礎，而且該地區擁有煤、石油等能源礦產，鐵、錳等金屬礦產，以及很多非金屬礦產資源，適于發展重工業，因此，計劃經濟體制也就成為東北地區重要的配置資源手段。反過來說，市場機制很少，因為市場機制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相悖：如果使用市場機制發展重工業，會產生兩個后果：一個是產業結構方面的問題。重工業耗費的資本較多，如果資本價格較高，投資成本就會較大，相對而言，輕工業要比重工業較少耗費資本，而更多地是耗費勞動。如果采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在稀缺的資本使用成本較高的情況下，輕工業就具有比較大的優勢。因此，采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手段不是發展重工業而是發展輕工業。另一個是經濟總量問題。由于重工業的投資成本高，在技術水平和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重工業生產領域所獲得的利潤就會減少。而利潤減少意味著資本積累不足，進而導致用于再投資的資本就不足，這會直接影響再投資的規模。如果投資規模小，經濟總體的增長速度就會受到影響。因此采用市場機制難以做到發展重工業，難以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東北地區的計劃經濟色彩比較濃厚，市場機制較少。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相關，恰好東北地區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適合發展重工業，而很少發展輕工業，導致產業結構扭曲。

（四）東北地區國有經濟／非國有經濟比例大，所有權結構不合理

東北地區成為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重要基地，市場機制難以與重工業發展戰略相匹配。此時，完成重工業的任務在邏輯上只能落在國有企業身上。因為私營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要求對資源投入有更多的選擇權和決策權，而這種源于私營企業追求目標的內在要求，同國家計劃要求的集中統一安排和資源配置的目標是矛盾的。因此，為了實施優先發展戰略，不僅需要計劃經濟體制，而且還需要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塑造一個并非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國有企業去完成這個戰略目標。因此，不僅計劃經濟體制色彩濃厚，而且國有經濟比重大，非國有經濟比重小，如表4：

綜上所述，東北地區所面臨的初始條件，如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比例大、資源型城市十分典型，國有經濟／非國有經濟比例大、重工業／輕工業比例大、處于工業化前期或中期等諸多特征，對于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只有研究了這些初始條件對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的約束，我們才能找出影響經濟轉型的障礙有哪些，并消除這些障礙。

三、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經濟的轉型障礙

由微觀經濟學原理可知，阻礙資源（人力資源和非人力資源）流動最基本的因素是沉淀成本。沉淀成本（Sunk Costs）是指投資成本無法通過轉移價格或再出售價格得到完全補償的那些成本。因為沉淀成本在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情況下十分顯著，為了說明問題和研究抽象需要，我們區分了經濟性沉淀成本和社會性沉淀成本等兩類，為我們認識沉淀成本作一些鋪墊。

（一）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經濟性沉淀成本

首先，是專用性資產形成經濟性沉淀成本。投入企業的生產性資產，由于只能用于特定的生產和服務，這樣在企業退出某一產業而進入另一產業時，這些資產很難隨企業被帶入所進入產業接續發揮作用，難以回收投資成本，因而企業面臨處置這些資產的障礙。按照威廉姆森（2002）對資產的劃分，專用性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投資有沉淀成本。資源型城市企業需要投入生產性資產，如礦產地質勘查、開采以及加工所投入的物質資本，由于專用性較強，從原產業退出時難以回收投資成本。有些企業的廠房、機器設備即使能夠折價出售，也因無完善的資產市場，特別是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劣幣驅除良幣”現象，也不能按照正常折舊后的價值出售，這些無法回收的資產價值，有可能是沉淀成本的重要來源。目前商業性地勘市場尚未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不論開采成功或失敗，都需要支付大量搜尋等交易成本。這些成本都是沉淀成本。同時，沉淀成本也來源于城市非交易產品部門。房地產、基礎設施或設備的投資都是為了解決日益上漲的人口數量。這些投資既不能迅速地轉移到交易產品生產部門去，也不能轉移到其他區位。因此對于非交易產品投資往往產生沉淀成本。同時，區位偏離也是沉淀成本的重要來源。礦業城市區位偏離，主要指礦業城市依資源而居，大多位于內陸、邊遠荒漠地區，地理環境閉塞，遠離交通干線，遠離工商業發達地區，遠離國內、國際市場，區位條件差。為了擺脫區位偏離，需要投入運輸網絡和儲藏基礎設施。在城市地區，往往集中在公路、鐵路、電信系統以及儲藏設施，雖然這些投資本身并不是沉淀成本，但是這些都具有廠址區位專用性，難以移動到其他地區。

其次，固定成本經濟轉型過程中會形成經濟性沉淀成本，它主要包括：（1）離退休勞動力安置成本，企業退出后要給勞動力重新安排工作或重新培訓，而這筆培訓費用和轉移費用往往很高；（2）因企業退出造成終止各種契約所必須支付的違約費用；（3）退出企業職工情緒下降引起的生產經營狀況惡化，使企業收益減少等。由于我國的特殊情況，在競爭性產業領域的國有企業數量龐大，在這些國有企業工作的職工更是數以千萬計，一旦這些企業退出，能否支付這筆巨額勞動力安置成本、重新培訓成本等，將成為國有企業退出某些產業最突出的問題，而且它將成為國有企業從某些競爭性產業領域退出的關鍵所在。

再次，國有企業巨額負債形成的經濟性沉淀成本。國有企業大多數有一個高昂的負債率，而且大部分是欠國有銀行的，國有商業銀行是國有企業最大的債權人。按照國際經驗，企業自有資本和借入資本的比例大體各占50％，顯然，國有企業的債務比例是太高了。而且這些債務主要是欠銀行的。盡管國有企業虧損會成為從競爭性產業退出的最好理由，但虧損嚴重的企業是很難轉移出去的。如果通過破產的方式退出，國有銀行則不答應，因為這些企業破了產，國有銀行的債權很難收回，這實際上等于破了國有銀行的產，國有銀行寧愿維持國有企業的現有狀態。政府也會為了保住國有銀行不至于發生危機，而采取維持國有企業現有狀態的政策。看來如果籌集不到解決國有企業債務負擔的巨額資金，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產業退出的可能性將大打折扣。

最后，由于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忽略了簡單再生產基礎上的擴大再生產，追求低補償――高積累的政策，很少考慮折舊或者很少考慮簡單再生產，往往實行外延擴大再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投資成本折舊不夠，無法得到更新改造，最終形成很多無法補償的投資成本。同時，由于在國有企業中忽略了適用生產技術，往往追求高精尖技術，導致很多機器設備初始價值下降而造成無形損失，也會形成大量無形沉淀成本。

（二）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導致經濟性沉淀成本

首先，勞動市場不發達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礙。由于目前中國的勞動市場發展緩慢，而且很不規范，國有企業職工在從某些產業退出時，借用現有的勞動市場實現大規模退出企業職工轉移，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為退出企業不得不付出一筆巨資解決職工的轉移和安置問題。而且，企業與職工之間因信息不完全所導致的交易成本也是阻礙職工流動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市場不能發揮作用，也無法利用工資這一價格信號引導職工尋找新的就業機會。

其次，資本市場不完善、不發達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礙。由于資本市場不完善、不發達，信息更加不完全，資本價格無法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從某些產業退出時，不能很好地利用資本市場，實現退出企業資產的迅速轉移或變現，使資本流向收益率較高的地方或部門去。因此在不完全的資本市場上，需要借貸和資本供求者必須支付巨大的搜尋、簽約和履約等交易成本。

最后，產權市場發育滯后造成沉淀成本。產權市場是市場條件下實現資源配置的一種重要制度安排，是市場退出的重要渠道。而我國產權市場發育滯后，非市場化傾向明顯，市場退出多數停留在“關、停、并、轉”上，導致產權交易不活躍，不少產權市場還是有場無市，規模小，交易極為清淡，退出企業的資產和產權無人問津，加上中介組織不足，業務人員素質低，信息量少，中介服務功能不強，這一切都造成產權交易困難重重，加大退出成本。

（三）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形成的社會性沉淀成本

由于當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國有企業從某些產業中退出時，無法將原有企業部分離退休職工轉交給社會，而必須自己承擔這部分職工醫療、住房和養老金等成本。換言之，資源型城市國有企業同樣面臨“企業辦社會、債務負擔和冗員負擔”三大障礙，一并產生顯著的社會性沉淀成本，阻礙資源型城市順利經濟轉型。

由此可見，東北地區因初始條件的約束，使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時面臨極大的經濟性和社會性沉淀成本等，構成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障礙。因此，如何補償或者降低這些沉淀成本，是促進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根本方向。

四、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制度創新

由于東北地區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我們只能采取綜合治理，多管齊下的方針，需要以補償或者降低沉淀成本為基本出發點，這恰恰成為制度創新的基本原則。為此，需要在東北地區大力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以及大力發展接續產業。

第一，大力完善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尊重契約和保護產權，包括信息、技術等無形資產市場，打破地區或行政壟斷，促進東北地區生產要素在產業間或區域間、國內以及國際間流動，目的是提供更多的再利用生產機會，減少生產要素沉淀成本。

第二，允許資源型城市大中型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或以部分產權換資金、換技術的方式向外商開放，或以租賃方式向外商提供閑置廠房、設備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有條件情況下實施企業重組，目的在于降低經濟性沉淀成本的同時，也能夠創造一部分收益補償社會性沉淀成本。對外商投資單一資源型城市地區的現有企業，國家應在各方面比照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予以扶持。

第三，設立產業調整援助基金或補償基金。政府可以對從“長線”行業中退出的企業給予優惠待遇，如企業若封存和淘汰設備，在進行新投資時，就可以按比例得到優先或優惠貸款或采用特別折舊率，或者按封存和淘汰的設備數量，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償，后一種做法有時也采取政府向企業“購買”舊設備然后將其廢棄的方式，即所謂的“收購報廢”方式。盡管政府財力有限，但也應該加大對東北采煤沉陷區治理的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將考慮對原國有重點煤礦歷史遺留的采煤沉陷區的補助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同時，中央還考慮研究建立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和衰退產業援助機制，以促進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為了使補償基金有商業價值，可以成立補償基金機構，投資證券市場，為資源枯竭或轉型發展創造必要準備資金。而且這部分基金還可以用來作為職工再就業培訓的費用和待業救濟金等。

第四，建立職工社會保障制度。對于那些企業無力提供培訓和實施再就業的職工或者不具備再就業條件的職工，應由國家及當地政府建立資源型城市轉軌專項職工社會保障基金，以保證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例如，建立私人保險或政府保險、社會安全網（食品和福利計劃）以及價格支持計劃（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等。這些措施都可以減少因職工流動而產生的社會性沉淀成本。

第五，資源型城市再就業政策。對于一些較為集中存在失業問題的行業和地區，僅僅靠一般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不夠的，政府需要制定一些特別的處置措施，例如，由政府設立或資助職業介紹機構和職業培訓機構，錄用特定行業、特定企業失業職工的企業可以享受政府補貼，雇傭特定行業失業職工達到一定比例的企業可享受貸款、稅收方面的優惠，政府出資和支持的公共工程的招標與雇傭退出企業職工相結合等。同時，根據城市就業和產業發展的需要，設立若干不同類型、不同專業、不同所有制、不同層次的培訓中心，有針對性地進行分門別類的培訓，為發展接續產業創造人力資源，降低自然資源產業工人的人力資本沉淀。

第六，在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也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資源型城市枯竭不僅僅是城市本身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區域發展問題，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制定整體區域規劃，確立科學發展觀，形成穩定的體制環境。政府除了對資源型城市給予稅收減免或加速折舊等政策以外，最簡單的例子是盡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產交易效率。通過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承擔教育、培訓以及研發投資的成本減少交易成本。這就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經濟轉型政策，主要包括：設立專門的機構并向其提供資金和給予土地轉讓權，使其開發適合現代制造業發展的新工業區；以優惠政策吸引其他地區的企業家前來投資，并對這類投資者給予財政、稅收、金融各方面的優惠等，降低企業進入的沉淀成本，為發展接續產業創造條件。

總之，不論是制度創新，還是政策創新，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需要把補償沉淀成本作為基本出發點，努力在“花錢買機制或制度”上下功夫，創造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市場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加速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為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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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經濟體制是社會形態的反映，計劃經濟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私營經濟的積極性和靈活性，但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國有資產開始逐步產生，從這點而言，計劃經濟的實行推動了國有資產的產生與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計劃經濟的弊端日益凸顯，十四大后我國開始推行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新型的體制下，國有資產的來源不斷地豐富，也更加的科學化、細分化。現階段我國的國有資產的來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種是增長式的國有資產，可以稱之為國有資本，另一種是固定類的國有資產。前一種國有資產的來源主要來自國有性質的企業的生產所得，如中石油、中海油等國有大型企業。后一種國有資產的來源是指投入到各級政府部門、行政單位、教育部門等公共產品供給部門的資產部分。在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下，國有資產被統分為兩種主要的類型，國有資本屬于增值式的資產，通過國有性質的企業擴大生產目標，加強生產投入，來實現經營增長，最終實現國有資產的增漲。國有資產則屬于消費類的資產，通過國有資產在企事業單位中的合理分配，來保障企事業單位的合理運轉，進而為國有資產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建立市場經濟及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國有資產運營納入到市場體系，參與到了市場的競爭中來。為了能適應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政府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戰略方針，國有企業開始逐步走向市場，接受市場檢驗，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自身競爭能力，以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二、國有資產的安全保障是其保值增值的本質要求

“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概念的提出背景，是在當前經濟劇烈轉型時期，由于國有企業計劃經濟“積重難返”或者因國有企業自身涉及業務眾多，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的資產流失比較嚴重，部分國有企業出現嚴重虧損，迫切需要對國有資產進行增值保值的研究。“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概念是轉型時期經濟體制變革的產物，因此勢必會帶有強烈的轉型時期的特點和烙印，這是不可避免的。分析“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概念，應該采用統一分析法，將這個概念放在相應的背景環境下，并通過將“國有資產”與“增值保值”合理劃分，逐一進行分析理解來有效的把握這個特殊的概念。“國有資產”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計劃經濟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國有資產的增長和擴大，“增值保值”則是市場經濟領域的概念，雖然“國有資產”和“增值保值”是一個看似矛盾的兩個內容，但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二者之前存在內在的統一性。但由于人們意識的僵固化，導致很多人認為“國有資產”和“增值保值”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解“國有資產增值保值”概念時，常常容易產生錯誤的偏見，這并不利于國有資產的安全。而且在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還會滋生很多的問題，反倒為國有資產的流失或虧損等創造了便利的條件。因此，理解“國有資產增值保值”的概念，需要綜合各方面的專業的知識，需要從多個領域來統籌兼顧，尤其要強化國有資產的安全保障。

三、國有資產的安全保障是其不斷流失的現狀要求

十六大后構建了我國國有資產管理的新體制要求，但由于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國有企業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制的過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資產流失。國有企業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在管理體制、分配制度、運營機制等各個環節都要進行改革，以不斷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更好的參與到全球一體化經濟格局中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國有企業改制必須深化，但改的內容和目的都應該十分明確，且要遵循一個硬性原則，即國有資產不流失。有關調查顯示，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嚴重程度有三種估計:第一是低位估計，認為國有資產平均每天流失1個多億元，每年約400－500億元;第二是中位估計，認為國有資產平均每年流失百分之五，約1000多億元;第三是高位估計，認為國有資產每年流失高于1500億元。不管何種估計，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已嚴重影響了國家經濟安全，造成了嚴重社會問題，保護國有資產已刻不容緩。

第5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經濟轉型指的是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等轉變，通過結構轉變與體制轉軌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推進經濟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穩定持續快速的發展。這是市場經濟體制趨于完善，現存經濟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經濟制度轉型的過程。通過經濟轉型來實現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企業沒有生產決策權、財務控制權、產品銷售權、價格制定權和收入權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因此企業財務會計制度和財務管理均圍繞國民經濟核算進行。從而形成圍繞非財務指標的考核形式；實行市場經濟后，企業業績評價開始以財務指標為主，比較重要的業績評價指標是以會計利潤為基礎的評價體系。但轉型后企業開始注重可持續發展，并且知識產權比重增加，而鑒于會計利潤本身存在著局限性，其與企業的實質價值相關性比較低，會計利潤指標與轉型期業績評價匹配度出現了較大的差異，因此，為了適應新經濟時代的要求，諸多學者們開始思考EVA業績評價法在轉型時期的應用。

EVA不僅考慮了債務成本，而且將權益成本等所有其他成本均考慮在評價體系內。并且對會計數據進行大量調整，以期通過這種調整更真實的反應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轉變了傳統的會計利潤法下重視短期利益的弊端，向關注企業可持續價值增值發展。更能適應轉變時期業績評價。

2.淺談經濟轉型

我國經濟轉型起始于1978年黨的，這次大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國策。此后，我國正式步入經濟轉型階段。我國經濟轉型始終堅持明確的目標和正確的指導思想，在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與參與下，以我國獨有的漸近式轉型路徑發展。從經濟轉型至今我國漸進式轉型大體存在以下轉型路徑：

2.1 轉型初期：有計劃商品經濟時期（1984-1991年）

1978年我國開始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型。轉型路徑是先農村后城市；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對國有企業進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后，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先改革微觀體制，后改革宏觀體制的。這種轉型路徑是我國所獨有的，漸進式的轉型路徑對我國經濟轉型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轉型早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先后實行了農村改革（1979-1981年），和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改革（1978年在四川試點）。這些在當時看來是很溫和的改革舉措但對以后的轉型帶來了深遠影響。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賦予了我國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創造了體制外商品經濟環境，并且，使商品經濟開始合法化地向體制內滲透。二是積累了轉型的經驗并進一步清晰了以后轉型的發展方向。

2.2 轉型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時期（1992-2001年）

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質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正式取代計劃經濟體制成為我國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我國經濟轉型取得了具有里程碑般意義的成功。到1994年隨著我國計劃、財稅、外貿、金融、投資等五大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因此，1992年是我國經濟轉型步入新階段的起始年分。

2.3 轉型深化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與完善時期（2002年至今）

2002年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第一年，在我國入世承諾條件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力推動下，我國經濟轉型步伐再次加快。這一時期稱為經濟轉型深化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我國與國際經濟正式全面接軌是在2002年，在這一年我國對外開放進程明顯加快，國際化競爭環境最終形成；這一年以后我國對外貿易規模持續高位增長的事實可以印證這一論點。（2）國企改革繼續深化，國家對國企的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作出了新的調整和要求；以國有控股和參股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產權結構改革和國企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得到越來越多的推行。改革較好的解決了國企“兩權分離”的問題，國企法人財產權及企業屬性基本確立。（3）2002年以后國家對國企的發展作出新的要求即切實擔負起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擔當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和發揮對市場的強大影響力等是國家賦予國企的新的戰略任務和要求。四、我國的勞動、人事、分配和養老保險等制度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邁進，市場在生產要素配置上的主導作用全面確立。因此，我們認為我國經濟轉型進入深化期始于2002年。

3.VA業績評價體系的起源及內涵

經濟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EVA，是一種企業價值評估的方法，其思想源于剩余收益，莫頓·米勒和佛蘭科·莫迪利安尼等把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第一次應用于公司財務，他們認為應當把企業的經濟模型和相關財務指標結合起來形成投資項目的判別工具；他們還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將EVA作為核心指標來評估企業價值和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使管理層和投資人的利益保持一致。美國斯特思·思騰爾特管理咨詢公司的合伙人根據長期實踐經驗總結出，當前流行用會計準則下的利潤總額、凈利潤和每股收益等指標來衡量公司業績存在嚴重缺陷，使用EVA評價方法更能體現企業的真實價值。

公認會計準則下編制的會計報表中不包含資本成本這一關鍵信息。傳統的會計方法以利息費用的形式反映債務融資成本，但是，它忽略了投資者的股權資本，認為投資者投入對于公司來說是免費的。但實際上，對于投資人來說，股權資本是他將同一筆投資轉投于其他風險程度相似的企業所獲取利益的代價。只有當企業當年的利潤超過所投入的資本成本，企業才能為股東創造財富。而會計利潤沒有考慮股權成本，從而夸大和扭曲了它能帶給投資人的權益增值。EVA是企業調整后的營業凈利潤減去其現有資產經濟價值的機會成本后的差額。顯然用EVA評價指標計算出來的經濟附加值一定小于企業的經營利潤，EVA理論顯然更加理性。

4.轉化期EVA業績評價體系的問題及改進措施

4.1 業績評價體系存在的問題

4.1.1 對于不同規模、不同成長階段的企業其可比性較差，缺乏統一性的指標確定規范

隨著EVA在國外及國內的應用推廣，其實際實施效果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關注。通過相關文獻的回顧和梳理，我們發現EVA在企業的縱向比較（即單個企業實施EVA前后的業績對比分析）和橫向比較（即實施EVA的企業與未實施EVA的企業或者實施EVA的不同類型的企業業績對比分析）中效果不好。因EVA只是一個絕對指標，而每個公司都有其特殊性，最基礎的其資本及結構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具有相對性。而在不具有相對性的情況下，比較公司的EVA來判斷企業業績就顯得不可靠。這是其缺點之一。

4.1.2 公司理財環境的不確定性造成資本成本估算的可靠性差

我們知道EVA的計算公式為：

EVA=NOPAT-kw*（NA）

其中kw是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NA是公司資產期初的資本成本。

公式中的NOPAT是以報告期營業凈利潤為基礎，經過調整而得到的。盡管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為確定資金的風險成本提供了理論模型，但是確定公司的系統風險β也是非常困難的。

4.1.3 以會計利潤為基礎經調整的NOPAT無法避免粉飾，舞弊性

經濟增加值計算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其是以會計利潤為基礎調整的結果。而計算的經濟增加值和會計調整項目幾乎全部來自財務報表和會計賬簿，這其中的許多數據無法從公司的公開財務報表中獲得。例如，研發費用及培訓費用體現在管理費用及營業費用中，很難得到具體的數據。對于這些數據，因為具有管理人員的自然控制性，數據的真實性難以確定。而在我國，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人為控制因素較大，現行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尚不完善，這都會導致會計數據部分失真。目前，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存在虛假披露情況，這些因素都嚴重影響稅后營業利潤與投入資本的調整，為了提高企業經濟增加值，管理者可以通過安排收入和費用的確認時間來操縱利潤，達到增加短期經營業績的目的。從這一意義上說，經濟增加值并不能杜絕所有粉飾報表業績的行為。

4.1.4 EVA反應企業經營的最后結果，而未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對其進行評價，因此也存在滯后性

EVA過分強調現實效果，使管理者不愿意投資于創新性產品或研發新技術。并且其評價反映企業經營最終結果，不能反映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客戶關系管理、內部運營以及創新等具體狀況，更不能有效地分析經營過程當中的問題癥結，很難解釋企業內在的成長機會，增加了企業對未來預期的難度。

它依賴于歷史財務數據，如利潤、資產的折舊、資金成本、公司的資本規模等。滯后的財務指標只能反映公司目前的狀況，是對企業以往業績的評價，很難對以后的業績做出預測。一些超前業績評價指標沒有被包含在當前的EVA管理評價體系內。例如，在EVA管理評價體系下的部門經理，其資產管理有可能選擇繼續使用陳舊設備來提高部門的EVA值，如果陳舊設備的生產效果不佳，必定將損害產品的質量，從而影響客戶滿意度與企業的未來價值。因此，僅建立在EVA之上的公司戰略價值管理體系，指標具有滯后性，將使其無法對公司長期戰略進行及時和有效的評價，更無法對戰略的變革進行管理。

4.2 優化業績評價體系的措施

4.2.1 通過絕對量向相對量的轉變，增加其可比性

凈利潤是企業利潤總額扣除所得稅后的余額。EVA經過調整的NOPAT扣除所以所有資本成本后的剩余權益。不同的公司其經營范圍，資本結構，公司規模，營業性質等存在著諸多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公司也因其經營年份所處的環境，經營年份的投資決策等的不同引起絕對量的EVA其可比性變得不優合。而用EVA評價企業的業績只能提供企業業績的相關信息，對于企業在行業中關于盈利性和競爭性所處的地位則無法比較。我們考慮，通過引入公司的市場價值，將EVA與公司市場價值相比較，使其成為一個相對量，從而變的更可比。

4.2.2 與BSC結合，減弱其滯后性，從而關注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BSC是以信息為基礎，系統考慮企業業績驅動因素，將企業戰略目標與企業業績驅動因素相結合，多角度評價企業業績和動態實施企業戰略的戰略管理系統。它以組織戰略和遠景為核心，從財務、顧客、內部運作過程、學習與成長四個角度說明公司的遠景與戰略。其中，財務是對過去業績的評話，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是用來驅動未來業績的評估。

BSC可以對公司長期戰略進行及時和有效的評價，對戰略的變革進行管理。BSC解決了傳統管理體系中不能將公司的長期戰略和短期行動聯系的嚴重缺陷，從而使其成為戰略管理體系的基石。其既強調結果也對獲得結果的動因、過程進行分析，能全面、客觀、及時地反映企業經營業績狀況和戰略實施的效果，同時為企業戰略的制定、調整提供了依據。

因此將EVA和BSC結合來評價公司的業績可以消除EVA引起的評價滯后性。

4.2.3 增加本土化的研究，使其更適用在中國的企業，以減少粉飾行為

EVA產生于市場經濟高度發達、資本市場相對完善的美國，主要被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型企業所采用，相關研究結論是否適用于像我國這樣的轉型國家尚未可知。因此，未來我們須解決EVA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如根據我國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的現實情況研究EVA在我國應用的適用性、企業如何實施EVA以及要達到的實施程度，并且根據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來選擇調整事項，根據我國資本市場的實際情況來選擇權益資本成本的計算方法等。

通過這種本土化研究，我們可以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措施，以減少因調整事項，權益資本成本不適用而帶來的EVA評價的不適用性。而本土化后也能隨之減少我國管理層依據我國會計政策所做的粉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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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歐陽春花，顧穎.國外經濟增加值實證研究前沿探析[J].外國經濟與管理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2012.Feb Vol.34 No.2.

第6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全面轉型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我國法制體系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和風險。一直以來，依法治國都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隨著社會變革的加劇，舊的法律制度將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將逐步建立起來，以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的需求。每項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實施，都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和市場環境，而在當前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多變條件下，我國的行政法也在社會變化過程中變遷，以建立起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環境的行政法制。經濟社會的變化推動了我國行政法全方位的變化，在此背景下，我國的行政法領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是根據社會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調整，但是，在這種調整過程中，行政法制度的變遷卻面臨著困難，存在著問題。

 

一、行政法制度變遷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關于行政關系、行政行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和制證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轉換和交易的過程[1]。制度變遷理論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重要的理論之一，其強調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在我國傳統的行政法對其制度變遷的研究中，往往忽視了行政法變遷所需的因素，將其與所在的社會環境隔離開來，使對行政法制度變遷的認識缺乏全局性和綜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變遷的類型

 

1.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國家壟斷性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權利，獨自決定和擬定全國的制度變遷方案，無須采納公眾意見，無須公眾參與或知情。這種性質的制度變遷忽視了社會的客觀發展，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評判和謹慎的決策，可能會出現違背公眾意愿和損害公眾利益的現象。

 

2.半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政府主導的社會環境下形成的。一般是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一方面，經濟發展正處于變革期，市場剛剛起步，企業對于社會經濟未來發展方向沒有自我的判斷和認識，而且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沒有自主決策權，長期的慣性運作使企業面臨變革時不知所措，在此條件下，需要政府給予幫助和引導。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政府主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對于市場變革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轉型時期還需要政府扮演主導角色，推動制度的變遷。

 

3.開放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各種利益集團必將相繼出現，而政府也在市場經濟的變革中獲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認識，所以，相對于封閉型和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開放型的制度變遷更注重市場力量的均衡，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廣泛參與的博弈過程，變遷的類型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需要根據社會狀況、市場發展條件、利益集團等各方面情況加以分析。在這過程中，市場主體是第一推動力量，而政府作為第二推動力，公開制度變遷的信息、選擇方案、標準和程序等。

 

二、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

 

從建國到至今，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而變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新發展。第一階段是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計劃經濟時期，生產資料基本上歸國家所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國家指導，必須全面聽從于政府的領導，我國經濟就像一臺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機器，經濟社會的任何發展都由政府決策。在此條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種法律表現，沒有起到真正的約束作用。第二階段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時期的行政法制度，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發展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開始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此社會背景下，行政法已實現了由管理模式職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權職能的模式轉變，行政法律體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發揮了一定的實質性作用，但是由于國家急于立法，出臺了一些內容簡單、約束性差、嚴肅性不足的法律。第三階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行政法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全面放開，國家經濟獲得高速發展，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國的理念使我國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發展，而在此條件下的行政法也實現了新的發展，成為具有法律約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總的來說，我國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經歷了一定的歷史過程，其通過不斷地修正社會結構中失衡的集體活動，獲得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均衡。

 

三、轉型期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市場經濟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變遷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行政主體缺乏約束，變遷制度缺乏推動的激勵機制，社會成員對法律制度的不滿，行政知識和技術的落后，經濟社會建設缺陷等等，這些負面的因素將會導致市場經濟法律失衡，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具體來說，行政規則缺乏透明度，我國的行政工作長期以來處于封閉狀態，政府的一些重大決策透明性差，群眾知情權受損，行政公開制度嚴重滯后。而且，盡管我國已經實行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制度，但在實踐中收到行政復議、司法審查的具體行政行為只是少數而已[3]。從中可看出我國整個行政體制建設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條文出來已無法適應市場的發展和需求，實踐性和操作性較差。總的來說，這些都是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的表現，也是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造成的缺陷。(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缺乏系統性分析，形成惡性循環，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變遷是根植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變遷需要全面了解當時社會環境，深入分析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系統性、規范性地解決可能面臨的問題，才能使行政法制度變遷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一般來說，經濟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基礎，只有在有效的經濟體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發揮。政治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直接動力，行政法制度變遷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手段。而技術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源動力，只有生產力得到了快速發展才能為制度變遷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技術基礎。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約束力量和決定力量。如果沒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會經濟中相關要素的作用，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性地決策，會形成“消極應變型的變遷”的惡性循環，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變遷中的主題格局涉及到政府、企業、公民等市場主體。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完全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使公民沒有參與和評判的權利，行政法律制度成為政府權利的附屬品，在經濟社會逐漸的變革過程中，政府對市場經濟主導權利的減弱，公民對于法律體系的建設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評價。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變遷在客觀上不具備保護人權、強化人權的機制，一旦這種制度變遷成為慣例和范式，這種對人權的漠視甚至侵害就會無止盡地蔓延和泛濫[4]。公民的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產生負面效應，缺乏對公民權利的保障機制。

 

(四)忽視了配套制度的建設，引發相關社會問題

 

消極的行政法制度變遷由于缺乏系統性地分析，不能綜合考慮經濟、政治、社會、技術發展的因素，從而忽視了體制變遷相關配套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變遷普遍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為社會問題的引發造成了隱患。比如文件審查制度、上訪制度、輿論監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設和規范，輔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設，做好相關的政策準備工作，以增強其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作用。如果忽視輔助制度的建設，一旦出現問題，在制度范圍內小修小補，為問題的擴大埋下了更大的隱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忽視對配套制度的建設，將不利于社會的體系的完善，引發嚴重社會問題。

 

四、總結

 

我國的法制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行政法制度的變遷需要全面分析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慮公民的權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設，才能使行政立法發揮作用，反應我國實際國情，維護市場和諧統一，保障公民的權益。雖然我國行政法制度經歷了歷史的變遷，在逐步的改革過程中完善起來，但是由于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原因，在當前我國經濟轉軌時期，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仍遺留一些問題，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進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和完善。

 

第7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一、職業教育受我國經濟轉型期多重擠壓

1.轉型期職教受計劃經濟管理制度和市場經濟管理制度的雙重擠壓我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是計劃經濟的管理制度還沒有完全廢除；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的管理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另一方面是轉型期產生的特定的，既非計劃經濟，又非市場經濟的獨特型態的管理制度。大教育下的職業技術教育沒有完善的制度體系，仍然是無序運行，普通教育的理念充填著整個職業技術教育界。97年后，除了《職業教育法》，一部分省、市、部門頒布了一些實施細則外，總體上沒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適應市場經濟的職教法法律制度體系。(這個法律體系包括：職教辦學機構管理辦法、職教撥款和經費籌集制度、職業技術技能鑒定標準體系、職教教學質量和辦學水平評估體系等)，我認為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1)社會總體對職教的定位，在理論上缺乏較為統一的認識，在實踐上沒有現成的模式可據。(2)缺乏對典型的，有全面推廣意義的辦學、教學經驗的總結、提高及推行。(3)政府機構調整還未顧及職業技術教育，建立統一、協調的管理機構雖然呼聲很高，但實施中碰到許多困難，政府職能的定位還須等待；各級政府在政府行為上受某些領導偏見或認識不足的影響，法規制度形成的動力不足。如政府支持的專項研究，政府對制度的建設的迫切感、使命感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法治思維和意識不夠等。從管理法規，到政府的管理職能、政府管理機構組織、政府機關工作人員觀念的取向、所采取的措施等，既保留計劃經濟由政府包辦“計劃驅動”的那一套，又有新時期市場經濟產生的“需求驅動”那一套，還有轉型期“計劃、規劃前瞻不準確”的問題。(4)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地位實際上還未達到與普遍教育并駕齊驅的地位。重學術、輕應用；重普教、輕職教的思想還在教育界、社會上占統治地位，傳統的價值觀、質量觀、評價觀還被作為衡量標準套用于職教。(5)各種獨立的職教管理標準、規程、制度，沒有進行統一的整理、修訂；質量考核標準，國際規程等沒有全面引入職教考核制度。等等。

由上述原因可見，傳統普教思維、理念和現代職教思維、理念的碰撞；新舊制度間的碰撞；制度不完善時期的制約因素與擴展需要同存，所引發的論爭增添了改革的風火。

2.轉型期職教受計劃經濟管理思想和市場經濟思想的多重擠壓

人常說“慣性是可怕的”。習慣了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職校的管理人員以及習慣了傳統普通教育的教師、學生和社會，對學術型、研究型普通大學辦學思想和管理模式備加推崇。他們習慣了傳統普通教育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以及相對應的政府管理行為，認可傳統教育的評價觀、質量觀、辦學水平觀，鄙視職業技術教育。他們雖然對照搬蘇聯50年代的經驗有反感，但又對現代市場經濟不理解，把資本主義30年代所實行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現代市場經濟混淆起來。他們的心態是矛盾的，其管理行動往往是投機的。職教機構的管理工作者和大部分師資受普通高校傳統教學觀、質量觀和評價觀的影響，他們重視理論教學，不注意或忽視技術技能教學；他們欣賞學術型、研究型人才的傳統三段式教學，鄙視“以能力為中心”的職教試驗；他們習慣于以教師為主導的，以課堂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而對實驗教學、示范教學、研討式教學不適應或看不起。

3.轉型期職教受同時存在的落后的生產方式、生產技術和先進的生產方式、科學技術的雙重擠壓內外專家認為，我國下個世紀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必須依靠引入信息產業等高新技術增值產業驅動。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落后的生產方式，生產工藝流程的產業不可能一日之間被先進的生產工藝流程、生產技術取代。這就存在落后的生產工藝、技術不斷被先進的生產工藝、技術取代的轉型過程。鑒于職教理論水平的有限與對生產過程工藝水平的了解不夠，沒有對專業教學模式進行全面的高水平的設計，難以與區域產業和目前管理以及今后發展所需求的知識技術技能緊密聯系起來。二是我國職教師資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許多師資知識老化，實踐技術技能缺乏，習慣于傳統學科學術教學、對產業及相聯領域工藝流程、管理技術了解不夠。況且我國目前的職教師資培養提高措施也缺乏聯系新生產工藝、技術的渠道和參與生產實踐的要求，跟不上科技發展的步伐。例如沿海地區引進外資、合資發展了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生產工藝和技術水平達到了國際水平，而許多師資對之甚少了解或毫無接觸，對國際規程，國際慣例，國際標準和管理規范不熟悉，當然所培養的學生其知識、技術、技能水平肯定是有限的，談不上培養與國際接軌的職教人才。在知識經濟時代的21世紀，如果我們的職教不引入先進的科學技術，生產工藝，還在灌輸舊有的生產方式和落后的技術、工藝，則這種職教當然是落伍的了。三是我國職教的辦學條件跟不上科技發展的需要。許多學校的實訓工場、實驗室設備簡單、落后，而校外實踐工廠、實踐場所又缺乏先進的適合于職教的場所，也無法使職業技術教育與先進技術接軌，只能“紙上談兵”。

4.轉型期職教受傳統普教的教育思想和現代的教育思想的擠壓，變革與阻滯、保守與創新的沖擊是教育思想論爭的主調

由于現代教育技術的引入和職業技術教育異軍突起，職教成為與普通教育并駕齊驅的一種教育。在整個教育界，教育思想的革新，沖突相當突出。傳統普通教育，以課堂講授學科知識為主，以應試作為教學動力的驅動和最終評價途徑。了解普通教育價值觀，質量觀、評價觀的許多職教管理人員和師資在實踐中感到彷徨、無所適從、甚至抵觸，反對。大多數人還未轉過彎來或雖有所認識，沒有新法(新的教育方法)。一部分平時注重實踐環節的，通過學習、實踐，很快就適應了職教環境；一部分平時注重學術理論探討的人，或習慣于普通教育教學的人，教學現還未改變；而另一部分人，則在過渡時期、滲雜新舊。在我國經濟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其高等教育、中等職業教育的教育思想以行業、產業專門人才為中心；而在走向市場經濟階段的知識經濟時代，教育思想應以培養富有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的新型人才為中心。教育方法上過去主要是課堂講授，職教和普通學校職業化課程，應提倡啟發式、學導式教學。特別是職教技術技能教學，主要通過示范教學、學導式教學等方法培養“厚基礎，高技能”的專門人才。隨著現代教育技術的普及，職教從教學思想、教學手段、教學方法都與傳統普通教育距離拉大。在這個轉型期，教育思想的變革與阻滯、保守與創新的沖突，不僅在社會，在整個大教育，而且在職教機構內部(包括教師)在論爭。也只有通過論爭、試驗和改革，才能使新的教育手段、教學方法適應職教教學的要求，真正辦出職教特色。

5．轉型期參與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的“競爭”思想沖擊著傳統的教育視野

高、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在面向21世紀的轉型期，要“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目前，應重點研究經濟國際化中引發的高、中職教育與國際接軌問題，特別要注意“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和人才國際化”兩大問題。職教機構要以國際眼光來培養人才，為增強我國各行業、產業的國際競爭的各種能力服務，實現走向國際市場的戰略。隨著21世紀的到來，經濟參與國際競爭不僅對沿海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的經濟地位、現狀及未來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全國各地參與國際競爭也將逐漸擴大。以廣東為例，進出口占全國40%，大量企業不僅從專業，而且從素質上；不僅是國有企業、鄉鎮企業、合資企業，而且是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甚至個體戶，都很大程度上參與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競爭。由于技術更新速度加快，企業、行業的生產技術、管理規程、產品質量都通過與國際標準接軌來增加競爭力；用國際質量標準管理制度對產品質量管理體系進行認證越來越普遍，許多企業既將之作為營銷手段，又作為企業內部工作流程制度。為此，這些行業、產業、企業都需要大量的國際型人才。這些人才不僅應具有參與國際競爭的觀念意識，而且應具有適應國際競爭的才能。

我國目前的職業技術教育在人才培養上，一是缺乏培養國際型人才的緊迫感；二是缺乏對國際市場的了解；三是缺少對國際標準、規范和先進技術技能的學習、了解；四是師生缺少在國際競爭環境中體驗、實習(在國外實習)的感性認識和機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國際競爭相比，國內行業、產業、企業間的競爭更趨火熱，市場已從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從短缺經濟(計劃經濟時期)變成過剩經濟(市場經濟時期)，企業要生存，要盈利，必須從管理、產品技術創新、質量控制、營銷手段方面優勝才行。職業技術學校與培訓機構，除了給受教育者“競爭”意識教育外，同時應教會他們掌握盡可能新的技術、知識、工藝還要注意技術文化的養成和創造給他們更多的社會實踐、生產實踐機會，使他們在參與國內外競爭中，發揮其重要作用。

二、多重擠壓下的轉型期職教，目前存在兩大突出問題

1.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從80年代引進西德“雙元制”到90年代引進“CBE”，反映了各級政府和一些職教機構在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上的盲目性、教條性，缺乏科學思想。下面僅就發展型態進行分析。

實用型黃炎培先生創辦的“中華職教社”成立80多年，是影響我國現代職教時間最長的學術研究團體，對我國現代職教發展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陶行知、黃炎培等教育家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引伸到我國的職業技術教育。陶行知以鄉村生活為中心設置課程，注重勞動教育、因材施教并提出加強學生技能培養的思想。實用主義的影響，在80?90年代我國職教中有一個口碑是“管用、實用、夠用”。這個口碑在我國還沒有自己獨特的模式，但是，這個“口碑”本身又是缺乏統一標準，統一管理規程和準確科學根據的模糊的、可塑性過大的職教型式，在90年代，逐漸被模塊式課程思想所取代或淡化。

特色型

80年代初，德國的雙元制模式被政府推薦，率先在華東、東北等工業發達地區推廣。這個型式以“突出技能”為特色，強調社會、企業、學校、個人的融合合作關系。在該時期計劃經濟還未完全被市場經濟取代時，職業學校與就業企事業間是“公對公”的關系，所實行的就業政策是國家分配，不存在失業問題。在當時企業生產科技變化不很大的情況下，職業技能教育對社會職業和企業生產的適用周期比較長，突出技能訓練(特別是制式訓練)所起的作用明顯，對當時生產條件下的職工技能培訓和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職校與企業的關系的改變，科技發展使職校職業技能訓練對社會職業和企業生產的適用周期逐步縮短，特別是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的產生，微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應用技術的逐步推廣，對職教人才的技能、技術要求日新月異強調基礎訓練、基礎理論知識和提高專業技術技能知識檔次的呼聲越來越高，雙元制所需求的像德國那樣的政府、企業、學校、個人合作關系在中國缺乏其文化背景、法律基礎和社會支撐，逐漸顯露其不適應性，難于全面推行。盡管如此，“突出技能訓練、強調實踐訓練、基地的建設”的思想被認為是辦出職教特色的重要標志。雙元制模式經過中國式的改革，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符合四個合作關系條件下的中等職教，還在繼續試驗。

工專(師專)改進型

從80年代初開始，許多高等工程專科學校，逐漸由本科壓縮型的專科教育，改制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一些中心城市大學，從師專文、理科專業中派生出一批高職專業。這些學校或專業，普通本科教育思想和本科教材、課程的痕跡相當明顯。有些已經辦出了職教特色(如有名的上海電機專科學校、常州工業技術學院、惠州大學等)；有些則還沒有從傳統普通工程專科教育中脫胎出來，分不清“高職”與“高專”。

模塊型

90年代，各地又引進世界銀行推薦的加拿大CBE模式。這個模式歸結為“以能力為中心的教學”，把職業人才的知識與技能培養要求用“課程模塊”一一對應，用活的課程模塊與多方向的專業方向對應。受教育者根據個性選擇和要求，選擇適合的模塊課程學習，教育機構也引導學生根據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來選擇課程模塊，達到預定的“能力要素”。CBE較為科學的課程設計與要求，無疑比“管用、實用、夠用”進步。CBE產生于60年代。鑒于該時代科技發展，經濟發達水平的限制及CBE主要以中等職業崗位為對象，對制式訓練和科技度不那么高、變化不那么大的專業教育比較適合，許多高、中等職校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了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了它在21世紀初科學技術發展迅猛飛進時，對信息產業、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應用技術等高新技術領域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教育的不適應。有關專家認為，CBE模式在有選擇的使用在某些傳統專業、制式專業或科技度不那么高的專業，經過改造創新、有較大的發展意義，但對高新技術產業型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應采取“基礎型”型式。

基礎型

以綜合大學職教學院為代表的以培養高職本科和高職研究生的試點院校，在研究世紀之交信息技術、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等行業、產業“現場工程師”人才的培養后，注意到“寬口徑，厚基礎”的知識與技術技能在未來人才發展中的持續性作用，強調職校教育的奠基作用，強調創造精神和創新意識、創造能力，注意處理好長短期知識、技能與素質需求的關系，注重于較高水平的職業、技術、職業群、技術群型高級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開創了我國本科、研究生高職人才培養的先河，代表著我國職教向本科、碩士、博士層次人才培養的趨勢。缺點是對高層次高職人才(如學士、碩士、博士)所要具備的知識、能力、素質、技術與技能水平的定位、標準如何突出職教特色，還未有完善的、具說服力的、循序漸進的，有突破性的經驗和實例，有待于下一步探索、定型。

多元整合型

一些學者在研究了普通教育“學科、學術本位”教學和職教“能力本位”教學后，從大職教的觀點(普通高教是廣義職教的一部分，專門教育是重要的職業教育，狹義職教是培養生產第一線的操作型、管理型人才的教育)出發，認為，必須根據專業的不同，其所需要的理論與實踐知識技能含量的不同，素質要求的不同，分別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模式。不論是普教專業或者是職教專業(狹義的)，不論是普教職業化或職教基礎化專業；或者各種介于普教與職教之間的專門教育專業(如律師、農藝師、醫生的法學、農學、醫學等有關專業)，不要刻意去強調普教、職教的特色；不要刻意去劃分某一種訓練是職業訓練還是技術訓練，是職業教育還是普通專門教育??而是根據所培養人才的素質、知識技能的實際需要和課程目標要求，進行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取舍。

問題是，是否由于某些介于普教與職教(狹義的)之間專門人才的教育問題，就去否定探索職業技術教育(狹義的)統一規律和特性呢?在狹義的職業技術教育理念下，探索其客觀規律對它的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也可對專門教育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應注意的是須對具體的專業、具體的課程采取對應的具體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條件和時間安排等教學要求，不能將廣義職教的理念與狹義職教的理念借位。

經過多年的探索，各級政府和各個職教機構已經逐漸從繼承傳統和學習西方中清醒過來，企圖構建適合于我國國情的職教模式。問題是還有一批同志在盲目的照搬與硬套之宮，不去研究這些模式的精髓，長處、短處、適用環境，從而使辦學實踐走彎路，阻礙了職教改革的健康發展。

2.快速發展中的職業技術教育面臨嚴重滯后的專業設置、課程規劃和教材建設問題單純計劃經濟時代，職教專業的產生是根據國有企業、事業的需要布局，并仿照普通高等學校的專業派生出來的。隨著改革開展與市場經濟的產業和發展，轉變了經濟結構的組成成份(根據97年統計公有占43%、私有21%，其余為鄉鎮企業和外貿、合資企業)，也改變了職教人才需求的組成格局；隨著經濟建設的活躍，高新技術產業份額的增大，職教各類、各層次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職教根據行業、產業變化的專業設置也隨人力資本市場的改變而改變。由于市場的不成熟，政府宏觀調控中，計劃調控有時顯得無所做為，有時又受辦學單位利益驅動的左右；市場調控中一方面是不了解市場、缺乏論證、預測、造成決策錯誤，一方面是過份短視，聽任利益的驅動。“熱門”專業：管理類、財經類專業出現了“緊缺??一哄而上??過剩??調整”的過程。這個調整是教育在學習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中對計劃調控和市場調控把握不好所付出的學費。

第8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條件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差異何在，存在以下幾點意見：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諸多差異，研究，識別和利用不同的是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體系的劣勢，建立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新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必要的條件。

一方面，控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是指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資源的調配，經濟運行之決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經濟運行無法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運轉，不能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所謂的計劃指令和激勵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數企業事業單位，要么是要服從的計劃指令，以政府的指令為方向，否則就不會受到政府重視，發展不起來，地位也會受到影響，企業自身的經濟下降也必然的。在這種經濟制度現狀面前，可以說計劃經濟中宏觀調控只能是行政手段為主導，優先考慮，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調控經濟，企業本身無任何自由發揮的空間。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國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觀調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按照政府頒布的分層計劃指令下屬單位接受政府的計劃指令下級單位執行計劃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條件下孕育而生的。具體的原因在于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直接區別點在于在宏觀經濟容易導致市場發展不均衡，但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來看，這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有根本的差異，導致宏經濟不平衡的原因有差異，也是導致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差異的根本原因。

2.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具體功能的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的條件下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決定了實際行動上的差別。雖然在兩種經濟環境下，宏觀調控是糾正和防止宏觀經濟失衡。但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宏觀調控本身的解決的方案和計劃的實施往往容易片面，進而會導致宏觀經濟調解力度不到位，市場發展失衡。由于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政府主導，所以宏觀調控主要是彌補政府管理漏洞，彌補自身缺陷。

3.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系統不同。在現有的基礎上，不同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無限的經濟自由，政府掌握實施宏觀調控并不需要單獨的立法授權，因為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所憑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調控措施，也是經濟的綜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別單獨的立法。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授權來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決條件，更是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關鍵環節，該系統基于現有的條件，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總體上來說，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征服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進，但向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建立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

4.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同的條件下，調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達到調控經濟運行的目的，這決定了政府干預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是此消彼長的。

5.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監督，對指令是政府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宏觀調控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干預微觀經濟單位的實現，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本質上是強制性的。

第9篇：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關鍵詞：經濟轉型；博弈；轉型路徑

一、引言

蘇聯經濟學家布哈林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向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轉型過程中，首先使用了“經濟轉型”的概念。按照這個概念，經濟轉型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在特定時期內發生的根本變化。保建云提出了計劃經濟制度效率遞減假說，認為我國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是一個自然的歷史演進過程。經濟轉型，如果按照狀態劃分，可以分為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我國從1949年建國時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改革開放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屬于體制轉型，這次經濟轉型取得了巨大成功。就結構轉型而言，吳春鶯、徐建中認為資源型城市政府與企業間存在功能錯位，這種“二元性” 的城市與企業關系會形成城市畸形的經濟結構，造成價值的雙向流失和效益轉移。在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發展戰略轉型、增長方式轉型成為經濟轉型的重點，許多學者認識到了政府的作用，但經濟轉型與政府作用的內在機理卻很少有人研究。

二、經濟轉型的演化機理

對于經濟轉型而言，困難之處在于轉型過程中會產生大量沉淀成本。沉淀成本可以是原有投資成本無法通過出售或轉移得到補償的部分，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兩個方面。這種沉淀成本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資產專用性，導致套牢問題大量存在。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下級政府在執行上級政府制定的政策時，有可能會偏離初始的政策目標，導致轉型的低效率，甚至失敗。下面用一個博弈模型來說明這個演化過程。

假設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轉型投入用資金x表示，全部用于地方經濟轉型，產生的效用為y=y（x），為簡化分析，我們這里構造線性函數：E=αx（α≥1，為資金用于經濟轉型的促成效用系數），在經濟轉型中，上級政府可以分享的效用用y1表示，y1=θαx，（0≤θ≤1），下級政府分享的效用用表示，y2=（1-θ）αx。下級政府實際使用的轉型資金為：z=（1-λ）（0≤λ≤1，λ是違規使用轉型資金的比例系數） 。如果λ=0，表示下級政府盡職盡責，如果λ≠0，則下級政府進行了違規操作。假設下級政府是理性的，其違規使用的資金全部用于發展地方經濟，產生的效用為：E=βλx（β≥1，β為資金用于其他建設方面的效用系數）。若下級政府違規操作，且上級政府不監督，則下級政府的效用為（1-θ）（1-λ）αx+βλx，而上級政府不僅喪失了λx的效用，同時有可能產生遺留問題，會額外增加處理費用。假設損失與違規金額成正比，記為kλx，則上級政府的效用為θ（1-λ）αx-kλx；下級政府違規操作，上級政府進行監督且不成功，則下級政府的效用（1-θ）（1-λ）αx+βλx，而上級政府的效用為（1-θ）（1-λ）αx-kλx-A，其中A為監督成本。如果下級政府違規操作，上級政府監督且發現違規，則對下級政府處以違規資金倍的罰款，則下級政府的效用為（1-θ）（1-λ）αx-（n-1）βλx，上級政府效用為θ（1-λ）αx+nαλx-A。

若下級政府正常工作，上級政府不監督，則下級政府效用為（1-θ）αx，上級政府效用為θαx。下級政府正常工作，上級政府監督，則下級政府效用為（1-θ）αx，上級政府效用為θαx-A，設P1為下級政府進行違規活動概率，P2為上級政府監督的概率，P3為上級政府監督且發現違規的概率。在給定下級政府違規操作概率P1的情況下，上級政府進行監督和不進行監督的預期收入分別用E1、E2來表示，則：

E1=P1P3[θ（1-λ）αx+nαλx-A]+P1（1-P3）[θ（1-λ）αx-kλx-A]+（1-P1）（θαx-A） E2=P1[θ（1-λ）αx-kλx]+（1-P1）θαx，令E1=E2，即上級政府在監督和不監督的預期效用無差異時達到博弈均衡，則地方政府進行違規活動的最優概率為P1=。在給定上級政府監督的概率P2的情況下，下級政府違規操作的預期收人E3和正常工作的預期收人E4分別為：E3=P2P3[（1-θ）（1-λ）αx-（n-1）βλx]+P2（1-P3）[（1-θ）（1-λ）αx+βλx]+（1-P2）[（1-θ）（1-λ）αx+βλx] E4=（1-θ）αx，令E3=E4，即當下級政府違規操作的預期收入和正常工作的預期收入無差異時，可得博弈均衡時上級政府進行監督的最優概P2=，最后，得到納什均衡解為：P1*=，P2*=。如果下級政府選擇以概率P1>P1*進行違規操作，上級政府的最優選擇就是監督，反之，就不監督；如果下級政府選擇以概率P1=P1*進行違規操作，隨機地選擇監督或者不監督就是上級政府的最優選擇。由于=-≤0，下級政府違規的概率伴隨轉型的效用違規使用系數的減少而增大，即挪用小額的違規資金發生的概率大于挪用大額違規資金的概率，說明在僥幸心理的驅使下，下級政府會挪用小額違規資金。根據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條件P1*=，違規操作時，下級政府采取最優概率P1*同監督成本A成正比，同P3成反比，且是n的減函數，設法降低上級政府監督成本A，提高對下級政府的懲罰系數n，提高對違規活動的發現概率P3，能有效地降低下級政府進行違規活動的次數。如果上級政府以P3>P2*的概率進行監督，下級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正常工作，反之則進行違規操作；若上級政府以P2>P2*的概率進行監督，那么下級政府將隨機選擇違規或不違規。由于=>0，上級政府監督的概率會隨下級政府的資金用于非轉型項目所產生效用系數的增大而增大，說明經濟越不發達、越需要資金發展的地方，上級政府越要加強監督。在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條件P*2=中，上級政府監督的最優概率與P3、n成反比，因此，提高對下級政府的懲罰系數n，提高對違規活動的發現效率P3，能降低上級政府的監督頻度。本文建立的博弈模型分析的是一次性靜態博弈，在實際生活中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是互動的，在不斷的重復博弈中他們會不斷地趨向理性化，并不斷優化各自的行動策略。

三、淮南經濟轉型的背景

（一）經濟結構失衡

淮南市的經濟發展過分依賴煤炭資源的開采，原煤的再加工、深加工程度低，煤炭的單位產值不高。電力工業、煤化工和煤炭開采業一直以來就是淮南的主導產業，其設備陳舊落后、產品科技含量低、產業鏈條短、產業結構單一、布局不合理，經濟發展受煤炭開采量、環保問題、市場行情影響較大，抗風險能力較弱。淮南新興產業發展滯后，過度依賴資源型產業的格局尚未扭轉，接續替代產業尚待開發，三大支柱產業按照循環經濟、清潔生產、綠色生產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進行更新改造的任務繁重。

（二）環境污染嚴重

隨著原煤的高強度開采，導致大量地表塌陷，大片植被毀壞。根據淮南市“十二五”環境保護規劃提供的數據，淮南市2010年塌陷面積達到16825公頃，預計到2015年，礦區沉陷面積將達29734公頃，積水區面積約16534公頃，對淮南水系造成了嚴重污染。調查顯示，多處塌陷區水域水質屬于V類或IV類。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2011年出具的數據表明，2010年，淮南市廢氣排放總量比2005年增加2.3倍，達到24378444萬標立方米；污廢水排放了13047萬噸，全市固體廢物產生量2439萬噸，較2005年增加213%。

（三）沉陷區治理問題突出

淮南市作為全國13個億噸煤基地之一，隨著煤炭資源開采規模不斷擴大，礦區塌陷面積、粉煤灰堆場等也在迅速擴大。直接后果是農業的耕地面積逐年減少， 農民居住和就業形勢嚴峻，農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響，“三農問題”十分突出。幾十年來，淮南礦區形成了各類棚戶區有76處，舊危房總量達到6.7萬戶， 2012年，鳳臺縣、潘集區和八公山區共搬遷1. 5萬多人。截至2010年，全市共投入環境修復資金27. 5億元，搬遷資金52億元。淮南市沉陷區治理將面臨土地種植面積逐年減小、環境污染、農民失業等眾多社會問題。

四、淮南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

（一）因地制宜，打造產業集群價值鏈，發展循環經濟

淮南因礦建市，經濟轉型要撇開煤炭的生產、加工在短期內不可能，也不現實。為了減少污染，實現可持續發展，要發展循環經濟，實現“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循環；要整合資源，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煤炭集約化生產。煤炭生產過程中會產生煤矸石，粉煤灰，瓦斯等許多“廢棄物”，處理時如果采取填埋，直接排放，露天堆放等辦法，會導致環境嚴重污染。粉煤灰、煤矸石、爐渣等廢棄物經過加工可以作為生產水泥的工業原料；瓦斯氣體可以通過專門的輸送管道，供居民作為燃氣使用，在為當地居民生活提供清潔能源的同時，還減輕了瓦斯直接排放造成的環境負擔。瓦斯還可以用來發電，目前淮南有7座瓦斯發電站，每年貢獻的發電量超過5000萬千瓦時。在今后的產業轉型過程中，淮南市還應進一i加大科研投入，開展對煤層氣、粉煤灰等綜合利用工作，加強對煤炭生產伴生物的處理利用，盡快形成的廢棄物處理產業化、規模化，為未來建設低碳城市、生態城市、宜居城市打好基礎。

（二）依托當地要素稟賦，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建立新興產業

淮南地處江淮平原，人口密集，人力資本充足，土地租金成本低廉、勞動力價格便宜，利用這些資源稟賦優勢，完全可以形成新的產業增長支撐點，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多元化。淮南地理位置優越，勞動力成本低，在承接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時，可以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利用現有的電子產品組裝行業發展的基礎，加入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產業鏈條上的加工組裝環節，吸納域內大量剩余勞動力。還可以發揮產學研對相關產業的支撐作用，利用人力資源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的靈活配置，以招商引資為橋梁，引進相關新興產業企業，引進先進科技、人才、設備，通過自主創新，提高產品制作工藝、技術水平、管理水平，不但能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還能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推動區域經濟增長。

（三）利用淮南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促進產業轉型

2013 年，淮南經濟開發區成功升級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為皖北地區唯一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區共引進了多家工業企業，涵蓋生物醫藥、光纖電子、機械裝備等六大產業門類。入駐的央企有國瑞藥業、中鹽集團等醫藥化工企業，還有陜汽重卡、鄭州煤機、北新建材、凱盛重工等機械裝備企業。開發區在主導傳統產業發展的同時，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一大批新興產業也在快速崛起。淮南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成功引入世界500強企業的國際煤機巨頭――美國卡特彼勒，建立了省煤機產業示范基地，是安徽省為數不多的戰略性新興工業化產業基地之一。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淮南經濟結構調整的平臺，對促進經濟轉型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區內正大力發展總部經濟、房地產、現代物流、汽車商貿和商貿服務等現代服務業，不僅對淮南經濟轉型發展具有戰略支撐作用，對振興皖北也有重要的輻射作用。

（四）開發旅游資源，發展低碳經濟

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打破瓶頸，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是淮南市經濟轉型的重要途徑。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閑暇時出門旅游成為當下比較流行的生活方式。旅游業是典型的綠色產業，發展旅游業對地方經濟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淮南市現有4A級景區4個，3A級景區一個，旅游資源豐富，大力發展旅游業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淮南文化底蘊厚重，源遠流長，其中豆腐文化彰顯著淮南獨特的城市內涵，許多人對美味的八公山豆制品印象深刻，淮南王劉安被認為是中國豆腐的始祖，每年在淮南舉行的豆腐文化節更是享譽海內外。花鼓燈被譽為東方芭蕾，古老的花鼓燈文化彰顯了淮河流域文化的獨特魅力。淮南市應設立發展旅游的專項資金，大力推進旅游軟件和硬件建設。加快建設國家森林公園上窯景區、國家地質公園八公山景區和獨具宗教民俗特色的茅仙洞景區，創建旅游品牌，努力成為皖北最佳旅游目的地，把旅游業打造成淮南新的經濟增長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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