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政治的核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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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文明政治的核心范文

關鍵詞：古希臘；古代中國；地理環境；文明發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談到，根據唯物主義的觀點，歷史中的決定因素歸結為兩種層面的生產，也就是自我層面的生產和他人層面的生產。而地理環境對于自我層面的生產（食物與生存）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地理環境獲取必需的食物，是千百年來種族繁衍生息和文明發展的不竭動力。

一、地理環境概述

（一）古希臘

古希臘的地理方位大致以希臘半島為中心，位于東地中海，自西向東經過巴爾干半島、愛琴海以及小亞細亞半島；自南向北經過北非，埃及的東南角，克里特島（塞浦路芝）、愛琴海、兩海峽（馬爾馬拉海、達達尼爾海峽）、土耳其海峽等。古希臘就是在這樣的海與山、諸島中處于歐亞非三洲和北非、南歐、西亞、東歐四大地區的地理咽喉中，使得海岸線十分曲折，毗鄰島嶼眾多，星羅棋布，靠近埃及、烏克蘭兩大糧場。其中，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是生產生活的主要場所，而典型的地中海氣候造成夏季干燥少雨，但氣溫不高；冬季低溫多雨，這種不協調的氣候配合，對糧食的生產十分不利，但有利于橄欖、葡萄等經濟作物的生長。這種獨特的海洋地理環境對古希臘人的生產生活有及其重要的影響。

（二）古代中國

中國地理方位地處世界上最大的大洋D太平洋的西部，背靠最大的大陸D歐亞大陸的東部，內部有極為廣袤的疆土，地勢由東南向西北逐漸增高。西部以山地為主，東部以平原和丘陵為主。東面和南面臨海，北方的草原，西北橫貫漫漫沙漠，加之又有高大的天山山脈的阻隔，而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達四五千米，又有發源于青藏高原的兩條大河D長江和黃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華夏兒女。對于古代的中國人來說，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而由于疆土面積廣闊，地跨熱帶、亞熱帶、溫帶區，有著多種的氣候類型，雨量由東南向西北逐漸遞減，大部分由于季風氣候的影響，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土地又十分肥沃，十分有利于糧食作物的生產。這種獨特的華夏大河文明對古代中國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地理環境發展模式

（一）地理環境決定政治體制的形成

古希臘由于山海交錯，毗鄰島嶼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隔，在歷史發展和演進過程中，輝煌的古希臘文明史上卻從未形成統一的大帝國，有的只是小國寡民的城邦。究其原因，無不跟島嶼眾多，海上交通便利，星羅棋布有著密切的關聯。而在這種環境下的政治體制中，古希臘政權組織形式是公民大會，在公民大會中，城邦中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奴隸）屬于政權中的公民團體，其特點是以個人權利的充分實現代替一人的權力。在希臘政治中，無論是提高公民大會的地位，還是實施放逐法，以及政治中嚴密而復雜的政治運行程序等措施，都說明政體在本質上排斥個人權力。[1]雖然以財產的多寡來劃分貴族和平民的地位，但經過一系列改革之后，以血緣關系為主的貴族逐漸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對于城邦中的社會責任感。古代中國的華夏大河文明有著廣袤的疆域，內部平原廣闊，其他三面交通極為不便利，形成了與外部世界半隔絕的狀態，整體的地理環境有利于開創統一的政體的形成。黃河中下游漸漸成為了文明的匯合處，以宗族為單位從氏族發展到國家。[2]早期國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家長的絕對權力演變為君主的專制權力，公社內部的各級家長演變為國家的各個機構。以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國家機構為例，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長制家庭關系的國家化，由于這一原因，古代中國的早期國家形成以后就走上了君主專制的道路，既沒有出現向古希臘國家那樣的城邦制度，也沒有出現像羅馬那樣的共和制度政體。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職高無上的權力，從天子到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結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逐漸發展并走向成熟，構成了西周時期專制國家的重要支柱。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分封制和宗法制可謂是君主治理國家的典范。宗法制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制度，一方面保證了天子諸侯的諸子中，由嫡長子繼承王位或君位，其余的庶子另立宗族，始終形成家天下的君主專制權力。另一方面，公子的嫡長子繼承父親的權力，為宗族的大宗，其余的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度，規定了統治階級內部各個等級的權力和義務。通過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宗廟，使從姓氏遺留下來的家族制度成為相對穩定的國家“家天下”基石。“眾建親戚，以藩屏周”把自己的同姓兄弟以及有姻親或有軍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代王室管理這些地區。這些封國有自己的封號和軍隊，之后要世代服從王室的統治，負有向王室進貢和出兵打仗、保衛王室的義務。從整體的地理環境中，更易于專制的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秦始皇建立起真正的統一大帝國后，封建專制延續了2000多年，由此可見封閉的地理環境中以“家天下”為主的專制制度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地理環境決定生產方式發展的模式

古希臘依托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海岸線曲折，毗鄰島嶼眾多的優勢，又因為人們的生活空間相對狹小，可以利用海洋漕運之便，人員的交流和流動更加方便，而內部的活動空間較小，回旋的余地相當的有限，加上這里的氣候條件十分不利于生活必需品D糧食的生長，又靠近埃及、烏克蘭兩大糧場，這是使得古希臘人不得不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而向外去開拓的最初動機。古希臘的海洋文明從這種為了生存而冒險，用本地區十分富饒的橄欖、葡萄、陶器品去換取生存必需的糧食，從這里可以看出古希臘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民族，而是以工商業貿易為主的商業發展模式，而后隨著當滿足了變成欲望時，商業航海貿易經濟活動就自然而然的在古希臘生根發芽。山海一體的古希臘由此成為經濟中心，當航海貿易活動變得十分頻繁，從資本變成資本后，全面性的商品經濟就越來越發展了，交換成為整個社會的基礎，海洋發展的商業經濟模式也就形成了。中國素來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從新時代起，一直到夏商周時期，統治者都是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以黃河中下游平原孕育了農業的發展，以糧食為主的生活必需品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究其原因，地理環境、氣候占據了很大的一方面。封閉的地理環境，一面靠海，三面環山環草原，內部空間開闊，又有相當大的回旋余地，季風氣候等有利的條件造成了以農業發展的天然優勢條件，使得古代中國不可能產生發達的海上交通和貿易，也就沒有發達的商品經濟。據考證，古代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超過了六千萬人口，而當時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主要是天災、戰爭，抵御能力差）耕地面積卻遠遠不足，統治者為了保護農業必需的生存資料，往往“崇本抑末”，即使在商業發達的唐代，統治者也限制商業對農業的“侵蝕”。農牧的長期對抗，雖有北方時有少數民族的騷擾，但畢竟地域廣闊，有著余地可退。所以，在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雖然社會分工及其落后，缺少像古希臘商業因素的作用和影響，農業始終是主要的生產部門。雖然也有畜牧業和小作坊的手工業，卻只是作為輔的生產部門而存在。定居農業的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社會發展的水平。整體的地理環境中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和手工業為輔，是很長時期內人們生活的主要方式。

（三）地理環境決定文化文明發展的方向

古希臘支離破碎、多半島和峽灣的地理環境十分有利于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在海洋環境中注重個人英雄冒險主義，向外擴展的野心以及殖民貿易活動在逐漸發展起來，經過長時期的貿易建立起雄厚的海洋爭奪權的力量。在獨特的海洋環境中這一寬松的社會環境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的觀念，這種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地理環境下的生產方式、政治制度模式不無關系。公元前五世紀至前四世紀，正是奴隸制雅典城邦發展和興旺發達的時代，對于民主政治的重視使得古希臘人的思想異常開放活躍，強調人的價值，由此出現了一個比較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在這種大環境下，個人發展的個性充分得到實現，也為文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首先是人多地少，迫使古希臘人向外擴展，重視商業的發展也隨之而來，商業繁盛，貿易發展，由于古希臘缺少必需的食物，貿易中就要講究交換，而早期形成的民主與公平也在貿易中發展，對于整個社會環境的形成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次，獨特的地貌也造就了雕塑文明的發展，在這種石質地貌為主的環境下，古希臘的神話文化以雕塑為載體就體現在形形的雕塑、建筑上面。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臘的文明發展在地理環境下的作用下顯得十分的重要。古代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延續而沒有中斷的文明，究其原因，相對封閉且無法逾越的開闊地理環境，雨熱同期的氣候非常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完全自給自足，使中國沒有向外擴展的野心，養成了獨自經營，安分守己的思想性格。中國的文化大體上是在本土醞釀成長，雖偶爾有外來文化的傳入，但也無法撼動以農業安身立命的傳統觀念。另外一點，由于季風氣候和地勢的影響，加之自然災害的豐收不一，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農業發展有向“南方蠻夷”之地南進的趨勢，也帶去了文化的南遷。在自然條件惡劣的情況下，必須對土地進行精耕細作，離開了土地就難以存活，養成了安土重遷，對土地的依賴。但在整體的環境中，錯落有致，又形成了復雜的地理環境，高原、平原、草原、山地、沿江沿河沿海等不同的地域類型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思想觀念。但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下，農耕文明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以土地為主導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帶有明顯的實用性特征，沒有形成古希臘自由環境下的“天馬形空”的抽象思維。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農業文明發展為主的社會，并由此產生了區別于古希臘商業社會的基本特征。

三、結束語

古希臘和古代中國的文化在幾千年的歷史中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不僅為我們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珍貴的實例，也為當今文明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遷、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雖然全球日益聯成一個整體的大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對區域的限制雖有減弱，但局部區域內的小地理環境的差別還是千差萬別，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發展模式和文明的發展，都有著各自獨特的特色。在強調地理環境發展的同時，要充分認識到地理環境所帶來的作用，特別是當今環境局勢嚴峻的情況下，要做到發展和保護的統籌兼顧，加深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運用，為建設更加豐富多彩的區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趙艷.古代中國與希臘的地理環境差異淺析[J].哲學史學研究.2008.（12）

[2] 康婷婷，陳宇.地理環境對行政體系形成的影響分析-古希臘與古代中國之比較[J].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