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補償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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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土地補償法范文
關鍵詞：集體土地 房屋 拆遷 安置 法律
近年來,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周邊農村集體土地大量被征用,本應寧靜的鄉村從此就不再平靜了。在拆遷中因主體涉及多個方面,法律關系又錯綜復雜,再加上巨額利益的驅使, 土地承包、流轉、征收和征用拆遷中的違法違規行為時有發生，損害了農民利益的切身利益,威協到農村社會的穩定，由此而引發的農村集體土地補償安置問題受到極大關注，我們應該從法律的角度理智的思考。
一、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的立法需要
城市房屋拆遷在我國已有經驗，并且也有適用于“在城市規劃區內國有土地上實施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而農村房屋拆遷是近幾年才逐漸進入人們的視線，還沒有成熟的法律條例出臺，工作中，只有土地管理法中的有關規定能對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拆遷作以指導，通過征收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方式，實現對農村房屋的拆遷。但是，農村房屋拆遷中地上附著物補償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是明顯解決不了的。所以，我國在集體土地房屋拆遷方面的法律還是缺失的。正是由于法律的缺失，工作中的無法可以，無據可循，導致農村房屋拆遷中引發的矛盾此起彼伏，不亞于城市，就其矛盾的復雜和尖銳程度，必須通過法律加以規范。 目前，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自行制定有關條例，但是規定條件不同，標準不一，有的百姓滿意，有的百姓怨聲載道，影響安定，所以，針對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中的現實問題，急需國家從國情角度出發出臺合乎民意的農村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既要考慮到家庭中的戶籍人口問題，又要考慮到土地房屋的價值狀況，以保障農村多家庭人口戶經濟利益，只有通過這樣詳細準確的立法方可規范農村房屋拆遷，理順農村房屋拆遷中的各項法律關系，保障農村的合法權益，才會有利于拆遷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的合理合法
農村房屋拆遷不但立法方面存有缺陷，在補償方面也是標準不一，非常混亂，這也是導致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城市房屋拆遷涉及的是國有土地，農村房屋拆遷涉及的是集體土地，它們無論是在土地所有權性質、所有權主體，還是在土地管理方式以及拆遷安置對象等方面都有很多差異，因此不能完全參照《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去執行。而各級政府制定的補償標準隨意性很大，補償內容不一致,產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糾紛。例如，在實際拆遷時，只將房屋、房屋裝修費用、搬遷費用、地上附著物進行補償，并不細化區分農村房屋的用途、性質及相關的權利，既只對被拆遷房屋本身的價值和區位價值進行補償，而不考慮到庭院空地的利用價值、以及被拆遷房屋上存在的其他權利人的利益損失等,這樣補償標準就會偏低，嚴重損害了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權益。 另外，我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對土地使用權的征用補償規定比較明確，相應的有具體的計算標準因此，在土地征用方面矛盾就少得多。而對土地上的房屋征用補償卻沒有明確的規定和具體的計算標準，爭議也主要產生在這里。所以，應考慮到出臺對房屋等附著物的拆遷補償細化補償項目并確定補償計算標準的詳細規定，對拆遷補償原則、補償方式、拆遷程序、救濟途徑、法律責任等做出具體規定。有了規定各地就可以按照規定的計算方法確定具體的補償金額，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這樣更有利于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對公民財產權利的充分保障,有利于解決現實中存在的矛盾。
三、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工作程序的合法性
拆遷工作中之所以矛盾重重，暴力事件頻發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程序不透明、不公開，所以百姓不支持，不理解，甚至產生怨恨。例如，被遷戶只知道自己的家要被拆了，不知道他們的家在被拆的同時還會享有哪些權利及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在很茫然的情況之下不是漫天要價，就是暴力抵抗，致使動遷工作難以進行。同時，他們就更不知道自己應盡的義務了，不知道通過合法的途徑提出自己合理的要求，不知道請求政府的幫助解決自己的實際苦難，導致不能按時完成征遷任務，使征遷工作一拖再拖，不能順利開展。所以，要完善拆遷程序,使拆遷各個階段公開化、透明化。通過公正、公開、透明的程序設計來保障征地拆遷的公正合理。 例如，從土地規劃階段就讓公眾參與,并在拆遷過程的始終都體現公平、公正、民主的原則。即在政府征地決策做出之前,應當征求村委會的意見，召集村民大會，與農民進行協商,征得絕大多數人的認同，使集體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體地位得到尊重。這樣群眾才能理解和支持今后的工作，許多不必要的矛盾和麻煩就不會發生了。另外，拆遷前應加大宣傳力度向被拆遷戶進行廣泛地宣傳，讓百姓了解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以及怎樣拆遷和如何安置補償等，建立公開透明的拆遷工作制度，主動接受公眾監督，給被拆遷人一個平等的權利。同時，在拆遷安置具體操作中加強對參與征地拆遷工作有關人員的法律宣傳，政策培訓、監督管理，避免有些干部在拆遷中不遵法、不守法，。要堅持公開、公正、公平原則，以公開促公正，以公正保穩定，做到合情、合理、合法，使拆遷工程成為政府和被拆遷人的共贏工程。
四、總結
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工作中矛盾主要集中在相關立法不完善、漠視公民私有財產、拆遷補償安置不合理等方面。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房屋是老百姓用一生積蓄換來的最大財產，征用他們的土地，拆掉他們的房屋，沒有相關的合理政策和合情的法律作支撐，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所以，要想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工作順利進行就要完善相關立法、規范行政機關的職能、完善補償機制等。
參考文獻：
[1]陳文坤.新形勢下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法律問題及解決對策[J].科技信息(學術版).2006(10)
第2篇：農村土地補償法范文
關鍵詞：土地征收；補償款；農民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5-0039-02
經濟發展要走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道路，這是一個不可擋的過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各種行業規模的日益擴大，必然會加重城市的空間壓力，城市建設用地越來越緊缺，為滿足城市建設用地的需要，國家大面積征收農村集體土地，失地農民越來越多。特別是近幾年來，土地征收速度越來越快，征收面積數額相對較大，做好土地征收后農村土地補償分配工作，尤其是及時足額將土地補償款發放到失地農民手中，妥善安置被征地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不僅關乎農民的切身利益，也將影響地區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乃至農村經濟社會的穩定大局。
一、農民征地補償費發放的現狀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迅猛推進，縣域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可避免的出現土地征收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2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盡管中國《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應當給予補償做了明文規定，但補償標準不夠合理，補償方法相對單一，補償安置責任不夠明確具體，且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補償費發放環節落實不到位。目前，中國大部分地區對征地的補償采取一次性安置補償，給失地農民發放一次性安置補助費，將失地農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完全推向社會和市場。但由于法律制度、政策體制等原因，征地補償費的發放在執行環節遭遇棚架，失地農民無法真正得到應有的補償款項。他們只能拿到補償標準很低的征地補償款，有些甚至連法律所規定的較低標準的土地征收補償費用也往往不能兌現，許多地方政府還進一步壓低土地補償費用，真正發放到失地農民手中的補償款卻寥寥無幾。失地農民生活困難，更無法應對現在社會的通脹壓力，逐漸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創業無錢”的邊緣群體。利益受損的同時，不滿情緒也在上升，農民抵制征地，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在不斷加劇。這些基層矛盾逐漸演變發展勢必影響地方政府工作的開展，影響地方經濟的發展，阻礙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
二、被征地農民補償費發放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土地征收中造成被征地農民補償費受侵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相關法律制度的規定性因素，也與中國現在的政策體制相關，還有政府利益本位取向與自律不足的因素。
1.補償程序不完善，缺乏農民的參與協商機制。補償過程中雖有公告和聽證的規定，但缺乏農民實際參與聽證的保障渠道，被征地農民難以充分行使知情權、參與權和申辯權。法律規定征地補償方案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補償方案制定后才公告告知農民，對農民提出的意見只在確需修改的情況下才改動補償方案，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參與權。此外，發生糾紛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補償案件不屬于民事案件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護不能實現。現有的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對裁決不服的救濟途徑，《土地管理法》第16條規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該規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權屬糾紛的救濟途徑，而不包括土地征收補償糾紛的處理。根據現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征收各方不能對征地補償標準達成一致意見的，由征收部門裁定，而且該裁定為終局裁定，相對人不能向人民法院。這種制度安排給征收方以過大的權力，而被征收方連起碼的司法救濟權都沒有，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又得不到合法合理的征地補償款項時救濟無門，極易造成對被征收人利益的損害。
2.現行的政策體制存在缺陷。目前中國的征地安置補償款項都是按照現行行政管理級別層層劃撥的，市縣確定安置費用后，將款項撥付到鄉村一級，再由鄉村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安置。盡管《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私分、平調、挪用、截留土地補償費，但現行這種體制弊端是中間環節多，利益多頭，容易造成土地征用費被地方財政、鄉鎮村截留甚至鄉領導、村干部私下里瓜分，被征地農民拿不到足額的應得的安置補償費用，正常的權益受到侵害。容易激化與地方政府間的矛盾，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與諧。
3.地方利益的驅動。全國經濟利好的大體局勢帶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信心和決心，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出于利益本位思想和政績至上的觀念，盲目招商引資，為上大項目，出政績，不惜犧牲農民利益，以零價格出讓土地，以吸引投資者的眼球。或者是先征再補，甚至是征而不補。投資者享受投資優惠政策的同時，被征地的農民卻得不到合理妥善的安置。地方財政沒有土地收益，拿不出征地安置補償費，只好犧牲被征地農民利益。在這種不良利益驅動下征收土地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地方政府贏得了政績，外來投資者賺得盆滿缽滿，但損失最大的還是土地被征收的農民。
第3篇：農村土地補償法范文
我國集體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原則。2、保證國家建設用地的原則。3、妥善安置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原則。4、誰使用土地誰補償的原則。
我國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范圍和標準包括:1、土地補償費。2、安置補償費3、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
我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問題：1、相關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確界定。2、對非法占地行為的處罰力度過輕。3、征地補償過低導致失地農民生活毫無保障。
我國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導致上述問題的成因包括：1、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農村土地征用權的濫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4、土地征用補償制度不健全是成為引發糾紛的爭端的主要原因。
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提出的相應對策。1、要確立規范的征地制度標準。2、要科學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3、要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4、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強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的補償制度，合理安置失地農民。
本文通過對我國農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闡述了農村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和在土地征用時應補償范圍和標準。另外，根據我國目前在農村集體土地征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圍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補償制度完善，規范政府征地行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農村集體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圍農村集體土地征用補償農村集體土地征用程序
我國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兩種，一是土地的國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我國農村土地征用是發生在國家與農村集體之間所有權的轉移，它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規定，在給予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個人相應的補償后，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轉變為國家所有。
一、集體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原則。
我國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區耕地又浪費嚴重。隨著人口的逐年增長，耕地將繼續減少，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土地管理法規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全面規劃，嚴格管理，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為。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中要做到這一要求，必須堅持：(1)加強規劃，嚴格管理，嚴格控制各項建設用地(2)要優先利用荒地，非農業用地，盡量不用耕地(3)要優先利用劣地，盡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監察和土地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切實制止亂占耕地的濫用土地行為。
2、保證國家建設用地的原則。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被征地單位必須無條件服從，這不但因為征用土地是國家政治權力的行使，而且因為國家權力的行使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是一國的最高利益，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體現，私人行使權利不得違背社會公共利益，而且在與社會公共利益相抵觸時就得對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建設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體現，因此應在貫徹節約土地，保護土地的前提下保證國家建設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原則。
集體土地征用意味著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喪失，意味著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喪失，故用地單位應當根據國家法律規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一是對被征用土地的生產單位要妥善安排生產，二是對征地范圍內的拆遷戶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適當補償，四是征地給農民造成的損失要適當補助。
4、誰使用土地誰補償的原則。
土地征用的補償并不是由國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單位支付，這是因為，國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該被征用土地建設項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單位則兼具這兩個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補償是合理的。用地單位的補償是一項法定義務，承擔此項義務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條件。用地單位必須按法定的標準，向被征用土地的集體組織給予補償。
二、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范圍和標準。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由用地單位支付補償費用。征用土地的補償費用包括以下三項內容：
1、土地補償費，主要是因國家征用土地而對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損失給予的補償，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產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補償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補償費標準規定。
2、安置補償費是為了安置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并取得生活來源的農業人口的生活所給予的補助費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標準規定。
3、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處于生長而未能收獲的農作物等，補償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三、我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1、相關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確界定。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這些規定都強調了征用的前提必須是為“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說，只為某個或某些經濟組織或者個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體土地的。但是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界定哪些建設項目用地是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項目用地不是為“公共利益需要”。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對征地審批程序的規定，可以間接推斷出：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定的城市用地范圍內，為實施城市規劃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礦山、軍事設施等建設項目確需使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建設用地范圍外的土地，應當屬于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實上，為實施城市規劃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體的建設項目來使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往往是誰申請使用，就由市、縣人民政府按照規定出讓或劃撥給誰使用。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難把握。
2、對非法占地行為的處罰力度過輕。目前已查處的大量違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補辦手續。即使被查處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飯”為由，再補辦手續，做善后工作，最終實現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來，全國已發現違法占用土地案件4.69萬件，結案2.78萬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處分，62名違法責任人被移送司法機關，16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受處罰率僅為千分之幾。既破壞了司法的權威性，也沒有使違法者受到震懾。
3、征地補償過低導致失地農民生活毫無保障。在對農村土地進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給予四種補償費：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前兩種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后兩種費用則是給地上附著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國家在對農村土地征用后，受償的主體主要是集體經濟組織，而個人承包經營農戶不能作為受償的主體，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中受償，失地農民不僅喪失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而且喪失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勞動力。加之沒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產和生活，造成農民失地又失業生活極度困難。
四、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導致上述問題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樣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們并不否認為了公共設施和公益事
業建設需要犧牲部分人或集體的利益，但不得不對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適用的范圍、征地的程序和損失補償產生了質疑。國家征用權的濫用和土地所有權的強制轉移，產生了明顯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補償從農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賣、出讓等形式高價轉移給土地開發商。把這一行為認定為了“公共利益”，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該行為使農民的私權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遠遠不及農民對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農村土地征用權的濫用。農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針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其中也涵蓋了一部分農民個人承包經營的集體土地。對農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利益和農民個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著“公共利益”幌子，以較低的補償強行征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體單方解除土地承包經營合同，強行征用農
民承包的土地。當農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會上便出現了一種新的群體-“失地農民”，他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尋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們不斷地上訪、告狀，成為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征用農用地的，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的規定先行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其中，經國務院批準農用地轉用的，同時辦理征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理征地審批；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準權限內批準農用地轉用的，同時辦理征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理征地審批，超過征地批準權限的，應當依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另行辦理征地審批。”這是征用農業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國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不按審批程序進行。我國的廣大農村中，縣、鄉、鎮政府對農村土地享有著絕對的權力，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屬于村集體所有，但縣、鄉、鎮政府部門卻是所有者主體的代表，同時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農村土地征用的決策上需要聽從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很多時候便會出現政府擅自占用土地、買賣土地等非法轉讓土地和越權審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占地的現象。由于農村土地征用費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種種原因被閑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資源的浪費，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
4、土地征用補償制度不健全是成為引發糾紛的爭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補償法律體系不健全。我國憲法規定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但未規定應給予相應的補償。與憲法此規定相配套的法律規范對于補償制度的規定也不完備。如《環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種禁止性、限制性的規定，但卻未規定應當給予何種補償的規定。其次，補償辦法規定不合理、不科學，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征用前三年該地前三年的平均產值的六倍至十倍，對安置費的補償規定為最高不超過十五倍，兩者相加不超過三十倍。這樣的規定能否合理體現被征用土地的實際價值令人懷疑。據權威部門統計，
近三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補償到了農民的手中呢？
五、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提出的相應對策。
1、要確立規范的征地制度標準。
在實際征地過程中，之所以出現損害農民權益和農地非農化失控的現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導思想有偏差，目的動機不純，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無本買賣，以求盡快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加快建設，或者為了體現個人政績。其實，規范的征地制度應具備兩項基本功能，或者說能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具備保障農民權益的功能，以確保農民在失地的同時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業、醫療和養老的條件；二是具備控制農地非農化趨勢的功能，將農地占用納入合理利用和保護有限土地資源、實現生態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軌道。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學、合理、規范的唯一標準。只有以此為出發點，并作為實施征地過程的指導思想，輔以切實措施，才能確保在推進城市化過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確保農民權益和有效地實現耕地資源的動態平衡。
2、要科學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國現行法規對“公共利益”的范圍未作出明確界定，這為任意解釋“公共利益”、擴大征地范圍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現“公共利益”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可往里裝的情況。為了避免出現這類現象，參照國際上有關國家《征地法》的規定，有必要對“公共利益”的范圍作出明確限定，主要包括：(1)、國防、軍事需要；(2)、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鐵路、公路、河川、港灣、供水排水、供電、供氣需要；(3)、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鐵路、公路、河川、港灣、供水排水、供電、供氣及環境保護等建設事業；(4)、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機關，以及以非營利性為目的的研究機關、醫院、學校等事業單位。“公共利益”具有動態性，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帶來了一定難度。所以，應倡導、重視社會民眾的參與權、選擇權。對于社會普遍承認的、獨立于社會和國家現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項目，如有關國民健康、市政基礎設施等，政府應嚴格按有關土地征收、征用法規辦事，而對那些由社會發展不同階段所引發的符合社會、國家急需要的相對公共利益項目，尤其是有爭議的項目，則應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過采用公開、透明的方式，向社會說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體民眾討論、認同。
3、要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
在對農民集體土地的征收、征用過程中，政府始終處于強勢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體，又是補償的主體。雖然，新修改的《憲法》對有關土地征用的條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對農民利益的保護，但政府在征地過程中的強勢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變，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權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對征地如何補償的決定權還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規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構成了規范征地制度，保障農民權益的關鍵。為此，首先要嚴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權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強化平等協商和監督機制。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體土地時，必須尊重農民集體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體地位。政府在對集體土地征收、征用的決策作出之前，必須與集體農民進行平等的協商，征得絕大多數農民的認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剝離政府與征地行為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現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利益空間。它構成了濫用征地權力、任意降低補償標準的癥結。因此，必須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規范、約束政府行為，弱化乃至剝離政府與征地行為之間的直接利益關系。
4、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強征地的民主性。
筆者認為，農村土地征用事關農民的生存，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還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幾個步驟：其一應該加強對農村土地征用的審批程序。其二，應該增加農村土地征用的聽證程序。在農村土地被征用時，農民往往是最后一個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農村土地過程中的暗箱操作，應當增加聽證程序以聽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見，滿足他們的知情權，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強農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雖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無權決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對征地補償的確定及補償費用的分配及使用，卻有權進行參與，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是少數農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讓失去土地的農民參與決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監督征地使用單位對土地使用情況，如果被征土地被閑置，農民當然地有權申請恢復土地的耕種，如此不僅達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還更有利于保護國家有限的土地資源。
5、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的補償制度，合理安置失地農民。
農村土地征用補償如何完善是學者們一直關注的問題，《土地管理法》規定的補償標準中的“土地年產值”是個極不易確定的數值，各地差異也相當大，計算時主觀性很強，不僅增大了政府自由補償的隨意性，而且在實踐中征地的雙方多數時是達不成共識的。因此，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補償標準。現在是市場經濟的時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場價格來確定補償的標準才較為合理，讓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實了解土地征用，參與討價還價，如此才能滿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權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給予安置。應該在給予金錢補償的同時，對他們今后的生活給予安置。另外，筆者認為還可以將一部分補償拿出為失地農民辦理保險，這也是維護他們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徑之一。第三，擴大補償的范圍。筆者認為在對農民的實際損失給予了補償的同時，還應該加入預期的利益。預期的利益當然是很難確定，但是可以從失地農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潤中予以確定，尤其是對于個人承包集體土地的農戶，承包期限還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們的預期利益更應該給予維護。
參考文獻資料：
1、《憲法》第10條第三款規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
3、《房地產管理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梁書文馬建華張衛國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4篇：農村土地補償法范文
[基金項目] 江蘇省社科規劃基金項目“基于農民參與的江蘇征地生態補償法律機制研究”（14FXC002）；中國法學會2015年度部級法學研究課題“我國農村征地生態補償的制度建構與運行機制研究”[ CLS（2015）D140 ]。
[作者簡介] 彭小霞（1980 ― ），湖北武漢人，江蘇師范大學法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土地征收補償與生態補償。
土地征收中農民的生態權是指被征地農民在土地征收過程中，依據法律享的有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和生活，以維護自身基本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對農民生態權的漠視與我國目前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中生態補償的缺乏有很大關聯。減少土地征收對農村生態環境的破壞，必須以農民的生態權保護為出發點，構建科學合理的農村征地生態補償法律機制。
一、農民生態權受損的具體表現
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土地征收補償主要是發放給村集體的土地補償費、發放給被征地農民的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其顯著特點是我國征地補償著眼于土地的經濟功能的補償而忽視了土地的生態功能的補償。我國現行征地補償法律制度的內容中生態補償方面存在空白，以及征地主體對耕地價值的認識錯位，還有土地征收主體、使用主體在土地征收實踐中對農地生態功能的漠視，致使農村生態環境隨著土地征收的持續推進被嚴重破壞，農民的生態權遭受損害。我國農民的生態權在土地征收實踐中遭受損害的具體表現有：
1. 農民生態利用權受損
對土地的耕種或者說對土地的開發利用權是農民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生態利用權。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傳統農業不斷向現代工業轉型，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村土地不斷在土地征收的名義下轉變為建設用地，原來種植農作物的農地被大量開發為商業性和工業性的園區。在農村的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大批城市淘汰的生產技術和高污染的企業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市環境保護執法強度的提升不斷搬至郊區和農村地區，使農村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然而，農村對城市源源不斷的資源供給而造成的自身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卻缺乏有效的生態補償體系的填充和彌補，農民作為貧困群體在經濟實力、科技水平與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異，對環境破壞的治理和應對顯得能力不足，因而只能被動和無奈地承受環境破壞的惡果，農民利用農村生態系統獲取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成為空談，換句話說，土地征收中農民的生態利用權在事實上被剝奪了。
2. 農民生態知情權受損
生態知情權是生態權體系中的基礎性和前提性的權利。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第11條對于公眾的生態知情權作出了初步規定，但在當前農村土地征收實踐中，這條規定并未落實，農民生態知情權和生態利益往往存在隱害的情形，或者說農民在涉及自身生態權益的土地征收事項上缺乏知情權，如被征地用途是否會損害生態環境、征地對生態環境的損害程度、是否采取了補償措施等等農民都不知情。土地征收程序都是政府主導，被征地農民對于征地在審批前不享有知情權，對其審批的過程和結果更無從監督。一些存在嚴重污染的工業投資和發展計劃，在公益征收的旗幟下大行其道。被征地農民在有關生態環境利益的土地征收目的以及后期的土地開發和利用上存在著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這種不利處境直接影響了被征地農民生態權益的保護和救濟。
3. 農民生態參與權受損
生態參與權的目的是建立一種溝通機制，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使各種利益群體在生態的利用、開發、保護等決策上能夠表達其不同的利益訴求，實現利益平衡和共存。生態參與權是農民保障和實現自身生態利益的一項必須具備的程序上的權利。一方面農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質和行為習慣的影響，其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方式比較狹窄；另一方面，被征地農民參與農村生態保護缺乏激勵機制，而且目前的政府主導型征地程序排斥農民參與，農民生態參與權的行使還處于較低的水平。在實踐中，農民大多在生態利益被侵犯后通過上訪和抗議等非制度化方式參與生態維權。而這種非制度化的生態參與在地方政府維穩目標和片面追求行政效率的慣性思維的支配下，往往遭遇了強制打壓或者有意擱置的冷處理，因而農民的生態參與維權行為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另一方面，被征地農民生態參與權的缺失與其生態知情權受侵犯密切相關，被征地農民的環境知情權的缺失直接導致其生態參與權的實現存在困境。
4. 農民生態利益表達權受損
農民的生態權遭受損害時，農民的生態利益表達呈現出兩極分化的局面。一方面，出于對現有利益格局和權利制衡關系的理性判斷，農民在權利維護上表現出猶豫和畏縮，在這里稱其為“柔弱的農民生態權救濟行為”；另一方面，隨著生態權損害程度的加深和農民自身權利意識的增長，被征地農民生態維權的自力救濟力度也逐漸提升。在GDP至上的政績觀的影響，或者說在“資本挾持環境治理”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很容易與污染企業組成利益同盟，卻無視被征地農民的生態利益訴求，行政機關主要運用行政命令和行政強制等行政手段對農民的反映、陳情、請愿、上訪等生態利益表達訴求進行強制打壓，通過國家強制力隱匿社會矛盾和消除不滿情緒，致使被征地農民生態利益表達權難以實現。
二、農村征地生態補償機制的實質
征地生態補償是在公平正義的前提下，對土地權利人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態利益進行分配、整合和保障，從而實現對農民生態權的保護。
1. 征地生態補償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利益分配機制。其內容包括：第一，提供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主要是指農村土地被征后，針對被破壞的生態環境，由生態補償主體提供生態環境服務和促進生態產品的生產來達到生態的養護，這實際上是生態補償主體對生態受償主體所遭受損失的生態利益的補償。第二，恢復整治。維護生態系統平衡時維護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對于開發商在土地開發利用中對自然資源的破壞以及造成的生態系統的失衡，必須進行治理和修復，這實質上是人類對給大自然造成損失的填補。第三，控制和限制。生態補償還包括出臺一些政策上的優惠措施，具體有：征收生態補償費、生態稅，設立生態補償基金等將土地征收行為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控制在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再生速度范圍和自然環境的自凈能力限度內，限制和控制土地開發商對被征地地區的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對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機會的剝奪。
2. 征地生態補償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利益整合機制。作為生態補償在土地征收中的延伸和深化，征地生態補償實際上是對土地權利人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態利益的重新整合和協調，主要體現在：第一，在征地中生態資源消耗比較多的群體對生態資源消耗較少的群體作出補償；第二，在征地過程中為自然環境保護作出貢獻小的群體對自然環境保護作出貢獻大的群體進行補償；第三，由征地活動所帶來的生態受益區域對生態受損區域作出補償、生態資源開發區域對生態資源被保護區域作出補償。
3. 征地生態補償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利益保障機制。征地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從根本上說是為了保護、恢復與治理因征地而破壞的生態環境，從而實現農民生態權的保護。具體說來，是政府按照土地資源開發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來不同的征收生態補償費，同時將納入預算管理的補償費轉化為專門保護土地生態環境的專項基金，對為保護生態系統而失去更好發展機會的受損者給予彌補，對生態環境的貢獻者與維護者進行獎勵與資助。因此，征地生態補償可理解為外部化的生態環境成本的負擔機制，是促進環境保護的維護農民生態利益的保障機制。
三、農村征地生態補償法律機制的構建
農村征地生態補償法律機制的構建應著力解決農村征地生態補償實踐中存在的幾個關鍵問題――“誰補償”、“補償給誰”、“補償多少”、“怎么補償”，其分別對應著征地生態補償的主體、補償的對象、補償的標準和范圍、補償的方式。
1. 征地生態補償的主體
首先，國家（中央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補償主體，其承擔的主要角色表現在：生態資源的所有者、生態補償決策的作出者、生態資源的管理者和公共生態利益的提供者和補償實施者。作為全國整體生態利益的維護者，國家有義務使公共生態利益保值或增值，當人民的公共生態利益受到損失時，國家有責任對生態利益受損的人或地區進行生態補償。
其次，是土地開發利用者。在征地生態補償中，土地利用者是以合法的程序征用土地，并對土地進行開發利用，在此過程中對生態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產生了損害，應該進行補償。因此，土地利用者也是生態補償的實施主體。然而，土地征收實踐中，開發商基于市場主體逐利的本性不僅會盡量縮減對被征地農民的經濟補償，再加之環境保護觀念的缺乏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的外部性，開發商更傾向于忽視土地作為自然資源的的生態價值。這使得大量的農地的生態平衡功能隨著土地征收而喪失卻得不到補償，引發被征地地區以及相鄰地區的生態危機。
最后，地方政府擁有一定的行政職能，承擔著地方生態補償政策的制定、中央生態補償政策的執行以及生態補償實施過程中的管理和監督等多項職能，所以地方政府理論上應作為被征地農民生態利益的強有力的維護者。然而，征地生態補償實踐中，在各種內外因的綜合作用下，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宥于我國目前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改革，為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開始大量依賴于“土地財政”；以及在經濟利益至上的不當政績觀的誤導下，地方政府會與土地開發上結成利益同盟者，置本地區的生態利益而不顧，由被征地農民生態利益的維護者蛻變為被征地農民生態利益的侵犯者和被征地地區生態環境的破壞者。
2. 征地生態補償的對象
我國征地生態補償的對象主要是農村集體組織和被征地農民。根據我國《憲法》第10條的規定，農村集體是農村土地的合法所有主體，農民是農村土地的合法使用主體，因此農村集體和農民是土地征收生態補償的最直接利益相關主體。隨著農地的大量征收，客觀存在的農地生態價值在城市化進程的沖擊下不斷減損，但作為土地征收主體的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經營主體的開發商卻無償消耗了農村土地資源的生態價值，農村集體和農民為保護土地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付出沒有獲得彌補，生態補償在征地補償中的缺失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是耕地銳減，大量土地拋荒、閑置的現象，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農村集體和被征地農民成為征地中生態利益的最大受損者和犧牲者。除此以外，從整體主義生態觀考察，土地與其他自然資源一起構成生態系統整體，主體在某一塊土地上的經營開發行為會對它周圍的生態環境造成影響。所以，土地被征收很容易造成土地單一農用形式被人為分割為建設用地和農用地兩種，使農用地的規模利用率降低，不僅影響了周圍未被征用的殘留地的耕種，而且也使相鄰土地的生產率下降。因此，相鄰地區農民和殘留地經營者也是征地生態補償的利益相關者①，有權利要求獲得生態補償。
3. 征地生態補償的標準
為最大限度的保護農民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態權，應該確立公平的征地生態補償標準，使農民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態損失得以合理的彌補。而公平的征地生態補償標準必須結合征地補償和生態補償各自的特性，以征地補償標準為基礎和參考，體現為區域性、市場性和合法性的特征。首先，這里的“公平”并非抽象的泛指，而是指確立征地生態補償標準必須考慮不同區域的具體情況。所以，公平的征地生態補償標準不是“一刀切”的統一采用同一標準，而是根據被征地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破壞程度等方面不同的特征，確立區域化的生態補償標準。其次，確立市場化的征地生態補償標準，必須大力發揮市場的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的作用，讓市場形成合理的土地資源價格，在確立具體地塊的價格時，以相鄰地的市場價格為參考并根據市場行情加以調整和修正。再次，征地生態補償標準確立的合法性。征地生態補償，其實質是政府在公平的基礎上對被征地農民及相關區域生態利益的重新調整，其結果表現為政府以行政、經濟、法律等各種手段保障生態環境以及公共的生態利益，可以說政府主導著整個征地生態補償過程。然而，在土地征收中，排除農民的參與，由政府單方面制定生態補償標準，其公正性和合理性讓人質疑。所以，政府在征地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過程中，必須以完善的法律法規為依據，并通過采取向社會征求意見、開展聽證會、座談會等方式積極吸收農民的實質性參與，并對補償中的爭議應該允許農民提起訴訟，以減少和遏制征地生態補償中的違法失職行為，保證征地生態補償機制運行的合法性，最終維護農民的合法生態利益。最后，補償標準制定中，還應適當考慮了未來農業產量、提高農產品價格上漲、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水平提高等因素。
4. 征地生態補償的范圍
生態效益損失。土地征收，將土地的農用屬性轉化為建設用地屬性，在改變了土地用途的同時也改變了土地所維系的生態平衡。因此，對生態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必須付費和補償。體現在土地資源的利用上，就是土地開發經營主體必須對開發土地資源的行為付費以彌補該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損失，從而使土地利用行為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說，征地生態補償的范圍應包括征地給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損失，以生態環境損失量和生態建設或恢復的效益量為補償標準，盡管目前生態影響的定量評估技術尚不完善，但這不應該成為忽視征地給農村帶來的生態破壞現象的借口，因為生態補償標準在計算技術上的困難只能決定著生態保護的時間節點問題，而不能決定著是否有必要實施征地生態補償以對農村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問題。
間接財產損失。如前文所述，我國現行征地補償主要集中在與被征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相關的直接財產損失，而對于因征地而導致的相鄰土地和未全部征收的殘余地生產、經營收益減少而造成的損失卻無涉及，尤其是失地農民在征地前能無償使用的公共資源因土地征收而被限制，如在我國的廣大農村，農民生活所使用的水資源、燃料、飼料等都是可以無償使用的集體公共財產，然而農村土地被征收后，農民身份上的農轉非的改變并未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實質性的便利。這些因土地征收而導致的財產上的附隨損失，相對于失地農民的直接的青苗損失、房屋損失而言是一種間接財產損失，理應獲得補償。為彌補現行征地補償制度直接補償的弊端，征地生態補償制度在補償范圍上應將此類因生態破壞和環境改變而導致的間接財產損失包括在內。
精神損害補償。無論是城市化發展需要的征地，還是生態保護需要而實施的生態移民，失地農民都面臨著對新的生活環境的文化適應上的困難。以維護失地農民發展權為目標定位的征地生態補償，不僅要在財產上合理補償以保證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更應該在精神上將失地農民從恐怖、痛苦中解脫出來。因此，征地生態補償對失地農民精神損失的補償，不應僅限于治標的給付一定精神損害補償金，應根據失地農民的實際需要，對癥下藥地增加復制原有生活環境的補償方式。就復制生活環境的補償方式而言，征地機關應該要盡可能在被安置地區為失地農民模擬和創造與原居住環境相似的自然環境、社會和文化氛圍。保證失地農民能住在被征地生態環境中或周邊地區，讓失地農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原有的生活環境，應作為補償失地農民精神損失的治本之策。
第5篇：農村土地補償法范文
論文關鍵詞 土地征用制度 征地補償 公益目的
2000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6%，到2012年我國城市化率為52.27%，年均增長率為1.36%，快速的城市化必然伴隨著大量農業用地轉化為非農用地。土地是農民的勞動對象，也是其基本生活保障，保護農民在征地過程中的利益是保障農民權益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我國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依然延續計劃經濟時期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其制度環境早已改變，其不適用性和滯后性日益突出，由此造成了現今土地征用過程中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土地征用問題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大公共問題，其制度改革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客觀要求。日本、韓國兩國雖然社會制度和基本土地制度和我國不同，但是三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不足的國情是十分相似的。通過研究日本和韓國的土地征收制度，借鑒外國，有利于健全我國土地征用制度。
一、日韓兩國國的土地征用制度
（一）日本的土地征用制度
日本土地征用制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公共事業需要。日本《土地征用法》第3條中確定35種公益事業是屬于可征用土地的范圍，包括建設公園、修建公路鐵路、港灣河道建設、修建學校社會福利設施等。（2）征地程序。日本的征用土地程序包括六個步驟：一是申請征地，二是登記土地以及建筑物，三是達成征購協議，四是由征用委員會進行裁定，五是讓地裁定，六是征用終結。（3）土地市場價賠償以及直接或間接經濟損失賠償。日本《土地征用法》第69條規定，“賠償損失時，必須對土地所有人和關系人分別進行賠償”，第70條規定，“損失要用貨幣進行賠償”，“對于提供代替土地等其他的賠償方法，不在此限”。日本土地征用補償主要分為五種：一是征用損失補償，即為按照因公共事業需要而被征用的私有財產的市場價格給予賠償。二是通損補償，即為賠償所有者因為被征地所造成的損失，主要是對土地附屬物的賠償。三是殘地補償，指由于征用或者使用屬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整片地中的一部分，造成殘地的價格下跌，以及其它殘地的損失時，必須對其損失進行賠償。四是離職者賠償，如果因為土地征用而使土地權力者的雇傭人員失業，因此也應該做出相應的經濟補償；第五，事業損失賠償。事業損失補償指的是在建設過程中由于導致噪音、污水等而造成損失，進而進行相應的補償。同時，日本政府為使失地農民獲得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和勞動技能在農村推行了一套職業訓練制度，提供學習機會和相關職業技能訓練。
（二）韓國土地征收制度
韓國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1）公益事業的范圍。韓國《土地征收補償法》第4條將公益事業分為八類并詳細列舉了公益事業的范圍，主要包括國防事務、學校、道路等。（2）補償范圍。韓國土地征收補償范圍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地價補償，這是征地時最主要的補償，按照《土地公概念法案》規定，統一以公示地價為征收補償標準。二是殘余補償，其包括殘余地征收補償、殘余地價格下降補償和殘余地工程費補償。三是遷移補償。即為公共需要而收用或使用土地，而又不是進行公益事業所必需的，則令其遷移，遷移所需費用由起業人予以補償。四是其他補償，韓國土地收用法規定，對于被收用人因收用或使用其土地，致使土地所有權人或關系人蒙受營業上的損失時，也應予以補償。（3）補償標準。對土地的補償是以協議成立或征收裁決當時的價格為標準，即所謂時價補償。其標準是以事業認定公告當時的公示地價為基準。對物件征收的補償應當考慮與同種物件附近的交易價格等的合理的價格。（4）征收程序。韓國征地程序主要包括三個步驟：一是公益事業認定程序，二是協議程序，三是裁決程序，四是異議申請程序和訴訟程序。
（三）日韓兩國土地征用制度的特點
第一，公益性。日、韓三國都是私有制國家，土地屬于私人，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土地征用是國家權力的強制手段，私人無權征用土地。只有以公益事業為目的，且必須正當程序和合理賠償的前提下，國家才能使用征地權。這樣才能避免征用權的濫用。第二，法制性。兩國法律對于土地征用的程序、補償、條件和解決糾紛等各個方面做了嚴格規定。政府使用征地權，必須尊重司法，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采用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解決征地過程中的糾紛。第三，市場性。征地補償必須符合市場規律，由市場決定補償的標準。政府給定的補償標準需要依據市場價格制定，公民對于政府補償價格也可提出質疑，并通過法律程序解決爭議。第四，廣泛性。兩國法律均對征地補償范圍作出了明確規定，補償的內容不只包括土地市場價，還包括附屬物損失、所有者和利害關系人損失以及失地人員的就業培訓與保障等，充分維護了土地所有者和利害相關人的利益。
二、我國土地征用制度的主要問題
城鎮化的高速進展必然涉及到土地征用，土地征用制度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數億即將“進城”的農民的利益，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目前，我國土地征用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健全的土地產權制度。我國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表面上產權清晰，實際上是一種“所有權缺位”。農民沒有土地的所有權，只有不完整的使用權。征地的過程是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再轉變其他用地的過程。農民對于土地沒有控制權，同時農民土地集體所有權是不能交易的，在征收過程中其利益容易受到不法侵害。
第二，土地征用制度缺乏規范性。中國現有法律體系中關于征地的相關規定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地方。同時不管是商業用地還是公益用地都需要先將集體土地國有化再使用，這也違背了憲法中有關公益事業為目的征地的精神。政府常常為商業用地濫用征地權。在我國的土地征用過程中，被征地人沒有參與權、知情權和質疑權，只能被動地接受征地實施，或者采用上訪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表示抗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參與權也流于形式。同時，政府作為征地過程中的收益者，其對于征地爭議的裁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較差，有失公平和公正。
第三，補償標準的不公平性。《土地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現有法律規定的補償標準可以說只是對原有土地部分使用權的補償。對于安置補助費，大多數地方政府在征地時則會選擇性的忽略，盡量只征地不拆遷。農民失去土地后也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政府對于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和就業保障方面基本上無所作為。另外，在商業用地征用過程中，政府以較低的賠償金額獲得土地，然后以遠遠高于賠償金額的價格出讓給開發商。開發商的高回報率和政府的高額土地出讓價格讓農民感到不公平。
三、日韓兩國土地征用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與日韓等發達國家比較完善的土地征用補償制度相比，我國的土地征用補償制度存在著許多問題，中國應積極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相關土地征用補償制度，盡快改進和完善中國的土地征用制度。
第一，明確產權。要保護農民權利，要實現農民土地產權制度的法律化，包括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模糊身份應有明確界定，政府關于承包期延長的政策明確用法律條文規定。只有產權明確，才能確定土地賠償的標準，確定補償對象，防止侵權行為的產生。
第二，規范公益事業征地和其他用途征地。應該立法確定公益事業征地的類型，政府只能為公共事業行使土地征用權。對于商業用地征用，由使用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間依法協商土地使用權轉讓事宜，政府應該作為監督者維護農民的利益，而不是作為參與者在其中謀利。同時，為公益事業征用土地時，政府不能以大多數的利益為由讓被征地人的利益受損，以應獨立第三方的資產評估機構對土地價值評估報告為依據制定相關的賠償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