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模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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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施的綜合部署，區域規劃空間的理論在城市規劃的應用模式，為城市規劃與區域空間經濟建設發展，提供更有科學的理論依據。
關鍵詞 城市設計；區域空間；規劃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一、城市規劃設計理論
城市規劃設計是在一定時期對城市的未來建設及經濟發展的研究，是土地規劃利用、合理布局及綜合統籌安排城市各項工程及諸多因素建設的綜合規劃實施部署。
（一）理論基礎
1．規劃設計目標，其包括適用性、宜居性、社會性、環境性、形象性;對城市設計主體所要求的居住生活、生態環境和空間結構風格等作出發展規劃目標。
2．規劃設計特征，其包含以人為本、綜合性、時間性、特色性；依人的心理和行為特點、城市發展特色、間間靜動態景觀統一及社會文化等因素特征；而精華典范的城市民居建筑沉淀了民間多年的藝術，是最具有鮮明的典型性和歷史文化寫照的特征[ 黃志文.廣西那坡縣大石山黑衣壯族群干欄民居保護研究[J].民族學刊2011年12月專輯:第101頁-105頁.]。
3．規劃設計要素，城市設計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是用地性質、用地建設強度和環境指標。規劃設計要素包含整體布局、建筑形態及其組成、開發用地、街道城區、公共設施、標志、外部空間及主體輻射。
（二）城市設計與城市規劃關系理論
1. 兩者關系。
控制性詳細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對局部要素進行設計，都有“定性、定量、定位、定界”的特點。
(1) 評價標準方面，城市規劃較多地涉及用地的各類技術經濟指標，適用經濟，與總體規劃的匹配是其評價的基本標準。城市設計是與具體的城市生活環境和人的實際空間體驗的評價。
(2) 規劃設計重點方面．城市規劃更偏幣于用地性質、設施配套、道路交通布局總體安排。而城市設計更側重于三維的城市空間結構、建筑景觀特色等內容的設計。
(3) 規劃設計內容方面．詳細規劃更多地涉及工程技術問題實施的步驟和建設項目的安排，考慮的是局部與整體、設施工程配套等。而城市設計更多涉及感心理影響，表現為具體空間環境設計．
2 城市規劃與城市設計結合。
據我國國情，城市設計必須且和城市規劃結合。（1）城市設計應在城市總體規劃的指導下進行。（2）城市設計與城市規劃的主要結合點是控制性詳細規劃。（3）城市設計的思想觀點在城市規劃條件要求上有主要體現。（4）兩者結合關系:城市規劃為城市設計提供指導和框架；城市設計為城市規劃創造空間形象；城市設計是城市規劃的繼續和集體化。
二、區域發展理論
（一）原理闡述。通過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增長與均衡來反映，增長與均衡是一對對立統一的矛盾。美·威廉姆遜收集了24個國家橫斷面數據，他在對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分析發現，大多數正在開發的國家，其區域之間的不平衡大多經歷遞增、穩定、下降這樣三個階段，即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區域差異逐漸擴大，隨著發展，區域之間不平衡程度將趨于穩定，在成熟階段，區域差異縮小。威廉姆遜結論：“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必然會出現區際收入差異的擴大和南北二元結構的加劇，而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則會出現區際收入趨同和尖銳南北問題消失”，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先擴大后縮小，形成一個倒寫的“u”字母，被區域經濟理論界稱為威廉姆遜“倒U形”學說，如圖-1所示。
圖-1
從“倒U形”理論內容可見，該理論揭示的是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長期趨勢。威廉姆遜的“倒u形”學說發表后，促使區域經濟理論界的一些學者，利用多個國家的統計資料作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雖有不同，但大多數研究還是支持“倒U形”學說的。
（二）區域發展在城市規劃的應用。城市規劃的發展將隨著區域空間經濟這種發展過程而呈現出相應的演化規律。在發展的初期階段，隨著區域空間發展的擴張，區域空間經濟快速增長，城市規劃同時迅速擴張；隨著經濟總量增加、增長速度放緩，區域規劃和城市規劃發展也呈現出緩慢發展的趨勢.
此后，為防止或消除規模經濟現象和進一步促進區域發展，需控制規劃的集聚程度，即在一個區域內保持一定數量的城市節點，而不是節點數量越多或越少越好。與此同時，城市規劃呈趨發展態勢。城市發展水平則表現為先快速發展，在達到一定的覆蓋規模后呈現出內涵式發展到接近某一相對值的規律。有關該規律概念模型圖（略）。
三 、區域空間結構理論（相互作用理論）
（一）理論闡述。空間結構研究始于德國，該研究把一定主體的有關事物看成是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并且要考慮其時間上的先后變化，將空間結構理論視為動態的、總體的區位理論。
空間結構研究的基本內容包括以城鎮居民點的空間結構；最佳的城市企業規模、居民點規模和中心地等級體系；以及社會經濟客體空間集中程度及空間相互作用.
（二）空間結構理論作用
烏爾曼（美國地理學家）認為空間相互作用指地理區域之間的相互依賴。這種相互依賴是某一地理區域內人～地通過“互補性”及“干擾機會”和“可轉移性”的空間相互作用。
區域發展從一些點開始，然后沿軸線在空間上延伸；點與點之間相作用，沿著空間交通線聯成軸線，點線交織成區域網絡。其具有不同的動態階段過程及空間結構。
區域發展的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而空間結構是最明顯變化且受均衡增長和非均衡增長影響。其區域經濟增長只涉及區域內發達與非發達地區的生產和消費的增加。
四、核心～邊緣模型理論
（一）核心～邊緣理論
弗里德曼結合區域規劃發展的階段提出空間結構的演化經過低水平均衡發展階段～極核發展階段～擴散發展階段～高水平均衡發展四個階段, 并給出了一幅近似完美的演變過程圖。現實世界的“核心～邊緣”圖景存在多種類型和結構。
從空間結構演化角度看,“核心～邊緣”結構體系始終存在的, 只是在表現形式、聯系機制和強度、耦合機理等方面存在時空差異。顧朝林( 1995)在研究區域城市體系空間結構演化過程中提出, 區域城市體系空間結構的演化分孤立體系階段～區域體系階段～區際體系階段～大區體系階段四個階段。從其對不同階段對應的空間結構可以歸納得出核心和邊緣結構始終存在。第一階段核心比較獨立, 為小區域中心;第二階段形成典型的核心—邊緣結構; 第三階段次級核心生成, 形成多級多核核心～邊緣結構; 第四階段區位升級, 形成大區系核心～邊緣結構。
（二）新核心—邊緣理論分析
舊核心—邊緣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是冷戰時期的全球分割對峙時代,它強調是一國之內的區域系統,核心和邊緣的演變機制局限于極化和擴散效應的解釋,受依附理論的影響,核心與邊緣的關系傾向于控制和依賴關系,對于核心與邊緣互動發展問題、核心和演變問題、邊緣區的類型和升級發展等,都必深入研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 國內外區域差異、統籌發展需要新理論,因而對 “新核心—邊緣理論”研究會產生積極的政策推動。新舊核心邊緣理論比較（如表-1）
表-1
參考文獻：
第2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關鍵詞：城鎮規模 關天經濟區 城市群
關中―天水經濟區包括陜西省西安、咸陽、銅川、渭南、寶雞、商洛三縣一區、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和甘肅省天水市所轄行政區域，總面積6.96萬平方公里，這使得其與四川、重慶共推“西三角經濟圈”，共同打造中國經濟增長第四極的設想成為現實。它位于新絲綢之路的最東段，其向西連河西走廊和新疆段，向東接我國經濟活力較強的中東部省份，地理位置顯赫。2012年，關天經濟區以占甘肅和陜西不足11%的土地面積，集中了這兩個省份近40%的人口以及近46%的經濟總產出。1995-2012年，關天經濟區從擁有一個特大城市、一個大城市、6個中等城市及7個小城市發展到了擁有一個特大城市、兩個大城市、10個中等城市及23個小城市，城市規模發展良好，尤其是中小城市，增長較快（見表1）。
城鎮規模演變
首先引入城市首位度指數體系來定量反映經濟帶沿線的人口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具體指數有：城市首位度指數（CFI）：CFI =P1/（P1+P2+…+P49），2城市指數（CI2）：CI2=P1/P2，4城市指數（CI4）：CI4=P1/（P2+P3+P4），11城市指數（CI11）：CI4=P1/（P2+P3+…+P11）。其中P1-P11表示位序處于1到11的城市人口數。為了定量刻畫城市規模的離散變動趨勢，本文算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進行測算。理論情況下，CI2、CI4及CI11數值應為2、1、1。本文選取了關中-天水經濟區1995-2012年51個主要城市，利用上述公式，對這49個城市進行測算，具體結果參見表2。
其一，CI2、 CI4在1995-2012年間均高于理論值，計算結果表明，關天經濟區城市群第一大城市西安對整個經濟帶的帶頭作用顯著，處于壟斷核心的地位，并且這種壟斷地位有加強的趨勢，次核心城市以及中等城市發育不足；CI11數值低于理論值，說明了該區域內相對較低位次的城市發育較為迅速。其二，表2可以看出以上情況有加劇的趨勢，雖然CI2、CI4及CI11在17年間均有所波動，但是這三個指數總體處于上升的趨勢。也就是說在較高位序的城市中，核心城市的壟斷性不斷增強，更加進一步地折射了大中城市或次核心城市發育不足的事實。其三，但是從城市首位度（CFI）來看，1995-2012年間指數值有向下波動的趨勢，這一指標總體上驗證了在本區域內，處于低位序的城鎮發展較快，從而使得核心城市的壟斷性有向下擺動的勢頭。同時關天經濟區城市群的赫芬達爾指數（HHI）在1995-2012年間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數值有向下運動的趨勢，即：關天經濟區城鎮人口總體有發散的趨勢，本文認為小城鎮的發展是造成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
位序規模驗證
自從Auerbach在1913年提出城市規模分布模式以來，城市規模問題逐漸成為城市經濟學及城市地理學的核心內容。國內外很多文獻都已經證明了：位序規模法是度量城市規模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法。核心含義是在某區域內描述城市規模與其位序之間關系的一種方法。具體表示為：
Pi=ARi-q （1）
其中：Pi為第i城市的人口數，Ri為城市位次，q為Zipf維數，A為首位城市理論規模值。（1）式經過對數變形為：
LnPi=lnA-q lnRi （2）
若q1，表明該區域城市規模較為集中，首位城市壟斷性不高。當然還有兩種極端情況，本文不做贅述。
通過對1995-2012年關天經濟區內51個城市進行分析，通過表3可以看出：
1995-2012年兩種表征城市規模的R2都大于0.840，城市規模分布都滿足位序規模分布，而經濟規模比人口規模更加符合位序規模，本文認為這說明關天經濟區內經濟規模分布比人口分布更加趨于均衡，這也說明了地域空間內核心城市經濟壟斷性或者說經濟輻射帶頭能力不夠強。
城市首位理論人口規模在1995-2012年呈現了波動性的變動，并沒有表現出穩步增加的趨勢，而實際人口從369.92萬人增加到了572.76萬人，通過q*可以看出關天經濟區的人口規模明顯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階段一，1995-2004年間，區域內第一大城市理論值高于實際值，首位城市西安人口規模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階段二，2005-2012年，區域內首位城市理論規模低于實際規模，即西安的人口規模在區域內有“超載”現象。本文認為造成模擬結果中首位城市理論人口規模較低的一個原因是區域內小城鎮發育較快，而首位城市之下的大城市發展卻缺乏活力，同時天水和寶雞等大城市距離較遠，人口吸引力不足，因此人口增加較慢。
從Zipf指數來看，人口規模的Zipf指數在1995-2010年均高于1，即人口是均衡分散的，各級城市均衡發展，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強，核心城市人口規模不太顯著，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人口規模的Zipf指數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到了2011-2012年，其值已小于1，即核心城市人口規模較為突出，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度較大。同時，反觀經濟規模的Zipf指數卻是另一種風景，其值不僅大于1，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長，這就說明了區域內核心城市經濟規模壟斷性不明顯，各級城鎮經濟發展規模較為合理。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的相反表征值得我們思考。
本文認為，關天經濟區內人口處于集聚而經濟處于分散的現象是畸形的發展。空間內人口的集聚卻沒有引起更多經濟規模的集聚，說明區域空間內僅僅是人口數量的增加對區域內的發展是不利的，有可能形成一種“畸形城市病”的現象，即“城市病”的出現是因為城市規模的擴大，造成了城市擁堵、成本高等現象，而“超前城市病”即城市實際規模沒有達到應該存在“城市病”時，卻提前出現了人口過多、城市產出低、運輸成本高等情況。
城市空間結構演變分析
（一）空間極化特征
從圖1可以看出來，關天經濟區城鎮空間結構“一核”發展趨勢顯著，經濟區內次核心城市為天水和寶雞，而楊凌區、咸陽及渭南等隨著時間的推移仍然沒有進入到大城市的行列。1995年，整個區域內以小城鎮居多，隨著時間的推移，以關中城市圈為核心，中小城市發展較快，關中城市群結構體系不斷完善，圈層結構明顯，形成了以西安為核心、眾多中小城市組成的一個功能完備的城市群。然而，通過對比可以發現，關天經濟區內小城鎮及小城市空間布局不斷趨于合理，發育較快，而中等城市發育較慢，進而造成了區域內由中等城市晉級為大城市的活力不足。
因此區域內空間差異也顯著存在，“中心-”特征明顯，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城市群范圍內，是城市發育最快的區域，關天經濟區計劃所有的中等城市都位于關天城市群內，而作為區域內的大城市寶雞和天水，周圍沒有中等城市作為“跳板”，尤其是天水，周圍僅有5個小城鎮，這樣就難以發揮大城市“二傳手”的功能。
（二）軸帶發育特征
自從增長及理論被佩魯提出來以后，增長極便成為了區域內重要的研究，關天經濟區內定為“打造西部大陸新的增長極”，在關天經濟區內部，西安作為核心城市，寶雞、天水作為區域內的大城市，增長極的作用顯著。然而增長極必然要通過帶動區域發展來發揮輻射、引領作用。因此，發展軸帶的思想就應運而生。
通過圖2可以看出，關天經濟區內部以西安為中心的關天經濟區為核心城市圈層，以韓城-渭南-西安-咸陽-興平-楊凌區-寶雞-天水等大中小城市為重要節點的發展軸帶，是本區域內城市分布最為密布、人口最為集中及經濟活動最具活力的發展經濟帶，軸帶發育特征顯著。
結論與啟示
1995-2012年，關天經濟區內大城市發展較慢，而中小城市發展相對較快，核心城市發育也較快，而次核心城市規模發展較慢，同時由于區域內小城市及小城鎮規模發展較快，造成了關天經濟區內城市規模有分散分布的趨勢。
區域內部經濟規模較人口規模分布來看更加均衡，人口規模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不斷區域集聚的趨勢，而經濟規模卻呈現出了均衡發育的勢頭，即區域內核心城市對人口的吸引作用大于其引領周圍城市經濟發展的吸引作用，這值得我們思考。同時，關天經濟區空間結構上表現出了空間極化、軸帶發育等特征。
關天經濟區做為一個跨省域的經濟區域，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可以為橫跨數省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其1995-2012年的城市規模及空間演變給予我們一些啟示：應著重培育區域內做為“二傳手”的次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給予有條件的城市適當的發展傾斜，締造區域內新的增長極；區域內城鎮發育應以經濟引領為主，不能單獨靠吸引人口來提高城市規模，這樣就容易出現“超前城市病”的現象；發展軸帶應以首位城市為核心、次級核心城市為重要節點、中小城市星羅棋布地分布在發展軸帶之上，這種空間結構對于提高整改發展軸帶的輻射作用至關重要。而關天經濟區關中城市群以西的發展軸帶上，中小城市發育緩慢，是提高整個區域帶頭作用的瓶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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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銘，高虹，佐藤宏.城市規模與包容性就業[J].中國社會科學，2012（10）
第3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關鍵詞：Zipf維數；城市規模分布；“一小時經濟圈”；重慶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1-0151-03
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了“一圈兩翼”（一小時經濟圈、渝東北翼、渝東南翼）發展戰略，“一小時經濟圈”是以主城為核心、以大約1小時通勤距離為半徑范圍的城市經濟區，主要包括主城九區以及永川區、江津區、合川區、雙橋區、萬盛區、南川區、涪陵區、長壽區、潼南縣、銅梁縣、大足縣、榮昌縣、璧山縣、綦江縣（共23個區縣），總面積28661km2，
2008年總人口1 820.7萬，非農業人口677.62萬，城市化率37.32%。根據未來重慶的戰略構想，2020年“一小時經濟圈”將形成1個特大城市、5個大城市、7個中等城市、若干小城市的城市體系。本文以“一小時經濟圈”的非農業人口為測度指標，用Zipf公式為主要分析方法，對該區域的城市規模分布進行分析。
一、“一小時經濟圈”城市規模分布現狀分析
1.城市首位分布顯著――城市首位度分析
1939年，馬克?杰斐遜（M．Jefferson）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即一個國家的“首位城市”總要比這個國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異乎尋常，體現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智能和情感，在國家中發揮異常突出的影響。代表城鎮體系中的城市發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有下列三個城市首位度指數：
兩城市指數：S=P1/P2=9.80
四城市指數：S=P1/（P2+P3+P4）=3.73
十一城市指數：S=2P1/（P2+P3+…+P11）= 3.03
按照奧爾巴赫(F．Auerbach)的位序―規模的原理，正常的二城市指數應該是2，正常的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應該是1。“一小時經濟圈”的兩城市指數為9.8，四城市指數是3.73，十一城市指數是3.03，均明顯高于正常值，說明“一小時經濟圈”首位城市的壟斷性非常強，人口分布差異大，城市規模分布是首位分布。根據表2“一小時經濟圈”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個數為1、0、6、8；非農業人口占總非農業人口的比重為57.9%、0%、26.34%、15.76%。
2.城市規模分布的分形特征――城市位序―規模法則
城市位序―規模法則是從城市的規模和城市規模位序的關系來考察一個城市體系的規模分布。設想一個區域，其中分布若干聚落，設置一個人口尺度r進行度量，規定人口規模P≥r的聚落為城市，改變人口尺度r，區域內城市數目N（r）發生相應變化。在一定條件下N（r）與r滿足冪律關系：
N（r）=Cr-D（1）
可以認為城市的規模分布是自相似的，即具有分形性質[1]。式中C為常數，D為分維。
1949年G.K.Zipf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通用的城市規模分布法則，Zipf公式（可由（1）式變換得來）：
Pr=P1r-q（2）
式中，r為城市位序（r=1，2，3…，n；n為城市總數），Pr為位序為r的城市人口數，系數P1為首位城市人口數，q為參數，有人稱之為Zipf維數[2]，實則為分維的倒數，即q=1/D，Zipf維數可以指示區域城市規模分布的特征[3]。令（2）式中r=n，則有：
P1/ Pn=nq（3）
對（2）式做對數變換可得：ln Pr=ln P1-qlnn（4）
式中，Pn為最小城市人口數，則有：
1.當q=1，即D=1時，首位城市與最小城市的人口數之比恰為區域內的城市總數，這是自然狀態下的最優分布。
2.當q>1即Dn，此時城市規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異大，首位城市的壟斷性較強。
3.當q1時，P1/ Pn
4.當q0即D∞時，所有的城市一樣大；當q∞ 即D0時，區域內只有一個城市。這兩種極端情況在現實中一般不會出現。
可見，Zipf維數的高低指示區域城市規模分布的性態，從而反映了城市體系的等級結構特征。人們關心的是，Zipf維數是否有一個合適的數值，是否可以隨意變化，將Zipf定律置于城市結構和功能模型體系，可以發現q具有深刻的地理意義。
為了清楚表現“一小時經濟圈”城市分布的總體特征，根據上頁表1作（r，Pr）雙對數散點圖（見圖1），次位城市相對于首位城市陡降，說明“一小時經濟圈”的城市規模存在中間層次嚴重斷層。用線性回歸進行模擬得到位序―規模方程式：ln Pr=5.2540-1.1756lnr（R2=-0.8994），q的絕對值大于1，說明“一小時經濟圈”城市規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異大，首位城市的壟斷性較強。
二、“一小時經濟圈”城市規模分布時序分析
根據“一小時經濟圈”各區縣（市）1999―2008年非農業人口數，計算出歷年的Zipf指數。表3顯示：1999―2008年位序―規模方程的相關系數R2都大于0.89，相關性較好，說明“一小時經濟圈”城市規模分布具有較明顯的分形特征。q值在1999―2008年期間一直大于1，表明“一小時經濟圈”人口向特大城市（主城區）聚集比較顯著，城市規模分布一直比較分散（如下頁圖2），主城區的非農業人口數量一直占了該區域總非農業人口近60%；同時由于該區域次位城市與首位城市的差距非常大，因此要達到整個區域的城市規模協調仍需要很長時間（二、四、十一城市指數分別從1999年的11.85、4.21、3.49下降為2008年的9.8、3.73、3.03）。
q值在1999―2008年間表現為兩段：1999―2005年總體呈現緩慢上升趨勢，即 “一小時經濟圈”非農業人口向主城區聚集數量逐年增加，主城區對該區域非農業人口增長百分比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從2000年的34.72%增長為2005年63.01%；2006―2008年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即“一小時經濟圈”非農業人口開始逐漸趨向于轉移到主城區周邊的城市（如圖2），主城區對該區域非農業人口增長百分比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從2006年的64.42%下降為2008年的50.50%。
三、結論
1.“一小時經濟圈”城市規模的時空分布具有自相似的分形性質，城市規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異大，首位城市的壟斷性較強。上述結論與地理學、經濟學角度分析城市化的結論相一致：2008年重慶市與主城區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分別為933.04平方公里、443.6平方公里、1999年重慶市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僅為302平方公里；2008年主城區第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分別占全市的44.10%、50.34%。
2. 1999―2005年，“一小時經濟圈”非農業人口一直以逐年增加的趨勢向主城區聚集（2001年構建了三大經濟區），① 2006年“一圈兩翼”的提出，較好地帶動了“一小時經濟圈”主城區外圈城市規模的發展，要實現2020年5個大城市、7個中等城市的目標，應重點培育非農業人口數大于25萬的江津、涪陵、合川、永川等區縣。隨著“成渝”、“渝遂”高速公路（鐵路）主骨架的建成，由公路、鐵路、水運交織組成的綜合交通網絡將“一小時經濟區”主城區外的各級城鎮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城鎮連片發展趨勢明顯，形成了合川、永川、江津三個區域中心城區，眾多小城鎮構成的城市群框架；上述區縣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主城區“退二進三”企業大量入駐和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兩大因素成為其城市化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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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One Hour Circl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of Fractal Research
TANG Hong-ling
（ChongqingCityManagement College，Chongqing401331，China）
第4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關鍵詞 新經濟地理；城市體系；整合模型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可以追溯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兩大發展來自于阿隆索-米爾-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討論了單一城市的均衡問題，后者則討論了多城市（城市體系）的問題。阿隆索-米爾-和莫斯將中央商務區和通勤者分別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與農民，將杜能區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間結構均衡分析，是對杜能理論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則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內部結構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擴展到具有有限產業部門的城市體系上，建立了城市體系形成的靜態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將報酬遞增的技術納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進行模型化一直是個難以解決的難題。Dixit-Stiglitz（1977）發表了《壟斷競爭和最優的產品多樣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將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納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在20世紀80年代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得以迅速發展。在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加入運輸成本，Paul Krugman（1991）發表了《遞增收益和經濟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開辟了新經濟地理學這一研究領域。“中心-”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石（Neary，2001），繼克魯格曼的工作后，眾多的學者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上做了延伸。總體上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類（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體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國際（貿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但是這兩個領域卻是幾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后者則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前者充分考慮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長于區域內部結構的考察，后者則充分考慮運輸成本等要素，長于區域間結構的考察；從機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別，比如前者的經濟活動分散力量來自于本地的人員擁擠帶來的生活費用上升，后者則來源于消費者多樣化偏好和運輸成本等因素通過市場形成的競爭效應。這種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兩種理論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事實上，近年來，力求整合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為了一個前沿研究領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兩區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樣的一個結論，即當運輸成本足夠低的時候，制造業會分散。陳良文（2008）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和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同時整合到標準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框架之中，結論顯示，作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內部通勤成本和作為重要集聚力量的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效應都對經濟活動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響。鄧永新（2008）則基于新增長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整合模型，提出了一個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的概念模型，認為基于動態要素的比較優勢和基于積聚經濟的競爭優勢相互作用推動了城市群空間結構的演化。
另一個方面，新經濟地理學的數理模型是比較復雜的，限制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影響力和可應用性（Duranton，2005）。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個圖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和幾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該分析框架具有簡潔易懂的特點，并且極其有利于進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應用。為此，本文主要介紹這個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討論了凸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的情形，本文討論凹的情形，并相對規范的對該分析框架略做擴展，以求促進數理上比較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和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傳播及其在政策上的應用。
二、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經濟集聚的微觀機制各種各樣，主要包括內部規模經濟1 、中間投入品、基礎設施共享、勞動力池匹配效應和知識外溢等。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則直接假定生產的外部性，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由于考慮的集聚機制不同，各種模型有所差異，但結果都是造成經濟集聚，從而使人均產出為總就業人口的增函數。如果假定資本完全流動，土地完全不能流動，那么只需要將重點放在勞動力的討論上，通過讓勞動力供需均衡進而確定產業規模等2 ，然后討論作為外生變量的經濟因素（如環境、基礎設施等）對勞動供給與需求的影響，進而理解區域如何對經濟沖擊做出響應。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圍繞勞動力的工資展開。我們將這一分析工具稱為C-D-O分析框架。
（一）勞動力需求
假定區域總產出為Y，總就業人口為N，人均產出為y，勞動力名義工資為w，那么由于集聚經濟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認規模經濟的存在，但是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隨著規模的提升可能逐漸導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這里要討論規模經濟所以避免討論這種成本會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但是將這一因素給與力所能及的考慮是必要的。為此，有理由相信盡管人均產出是總人口的增函數，但是遞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產函數（2式）考察勞動力需求曲線的凹凸性：
（3）式即給出了（1）式關于人均產出遞增的證明，也表明人均產出關于總人口N的曲線是凹的。這表示，勞動力需求曲線、勞動力反需求曲線也具有這樣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線反映勞動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由于運輸成本存在“閥值”現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成本達到某個點，經濟將完全集聚，否則按照原始的農民的分布狀態分散），所以在用這個框架討論新經濟地理學時，必須區分不同運輸成本條件下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并且由于“閥值”的原因，勞動力需求曲線可能是負的斜率。可以推論，在運輸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題合適；在運輸成本高的情形下，勞動力需求曲線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區域擁（成本）擠效應
區域的擁擠效應反應了當地生活的成本，本質上是一種市場的外部性。隨著當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業的消費品價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場（人口），也意味著更多供應多樣化產品的產商，若消費者是多樣化偏好的，在給定貿易成本的條件下，這會導致一個較低的價格指數。
1．城市經濟學的考慮重點。在城市經濟模型中，通勤費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經濟參與者面臨的成本因素。“房價隨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結論，上述基于勞動力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名義工資是人口數量增函數的結論。所以，我們假定擁擠成本是人口數量的增函數，并假定遞增的速率遞增 1。設成本為C，則這一命題由（5）式表示。
2．新經濟地理學的考慮重點。新經濟地理學不考慮地理上個體消費者的擁擠效應2 ，或者說這種個體的擁擠（集中）3 ，不僅沒有壞處，反而將獲得更多的多樣化產品，降低價格指數，使個體獲利。因此，這里的成本是隨著總人口數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運輸費用存在的條件下，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進一步假定，對于恒定的運輸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總量的減函數。這一命題由（6）式表示。
（三）勞動力供給
假定勞動力供給是實際工資的增函數。沿用微觀經濟學中關于反勞動供給曲線的形狀，則反勞動需求曲線為凸。這一命題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簡單起見，這里采用城市經濟學框架內的方程來討論均衡，用來說明該分析框架的應用。
（4）-（5）得到凈工資曲線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將（4）（5）（7）（8）的曲線描繪如圖所示。
如圖1所示，供給曲線與凈工資曲線相交于F，E兩點，其中F點是不穩定的均衡，E點是穩定均衡。通過E點，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規模、名義工資、成本。
三、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應用
（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假定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資本與勞動總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動。初級土地要素使用的機會成本為0；經濟中生產貿易品、住房和區位（site）三種產品。模型的結論是：①均衡時，所有的城市都是專業化的；②同樣專業化的城市擁有同樣的城市規模；③存在多產業類型時，均衡時每一專業化類型的城市規模都大于城市最優規模，但引入城市開發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規模。
這里不妨假定存在兩種類型的產業A、B，假定產業B有比產業A更高的規模經濟，那么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某個城市必定只從事一個行業，因為假定它從事兩個行業，人口的完美流動使均衡點必定在產業A與產業B名義工資曲線相交的k點1 ，但是此時勞動力從二者中的任一行業流向另一行業，都可以獲得更高的名義工資，因此均衡是不穩定的,如圖所示。
進一步假定，如果經濟中只存在兩類區域A，B，那么他們分別從事什么行業？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但是，人口流動將使得勞動在兩類行業分布直到凈工資相等2 ，均衡點為A1,B1,在這種情況下，分別專業化從事產業A，B的兩類城市規模都相對凈工資曲線上的最大工資點3來說過大了，如圖所示。
現在引入大者（政府，開發商）來創造城市。對于者來說最優的策略是創造一個能達到凈工資曲線最高點的新城，然后征收該點與市場工資點之間的差額。這樣，在人口數量既定的條件下，人口從舊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舊的城市規模下降，每一個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城市規模。同時，者優先選擇能產生相對更高凈工資點的產業（產業2）創建新城，這意味著該類產業的產品供給增加，從而使得產品價格相對擁有較低最高凈工資點產業（產業1）的產品價格更低，使得兩類產業的凈工資曲線發生相對移動，直到最后凈工資都處于最高點且在產業間相等，均衡為A2,B2點，如圖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東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兩個區域，勞動力可以完全流動，存在多樣化偏好，存在產商層次的規模經濟，制成品有冰山運輸成本，農業人口均勻分布且不能流動。給定這些假定，克魯格曼模型得出較低的運輸成本、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額或較大的規模經濟（三者的某種組合）將產生中心-結構，反之則出現對稱的均衡。
在克魯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兩種作用過程。可以直觀的理解，對于代表性區域，當處于集聚情形時，名義工資隨總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處于分散過程時，名義工資必定隨總人口的增加而下降。從模型中的機理看，這兩種作用分別對應本地市場效應和市場擁擠效應。集聚還是分散，取決于哪種效應處于主導地位。給定消費者的替代彈性和工業制品占支出的份額，這兩種效應力量的對比取決于運輸成本的大小。隨著運輸成本下降，這兩種效應都減弱。但是Baldwin等（2003）證明了市場擁擠效應減弱程度更大(楊海余等，2004)。這表示，運輸費用較低時，本地市場效應與市場擁擠效應相比，處于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增函數。反過來，當運輸費用較高時，市場擁擠效應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場擁擠效應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減函數。進一步考慮名義工資與運輸費用的關系，當本地人口較少時（這表示制造業人口較少，因為農民均勻分布）意味著本地廠商較少，同時由于運輸費用高使得本地產商面臨的外部競爭小，企業索要一個更高的價格，促使本地名義工資高；而當運輸成本低的時候，本地就面臨外部大量的產品競爭壓力，促使本地名義工資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增函數。同理，可以證明本地人口多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減函數。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區域擁擠效應部分已經指出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總人口數的減函數，但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圖3反應了上述結論。其中E點是均衡點，此時制造業均勻分布；K點不是穩定均衡點，制造業將或者全部集中到E1點，或者全部集中到E2點，達到均衡。
（三）資源環境指向、技術沖擊與新城開發、城市規模調整
在亨德城市體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現是不確定的。造成這一問題的一個原因可以歸結為模型未考慮空間差異。在現實的經濟中，地區的自然地理、資源稟賦條件是有差異的，從產業層次看存在絕對優勢或者比較優勢，這也是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不同城市區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觀資源、礦產資源等在區域上的不連續分布，或者即使是連續分布，也由于開發時序與強度的不一致而導致了實際上的不連續，進而使得特定的產業在空間上進行不連續的調整。假定現實世界分為已開發區域與未開發區域，空間特性能夠帶來產業的比較優勢或絕對優勢，那么經濟會如何調整？
考慮某個地區，不妨設為沿海未開發地區，該地區由于未開發和沿海區位兩個因素與已開發地區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觀和資源條件（由于運輸優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資源）。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假定，進一步設B產業（如重工業）對上述的資源環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開發政策的實行，經濟中新增加了該地區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設為Bn），并與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區相比更高，如圖4（a）所示。但是，現在該地區并不能必然被開發，因為在人口到達No之前，該地區的實際工資低于其他地區。若人口達到No，則大量的其他地區的人口將自發的流入該地區，該地區將具有內生的增長能力，直到該地區的實際工資與所有其他地區相等，實現短期的均衡1 ,如圖4（c）所示。長期而言，由于該地區的差異性，不能被新的城市開發商創造，最終該地區的城市規模將大于最優的城市規模，但所有其他地區能實現最優的城市規模，并且所有地區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長期均衡，如下圖4（d）所示。
從上述經濟調整的分析中，能夠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一個新區即使是從事自己具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發展成為一個城市必須有一個最小的投資（補貼）規模；在完成最小投資（補貼）規模后，新區的規模經濟效益才能足夠使城市實現內生發展。最小投資（補貼）規模由（1）式給出，同時滿足（2）式。其中Wc為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為常數；W(N)-c(N)為新區擁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產業的實際工資。
上面討論的是地區差異的情形，是一個城市群內城市間的調整問題。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區域無限大量，所以現有的城市面對這種沖擊做出的調整很少。放松這個假定，一個直觀的結論就是由于資源環境要素在地理上的變動導致了城市產業人口向新區的遷移。但是，對于一個既定的城市群內的某個城市區域，面對外部環境的沖擊會如何做出調整呢？下面考慮技術沖擊的情形。
假定在現有的城市框架下，B產業經歷了一個正的技術沖擊，從而使得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上移。現在可將圖4中“新地區B產業名義工資曲線”看成是“技術沖擊條件下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其他對應曲線做類似處理。由于經濟的總人口不變，所以從事A產業的城市產業人口流向從事B產業的城市，直到兩類城市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短期均衡，最終走向長期均衡，皆能達到最優的城市規模。與技術沖擊前相比，技術沖擊后，從事A產業的城市變小，從事B產業的城市變大，但是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都上升了。這表示，哪怕是不是從事經歷正向技術沖擊產業的城市，也能從該產業技術沖擊中獲得一定的好處，即得到更高的實際工資，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進一步放松上述關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假定，假設勞動力不完全流動，從而勞動力供給曲線就變成了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此時城市的規模與標準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術沖擊不僅提高整體人口的實際工資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規模更大而趨向于更為合理，如圖4（e）所示。若實行城市規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規模為圖4（e）中的L點，此時勞動力的需求大于勞動力的供給，造成福利損失D由（3）式給出，無證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體福利的改進。
（四）交易成本、價值鏈分工與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經濟學中的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還是新經濟地理學中的模型，企業是一個完整的單元。但是，現實經濟中的總部經濟、制造基地等事實表明，企業的組織在空間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個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這實質是一個中間投入品為特征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較早的研究了這類模型。
假定企業的價值鏈分為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兩個環節之間的產品互為投入品，皆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遞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樣的，假定從行業層次講商業服務比生產制造的規模經濟性更強），那么企業就面臨著將這兩個環節分散還是集中布局的決策。若布局在一起，好處是節省了交易成本，壞處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擁擠，即兩個環節之間存在負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處是可以充分發揮各自的規模經濟，壞處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礎設施、通訊技術等參數的函數。考慮極端的情況，在極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對各環節而言，將這兩個環節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顯然會有更高的名義工資曲線；反之，有更低的名義工資曲線。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對各情形下的名義工資曲線編號，在考慮了擁擠的成本效應后，得到了對應的實際工資曲線。短期均衡如圖5所示。
三個結論如下：①隨著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規模不斷擴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小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大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條件下，由于規模經濟的假定，商業服務型（或稱總部經濟型）的城市規模大于生產制造型的城市規模。
現在考慮另一情況，假定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的產品并不是互為投入的，而只是生產制造環節需要商業服務環節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計入生產制造環節。設想初始經濟的狀況，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業將生產制造環節與商業服務環節布局在一起形成一體化型的城市。長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斷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專業化建設城市就構成了城市管理者最優選擇，將生產制造環節的企業遷到新生的專業化的城市（或郊區）就是有利可圖的，則原有的城市逐漸轉向提供商業服務的城市。這個過程可能表現為城市的郊區化、去工業化和更多新的工業城市的創建。
（五）貿易開放與城市群內部差異和規模調整
3.4節交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貿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但是，那里是一種投入產出層次上的貿易成本，而不是最終商品貿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經濟地理模型探討商品貿易成本變化時城市結構的調整問題，首先討論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再考慮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沿用3.2節“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討論中的基本假設，進一步加入城市經濟學別關注的不可流動并且有限供給的土地因素，可以將土地作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為生活的成本要素。為了討論方便不妨假定土地為生活成本的影響要素，且其貢獻的成本為人口的增函數，從而該因素構成了經濟的又一個分散力量，用曲線c(N)表示，如圖6（b）。此時，經濟的總成本因素就由圖6（b）中的兩類曲線合成為鐘型曲線，如圖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擁擠因素后，城市間的調整與經典的中心理論相比表現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在城市間貿易成本極高的時候，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的均衡；隨著貿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對稱的均衡不再穩定，在K1或者K2達到非對稱的穩定均衡，每個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業，但其中一個占有的份額更大；最后當貿易成本足夠低時，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均衡,如圖6（d）。總結這個結論是：隨著城市群內城市間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間經濟差異先增加后下降，顯示出一個倒U型的過程。這與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結論類似。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不妨考慮三區域的情形：東部、西部、國外。假定東部與西部的貿易為城市群區域內的貿易，勞動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商品貿易成本為固定為T；東部、西部與國外的貿易成本分別為T1,T2。
先考慮T1= T2時的情形。顯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較高時，企業的主要市場是國內，勞動力在東西部間的流動有更強的后向關聯效應。此時。企業必定在東西部間非對稱的積聚，類似于上圖中K1或者K2均衡點時的情形。因為如果對外貿易成本高時顯對稱積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對外貿易成本低時更加均衡分布的結論，這與不同對外貿易成本條件下后向關聯效應不同的前提相抵觸。現在，讓T1,T2足夠降低，此時東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區，東西部間勞動力流動所能帶來的后向關聯效應很弱，等價于積聚力量減弱。此時，巨大的人口帶來的土地擁擠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結構向更加均衡的方向變化。對這種情形一個直觀的理解是：當T1,T2降低時，東西部的產品出口國外，對東西部而言如果分別將彼此看成國外，則相當于東西部互相之間的貿易成本T降低，東（西）部出口產品到西（東）部，類似于上圖中E＇均衡點時的情形。這個過程的結論是：隨著對外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間的差異縮小。
再考慮T1與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設T1逐漸下降。此時，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可以將更多的產品出口到國外，西部地區勞動流向東部地區帶來的競爭效應減弱，并且由于進口產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價格指數降低，兩方面的影響使得東部地區的實際工資曲線上移。均衡的結果是，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城市規模增大，如圖6(e)所示。這個過程的結論是：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與外部貿易成本更低的地區規模更大。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介紹了整合新經濟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理論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該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勞動供給與需求為核心，是一個簡單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夠重現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結論，并且可以延伸到諸如貿易成本、資源環境等變量的考察上，顯示出了很強的理論兼容性和解釋力，有利于相關理論的傳播和在政策上的應用。
然而，盡管C-D-O分析框架是一個易于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從理論的嚴謹性講，卻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規范的數理模型，整合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這樣規范的數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將更加令人信服。這是以后的一個研究方向。當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對相關數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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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關鍵詞：城市宜居規模 長三角地區 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8-219-04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一）引言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城市規模正在不斷擴大。然而，城市病頻繁爆發，居民生活質量日益下降。歐洲太空總署公布的衛星數據顯示，北京汽車廢氣污染一度較為嚴重，擁堵使北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廢氣污染沉積中心”。深圳市在建市不到30年的時間，人口總數已經從幾十萬迅速增長到2009年底的120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占85%)，迅速步入全球超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國第一。與此同時多條河流已經被嚴重污染，土地資源嚴重緊張,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約10%的速度增長，一度出現“垃圾圍城”現象。糟糕的空氣質量、擁堵的交通狀況、令人頭痛的住房問題，還有日益緊張的生活節奏，城市規模的不斷膨脹帶來的似乎是人們生活質量的日益下降。如何應對城市病頻發的困境，分析影響城市宜居狀況的主要因素，找到城市宜居規模是一個我們急需破解的難題。
城市科學發展的前提是以人為本，因而城市的宜居性是影響城市規模的極為重要的屬性。在研究城市宜居規模前，首先要明確城市規模的概念，城市規模是指城市地域空間內聚集的人口、物質、經濟要素在數量和層次上的差異，是用以衡量城市大小的數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規模、城市用地規模、經濟規模三種指標。其中人口規模指城市人口的數量，是最常用的指標，一般用市區非農人口數量表示。依據經濟學的基本假定，經濟理性人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不論高端人才還是體力勞動者，都更傾向于選擇宜居效用最大的城市生活，會在環境優美、交通便利、安全衛生、商業繁榮、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集聚，這些吸引力帶來人口的流動將會極大的改變這些城市的規模，最后形成的這個適宜人民居住的城市規模就是宜居規模。
如何衡量城市的宜居性，WHO提出了安全性（safety）、健康性（health）、便利性（convenience）、舒適性（amenity）的居住環境基本理念，這也成為宜居城市評價的重要依據。2007年，由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等單位牽頭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通過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驗收。根據該標準，可從社會文明度、經濟富裕度、環境優美度、資源承載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綜合評價七大項來評價一個城市的宜居程度，綜合宜居指數在80以上，就可稱之為“宜居城市”。
為了考察宜居和城市規模的關系，本文選取我國長三角地區的16個城市作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和研究。試圖通過分析回答以下實際問題：什么樣的城市規模最適宜人居？如何改善一個地區的宜居水平，提高一個城市的宜居規模？本文希望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為我國，特別是長三角地區下階段的城市化進程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建議。
（二）文獻綜述
對宜居和城市規模問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oward（1902）提出的田園都市理論，他提出的最小成本理論被認為是早期最佳的城市規模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認為最佳城市規模是成本的函數，而實證中心城市的最優規模是5.8萬人，而的“田園城市”的人口最優規模是3.2萬人。后來，以米爾斯（1967）、阿隆索（1970）為代表城市規模研究主要的基于集聚和規模經濟的城市成本―收益分析逐漸成為研究城市規模問題最普遍的一種方法。Henderson（2005）以中國200多個城市為樣本，建模估計了城市集聚的凈效益。研究發現中國的城市集聚效應非常高，中小城市的規模只要上升一點，城市工人的實際收入就會明顯的增加；即使城市規模到達頂點時，集聚的凈效益才會緩慢的下降。
但成本收益角度的研究并不是唯一視角，因為這些研究只以城市為主體，并沒有考慮到居民對于城市宜居的感受和城市運行的效率。當然，外國也有學者注意到這個問題，York（1986）通過對中國城市化及城市規模的研究，分析了中國各城市規模與經濟發展和宜居性的關系。他指出，外向型的大中沿海城市具有較高的經濟水平發展，但并非擁有更好的生活質量即宜居性。但他的研究只是描述性的，并沒有深入。國內的研究也很有限，李文宇（2011）對我國26個省會城市規模與宜居程度關系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我國中心城市的規模擴張是以宜居程度下降為代價的，同時也產生了擁擠效應。李虹穎，張安明（2010）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從重慶市主城九區的城市經濟水平、城市環境狀況、城市居住狀況、城市保障狀況以及生活便捷程度等方面對其宜居性進行評價與分析, 認為重慶市城市宜居性主要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城市規模與城市宜居性的關系。孫浦陽（2010）從“城市宜居最優化”的角度來分析城市最優規模問題，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教育、通訊，交通、環境等9個方面的因素進行評估，得出我國城鎮人口增加將增加城市的宜居水平。
二、指標選取
（一）宜居因素
參考前文對宜居的定義和指標設置，本文認為對長三角地區的城市而言，交通狀況、環境狀況、經濟富裕狀況和科教文衛事業的水平都是影響城市宜居規模的重要因素。
1.交通狀況。現代城市的發展和經濟運行越來越依賴于城市內外的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和發達程度。交通狀況的好壞決定了城市以物流、人流、信息流為主要標志的內外部市場容量和市場結構，城市的內外部市場容量和結構又決定其要素和產業的聚集，從而決定著城市的規模。我們發現許多特大城市都存在著極高的擁堵成本，即便耗費巨資拓寬街道，修筑地鐵和輕軌等軌道交通設施，甚至使用車輛限行和限購等行政措施，但城市交通始終無法得到改善，其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超過一定規模，邊際城市交通渠道投資對城市交通通達性呈遞減趨勢。
2.環境狀況。一方面，優美的環境本身對任何人都是一個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人們更傾向于在環境優美，氣候宜人的地方定居。風景名勝也將吸引成千上萬游客的到來，這將給城市的消費和經濟帶來巨大的幫助，創造許多就業崗位，從而為城市規模增長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城市環境容量限制著城市規模發展，當達到城市環境所能容納的污染物最大負荷量，即城市自然環境對污染物的凈化能力的極限時，污染物排放就會造成城市生態系統的惡化。因而需要一個合理的城市規模保障城市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3.經濟富裕狀況。經濟富裕狀況是一個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性指標，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業崗位數，人均住宅面積等指標。有些地方GDP很高，但是居民并不富裕，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標并不高，這樣的富裕就不是宜居意義上的富裕。居民富裕狀況更多的取決于人均收入狀況，例如長三角地區的物價水平接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他們的生活滿足感和幸福度也就相對更高。此外，產業結構對一個地方的經濟模式和居民生活方式擁有極其重要的影響，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狀況，直接影響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4.科教文衛狀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有科技優勢或科技水平發展迅速的城市可以吸引高素質人才的集聚，居民也會在科技的應用中得到快樂和方便。教育則是當下家長們最為關注的問題，調查顯示，在家庭的意愿支出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子女教育支出，可見家庭對教育的重視。文化事業涵蓋的領域很廣，包括新聞媒體，圖書館、博物館、劇院、電影院等公共設施，隨著人們水平的提高，市民們對文化產品的需求不斷提升，影響到注重生活品位的市民宜居感的重要因素。隨著我國人口總量的持續增長，老齡化進程加快，衛生服務需求不斷提高。一個城市是否擁有適應人民健康需求、比較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是否能滿足當地的醫療衛生需求，成為影響城市宜居性的一大因素。總之，科教文衛體事業的發展不僅關系到人民福祉和國家未來，也是一個城市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宜居的重要指標。
（二）宜居影響因子
基于科學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的原則，依據2.1中的分析，結合長三角地區的實際，從宜居視角出發，本文選取了影響長三角地區城市宜居規模10個指標，編號及對應指標設置如下表1：
三、宜居城市的因子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方法
雖然采取多指標評價體系能夠較為全面的反映長三角各城市的宜居水平，克服單一指標的局限性，但是多個指標之間可能存在高度相關及信息重復。而因子分析法可以使用較少的因子綜合反映和描述多個指標之間的聯系，它將相關性較高的指標轉化成一個因子，通過較少的因子就能反映原始數據的大部分信息，同時能掌握影響因子得分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將通過構建因子得分模型，綜合分析和評價長三角16個城市的宜居水平。
本文通過SPSS17.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和處理，數據來自中經網數據庫和200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由于數據量綱不一致，所以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進而求得數據相關系數矩陣（表2）。
（二）因子選取
由相關系數矩陣可知，部分指標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同時進行KMO檢驗發現，KMO=0.86>0.8，適合采用因子分析。進而可求得因子特征值和貢獻度表，以及因子載荷矩陣表。由于初始載荷矩陣結構較復雜，各因子的代表變量不明顯，導致因子難以命名和解釋，所以本文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以簡化因子載荷結構，使之易于分析。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前3個因子的累計貢獻率達到84.44%＞80%，這說明這三個公因子可以基本反映樣本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可以用這3個因子代替原來的10個指標進行分析，這使得對城市宜居性的綜合評價得以簡化。對上表進行旋轉之后，得表4：
由表4可知，第一個因子中人均綠地面積（X2）、煤氣天然氣用戶比（X4）、職工平均工資（X5）、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10）的載荷較大，而這些指標主要反映了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第一個公共因子可以命名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而第二個因子中人均教育經費支出（X1）、人均醫院床位數（X6）、互聯網用戶數占比（X7）的載荷較大，而這些指標主要反映了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因此第二個公共因子可以命名為“城市公共服務水平”。第三個公共因子中人均鋪裝道路面積（X3）、人均房地產投資額（X9）的載荷較大，而這兩個指標主要反映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因此第三主成分可以命名為“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狀況”。即公共因子1、2、3分別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公共服務水平”、“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狀況”
（三）因子評分
下面將計算各主因子得分，并以各自貢獻率為權數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各城市的工業經濟效益綜合得分及排名。根據表3，得到因子得分模型：
Fj=αiXi+εi,i=1……14（1）
同時可得綜合得分函數：
F=0.45*F1+0.36*F2+0.19*F3（2）
依據綜合得分函數，對長三角16市的三個主成分進行因子評分，并計算總得分排名，結果表略。
由有關數據可知：1.長三角16個城市中，宜居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其次分別是南京、蘇州、無錫與杭州。上海作為宜居城市的主要優勢是其發達的經濟水平，包括較高的城市職工平均工資、良好的能源消費結構、良好的三次產業結構、較高的人均城市綠地面積。此外，上海的城市公共服務水平也非常優秀，僅次于杭州與蘇州，其原因在于上海的人均醫院床位數、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和互聯網用戶數占比都是16個城市中最好的。而上海的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狀況并不好，顯示上海在人均鋪裝道路、人均住宅投資方面并不突出，這也說明上海有限的“硬件設施”成為了限制上海宜居水平或人口進一步增加的主要因素。南京城市宜居水平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較高的職工平均工資、良好的產業結構，蘇州和無錫則主要依賴于良好的城市公共服務以及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杭州的最大優勢也在于城市公共服務。
2.長三角16個城市中，宜居水平最低的是南通，其次是臺州、湖州、揚州和泰州等。雖然南通在第二公共因子“城市公共服務水平”表現尚可，但是其在第一、第三因子得分都最為落后，這顯示限制南通宜居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且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不完備。而臺州、湖州這兩個浙江城市宜居水平的主要短板在于城市公共服務水平落后，揚州和泰州則表現出與南通類似的特征，這也顯示了浙江與江蘇兩省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特征，浙江更加注重民間與資本的力量，而江蘇則更多體現了政府的推動力。
3.分項來看，在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優勢較為明顯的城市包括上海、南京、無錫、舟山等；在城市公共服務方面優勢明顯的城市包括杭州、蘇州、上海和寧波；而在城市基礎設施方面，排名靠前的城市則是蘇州、無錫、南京和紹興。而保持這些優勢，補足自身短板是城市宜居規模發展的必由之路。
四、綜合評價分析
1.城市宜居規模和效率分析。為探究不同規模城市的規模效率如何，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如何,本文選擇了7個指標來反映不同規模的城市資本、土地、勞動力的利用情況,進而體現出城市宜居規模。反映投入產出效率的指標有：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產出；反映土地利用狀況的指標有人均建成區土地面積和土地產出效率；反映勞動力利用狀況的是就業人口比重和職工平均工資。人口規模根據長三角地區實際，劃分為四個等級，即0~100萬人，100~200萬人，200~300萬人，300萬人以上。各指標的計算結果表略。
由有關數據可知：在人均GDP方面，大規模城市產出水平相對較高，其中人口在200~300萬的城市人均GDP最高。投入產出的效率方面，規模越大城市一般單位投資的產出更高，這可能是由于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更強造成的。在就業方面，人口規模大于300萬的大城市的就業人口比重最大，職工的平均工資也最高，大于100萬的三個等級的城市出現了約1000元的收入差，說明在規模越大的城市，收入水平越高，這也是人們涌入大城市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在土地產出效率方面的差別卻很大，規模大于300萬和規模在200~300萬的城市的效率分別是200萬以下城市的三倍和兩倍，說明大于200萬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更高。
結合3因子評分的結果，我們發現，長三角16個城市中，宜居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其次分別是南京、蘇州、無錫與杭州。這五個宜居水平最高的城市，恰好是城市規模相對較大的城市，除上海外，其余四個城市的人口水平介于200~500萬之間。這樣的城市規模能夠支持較高的產出水平，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和就業與工資，在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方面也有一定優勢。同時，宜居水平相對較低的南通、臺州、湖州、揚州和泰州等城市，人口規模主要集中在100~200萬人之間。限制這些城市宜居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不完備及城市公共服務水平落后，各種資源的利用效率較低，導致現有的城市規模無法最有效的支持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宜居性有待提高。
綜合而言，我們發現200萬人是長三角效率提升的一個門檻人口，大于200萬人口的城市一般具有較高的投入產出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宜居性也更強，人民生活的舒適度滿意度高。因而在實踐中，要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努力邁上200萬人這一門檻，以便進入高效發展的快車道，提升宜居水平，尋找到適合城市最有發展的宜居規模。
2.綜合評價。本文將影響城市規模的因素分成了三個方面，并通過因子得分模型對宜居規模因素進行了重點分析。總體而言，長三角地區的城市在其現有規模的宜居性方面，各有優劣。綜合分析結果表明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和杭州等城市的宜居水平較高，說明在現有條件下，這些城市的規模基本符合居民的宜居需要。本章分析結果和其他一些機構的研究雖然選取指標的角度不同，但結果基本相近。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選出的2009年十大宜居城市中，蘇州排名第二，寧波排名第五名，且兩地在該會的評選中連續多年名列前茅。而中國社會科學院住房綠皮書《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09-2010）》綜合各地的經濟情況、房地產發展情況以及具體地理位置，得出了居住環境前10名城市中，上海、杭州也榜上有名。
雖然我們找出了這一地區基于現有規模的宜居城市，但要指出的是，這些宜居城市在某個主成分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例如上海由于人口規模較大，導致其公共基礎設施的發展無法滿足人們的要求，雖然在收入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優勢增加了居民的宜居感，但仍面臨著一定的人口規模過大而導致的公共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從更純粹意義上的宜居看，城市公共服務和城市基礎設施狀況是與城市規模相關更為緊密的主成分，也更貼近居民的生活感受。在一定時期內，道路、醫院、圖書館、學校等的數量不會急劇變化，而人口的快速增加則會降低人均擁有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這兩項僅有蘇州和無錫的得分均為正值，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現有的條件下，他們的規模最為符合長三角地區的宜居規模，巧合的是，蘇州和無錫的市轄區非農人口數均在230~240萬人這個區間，這個區間應該就是除去上海這個中心城市外，同類城市宜居規模的一個標準值。
如果一個城市提高了其公共服務提供水平，改善了基礎設施狀況，他們就能擁有一個更大的宜居規模。而且如蘇州這樣的城市，仍需要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上面下功夫，提高城市居民的整體宜居感。這個評價只代表當前的狀況，隨著時間的變化，評價的結果也將有所變化。但從宜居的視角尋找合理的城市規模，分析其中影響要素，卻為現有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一個貼近民生的新思路。
五、政策含義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本文的研究發現，城市宜居性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運行效率密切相關。如何在宜居的前提下提高小城市規模，這需要加快長三角地區產業的轉型升級，積極促進生產業、新能源產業、生物醫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的發展，提高第三產業在沿海發達地區的比重。在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減輕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壓力，使城市成為一個高效宜居的場所。
2.控制城市蔓延，實現精明增長。隨著長三角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規模的擴展似乎也無法避免，如何達到或保持宜居規模，關鍵在于城市規模如何增長。要改變城市規模的粗放式增長，防止城市范圍的不斷擴大，就要確立城市精明增長的概念，嚴格控制城市蔓延，合理引導城市增長。所謂精明增長，就是在節約土地、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成本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間，加強對現有社區的重建，對廢棄和污染的工業用地重新開發，密集組團，盡量拉近生活和就業單元距離。要實現精明增長，就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通過科學的規劃平衡資源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設置城市成長邊界，對綠地，農田和敏感區域保護。
3.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提高公共服務水平。要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一方面要提高公共設施的人均占有量，另一方面，還要提高公共設施的可達性，促進公交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僅要滿足當前城市規模的需要，還要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有一定的超前性。要注意不同城市間基礎設施的銜接與合作，還要加強長三角與其周邊區域重要交通通道的銜接。科教文衛事業一直是城市政府公共服務的主業，城市政府要重視這些與民生相關的行業，促進其和諧發展，改變對城市GDP的過分追求，合理分配財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此外，長三角地區的城市，政府也需要實現職能向服務型政府轉變，著力將長三角地區造成文化底蘊深厚、國際化環境較好的世界宜居區域。
4.疏堵結合，補足短板是大城市病的藥方。如何解決本文緒論中提到的城市病問題，一方面要解決城市自身存在的問題，例如上海要努力補足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短板，改善城市交通和住房狀況，提高城市的宜居屬性。另一方面，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要構建政府規劃、市場調控、信息共享的外來人口管理體系，減少人口盲目流動對城市經濟和穩定帶來的沖擊。通過合理規劃進行疏導，通過發展超大城市周圍次一級城市，建設衛星城和開發區有效疏導城市中心區的人流，從而減輕超大城市的壓力。只有解決城市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多個合理城市群體系，才能有效減輕個別超大城市的膨脹壓力。
[注：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產出=GDP/固定資產投資，土地產出效率=GDP/土地面積。資料來源：中經網數據庫和200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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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關鍵詞】核心—邊緣理論；空間結構；整合研究；黃河三角洲
空間結構的研究是旅游規劃研究領域的熱點，也是旅游學中研究的重要話題。空間結構的研究幾乎都離不開城市或旅游城市。現代系統論的觀點認為，旅游城市空間結構對城市旅游業的進步和提升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對城市旅游空間結構優化整合方面的研究基礎上，運用核心-邊緣理論對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城市旅游進行整合優化研究，深入挖掘城市旅游空間整合的手段，盡可能地促使城市旅游空間結構在短時期內發生變動，最終使旅游城市空間結構向有序化方向發展。
一、文獻綜述和理論基礎
（1）國內外研究。國外旅游空間結構始于20世紀60年代，國內旅游空間結構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國內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空間相互作用研究、空間組織形態研究、旅游流研究以及旅游資源的研究。而運用核心邊緣理論研究的學者如：Jundgren、Hills兩人都強調了邊緣地區對核心地區的依賴程度。Weaver通過核心-邊緣理論的模型對安提瓜、巴布達群島等進行了實證研究。國內旅游空間結構的研究，主要有：李炳寬（2009）、方世敏（2012）對城市旅游空間結構優化研究，張敏（2012）空間結構模式研究；另外，還有運用各種理論對空間結構進行深入研究的，如高楠（2012）、李紅波（2011）運用點—軸理論闡述了空間結構；王佳（2011）的共生理論；尚雪梅（2010）的社會網絡理論；王思琪（2012）、龐聞（2012）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等；這些理論對推進空間結構的優化、整合、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同時也豐富了該理論的整體結構。（2）小結。1966年，弗里德曼（Friedman）在他寫的《區域發展政策》一書中提出了核心-邊緣理論，這一理論主要是研究經濟空間結構模式的理論：區域的發展需要創新，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核心地帶，我們稱為“核心區”，而其他相關的地區地帶我們稱之為“邊緣區”；核心區處于統治地位，處于前沿地段，邊緣區的發展依賴于核心區的帶動，兩者的關系也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和調整。核心-邊緣理論在研究旅游空間結構整合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
二、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黃河三角洲位于山東省，包括德州、濱州、東營、煙臺、濰坊和淄博等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也是全國最年青的濕地生態系統，濕地約4500平方千米。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全長5464公里，流域面積75萬平方公里，面積5450平方公里。黃河三角洲地區1992年就成為國家自然保護區。東營市是黃河三角洲主體城市，其海岸線長350平方千米，占全省的1/10。黃河三角洲獨特的自然環境吸引著眾多的植物和生物，礦產資源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價值，特別是油氣資源。總之，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土地資源、海洋資源、生物資源都很豐富；交通也是四通八達的。黃河三角洲地區城市旅游資源豐富：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12處、5A景區1家、4A景區3家、國家級優秀旅游城市6座、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358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6座。本文以2005～2010年旅游人數作為研究黃河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間結構變化的基礎數據來分析。研究過程中的數據來源于山東省旅游政務網、山東旅游網、《山東統計年鑒》、山東旅游統計網上政務綜合平臺、山東統計信息網等。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首位分布和位序規模分布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旅游結構及其演變規律基本上都采用城市地理學上的這兩種方法，而實踐證明這兩種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效果非常顯著。
1.首位分布方法。馬克杰斐遜在1939年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首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規模差距，比其它相鄰位次城市的差距大得異乎尋常，這已經構成一種規模。稱為城市首位律。城市首位度：首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比，反映該國該地區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聚程度。城市首位分布是指城市規模分布中首位度比較大的城市分布，稱為城市首位分布。總的來說，城市首位度的高低與該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成反比。本文是通過運用黃河三角洲地區六個主要城市2005～2010年的入境旅游人次，基于城市首位分布理論，分析黃河三角洲地區入境旅游發展空間的不均衡度，其公式為：S=P1/P2，式（1）。公式中的P1、P2分別是旅游規模第一位的城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規模第二位的城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而S表示旅游規模首位度，這里的旅游規模用的是黃河三角洲地區以六個主要城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來說明，以此來證明黃河三角洲地區各城市的入境旅游業的發展的總體水平。
2.位序-規模法。奧爾巴克（FAerbach）在1913年發現了城市體系的規模分布需要城市規模和城市規模為序的關系來界定。并從美國的城市人口資料和5個國家分析得出公式：其中Pi是按人口規模從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數；Ri是第i位城市為序；K是常數。后來經過羅卡特、辛格、捷夫等人對公式做了如下改變：PiRiq=K，對此公式分別取10為底數，可轉換為下面的公式：lgPi=lgK-qlgRi，式（2）。將公式（2）放到旅游區域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中，令P為城市規模，R為城市按旅游規模排序后的位次，K、q為常數。然后對城市規模進行線性回歸分析。|q|>1，說明城市旅游空間分布不均衡，首位分布顯著；|q|
3.影響制約因素分析。第一，資源稟賦度是通過資源優勢來反映的，我們可以利用下面的公式（式3）來評價旅游資源稟賦的黃河三角洲地區之間的差異。本文以2009年黃河三角洲各城市入境旅游接待量為例，代表入境旅游業的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發展水平、交通可達性、資源優勢度、旅游接待能力等相關因素，利用SPSS12.0進行相關分析，來研究黃河三角洲地區相關城市入境旅游發展空間各影響因素與結構差異與之間的聯系。Rj=■L■N■，式（3）。在該公式中R代表城市的資源優勢度，Li代表不同資源的權重，本文的1A、2A、3A、4A、5A級旅游景區（點）分別賦1、3、5、7、9分；代表j城市擁有1A到5A級景區（點）個數。第二，我們也可以用搜集現成的數據來分析黃河三角洲入境旅游人次的影響因素，這種調查分析法：比較直觀、直接、更形象、通俗易懂。所以本文采取此方法來分析。
三、黃河三角洲地區入境旅游區域空間結構分析
1.根據核心-邊緣理論分析。隨著區域入境旅游業的水平不斷提高，旅游區域空間結構分為初期水平均衡、空間核心集聚、空間邊緣擴散和空間高度均衡等4個階段，并呈現出聚集形、擴散形、離散形和均衡形等空間結構形態。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幾個城市，呈現出的發展態勢不一樣：有的發展比較快速，有的發展比較慢，其原因很多，但絕大多數都與該地區的資源稟賦、環境條件、地理位置、可進入性、旅游設備設施狀況等因素有關。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入境旅游業受其可進入性、環境條件、資源豐富狀況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根據入境旅游人次的多少進行排序，依據公式（1）計算出黃河三角洲的城市入境旅游規模首位度（表1）：
表1 黃河三角洲城市旅游首位度變化
從中可以看出：（1）黃河三角洲入境旅游首位分布大體上比較均衡。黃河三角洲入境旅游城市首位度的，充分各項指標充分顯示出空間結構形態以集聚型為主要方面，黃河三角洲入境旅游空間結構的核心作用及其明顯。從首位度變化表上來看，2005年的首位度相對比較低，變化不大，但2006～2007黃河三角洲地區的首位度急劇增加，幅度比較大，2008～2010黃河三角洲地區的首位度有所下降，但這三年趨于均衡。總體上黃河三角洲還是處于入境旅游發展的核心區域。2010年煙臺市的入境旅游人數占全省的17.74，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省的21.2%，另外，黃河三角洲地區的東營市、濰坊市、淄博市所占的比例也比較大。黃河三角洲地區這種入境旅游首位度狀況短期內還是處于均衡。我們應該積極發揮主要城市的帶頭作用。（2）黃河三角洲地區入境旅游首位度分布不斷減弱，后來漸漸平穩。2005～2007年，黃河三角洲地區入境旅游首位度分布呈現出平穩態勢但總體上說明黃河三角洲地區發展處于不均衡的狀態，極化作用顯著。2008～2011年每年增長的幅度在2左右，說明黃河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如：濱州、德州等地區的發展態勢開始好轉，黃河三角洲各城市擴散作用不斷增強。
表2 2005～2010年黃河三角洲入境旅游城市位序規模回歸分析
2.位序-規模法則。核心-邊緣理論的位序-規模法則來分析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入境旅游業發展水平。旅游空間形態基本上可分為離散型、集聚型、擴散型和均衡型。如表（2）：
通過上圖表及數字模型顯示：黃河三角洲地區入境旅游空間結構呈現出集聚均衡的特點。黃河三角洲東部地區的煙臺市是經濟強市，旅游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是沿海城市，知名度高，特別是入境旅游的吸引力強，這樣就分別形成了核心區和邊緣區，兩者的關系互相依賴、互相聯系，密不可分。但核心區起到了帶動作用，邊緣區依賴性比較顯著。
3.核心-邊緣結構形成的影響機制分析。通過位序-規模分析，驗證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入境旅游空間結構是以東營、濱州為核心形成的核心-邊緣結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核心區的作用，分析影響核心區的關鍵因素，有利于帶動邊緣地區，也為邊緣區域和其他類似的城市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提高黃河三角洲各城市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使旅游業的地位和作用突顯。以2009年的相關數據為例，通過對黃河三角洲入境旅游收入與資源優勢度、經濟發展水平、交通可達性、旅游接待能力（星級飯店數）等利用搜集的相關數據來分析，探討影響黃河三角洲區域的入境旅游發展空間結構的主要因素：（1）資源稟賦度。旅游資源的豐富程度是說明該地區旅游業發達的關鍵性因素，是吸引旅游者的核心所在，是影響入境旅游收入的重要因素。2012年各市實現旅游總收入4519.7億元，比上年增長21.0%。其中，入境旅游收入29.2億美元，增長14.6%。A級旅游景區達583家，新評66家。其中，5A級景區7家，新評2家；4A級景區145家，新評19家。省級旅游度假區27家，新評1家。其中以核心城市東營市為例：共有2A級以上景區23家，4A景區1家，3A景區9家，旅行社116家，出境組團社9家，星級飯店29家：其中五星2家，四星4家，全年接待游客779.23萬人次，旅游總收入5684億元，國內收入54.2億元。住宿業和餐飲業359家。這些數據足以說明黃河三角洲核心城市-東營的資源優勢。（2）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該地區的入境旅游人數，進而影響該地區的經濟效益。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效益就越好，相反，經濟效益就差。所以我們的任務是必須提高黃河三角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這樣才能帶動該地區旅游行業的穩步發展。其中核心城市東營市實現2012年全年總產值2676.35億元，第三產業（旅游業）增加值662.36億元。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上漲勢頭。（3）城市規模和城市化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規模的大小也是影響城市發展層次的因素。城市第三產業的比重直接影響到城市規模和城市化發展水平。黃河三角洲區域的入境旅游空間結構與第三產業比重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核心-邊緣區的都必須優化整個城市的產業結構，提高經濟的增長速度，為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入境旅游業迅速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基礎。（4）交通狀況。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可達性比較順暢。特別是黃河三角洲旅游空間結構與公路交通、水運交通和鐵路交通之間關系密切，入境旅游業的飛速發展是離不開交通的，這說明黃河三角洲地區交通的可進入性對該地區入境旅游業的發展起著生死存亡的作用。黃的河三角洲地區的公路四通八達，方便快捷。（5）對外經濟條件。國際交往程度高低直接影響整個城市的知名度和該地區的經濟效益，進而影響入境旅游業的發展程度。黃河三角洲地區城市空間結構發展與國際交往程度存在特別顯著的關聯，所以我們必須加強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各個旅游城市的國際交往力度。比如：濱州市2012年對外經濟收入33.67億美元，淄博對外經濟30.63億美元，濰坊市的對外經濟80.8億美元，德州市的對外經濟14.36億美元，煙臺對外經濟是342.94億美元等。（6）旅游星級飯店。目前，旅游行業的競爭是服務的競爭和旅游形象的競爭，而接待能力是旅游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黃河三角洲地區的空間結構與星級飯店的數量是呈現正相關關系。說明我們星級飯店服務水平和形象的好壞直接影響旅游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該努力提高接待能力、服務水平，提供專業化的服務，來吸引更多的入境旅游人員。如：濱州市5星級1家，4星級2家，3星級5家等等。
四、總結
（1）結論：本文充分運用了核心-邊緣理論的首位分析法，非常好地解釋了黃河三角洲地區旅游空間結構差異和整合優化研究，得出下列幾條結論：第一，首位分布和為序-規模法則能很好地揭示黃河三角洲地區旅游空間結構形成的特點，這樣有利于進行旅游空間結構模型的應用和促進定量與定性方法的結合，促進其他方法的拓展。第二，黃河三角洲入境旅游城市空間結構呈現出明顯的集聚狀態。但擴散作用也在不斷顯現。第三，經過相關分析發現：資源稟賦、旅游接待能力、經濟狀況、城市規模、交通可進入性等是影響黃河三角洲地區的核心-邊緣空間的影響要素。黃河三角洲地區想要把入境旅游業快速發展起來，得高度重視這幾個相關要素帶來的影響。（2）不足：本文的相關研究豐富了核心-邊緣理論的內容，也增加了理論廣度和研究的領域，同時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此項研究只針對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入境旅游人數進行了研究，加上收集的數據有限性，所以還需要進一步擴大研究領域和范圍，對黃河三角洲地區未涉及的其他城市和國內旅游進行全面研究。第二，數據時間范圍跨度較小：此次研究的時間僅僅在2005-2010年，對黃河三角洲整個區域空間結構的演變進程進行更客觀和完整的闡述，還需要更長的時間。這樣才能更加全面的對黃河三角洲地區旅游發展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另外，收集的數據存在一定的誤差，沒有全面考慮國內旅游狀況，這需要接下來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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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關鍵詞：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城區常住人口；規模結構；首位度；位序―規模法則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6）03-0102-07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土地承載了18%的人口，創造了36%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城市群內部城市體系規模結構的優化完善是實現城市間協調分工、合作共贏的重要保證，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
就城市體系規模結構問題，Rosen和Resnick[1]、Gabaix[2]、嚴重敏[3]、周一星[4]、劉繼生[5]、陳彥光[6]、張守忠[7]、程開明[8]、魏守華[9]、王發曾[10]、王茂軍[11]等國內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城市體系的發展定位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關于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規模結構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梁興輝等[12]以2005年市區人口為指標，發現京津冀地區整體呈“圖章型”分布，首位城市優勢不明顯，整體呈雙極分布；吳慶玲[13]選用2001年、2004年、2009年3年的非農業人口為指標，發現超大城市和小城市數量過多，北京、天津呈雙核發展；孫雷等[14]選用2002、2005、2008和2011年4年的非農業人口為指標，發現京津冀城市群首位城市優勢不突出，京津形成雙核心城市，中小城市有了一定發展，逐漸向合理的規模結構過渡。從中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多采用“非農業人口”“市區人口”等衡量指標，得出京津呈雙核發展格局。而根據周一星等[15]的分析可知，自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來，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使得“城市非農業人口數”“城市戶籍人口數”不能真實反映一個城市的人口規模，而真正反映城市建設規模的是城區人口。有鑒于此，兼顧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采用2014年11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的相關城市規模劃分標準，選用2006―2012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的數據，把城區人口和城區暫住人口加總得到的城區常住人口作為分析指標，運用首位度、位序―規模模型探討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的規模結構特征，并提出了優化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規模結構的相關政策建議。
一、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的整體特征
京津冀地區跨北京、天津、河北三大行政區域，包括35個縣級及以上城市，其中北京、天津屬直轄市，石家莊為省會城市。根據《通知》明確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因京津冀地區沒有Ⅰ型大城市，可將該體系分為五類六檔：超大城市（1 000萬人以上）、特大城市（500萬人～1 000萬人）、大城市（100萬人～500萬人）、中等城市（50萬人～100萬人）以及小城市（50萬人以下）五種不同規模等級，其中小城市可分為Ⅰ型小城市（20萬人～50萬人）、Ⅱ型小城市（20萬人以下）。具體等級劃分見表1。
（一）城市數量結構呈現“類金字塔型”分布特征
由表1數據可知，京津冀地區不同規模城市的數量結構呈現“類金字塔型”分布特征。2006―2012年，該地區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結構構成相對穩定，近7年來保持1∶1∶4的數量結構比不變，中等城市數量由4個增加到6個，小城市數量由25個減少至23個，其中Ⅰ型小城市數量徘徊在7～8，Ⅱ型小城市數量明顯減少，由2006年的18個遞減到2012年的15個。由表1可知，2012年該地區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數量比例為2.86∶2.86∶11.43∶17.14∶65.71，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的數量比為2.86∶2.86∶0∶11.43∶17.14∶22.86∶42.86。
表1顯示，京津冀地區地級以上城市一般集中在較高規模等級中。其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所含城市全部為地級市，且7年內其規模排序不變，依次為北京（超大城市）、天津（特大城市）、石家莊、唐山、邯鄲和保定。Ⅰ型小城市等級中的地級市名單有所減少，滄州、承德和廊坊分別于2006年、2008年和2009年由小城市晉升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數量隨之增多，地級市中僅有衡水仍屬于小城市之列。22個縣級市全部分布在小城市中，且以Ⅱ型小城市為主。其中屬于Ⅱ型小城市的縣級市數量逐漸減少，而分布在Ⅰ型小城市的縣級市略有增加。由此，京津冀地區分布在小城市的地級市減少而縣級市不變，所以小城市的數量減少。
由此可見，2006―2012年京津冀地區各規模等級城市數量整體發展良好，少許城市在規模分組上實現躍遷。隨著小城市內部地級市晉升為中等城市的空間逐漸飽和，小城市內地級市的數量將會保持不變或者減少至0，縣級市將不斷發展并晉升為Ⅰ型小城市或中等城市。由此，京津冀地區內中等城市的數量將會增加，小城市數量相應減少，城市體系的規模結構將不斷完善（見圖1）。
（二）人口規模結構呈現“T型”分布特征
由圖2可知，京津冀地區不同等級城市的人口規模結構呈現“T型”分布特征。2012年，該地區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人口占比分別為44.29%、16.13%、18.02%、10.92%和10.64%。其中超大城市北京承載了該地區近4/9的人口，剩余四個規模等級人口數量相當。2012年，北京的人口規模是第二位城市天津的2.75倍，是該城市體系中最小城市新樂市的199.74倍。特大城市天津的人口比重雖有波動但變化不大，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呈現減少趨勢，由2006年的20.41%減少至2012年的18.02%。中等城市的人口比重雖有波動但整體呈現增加的趨勢，主要與該等級城市名單變動有關。小城市的人口比重有明顯減少的趨勢，2006―2012年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人口比重分別減少1.54%和2.30%。
由表2可知，就城市人口變化幅度而言，2006―2012年各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人口均有所增加，但小城市中有少許縣級市存在人口負增長現象，地級市的年均人口增速為3.29%，是縣級市人口年均增速的2倍。其中，北京市的城區人口年均增幅達4.97%，2012年該市城區人口比2006年增加33.81%；石家莊市的城區人口年均增幅為1.76%，2012年該市城區人口比2006年增加11.04%；邢臺市的城區人口年均增幅為6.96%，2012年該市城區人口比2006年增加49.76%。在人口年均增幅速度最快的10個城市中有6個縣級市，分別為定州、武安、遷安、遵化、黃驊、河間，均屬于小城市范疇；但由于少許縣級市人口的負增長拉低了平均增長水平，因此，縣級市的人口規模發展速度低于地級市。
三、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規模結構分布的測算
首位度和位序―規模法則是學術界研究城市分布的兩種重要模型，筆者擬用兩種方法分別對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規模結構進行分析。
（一）首位度分析
城市首位度（S2）是按人口規模排序下的首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比值（S2=P1/P2），反映了城市體系中人口在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此后學術界又提出了四城市指數S4=P1/（P2+P3+P4）和十一城市指數S11=2P1/（P2+P3+…+P11）的概念，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城市體系中除首位城市之外其他高位序城市的發育情況。按照城市位序―規模原理，首位度為2、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為1是城市規模結構最為理想的狀態[16]。京津冀地區首位度分析中的三個指標最多涉及十一個城市，研究對象屬于地級以上城市，涵蓋了全部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以及絕大部分中等城市。現將首位度結果羅列如下（見表3）。
由表3可知，2006―2012年京津冀地區S2指數大于標準值2，S4和S11指數均大于標準值1，尤其是S11指數，2010年之后增幅較大并突破了標準值的2倍。整體來說，京津冀地區首位度較高，首位城市北京的壟斷地位明顯。在羅列的數值中，S11指數始終大于S4指數，體現出該體系中大部分地級市并不發達，與首位城市差距較大，同時也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其中，2007年的S2、S4和S11指數相對其他年份偏低，這主要是由于2007年天津市人口漲幅較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京的首位度，但其削弱程度并不明顯，2008年后天津人口減少，首位度指數出現反彈。
從時序角度而言，京津冀地區的S2、S4和S11指數在2007年和2012年稍有下降，但總體呈現增加趨勢，2011年三項指數均達到峰值，分別為2.828 4、1.640 7和2.053 6。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首位城市北京的集中度較高并有繼續增強的趨勢，地區差距將進一步拉大；S4指數的變化幅度較S11指數緩慢，但仍然較大，表明特大城市（天津）和兩個大城市（石家莊、唐山）相對北京發展得較為緩慢，但是相對于余下7個地級市，其發展趨勢較為樂觀。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四點結論：第一，京津冀地區首位度基本保持在2～4，首位城市北京的優勢較為明顯，其虹吸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導致人口過度集中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第二，天津的城市規模小于北京，但相對于京津冀地區其他城市發展較好。除2007年和2012年人口增長較快之外，其他年份與北京的差距較大，城市規模有待提高。第三，作為河北省的省會城市，石家莊的城市規模較小，與首位城市北京的差距過大。在河北省內，石家莊與唐山的發展水平相當，人口比值一直保持在1.1～1.3，石家莊不具備明顯優勢，城市規模有待增強。第四，包括邯鄲、保定、秦皇島在內的其他地級市發育程度相當，發展較為緩慢，與首位城市北京的差距過大并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城市規模急需增加。
（二）位序―規模分析
為系統了解該體系中35個縣級以上城市的規模分布情況，采用Zipf模型的羅卡特模式P（r）=p1×r-q，對公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即lnP（r）=lnp1-qlnr，其中，r為城市等級的位序（r=1，2，…，i），P（r）為該體系中r等級城市的人口數，P1為首位城市的人口數，q為常數，也可稱為Zipf維數。學術界一般認為，q接近于1時，表明最大城市與某一位城市的人口比剛好為該城市在整個城市體系中的位序數；q1時，城市人口分布差異較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中度高、壟斷地位強，中小城市發育相對較弱；q∞時，表示該城市體系只存在一個城市，為絕對的首位型分布；而q0時，表示該城市體系中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分布較為均勻，各城市人口規模相當[5]。
根據2006―2012年京津冀地區城區常住人口數據，構建城市人口與位序的雙對數散點圖，回歸結果見表4。分析可知，q值保持在1.4～1.5，回歸直線的相關系數R2接近1，擬合程度較好，q值始終大于1，表明該體系中人口分布差異較大，首位城市人口較為集中，高位次城市發展較好，優勢突出，而低位次城市發育不夠，且與高位次城市差距較大，不利于地區間的合作交流，這與之前根據首位度指標測算得出的結論相一致。
從時序角度而言，2006―2012年，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位序―規模散點圖的截距總體呈增加趨勢，即Zipf模型的系數（首位城市人口的自然對數）逐年增加，表明近7年來首位城市北京的發展速度較快，人口規模不斷增加。q值整體呈增加趨勢，即回歸直線的傾斜度增加，表明其他城市雖有發展，但不及首位城市北京，整個城市體系中人口集中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人口逐漸向首位城市北京集聚，人口分布差異進一步拉大。
圖3顯示，代表特大城市天津的點逐漸由高于回歸趨勢線轉向接近回歸趨勢線，表明天津的城市規模絕對值低于北京，且增速小于北京。大城市中，代表石家莊的點略低于回歸趨勢線，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遠離回歸直線，這表明石家莊的城市規模偏小，實際值與理論值離差逐漸增加，與北京的差距逐漸增大。
綜上所述，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具有顯著的單極核式結構特征，首位城市北京對該體系規模分布影響較大，人口不斷向北京集中，使得q值偏大并不斷增加，這將會進一步拉大與其他城市的差距。
四、結論與對策
（一）研究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測算，可以得出以下五點結論。
第一，京津冀地區的城市數量結構呈“類金字塔”型分布特征，人口規模結構呈“T型”分布特征。超大城市承載的人口比重過高，而小城市承載的人口比重不斷下降，城市體系中兩極分化趨勢進一步擴大，對三地一體化發展產生一定隱患。
第二，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中所有城市均有發展，且高位次城市人口規模增加較快，低位次城市人口規模增加較慢。整個體系中，首位度指數和位序―規模分布的q值測算結果均表明，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呈現以北京為中心的單極核式結構特征，首位分布較為明顯，人口不斷向首位城市北京集聚。
第三，特大城市天津的發展較為穩定，應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同時，積極參與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
第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發展速度較為緩慢。從位序―規模散點圖中可以發現，代表大城市的點基本位于回歸直線下方，實際值小于理論值，表明大城市規模有待提高。大城市中的{位次城市石家莊發展較弱，應該加快發展速度，一方面有助于緩解首都北京的人口壓力，另一方面可以帶動河北省其他城市的發展，使得該體系更加完善。
第五，小城市規模等級中，高位次城市發展較為突出，低位次城市發展不甚理想。在未來幾年，小城市中發展較好的城市有晉升至中等城市的可能，小城市數量將不斷減少，中等城市數量不斷增加，城市體系將不斷完善。
（二）優化對策
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已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完善該區域城市體系規模結構對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現從推動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促進高位次城市之間合作、培育中小城市等角度為推進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提出優化對策。
第一，推動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發揮輻射帶動能力。作為京津冀地區的首位城市，北京的城市功能過于集聚，“大城市病”比較突出。按照市場主導、政府引導、企業運作的原則，北京可以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經濟部門和公共部門。經濟部門包括一般性產業部門和部分總部類項目。就一般性產業部門而言，非科技創新型企業、部分第三產業和低效設施均可疏解。非科技創新型企業遷出，包括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型企業，高端制造業中比較優勢不突出的生產加工環節，特別是制造業零部件配套、石化產業及食品、釀酒、飲料等相關制造企業。
部分第三產業的疏解以區域性專業市場、區域性物流基地、后臺服務功能以及服務外包等新興服務業為主。低效設施的疏解以長途汽車站為主。此外，北京的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的成果轉化功能也可向周邊地區疏解，形成“北京技術研發―河北成果轉化”模式。就部分總部類項目而言，如物流配送、研發設計、制造業的總部類項目，特別是央企二三級總部分支機構和各省市民營企業總部，可以促使其向通州、亦莊等周邊地區外遷，通過這些總部類項目的產業鏈在周邊區域、首都經濟圈乃至京津冀等更廣范圍內進行梯度配置，輻射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就公共服務部門而言，可以考慮集中疏解部分行政性、事業機構以及部分教育、醫療、培訓機構等社會公共服務功能。
第二，促進高位次城市間合作，提升整體競爭力。京津冀地區城市之間缺乏良好的合作機制，無序競爭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京津冀地區整體競爭力的提升。《中國城市群發展指數報告（2013）》指出，2007―2010年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綜合指數的排名結果顯示，京津冀城市群處于墊底位置。因此，京津冀地區內各中心城市應該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與協作，生態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保障、市場體系構建等方面加強合作，構筑分工合理、相互協作的城市體系，加強區域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提升其整體競爭力。
第三，著力培育中小城市，增加吸納能力。中小城市是城市體系的基礎。為了完善城市體系，一方面，應該加大對中小城市的扶持力度，建立完善的市政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實現中小城市與大城市的資源高效配置和開放共享；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應該本著“以人為本，以業興城”的理念，明確城市功能定位，搞好服務，加大與周邊大城市的融合，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實現產業對接，發展文化旅游、商貿物流、資源加工、交通樞紐等特色產業。與首都接壤的城市（涿州、三河、高碑店等）應該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同時，依托重要交通干線，積極發揮優越的區位優勢，引入主導產業，形成職住平衡、設施完善、生態宜居的衛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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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徐學強，周一星，等.城市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8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步伐顯著加快，城鄉分割與對立的局面已開始改變，但是長期以來所存在的“戶籍控制”，使得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處于非常低下的水平。1997年，我國市鎮人口為36989萬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9.9%（1998年為30.4%），盡管這一數字比1978年的19.92%增長了12個百分點，但是也只相當于195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橫向比較不難發現，我國城市化水平同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為46%，其中低收入國家（人均GDP為350美元）城市化水平為28%，中等收入國家為49%，高收入國家為78%。低收入國家城市化水平僅比我國低1.9個百分點，但考慮到該年我國人均GDP（860美元）比低收入國家（人均GDP為350美元）高一倍以上的事實，我們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顯然是偏低的。（如果按世界銀行選擇的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我國的人均GDP，則1997年我國的該項指標為2920美元，而同年人均GDP在2000－3800美元之間的19個國家平均城市化水平為50.8%，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比其低20個百分點以上。）
目前，我國不僅城市化水平較低，而且城市的規模還很小。199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671個城市中，200萬人以上的城市僅有12個，占1.7%；50－200萬的為67個，占10%；15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有297個，占44.3%；另外尚有151個城市的人口少于10萬；29個城市的人口少于5萬；最小的城市僅有5000多人。從大城市（在此指50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數量占全部城市人口比重來看，目前我國大城市人口比重僅占25%多一點，這與發達國家50%、世界平均35%以上的水平相比，還有很大的差別。上述這一狀況的形成，與國家長期以來所確立的“控制大城市規模”的城市發展方針無疑是密不可分的。從近二十年來我國的“城市發展方針”的演變來看，雖然在具體的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或變化，但國家對“大城市發展規模”的認識則是始終如一的，如1978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多搞小城鎮”的城市發展方針；1980年這一方針被進一步完善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1990年不僅將城市發展方針修改為“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且還將其寫入《城市規劃法》。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議》，更明確指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可見，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長是我國的一貫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小城鎮已成為我國城市化最直接的推動力量之一。1978年－1998年，我國城市數量由193個發展到671個，增加了2.48倍；而建制鎮卻由2173個發展到18925個，增加了7.71倍，小城鎮的增加幅度遠遠超過了城市的增加幅度。另外，市鎮人口的分布結構也印證了“小城鎮是我國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量”的結論。1998年初，在全國市鎮人口中，大城市人口占28.7%，中小城市人口占29.1%，其他小城鎮人口占42.2%。小城鎮的快速發展一方面與這一時期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密不可分，（因為第一，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使原有的鎮和集市規模不斷擴大，而且還形成了大量的新集鎮；第二，鄉鎮企業為小城鎮建設提供了相當的資金和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則是理論界與政府部門推行“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道路”的必然結果。轉二、探索“中國城市化道路”必須首先界定“小城鎮”的內含
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理論界便開始探索“中國城市化發展道路”問題。在城市化具體模式上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觀點，如“大中城市為主論”、“小城鎮為主論”、“中等城市為主論”、“大中小城市并舉論”、“中小城市為主論”、“中心集鎮為主論”、“城鄉一體化論”、“縣城為主論”、“農村城市化論”等等，其中，最為激烈的爭論是發生在“大中城市為主論”和“小城鎮為主論”之間。
“大中城市為主論”和“小城鎮為主論”究竟哪一種觀點最終能在我國城市化發展模式之爭中贏得“優勢”，首先取決于我們對“城市”和“小城鎮”等概念內含的界定。
一般說來，“城市”這一概念的界定較為容易，人們對城市的劃分標準也較少存在爭議。在實踐中，人們基本上是按國家統計局的界定來使用大、中、小等城市范疇的，具體說，“特大城市”是指人口規模在100萬以上的城市，“大城市”是指人口規模在50－100萬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人口規模在20－50萬的城市，“小城市”是指人口規模在20萬以下的城市。但是，在“小城鎮”這一范疇的理解上，不僅學者們的觀點不一致，就連國家的有關法律規章也有不同的界定。這里主要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一是“小城鎮”從外延上看究竟包括哪些部分？二是“小城鎮”從屬性上看究竟屬于“城市”范疇還是屬于“鄉村”范疇？
首先，從小城鎮的外延來看。盡管國家統計局對“小城鎮”有明確的界定，即“小城鎮一般是指建制鎮”，但有的政府文件卻將非建制鎮或“集鎮”也納入了小城鎮范疇之列，如我國的《村鎮規劃標準》第102條便將“集鎮”與“小城鎮”兩個概念作為可替代使用的相同或相近范疇來處理。理論界在討論“積極發展小城鎮”這一主張時，也沒有首先明確界定“小城鎮”的具體內含，學者們其實是在各自不同的定義或理解基礎上來贊成或反對“積極發展小城鎮”這一城市化模式的。概括說來，在“小城鎮”的概念界定上主要有四種不同觀點，見下表：
觀點小城鎮的組成部分
1小城市建制鎮集鎮（未建制鎮）
2小城市建制鎮
3建制鎮
4建制鎮集鎮（未建制鎮）
由上表可見，盡管大家對“建制鎮”屬于“小城鎮”范疇的認識是相當一致的，（這也是國家統計局的觀點）但是對于“小城市”與“集鎮”是否也屬于“小城鎮”范疇則存在明顯的分歧。如，汪凌青在《小城鎮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文中便將“集鎮”并入了小城鎮范疇之列（本文將這一定義稱為“廣義小城鎮”），在該文中汪凌青說：“目前全國共有小城鎮近5萬個，其中建制鎮約19000個，集鎮29118個”。持相同觀點（即“廣義小城鎮”論）的還有姚士謀先生，在《我國小城鎮發展戰略問題初探》一文中，姚先生說：“全國目前有4萬多個小城鎮（包括鄉村集鎮），其中縣城鎮有1980多個，建制鎮1.8萬個，其余的為鄉集鎮。”而程李梅和莊晉財等同志則在另一層次上使用小城鎮范疇，在《鄉村工業、小城鎮與農村城市化》中，他們將小城鎮定義為“建制鎮鎮政府所在地”。對“小城鎮”外延的不同理解，不僅造成了小城鎮理論研究過程中的意見分歧；而且使實際部門在發展小城鎮問題上也“無所適從”。因此，統一理解并規范使用“小城鎮”范疇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從“小城鎮”的屬性來說，我國《城市規劃法》規定，“建制鎮”屬于“城市”范疇，其規劃應按《城市規劃法》執行；但是國家的《村鎮規劃標準》則規定，縣城以外的“建制鎮”、“集鎮”和“村莊”按《村鎮規劃標準》執行。顯而易見，將“小城鎮”（或建制鎮）作為“城市”范疇，實際上是認為城市化的有效途徑之一包括發展小城鎮在內；但是如果將“小城鎮”作為“鄉村”范疇來對待，那么，無疑表明“小城鎮的發展并不等于實現城市化”。
由于發展小城鎮是作為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戰略途徑之一而提出來的，因此筆者呼吁理論界在探索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時，必須首先給予“小城鎮”以明確的內含與外延。
三、對“廣義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理論的反思
所謂“廣義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理論是指，一方面有意或無意地將“集鎮（非建制鎮）”包括在“小城鎮”范疇之內；另一方面又極力主張我國的城市化只能走“以發展小城鎮為主”的道路。（下文如不特別說明，“小城鎮”的內含即是指包括“集鎮”在內的廣義小城鎮。）筆者認為，在設計我國城市化的具體道路問題上，應當十分謹慎地對待“廣義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發展理論。
首先，廣義小城鎮尤其是鄉村集鎮建設的加速進行，使我國的土地資源出現了嚴重的粗放式利用。
眾所周知，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密集性，城市規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單位土地的人口和產出密度也越高，對土地的利用自然就越集約。如1993年，我國總的人口密度為123人／平方公里，但城市人口平均密度為297人／平方公里，特大城市的市區人口密度高達2273人／平方公里，為全國城市平均水平的7.7倍。另據測算，容納同樣數量的非農業人口，小城鎮占用的耕地遠遠超過大城市，以人均占有的建成區面積計算，小城市人均占地是大城市的兩倍，而小城鎮的人均占地則是大城市的三倍以上！目前，江蘇省小城鎮建成區面積大多是人均130平方米以上，多的達到190平方米，遠遠超過新《土地管理法》中規定的人均100平方米的標準；另外小城鎮周圍的高度分散的鄉鎮工業，也增加了配套設施建設用地，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鄉鎮企業職工的人均用地比城市職工人均用地多3倍以上。建國以來，我國城市擴展用地僅占全國耕地減少總量的1.4%，即使加上縣城建制鎮占地也不過5%左右。然而，僅鄉鎮企業占用耕地一項就占耕地減少總量的19%。有關資料已顯示，我國目前的人均耕地只有0.75公頃，美國卻為1.5公頃。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的人均耕地警界線為0.05公頃，合0.75畝，而江蘇省1998年底的人均耕地只有0.93畝，其中，已有14個縣區的人均耕地面積低于警界標準，蘇南一些鄉鎮企業發達、小城鎮建設較快的地區人均耕地僅有0.3－0.4畝。我們認為，對于像我國這樣一個人均耕地資源匱乏的國家來說，唯一可以走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不斷提高城市人口承載率。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而且耕地資源極其稀缺的發展中國家，過度發展“廣義小城鎮”，所付出的代價將會非常巨大。
其次，控制廣義小城鎮建設、積極發展大中小各類城市，對減少環境污染、防止水土進一步流失、控制沙塵暴現象、維護我國的生態環境等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我國東部地區來看，相當一部分小城鎮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忽視了環境保護，鄉鎮企業的“三廢”問題沒能及時得到妥善處理，城鎮內的生活垃圾和廢水也不能及時清運。如蘇南一些地區，即便是在建制鎮的鎮區中，都有約67%的鎮沒有工業廢水專門處理裝置，超過50%的鎮不能及時清運居民生活垃圾，城鎮周圍地區的水質也大多在三類以下；同時，大氣、土壤、生物等方面的污染也比較嚴重。蘇南一些小城鎮所流行的水資源在“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開始變壞，八十年代魚蝦絕代，九十年代喝了致癌”的民謠，無不反映了小城鎮生態環境的嚴峻性。至于西部內陸地區，盡管鄉鎮經濟不太發達，但城市化滯后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樣是不容忽視的。一些人口較多的貧困地區為了追求短期經濟利益，以“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發展區域經濟”為借口，盲目開采林木資源和地下礦物資源，導致植被大量損壞、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現象日趨嚴重；一些地區的稀有動物資源瀕臨滅絕，云貴川的一些煉硫區，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濃度超過國家標準5－50倍，上萬農民喪失了維持生存和養育后代所必需的農業生產環境。鄉鎮企業污染之所以如此嚴重，與其規模不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不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國92%的鄉鎮企業分布在自然村，7%在建制鄉鎮，1%在縣城，這種“遍地開花”式的分散發展的鄉鎮企業布局，對企業治污無疑造成了很大困難。消除鄉鎮工業污染和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途徑固然很多，但政府放寬戶籍上的限制，以直接減少農村的生存人口則是一條帶有戰略性質的措施。畢竟，從有污染源的產業來看，城市企業所造成的污染是遠低于鄉鎮企業的。（如鄉鎮工業中造紙業的單位產值廢水排放量便是城市企業的2.25倍。）
再次，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來說，沒有城市規模的擴張，第三產業的發展終將是一句空話。
由于第三產業存在“生產與消費（或供求）在時空上不具備可分割性”，以及“消費者分布在空間上必須呈現出大規模聚集”等特征，故該產業的發展要求人口必須相對集中且達到一定的規模，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其規模經濟效益。我國第三產業的區域分布資料也證實，城市的規模愈大，第三產業也就愈發達。據1996年資料，我國666個城市中，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平均為37.2%，其中人口在2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該項指標達到了49.3%；人口在100－200萬的特大城市為43.8%；50－100萬人口的大城市為38.8%；20－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為34.1%；20萬人口的小城市只有29.2%。第三產業的發達程度與城市規模的正相關關系顯然表明，放棄“農業剩余勞動力主要依靠鄉鎮企業和廣義小城鎮就地轉移”的觀點、積極推行大中小城市共同發展的城市化戰略，是我國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有效途徑。(《世界銀行1984年發展報告》曾指出：城市產生聚集效應的最低人口界限是15萬人，而我國卻有近一半的城市少于15萬人。)
根據全國600多座城市1989年至1996年的數據，王小魯、夏小林對城市的規模收益和外部成本進行了計量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城市的經濟效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明顯上升，在150萬—200萬人之間時，城市的凈規模收益達到最大，大約相當于城市GDP的19%左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超過800萬人時才變為負值，即規模收益被外部成本抵消；再繼續擴大規模才形成負效益。這一結果說明，發展150萬至200萬人的城市將會大大提高城市的規模經濟效益，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王小魯、夏小林還進一步認為，如果將范圍再擴大一點，那么，規模在100萬—300萬人之間的城市都可以稱為最佳規模的城市。實證分析表明，我國城市發展政策確實需要進行較大的調整，即要從重點發展小城鎮轉向發展較大規模的城市。
此外，實施大中小城市共同發展的城市化戰略還是擴大國內最終需求、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現實和最有效的途徑。
有效需求不足的首要表現是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下降，消費需求不足固然與城鎮居民消費不旺有關，但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相對下降則是更主要的原因。1978年，我國農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是52%，1984年達到最高值59%，之后便一直下降，1997年只有43.4%。因此增加農民消費需求才是提高我國國內消費需求的關鍵。然而增加農民需求的核心環節是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農民收入的途徑雖然很多，但根本措施還在于減少農村人口，實現農村人口向現代化城市的轉移，而不是單純地向“廣義小城鎮”轉移。目前，我國農村有近3億的剩余勞動力，這極大地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加快農村人口向各類城市轉移，在刺激需求方面有著“一石數鳥”之功效：一方面，農業勞動力的減少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水平，進而增加了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需求；另一方面，那些有條件或有能力進入城市的農民，在現代城市里必定會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進而擴大其消費支出；此外，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投資需求無疑也會有一個大的提高。
誠然，從理論上講，鼓勵農村人口向小城鎮轉移，也是可以刺激國內需求增長的，但是從實踐發展來看，小城鎮建設真的能夠通過擴大就業、增加收入來有效拉動國內市場復蘇？結論并非十分令人滿意。農業部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承擔的“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集體產權問題研究”表明，1997年小城鎮常住人口中，非農業人口的比重并沒有顯著提高。該年非農人口比重為68.14%，這一數字反而比1990年69.09%降低近1個百分點，換言之，農民對轉為非農戶口進入小城鎮并沒有太大的積極性。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農民和小城鎮非農居民在與就業機會相關的收入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小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農業部課題組通過調查發現，1990年，被調查的建制鎮農民與非農業居民的年收入分別為811.35元和1853.84元，二者的絕對差距是1042.49元，后者是前者的2.28倍；然而1997年，農民和非農業居民的年收入分別增加到3383.5元和4666.05元，絕對差距基本穩定，但后者僅為前者的1.38倍。可見實證研究證明，企望小城鎮建設有效拉動我國“內需”是不切實際的。
最后，大中小城市共同發展的城市化戰略的實施，對加快實現我國“個人現代化”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第9篇：城市規模理論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2.5%提高至2009年的46.59%,全國城鎮人口達到6.22億人,已建成較發達的城市體系。目前世界各國的平均城市化率為46%,我國已經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隨著城市的發展,大城市不斷涌現,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不斷涌現,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用地緊張、資源短缺、交通擁擠、環境質量下降等“城市病”,城市的發展給生態環境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在城市不斷發展的同時,如何改善和提高城市環境質量,促進城市與生態的和諧發展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EKC假說是指在經濟發展早期環境質量逐漸惡化,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環境質量會逐漸改善,即環境壓力和經濟增長之間呈倒U形關系。這種關系與庫茲涅茨提出的收入差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相似,所以稱之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見圖1)。
圖1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
EKC假說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Grossman(1995)和Krueger提出[1],他們在1991年對60個國家不同地區的環境污染物排放量變動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發展關系呈倒U型,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假說成立。他們認為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是因為大規模的經濟活動消耗了大量的資源,這對環境產生了負面效應,但同時經濟發展又通過正的技術進步效應及結構調整效應減少了環境污染物排放,因而改善了環境質量。
自EKC假設提出以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驗證該假設的存在與否。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多數情況下,環境污染指標與經濟增長間存在著“倒U型”的關系,例如在研究發達國家地區,如美國、日本和韓國、新加坡等[2]地區時,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基本符合這種倒U型關系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然而有些學者提出了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還存在著U型、N型等其他關系,如Inmaculada(2004)[3]在對OECD國家的研究中印證了Pezzey(1989)和Opschoor(1990)提出的環境污染隨著經濟增長與“先上升——后降低——再次上升”N型曲線關系。
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從區域的角度來專門實證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相關關系,他們選用一些環境污染物排放指標,用回歸分析法研究這些指標隨人均GDP的變動情況,回歸方程主要選取二項式、三項式和對數方程,通過對地區的EKC進行實證研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區在某個階段的環境經濟演替軌跡。如劉榮茂等(2006)[4]基于中國1991-2003年29個省級區域環境質量與人均GDP的數據,利用工業廢水、廢氣、固體排放物等變量與人均GDP擬合方程驗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研究結果驗證了環境庫茲涅茨假說,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的污染物有不同的影響,而工業發展對這三種污染物排放的影響比較大。
劉燕等(2006)[5]采用1990-2003年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進行了計量分析,同時考察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同環境污染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倒U型曲線關系,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工業廢水之間表現為一種倒N型曲線關系,與工業廢氣之間表現為N型曲線關系,而只有與工業固體廢物之間表現為一種倒U型曲線關系。同時認為出口同中國的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的環境污染之間卻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國內學者圍繞著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展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和省級(直轄市)層面上,但是對城市EKC曲線規律研究較少。
基于此,本文對我國31個省和直轄市不同城市規模的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以79個中等城市、29個大型城市和20個特大城市的城市經濟、規模指標與環境污染的統計數據為支撐,構建2003-2008年的面板模型,以反映不同規模的城市環境經濟的演替規律。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以往有關EKC的研究文獻主要考察了人均收入與環境質量的關系,而考慮城市發展規模變量的較少。國內文獻認為,城市規模是指城市的大小,它涵蓋了經濟規模、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本文試圖通過建立基于面板數據分析的EKC模型來量化城市規模與環境質量的關系,將二次、三次函數與對數形式相結合,并加入GDP以外的城市規模因素。建立引入城市規模變量后的EKC模型為:
(1)y環境污染水平:目前環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多方面,為消除城市間污染類型差異,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2類環境污染指標來表征環境質量,分別記為gas、water,指標數值越大,表示環境質量越差。
(2)pgdp人均收入。用各省市每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以2003年為基準年進行平減處理,得到實際人均GDP,以消除通貨膨脹等價格因素的影響。
(3)area建成區面積,以建成區面積來衡量城市土地規模。
(4)econ能源消費水平,用電力使用量來衡量能源消費水平,反映了城市對資源的消耗水平,間接反映城市規模。
(5)save金融發達水平,用經過平減的年末金融信貸機構存款余額代表金融發達水平,以反映城市的經濟水平。
(6)dens人口密度,反映城市人口聚集程度。
(7)indus工業發展情況,用第二產業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來表示。
為消除數據的異方差現象,對gas、water、pgdp、area、econ、save、dens等指標數據進行對數變換,而indus為百分率,不需取對數的處理。
各變量的符號、單位以及數據的來源如表1所示。
為考察不同規模城市不同環境經濟演化規律,我們對119個研究對象按城市非農業人口進行了分類,根據我國1994年制定的《城市規劃法》第四條規定,按照城市非農業人口的多少,把城市規模劃分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其中,大城市,是指市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五十萬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轄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二十萬以上,不滿五十萬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不滿二十萬的城市,我國的一萬多個建制鎮均屬于小城市的范疇。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與城市的快速擴張,《城市規劃法》對于城市規模的分類標準已經不符合目前國情,因此,本文根據目前的城市發展情況與相關研究將城市非農業人口50萬至100萬的定義為中等城市,城市非農業人口100萬以上,不滿200萬的城市定義為大城市;200萬以上的定義為特大城市。
按照此標準,可將119個被研究城市分為70個中等城市、29個大城市和20個特大城市,具體如表3所示。
三、實證研究
考慮到各個城市污染物排放特征的差異性,為了消除異方差現象,采用了加權最小二乘估計法(GLS)進行估計。同時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運用了逐步回歸法以剔除不顯著的變量。
在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分析時,需要對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比較,通過進行Hausman檢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了運用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因此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最終結果如表4-表6所示,分別代表不同規模城市因變量為lngas、lnwater的面板數據回歸模型。
運用逐步回歸法剔除了不顯著的變量后,模型的擬合優度均獲得了較高的值,調整后的R[2]均高于0.95,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根據具體模型的實證結果,對比分析不同規模城市經濟與環境水平的相互作用如下:
(1)從長期來看,三類模型中,只有大城市的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與人均收入呈現了U型的關系;而中等城市的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大城市的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特大城市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GDP的變動關系均呈現出倒N型的關系;特大城市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與人均GDP呈正N型的關系。可見,三類城市的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GDP的變動軌跡趨勢都不符合傳統EKC曲線,規模不同的城市呈現出不同的變動特征。
從短期來看污染物排放與人均GDP的變動軌跡示意如圖2、圖3所示。由圖可知,2003-2008年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與人均GDP的EKC曲線中,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處于倒N型曲線的下降階段,而特大城市則處于倒N型曲線的上升階段;人均工業廢水與人均GDP的EKC曲線中,中等城市處于倒N型曲線的下降階段,大城市處于U型曲線的下降階段,特大城市則處于N型曲線的下降階段。
(2)建成區面積變量只與大城市的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了正相關,與其他因變量關系不顯著,表明在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隨著城市的擴張,土地使用的增加,對環境的壓力變大,一方面城區的擴建破壞了原有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新建城區人口的聚集與工業企業的建立對環境也產生了負效應。
(3)能源消費變量與中等城市的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在5%顯著性水平上呈正相關,能源消費每增加1%,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05%;而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則關系微弱,不顯著。
能源消費變量與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均污染物排放在1%顯著性水平上呈顯著的正相關性,能源消費每增加1%,大城市的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與人均工業廢水排放就會提高1.21%和1.23%,而特大城市的此兩項指標會分別提高2.35%和1.46%。
圖2 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與人均GDP的EKC曲線的關系
圖3 人均工業廢水排放與人均GDP的EKC曲線關系
這說明城市規模越大,人口與企業的集聚程度提高,對能源的需求依賴度越強,對環境的壓力越大,表明我國總體城市能源利用結構不合理,節能減排的工作仍不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