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激勵綜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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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一、引言
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引發了委托—問題，這是由于企業股東和企業管理者對企業的經營目標存在分歧，這種分歧的根源則是股東和經理人因為站在各自的角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掌握的企業信息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存在著差距，并且對所掌握信息的理解程度也有很大差異。越來越多的企業采用股權激勵的手段，來化解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矛盾，促進企業獲得更大的發展。本文從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影響的角度，對以往的研究進行梳理總結，以期為股權激勵的研究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股權激勵與公司績效正相關
肖繼輝和彭文平（2002）從 1999 年至 2001 年的上市公司年報中篩選了 586 家公司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高管層的報酬和股票回報率（股東利益）業績質量存在正相關性，且高管層持股帶來的收益大約是總報酬的五分之一。
周建波、孫菊生（2003）運用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考察了公司治理特征、經營者股權激勵與公司經營業績提高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實行股權激勵的公司，在實行股權激勵前業績普遍較高，存在選擇性偏見，成長性較高的公司，公司經營業績的提高與經營者因股權激勵增加的持股數顯著正相關，強制經營者持股、用年薪購買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勵效果較好。
宋兆剛（2006）利用 2004 年年報公布的 1017 家上市公司的數據檢驗了管理層股權激勵與公司績效的關系，得出盡管兩者的相關度非常低，但管理層股權激勵水平與業績的正相關關系在統計上是顯著的結論。
雋娟（2007）以 2005 年我國深交所上市公司為樣本，對管理層持股的影響做出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管理層持股水平與企業經營績效正相關，且與每股收益在 0.01的水平下顯著，而與凈資產收益率相關性卻并不顯著。
程仲鳴和夏銀桂（2008）對2001至2006年間變相試行股權激勵的72家國有控股公司進行研究，發現國有控股公司特別是地方政府控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持股比例與托賓Q值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二）股權激勵與公司績效非線性相關
李增泉（2000）研究發現較低的持股比例不會對經理人員產生激勵作用，但當經理人員的持股達到一定比例后，股票激勵對其的影響顯著。持股比例和年度報酬與企業績效之間并不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并認為中國上市公司經理人員的年度報酬并不依賴于企業業績，而是與公司規模及公司所在區域具有密切關系。而當經理人員持有本公司股票達到一定數量后，持股比例的高低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影響。
張宗益和宋增基（2002）利用 Morck 方法分析了中國上市公司 1999 年報資料，認為企業績效與經理持股存在立方關系。
韓東平、顏寶銅、郭峻（2007）研究顯示，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與經營績效之間存在三次曲線關系：管理層持股在 0-27.58%之間時，公司績效隨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管理層持股處于 27.58%-88.09%這一區間時，公司績效隨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層持股超過 88.09%時，公司績效再次隨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這說明當經理人持股達到相當大比例；甚至相對控股或絕對控股時，股權激勵作用越發明顯。
（三）股權激勵與公司績效不相關
張小寧（2002）利用 2000 年上市公司數據分析了總經理報酬與公司業績沒有線性關系，但董事長持股與否影響公司業績。
童晶駿（2003）選取 1999 年至 2001 年開始實施股權激勵且明確公布了股權激勵實施時間、模式、數據完整的 34 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選取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為業績評價指標，得出了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實施效果不是很明顯，我國的以業績股票為主的多樣化模式結構、虛擬股票期權實施效果較為理想的狀況的結論。
李曜和管恩華（2005）以中國石化為研究對象，對股票增值權的激勵效應進行實證分析，表明在實行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后，中國石化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得到了逐年增長，凈利潤雖有所下降但相比同行仍然增長，股東權益得到增加，股票增值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業的財務績效，改善了企業治理機制，提高了企業經營活動真實的盈利能力。并且發現股票增值權結束等待期后，開始行權的第一年，對于管理層的激勵效應最大。
李維安、李漢軍（2006）選取 1999—2003 年的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表明，不同的公司股權結構對股權激勵和績效的影響不同，在我國當前上市公司持股集中度較高的情況下，股權激勵的作用不明顯。
顧斌、周立燁（2007）選取了在 2002 年以前實施股權激勵的滬市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采用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為業績指標，分別行業和股權激勵方式進行股權激勵效應統計，得出上市公司高管人員股權激勵效應不明顯，且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激勵模式具有不同的激勵效應，但從行業角度看，交通運輸行業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效果最好的結論。
三、總結
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對企業高管進行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尚無完全定論。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實施股權激勵，得到的結果不盡相同。我國相關研究側重于對股權激勵的市場效應以及對國外已取得研究成果的深入細化，還有就是放置在我國特有的股權分置改革的背景下研究這個問題。從內部公司治理安排來看，有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層權力過大，影響董事會對股權激勵方案的制定，導致行權規模、激勵對象、激勵條件、激勵有效期限等變量設置的激勵效果不足有限，使股權激勵成為公司高層管理者謀取福利的工具，產生非激勵目的的股權激勵方案，因此，我國的股權激勵是否起到激勵作用，尚需要實證檢驗。今后股權激勵方面的研究應更側重于對激勵制度本身是否達到激勵的效果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周建波，孫菊生.管理層股權激勵的治理效應研究——來自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03（5）
第2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關鍵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短期股價變動；長期股價效應
一、引言
在我國，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普遍推廣，公司治理中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也已經成為國內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從國外經驗來看，美國等國家期望通過管理者向所有者角色的部分轉換，從而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這一機制，就叫做股權激勵。
與我國證券市場的飛速發展相比，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機制的建設相對遲緩。以2005年我國實行股權分置改革為分界點，我國的股權激勵機制經歷了股改前的摸索試點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2005年）和股改后的規范發展階段（2006年至今）。
二、對股權激勵與股價變動關系研究的分析
根據現有文獻，專家學者對股權激勵與股價變動的關系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1）上市公司宣布實施股權激勵的短期財富效應，即短期股價變動效應（2）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產生的長期股價變動效應。
（一）股權激勵的短期股價變動效應研究
作為一種激勵措施，股權激勵的實施通常會引起投資者對公司未來業績上升的預期的提升，在短期內引起投資者的關注并買入，進而產生一定的股價變動效應。根據以往的研究，通常采用事件研究法來研究該短期股價變動效應。
1.研究的起步和發展：隨著市場發展的成熟而涌現的更高超額收益率
股權激勵引起的短期股價變動效應研究最早開始于Brickley、Bhagat、Lease（1985）對美國175起股權激勵方案的宣布效應的研究，然而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任何一個事件日都未發現顯著的超額收益率，即使是采用從董事會會議日到證券交易所提示日前一天60日的交易日為事件窗口，也只有顯著的2.4%累計超額收益率。
Morgan、Poulsen（2001）通過對1992年至1995年S&P500公司的股權激勵計劃進行分析，發現股權激勵計劃在[-3，+3]的事件窗口中能夠引起顯著為正的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這表明股權激勵計劃確實能夠促進股東價值的增加。Kato（2005）等通過研究日本344家公司的562起股權激勵計劃公告的股價效應，也得出同樣的結果，且不論時間窗口如何變化，總是存在顯著為正的累計超額收益率。
從早期到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來看，隨著市場發展的不斷趨向成熟，市場信息得以及時、充分地體現在股價變動中，相關研究也得以倚靠日趨完善的市場披露信息進行更加詳盡的分析。由此看來，當前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在很多方面是應當向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學習和借鑒的。
2.借鑒與創新研究：股權激勵短期股價變動效應研究的中國化
在我國內，也有不少專家學者、研究所等借鑒國外的研究方法對國內的股權激勵計劃宣布效應進行研究，但是由于我國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探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并且直到2005年國家實施股權分置改革以后，隨著股權激勵相關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各種客觀條件逐漸成熟以后，股權激勵假話才開始在我國上市公司中流行起來。因此，目前國內對股權激勵的股價變動效應的研究相對來說還比較少。
蔡永鍇（2008）將股權激勵對股價的影響分為短期和長期進行討論，并在不同時期根據行業和股權激勵標的物的不同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股價在股權激勵方案公告后普遍出現了上漲，這主要是由于公告發出后投資者對于上市公司業績與提升的預期。研究還指出，在短期內，股權激勵的標的物的不同也將會對股價變動產生十分明顯的影響。
（二）股權激勵的長期股價效應研究
1.利益趨同理論研究
利益趨同理論是由Jensen、Meckling（1976）首先提出的，該理論認為：管理者擁有的股權越多，他們與股東的利益就越趨同、沖突就越少，尤其是當公司高管就是公司控股股東時，這種現象表現得越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委托問題就越少，高管利用信息不對稱做出不利于股東的決策的可能性就越低，高管努力提升公司業績和公司的可能性就越高。
從國內研究來看，不少學者通過借鑒國外研究經驗來分析我國股票市場股權激勵的長期效應，同樣也發現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與公司的經營業績呈現著正相關關系。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
總的來說，目前國內外都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實施股權激勵有利于改善管理者行為，促進公司經營績效增長，有利于公司長期股票價值的提升。
2.管理者防御假說研究
1983年，在提出利益趨同理論七年以后，Jensen、Fama又提出了管理者防御假說。該假說認為，高管持股越多意味著其對公司的控制力越強，管理層受到的外界約束就越少，此時管理層就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作出有利于自己但是不利于公司發展的決策，進而損害公司價值。
對于這一假說，Demsetz、Lehn（1980）對美國511甲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兩者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此基礎上，Himmelber、Hubbard、Palia（1999）在研究中加入了銷售收入、研發支出等新的控制變量，運用改進的方法來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與公司業績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而Morck、Nakamur、Shivdasani（2000）則對日本工業公司進行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確實會產生“管理者防御”，從而降低公司價值，即：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業績呈現出負相關性。
由此看來，管理者防御假說似乎也得到了歷史研究的支持。在對當下股權激勵長期股價效應研究時，應當適當考慮該理論假說，以便提出更加合理的回歸檢驗模型。
參考文獻：
[1]呂長江，趙宇恒.國有企業管理者激勵效應研究――基于管理者權力的解釋[J].管理世界，2008，11：99109+188
第3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關鍵詞:雙重委托理論模型;股權集中型公司;公司治理最優化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6(03)-0090-06
一、研究意義
自Berle& Means[1]的The Modern Corporationand Private Property一書問世以來,公司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并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既有公司治理文獻長期關注的核心命題常常在于基于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利益沖突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而公司治理實踐及其發展的現實訴求卻并非或遠非如此,其間差異的重要成因之一則在于既有公司治理理論的主流分析框架乃基于西方傳統的委托理論,其立論的現實基礎在于公司股權的充分分散與股東和經營者之間的單一委托關系及其間的諸多隱含問題。但在現實經濟別是在轉軌經濟或發展中國家中以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卻大量存在。而在以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由于控股股東或大股東往往掌握著公司的實際控制權,他們的自利天性與機會主義行為又可能會導致其尋機運用公司控制權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于是即產生了控股股東或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由此可見,在以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實際上存在著雙重委托的問題:一種是控股股東或大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問題;另一種則是中小股東與其人(用于監控公司控股股東或大股東)之間的委托問題。①實踐證明,基于西方傳統委托理論或單委托理論的公司治理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或并不適于解析與解決股權集中型公司中的復雜公司治理問題。因此,如何基于結合公司雙重委托關系的現實特征或現實訴求與西方傳統委托理論的既有內核而建構一種雙重委托理論,并以此作為一種新型公司治理分析框架的基礎,無論對于促進公司治理理論的豐富與發展,還是對于更好地指導與服務于公司治理的有效實踐,均是一個富有深遠意義的問題。
此外,既有公司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在基于協調公司各方權責利主體之間的沖突而尋求公司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設計的過程中,并未有重視或深入關注公司治理的成本、收益與效率三者之間的關系及相應的測量與評價。而事實上,任何經濟體制與結構中的公司治理問題歸根結底都應是一個基于自身的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而尋求公司治理效率最優化的問題,其要義則是,在基于自身的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而尋求適宜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過程中,在支付必要的公司治理成本的同時,以最小化的公司治理成本總和謀求最大的公司治理收益。就此而言,公司治理問題不是或不能僅僅簡單地局限于公司治理的結構與機制層面,而是尚要深入涉及到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治理機制與公司治理環境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與作用機理,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界定、測量與評價。而這些問題最終歸為一個公司治理的最優化問題,亦即,在一定的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中,基于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優化整合,在支付必要的公司治理成本并最小化公司治理成本總和的同時,獲取最大的公司治理收益。顯然,解析公司治理最優化這一問題的理論涵義與實踐要旨,對于公司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本身是十分必要的。特別是,面對股權集中型公司在諸多國家與地區大量存在的這一不爭事實,如何基于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的一般研究而延伸到股權集中型公司的治理最優化問題研究,是一個更為重要與必要的現實問題。
因此,基于雙重委托理論模型構建的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研究,試圖基于雙重委托理論模型的構建而確立一種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問題的一般分析框架,希冀解析基于一定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的公司治理最優化特別是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這一問題的理論涵義與實踐要旨,其本身對于豐富公司治理理論與促進公司治理實踐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對于公司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均未有傳統的根基、公司治理整體上尚僅具形似而不得精髓以及上市公司股權普遍集中的中國轉軌經濟及其發展而言,該項研究的理論指導意義與實踐參考價值顯得尤為重要與迫切需要。
二、既有相關研究述評
(一)關于西方傳統委托理論西方傳統的委托理論系經由Berle &Means、Coase[2]、Jensen&Meckling[3]、Fama& Jens-en[4-5]、Grossman&Hart[6]等逐步提出,其間或而后又經由諸多經濟學家加以擴充與發展而來的,其要義在于如何設計一套最優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而保證人(經營者)按照委托人(全體股東)的利益行事[7][8][9][10]。如果將公司全體股東視為單個委托人,而將公司經營者視為單個人,則西方傳統委托理論本質上是一種研究單委托關系問題的單委托理論,其主要是針對美、英國特別是美國多數以股權分散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的治理問題而構建的一種分析框架。①
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與地區的多數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特征并非股權分散,而在于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 Faccio& Lang[11]的研究表明,西歐諸國公司除英國和愛爾蘭公司的股權較為分散外,其它公司的股權則普遍較為集中; Claessens,Djankow& Lang[12]的研究則表明,除日本公司所有權或股權相對集中之外,其它東亞諸國與地區中三分之二的公司均擁有單一的控制性股東。而且,Ra-jan[13]、Weinstein & Yafeh[14]、Franks & Mayer[15]、Shleifer& Vishny[16]、Pagano& Roell[17]、Johnson &La Porta et a.l[18]、孫永祥[19]、Cheung& Chan[20]、唐宗明、蔣位[21]等多人的研究均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在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的公司中,嚴重存在著控股股東或大股東惡意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現象。特別是,OECD[22]甚至旗幟鮮明地指出,亞洲國家和地區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控股股東或大股東惡意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問題。因此,基于股權
分散特點而構建的單委托理論在并未有涵蓋控股股東或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利益沖突的情況之下,其本身即具有局限性而不具有普遍性的解釋與指導意義,抑或,其并不適合作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與地區的以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的治理問題分析框架。
因此,我們需要針對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問題的現實特點而構建一個更具解釋力的理論基礎或分析框架。對此,Tirole[23]、鄭志剛[24]、馮根福[25]均有不同層面與不同程度的相關論及。其中,Tirole通過構建控制性股東(投資者)道德風險模型而揭示了控制性股東(投資者)的道德風險行為機理;鄭志剛則在發展Tirole的控制性股東(投資者)道德風險模型的基礎上,討論了降低第二類成本(因投資者或股東之間利益沖突而致的成本)的可能途徑與公司治理機制;相較而言,馮根福的研究要更為深入,并具有一般指導意義,其描述了股權集中型公司中雙重委托關系的一般特征,并對降低第二類成本的思路與要求作出了初步分析,但其解析尚顯得相對簡化,特別是其尚僅僅考慮到單一控制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利益沖突的簡單情形,而并未有考慮到多個大股東同時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利益沖突的復雜情形,因此,其提出的公司治理分析框架尚顯得相對簡化,且并不具備足夠的現實操作意義。總之,必要的雙重委托理論的建構或探索尚顯得較為粗淺,亟需深入完善。這本身將會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與突破,但同時亦是一個難點。
(二)關于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研究
青木昌彥、錢穎一[26]認為,離開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及其制度與習俗的歷史,而去評判每種公司治理模式的優點及其適用性是沒有意義的,在設計公司治理結構之時,經濟學家必須具體地確定每種公司治理結構模式運作所需的特定條件以及實現這些條件的最有效率的途徑。公司治理顯然并無世界通用的模式,甚至在一國或地區之內不同類型的公司或企業亦應體現出治理制度的差異,但任何經濟體制與結構中的公司治理問題歸根結底都可以歸為一個公司治理最優化的問題。如若用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治理成本與公司治理收益三者之間的關系來描述這一問題,則這一問題的實質或要義在于,在既定的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中,在支付必要的公司治理成本的同時,以最小化的公司治理成本總和獲取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收益。
相較而言,既有的公司治理研究將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治理成本與公司治理收益三者結合起來全面考慮的研究顯得十分薄弱與不夠,但對公司治理成本與公司治理收益或者公司治理效率的單獨或者少量綜合研究倒是有些論及。其中,Dietl[27]認為治理成本是由于投資者與經營者利益目標沖突而致的經濟損失,其將此分為成本與非多樣化成本,其認為成本包括信號發送成本、甄選成本、監督成本與剩余成本,非多樣化成本則代表投資者持有非多樣化投資組合的經濟損失,其實際是風險集中的代價。事實上, Jensen&Meckling曾將成本定義為委托人的監督支出、人的擔保支出以及剩余損失的總和。很顯然,Dielt的成本定義是基于Jensen&Meckling的成本定義而發展起來的。此外,李維安、武立東[28]、朱羿錕[29]以及周清杰[30]對于公司治理成本的界定與劃分亦均有相關論及,但均與Dielt對治理成本的定義或界定差別不大。但Dielt對治理成本的界定顯然還顯得很不完善,首先,其忽視了公司治理中幾項同樣重要的治理成本類別,包括相關的政府的治理成本、市場治理成本、基于公司治理文化適應性與否的制度磨擦成本。尤其是,其并未有區分基于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利益沖突而致的(第一類)成本與基于股東之間利益沖突而致的(第二類)成本之間的重要差異,而這樣的區分卻是非常重要與必要的。對此,鄭志剛與馮根福均對此作出過相同意義的區分,這點非常有意義,特別是對于股權集中型公司而言,其顯得更為重要且必要。與對公司治理成本的界定與劃分研究相較,對于公司治理收益的界定與劃分則幾乎沒有相關論及,只是在將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治理成本與公司治理收益三者一起考慮時才稍有提及,如劉漢民[31]曾指出,公司治理的原則應是在既定的經濟技術條件與制度環境下,以盡可能低的治理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治理收益。事實上,公司治理的原則或公司治理最優化的原則之嚴格與正確表述應是,在支付必要的公司治理成本的同時,以最小化的公司治理成本總和獲取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收益。①此外,既有的公司治理研究對于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或內部治理與外部治理的劃分關注較多,但卻忽視了對公司治理環境的研究。事實上,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初始條件或約束條件,公司治理環境涉及到公司所處的行業性質、行業或企業相關技術水平、公司規模、產業成熟度與產業政策、政治法律制度與傳統文化習俗、組織灰色政治知覺以及政府的治理邊界等多項因素。①公司治理環境對公司治理的結構與機制設計顯然是有影響的,且三者之間本身即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與機理。但對于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與機理研究至今未有一個基本與規范的理論分析框架,這顯然是既有理論研究的不足,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理論研究盲點。另外,就公司治理效率最優化問題而言,其本身即涵蓋在既定的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中實現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優化整合,因此,對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關系研究不能與對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割裂開來,因為公司治理的成本、收益與效率與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及公司治理機制之間本身即存在相關關系,這亦應成為理論與實證研究的重點。其中,對于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測量與評價顯得十分重要,因為其結果可以用來反映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整合情況,或可以據此對既有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設計作出邊際修正,而這方面的系統研究目前尚顯得非常缺失。
(三)關于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研究
如前所述,不少中外學者對股權集中型公司的治理問題均有研究,但其中更多的研究只是在于描述股權集中型公司股權的集中程度與控股股東或大股東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現象,以及相應的公司治理機制設計。相較而言, Tirole、鄭志剛與馮根福的研究更接近或已經涉及到了股權集中型公司的治理最優化問題,只是其各自基于的視角與層面及研究深入的程度不同,且以后兩者的研究更具理論創新與啟示意義。其中,鄭志剛對公司治理機制的優化整合給出了相應的假設與證明,馮根福則對降低股權集中型公司的雙重成本的思路給出了數學描述。但總體而言,他們的研究均尚只是基于單一視角或局部層面。
在筆者看來,關于股權集中型公司的治理最優化問題研究必須具有一個總體的研究框架,其包括
下述幾個大的重點層面:其一,雙重委托理論模型的構建;其二,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其三,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界定、測量與評價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其四,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同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以及公司治理的最優化問題;其五,雙重委托關系之下的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因此,關于股權集中型公司的治理最優化問題研究本身是一項系統研究,如若僅僅涉及其中的某一或幾個局部層面,則該項研究即非全面的。
三、主要研究內容與關鍵問題闡述
(一)研究內容
基于前述分析,筆者認為,基于雙重委托理論模型構建的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研究可基于下述簡化的概念關系模型(見圖1)而確立其主要研究內容:
1.雙重委托理論模型的構建
該部分研究旨在為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問題分析構建一個適宜的一般框架。其主要內容包括:單委托理論及其局限性評價;雙重委托理論的現實基礎及其理論模型;雙重委托理論模型的公司治理涵義與經濟政策含義。
2.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
該部分研究旨在構建一個涵蓋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的分析框架。其主要內容包括: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界定;公司治理環境與公司治理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公司治理環境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基于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的整合優化及其邊際修正。
3.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界定、測量與評價及三者之間的關系該部分研究基于全面與準確界定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內涵,旨在廓清三者之間的基本函數關系,并重點遵循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則,對三者分別賦以相應的測量與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其主要內容包括: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界定;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之間的基本函數關系;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測量與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4.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及其一般分析框架
該部分研究旨在為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分析構建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其主要內容包括:公司治理成本同基于一定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關系;公司治理收益同基于一定公司治理環境及其變遷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關系;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的理論內涵及其一般分析框架;公司治理最優化的治理制度基礎及其邊際修正的理論框架。
5.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
該部分研究基于結合前述研究成果與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問題的特點,旨在具體解答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其主要內容包括: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的內涵;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的特殊性;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的評價指標體系;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的制度解。
6.中國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問題分析及其政策含義
該部分研究旨在運用前述研究成果對中國公司治理提出相應的理論指導意義與實踐參考價值。其主要內容包括: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及其公司治理特點與問題的實證分析與案例分析;國外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的比較分析及其對中國公司治理變革與完善的啟示;中國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的分析框架與政策建議。
(二)關鍵問題
1.如何構建雙重委托理論
如何基于西方傳統的委托理論和結合股權集中型公司中的雙重委托關系特征而科學構建一種更具解釋力的雙重委托理論,是本項研究要解決的第一個關鍵問題,這亦是本項研究的第一個重要理論基礎。
2.如何解析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既有研究的重心過多地偏向于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層面,而忽視了公司治理環境的重要作用與影響,而且缺乏一個涵蓋三者的規范分析框架。為此,解析三者之間可能的關系,并將三者納入一個規范的分析框架之內,亦是本項目研究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3.如何界定、測量及評價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
完整而準確地界定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的內涵,是本項研究中一項重要的基礎內容,與此同時,如何基于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則對其分別進行測量及賦以可能的評價指標體系,是本項研究要解決的又一個關鍵問題。
4.如何解析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
如何將公司治理環境、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治理機制以及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與公司治理效率納入到一個總的分析框架之內而解析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中的理論涵義與實踐要旨,應是本項研究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基礎問題,而解決股權集中型公司治理最優化問題則應是這個關鍵基礎問題解決之后的進一步延伸與拓展。
5.如何為變革與完善中國公司治理提出相應的思路與設想
如何為經濟轉軌時期的中國公司治理變革與完善提出一種適宜的分析思路和一些政策建議設想,亦應是本項研究要解決之關鍵問題的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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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關鍵詞：股權激勵；過度投資；假設檢驗；回歸分析
一、引言
股權激勵指股東通過授予經理人一定股權的方式使經營者參與決策、分享利潤并承擔風險，以使所有者和經營者利益趨同，從而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內部機制。近些年來，股權激勵所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日益突出，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已開始廣泛關注這一問題。
1.高管股權激勵是否具有治理效應
大量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提出高管股權激勵具備改善公司業績的治理效應。Morck等最先對股權激勵和企業績效展開實證研究，發現高管股權激勵在5%-25%之外的區間上顯著提高公司價值。國內的相關研究表明，我國的股權激勵有效區間在小于8%和大于31%之間。部分學者在高管股權激勵有效性上持反對態度，認為高管股權激勵不一定能發揮有效的治理效果。著名的有，Yermack的實證研究表明股票期權并不能降低成本。
2.股權激勵新進展可能的發展方向
針對目前學術界對于股權激勵的爭論，我認為今后的研究發現大體可以有以下幾方面。（1）深入分析“股權激勵企業績效”的作用機理。（2）針對股權激勵可能帶來的各種新問題的研究。在這些問題中，過多投資問題可能嚴重影響股權激勵的效用。過度投資指企業投資于凈現值小于0的項目。過度投資行為導致市場產能過剩，造成大量的資源和生產要素浪費，提高了企業運營風險，最終將損害股東利益。
二、過度投資實證研究
1.研究方法和樣本數據
本文主要研究中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對投資行為的影響。我選擇2006-2012年中國證券市場滬深300指數股中股權激勵公司為數據源，選取其中數據完整的73家上市公司（剔除金融類公司）為數據樣本。滬深300指數選股標準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樣本代表性和穩定性。具體數據主要來自Wind、銳思和國泰安數據庫，雅虎財經和和訊網數據作為對照。建模過程使用R軟件完成。
2.模型
本文參考Richardson（2006）提出的投資模型進行研究：
其中，X=[Q，SIZE，ROE，CASH，INDU]；Q代表托賓Q值，用于衡量投資機會，是主要變量，其余為控制變量；SIZE為公司規模（資產總額）；ROE為公司股票回報率；CASH為公司期初現金存量；INDU為行業變量。顯然，殘差部分可以看做非預期投資，如果該項為正則存在過度投資。
3.回歸分析結果
對于模型一，運用R軟件對每個公司單獨建模，數據擬合后將殘差項大于0的公司單獨統計提取出來。根據回歸結果，73家企業中有46家的殘差項顯著大于0，而這些企業中大多數存在托賓Q值長期大于1的情況，符合邏輯。而這些企業中，30家實行股權激勵方案，16家未實行或者在2008年后中途撤銷激勵方案。殘差結果如下表。
對該表中的兩組數據進行雙樣本T檢驗，原假設：ε1ε2。檢驗結果，T值為2.651，伴隨概率P為0.019，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拒絕原假設。我們可以認為顯著大于，也就是說相比于沒有股權激勵的公司，存在股權激勵的公司過度投資的水平顯著更高。這說明股權激勵極可能引致過度投資加劇。
三、總結
本文在對以往有關股權激勵的文獻進行深入整理的基礎上，重點關注了股權激勵合約下的過度投資問題，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在中國股票市場，股權激勵不見得可以有效抑制過度投資，反而可能引發更嚴重的過度投資，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參考文獻：
第5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摘要創新是國家發展前進的動力，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也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動力。那么如何促進企業進行獨立自主創新成為我國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為了解決這一重要問題，我國已經發展了自主創新的示范區，利用股權激勵制度激勵企業員工進行自主創新。本文針對股權激勵制度的實施現狀進行分析探討，旨在完善煤炭地質行業股權激勵制度。
關鍵詞自主創新股權激勵制度現狀
一個國家要想變強變大，就要首先在技術上完全獨立，擺脫依附發達國家技術的局面，從而使我國經濟和政治也隨之獨立。同樣，企業的發展也需要進行技術與管理制度上的創新。比如煤礦瓦斯、火災治理、礦權運作等技術、股權激勵制度的創新等等，最終使企業在市場經濟下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企業自主創新是需要有創新能力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者的，因此企業應該完善激勵制度使人才充分發揮其價值，在此，股權激勵制度可以發揮很好的激勵作用。
一、股權激勵制度的實施現狀
目前我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到2010年四月末我國兩種上市企業一共有56份企業實施了股權激勵制度，從對這些上市企業的股權激勵計劃研究發現，一共大約有六種形式激勵員工：1．股票期權；2．業績股票；3．增量資產；4．限制性股票；5．虛擬股票；6．股票增值權。理論上，實施股權激勵制度是為了激勵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普通員工進行制度或者技術上的創新，從而完成企業目標，是企業利潤最大化。但是，就目前企業的種種現象來看激勵制度的實施并沒有起應有的作用。
比如：有些企業持股員工利用上班時間觀察股票行情，把注意力都放在股價的漲跌上，工作已經被他們置之度外。同時在看看股票市場，企業的業績不斷上漲，股票價格就一定在漲嗎？股票價格在漲，企業的業績就一定在漲嗎？股權激勵制度激勵那些管理者、經營者以及企業員工做了什么 ？是激勵他們勤勤懇懇的工作和創造業績，還是激勵了他們為了推動股票價格另辟蹊徑。實際上還有很多不良現象發生，有的人頻繁跳槽專門炒激勵股票，有的人在公司業績下滑之后變賣股票抽身等現象經常發生。這就說明股權激勵制度安排上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企業要合理的設計股權激勵制度，使其更加有效的發揮其激勵作用。
二、完善股權激勵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激勵范圍適當增加，達到激勵目的
股權激勵理論指出激勵對象應該是能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重要職員，比如企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和企業經營管理者，但是目前從煤炭地質行業來看，激勵對象大多是管理層和部分專業技術人員，實際上技術經紀人也應該拓展到激勵范圍內，他們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激勵模式也要適當增加，很多煤炭企業激勵機制主要體現在高額的年薪上，個別獎勵幾乎都很少，這樣股權激勵的運用就相對減少，應該適當增加，比如可以給關鍵崗位的管理者及核心技術人員部分股票期權作為激勵，真正使股權激勵制度發揮效果。
（二）完善企業的業績考核制度，使股權激勵制度有依據的實施
激勵制度的實施，重點在于要有統一的規范，關鍵在于考核。因此，企業要不斷根據企業和員工的實際情況完善業績考核制度，使股權激勵制度真正發揮其激勵的作用。針對
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企業可以全面啟動任期和年度相結合的業績考核責任制，使對員工的年度考核結果與短期激勵聯系起來，中長期對員工的考核結果與中長期激勵掛鉤。同時，企業還要嚴格對員工進行考核，并兌現對員工的激勵股票，也就說對符合考核目標的員工堅持按照股權激勵制度規定中的內容兌現員工的收入或分紅；而對沒有達到考核目標的員工，不能退讓，也必須堅持執行其制度規定。
（三）完善監督管理制度，加強對企業股權激勵制度的實施進行全程監督
很多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可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進行自我定制考核標準，自己進行考核，并自行進行激勵。怎樣防止這樣的現象產生，這就需要企業要不斷完善監督管理制度。首先，煤炭企業管理者要定期在股東大會上匯報企業股權激勵計劃的執行情況。其次，各股東要對企業實施股權激勵制度的情況經常檢查，最好進行全程跟蹤，一旦發現違法制度的行為發生應該及時制止，如果制止無效相關工作人員應該及時向相關部門報告，最后，煤炭企業還要建立股權激勵制度質量評價體系，對實施股權激勵制度之后所能達到的效果進行客觀評價。
（四）煤炭企業應積極做好輔助工作，使股權激勵制度較好的實施
股權激勵制度的實施是需要國家和企業共同支持的，尤其是企業內部的支持，因此，企業要積極為其做好配套工作。首先，企業要建立完善的財務、審計制度，使財務信息更加準確，為股權激勵制度的實施提供真實有效的數據。其次，企業要制定長期發展的戰略規劃，并將戰略目標分解工作做好，與中長期考核制度銜接。企業目標的制定要根據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和未來的發展趨勢、企業所在行業的競爭能力以及經營水平來制定。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股權激勵制度在我國企業實施較晚，尚處于初級階段，同時我國國情與美國不同，股權激勵制度的實施存在很多不足，這就需要我們企業不斷完善股權激勵制度，使其真正發揮激勵作用，讓企業管理者和地質勘探等技術人員發揮創新精神，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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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關鍵詞：大股東 控制權 股權激勵效果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3-091-02
前言
當前社會中存在的眾多企業往往自身的股權劃分性質存在差異，我國國有控股公司與民營大股東控股公司就存在直接的差異，大股東在職責上出現了較大的差異，這就直接導致了其發揮的作用對股權激勵效果產生了具有差異的影響結果。
一、大股東控制權對股權激勵效果的影響分析
（一）股權激勵效果受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權的影響分析
通過對部分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國有企業多重委托臺歷、產權不明等相關問題尤為突出，不過大股東自身的監督能力并沒有受到這些負面因素的影響。如果需要對國有股進行減持改革，就必須對大股東的監督作用進行全面的分析、考慮，不能夠片面地實施改革。首先，應該對大股東的股權性質進行明確的認定，經過分析可以得出現有國有企業中，中央直屬企業大股東與企業經營業績之間存在正比例關系，所以，認定國有企業中大股東可以發揮重要的監督作用。通過對國有企業大股東與非國有企業大股東進行比較分析后可以發現，小股東的利益并沒有被國企大股東及中股東聯合破壞，他們更多地是發揮了自己的職能。不僅如此，國有控股上市更加重視審計委員作用的發揮，并更好地發揮了其監督的職能。其次，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發現，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過程不僅將經濟當作了發展的目標；同時，也將政治與職位晉升作為了發展的目標，所以他們會主動地認可大股東的監督，進而導致大股東所持股份越來越多、權力越來越大，從而不斷提升股權激勵的效果{1}。
（二）管理層股權激勵效果受到民營控股上市公司中大股東控制權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研究管理層股權激勵效果受到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影響效果，通過對文獻的查詢研究，將上市公司數據提取出后進行了大股東對小股東利益破壞的分析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首先，一些家族企業中手持大股權的股東為了短暫的利益，或者為了進一步提高家族企業在市面的影響力，而做出不明智的決定亦或是不夠聰明的投資策略。其次，還有部分的民營控股大股東會把持企業內部管理層，并將部分財產進行轉移。我國學者通過將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進行對比研究后發現，現有民營公司經常會通過借貸款的借債方式將部分上市公司徹底“掏空”，由于大股東與其把持的管理層在利益方面存在共同的目標，所以，便會不謀而合，通過非法手段對小股東的利益進行破壞、侵占。因此，通過分析民營上市公司中的大資本家族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大股東通過建立多層控制鏈條以強化控制自己的權利，然后，通過家族成員任職的方式對企業資源進行轉移，從而達到目的。這種大股東為了自身利益而破壞整體利益的行為直接對管理層工作的積極性進行了嚴重的打擊，對股權激勵效果造成了巨大的惡劣影響。所以，在大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由于管理層矛盾沖突不斷加劇的今天，其上市后公司的管理層股權激勵效果就始終得不到完善，致使大股東所持有的股份不斷地降低。因此，只有雙方的利益沖突及合謀的可能性降低，才能夠提高管理層股權的激勵效果{2}。
二、大股東控制權對股權激勵效果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提高高管持有股份比例將有效提升股權激勵效果
委托理論最早出現在西方的一些國家，在這個理論當中所有的股東以及所有的經營者都被確認為一個單一的主題，然后，基于該基礎對契約設計的最優化方案進行了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障人可以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進行操作。通過對其理論研究發現，其本質內涵無外乎就是單一的委托關系。由于相關擬定的契約存在一定的漏洞并且人與委托人雙方的目標也存在差異，所以，人在實際操作中就不一定會按照委托人的想法進行操作，最終導致雙方在目標利益上經常發生激烈的矛盾沖突。因此，如果想將股東的利益進行最大優化處理，就應該將部分剩余收益索取權下放到管理人員的手中，讓企業的實際收益效果與經營管理者的利益之間關聯。與此同時，還應該將管理人員受眾的股份進行增加，使委托人的利益受到間接的保障，從而確保公司企業經營的業績能夠得到提升。通過對理論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上市公司的實際經營業績直接與整個公司內部所有高管所持有的股份呈現一種正比例函數關系，管理層所持股份越多，該公司的實際經營效益就會越好，其股權激勵效果也就會更為突出。
（二）如果民營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權較為集中將直接降低股權激勵的效果
通過落實股權激勵制度能夠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對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由于控制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狀態而應答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通過對我國民營上市企業公司的研究可以發現，其企業內部的總經理與董事往往都是由同一個人擔任，這就直接導致董事內部管理權力較為集中，委托關系出現嚴重的失衡現象。這種現象一旦形成，整個企業將成為大股東收斂利益的重要工具，加之公司管理層的利益與企業內部經營的業績沒有形成直接的聯系，這就導致管理層人員為了能夠得到職位的晉升，就會利用手中的職權進行利益的不正當獲取，并采用不正當權利進行利益的獲取。由于這種行為不會受到股權激勵制度的約束與直接影響，所以，這種不良狀況將會愈演愈烈。因此，一旦整個企業出現了股權的高度集中，其內部人控制結構就會出現失衡，公司所建立的股權激勵效果也會喪失作用，最終導致了大股東股權越來越高度集中，其股權激勵效果則越來越弱。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對國有公司與民營公司大股東控制權，對股權激勵效果的影響進行了簡要的分析研究，認為在現實的企業發展中，不論是國有公司還是民營公司，都必須處理好大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地保護雙方的利益，促進企業的發展并取得更好的效果。
注釋
{1}吳潔.大股東控制權對股權激勵有效性沖擊的文獻綜述[J].經營管理，2011（7）：36-38
{2}陳華.大股東侵占對激勵效果的影響研究[J].財會通訊，2011（23）：51-58
第7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關鍵詞：管理層股權激勵；創新效果；高新技術企業；案例分析
在現代公司制企業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催生了委托問題，而股權激勵通過授予公司高管股權，令兩者利益趨同，能夠緩解這一問題。但是一些企業在推進股權激勵制度中，由于方案設計不完善或是執行不到位，導致激勵效用未能充分體現。綜上所述，本文選擇國有控股高新技術企業――海康威視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基于其管理層股權激勵制度實施所產生效果的差異性，分析差異產生的原因，從而為其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實施提出建議，以期對高新技術企業全行業管理層實施股權激勵的改進提供借鑒與參考。
1 文獻綜述
目前學術界中有關管理層股權激勵對于企業創新效果的影響觀點不一，總體上有以下兩類：一些學者認為管理層股權激勵與企業創新效果的提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Jesen與Meckling（1976 ）認為，企業創新的實施受到股權激勵的正向促進作用；Marianna（2006 ）通過對上市公司數據的分析得出，在股權激勵的作用下，高管會更愿意提高研發投入，促進企業創新；黃淙淙（2012 ）通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經驗數據發現，對企業高管進行股權激勵能推動企業研發創新活動的開展；劉燕（2017 ）的研究也發現，股權激勵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顯著。另一些學者的觀點是，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實施對于企業創新效果沒有顯著影響甚至產生負面作用。余志良、張平（2009 ）認為實施高管持股不能顯著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研發，兩者之間不具有明顯相關關系；趙洪江、陳學華等（2008 ）在闡明上市公司的組織架構與創新投入作用關系的基礎上，發現董事長持股越多，公司研發績效越低。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認為，資本市場的短期壓力會增加管理層的短視行為，繼而抑制企業創新（Chemma-nur等，2014 ）。綜上所述，后續的研究重點將是企業股權激勵實施在不同情況下對于創新效果影響的差異性分析。本文通過選取案例對此進行進一步分析，以海康威視為代表，以期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實施提供建議。
2 案例描述
海康威視成立于2001 年，是一家國內領先的安防產品及行業解決方案提供商，自成立以來共實施了四次股權激勵計劃，考慮到研究對象的特征和數據可獲得性，本文選取2014 年和2016 年兩次股權激勵計劃進行研究，兩期均為限制性股票激勵方式。
3 案例分析
本文認為，創新效果的衡量可以從直接和間接產出成果兩個角度著手分析。對于直接產出成果，選取專利申請和專利授權數目作為衡量指標；對于間接產出成果，選取主營業務利潤率來度量。通過上述兩方面入手，本文將對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前后公司整體的創新效果進行比較，以期能夠分析得到企業創新效果存在差異的原因。
3.1 對專利申請數的影響
海康威視的專利申請數先上升后下降，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當年的專利申請數相較于各自的前一年上升了330 和1029 ，增速為65.09%和63.64%，公司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對于專利申請數的促進作用十分理想，第二期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對于企業創新效果的度量指標之一的專利申請數作用更加突出。此外，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三種。林艷和王宏起（2009 ）認為，發明專利的創新性在三者中是最高的，其在公司整體專利中的占比代表企業取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效果能力，因而可以認為，發明專利最能體現企業創新效果中的專利申請數量這一指標。海康威視的發明專利申請數在2015 年顯著上升，而2016 年該數值為341 件，比2015 年更是提高了兩倍以上。與行業發明專利申請數相比，海康威視同樣是在2014 年之后與行業平均水平拉開了巨大差距。
3.2 對專利授權數的影響
由于創新研發活動普遍周期長，投入金額大，且提交專利申請后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認證和批準，所以我們認為專利授權數存在時間上的滯后性。因此，對于本文選取的兩次股權激勵，我們分別選取滯后一年的專利授權數與當年進行比較，以分析兩次股權激勵對企業創新效果的影響。海康威視在實施第一期股權激勵后，使專利授權數2015 年比2014 年上漲了153.19%。企業在2016 年底的第二期股權激勵實施后，2017 年的專利授權數比2016 年上升了96.67%。第一期股權激勵對于提高企業創新的效果更好。
3.3 對主營業務利潤率的影響
與專利授權數相同，考慮到企業創新所得到的專利對于公司整體營收的作用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得以體現，因此，對于兩次股權激勵計劃，我們分別選取滯后一年的主營業務利潤率與當年進行比較，以分析兩次股權激勵對企業創新效果的影響。海康威視的主營業務利潤率總體上是下降的，2015 年這一數值更是繼續下降4.22%，說明第一輪股權激勵對于增強企業創新效果方面作用甚微。2016 年公司的主營業務利潤率穩步回升，2017 年增加了2.33%，說明企業的創新效果有一定提高，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起到了一定作用，由此可以得出2016 年的股權激勵計劃從間接產出成果來看，對于企業創新效果的提升作用更強。
4 結論與建議
4.1 案例結論
綜上所述，第二期股權激勵計劃在提高專利申請數和主營業務利潤率上，效果都十分顯著，而在對專利授權數的影響上卻不如第一期。產生上述差異可能是受到管理層持股數、管理層持股比重的影響，使得長期激勵效應減弱。根據前文可知，海康威視的股權激勵在2016 年的管理層持股數為5355.7 萬股，高于2014 年的5331.51 萬股，使得其在專利申請數和主營業務利潤率的提高上顯著優于2014 年的水平，由此可以得到管理層持股數對企業創新效果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對于管理層股權激勵比例來說，海康威視在2014 年時給予管理層的股票數目占股本總數的1.33%，比2016 年時的對應值0.88%多0.45%，使得企業2014 年在專利授權數的提高上顯著優于2016 年的相應水平，可見管理層持股比重對于企業創新效果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結合行業數據來看，海康威視管理層持股比重較行業均值仍偏低，缺乏長期積極性，從而使得其對研發創新效果的影響具有局限性。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對于海康威視而言，管理層股權激勵能夠調動管理層對創新的積極性，從而提升企業研發創新效果。
第8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關鍵詞：股權激勵 非效率投資行為 投資水平
一、引言
當管理層擁有公司剩余索取權達到一定水平，其福利函數將與公司績效正相關，因為管理層和外部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一方面，管理層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會反復權衡，選擇能夠同時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優決策。另一方面，向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實施股權激勵，可能讓管理層獲得利用信息不對稱侵占和損害中小股東的機會；當企業的委托問題不再是所有者—管理者沖突的時候，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會如何發生變化？ 股權激勵驅動的企業投資行為又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管理層股權激勵等上市公司控制權配置模式是否能夠促進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的改善？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答，不僅在理論上有助于完善和解釋所有權集中條件下的企業所有權結構和控制權配置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的關系，而且對于如何監督和控制我國大股東控制條件下的公司非效率投資行為，提高公司業績，也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本文以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比這些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前后投資效率的變化，分析影響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因素，提出了相應改進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Jensen 和Murphy（1990）認為，股權激勵作為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長期利益協調機制，對高管人員的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Murphy（1999）發現，增長機會更多的公司會激勵管理層選擇盈利能力強的項目，從而反映出較強的投資效率改善空間。Ryan和Wiggins（2002）發現公司的成長性與股票期權的使用呈正相關，具有增長機會的公司的股權激勵程度對R&D投資有顯著正相關，而帶有約束條件的限制性股權激勵計劃與R&D投資負相關。Lazear（2004）發現在公司和股權激勵的行權對象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股權激勵可以作為信息過濾機制，促使具有行使股權激勵資格的管理人員選擇對公司有利的投資決策。Kang等（2006）發現在控制內部融資約束與投資機會質量的情況下，公司長期投資與股權激勵在總報酬中所占的權重正相關。
（二）國內文獻 羅進輝、萬迪昉、蔡地（2008）等發現大股東持股比例和企業的過度投資水平是倒 N型曲線關系；而張棟、楊淑娥、楊紅（2008）則指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企業過度投資水平呈倒 U 關系；劉星、安靈（2010）則認為第一大股東的控制度與投資績效之間呈先降后增的非線性關系。在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的股權屬性與非效率投資關系的研究方面，田利輝（2005）和羅進輝、萬迪、蔡地（2008）發現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屬性導致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資效率是低于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前者有更多的過度投資傾向。徐莉萍、辛宇、陳工孟（2006）和劉星、安靈（2010）認為不同性質的大股東控制下的公司績效不同，中央部委最終控制的效率最高，地方政府的次之，而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控制的上市公司最差。毛世平（2009）認為我國的上市公司具有金字塔型控制結構，但是金字塔控制結構下的股權制衡效應并沒有得到完全發揮，股權制衡正面治理效應的發揮是有其條件限制的。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由于一個公司籌集資金的能力有限，所以無法在連續兩年對固定資產進行大量的投資，如果第一年投資較多時，第二年往往會有所收斂。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實施股權激勵以前，當上一年投資水平較高時，本年實際投資水平將提高；實施股權激勵后，當上一年投資水平較高時，本年實際投資水平將降低
一個公司的成長性對其投資行為起決定性的作用，高成長公司在實施股權激勵后進行大量投資以迅速提高的市場價值；相反的，高成長公司在實施股權激勵前盡量少投資，甚至不投資，以避免遞延其投資收益。由此得出以下假設：
假設2：實施股權激勵以前，公司成長性越好，實際投資水平越低；實施股權激勵后，公司成長性越好，實際投資水平越高
在理想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的投資水平取決于該公司自由現金流的充沛程度。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公司內部現金流量的數量將直接影響投資規模，而且公司可能面臨著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問題。由此設定如下假設：
假設3：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之后的投資效率與內部現金流有一定關系，但方向并不明確
企業的盈利能力決定了企業資本的增值能力，反映了企業賺取利潤的能力，也是判斷企業能否保全其資本的依據。因此得出如下假設：
假設4：企業非效率行為的發生與其盈利能力有一定關系
上市公司負債融資，一方面導致公司在投資決策中必須考慮到債權人的債務約束，往往被迫放棄預期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從而導致投資不足。另一方面，還本付息的壓力，抑制企業投資負凈現值的項目，抑制過度投資行為。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5：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受其負債水平影響較大
（二）變量定義和模型建立
各變量指標的含義如下：（1）本文選取管理層持股比例（BLOCK）作為控制變量。（2）內部現金流（CF）：用樣本企業在當期產生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做變量，并除以其期初資本存量，用以消除公司規模差異對內部經營現金流的影響。（3）成長性指標（GR）。本文選取主營業務增長率作為成長性指標的變量。（4）盈利能力指標（GM）：本文選用銷售毛利率作為代表盈利能力的變量。（5）償債能力指標（DEBT）本文用資產負債率作為衡量公司償債能力的變量。
（三）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年公告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并按照以下標準進行樣本篩選：（1）不考慮ST和PT公司以及經過重大資產重組的上市公司；（2）不考慮銀行、證劵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類上市公司；（3）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剔除2009年后才上市的公司；（4）考慮到樣本的數量要求及可比性，最終選擇了制造業的29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研究；（5）為了研究2010年實施股權激勵前后也即相對于2010年來說2009年或2011年的投資效率變化，本文選擇2009年至2011年三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所有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及上市公司在上交所和深交所所的公告。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和表（2）。所選取的2010年實施股權激勵的制造業上市公司樣本中，共有29家公司公告實施股權激勵，但絕大部分都是私企，占總數的79.31%。表（1）表明，樣本上市公司中，股權激勵程度基本集中在1%-4%之間，少數在范圍之外，且范圍外的差距較大。表（2）說明了樣本公司的實際投資水平，表中數據充分顯示在實施股權激勵后公司的實際投資水平逐步上升。
（二）回歸分析
五、結論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結論：（1）從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的整體來看，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非效率投資行為，而從其結構來看，樣本公司的投資效率就其各自的公司特征決定，投資過度與投資不足并存，其中主要為投資過度。（2）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的投資支出與其投資機會和內部現金流都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且受內部現金流的作用更加明顯，其程度強于其他任何因素，從而表明決定公司投資規模的最重要因素是內部現金流，這支持了融資約束理論。（3）盈利能力對實施股權激勵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資行為影響較小，一方面反映在我國上市公司能夠取得投資機會的多寡與盈利無關，而另一方面反映當企業盈利能力提升時，由于可以獲得較大收益、而在投資機會一定的情況下縮減實際投資于預期投資的差額從而降低了其過度投資行為產生的可能性，但是卻在另一方面增大了它投資不足的可能性。（4）企業的成長能力與其投資支出、公司業績有著明顯的關系。公司的成長機會能夠決定其最優的投資規模，從而影響了其非效率投資行為。基于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大多可以取得超額募集的資金的前提，本研究發現，公司的成長性越好，其出現投資不足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出現過度投資的可能性稍微偏小。
參考文獻：
[1]羅進輝、萬迪昉、蔡地：《大股東治理與管理者過度投資行為研究》，《證券市場導報》2008年第12期。
[2]張棟、楊淑娥、楊紅：《第一大股東股權、治理機制與企業過度投資》，《當代經濟科學》2008年第4期。
[3]劉星、安靈：《大股東控制、政府控制層級與公司價值創造》，《會計研究》2010年第1期。
[4]徐莉萍、辛宇、陳工孟：《股權集中度和股權制衡及其對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經濟研究》2006年第1期。
[5]毛世平：《金字塔控制結構與股權制衡效應》，《管理世界》2009年第1期。
[6]張功富：《我國上市公司投資：過度還是不足》，《會計研究》2009年第5期。
第9篇：股權激勵綜述范文
【關鍵詞】 國企高管層； 激勵與約束機制； 股權激勵； 企業績效考核指標； 經濟增加值
一、國企高管層激勵與約束機制
（一）國企、央企的界定
國際慣例中，國有企業指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投資或參與控制的企業；在中國，國有企業還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資參與控制的企業。政府的意志和利益決定了國有企業的行為。國際慣例中，國有資產投資或持股超過50％的企業即為國有企業。在中國中央企業是最具代表性的國有企業。
中央企業，簡稱“央企”，通常指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督管理的企業，是由國家直接創辦、領導的企業。廣義的中央企業包括三類：一是由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企業；二是由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管理的企業，屬于金融行業；三是由國務院其他部門或群眾團體管理的企業。狹義上講，中央企業是國資委監督管理的企業。本文中所涉及的中央企業是狹義的中央企業，是國資委網站上公布名單的中央企業。
（二）高管層的界定
我國《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中第二條規定，中央企業負責人是“指國務院確定的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下列人員：1.國有獨資企業和未設董事會的國有獨資公司的總經理（總裁）、副總經理（副總裁）、總會計師；2.設董事會的國有獨資公司（國資委確定的董事會試點企業除外）的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總裁）、副總經理（副總裁）、總會計師；3.國有控股公司國有股權代表出任的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總裁），列入國資委黨委管理的副總經理（副總裁）、總會計師。”本文研究的高管層包括年報摘要中披露的董事、監事與其它高級經理人員，具體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總裁、副總裁、總會計師、總經濟師、總工程師、財務總監等。
（三）國企高管層的約束機制
我國《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中規定的央企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可以說是目前我國對國企高管層經營業績的約束機制。該文件第八條規定“年度經營業績考核指標包括基本指標與分類指標”。（表1）
國有企業作為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同時具有營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點。因此，可以使用兩種評價指標體系：公共績效指標和財務績效，同時輔之于其他績效指標，并賦予不同權重。公共績效的核心指標是社會貢獻率，財務績效的核心指標是國有資產增值率，其他績效指標主要包括客戶滿意度、企業運營效率、企業創新能力等。
（四）國企高管層激勵機制
為保證各類國有企業盡最大可能發揮各自的作用，國資委正在逐步實施國有企業高管層激勵機制。其激勵的形式有很多種，包括：薪酬激勵、股權激勵、控制權激勵、行政晉升、聲譽激勵等。
1.薪酬激勵。薪酬就是企業對員工為企業所做的貢獻（包括他們實現的績效，付出的努力、時間、學識、技能、經驗與創造）所付給相應的報酬。廣義的薪酬包括基本薪資、獎勵薪資、附加薪資、福利等。激勵是指通過調整外因來調動內因，從而使被激勵者行為向提供激勵者預期的方向發展的過程。薪酬激勵的本質就是一種薪酬管理方式，它是以激勵員工為目的，設計一整套具有激勵作用的薪酬制度，運用具有針對性、激勵性的薪酬實施方法，達到組織目標的薪酬管理方式。
2.股權激勵。股權激勵是一種通過經營者獲得公司股權形式給予企業經營者一定的經濟權利，使他們能夠以股東的身份參與企業決策、分享利潤、承擔風險，從而勤勉盡責地為公司的長期發展服務。現代企業理論和國外實踐證明股權激勵對于改善公司治理結構、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強公司凝聚力和市場競爭力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通常情況下，股權激勵包括股票期權（Stock Options）、員工持股計劃（Employee Stock Owner Plans，簡稱ESOP）和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簡稱MBO）。
3.控制權激勵。控制權激勵指上市公司授予獨立董事必要的控制權，這些控制權將為獨立董事客觀公正地履行職責提供便利。《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規定獨立董事有對重大關聯交易進行監督和檢查、對公司的重大經營活動和董事任免發表獨立意見、提議召開董事會或臨時股東大會等一系列權利，同時賦予獨立董事知情權。
二、國內外有關本題的研究綜述
（一）國外管理層激勵與約束機制研究綜述
理論研究方面，從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伯利和米恩斯最早提出“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命題，到70年代后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委托―理論都從不同角度對企業經營管理者行為的激勵與約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各種學說的代表人物如：由科斯開辟的交易費用理論；由威廉姆斯與克萊因開拓的資產專用性理論；由阿爾欽與德姆塞茨為先導的團體生產理論；由威爾森與斯賓塞等開創的委托―理論，將研究的視角延伸到企業內部最優激勵與約束方案的設計；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里斯對激勵理論做出開創性貢獻；經濟計量學會主席（1992年）、歐洲經濟學會主席（1998年）讓―雅克?拉豐對激勵機制設計與信息經濟學作出杰出貢獻。從行為學角度提出與經營者行為密切相關的兩種激勵機制為：內容型行為激勵理論和行為改造型激勵理論。內容型激勵理論代表人物和代表理論為馬斯洛的需要激勵理論，麥克利蘭的成就激勵理論和赫茨博格的雙因素理論；行為改造型激勵理論的代表人物是斯金納的操作條件反射理論，海德的歸因理論以及行為挫折理論等。
實證研究方面，西方學者以贊同管理層持股影響企業業績的居多，但就管理層持股如何影響業績卻又有諸多不同意見：一部分學者認為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業績具有單調的線性正相關關系；另一部分則主張二者非單調線性正相關。此外，也有一些觀點認為二者之間缺乏顯著的正相關性。
1.管理層股權激勵與企業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Bebston（1985）的研究肯定了管理層持股的重要意義，他的研究結果表明，股東財富的變化與管理層持股價值的變動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Jensen（1986），Hanson和Song（2000）則指出管理層持股有助于減少自由現金流量及成本，增加公司價值。管理層收購也從側面支持了“有關論”。
Lambert和Larcker（1987）（LL）以1970―1984年的370家美國公司為樣本，研究股票收益率和權益收益率在解釋管理人員現金薪酬（工資加獎金）上的相對能力，如果薪酬計劃和薪酬委員會把股票收益率作為衡量管理層經營業績的指標，股票收益率就與薪酬聯系更緊密；反之，如果他們用凈利潤作為衡量管理層經營業績的指標，權益收益率與薪酬聯系更緊密。
Morck、Shleifer and Vishny（1988）假設，管理人員持股會產生兩種效應：利益趨同效應和防御效應。利益趨同效應預示著內部股權與公司資產市場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持續的正相關關系；而防御效應則意味著當內部股權比例達到某一范圍時，二者負相關。隨著企業管理層持股比例的變化，兩種效應此消彼長，從而決定了企業市場價值的波動變化。為了證明上述結論，他們以1980年《財富》雜志排名前500家公司中的371家為研究樣本，以擁有的股份不少于0.2%的董事們的持股比例之和衡量管理層持股比例，采用托賓Q值測度公司績效，對研究樣本的橫截面數據進行分段回歸來研究管理層股權與公司績效間的關系，發現管理層股權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非單調關系：在0%―5%這一范圍內，托賓的Q值與董事股權正相關；在5%―25%范圍內，托賓的Q值與董事股權負相關；而當董事股權超過25%時，二者再次恢復正相關關系。Morck還認為，正相關關系在小公司中維持較高的比例，在大公司較低。Morck的研究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多研究都沿用了Morck的思路。
Hemalin and Weishach（1991）以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的142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使用滯后公司績效一期的管理層股權數據研究管理層股權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當內部股東持股比例分別在0%-1%，1%-5%，5%-20%和20%以上四個區間時，公司業績分別呈上升、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變化趨勢。
Cho（1998）使用《財富》500強制造企業橫截面樣本作為研究對象，檢驗了管理層持股比例、投資和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表明，期權的內生性會影響公司投資，從而影響公司價值，公司價值反過來影響管理層持股比例結構。
Short和Keasey（1999）采用公司市場價值和賬面價值之間的比例、股東回報率作為衡量公司績效的指標，發現公司績效是管理層持股比例的二次函數。該文證實的關系與Morck等類似，只是轉折點較高。
Aboody和Krasznik（2000）以1992-1996年的1 264個不同的美國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把研究對象定位于這些公司的CEO們，因為CEO們控制著公司松弛的信息。所選擇的樣本公司給予CEO們4 426員工股票期權的獎勵，這些獎勵中有2 039是存在于有固定分紅日的公司中，也就是說每年的獎勵都在同一時間，因此CEO們知道員工股票期權的獎勵什么時間發生。通過研究，他們發現，通常情況下存在員工股票期權的公司的CEO們在分紅日之前會利用各種策略來操縱股票價格下降，之后又會采用各種策略操縱股票價格上升。
Griffith、Fogelberg和Weeks（2002）檢驗了日本銀行的CEO股權結構和銀行績效的關系，當把經濟績效作為公司績效時，商業銀行的CEO股權與公司價值呈非線性關系。
2.管理層股權激勵與企業績效不存在相關關系。Demsetz和Lehn（1985）以1980年511家公司為樣本，采用會計收益率與公司內部人持股比率進行回歸，結果發現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Palia等（1999）證明了管理人員持有股權是內生決定的，他認為對于管理人員薪酬激勵這樣的合約，如果沒有控制合約環境和公司類型的差異性所產生的研究結果將會具有誤導性。Palia（2001）通過面板數據和工具變量解決了內生性問題，他的實證結果發現管理層持股水平和公司價值是正相關關系，但并不顯著。
Demsetz和Villalonga（2001）將公司股權結構劃分為管理層股權和大股東股權兩部分，并將公司股權結構作為內生變量進一步研究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結果證實公司的所有權結構是一個內生變量，而與公司績效無關。
（二）國內相關研究綜述
國內理論研究開始于2001年中央政府公布《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國有企業經營者激勵與約束機制的相關規范。理論界借鑒國外激勵理論的方法來研究國內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問題、激勵機制問題、產權問題，例如張維迎教授的《博棄論與信息經濟學》為國內學者研究激勵理論奠定了基礎；劉兵教授撰寫的《企業經營者激勵制約理論與實務》以當代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分析、經營者市場競爭與選擇機制、經營者激勵機制設計、經營者監督機制設計為線索，結合案例全面系統闡述企業經營者激勵制約機制。
國內實證研究，主要參考國外相關分析對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進行研究，發現高管層股權激勵與企業績效之間或存在正相關關系或不相關性明顯。
袁國良，王懷芳和劉明（1999）用凈資產收益率衡量公司績效并作為被解釋變量，回歸結果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績效和高管持股比例基本不相關，即使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和公司績效的正相關關系也非常弱。
劉國亮和王加勝（2000）在此問題上所做的實證檢驗與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結論相一致，即管理層持股比例（指最大的前五位由管理者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與企業經營績效正相關。
魏剛（2000）用加權平均的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公司績效變量，用高管總體持股數量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MSR）作為持股變量，用公司總股本（SIZE）表示企業規模變量，通過描述性統計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實證檢驗不支持公司經營績效與高級管理人員（指公司董事會成員、總經理、總裁、副總經理、副總裁、財務總監、總工程師、總經濟師、總農藝師、董事會秘書和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例顯著正相關的假設。
于東智和谷立日（2001）研究表明：高級管理層持股比例總體上與公司績效（凈資產收益率）呈正相關關系，但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與公司規模負相關且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與行業和地區啞變量相關關系不顯著。
童晶駿（2003）選擇截至2002年實施股權激勵的34家企業，采用對比分析的方法比較了1999-2001年這些企業與全體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得出虛擬股票期權模式的業績最好，管理層收購次之，然后是業績股票，再是股票增值權。
徐大偉、蔡銳、徐鳴雷（2005）以實施了管理層收購的25家企業為樣本，研究得出，當管理層持股比例處于0―7.5％的范圍內時，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會提高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當管理層持股比例處于7.5％―33.35％的范圍時，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會導致管理層對外部股東的利益侵占，增加公司的成本，從而表現為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與管理層持股比例負相關；而在管理層持股比例大于33.35％的情況下，持股比例的增加又會刺激管理者的經營行為，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體績效。
魏鋒（2006）采用單一方程進行OLS估計時，得出結論：管理層持股比例、公司投資行為與公司價值有非線性關系，當采用聯立方程模型時，結果與單一方程估計的結果有較大差異；當以ROA度量公司價值時，公司價值影響管理層持股比例，但逆向關系不成立。
三、實證研究模型設計
（一）樣本的選擇及數據的提取
筆者選取2003-2007年我國中央企業五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利用SPSS分析軟件對這些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在對企業績效評價指標的確定上，采取調查問卷的方式，按照調查問卷的結果對中央企業的績效評價所采用的指標分析確定。
（二）假設部分
以國資委的暫行辦法中考核企業業績的指標作為本篇文章考核企業業績的指標，研究這些指標與高管層持股比例的關系，主要假設如下：
假設一：高管層持股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存在顯著的線性正相關關系
假設二：高管層持股比例與企業扣除非經常性收益的年度利潤總額正相關
假設三：高管層持股比例與凈資產收益率成正相關關系
假設四：高管層持股比例與其任職期間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增長率正相關
假設五：高管層持股比例與其任職期間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成正相關關系
假設六：高管層持股比例與企業經濟增加值（EVA）成正相關關系
（三）模型部分
在以上假設基礎上，筆者對我國實施股權激勵機制的央企在實施股權激勵機制前后，企業績效的變化情況進行實證研究，以期從有無股權激勵兩方面分別建立以下有關模型分析企業績效，得出高管層股權激勵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模型一：GP①=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模型二：ROA②=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模型三：CROR③=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模型四：EVA④=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下篇見2009年第4期中）
【參考文獻】
[1] 李增泉.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會計研究，2000，（01）.
[2] 潘亞嵐，丁淑洪.國內外管理層股權激勵的績效研究綜述.財會月刊，2008，（02）.
[3] 于東智.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的激勵效用及影響因素.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1，（09）.
